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与中国的农业发展之路

科技与中国的农业发展之路（9篇）

1.科技与中国的农业发展之路 篇一

中国近代科技落后的原因及

未来发展之路

摘要：作为四大文明古国之一，中国古代的科技力量之强大，是世界有目共睹的。然而17世纪后中国科技与国力正在一步步退后衰落，大国风范荡然无存，被欺压，被践踏。英国著名生物化学家李约瑟在《中国科学技术史》中提出了“李约瑟难题”，笔者认为中国科技落后的种种原因是和中国的历史相关的，这可以联系到中国古代的政治、经济、文化以及社会背景。面对这个难题中国如何在以后的道路中发展更好，增强经济建设，加强创新教育，使科技进步、国力增强是现在每一位中国人的心愿，展望中国梦，为中国之崛起而读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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泱泱大国，以人文本，生存是人的根本。古代科技基本上都是源于生活，人们在生活中总结经验，创造了各种实用技术，造纸、印刷、纺织、陶瓷、冶铸、建筑等中国人引以为豪的发明创造无不带有鲜明的实用烙印。天文方面早在春秋时期，留下了世界上公认的首次哈雷彗星的确切记录。《春秋》记载，公元前613年，“有星孛入于北斗”，即指哈雷彗星，这一记录比欧洲早六百多年。医学上，明朝李时珍《本草纲目》，记载药物一千八百多种，方剂一万多个，全面总结了16世纪以前的中国医药学，被誉为“东方医药巨典”。北魏时期，地理学家郦道元的《水经注》，通过为古

书《水经》作注，以《水经》为纲，全面而系统地介绍了水道流经地区的自然地理和经济地理等诸方面的内容，是一部历史、地理、文学价值都很高的综合性地理著作。北朝时期，贾思勰《齐民要术》，系统地总结了6世纪以前黄河中下游地区农牧业生产经验、食品的加工与贮藏、野生植物的利用，是中国现存最早最完整的农书。明代宋应星的《天工开物》，总结了明代农业、手工业的生产技术。书中还收录了一些国外传来的记述，这表明海外技术的不断传入已称为人们不可缺少的知识。国外称它为“中国17世纪的工艺百科全书”。隋朝工匠李春设计建造的赵州桥，是世界上最

早的敞肩石拱桥，在世界桥梁史上占有重要地位。魏晋时期的数学家刘徽，运用极限理论，提出了计算圆周率的正确方法。南朝祖冲之精确地计算出圆周率是在3.1415926－3.1415927之间，这一成果比外国早近一千年。它的专著《缀术》对数学发展有杰出的贡献。以上这些实例只是中国古代科学技术中的一部分，中国古代科技之发达是世人瞩目，其成就足以使中国这个古老的文明国度在世界上散发出灿烂的光辉，然而在17世纪中叶开始中国科学技术停滞不前，以至于落后西方国家，致使最后的百年中华屈辱史，历史已成为过去，但历史证明了一切，证明了中国有过辉煌，也证明了中国近代的衰落。英国著名生物化学家李约瑟，他以中国科技史研究的杰出贡献成为权威，并在其编著的《中国科学技术史》中正式提出了著名的“李约瑟难题”：“如果我的中国朋友们在智力上和我完全一样，那为什么像伽利略、托里拆利、斯蒂文、牛顿这样的伟大人物都是欧洲人，而不是中国人或印度人呢？为什么近代科学和科学革命只产生在欧洲呢？„„为什么直到中世纪中国还比欧洲先进，后来却会让欧洲人着了先鞭呢？怎么会产生这样的转变呢？”

这么多的“为什么？”都是针对十七世纪中叶中国科学技术发展的停止不前而提出的。李约瑟难题的提出引起了中国国内一大批科学家等人参与讨论，这个问题困扰了很多人，很多年，关于这个争论，有许多不同的看法。根据我的判断中国近代科学技术落后的原因从以下三点来看。

（一）传统思想教育决定了国民的思想发展：孔子，名丘，字仲尼，鲁国人，中国的大思想家，儒家学派的创始人，首先，他提出“仁”的学说，即要求统治者能够体贴民情，爱惜民力，不要过度压迫剥削人民，以缓和阶级矛盾。其次，他主张以德治民，反对苛政和任意刑杀。他的学说后来成为我国2000多年封建文化的正统，对后世影响极大。到现在从小学到高中甚至是大学的书本里都会有孔圣人的语录，时时刻刻都在警醒着我们，每日三省吾身。孔子还是个大教育家。孔子兴办私学，广收门徒，突破官府的垄断，扩大了教育对象的范围。主张“因材施教”，对不同的学生，进行不同的教育。他教育学生：“温故而知新”，“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孔夫子的儒术对整个中国的影响大家应该有深切感受。公元前134年，由董仲舒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思想，该思想掺杂道家、法家、阴阳五行家的一些思想，是一种与时俱进的新思想。它维护了封建统治秩序，神化了专制王权，因而受到中国古代封建统治者推崇，也就是从汉武帝开始，成为两千多年来中国传统文化的正统和主流思想。它所传授的《四书》 《五经》，传统的责任感思想、节制思想和忠孝思想，不违背尊长，不违背统治，人们在思想上受到一定程度的禁制，往往很多大胆的想法还在萌芽状态就被传统思想扼杀，何况在西方国家发展起来的的工业文明在中国的传统思想体制下是无法发生的。那些大胆的想法和思想或许会被称为邪教，是非主流的一派，这样才会就会出现后来国民见到火车的恐惧和排斥，思想的停滞不前，思想的固守是中国近代科学技术衰落的原因之一。

（二）中国封建专政制度的建立对国家科技发展的阻碍：中国是世界上最早进入封建社会的国家，封建统治适应了当时生产力的要求，对科技的发展起了 一定的推动作用 ,使我国古代科技发展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但到中后期，封建统治的弊病暴露出来，严重阻碍科技进步、社会发展。官僚专

制的封建社会主义制度下，所有的权利都集中在一个人手中，所谓的天子。他的一切要求指标都是国民必须遵守的，他们所喜欢的事物才会得以发展，比如炼金术是在中国古代发展比较好的一项技术，皇上为了长生不老，炼金术就得到了发展，然而人民所需，社会所求的一些技术，因为与官僚没有直接的切身利益，很多技术得不到发展与应用，也就致使了社会上科学技术的衰落。清朝的闭关锁国是中国对自己的认识不足，是当权者的意识短浅，当坚船利炮打开中国的大门时，中国还没有从封建专制的统治下清醒起来。闭关锁国不仅使自己的科技得不到发展，还使人民不能学习到外国的先进技术，闭关锁国使得曾经富强中国渐渐变得不堪一击，让世界列强人人垂涎。政治制度的影响是一个国家发展的根基，更是科学技术发展的根基，政治力量引导科技发展。

（三）经济基础决定科学技术的发展：中国是农业大国，封建统治时期以发展小农经济为主，它的特点一是分散，二是生产出来的产品都用来自己消费或绝大部分用来自己消费，而不是进行商品交换，是一种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中国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导致中国文化以血缘关系为纽带，以宗法制度为特征，以家国同构的政治结构为础，强调仁义礼智信等伦理思想。中国传统的小农模式在中国的农业发展历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它深刻地改变了中国人民的生活方式，并影响着民族性格，至今仍影响着人们的特定的思维方式、价值观念、道德风俗等深层文化的社会心理和行为习惯。正是这种经济类型决定并影响了中国人民的思想观念，固步自封，不原走出去，自给自足，对生活的需求不会增长，安于现状，所以不会促进中国科学技术的发展。

在中国这浩浩汤汤的历史长河中，科学技术有辉煌有灿烂，有低迷有衰落，因为种种原因使得科学技术在一定时期内得不到发展，以至于停止落后于西方各国，因为科学技术的落后导致经济，军事等落后于外国列强，才会有近代史上的屈辱一幕，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要想屹立于世界之林中万年不倒，只有发展教育，推出有利的国家发展的政策，使得科学技术在新时期得以发展才能提高综合国力，凌驾于他国之上。中国科技发展之路是一条漫长的道路，改革开放以来，重视经济建设，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有了明确的道路才能更好的发展，才能走得更远。改革开放已

经过去多年了，中国经济发生了很大的改观，经济基础是决定科技发展的决定性因素。国家惠民政策的实施对国民教育有着极大的影响，九年制义务教育是更多的人能接受教育，走知识强国道路。教育是国之根本。中国航天之父，中国导弹之父，“两弹一星”勋章的获得者钱学森提问，“中国为什么培养不出来创新型人才？”，这就是著名的钱学森之问。中国缺乏创新型人才，创新是一个名族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发展源源不断的动力，只有走创新之路才能使科技发展，使国力提升。创新教育要从小开始培养，在接受初级教育时不能是传统的生搬硬套，死记硬背，培养创新意识。近年来也有很多的创新竞赛类项目举办，鼓励大学生等人群参与创新，在高等教育学校创新型教育意义更为重大，只有年轻的一代人具有了创新精神，创新动力，国家才会有发展。

科技创新综合国力提升的基础，科技创新与人民生活息息相关，从天宫一号到神十圆梦，每一步都是科技创新的发展，中国科技发展的每一步，都牵动着13亿中国人的心，中国科技创新的每一次突破，都在铸造一个强国梦。展望中国梦，打造强国之路，创造美好明天。

参考文献：

[1]崔耀中

《是什么阻碍了创新》 [2] 刘钝

王扬

《中国科学与科学革命》 [3] 求索

《李约瑟难题之争 》

2.科技与中国的农业发展之路 篇二

中国的民办高等教育在改革开放的历史时期做出了民间力量之于高等教育不可或缺的贡献。我觉得中国民办高校,应该明确自己的定位,即不是公办教育的补充,而应该成为中国高等教育里面的精品,公办学校主要解决教育公平的问题,而民办学校的角色则应该是使高等教育多样化,促进高等教育向高水平发展。当然,民办教育首先应该是在某些方面做到卓越,要想各个方面都做得很好,目前还很难。

在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不断提高的背景下,老百姓需要的是有特色的、高质量的教育,国家需要的是能够满足社会经济发展需求的教育。在这种情况下,民办高校只有建成高水平的学校才能发展下去。现阶段的中国民办高等教育,需要针对国家最稀缺、最需要的领域来培养尖端人才,这类尖端人才不是搞纯理论研究的,而是要走在技术创新的前沿。

中国民办高校的品牌建设也很重要,品牌就像中国的瓷器,精美的瓷器,做出来非常难,但如果稍不留心,一下子就打碎了,所以民办高校要特别珍惜自己的品牌。如果允许混合所有制经济来发展民办高校,民办高校应该能够发展得更好。

《大学》:经过30 多年的努力,我国民办高等教育已经有了长足的发展。您认为,这些年里中国民办高等教育对中国高等教育事业的整体发展发挥了怎样的作用?

胡大白董事长(以下简称胡董事长):我认为,中国的民办高等教育在改革开放的历史时期做出了民间力量之于高等教育不可或缺的贡献。一是民办高等教育给中国的经济发展带来了新的增长点,通过拉动社会消费,促进社会投资,扩大社会总需求拉动了经济增长。二是民办高校在某些方面的异军突起,满足了国家和人民群众的教育发展需要,尽管到民办普通高校目前为止也只有700 多所,仅占普通高校总数的28%,但随着这些民办高校的成熟和数量的发展,它们对中国的教育影响会越来越大。三是民办高校给公办学校的进取与发展带来了压力也催生了动力。通过国家一些重要的教育改革措施,民办高校不断地往前发展,冲击着公办高校的办学思想与实践的改革。可以说,如果没有民办教育,公办教育可能还是死水一潭;但两者的关系是,同场竞争与合作,互为参照与比较。

《大学》:您如何判断我国民办高校的办学水平?经过长期积累之后,它们具有比较优势了吗?

