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农民增收

中国农民增收（共10篇）（共10篇）

1.中国农民增收 篇一

中国加入WTO后农民增收将面临的困难和对策

加入WTO,将对中国经济产生深远的影响,其中,生产力相对落后的农业将面临挑战.本文分析了中国加入WTO后农民增收将面临的`困难和问题,提出了解决问题的办法.

作 者：孟辉 作者单位：湖北教育学院政教系刊 名：培训与研究-湖北教育学院学报英文刊名：TRAINING AND RESEARCH JOURNAL OF HUBEI COLLEGE OF EDUCATION年，卷(期)：18(1)分类号：F323.8关键词：WTO 农民增收

2.中国农民增收 篇二

解决“三农问题”的核心在于解决好农民问题, 农民问题的关键又在于农民增收。关于农业劳动力转移与农民增收问题, 国内外学者认为中国农业劳动力过剩是长期以来制约农村经济增长、影响农民收入提高的重要原因, 解决农民增收问题的出路在于转移农业剩余劳动力。只有以农业劳动力转移为发展的主要目标, 留在农村的劳动力才有可能增产增收, 传统的以提高农业生产率为着眼点的农村发展战略才能真正解决农村贫困问题。 (1)

二、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与农民增收关系研究

在理论研究上, 阳俊雄 (2) 认为, 我国农业劳动力转移会从两个方面对农民增收产生影响:一是转移劳动力获得的较高收入, 提高了农村劳动力的平均收入水平, 直接对农民增收产生影响;二是农业劳动力转移, 降低了农业劳动力总量的增长速度, 甚至减少了农业劳动力总量, 提高了农业劳动生产率, 间接地对农民增收产生影响。马德生和王丽芹 (3) 则认为, 农业劳动力转移可从以下四个方面增加农民收入:提高农业劳动边际生产率、实现农业规模经营、提高农产品的商品率和提高农民素质。

一些学者使用微观调查数据证实了农业劳动力转移对农民增收的积极作用。李实 (4) 使用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1995年居民收入抽样调查农户调查数据估计得出:外出劳动力的边际劳动报酬率要高于非外出劳动力, 且其流动还会对家庭其他劳动力的劳动报酬率的提高产生积极影响, 因而具有收入增长效应。胡苏云和王振 (5) 利用对安徽霍山县和山东牟平县200农户调查资料, 就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及其对家庭经济的影响进行研究, 发现:在相对发达地区, 农业劳动力转移促进了农户家庭总收入提高;而在相对落后地区, 农业劳动力转移对提高农户家庭收入优势并不明显。李恒 (6) 通过2005年暑期对河南省49个自然村的问卷调查分析, 证实了外出务工对农民增收的促进作用, 外出务工不但已成为农民收入的主要部分, 同时也是农民增收最快的部分, 而且也成为了促进农民增加其他收入的源泉。马宇等 (7) 利用128家农户2000-2006年面板数据, 计量研究发现:农业劳动力就地转移可以有效地增加当地农民收入。张鹏和王婷 (8) 对重庆市开县38个乡镇的农村劳动力转移情况进行调查表明, 实现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和非农就业是提高农民收入水平的重要途径, 农村劳动力转移规模、农民受教育水平对农民收入增加呈正向效应。

另外一些学者使用宏观数据计量验证了农业劳动力转移对农民增收的促进作用。马忠东 (9) 运用中国2000年普查数据以及分县的时间序列数据, 考察了劳动力转移对当地劳动力和农村收入增长的影响, 发现:1990年代的劳动力转移已成为不发达地区农村收入新的增长点, 并逐步发挥了消除贫困制约地区差距的效应。廖楚晖 (10) 利用1978-2001年全国时间序列数据, 通过多元线性回归发现, 转移农村劳动力将提高农村人均收入, 而农村人均收入与农民人均产值之间也呈正相关关系。杨渝红和欧名豪采用1998-2005年全国30个省市面板数据, 利用固定效应模型, 进行广义最小二乘法 (GLS) 估计得到:农民纯收入和非农收入随非农劳动力比重的提高而增加, 农业人口非农就业比重每上升一个百分点, 农民人均纯收入增加40.90%;土地经营规模与农民人均纯收入之间存在U型关系, 土地经营规模过小或者处于规模经营水平都可能使得农民获得较高的人均纯收入;各省市GDP每增加1000元, 可以使得农民人均纯收入增加124.38元;另外初中以上教育程度劳动力提高一个百分点, 可使农民人均纯收入增加15.71%。彭岚等从提高农业边际产出、有助于农业规模化生产、提高农产品商品化率、提高农民素质等四个方面阐述了劳动力转移对促进农民增收的有效性, 并利用江西省1995-2007年时间序列数据计量发现:农村劳动力转移能显著促进农民增收, 农村劳动力转移量每增加1%, 将导致农民收入增加1.214831%。

关于农民增收对农业劳动力转移的影响研究, 张雅丽和张莉莉考虑到政府政策和制度, 将推拉模型改进为合力模型, 并利用1983-2005年时间序列数据进行经验验证, 发现:提高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有利于农村劳动力的转移;大量乡村剩余劳动力是农村劳动力非农产业转移的主要推力;经济的发展是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巨大拉力;劳动者自身素质对于农村劳动力转移存在显著的影响;城市化发展水平对我国农村劳动力非农产业转移有着显著的正向影响;市场化发展程度和制度变迁对农村劳动力的转移有着显著的正向影响。李勋来和李国平从农村劳动力“转移能力”的视角分析影响农村劳动力转移因素, 经验分析发现, 农民人均纯收入每提高1%, 可使农村劳动力转移数量增加0.321%, 且农民人均纯收入对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影响率达34.45%。

三、总结性评论及启示

总之, 无论是农业劳动力转移对农民增收的影响, 还是农民增收对农业劳动力转移的作用, 学者们都得出了一致的肯定结论, 但对于农业劳动力转移与农民增收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研究, 至今尚无人涉及, 这是我们需要进一步研究的问题。

摘要：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和农民增收是当前我国政府需要解决好的两个突出问题, 学者们就此进行了大量研究。文章分别就农业劳动力转移对农民增收的影响与农民增收对农业劳动力转移的影响研究进行述评, 藉此提出进一步研究思路。

3.中国农民增收 篇三

之所以把“农民”放在最后写，高满堂解释说是因为实在太难写了。如果说现实主义题材难写，那么真实反映农民生活和状态的题材就更加难。而这部《老农民》也是经过5年的写作，采访了200多个人，跑了6个省，才得以完成。高满堂说《老农民》是自己写得最好的一个作品。

故事发生在山东黄河岸边的麦香村，随着新中国的成立，以牛大胆（陈宝国饰）为首的贫农都分到了土地，而从北平归来的地主儿子马仁礼（冯远征饰）则一夜之间一无所有。两个主人公牛大胆和马仁礼一个胆大，一个有文化，既是冤家，又是伙伴，他们带领村民实现了大丰收。故事截止到2006年《农业税条例》废止，农业税全面取消，农民权益得到保障，牛大胆看着麦香村绿油油的田地，眼里泛起了泪光。这部重点表现农村变化的电视剧作品对农民充满了敬意，农民承受的东西和他们的苦难，在这部电视剧中都得到了最真实的展现。

“拍《钢铁年代》的时候，我们跟满堂老师聊天，问他下一部戏写什么啊？他脸一绷郑重其事地说写农民。我想他不是那会儿才想起来要写的，他一定是多少年前就在惦记这个题材，三年自然灾害时他刚六岁，他看着窝窝头的时候（的感受），所以写那段历史的情结最起码在他编剧的时候就有了。五年来，他每次出去采风路过北京必定要停一下，他要跟我们小哥几个聊聊他近期采风的收获和想法，我们一块交流。五年来我不断听他的故事、听他的人物，不断倾听不断熟悉。到最后他给我开了一张书单，他说你要看点书。数了一下至少40本，都是解放后非常著名的作家描写农村的书，有《乡村中国》《风雷》《山乡巨变和暴风骤雨》《喜鹊登枝》等等，（全部看完了吗？）我基本上都看完了。”陈宝国说。

在高满堂的作品中，以小人物、大历史见长，而在这样的故事中，高满堂又以写男人戏最为精妙。《钢铁年代》如此，《大河儿女》也是，《老农民》又是。五年前，陈宝国和冯远征一起主演了《钢铁年代》，在《老农民》里两人依旧是一对冤家。陈宝国饰演的牛大胆是一个敢担当而且血气方刚的男人，他豁达、风趣、幽默、爱恨分明，是大家的脊梁，是中国农民的一个缩影。冯远征饰演地主儿子马仁礼，新中国成立后，他一夜之间变得一无所有，就连从北平带回的未婚妻也与他划清界限，嫁给了牛大胆。牛大胆和马仁礼既是冤家，又是伙伴，在新农村建设中，两人从一开始的互掐，到最后渐渐成了无话不谈的好朋友，惺惺相惜一辈子。如果说牛大胆是“农民领袖”，那马仁礼就是他身边的“狗头军师”。这样别出心裁的组合让故事变得更具戏剧性和看点，也平添一份温暖和感动。

农村戏，哪能少得了女人？陈宝国饰演的牛大胆有三段情缘：他与灯儿（牛莉饰）是挚爱一生的感情，与乔月（蒋欣饰）日久生情，与韩美丽（梁琳琳饰）是情意相投。华妃娘娘版的“最美村妇”乔月不断周旋在牛大胆和马仁礼之间，为自己的私欲，伤害了很多人。灰头土脸的灯儿，性格彪悍、泼辣，经常“家暴”丈夫，“悍妇”的形象呼之欲出。虽然灯儿和牛大胆青梅竹马，可因为父辈恩怨，被活活拆散。经过半个世纪的分离，两个孤寡老人终于相依相伴。

高满堂解读《老农民》：

不回避农民的沉重

我特别敬畏农民和这部作品，我想我一定要完成。于是我用了五年时间，走了山东、河北、河南、辽宁、温州、广西6个省，采访了200多个人，包括农民、村长、乡长、县长，到人民公社、县委书记、市委书记，我就一个想法——还原自己心目中的中国农民形象，既不美化，也不去丑化农民。大量的采访给了我中脉和底气。我想为普通人立传，这是我一生非常快乐的事，我也想以此证明，中国的电视剧是可以走现实主义的路子的，中国的电视剧不能离开工人、农民这个主体。这部电视剧是献给我们8亿农民的微薄力量。我尽力了，做到了问心无愧。

其实这个故事很简单，1948年土地改革，农民有了地契，但是高级社、人民公社的出现，又把农民的这张地契迅速收回去了。2006年，中国取消了农业税，2008年中国向农民颁发了土地使用证。漫长的60年，我们的农民为了一张纸，为了一个证，付出的代价极其沉重，充满了艰辛、无奈，但是他们要过好、要吃饱的念头、梦想，一直沒有断过。陈宝国饰演的牛大胆60年来的精神动力就是“要过好日子”。

