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人与小说家（精选8篇）
1.诗人与小说家 篇一
诗人与诗，就如同说故事的人与故事。
每一个说故事的人都是孤独的。因为我们孤单时有故事听，而他们只能自己对着自己讲那不知重复了几百遍的故事。
那么诗人，同样寂寞。于是诗便成了他们的所有。他们的快乐，他们的忧愁，他们的愤懑，他们的洒脱，和着泪，融着血，就这样流入了诗中，或深沉、或激愤、或低宛、或缠绵……
诗是青莲心，诗是杯中酒。
山一程来，酒一壶，斗酒成诗，百篇嫌少，千首不多。曾经放荡不羁地笑骂夫子，曾让“一骑红尘妃子笑”的杨玉环为其碾磨，让高力士为其脱靴，这样的人注定不会平凡，而是“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的潇洒之人。不惜五花马，不怜千金裘，只爱浊酒一杯，邀月对酌影成双，这般的洒脱达观，不受金钱名利束缚，身处孤独亦能豁达淡泊，这样的人，怎能不成为一代诗仙，即使大隐于市，亦令后世百代所仰望。
诗是空山鸣，诗是落日圆。
诗是摩诘心中的那座空山，没有车水马龙，没有游人如织，有的只是悄然而去的桃花流水，有的只是寂寞开于深谷的幽兰，夕阳返照时苍碧的青苔。还有那照于松林间的明月和月下如练的潺潺而过的溪水。在这里，心如古井，波澜而不惊，心如芙蓉，出尘而不染，于是便有了“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的悠然与自得；“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的雄壮与辽阔。惟有一颗空如明镜的心，才能同时容下那空山幽谷的空涧鸟鸣和那边塞黄昏时的声声号角，白雪皑皑时迎风猎猎的战旗。
诗是相思泪，诗是长相望。
诗是闺房女子心中那个远去的背影。好男儿志在四方，这一去，思念的线被扯的老长老长，丝丝缕缕，剪不清，理还乱。女子空余“悔教夫婿觅封侯”的叹息，却又盼转身成一缕月光，千里相随。纵别离在久，等待在苦，那“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的坚守也是甜蜜的。试问爱是什么?那是亘古传唱中永恒的守候……
诗人与诗，就如同天空与云。
没有云的天空是寂寞的，没有天空的云，又该往何处停泊？
2.诗人与小说家 篇二
历史文化名城桐城, 曾因桐城文派而名冠天下。除了涌现出大批名垂青史的男性文人外, 清代桐城女性诗歌创作盛极一时。
笔者根据傅瑛的《明清安徽妇女文学著述稽考》、光铁夫的《安徽名媛诗词徵略》, 同时结合施淑仪的《清代闺阁诗人征略》、徐乃昌的《小檀栾室汇刻闺秀词》等文献, 进行汇总后共得有名姓的桐城清代女性诗歌作者165人 (含明末与民国初年) , 诗词作品近千首, 创作之盛可谓安徽诸县之首。
桐城女性诗歌的繁荣与桐城文化的促进作用是分不开的。桐城文化又对女诗人的生平及创作产生重要的影响。
二、桐城文化促进女诗人群体的繁荣
明初建都南京, 迁都北京后, 南京为陪都。桐城作为畿内, 经济和文化发展相当迅速。同时, 桐城秀美的自然风光有利于文学、艺术创作, 这些大环境都为女性文学繁荣提供了丰富土壤。具体而言, 清代桐城文化对女诗人群体的促进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一) 桐城文派崛起的客观刺激。
清代桐城文派谱写了近三百年辉煌篇章, 形成“天下文章出桐城”的文学奇观。清方东树曾言:桐城人文最盛, 故常列为列郡冠。成学治古文者综千百计, 而未有止及……日久论定, 海内翕然宗之[1]。
伴随桐城文派兴盛的还有桐城讲学结社、著述刊印之风。自明末起, 桐城诸多名士讲学授徒, 交游结社。例如钱澄之、方以智主持复社, 还有像泽园社、桐川会馆等。同时, 桐城文人著作如林, 数以千计。清四库仅桐城桂林方氏就收录文集四十七部。
这些学术风尚, 也会影响当地的知识女性, 像桐城最早的“名媛诗社”, 张姒谊、吴坤元、左如芬等的诗文结盟。女诗人们的诗文集很多, 像方维仪就有《清芬阁集》、《归来吟》、《宫闱诗史》等多部著作。还有像姚陆舟的《玉台新咏》、《凝晖斋诗存》等, 几乎人手一书, 举不胜举。
(二) 家庭文化的影响。
家族文化是桐城文化的一个亮点。像桐城的方、姚、张、吴这样的大家族都涌现出大批男性文人, 其中有不少在中国历史上还有举足轻重的地位。男性文人的文化活动和文化支持使得家庭里诞生了诸多才媛, 如桂林方氏中方以智的祖母姚氏、姑母方孟式、方维仪、堂姑方维则、母亲吴令仪、姨母吴令则、妻潘翟、妹方子耀、女儿方御、儿媳陈舜英、张莹、孙女方如环、方如璧、玄孙女方云卿、方宁都有诗名。方御在《文阁诗选序》中曾描绘了当时家中女性文学活动之状:当是时, 姚祖姑居清芬阁中, 余辈每就订正, 争妍竞胜, 不异举子态, 悬甲乙于试官也[2]。
其次是麻溪姚氏和吴氏家族。较知名的才媛像姚若蘅、姚凤仪及吴怀凤、吴坤元等, 有数十人之多。而且桐城母女、姐妹、婆媳诗人比比皆是, 像姚含章、张令仪母女, 左如芬、孙思姙婆媳、方筌、方笙姐妹等。这充分反映出清代桐城的家庭文化及女性文学活动中家族性的特点。
由于古代女性大多过着足不出户的生活, 家内学习、唱和是文化交流的主要形式。桐城大家族间为了保持延续性和影响力, 往往互相联姻。这是当地文化的一大特色。这种联姻会形成因血亲、姻亲而构建的庞大家族体系。家族文化的覆盖面更广, 更有利于家族才媛间的文学活动的顺利进行。
