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离骚》的评价(精选5篇)
1.对《离骚》的评价 篇一
对《离骚》中一句注释的质疑(网友来稿)
河南省永城市实验高中 梁冬林
新教材《离骚》第九自然段中间一句“路幽昧以险隘”的解释,笔者认为有悖屈原本意之嫌。
首先从文章的前几段可以看出,屈原详细的叙说自己的身世,除了表现自己不同的气度与修行外,更主要的是展现“天降大任于是人也”的气魄,所以他充当楚国王船的护卫者,那么他的着重点应该是在楚国。然而,从教材注释看全然不是这种归宿。它翻译为是“党人的路途变得黑暗、凶险而狭隘”,用“党人”替换“国家”,这与屈原的意愿是相违背的.。
其次,译成主语为“党人”,那么岂不是流露出屈原对党人有一种惋惜之情吗?事实上,党人结党营私,苟且偷安,迟早会自取灭亡,有必要让屈原对他们提醒吗?而且屈原本人的修养、品质、也不屑于党人。即使是对党人的狠,也是建立在对国家前途担心的基础上的。
另外,把“党人”改为“国家”是顺理成章的事,正是由于党人乱国,迷惑君主,就必然会给国家带来黑暗、凶险、狭隘的最终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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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对《离骚》的评价 篇二
关键词:离骚,诗人,政治,浪漫,哲学沉思,文化渊源,文化特色
诗人写作《离骚》时已经度过了大半生。他为了实现政治理想, 不断遭到腐朽的贵族集团的排挤和打击, 这时已经再被放逐, 到了救国无路的地步;而楚国也由一个颇有希望的国家, 被弄到了濒临危亡的绝境。诗人瞻前顾后, 感慨万分, 他把坚持奋斗而不能实现爱国理想的沉痛感情, 熔成了这篇激动人心的诗歌。
《离骚》对诗人的理想有清楚的完整的表现。在七雄纷争、各国存亡处于紧要关头的战国时代, 诗人的理想就是把祖国推上富强的道路, 甚至由它来统一中国。他列举历史上兴国的圣君和乱亡的昏君, 希望楚王以“遵道得路”的尧舜为榜样, 以“捷径窘步”的桀纣为戒鉴, 把楚国建设成为强大的国家。不仅如此。处于当时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转化的大变革时期, 诗人为了真正达到这一目的, 还突破了贵族阶级的局限, 反映了新兴阶级的政治要求, 提出了革新政治的主张:“举贤而授能兮, 循绳墨而不颇。”所谓“举贤而授能”, 即不分贵贱选用贤能来治理国家;所谓“循绳墨而不颇”, 即修明法度, 严格按法度办事。这是与维护贵族特权的世袭制度和“背法度而心治”的原则针锋相对的。可以说, 祖国的富强是诗人理想的目标, 进行政治革新则是达到这一目标的手段。他的爱国主义精神是与追求进步政治的精神紧紧结合在一起的。这既说明了诗人思想的进步性, 也说明了他的爱国理想的深刻性与人民性。
《离骚》的基本内容就是表现诗人对实现这一崇高理想的热烈追求和不懈的斗争。全诗可分为前后两部分。从篇首到“岂余心之可惩”为前一部分;从“女须之婵缓兮”到篇末为后一部分。前一部分是诗人对已往历史的回溯。他叙述了家世出身、生辰名字, 以及辅助楚王进行政治改革的斗争。诗人从早年起就汲汲自修, 锻炼品质和才能, 并决心把这一切献给祖国的富强事业。他对楚王说:“不抚壮而弃秽兮, 何不改乎此度也?乘骐骥以驰骋兮, 来吾导夫先路!”但是诗人这一热爱祖国和人民的愿望, 却因为触犯了贵族集团的利益, 招来了重重的迫害和打击。当诗人回顾到这些, 想到自己的理想遭到破坏, 祖国的命运岌岌可危, 便抑止不住满腔愤怒的感情, 向腐朽反动势力进行了猛烈的抨击。他痛斥贵族群小“竞进以贪婪”, “兴心而嫉妒”, “面规矩而改错, 背绳墨以追曲”。指出他们蝇营狗苟, 把祖国引向危亡的绝境:“惟夫党人之偷乐兮, 路幽昧以险隘。”他怨恨楚王的昏庸, 不辨忠邪:“荃不察余之中情兮, 反信谗而齐怒。”但是诗人并没有向反动势力屈服, 他宁肯承担迫害, 也不变志从俗:“宁溘死以流亡兮, 余不忍为此态也!”他深信自己的正确, 要永远坚持自己的道路, 忠于理想:“民生各有所乐兮, 余独好修以为常。虽体解吾犹未变兮, 岂余心之可惩?”