这是一部长在土地里的作品，农民承受的东西太多，受的苦难太多，他们的希望也很多，但是我们的电视剧很少关注这些，偶尔有几部也都是喜剧，是片段式的，甚至是闹剧，我觉得不是那个意思，我应该有一个里程碑式的，或者说是编年史式的作品。

工、农、商三部曲里，关于农民的是最难写的。如果有一个作家说我要写个农民戏，他第二年就写出来了，我觉得这作品大体不靠谱，艺术也不靠谱。《老农民》在三部曲里被我放到最后是有原因的，第一难是其实我不了解农民，虽然我曾经下过乡，干过很多农活，也基本上农活样样精通，但是我没有走进农民的心灵；第二难是写作上没有参考，没有一个作家，没有一个电影，没有一个电视剧，也没有一个话剧，写了农民的60年，这是我在创作中极大的考验，自己完全创新，没有经验可谈。这个空白这对于文艺是极大的遗憾；第三难是你如何面对农民的60年？需要把自己的心灵端平了，把自己的思想冷静了，我们面对共和国走过的60年的沟沟坎坎该如何表现，如何把握好角度、尺度、高度，这对一个作家是极大的挑战，当看到这部剧的完成片时，我心想这是我写的吗？但是我心里又一次感动：是农民60年的生活帮助我完成了这部剧。

我们每年可以零星地看到几部反映农村生活的剧，这个数目和我们每年生产1.5万集电视剧相比，少得可怜，沧海一粟。《老农民》的叙事是从1948年一直写到2006年，农民拥有了土地使用权的政策，用漫长的60年历史，反映了牛大胆带领一个北方乡村的村民们的故事，就其叙事的长度和历史的复杂性，《老农民》可能是中国电视剧的第一部农民剧。

4.中国农民丰收节活动 篇四

本届活动由中国农民丰收节组织指导委员会指导，农业农村部、湖南省人民政府主办，湖南省农业农村厅、长沙市人民政府承办，将以“庆丰收、感党恩”为主题，开展丰富多彩的群众性庆祝活动。

亮点一：金秋论稻

13个粮食主产省份专家将齐聚长沙

省农业农村厅相关负责人介绍，湖南省水稻种植面积居全国第1位、产量居全国第2位;水稻育种居世界领先水平，我省也是全国超级稻认定品种最多和种植面积较大的省份之一，作为全国13个粮食主产省份之一，我省粮食产量持续保持在600亿斤左右。

作为重头戏，今年我省将承担全国农民丰收节庆祝活动中的国之大者——粮食安全与稻作文化论坛，以“稻作文化和粮食安全”为主题，邀请包括湖南在内的13个粮食主产省、自治区农业农村部门负责同志及专家齐聚一堂进行探讨。活动期间，还将结合永州道县、常德澧县等地历史悠久的稻作文化，开展分会场活动，与主场活动进行现场连线，营造全民“话丰收”景象。

与此同时，全国农民文化艺术展演活动将在长沙县田汉文化园登场，分剧场演出、非遗体验、集市展示、主题临展四大板块，通过在全国范围内遴选特色民俗风情、各级非遗项目组成剧场演出，将全国各地与农耕文明、乡村振兴等农业相关的非遗项目进行现场体验互动，以“庆丰收，感党恩——三湘大地丰收曲”为主题进行专题展览，并组织优质农产品展示展销等活动。

亮点二：地标打卡

农机操作技能大赛展示新农人风采

主办方介绍，丰收节期间，我省将聚焦“稻花香里话振兴”，在全省范围内开展“乡村振兴看我家”拍客大赛、“新农人”农机操作技能大赛、优质稻田拍卖等8大活动，打造秸秆景观创作展示和开展水稻收割赛特色活动，以展示“三农”发展成就为主，让农民唱主角，展示新农人风采。

5.《中国农民调查》读后感 篇五

这本书与其说是写给那些身居高位的官员们的报告，不如说是为中国农民的生存现状写了一部纪实传记，把那些沉寂在历史烟云的农民的苦与冤淋漓尽致的描绘出来，把说不清道不明的中国政体上的潜规则尖锐的指了出来，让有良知的国人读罢无不痛心疾首，无不对中国农民的惨淡生活深表同情。在现实与生活的夹缝中，我们要说，我们看到了你想象不到的贫困，想象不到的罪恶，想象不到的无奈，想象不到的抗争，想象不到的沉默，想象不到的感动，和想象不到的悲壮„„

丁作明是本书第一个被提及的人物，且是“殉道者”，是在新中国历史上为了反映农民负担过重而被打死的第一人，可注定了他不是最后一人，笔者写下来的以及没有被写到的不知道又有多少，可这就够了，他足够代表当时农民的危难及悲苦。生存并不容易，何来生活？中国农民考虑的并不像城市人们那样的繁杂，他们只是想生存下去，可是这简简单单的一个目地却是那么的难以实现。在临近世纪交接的年代时，安徽省固镇县塘南乡小张庄却成了一片苦难的海洋，村民被逼的没法生存，张家全等十几个人要去查村里的帐，可是竟然有四个人被“副村长”打死，生存止于此吗？

何谓国？国之根本民也！而身居要职的人不一定了解这一点，反而自认为自己是国家的主人，自己是农民的父母，自己管理的一片地区就是属于自己，自己可以无所畏惧，可以无所不至！而这“天高皇帝远”的小地方谁又能看到呢？县政府、村政府成了这里的所有代理人，如果这个代理者，哪怕只是其中的少数人，把国家政权的意志抛到一边，凭借政权的组织资源为自己的利益服务，这将是十分可怕的！可是可怕的事情终究是连连发生，尤其在县以下的政府人员中更是明显显现，他们仗势欺人、以权压人，甚至对农民玩起法律文章的游戏，并不按照

中央政策执行命令。我们能说现在的社会就没有这样的“地主”、“恶霸”的存在？新闻报道频频出现某高官贪污受贿被依法判刑的报道，我们不禁嗤之以鼻，而那些隐藏在暗处危害农民的虫蛀官员呢？又有多少被绳之于法的？

中国农民，可以说是世界上最善良、最听话、又最能忍让的一个特殊群体。可是一点被激怒，又会骤然成为历史上最庞大、最无畏又最具破坏力的一支队伍。他们生存在社会的最底层，他们不与所谓的城里人争名争利，他们只是守着自己的“一亩三分地”过着自己满足的生活。可是身居官位的政府人员却不是这么想，他们考虑的是国家财政，考虑的县市财政，考虑的是乡镇财政，而这么的考虑向何处获取呢？农民自然被列在其中，可以毫无缘由的多收多取，被称之为“搭车收费”，各个部门不断索取、层层嵌套，造成了农民忙活一年的守成都被“勒索”完了，这就是俗话说的“明税轻，暗税重，集资摊派无底洞”。只要农民们能够生存下去，他们自然不会向这个社会喧讨什么，可是某些政府官员不给他们生存条件，他们被逼急了也只有“吿御状”，这是他们唯一的出路，这也是惩治贪官污吏的最根本的方法，而这其中的代价又是不可估量的。“漫漫上访路”中上访了五次才得到政府重视的王营村村民，可谓深知其中艰辛，仅此而论，我不知道政府把中国农民视为何物？

我们不禁要问，是什么样的原因使中国农民始终处在社会最底层，而不能与城里人拥有同样的资源及社会地位呢？这个问题要回答出来，估计比什么是社会主义更难让领导给出个合理的答案。可是有一点原因，那就是城里人拥有的“社会资源”比农村多得多，这里的资源并不是物质上的，而是社会关系上的资源，他们动不动就能找到什么书记、什么省长的，相比农民只见过村支书这样的大官，确实是拥有绝对的“资源”优势。2010年温家宝总理提出“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人们活的更加幸福、更加有尊严。”我不知道温总理有没有考虑到农民的尊严，滞留在城市里的农民只是暂住居民，很难取得真正的户口，他们为一个城市的发展作出了很大的贡献，到头来却得到的有少之又少，真不知道农民怎么赢得所谓的尊严。2013年7月下旬正是夏天最热的时候，气温往往高于35℃，而政府颁布的高温补贴法规又有几家单位几个公司落实呢？进程务工人员还不是照样顶着高温继续作业，为了那一点微薄的工资挥泪撒汗。他们不懂法，不懂的维护自己的权益，就任由老板私人们欺诈，这就是温总所说的“更有尊严”？

《中国农民调查》对农民的问题分析的很透彻，对农民的现状了也给予了很深的见解，甚至他的独到见解已经高过了一些政府领导，而这其中则源自作者夫妇深入农村进行实地调查，他们没有单方面的接受政府颁布的一些材料而写出一篇报告，这就避免了上当欺骗。可笑的是这本书竟然在2004年3月被列为禁书，2004年12月时任安徽省省委书记的郭金龙则直接说此书抹黑了安徽，我们不禁要问是是作家在抹黑安徽？还是这些损害农民利益的、压榨农民血汗的贪官污吏在抹黑安徽？2011年朱镕基竟然将此书批驳为异见分子的书，这难道就是中央体恤民情的结果？没有人关注农民的问题便罢了，而有人关注了又将其视为谎言、欺骗，身在最底层的农民的生存现状已经达到了这种地步，这不可谓不是一种悲哀！中国官员自来是报喜不报忧，对底层的一些问题并不会真正的让高层知道，欺上瞒下，而造成真正适合农村的政策不能及时制定。中西部一些偏远山区的农村还过着风餐露宿的日子，那里除人口增多、人地矛盾越来越紧张、生态环境恶化外，跟几十年前并没有多大的改变。政府却说中国已经达到了全面的小康社会，呵，厉害的部门往往能“制造”一些财富。

2000年3月，时任湖北监利县棋盘乡党委书记李昌平在《我向总理说实话》中列举了农村触目惊心的危机：盲流如“洪水”、负担如“泰山”、债台如“珠峰”，干部如“蝗虫”、责任制如“枷锁”、政策如“谎言”、假话如“真理”。李昌平的上书通过媒体震惊了全国，真可谓有种“不说不知道一说吓一跳”的感觉，至此农民的危机才算真正的暴漏在公众面前。他上书三最（农民真苦、农民真穷、农业真危险）引出三农问题，根本上就是农民问题，这也是国家的根本问题，根本问题解决不了，如何才能使中国走向强大呢？一个小小的乡党委书记都能看清眼前农民的生活惨状，那些整天在开会的领导身在何处？习主席强调要官员勤俭节约，不铺张浪费，可是他们开的车无一不是名车，他们吃的饭哪顿少的了山珍海味，他们想的永远是功名利禄，他们做的只是权利的交接，真正考虑农民、农村问题的又有几个？焦裕禄这样的官，最终只能成为一个传说。

