清明节文化

清明节文化（共9篇）（共9篇）

1.清明节文化 篇一

清明节的文化故事

发布时间：2014-03-31 作者：小雅

清明时节雨纷纷, 路上行人欲断魂，又到清明祭祖追思的季节。作为现代人，我们在清明时节缅怀祖先，寻根重孝时，也需要补一补清明祭祖的历史，温一温中华传统的文化。

古人重祭祀，家族血脉的传承与延续体现在对祖先的拜祭、追思中。西汉《礼记》中的《昏义》篇，就着重解释了《昏礼》制定与传承的意义。《昏礼》既《婚礼》，是规范结婚礼仪的条文，《昏义》解释结婚是合两姓之好，使死去的祖先有人祭祀，并传宗接代。古人婚姻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延续祭典礼仪，让祭祖活动延续下去。可见，在中国传统文明与文化，祭祖的重要性。而清明又是专行祭祀的关键日子。

清明是中国重要的传统节气。清明时节，气候回暖，春暖花开，正是拜祭与踏青的好日子。清明与寒食的日子相近，古人本在寒食季节祭祀扫墓。后来，清明与寒食渐渐合二为一，成为拜祀祖宗的重要日子。因此，在民间，清明节又俗称寒食节。

清明节前后，同宗同族的亲人们，必须赶回先祖们灵魂的安息处，隆重肃穆地到先祖们的坟前行拜祭之礼，献祭鲜花、酒肉，燃烧冥纸，燃放鞭炮，修葺坟头，清理杂草，挂上色彩艳丽的纸幡，告慰先祖之灵，祈祷家人、乡邻、国家的和谐平安。

清明节背后有一个感人而壮烈的中华历史故事。故事主人公是春秋战国时期的五霸霸主之一晋文公。晋文公的父亲晋献公的宠妃骊姬为让自己的儿子奚齐登上王位，设计害死太子申生。太子申生同母同父的弟弟重耳被迫逃亡。重耳颠沛逃亡中，风餐露宿，受尽苦难，最后身边只剩下几个赤胆忠心的心腹。一日重耳饿的晕死过去。关键时刻，一个叫介子推的人从自己的大腿上割下一块肉，烤熟后给重耳吃，重耳得以活过来。十五年后，重耳重会晋国，夺得王位。所有跟随他的逃亡的忠臣名士，都获得封官进爵，惟独不见介子推的人影。晋文公知恩图报，到处寻找介子推，后获知介子推带着老母躲藏进深山。晋文公带着浩浩荡荡的王公大臣去大山老林请介子推出山。介子推却死活不肯出山见晋文公。晋文公只得下令烧山毁林逼介子推出山。大火烧了三天三夜，介子推与老母被烧死。介子推在烧死之前，给晋文公留下了一首诗。

割肉奉尽丹心但愿公场清明 柳下作鬼终不见，强似伴君作谏臣 倘若主公心有我，忆我之时常自省 臣在九泉心无愧，勤政清明复清明

晋文公痛失恩人介子推，伤心不已。为追忆介子推的品格精神，晋文公把清明节定为拜祭的日子，在每年的清明，都要到烧死介子推的山上拜祭介子推。春秋是中国历史上最具有贵族精神的时代。很多的名士重气节与品格，只为理想而舞，不为贵权而屈。介子推就是当时践行贵族精神的名士代表。晋文公有难时，介子推割肉救主，晋文公登上王位，介子推不媚贵权，悄然离去，一心侍奉老母。在介子推看来，我一颗丹心割肉救你晋文公，不为私不为利，而是为国为民为清明的世道。我冰心玉洁，不要任何的回报，我只想做一名孝敬母亲的好儿子，你怎么就不明白我的心思，硬要苦苦追着报恩。

清明节，这样一个纳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节气，不仅仅是我们祭奠祖先、缅怀先人的时节，更是展现中华民族浩然正气与精神品格的时节。这样的时节，我们当严肃地谨记，虔诚地追思，殷切地拜祭。

2.清明节文化 篇二

一、节日源流感物思亲

清明本为我国二十四节气之一, 即公历每年的4月5日前后。二十四节气是我国古代天文学家的一大发明, 是根据气温、降雨、物候等方面的变化而制定的一种历法, 它是我国劳动人民安排农事活动的重要依据。《淮南子·天文训》记:“春分后十五日, 北斗星柄指向乙位, 则清明风至。”《岁时百问》云:“万物生长此时, 皆清洁而明净, 故谓之清明。”清明时节, 我国大部分地区都出现了草木萌茂、桃红柳绿、天朗气清、生机勃发的景象。此时, 气温升高, 雨量增多, 正是春耕春种的大好时节。故有“清明前后, 种瓜点豆”, “清明下种, 谷雨栽秧”, “清明谷雨紧相连, 浸种春耕莫迟延”等农谚。足见清明节与农业生产的密切关系。

这种标志物候变化、敦促春耕的节气, 是怎样变成以祭奠祖先为中心的综合节日的呢?这与清明前两天的寒食节有关。寒食节, 又称禁烟节、冷节。节日时间为冬至后105天, 也就是在清明前两天。节日持续3天, 期间禁火冷食, 故而得名。寒食节起源甚早, 大约始于周代。后来, 由于清明与寒食的日子接近, 而寒食是民间禁火扫墓的日子, 逐渐寒食与清明就合二为一了, 而寒食既成为清明的别称, 也变成为清明时节的一个习俗, 清明之日不动烟火, 只吃冷食。

寒食节的起源与习俗, 与春秋时期一段动人的故事相关。传说, 在春秋战国时代, 晋献公的妃子骊姬为了让自己的儿子奚齐继位, 就设毒计谋害太子申生, 申生被逼自杀。申生的弟弟重耳, 为了躲避祸害, 流亡出走。在流亡期间, 重耳受尽了屈辱。原来跟随他逃亡的臣子, 大多陆陆续续地各奔前程去了, 只剩下几个忠心耿耿的人, 一直追随着他。其中一人叫介子推。有一次, 重耳饿晕了, 介子推为了救重耳, 从自己腿上割下一块肉, 用火烤熟了送给重耳吃。19年后, 重耳回国做了君主, 就是著名的春秋五霸之一晋文公。

晋文公执政后, 对那些和他同甘共苦的臣子大加封赏, 唯独忘了介子推。有人在晋文公面前为介子推叫屈。晋文公猛然忆起旧事, 心中有愧, 马上差人去请介子推上朝受赏封官。但介子推坚辞不就。晋文公只好亲自去请。当时介子推因看不惯众臣的争功邀赏, 已经背着老母躲进了绵山 (今山西介休县东南) , 隐居起来。晋文公让他的御林军上绵山搜索, 没能找到。于是, 放火烧山, 只留下一条路。大火接连烧了三天三夜, 一座青山变成了焦土一片, 仍没见介子推出来。大火熄灭后, 人们才发现介子推背着老母亲一起被烧死在一棵大柳树下。晋文公望着介子推的尸体哭拜一阵, 准备安葬, 突然发现介子推的脊梁堵着个柳树树洞, 洞里好像有什么东西, 掏出一看, 原来是一片衣襟, 上面题了一首血诗:

割肉奉君尽丹心, 但愿主公常清明。

柳下作鬼终不见, 强似伴君作谏臣。

倘若主公心有我, 忆我之时常自省。

臣在九泉心无愧, 勤政清明复清明。

据考证, 此诗并非介子推之作, 显为后人所托。传说中, 晋文公将血书藏入袖中, 然后把介子推和他的母亲安葬在那棵烧焦的大柳树下。为了纪念介子推, 晋文公下令把绵山改为“介山”, 在山上建立祠堂, 并把介子推蒙难的这一天定为寒食节, 晓谕全国, 每年此日禁忌烟火, 只吃寒食, 以示纪念。

第二年, 晋文公领着群臣, 素服徒步登山祭奠, 表示哀悼。行至坟前, 只见那棵老柳树死而复活, 绿枝千条, 随风飘舞。晋文公望着复活的老柳树, 像看见了介子推一样。他敬重地走到跟前, 珍爱地掐了一个枝条, 编了个帽圈儿戴在头上。祭扫后, 晋文公把复活的老柳树赐名为“清明柳”, 又把这天定为清明节。

之后, 晋文公常把血书带在身边, 作为鞭策自己执政的座右铭。他勤政清明, 励精图治, 把国家治理得很好。从此晋国的百姓得以安居乐业, 人们对有功不居、不图富贵的介子推非常怀念。每逢他的祭日, 大家皆以禁止烟火来表示纪念, 还用面粉和着枣泥, 捏成燕子的形状, 用杨柳条串起来, 插在门上, 召唤他的灵魂, 称之为“子推燕”。此后, 寒食、清明成了全国百姓的重大节日。每逢此节, 人们不生火做饭, 只吃冷食。在北方, 老百姓只吃事先做好的冷食如枣饼、麦糕等;在南方, 则多为青团和糯米糖藕。每届清明, 人们把柳条编成圈儿戴在头上, 把柳枝插在房前屋后, 以示怀念。

清明节也融合了上巳节的一些习俗。上巳节俗称三月三, 它形成于春秋末期, 开始日期在农历三月上旬的巳日, 魏晋以后固定在三月初三。上巳节的习俗活动有三种:一是到水边举行祭祀仪式, 并到水中洗浴, 以祓除过去一年中的污渍与秽气, 称为“祓”或“禊”;二是招魂续魄, 在野外或水边召唤亲人亡魂, 也召唤自己的魂魄苏醒、回归。先人认为自己的灵魂也如同万物一样随四季的的变化经历发芽、成长到凋零的过程, 故在初春要招魂;三是春嬉, 青年男女到野外踏青嬉戏。自汉代以后, 上巳节逐渐变为了带有一定社交性质的春游活动:到野外踏青郊游, 欣赏大自然风光。文人墨客则常在此日登游名山胜迹或濒水饮宴。其中最有名的是王羲之:东晋永和九年上巳, 王羲之等四十余人欢聚绍兴兰亭, 曲水流觞。王羲之由此写下了书文俱佳的“天下第一行书”《兰亭集序》。时至唐代, 上巳节成了一个上至君王、下至百姓的全国性统一节日, 这一天人们常到水边嬉戏。上巳节的踏青饮宴与清明扫墓后的春游娱乐逐渐合而为一, 上巳节重郊游踏青的特点随之被整合到了清明节习俗之中。时至今日, 农历三月三仍是一些少数民族的重要节日。苗族、土家族、黎族、壮族等都在这一天举行盛大的活动。例如在广西境内, 不少壮族同胞聚居的农村, 以三月初三为歌节。届时, 四面八方的壮族男女老少聚集于约定的地点, 畅怀对歌。海南黎族苗族每年都载歌载舞欢度盛大节日“三月三”。