《离骚》后一部分是描写诗人对未来道路的探索:“路漫漫其修远兮, 吾将上下而求索。”诗人被腐朽的贵族集团排斥在现实的政治生活之外, 他苦闷旁徨地面对着未来, 究竟选择什么样的道路呢?首先, 女须劝他不要“博謇好修”, 应该明哲保身。但诗人通过向重华陈辞, 分析了往古兴亡的历史, 证明了自己态度的正确, 否定了这种消极逃避的道路。于是, 追求实现理想的强烈愿望, 使他升腾到了天上。他去叩帝阍, 阍者却闭门不理;他又下求佚女以通天帝, 也终无所遇。这天上实际是人间的象征, 说明再度争取楚王的信任也是不可能的。接着诗人去找灵氛占卜, 巫咸降神, 请他们指示出路。灵氛劝他去国远游, 另寻施展抱负的处所, 巫咸则劝他暂留楚国, 等待时机。诗人感到时不待人, 留在黑暗的楚国也不会有什么希望, 于是决心出走。但是这一行动又与他的爱国感情产生了尖锐的矛盾, 正当他升腾远逝的时候, 却看见了祖国的大地:“陟升皇之赫戏兮, 忽临睨夫旧乡。仆夫悲余马怀兮, 蜷局顾而不行”, 他终于留下来了。诗人通过这一系列虚构的境界, 否定了与他爱国感情和实现理想的愿望背道而驰的各种道路。
《离骚》在艺术上也有极高的造诣和独特的风格。
《离骚》是一篇具有深刻现实性的积极浪漫主义作品。它发展了我国古代人民口头创作———神话的浪漫主义, 成为我国文学浪漫主义的直接源头。《离骚》塑造了一个纯洁高大的抒情主人公的形象, 由于理想的崇高, 人格的峻洁, 感情的强烈, 这个形象就远远地超出于流俗和现实之上。《离骚》又自始至终贯串着诗人以理想改造现实的顽强斗争精神, 当残酷的现实终于使理想破灭时, 他更表示了以身殉理想的坚决意志。这些都表现了《离骚》这首长诗的浪漫主义的精神实质。同时, 《离骚》又大量地采用了浪漫主义的表现手法。这突出地表现在诗人驰骋想象, 糅合神话传说、历史人物和自然现象编织幻想的境界。如关于神游一段的描写, 诗人朝发苍梧, 夕至县圃, 他以望舒、飞廉、鸾皇、凤鸟、飘风、云霓为侍从仪仗, 上叩天阍, 下求佚女, 想象丰富奇特, 境界仿佛迷离, 场面宏伟壮丽, 有力地表现了诗人追求理想的精神。
《离骚》的另一艺术特色是比兴手法的广泛运用。它“依诗取兴, 引类比喻”, 继承了《诗经》的比兴传统, 而又进一步发展了它。《诗经》的比兴大都比较单纯, 用以起兴和比喻的事物还是独立存在的客体;《离骚》的比兴却与所表现的内容合而为一, 具有象征的性质。如上述以香草象征诗人的高洁便是。其次, 《诗经》中的比兴往往只是一首诗中的片断, 《离骚》则在长篇巨制中以系统的一个接一个的比兴表现了它的内容。如诗人自比为女子, 由此出发, 他以男女关系比君臣关系;以众女妒美比群小嫉贤;以求媒比求通楚王的人;以婚约比君臣遇合。其他方面亦多用比喻, 如以驾车马比治理国家, 以规矩绳墨比国家法度等。比兴手法的运用, 使全诗显得生动形象, 丰富多采。
抒情诗一般篇幅短小, 没有故事情节。《离骚》不只篇幅宏伟, 而且由于前一部分是在诗人大半生历史发展的广阔背景上展开抒情, 后一部分又编造了女须劝告、陈辞重华、灵氛占卜、巫咸降神、神游天上等一系列幻境, 便使它具有了故事情节的成分。这种内容和结构上的特点, 就是波澜起伏, 百转千回, 看看似乎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 转眼却又出现一个新的境界。
《离骚》的形式来自民间, 但在诗人手中有了很大发展。他一面采用民歌的形式, 一面又汲取了散文的笔法, 把诗句加长, 构成巨篇, 既有利于包纳丰富的内容, 又有力地表现了奔腾澎湃的感情。《离骚》基本上是四句为一章, 字数不等, 亦多偶句, 形成了错落中见整齐, 整齐中又富有变化的特点。《离骚》的语言十分精炼, 并大量地吸收了楚国的方言, 虚字也运用得十分灵活, 又常以状词冠于句首, 造句也颇有特点。此外, 《离骚》除了诗人内心独白外, 还设为主客问答, 又有大段的铺张描写, 绘声绘色, 对后来辞赋有很大影响。所有这些也都表现了《离骚》的艺术特点与成就。
注:《离骚》篇名的意义, 司马迁引淮南王说:“离骚者, 犹离忧也。”班固解为遭忧, 王逸解为别愁, 二说虽不同, 但都可以讲通。
参考文献
[1]黄寿, 梅桐生.楚辞全译[M].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 2008, 9, 1, 17.
3.对《离骚》的评价 篇三
“绝唱”者,指某方面达到了最高造诣或者最高水平也。“史家之绝唱”,就是指《史记》在史学上达到了很高的水平。在《史记》之前,史学家书写历史,主要采用的是编年体和国别体体例。司马迁参酌古今,创造出史书撰写的新体例——纪传体。这种体例以人物为中心,结合记言、记事来记录重大的历史事件,为后世纪传体史书的编纂树立了楷模,对中国史学的发展起了极大的推动作用。自此例一出,历代史书,尤其是二十五史,遂不能出其范围。所以,鲁迅称之为“史家之绝唱”。
《陈涉世家》记述的第一次农民起义,就是以陈胜和吴广的语言和活动为中心,来记录这次起义的发生发展和当时的社会情况,重点突出了陈涉在推翻秦朝过程中的突出作用,与以往编年体或者国别体的记史方式完全不同。
“无韵”者,散文也,这表明《史记》中的文章是散文不是韵文,“无韵之离骚”,意思是《史记》是没有韵律的《离骚》,是赞美它的文学成就很高。但是在我国灿若星河的诗歌长河中,文学成就很高的诗篇浩若烟海,鲁迅为什么不用李白杜甫等人的诗歌来做比,而要用《离骚》来做比呢?