6.中国农民丰收节活动方案 篇六

一、活动目的

通过开展农作物种质资源保护科普宣传活动，普及种质资源常识，提高公众参与意识，推进第三次农作物种质资源普查与收集行动有效落实。

二、活动内容

(一)组织开展种质资源库(圃)开放日。9月20日，将省农科院的“公主岭国家寒地果树资源圃”、“农业部东北作物基因资源与种质创制重点实验室”;吉林农业大学的“食药用植物种质资源库”;省蔬菜花卉研究院的“吉林省蔬菜种质资源库”，向社会开放，欢迎对种质资源感兴趣的社会群众前来参观，通过宣传讲解，使其了解我省种质资源保护现状，激发大家参与到种质资源的保护工作的积极性。

(二)在农民丰收节现场开展宣传活动。我厅组织相关单位在镇赉县“庆丰收、迎小康”活动现场和梨树县农民丰收节活动现场，设展板和宣传台开展围绕展示优异种质资源、进行资源科普宣传，全面介绍种质资源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和重要农产品供给、推进农业科技原始创新和现代种业发展等方面的重要作用，宣传我省种质资源保护及开发利用方面的成就，提高公众对种质资源重要性的认识和保护意识。

(三)广泛开展媒体宣传。省厅依托吉林电视台、吉林日报、12316三农服务平台、吉林农业公众号等新媒体，采取科普知识访谈的形式，邀请省内不同领域资源专家就各自研究领域进行互动交流，探讨我省种质资源保护与利用、普查与收集等问题。各地要根据本地实际深入基层、深入群众，创新性地开展群众喜闻乐见的宣传活动，让种质资源保护意识普及至广大人民群众，积极营造全社会共同保护种质资源的良好氛围，促进我省农作物种业持续健康发展。

三、活动时间

(一)吉林省种质资源“科普开放日”活动，时间20__年9月20日(全天);

(二)吉林省农民丰收节现场宣传活动，时间20__年9月22日(全天)。

四、活动地点

(一)开放日活动现场

1.农业部东北作物基因资源与种质创制重点实验室。地点：吉林省农业科学院公主岭院区(公主岭市科贸西大街303号);

2.公主岭国家寒地果树资源圃。地点：公主岭市公伊路2-5公里处;

3.吉林农业大学食药用植物种质资源库。因座落于校园内，受疫情影响，暂缓开放。

4.吉林省蔬菜种质资源库。地点：吉林省蔬菜花卉研究院(长春市净月开发区千朋路555号)。

(二)农民丰收节活动现场

1.镇赉县“庆丰收、迎小康”活动现场。地点：镇赉县嘎什根乡立新村西南2公里;

2.梨树县农民丰收节活动现场。地点：梨树镇韩州公园。

五、活动方式

(一)实物参观。开放“公主岭国家寒地果树资源圃”、“农业部东北作物基因资源与种质创制重点实验室”和“吉林省蔬菜种质资源库”，通过现场参观、实物展示、公众品鉴及工作历程讲解，全方位展示种质资源保护的奋斗历程及科研成果。

(二)图谱展示。中国农民丰收节期间，在活动现场布置农业种质资源宣传展板(影像+图像)，播放宣传短片，结合历次普查，联合传统媒体与新媒体，宣传我省种质资源保护及开发利用方面的成就，以及种质资源的重要战略地位，提高公众参与意识，发放宣传手册及宣传用纪念品。

六、有关要求

(一)高度重视，做好组织工作。各参与单位要加强领导，整合资源，精心策划并组织实施。梨树县、镇赉县农业农村局配合省农业农村厅做好现场服务保障工作，保证活动顺利开展并取得实效。

(二)精心设计，抓好开放日活动。省农科院、吉林农业大学、吉林省蔬菜花卉研究院组织好开放日活动，要丰富活动内容，务求实效。活动结束后，形成书面总结报我厅种业管理处。

7.中国农民增收 篇七

关键词：农民合作,社会交换式合作,集体行动式合作

作为一项农村社会生活中的日常实践,农民合作自古以来就存在,其内容和形式随着历史的发展而不断变化。但“农民合作”成为一个重要的研究主题,始于2000年曹锦清在《黄河边的中国》发出的“农民善分不善合”的感叹。曹锦清的“农民合作难”的论断引起了学界对中国农民合作问题的关注;而2005年中共中央关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重大举措的提出,更是把对“农民合作与农民组织”的研究推上了一个新的阶段。因为分散的小农是不能有效对接任何现代化元素的,新农村建设要求必须把农民组织起来,让原本各自追逐一家之利的农民合作起来,以改变当前中国面临的“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的局面。正是鉴于农民合作在新农村建设中的重要意义,学界对农民合作的研究也随着各地新农村建设的全面推广而日益火热起来。在这种情况下,有必要对中国农民合作的研究进行一番梳理,以便更好地认识农民合作难的原因,为思考如何在新农村建设过程中将农民组织起来提供学理上的启发。

已有关于中国农民合作的研究,可以分成“对传统农村社会中农民合作的研究”和“对当代农村社会中农民合作的研究”两部分。这两部分既有一定的承续关系,又有明显的区别。对传统社会中农民合作的研究,从属于学者对农村社会结构、社会组织等的研究,农民合作只是作为农村生活中的一项日常实践得以呈现出来。对当代社会中农民合作的研究,是学者意识到农民合作难在当前中国农村已成为一个社会问题而专门对农民合作展开的研究,而关于农村社会结构、社会组织、社会变迁等的研究都从属于对农民合作这一中心问题的研究。可以说,对中国农民合作的研究经历了一个从边缘到中心的过程,当代学者的研究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传统语境中农民合作问题的回应与反思。本文就是要在对这两部分农民合作研究进行述评的基础上,界定农民合作的概念,并作出分类,希望能有助于进一步厘清农民合作的基本问题。

一、对传统农村社会中农民合作的研究

根据写作时间的先后,对传统社会中农民合作的研究大致又可分为老一辈学者在20世纪20～40年代的研究和当代学者在20世纪60～80年代的研究。

(一)老一辈学者在20世纪20～40年代的研究

20世纪20年代至40年代,中国学术界、政府相关部门以及一些社会团体兴起了一股关注农村经济社会关注的热潮,还第一次用现代社会科学的方法对农村社会进行研究。主要包括晏阳初、梁漱溟等的乡村建设学派,陈翰笙、毛泽东等的马克思主义学派和以费孝通为主的社会人类学学派等。其中梁漱溟、费孝通、毛泽东三个人的研究与农民合作问题相关性较大。

梁漱溟较多地从文化的角度来认识中国农村和农民的特性。中国社会是一个分散的、无组织的社会,它全然没有一个组织纪律性和合作的传统。由于道德一直作为个人的私事,因此从来就没有公共道德和公益精神。在现代的挑战面前,中国最严重的问题是缺乏集体生活的形式、习惯和思想。由于没有受过团体生活的训练,所以中国人有两种毛病,即缺乏纪律习惯——人多时不能有秩序;缺乏组织能力——不会商量着办事。要改变这种状况,他们必须“从分散往合作里走,以合作团体利用外部技术”,而且这种团体必须以理性和伦理关系为基础。

费孝通则用社会结构功能理论对中国农村社会进行分析,给我们清晰地展示了乡土中国的图景。费老认为,农民的特点是小型合作群体,家庭在农民社区的社会组织结构中占据着统治地位。在一个安居的乡土社会,每个人可以在土地上自食其力地生活,只在偶然的和临时的非常状态中才感觉到伙伴的需要。一般来说,日常生活中农民的合作发生在小范围的血缘和地域群体之中。费老在其调查的江村、禄村等农村地区,都发现有各种农民合作的现象,包括农业生产中的合作、日常生活中的合作、仪式场合的合作,合作的资源涉及物品、劳力、资金等。而且,传统中国“双轨政治”的权力体系赋予乡村社会内部一定的自治权,有助于农民自发地合作形成某种自治单位(如“公共家庭”或“公家”),以解决各种公共事务,包括灌溉、自卫、调解人们的争吵、互援、娱乐和宗教活动。但是,相比于西方社会,中国农民又是缺乏公德心的,不善于团体式的合作;受“差序格局”的影响,中国农民的公私观念具有很强的相对性。但后来保甲体系强硬地接替社区自治组织,却不能履行原来自治组织的功能,不仅导致了村庄秩序的混乱,也使农民合作受到一定的冲击。

毛泽东对农民合作的研究服从于革命与建设的需要,带有浓烈的政治意义,而且其关于农民合作及合作经济的思想前后变化很大。在革命战争时期,毛泽东对农民合作及合作经济组织的认识是客观和正确的。早在1927年,他就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提出要把农民组织起来,把农民组织在农会里,实现一切权力归农会。在抗日战争时期,其在《组织起来》中进一步指出,在农民群众方面,几千年来都是个体经济,一家一户就是一个生产单位,这种分散的个体经济,就是封建统治的经济基础,而使农民自己陷于永远的穷苦;克服这种状况的唯一道路,就是将农民组织起来。但毛泽东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合作经济思想,由于受斯大林扭曲的农业集体化理论的影响,渐渐走上了弯路。其在后期提出让农民在生产层面上组织起来,并在实践中以人民公社制度告终,留给我们更多关于农民合作的思考与启发。

(二)当代学者在20世纪60～80年代的研究

对传统中国农村社会的研究并没有随着中国进入现代化建设时期而结束。自60年代起,又有一批学者相继展开研究。比较有影响力的是几个国外学者对19世纪至20世纪初的中国农村在面临国际市场冲击和国家政权扩张时所发生的社会变迁进行的研究,如萧公权、施坚雅、马若孟、黄宗智、杜赞奇等。尤其是后三者,都是利用“满铁”资料对华北农村在20世纪前后的社会经济、政治、生活等方面的分析研究,其中有不少涉及到农民合作的内容。

马若孟以四个村的详细资料来说明20世纪前后中国华北农村与农民的经济生活。他认为当时的华北农业生产处于商品化的过程中,虽然由于家族势力不明显,村庄内部有一定的阶层分化,农民之间在生产中的直接合作比较少,但这并不表示农民之间没有任何合作。实际上,农民在生产、生活中经常合作以解决物品、资金、劳力短缺等各种问题;农民还在地方政府的要求和指令下组织各种合作形式,比如“青苗会”、“红枪会”等来保护庄稼和维护治安。黄宗智也认为在19世纪,虽然华北的宗族组织不多,但农村合作在社会和经济相对闭塞的村落内也是时常可见的,比如,盖房子、集体抗税等。在黄宗智看来,由于地方政权、农民和村庄在20世纪的变化,使旧的国家、士绅和村庄的三角关系受到了新的压力,最后导致了一套完全不同的国家——社会关系和一个新的社会政治结构的出现。这个过程对农民合作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而到底使农民合作更紧密还是更松散,则取决于该村的经济和社会结构的基础及其变化。杜赞奇则认为农民合作是在“文化网络”的内部发生的,随着权力中心不停地移动,如从村内移到村外,其合作范围亦时大时小。同族成员之间在社会和经济活动中有不少协作,这在祭祖、借贷和土地买卖上表现得最为明显,而且,人们告急之时往往先求助于同族成员。虽然国家赋予村庄以征收赋税的责任使得一个相对开放的农民社会转化为一个封闭的且有很强集体认同的合作社区,但20世纪华北乡村活跃的土地市场和恶霸控制乡村政权的局面,使得在村落范围内建立农村合作实体并非易事,农民的合作越来越少了。换言之,20世纪初国家政权的扩张破坏了原本在乡村社会起着重要整合作用的权力文化网络,使农民合作在很大程度上变得更加不容易了。