(三) 注重女性教育。
《桐城民俗风情》记录了这样一首民谣:“桐城好, 母氏更操心。有父做官还做客, 教儿宜古还宜今, 宵共补衣灯。”又道“吾乡宦游与远幕者, 十居八九, 故幼稚得力于母教者尤多”[3]。
由于母教的重要, 就需要身为母亲的女子知书达理, 这对桐城女性的文化教育有重大的促进作用。《桐城续修县志》载:邑重女训, 七八岁时以女四书、毛诗授之读[4]。让女性读书识字, 不仅有利于女性进行文学创作, 而且无形中为她们打开了一扇门, 让其可以有机会进入更大的知识领域和思想空间。例如张英的妻子姚含章:生平于毛诗、通鉴悉能淹贯, 旁及医药、方数、相卜之学, 而尤好禅学……康熙帝尝顾左右曰:“张廷玉兄弟, 母教之有素, 不独父训也。”[5]
(四) 好诗的风尚。
桐城好诗的风尚于明清极盛。姚莹曾道:“ (桐城) 诗道大昌。盖汉魏六朝三唐两宋以致元明诸大家之美, 无一不备。海内诸贤谓古文之道在桐城, 岂知诗亦然哉?”[6]道光年间徐趝辑《桐旧集》, 录桐城诗歌七千七百首, 诗人一千二百余人。女诗人的创作同样熠熠生辉。正如吴希廉所言:“吾桐自昔多性癖耽吟之士, 而闺阁中亦往然……未闻辑一隅闺秀诗至有百余家者。”[7]
好诗的风尚又往往与家庭文化及教育相结合, 一门风雅的现象相当常见。例如张瑞芝:在闺中时, 与妹玉芝、爱芝从父学诗。各手一卷, 讴咏不辍[5]82。方份:弟持师出联“桐子迎秋老”五字至, 未及对。份辄举唐人诗“桃花带雨浓”句应之, 父大喜, 谓工致蕴[5]97。再如姚德耀与丈夫唱随歌咏, 互相诗友, 不减梁、孟[2]216。左如芬从夫学诗, 一学即工[2]306。
诗歌能惠及女性与男性文人的支持是分不开的。姚鼐就说:“儒者或言文章吟咏非女子所宜, 余以为不然……言为天下善, 于男子宜也, 于女子亦宜也”[8]。正是男性文人, 尤其是父亲和丈夫将好诗吟咏之风影响了女性。
三、桐城文化对女诗人生平与创作的影响
(一) 遵从礼教。
桐城文派学术思想是恪守程朱理学。像刘大鏪就力主为文须明义理, 适世用。姚鼐亦言:“程、朱犹吾父师也。”[8]102这些思想反映在桐城女性身上, 最突出的一条是对封建礼教的遵从, 桐城女诗人也不例外。
首先是节烈。像自杀殉夫的有方宁、张清华、潘志渊等, 自杀未遂抚孤尽孝或寡居守节的有方维仪、姚鉴含、姚陆舟等。有的才媛的节烈甚至到了令人惊愕的地步, 例如终身不嫁服毒自杀以全贞节的孙蘩姑, 劓鼻拒绝改嫁的孙氏等。她们节烈尊礼观反映在其诗歌作品中。例如方维仪的《求合墓诗》:自君别后苦伤情, 六十余年独守贞[2]156。方维则《感怀》:抱志松筠洁, 铭心金石坚[2]128。还有像潘志渊的《绝命词》、姚陆舟的《闺鉴》等, 不胜枚举。
其次是认可男尊女卑的性别地位和服从丈夫、服务家庭的性别角色。在这些女诗人中有为夫广蓄媵侍的吴令则、张莹、方若蘅, 也有丈夫别娶, 独自辛勤守家的潘翟、方子耀。更有自戕尸谏丈夫的张淑媛。她们虽为当时知识女性, 但依然被时代洗脑, 心甘情愿地受礼教束缚, 守着贤良妇道。
遵从封建礼教对女性文学阅读和创作是有限制和阻碍作用的。像栖梧阁吴氏就好读历代群史, 而艳词小说, 屏绝弗观[2]201。从父学诗、讴咏不辍的才女张瑞芝于归后, 皆弃笔墨不复习, 而唯从事于酒浆丝麻之女功[5]82。而那些烈女节妇们的诗歌往往思想性强而文学、审美性弱, 又因词主言情, 诗庄词媚, 故而桐城女性词的数量明显少于诗。
(二) 尊贤重德, 清正仁义。
尊贤重德是桐城文化中的一个显著特点, 这里的“德”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重德在桐城女性身上体现出的是一种普象和共性。例如生平仁厚好施的姚文然长女姚氏, 办学济世的倪婉, 以孝道著称的吴坤元, 更有重义轻利的一代才女吴芝瑛。
就诗歌看, 典型的像左绍光《移居》:地僻心常远, 人微品自优。世道秋云厚, 淳风我自留[2]201。吴氏《示子妇》:立身贵简朴, 喜尔亦能知[2]202。姚陆舟《教子诗》:勿因闲长惰, 须以俭成廉。还有像左北堂《训诸子及孙曾辈》、姚凤仪《勉儿》等。重德思想在女性教子诗中突出反映, 此点又与桐城的母教文化相契合。
综上, 清代桐城女诗人群体及其诗歌创作是桐城文化中一道亮丽的色彩, 其兴起及特点与桐城文化休戚相关。与此同时, 这一群体又因其独特的家庭角色和作用影响了众多男性文人, 促进了桐城整体文化的形成。
摘要：清代桐城女性诗歌创作盛极一时, 桐城文派的客观刺激, 家族文化的影响及好诗重教之风促进桐城女诗人群体的产生与女性诗歌创作的繁荣。桐城文化中的封建礼教和人文礼教对女诗人的生平与创作具有重要的影响。
关键词：清代才媛,女性文学,桐城文化
参考文献
[1]沈培新.安徽人才现象研究[M].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 137.
[2]傅瑛.明清安徽妇女文学著述稽考[M].合肥:黄山书社, 2010, 119.
[3]徐庶, 叶濒.桐城民俗风情[M].合肥:黄山书社, 2002, 168.
[4]胡必选.桐城续修县志[M].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 1988, 卷三.
[5]光铁夫.安徽名媛诗词征略[M].合肥:黄山书社, 1986, 53.
[6]徐趝.桐旧集[M].丁卯九年影印本, 民国十九年, 卷首序.
[7]吴希庸, 方林昌.桐山名媛诗钞[O].清嘉庆甲辰刻本, 卷首序.