胡董事长:比起高水平的公立高校,民办高校是有相当大差距的。但是必须看到,通过这么多年的坚持发展与积累,有不少民办高校的发展水平与发展潜力是在稳步持续提高的。也正是如此,国家才会将民办教育的定位由公办教育的补充转变为教育的组成部分,进而又成为重要的组成部分。我觉得中国民办高校,应该明确自己的定位,即不是公办教育的补充,而应该成为中国高等教育里面的精品,因为世界各国的情况都是这样。公办学校主要解决教育公平的问题,而民办学校的角色则应该是使高等教育多样化,促进高等教育向高水平发展,这方面我们应该向美、日等国家学习。当然,民办教育首先应该是在某些方面做到卓越,要想各个方面都做得很好,目前还很难。每一所民办学校都要选准自己的位置,比如武汉生物工程学院,就主要致力于生物工程方面的发展,尽管成立时间也不长,但目前和成立时间较短的公办学校比,他们在科研上已经有很大的优势,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都有17 项了,这些项目产生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在全国都是很有影响的。

大家都知道,美国的老百姓是享受国家的公共资源,如果公共资源不能满足老百姓的需求,那就上私立学校。如果中国的民办高校能发展到这一步,而不是为生存去招生,就是健康持续的发展。现在有些省的民办高校招生形势已经很严峻,已经把解决生源当成一个非常大的问题,而且要付出相当大的成本,好的专科学校都要费很大功夫才能招到学生,差的专科已经出现一些危机了。民办本科院校包括独立学院已经137 所了,这些学校在今后的发展中,如果没有自己的核心竞争力,存在的目的是什么呢?难道仅仅就是为了生存?我觉得这不是中国民办高校的办学目的。

我们学校在办学之初就立下了“为国分忧,为民解愁,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的办学宗旨。最初我们学校是办自学考试培训,由于符合人民群众的需求,而且是凭良心办学,所以招生人数连续攀升,第一学期招了147 个学生,第二学期招了2,000多学生,第三学期招了五六千人了,第四学期就8,000 多人了。后来没有继续扩大招生规模,是因为没有地方,而不是没人上。2000 年之后,我们国家高等教育从精英教育进入大众化教育阶段,今年毛入学率也接近40% 了,河南省的高考录取率都已达到89%,这种情况下,如果不办好的教育,根本没法生存。而且民办高校的学费比公办高校多很多,如果不办得比别人好,凭什么能招到学生呢?这是很浅显的道理。

我觉得中国民办高校的工作者,必须认清这个形势。不到2020 年,全国的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就会达到40%。那时,上大学就不是老百姓的忧、国家的愁了,老百姓需要的是有特色的、高质量的教育,国家需要的是能够满足社会经济发展需求的教育。在这种情况下,民办高校只有建成高水平的学校才能发展下去。

《大学》:高水平民办大学的内涵指向是什么?

胡董事长:我是这样理解的,现阶段的中国民办高校,如果投入大量财力,也不是没有可能办成高水平的研究型大学。但是因为中国的企业家有很强经济实力的不多,愿意办民办高等教育的更少。现实点儿来讲,当前中国民办高校,还是应该以培养应用型人才为主,应该办成高水平的应用科技大学。

我觉得,应用型人才不光是低级人才,也不光是中级人才,民办高校完全可以培养出高级人才。航空航天设计师、高级经理师、潜艇制作师,还有一些大工匠等等,都是高级应用型人才。现阶段的中国民办高等教育,需要针对国家最稀缺、最需要的领域来培养尖端人才,这类尖端人才不是搞纯理论研究的,而是要走在技术创新的前沿,这样的人才是国家需要,也是老百姓欢迎的。老百姓都希望自己的孩子能过上富裕并且有尊严的生活。我们学校就定位为应用科技大学,我不同意都叫做应用技术学院(会在人民群众中造成误解),我认为民办高校应该有一个好的前景。

《大学》:发展高水平民办大学需要得到各界广泛的认同、认可、接受与支持。您觉得,我们今天的社会有这样的认识基础与行动土壤吗?

胡董事长:我觉得是有可能的,但这需要一个过程,这个过程我估计要持续二三十年,发展快的学校十年左右可能就冒出来了。二三十年之后,在中国会形成一些深受群众欢迎的应用科技大学。我们学校的目标就是未来30 年成为世界一流的应用型大学。现在我们学校已经连续多年文理科招的本科生,全是第一志愿,而且要高出省控线几十分,我们学校就是坊间流传的“河南的小清华”,这说明我们的办学得到了群众认可,逐渐形成了自己的品牌。我觉得中国民办高校的品牌建设也很重要,品牌就像中国的瓷器,精美的瓷器,做出来非常难,但如果稍不留心,一下子就打碎了,所以民办高校要特别珍惜自己的品牌。

今天的社会还是有发展高水平民办大学的“土壤”的。首先,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允许混合所有制经济,这是有利于民办高校发展的。现在中国的民办高校中,大多独立学院都不愿意转设,原因就是它在发展过程中既整合了公办高校的品牌资源,又吸收了企业家的资金,能够用企业运作的方式来经营发展。比如,吉林大学珠海学院一建成就比公办学校好,因为珠海市政府给了这所学校3,000 亩地,一分钱都没要,同时企业家还投资了20 个亿。

其次,很多企业也愿意与民办高校合作,为学校的发展提供支持。以黄河科技学院为例,我们一方面争取让企业来支持一些尖端的学院或专业,另一方面学校自己也拿出来一部分资金来予以支持,如果办得好,可能还会有一些公众人物提供支持,帮我们逐步做大做强。比如,我们跟惠普合作成立了一个学院,通过校企合作来联合培养人才。现在我们已经有14 个学院了,准备再建一个华为学院,目前双方已经签了协议。这样的学院和专业也能得到很好的发展。

《大学》:参照混合经济来发展民办高校,是否还存在政策、法律等方面不完善的问题或障碍?而且,中国人的传统观念能接受吗?

胡董事长:确实还存在不少需要解决的问题。尽管现在党中央的文件上已经提到了混合所有制,但混合所有制的概念是什么?混合所有制的资金怎么掌控?如何运作?和非营利的民办高校有没有冲突?这些都还是需要深入思考的问题。我们学校是非营利性高校,如果允许给投资者合理回报,我们就可以引进私人投资,目前我们正在找法律依据。

我觉得中国人是能接受的。比如,宁波诺丁汉大学,学费已经收到8 万,政府资助1 万,即便没有政府资助的1 万,这8 万块钱的学费也能办好学校。目前这个学校生源很好。我们合作办学学费收到1 万多,普通本科去年又涨了2,000,也都13,000、14,000 了,而且生源很充足。如果允许混合所有制经济来发展民办高校,民办高校应该能够发展得更好。

成立非营利性民办高校联盟的目的是有利于高校分类管理。“不以营利为目的”仍是个模糊的概念,成立非营利性民办高校联盟的初衷是好的,在于倡导国家批准的民办大学要办成非营利的学校。但应该先明确这种分类的政策,明确什么情况下国家支持,支持的力度多大,对民办学校的财务怎么监管等。绝对区分营利、非营利的高校分类管理,还有一个过程。实际上国外选择营利还是非营利,主要取决于是否利于学校的发展。

中国现在还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还不太富裕,教育需要大量的民间投资,这是现实。我们的政策不要也不能超越现实。我们国家在经济领域大力推动非公有经济的背景下,为什么教育作为产业,要用营利和非营利这样的界限来规限民办高等教育?学历教育是一个长期的活动,需要长期地对民族负责,对国家负责,对学生负责,进入资本市场,国家是不允许的,因为那样会损害社会公众的根本利益。

《大学》:公益性与营利性的关系是民办高校的办学困扰。如今,非营利民办高校联盟的成立,是标示着民办高校发展的一种阶段性还是一种区分性?也即是否意味着民办高校现在开始不营利了,或者意味着加入联盟的民办高校不营利了? 您怎么看待?

胡董事长:《民办教育促进法》规定得非常科学,不以营利为目的,什么意思?就是说,民办高校的办学目的是培养人才、为社会服务、开展科学研究。成立非营利性民办高校联盟的目的是有利于高校分类管理。政府将对不营利的民办学校,给予比较多的支持;对于营利的民办学校,则采取另一种支持办法。这是其初衷,但还没有明确的政策。

“不以营利为目的”仍是个模糊的概念,成立非营利性民办高校联盟的初衷是好的,在于倡导国家批准的民办大学要办成非营利的学校。但应该先明确这种分类的政策,明确什么情况下国家支持,支持的力度多大,对民办学校的财务怎么监管等。但现在什么都没有明确,只有一个非营利性民办高校联盟,加入者没有标准,没有财务审查,公信力不强。对非营利大学应有更清晰的法规界定。

《大学》:您如何理解依据营利或非营利的标准对民办高校进行分类管理?

胡董事长:假如说存在明确的、合理的营利和非营利学校的标准,这样来分类管理是可以的。陶西平先生说过,什么是营利,什么是非营利,有什么标准,怎么管理,怎么控制,要先弄明白。所以,要清楚定义非营利办学,则民办高校的所有会计项目都必须非常清晰,包括校长和所有工作人员只能拿工资,工资必须上税等等。我认为,绝对区分营利、非营利的高校分类管理,有一个过程。

企业的目的就是营利,如果是企业家投资,一分钱都不赚,你相信吗?我们学校没有什么投资,我们就是滚动发展起来的。现在党中央、国务院特别提出要鼓励社会资金进入教育领域,但是教育部政策却让人家不愿意进入或害怕进入,国外的资金现在不敢进入。事实上,中国现在还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还不太富裕,教育需要大量的民间投资,这是现实。我们的政策不要也不能超越现实。现在企业界60%—80%都是私营企业了,国家命脉还是国有企业,为什么民办学校不允许营利?我们可以学建国初期公司合营以后对资本家的做法,那时候叫赎买政策,就是给合理回报。

实际上国外选择营利还是非营利,主要取决于是否利于学校的发展。还有种观点就是,不要提营利和非营利,即使是营利的教育,也对现阶段国家的教育事业发展有好处,因为他虽然经济上赚钱了,但是他用先进的教育理念、教育内容和教育方法,让学生受益了,这个很重要。

我们国家在经济领域大力推动非公有经济的背景下,为什么教育作为产业,要用营利和非营利这样的界限来规限民办高等教育?营利性高校也有公益性的一面,培养人才是公益性的行为,但是公益并不等于不营利,它也可以允许有合理回报。根据民办教育促进法,不论是私人的投入,还是国家的投入,只要投到学校,就都是学校的,谁都不能侵吞、挪用、转移,医院都可以让社会来办了,可教育现在仍强调支持非营利学校,这是不利于民办学校发展的。

《大学》:现在也有一种声音提出允许民办教育机构进入资本市场,既可把社会资金融进学校,也可丰富拓展学校的自有资源。这是否与营利有关?

胡董事长:我觉得这个不能全反对,像培训机构,已经进入私人市场了,但学历教育是一个长期的活动,需要长期地对民族负责,对国家负责,对学生负责,进入资本市场,国家是不允许的,因为那样会损害社会公众的根本利益。像我们学校,将来如果想上市,假如学校是个有限责任公司,有责任自己负,这可以。我们学校,集团的一部分是给融资的,融风险投资,但是学校本身是绝不允许有风险的,这个必须得保证。

我们国家的民办教育还不成熟,还像幼苗一样,政府要多扶持,而不是过多限制,对民办高校要关注如何办学,而不要管它是谁来办学,只要办得好。董事长、校长能否有亲属关系,都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怎样才有利于学校发展。任人不唯亲,也不避亲,这才是一个明智的选择。就民办高校的内部管理而言,不要只看个人的因素,而是要看制度的架构是否科学、合理。

国家可以用一些评估,比如第三方评估,来考察民办高校。民办学校没有花国家的钱,仍在不断发展,但政府对民办学校还要有这样那样的限制,唯恐它们越雷池一步,这样不利于民间资金的继续投入,也不利于民办教育的健康发展。高校应该有退出机制,但是我不同意破产这种方式。目前,公办学校就没有退出机制。对于民办学校而言,市场机制会淘汰那些办不好的学校,实际上是有退出机制的。

《大学》:您如何理解民办高校的家族传承式管理?