可见,一方面,在传统农村社会中的确存在着不少农民合作,笼统地判断“农民善分不善合”是有失偏颇。但另一方面,中国农民仅仅局限于血缘和地缘范围内的小群体合作,而不善于西方团体式合作。

二、对当代农村社会中农民合作的研究

自1978年社会学重建以来,对中国农村社会的研究一直没有停止过,并在近几年成为显学。进入转型期,中国农村的社会结构发生重大的转变,尤其是经济体制改革,使农民合作的实践与逻辑随之发生变化。最早对农民合作展开专门研究的是王铭铭。他通过对两个村庄的个案研究,考察农民互助合作体系的历史变迁,质疑传统与现代对立的两元论,认为民间的农民合作作为一种社区地方性制度在当前农村现代化过程中仍然具有积极意义。与王铭铭对农民合作的乐观态度不同,曹锦清在走访了河南农村后则得出“农民善分不善合”、“农民合作难”的悲观结论,并引发了学界对农民合作的研究。概括而言,这些研究主要包含了以下四个方面的内容:农民合作的能力;农民合作的类型;培育和促进农民合作的途径;政府与农民合作的关系。

(一)农民合作的能力

对“农民善分还是善合?”这个问题的回答直接取决于对农民合作能力的认识。虽然当前不少村庄的确存在农民合作难的状况,但与此同时,我国农村地区还是出现了很多在村庄内部或跨村庄的合作事例。这使得学者对农民合作能力的判断也出现分歧。

曹锦清认为中国农民善分不善合,因为中国传统村落里的农民没有“共同体意识”,也不可能自发地形成管理村落共同事务的村落组织,各农户力求自给自足,对那些无法自给自足的家庭需要,通常是依靠血缘关系网络内的“礼尚往来”的关系运作方式来解决的;但是,在当今市场经济条件下,传统的、私谊性的、临时性的人情往来这一农民合作形式,反而使得农民之间无法有效地建立起各独立个体之间的平等且普遍的社会关系,进而无法通过平等协商建立起契约合作组织。贺雪峰认为笼统地说“农民善分不善合”是不确切的,因为在中国传统社会中,农民的合作能力还不错;但用“农民善分不善合”来形容当前中国大部分农村的实际却是合适的。这是因为革命运动和市场经济对传统的打击,已使传统的力量变得十分弱小,农民在熟人社会中理性行动的逻辑及他们与此相适应的特殊的公正观,已不再受到传统的组织力量与文化力量的约束,村庄社会关联度大为降低,农民成为原子化的个人,进而导致要达成平等协商的契约型合作的成本过高而无法实现。

党国英则以几个案例来说明中国农民并不缺乏所谓合作的素质,而是缺乏愿意和他们公平合作的社会外部力量。吴思觉得将“不善合”视为中国农民的一种“国民性”的论断,深奥玄远;事实上当前农民不合作或合作难仅仅是农民趋利避害这类人之常情的结果。徐勇也认为,农民善分不善合不是“天注定”,而是取决于分合能给农民带来的“好处”;在利益的驱动下,农民既善分也善合。胡敏华指出农民的合作能力取决于合作制度选择的制约因素,如农民自身素质、外部的法律保障、政策激励、信息获取、公共产品供给等等。

(二)农民合作的类型

农民合作与合作难的并存,使得学者逐渐意识到农民合作存在着不同类型。罗兴佐就明确指出,脱离对合作类型的考察,抽象谈农民善分还是善合,实在是一个扯不清的问题。合作可以分为两种类型:第一种为外生型,它主要通过外部压力将分散的个体纳入一定的组织体系中而强制人们合作。第二种为内生型,又可分为两种亚类型,其一是以市场为基础的自愿合作,它以市场为依托,以利益为纽带,通过内部规则而实现合作;其二是以地域为基础的自治型合作,它以一定区域为边界,以对社区利益和共同规范的认同为基础而实现社区事务的自组织治理。在传统农村社会中存在以宗族为基础的自治型合作;而以人民公社制度为典型代表的外生型合作由于建立在外部强制力的基础上,一旦强制力减弱甚或消失,原有的合作局面将难以维持;当前的乡村社会合作状态则呈现出极其复杂的景观。

宋圭武也意识到,中国农民合作难,既是一个真命题,也是一个假命题。合作有不同类型和性质的合作。中国农民合作的难易取决于是什么类型和性质的合作。当前中国农民合作建设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要完成从以血缘为主的传统合作形式向符合社会化大生产的以契约为主的现代合作形式的转变。管爱华认为当代中国农民拥有血缘基础上互助合作的精神与经验,而缺乏现代的、作为经济伦理意义上的平等合作的精神与经验。井世洁同样指出,中国传统的集体主义文化,在一定程度和范围之内是有利于农民走向合作的(即以血缘、地缘为主以及衍生出的各种合作,合作对象局限于熟人范围之内),但又不利于他们走向以契约为主的超血缘、地缘的“陌生人”之间的合作。王铭铭则把美法村与塘东村的社会互助分为家户间互助和公益事业两类。家户间的互助主要发生在族内的亲属和由通婚或妇女构造的姻亲之间的相互帮忙。家族内部的公共事业是通过地方庙宇和祠堂来组织的。这两类合作在不同的历史时期经历了不同的变化。

(三)培育和促进农民合作的途径

针对当前农民合作难的困境,各位学者纷纷提出了不同的提高农民合作能力、促进农民合作的办法与对策。

曹锦清建议开展一场新合作运动,对小农的生存方式、思想观念、组织制度进行一场革命。这需要知识分子和政府共同努力,创办合作学校和合作刊物,在农村进行合作试点,用典型来教育农民。贺雪峰认为当农民“不善合”而又需要有合作时,外生型的合作组织并非不能选择。一方面,针对当前地方行政谋取私利致使村庄公共物品供应不足的状况,可以通过县乡村体制改革(“强县、弱乡、实村”)来提高农民合作能力,提供公共物品,实现村庄秩序;另一方面,培育农民合作能力不仅仅是一个制度问题,而且涉及到诸多甚为根本的方面,可以通过村庄建设,利用外部资源培育农村的自组织力量,促成农民合作。

张鸣指出,农民合作条件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文化体系,信任对农民合作十分重要;要改变当前农民合作难的困境必须重建乡村的信任机制。吴光芸认为乡村社会资本即农民长期相互交往形成的关系网络、组织以及体现于其中的信任、互惠、网络、宽容、同情、团结,它们能够促进农民合作,因而培育乡村社会资本是促进农民合作以及提高乡村治理绩效的关键因素;具体的方法有三种:激发和培育农民的公共精神、强化农民的共同体意识、培育乡村民间组织。金太军认为在现阶段的农村,转型中的村民合作能力几乎处于有史以来的最低点,要减轻农民负担,在农民与国家的博弈中形成与基层政府的谈判或博弈的能力,必须提高农民的合作能力,拓展农民的合作网络,建立跨村落,甚至跨乡镇或县域的农民组织(如农会,不是经济组织,至少不是单纯的经济合作组织)。姚洋则推崇以市场的方式促进农民合作,认为市场本身就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合作平台。姜裕富给出了三条提高村民合作能力的建议:解决村民的机会主义;培育农民合作组织;利用市场机制来引导村民的合作。

还有学者提出了实现合作的条件,间接地回答了如何促进农民合作这一问题。胡宜认为,任何合作都有其最基本的要素,这就是:拿什么来进行合作(合作资源)、拿多少及怎么拿(合作成本)、有人不拿或少拿怎么办(“搭便车”的克服)以及由谁来组织和控制整个过程以实现有效的合作(合法性权威)。要实现农民合作就必须满足这四方面的要素。

(四)政府与农民合作的关系

政府与农民、农民合作的关系是农民合作研究中一个重要的问题,它不仅决定着农民合作的现状,还直接影响到农民合作的发展。对于政府应该在促进农民合作中扮演怎样的角色以及如何扮演,不同学者有不同的意见。

曹锦清认为囿于传统习惯的中国小农,单靠自身的经验与力量,无法走向自发的契约联合,需要从外部将新的合作组织与原则导入到农村与农民中间去,但是不能由地方政府与官员直接去做。政府有能力、有义务推动中国农村新的合作化过程,而新合作运动的宗旨却是:把小农扶上合作之路,但坚决让他们自己走路。贺雪峰指出,在农民合作无法内生的前提下,国家不可能不通过各种办法介入到村庄建设中去,通过向农村注入外部资源,促成村庄内源发展,来改变农民的生产生活条件,提高农民的村居环境和生活质量,为农民提供安身立命的场所。

申端锋指出当前关于农民合作和组织问题的讨论过于强调农民的自愿性,而忽视了国家的强制性作用;当前我国农村社会的发展已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新农村建设要把农民组织起来,但这种合作和组织不再是为了提取资源,而是为了农村自身的发展,在此状况下,农民合作的成功就必然要实现由以自愿为基础的合作向以国家权力为基础的合作的转变,这是小农经济基础上农民合作的一个必然道路。姜裕富认为在“政府失灵”和“市场失灵”的双重压力下,为了个体农民能够抗衡市场风险以及为村庄提供公共产品,政府必须有效地参与到农民合作组织中去,通过立法、指导、培育合作文化等途径,提升农民的合作能力,提高农民的自治水平。但政府应该是有效参与而不是直接管理,是宽容干预而不是强力控制,即政府只是在农民合作能力低下时积极主动地参与到其中,一旦政府培育的村民组织走上正轨,政府必须及时让位。胡敏华、宋圭武、赵晓峰也分别指出,政府应该成为推动农民合作的重要力量,国家介入在现阶段的农民合作中是不可或缺的。

党国英则质疑政府在促进农民合作中的作用,他以事实为据来说明政府控制与农民合作往往是一个此消彼长的关系;政府控制越是严密,农民的合作也越是困难。政府的存在会替代民间组织的作用,而且这种替代并不总是有效率的。中国人在民间是可以合作的,但如果政府涉入社会的程度太深就会窒息民间合作的许多可能性。

由上可见,对当代社会中农民合作的研究已取得了一定阶段性的积累,但总体而言,这些研究还比较零散,还未形成对农民合作的系统认识。不同学者从不同的侧面论及一二,虽然从一定角度来看不无道理,但还是无法给人以信服的感觉。笔者认为这是由概念本身的糊模不清导致的。几乎没有学者去界定“农民合作”的概念,似乎觉得“农民合作”一词如此日常化以至于是不证自明的,导致不同学者表面上都在谈农民合作,而实际上,有些是侧重邻里互助,有些是侧重公共物品的提供,因而得出不同的甚至相矛盾的结论。也就是说,概念本身的混乱导致了学者在貌似同一的主题下展开了互不沟通的研究,其学术观点缺乏真正的交流与碰撞,也缺乏学科间的融合性。所以,有必要从农民合作的基本问题即农民合作的定义与分类入手,理清农民合作研究的基本思路。