首先,《史记》在内容上跟《离骚》很相似。《史记》是以人物的活动为中心叙述史事,《离骚》也是以屈原的生平所为为中心,追溯诗人的世系、品质、修养、在政治上的艰难追求和坎坷曲折,表达诗人上下求索、以死殉志的决心,形象地记录了屈原的生活历程,只不过它的记录是用诗歌写成的,如写成散文,就相当于《史记》中的《世家》或者《列传》,就是一部自传体史书。
更重要的是,《史记》蕴含的情感跟《离骚》何其相似。《离骚》不是用纯客观的笔触追溯自己的生活历程,字里行间充满着强烈的爱憎之情。司马迁写《史记》也不只是纯客观的记事,他把强烈的爱憎感情寓于叙事、描写之中,使《史记》成为了一部具有浓烈抒情性的史书。下面我们通过《隆中对》和《陈涉世家》的比较,品味《史记》浓农的“离骚”情。
一、叙事蕴情
请读下面这两段叙事文字:
时先主屯新野。徐庶见先主,先主器之,谓先主曰:‘诸葛孔明者,卧龙也,将军岂愿见之乎?
——《隆中对》
“会天大雨,道不通,度已失期。失期,法皆斩。”
——《陈涉世家》
细细品读,我们不难发现,《隆中对》的文字,是很客观的,冷冰冰的没有丝毫温度。“见”“器”“谓”这些词语,呈现出的是主与臣之间公事公办的冷漠关系。按照这样的写法,《陈涉世家》就应该这样写:“天大雨,道不通,已失期,法皆斩。”但司马迁没有这样写。他用一个“会”字表现出对这群人不幸遭遇的同情,重复使用“失期”一词,既反映了秦法的严苛,隐含愤懑之情,又流露出对这群“闾左”的深切担忧。
我们再看《隆中对》中其他的叙事:“由是先主遂诣亮,凡三往,乃见。因屏人曰……”“亮答曰:……”,这些叙事,读来实在让人感叹先主和诸葛亮的冷静不是一般。两人好不容易见到了,却没有一点感情交集,就“屏人”冷冰冰的“曰”,丝毫看不到刘备对诸葛亮的渴求,也看不到诸葛亮在遇到明主之后的激动和喜悦。“先主曰:‘善!于是与亮情好日密。”这句话则更像是在讲述隔壁邻居的事,冷静客观,给人一种事不关己的感觉。如果司马迁要写,他会这样写吗?我想,他会这样写:“先主曰:‘先生之言甚善。于是与亮出则同车,坐则同席,诸事共议,情好日密。”可是这样充满情谊的话,陈寿是不会写的,因为他没有司马迁的遭遇,自然也没有司马迁的情怀,只是遵循史学家的所谓客观记述历史的准则,读来难免冰冷。
可是《陈涉世家》的叙事就不同了,“当时是,诸郡县苦秦吏者,杀之以应陈涉。”“苦”“杀之”“以应”短短几个词,包含了司马迁对秦王朝统治的不满,对起义的褒扬,对起义发展壮大的声援,情感何其丰富,何等强烈!
二、人物含情
司马迁塑造人物也跟《离骚》一样饱含感情。他把人物置于尖锐的矛盾冲突中,在人物命运的变化中来体现人物的个性和神韵。比较一下两篇文章对人物的介绍:
陈胜者,阳城人也,字涉。吴广者,阳夏人也,字叔。陈涉少时,尝与人佣耕,辍耕之垄上,怅恨久之,曰:“苟富贵,无相忘。”佣者笑而应曰:
“若为庸耕,何富贵也?”陈涉太息曰:“嗟乎,燕雀安知鸿鹄之志哉!”
——《陈涉世家》
“亮躬耕陇亩,好为《梁父吟》。身长八尺,每自比于管仲、乐毅。时人莫之许也。”
——《隆中对》
两位史学家对人物的介绍,情感迥然不同。司马迁对陈涉的介绍,可谓用心良苦。他完全可以按照史家惯用的笔法写:“陈胜者,阳城人也,字涉。吴广者,阳夏人也,字叔。陈涉少时,尝与人佣耕,有志于富贵,耕者莫之许也!”但他不!他将陈涉置身于地位的贫贱和渴求改变贫贱的矛盾中,通过“怅恨久之”“苟富贵,无相忘”“嗟乎,燕雀安知鸿鹄之志哉!”等神态和语言的描写,写出了陈涉对自身命运的不满、对处境的不甘和强烈渴望改变的心志,他用佣者对陈涉的嘲笑,对自身命运的俯首,反衬出陈涉远大的志向和雄心,一个有抱负而有热血的青年,昂然站立在我们面前,褒奖之情蕴含其间。
而从陈寿对诸葛亮的介绍中,我们看不到陈寿对诸葛亮的喜爱与赞美之情,伫立在我们眼前的是一个没有温度和热度的冷冰冰的自诩很高的田间汉而已。
司马迁将陈涉放在决定生死的关键时刻,通过陈胜与吴广的对话、陈胜跟戍卒的对话再现人物的精神风貌。陈胜与吴广的对话,充满了勇创伟业的果敢:“今亡亦死,举大计亦死;等死,死国可乎?”充满了对时局的了然:“天下苦秦久矣”;充满了智慧的筹谋和对起义取胜必成的信心:“今诚以吾众诈自称公子扶苏﹑项燕,为天下唱,宜多应者。”这些描写,无不蕴含着司马迁对陈涉的赞美,对秦王朝的憎恨。如果按照陈寿的叙史方式,写成这样:“陈胜吴广以为误期必死矣,乃谋起义,欲诈称扶苏项燕之师,为天下倡”,我们就见不到那个在生死面前敢放手一搏的热血男儿了。
同样,司马迁精心构思的陈胜与戍卒的对话,也饱含着作者浓烈的爱憎。司马迁并没有冷冰冰的写史:“陈涉召令徒属,言其误期必斩,召其举事,徒属俱应。”而是让陈涉发出了“且壮士不死即已,死即举大名耳,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呐喊。这呐喊震撼人心,喊出了底层劳动人民对统治者的愤怒,更喊出了弱势群体反抗强权的迫切愿望,激励着后世无数的抗争者。司马迁描写的这位草根英雄,有热度,有强度,更有硬度!