胡董事长:中国民办学校的产生和发展都处于不成熟的阶段,对它们不宜有特别多的限制。董事长、校长能否有亲属关系,都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怎样才有利于学校发展。有些省份如江西省就有所限制,河南省没有这样的规定,黄河科技学院是我女儿当校长,我当董事长。但我们不是家族式的管理,校长并没有因为是我的孩子而享受特权。我女儿当选校长,是因为她具备条件,熟悉学校,对高等教育有研究,有教授职称,而且她对学校的忠诚度比别人高。如果不符合做校长的条件,她也不能当校长。我认为,只要是符合国家和学校的条件,选谁当校长都可以,关键是要让民办学校充满活力。如果董事长的孩子不行,也不可能让她当校长,谁也不愿意把自己的学校办垮。所以说有些担心是不必要的,实际上美国最稳定的企业就是家族性的企业。任人不唯亲,也不避亲,这才是一个明智的选择。

家族式管理也有它的优势。比如,从社会上或海外选来的校长不仅工资待遇要求特别高,而且有可能不了解国内的情况,甚至会给学校的管理带来混乱。假如像有些学校那样给校长支付100 万的年薪,那么承担具体事务的副校长,还有党委书记、副书记,待遇怎么解决?这些都会是学校面临的难题。而且有些时候,请来的校长和董事长关系也不好处理,不是不欢而散,就是勉强维持,这样并不利于学校的发展。事实证明,我女儿当校长的这几年,学校发展很快。

《大学》:民办高校的家族传承与现代大学治理之间存有不相容的制度本质吗?

胡董事长:我觉得没有。我们学校的党委书记是派来的,实行的是党政联席会议制度,我们学校执行的还是现代大学制度。就党的建设而言,我们比公办学校要好,我们1984 年办学, 1994 年才建立党组织,我们找党找了10 年,因为我觉得,要培养社会主义事业的接班人和劳动者,必须有党的组织。

我们国家的民办教育还不成熟,还像幼苗一样,政府要多扶持,而不是过多限制,对民办高校要关注如何办学,而不要管它是谁来办学,只要办得好。国家可以用一些评估,比如第三方评估,来考察民办高校。说实在的,民办学校受市场的压力已经很大了,学校办不好,老百姓就不报考,事实就是这样。政府派党委书记管办学方向,书记一般兼督导专员又能对学校的教学、行政工作监督,是可以保证学校依法办学的。谁当校长,没有必要去限制。民办学校受到的管理比公办学校严了不知道多少倍,困难也不知道比公办学校大多少倍,但即便如此,民办学校没有花国家的钱,仍在不断发展,但政府对民办学校还要有这样那样的限制,唯恐它们越雷池一步。这样不利于民间资金的继续投入,也不利于民办教育的健康发展。

《大学》:就管理制度而言,民办高校自身有没有需要改革突破的地方?

胡董事长:改革是要形成一个现代大学管理的体系和制度,而不是限制某个人。作为中国的民办大学,我们已经有31 年的历史,实力也相对比较厚实了,但还是非常弱小。我们在选校长时非常谨慎,因为学校经不起折腾。学校必须有完善的制度,比如说董事会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校长的经费支配必须有限定等等。

就民办高校的内部管理而言,不要只看个人的因素,而是要看制度的架构是否科学、合理。制度要完善,而且可操作性要强,还要训练团队。如果制度不完善,无论是传承还是选举,也论是传承给谁或者选举了谁,都可能出问题。关键是出了问题能发现,能解决,人们总是担心民办教育,给民办学校太多的限制,其实是没有必要的。民办教育本身就不强大,承担的压力已经很大,需要的是更多的扶持,而不是太多的限制。如今企业、医疗、金融,还有其他的一些方面,都已经放开多了,只有教育还卡得过死。

《大学》:有观点认为可以将破产作为高校的一种退出机制,您认为这有助于民办高校的优质发展吗?

胡董事长:是可以退出,但是我不同意破产这种方式,破产就得救市,政府就得救,那责任就都到政府身上了。目前,公办学校就没有退出机制。对于民办学校而言,市场机制会淘汰那些办不好的学校,办不下去,就得退出,实际上是有退出机制的。本科学校还好,有一些招生情况不太好的专科学校,如果办不好,就自动不办了。假如说某教育集团,办学办不下去了,要按规定清算学校的财产,先用来还债,然后安置学生、老师,都安置完了,再看投资的部分能收回多少钱,然后再考虑将来用剩余的资产办什么?如果没有这点,民办学校就没有竞争力了。

表面上,我们是民办高校自己在跟自己竞争,实际上是民办教育集团在与公办教育集团竞争。民办学校就像是大石板底下的小草,在缝隙慢慢里生长。就公办学校和民办学校之间的竞争而言,尽管生源不平等,教师不平等,政策不平等,但我们在机遇面前是平等的。如果能尽快地找到国家最需要的突破口,培养国家最需要的人才,民办学校就会异军突起。但如果仍然去和公办学校争生源,争地盘,结果只能是越争越垮。政府只要在方向、政策上和人才培养标准上予以引导,对民办高校就能发挥“四两拨千金”的作用。

民办高校要发展为高水平大学,一是缺资金,二是缺人才,三是缺思想。希望将来还有一系列的制度,能解决这三方面的问题。民办学校最需要的就是理论界的支持和政府的支持,特别是观念上的支持。国家应该对民办大学松绑,要通过各种评估或奖励引导它们发展,比如对于那些办得比较好的学科予以资助。民办学校对自己一定要有清醒的认识,不能再走以学养学的路,要走特色发展的路,这就需要资金支持。但就资金来源而言,民办高校还有一个困境在于,国家只给非营利性学校资助,而如果作为非营利性高校,又没法扩大融资。如果不让营利,企业家也不愿意白捐。

《大学》:您如何判定民办高校在发展中的竞争参照?

胡董事长:表面上,我们是民办高校自己在跟自己竞争,实际上是民办教育集团在与公办教育集团竞争。有竞争,有比较,就有发展,这个竞争是良性的。但是公办学校会多一些政策支持,这对民办学校就是一种限制,所以这不是公平竞争。民办学校就像是大石板底下的小草,在缝隙慢慢里生长。

就高等教育的发展趋势来看,95% 以上的民办学校可能都要发展成应用科技大学,但不同学校也有不同的站位。比如有的新批民办高校的人才培养是链条式的,还保留着中专、大专,本科很少;有的学校集中于本科教育,着力培养技术性、技能性的人才;还有的学校重视科研。比如我们学校,将来要在应用开发、科技开发方面占到优势,我们也培养应用型人才,但是我们要将相当大的力量用来在科技开发上进行突破,为国家和社会做贡献。各个学校站位不一样,只要定位准确,方向正确,都能很好地存在和发展。当然,民办学校之间也需要多交流、多沟通,多开展一些合作。

就公办学校和民办学校之间的竞争而言,尽管生源不平等,教师不平等,政策不平等,但我们在机遇面前是平等的。中国的现代化、信息化发展需要大量人才,这对民办学校和公办学校都是最新的机遇。如果能尽快地找到国家最需要的突破口,培养国家最需要的人才,民办学校就会异军突起。但如果仍然去和公办学校争生源,争地盘,结果只能是越争越垮。现在都是“大众创业,万众创新”了,又是“中国制造”“一带一路”,这些都是好的机遇!在这些机遇面前,民办高校和公办高校都拥有同样的机会。民办高校向来敢于改革,勇于创新,为整个教育界都带来了动力和活力,所以现在不要抱怨,要抓紧找机会、求生存、谋发展。

《大学》:当与公办高校站在相同发展需求与机遇面前时,民办高校获得突破性及可持续性发展的关键是什么?

胡董事长:国家政策的一致性。教育界的领导人应该好好扶持民办教育,并不是人均给多少钱,而是给政策,给松绑。学校自身也必须有突破,为什么呢?人要是吃不饱饭,动力就比较大,就想吃饱饭,要是总处于饱足状态,而且想减肥,那就没什么前进的动力。民办学校不管有多艰难,都要生存,都要发展,因为他在饥寒交迫之中,所以民办高校永远有动力。让他发展,最好的办法就是给他松绑,让他自己去选,这样他的积极性、能动性、主动性就能发挥出来。它这个机制永远是往前冲,它往前冲,民办教育就进步,像今年5 月国家科技部首批了25 个众创空间,其中河南有6 个,我们学校就有1 个。因为是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最高的荣誉就是众创空间,而我们学校就占一个,那就是说我们有动力,一直在往前发展,在往创新的道路上走。

公办学校有“铁饭碗”,缺少危机意识。而民办学校的社会地位本来就不高,如果我们的学生毕业了找不到工作,或者是找到的工作工资很低,那就很难吸引到生源,所以我们有压力,也有动力。我们天天都在想,怎么让一部分学生考上好的学校读研究生,让一部分能创业成功,让大部分能高质量就业,有发展潜力。

政府只要在方向、政策上和人才培养标准上予以引导,对民办高校就能发挥“四两拨千金”的作用。其实,给民办学校1 万元产生的效益不亚于给公办学校的1,000 万。30 年来,我们精打细算地经营学校,没要国家的钱,让学校蓬蓬勃勃地向上发展,培养了14 万人,这都证明民办学校的路是正确的。只有取得同等的发展权利与平台,民办高校才能充分发挥30 来年积累的办学力量,并在国家未来发展中真正起到高等教育重要组成部分的作用。

今年校庆30 周年的会上,我们提出,未来的30 年就要形成一个创新平台,形成世界一流的科技大学,我没说像哈佛那样。我们从1988 年开始就叫黄河科技大学,最初的办校目标就是要办应用型的科技大学,原因就是我了解欧洲的应用科技大学,他们办得很好。欧洲应用科技大学发展了三四十年,我们也发展了30 年,他们没有政府系统的支持,虽然有社会支持,但没有教育方面的理论支持,如果我们能获得政府支持,同时广大同仁能形成共识,大家都“抱团取暖”,形成合力,我相信再过二三十年,我们国家在应用科技创新方面应该能够走在世界的前列,或者至少有少数几个学校先“吃螃蟹”,发挥引领作用。

《大学》:民办高校要发展为高水平大学,您觉得还缺什么?

胡董事长:一是缺资金,大部分学校还是以学养学,要在应用技术上有大的突破,没资金不行,而且需要有比较多的资金,除了政府财力的支持,更多的还是政府给宽松的融资。二是缺人才,不仅是缺高校毕业的老师,还缺来自科研单位和企业的双师型人才,这也需要政府给政策。三是缺思想,这需要举办者和管理者这个团队一定要了解世界和国家经济发展的趋势和需要,针对世界经济、国家经济发展的需要,确定科学的、正确的发展方向,科学有效地促进学校与社会的衔接。希望将来还有一系列的制度,能解决这三方面的问题。

论重要性,当然是团队的思想观念最重要,然后是人才,但还必须得有资金支持,这样才能够实现目标。如果方向错了,定位不清楚,30 年、50 年,100 年都不行。有了思想,光有人,没有钱也不行。这三点,中国目前发展比较好的民办学校,都能解决。思想问题通过学习、借鉴都可以解决;人才虽然会流失一些,但是我们还可以引进更好的;资金也没问题,只要有好项目,就有人投,因为我们学校的平台不错,但现在就算有人投,我们也不敢要,因为不知道国家的政策会发生什么变化。即使作最坏的打算,就算被政策、环境都限制住,我想我们也能突破,相信我们学校30 年之后,在世界上会有一席之地。

《大学》:作为民办高校董事长,您最希望得到什么样的支持?