3.《邮差》《苦水音乐》诗人的小说 篇三
作者： 【美】查尔斯·布考斯基
译者：杨敬 / 巫土
出版社：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理想国
出版时间： 2013年8月
布考斯基有一张斑驳不平的脸，这张脸因一些角度不同手握酒瓶的照片变得卓尔不凡。他立志很早成名甚晚（五十多岁），是名符其实的大众诗人，来自底层，成名后也没有寻求新的生活，他对自己的生活和命运既莫名憎恨又乐于其中。他刻意留给公众的形象其实是现代美国某种“悖谬文化”的象征：莽撞与机警、落魄与豪爽、粗鲁而又精明在悖论中共存，并且通过诗与酒的关系得到完美解决。
查尔斯·布考斯基（1920-1994）的父亲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被派驻德国的美国大兵（有波兰血统），母亲是德国人。布考斯基在德国出生，两岁时随父母迁居美国巴尔德摩，后又搬到加州帕萨迪纳（离好莱坞不远）定居。布考斯基的志向是诗人，在洛杉矶大学读书期间，他就开始写诗，此后一直在艰苦谋生和努力写作中挣扎，出版過多部诗集，直到在出版商朋友的请求下写出小说处女作《邮差》，才算摆脱打杂谋生之苦。《邮差》的故事就是对他十多年间在邮局里工作的提炼和概括，这份工作使他对自己生活的环境有非常深厚的认识。
就在他努力改变自己命运的过程中，生活也偷偷更新了他写作的风格。成名之前有一段时间，布考斯基一边写诗，一边为《花花公子》 写一些色情媚俗的短篇小说。成名之后，他的作品里仍然保留了很多色情元素，不过他已不再写赤裸裸的欲望，而是对欲望进行清算。欲望在他落魄的岁月是非常特殊的存在，给了他强有力的影响，这种影响甚至体现在他对女性形象的塑造上。布考斯基作品里女性的形象非常单调：性感、精神错乱和自毁型人格。这些要么说明愿意与他交往的女性很狭窄，要么说明他只对某一类女性感兴趣。他对女性的偏见，以及由此招致的女权主义批判，虽说都是有根有据的，但却很能难说是恰如其分的。
实际上，无论布考斯基小说里那些过分鲜活的女性形象多么突出，他描写的只能算是整个世界的某个断面，是充斥粗鲁的街头文化的底层男性世界，这个世界与培育上流社会女性深闺文化的世界没有任何交集。底层男性的共同特点—害怕和敌视警察—在布考斯基的小说中有清晰的体现：所有的男性都宁愿私下解决一切麻烦。这也是他小说里最基本的戏剧冲突。
因此小说里会涉及一些非法动机和轻微罪行，但并没有滑向娱乐化黑道小说或犯罪小说，而是很严肃的现实小说。故事里的冲突最终会走向滑稽的结局，形成一个黑色幽默风格的讽刺。布考斯基的小说大部分描述直接行动（就像海明威描写斗牛、拳击和钓鱼），偶尔会有一些小感悟，告诉你有哪些小事可能在不经意间将你毁掉，比如酒，比如欲望，还有对命运的憎恨等等。这方面他有最丰富的经验，而且了解一种悖谬的解决方法。
4.诗人元稹与灯影牛肉 篇四
巴山蜀水长，灯影牛肉香。据史书记载，清光绪年间，达县城关大西街上有一家店主名叫刘光平的酒店所制作的`灯影牛肉最为有名，1935年，这家酒店制作的灯影牛肉作为地方特产送到成都青羊花会展出被评为甲级食品，可见，灯影牛肉已为广大消费者所厚爱，其风靡之势，可见一斑。
美食，因名人而美。然今人只知灯影牛肉是四川达州的传统名食。有谁知那仕宦坎坷，升沉不定的元稹?又有谁知那辞浅意哀，仿佛孤凤悲吟，极为扣人心扉，动人肺腑之“元和体”。时光荏苒，人已化土，稹之盛名随风而逝，爱灯影牛肉者，甚蕃!为何?
元稹(779-831)，字微之，河南人，唐朝著名诗人。聪明机智过人，年少即有才名，与白居易同科及第，并结为终生诗友，二人共同倡导新乐府运动，世称“元白”，诗作号为“元和体”，给世人留下“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的千古佳句。
5.大诗人白居易与绿化 篇五
公元819年，白居易被贬谪忠州(位于四川)刺史时，见城周山岗满目荒芜，感慨之余，挥毫写下了“巴俗不爱花，竞春人不来”的诗句。
于是他带着为什么不绿化的谜，布衣私访民间，终于弄清了百姓不愿栽树之谜：“远水不解近渴!”他庶民衣着，来到百姓中，以平等的身分，说服百姓栽树种花，并亲自到城郊和百姓一起栽树种花。他在诗中写道：“持钱买花树，城东坡上栽；但有购花者，不限桃李梅。”为了培育好所栽的树苗，他总是不辞辛苦前去管理：“每日领童仆，荷锄仍决渠，划土壅其本，引渠灌其枯。”树木成林后，白居易喜悦之情跃上眉梢，早晚漫步其间，写了很多寄情于山水、树木的闲适诗。在他的倡导下，忠州境内父老无不争相栽树种花，不几年已绿荫一片，改变了穷山秃岭的面貌。
公元822年7月，白居易调任杭州刺史，他一到任，就率领民众在西湖里筑了一道长堤，蓄水灌田，这便是有名的“白堤”，他和百姓们一起在堤上栽了许多柳树。白居易调苏州任刺史虽仅一年时间，他亲手种过许多桧树，人称：“白公桧”。
由于诗人白居易平易近人，爱好绿化，因此深得百姓的敬爱，“白公桧”被当地父老当作珍品加以保护。
6.诗人之死与精神之苦 篇六
——90年代诗人自杀现象探析
1989年海子卧轨自杀，这拉开了90年代诗人自杀的序幕，至此以后，1990年方向服毒自杀、1991年戈麦毁诗自沉、1993年顾城杀妻自缢、1996年徐迟跳楼自杀„„这一时期诗人密集的自杀行为成了90年代文坛的一个怪现象。诗人是知识分子，他们承担着追寻人文精神的责任，诗人自杀昭示着人文精神的失落。在现代人生存状态堪忧的现实状况下，探讨诗人自杀问题能够让我们关注自我存在的价值，更加珍爱生命。
一、夹缝中的徒劳挣扎
90年代随着文学地位的回归，文学被迫走向市场，文学创作的功利性被无限扩大，一部分诗人学者弃文从商，另外一部分则转变为文学生产者。文学创作不能再坚守“为人生而艺术”或“为艺术而艺术”的创作观念，而必须要看风向、看潮流，看似自由的写作环境实则让他们腹背受敌，处境尴尬。诗人群体更是如此，坚守于纯诗阵营的诗人们更成了孤独的漂泊者，他们挣扎着要在这样的大环境下找到安身立命之所，然而却无奈地发现一切皆是徒劳。
（一）“地之子”无奈地为土地唱挽歌
海子是农民的儿子，土地是他的母亲，更是他的诗歌情结，他对土地的迷恋超乎寻常，海子诗歌中直接以土地命名的诗篇就有《亚洲铜》（黄土地）、《太阳.土地篇》、还有长诗《土地》等，以土地衍生而来的麦田、麦地等命名的更不在少数。
