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迁居民意愿调查报告

拆迁居民意愿调查报告（精选8篇）

1.拆迁居民意愿调查报告 篇一

研究报告：我市居民新能源汽车购买意愿及影响因素研究项目报告

目 录 研究背景 1 2 文献综述 4 3 研究设计 18 3.1研究假设的提出及变量的设计 20 3.2 问卷的设计与调查过程 32 4 问卷的形成与有效性检验 35 4.1问卷前测 35 4.2 最终问卷形成 39 5 研究一的主要结论 40 5.1 调查样本的描述性统计分析 40 5.2 杭州居民对新能源汽车的认知水平、态度和意愿 47 5.3 政策对居民新能源汽车购买意愿的影响 49 5.4 个体特征的控制效应——方差分析 54 5.5 研究假设的检验 57 6 研究二的主要结论 62 6.1居民所看重的新能源汽车的产品属性——探索性因子分析 62 6.2居民对新能源汽车的主观评价 66 7 总结与建议 69 7.1研究总结 69 7.2建议 70 8不足与展望 73 8.1 不足之处 73 8.2 展望 73 参考文献 75 附录a——调查问卷ⅰ 79 附录b——调查问卷ⅱ 84 研究背景

汽车产业是国民经济重要的支柱产业，也是体现国家竞争力的标志性产业。我国现已成为世界第一汽车产销国，在今后较长一段时期我国汽车产销量还将保持快速增长势头，预计到2020年汽车保有量将超过2亿辆，由此带来的能源供需矛盾和环境污染问题将更为突出。因此，大力发展节能与新能源汽车，加快推进节能与新能源汽车的产业化进程，既是我国有效解决能源矛盾和环境改善、实现我国汽车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必然选择，也是把握战略机遇、缩短与先进国家差距、实现汽车产业跨越式发展的重要举措，同时对促进我国经济可持续发展也有着重要的推动作用。早在2009年1月14日，国务院常务会议通过的《汽车产业调整和振兴规划》就指出：我国汽车产业应以新能源汽车为突破口，加快汽车产品升级换代和结构调整，积极发展节能环保的新能源汽车。截至今日，我国从地方到中央都制定了诸多政策分别从激励新能源汽车的生产企业、研发企业、政府采购、个人购车者的角度以推进新能源汽车的产业化进程。而一个产业的发展与成熟，政府或企业在当中所起的作用仅仅只能是辅助或是引导的作用。产业发展的最终推动力应当是消费者。为此，我国政府业已认识到了这一点，开始制定诸多政策来引导或激励新能源汽车的消费。2009年2月，财政部、科技部公布的《节能与新能源汽车示范推广财政补助资金管理暂行办法》将新能源汽车的示范和推广试点工作全面推开，以财政政策鼓励公交、出租、公务、环卫和邮政等公共服务领域率先使用节能与新能源汽车。2010年6月四部委联合出台的《关于开展私人购买新能源汽车补贴试点的通知》则进一步将财政补贴的对象转移向普通购车者。

杭州市已将“培育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写入杭州市十二五规划：在十二五期间，将重点培育新能源、新材料、新能源汽车产业成为我市的先导性产业。就新能源汽车产业这一战略性新兴产业在杭州市的发展而言，目前我市已投产和正在建设的新能源汽车企业有23家，包括众泰控股、万向电动汽车、浙江吉利、东风裕隆、吉奥汽车、青年商用车、青年莲花轿车、中国重汽集团杭州发动机项目其中高新技术企业9家，拥有公开专利298件，其中发明专利87件。万向电动汽车是目前国内唯一同时具备电池、电机、电控等关键零部件和动力总成系统生产能力的单位。目前，新能源汽车已经在杭州的快递、邮政、公交、出租车等诸多行业开始使用。为了激励更多的个人购车者购买新能源汽车，杭州作为开展私人购买新能源汽车补贴工作的试点城市之一，已出台《杭州私人购买新能源汽车补助金管理办法》，给予购车者以经济补助。

可见，国家和杭州市政府在激励消费者选择新能源汽车的政策选择上，均选择了价格补贴政策。政府期望通过价格补贴的方式来打破新能源汽车在发展过程中所遇到的“高成本——高价格——低销量——低产量——成本难以下降”循环，试图通过政府补贴策略来吸引更多的消费者选择新能源汽车，从而促进这一行业的快速发展。而这一政策的有效性前提在于：价格是影响购车者选择新能源汽车的重要因素。而这一前提是否成立，值得探讨。

目前，市场上已经有多款新能源汽车销售，如长安杰勋hev、比亚迪f3dm众泰2008ev、奇瑞a5bsg混合动力等，但新能源汽车销售状况不佳。2010年网易汽车联合j.d.power发布新能源汽车消费趋势调查报告，该调查表明：大部分消费者对新能源汽车仍抱有观望态度，但仍有37%的消费者会考虑购买新能源汽车。如何打破这一困境，价格补贴政策是否为一有效的利器，需要深入探究价格对居民新能源汽车购买意愿存在何种影响，以及影响程度的大小。根据我国于2009年7月1日开始实施的《新能源汽车生产企业及产品准入管理规则》将新能源汽车定义为“新能源汽车是指采用非常规的车用燃料作为动力来源(或使用常规的车用燃料、采用新型车载动力装置)，综合车辆的动力控制和驱动方面的先进技术，形成的技术原理先进、具有新技术、新结构的汽车”。现有新能源汽车包括混合动力汽车、纯电动汽车(bev，包括太阳能汽车)、燃料电池电动汽车(fcev)、氢发动机汽车、其他新能源(如高效储能器、二甲醚)汽车等各类别产品。文献综述

学者指出：影响消费者购车的因素可分为情景因素和心理因素。其中，情景因素可分为经济环境、法规环境、车辆性能、现有能源及道路基本设施；个人心理因素可分为：态度、生活方式、个性形象、风险感知、企业文化和公司品牌等。

国外学者较早开始对新能源汽车产业展开相关研究，相关研究成果也较为丰富。现有研究可分为以下几个主题：

1）消费者选择购买新能源汽车的原因或动机

mcmanus & berman(2005)通过对532名混合电动汽车拥有者和933名混合电动汽车潜在购买和的在线调查，分析得出：在所有的调查者中，节省汽油开支的期望以及减少污染是消费者购买混合电动汽车的主要驱动因素。turrentine，kurani（2007）指出混合电动汽车早期的购买者主要关注的是其较高的燃油经济性。zhang等（2011）指出消费者购买生物燃料汽车的原因在于：替代能源技术的市场吸引力增加、生物能源服务网络的完善、法律法规的要求、令人满意的能源性能、购买其他汽车的税费刺激、能源价格的吸引、环境污染的降低、朋友的影响、尝试新能源。heffner，turrentine（2006）指出：机动车辆并不仅仅是机动性，更多的是一种理念的象征；这些理念与购车者的自我认同有关。通过选择一特定车辆，消费者明确并向外传递“我是谁”，传递其兴趣、信念、价值观和社会地位。在过去的研究中，诸如挪威和澳大利亚的蓄电池电动车早期购买车（gjoen and hard，2002）、俄勒冈州和加利福尼亚州的混合电动车早期购买者（oregon environmental council，2003；turrentine and kurani，2007）都认为汽车所传达的形象价值对于其购买决策来说非常重要。根据cnw market research（2006）的调查报告显示，目前31%的混合电动汽车购买者认为他们之所以购买混合电动汽车的原因在于：混合电动汽车向外表达了“我是谁”（转引自heffner，turrentine，2006）。

heffner，kurani，turrentine（2005）认为混合电动汽车具有一种形象价值。部分消费者购买混合电动汽车的原因在于此类汽车可向周围的人传递“驾驶人关心自然资源的保护、自然生态系统的维持”、“对社会负责”、“关注他人”等信息。通过对南加州25个已购买混合电动汽车的家庭访谈，结果发现：成本节约和形象价值是影响这些家庭购买hev决策的重要因素。

heffner，kurani，turrentine（2007）认为混合电动汽车给人们带来的形象价值包括保护环境、节约成本、对新技术的支持、与汽油厂商保持独立性、成熟理智的人。该研究得出的结论有值得借鉴之处：即在访谈中发现，很少有家庭会对混合电动汽车的环境利益、全生命周期成本的节约、对汽油厂商的影响等问题进行深入分析。很多家庭会看一些诸如消费者报导之类的期刊来证明混合电动汽车的成本节约性，会看一些诸如popular mechanics来评估新技术，会参考一些非营利性组织诸如sierra club来证明混合电动汽车的生态有效性。没有一个家庭会仔细计算他的混合电动汽车到底可以减少多少二氧化碳排放量，或是hev能够给他们节约多少钱。

2）愿意购买或已购买新能源汽车的消费者具有哪些群体特征？ 学者就新能源汽车购买意愿高的群体特征得出了一些结论：

2004年一份市场调查报告指出：混合电动汽车的所有者通常是高收入者，在购买混合电动汽车时更加关注的是汽油价格而并非是环境利益。ong and hasselhoff（2005）就美国居民为调查对象，结果表明年龄较大且每年收入超过8万美元的消费者愿意支付较高的费用来购买混合电动汽车。kahn（2006）指。

证实了如果有折扣、退税等措施，消费者将会改变其购车选择，且基于能效比的政策措施要更好。de haan et al(2009b)则进一步证实了feebate政策的有效性，即该策略可以带来使得二氧化碳排放量和能源使用量显著降低，但不会带来汽车市场的波动。nijhuis and van der burg（2009）研究能效标签和补贴对新西兰居民购买混合动力汽车的影响。该研究指出税收补贴可以提升混合动力汽车的销量。同样，de haan et al(2007)也得出相同的结论。david（2009）则就美国政府为激励人们选择混合电动汽车所采取的政策有效性进行了研究。ambarish等（2010）则进一步分析了加拿大政府所采用的税费减免政策对混合电动汽车销量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这一减免政策可使得混合电动汽车的市场份额明显增加。zhang j.（2010）的研究指出：汽车企业在新能源汽车技术创新上缺乏积极性，因此，政府必须在我国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的初期制定一些临时性支持策略，以激发汽车生产商在环保汽车上进行创新。此外，对于政府支持新能源汽车的发展所提出的税费减免、补贴等多项措施，是否会鼓励消费者更多的使用新能源汽车而导致总体能耗增高，即政策的反跳效应是否存在这一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de hann，michel，anja(2006)、de hann，anja，ronald（2007）的研究均证实了政府相关激励政策并不具有反跳效应。gallagher，muehlegger（2011）利用美国2000-2006年间混合电动汽车的销售数据，验证美国联邦政府、州政府、地方政府为鼓励消费者购买混合电动汽车所制定的各种激励政策是否有效。分析结果表明：州政府所提出的诸如营业税免征或所得税减免的税费政策都有效促进了混合电动汽车的销量，且营业税减免的效果更为显著。1000美元的税费优惠政策可以使得混合电动汽车销量增加5%。且该研究进一步得出，不断上涨的汽油价格也使得混合电动汽车的销量有所增加。（可见，政策选择应有侧重点）。ambarish，sumeet，milind（2010）则就加拿大政府提出的税费减免政策对混合电动汽车销量的影响进行了研究，研究结果表明：这一税费减免政策大大刺激了混合电动汽车销量的增加，1000美元额度的税费减免可以刺激混合电动汽车市场的销量增加31%-38%。zhang 等（2011）的研究指出：优化生物燃料行业链和形成有效的利益机制以降低成本；协调原材料供应、制造、销售以形成以有效的生物燃料供应链；就生物燃料的使用给予补贴等三个政策可以促进生物燃料汽车行业的发展。