胡董事长:我最需要的就是理论界的支持和政府的支持,特别是观念上的支持,起码不反对,当然要是给些经济上的支持更好,但我觉得要钱不是关键,关键是自身的发展。

我觉得国家应该对民办大学松绑,要通过各种评估或奖励引导它们发展,比如对于那些办得比较好的学科予以资助。仅靠学费维持的学校,今后是没有前途的。民办学校对自己一定要有清醒的认识,不能再走以学养学的路,要走特色发展的路,这就需要资金支持。政府已经给民办高校一些资金支持,但还要给点更加切实的支持。像西安几所学校,这四年,今年是第五年了,本科高校每年可以拿到3,000 万元的支持,专科每年可以拿到2,000 万元;像吉林华桥外国语学院,每年要拿到将近4,000 万元;河南省从四五年前民办教育经费一分钱没有,到现在一年给3,000 万元,年年增长,增幅还比较大,这都是得益于政策杠杆。但有的省份还不如我们,甚至都没有,还需要国家多多支持。

另外民办高校自己也得找出路,比如我们学校这几年得到国家级、省级的科研经费也有几百万不等,另外,河南省每年一个学校可申请一个品牌专业,每个品牌专业给100 万元,连续三年,我们学校每年都能评上一个品牌专业。与此同时,郑州市教育局每年也能给上百万。我们是十佳学校,还有重点专业,省里也能给一些资助,但是力度还不够大,因为民办高校培养的也是社会主义事业合格的劳动者和可靠的接班人。同样是完成这个任务,公办高校可获得12,000 元/ 年的生均经费,上海生均20,000 多元/ 年;而好的地区民办高校只能获得人均1,000 元/ 年、2,000 元/ 年,大多数省份还没有,民办学校的日子不好过。但就资金来源而言,民办高校还有一个困境在于,国家只给非营利性学校资助,而如果作为非营利性高校,又没法扩大融资。如果不让营利,企业家也不愿意白捐。所以,希望国家在这方面能有更加明晰的政策。

3.科技与中国的农业发展之路 篇三

这种翻天覆地的变化只有中国才有，所以，按照这样的思路发展，中国，没有人能小看！

亚申科技研发中心（上海）有限公司：2003年底成立， 核心技术团队均由高通量实验技术领域的顶级科学家组成，有80余项国外相关专利发明，被哈佛商学院作为成功融资案例，吸引了白宫顾问Yergin博士、英国政府能源顾问Bulkin教授等国际权威相继加盟智团……什么样的公司，敢号称世界第一？亚申敢。

“说白了，我们做的技术就是把几年甚至是十几年的科研过程变成自动化流水线，缩短技术研发到产业化的时间。这是从来没有人做过的事，可以说是前无古人。而我们的愿景，就是希望中国能成为世界的研发中心，我们能成为推动这一趋势中的一份子。”亚申科技首席技术官王尤崎博士毫不掩饰他对中国的热爱。20年前，他为了技术出国，20年后，同样为了技术，他回国。

三年的融资历程

亚申科技的核心业务是研发高通量实验技术并运用于能源、化工、环保等领域的新材料开发，而新材料技术是21世纪全球经济发展的三大技术支柱之一，也是“十五”计划重点扶持的战略高新技术。听起来应该是很热门的行业，当问及融资过程， 才知远非如此。

“我们融资很困难，花了3年时间。首先我们的高科技跟一般人理解的高科技不一样，不是一个生产、制造技术，而是一个研发的技术。用研发的技术来开公司，这种概念VC很难接受。因为一般融资就是你有技术、产品，先做市场调研，然后写商业计划书，进行调研评估，最后确定投资。无论中国的VC 还是国外的VC，绝大部分都是按照这个思路走。我们先是找国内的VC，找了两年，差不多有点规模的VC我们都见了，但是对方都很难接受这种商业模式，我们只好再回头在国外找。”

两年的时间，这群原本有着优裕生活、业有建树的留学生就这么四处奔波，一次次拒绝所带来的挫败感可想而知。

“那当时有没有对技术失去信心？”“没有，只是很失望。当时正好网络热潮，他们不关注材料业也很正常，即使后来在硅谷，我们也是跑遍了VC一条街。试想，没有公司，没有产品，只是一个想法，而且想法又很新，是从来没有听说过的模式，3年5年都未必能成功，如果没有过人的胆识和鉴别能力，真的很难接受，要不也不会被哈佛商学院作为融资案例了。结果到了硅谷，发现更难，因为这是一家中国的公司，国外对中国的认识一直都停留在廉价劳动力这一层，但是我们这个企业是建筑在高知识性上的，外国人会怀疑中国人能不能做科研？有没有科技创造力？所以……”说到这里，王尤崎耸了耸肩，显得有些黯然。长期的国外生活已经让他从思维方式到肢体语言都倾向美国化，但很明显，他的内心还是有着很深的中国情结。

2003年，网络已非热点，VC该何去何从？世界都在看硅谷，但硅谷也不知道该往哪里走。就在这时，硅谷一家很小的投资公司语出惊人，敏锐地指出：能源，是未来的亮点。BBC还特地采访了这家公司，认为这代表了硅谷VC的新动态，VC行业新的出路。一个不经意的举措，给亚申带来新的转机，硅谷的VC们渐渐觉醒，ADVANT INTERNATIONAL、 软银、Technology Partner等著名投资机构纷纷进入亚申。“其实软银搭的是末班车，觉醒得比较慢。到了2004年，中国亮起来了，世界认识到能源跟中国是分不开的，所以投资我们的这些VC公司后来都很神气，因为他们领导了硅谷的新潮流。”

在废弃舞厅里办公

2003年底，团队成功融资达1亿，12月，亚申研发中心（上海）有限公司成立，总部在美国，主要负责法律和商务，真正的运作核心则在中国上海。创业初期，只有王尤崎和总裁、副总裁3个人先来上海，住在朋友借的一个废弃的舞厅里，吃在一楼、住在二楼，办公在三楼。习惯了稳定生活的他们再重新适应这种艰苦的条件，压力可想而知。

“创业企业钱要一分一分花，手里拿了1个亿并不代表可以乱花，这点我们是早有心理准备的。最难的是当时是年底，招人很难，而且渠道又完全不熟悉。还好半年内团队就慢慢开始扩展，权总（总裁）、大力（副总裁）、我就这样站起来了！”王尤崎说得轻描淡写，但其中辛酸自知。从亚申科技的网站上可以看到，团队的核心成员几乎都是在国外生活多年的业界知名的技术领导者和管理者。“他们大部分都是半薪过来的，在亚申的工资只有美国的一半。但是大家都有同样的理念，我们都知道，要是做成了，会是非常辉煌的事情。”在安逸的生活和理想之间，这群中年人爆发出的激情往往比年轻人更持久。

2004年2月，位于张江高科技园区内的2 500余平方米的研发基地开工，5月竣工投入使用。“速度非常快，3个月前是空楼，3个月后就可以有实验室可以办公，这在国外是不可能的事情。我们的外国客户听了都很惊讶，我告诉他们，这就是China speed(中国速度)。讲大了，10年前的上海是什么样？现在的上海又是什么样？这种翻天覆地的变化只有中国才有，所以，按照这样的思路发展，中国，没有人能小看！”王尤崎突然沉默了，低下头大口喝水，那份强烈的民族自尊情感却挡也挡不住地散发开来。

2005年，亚申科技成功研制出多套全面突破世界现有水平的高通量开发平台，第一个客户就是世界500强排名前列的能源巨头。“他们抛给我们的技术难题是他们10年都没啃动的，因为偶然的机会了解到我们在做高通量实验技术，就邀请我们去解决。之前其实也有不少客户来考察参观，但他们都不敢做第一个吃螃蟹的人……这是我们团队所有人从来没碰过的问题，完全是开发一个新的技术，但是团队功底在，我们只花了一个月，就拿出了解决方案，3个半月就解决了技术难题。3个半月，最终交给客户的是非常成熟、完美的产品，这连我们自己事先都没有想到。”

4.科技与中国的农业发展之路 篇四

—上海组合港办公室主任王明志先生

港口发展与经济存在着正相关关系，两者相互依存，相互促进，共同发展。特别是刚才国务院研究室的陈文玲司长将其进一步上升到了更高的层次，她提到港口产业是综合性、战略性、先导性的产业。我非常同意这个观点。我们国家的经济振兴之路和港口发展的关系是怎样的。

第一，中国经济腾飞的过程与要素。我们经济腾飞的起点是从改革开放以后。经过这么多年的发展，深圳由一个小渔村发展到了现在，上升到了世界集装箱第三位的大港。我们国家的经济振兴之路实际就是港口经济发展之路。随着深圳港口的发展，深圳经济的进一步开放，出现了重大的行政管理体制的不断升格。国家的第一轮改革开放是从四个特区开始，从深圳、珠海、汕头、厦门开始。然后批准了14个沿海开放城市。四个经济特区开放形成了国务院新一轮沿海经济布局。西部西南经济区、珠三角、海西以及到长三角、渤海湾、天津、河北、山东经济半岛经济区全部是围绕这个战略开展的。我们国家的经济振兴之路实际就是港口发展之路。

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的要素，无论是建立沿海经济开发区，还是建立经济特区、经济开发区，全部都是以港口为基础，推动相关地区经济的快速增长和发展。通过沿海的改革开放带动了港口的大力发展，由于货物经济的增加，加强了沿海的基础设施建设。专业化要求提高，加强了专业化码头的建设。运输效率周转速度加快的要求，推进了世界船舶泊位的大型化。由于对货物便利和操作安全的要求，进一步增强了出入境港口管理水平。形成了高层重视、增加投资、出台增侧、扩大自主权的发展过程。正是由于客观需要和国家改革开放的需要，各级交通主管部门积极加强研究设施建设，以及出台政策，推动沿海经济区的发展。同时，作为国家政府交通主管部门，大力发展沿海港口，出台了一系列的吸引外资、凝聚社会资本、鼓励外商投资的优惠政策。进一步配合国家战略，加强了通关设施的改造，提高了港口效率。国家扩大内需战略的实施，又进一步向内地延伸。国家的经济振兴之路带动了沿海港口的快速发展。

讲到中国港口的发展成就，我们很多方面都成为世界第一，装卸效率也是世界第一，集装箱造箱量也是世界第一。在1996年，进入全世界前10位的大陆港口没有一个，只有上海港的发展规模最大，进入了世界的第17位。这充分说明中国港口在改革开放中的地位非常重要。

从下一步的发展趋势来看，中央的判断非常准确，“十二五”时期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是深化改革开放，加快转变发展方式的攻坚时期。在这个阶段，我们国家的经济仍然大有可为，但面临的国际形势更加复杂，国内经济形势继续保持良好的发展态势。

从经济发展来看，对港口发展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总的来看，中国港口的发展水平要继续为国家经济的发展发挥重要支撑、引领和推动作用。要重视国家外需和内需的有效结合，保证国家战略的有效实施；要推进经济社会发展的战略转型。要率先保持科学快速发展，注意资源节约，加强环境保护，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和结构调整。