这些对话,都不可能是陈涉的原话。陈胜吴广起义发生在公园前209年,司马迁写《史记》则在公元前104年,此时,参加陈胜吴广起义的人基本不在人世,即使司马迁在采访史迹的过程中千辛万苦找到了这些人的后人,但是恐怕能详细记得陈胜每句话的人已经没有。这些话显然是司马迁借陈涉之口发自己之声,抒胸中之情,这跟《离骚》何其相似!
在那貌似平淡的叙事之中,却蕴藏着极大的感染力。干载之下,仍然能使读者不知不觉跟着作者去爱、去恨,是其所是,非其所非。这就是《史记》彪炳千古的离骚情!
4.对《离骚》的评价 篇四
因复杂而丰富的人生磨砺, 屈原在残酷的社会现实中感受到浑浊的世俗而自怜, 在曲折的社会历练中体悟到痛苦的经验而自醒, 因此面对无限浩瀚的宇宙而产生沉思、发出慨叹, 最终超越自我。楚辞的“自怜”是自怒、自爱、自慰的“三位一体”, 如《九怀》“惆怅兮自怜”和《九辩》“私自怜兮何极””等。《离》诗的这种“自怜意识”极为浓重。司马迁在谈《离骚》时曾说:“观屈原所自沉渊, 未尝不流涕, 想见其为人。” (1) 从司马迁读《离骚》的体会中, 我们亦能品出这种强烈的抒情意蕴所沉积的“自怜意识”的情感体验, 同样可以体会到《离骚》是诗人在“惆怅自怜”的过程中企图寻求一种“永恒”的回归。可见《离骚》的“超越”之意念, 是伴随其“自怜意识”情绪波动而显现的。
仔细探究, 《离骚》之“自怜”与“超越”的思想内核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对浩瀚宇宙时空的“迟暮”之恐惧与“乘骥驰骋”的驾驭欲望
诗人在《离骚》中流露出明显的对时光易逝、岁月更替、人事易衰的宇宙时空的恐惧感。通过吟唱, 表现出诗人对自我人生的新的思考———在宇宙变幻之中, 缥缈的时间在飞逝, 稍纵即逝的报国机会竟与其无缘;而人生如白驹过隙, 蓦然回首, 诗人感到自己像一匹疲惫的老马, 在影响历史方向、国家前途的征程上除了执著而惊恐的踯躅、徘徊外, 几乎无能为力了。正如诗人在《离骚》中所倾诉的那样:“日月忽其不淹兮, 春与秋其代序。惟草木之零落兮, 恐美人之迟暮。”
面对瞬逝的时光, 诗人感到了时不我待的惊慌;尤其是“朝搴阰之木兰兮, 夕揽洲之宿莽”构成一种动态“加速跳”节奏。有学者发现, 楚辞中以“朝……夕……”构成的句式多见, 这一句式动态性很强, 紧迫如鼓点阵阵。 (2) 这一“动态的加速跳”与《离骚》中“朝饮木兰之坠露兮, 夕餐秋菊之落英”等诗句一起所建构的“鼓点阵阵”的涌动气势所传达的, 其实是诗人的政治生命在无穷尽的宇宙空间中的进一步演化。“日月不淹”、“春秋代序”, 草木由盛转衰。既然诗人在时空中面对是什么呢?“恐美人之迟暮”———诗人意识到自己逐渐变老, 但这种感叹并不是诗人在宇宙时空运转的磨难中发出的唯一慨叹, 最重要的在于担心自己“老冉冉其将至兮, 恐修名之不立”, 诗人的政治理想因此日趋无望而终结与泯灭。
但是, 诗人是否因自己在年龄上的劣势就终止其理想追求?没有。“及年岁之未晏兮, 时亦犹其未央”, 他心灵上依然充满活力与豪迈, 精神上依然健旺康盛;诗人“枯木的年轮”中承载着丰富的生活阅历, 蕴涵着透彻的真知灼见, 孕育着匠心独运的治国方略。他在等待机会, 随时准备着在国家需要时发挥夕照光辉以任意驰骋:“路漫漫其修远兮, 吾将上下而求索!”这种为了自己所追求的政治理想而置年迈于不顾的上下求索、奋斗精神, 永远为后人所称道。
屈原“上下求索”所表现的对理想执著探求的热情和功业未竟的焦虑, 进而成为对有限时间的珍视与掌控:“汩余若将不及兮, 恐年岁之不吾与……”恶劣的政治环境, 使他陷入极度艰难的处境, 但诗人却以生命的诚挚来捍卫自己的理想:“亦余心之所善兮, 虽九死其犹未悔!”正是这强烈自信和无所畏惧的精神鼓舞, 屈原才能对楚王及腐败的佞臣集团展开尖锐的批判:“怨灵修之浩荡兮, 终不察夫民心。”“唯党人之偷乐兮, 路幽昧以险隘。”诗人这种醒世独立的自怜与超越的形象在《离骚》中表现得十分突出, 那傲岸的人格和不屈的斗争精神, 激励了后世无数的文人, 并成为中华民族精神的一个重要象征。