可见，国外学者就新能源汽车购买意愿及其影响因素已进行了广泛的讨论。但现有实证研究大多是基于美国或瑞士居民的调查结果，这一结果是否具有普遍性令人质疑，因此，有必要以我国为背景展开调查研究。

国内有关消费者汽车购买的研究大多数集中于传统汽车行业。目前，现有研究将居民传统汽车购买意愿的影响因素归纳为以下四个方面：

1）个人因素：消费者的经济状况，即消费者收入、存款与资产、借贷能力等因素将会对购车行为造成影响。而地区、收入、受教育程度等因素将会影响消费者对家庭汽车消费认知（胡小军，张希良，何建坤，2007；朱莉妍，2010）。文化程度与居民购车行为成正比关系（刘琛敏，2003）。且消费者个人的生活方式将会其购车行为产生影响（刘金平，张松鹤，2003；王卿，2008）。不同生活方式的消费者在轿车主要“购买目的”、主要“信息来源”、重视的“产品属性”、“购买价格”、“购买渠道”、“购买车型”上均有显著差异（王卿，2008）。

2）社会影响因素：人生活在社会之中，消费行为会受到诸多社会因素的影响，如社会文化的差异、相关团体、广告效应等多个方面的因素都会对消费者产生影响（朱莉妍，2010）。现有研究证实相关团队（雷欲倩，2008），特别是由家人、朋友、同事、邻居所组成的主要群体（何小洲，雷欲倩，2008）将会对购车者的购买意向产生显著影响。而消费者教育程度和职业的不同，其受相关群体的影响会存在显著差异（雷欲倩，2008）。

3）产品本身因素：随着居民收入的升高，汽车消费越来越多的摆在大众家庭面前。消费者在买车所考虑的更多的转移为该车的价格、质量、品牌及售后服务、外观款式、舒适性等方面的问题（邵世风，2003）。颜色对消费者的影响特别是对女性消费者的影响不可轻视（殷志扬，范金，2004）。

4）政策因素：政府的各种税收、财政政策（如燃油税）（李晶，2009；严军生，钱永坤，艾刚，2002）和银行的汽车消费信贷（邵世风，2003）引导大众汽车消费行为。

国内学者也开始就新能源汽车产业展开相应研究。国内大多数研究局限于政府在新能源汽车发展过程中的作用及相关政策（张经天，公静，2010；洪凯，朱珺，2010；陈柳钦，2010；李红利，2010；方海洲，胡研，2009）、新能源汽车行业发展的现状及主要障碍（王气良，2010；徐枭，王巧凤，周荣，2009）、新能源汽车的竞争策略（邢洪金，汪波，2010；吴勇，2009）的定性探讨、新能源园汽车的发展瓶颈（yao，liu，feng，2011）。而关于我国消费者购买新能源汽车行为的相关问题却缺乏实证研究。因此，要解决新能源汽车在中国叫好不叫座的问题，有必要深入了解中国消费者购买新能源汽车的购买意愿，以及影响这一意愿的关键因素。

本课题将在上述研究的基础上，借鉴前人的研究框架，对杭州市居民的新能源汽车购买意愿展开调查研究，检验影响居民新能源汽车购买意愿的因素，并探讨各要素对居民新能源汽车购买意愿的内在作用机理，从消费者角度为政府各方推动杭州市新能源汽车产业的发展提出可行性建议。研究设计

本课题以个人访谈和问卷调查相结合，以定性和定量相结合的研究方法，从消费者购买意愿的角度研究杭州市居民新能源汽车的消费行为，探讨当前杭州市居民对新能源汽车的购买意愿及其影响因素，以期为相关政府部门提供决策建议，为新能源汽车行业的企业提供经营启示。主要研究内容包括以下几部分：

（1）调查杭州市居民新能源汽车购买意愿的现状

对杭州市居民对新能源汽车认知、态度和购买意愿的现状进行调查分析。 认知水平指居民对新能源汽车的知晓程度、对新能源汽车相关知识的了解程度；  态度是指居民认为政府推广新能源汽车的必要性，及其给自身生活所带来的影响；

 购买意愿是指从消费者角度调查目前居民是否在购车时考虑新能源汽车。（2）研究影响杭州市居民新能源汽车购买意愿的主要因素

本课题根据研究的内容选取性别、年龄、教育程度、职业、家庭收入、生活方式、家庭生命周期、个人价值观作为个人属性因素，测量个人属性因素对居民新能源汽车认知程度及态度的影响程度，从中可以发现目前对新能源汽车具有较高认知态度和积极态度的居民群体的某些特征。

本课题重点引入相关团体因素、产品本身因素以及政策因素，研究以上因素对居民新能源汽车“认知——态度——意愿”这一关系的影响程度及作用方向。

首先，选取家人、朋友、邻居、政府、销售员的宣传五个变量作为相关团体因素，考察相关团体因素对居民新能源汽车购买意愿及态度的影响程度及作用方向；

其次，选取价格、维护与保养费用、配套设施、品牌、消费者口碑、售后服务、动力性能、质量可靠性、安全性、续航里程、舒适性、造型、颜色等变量作为产品属性因素，考察产品属性对“居民对新能源汽车的态度—居民新能源汽车购买意愿”这一关系的调节作用及程度； 再次，选取政府的价格补贴政策、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监管、银行的汽车消费信贷政策等变量作为政策属性，考察政策属性对“居民对新能源汽车的态度—居民新能源汽车购买意愿”这一关系的调节作用及程度。

（3）构建杭州市居民新能源汽车购买意愿模型 使用spss分析工具，构建杭州市居民新能源汽车购买意愿的决策模型。该模型大致框架如图1所示。该模型的构建，有助于政府和企业全面了解当前我市居民对新能源汽车的认知、态度和购买意愿三者之间的关系，从而为提高杭州市居民新能源汽车购买意愿、促进新能源汽车产业的快速发展提出可行性策略和建议。

图3.1 本课题的基本研究框架

（4）研究提升杭州市居民新能源汽车购买意愿的对策和建议

本课题在实证分析的基础上，提出政府应当如何有效提升杭州市居民新能源汽车购买意愿的对策和建议。

3.1研究假设的提出及变量的设计 3.1.1 参照群体

理性行为理论和计划行为理论的缺陷在于：消费者的消费选择，并不完全是个人的独立选择，在很大程度上受到社会因素的影响，参照群体（reference group）正是社会对个人施加影响的重要手段与途径之一。营销学者已经开始广泛关注参照群体对个人购买行为、产品品种及品牌选择、奢侈品消费等决策问题的影响，即参照群体影响（reference group influence）。park & lessig(1977)将参照群体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价值性影响、功利性影响、信息性影响。信息性影响在于个人把参照群体的行为和观念当作潜在的有用信息加以参考；规范性影响是指个体认为参照群体可感知其购买行为并产生奖励或惩罚时，会服从参照群体的期望以获得奖励回避惩罚；价值性影响是指个体被影响是因为其期望提升自我概念或喜欢该群体。

现有研究表明：产品或服务的必需程度越低，产品的公众性越强，参照群体的影响程度越大；消费者在缺乏购买经验与能力的情况下，其购买行为对相关群体的依赖性非常高（clee和wicklund，2008）。居民购买新能源汽车是属于一种环保的消费行为。在解释环保消费行为上，学者分为两派，一派是理性选择模型，而近年来，学者开始关注参照群体对环保消费行为的影响。heithz & jan（2009）研究表明：传统的经济因素和教育因素（如收入、成本、教育）同样可以用于解释消费者的环保消费行为，且参照群体的消费模式对环保消费行为的影响同样显著。hein 和jan（2009）以德国居民环保消费行为的驱动因素进行的实证研究表明：参照群体的消费模式对个人环保消费行为具有显著影响。同样，新能源汽车属于一新产品。而人们选择新产品时，通常是为了融入某个群体，或与之相区别（timmor，katz-navon，2008）。ritsuko & katerina（2011）也进一步证实了社会群体压力是消费者购买混合电动汽车的驱动因素之一。为此，有必要深入探讨参照群体对居民新能源汽车购买意愿的影响机制。可以预期，参考群体对居民新能源汽车的购买意愿会有很大的影响。尤其是在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消费者尚未形成消费自觉和消费习惯时，参考群体可能会在引导居民新能源汽车消费上起到重要的作用。根据park & lessig(1977)的研究，本研究认为参考群体可通过两种方式来影响：一是信息性影响，即参照群体向消费者传播新能源汽车的相关知识，建议、鼓励或要求消费者购买新能源汽车等；二是规范性影响，参照群体的行为对消费者产生的引导作用，在消费者寻求群体认同时，就会自觉或不自觉地模仿群体行为，群体里的新能源汽车购买氛围就会对消费者的安全农产品购买意愿和行为产生影响。所以，参照群体是影响消费者新能源汽车购买意愿的重要因素；三是价值性影响。

假设1：杭州市居民在新能源汽车购买决策中会受到参照群体的影响。

本研究选择park & lessig(1977)所开发的参照群体影响的3维度量表，来测量参照群体对居民新能源汽车购买意愿的影响，具体如表3.1所示。表 3.1 “参照群体”变量的测量问项 变量 测量问项