三、农民合作的定义与分类

在界定什么是“农民合作”之前,先解释一下什么是“合作”。虽然不同学者对合作的定义会有所不同,但归纳而言,他们对合作的理解有共同之处:(1)合作是一种社会互动;(2)合作是一种协调行动或相互配合的联合行动;(3)合作的主体可以是个人,也可以是群体;(4)合作有一个明确的目标。因此,笔者认为,合作是指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个体或群体为达到共同的目标而协调行动,以促进一种既有利于自己又利于他人的结果出现的互动过程,而这个共同目标是仅靠某一方的单独行动往往无法实现的。目标的共同性、行动的协调性、结果的互惠性是合作的基本特征。合作的前提是合作各方有一个单独无法完成的共同的目标,因而他们相互需要、相互依赖。合作的关键是要合作各方的协调行动,他们对目标及实现目标的手段有共同的认识,并认可一定的行动规则和愿意承担一定的合作成本。合作的结果必须是对各方都有利的,这是合作能够开展并持续进行的动力。可以说,合作是一种生产性的、增值性的社会活动与社会实践。

在“合作”定义的基础上,进一步界定“农民合作”的概念。农民合作是指农民为了解决在生产、生活中碰到的仅靠一家一户无法解决的问题和困难,与其他农民相互配合、协调行动,以实现一种既有利于自己又利于他人的结果出现的社会互动过程。这里需要作三点说明:第一,关于农民的社会范畴问题。虽然中国农民已经出现了明显的职业分化,但考虑到城乡二元结构,尤其是户籍制度的存在,我国的“农民”在目前仍然主要是一个身份概念而不是一个职业概念。所以,此处所谓的农民是指在户口本上还被标识为“农民”的那些人,无论他们现在从事何种职业,也无论他们现在居住哪里。第二,这里所指的农民合作的主体,并非个人意义上的农民,而是指农户。在中国农村,农民并没有发展出类似于西方的个人主义,农民认同于家庭的利益并将个人利益融入家庭的利益之中,而且农民生产和生活中的决策都是从家庭的角度做出的,农民合作也就是家庭之间的合作。第三,这里所说的农民遇到的问题和困难,是指同一村庄内部较多村民共同面临的问题和困难,而非某家某户遇到的很个别化的问题。正是因为面临共同的问题和困难,农民才需要合作起来共同解决。

要对中国农民合作的实践进行描述并分析,简单的概念界定是远远不够的,因为中国农村有着纷繁复杂、丰富多样的农民合作现象。从内容上看,农民合作所涉及的领域较为广泛,几乎在社会生活的所有方面都有体现,比如经济生产中的互助、日常生活和婚丧嫁娶仪式以及建房等重大重件中的相互帮忙、政治领域内协调行动保护自身利益、文化生活中对共享意义的集体消费等。从规模上看,农民合作有的只发生在两三户之间,有的是一个村民小组内的合作,有的是全村范围的共同行动。如果不对农民合作进行恰当的分类,而笼统地说“农民善分或善合”、“农民合作难或不难”、“政府应当或不应当干预农民合作”都是不准确的。对农民合作的分类,有助于全面、细致地考察不同形态的农民合作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中的不同运作方式与行动逻辑。

笔者认为可以从形式上将农民合作分成两类:一是以社会交换网络形式出现的农民合作,二是以集体行动形式出现的农民合作。两者的区别在于,“社会交换式合作”往往表现为一定社会关系网络内的互相帮助,用社会学语言来表达即“社会交换”,不同于纯粹的经济交换;这种合作是一个历时的连续过程,并不是在一个时间点上完成相互帮助,而往往是一方在一段时间后提供某种形式的帮助作为对另一方以前付出的回报;就某一次具体的合作行动而言,其结果表现为一户人家可排他性消费的私人物品。“集体行动式合作”往往表现为一个(或临时或固定的)群体或团体内的协调一致行动,可称为“集体行动”(区别于那种人数众多的自发的无组织的集群或集合行动);集体行动相对于社会交换而言往往是当下的、非历时性的、一次性的;就某一次具体的合作行动来看,其结果表现为该团体内所有成员共同消费的公共物品。当然,这两类合作的划分也并不是截然对立的,甚至在一定条件下还可以相互转化。

8.中国农民幸福吗？ 篇八

中国农民幸福指数调查

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研究院2014年5月12日在武汉发布了《中国农民社会文化状况报告》（《中国农民状况发展报告·社会文化卷》）。这是“中国农民状况报告”系列成果之一。此次报告通过对分布在全国各省的3382个有效农民样本进行分析，内容涵盖农村医疗、农民养老、教育、幸福感、环境等诸多要素。调查把样本农民的职业分成务农、务工、做生意、教师及其他五类，研究显示，务农农民的幸福指数最高，务工农民幸福指数低于务农农民。该项调查涵盖农民的经济状况、健康状况、生活状况、社会环境、幸福信心等方面，包括30项指标。

报告数据得出了农民社会生活、文化教育方面的新变化。报告得出结论：中国农民的幸福指数为0.5578，属于中等水平。其中，东部农民的幸福指数高于中西部农民，西部地区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家庭收入是影响农民幸福指数的重要因素；中年农民的幸福指数低于青年和老年农民；务工农民幸福指数低于务农农民。农村医疗条件正在改善；农村社会养老正逐步普及；农民子女教育的每年户均总支出为9606.44元。此次报告的数据还提出了诸多学术问题，如“因教返贫”的农户究竟算不算困难户，以及为何受教育程度与幸福感呈反比等。

此次报告还触及当今社会环境下的新问题。相比养老、医保，农民的子女教育问题依然亟待解决。被访对象中有一些家庭本处于小康状态，然而一旦子女考入大学，便会背负巨大的财务压力；“因教返贫”问题突出，而且在贫富差距巨大的社会现状下难以解决。此外，农村重大疾病保险方面缺位，大病报销依然在考验着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

中国农民幸福感分析

在东部沿海某农村地区生活的老王，老两口和儿子、儿媳、孙子共同生活在一起，他们虽然没有豪车奢衣，但是每天恬静充实的生活却也过得悠然自得，自己经营种植的葡萄园里景色盎然，葡萄颗粒饱满，每年来采摘的游客很多，葡萄也有很好的销路。每天日出之时，老王便和儿子一起去葡萄园劳作，午饭后，老王和老伴儿在村头的大树下一起和邻居打打麻将，儿子则在网上为自家的葡萄拓宽销路，一家人生活得充实满足。

老王的生活目前并不罕见，近年来随着惠农政策的出台，随着公众观念的转变，“幸福指标”已经不能仅仅靠经济指标来衡量了。而是应该包括医疗、养老、教育、环境等多方面的社会因素，还包括生活的乐观和内心的安宁满足。

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研究院执行院长邓大才分析，随着我国劳动年龄人口峰值的到来，农村剩余劳动力供给即将面临拐点；中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有效缓解了中西部地区农村剩余劳动力外出务工就业难的问题，加速了中西部地区农村劳动力就地就近转移。农民工选择就地就近工作，更容易照顾家人，生活成本更低，子女上学也不存在问题，自然从主观上更容易满足，

在早些年民工潮之初，农民工为了改善家庭收入，必须远走他乡打工，而这样的收入是农民工用在城市里忍受夫妻分居、亲人分离的苦痛换来的。近年来，农村生活水平日益提高，生产的机械化和科学化程度不断提升，大量的惠农政策相继出台，务农农民的幸福感自然不断增强，“一增一减之间，折射了中国社会特殊的时代变迁”。

与老王形成对比的是河北省某县一位25岁的农民，他进城务工已经10年，在10年的农民工生涯中，他对待进城的态度也已经发生了转变，从一开始的满足到现在的焦虑，心理发生了巨变。我们了解到，他15岁时就已经进城务工，随着城乡贫富差距的扩大以及新生代农民工群体日益增长的利益需求与现实的差距的过大，在这10年中，他觉得融入城市生活越来越困难，最近几年农村政策优惠显著，他已感觉自己的生活质量明显不如生活在农村的同龄人。

中国农民未来幸福走向

抛去经济、环境、医疗等硬性指标，无论农村还是城镇，家庭幸福感高低都面临这几方面的问题：家庭和睦与否，家人的健康，团聚的时间等等。今年初，国家卫计委和中国人口福利基金会在京举办了“2014国际家庭日中国行动——聚焦城镇化与中国家庭幸福”论坛。该论坛发布报告称，当前城镇家庭的幸福感水平总体略高于农村家庭。人口流动中，保证家庭完整至关重要。养老担忧、社会信任、安全问题是城乡家庭的共有困扰。

幸福家庭都是相似的。调查显示，无论城乡，在回答“您认为影响家庭幸福的最重要的5个因素是什么”时，“夫妻和睦”“家人身体健康”“儿女懂事”“长辈通情达理”“生活有保障”以及“家人团聚的时间多”等，都是比例较高的选项。无论是在城镇还是在农村，这些基于心理因素的软性指标对于幸福感的影响越来越大。

健康以及保障是幸福的本钱。目前，农村重大疾病保险方面缺位以及养老保障的缺位正考验着农民群体的幸福感，根据统计，家庭主要成员有残疾、家族遗传病或者重大疾病的农村家庭占比为4.4%，稍高于城镇家庭3%的水平。养老保障水平普遍较低，养老担忧成为城乡家庭共同困扰。27.29%的农村家庭对养老保障不满意。陕西省某县的55岁农民肖大妈，在被问及生活幸福感时谈到，感觉目前农村状况有了很大的改观，在政策的支持下有了很大的发展，房子盖了、路修了，但是目前困扰她的就是疾病问题，她患有癌症，目前没有重大疾病方面的保险，庞大的医药费用的压力让她苦不堪言。

未来提高农民群体的幸福感，需要做的工作还有很多，尤其是建立合格的社会保障体系。对此清华大学公共健康研究中心主任景军指出，家庭幸福大厦的构筑需要和谐的家庭关系作为基石，也离不开基本物质生活条件、身体健康和养老保障的砖瓦。这要求政府制定政策时，应同时考虑提高收入水平和缩小收入差距，减少贫富差距对公众幸福感的负面影响。完善医疗保险体系，让农民不再畏惧疾病，完善养老保障体制，扩大养老保障的范围和水平，强化农村地区养老服务体系支撑能力，这些是我国今后农村工作的关键。