清明节发展最盛的时期是宋代。北宋孟元老的《东京梦华录》载:“寒食第三日, 即清明节矣, 凡新坟皆用此日拜扫, 都城人出郊……四野如市, 往往就芳树之下或园囿之间, 罗列杯盘, 互相劝酬。都城之歌儿舞女, 遍满园亭, 抵暮而归。”可见, 宋人借祭祖扫墓的机会充分享受踏青之乐, 寓嬉乐于哀痛之中, 使清明成为一个非常盛大的综合节日。北宋张择端绘制的风俗画长卷《清明上河图》更是形象地呈现出宋代清明节的盛况。此图以朴厚细腻的笔触, 生动准确地为我们再现了清明时节汴梁城内外的繁荣景象和人们的各种活动。画面自右至左分为三段:首段为郊野乡村, 几间茅屋掩映在疏林薄雾中, 纵横阡陌, 柳绿草茂, 行人往来, 踏青赏春。中段绘以水势轻缓的汴河, 漕船散布其间, 两岸屋宇连绵, 人头攒动。尤为夺目的是汴河上那座宛若飞虹的木拱桥, 桥上及左右, 车水马龙, 熙熙攘攘, 人物众多, 各具神情。末段为鳞次栉比的房舍, 交错的街市, 百肆杂陈, 招牌幡幌, 目不暇接。人流如潮, 川流不息, 活动多样, 各尽其妙。这些祥和繁华的场景, 具有极高的认识价值。以后, 清明节不仅为汉族世代所传承, 而且还传到许多少数民族中, 成为不少民族的一个传统节日。

二、祭祖寻根迎春健身

清明节的习俗是非常丰富有趣的。在古代, 清明节有禁火寒食、上坟扫墓、踏青赏春、插柳戴柳、荡秋千、放风筝、斗鸡等习俗。随着社会的发展, 有的习俗已被淘汰, 有些习俗传承至今并赋予了新的内容。清明节的主要礼仪习俗有以下几种。

(一) 祭祖扫墓

祭奠祖先、尽孝寻根、缅怀英烈、敬贤感恩是清明节的核心礼俗。中国人自古就非常崇拜祖先、尊敬长者。祭祀扫墓的习俗自秦汉相沿承袭, 普及民间, 历两千年而不衰, 成为清明节不可缺少的礼俗活动。正如民谣所云:“三月清明雨纷纷, 家家户户上祖坟。”据南宋吴自牧的《梦粱录》记载, 清明“官员士庶, 俱出郊省坟, 以尽思时之敬”。明代《帝京景物略》载:“三月清明日, 男女扫墓, 担提樽, 轿马后挂楮锭, 粲粲然满道也。”清明祭祀扫墓往往倾家出动, 上至君王大臣, 下至庶民百姓, 都要在这一节日祭拜先人亡魂。从唐朝开始, 朝廷就给官员放假以便于归乡扫墓。清明前后数日, 郊野间人群往来不绝, 规模极盛。早已家喻户晓的唐代杜牧的诗:“清明时节雨纷纷, 路上行人欲断魂。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传神地写出了雨中孤身行路的扫墓人触景伤怀的复杂心境, 并将清明扫墓的悲凉气氛渲染得淋漓尽致。

传统社会上坟扫墓, 主要有两方面内容:一是挂纸烧钱;二是培修坟墓。古代科学不发达, 人们相信人死后有一个“阴间”世界, 想借扫墓之机给阴间的先人提供生活费用和各种器物, 因此, 出现了焚烧纸钱和纸制祭品的迷信习俗。近年来, 个别人的迷信举动愈演愈烈, 连纸制的家电、轿车、别墅、银行存折、信用卡甚至三陪小姐都烧给祖先享用。然而, 大多数人已经不相信“阴间”之说, 更不相信焚烧成灰的纸钱冥器可以为先人所用, 因此多用鲜花代替纸钱和祭品, 体现出现代文明祭扫的新风。修整坟墓、培添新土、清除杂草, 是清明扫墓的又一项内容。在人们精心修整坟墓的一举一动里, 倾注着浓浓的亲情和无尽的哀思。现代社会以火葬逐渐代替了土葬, 使死人不再与生人争地, 也有利于人类生态环境的改善。逝者的骨灰盒存放在“公墓”, 清明时节人们到公墓祭奠, 擦拭护理先人的骨灰盒, 敬献鲜花, 以示怀念。

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 互联网使人们可以足不出户就能扫墓祭奠。时下出现了“网上墓园”, 数以百万计的人已在网上为逝去的亲友筑起了一座座网上灵台。人们可以在这个网上专页中献花、上香、擎烛、祭酒、留文, 表达怀念和敬慕。网上祭奠既可免去车马拥堵, 又避免了焚烧纸钱污染环境、引发火患等问题。同时还可以跨越时空, 让被祭奠者的生命故事永远流传、精神融入永恒。这种新生的祭奠方式方兴未艾, 正在极大的想象空间中发展。新颖文明的网祭方式, 必将大大减少传统清明祭祖给环境、交通、安全带来的压力。

(二) 踏青赏春

清明节正当农历三月, 春回大地, 万物复苏, 满目葱翠, 一派生机, 是人们外出郊游的大好时光。踏青郊游原为农历三月三上巳节的主要活动项目, 后来由于上巳节并入清明, 而扫墓又要到郊外去, 因此清明节踏青便流行开来。

清明踏青赏春的习俗自古有之。魏晋时, 每到上巳节, 人们便到风景区或溪水之畔嬉乐, 带着春食、春酒, 或席地野餐, 或在河边“曲水流觞”相与为乐。唐宋时, 踏青活动更为盛行。古代礼教森严, 大家闺秀多深居闺阁, 平时不能随便外出, 而在清明踏青时, 她们才可以盛服靓妆结伴踏青, 尽情地赏春嬉戏, 故民间有句俗语说:“女人的清明男人的年。”杜甫在《丽人行》中也说:“三月三日天气新, 长安水边多丽人。”宋人对踏青更为热衷。周密在《武林旧事》中, 惟妙惟肖地描绘出了一幅宋人清明踏青图:“清明前后十日, 城中仕女艳妆饰, 金翠琛璃, 接踵联肩, 翩翩游赏, 画船箫鼓, 终日不绝。”生动地反映了宋代踏青活动的盛况。在祭奠哀悼祖先之余, 顺便在明媚的春光里饱览秀色、愉悦身心, 这充分反映了中国人对待生命特有的豁达态度。

踏青在今天更多地被称为春游, 而且在时间上也不仅仅限于清明节, 凡春季风和日丽之日, 哪一天都可以去春游踏青。如今, 每到清明前后, 全国各地众多的机关团体、厂矿企业、大中小学都会纷纷组织春游, 参观名胜古迹、观赏奇山秀水、开展健身活动。

(三) 娱乐健身

顺应阳气上升、万物萌动之理, 清明也是人们走出家门, 舒展身体、愉悦精神, 开展各种户外体育活动的好时候。自古清明时节的娱乐健身活动就丰富多样, 主要有蹴鞠、荡秋千、放风筝、拔河、斗鸡等。丰富的娱乐健身活动和繁荣的节日景象, 构成了清明节一道亮丽的风景线。下面略述一下清明节几种主要健身活动的源流。

(四) 蹴鞠

蹴鞠是古时清明节的一项重要习俗。蹴鞠的意思是踢球。蹴鞠运动产生于战国时期, 汉代时发展较快, 当时, 上自帝王, 下至普通百姓, 爱好蹴鞠的人极多。据《汉书》记载, 汉高祖刘邦就是一位蹴鞠爱好者, 他曾在宫中建造了规模宏大的蹴鞠场, 四周围以高墙, 并把它命名为“鞠城”。到了宋代, 蹴鞠运动进入黄金时期。据史书记载, 在宋太祖时期, 每年的清明节, 王公大臣、宰相宾客, 都要在皇宫里举行蹴鞠比赛, 有时候皇帝亲自下场, 与臣同乐。元代钱选所绘的《蹴鞠图》, 便是对这一事实的生动写照。画中宋太祖赵匡胤与五位臣子围成一圈, 正在聚精会神地踢球。由于朝廷对蹴鞠的推崇, 蹴鞠运动在社会上极为普及, 不仅男子蹴鞠, 还有女子蹴鞠。无论南方还是北方, 在清明时节, 人们都会选择高岗的空地举行蹴鞠活动。当时还出现了类似当今足球协会的专门组织——齐云社, 它对于促进宋代蹴鞠运动的发展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明清时期, 蹴鞠运动渐渐衰落。然而, 到了19世纪下半叶, “蹴鞠家族”中的足球逐渐成为人们的新宠, 足球运动迅速普及开来。

蹴鞠比赛与今天的足球比赛有不同之处。蹴鞠时, 人们在球场的中央竖起高高的竹竿, 并在上面悬挂布网, 以此作为球门。球门上的洞, 名曰“风流眼”。比赛时, 双方球员互相不能过界, 要依靠高超的球技把球踢过风流眼, 以此分出高下。这种比赛很有观赏性。