从我们国家港口发展的基本特征来看。从沿海港口来看，通过第一轮改革开放带动沿海港口发展，现在已经具备较好基础和良好设施，能力居于世界前列，吞吐量位于世界第一位，正在进入重要的转型发展时期；从国内港口来看，还处于加快发展阶段，设施、能力、技术、管理、服务水平还有待于提升。要适应国际国内经济发展的需要，要适应国家港口航运以及相关行业发展的需要。国内沿海港口地位还需要继续提升，内河港口的发展需要大力加强。

从中国港口发展趋势来看。第一，全国沿海港口布局要进一步优化，是适应未来经济发展的需要；第二，内河运输要快速发展；第三，加快建设以港口为枢纽的现代物流系统。不论是改革开放初期以外向型经济发展为主，也包括现在以扩大内需为主，加强国内货物的交流，港口始终是货物交流的基地和结点，要在全国确立这样的概念，才能保持我们国家相关产业的发展更加有效、更加合理。从政策调整方向来看。第一，进一步优化全国的港口发展布局，统筹利用优质资源；第二，继续加快沿海港口体系建设，促进沿海干支综合运输合理衔接；第三，加快发展现代航运服务，提高综合服务能力。也正是国务院在2009年出台的19号文件中特别强调了要发展现代航运服务，这也正是我刚才的判断，沿海港口已经到了转型发展时期，不但要保持传统装卸业务的优势，更要重视现代

航运服务的发展，才能提高我们国家港口对经济贡献的重要作用；第四，加强国际航运中心建设，充分发挥示范引领作用。许多政策的突破还有待于在某些方面进行实验，这也是我们国家改革开放以来总结的重要经验。在港口行业发展过程中，仍然需要在许多重大政策方面进行突破。因为我们已经到了关键时期，一些深层次的问题需要进一步完善和调整；第五，大力发展内河航运，推进全国内河航道港口建设；第六，加强建设综合运输体系，增强运输整体作用。在这个过程中，水运发展将上升到重要地位，特别是内河运输将体现出更大的经济技术优势，促进内陆地区经济的快速发展。

中国当代经济发展趋势，从地理上看，有沿海经济、沿江经济向内陆经济转移。从结构上，由原来的自给经济、外向型经济向综合型经济发展。从大部类来看，从工业经济、农业经济向服务经济转变。从劳动密集型向技术密集型转变，从粗放向集约转变。从资源来看，由完全依赖国内资源向更多利用国际资源着眼。从货量来看，从世界各地转移过来的制造业将会保持相当长时间的优势，高技术的设计、创新、发展将加快发展。

从港口经济发展趋势来看，由沿海的临港经济、城市经济向腹地经济发展。内河将加快发展临港经济、工业经济和物流园区。内陆地区将加强与进一步加快交通运输体系建设，加强与沿江、沿海经济的联系，扩大货物与沿海发达地区和国外的经济交流。临港的经济发展情况应该是由传统服务、综合服务向高端服务延伸。内陆地区主要是依靠第一阶段，发展第二阶段。沿海地区主要是巩固第二阶段，发展第三阶段。

从临港经济发展方向来看，应该是沿海临港经济发展已经形成规模，特别是传统港口服务基本满足一定时期内临港工业、出口加工化工冶炼、火力发电的需要，将在经济转型过程中调整临港经济结构，侧重发展高附加值、低污染、节能、绿色项目以及现代航运服务项目。内陆沿江沿河经济对于传统港口服务和初级加工、石化、电力、大进大出项目仍然具有较高需要，将会成为“十二五”快速发展阶段。内陆无水港临港经济将会通过一定的集疏运方式加快发展，与沿江形成连接通道。

促进临港经济发展的几点想法。沿海地区应该侧重优化结构、调整重点、加快改造、完善体系，发展现代航运服务，提高服务水平和附加值。沿江及沿河地

5.科技与中国农业发展之势 篇五

虽然决策层始终强调科技对于农业发展的重要性，但农业科技在中国长期以来并未得到充分应用。中国农业科技成果转化率仅有30%-40%，远低于发达国家65%-85%的水平；政府财政对农业科技与推广应用的投资不足农业总产值0.17%-0.27％，远低于发达国家0.6％-1.0％、发展中国家0.5％左右的水平。

从粮食以及棉花、蔬菜等主要作物的生产情况和农民收入情况看，近几年农业发展仍呈上升态势。然而，有专家分析，中国粮食产量虽然八连增，主要是通过扩大耕种面积实现。2011年中国粮食种植面积达16.6亿亩，比2010年增加1000万亩左右。中国人多地少，靠扩大面积提高产量越来越难。此外，水资源、劳动力资源短缺加剧，各种生产资料价格亦面临上涨，农业不但遭遇产量瓶颈，更面临增产不增收的困境。因此，加强农业科技成果推广刻不容缓。

与此有关，一号文件承诺要“加大对农业科技的政策支持”，具体方式主要是加大农业财政投入和金融支持，“农业科技投入确保增量和比例都有提高”，科技投入着重于提高农业物质装备条件，如农田水利建设、耕地质量、机械化耕作、农业生态环境等方面。针对农业科技与生产和农民实际需求脱节，一号文件强调，科技创新应面向产业需求，把保障农产品供给作为主要任务。具体应“围绕资源利用率，实现增产与增效并重，良种与良法配套、农艺与农机结合”。

6.走科技兴乡之路促农村经济发展 篇六

**乡是环绕加格达奇区典型的城郊乡，全乡管辖三个行政村，8个自然屯，20个村民小组，7300多农民，人均耕地耕地面积不足2亩，在这有限的土地上，要使农业增产、农民增收，乡党委政府深深感受到，单纯依靠政策促进农民增收和农村经济发展的潜力有限，通过反复调查研究，充分认识到只有依靠科学技术、走科技兴乡

之路，才能振兴全乡经济，带领群众致富。近年来，全乡全面实施“科技兴乡、农民致富”发展战略，充分发挥区域优势，立足城郊，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进一步解放思想，以市场为导向，以科技为动力，以产业化为途径，以农民增收为目的，进一步抓好结构调整和优化，发展了突出特色、绿色，发展定单、效益农业，加快牧业生产步伐，使马铃薯种植业成为加北乡的主导产业，畜牧和食用菌发展逐渐成规模。2006年全乡农村经济总收入为3952万元，2006年农民人均纯收入达3499元，农村居民住房砖瓦率达到60％。

一、强化领导、健全组织。为了全面贯彻落实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指导思想，乡党委、政府提出了“科技兴乡、科技兴农”的工作思路。把科技工作作为全乡第一位的工作任务，举全乡之力实施科技兴乡战略。一是成立了以党政主要领导任组长，以科技副乡长任副组长，相关人员为成员的科技普及推广领导小组，全面负责科技兴乡的方案制定、工作安排、人员调配、经费筹措等项工作，各行政村也都建立了相应的科技组织；二是实行了科技工作“三包”责任制、即乡科技领导包片、农技人员包村、村技术人员包户，并将所包片、村、户效益与本奖金报酬挂起钩来；三是和各部门积极协调，使他们为科技兴乡工作开绿灯、创环境、出人出物，自觉参与实施；四是一级抓一级、层层抓落实。坚持“两条腿走路”的方针，既强化乡科协和现有农技推广部门建设，稳定和扩大农技推广队伍；又引导和支持农民群众，农民技术员自发创办各种专业技术协会等技术协作组织，在全乡形成以科协为骨干，村科技副主任为主体，科技示范户带动全体农户的全方位科技服务体系。全乡重点项目、农业科技示范户（基地）都有党政班子成员进行联系，把科技兴乡工作真正落到实处。

二、实施培训计划，提高人才素质。为不断提高全乡劳动者的素质，每年都制定培训计划，本着“实际、实用、实效”的原则，在全乡开展的多形式、多层次、多渠道的科技培训工作。一是首先抓好干部培训，乡里每年多次召开科技培训会议，以会代训的方式，传授科学技术。目前，全乡40多名乡村干部都能掌握1—2项实用技术，成了受群众欢迎的科技型干部。二是实施长期专题培训。把基础知识好，思想觉悟高的示范户组织起来，经常让他们参加地、区、乡组织的培训，达到培训一个，带动一片的目的。三是与地区、加区农技站、畜牧站、科协等部门联合，组织开展科技培训，如绿色蔬菜生产栽培和病虫害防止技术、蔬菜保险技术、大棚滴灌技术、木耳、蘑菇袋料生产技术、马铃薯栽培及病虫害防治、畜禽养殖及疫病防治知识等多种形式的科技培训班，向农民讲授适用性农技知识。两年来，该乡共举行参加各类培训班10期，共培训5000多人次，下发科技书籍、信息4000多份，四采用多种形式、多种方式进行培训，提高农民科技意识和科技素质，针对棚室生产及日光温室小区，我们聘请东北农业大学的教授来我乡进行培训，并对农户生产情况进行实地指导，每年组织科技示范户、农民参加地区科技大集，了解农业信息，市场信息，学习科技知识，掌握生产动态。同时组织安排露天电影、秧歌等文艺活动，活跃农民群众的文化生活。组织本乡先富起来的农牧业典型户现身说法，激发了广大农民科技致富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倡导农民改变传统观念，主动应用先进适用科技成果。截止目前，全乡所有基层干部和80以上的农村劳动力接受了不同形式的农技培训。90的青年农民掌握了一至两门实用技术。通过各种形式的农技培训，我们乡受训人数达2000多人，达到了一户一个科技明白人，培训出19名农业技术科技人员。乡里还印刷科学技术资料3000多份发给农民，从而增强了农民的科技知识，提高了他们的科学文化素质。在经济发展的大潮中，不断增加农民收入，向科技富民强乡目标迈进。

三、科技引路，资金扶持。加北乡着力实施科技兴乡计划，进一步解放思想，更新观念，转变了政府职能，增强了服务功能，落实科技政策，把科技引路，资金扶持作为实施科技兴乡、农民致富的指导思想。该乡每年协同地方信用社为发展养殖、种植的农户办理小额贷款4００多万元，扶持起规模养殖、种植、加工等专业户1００多户。如孙龙江的马铃薯增值深加工业，年创利润30余万元；赵挺祥鲜菜冬储，年创利润10余万元；侯力的养鸡场，年创利润10余万元；于国卿大豆深加工，酱菜厂年创利润20余万元、姜雅文棚室生产，年创利润10余万元等等，同时扶持幸福村奶牛示范村，加北马铃薯示范村。走“特色 规模 品牌”的路子，抓好了标准化生产

技术示范基地建设，提升了全乡农业和农产品质量和竞争力，提高了农业经济效益。

为了解决农产品丰收后的销售问题，加北乡将投资建立农贸市场和精品加工业，解决了每年农民生产出来的大白菜、木耳、蘑菇、粉丝和家禽的销路问题，把小袋包装的无公害绿色马铃薯系列深加工产品打入城市农产品交易市场，并通过农网为农民的马铃薯粉丝寻销路，卖好价钱。广

大农民高兴地说：“如今俺们能实行科技致富，全靠乡党委政府的引导。”

四、适用农业新技术得到推广和应用。加北乡围绕结构优化，强化科技培训，大力引进推广优良品种、有机肥料，温室模式化栽培，绿色、农业生产技术规程，饲用玉米栽培，农村能源建设等16项农业适用技术，得到推广。经济效益、生态效益和社会效益显著。如孙宝玉家把猪舍与沼气池连在一起，猪的粪便流入沼气池，产生沼气用于照明、做饭、取暖，沼气渣用于棚室蔬菜生产上，这就是节约清洁型农村能源建设项目在加北乡应用成功典型，改厕、改圈、改厨、菜地有机施肥和沼气池建设融为一体的循环效益农业，此节约清洁型新能源项目建设的农村推广与应用，既方便农民生活，也改善村庄的环境，同时以煤代木的问题得到了彻底的解决，加北乡将成功的经验加以总结和推广，用典型引路、效益吸引，充分发挥典型的导向力，充分利用上级项目支持，广泛调动社会、农民的积极性，增加沼气池建设的辐射力和推动力，进一步推广农村沼气、燃气综合利用技术，促进农业增效、农民增收。节约清洁型农村能源建设项目在获取沼气高品位能源的同时，还将有效控制空气和水源污染，保护农村环境，有效地推动了新农村建设的进程。