链接

幸福与幸福指数

幸福

经济学界研究幸福的最著名的代表人物是美国经济学家保罗·萨缪尔森。他提出了一个“幸福方程式”，即：幸福=效用÷欲望。也就是说，幸福是由效用（物质的有用性）和人的欲望的实现与否来决定的，幸福与效用成正比，与欲望成反比。“传统经济学理论假定，高收入会产生更高的效用和个人幸福感”。但是，随着研究的深入，经济学家还发现，同时提高所有人的收入，幸福水平保持不变；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时幸福感反而降低了，这就是伊斯特林悖论。也就是说，收入的增加并不必然带来幸福感的增加。面对伊斯特林悖论，新兴的幸福经济学家赛利格曼、卡内曼和克鲁格等人给予了新的解释，并提出相对幸福假说。他们认为，人们的幸福感主要取决于和同层次其他人生活状况的比较，而不是其实际生活水平的高低。不管收入的具体数字是多少，较之“绝对财富”而言，“相对财富”的增加才是幸福感增加的真正原因，因为人们总是喜欢拿相近和相识的人的生活状况同自己的境况进行比较。

幸福指数

上海市社科专家舒滨认为：“幸福指数”测量的是人们的幸福感，它是反映民众主观生活质量的核心指标；也有学者认为，幸福指数就是指把主观幸福感作为一项指标，通过运用专门的测量工具去获得人们主观幸福感的数量化结果；还有人提出，所谓幸福指数，就是旨在衡量人们对自身生存和发展状况的感受和体验；更有人认为，幸福指数是指用以反映民众幸福感在某一时期内的数值和其在另一个作为比较标准的时期内的数值比较，它被视为体现主观生活质量的核心指标；在这个含义上如果对幸福指数进行定义，即：幸福指数是运用专门的测量方法，对生活在特定时期、特定社会环境中的人们所做出的全面而又主观的自我幸福评判进行量化。

所谓农民幸福指数，就是运用专门的测量方法，对生活在特定时期、特定社会环境中的农民所做出的全面而又主观的自我幸福评判进行量化，即对农民幸福进行量化。

9.中国农民丰收节心得体会 篇九

中国农民丰收节心得体会1

又是一年秋分时节，太阳直射点缓缓落脚至赤道，20_年“中国农民丰收节”即将到来。

“中国要强，农业必须强;中国要美，农村必须美;中国要富，农民必须富。”

当前，我国正处于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关键时期，不断提高群众工作的针对性和实效性尤为必要。因此，开展“送技术”活动的落脚点就是促进经济发展，让群众得到实惠，这就需要党员干部协助抓好产业规划积极向所结对联户的农户(居民)提供产业发展 致富项目信息 协调信贷 技术培训等帮助，扶持群众依靠发展产业发家致富，让他们能在自我努力中找到自身的价值。

党员干部在走访了解 摸清实情基础上，要综合分析“三农”发展状况，从制约农业发展 农民致富的“源头”做起，采取“出路子 供信息帮钱物”等行之有效的帮扶措施，帮助脱贫致富。同时，要联系相关部门开展专项技培训，帮助困难群众提高脱贫致富能力。只有让“输血与造血”的帮扶并举，才能立足于农村的长远发展，帮助他们走上致富奔小康的康庄大道。

推而广之，如果更多的官员 更多的基层政府都能“俯身弯腰”，真正放下身段 扑下身子放下架子，带着真情实感去融入群众中，做到“望闻问切”，多看看群众的菜篮子米袋子，多问问柴米油盐，多了解厂矿企业的生产状况，才能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才会受群众欢迎，被基层接受。

总之，送钱送物不如送培训技术。服务“三农”，需要技术要领直接到人搭建起平台，为农户提供技术指导和市场信息，进行“零距离”服务，农民只要在田间“点菜”，农技人员就上门“送餐”。

中国农民丰收节心得体会2

农民终于有了自己的节日!自2018年起，将每年农历秋分设立为“中国农民丰收节”。

农业农村部部长韩长赋介绍，“中国农民丰收节”可不是一般的节日，是亿万农民庆祝丰收 享受丰收的节日，也是五谷丰登国泰民安的生动体现。现在农民终于有了自己的节日，设立“中国农民丰收节”，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把秋分定为中国农民丰收节，是基于这样几点考虑：

从节气上看，春种秋收，春华秋实，秋分时节硕果累累，最能体现丰收。另外，秋分作为二十四节气之一，昼夜平分，秋高气爽，既是秋收 秋耕秋种的重要时节，也是稻谷飘香 蟹肥菊黄 踏秋赏景的大好时节。

从区域上看，我国地域辽阔物产丰富，各地收获的时节有所不同，但多数地方都在秋季，秋收作物是大头。所以，我们兼顾南北方把秋分定为“中国农民丰收节”，是便于城乡群众农民群众参与，也利于展示农业的丰收成果，包括科技成果和农民的创造，具有鲜明的农事特点。

从民俗上看，我们国家有十几个少数民族有庆祝丰收的传统节日，畲族的丰收节，藏族的望果节，彝族的火把节，大多都在下半年。在国家层面设立一个各民族共同参与共庆丰收的节日，有利于促进中华民族大家庭的和睦团结和发展。

我们的先人非常智慧非常了不起，总结的二十四节气，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秋处露秋寒霜降，冬雪雪冬小大寒，上半年丰六二一，下半年丰九二三。今年的秋分是9月23日，是星期天，而且连着中秋节，届时欢迎大家到乡村望山看水忆乡愁，与农民兄弟一起共度丰收节，共享农家乐。

韩部长介绍，农业农村部对国内外的情况进行了深入调研，也广泛邀请了农业 文化传媒等相关领域专家学者以及基层农民代表座谈研讨。大家普遍认为设立中国农民丰收节十分必要，而且实施的基础和条件已经成熟。

一是农事节庆有传统。我国古代就有庆五谷丰登 盼国泰民安的传统。通过举办民俗表演 技能比赛品尝美食等活动，大家一起分享丰收的喜悦。目前有13个少数民族有庆祝丰收的节日，这为设立“中国农民丰收节”积累了经验。

二是各地有探索。这些年，很多地方根据节庆特点和假日节点，举办了具有当地特色 主题鲜明 和农事有关的节庆活动，也形成了一批民俗活动 观花赏景 采摘体验农业嘉年华等知名品牌，很多朋友肯定都参加过，这也为设立中国农民丰收节探索了路子。

三是市场有需求。现在人均GDP已经接近9000美元，休闲观光大众化正成为常态，广大市民也有回归乡村，参与农事体验品味农村情调的需求和田园梦想，这为设立“中国农民丰收节”提供了广阔市场空间。

四是发展有基础。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农业连年丰收，农民持续增收，粮食生产能力已经连续5年稳定在12000亿斤水平，农业现代化在加快推进，绿色发展农村改革 结构调整都取得了明显的成效。特别是脱贫攻坚和农民增收，可以说有巨大变化，农村社会保持长期稳定。这些都为举办中国农民丰收节奠定了坚实基础。

中国农民丰收节心得体会3

今年农历秋分(9月23日)是“中国农民丰收节”，这是经党中央批准国务院批复后迎来的第一个“中国农民丰收节”，也是我国第一个在国家层面专门为农民设立的节日。从此，全国亿万农民有了专属自己的节日。我市为庆祝改革开放_周年，大力推进乡村文化振兴，以“庆祝丰收弘扬文化 振兴乡村”为主题，坚持农民主体 因地制宜 节俭热烈开放搞活五大原则办节日，通过各种形式隆重组织开展首个“中国农民丰收节”，现在有关活动情况总结如下：

一 切实加强组织领导。

20_年是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开局之年，是以农村改革发端的改革开放40周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脱贫攻坚的关键之年，各地要切实提高认识，深刻领会庆祝首届“中国农民丰收节”的重要意义，认真组织协调，创新形式和内容，确保把我市“庆丰收”系列活动办成精品盛会。市农业局(市委农办)联合市直有关部门，成立首届“中国农民丰收节”指导委员会，协调组织市委文明办林业 渔业 商务 司法 文广新 旅游 教育 民宗 体育以及团市委 妇联 工会 文联等有关部门，做好对各地的指导 支持和组织 协调工作，形成工作合力。

二 各部门通力配合。

农业 工商 粮食 供销社 卫生计生 气象等各有关部门高度重视参加首届“中国农民丰收节”活动，按照总体方案的要求，结合各自部门职能与工作实际，制定周密具体 操作性强的工作方案，将责任落实到人，任务落实到位。各责任单位对所牵头的活动任务负总责，强化责任意识和保障措施，确保活动过程中不发生意外和事故。

三 加强舆论宣传。充分发挥媒体作用，从党的强农惠农富农政策 农业农村发展成就 农民生产生活巨大变化 中华传统农耕文明 当代农村新风俗新时代“三农”先进人物事迹等多视角切入，开展全方位 立体式 持续性宣传报道，使“中国农民丰收节”成为最有特色 最有人气 最为丰富最有影响的农民自己的节日。通过农业信息网 农业微信公众号线上发布等方式为节庆活动宣传造势 营造浓厚氛围。

三 精心谋划各项主题活动

(一)晒丰收，产销对接红火热闹。“大同好粮”与京东集团签署“互联网+”乡村振兴合作创新框架协议;右玉县马营河村，金黄的玉米棒挂在粮屯上闪着金光，晒秋活动和手机摄影赛引得大家踊跃参与;偏关县组织农民现场观摩马铃薯高产栽培示范片高粱绿色高产高效创建示范片;阳曲县清徐县农产品展销会在山西省展览馆举办，阳曲县展销会两天就销售260万元，签订意向订单8000万元;阳高县“西红柿红了农业嘉年华”活动20多个展台将今秋塞北的丰收盛况充分展现，北京新发地蔬菜供应基地在阳高揭牌;原平市农委以“赶集”的形式展销农副产品;平顺县举办绿色有机旱作蔬菜种植交流活动;保德县特色花卉特菜栽培 南果北种等特种项目花样展示。

(二)话丰收，农耕文明永久话题。长治市举办炎帝农耕文化论坛，展示神农炎帝农耕文化和上党文化的独特魅力;晋中市榆次区举办乡村振兴战略论坛暨什贴特色小镇蓝图绘就研讨会;阳曲县召开第二届中国小米产业发展大会;平遥县农业生产托管秋收现场会上，合作社整合的旋耕播种 施肥 收割 秸秆返田等新型农机一一亮相!