(五) 荡秋千

荡秋千源于远古藤秋千, 春秋时已有。秋千最初叫做千秋, 据说是齐桓公北伐山戎族后传入中原。开始时只有一根绳子, 双手抓绳而荡, 后来逐渐发展为用两根绳索加踏板的秋千。到了汉武帝时, 因千秋含有人虽死却永垂不朽的意思, 为了避讳, 故把千秋改为秋千。荡秋千在汉武帝时主要是后宫女子参与的一项活动, 魏晋南北朝以后, 此项活动由宫中向民间普及。到了唐代, 荡秋千则成了最受女子喜爱的一项娱乐活动。据《开元天宝遗事》记载, 每至寒食清明时节, 唐玄宗必会组织宫女们举行荡秋千比赛, 眼看着彩娥飘舞, 耳闻着娇声婉转, 唐玄宗心醉神迷, 情不自禁地把女子荡秋千称为“半仙之戏”。

历代文人墨客对女子荡秋千的歌咏之词不胜枚举。白居易在《和春深》中写道:“秋千细腰女, 摇曳逐风斜。”宋代女词人李清照《点绛唇》词云:“蹴罢秋千, 起来慵整纤纤手。露浓花瘦, 薄汗轻衣透。”在歌咏荡秋千的诗词中, 最为精妙生动的要数唐代王建的《秋千词》, 词中写道:“长长丝绳紫复碧, 袅袅横枝高百尺。少年儿女重秋千, 盘中结带分两边。身轻裙薄易生动, 双手向空如鸟翼。下来立定重系衣, 复畏斜风高不得。”把少女荡秋千时的神态描绘得淋漓尽致。

人们在荡秋千时发明了多种玩法。一种是比赛谁荡得高。人们常在高处系上花、铃等物, 看谁在荡秋千时能碰到这些花或铃;或在秋千横板下系上一根用来衡量高度的绳子, 看谁在秋千荡起时能把这根绳子彻底带离地面。另一种是比赛谁荡得花样多。一些秋千高手, 能在秋千远离地面时, 做出金鸡独立、翻身转体等各种高难度的动作。由于荡秋千有益于身心健康, 能培养勇敢无畏的精神, 因此, 荡秋千早已成为中国传统体育中较具代表性的一项运动。

(六) 放风筝

清明前后, 春风正盛, 是放风筝的好时节。自古以来放风筝成为清明节人们最喜欢的娱乐活动。风筝原名纸鸢、纸鹞, 意即一种用纸扎成的能像鸟一样在天空飞翔的东西。风筝之名始于唐代, 因为当时有人在纸鸢上绑上一个竹制的哨子, 当纸鸢飞上天空时, 风进入哨子, 发出了像弹筝一样的声音, 故称之为风筝。风筝源于春秋时期, 起初主要用于军事。自唐代后, 放风筝逐渐成为人们喜爱的娱乐活动。每逢清明节, 人们趁扫墓之际, 进行风筝比赛。不仅白天放, 夜间也放。夜里在风筝下或风筝拉线上挂上一串串彩色的小灯笼, 像闪烁的明星, 被誉为“神灯”。过去有放风筝就是为了放晦气的说法。为此, 有人把风筝放上蓝天后, 便剪断牵线, 任凭清风把断线的风筝吹到远方, 据说这样能除病消灾, 给自己带来好运。

放风筝是一项能给人带来诸多好处的娱乐活动。传统中医认为, 放风筝者沐浴和煦的阳光和春风, 有“疏泄内热, 增强体质之益”。阳春三月放风筝, 清新的空气, 轻快的奔跑, 不断反复地抬头观望, 无疑会促进身体健康。风筝被扎制成各种优美的造型, 绘上五彩缤纷的图画, 寄寓着人们善良美好的愿望和理想, 既能彰显出民族风格又有浓郁的文化蕴含, 并具有很强的观赏性。如今, 风筝早已成了一种富有特色的民间工艺品, 是值得我们珍视和传承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七) 拔河

拔河早期叫“牵钩”、“钩强”, 唐代始有拔河之名。它起源于春秋战国时期, 开始盛行军旅, 主要是用于军事训练, 后来逐渐成为民间广泛流行的一项体育运动。唐代尤盛清明拔河, 当时拔河是用一根四五十丈的粗麻绳, 两端各有许多根小麻绳供人牵拉。比赛时画线为界, 立旗为标, 两队人数相等, 看哪一方能把对方拉过中线就算是胜利。唐代帝王将相、后宫妃娥都醉心于拔河。唐玄宗曾在清明时组织过一次上千人参加的拔河比赛, 并邀请各国使节前来观看, 以此显示国威和国力。从那时起, 清明拔河遂成习俗。

由于拔河运动具有广泛的参与性, 且有益于弘扬团队精神, 因此, 这项运动在历史上一直长盛不衰。而且, 直到今天, 一些单位在春光明媚、风和日丽之际, 亦常常会组织拔河比赛。

(八) 插柳植树

民间有清明节插戴柳枝的习俗。在扫墓踏青时, 人们要在乘坐的轿子和马车上插挂柳枝, 妇女儿童还把用柳条编制的柳圈戴在头上。扫墓归来, 人们总要折几枝柳条, 插在门楣房檐下, 以避瘟驱邪。谚语说“清明不戴柳, 红颜成皓首”, “清明不戴柳, 死后变黄狗”。这说明古代民间热衷于插柳戴柳的习俗。

关于插柳戴柳的由来, 有许多不同的传说。一是说为了纪念“教民稼穑”的农事祖师神农氏, 后来由此发展出祈求长寿的意蕴。二是说由于寒食断火, 清明后, 由宫廷用杨柳点火赐近臣, 受赐者以此为荣。点火后, 将柳插于门楣, 以示炫耀, 后相沿成习。三是说清明为冥三节之一, 是百鬼出没之时。柳树有旺盛的生命力和灵性, 可以驱邪避鬼、护佑生灵。四是说插柳是为了纪念在柳树下烧死的介子推。诸种说法虽然不同, 却说明随着历史的演变, 清明柳承载了越来越多的文化蕴含, 人们借柳表达自己丰富的情感。

杨柳具有极强的生命力, 俗话说:“有心栽花花不发, 无心插柳柳成荫。”柳条插土就活, 插到哪里, 活到哪里, 年年插柳, 处处成荫。古人在清明插柳、栽柳的习俗, 后来发展为植树造林。清明时节, 春阳普照, 春雨润物, 种植树苗成活率高, 生长快, 故农谚有:“植树造林, 莫过清明。”我国民主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先生生前特别重视植树造林事业, 并将之视作关系国计民生的大事来推动。在他的积极倡导和建议下, 1915年, 北洋政府把清明节定为植树节, 这是我国历史上出现的第一个植树节。1925年3月12日, 孙中山先生不幸病逝, 为了纪念他, 1928年4月17日, 国民政府发布通告, 以孙中山先生逝世的3月12日为植树节, 全称为“总理逝世纪念植树节”。1979年2月23日, 全国人大通过决议, 确定每年3月12日为我国的植树节。如今, 植树造林、造福人类的理念早已深入人心。每逢清明时节, 上至国家领导下至普通百姓, 都加入到了植树造林的行列, 全民义务植树, 为改善和美化环境增添着一片又一片的新绿。

三、慎终追远清明永驻

清明节是几乎所有春季节日的综合与升华, 是中国最重要的传统节日之一。它存在于一个幅员辽阔、人口众多的国度和民族之中, 经历千百年世变沧桑而历久弥新, 至今受到炎黄子孙的普遍推崇和热情响应。它为何具有经久不衰的无穷魅力呢?因为清明节具有丰富深厚的中国传统文化内涵和广泛深刻的社会影响力。它承载着神州华夏数千年的厚重历史文化, 记录着中华民族共祖同宗上百代的文明信息, 寄托着古往今来中国人的理想情怀, 蕴含着人们对美好生活不懈的追求、对大自然的感恩与敬畏、对家庭团圆与世间和谐永恒的企望。可以说, 清明节是中华民族一个杰出的文化创造, 也是中国历史文明的一种标志。

清明节祭祖扫墓、追念先人功德的活动, 与中国深层的祖先崇拜、忠孝文化传统之间有着深刻的联系, 而这种文化传统正是中国社会几千年来得以和谐稳定发展的支柱, 也是清明节具有强大生命力的民间根基。长期以来, 清明节祭奠的主要对象是离世的亲人和祖宗, 通过扫墓、祭祖, 寄托祭祀者对逝去亲人的亲情、哀思和对祖宗的敬畏。随着革命传统教育的开展, 饮水不忘掘井人, 祭奠的对象扩展到先烈英杰、先贤名士。清明节时组织青少年到烈士陵园或墓地扫墓, 到英杰纪念碑、纪念馆、故居、遗迹瞻仰献花, 举行入队、入团、成年礼等仪式。站在墓碑前, 就是在接受先烈们的鞭策, 接受着革命的洗礼, 从中汲取崇高的精神和人格的力量, 这是非常生动具体的爱国主义和民族精神教育。随着民族精神的复兴, 对祖宗的家族性私祭发展到对中华民族共同祖先黄帝、炎帝的群体性公祭, 以延续中华民族血脉相连、薪火相传的精神。轩辕黄帝是中华民族的人文始祖。公祭轩辕黄帝是弘扬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增强民族凝聚力的一项重要活动, 每年清明, 在黄帝陵举行隆重的祭祀大典。海内外华人到此汇聚, 在庄严神圣的祭典中, 找到了灵魂的故园, 找到了我们的根, 同时传达出了炎黄子孙寻根问祖, 企盼民族复兴、祖国富强的共同心愿。无论是国家公祭, 还是民间的扫墓上坟, 都在庄重地对先人、先祖送上一份思念和敬意。这种神圣的生命交流仪式, 年年轮回, 代代传承, 构成了人们珍惜现世和追求幸福的重要动力, 抒发了人们慎终追远、明德归厚的道德情怀。在祭奠与追思中, 孕育我们的感恩之心和责任意识, 这便是清明节的文化精髓。