7.科技与中国的农业发展之路 篇七

20世纪90年代, Grossman与Krueger ( 1994 ) 利用多国数据分析发现, 生态环境恶化程度与经济发展之间呈现出一种倒“U”型关系[1]。经济发展初期大量使用资源, 生态环境污染排放物不断增加, 环境开始恶化; 一旦经济发展到一定水平, 人们收入水平上升, 对生态环境的偏好就会增强, 随后人均污染排放物就会降低, 环境质量开始上升, 最终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水平共同提高, 达到和谐状态。他们认为经济发展对环境改善主要有三种效应: 规模、技术与结构效应。后来学者将此曲线命名为环境库兹涅茨曲线, 简称EKC。

EKC的出现并没有深层次的理论框架作为其基础, 所以受到广泛的质疑。Selden ( 1995) 利用简化的生产模型, 在生产函数中加入污染要素, 最终在稳态的条件下得到结论, 认为EKC是不存在的, 即人均污染物的排放与经济发展水平之间不存在倒“U”型的关系, 而是成“J”形状, 因此EKC并不稳定, 在不同的理论假设之下会出现不同的结果[2]。Lopez ( 1994) 假定技术是内生的, 并假定生产对环境会产生不利的影响, 即只有生产活动产生污染, 而消费对环境不产生负效用, 最后发现污染与收入之间的关系EKC是不稳定的, 而是依赖于消费者替代弹性的大小、家庭风险偏好系数的高低[3]。

本文对内生增长模型进行扩展, 运用动态方法说明在一定的条件下EKC是存在的, 即经济发展与环境最终能够共存; 同时使用数据验证中国政府的干预对环境总体状况的影响。

二、理论基础

假定效用函数中包括自然环境要素, 如土地、空气、森林等; 生产函数包括两种生产要素, 一种是人造资本 ( 主要包括资金资本与人力资本等) , 另外一种是自然资本, 这两种生产要素可以相互替代, 最终使得经济持久性增长 ( 但也有学者采用污染排放与生产要素相互替代促进经济增长[4]) 。

假定一个经济体中所有人采用单个的个体进行代表, 因此消费的群体和生产所需劳动力供给是固定常数, 故下面所有变量都是人均变量。生产函数与效用函数都考虑自然环境变量E, 即自然环境水平的高低影响效用水平和生产规模。那么这个代表者的总效用水平就可以表示为:

其中UC> 0, UE> 0, UCC< 0, UEE< 0, UCE>0, ρ代表着消费者对于时间偏好的程度。C、E分别代表消费者消费的产品与自然环境水平, 产品包括人造商品系列的集合, 自然环境包括土地、水、空气、芳香等构成要素。

经济体代表者的生产函数为:

其中, fK> 0, fE> 0, fKK< 0, fEE< 0。

这个生产函数中, K、E分别代表人造资本与自然环境, 其中人造资本包括设备、人工、资金等, 自然环境包括能源、森林、空气等, 其水平能够影响生产规模[5]。同时假设自然环境水平随时间不断变化, 即E = E ( t) 。

假定生产产生污染, 消费不产生污染, 并且污染总量与生产规模成比例关系, 即污染总量是生产函数的线性函数:

其中γ > 0。

W代表污染的总量水平, γ代表生产排放污染比例, 这个比例可能会是任何非负数。尽管一个经济体产业结构的不同, 污染排放的规模W不同, γ会随着时间变化而变动。但本文为了分析方便, 假定γ在短期内是常数。

环境水平E是一个内生变量, 其边际变化 ( 每个时间点的变化) 等于环境改善量减去环境恶化量。环境变化取决于两个方面力量的对比: 一方面生产不断加重环境的污染, 另一方面经济体的代表者会去改善环境的质量。若假定经济体的代表者没有采取对环境改善有力的措施和办法, 那么自然环境就会随着生产所导致的污染逐渐恶化, 如:

那么, 当t→∞时, 自然环境E最终会崩溃, 即E ( t) →0。又因为式 ( 2) , 导致经济中生产活动停滞, 即f ( Ky, 0) = 0 , 经济最终崩溃。He andPatrick ( 2009) 、Klitgaard and Lisi ( 2011 ) 认为环境对经济的发展约束的案例早就出现过, 如20世界70年代的石油危机, 导致世界经济倒退, 充分体现了自然环境对经济的影响[6,7]。

假设该经济体的代表者会采取减排或者清污措施来提高环境质量。采取这些活动必然要动用人造资本, 设为KE。为了分析的方便, 假设自然环境质量的改善活动只依靠人造资本, 则有:

因此, 在一个时间点上, 净环境质量改善为, 表示在任意的时间点上, 环境随时间的变化取决于对环境改善活动的投入产出I与生产活动导致污染程度W的对比情况。如果W > I , 那么, 环境质量随时间不断恶化; 若W < I , 那么, 说明环境改善效果非常明显, 环境质量随时间不断提升。

因为, 界定则用于自然环境改善的人造资本为:

Ω ( t) 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参数变量, 其中 ( 1Ω ( t) ) 表示人造资本用于改善环境的比例, 故生产函数又可以表示为Y = f ( ΩΚ, E) , 环境改善活动表示为I = h ( 1 - Ω ( t) K) 。同时, 本文为了分析方便, 假定折旧率为0。则资本、环境水平的动态变化路径为:

( 7) 式是普通内生增长模型中资本的变化路径, ( 8) 式中前面一部分代表的是环境改善活动产生的效果, 第二部分是生产活动产生的污染效果, 因此 ( 8) 式表示的是环境水平随时间点的变化。这个代表者的最大化效用可以表示为:

根据Hamilton方程原理, 在现值的条件下, 上面最大化的问题等同于:

其中, a与b是联合状态变量, 从某种意义上说, 相当于K与E的影子价格。这个最大化问题成立的充要条件如下:

其中, 上面方程中UC、UE、fK与fE分别表示这个代表者的产品边际消费效用、环境的边际消费效用、人造资本的边际产出与环境资本的边际产出。式 ( 14) 表示产出在消费与积累的边际效果相等, 产出在这两部分之间分配是无差别的, 式 ( 16) 表示的是资本在生产部门产生的边际效果与从生产部门撤出资本用在环境改善上的边际效果相同, 说明人造资本的分配在两个部分之间是无差别的。式 ( 12) 、式 ( 13) 分别表示K、E的动态行为过程。

由式 ( 10) 可以得到:

假定效用函数形式为:

由式 ( 11) 、 ( 12) 、 ( 13) 、 ( 15) 、 ( 17) 与 ( 20) , 资本安排比例Ω的平衡增长路径:

最后, 为了分析的方便将生产函数设定为:

从这个生产函数当中可以看到, 这是典型的CD生产函数, 0 < χ < 1。

根据K与E的动态路径公式 ( 7) 、 ( 8) 、 ( 20) 、 ( 22) , 可以得出:

因为0 < χ < 1, 所以根据式 ( 24) 可以知道。根据式 ( 23) 、 ( 24) 方程性质, 将两个函数表现在一个E - K的平面图上, 如图1所示。

从图1的左图中可以看见, W点是当同时成立时的稳态点, 根据式 ( 23 ) 和 ( 24 ) 可以得到:

因此在图上就会存在这样一些点, 它们可能会最终回归到W点, 稳态时资本安排路径为:

假设经济体在开始发展时面临的人造资本为K0, 自然资本很高, 高于E0, 经济体处在M点处, 如果是按照路径7发展, 在没有干预的情况下, 经济发展最终收敛到稳态点W。但在干预的情况下, 不遵从第7路径, 选择次优路径, 有两种类型可供选择。第一种类型是在第7条路径下 ( 在图上低于第7路径) 选择一条路径。这条路径与第7条路径相比, 要求将相对更高比例的人造资本投入到经济发展过程中, 于是环境水平下降更快, 基本上是以牺牲环境为代价取得经济发展成果, 最终当这条路径跨越时到达第4区域, 于是环境水平继续恶化, 经济发展因为E的水平极低而开始停滞。因为环境恶化程度已经严重影响到经济发展, 导致经济崩溃, 环境最终也不适宜人生存, 经济体覆灭。第二种类型是在第7条路径以上, 如必定存在第3条路径。初始也是因为自然资本较为丰富, 人造资本量较低, 因此将较多的人造资本投入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 但是这种投入的比例显然是低于第7条路径的。因为环境恶化的速度明显慢于第7条路径, 经济与环境演变沿着第3条路径最终触及这条曲线, 与该曲线相交与X点, 在X点。虽然环境水平不再恶化, 但是由于, 所以资本还在不断地累积, 经济继续不断增长, 于是沿着XTZ向前发展, 当超越X点时, 经济与环境达到第2区。在这个区间, 同时存在, 经济在不断增长, 资本不断积累, 于是更多的资本投入到环境的改善过程中, 环境水平因此也在上升, 出现了经济发展与环境和谐的局面, 这就是EKC所描述的路径, 如图1中右边图 ( 根据第7路径画出的) 。

从图1中右图可以看到, X点即为转折点, 这时在人造资本的投入下, 环境恶化程度不再升高, 而是开始降低, 即环境质量开始回升, 而在此过程中, 经济一直都在持续的增长, 所以EKC出现。但需要注意的是, 在达到转折点之前, 环境恶化程度不能超过最大值 ( 生态阀值) 。超过最大值, 环境水平不可恢复, EKC就不会存在。

本文利用扩展的内生增长模型推导出EKC的存在。EKC描述的经济与环境发展的路径不是最优化的路径, 相对于稳态对应的最优化路径 ( 如图中的路径2、4与7) , EKC表示的是一条次优的发展路径。对于政策安排一开始并没有达到最优, 即并不是按照所指导的路径, 用于发展经济的比例一直是低于这个比例的, 即在达到X点之前, 恒成立。

三、模型验证

( 一) 变量的选取与甄别

因为验证EKC路径是否存在, 在模型中必须包括两个基本的变量即环境变量和经济发展变量, 但由于环境恶化程度显然并不全部是经济发展的原因所导致的, 模型还需考虑以下的变量:

1. 进出口因素。污染天堂假说 ( PHH ) 认为, 一般发达国家的环境标准比较高, 因此会提高很多企业的生产成本, 因为要环境达标必须采用先进的工艺或者建设相关的排放物处理设施, 造成公司的成本上升。所以, 很多公司迁移到那些发展中国家, 因为那些国家的环境标准一般较低, 降低了公司生产成本, 能够提升其竞争力。同时, 根据国际分工理论, 发展中国家的产业结构一般是能源密集型、劳动密集型占比较高, 因此可能产生的污染程度较高[8,9]。因国内的消费动力不足, 长久以来我国的经济增长外向特点比较明显, 而出口的大部分商品也都是资源密集型产品, 或者代工产品, 因此给环境造成一定的影响 ( Aaron andMary, 2010; Claustre and Kelly, 2012) 。

2. 产业结构因素。EKC的出现是因为有三种效应的存在, 即规模效应、技术效应以及结构效应。其中, 结构效应指的是产业结构效应, 即在经济发展的初期, 因为人造资本的严重稀缺, 必然发展资源密集型、劳动密集型的产业, 第二产业所占的比重将会逐步升高。第二产业主要以工业为主, 因此对环境会造成较大的负面影响。一旦公民产生对生态与环境服务的偏好, 社会资本就开始进入环境改善活动, 产业结构因为新技术的产生也会升级, 那些污染较为严重的企业逐步变成对环境友好型的企业, 环境开始改善。因此, 产业结构, 特别是第二产业的产值对环境影响是非常明显的, 应该成为模型中的一个重要变量Grossmanand Krueger, 1991, 1994) 。