《离骚》对诗人自己的上下求索之“远逝”有出色的描写。这种“远逝”既是一种象征, 又是诗人自我形象的一种折射。从《离骚》的全诗来看, 屈原所痛恨的, 一是君王昏庸, 一是佞臣当政。诗人在现实中同时遭到昏君、佞臣的挤压与排斥。也正是在这种绝望的困境之中, 屈原才开始“上下求索”的历程。“周流求女”失败后, 灵氛用“两美必合”鼓励他往别处寻觅。一次次求女不遂, 就是屈原的现实遭遇在《骚》诗中的投影。求女在《骚》诗中象征着对明君贤臣的向往, 也表现了屈原虽在“老冉冉其将至”的恐惧与绝望之中, 依然趁“年岁之未晏”“时亦犹其未央”而“上下求索”, 以此表达其决不放弃对自己政治理想的孜孜不倦的追求。
屈原在茫茫的宇宙时空中所获取的情感体验, 是对人自身存在命运的咏叹。面对无奈的现实, 在驰骋宇宙时空的矛盾挣扎中, 诗人的生命力量和生存意味体现出了鲜活的张力。可以说诗人所表现出的悲怜意识, 一则是自我的消解和扩充力与生命自强力。
对政治生命理想的“长太息”之悲愤与“九死未悔”的恪守执著
《离骚》虽然充满着诗人强烈的政治生命活力, 但因诗人对自身所处时代的政治境遇、君臣关系和人事关系的切身的独特体验, 因而折射出诗人强烈的政治悲愤意识。其政治悲愤与理想执著, 可从对三个关系问题的分析来理解。
诗人与国君的关系。昏庸无能的国君, 听信佞臣谗言不能接纳屈原的政治主张, 辜负了他对楚国的一片忠诚。故而诗人心里经常充满着压抑与愤懑, 于是吟唱的格调中融渗着痛楚的政治悲哀意识:“忽奔走以先后兮, 及前王之踵武;荃不察余之中情兮, 反信谗而齑怒。”诗人殚心国是, 所以他前后左右奔走, 希望有一天能赶上先王的脚步。但楚怀王全然不了解屈原的良苦用心, 却听信谗言;屈原因此对楚怀王感到非常哀婉与怨忿。诗人于是用十分哀伤的言辞把郁结在心中的烦忧吟唱出来, 以表达自己鲜明的政治态度:“闺中既已邃远兮, 哲王又不寤;怀朕情而不发兮, 余焉能忍此终古。”我们不妨设想一下:诗人曾经是“入则与王图议国事, 以出号令;出则接遇宾客, 应对诸侯”“王甚任之”的国家重臣, (3) 而今被奸臣污蔑, 被楚王疏远, 惨遭贬谪, 那种孤楚之心境、哀苦之神态, 也许不是世俗凡夫所能体会得到的, 只有身处其间的屈原才能感知吧。“怨灵修之浩荡兮, 终不察夫民心”, 糊涂的楚王太不了解屈原的心愿了。诗人对楚王似乎绝望了, 对自己报国的满腔热忱也似乎了无意趣。
难道诗人真的就由此而泄气了吗?没有, “亦余心之所善兮, 虽九死其犹未悔”, 他的心仍然火热, 恪守着固有的忠精情操, 哪怕楚王让他多次去死, 只要能实现他坚定的爱国情意和政治诺言, 他依然会毫不犹豫地一往直前。然而, 尽管屈原富有卓越的才华、忠贞的操守、高洁的品质, 但在他所生存的政治环境之中, 决然地要被阴霾的残酷现实所笼罩甚至于被扼杀, 他已经完全没有任何人身自由可言, 其政治悲凉意识的滋生与日益增长也就不言而喻了。
但诗人骨头里的血液依然是热的, 始终沸腾着激昂的情感, 满怀一腔报国热忱, 拥存一颗赤胆之心。《骚》诗的感情热烈, 如火山般迸发, 正所谓“虽体解吾犹未变兮, 岂余心之可惩”?!正如梁启超指出的那样:屈原脑中, 含有两种矛盾元素, 一种是极高寒的理想, 一种是极热烈的感情。这个说法很是精辟。《骚》诗之思想感情的充分展示就是以其对政治生命理想的自怜与超越意识这两种元素为基础展示其感人的艺术魅力的。
屈原与其他恶俗同僚的关系。在残酷的现实生活中, 在将倾的“大厦”殿堂下, 即使是屈原一手栽培起来的弟子也与他分道扬镳, 况他人乎?道不同不相与谋。诗人对他们向楚王进谗言玷污忠臣的猖獗之丑态表现出极大的叹惋, 流露出对国家缺乏匡扶社稷之栋梁的现实感伤。于是吟唱出“畦留夷与揭车兮, 杂杜蘅与芳芷;冀枝叶之峻茂兮, 愿竢时乎吾将刈;虽萎绝其亦何伤兮, 哀众芳之芜秽”。在这里, 诗人分别以“留夷”与“揭车”、“杜蘅”与“芳芷”四种香草比喻四种人才, 阐述自己育才的信念与意志, 以及自己心目中的人才标准。诗人唯一担心的就是自己的一些弟子变质, 走向腐化与堕落, 不厌乎求索;羌内恕己以量人兮, 各兴心而嫉妒”的政治环境中, 诗人的担心瞬即变成了现实, 朝中奸臣及屈原的部分弟子互相猜忌、犯疑, 利用各种卑劣的手段向上爬, 钩心斗角, 利欲熏心。世态的随波逐流已经使诗人没有能耐可以改变“变质”的现实;诗人无奈地唱出自己本怀着一片真心与热情为祖国培育人才, 但在世俗利害的关系冲突中, 原本是积极奋进、正直向上的人也变得蝇营狗苟、尔虞我诈, 从本质上发生了变化, 他还能有何作为呢?