价值表达性影响 我有时候觉得如果能成为新能源汽车广告中那种类型的人挺好。

我觉得购买新能源汽车的人具有我所喜欢的那种个性特征。

我觉得购买新能源汽车会提升我在群体中的形象。

我感觉购买新能源汽车的人可以获得其他人的羡慕或尊敬

我感觉购买新能源汽车可以帮助我向其他人展示真正的我或我希望成为的人。功利性影响 我购买新能源汽车是受到同事们偏好的影响。

我决定购买新能源汽车是受到我交往的人际关系网的影响。

我决定是否购买新能源汽车会受到家人的影响。

我会为了符合社会标准而购买新能源汽车。

信息性影响 我会通过观察专业人士的选择来判断是否购买新能源汽车。

我会从一些第三方专业组织那里获得新能源汽车的产品信息。

我会从销售新能源汽车的专业人员那里，收集新能源汽车的产品信息。

我会从熟悉新能源汽车的朋友那里获得新能源汽车的产品信息和相关体验。

我会通过观察新能源汽车是否具备权威独立机构的认证来决定是否购买它。

3.1.2 个人因素

过去大量的研究证实了，汽车对于很多人来说，不仅仅是一种交通工具，更是一种身份、地位、自我形象的象征（dittmar，1992；choo，mokharian，2004；heffner et al，2005）。诸如豪华汽车的驾驶者通常具有高收入、高学历，追求一种品质生活（choo，mokharian，2004）。anja, michel, peter and roland（2008）通过对瑞士居民的随机调查，发现：喜欢小型车的购车者在政府退税等刺激政策出台后，有可能改变其购车决定，去选择马力更小、车型更小的高能效汽车。anja，heinz，roland（2011）的研究则进一步指出：传统的symbolic motive对态度产生负面影响，从而对购买意愿产生间接的负向影响。susana 等人的而研究也指出一些社会经济因素，如性别、年龄、家庭规模、受教育程度、收入、驾驶习惯，会对司机的能源选择产生直接影响。因此，有必要探究哪一类消费群体更愿意购买新能源汽车。我们引入一般人口统计变量如性别、年龄、收入、职业、受教育水平、婚姻状况等因素。假设2：不同个体特征因素的杭州市居民就新能源汽车的购买意愿上存在显著差异。

许多研究（antil，1978：roberts，1995，1996；roberts和baeon，1997；webster，1975）强调了消费者对环境友好产品的态度和反应取决于消费者相信的个人行为的结果对环境问题的积极影响。这一种态度和相信就是顾客感知效力(perceived consumer effectiveness)。这些研究发现的结果表明，pce与生态关注消费行为有着密切正比关系。robert（1996）发现这一态度变量是对生态消费行为影响最大的因素，比所有的人口统计变量和心理变量的影响都大。因此，将顾客感知效力这一个人特征变量引入模型框架中，有其合理性。假设3:顾客对新能源汽车的感知效力对其新能源汽车的态度具有显著积极影响。

“顾客对新能源汽车的感知效力”这一变量测量量表将选择ritsuko和katerina（2011）的相关量表，具体如表3.2所示：

表3.2 “顾客对新能源汽车的感知效力”变量的测量问项 变量 测量问项

顾客对新能源汽车的感知效力 驾驶新能源汽车可以缓解气候变化。

驾驶新能源汽车可以降低碳排放。驾驶新能源汽车可以保护环境。

驾驶新能源汽车可以降低目前环境受污染程度。

驾驶新能源汽车可以减少对自然资源的消耗。

驾驶新能源汽车代表我做了一件正确的事情。reid r.h., kenneth s.k., thomas s.t（2007）、ritsuko和katerina（2011）的研究都指出对新技术具有积极态度或支持的消费者会选择购买新能源汽车。因此，将对新技术的态度这一个人特征变量引入模型框架中，有其合理性。

假设4：对新技术的支持态度对消费者新能源汽车态度具有积极正向影响。

“对新技术的态度”这一变量的测量量表将选择ritsuko和katerina（2011）的相关量表，具体如表3.3所示：

表3.3 “对新技术态度”变量的测量问项 变量 测量问项

顾客对新技术的态度 当你驾驶新能源汽车时，它会让你成为分享技术知识的人

当你驾驶新能源汽车时，它会让你成为享受创新所带来的乐趣的人

当你驾驶新能源汽车时，它会让你成为率先使用该技术的先锋的人

当你驾驶新能源汽车时，它会让你成为能够向他人培训这一新汽车的相关知识的人

当你驾驶新能源汽车时，它会让你成为一个想要尝试不同事物的人

在过去消费者行为学的研究中，学者认为个人价值观会影响消费者的行为和决策。已有研究指出绿色消费者或环保主义者更愿意购买新能源汽车。kahn（2007）的研究也指出环保主义与拥有混合电动汽车间存在相关关系。heffner et al（2005）指出绿色形象将会影响家庭对混合电动汽车的购买决策。mcmanus & berman(2005)指出减少污染是消费者购买混合电动汽车的主要驱动因素。bradley（2009）表明：具有环保态度的家庭所拥有的车辆较少、车辆的能源利用率较高、更少开车、能源消耗更低。ritsuko和katerina（2011）的研究也进一步表明关注环境和拥有绿色价值观的购车者会购买混合电动汽车。因此，本研究假定个人价值观将会影响消费者对新能源汽车的态度。

假设5：个人的绿色消费观会对消费者对新能源汽车的态度产生显著积极影响。

“个人绿色消费观”测量量表主要选择min 和 heejun（2011）的测量量表，如表3.4所示： 表3.4 “个人绿色消费观”变量的测量问项 变量 测量问项

个人的绿色消费观 我认为通过绿色购买可以缓解当前自然资源和能源匮乏的现状。

我认为我国的环保法规正在积极的影响社会大众的生活方式。

我认为政府所倡导的“低碳经济”与社会福利息息相关。

日常生活中，我追求健康且高品质的生活

我很向往亲近大自然的生活

消费时，产品安全、健康、环保是我主要考虑的因素

我认为我们的消费应该对环境负责

在已有关于汽车购买的研究中，不论是传统汽油汽车、柴油汽车，还是新能源汽车，学者均指出汽车所具有的形象价值。汽车对于人们来说，不仅仅是一个交通工具，更多的一种自我形象的表达，比如说个人兴趣、社会地位等信息。而形象价值在消费者购车决策和汽车使用决策上都起到很重要的作用（choo，mokhtarian，2004；turrentine，kurani，2007）。heffner et al（2005，2007）对美国加利福尼亚州25个购买混合电动汽车的家庭进行深度访谈，发现混合电动汽车所传达的形象价值是多方面的，如环保主义者、关心他人、对新技术的积极支持态度等。而anja等（2011）的实证研究也证实了传统形象价值对新能源汽车的接受度会产生负面影响。因此，本研究将人们对新能源汽车的形象价值的感知引入到模型框架当中，试图探讨这一形象价值在本模型中所起到的作用。

假设5：个人对新能源汽车形象的感知会对消费者对新能源汽车的态度产生显著积极影响。由于在已有新能源汽车消费相关研究中，并没有可供直接参考的测量量表，本研究将在henffer等学者多年的研究基础上，构建一量表来测度人们对新能源汽车形象价值的感知这一变量。

表3.5 “对新能源汽车形象的感知”变量的测量问项 变量 测量问项

对新能源汽车形象价值的感知 驾驶新能源汽车的人是一种环保主义者的人。

驾驶新能源汽车的人是一种关心他人的人。

驾驶新能源汽车的人是一种节约的人。

驾驶新能源汽车的人是一种敢于接受新事物的人。

3.1.3 产品认知—产品知识

在消费者行为的研究中，许多实证研究也指出产品知识对消费者行为有一定的影响。产品知识是指“当搜寻发生时，存于记忆中的关于品牌或产品相关的知识”（srinivasan & ratchford）。bruck（1985）将产品知识分为主观产品知识和客观产品知识。也有学者将产品知识分为能力和熟悉性，而熟悉性则包括主观知识和客观知识。客观产品知识指的是“消费者客观上掌握的有关产品的知识”（bruck，1985，1986；rao & monroe，1988）。而主观产品知识是指“消费者自己主观上感觉到的自己掌握了的产品知识的量”（brucks，1985；johnson &russo，1984），反映的是消费者的一种自信程度。schmidt & spreng（1996）研究指出，客观知识和主观知识虽然是密切相关的，但是还是存在一定的差异。然而，由于客观知识的测量在实际操作中存在很大的困难，所以，一般都用主观知识来衡量消费者的产品知识。在本研究中，产品知识被定义为主观知识.假设6：个人所拥有的新能源汽车产品知识越高，其购买新能源汽车的意愿就越强。

产品主观知识的测量量表目前仍未统一，代表性量表包括korgaonkar & wolin（1999）、srinisasan 等（1988）、srinivasan 等（1991），brucks（1985），raquel et al（2009）研究所使用的主观知识量表。本研究出于研究的方便性目的，仅采用一个问项，由被调查对象自行评估其所拥有的新能源汽车知识的多少。

3.1.4 产品属性因素

在过去已有关于影响消费者购买意愿的影响因素研究中，强调了产品因素对消费者购买意图的影响。产品因素分为产品相关因素与非产品相关因素。babin等(1999)认为产品自身所表现的属性是消费者采取购买行为最主要的动力，对产品属性的评价是影响消费者购买意愿的最直接和主要的因素。吴亮锦等(2005)认为影响消费者的感知价值进而影响消费者购买意愿的因素可以分为三类，其中之一的内部线索是指产品固有的属性，包括产品自身的价值、使用价值、质量特性等。具体来讲，耐用品的内部线索一般指质量、性能、可靠性等指标。产品的相关属性因素是直接影响消费者购买意愿的线索。非产品相关因素指与产品自身属性无关的外部因素，比如价格、品牌、保证等。由于交易双方信息不对称或无使用经验，消费者不可能完全掌握产品的属性信息，因而可以借助非产品相关属性的信息来帮助识别产品的品质，以降低购买风险，进而影响购买意愿。例如品牌信誉、形象等信息。知名品牌代表高的知觉品质和低的选购风险，因而也会产生高的购买意愿。学者已经就消费者所关注的新能源汽车属性进行了研究。综合前人包括beggs et al（1982)），calfee（1985），bunch et al（1993）brownstone & train（1999），brownstone et al（2000），ewing & sarigollu（1998，2000），dagsvike et al（2002），molin et al（2007），turrentine et al（2007）h.o.& kitirattragarn v（2008），brian et al（2010），michael et al（2011），theo et al（2011）的研究，本研究将新能源汽车产品属性归结为以下几个方面：使用便利性、安全保护性成本、外观内饰、服务、质量可靠性、舒适性、电池技术成熟度、动力性能、品牌、燃油经济性、排放污染物的降低等。相关测量量表可见附录。

