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晓婷,我爱我的祖国

杜晓婷,我爱我的祖国

1.“我爱我的祖国” 篇一

我在《中关村》打工的七个年头里,也许是缘于工作的需要罢,十分重视也非常喜欢读创业者“励志”的书,特别是中国IT业的精英,从陈春先、王选、柳传志、纪世瀛、王志东、刘迎建到俞敏洪、李彦宏、王文京、邓中翰……至少有百人以上。他们奋斗的脚步踏着一个节拍,“创新,创新,再创新”,划出了一条前人未曾走过的人生轨迹。这部由“打工皇帝”唐骏撰写的《我的成功可以复制》是女儿推荐的,她读完之后“被感动”了,于是把书放在我的书架上,留下一句话,“做‘打工皇帝’比做‘老板’更令人尊敬和羡慕!”

唐骏,这位“中国第一职业经理人”,倾情讲述的“职场奋斗故事”,让人动情。

“从常州老家的堂屋,到北京邮电大学的校门,我走过了懵懂而执著的童年和少年;从北京到日本,从日本到美国,我经历了不断尝试、自我拼搏的青年时代;在微软的十年,我从基层的程序员走到微软中国区总裁的位子;在即将离开微软的那些日子里,我又独自经历了抉择前难熬的分分秒秒;在盛大的四年,我完成了从跨国企业高管到民营企业职业经理人的身份转换;而进入新华都则成为我职业生涯新的起点……”

唐骏,每次漂亮的“转身”,都留下精彩的故事。他的人生箴言是—我的成功可以复制。“那是因为世间万事万物的运转,大到宇宙,小至一花一果,其实都遵循若干非常简明的规则。只要掌握这些规则,就可以不断加以复制,就像我们儿时玩过的万花筒,创造出缤纷多彩的人生。”这是实践者的感悟。

我读过这位“打工皇帝”闯荡人生的奋斗故事,掩卷沉思,却发现一条“红线”—“我爱我的祖国”—贯彻始终;这是唐骏的灵魂。

核心价值观—“我爱我的祖国”

2004年4月,唐骏成为微软中国总裁。此时的唐骏有三个头衔:微软全球技术中心总经理,微创软件公司CEO和微软中国区总裁。“每做一件事,都必须成功,不许言败”,这是唐骏的性格。此时,唐骏有一段感人的真情道白,读后让人为之感动万分。

我想做一个真正了解中国国情的职业经理人,我在微软中国公司做业务的基准就是—以中国的文化、历史、道德、传统作为标准(简言之,就是中华文化)。我也努力为我所在的公司创造价值,这些价值包括优良的企业文化、科学的过程管理、共享的激励制度和员工的积极参与。

虽然我是一名微软的职业经理人,一个全面接受微软文化的雇员,但我同时也是一个中国人,我爱我的祖国。我需要一个舞台,我选择微软是因为它的现代企业意识和健康向上的文化。当年我是公派留学生,总觉得欠祖国很多,所以我一直想回报祖国。我一直在努力地让微软和中国双方都得到最大利益。换句形象的话说:

我坐在天平的中央,一边是我的雇主微软,一边是我的祖国,我需要平衡各种力量,并且要努力向这个天平两端不断地增加分量。

这是我的职责—最大限度地让微软在中国成功,并让中国从中受益。

在这样的世界观主导之下,唐骏在他开拓性的事业中,一以贯之的做法是:“我向政府保证,微软要做‘好的企业公民’,不仅做纳税大户,还会帮助中国发展软件产业,办更多的合资公司,捐献更多的网络希望小学,帮助中国培养更多的软件MBA。通过这样的‘融入’举措,完成从竞争者大合作者的角色转变。”

赤子之心,跃然纸上,报效祖国,始终如一。

感恩心结—尽己所能回馈国家

“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唐骏的眸子,黑里透亮,闪烁中隐藏着智慧,跳动中张扬坚毅;当然,潮润中带着情愫。年轻的唐骏告别了少年和大学时代,飞越太平洋,开始了留学和创业生涯。

一直以来,唐骏都非常感激国家为他提供出国留学的机会。“国家培养我这么多年,我一定要尽我所能地给予回馈。”

唐骏从微软总部回国创建上海微软,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他想替中国软件业做一些事情。“这么多年过去,从物质上说也许我已还清了国家在我身上花的培养费,但对祖国的情是还不完的。”在上海微软时期,唐骏常被总部说为“不务正业”,原因是他经常免费给国企作培训,给政府机构作演讲。唐骏的愿望就是把自己的管理经验与更多的中国企业和机构分享。“我也一直有个心愿,若有机会我去做一个国企,不管能不能成功,都要探探路子,把我多年积累的管理经验再用一用。”

“我一直希望能把中日美三种文化的优点结合起来,并且应用在我的管理实践中,这是我的一个鲜明特点。”

我们希望唐骏能有这样的机会,完成他报效祖国的宏愿。

铮铮傲骨—士可杀而不可辱

唐骏在东瀛留学期间,生活极为艰苦,然而他却极为刻苦。唐骏在书中自白,“某种程度上讲,日本对我的影响比美国对我的影响还要大。”“日本人在工作上的敬业、勤奋、谨慎,深刻地改变了我过去做事毛躁的性格,而变得非常细致和规范。”“导师让我把论文改了23遍”,“重视细节让我受益终身”,“板仓老师的教导,是我的‘简单+勤奋’理念和风格的第一个源头”。唐骏参观丰田公司后的最大启示是“精益求精渗入了日本民族的血液”,他形成了自己的管理理念—“抓大放小”更要“看细”。

但是,唐骏这位血气方刚的“愤青”,骨子里有一种“嗟来之食不可食”的傲气。当他看到板仓先生“经常以轻蔑的口吻提及美国,除了大米和牛肉,美国还有什么能出口到日本?”可是,当板仓先生同样流露出轻视中国的心态时,唐骏则对他十分的不满。事情终于爆发了,板仓对学生—唐骏的论文嗤之以鼻,并进行挖苦,“这样的论文你还想在日本发表吗?拿回你们中国发表还差不多!”“士可杀而不可辱”。唐骏针锋相对,据理反驳,答道,“老师,我知道这项研究自己是做得不够好,但过去几个月里,我也一直再寻找更好的课题。但你用这种方式指责我,对我是一种侮辱,对中国也是一种很不礼貌的行为。”

“三十六计走为上”。唐骏,这位中国的“愤青”,毅然决然地离开板仓先生,“下定决心,排除万难”,去美国寻找新的发展空间。后来,当唐骏事业有成之后,自责曰,“我和板仓老师发生那次冲突后私逃美国的行为,无论如何都是不妥当的”。于是专程回日本拜望老师并请同学在著名的“名古屋城”聚会,感谢先生的“传道授业解惑”之恩。板仓先生席间用一种调侃的口吻说,“你们也看到了我过去对唐骏同学很严厉,这说明我的做法是正确的。后来我对你们要求不严格了,结果一个人才也没出来吧!”据悉,唐骏的离去,对板仓先生也是很大的打击,从那以后,他就不再那么刻薄,到临退休时变得非常温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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