面对如此现实, 诗人内心深处感到无比悲凉与绝望:“朝吾将济于白水兮, 登阆风而緤马。忽反顾以流涕兮, 哀高丘之无女。”诗人哀伤朝中没有与自己意趣相投之人, 国中没有挽扶社稷的仁人志士!这种“流涕”之哭泣, 饱含着诗人以身殉己的政治理想、以死塑造自己的独立人格的崇高而执著的爱国愿望。所以, 全诗总结性的“乱辞”这样写道:“已矣哉!国无人莫我知兮, 又何怀乎故都!既莫足与为美政兮, 吾将从彭咸之所居!”
诗人的政治意识与人文关怀。屈原的政治意识中包含着极大的人文关怀。周先慎指出:“他的爱国思想是与他对人民生活的关护紧密结合在一起的。” (4) 正如“长太息以掩涕兮, 哀民生之多艰。余虽好修姱以鞿羁兮, 謇朝谇而夕替”所言, 这种政治理想破灭中的感伤, 不难看出屈原对人民的拳拳关怀和无比热爱之情。这是一种政治倾向性的感伤的关怀与热爱, 是诗人在急速流转的政治遭遇中感到美政理想无法实现所引起的悲剧性关爱之情的感受。“日月忽其不淹兮, 春与秋其代序。惟草木之零落兮, 恐美人之迟暮。”因“恐年岁之不吾与”, 故而化为艰难的上下求索。理想不可实现, 时光则空蹉跎, 进而悲从中来, 像一匹疲惫的老马, 最后踯躅在历史的时空中。这种悲愤的人文关怀中蕴涵着对国家政治生命前途无私、执著的关注, 成为屈赋的基调。
总之, 《离骚》尽管格调忧郁, 感伤浓烈, 但其“自怜意识”中深藏着一种超越情怀, 在超越的境界中延伸生命、寄托理想。从艺术审美上看, 以《离骚》为代表的楚辞对后人的重大启发之一, 就是关于时间的咏叹和对政治生命的哀婉。这种“自怜意识”触动着中国艺术琴弦的最隐微之处, 中国艺术的唯美传统、超越情怀、感伤的气质以及对生命意义的追问、存在价值的考究等等, 这些艺术世界的核心内涵, 都与以《离骚》为代表的楚辞有着密切的关系。 (5) 我们在阅读《离骚》时, 除了对屈原“虽九死其尤未悔”的人格魅力感到心灵深处的震颤之外, 还会因其《骚》诗中所表达出的对浩瀚无限的宇宙时空的悲怜思想, 对残酷的社会现实生活、无奈痛楚的人生自怜感受, 以及因悲怜自怜而滋生繁衍且愈益强烈的超越情怀, 激起我们无穷的共鸣与遐想。
参考文献
[1][3]司马迁:《史记.屈原列传》, 长沙:岳麓书社, 2001年版, 第499页, 第498页。
[2]朱良志:《中国美学十五讲》,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6年版, 第99页。
[4]周先慎:《中国文学十五讲》,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3年版, 第44页。
5.《离骚》中的植物名称研究 篇五
关键词:《离骚》 植物名称 植物崇拜 音节
《离骚》是我国古代伟大的文学作品,是中国古代浪漫主义诗歌的典范,开了我国浪漫主义文学的先河。自古以来,对于《离骚》众说纷纭,研究层出不穷。《离骚》的内容异常广博,从人间到仙界,从庙堂到山野,从高山到深林,包罗万象,应有尽有。在《离骚》异常广博的内容之中,植物始终是无法忽略的重要组成部分。
一、《离骚》中的植物
经查证,《离骚》中共有34种用来表示植物名称的词,这些词共出现了74次。现将这34种词及其出现频次列举如下:江离(2次),芷(3次),宿莽(1次),草木(2次),芳(11次),椒(6次),菌桂(2次),蕙(5次),茝(3次),兰(10次),留夷(1次),揭车(2次),杜衡(1次),秋菊(1次),木根(1次),薜荔(1次),胡绳(1次),芰(1次),荷(1次),芙蓉(1次),薋(1次),菉(1次),葹(1次),扶桑(1次),若木(1次),琼枝(2次),藑茅(1次),茅(1次),筵(1次),草(3次),艾(2次),荃蕙(1次),萧(1次),榝(1次)。
《离骚》中出现的这34种用来表示植物名称的词,有的是通名,有的是专名。表示植物通名的词有3种:草木(惟草木之零落兮),芳(昔三后之纯粹兮,固众芳之所在),草(使夫百草为之不芳)。而其他31种词,都是植物的专名。
这31种用来表示植物专名的词,其具体所指有相关联或者相重复的情况存在。
(一)具体所指相关联的词
有2组:
1.菌桂——蕙
“杂申椒与菌桂兮,岂维纫夫蕙茝?”(《离骚》)