假设7：个人所关注的新能源汽车产品属性表现越好，其购买新能源汽车的意愿就越强。3.1.5 态度

在学术研究中，就态度这一概念的认识主要分为两派。一派是广义的态度概念。即态度是一种带有认知成分、情感成分和行为倾向的持久系统（弗里德曼）。影响态度的三因素可以归结为：认知是指个体在对对象的认识与理解的基础上所作出的评价；情感是指个体对对象的好恶；意向是个体对对象的反应倾向，即采取行为的准备状态。而另一派则是相对狭义的态度概念，即态度是指对某一对象所持有的赞同或反对的情感程度。

在过去的研究中，学者发现消费者持有的态度与其购买意向之间存在直接的联系。消费行为学认为：态度通过影响消费者的购买意向，进一步影响消费者的购买行为。理性行为理论（theory of reasoned action）认为消费者对特定行为的态度是预测消费者行为最好的指标。而态度是由个人对该行为结果的认识、主观规范所决定。其中，主观规范（主观准则）指的是个人对特定群体（如家庭、社会）的感知期望，以及与他人期望保持一致的动机水平所决定的。

根据三成份态度模型，态度主要由三项因素所构成，分别为认知、情感(affect)和行为倾向(conation)。消费者对态度标的物的所有经验和信息集合而成的知识与信念，就是认知因素。而情感因素是指消费者对态度标的物所产生正面或负面的情绪与感觉。行为倾向是指消费者对态度标的物所可能产生特定行为倾向与可能性。此三者之间是相互影响的。本研究的模型框架正是基于三成份态度模型所构建，其中认知因素即产品的认知程度，情感即本模型中的狭义态度概念，行为倾向则是购买意愿。

假设8：在新能源汽车购买决策中，态度与购买意愿间有着显著的正向影响。

本研究将采用anja等（2011）的测量量表来测量消费者对新能源汽车的态度。测量问项如表3.6所示：

表3.6 “对新能源汽车的态度”变量的测量问项 变量 测量问项

对新能源汽车的态度 我认为发展新能源汽车是我们对环境和未来的一份责任

我支持国家发展新能源汽车

我认为低碳出行是十分必要的

我认为新能源汽车的发展将会促进环境保护

对个人而言，使用新能源汽车是支持环保的具体表现

我认为国家政策在鼓励个人购买新能源汽车

3.1.6 购买意愿

mullet(1985)认为消费者对某一产品或品牌的态度，加上外在因素的作用构成消费者的购买意愿，是衡量消费者购买某项产品的可能性（schiffman，kanuk，2000），购买意愿愈高表示消费者购买的机率愈大。购买意愿可视为消费者选择某一产品的主观倾向，并可做为预测消费行为的重要指标，且得到实证(fishbein&ajzen，1975)。“购买意愿”这一变量测量量表来自min & heejun（2011），如表3.7所示。表3.7 “购买意愿”变量的测量问项 变量 测量问项

新能源汽车的购买意愿 我会考虑购买新能源汽车

如果新能源汽车不错，我将愿意推荐其他人购买

我期待有更多品种、型号的新能源汽车能够尽快推出市场。最终研究假设汇总如表3.8所示： 表3.8 本项目假设汇总 序号 假设描述 杭州市居民在新能源汽车购买决策中会受到参照群体的影响。不同个体特征因素的杭州市居民就新能源汽车的购买意愿上存在显著差异。3 顾客对新能源汽车的感知效力对其新能源汽车的态度具有显著积极影响。4 对新技术的支持态度对消费者新能源汽车态度具有积极正向影响。个人的绿色价值消费观会对消费者对新能源汽车的态度产生显著积极影响。6 个人所拥有的新能源汽车产品知识越高，其购买新能源汽车的意愿就越强。7 个人所关注的新能源汽车产品属性表现越好，其购买新能源汽车的意愿就越强。8 在新能源汽车购买决策中，态度与购买意愿间有着显著的正向影响。3.2 问卷的设计与调查过程

根据前文的阐述，依据已有学者的研究，参考已有学者的问卷问项，本项目所设计的问卷包括两部分，第一部分为问卷涉及居民的性别、年龄、文化程度、月收入这几项个人特征，第二部分为居民对新能源行业及新能源汽车理解、汽车消费意识、态度、影响因素等问题。其中问卷的第一部分为居民的个人资料。此部分总共有7 道题目，其中第一道题为居民的性别；第二道题为居民的年龄，选项为“25 岁以下”、“26～30 岁”、“31～35 岁”、“36～45 岁”和“45 岁以上”五个选项；第三道问题是居民的婚姻状况调查；第四道题为居民的文化程度，选项为“高中及以下”、“中专”、“大专”“本科”、“硕士”、“博士”“其他”七个选项；第五道题为居民的年收入，选项为“小于5万”、“5～10万”、“10～20万”、“20万以上”四个选 项；第六题是自主回答类问题，调查被调查人的职业；第七题为被调查者家庭人数请康，选项为“2人及以下”、“3人”、“4人”、“5人及以上”四个选项。

问卷的第二部分主要调查居民对汽车消费的态度、购买新能源汽车的意识与购车消费行为的影响因素，用于模型中变量的测量。此外，问卷还调查了居民了解新能源汽车的渠道,与其认为促进消费者购买消费的有效方法等问题。在此部分与其他学者的调查问卷有所不同，问卷中使用5 点likert量表来反应居民对问题的认可程度。这5分制分别为“非常不同意”、“不同意”、、“不确定”、“同意”、“非常同意”，或者“非常不重要”、“不重要”、“一般”、“重要”、“非常重要”，又或者“非常不好”、“不好”、“一般”、“好”、“非常好”均分别对应问卷中“1”、“2”、“3”、“4”、“5”五个分等。居民所选的的分数越高表示对该问题的认可度越高。

本次调研设计以杭州市居民为研究对象，调研主要采用了个人访谈与调查问卷相结合的方法。课题组在2011年12月-2012年3月分别进行了两次抽样调查。信度和效度说明后面详细分析中会进行说明。

本次调查问卷的调查对象是浙江省杭州市内居民，调查地点是杭州市。本次问卷调查采用实地发放问卷、当场回收和网上发放问卷这两种调查方式进行。实地发放问卷、当场收回调查方式选择了汽车的大型卖场（譬如说九堡等）、居民小区公园、实习单位办公楼、各大高校校园作为调查点。选择这三个地方的理由是：第一，这四个地方的人一般有比较充裕的时间来回答问卷的所有内容。第二，汽车大型卖场去的人要不然就是作为汽车销售人员，对车子比较了解，亦或者直接就是汽车购买者，具有购买意愿；居民小区公园里出现的不同人群会比较多；学校里的人受教育程度高；利用实习期间的便利，在实习单位办公楼里，发放部分问卷，这部分人，薪资收入较高。网上发放问卷调查方式，是在发放问卷于专业调查网上，对填写问卷的居民所在地区进行限制。由于网上居民填个人信息状况时，可能没有反应真实情况，所有在网上回收的问卷数量相对少些，仅有67 份。

本课题调查结束后，统计这次问卷调查所得的所有相关数据，用excel 以及spss 统计软件对问卷进行统计和简单的分类，最后根据调查结果对杭州市居民新能源汽车购买意愿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并给出相关建议。问卷的形成与有效性检验 4.1问卷前测

问卷前测通过获取一定规模的样本数，对各变量进行初步的数据处理，主要目的在于检验问卷的有效性问题，并依据分析的结果，来对测量项目和问题进行删除和修正（boudreau, gefen & straub, 2001;马庆国，2002）。

2.拆迁居民意愿调查报告 篇二

一、研究背景

根据有关市民外出就餐意愿的调查研究发现, 国外开展的较早, 主要集中在对外出就餐的影响因素的分析上, 其中, 重点关注了社会、经济、人口、收入、文化以及不同的在外饮食方式等因素对外出就餐支出的影响。Becker (1966年) 认为, 只有当收入达到一定水平时, 外出就餐消费所占的比重才会出现显著增长, 并逐渐从奢侈消费过渡到普通消费。Mc Cracken和Brandt (1987年) 将外出就餐地点按照饭店、快餐店和其他商业餐饮机构的方式进行分类后, 研究了美国家庭外出就餐行为的主要影响因素, 他们认为, 家庭主妇时间机会成本的上升会更加显著地增加其家庭成员在快餐店的餐饮消费, 而收入的上升对于在饭店消费的正的影响显著大于对在快餐店消费的影响。以上研究表明, 随着经济和社会的不断发展, 人们收入水平的稳步提高以及越来越多的妇女参加工作, 从事家务的机会成本变得越来越高, 食物消费方式也由传统的家庭自给加工为主向餐饮消费为主过渡。

以上研究为我们理解城市居民在外饮食消费提供了理论和方法上的借鉴。不过, 上述研究距离现在已有数年之隔, 如今我国的社会、经济与数年前相比已经发生了深刻变化, 无论是城市居民的收入水平、受教育程度, 还是家庭规模、消费环境等因素都发生了较大程度的改变, 使居民的消费行为也发生了很大变化, 影响其行为变化的因素也更为多元和复杂, 特别是随着新规定的出台, 很多人认为餐饮业将遭遇寒冬, 80、90后的消费群体对于外出就餐新的需求等对于餐饮的影响怎么样, 对于我们来说都是一个未知数。因此我们有必要对于居民外出就餐的意愿进行重新认识和定位, 基于此, 在本文借鉴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 采用从江阴实际调查所获得的数据, 以研究职业、性别、年龄等要素在其外出就餐频次与消费者个人及家庭消费的统计学特征。经济发达县域餐饮消费结构改变代表了我国县镇餐饮消费的增长趋势, 具有代表性和前瞻性, 为重新审视消费结构对餐饮消费的研究展示了新的视角。

二、调查设计

(一) 问卷设计

问卷设计为两部分。 (1) 问卷调查了消费者在外就餐的行为。以外出就餐频次为基础, 分别调查了职业、性别、收入等对其外出就餐频次的影响。希望调查市民外出就餐行为的目的、动机及影响因素。 (2) 消费者的个人及家庭统计学特征。这方面包括消费者的家庭规模 (常住人口) 、被访者及家庭成员的性别、年龄、教育、职业。希望通过两个方面的调查分析, 研判餐饮业消费结构发生的变化, 以及新形式下餐饮业发展的趋势。