土地是乡土文明之根，对土地的迷恋也就是他对乡土文明的执著，除土地外海子诗歌中麦子、粮食、村庄等极具乡土特色的意象也相当频繁。“从明天起/做一个幸福的人/喂马劈柴、周游世界”他对幸福的定义似乎也就是简简单单地生活，不为外物所累，这与几千年来中国老农的生活方式是契合的。与此同时，海子还对生命的繁殖与轮回进行了礼赞，尤以“麦子”意象最为典型“四月之麦/在黎明大雾弥漫中露出群仙般脑壳/雷声中 闪出一万只青蛙/血液的红马车像水 流过石榴和子宫”【1】（P142）(《生殖》）这是一种对生命的尊重，是对生命生生不息的强大力量的褒扬，与中国农民熟谙于心的“多子多福”之道有相通之处。海子就是在乡土的襁褓中长大的婴孩，土地是她的养母，他是无可非议的“地之子”。
然而“地之子”却目睹着乡土文明一步步被商业文明吞并，城市化让他被迫与土地割裂，他所看重的最纯最真的人性正渐行渐远，故乡之于他越来越陌生，现实生活中他失去了栖身之所，成了无根的浪子。他索性一头扎进诗歌王国，借为诗歌寻根来消解现实中的无归属感。在他看来，诗歌创作要关注人的生命和人本身的存在，这正是他渴望能在理想世界扎根的表现。海德格尔在《艺术作品的本源》一书中也强调“艺术的本质是诗，而诗的本质是真的重建”而“真”就是人性最本真的东西，海子的诗歌主张与之有着异曲同工之妙。海子是要作“大诗”的，它不同于以往鸡零狗碎式的滥情诗，他一开始就把自己放置到源头之上，他的诗歌主张可以看作是诗歌界“为人生而艺术”的一次尝试。然而他的主张在一群病态的人中没有得到重视，他看重的人情人性消解于世俗的精明算计之中，他的呼喊更
像是《皇帝的新装》中，勇敢指出皇帝没穿衣服的天真童音，是主流意识形态的反叛者。现代文明下，人的个性被消解，个人在社会中迷失了自我，自我等同于群体，当有人表现得与别人不同时，他就会受到群体的压制与排挤。同时他又不隶属于“驻会作家”他的呼喊惊不起一点波澜，被埋没于金钱至上的大环境中。
（二）“厌世者”徒劳地为诗歌谱华章
戈麦与诗结缘极具偶然性，这或许就是冥冥之中上天的安排。戈麦最初的理想是学理工科或实用文科，潜意识里是排斥诗歌的，甚至直到被北大中文系录取后他还在考虑改学理科，进校之后他也一直坚持兼听经济系的课，当发现自己的语言天赋后，他方专心作诗。这样的人生际遇让他感觉到了自我的渺小和自我命运的不可捉摸，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他的人生观和世界观，他对世间的种种持悲观态度，甚至把北大时期与西渡合编的刊物命名《厌世者》。
对现实世界的厌倦更让他渴望倾心作诗，对诗歌近乎痴迷。据友人西渡回忆“他大概从未自己看过电影，电视、录像他也是从来不沾的”，这样的生活方式本来就很封闭，但为了完全把精力投入到诗歌创作中来，他甚至还自觉疏离于现实，减少了与人的往来，不问世事。他在短文《关于诗歌》中说：“诗歌应当是语言的利斧，它能够剖开心灵的冰河。在词与词的交汇、融合、分解、对抗的创造中，会显现出犀利夺目的语言之光照亮人的生存。”在他看来诗歌语言要掷地有声，要有张力，这样的诗在他看来才能称其为诗。“死后看不见阳光的人/是不幸的人/„„而诗歌中晦暗的文字就是死后看不见阳光的人”（《死后看不见阳光的人》），他极力主张诗歌语言的一鸣惊人，不能容忍苍白、晦暗的文字，他的主张可以看作是诗歌领域“为艺术而艺术”的一次伟大尝试，他也在以这种方式为诗歌谋求出路。
戈麦渴望在诗歌领域有所建树，但他却只感受到了人的悲哀，以其诗为例“主啊，还要等到什么时候/我们屈辱的生存才能拯救/还要等到什么时候/才能洗去世人眼中的尘土/洗却剧目中我们小丑一样的恶运”《我们背上的污点》），诗人已经说得很清楚，是世人眼睛被蒙蔽，对诗歌的漠然态度，导致了自己小丑一样的恶运。他甚至对自己之前的诗歌理念都予以怀疑和否定，“我们日夜于语言之中寻找的并非天鹅（诗歌）的本质/它只是作为片段的花彩从我的梦中一晃而过”（《天鹅》），他对自我命运的失望，似乎都使他陷入自我怀疑之中。
（三）夹缝中诗运衰微前途渺茫
诗歌是纯文学塔尖的文学，诗歌创作对创作主体的要求很高，北大教授洪子成先生曾说“我平生最难受的事情之一就是没有写出好诗”但当洪教授谈起他最近与人合编的《朦胧诗新编》和《第三代诗新编》时坦言，出版商给诗人的稿酬是每行一块钱。有人甚至调侃说，当今写诗的人比读诗的还多，诗歌竟没落至此。难怪海子悲叹“一首诗是一个被谋杀的生日/月光下 诗篇犹如/每一个死婴背着包袱/„„死婴/我的朋友/我的亲人/来路已逝去路已断/为谁而死为谁醉卧草原”【1】（P153）【2】【2】【2】（《公爵的私生女——给波特莱尔》），死婴行走于绝境，分
【1】（P108）明是没有出路；又言“麦地啊，人类的痛苦是你放射的诗歌和光芒”
我的诗歌已不存在”（《天鹅》），他与海子分明成了难兄难弟。【2】（《麦地与诗人》），这是爱而不得的孩子气的嗔怪。戈麦慨叹“我诗歌的天鹅振翅飞往遥旷的深渊/除了梦幻/
随着电视、互联网的飞速发展和普及，纯文学在文化市场的被缩减，纯文学不可避免地走向末路，商业浪潮下诗歌面对的受众成了一群为了金钱疲于奔命的人，诗歌在他们看来就
像是满口之乎者也的老先生，受不到关注。与此同时，国家减少了对文学刊物和出版社的资助，文学创作被迫走向市场。海子与戈麦都在为诗歌寻求出路，夹缝中纯诗似乎已没了出路，诗人从怀疑诗歌已经开始怀疑人生，一如戈麦感慨的那样“通向人间的路，是灵魂痛苦的爬行，我越来越不能忍受今天，这罪孽深重的时刻，我期盼着他粉碎”（西渡《死是不可能的.彗星——戈麦诗全编》）。
【2】
二、陷入困境后的悲伤绝望
“绝望感产生于诗人对自己曾执着的意义真实的怀疑甚至否弃，这种意义断裂导致诗人自杀”【3】（P59）那么什么是意义？借用尤西林教授的话来说就是“超越了直接功利手段价值的终极目的性评价”诗歌创作对于海子、戈麦之类的人来说就是这种意义，这是他们人生意义存在的唯一根据，意义失据对他们来说无异于价值被抽空，无异于死亡。
海子和戈麦都是“驻会作家”之外的诗人，没有稳定的收入来源却都苦守纯诗的高雅，执着于纯诗的创作，当他们看作人生意义和自我价值实现唯一途径的诗歌，也要屈从于商业运作时，他们完全看不到诗歌的前途。他们终于发现在这样的时代，独善其身根本不可能，进而由怀疑走向绝望。然而诗人的死又不是突发性的，与其内心深处的死亡意识还有一定关联。
（一）死亡情结浓重
海子和戈麦都有着浓重的死亡情结，在他们的诗歌中，“死亡”意象相当频繁。先以海子为例，“我请求/在夜里死去”【1】（P40）（《我请求雨》）“倾向于太阳的母亲/抱着白虎走向海
【1】（P66）
