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早期教育的问题

关于早期教育的问题（精选10篇）

1.关于早期教育的问题 篇一

关于留守儿童的教育问题 [2007.3.30]

出处: http://

作者: 中国留守儿童教育网

更新时间:2007-3-30

浏览次数:1453

看到这个题目，人们并不陌生，这是一个上至中央，下到百姓都特别关注的问题，在网络上只要你输入“留守儿童”几个汉字，一大串关于这个话题的内容跃然纸上。作为一名教师，特别是农村教师，对这个问题感触颇深，既是他们的心头之痛，也是作为外出父母的切肤之疼。

我所在的学校，也有留守儿童，我的班上就有。对于这些学生，我们也感到很棘手，但是既然是我的学生，我们就对他有教育的义务和责任。我经常跟家长说的就是，你的孩子在我的班上学习，成为我的学生，是我和他的缘分，而因为他我才与家长相识，那么他是我们之间的纽带。既然送到了我的班上，那就是我的孩子，我会尽我的能力去教育他。

而在教育过程中，真的遇到很多的麻烦。因为没有家长的约束，他们与社会上的环境相容的早，过早地接收了一些社会上的不良习气，他们早早地就烙上了“早成熟”的记印；没有父母的爱护，他们对于读书的好处仅仅是从遥远的父母的电话中得知，但是一个电话，怎么能敌得过身边的狗朋狐友的感化呢？所以，他们仅仅是听的时候，什么都懂，放下电话，什么都不知道。这就给家长和老师的教育带来很大的困难。真正农村的孩子还好一些，他们还比较单纯，最头疼的是郊区或城镇的留守孩子，因为琳琅满目的诱惑，他们看到的多，吸收的杂，更是无法无天。

对于这样的孩子，我们要更多地关注，更多地投入我们的真情实感。作为边远农村的孩子，既要关注他们自身，还要关注他们的家庭，这种孩子，往往要么是单亲家庭教育，要么是隔辈家庭教育，不管是哪一类，作为监护人都或多或少地有些内疚心理，也因为这样的心理的驱使，他们对孩子过多的是溺爱，过多的是放任，甚至放纵！但是这些地方的孩子很单纯，他们的主要问题是懒散、不求上进，而作为监护人，要么没有能力教育，要么就是自身不重视教育，我们要做的是既要和孩子交朋友，还要和孩子的监护人交朋友，随时了解他们的学习生活情况。其实，很多的孩子很懂事，只要你多关注他，他就会很认真地学习，很和谐地与家人相处，很友好地和老师交朋友。在头部轻轻地一个抚摸，在肩膀上轻轻地一个拍打，对着他们一个灿烂的笑容，他们就会感动，他们就会走进你的心里。边远农村的学校的班额一般不是很大，这样的“亲密接触”是完全能做到的。

而对于城镇和郊区的孩子，他们一般没有那么的单纯，他们还更难教育，加上这些地方往往班额比较大，老师就更容易忽视这些孩子，他们在放学后，就不是参加劳动，而是游手好闲，打游戏、进网吧、喝酒抽烟、小偷小摸等等，只要他们能想到的它们就有可能能做到。这对于老师们的教育更是难上加难，加上家长的“侥幸心理”，更是为孩子的教育雪上加霜。就如像我曾经教过一个郊区的孩子，因为我所在的城市刚建不久，以前的农舍变成了高楼，以前的一个字不识的但是利用地势修了楼房的老农民成了租房专业户，因为孩子的陋习，我找到他的母亲，他的母亲对我说：“x 老师，说实在的，我不希望他能学成什么样子，他能认识几个字，出门能分清男女厕所就行了。我就一个字都不认识，现在坐下来就收房租的钱也比那些挣工资人的收入多，他将来会数钱就可以生活的很好。”我能说什么？我知道我就算天天找他的家长，也没有半点的收益，后来干脆不找了，就我自己来解决问题。利用班干部，利用我手里的“表扬”权利，最后，孩子好转了。在春节期间的同学聚会上，孩子还在告诉他的同学：“我一辈子都要感谢x 老师„„”我当时很感动，也很欣慰。我告诉他，我不是为了得到你的感谢才那样的教育你，而是为了你自己的今后。只要你没有恨我，我已经很知足了。

就现在班上也有一位半留守儿童，母亲在身边，父亲远在江苏打工。孩子在我的课堂上没什么特别之处，我曾经找过一次家长，我告诉她，孩子在数学课上表现很好，能积极思考问题，大胆发言，但是这位孩子在下课后和同学相处很是霸道，我了解一下在家里的情况，同时给家长反映一下。结果，家长以为孩子是怎么样的坏，我很是内疚。当别的老师说到他是如何地讨厌的时候，说真心话，我并没有这样的感觉，因为孩子在数学课上学的很积极，真的很不错。这说明了什么呢？说明留守儿童与其他孩子一样都有积极的一面，也有让人担心的和困扰的一面，这要我们更多地走进（不仅仅是走近）他、了解他、鼓励他，但是不要放纵他。

对于这些可爱又可怜的孩子，我们作为教师要做的很多，既是他们的老师，又是他们的监护人。而这种“监护”又不是完全的责任人，他还要受到另一监护人的约束，这需要老师更多的付出。但我们可以很好地沟通，用心地交流，成为留守儿童及他的家人的朋友，才能使留守儿童受到正常、健全、完善的教育，让他们和同龄人一样健康快乐的成长。

2.关于早期教育的问题 篇二

非常感谢“倾听第一线老师的声音”主办方给我一个机会, 和来自教育第一线的老师们见面。在座的很多老师我们都是神交已久, 或者文字之交已久, 但是没有见过面, 现在有机会聚在一起, 我真的特别高兴。

这两天学到很多东西, 昨天晚上很多老师谈了很多一线的情况, 受益不小。今天想谈三个问题:

第一、超教育而言教育。

我们今天已经无法就教育而谈教育了, 必须超越教育而谈教育问题。我为什么提出这样一个命题呢?