(二) 样本选取

1. 样本选择。

本研究采取分区抽样调查的方法, 根据江阴市的实际状况, 选取了四个区域进行随机抽样调查:分别是以教师、知识分子为代表的天鹤新村, 以老市民为代表的虹桥小区, 以新市民、外来务工人员为代表的文福小区, 以高收入群体为代表的丹佛春城。每个区域都人流量较大的超市门口以及广场等安排调查员进行随机调查。调查的时间是2013年的5月。调查的样本量为每个区域200人左右, 分为4个区域为确保调查质量和问卷调查的合理性, 进行了预调查、组织了对调查人员的培训, 对可能出现的调查偏误进行了修正。为了降低回答的难度, 问卷为一周情况的回顾, 使消费者的回答更加可靠。

2. 样本的基本情况。

本次调查的时间是2 0 1 3.5.1 5—2013.5.21, 其中发放调查问卷974份, 其中有效问卷909份。问卷有效率93.32%。

三、调查结果分析

(一) 调查概况

通过对问卷的整理统计, 从样本个人特征看, 在总体样本中, 男性比例为52.80%, 略高于女性47.20%的比例。从年龄属性上看, 25岁以下32.45%, 25-35岁之间31.46%, 36-50岁之间20.57%, 51-65岁之间9.13%, 65岁以上的6.38%。从收入属性看1000元以下的14.30%, 1001-1500元的8.91%, 1501-2000元的19.91%, 2001-3000元的26.07%, 3000元以上的30.80%。外出就餐的理由分别是工作就餐、家庭聚餐、社交聚餐分别占到样本比例的28.71%, 32.56%, 38.72%。在外出就餐的次数上3次以下的47.85%, 4-6次的30.58%, 7-10次的10.56%, 11-15次的3.63%, 16次以上的7.37%。外出就餐的人均消费30元以下的16.39%, 31-50元的28.27%, 51-100元的33.11%, 101-300元的14.74%, 301元以上的7.48%。外出就餐的原因中工作忙没时间做饭的28.82%, 朋友聚会60.39%, 品尝美食23.32%, 商务20.02%, 陪家人30.47%。在外出就餐喜欢的菜肴流派中江阴本帮菜41.91%, 淮扬菜36.96%, 川菜44.55%, 粤菜9.90%, 鲁菜10.89%。在对甜的、辣的、清淡或者其他口味的选择上分别是20.68%、35.97%、34.76%、8.58%。在受调查的人员中国家工作人员占3.52%, 企业管理者占13.86%, 工薪阶层占54.56%, 学生占14.85%, 退休或无业占13.20%。在受调查人员的家庭人口中1人的1.65%, 2人的7.37%, 3人的39.82%, 4-5人的43.89%, 6人及以上的7.26%。

受调查人员中已婚和未婚的分别是60.51%、39.49%。在是否承担家庭做饭中经常做、很少做、基本不做的分别是31.13%、42.24%、26.62%。上班花费时间在15分钟以内的36.52%, 15-30分钟40.15%, 30-60分钟16.83%, 一小时以上2.53%。在选择菜品时注重口味的有52.58%, 注重卫生的有74.26%, 注重食品安全的有63.58%, 注重营养的有41.14%。在餐厅的选择上距离、名气、新鲜、口味、卫生对其影响分别是36.85%、27.61%、52.03%、66.78%、75.03%。

(二) 回归结果

对影响外出就餐的影响因素分析分为两点:

(1) 被解释变量为外出就餐频次、解释变量包括了职业、性别、收入。

(2) 被解释变量为外出就餐人均消费水平, 解释变量包括职业、性别、收入。

1. 外出就餐频次的影响因素分析。

被解释变量为外出就餐频次, 解释变量包括职业、性别、收入。工作的不同, 男女在家庭中承担责任的差距, 收入的差距是否会影响到其外出就餐的频次。如下表所示职业共5个选项, 为了消除共线性问题, 在设置虚拟变量时, 将工薪阶层的居民设置为参照组。 (见表1)

从表1可知: (1) 从事不同职业的居民在外出就餐的频次上存在明显差异。具体表现为, 具有企业管理者工作背景的居民, 其外出就餐的频次最为突出。 (2) “婚否”变量同样为虚拟变量, 未婚居民设置为1, 已婚居民设置为0。回归系数为0.21并且至少在5%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因此, 较之于已婚居民, 未婚居民在外出就餐的频次更为显著。 (3) 就性别变量而言, 设置男性居民为1, 女性为0。回归系数为0.17并且至少在5%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因此, 较之于女性居民, 男性居民在外出就餐的频次更为显著。 (4) 就收入变量而言。回归系数为0.10并且至少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表明随着收入水平的增加, 人们外出就餐的意愿显著提高。为了进一步观察不同收入水平的居民, 其外出就餐的频次具体差异性如何。我们根据收入水平的不同, 将样本划分为5个组别, 不同组别的样本采用0-1的虚拟变量代表。回归结果见表2:

根据INC2-INC5的系数符号及其显著性, 可以发现收入水平在3000元以下的公众, 其外出就餐的频次在统计上差异并不明显, 只有当收入水平超过3000时, 其外出就餐的频次较之于其它组别最为显著。因此对外出就餐的消费水平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

2. 外出就餐的人均消费水平的影响因素分析。

被解释变量为外出就餐人均消费水平, 解释变量包括职业、性别、收入等。

职业共5个选项, 为了消除共线性问题, 在设置虚拟变量时, 将工薪阶层的居民设置为参照组。 (见表3)

从表3可知: (1) 从事不同职业的居民在外出就餐的人均消费

96现代商业MODERN BUSINESS上存在明显差异。具体表现为, 具有公务员、企业管理者工作背景的居民, 其外出就餐的人均消费最为突出, 要明显高于工薪阶层。 (2) 就收入变量而言。回归系数为0.10并且至少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表明随着收入水平的增加, 人们人均消费的档次显著提高。 (3) 家庭人口对人家消费水平的影响也显著为正。系数大小为0.084, 并且至少在5%的显著性水平上通过检验。

五、结论与建议

通过对江阴市城市居民外出就餐的意愿调查分析, 笔者发现外出餐饮消费逐步迈向大众消费, 但总的来说, 收入高的消费群体外出消费的次数多, 而且这部分人的消费能力较强。而65岁以上的老年人则鲜有外出消费的现象。随着越来越多的食品安全事件, 营养问题的出现, 更多地餐饮消费者开始重视食品营养与安全, 重视食品卫生与安全, 将是今后餐饮消费的重点。工作就餐、家庭聚餐、社交聚餐齐头并进, 随着收入的增加, 在经济发达县域居民的恩格尔系数将呈现逐步下降的趋势, 愈来愈多的居民在选择家庭聚餐与社交活动时与以前在自家请客逐步转到走进饭店下馆子。而在八项规定之后, 工作就餐的比例依旧很高, 主要原因是由于现代社会工作时间长, 工作压力大, 越来越多的上班族在下班后不愿再做烧饭、洗碗等家务事, 选择下馆子吃顿快餐、便饭。

摘要：在江在江阴市民外出就餐行为调查数据的基础上, 可以对外出就餐的频次, 就餐的目的、动机进行分析。研究发现外出就餐的频次与其收入、职业、性别、婚否的影响较大。进一步地, 收入对外出就餐的影响表现出非线性特征, 收入水平达到一定程度, 人们才会显示出显著的外出就餐意愿。总体来看外出就餐的比例依旧很高, 而消费者在外出就餐时, 更加重视食品卫生安全等问题。

关键词：外出就餐,频次,影响因素

参考文献

[1]Hiemstra S.J, Eklund HM.Food Expenditures in1960-1961[J].National Food Situation, USDA NFS-117, 1965.

[2]Becker G S.Theory of the Allocation of Time[J].EconomicJournal, 1965 (75) .

[3]Mc Cracken V A.Brandt J A.Household Consumption ofFood away from Home:Total Expenditure and by Type ofFood Facility[J].American Journal of Agricultural Economics, 1987, (69)

3.恩宁路拆迁留守居民群像 篇三

恩宁路是西关最古老的街道之一，短短1115米的老街，为改造需要，1965户房屋中需要拆除1539户，拆迁范围之大为荔湾区旧城改造史上之最。

除居民搬迁，改造还牵涉岭南文化保护的问题。西关素称粤剧曲艺之乡，恩宁路、多宝路、宝华路一带都是粤剧伶人的聚集地，分散着上百间名伶故居。

2007年拆迁方案公布时，包括粤剧小生张活游等多间伶人故居也被纳入了拆迁范围。彼时不断有专家呼吁，希望政府连片保护老西关文化的“靓名片”。

今年两会期间，恩宁路拆迁再次成为焦点。广州市政协委员陈德发正式上交提案，呼吁连片保护伶人故居群。广州市政协委员吴名高则建议马上停止全面拆迁，要求政府再次邀请专家进行勘察、论证，保护旧城文化肌理。

但拆迁仍在继续。今年3月，荔湾区区长周亚伟公布，恩宁路累计签订安置补偿协议1079份，拆迁签约率为55％，荔湾区很有信心在今年年底前完成恩宁路拆迁工作，完成100％拆迁签约率。

据荔湾区城市更新改造办称，恩宁路拆迁后将在保留原有骑楼街、八和会馆、泰华楼等历史建筑基础上，复建有岭南建筑特色的西关大屋群，并与上下九步行街连成广州最长的骑楼街。然而，改造后的恩宁路是否还能传承老西关原汁原味的特色，没有人敢打这个保票。

如今的恩宁路残破不堪，土生土长的老广州们在一次又一次面对拆迁队和补偿款的争议后，最终选择了沉默。面对废墟、推土机和无数前来记录或观光的镜头，他们似乎彻底缴了械：拆吧，拍吧---他们已不再追问那些抵抗不住城市快速发展的问题：

“我们的老街坊呢?”