【1】（P76）洋/左边的侍女是生命/右边的侍女是死亡/倾心于死亡的母亲/抱着白虎走向海洋/”《抱着白虎走向海洋》）“黄昏我梦见我的死亡/好像羊羔滚向东方/那太阳升起的地方”
途 在远离故乡的小镇上”【1】（P91）（《给B的生日》）“在十月的最后一夜/倒在血泊中/穷孩子提灯回家/泪流满面/一切死于中（《泪水》）“在春天/野蛮而悲伤的海子/就剩这一个/最后一
【1】（P259）个/这是一个黑夜的孩子/沉浸于冬天/倾心死亡不能自拔/热爱着空虚而寒冷的乡村”
（《春天，十个海子》）„„
海子在诗歌中歌颂死亡、幻想死亡，死亡是他诗歌中的常客，日常生活中他也与人谈论死亡，甚至还有过一次自杀未遂的体验，死亡对于他来说不是简单意义上的疾病对于生命的终结，而是生命轮回的必然阶段，方死方生。自杀在他看来是一种自觉死亡和自我完善的极端方式。海子是地之子，他尊重生命更热爱生命，当既定的生活方式与他设想的差异太大时，死亡意识就更为强烈。
戈麦也是一位倾心死亡、幻想死亡的诗人，以其诗为例“拒绝死亡/就是拒绝岸上的尘沙”（《沧海》）“和死亡类似，诗也是一种死亡”《海子》）“我将沉入那最深的海底的/波涛阵阵，秋风送爽/我将成为众尸之王中最年轻的一个/但不会是众尸之王”（《金缕玉衣》）“在湿漉漉的雨天里/我留下下了出生和死亡”（《圣马丁广场水中的鸽子》）“这个日子/需要一次我的死去/我会死在那间贮存我的意志我的梦想的黑屋子里”（《这个日子》）„„
与海子不同，戈麦却只在诗中书写死亡，日常生活中更爱与人谈诗，他的内心世界对他【2】【2】【2】【2】【2】
最好的朋友西渡都未曾敞开过，以至于西渡在听闻戈麦自杀后一度不敢相信。诗歌之于戈麦就是他生活的全部，是他无意义的人生中唯一有意义的行为，一旦诗歌贬值得与一般商品无异时，他所受到的打击就是毁灭性的。
（二）死亡意识复苏，慷慨赴死
“在对某事的绝望中，他实际上是对自己绝望，并且此刻他想要摆脱自己”【4】（P15）海子和戈麦都是真正的诗人，他们坚守于纯诗阵营，诗歌是生活也是信仰更是他们的最后防线，当诗歌创作不再能够实现自我价值，诗歌贬值，商业文明入主诗坛后，他们理想落空信仰坍塌，再也无路可退。然而他们又是一群学不会中庸之道的人，宁肯玉石俱焚也不甘屈服，因而就陷入万劫不复的深渊不能自拔。他们对诗歌和自我的前途感到绝望，在绝望感的撕扯下蛰伏于心灵深处的死亡意识复苏。既然不能骄傲地活于世间就选择自觉死亡，骄傲地死去，海子卧轨自杀，戈麦毁诗而后自沉，他们都在以这种惨烈的方式维护着诗歌的纯洁，更在以这种方式笑凡夫俗子、笑世俗生活、笑世间的一切悲剧。
三、痛定思痛后的反思
“每当他在绝望中时，他都正在招致这绝望，因为绝望不能归因于错误的关系，而是归因与人发生着的关联的关系”【4】（P13）海子和戈麦都因绝望而自杀，这却是他们的宿命。钱钟书先生所谓的“诗者，民之性情也，性情能亡乎？”这个问题在现在似乎很难回答。
（一）诗人势危人文精神沦落
诗人是知识分子，有着自己的立场和责任，在规则缺失、价值混乱的时代，民众可以尽情狂欢而他们却必须要给混乱的世界重塑价值准则。诗歌就是他们的武器，而诗歌的势危让他们失去了阵地。人生意义失据，绝望中以自戕摆脱世俗间恼人的一切。90年代诗人群体以这样的方式刺激我们关注自我存在的意义根据，它也引发了90年代旷日持久的人文精神大讨论，讨论的中心议题就是文学创作中要重视对人的终极关怀和人主体价值的实现，然而人文精神似乎并未落到实处。
诗人自杀仍在继续，2007年余地在家中自杀，同年一位叫杨钊的诗歌写作者竟然假“自杀”，他只是想借此炒作渴望赢得关注，可悲的是“死亡”也未能让他如愿。在后者身上知识分子的责任感已经找不到了，在谴责他的同时，我们也无奈地发现，诗人已经不可避免地沦为权钱联盟之外的弱势群体，一如台湾诗人洛夫所说的“出生是人，异化成豹，落荒成狼”，但何以人文情怀也丧失了？
2008年汶川地震时，都江堰市教师范美忠在地震来临之前，弃学生于不顾，自己溜之大吉，事后更在网上散布“在这种生死抉择的瞬间，只有为了我的女儿我才可以考虑牺牲自我，哪怕是我的母亲，在这种情况下我也不会管的”。作为知识分子不主动承担追寻人文精神的使命，反以自身行为践踏人文精神，人文精神竟沦落至此！
（二）人文精神的再建迫在眉捷
人文精神在中国是有渊源的，而知识分子从一开始就是人文精神的先行者和推广者，中国现代意义上的人文精神可以追溯到周氏兄弟“改造民族灵魂”的文学观念，他们认为文学是国民精神的寄托，反对以文怡悦读者。周作人在《人的文学》一文中更主张“以人性人道
主义角度来要求新文学的内容，要从‘灵’与‘肉’的统一中去表现‘人’，用人道主义为本对人生的诸问题加以研究”
则会将人引入恶。
马英九先生为2010年12月1日在台北举办的第30届世界诗人大会题词“人文荟萃，靡然向风”，知识分子要不负这样的评价，坚守人文精神，守住社会的道德良知。民众要关心知识分子，让他们感觉到自己的行为是有意义的，是有社会基础的，自己不孤独。然而对他们的关心并不是简简单单地给他们一个所谓的称号、职位之类，关键是要在读图时代依旧关注诗歌、散文之类的纯文学。新型的人文精神离不开知识分子的引导，离不开两种人文传统，离不开公众的参与，它是一种非权力化、非功利化的人文精神，回归人性最初的真善美，关注人的终极价值的实现，以理节欲，将人性的善发挥到极致，消解人性的恶。
改革开放和商业浪潮促进国家经济发展的同时也带来了西方的“拜金主义”和“极端利己主义”，人与人之间的人情人性被冷漠和算计代替，现代人不敢以真面目示人。90年代诗人群体以其决绝的弃世方式，让人们意识到自身信仰缺失、精神早衰的危机，迫使我们反观生命本身。在当今我们必须再建一种超越权利金钱之外的人文精神，倡导人与人之间多关怀，珍爱生命，适当放慢脚步暂时抛开权钱的诱惑，倾听心灵最深处的声音，关注人生存之外的精神世界的丰富，在尘世之外构筑一个精神家园，以一种健康的心态融入日常的工作学习和生活。如果真能这样，诗人之死也算有价值了，想必自戕的他们也能含笑九泉了！参考文献：
【1】海子.海子的诗【M】.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版
【2】戈麦.彗星——戈麦诗全编【M】.上海三联书店，1999版
【3】刘小枫.拯救与逍遥【M】.上海三联书店，2001版
【4】（丹）索伦·克尔凯郭尔著.张祥龙、王建军译.致死的疾病【M】.工人出版社，1997版
7.近代诗人延清研究现状综述与再估 篇七
一、研究现状综述