洪兴祖《楚辞补注》中有“菌,薰也。其叶谓之蕙。则菌与蕙一种也。别言蕙茝。又云:矫菌桂以纫蕙;则菌桂自是一物”“蕙,香草。《本草》云:薰草一名蕙草,生下泾地。”由是可知,菌桂与蕙乃同一种植物,菌桂是整株植物的名称,而蕙用来专指菌桂的叶子。
2.荷——芙蓉
“制芰荷以为衣兮,集芙蓉以为裳。”(《离骚》)
《楚辞补注》中有:“荷,芙蕖也。《尔雅》曰:荷,芙蕖。注云:别名芙蓉。《本草》云:其叶名荷,其华未发为菡萏,已发为芙蓉。”荷是叶子,花苞叫菡萏,花朵叫芙蓉。由此可知,荷与芙蓉分别是同一种植物的叶子与花。
(二)具体所指相重复的词
有2组:
1.芷——茝
扈江离与辟芷兮,纫秋兰以为佩。(《离骚》)
擥木根以结芷兮,贯薜荔之落蕊。(《离骚》)
《楚辞补注》中有“芷,香草名。芷幽而香。白芷,一名白茝,生下泽,春生,叶相对婆娑,紫色,楚人为之药”“茝,白芷也”。芷与茝,只是写法不同,读音相同,具体所指亦相同。
2.木根——芷
擥木根以结芷兮,贯薜荔之落蕊。(《离骚》)
《荀子》云:“兰槐之根,是为芷。”注云:“苗名兰槐,根名芷。”木根通指所有植物的根,而芷特指兰槐这种植物的根。木根与芷的区别在于一个是通称,一个是特指。
除去3种表示植物通称的词以及4种相关联或者相重复的词之后,《离骚》中共有27种具体的植物。
二、《离骚》中植物分类
《离骚》中共有34种表示植物名称的词,其中有3种是通称,有4种与其他词表示的具体所指相关联或者相重复。除去这些相关联以及相重复的词,《离骚》中共有30种表示植物名称的词。对于这30种植物,我们将通过对其进行细致的分类来加以深入研究。
(一)文化色彩
《离骚》是屈原的代表作,是屈原用来表达自己情操与志向的载体。植物作为《离骚》的重要组成部分,难免会被作者赋予特殊的文化底蕴与色彩。在《离骚》中,植物不仅有好有坏,还存在着等级差异。
1.在《离骚》中的27种具体植物里,香草有江离、芷、宿莽、菌桂、蕙、芷、留夷、揭车等23种,恶草有薋、菉、葹、茅4种。如:
扈江离与辟芷兮,纫秋兰以为佩。(《离骚》)
《楚辞补注》:“江离,香草名”“芷,香草名”。
畦留夷与揭车兮,杂杜衡与芳芷。(《离骚》)
《楚辞补注》:“留夷,香草也”“揭车,芳草”“杜衡,香草也”“芷,香草也”。
薋菉葹以盈室兮,判独离而不服。(《离骚》)
《楚辞补注》云:“三者皆恶草。”
兰芷变而不芳兮,荃蕙化而为茅。(《离骚》)
五臣云:“茅,恶草。”
植物有好坏之别,正是因为屈原心里存在着好与坏的标准。屈原作为楚王的好臣子,人民的良心官,却忠而被谤,直而被贬。被谤被贬之后,他依然如故,坚持着自己心中的那份善,“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虽体解吾犹未变兮,岂余心之可惩”;贬斥着自己所痛恨的,“薋菉葹以盈室兮,判独离而不服”。
2.江离、芷、宿莽、菌桂、蕙、芷、留夷、揭车等23种植物虽然都属于香草,但它们的地位也不是平等的,而是有着等级差别的。
兰是最尊贵的,是君子;蕙次之,是士夫;椒榝更次之。黄庭坚《兰说》云:“兰生深山丛薄之中,不为无人而不芳,含香体洁,平居与萧艾同生而不殊。清风过之,其香蔼然,在室满室,在堂满堂,所谓含章以时发者也。然兰蕙之才德不同,兰似君子,蕙似士夫。山林中十蕙而一兰也。《离骚》曰:‘予既滋兰之九畹兮,又树蕙之百亩。以是知楚人贱蕙而贵兰矣。兰蕙丛出,莳以沙石则茂,沃以汤茗则芳,是所同也。至其发华,一干一华而香有余者兰,一干五七华,而香不足者蕙也。蕙虽不若兰,其视椒、榝则远矣。其言兰蕙如此,当俟博物者。”
香草之间存在着的等级差别反映了屈原心里存在着的等级差别。春秋战国时期,中国正处于封建社会时期,等级森严。生活于这一社会背景下的屈原,难免会带有当时社会的烙印。这是时代的局限性,不可避免。也正是因为这样,才显得屈原这个人物的形象更加鲜活,更加真实。
《离骚》中的植物之所以会有好坏之别、等级之差,根源在于屈原这个人。屈原将自己的价值观与世界观,以一种精神文化的形式附加于《离骚》中的植物之上。
(二)草木之别