清明节是一个充满了悲伤与欢娱双重元素的节日, 既有缅怀逝人的悲痛泪水, 又有踏青嬉戏的欢颜。由于清明上坟要到郊外去, 人们在悼念祖先之余, 在明媚的春光里踏青赏春, 正是节哀自重、转换心情的一种调剂方式, 能更充分地享受到了节日的心灵滋养和别样的情趣, 这也充分体现了中国人哀而不伤、乐而不淫的豁达心态, 并达到了提升精神层次和生活质量的美好愿望。清明从节气上正排在春分之后, 此时天清地明, 到处生机勃勃, 人们远足踏青, 亲近自然, 可谓顺应天时, 有助于吸纳大自然纯阳之气, 驱散积郁的寒气和抑郁的心情, 有益于身心健康。所以, 扫墓与踏青融为一体, 使清明节被赋予了更为丰富的文化意义。如今, 人们又把传统的清明踏青郊游和插柳, 发展为包括植树造林、环境保护在内的人与自然和谐的节日活动。从插柳留春到植树留春, 越发向着人与自然的和谐境界迈进, 充分体现了新时代的人文精神。

3.政治清明与清官文化异同之辨 篇三

[关键词] 政治清明；清官文化；异同

[中图分类号] D691[文献标识码] A[文章编号] 10022007（2014）03008704

[收稿日期] 2014-04-01

[作者简介] 梁芷铭，男，钦州学院法律与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为政府行为与政策分析、公共治理与媒介传播。（钦州535099）

在中国古代，曾有文景之治、贞观之治、开元盛世、康乾盛世等政治清明时期，也有推动社会善治的经验积累和浓厚的清官文化思想，也出过包拯、海瑞等清官，这是当下推进廉政建设、实现政治清明的重要思想来源。但人们往往把古代政治清明时期的出现和清官文化联系起来，以致于迷失于清官文化的精彩和政治清明时期的社会景象中，也就可能把当代政治清明的实现寄托于清官文化。显然，这与在新形势下实现政治清明的观念相违背。因而，深入分析政治清明与清官文化的异同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政治清明与清官文化之同

从严格意义上来说，政治清明和清官文化不属于同一范畴层面：政治清明偏向于以政治格局、政治大局的角度来理解，是国家对自身政治文化的一种愿景，是一个大概念；而清官文化更多是从民众的角度，从清官本身去解读的一个现象，是一个小概念。但是，由于任何政治都是人的政治，任何清官都在一定的政治环境下产生、形成和发展，再加上廉洁清明是政治体制和政治官员的“共同理想”，因此，两者之间还是存在诸多可探讨的共同之处。

（一）依靠力量一致

政治清明和清官文化的出现并不是偶然的，它形成于一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下，是多方面力量、多方面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在明清两代，由于“关于清官的议论、奏折、书籍、传记、话本以及曲目等”广泛流传，清官群体及其特征魅力逐渐深入人心，清官文化逐渐被民众熟悉和推崇，可以说，“清官是官，但清官形象是百姓塑造的”[1]（129～144）。简而言之，政府官员、社会大众和社会监督是政治清明和清官文化得以形成的主要依靠力量。

首先，政府官员是实现政治清明和形成清官文化的核心力量。一方面，作为公务人员，政府官员处于国家机构的不同部门和岗位上，熟悉自己的工作岗位和岗位职能，他们无时无刻不受到国家执政理念的影响，有着自己的权力观、法制观、政绩观和义利观等，这是他们推动实现政治清明和构建清官文化的基础。另一方面，政府官员依据一定的行政理念行使行政权力，立足于行政管理机构职能，协调处理不同部门、不同机构、不同阶层的利益关系，维持着国家机构的运转。通常而言，当他们的权力观、法制观、政绩观和义利观等契合于社会公平正义、社会公共利益和民众基本权利的时候，政治清明便可逐渐实现，而清官文化也将深深烙印于社会历史发展进程之中。

其次，社会大众是实现政治清明和形成清官文化的群众基础。一方面，社会大众对国家政治统治有着美好的期待，他们以不同的方式在不同程度上参与政治，参与国家治理，参与公共政策制定。这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政治清明的实现和清官文化的形成。另一方面，社会大众分布在不同领域、不同行业，对国家法制和公共政策的实施情况与实施效果最为了解，他们有着自己独特的智慧，对国家治理有着这样那样的建议和意见，而这恰恰是国家政治统治智慧的来源之一。因而，离开了社会大众的参与，离开了社会大众的智慧，政治清明的实现和清官文化的形成都将失去坚实的基础。

再次，社会监督是实现政治清明和形成清官文化的外部力量。一方面，出于实现自身基本权利的需要和改善自身生活处境的需要，民众会通过各种渠道以不同的方式对政府官员和行政权力形成不同程度的监督，这将在一定程度上约束和规范行政权力的行使和政府官员的行为，使行政权力的运行切合于社会公平正义。可以说，强有力的社会监督是实现政治清明和清官文化不可缺少的保障。另一方面，在政治秩序混乱、政府官员普遍腐败、权力滥用的时代境遇下，社会大众的普遍监督则成为倒逼政治清明和清官文化的强大外力。

（二）行为主体和客体一致

无论是政治清明的实现，还是清官文化的形成，都离不开一定的行为主体和客体。政府官员是政治清明和清官文化的主体，也就是说，政府官员是政治清明和清官文化的主要造就者，他们践行清官文化，维护政治清明，同时还是政治清明和清官文化的受益者。一方面，政府官员对权力有着清醒的认识，能自觉地正确行使权力，忠诚于岗位职责，在浓厚的爱民、爱国情感驱使下秉公执法，廉洁奉公，勤政为民；另一方面，在造就政治清明和清官文化的过程中，政府官员践行清官文化，不仅自己做一个洁身自好的官员，还以实际行动影响官员群体，使政治清明得以长期维持。正如有学者指出：“清官之所以能够常驻百姓心间而流芳后世，与其重民、安民、保民的廉政行为密切相关。”[2]（61～65）

政治清明和清官文化是政府官员在治理社会与管理国家事务中形成的。政府官员只有深入各个公共领域，掌握各个方面的实际情况，了解民众的实际需求，正确认识和对待社会国家治理压力，以敏锐的眼光、高度的政治责任心和强烈的家国情怀发现各个领域存在的问题，大胆借鉴不同国家和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经验和社会治理经验，正确使用手中权力解决各个领域的问题，才能在造就、维护政治清明和清官文化的过程中大有作为。

（三）价值追求一致

在清官内心里，有一种“高于自己命运和自身幸福的价值目标”，他们“为民请命，替百姓伸张正义”，但绝不在职务利益之外谋求“非分的利益”，从这里可以看出清官的“守道、爱民、无私”[3]（106～112），而这恰恰是清官文化的价值追求。政治清明是一种良好的社会状态，不仅社会安定有序、政府清廉、而且人与人和谐相处，社会公平正义得以实现，民众的基本权利得到充分保障。在某种意义上来说，政治清明所追求的价值与清官文化相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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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政治清明和清官文化都追求“道”的实现，对“道”的守护。当然，在不同的时代，“道”的具体含义不同，但必定高于官员个人命运和幸福，并与人间正义、民众意愿、社会共同价值追求和公共利益紧密联系在一起。即使政治清明被破坏，清官文化失落，但只要存留政治清明和清官文化的生长空间，这些价值追求就不会被抛弃，也不会被忘记，而最终会在民众—社会—国家的互动中绽放出美丽的花朵。

其次，政治清明和清官文化都以实现民众的根本利益为价值追求。政治清明不仅是人与人之间的和谐，也是人与自然的和谐。可以说，政治清明为民众根本利益的实现提供了良好的社会治安环境、制度环境、人文环境、法制环境。而清官文化所宣扬的秉公执法、铁面无私、廉洁奉公、勤政爱民、爱民如子、为民请命等无不是为实现民众根本利益提供保障。《清史稿》之所以认为于成龙“刚正之行，苦节自厉，始终不渝，所至民怀其德”，彭鹏“拒伪命，立身不苟，在官亦以正直称”，陈瑸“起自海滨，一介不取，行能践言”，陈鹏年、施世纶“不畏强御”，就是因为这五位清官能心怀百姓，能以民众根本利益为价值追求。[4]（10098）

再次，政治清明和清官文化都追求无私，即当个人利益或者家庭利益与国家法制、社会公共利益发生冲突时，抛弃个人或家庭私利而维护国家法制和社会公共利益。当然，这里所说的无私并不是完全不顾个人基本利益的无私，而是一种职务上的无私，即在行使职务权利的过程中，提倡拒绝接受非职务所得利益之外的其他一切利益，提倡不为金钱和更高的权力所动，甚至为了民众的利益而不惜“得罪”上级、同僚。

二、政治清明与清官文化之异

虽然政治清明与清官文化有诸多相同之处，但也有着明显的差异。这些差异主要表现在政治理念、制度设计和治理趋向三个方面。这三个方面又形成一个整体架构，政治理念是行政精神层面的施政指向，制度设计是中观层面的政制设计，而治理趋向则是对政府未来行动的目标设定。

（一）政治理念之异

就政治清明而言，其政治理念是法治，是民主政治。一方面，法治观念和法治思维方式深入人心，社会公众和政府机构普遍遵从国家法制，公权力受到法律的有效约束，权力被置于阳光下运行，“法良法”成为至高无上的金科玉律，成为有效解决社会矛盾和冲突的有力武器。正如亚里士多德说，“法治应当包括两重意义：已成立的法律获得普遍的服从，而大家所服从的法律又应该是本身制定得良好的法律。”[5]（199）另一方面，民众有充分的权利参与社会国家治理各项事务，并推动国家机构和相关制度日趋完善，监督政府部门严格履行职责，并免受暴力、监禁或死亡的威胁。另外，政治清明表征着社会的善治，而“社会的善治，需要形成均衡的权力结构。只有形成均衡的权力结构，才能真正平衡和协调各方利益，才能形成各种社会治理主体之间的平等参与。”[6]（118～120）那么，如何才能形成和维护“均衡的权力结构”，真正“平衡和协调各方利益”，保障“各种社会治理主体之间的平等参与”？无疑，这需要法治建设和民主政治的持续推进。