由于种种原因, 目前学界对延清的研究还很不够, 他的作品流传不广, 他的生平史料也很难考证, 这就对他的研究带来了一定的困难。主要表现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 诗歌作品文本的搜集整理存在重大空白
延清的一生创作颇丰, 写下了近两千首诗, 其诗名在当时就已经颇为突出, 最早在同治朝时的叶赫全文悫所编的《梓里诗存》里收了几首而引起诗坛关注。他在诗里自注, 曾说有人看到他的题壁诗慕名来访, 有人把他看作乾隆、嘉庆时期的诗人倍加推崇。他的诗集有《蓬莱仙馆诗》两卷、《丙午春正倡和诗》、《锦官堂七十二候试律诗》、《庚子都门纪事诗》六卷、补集一卷、《奉使车臣汗纪程诗》三卷, 但这些诗集几乎都没能得以流传, 这给研究他和他的作品带来了很大的困难。
目前能见到的他的诗作主要有:1.台湾文海出版社于1975年编的《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编》第十三辑收录了光绪二十八年京江刊版《庚子都门纪事诗》六卷, 但没收补集。国内部分高校图书馆古籍部收藏了影印本。2.阿英《庚子事变文学集》收录了他的48首诗。3.钱仲联《清诗纪事》收录了他的58首诗。其他只有零星诗篇散见于各类辞书之中。
要想研究一个作家, 对其作品的解读是首要的, 否则研究也就无从下手, 成了无源之水, 无本之木。延清的作品除了上面提到的几个著作收录以外, 目前还没有哪一家出版社再进行过整理搜集和印刷出版, 世面上也看不到他的作品。而部分高校所收藏的古籍又轻易不外借, 这无疑又增加了研究的难度。
(二) 理论论著及论文数量极少
1. 论著方面
主要有荣苏赫、赵永铣编的《蒙古族文学史》 (辽宁民族出版社, 1994) 、云峰编的《蒙汉文学关系史》 (新疆人民出版社, 1997) 、白·特木尔巴根编的《古代蒙古作家汉文创作考》 (内蒙古教育出版社, 2002) 。前两部列出了单独的章节, 从生平、诗歌思想内容、艺术成就等方面作了论述, 后一部则对延清家族世系作了考证, 各有侧重。
吴肃民、莫福山编的《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古籍提要》则是以词条的形式对他作了简要的评论和介绍。
郭延礼编的《中国近代文学史》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1) 亦辟有一节介绍延清, 但作为高校文科教材对其只有粗线条的陈述, 部分内容直接引述了白·特木尔巴根的论文《清代诗人延清及其〈奉使车臣汗纪程诗〉》。
2. 论文方面
论文主要有白·特木尔巴根《清代诗人延清及其〈奉使车臣汗纪程诗〉》 (载《内蒙古师大学报 (哲社版) 》1985年第1期) ;云峰的《近代蒙古族现实主义诗人延清》 (载《新疆社科论坛》1991年第2期) ;内蒙古师大2006届硕士研究生李晓涛的毕业论文《清代蒙古族诗人延清及其〈庚子都门纪事诗〉》对这方面的空白有所填补, 但他的研究也仅限于一部诗集。因此就研究论文的数量和规模, 还远不能和其他诗人相比, 这对于全面认识延清诗歌的历史地位和价值都是不利的。
(三) 生平资料记载不全
对延清生平事迹及资料的记载文献非常零散和稀少, 列举如下:
1. 缪荃孙等纂, 《江苏省通志稿》卷十《人物》, 江苏古籍出版社, 1998年版。
2. 朱彭寿编, 《清代人物大事纪年》, 北京图书出版社, 2005年版。
3. 王广西等主编, 《近代文学艺术词典》, 中州古籍出版社, 1998年版。
4. 朱德慈著, 《近代词人考录》, 中国社会科学院, 2004年版。
这几部文献对延清的记录也都很简略, 只是交代其生卒年、主要行迹或创作, 没有深入的分析。
二、研究方法、目的与意义的再估
我对延清的关注和研究开始于2004年, 当时我正师从苏州大学马亚中教授学习中国近代文学, 也是在马教授的指点下开始注意到延清的。对于这样一位创作数量众多 (其创作数量几乎比肩前代许多著名诗人) 、艺术个性鲜明的诗人却很少有人研究他, 实在是非常可惜的。
清代诗歌是我国古典诗歌发展历程中一座不朽的丰碑, “它迈越元、明而继承了唐、宋的优良传统, 并在此基础上有所发展, 表现出自己的时代特色——学人之诗与诗人之诗的统一”, [3]1清代诗人总数超过历代, 作品数量更是卷帙浩繁, 洋洋大观。“由于清代有着异常复杂的社会矛盾, 诗人自然有更为丰富的内容可以歌吟, 清人的笔触几乎驰骋于这现实世界的每一个角落”。[4]81“由于宗派门户之间的互相驳难和互相竞争, 促使诗人们从创作实践到创作理论上进行不断探索, 从而在唐诗、宋诗已有成就的基础上, 力挽元、明诗歌颓势, 打开了崭新局面”。[5]44中国古典诗歌在她发展的最后阶段, 在社会历史文化背景和诗人自身努力的共同合力下, 上演了一场波澜壮阔的压轴好戏。因此, 对清代任何一位诗人的深入研究, 都可以进一步丰富我国古典文学的艺术宝库, 宏扬中国优秀的文化传统。
研究延清及其作品, 应该将其放在社会历史背景之下来考察, 从其作品产生的社会历史环境中去探究其思想内容和艺术价值。诗人作为一个敏感的社会群体, 他所处的环境必然对他产生或多或少的影响, 情动于中而形于言, 他的作品也势必印上鲜明的时代烙印。延清的后半生处于国家剧烈的动荡之中, 如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1898年洋务运动及戊戌变法、1900年庚子事变、1911年辛亥革命等, 尤其是庚子事变, 延清身陷危城, 目睹了事变过程, “特将遭难后耳目所见闻者发为古近体若干卷” (支恒荣评《庚子都门纪事诗》) , 他这一时期的创作被誉为“诗史”而广受赞誉, 阿英《庚子事变文学集》也给予了很高的评价, 认为这是用诗歌记录庚子事变的首推之作, 具有很高的文学价值和史学价值。[6]4他于1908年远赴蒙古大漠祭奠喀尔喀车臣汗部郡王扎萨克多罗贝勒蕴端多尔济, 行程万里, “征辂所历, 各纪以诗” (《镇江府志·文苑》) 。可见, 他的创作受环境影响之深。将他的作品放置于广阔的社会背景下研究, 可以透过作品探究其反映社会现象、揭示历史发展规律的深层内涵。
当然, 我们也可以采用传记研究的方法, 从研究他的身世经历和思想入手, 研究作品与本人的联系, 透过作品寻找诗人的经历、思想、人格进而解释作品本身。因为作品是作者人格的外化, 是作者思想的投影。延清生活在晚清时期, 一生历经了同治、光绪、宣统和民国几个不同时期, 见证了中国由封建社会至半殖民半封建社会的转型, 这种复杂多变的社会形势一定会对他的思想性格的形成和转变产生重要影响, 他的作品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历史发展的现实和规律。