3. 政府环境管理因素。经济与环境发展并不必然出现和谐的局面, 即经济发展与环境不会自动收敛, 而是在政府的环境管理政策下, 采用公共财政投资等方式将一部分资本注入到环境改善活动或者治理污染活动。根据“理性经济人”的假设, 因为外部性问题的存在, 生产者不会主动参与到环境问题的处理当中, 故应通过政府的环境政策的法律效力, 强制其参与到环境的治理当中, 这对于环境的变化有着非常关键的影响 ( Susmita etal. , 2002) [10]。本文采用政府环境污染治理投资指标代表用于环境改善活动的人造资本投资, 验证这个指标与环境污染程度之间的关系, 从而证明EKC的产生是有充分条件的; 同时这个指标的效果还代表政府环境管理绩效的好坏。

4. 地理因素。尽管人为因素对环境的影响非常大, 但是也不能忽略非人力的因素对环境与生态的影响, 如气候中的温度对于环境污染物的分解、挥发有着十分重要的影响。除此之外, 地形地势的高低对于环境污染物的扩散以及转移有着十分重要的影响。因此, 本文在设定模型时考虑到一些自然地理因素的影响。

( 二) 指标的选取与模型设定

为探讨我国环境污染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具体关系, 设定模型为:

或者:

其中IE、FE、IVA、TEM分别为进出口总额、环境污染治理投资、工业增加值占比、温度, 代表国际贸易因素、政府管理因素、产业结构因素、地理环境因素。c、u分别代表模型中的常数项和随机扰动项。

( 三) 数据说明与处理

本文采用2003 - 2011年全国31个省或地区的面板数据, 对货币化的数额采用对数化处理, 进而降低数量级, 这对于数据的稳定性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IE选取的是各省、地区的进口与出口总额; FE选取的是每年各地区用于治理环境污染的投资总额, 这些投资基本上来自于财政资金, 是环境污染治理投资的构成主体; IVA指的是工业增加值占总产出GDP的比重, 因为本文选取的是SO2与COD排放指标, 主要属于工业指标, 因此选取工业增加值比例代表产业结构因素对环境的影响;TEM代表的是温度, 取每个地区的省会或者中心城市的年平均温度值。

注: 本文采用的是 ADF - Fisher 检验程序, 从 PP Fisher 检验结果中也可以得到上面结果;***、**与*分别表示的是在 1% 、5% 与 10% 上面通过平稳性检验, 以下皆同; ( c, t, 0) 表示的是在 ADF - Fisher 检验中是否有截距项、时间趋势项、阶数, 因为数据从 2003 - 2011 年终取得, 因此检验时取时间趋势项。

( 四) 模型估计

1. 数据的平稳性检验。对模型中各个指标的数据平稳性进行检验以避免伪回归的出现, 检验结果见表1。从表1的检验结 果中可以 看到, Ln ( SO2) 、Ln ( GDP) 、Ln ( IE) 、Ln ( FE) 、IVA以及TEM都是零阶单整的, 说明这些指标在零阶时都是平稳的。

2. 协整检验。对其进行协整检验, 以确定是否存在协整关系, 检验结果见表2。因经过检验之后发现, 模型 ( 25) 是最优的, 各序列均通过了平稳性检验, 而且通过了零阶协整的检验, 因此继续本文模型的估计。

注: 序列包括 Ln ( SO2) 、Ln ( GDP) 、 ( Ln ( GDP) ) 2、Ln ( IE) 、Ln ( FE) 、IVA 以及 TEM 。

( 五) 模型估计结果分析

1. 模型的进一步选择。通过上面一系列的检验之后, 需要对模型进行选择。因为采用的是全样本数据进行分析, 所以采用固定效应模型估计, 分为三种: 固定混合模型、固定变截距模型及固定变系数模型。

对于面板数据模型的选择, 通常需要进行通过对其F检验, 即通过比 较与 Fα ( N - 1, NT - N-k) , 进而确定拟合更优的模型类别。其中, SSEr、SSEn分别表示约束性模型残差平方和、无约束性模型残差平方和 ( 固定混合模型以及固定变截距模型属于约束性模型, 固定变系数模型属于无约束性模型) , N代表个体数, T代表时间跨度, k代表解释变量个数, α代表显著性水平 ( 本文选定为1% ) 。当F > Fα ( N - 1, NT - N - k) 时, 否定约束性模型, 否则肯定约束性模型。

进行检验后发现F1= 10. 78 > F0. 05 ( 120, 124) , 则否定固定混合模型。F2= 8. 63 > F0. 05 ( 150, 124) , 则否定固定变截距模型。因此可以判定本面板模型应该选择的是固定效应变系数模型, 各个地方差别较大, 每个地区都有自己的系数和反应方程。

2. 模型结果分析。经过最终的检验确定, 本模型应该采用固定效应变系数模型估计, 估计结果见表4。从模型的估计结果中可以看到, 不同地区得到的结果与系数是不同的, 且差别非常大。环境污染排放与产出之间的关系, 根据EKC的假设条件, 一旦c1< 0成立, 则环境排放与经济增长呈现出一种倒“U”性关系。在本模型的估计当中大部分地方的系数都符合这个规定, 如北京、山西、内蒙古、辽宁、吉林、黑龙江、上海、江苏、浙江、安徽、福建、江西、山东、河南、湖南、广东、广西、重庆、四川、贵州、青海和新疆系数c1都是负值, 说明这些地区的经济发展与环境的发展路径非常乐观, 尽管其SO2的排放与政府的环境污染治理投资之间的关系不是很强, 但是污染物SO2的排放量在未来开始走低, 而经济的发展不需要得到限制, 是一种和谐状态。

四、结论及说明

通过固定效应变系数模型将全国各个地方SO2排放量与经济发展、国际贸易、政府财政污染治理投资、产业结构、温度之间的关系进行评估识别, 可以从中发现我国不同地区经济发展与环境之间的关系是不同的。

( 一) 经济发展的总体影响

产出增长率与SO2增长率之间的关系是非常紧密的, 共有9个地区的系数是负值, 其余皆为正数, 这说明虽然未来很多地方经济发展可以达到稳定和谐的状态, 但在目前的情况下, 依然呈现出一定的规律: 即经济发展水平较高, SO2排放规模较高。

从图2可以明显看出, 经济发展水平较好地区, SO2排放量基本上相对较高, 但SO2可能受地理因素的影响较大, 因此会有个别的异常点出现, 如河北、山西、内蒙古、辽宁地区, 经济发展与SO2显然不成比例, 正弹性关系并不显著。

数据来源: 《2012 年中国统计年鉴》

( 二) 国际贸易因素的影响不同

在估算的系数当中, 有16个地区的系数是负的估算系数说明国际贸易的影响可能是负面值, 说明国际贸易实际上是有助于SO2的降低而不是上升, 剩下的15个地区的值为正数, 这些地区的, 即当国际贸易规模较大时, 这些地区的SO2增长率也越大。以浙江为例, 国际贸易增长率每提高1个百分点, SO2的排放增长率就会上升1. 16个百分点。而广东的估计系数是 - 0. 00186, 从一定程度上可以确定广东近几年在引进外资和进出口方面诱使产业结构发生改变, 国际贸易的增长带来SO2排放的减少, 尽管系数非常小; 同时c1也是负值, 说明其经济发展也有利于SO2的排放量的减少, 经济结构的调整已经取得初步的成效。

( 三) 政府环境管理绩效低下

理论上, 如果政府财政对环境污染治理投资的规模越高, 那么污染治理绩效就会越好, 将会大幅度降低污染物的排放。但测算结果显示, 除了吉林等17个地区之外, 另外14个地区的环境污染治理投资的绩效极为低下。以北京为例, 环境污染治理投资提升1% , SO2的排放量上升0. 05% , 说明其政府环境管理绩效值得注意。统计年鉴上的数字显示, 大部分的环境污染治理投资主要的投向是基础设施建设, 而城市的基础设施建设与环境污染的长期治理以及源头治理并无实质联系, 这是我国环境治理投资整体绩效并不高的原因之一。

( 四) 产业结构的影响

各个地区产业结构的影响是不同的。若产业结构的影响系数为负值, 说明工业比重的上升降低了SO2的排放, 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明其工业技术水平普遍较高, 证明了EKC的结构效应, 即技术的应用导致产业结构升级, 原来的产业结构被替代, 环境污染物的排放大幅度降低; 反之, 工业比重的上升会导致SO2排放量的上升。从表4可以看到, 共有15个地区的系数为负值, 其他的16个包括上海、北京、广东在内的地区皆为正数。

综上所述, 因为各个地区的环境、地理、资源分布情况非常不同, 因此估计系数差别非常大, 各个地方系数都不相同, 但大多数地区经济发展与环境仍处在和谐状态中, 只是转折点还没有达到, 因此大多数地方仍处在经济发展较快、环境恶化的过程中, 处在倒“U”型曲线的左半部分, 而倒“U”型曲线的拐点何时到来、或者曲线的水平区域持续的时间长短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公共部门的介入 ( Susmita et al. , 2002) 。

总之, EKC不会自动出现, 只有在资本安排合理的情况下, 即公共部门不以经济增长最大化为最终目标, 将一部分资本安排进入环境与生态改善过程中才可能出现。在新古典经济学框架下, EKC描绘的虽然是一条经济增长的次优路径, 却是兼顾经济和环境状态的最优路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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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Selden Thomas M.Neoclassical Growth, the J curve for Abatement, and the Invert U Curve for Pollution[J].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1995, 29 (2) :162-168.

[3]Ramon Lopez.The environment as a factor of production:the effects of economic growth and th liberalization[J].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1994, 2 (27) :163-184.

[4]Tahvonen, O.Kuuluvainen, J.Economic growth, pollution, and renewable resources[J].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1993, 24 (2) :101-118.

[5]Mingfeng Hung, Daigee Shaw.Economic Growth and the Environmental Kuznets Curve in Taiwan:A Simultaneity Model Analysis[M].Edward Elgar Publishing, 2004.

[6]Jie He, Patrick Richard.Environmental Kuznets Curve for CO2 in Canda.Working Paper (09-13)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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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Aaron Kearsley, Mary Riddel.A futher inqury into the pollution Haven Hypothesis and the Environmental Kuznets Curve[J].Ecological Economics, 2010, 4 (69) :905-919.

[9]Claustre Bajona, David L.Kelly.Trade and the environment with pre-existing subsides:A dynamic general equilibrium analysis[J].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2012, 2 (64) :253-278.