就清官文化而言，其政治理念是人治。一方面，清官是清官文化的核心元素，在清官文化的影响下，民众的“自主意识和独立人格”趋于萎缩，逐渐远离社会治理和国家政治生活，对清官产生强烈的依附心理。[7]（126～127）而清官则以个人能力与权贵、贪官污吏斗智斗勇，维护民众利益，而不是通过合理的政治制度和国家法制来为民众利益提供保障。这一点在清官文学文本中并不少见。另一方面，清官的出现和清官文化的形成是国家对个人道德教化的结果，而非民众对公权力约束的结果，从本质上来说，清官是个人忠君思想的产物，而非现代法治思维的产物。因而，清官文化的形成与民众对清官的迷信，说明了“政治国家与社会组织的严密整合，民众政治力量的极度薄弱，百姓大众处于孤立无援的境地”[8]（108～116），而这恰恰和人治的出现并得以维持有着莫大的关系。

（二）制度设计之异

在社会国家治理中，制度设计是极为重要的环节，通常而言，制度设计直接关涉到政权的运行以及社会国家治理的成效。可以说，政治清明和清官文化的形成离不开政权的运行，依赖于特定的制度设计，同时也是特定制度设计的结果。

政治清明是“权力良性运行状态”的一种体现，不仅公众的利益得到充分保护，才智得到自由发挥，而且社会充满生机活力。[9]（16～17）固然，关于社会国家治理的制度不少，但能使具有天然扩张性的权力“良性运行”，使社会充满活力，显然与民主制度设计分不开。一方面，民主制度设计让民众不再像原来那样远离国家政治和社会治理场域，而是借助法律赋予的公民权利逐渐成为社会国家治理的主要力量，他们正当权利诉求的实现不再寄希望于某个官员，而是依靠社会国家制度的良性运行；另一方面，民主制度设计使公权力得到有效制约，政权运行规则具有合法性、廉洁性、科学性，市场、社会和国家的边界明确，关系得到正确处理，权力和权利的紧张关系得到缓解，公众的正当权利诉求得到理性化解决。而离开了民主制度设计，缺乏有效制约的公权力必然引来腐败和权力滥用，损害公众利益和侵蚀国家政权的合法性基础，使社会丧失活力。

相比之下，清官文化则非民主制度之结果，而是集权制度下的政治生态。密尔认为，“能够充分满足社会所要求的唯一政府是全体人民参加的政府；任何参加，即使是参加最小的公共职务也是有益的。”[10]（55）显然，非全民参与的集权政府并不能“充分满足社会所要求”，于是，在这样的制度设计下，民众不得不“把自身生存与发展、快乐与幸福的希望”都寄托在“偶然出现的”清官身上，[11]（29～33）甚至通过不同的文学作品塑造清官形象，以寄托自身对人间公平正义和美好社会的渴求。实际上，在集权制度环境下，官员的权力并未受到来自民众的约束，官员个人意志往往高于法律制度，于是，官员的个人价值追求和道德自律就成为权力良性运行必不可少的条件，而一旦官员的道德自律之堤崩溃，官员手中的权力便露出了扩张、贪婪的本性，最终受到损害的依然是老百姓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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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治理趋向之异

基于政治理念和制度设计的差异，政治清明和清官文化的治理趋向也必然不同。简而言之，立足于法治和民主制度的政治清明最终将走向法治社会，社会公平正义得以全面实现，而与人治及集权制度密不可分的清官文化则难免会使社会国家治理走向专制。

一般而言，在政策方案的制定、实施过程中，“得到一个可以为社会所接受的可行方案，政策过程才能进展顺利。”[12]（123）如何才能得到一个“为社会所接受”的可行方案？这显然离不开社会公众的广泛参与，离不开对社会民情的认知和理解，离不开对社会公共利益的尊重。在现代社会中，借助不同的传播媒体，各种信息流动加快，唯有立足于民主法治，维护国家法制权威，培养民众的公民意识，广开言路，扩大民众政治参与，推动实现政治清明，才能切实把握民意，平衡社会各阶层利益，制定出为社会广泛接受的政策方案。而只有为社会广泛接受的政策方案，才能使各项政策的实施得以顺利推行。而为社会广泛接受的公共政策的形成及其顺利推行，不仅真实地反映了一个社会的法治程度，也会在很大程度上推动着社会法治的发展。

但同样的状况并不会出现在清官文化塑造的社会环境中。我们知道，在清官文化治理下，国之兴衰、社会之安定往往依赖于官员的道德品质和能力才华，而非完善的法令制度，即使有法令制度，但也大多出于当权者的主观意志并可据当权者意志而随意变更，因而，这样的社会治理方式“缺乏可预期性和稳定性”，决定“地方管理的良善和恶劣”的是官员个人的“人格品质、能力和意志等”，[13]（29～30）而统摄官员“人格品质、能力和意志”的是“忠”的观念。可以说，“忠”的观念是清官文化环境下政治伦理“最为核心的内容”、是一切政治品德中的“中心品德”、也是一切政治义务中的“中心义务”，即对君主无条件的忠诚。由此一来，社会国家治理难免走向君主个人的专制。

参考文献：

[1]魏琼：《清官论考》，《中国法学》，2008年第6期。

[2]赵天宝：《古代清官廉政思想及启示》，《兰州学刊》，2011年第6期。

[3]徐祥民、马建红：《清官精神的儒学渊源与当代价值》，《法商研究》，1999年第5期。

[4]赵尔巽等：《清史稿》（第33册），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

[5][希]亚里士多德：《政治学》，吴寿彭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5年。

[6]陈洪波：《当代中国的权力非均衡性及其社会治理》，《吉首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1期。

[7]王燕、唐爱芳：《清官情结探析》，《理论月刊》，2003年第2期。

[8]徐忠明：《中国传统法律文化视野中的清官司法》，《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8年第3期。

[9]毛高杰：《清明政治的法理解读》，《领导科学》，2013年第19期。

[10][英]密尔：《代议制政府》，汪瑄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年。

[11]吴延溢：《清官文化的辩证解读》，《湖北社会科学》，2012年第11期。

[12]陈庆云：《公共政策分析》，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

[13]胡杰华：《谈民众的清官意识》，《理论前沿》，2008年第10期。

[责任编辑 张克军]

4.清明节的饮食文化习俗 篇四

在传统文化中，清明节是由“清明”节气、寒食节、上巳节三者共同融合而成的重大节日。在清明习俗中，祭奠和嬉游的传统得到了很好的传承，但寒食节所蕴含的“饮食文化”往往被人忽略。重庆大学文化专家孙琳博士表示，清明节不像其他中国传统节日一样有统一的饮食品种，各地的清明饮食各有偏好，内涵也更加丰富。

在中国人的饮食文化中，端午节要吃粽子喝雄黄酒、中秋节要吃月饼、元宵节要吃汤圆，那清明节应该吃什么呢？孙琳告诉记者，清明节饮食并没有统一品种，各地的习惯差异比较大。在我国北方地区，清明时节很多人要吃鸡蛋，寓意圆圆满满；老北京人清明时喜欢吃馓子麻花、驴打滚和面茶；而寒食节的发源地山西则有吃“寒食”的习惯，要蒸“子推馍”“子推燕”等，馍面中夹有核桃、红枣、花生，称为“子福”，寓意祖宗保佑家族香火延传，这些馍既可以自己食用，也能用来馈赠亲友。

孙琳说，北方的清明饮食主要是糕饼、冷粥，南方地区主要是一些应时应景的时令食物。上海江浙一带居民有吃青团、吃藕的习惯，而两湖、四川盆地的部分居民则有吃粽子的习俗，既可以用于上坟祭祖，也可以在出游时自己食用。

5.扬州清明节的习俗文化有哪些 篇五

不管是老扬州还是新扬州，清明祭祖是少不掉的，如果问到老扬州们，清明的习俗，他们第一句话就是“早清明，晚大冬，七月半的亡人等不到中。”意思就是清明祭祖。

要在早晨，清早的天气是晴朗的，大冬则是晚上祭祖，七月半中午祭祖。虽然，大家对祭祖的时间不统一，但是每到清明，都是每家每户纪念先祖亡灵的日子。

“新坟要去坟前祭拜，三年后的老坟就可以在家祭拜了。”在家里祭拜将先祖的牌位或者照片放在桌上，用蜡烛香火供起来，摆上饭菜，菜一定会有凉粉和青菜豆腐，寓意先祖亡灵抱有子孙后代。但是随着时代的变迁，现在祭祖的过程已经简化了，不少家庭手捧鲜花来祭祖。“献花换香烛，这个举措很好，保护环境。”一位退休教师如此说。

6.清明节文化 篇六

主题文化活动方案

为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战略任务，大力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经街道党工委研究决定，在清明节期间开展“我们的节日〃清明节”主题活动，现将活动方案通知如下：

一、指导思想

以科学发展观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指导，通过活动，引导广大干部和群众在缅怀先辈的情怀中认知传统、尊重传统、继承传统、弘扬传统，增进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情感，为实现我街道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提供强大精神力量。

二、活动内容

1、广泛开展中华经典诵读活动。通过清明诗文朗诵会或诗词歌会等多种形式，组织广大干部群众诵读中华经典，弘扬中华民族优秀文化和传统美德。

2、广泛开展祭奠革命先烈活动。充分利用各类烈士纪念建筑物和革命战争重要战役、战斗纪念设施等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组织广大干部、群众为革命先烈扫墓，开展党员重温入党誓词活动。

3、广泛开展“网上祭奠烈士活动”。可借助重点网站搭

建的“网上祭奠烈士互动平台”，发动广大干部、群众进行网上祭奠、发表祭奠感言、开展网络访谈，在干部、群众中广泛开展“祭奠烈士”网上征文活动，组织他们撰写心得体会，发表感言心声，表达对先烈、先人、先贤的感恩与敬仰。

四、活动要求

要把“我们的节日〃清明节”主题活动作为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工作，制定工作方案，精心组织实施。活动开展后，要及时收集、保存相关图文信息资料。