4.拆迁问题调查报告 篇四

放假期间，我发现同学村庄(河南省洛阳市洛龙区贠庄村、原属洛阳市宜阳县丰李镇)兴起了盖房子的热潮，集合家家都在盖，而且白天不盖夜里盖，盖得房屋工事粗劣，质量不高，而且家庭里面宅基地都盖满了，见到这种情况我很诧异，于是我了相关情况，做了关于洛龙区丰李镇贠庄村相关拆迁问题的调查报告。

一、丰李镇的归属。

丰李镇位于洛阳市宜阳县东部，东接洛龙区古城乡，西连宜阳县城关乡，南与伊川县鸦岭乡接壤，北与洛阳市高新技术开发区隔洛河相望。解放初期，丰李镇曾经是洛阳县第七区，1956年设丰李乡，1958年改公社，1983年改乡，1996年建镇。1997年，面积59.5平方千米，人口6.4万，辖丰李、贠庄、南营、牛屯、圪矶、薛营、小李屯、邢屯、崔村、侯城、李王屯、王屯、西庄、石门、小作、尹屯、西霍屯、牛庄、黄龙庙、前窑、山底、流水沟、呜鹤、油坊头、东漫流、马窑、河口、梁屯、毕沟、小营、东军屯、西军屯、东坡、溢坡35个行政村。

2006年1月，将西霍屯、邢屯、梁屯、王屯、油坊头、毕沟、侯城、小营等10个村划归洛阳市洛龙区，剩余25个行政村仍归宜阳县丰李镇管辖。

近年来，随着新区建设不断快速推进，市委市政府立足洛阳发展大局，决定将临近洛阳新区的16个行政村融入新区发展（包括贠庄村），调整归属洛龙区管辖。新调整的丰李镇16个行政村有157个村民组，3.2万人，面积30平方公里。

二、丰李拆迁的相关政策。

为让群众得到更多实惠，洛龙区出台了《关于实施集体土地和谐拆迁安置工作的意见》和《洛阳新区核心区被征地农民基本生活保障试行办法》。文件规定，对主动签订民宅拆迁

补偿协议，在拆迁公告发布后15日内自拆或放弃旧宅的，给予民宅所有人房屋主体面积每平方米30元的奖励；在规定时间内签订拆迁补偿协议、主动完成自拆或放弃旧房的，自签订补偿协议之日起，即可享受洛龙区制定的新区核心区被征地农民基本生活保障补助；按时签订拆迁补偿协议并完成拆迁的，可优先享受洛龙区就业安置政策，免费进行就业岗前培训，其家庭成员可有三次就业机会，确保一人就业。此外，洛龙区还设置了村民特殊拆迁奖、先进奖、村特别贡献奖，并公布村民免费办理房产证、优惠燃气初装费等一系列措施。

三、贠庄的相关问题。

由于贠庄村还处于较偏远的相关拆迁重建区域，集体搬迁还不知道在什么时候，而对于搬迁后的住房安排又是与现在住房面积有直接关系，所以掀起了盖房热潮，相关部门也有干预不允许建房，但这只是一种干预，农民都想我盖起来你还能给砸了，于是就晚上盖，当然搬迁时政府是否能组织的很好也为可知，因此群众都是抱着有备无患的心态，这也是老百姓应该有的毕竟是关系到自己命运的问题，这些我认为都可以理解，网络上也穿有许多关于搬迁时的许多负面问题，因此老百姓就更加大力度来解决，以求有个着落，我想着也应该是政府应该解决的问题，给老百姓的生活一个保障。

四、我的一些看法。

5.参军意愿调查结果 篇五

说明：此调查为无记名投票，仅为了解在校大学生（主要为大二学生）参军意愿以及为后续军事理论课学习所用。请如实选择，在所选项目的□打√。1 性别（164）男（178）女2 政治面貌（19）党员

（320）团员（3）群众户籍类别（160）城镇（182）农村4 是否为独生子女(165)是(177)否你喜欢军人职业吗？(68)非常喜欢(148)喜欢(108)一般(18)不喜欢 6 上大学前你愿意当兵吗？(49)非常愿意(92)愿意(106)没想好(95)不愿意 7 上大学期间或毕业后你愿意应征入伍吗？(105)愿意(224)不愿意（第七题选愿意的请做8-14题，选不愿意的请做15-16题）你若当兵父母会支持?(18)非常支持(58)支持(31)随我愿(33)不清楚

(14)反对你当兵的理由是？（可多选）(35)从小受的教育要保家卫国(85)希望在军队能锻炼自己，如学技术(52)军人是荣誉的象征(99)军人身上有很多优秀品质，崇拜他们(17)不用找工作(12)其他___________________ 10 你认为大学生当兵的最佳阶段是？(71)大学期间保留学籍去当兵(57)大学毕业后去当兵你希望去哪里当兵?(47)本省内(53)内地省份(29)边防地区你想去哪个军种部队当兵？(25)空军(25)海军(24)陆军(13)二炮(19)武警(37)都可以你希望能服役多久？(84)义务兵阶段(46)3-5年(1)6-8年(3)9-12年

(7)13年以上当兵后你希望实现？(43)考取士官(46)考军校提干(23)学技术(34)实现理想(57)锻炼自己其他___________你不想当兵的理由？（可多选）(124)军人太苦太累承受不了

6.拆迁调研报告 篇六

根据区委要求，区人大常委会组织专题调研组就进一步破解拆迁难的问题进行了调研，调研组采取走访、座谈、考察及查阅相关政策法律等方法，走访了相关职能部门，召开了十几个不同类型座谈会，收集了50条意见建议，为调研报告的形成提供了基础材料和依据。

一、拆迁工作的难点所在这里指的拆迁，包括城市房屋拆迁和征用集体所有土地

房屋拆迁两个方面，即城拆和农拆。两者所依据的法律政策、补偿安置办法均不同，工作难度农拆大于城拆，农拆往往与征用土地结合在一起，对农民来说土地和房屋同样是赖以生存的物质基础。因此，拆迁工作的难点也包括征用土地中的问题。

拆迁是经济发展城市建设的一项基础性工作，更快地推进“三大转型、四大突破”，实施“八大区块、十八个组团”，拆迁是前提。拆迁是一项民生工程但又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它不仅涉及城乡形态的改变，人们生活方式的改变，而且涉及到利益格局的调整和人民的切身利益，凸现出诸多的社会和家庭矛盾。拆迁得到了极大多数人的拥护，因为极大多数人通过拆迁改变了生活，得到了实惠。但人的欲望是可以膨胀的，利益最大化的追求及拆迁准备和保障工作的不足，使拆迁工作过程中遇到许许多多的矛盾、困难和问题。通过调查，我们认为主要有以下七个方面的问题。

1、行政裁决渠道不畅，影响了拆迁进程。新农拆《条例》实施前申请行政仲裁，农拆与城拆分别由市国土局和市房地产管理局受理及裁定，全市案件集中，数量大，办案人员不足，街道、镇呈报上去的裁决案件大多不能在规定的时间内受理，即使受理了也不能够在规定的时间内作出裁决。目前，全区近200个钉子户中有相当一部分已报送行政裁决。

2、房屋确权时限不一，增加工作难度。如对未经申批房屋确权问题，我区根据《宁波市征收集体所有土地房屋拆迁条例实施细则》第十八条第四款之规定，属1982年2月13日国务院《村镇建房用地管理条例》施行前建造的房屋为确权范围，而江东区规定1997年之前建造的房屋均在确权范围之内，有些区规定时间更靠后，与江东之比较相差15年。因此，我区内82年至97年建造的房子就得不到确权认可，农民感到吃亏，要求政府作出解释，为什么同在一个城市里，同样是市辖中心城区，确权时间限定相差15年？

3、安置房建设滞后，老百姓心里不安，不愿签约。在开发建设中多数项目

存在着重项目建设，轻安置建设现象，有些项目已经开工建设，安置房用地还没着落，拆迁工作人员拿着图纸作解释，老百姓不相信，眼见为实。安置房没有着落，意味着被拆迁人过渡期的延长，由此也带来了诸如过渡费补偿过低等问题，如果被拆迁人的要求没有满足就有可能拖延拆迁时间。

4、征用过程中影响拆迁的几个问题。其一，10％留用地问题。10％留用地是市政府出台的政策，但大多数拆迁项目得不到兑现，村集体经济缺少了发展空间，股份制形同虚设，村里的公共服务缺少了经济支撑。失地农民的各种保障也受到影响，村干部对10％留用地不能兑现抵触情绪最大。其二，国有、集体土地价格不同。我国目前实行的是城乡二元制土地管理模式，即同一块相同用途的土地，因其国有、集体不同属性而地价大不相同。所以集体土地被拆迁人不愿意接受货币补偿，而希望土地置换，我区拥有的土地指标极度有限，绝对不能满足置换需求。由于被拆迁人不接受货币补偿而影响拆迁进程。其三，苗木补偿问题。宁波市江北区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区土地征收青苗及地上附着物的补偿意见》即北政{2005}45号文件，规定花木类损失补偿最高限价为6000元/亩，在以后的操作中并未按文件执行。在杭州湾大桥连接线征用补偿中按评估价补偿，补偿费每亩达6—8万，引起许多村民的效仿，纷纷在规划红线内栽种苗木，征用补偿后又可移种别处，等待新的补偿。村干部反映，按45号文件，补偿费过低，按当前施行的评估价又太离谱。

5、宅基地使用权与土地规划控制的矛盾。宅基地使用权是一种带有社会福利性质的权利，是农民的安身之本。它和土地承包经营权一样，由作为集体成员的农民无偿取得，无偿使用。宅基地的用途是建造住宅及其附属设施。多年来我区有些地区受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和用地指标的限制，许多符合建房条件的农民不能全部享有其应得的权利。房屋拆迁补偿表面看是房屋建筑面积的补偿，实际上更多体现的是宅基地的价值，一些缺房户也因此丧失了部分宅基地的收益权。即使区政府出台了30平方米的下限，但仍难以弥补多数缺房户的损失。

6、重点工程建设与周边环境的矛盾。近几年来，江北区域内市重点工程，特别是交通道路建设工程居多，这是江北“后来居上，最美最好”的体现。但从拆迁这一角度上来说，受建设用地指标的限制，建设单位按项目规定用地需要量申报，没有考虑到项目建成以后给周边农民带来的不便。如有的项目村中间通过又不是整个自然村拆迁，留下两边少量农户，原有的通道拦截了，有的水渠也给堵了；有的形成了新的城中村，低畦地区。农民反响很强烈，要求能整体拆迁的尽量整体拆迁，新项目拆迁，村干部盖章十分谨慎，怕留下后遗症。