(三)颂丰收，华彩乐章精彩呈现。晋城皇城相府农民《夸夸咱的新农村》等节目用最质朴最生动的表演展示了农村的变化;阳泉市鼓舞《五谷丰登》表达着农民的喜悦之情;翼城县《挂画》等蒲剧经典唱段让农民朋友大饱耳福;柳林县《枣乡八月歌如潮》等节目抒发着农民的喜悦与幸福;朔城区举办“塞上绿洲·月圆神头”系列活动;首届“赵树理杯”山西省曲艺说唱优秀节目展演在沁水举办，农民作家写农村，农民演员演农民，用特殊方式弘扬文化振兴乡村。

(四)庆丰收，花式呈现趣味横生。丰收节上，舞龙舞狮 割禾比赛等民俗文化农耕文化活动相继登场，营造出浓厚的丰收欢乐氛围，展示了新时代新农民的精神风貌。好多地方举办农民趣味体育比赛 书画摄影作品展 诗歌朗诵会 特色美食节农机具展等特色活动，全方位展示农村改革取得的丰硕成果，展示新时代农业新业绩 农村新面貌农民新风尚。曲沃县在史村镇西海村磨盘岭介园广场举办厨艺展示;潞城县“摸石头过河插秧苗”趣味比赛，加油声和呐喊声此起彼伏;吉县“巧手都来削苹果”，闻喜县“美丽乡村收获忙”等赛事紧扣农事农趣 农情，不仅展示了农耕生活的乐趣，更展现了当代农民昂扬向上的干劲。

我市_“中国农民丰收节”活动秉承“庆祝丰收 弘扬文化 振兴乡村”的宗旨，按照“务实 开放 共享简约”的要求，充分发挥农民主体作用，突出地方民俗特色，在广大乡村开展喜闻乐见的活动，弘扬悠久厚重的农耕文化，展示农村改革发展的巨大成就。在展示科技强农新成果产业发展新成就乡村振兴新面貌的同时，宣传展示农耕文化的悠久厚重，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推动传统文化和现代文明有机融合，增强文化自信心和民族自豪感。营造了几十万农民庆丰收成果展示晒丰收 社会各界话丰收 全民参与享丰收 电商促销助丰收的浓厚节日氛围，把“农民丰收节”办成宜都农业的嘉年华 农民的欢乐节 丰收的成果展文化的大舞台。

中国农民丰收节心得体会4

国务院发布《关于同意设立“中国农民丰收节”的批复》，同意自2018年起，将每年农历秋分设立为“中国农民丰收节”。“中国农民丰收节”的设立，是亿万农民庆祝丰收享受丰收的节日，也是五谷丰登 国泰民安的生动体现。

党的十九大指出，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是关系国计民生的根本性问题，必须始终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重中之重。要确保国家粮食安全，把中国人的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中。“中国农民丰收节”的设立，可以激发广大农民投身乡村振兴，可以营造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良好氛围，可以满足农民美好生活的需要。

中国农民丰收节，有利于进一步彰显“三农”工作的重要地位。在视察湖北时曾发表重要讲话，要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做好乡村振兴总体规划，坚持因地制宜，分类推进，深入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加快构建现代农业产业体系 生产体系经营体系，大力实施“三乡工程”，发挥农民群众主体作用，落实好乡村产业 人才 文化 生态基层组织“五个振兴”任务，学习借鉴浙江好经验好作法，建设好生态宜居美丽乡村。中国农民丰收节，是党和国家高度重视“三农”问题的重要表现。

中国农民丰收节，有利于提升亿万农民的荣誉感 幸福感获得感。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二十二次集体学习时，农村要发展，根本要依靠亿万农民。要坚持不懈推进农村改革和制度创新，充分发挥亿万农民主体作用和首创精神，不断解放和发展农村社会生产力，激发农村活力。“中国要强农业必须强，中国要美农村必须美，中国要富农民必须富”，释放出不断加大农村改革力度不断加大强农惠农富农政策力度的强烈信号，让农业成为有奔头的产业，让农民成为有吸引力的职业，让农村成为安居乐业的美丽家园，农民丰收节，让这个目标更加接近。

中国农民丰收节，有利于传承弘扬中华农耕文明和优秀文化传统。以渔樵耕读为代表的农耕文明是千百年来中华民族生产生活的实践总结，是华夏儿女以不同形式延续下来的精华浓缩并传承至今的一种文化形态，农耕文明所蕴含的精华思想和文化品格在华夏儿女身上留下了深刻的烙印，其衍生出的勤劳勇敢吃苦耐劳 艰苦奋斗 勤俭节约 邻里相帮等文化精神在今天仍具有时代意义，同时更彰显了我们在国际舞台上的大国风范。

中国农民丰收节是农民的节日，是一个向世人展示中国“三农”状况的窗口，要通过组织开展亿万农民庆丰收 成果展示晒丰收 全民参与享丰收等多种活动，让全社会全民都感受到丰收的快乐。

中国农民丰收节心得体会5

瓜果飘香是金秋最珍贵的馈赠，五谷丰登是“三农”最欢乐的表情。第二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如约而至，让我们向全国亿万农民致以节日的问候和良好的祝愿。

“食为人天，农为正本。”对中国这样一个农业大国而言，欢度中国农民丰收节，是治国安邦的大事 国计民生的要事。中国农民丰收节的设立，是经党中央研究决定国务院批复同意的，体现出新时代重农强农爱农支农的重要导向，彰显出党中央对“三农”工作的高度重视和对广大农民的深切关怀。连日来，全国各地纷纷举办一系列具有地方特色 传承农耕文化庆祝丰收成果的节庆活动，让全社会共同分享丰收带来的快乐。中国要强，农业必须强;中国要美，农村必须美;中国要富，农民必须富。庆祝中国农民丰收节，正像是一个“三农的嘉年华”，奏响了新时代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的进军号角。

让我们以节日为契机，向伟大的中国农民致敬。如果说丰收是大自然对劳动者的馈赠，那么丰收节就是我们礼赞劳动礼赞农民的一个生动体现。“喜看稻菽千重浪，遍地英雄下夕烟。”新中国成立70年来，中国农民以其朴素勤劳善于创造的宝贵品质，托举起农业发展和农村改革的巨大成就。中国农民丰收节犹如一个鲜明的文化旗号，提升了亿万农民在新时代奋发作为的荣誉感和自信心，调动起开启城乡融合发展和现代化建设新局面强大合力。就全社会而言，庆祝丰收就是要致敬农民，感恩农民的劳动奉献，感谢农民的辛勤付出，营造崇尚劳动尊重农民的新时代风尚。

让我们以节日为契机，为农业发展强魂铸魄。农业兴百业兴，农业强则国家强。对于拥有近14亿人口的中国来说，食品安全关系千家万户福祉安康，粮食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中国饭碗只有端稳在中国手里，我们才能牢牢掌握经济主动脉和发展主动权，实现和维护好老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 安全感。20_年夏粮产量2835亿斤，较上年增加58.6亿斤，农业农村经济稳中向好，为保供给 稳物价增信心发挥了重要支撑作用。值此新中国成立70周年之际，我们感悟丰收节的意义，就是要感念农业对中国社会的独特意义，铭记农业对国民经济建设的独特贡献，不断推动农业供给侧改革，真正打造出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向往的强大农业。

让我们以节日为契机，为乡村振兴凝心聚力。打赢脱贫攻坚战，实施好乡村振兴战略，是当前“三农”工作的重要内容，是关系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全局性历史性任务。农民丰收节是一个在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设立 旨在传承悠久农耕文化弘扬新时代精神的全国性民俗节日。繁荣乡村文化助力乡村全面振兴，是庆祝丰收节的重要所在。庆祝丰收节，就要传承和展示中华优秀农耕文化，展现新时代新农民的精神风貌，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涵养重视农业 尊重农民庆祝丰收的新时代先进文化。

要坚持问计于民，“任何时候都不能忽视农业 忘记农民 淡漠农村。”中国农民丰收节顺应了新时代的新要求新期待，增强了我们的文化自信心和“三农”自豪感，让丰收的获得感洋溢在全社会。根植于丰厚的农耕文化，作用于亿万农民的精神世界，中国农民丰收节必将引领农业成为有奔头的产业农民成为有吸引力的职业 农村成为安居乐业的家园，谱写出“三农”发展新的华彩乐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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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中国农民增收 篇十

（一）一、农业经营：重点在于确立“双轨并行”的制度——稳定自给性小农，发展商业性大农

（一）我国农业绩效总体很好，农业问题并不严重

农业是一个产业，所以，它只能承担起与其作为一个产业相应的责任与义务。

根据经济学家的定义，农业的职能主要地表现在四种贡献上：产品贡献、要素贡献、市场

贡献和外汇贡献。

这样看来，尽管我国农业发展曾经走过了许多弯路，但到目前为止的结果应该说是相当不错的了：全国城乡的食品供给常年基本有保障、丰年有余，粮食库存充裕；即使在农业份额已下降到仅占GDP总量14.5的今天，农业仍能为国家赚取一定量的外汇收入（2002年，我国农产品出口181.4亿美元，顺差57亿美元）；劳动力和资金仍不断地从农业部门释放出来；农业发展也支撑起了我国已初具规模的化肥、农机、农药、农膜等工业产业。所以，总体看来，我国农业发展已经取得了非常丰硕的成果。如果仅仅从一个产业的角度来看，在目前的条件下，我国的农业发展应该说是健康的，并不存在大的问题。

正因为如此，笔者认为很多人把我国目前农业中存在的问题人为地夸大了，把本来比较简单的问题人为地弄得复杂化了。这很不利于我们对今后农业的健康发展做出实事求是的判断，当然，也就难以找到正确的发展道路。例如，不少人在谈到农业存在的问题时，会提到农业部门的剩余劳动力太多。显而易见，这不是农业的错。相反，这是农业进步的表现。至于如何为这些剩余劳动力找到出路，不应该视为农业的问题，而是国民经济其他部门的问题或体制方面的问题。

当然，这并不是说我国农业完全没有问题了。但农业的问题多是发展中的问题、进步中的问题，并且都是可以找到解决方案的问题。例如，经过艰难而漫长的谈判后，我国终于加入了WTO。这意味着中国农产品市场已构成了世界农产品市场的一部分，其他国家的农产品可以在比过去更宽松的环境中进入我国市场，我国农产品也可以在比过去更有利的条件下进入其他国家的市场。这其中起关键作用的因素就是国际竞争力。客观地讲，我国农业的整体竞争力在国际上是比较低的。这既表现在我国人均农业资源很少的先天性资源不足上，也表现在我国经济发展水平低、不能为农业发展提供有效帮助的后天性劣势上。怎么办?出路仍然只有一条，那就是进一步追求农业发展的创新之路。在全球开放经济环境中、在开放市场条件下，这种创新更为艰难，它必须是一种能超越国际经验的创新。

（二）加入WTO后，我国应选择一条新的“双轨并行”的农业经营制度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农业制度创新必须做到同时有效地解决两方面的问题：一是在吸取国际经验的基础上增强我国农业的国际竞争力；二是在充分照顾我国基本国情的前提下保持农业的稳定发展、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基本实现以及保证农村社会基本稳定。

综观农业发展的国际经验，农业经营无非就是走两条道路：一条道路是指主要建立在专业化、商品化、市场化、机械化基础上的规模型的大农（场）经济；另一条道路是指主要建立在生物化、技术化、保护型、密集型基础上的小农经济。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的农业发展类型属于前者；欧洲不少国家和日本等的情况则属于后一类。