中共工委

7.清明节文化 篇七

1前言

中国传统城市的街道,不但是交通空间,而且是居民日常生活的重要场所。而“街头”一词所侧重的就是街道作为居民日常生活场所的一面。历史学家王笛用“街头文化”一词来概括中国传统城市居民在公共空间的日常生活,如“街头巷尾民间艺人的表演、集体的庆祝仪式、下层民众在街头谋生的方法”[1]等的总称。街头文化不仅仅局限于街道空间,有时也与庙宇等宗教场所有关,但为了明晰起见,本文所指的街头文化范围有所缩小,专指与中国传统城市的街道相关的日常生活形态。而街道空间的形态是街头文化赖以存在的重要空间基础。

北宋画家张择端展现当时东京市廛风貌的长卷画作《清明上河图》[2],广泛反映了北宋都城东京的城市形态和以街头文化为代表日常生活。此版本因被《石渠宝笈三编》著录,故很多研究者称其为宝笈三编本。后世,尤其是明代中叶之后,这幅画出现了大量仿作,其中比较重要的包括今辽宁博物馆收藏,带有明代著名画家仇英题款的仇英款本[3],和清代乾隆元年(1736年)由清代宫廷画家陈枚等五人合作绘制的清院本[4]。

这三本《清明上河图》所依据的蓝本来自不同的时代和地域。宝笈三编本描绘的是11~12世纪北宋东京的城市风貌,现在已基本成为学术界的共识。日本学者加藤繁通过对大仓集古馆藏的仇英款本《清明上河图》的研究,指出其所绘城市特征及业态与明代苏州相似,而所绘城门形态接近苏州阊门[5]。加藤繁的论据,如城内“打造锡器”、“描金漆器”等店招,以及对城门形态的描述,与仇英款本完全一致,据此可以判断仇英款本更多与明代中后期苏州的城市风貌有关。而清院本的情况要复杂一些,其总体构图明显参照了包括仇英款本在内的明清通行版本,但又对此作了颇多的改动,所绘很多城市细节,如街道宽度、胡同等空间的尺度、城门与城门楼,以及牌楼和官式建筑都明显带有18世纪北京的城市痕迹,但另一些特征,比如部分民居的细部特征和房屋的临水界面,却又明显带有以苏州为代表的江南水乡城市空间的特征。所以,清院本在地域特征上,从早期的明代版本继承了苏州江南水乡城市的特点,并融入画师个人对苏州的城市经验(清院本第一作者陈枚为苏州人),但根据18世纪北京的空间形态,对画面的很多细节进行了颇多重新设计,其具体细节的地域特征需要根据文献资料单独考证。

本文试图通过对这三个版本《清明上河图》中有代表性的几种主要街道空间结点与在街道上的各种生活场景的研究,详细探讨中国传统城市街道空间结点具有典型意义的一系列细部特征,和其对以街头文化为代表的城市日常生活形态各不相同的影响。以及这些影响在不同时代、不同地域的城市环境中的共通和差异之处。力图通过研究,还原中国传统城市街头文化的空间基础,以加深对中国传统城市空间形态的认识和把握。

2街头文化对街道空间形态的适应与选择

很多中国传统城市是经过完整规划后一次性修建而成,如唐长安、元大都等,但在城市长期使用和运转的过程中,城市微观的空间形态也会在很大程度上偏离最初建造时设想的理想状态。而随着城市不断发展,后来对城市的一些改建和扩建也会使其空间形态产生巨大的改变。如北宋东京,就是在隋唐的州府城汴州的基础上经过多次扩建而成的。唐德宗建中二年(公元781年)扩建汴州城,城墙呈不规则方形,为北宋东京内城的基础。后周世宗显德二年(公元955年)后周世宗柴荣为已经成为帝都的东京城修筑外城,第二年开始建设,两年后完工。而在这之前,原有东京内城之外“工商外至,络绎无穷”,已自发形成了规模较大的近郊城市聚落。而后周世宗的外城营建策略是“其标帜内,候官中擘画定街巷、军营、仓场、诸司公廨院务等,即任百姓营造”[6],对街道的走向作出整体规划,而与街道相关的房屋则“任百姓营造”,给了使用者营建的自主权。我们无从知晓外城的营建是否利用了当时已经“络绎无穷”的自发城市形态,但约6个世纪后,明代嘉靖皇帝在原有北京城南侧兴建外城时,在很大程度上认可了营建之前的近郊聚落原有城市肌理,使其街巷呈现出不规则的特征。而在街巷旁兴建的店铺和民居“侵街衢为舍”,也使街道增加了参差的细部形态,虽然政府也多次对此进行整治,但平时对侵街行为压力并不充分,使这种街道形态成为中国传统城市的常态。而另有一些城市,源于自发生长,而后在此基础上加筑城墙,增设管理机构,这种的城市街道空间也保留了更多的自发形态。

无论哪种情况,中国传统城市的街道形态并没有具体考虑其容纳的街头文化的性质和特点,这与欧洲传统城市形成了很大的差异。后者一般在城市中有意保留供居民活动的广场空间,虽然在很多情况下,比如中世纪城市,道路空间也有不规则的形态和参差的细部特征,现实生活中也容纳一定的活动内容,但街道和广场的区分仍然非常明显。中国传统城市中虽有些室外仪式空间近似于广场,但并不对居民日常生活开放,所以街道便成为居民日常活动的主要场所。(这种说法并不排除有些情况下,街道局部的放大和缩小形成的空间形态有与广场近似之处。)而街道的设置,以及街道空间形态的形成,其初始动机并未考虑到在街道空间的日常生活形态。

但城市自发形成的曲折、参差的复杂街道空间形态却在客观上拥有容纳各种丰富多彩的街头文化的可能性。这也是街头文化赖以存在的物质前提。所以,中国传统城市中,虽然也有街头文化主动塑造街道空间形态的例子,下文也会提到并考察,但更多是各种街头文化形态对业已形成的各种街道空间形态被动的适应和选择。在这种情况下,本文拟首先从认知的角度对街道空间形态进行深入探讨,然后在此基础上,探讨街头文化的空间选择的习惯和依据。

3街道空间结点形态的分类和考察要素

本文选择以街道平面几何形状作为对街道空间节点进行分类的依据。这有多方面原因。首先,以几何形状,而不是拓扑形式作为讨论的基础,是由于考虑到空间的基本体验来自于人的身体知觉,涉及到空间尺度、能见度等很多方面具体因素,有时,拓扑关系的相同或相似的空间,可能对于人的身体知觉有非常大的差异。如仇英款本和清院本表达的城门附近牌楼宅院旁的街道转折,在拓扑关系上是相似的,但由于前者遮挡了行人的视线,而后者却更像是单纯道路宽度的改变,所以,从空间类型上适合分开讨论。

街道空间的几何形状包括平面几何形状和天际线两个方面,而平面几何形状又是其中最容易识别的内容,所以这里以此作为分类依据。

平面几何形状对人的视线的开放与遮挡,直接影响到人对街道节点的认知,是我们考察的重要因素。较简单的几何形状,如凹入结点,视线可达性相对容易判断,而较复杂的几何形状,则需要采用UCL Depthmap软件进行视线分析。

天际线的一般高度问题,可以与空间界面结合讨论。空间界面是街道空间边界的性质和特征。空间界面的高度直接决定其围合感,进而形成空间体验的差异。但由于人对不同空间界面的认知有所差异,所以,空间界面的友好度似乎比围合感对人的空间体验影响更大。各版本《清明上河图》中,除了城门内的关卡属于公共管理建筑之外,其余主要是住宅和店铺,而住宅的私密程度和防卫程度的差别,店铺的经营性质和门面开敞程度都影响了空间界面对人的友好度,进而影响人的空间认知和活动方式。

而变化较明显处往往同时构成区域性的地标,成为讨论的另一个基本要素。作为区域性地标,自然有突出于街道空间环境的特征,或体量、或高度、或色彩,也不排除有些地标仅仅由于其社会文化层面的重要性而成为区域性地标,比如对特定阶层有重要意义的神祗的庙宇等。无论如何,区域性地标必然有在认知上突出于周边环境的特征,而不同的特征对人的行为有不同的影响途径,从而导致的结果也各不相同。

这方面的讨论与人的身体知觉密切相关,而人的身体知觉既有跨文化的普遍性成分,如视线的通畅或遮挡等,也有与特定文化密切相关的内容,如对与特定文化相关的符号如何感知及如何作出反应。前者可以参考环境行为学方面的相关研究成果,而后者,则需要对相关资料和文献的分析和把握。但人的身体知觉在很大程度上可以从人的活动得以判断。所以,这里在对街道空间节点的形态诸要素进行深入分析之后,进而对图中居民的各种活动与空间的关系进行把握。

4街道空间结点实例分析

这里选择一些有代表性的街道结点,对其平面几何形状所带来的认知特征进行多侧面的分析和比较。

4.1之字形结点

之字形结点指的是在一个较小的尺度范围内,道路经过两次直角转弯后,仍然与原来走向一致的街道空间结点类型。空间结点示意如图1所示:

其中D1和D2代表转折前后走向一致的道路宽度,其中较宽者为D1,用T来表示转折处的总宽度。如果T>2.5D1,那么转折处总宽度过大,给人的空间感受是两个相对独立的转角空间,如果T<1.5D2,那么空间感受更接近于街道两边街面的参差错落,而较少给人以转弯的感受。这里讨论的之字形结点,T值都处于1.5D2和2.5D1之间。A值为转折部分宽度。

这种空间形态在中国古代城市以及村落的巷弄中很常见,如上海朱家角镇北大街便有这样的空间结点[7]。在城市的主要街道上也并非不存在这种空间结点,如从1945年山东胶州城的航拍照片上可以看到,在靠近南门处,主要大街有一个明显的之字形结点[8]。