7、工作不到位带来的一些负面效应。从总体上看，奋战在一线的的拆迁工作人员兢兢业业，任劳任怨，为江北经济发展付出了极大的精力和心血。但客观地说，也有个别工作人员政策水平不强、工作透明度不够，在评估确权补偿过程中人为因素较多，弹性幅度较大，有时显失公平；个别工作人员不善于做群众工作，方法简单，态度不够诚恳，尤其对一些钉子户的处理不敢碰硬，对漫天要价，毫无道理的不合理要求缺乏应对办法，以钱买太平，以钱换时间，导致有些拆迁户认为钉子户得益而效仿。

二、破解拆迁难的建议

造成拆迁难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有历史上的原因，有政策因素，有体制关系也有我们工作上的失误。我们摆出难处，就是要正视问题，找出问题的结症所在，想办法去破解，推动拆迁工作的顺利开展。为此，我们提出以下建议。

1、思想认识到位，营造拆迁氛围。拆迁是当前我区经济工作重中之重的大事。不抓拆迁，我们工作报告中的目标任务无法完成，“八大块、十八个组团”就无法实施，好的蓝图就无法变成现实。首先，要集全区之力造拆迁之势，统一全区上下的思想认识，弄清为什么要拆迁？拆迁为了谁？怎样进行拆迁？每一位机关干部，尤其是领导干部要思考，我在拆迁工作中发挥多大作用？造就一种拆迁工作人人有责的氛围。其次，部门与部门、市属部门与区级机关、行政机关与司法机关之间，要围绕拆迁这一中心工作，克服所谓的部门利益，通力协作，形成合力。再次，要向人民群众宣传拆迁工作的意义和出发点，要有针对性，把拆迁补偿政策讲清楚，把拆迁工作程序讲清楚，以最大的诚意获得人民群众的拥护和支持。

2、完善工作机制，加强调控能力。建立健全区委统一领导、党政齐抓共管，部门各负其责，机关单位和党政干部积极参与，社会各界共同支持监督的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建立由区委办、区府办、组织、纪检、政法、建设、规划、国土、农办、公安、法院、街道、镇等部门领导参加的联席会议制度，设临时性办公室，抽调热爱拆迁工作，身体健康的机关老同志充入办公室，协调指导街道、镇拆迁工作；建立定期不定期的例会分析、现场办公、重大问题协调机制；落实以属地为主的工作原则，完善重点工程建设工作督查制度和区领导联系项目制度。

3、明确责任任务，落实激励机制。坚持任务目标化、目标责任化、责任考核化。实行党政一把手负责制，签订拆迁工作目标责任状，把项目、任务分解到部门，细化到人，到岗。要列出时间表，细化到每周，规定时间内无正当理由完不成任务的实行“一票否决”。要设立专项奖金，对拆迁工作做出优异战绩的要予以重奖。组织部门要选派一大批年轻后备干部和新任命干部充入到拆迁攻坚活动中，在实践中经受锻炼，增强才干，培养考察干部。

4、严格执行政策，公平公正公开。从国务院到宁波市政府相继颁布了一系列关于房屋拆迁和征用集体所有土地房屋拆迁政策法规，是拆迁工作准则。要把相关的政策法规明明白白地告诉给被拆迁对象，在阳光下操作。法律政策有规定的应严格遵守，坚持公平原则，不让老实人吃亏，更不能让漫天要价、提不合理要求的“钉子户”得益。要敢于运用行政和法律诉讼武器，一旦进入行政裁决、行政强迁程序，就严格执行到底，不迁就，不退让，要选择典型案件进行行政强制执行，以显示严肃性，震动教育他人。

关于未经审批建房的确权问题，应继续按《宁波市征收集体所有土地房屋拆迁条例实施细则》以1982年2月13日为临界线的规定。理由是：1982年2月13日为临界线是市政府出台的政策，属法规范畴，对全市有约束力，在未作修

改前，只能执行不能突破。从时限看与江东相比差距15年，但农民建房认证问题，在上世纪90年代中期，因当时土地管理尚不规范，有些农民祖传的房子尚未做土地证，有些当时大队口头同意，农民自建房屋，但没有任何手续，为此，在全国范围内对农村房产、土地认证进行了集中清理。除本人不愿意做土地证外，祖传老房子和绝大多数农民自建房，补办了手续，做了证，农村补做土地证，城镇补做了房产证和土地证。因此，在90年代中期以前的农民自建房已经确了权，不存在按江北政策与江东相比有大的吃亏。个别当时不愿意做证的农民那是他本人的事，与政策规定无关。

宅基地使用权与规划控制的矛盾问题。我们认为，首先，未经审批建房的均属违章建筑。农民享受宅基地的无偿使用权，这是宅基地使用权能够成为用益物权的根本。但宅基地使用权的取得必须符合乡镇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和有关标准及经过审批。问题在于江北有些地区多年来受规划控制，冻结了宅基地建房的审批，剥夺了部分农民宅基地使用权。因此，我们确认凡未经审批擅自建房的均属违章建筑是严格执法的具体体现。但本着实事求是精神，对规划控制内的违章建筑应分清各种情形予以不同处理。符合宅基地建房条件、建房标准，建房用途的由于不能审批而已建的，拆迁后按宁波市江北区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江北区加强农村宅基地管理实施意见的通知》北政办发[2008]6号文件规定给予货币补偿，补偿基准价格按有关政策规定。具体操作方法由村民说明建房原因、用途，村委会出具证明，街道镇审核，依据卫星遥感图，经公示确认。这样将能够享受宅基地使用权，由于不能审批而擅自建房的从违章建筑中分离出来。既维护法律的严肃性又维护了农民的合法权益，同时，又能理直气壮地拆除违章建筑。

5、准备工作充分，畅通拆迁途径。准备工作是否充分是顺利完成拆迁任务的保证。准备工作包括项目规划、土地许可、安置安排、补偿标准、拆迁户基本情况、拆迁意愿、心理底线等等状况。当前，解决安置先行和10%留用地、苗木补偿问题是当务之急。安置房是拆迁的前提和准备，安置先行是切实从维护群众利益的角度出发，让被拆迁户及时介入，参与设计、建设管理，让群众吃放心丸以支持拆迁工作。10％留用地，应该从真心实意帮助村级组织发展壮大集体经济出发。做到10％留用地与主体同步规划、同步报批，消除村干部的思想顾虑，使其能全心全意、全力以赴投入征地拆迁工作中。苗木补偿问题，我们认为区政府2005年45号文件在实施过程中与实际操作脱节，可以废除重新出台政策，建议以实物评估价为标准，以苗木的品种、数量+劳动成本+适当利润为计算方法，既能使村民接受又能阻止投机者的不当得利。10％留用地和苗木问题是征用中我区比较典型和突出的问题，与拆迁直接关联，应该引起有关部门的高度重视和解决。

6、善于同市级机关的联系协调，求得上级的支持。作为市辖中心城区既有“近水楼台先得月”的优势，也有责权利不对称一面。善于同市级机关协调、沟通，求得上级机关的支持是江北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元素。拆迁工作更不例外，安置房的先行安置，10%留用地的兑现、土地指标，项目规划等等问题，必须得到市里的有力支持才可以解决。在江北区域内许多项目是市里安排的，如市重点工程与周边环境的矛盾问题，要事先向市里领导及相关部门领导反映开发拆迁工

作中的困难和问题，尽可能做到主体工程与周边农民的生活、生产环境同步规划，并与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相结合。再如行政裁决体制问题，应积极向市国土局争取，把裁决权下放，由国土江北分局成立拆迁裁决工作站或工作小组，做好新农拆《条例》实施前遗留钉子户的裁决工作。对新《条例》实施后的拆迁裁决，按新规定的职能体制受理、裁决。

7.城乡居民的生育意愿浅析 篇七

一、城乡居民生育意愿现状

(一) 生育数量

理想子女数有随年代更替而下降的趋势, 城乡居民理想子女数的变化不同。无论是城市还是乡村, 居民的意愿生育子女数总体上都是有逐年下降的趋势。在乡村, 居民的主要意愿子女数为2~3人, 在城市则为1~2人。

1. 乡村居民生育意愿。

在调查研究中, 乡村居民意愿生育孩子数是2个的占一半以上, 有五分之一以上的居民是意愿生育1个, 还有极小部分有不生育的意愿, 这三部分合计起来, 生育2个孩子及以下的生育意愿是占绝大多数的, 因此, 在乡村, “孩子越多越好”的思想已经发生了转变。但也存在大约有五分之一的乡村居民还是意愿生育三个及以上子女。

2. 城市居民生育意愿。

城市居民的生育意愿也呈现出数量减少的趋势。大约三分之一左右的被调查群体是将生育两个孩子作为自己的生育意愿数量, 约五分之三的是生育一个孩子, 二十分之一左右的则没有生孩子的意愿, 只有不足百分之一的被调查群体将三个及以上子女作为自己的意愿生育数量。人们的生育意愿已经随着观念的转变、生活成本的提高而发生了改变。

(二) 性别偏好的改变

在中国乡村, 居民对于男孩的生育偏好已经有所减弱。“1男1女”的生育意愿成为了最为普遍的选择。在中国城市, 居民的男孩偏好要弱于中国农民, 甚至在部分城市出现对女孩的偏好。有数据显示, 当代城市青年在性别偏好方面, 选择“男女都一样”的占80.62%, 选择“男孩”的占7.53%, 选择“女孩”的占11.85%。在城市居民2孩意愿中, 有“1男1女”的儿女双全思想的人则占大多数。

二、影响生育意愿的因素

(一) 外出流动对生育意愿的影响

外出流动会降低女性对于意愿生育子女的数量。往往流动的育龄妇女的年龄越小、文化程度越高, 受传统思想的影响就会较小, 为了目前生活水平的保证和受集中精力培养好一个孩子的思想影响, 意愿生育的子女数会越少。

(二) 国家生育政策对生育意愿的影响

生育意愿一定程度上受生育政策限制的, 而且生育政策对中国生育水平的影响是比较大的。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对人口数量的控制效果是较为明显的, “单独二胎”政策对生育水平和生育意愿也会产生一定影响。

(三) 自身的就业、职业状况对生育意愿的影响

自身的就业、职业状况会直接决定着个人或家庭的经济收入来源和收入水平的高低, 也决定着生活质量和消费水平的高低, 会更进一步影响着生育孩子的成本和效益。为了维持好家庭的消费水平和当期的生活质量, 会对意愿生育孩子数量进行控制。