我国农业发展的基本国情主要表现出两大特征：一是土地资源相对太少，比欧洲和日本的平均水平还要少得多，属于非常典型的小农经济；二是农业的专业化、商品化、市场化程度很低，家庭生产的农产品主要地是供农民自我消费。这既与农户经营规模小直接相联系，也与我国农村地区交通运输业不发达、市场体系建设的软硬件条件较差有一定关系。

在充分考虑国际农业发展经验及我国农业发展的基本国情的基础上，在农业发展的新的历史阶段，我国应建立和创新一种将自给性的小农经济与商业性的大农经济紧密结合、并行发展的新的农业“双轨并”制度。

（三）保护、完善现行的家庭小农经济

家庭小农经济制度本身在中国具有许多优越性：

1.有利于农村稳定。土地是农民心目中永恒的有价资产，具有不动产性质。每家每户都拥有一小块土地或土地的使用权，使农民由无产者、雇工变成了有产者、自耕农，这是许多发展中国家想做而做不到的事情。秦汉以来直到新中国成立以前，2000多年间经常发生社会动荡的重要原因之一就在于土地的地主制以及由此产生的土地的自由买卖与不断发生的土地兼并。因此，让农民每家每户都拥有一小块土地并严格限制其买卖行为发生，是保持中国农村社会长期稳定的基础。

2.有利于农民的社会保障。每家每户都拥有一小块土地可以在相当大程度上弥补我国社会保障制度在农村严重缺失所带来的种种不足，即土地具有社会保险的功能。尽管笔者仍然坚决主张在农村建立统一的社会保障制度，而不是用农地来保障农民的生老病死，但我们又必须面对现实。在广大农村基本没有社会保障而言的情况下，土地在这方面的功能是显而易

见、非常重要的。

3.有利于保障国家粮食安全。我国到2002年底的总人口为12.8亿，其中，有7.8亿人口、2.4亿个农户常年居住在农村地区。如果我们能通过土地的家庭经营制度稳定地保障占全国61的农村人口有充分的粮食供给，那么，整个国家的粮食安全就得到了基本保障。

4.有利于抵御外来农产品对中国的入侵。在以自给自足为主的小农制度下，即使中国农产品市场对外全面开放，全球化进程更加激烈地冲击中国农业，也很难对农村这一大块粮食市场构成威胁，因为从总体上讲，农民基本上是不会靠买粮食过日子的。

5.有利于加强城乡之间的联系。在保持每家每户都拥有一小块土地的前提下，如果我们又能成功地将大量的农业及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到非农业部门及城镇地区，那么，这一小块土地又会变成加强城乡联系的一种纽带。

（四）小农家庭经济在中国得以健康发展的前提条件

当然，要使小农家庭经营制度的这些优越性得到充分的发挥与体现，不是没有条件的。以下三个前提条件是必不可少的：

1.端正对农业的认识。总的说来，目前我们对农业的认识是太“深刻”了，“深刻”到了沉重的地步。所以，从现在起，我们应从三个方面“看淡”农业：

（1）伴随着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农业更多地只是起到一个基础性部门的作用，而不再是国民经济的决定部门。因此，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重要性会越来越小，其所占GDP的比重会越来越低。

（2）对于像中国这样的大国而言，既要吸取一些发展中国家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因过分强调工业化而忽视农业的教训，但也千万不可以在这方面矫枉太过正。我们应该清楚地明白，非农化是我国现代化的必由之路。

（3）由于我国客观存在的非常紧张的人地关系，加上其大国特征，在相当长一段历史时期内，家庭小农经济应该被确定为国家农业发展战略的主要内容。政府应鼓励、提倡、支持目前以家庭为基础的小农经济建立起自给自足的经营结构，而不是简单地提倡把小农经济完全引导到市场经济的大潮之中。

在这一点上，我们不能照搬其他国家的模式：美、加、澳是因为其土地面积多、人口少、它们必须用机械和土地来替代劳动力，通过机械化实现规模经营。因为实行规模经营，自产的农产品无法完全自我消费，会有大量的剩余，所以，这些农产品必须进入市场。而且，由于这些国家有条件实现规模经营，农业劳动生产率很高，所以，其农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很强。

在一些人地关系方面与我国相似的国家，它们的农业发展模式又是与美、加、澳不一样的。总体说来，它们的农业发展模式大致有两种：一种是纯为保护与储备土地资源、改善环境质量以及营造自然景观而为之的环保型农业；另一种对于农民来说是有经济目的的，农产品通常也进入市场，但由于政治（选票）与社会公平的需要，政府对农业实行大量补贴，以至于从经济上讲远不如进口农产品更划算。这种农业发展实际上已经失去了市场经济本身的真正含义了。

由此可见，我国农业发展的现实基础决定了我国农村的小农经济既没有必要走美、加、澳式的大规模的农业市场经济之路，也没有必要走像欧洲一些国家那样依靠大量政府补贴的农业发展道路。不仅没有必要，而且也根本上做不到：因为美国式道路需要其农产品有很强的国际市场竞争力，欧洲式道路需要有很强的政府财力作后盾。

因此，中国应该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将小农经济确立为我国农业发展的主体形式，并把自给自足而不是家庭农业经营的市场化作为其经营的主要目标。当然，这并不排除小规模的自由市场交易。我们千万不能照搬欧美国家的农业发展模式，重要的是，即使搬来了，我们也执行不了。

2.调整一些方针政策，其中主要的是两个方面的政策和一个体制：一是国家的粮食购销政策；二是农业税费政策；三是农村基层行政管理体制。

（1）对于国家粮食购销政策而言，适应我国加入WTO后的新形势的需要，我国目前的粮食流通体制应进一步做彻底改革。如果考虑到以上提出的有关我国农村小农经济模式的设想，长远来看，国家根本上就不需要在以家庭小农经济为主的农业地区定购粮食和其他农产品。地方性的自由市场或者个体、私人经营者完全可以在市场原则下自主决定其在这方面的购销经营行为。

（2）对于农业税费政策而言，尽管目前的改革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农民被迫缴费的问题，但这只解决了问题的一半。不论是从国际经验、还是从中国实际来看，对我国现存的十分脆弱的、以自给自足为主的家庭经营制小农征收任何税和费都是没有道理的。如上所述，在欧美国家，农业都在不同程度上得到了政府的大量直接、间接补贴。而我国这样处于弱势地位的农业产业在国家工业化已经进入到中期阶段的现在，不仅得不到反哺，还要继续被征收农业税，无论如何也是说不过去的。

因此，考虑到以下三个具体原因，政府在设计进一步的农村税费改革方案时，应将农业税费全部取消，各级政府都不再从农民那里收取任何税费：第一，在我国加入WTO后，由于“黄箱”政策的应用今后会逐渐地受到一定的制约（尽管目前仍有一定的运作空间），取消农业税和农业特产税可以做到在不违反WTO规则的前提下通过“绿箱”政策支持农业发展；第二，尽管农业税和农业特产税只有500亿元左右，但由于我国农村的征税手段落后，收税的成本却很高，如果考虑到由于征管不严而产生的贪污和腐败现象，从农民那里收这点税实际上有些得不偿失；第三，被征农业税的对象多为真正的种田人，他们往往是农村中比较贫穷的人，收人很低，确实有些承受不了。

（3）要想真正做到从根于上把农民的负担减下来，最根本的办法就是根据变化了的情况，大刀阔斧地对现行的农村基层行政管理体制进行彻底改革。其中行之有效的办法之一就是要逐步地、分阶段地取消乡政府作为一级政府的行政建制。这样做不仅可以大幅度地减少政府目前在农村里的冗员、减轻农民负担；而且可以从总体上改善与提高我国农村经济发展的效果，推进我国民主化进程。

从历史上看，乡制在我国的确立与发展经历过三个主要的阶段，表现过两种不同的形式：在从秦朝到隋初的700多年间的乡亭制下，尽管乡是作为一级基层行政管理建制而存在的，乡官一般也是由上级官方任命的，但人数一般很少。一个在秦汉时代管辖1万多户的乡，通常只有3-5名乡官（分别管理治安、赋税、劳役、教化等事务）。在从隋开皇十年（公元595年）改乡亭制为乡里制到清朝的保甲制的1000多年间，乡都不是作为一级政府组织存在的，而是一个自治组织（乡官都是由村民选举产生的）。乡村里的事务都是由县政府直接管理、协调的，乡作为自治组织，只是起着协助县政府工作的职能。民国时期，乡作为一级基层政府行政管理机构，又被重新建立起来了，直到现在。

在总结历史经验的基础上，我们完全可以考虑分两步对目前的乡制进行改革：第一步是大量精简乡级行政管理人员；第二步则可以取消乡作为一级政府的建制，通过精干的县政府派出人员协调政府在农村的管理工作。同时，要建立起坚强的村级自治组织。

3.最重要的一个条件在于：一个有效的、可持续发展的小农经济制度的建立与完善是以大量农业劳动力转向非农业部门、大量农村劳动力和人口转向城镇地区为首提的。这意味农村家庭必须主要地从农业、农村之外创造其收入来源，而不是靠其所拥有的小块土地。以上所阐述的以自给自足为主的小农家庭经济是解决不了农民的收入问题的。道理很简单，在我国现有的农业资源条件下，试图通过发展农业而使8亿农民致富根本上就是不可能的。解决农民收入问题的最终出路只能是在农业之外。那么，大量的农村劳动力和农村人口的转移与流出就成为解决农民收入问题的重要途径了，同时，它也从根本上决定了笔者所主张的家庭小农经济制度在我国未来发展的命运。

（五）发展、壮大我国的规模型农业经济

这主要是基于两方面的考虑：一方面，我国现在已经是WTO成员国了，必须着力于培植一部分有比较强的国际竞争力的优势农产品，因此，一定的规模经营是一个必要条件；另一方面，尽管依靠小农经济可以大致解决全国60的人口的食品供给问题，但另外的40的城镇人口的食品供给则需要国家通过别的办法来解决，例如通过进口的办法或者通过具有一定规模的专业化种植方法来解决。

美国的规模化农产品生产主要是通过科学布局各优势农产品的专业化种植带而实现的。这方面的经验目前已开始逐渐地被我国政府在相当程度上所接受。最近，农业部出台的《优势农产品区域布局规划（2003-2007）》就是一个明证。这种做法是非常必要的。

我们说，由于人口与农业资源拥有量不对称，加上国家的整体经济实力不强，我国农业从总体上讲在国际上不具有竞争力，但这并不排除我国少数农产品有一定的国际竞争力。根据农业部公布的这一规划，我国将在未来5年内建成35个特色鲜明、品牌闻名、涉及11种在国际国内市场上有竞争优势的农产品的专业种植带。这11种农产品包括专用小麦、专用玉米、高油大豆、棉花、“双低”油菜、“双高”甘蔗、柑橘、苹果、肉牛肉羊、牛奶和水产品。

从专业化、规模化的农产品生产组织形式来看，美国采取的基本上是家庭农场的组织方式。我国在现阶段则有多种方式，例如国营农场、集体农场、国家专业化种植基地、专业承包大户以及“公司 农户”的农业产业化组织方式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