延清是一位蒙古族诗人, 但他生长在江南, 从小接受汉文化教育, 是整个近代蒙古族汉文作家中写作时间最长、创作数量最多、作品成就最突出、反映现实最深入的杰出的诗人。这种特殊的经历和身份又使得研究他具有别一层意义, 即丰富少数民族文学创作研究, 对研究少数民族文化、研究民族交流与融合是有益的。
延清善于向中国优秀的文学传统学习和借鉴, 他的创作沾溉于《诗经》、杜甫、白居易等现实主义诗风, 同时又在炼字、炼意方面多有创新, 显示出深厚的艺术修养和文化底蕴, 使得诗歌具有一种独特的审美价值。
原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研究员敏泽在《〈清诗流派史〉序》中曾说:“清代晚期, 即近代古典诗歌的发展, 又直接间接地影响着我国现代文学中诗歌的发展。长期以来这方面研究之被一定程度的忽视, 不能不是学术研究方面一件令人感到遗憾的事情。”[3]1“清代诗歌重视不够, 研究很少。中国的古典诗歌以唐宋为黄金时代, 人们的目光很少注意到清诗。……再加上人们的心理, 往往贵远而贱近, 于是清代诗歌更加受到了冷遇。”[7]8
综上所述, 对于延清的研究应该引起学界的重视, 也还有待进一步深入, 尤其是对他的诗歌作品进行搜集整理, 对他的生平事迹作必要的考证, 对他的思想、性格、创作倾向作深入的研究, 在更深更广的层次上去发现其诗歌作品的社会历史地位和美学价值, 为推动我国古典文学研究作出新的贡献, 这对继续推进清代诗歌尤其是近代诗歌研究有着积极的意义, “对当代和后世的文学创作 (尤其是诗歌创作与研究) , 是有着丰富的借鉴意义的”。[1]1
摘要：延清是近代蒙古族现实主义诗人, 一生创作诗歌近两千首, 有多个诗集刊刻, 成就斐然。但由于种种原因, 学术界对他的研究还存在很大的空白, 相关的论著和论文寥寥无几, 他的作品也难以觅见, 这给研究他和他的作品带来一定的难度。对他作品的进一步整理和对他生平思想的进一步研究应该引起学术界的重视。
关键词：延清,研究现状,再估
参考文献
[1]荣苏赫, 赵永铣.蒙古族文学史[M].沈阳:辽宁民族出版社, 1994.
[2]云峰.近代蒙古族现实主义诗人延清[J].新疆社科论坛, 1991, (2) :26-31.
[3]刘世南.清诗流派史[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4.
[4]马亚中.试说清诗力破唐宋之余地[J].苏州大学学报, 1985, (3) :81-85.
[5]常国武.清诗中兴探源[J].江海学刊, 1985, (1) :44-46.
[6]阿英.庚子事变文学集[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1959.
8.诗人、作家与疾病 篇八
但是，余秀华的被关注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她是脑瘫患者。脑瘫是小儿大脑性瘫痪的俗称，是指从出生后一个月内脑发育尚未成熟阶段，由于非进行性脑损伤所致的以姿势和运动功能障碍为主的综合征，病变部位在脑，累及四肢，常伴有智力缺陷、癫痫、行为异常、精神障碍及视、听觉、语言障碍等症状。
脑瘫不仅伴有肢体和行动的不便，也伴有精神的损害，因此，脑瘫患者要成为一个诗人和作家，具有很大的难度。
天才与精神疾病
在历史上，人们早就发现，天才和精神病有时是联系在一起的，甚至有人认为天才和精神病是一对挛生子。从每个人的基因都有缺陷和每个人都可能有潜在的精神病状态出发，有人曾对天才、创造力、精神病和正常的精神常态之间的关系进行过一种推算或推论。创造力和病态都很强烈的人往往可能成为天才；创造力和病态都很平平的人，都是常人，而且很有可能是很平庸的人；病态严重而创造力有限的人，将会变成精神病人；病态轻微但富有创造力的人，可能会充分发挥自己的才能，但是成不了天才。姑且不论这种推论是否正确和可取，可以看看一些天才和精神病之间的复杂关系。
既患癫痫，又是著名作家的代表人物之一是俄罗斯著名作家陀思妥也夫斯基。
100多年前，勃兰兑斯在致尼采的信中对陀思妥也夫斯基的病态做了入木三分的刻画和描写。他说，（陀思妥也夫斯基）具有俄罗斯农民的面庞，半罪犯的容貌，扁平的鼻子，神经质地抖动着的眼睑，以及埋藏其下的小而锐利的双眼；还有那高贵、漂亮的前额，以及讲述着无际的苦难、深不可测的忧郁，不良的癖好、无限的怜悯和不可遏制的嫉妒的富于表情的嘴巴！
这是一位患有癫痫病的天才，单是他的外表就足以向人们昭示许许多多的东西：这里有充溢于他的精神世界的平缓的溪流，有袭击着他的大脑，奔腾激越而几近于疯狂的浪涛，还有他的抱负、他的巨大努力，以及由于灵魂的偏狭而生出的病态的意志。就连“身在庐山”中的陀思妥也夫斯基也说：“我不知道我的忧伤的思想何时才能平息？人只有一种状态是命中注定的，他心灵的氛围是天和地的融合……我有一个计划，做个疯子。让人们去狂怒，让他们来医治，使我变得聪明。”
这就是一名天才作家和精神病病人的集合体，可以说，没有他的精神病，他就不可能成为一名伟大的作家。天才和病态在陀思妥也夫斯基的身上体现得尤为完美，犹如一枚硬币的正反两面一样，缺一不可。
无独有偶，美国现代著名作家爱伦坡在给友人的一封信中也表达了类似的思想。他说：“人们经常把我看作疯子，这我不在乎。然而有一个疑问却久久盘桓于我心底，这就是：癫狂到底是不是人类智慧的最高显现呢？”
科学研究揭示的奥秘
陀思妥也夫斯基和爱伦坡发出疑问也许只是一种个人的感觉，但他们的疑问指出了某种规律，好和坏、正与反、长与短、白与黑、阴与阳、雌与雄、优与劣、高与低、上与下、里与外、成与败等等都是相互转化，此消彼长，彼长此消或共生共长，缺一不可的。就个人而言，好的基因和坏的基因、好的表现和坏的表现、创造性思维和胡思乱想、杰出的成果和毁灭性灾难在有的时候是共生共长，缺一不可的。
迄今为止的10多项生物医学研究结果表明，许多画家、诗人、作家、音乐家和少数科学家具有程度不等的精神病症状。这印证了古希腊人所说的天才在某种程度上就是疯癫和精神病。20世纪70年代初美国依阿华大学的南希·安德森等人对美国30位作家按严格的医学（精神病学）标准进行了系统的调查，发现这些作家中80%的人曾经患过精神病，43%的人有家族精神病史。而且这些作家的亲属中患精神病的人也较普通人群多，当然这些亲属所做的工作也大多是创造性工作。