在以上三个版本的《清明上河图》中共有两处之字形结点,宝笈三编本和仇英款本各一处。

4.1.1结点实例A(之字形结点):宝笈三编本,“王家罗明疋帛铺”附近

宝笈三编本在城门内与主要道路十字相交的繁华街道,整个图中大部分店招位于这条街道上。(图2)从图中所绘尺度判断,D1和D2大体相当,在10~13m之间,H值约为24m,H≈D1+D2。从构成街道的建筑平面轮廓来看,建筑在转角处稍有退后,但退后的空间被临时性或半固定性的摊棚所取代,并没有成为街道空间的一部分。图3是根据图绘尺度推算的相应街道结点空间平面意象图。

利用UCL Depthmap软件,取整个街区的范围进行视线分析运算后,检视此段之字形结点处的可视性差异。从运算结果可以发现,当忽略临时性或半固定性的摊棚,仅以固定特征要素进行视线分析时,之字形的转折并未隔断两段街道间视线的可达性,但在阴角处,即图中“王家罗明疋帛铺”和餐馆的位置,有比较明显的一片视线可达性稍弱的空间。而如果把临时性或半固定性的摊棚也作为视线分析的遮挡物时,两段道路之间视线的可达性和关联性明显减弱,但阴角处视线可达性稍弱的空间大体范围和形态所受影响不大(图4)。

整个结点的空间界面以单层店铺为主,有部分实墙面被临时性或半固定性的摊棚所占据,空间界面大都向行人开放,开放程度随业态不同稍有差别。结点处各店铺店招林立,但缺乏非常突出的区域性地标。相比之下,“刘家上色沉檀揀香”店铺入口的彩楼欢门较其他店招突出一些,但仍然缺乏作为区域性地标所需要的醒目性。

从人的活动来看,可分为几个空间区域。中间部分为交通区域,主要为各色行人车马所占据;临近店铺处的街道空间,有些是店铺功能向室外的延伸,一些装卸货物的活动也发生在这里;前面提到的阴角处可达性稍弱的空间,行人车马一般不从此处经过,所以店铺相对比较冷清,但这种空间由于没有交通人流的干扰,为街头临时性的停留活动创造了较好的条件,图中可以看到,有几组在此停留并寒暄者。

4.1.2结点实例B(之字形结点):仇英款本,“学士“牌楼附近

仇英款本进入城门后在“学士”牌楼附近,主要大街的转折形成了一处之字形结点(图5)。从图绘的尺度来看,D1靠近城门处较宽,约为25m,但道路两旁房屋的突出使转折处宽度约为15m,D2也在15m以上,T值较大超过45m。相应结点空间平面图如图6所示。

UCL Depthmap分析的结果(图7)证实,在T值远大于D1+D2的情况下,平行的两段街道视线上的联系很弱,而“学士”牌楼前的转角处反而成为城门一侧可视性较好的的区域,这与前面的例子形成对比。究其原因,是因为转角处突出的“上料八百高香”店铺使街道宽度明显变窄,再加上T值较大导致转折处面积较大,无意中增加了转角区域的可视度。

空间界面以单层店铺为主,业态也主要是售卖以士大夫阶层为消费对象的手工制品,如制琴、书画装裱、金银首饰、描金漆器、酒器、香等,根据业态的不同和店铺空间处理的差异,开放程度也有所不同:以制琴为代表的手工作坊店铺中并不以吸引顾客为主要目标,所以虽然店铺形态开放,但店铺功能并未向街道进一步延伸;“成造金银首饰”店铺以栅栏作为防护,开放度较其他店铺低得多;但仍有一些店铺,如书画装裱,店铺功能向室外有所延伸。部分转角部分以围墙临街。

“学士”牌楼是比较明显的区域性地标,作为一个受到尊重的官员和学者府邸的入口标志,位于府邸正门之前,和府邸的正门共同限定了从公共性特征较强的街道到私密性的府邸之间的过渡空间。牌楼形式似开敞,但地面的高差仍清楚地标示了其与街道空间的区别。但过渡空间的存在也降低了府邸入口的防卫森严感。

“精裱诗画”旁边一口标有“义”字的水井,虽然形式并不起眼,却对附近居民的生活有重大影响,但对店铺影响有限。

结点处人的活动,值得关注的是在“学士”牌楼前的转角处有傀儡戏表演的聚集人群。按照前面的分析,此处在城门前一段是视线可达性较好的区域,热闹的程度存在高于其他地方的可能。又由于“学士”牌楼距离府邸大门有一片过渡空间,减少了府邸的防卫性对街道上人活动的压抑感。但这片合适的活动区域并不稳定,如果府邸正门有人、车或轿子的出入,聚集活动便可能中断。

除了傀儡戏表演外,此结点处以行人为主,另有汲水者一人。在第二个转角处的打架行为,属于突发事件,与空间形态和场所没有直接关联。

4.2单侧变宽度结点

一条街道,一面保持足够的延续性,而另一面则宽度发生突变,且突变后街道在新的宽度上继续延续,这种街道结点即单侧变宽度结点。相应空间结点平面示意图如图8所示。

如果两种街道宽度分别为D1和D2,且D1>D2,那么如果D2>0.8D1,则街道宽度改变并不明显,只属于中国传统城市中常见的街道两侧房屋的简单参差错落,不能称为单侧变宽度结点;如果D2<0.4D1,则两侧街道宽度变化太大,不能认为是街道的单侧变宽度,而是街道结束处与一条单独的巷弄连接。所以这里的D2取值在两者之间。

清院本“状元府”牌楼处的空间结点是典型的单侧变宽度结点。

4.2.1结点实例C(单侧变宽度节点):清院本,“状元府”牌楼附近

清院本此街道结点(图9)在构图上来源对明清坊间通行版本中类似于结点实例B的街道结点形式的修改。把两者进行比较就可以发现,基本元素,比如“状元府”牌楼与结点实例B的“学士”牌楼对应,水井位置也很相似。但清院本的修改扩大了街道的宽度,并取消了突出与街面的香铺,让街道的另一面虽有参差,但并无明显转折,这样就将之字形结点转变为单侧变宽度结点。从图绘的尺度来看,D1超过60m,D2也有40m左右。其平面意象图如图10所示。

UCL Depthmap分析的结果(图11)比较简单,但可以看出街道的视线保持较好的通畅度,并未因为变宽而受到很大影响。但变宽处,也就是“状元府”牌楼附近明显视线可达性要弱一些,但曲线形态无法形成一个单独的空间领域。

沿街空间界面同样以单层为主,沿街房屋除了店铺还有住宅,界面对街道的开放度要小于结点实例A和B。但由于街道较宽,行人较多在道路中部活动,所以,界面较开放的商业店铺功能向室外的自然延伸领域要大于结点实例B。

“状元府”牌楼同样位于府邸大门前面,但两侧空间开敞,所以两者之间的空间并没有结点实例B的凹入感和过渡感。府邸大门两侧的八字照壁使空间给人的感受变浅,地面的台阶位于府邸大门和牌楼之间更是牌楼与大门之间无法形成完整的空间感。这里,牌楼作为区域性地标标识府邸的存在和府邸大门的位置,并没有形成过渡空间。

相应牌楼旁边,人的活动却更多成为了府邸私空间的延伸。轿子回府,官员之间作揖招呼,这些可能并不是生活中的常态,但府邸的轿子放在大门之外的街道空间上却是常态性的做法,让附近的空间成为府邸私空间向街道的延伸和扩展。而结点实例B中的傀儡戏表演,则挪到了街对面一座宅院的院墙旁边。那里既是视线可达性较好的区域,又由于院墙对空间界限作了明确的分隔,避免了与其他的街头活动的相互干扰。

4.3凹入结点

凹入结点指街道一面向内凹入形成的街道结点。影响凹入结点体验的主要参数有街道宽度D、凹入部分宽度A和凹入部分深度B,如图12所示。现代街道的小型广场空间关系往往与凹入结点非常相似。但各版本《清明上河图》中凹入结点的种类的情况却各有不同。

4.3.1结点实例D(凹入结点):宝笈三编本,护城河外的寺庙附近

宝笈三编本中城门外沿护城河向远处望去,可以看到一座寺庙,寺庙两侧的店铺与寺庙一起限定了这个凹入结点(图13)。估算相应参数,A约为18m,B从6m到15m不等。由于河岸走向与这组房屋并不平行,所以两侧深度有所差别。由于此结点与护城河间的土路没有明确界限,只能大致估计D不大于10m(平面意象图见图14)。

虽然图中这段结点只画有一个僧人在寺庙的门口,但我们从两边房屋的坐落方向上可以大体判断在此处可能的人物活动,以及这个空间的形成过程。最初在这里建造了一个寺庙,并有土路通向此处。由于寺庙吸引了人的到来,为了特定时刻的活动,寺庙大门两边作为店铺的房屋也被建造了起来。之所以如此判断,是因为图中寺庙左侧的店铺,面向街道界面较为封闭,主要朝向此凹入结点开放,寺庙右侧的也有朝向此凹入空间的房屋,存在着是开放性店铺的可能性。

道路形态的不确定性是此结点形成的关键所在。土路一边的界限是河,另一边是建筑,而寺庙与河流之间的距离相对有较多的余地,所以此种围绕寺庙大门作为中心生长出来的凹入结点也就具备了形成的可能性。

从这个实例也可以看出,适应和选择并不是街头文化与街道空间形态关系的惟一模式,街头文化也可以对空间主动塑造的。而在漫长的使用过程中,街头文化对街道空间形态一点一滴的塑造最终也会在街道空间形态上留下痕迹。

4.3.2结点实例E(凹入结点):仇英款本,染坊附近

仇英款本染坊附近是一个很深的凹入结点(图15),A约为16m,而B大约有48m,深度为宽度的三倍。道路宽度D≈A(平面意象见图16)。

与宽度相比过大的深度使凹入结点尽端的两家店铺——染坊与京靴铺进入行人视野的机会很低。从两侧的界面来看,一面是左侧园林宅院的围墙和便门,另一侧可见很多房屋的山墙,虽可能有店铺但比例估计也不会多。只有染坊挂出的色彩缤纷的布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吸引行人的目光,但这远远不够。图中行人比主要街道上要少得多,但仍有可能存在画师的夸大。倒是墙根的树下休息和打坐者颇多,可见此处作为闹市中较安静的角落的特征。有街头售卖者在这里叫卖,不知效果究竟会如何。