调查表明, 不同就业、职业类型下的理想子女数存在着显著差异。行政机关人员、教育工作者、个体工商户、商业人员更希望生育两个孩子, 各职业中希望生育两个孩子所占比例分别为57.1%、51.9%、56%、97%, 希望生育一个孩子的比例分别为40%、48.1%、36%、3%。而企业人员、服务业人员、交通运输人员、医护人员、自由职业者更倾向于一个孩子, 所占百分比分别为58.8%、60%、80%、53.8%、66.7%, 而希望生育两个孩子的比例为40%、39.4%、19.1%、45%、33%。可以看出, 除医护人员之外, 从职业来看, 生育意愿为1个孩子的比生育意愿为2个孩子的职业, 其收入水平和职业的稳定性相对稍差一些。在贫富差距较大的今天, 生育孩子所需要的成本已经成为一种巨大的压力, 生育意愿不仅仅是自己和家庭的真正意愿, 还要受收入水平等经济因素的影响。为避免过重的家庭经济负担, 尽量维持目前的生活水平, 意愿生育子女数为一个孩子的更为普遍。

(四) 配偶、双方父母的态度与意见对生育意愿的影响

调查表明, 城市80后独生子女的理想子女数与配偶、本人父母及配偶父母的态度与意见是显著相关的, 听从长辈意见、孝顺等传统思想在生育子女数量问题上有很大的影响, 生育子女的数量常常是配偶双方协商、与父母沟通之后达成一个共识。

(五) 孩子的教育与成长对生育意愿的影响

当今社会, 各个家庭将孩子的教育奉为头等大事, 为了让孩子享受最好的教育环境, 集中精力和金钱去更好的培养孩子, 生育一个子女的意愿数量比意愿生育两个子女的更为广泛和普遍。当然也有被调查者认为, 生育两个子女可以相互帮助, 不会让孩子感觉孤独, 因此, 更意愿生育两个孩子。由此可见, 孩子的教育与成长会对家庭生育意愿的选择产生重大影响。

三、结语

综上所述, 由于各种因素的影响, 城乡居民的生育意愿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 随着“单独二胎”政策的逐渐开放, 一定程度上生育意愿会发生改变, 但不会变化特别明显, 因此无需担心会发生人口激增等状况, 对生育意愿改变的影响总体来说还是相对较小的。

摘要：从国家开放夫妻双方一人为独生子女, 即可生二胎 (如果前一胎为多胞胎, 则不适于此政策) 的政策后, 对于生育意愿是否会发生明显改变成为一个热议的话题。基于此, 通过对80后、90后群体的调查来研究城市与乡村居民的生育意愿, 研究影响生育意愿的因素及生育意愿在未来是否会有明显改变。

关键词：城乡居民,生育意愿,“单独二胎”政策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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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拆迁居民意愿调查报告 篇八

关键词：养老方式；养老意愿；研究综述

我国的人口结构正在发生巨变，老龄化速度比原来预测的要快许多，老龄化问题从一个中长期问题演变成需要立即着手解决的新问题。现在每天有2.5万人迈入老年，改革开放以来社会负担系数持续下降的趋势出现转折。人口老龄化对中国的养老保障体制提出严峻挑战，面对家庭的小型化趋势和独生子女的新一代，中国千百年来的家庭养老方式和社会伦理规范都在发生变化。庞大的养老规模需要巨额资金，但我国必须迅速建设广泛覆盖的社会养老安全网，同时又要防止福利的快速增长成为经济增长的沉重负担，处理好养老保障水平刚性增长与经济发展周期波动的矛盾，成为中国在发展中要应对的重要挑战。在我国已超过2亿的老年人口中，有超过六成生活在农村。基于农村地区经济发展的特殊性，找寻满足时代需要的新型养老方式已至关重要。本文在梳理目前养老方式存在的问题及解决的路径，本文在结合其他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利用实地调研数据对新农保试点中的农民养老方式选择进行实证研究。为完善农村居民养老保障体系提供一定的参考依据。

一、有关农村居民养老方式的研究

对养老方式的研究，相比农村，对城市关注的文献更加丰富。穆光宗（1999）以养老支持力为划分标准定义了家庭养老方式，并指出了家庭养老功能的弱化、外移和替代的客观发展趋势，因此，应该在家庭养老方式的基础上大力发展社会化养老和助老事业。杨宗传（2000）等学者从经济供养、生活服务由谁提供，区分了社会保障和家庭保障方式，从老年人和谁一块居住的居住方式划分了机构养老和居家养老，在此基础上，详细界定了中国的养老模式。

有关新兴的养老方式的探讨，柴效武（2004）以生命周期理论为基础，详细论证和分析了以房养老的运行和社会实践的可行性，并用生命周期理论对以房养老的运作做了进一步的解释和说明。田晓虹（2005）以在北京周边地区建立老人宜居城市和上海农家养老寄养计划为案例，分析了养老都市新模式-异地养老能够改善老年人的生活质量和缓解城市人口压力和人口结构不合理问题，并指出应该探索中国式的养老新模式。

更多学者采纳了折中观点，提倡应该坚持多种养老方式相结合。谭克检（2002）指出社会养老保障机制是一个根本的养老保障系统，其目前在农村的运作仍十分的薄弱，虽然现阶段家庭养老仍占据主要地位，但是伴随农村家庭结构类型的变化，强化农村的社会养老保障机制已经十分必要。杨燕绥、赵建国、韩军平等（2004）通过研究指出了三个悖论，即解放思想和制度创新才是解决农民养老保障问题的关键而不仅是资金；尽早建立可以整合城乡养老保障体系的平台，对城镇化建设具有促进作用；农民养老保障制度建设不是扶贫政策，而是促进农村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重要手段。刘晓梅（2012）的研究表明：家庭养老正在被取代，养老方式向个人化和社会化发展。杨恩艳等（2012）的研究表明养老的实现取决于家庭责任的体现，家庭养老在中国养老方式中占据主要地位，应积极探索新型家庭养老方式。钟建国等（2009）研究表明应以政府养老为主，家庭和社会养老为辅的养老制度。钱海龙（2012）的研究表明应探索依靠老年人、家庭和社区相结合的多层次养老方式。阮荣平（2010）从绩效的角度对各种养老方式进行比较，得出社会时间平衡对风险化解有效，家庭时间平衡的个体福利最大。

二、有关农村居民的养老意愿研究

通过对养老意愿的文献梳理，使我们更加清楚地了解人们对晚年生活的预期，揭示养老方式的发展变化；也有助于对选择和确定社会养老制度提供科学依据。从现有的研究看，对养老意愿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老年群体这一研究对象；另外，随着第一代独生子女父母进入中年后期，也有学者对独生子女父母养老意愿进行研究；还有学者对中、青年群体的养老意愿进行研究。

关于养老意愿，目前学术界尚没有一个严格的定义。有学者认为养老意愿是指人们对养老所持有的看法和态度；也有学者认为养老意愿是个体对养老模式的主观选择倾向。以上两种界定，虽然在具体化程度上有所不同，但都明确指出养老意愿是一种关于养老问题的主观意愿。在实际研究中，因不同研究者的侧重点不同，故对养老意愿的操作化亦有差别。复寿劳（1997）在对上海浦东老年人的研究中，将养老意愿具体化为居住意愿和生活护理意愿；李建新等（2004）在对中西部农村的相关研究中，将养老意愿操作化为三个变量：是否同意“养老靠子女”、是否同意“养老靠自己（配偶）”和是否同意“养老靠政府（集体）”；龙书芹等（2007）认为目前关于城市居民养老意愿的研究，主要侧重老年人的居住意愿；田北海等（2012）的研究认为养老意愿就是对养老模式的主观倾向，并将其操作化为“您最愿意以哪种模式养老”选项涉及家庭养老、集体养老、社会养老保险、商业养老保险和其他等五项。程亮（2014）在养老意愿上，认为子女负责者占据主流，政府、子女和老人责任均摊次之，两者相加所占比例高达90%，而认为由政府负责和由老人自己负责所占比重较小。此外，代际之间的养老意愿也有很多差别。

上述学者有的从城市老年人的角度出发来分析养老的经济支持、居住方式以及养老照顾模式意愿，有的研究老年人对非家庭养老方式选择意愿的影响因素，有的学者分析了老年人选择某种养老方式偏好的深层次原因，也有的从农村老年人的思想观念入手挖掘老年人对养老态度的转变。而无论从哪个视角出发，影响老年人对养老模式或养老内容的因素都可以归结为个体因素、家庭因素、经济因素、观念因素以及社区因素。

三、有关农村居民的养老意愿影响因素研究

宋宝安（2006）通过对城乡老年人口调查数据的研究发现，老年人的人口特征、社会地位和家庭情况等因素影响着其在“共同生活模式”、“独自生活模式”和“福利模式”三者之间的选择。董沛（2009）对城市老年人的养老意愿进行了实地研究，发现目前家庭养老仍然是多数老人的第一选择，但是选择机构养老的人数增多，年龄结构以60-65岁组，80岁以上组最高。子女个数和配偶、子女居住地、邻里关系成为了老年人养老方式选择的社会支持重要影响因素。年龄、健康状况、经济等个人特征直接关系到对他人的依赖程度，进而影响到了老年人对养老方式的选择。唐利平等（2010）通过对相关数据的分析，考察了第一代农村独生子女父母与同时代非独生子女父母在养老意愿上的差异，结果表明，是否参加农村养老保险是影响农村独生子女父母养老意愿的一个重要因素。程亮（2014）基于2010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建立养老意愿影响因素的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传统观念、经济状况、养老保险和政治信任对养老意愿的影响。研究表明，有无子女和是否受过高等教育对养老意愿选择几乎没有影响；家庭经济状况越好，越不倾向选择政府养老，而选择子女养老；有养老保险者倾向选择非子女养老方式；相对子女养老而言，随着对中央政府信任程度的提高，选择政府负责养老的几率降低。

四、结语

综合国内外研究文献得知，专家学者对农村地区养老现状、现存的主要养老方式及其影响因素都进行了一些探索，但涉及农村地区养老方式实证研究的文献较少。上述文献为未来研究奠定了一些基础，但也存在不足。一方面，养老方式的选择不够完善，尤其在2009年新农保试点后，农民选择多样化，相关研究的缺乏使养老方式选择不易被准确把握；另一方面，实证研究主要集中于农村中青年和老人的方式选择影响因素分析，规范分析偏向何种养老方式占据主导地位。然而，对于新农保试点和实施后农民养老方式选择问题研究的还需广泛和深入。（作者单位：河北经贸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