在《离骚》中的27种具体植物里,有的是草类,有的是木类。草类植物有江离、芷、薜荔、胡绳、芰、芙蓉等23种,木类植物有椒、木兰、扶桑、若木、琼枝5种。(笔者注:木兰属于兰的一种。《离骚》中的兰,除木兰是木类植物外,均为草类植物。)草类植物名称远远多于木类植物名称。香草是当时的士大夫佩戴于身上的,需求量大;而香草比香木数量更多,更容易得到;并且香草更易于处理,佩戴起来更轻便:因此,草类植物名称远多于木类植物名称。
(三)“兰”内部之别
兰在《离骚》的植物群里是一种尊贵的象征,是君子的代表。在《离骚》里,兰一共出现了10次,出现频次仅次于芳。而芳是植物的统称,所以在《离骚》中的27种具体植物里,兰是出现频次最高的植物。作为这样一种植物,《离骚》中的兰还可以继续细化出木兰、秋兰。
“扈江离与辟芷兮,纫秋兰以为佩。”(《离骚》)
《楚辞补注》:“兰,香草也,秋而芳。颜师古云:兰,即今泽兰也。《本草注》云:兰草、泽兰,二物同名。兰草,一名水香。《水经》云:零陵郡都梁县西小山上,有渟水,其中悉生兰草,绿叶紫茎。泽兰如薄荷,微香,荆、湘、岭南人家多种之。此与兰草大抵相类。但兰草生水傍,叶光润尖长,有歧,阴小紫,花红白色而香,五六月盛。而泽兰生水泽中及下泾地,苗高二三尺,叶尖,微有毛,不光润,方茎紫节,七月八月开花,带紫白色,此为异耳。陆机云:其茎叶似药草。泽兰广而长节,节中亦高四五尺,汉诸池苑及许昌宫中皆种之。《文选》云:秋兰被涯。注云:秋兰,香草。生水边,秋时盛也。《荀子》云:兰生深林。《本草》亦云:一种山兰,生山侧,似刘寄奴,叶无桠,不对生,花心微黄赤。《楚词》有秋兰、春兰、石兰,王逸皆曰香草,不分别也。近时刘次庄《乐府集》云:《离骚》曰:纫秋兰以为佩。又曰:秋兰兮青青,绿叶兮紫茎。今阮、澧所生,花在春则黄,在秋则紫,然而春黄不若秋紫之芬馥也。由是知屈原真所谓多识草木鸟兽,而能尽究其所以情状者与。”
朝搴阰之木兰兮,夕揽洲之宿莽。(《离骚》)
朝饮木兰之坠露兮,夕餐秋菊之落英。(《离骚》)
木兰,《本草》云:“木兰皮似桂而香,状如楠树,高数仞。”
屈原在《离骚》中对兰进行了这样细致的分类,和中国早期社会先民的植物崇拜息息相关。中国的早期社会以农耕为主要劳作方式,植物不仅意味着粮食,还意味着救命的药草。这种生存状态使得先民十分看重植物,因此对植物有着细致的分类。类似于植物崇拜,可以说屈原有一种香草崇拜的心理。而兰作为屈原最为喜爱的香草,自然会更受重视,其分类自然也就更细致了。
《离骚》中的这些植物大多是生活在水边或水中的,这与当时楚国有着大量的湖泊沼泽、山川河流密切相关。《离骚》中的这些植物还可以按照功用来分,比如萧是用于祭祀的,艾可作药用,等等。
三、《离骚》中植物名称的语言学特点
《离骚》中的植物名称,除去3种植物的通称,还有31种。在这31种植物名称中仅有宿莽、秋菊、木根3种植物的名字是双音节词,还未占到1/3;剩下的28种植物名称中,有13种是多音节语素:江离、菌桂、留夷、揭车、杜衡、薜荔、胡绳、芙蓉、扶桑、若木、琼枝、藑茅、荃蕙,大约占1/2。由这种情况看来,《离骚》中的植物名称以单音节词为主,单音节词中以多音节语素为主。这与先秦时期汉语以单音节词为主的历史事实相吻合。
四、结语
屈原以荆楚风韵为创作背景,以形态各异的植物为情感载体。这些植物寄寓着丰富的文化信息,凝聚了厚重的文化底蕴。《离骚》透过植物这一物质载体,反映出传统的价值观念、审美情趣、宗教信仰、民风民俗、文化心态,等等。《离骚》中对这些植物的描写展示了诗人较为丰富和广泛的自然知识。这不仅反映了早期的风俗民情和先民的植物崇拜心理,而且充分反映出文学既取材于社会,也取材于自然。
参考文献:
[1][宋]洪兴祖,白化文,王逸.楚辞补注[M].北京:中华书局,19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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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张秋丽.屈赋植物文化研究[D].延吉:延边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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