20世纪80年代后期，美国哈佛大学的谢尔德克拉特教授对本世纪初15名抽象派画家进行调查发现，这些画家中患精神病的人是普通人群的13倍。英国伦敦圣玛丽医院的蒙特哥梅林教授对英国50名现代著名诗人的调查表明，这些人中有25%的人患有抑郁症和躁狂性精神病，他们当中自杀的比例是普通人的6倍。
在上述10多项研究中，研究比较深入因而也比较具有说服力的是美国肯塔基大学医学中心精神病学家A·M·鲁德威格与其同事进行的长达10年的研究。他们对生活在20世纪但如今已经去世的1004名艺术、科学、公共事务、军事、商业和社会活动方面有卓越贡献的名人做了深入的传记调查。他们将传记中的人物的行为和症状加以分类，分成肯定有和可能有精神病症状两类，内容包括酗酒和药物相关的病症、抑郁、躁狂、焦虑、性情古怪、自杀趋向、躯体缺陷和其他精神病症状。
调查结果表明，大约1/3的著名诗人、作曲家、作家从青少年起就具有某些严重的精神病症状。成年后这些人约3/4患有某种精神病。另外约有1/2～2/3的艺术家、作曲家、作家、演员、导演、歌唱家或乐手、社会科学家、建筑师和运动员受到精神疾病的影响。但著名的自然科学家、政治家、探险者、士兵、商人等有精神病的却较少，只占1/4～1/3。更突出的是，46%～77%的诗人、作家、画家和作曲家曾有过一段时间严重的抑郁，这一比率至少是其他人群的两倍。演员、诗人、作家和建筑师中，躁狂也是较常见的精神症状，此外在他们的一生中有这样或那样的精神病症状的人占11%～17%，而这一比率在普通人中仅占不到1%。
对德国近代著名作曲家罗伯特·舒曼的研究更深入地说明了精神病状态对人创造性劳动的刺激作用。从1829年到1856年，舒曼的精神状态与创作有明显的正相关关系。1840年和1849年，舒曼两度产生精神躁狂状态，在这两年，他分别创作了乐曲24部和27部，这是他一生艺术创作的两个颠峰期。1833年和1854年舒曼的情绪进入低谷期，他没有写出任何音乐作品，1856年舒曼死于精神病院。这说明，有的人的精神病症状是和他的创造性劳动密切相关的，主要是起着积极的促进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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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作需要异常的精神状态？
为什么上述群体会产生比常人多得多的精神病症状呢？研究人员对上述人群的精神病症状产生的原因做了多方面的分析。其一，职业是造成某些群体的人患有精神病的原因之一。例如绘画、诗歌、写作等允许有模糊、灵活、抽象的表现，这使得创作者能逐渐表达其内心的朦胧感受，以致演变成精神变态。而在需要积累知识、经验和探索方法的领域，如科学领域，则需要从业者养成冷静、谨慎的气质，因而少有精神病症状。最能说明问题的是在上述调查中，28%的抽象派画家都患有严重的精神病，表现为经常性的躁狂、严重酗酒或服用成瘾药，这些症状和行为的确有利于他们的创作。而在自然科学家中仅有3%的人有这些症状和行为。
其二，这些人具有家族性的遗传因素，即基因在扮演重要作用。例如，躁狂性抑郁症基因可以通过自然选择而遗传给后代。携带这种基因的人在创造力、适应性和工作成就方面有一定的优势。上述有成就的群体中很多人具有精神病家族史，这并不令人奇怪。而且许多名人的父母和兄弟姐妹都有轻度酗酒、躁狂和抑郁等症状甚至自杀，而名人本身也具有这些病症。这就说明基因起了作用。此外上述有精神病症状的群体其性格也表现出一定的特征。他们很多人从小就展露了特别的才华和能力，他们有的具有根深蒂固反对现存秩序的性格特征，也具有隐居和自我依赖的特点。
其三，这些人的生长环境也影响着他们。比如在幼年、童年和青少年时期遭受不幸和磨难，包括家庭的不幸和个人的不幸，前者如父母离异，家庭不和、极其贫困，而后者如残疾和遭受致命性疾病等。这同样是造成他们精神异常的原因之一。
当然，也有研究表明，精神疾病与一个社会的人文环境、意识形态、文化传统、社会心理等有密切的关系。
为什么精神异常除了是一种病态外，还能使人获得某种巨大的创造力呢？科学家的研究和调查目前只能解释部分原因。以躁狂性抑郁症为例，这种病症的确使人有意想不到的创造力。美国巴尔的摩市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医学院的精神病学家K·R·杰米逊通过研究发现，精神病症可能会使一个人的思维发生变化，例如轻度发作的躁狂症病人可以自发地使用不常用的词语和相关的特殊的音调，如特殊的节律和韵律。
如果是写作，轻度躁狂病人会表现出选用同义词和相关词语的极高的频率和娴熟的技巧。精神病人的语言经常是押韵的，他们使用古怪词汇的数量是正常人的3倍。而且躁狂还可产生其他意想不到的效果，例如可以使人长时间工作而无需睡觉休息，思维高度集中于某一点或某一件事情，保持鲁莽而焦躁的态度，经历多种情绪变化等。
从生物学意义上讲，躁狂性抑郁是一种活跃的、敏感的、强烈的对事物做出反应的生理和精神功能。他们以情绪、知觉、智力和行为的大幅度变化来对外在世界的刺激做出强烈的反应。
研究人员认为，患抑郁症的艺术家和作家是通过一副黑色的眼镜来看世界，而躁狂性艺术家和作家是通过一个绚丽多彩而支离破碎的万花筒来看世界。在艺术、科学和领导领域，轻度躁狂有助于成功。但是严重的抑郁则会使一个人毁灭。由此看来，陀思妥也夫斯基以及相似的作家在癫痫状态下和其他精神病症状的状态下所具有的创造力就可以得到一定的科学解释。
像陀思妥也夫斯基这样的人还可以举出一大串，如安徒生（其父亲和祖父也有精神病，有家族遗传史）、海明威、惠特曼、马克·吐温、托尔斯泰、莱蒙托夫、普希金、果戈里、布莱克、拜伦、丁尼生、歌德、川端康成、福楼拜、奥尼尔、卡洛尔、德昆西、西尔维亚以及凡高、中国的米芾（当时被人称为米癫）等作家、艺术家。
也许，脑瘫也能在一定程度上开启一个人在文学创作上的潜力，就像有些自闭症患者是天才的画家一样。这也许可以让人们理解为何是一名脑瘫患者的余秀华会写出让人瞠目结舌和令人感动的诗作。
【责任编辑】张田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