4.3.3结点实例F(凹入结点):清院本,染坊附近

清院本染坊附近的凹入结点(图17)与仇英款本很相似,不过按照尺度估计,A的数值类似,B却浅了很多,约为36m左右,深度约为宽度的两倍。(平面意象图见图18)但由于沿着园林宅院的围墙有一条较窄的巷弄空间一直向远处延伸下去,所以这个凹入结点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理解为主要街道和巷弄交口处的局部放大结点,所以视线可达性要稍高于结点实例E。结点两侧的界面,一侧仍然是园林宅院的围墙和侧门,但另一侧可以看出部分面向此结点的店铺和摊棚。结点内部较深处除了部分行人以外,主要成为作坊工作空间的延伸。而凹入空间的起始处,园林宅院的次入口旁,有僧人以铙钹表演吸引众人围观。这个地方既有足够的视线可达性,又与主街道的人流有所区别,也是表演和聚集活动的理想场所。

4.3.4结点实例G(凹入结点):清院本,园林宅院主入口

与仇英款本园林宅院的主入口直接面对主要街道相比,清院本的园林宅院主入口却与主要街道成90°角,在主入口前面留下了一片凹入空间(图19)。此街道结点A约为10m,由于两侧街道宽度的变化,B为20~30m左右。而街道宽度D宽度约为35~45m(平面意象图见图20)。

此节点的界面非常简单,重点是与主要街道成直角的园林宅院大门,大门为悬山顶,门旁石狮子等权力的象征隐约可见。大门对面为照壁。除了大门和照壁之外,空间界面均为园林宅院的围墙。这段空间内的活动有:停在门口的轿子,轿夫们席地而坐,闲谈寒暄;有家丁牵着马守在门口,有仆人在门口打招呼。由此可见这一段凹入结点,完全成为宅院私空间的延伸,与街道空间有视线的可达性,但由于空间较小的尺度,和大门对于空间领域性的明确标示,公共活动并没有进入这段空间。

5结论

以上分析了三个版本清明上河图中的7个具有代表性的空间结点,从空间形态和空间场景两个方面对其进行考察,得出初步结论如下:

5.1空间领域感对街头文化的分布作用重大。我们在前面详细讨论了各类住宅及沿街店铺的沿街界面空间领域感的特征,但以上分析中这些特征对于街头文化的选择起着重要的作用。结点实例B与结点实例C中宅院入口处的牌楼所限定的空间形态不同,前者在牌楼与宅院入口之间的过渡空间使牌楼外面公共空间的性质得到进一步确立,所以可以容纳傀儡戏表演这样的街头活动,但结点实例C由于缺乏过渡空间,使牌楼外的街道空间成为宅院私密空间的延伸。结点实例G的凹入空间由于园林宅院入口成为此处的重要标识,使其完全成为园林宅院私密空间外的过渡空间。

5.2根据街头活动的特点和需要,视线可达性是街头活动选择空间的重要参考条件。尤其是聚集性街头活动,如结点实例B与结点实例C的傀儡戏表演、结点实例F的僧人铙钹表演等,都需要视线可达性相对较好的空间来进行。而休息、寒暄等活动一般会选择视线可达性较弱的空间。

5.3空间物质形态本身的秩序感对于街头文化的作用并不如空间领域感和视线可达性两个因素重要。相反,街头活动会选择尽可能避开轴线等秩序感强烈的空间物质形态暗示。这是因为秩序感强烈的空间物质形态多是为了凸显权力和领域的控制性,其主导的秩序与自发的街头文化形态形成了紧张关系,如结点实例B与结点实例C中的牌楼宅院强烈的轴线与傀儡戏表演之间便是如此。但结点实例D中,寺庙大门的强烈轴线关系形成了街头活动的主基调,但图中暗示可能发生的街头活动都分布在凹入结点的两侧,服从但与空间物质形态主导的秩序感保持一定距离。

对中国传统城市的街道空间形态与街头文化关系的研究是对中国传统城市特征把握的重要环节,而包括各版本《清明上河图》在内的中国传统城市的图像资源,是这类研究的重要素材。本文的初步探讨希望能够起到一点点启发作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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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许乐安,崔陟,李穆.仇英/清明上河图[M].北京:文物出版社,2007.

[4]童文娥.绘苑琼瑶:清院本清明上河图[M].台北:国立故宫博物院,2010.

[5]加藤繁.仇英笔清明上河圖に就いて[J].美術史學,1933,19/20(5/6):01-212/232-240.

[6]王溥.五代会要[M].上海:海古籍出版社,1978:17.

[7]段进,季松,王海宁等.城镇空间解析:太湖流域古镇空间结构与形态[M].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2:33.

8.平安清明节 篇八

售票窗口交通险

搭乘长途汽车，是许多人出行的首选。在购买长途汽车票时，不妨在售票窗口选购一份相应的公共交通保险。以天安人寿的公共交通意外险责任为例，每份保险保费为3元，提供陆路公共交通意外身故责任8万元，意外医疗补偿2万元。

在很多人的记忆中，航意险是一定要买的。每次空难都是媒体报道的重点，让人印象尤为深刻。其实搭乘汽车更需要保险，其出事的几率远大于飞机。可别小看了这几元钱，真不幸遇上交通事故，此类保险就可雪中送炭。

例如，2009年4月3日，连霍高速公路宁陵段，一辆由上海芷新客运站开至河南开封的客车发生重大交通事故，车上多名乘客严重受伤，其中有6位受伤乘客购买了当时保费2元的“天安人寿公共交通工具意外伤害保险”。出险之后，天安人寿履行保险责任，6位受伤乘客全部得到了理赔，保险公司向6位受伤客户赔付17万元，其中4位客户按当时的赔偿限额3万元给予了赔付，减轻了当事人的损失。

网上投保意外险

长途车站售卖的专项保险尽管价格低廉、购买方便，但保额有限，不能满足许多中高收入人群的需要。若事先出行有计划，倒不如提前在网上投保交通意外险。

目前，许多保险公司推出了打包一系列交通意外保障的专项保险，一般保障期为1年。对经常有此需求的出行者，无疑是更好的选择。以中德安联的畅行天下计划为例，年保费63元，包含了80万元的飞机意外，10万元的火车意外 （含磁悬浮），10万元的地铁轻轨意外和10万元的营运汽车意外。

当然，假如只是偶尔出行且仅搭乘特定交通工具，可选择那些短期可定制的品种。以昆仑健康保险的吉祥行交通工具险为例，这是市面上少数可以自定义每一项保额，并可进行短期投保的意外险品种。选择10万元营运汽车保障，保障期限选定为7天，保费也不过1.5元。更重要的是，此款计划最高可以提供50万元的长途公共汽车保障，这在同类保险中是极为罕见的，更符合现代白领的保障需求。除昆仑健康保险的吉祥行交通工具保险外，泰康人寿也有推出名为e顺交通工具意外保障计划的类似产品，同样10万元长途汽车8天保障，保费也不过2.2元。

自驾出行专门险

据笔者了解，目前有不少保险公司推出了针对自驾者的“车主险”，以中国平安的车主至尊卡为例，150元的年保费提供2万元的汽车驾驶意外医疗（免赔额100元，报销比例90%）以及20万元的汽车驾驶意外。除此以外，此款保险还提供针对乘客的保障。根据条款，连带被保险人车上乘客每人意外保额为5万元，意外医疗保额为2万元，同驾驶员意外伤害保额累计不超过40万元，意外医疗累计给付不超5万元。

除了以上年卡类产品外，也可选择对时间和保额进行定制。泰康人寿推出的“e顺交通工具意外保障计划”，是少数具有此类功能的交通意外险。这款交通意外险，可以选择灵活的投保期限，最短可为8天，最长可为1年。既适合有车一族的日常需要，也适合临时借车自驾出游的需要。按照50万元保额1年投保期计算，若驾驶私家车，对应的保费是126.5元。由于目前泰康人寿此款保险采用多类保障，选择2项7.5折、选择3项5折的优惠政策，若选择50万元私有车保障的同时，还选择了作为搭乘者的60万元航空意外和10万元火车意外险，保费不升反降，变为了78.7元，既可多获得保障又可节省保费。当然，若是诸如扫墓这样的短途出行，选择8天保障期，保费就更低。

9.清明文化作文 篇九

清明节最重要的事情就是扫墓。扫墓无非就是把坟墓打扫干净，也就是扫去坟头的落叶，拔去野草，补好坟墓上的漏洞，并对死去的人进行祭拜。就是这点儿小事，却从中看出了人们对死去亲人或朋友的尊重和思念。清明还有一种扫墓的对象，不是亲人，不是朋友，他们和我们互不相识，但他们曾经为我们的国家和社会而牺牲了生命，受到所有人的尊重和爱戴。对，他们就是烈士。我们的学校每年都会组织学生去给烈士扫墓。

清明时节，天气转暖，百花盛开，满山遍野。正是踏青的好时间。许多人趁着这个机会出来走一走，去郊游，去野餐。有的地方，人们会把柳树上的柳枝折下来，编成一个圈，在柳圈上插满了各种小花，戴在头上。有的地方，人们会把柳枝插在泥土里，这里插一株，那里插一株，插得倒处都是。过了一年，柳枝变成了小柳树。怪不得人们总是说“有心栽花花不开，无心插柳柳成荫”，原来柳树这么容易栽活。

还有的地方，人们喜欢在这个时节荡秋千。在这一天，小女孩、大姑娘们把自己打扮得漂漂亮亮的，约上女伴一起去荡秋千。有时人多了，她们还会举行荡秋千比赛，谁荡的越高，谁就得胜。

清明还有许多专门的美食，比如青团。说到青团，人们就会情不自禁地流下口水。因为青团可是人间一大美味。我们这里家家户户都会做青团。去踏青的时候，他们会摘一些叫“青”的野草，把它捣烂后，和糯米粉揉在一起，包上馅儿，在锅里蒸熟，就做成了青团。青团有两种口味，有甜的，有咸的，而小孩们大多贪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