8.加强思想工作　走科技发展之路 篇八

健全支部组织机构

茅台葡萄酒公司党支部是2004年6月成立的,共有党员7名。在这7名党员中，从集团公司派到昌黎的有3名，转入支部临时组织关系的党员4名。3年来，支部组织结构已经健全。但由于党员数量少，而且大部分又在公司管理部门，经常外出的时间多，这给党支部的工作带来了一些难度，制约了党支部的战斗堡垒作用和共产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的发挥。针对这种现状，党支部在开展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中，决定把工作重心转移，从抓建立健全支部的规章制度，发挥支部和党员作用、发展入党积极分子，做好监督工作等方面转变，以提高党支部的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

发挥党支部战斗堡垒作用

在去年全国“两会”期间，胡锦涛总书记发表了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的重要讲话，对中华民族树立正确价值观进行了“八荣八耻”的高度概括。全会全面阐述了社会主义荣辱观的具体要求，对推动形成良好的社会风气，实现“十一五”规划目标，有极其重要的意义。为贯彻落实这一重要讲话，公司党支部结合学习两会文件精神，为开创“十一五”期间公司发展的新局面，加强了“八荣八耻”和“两会”精神的宣传，在公司范围内制作了三组宣传牌，把党员是否做到“八荣八耻”进行认真学习讨论，检点自己的言行，做到知荣知耻、扬荣弃耻、兴荣抑耻，通过教育活动，推动全体党员和全体员工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落实社会主义荣辱观，体现在工作中，从企业自身利益出发，在企业生产经营各项环节中发挥了党员的模范带头作用。

党支部积极参与公司生产经营管理，在开展绩效考核工作中，由支部书记担任考核组长，不定期的对公司的生产经营和各项管理工作进行考核，以推动公司生产经营和管理，降低各项费用，提高劳动生产力和投入产出率，力求通过支部参与管理，充分体现党政一心，对公司的生产经营形成合力，齐抓共管，使全体员工都能够按照目标管理的要求自觉约束自己。

党支部积极发挥和支持工会开展工作，每年都要认真研究如何引导工会做好员工的工作，维护员工的正当权益，解决员工的困难、关心员工的生活。开展有益身心健康的文娱活动，在每年春天，拨给工会一定经费，让员工春游；工作之余开展多种多样的体育活动，元旦和重大节日组织他们开展卡拉OK等活动，活跃了职工的文化生活。同时为了提高员工的整体素质，经常性地组织由全体员工参与的爱岗敬业、工作技能、法制观念培训，使广大员工自觉地遵守国家的法律法规，截至今年4月已培训15次，在全体员工中形成了讲团结、讲奉献的大好局面。

构建和谐企业

狠抓经营管理

2006年在集团公司党委、董事会、经营班子的正确领导和大力扶持下，在集团公司各部门的通力配合下，公司深入学习贯彻十六大和十六大以来的各项方针政策，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和谐企业，并以抓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长效机制教育和反对商业贿赂活动为契机，狠抓经营管理，牢固树立“一切以销售为中心”、服务客户的理念，全面推进葡萄酒公司党建工作和各项工作，努力完成2006年初制订的5511120目标（即完成销售额5000万元；上缴税金500元；实现利润100万以上；产品出厂合格率100%；各区域销售人员完成公司下达任务计划100%；生产罐装成品酒2000吨；安全生产及各种责任事故发生率为“0”），同时完成了1152158工程（即做好10个省会城市，每个省会城市做好10个酒店、餐饮或夜场，每个省级城市销量在150万元以上）。

公司遵循质量是企业生命的原则，按照茅台白酒“以质求存”的理念，在生产中坚持按集团公司党委书记袁仁国同志给公司题辞的那样：茅台葡萄酒“变的是颜色，不变的是品质”。公司通过IS09000、IS014000、IS018000、和HACCP4项管理体系认证以来，各部门严格按照公司的体系进行操作执行，为了工作进一步程序化和标准化，并便于考核，在2006年初公司给各部门制定绩效考核目标，每周不定期抽查2～3次，每月统计通报，真正做到了每个党员有分管的责任区，并且责任到人，使每个岗位每个环节的工作都有了明显改善和提高，在2006年10月，中质协审核专家对公司所有部门进行了4项管理体系年度复审，经过严格复审专家组一致认为：公司是在中国葡萄酒行业内首家一次通过IS09000、IS014000、IS018000和HACCP4项管理体系认证的企业，通过一年多的持续改进和完善，企业管理水平和市场竞争力明显提高，员工综合素质、工作效率大幅度提高，按审核要求顺利通过体系复审。

在2006年10月，秦皇岛检验检疫局对公司进行了检验监管审核。此次是公司运行3年以来的换证审核，本次监管审核的目的是通过对企业质量管理体系监督审核、产品质量符合性检查及现场管理的检查，来确定是否满足出口商检产品的最终放行条件。审核分两组，分别抽查审核了质检部、生产技术部、发酵车间、罐装车间、办公室及物流成品库等部门，监管审核组详细检查了体系文件管理、内部审核、管理审核、不合格品评审与处置、顾客满意度、质量反馈、合同评审、产品质量分析、成品仓库管理、工艺文件执行、现场管理、标识、文明生产等诸方面，结论是优秀，达到了企业产品出口商检核放的要求，使茅台葡萄酒在国外市场占有一席之地。

公司成功地参与了上海国际名酒节展览及2006大连国际食品博览会。茅台葡萄酒与众多国际名酒一起登台亮相，引起了国内外来宾极大的关注和赞许，提高了产品的知名度、美誉度，扩大了茅台品牌的影响力。

目前公司党政领导班子和全体员工秉承了茅台集团“爱我茅台、为国争光”的企业精神和在工作中“自找苦吃，自我加压”、“ 立足茅台，奉献社会，成就自我”的品质，有决心有信心让“茅台干红红天下，国酒风采彩五洲”。

9.科技与中国的农业发展之路 篇九

（国内）

一、科技合作的思路

1、坚持开放办院。

经过50多年的发展，热科院已经成长为热带农业科技创新的重要力量，按照孙政才部长提出的热科院要当好热带农业科技创新的“火车头”、促进热带农业科技成果转化应用的“排头兵”和培养优秀热带农业科技人才的“孵化器”的总要求，我院经反复调研和认真研究，提出了“开放办院、特色办院、高标准办院”的办院思路，突出强调把“开放办院”作为“特色办院”和“高标准办院”的基础和前提，紧密围绕国家战略、市场需求和产业发展，进一步转变观念、拓展视野、开阔胸怀，联合热区各单位，共谋热带农业科技发展大计，力争在事关热带农业发展的重大科学前沿、重要关键技术领域取得重大突破，共创热带农业发展新局面。

2、全力推进热带农业科技“大联合、大协作”。聚集各方面的科技力量，整合各类资源，逐步形成以我院为主导的热带农业大科研、大协作、大产业、大服务的格局，是我院 “开放办院”的有效举措和具体体现。

热带农业资源丰富，气候得天独厚，蕴藏着巨大的发展潜力，然而，热带农业科技对产业发展的支撑作用还未充分

发挥，热带农业科技发展面临的问题主要有：一是科技资源分散、浪费严重；二是结构不合理、各自为政；三是还没有形成紧密的联合协作机制，以至于项目越做越小，成果越出越少，得不到国家应有的重视和持续稳定的支持。只有通过大联合大协作，围绕国家战略需求，瞄准热带农业产业发展关键技术目标，协同攻关、联合推广，才能有力促进热带农业科技进步，支撑热带农业产业发展。热科院将全力支持和推进热带农业科技“大联合、大协作”。

二、重要举措

1、组织构建全国热带农业科技协作网。

根据我院构建全国热带农业科技协作网的战略部署，在院领导的亲自主持与领导下，我院把协作网的建设作为工作的重中之重。通过努力，协作网的建设取得重大的进展，全国热带农业科技协作网在我院55周年院庆期间正式启动。来自热区九省区农业行政主管部门、农垦、农科院、涉农高校及相关地方政府的领导和院广大职工出席了启动仪式。启动协作网意义重大，主要体现在：一是落实温总理对加快扶持热带农业发展和科技创新的批示的重要体现；二是落实全国农业科技创新与推广工作会议精神的具体行动；三是标志着协作网的建设得到农业部的肯定以及热区科教单位与政府主管部门的支持，标志着协作网的建设取得了阶段性的成果。

2、开展科技“大联合、大协作”战略行动。

围绕我院“立足海南、面向热区、走向世界”的发展定位，为了拓展科技合作与服务空间，实施科技大联合大协作战略，去年8月份以来，由院领导亲自带队，各所（站）及机关职能部门负责人参与，我院分别到江西农科院、广西农科院、广西农业厅、云南农科院、攀枝花市政府、海南农科院、海南水产研究所、海南农垦总局、海南大学、以及儋州、万宁、乐东、文昌、定安、白沙、琼中、五指山、保亭、屯昌等市县政府开展调研与科技合作洽谈，并与云南农科院、江西农科院、广西农科院、云南农垦总局、广东农垦总局、海南农垦总局、海南农业厅、海南科技厅、攀枝花市政府、屯昌县政府、万宁市政府等18家政府单位和科研机构签订合作协议。目前，已与部分单位落实科技合作协议内容。

3、联合热区九省（区）共同向国家相关部门提出设立“热带农业科技创新专项”。

根据温家宝总理关于大力支持热带农业科技发展的重要批示，我院迅速行动，联合热区九省（区）提出设立热带农业科技创新专项，前后共组织召开10多次会议部署专项工作，其中两次召开全国热带农业科技创新与协作研讨会，邀请九省（区）农科院、农业厅和相关高校单位的领导参与专项建设工作，认真听取它们的意见和建议。九省区相关单位一致同意由热科院牵头，联合提出设立热带农业科技创新

专项。

4、与热区相关科研和推广单位齐力合作，共同建设我院重要热带作物产业技术体系和重点学科体系。

由我院牵头、各相关单位共同承担的橡胶、木薯、香蕉三个国家现代农业产业技术体系建设工作已于09年正式启动。同时，为进一步整合资源，分工协作，突破热带农业发展的科学问题和技术“瓶颈”，增强热带农业科技自主创新能力，我院提出首批建设重要热带作物产业技术体系17个、重点学科体系27个，这一号召得到了热区相关单位的积极响应，来自热区九省（区）的数十个科研单位、政府部门和推广机构参与了我院产业体系和学科体系建设。通过整体策划，整合我院资源和联合热区优势力量，系统开展基础性、前瞻性研究，我院将在破解重要热带作物产业存在的重大共性和关键性技术问题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进一步为热带农业的发展提供技术和理论支撑。

5、联合承担国家和部级重大（点）项目。

我院历史上首个“973”计划-“重要热带作物木薯品种改良的基础研究”，就是多单位、多学科、多领域合作的结果。我院热带生物技术研究所是该项目的第一承担单位，我院品资所、中国科学院上海生命科学研究院、华南植物园、北京基因组研究所、复旦大学、华中农业大学、广西大学等单位共同承担该项目。除此之外，我院在国家科技支撑计划、公

益性行业科研专项、“948”计划等一批重大（点）项目上都与国内相关科研机构有着较为密切的合作关系。

6、开展“特聘研究员”活动。

为发挥热区各省区农业专家在热带农业科技创新中的作用，共同推动我国热带农业科技事业发展，我院开展了“特聘研究员”聘任工作，聘任在农业科学研究、生产或管理领域具有较高水平或知名度的大专家、大学者到我院从事科研活动，该项工作的开展，对加快充实我院人才力量，提高我院整体科技创新能力将发挥重要作用。

7、国家重要热带作物工程技术创新服务平台建设工作。在国家重要热带作物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的基础上，我院组织海南大学、海南农垦科学院和云南农垦集团等相关单位共同申报了国家重要热带作物工程技术创新服务平台建设项目，该项目已通过科技部组织的专家咨询和答辩会议。

三、下一步工作设想

以现有热区农业科教机构主体科研力量为重点，以重大项目和创新专项为纽带，以产出重大应用前景的成果为目标，通过构建协作平台、创新协作机制、强化协作手段，共享协作成果，经过5到10年的努力，形成与我国热带农业生产区域布局相配套，与国家农业科技创新体系相呼应、与现代产业技术体系和农技推广体系相衔接的新型农业科技协作网络。近期具体工作如下：

1、进一步健全热带农业科技协作机制，构建“大联合、大协作” 的协作共赢长效机制。完善热带农业科技协作网运行章程。

2、进一步贯彻落实我院“开放百项项目”、“特聘百名研究员（专家）”、百项技术兴百县（村）”的“三百工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