去年我和北大的志愿者一起作了一件事:为教育界前辈高仁山先生出文集, 建墓立碑。高仁山先生是蔡元培时代的北大教育系主任, 也是中学教育改革的一位先驱。他后来成了国民党的左派, 参与革命活动, 因而成为继李大钊之后第二个被张作霖杀害的先烈, 而且他是被押送到菜市口公开问斩的, 是北大唯一的一个如此惨烈牺牲的教授。但人们却把他遗忘, 几十年无人问津。我们这些北大的教师、学生也是因为偶然的原因, 了解到高仁山先生的事迹, 深感有愧先烈, 经过好几年的努力, 才在香山植物园将他迁坟安葬, 也借此机会, 重新认识他的教育遗产。我因此写有一篇《高仁山先生文集》序言 (文章收在今天将要送给诸位的《中国教育的血肉人生》的书里) , 提到他的教育思想有两个要点。一是“在教育内部强调教育制度的改革与建设是最根本的, 教学方法的改革与实验应以教育制度的改革、建设为前提、条件与保证;不改革不合理的教育制度, 只想用教育方法的改革来作修补, 不但无济于事, 还很可能是南辕北辙”。二是“教育制度的改革与建设, 又必须以政治、经济的改革和建设作为依托。因此, 一个真正关心、热心教育的教育家, 就不能只关心、热心教育, 而要超越教育, 关心并参与政治与经济的改革。”高仁山先生后来弃教从政, 积极参与中国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活动, 并因此而献身, 都是抓住了中国教育问题的症结, 是真正的教育改革的逻辑之必然, 是一个真正的教育家的必然选择与归宿。他的“超教育而言教育”的思想与选择, 在今天的中国, 特别显示出其重要意义。

当下中国教育改革之所以陷入困境, 就是因为只限于教育方法的改革和实验, 而回避了教育制度的改革与建设;而且是在政治改革滞后、经济改革畸形化情况下, 单方面进行教育改革。这样的教育改革必然受到未加改革与约束的政治权力和经济权力的干预, 甚至控制, 其走向形式化, 以至变质, 走到今天这个地步, 都是不可避免的。如果不像高仁山先生这样, “超教育而言教育”, 中国的教育改革与实验, 是永远不会走上合理的轨道, 没有希望的。

我自己对这个问题的认识也有一个过程。在前一次讲话里, 我谈到自己大概是从1998年左右介入中小学教育改革的;现在回过头来总结, 大概经历了三个阶段。首先是以“思想者”的身份与姿态参与, 主要是提出自己的教育理念, 依据教育理想对现行教育的问题进行尖锐的批判, 其主要成果收在《语文教育门外谈》一书中, 这样的坚持理想的批判立场, 遭来了“有人欢喜, 有人骂, 有人怕”的社会反响。也有教师和朋友善意提醒我, 应该更多地结合教学实际, 更多地做实事。于是, 我对自己的立场作了一个调整, 努力追求“思想者与实践者相结合”。于是, 我作了两件事, 一是把目光转向教育第一线的老师, 为他们服务:编选课外读物, 作文本解读;同时, 又努力发现“真正的教师”, 向他们学习, 又总结他们的经验, 企图从中形成中国自己的中小学教育学 (包括语文教育学) 。其次, 在退休以后的2004年、2005年我又亲自到中学去开设“鲁迅作品选读”课, 直接参与中学教育实践。这样的努力的成果, 主要收在我的六本书里, 即《我的教师梦》、《做教师真难真好》、《钱理群语文教育新编》、《钱理群中学讲鲁迅》、《中国教育的血肉人生》、《经典阅读与语文教学》。但正是在和第一线教师的接触和我自己的教学实践中, 我逐渐得出一个结论:在现行的中国中学教育体制下, 应试教育之外的任何教育都很难进入校园。这背后的根本原因, 就在我前面所说的政治体制改革的滞后, 以及经济改革的变形。我突然发现, 我在中国现行的也已经变了质的教育改革中, 已经没有什么事可做。于是, 我对中小学教育的参与, 必须有新的选择, 即“超教育而言教育”。熟悉我的朋友早就注意到, 这些年我已经把主要精力, 转向现代民间思想史、共和国史和毛泽东的研究。这样的重心转移, 固然主要是出于我的社会、历史责任感和兴趣, 但也是为了要从更大的范围、更深层次对中国教育问题进行追根溯源的探究。这方面的成果已经有《拒绝遗忘:“1957年学”研究》、《知我者谓我心忧:十年观察与思考》《毛泽东时代和后毛泽东时代》等书。

这里要和诸位交谈的, 是我的一个研究心得。在讨论教育和其他中国问题时, 人们通常说这是体制问题。现在正应该追问:这是什么样的体制, 这样的体制是怎样形成的?这个问题和我们教育问题是直接相关的, 弄清楚了, 就可以回答我们教育当中很多根本性的问题。我提出了两个概念, 一个叫“五七体制”, 这是毛泽东在1957年反右运动以后提出的“大权独揽”, 统管一切的体制, 这个体制之前就有, 但是1957年以后, 把它完整化、体系化了。其具体内涵有五个层面。一是党和政府不分, 党即国家。比如党的各级政法委就是凌驾于作为国家政府部门的法院和公安部门之上。二是军队只属于党, 是所谓“党军”。三是不允许有任何不受党控制的社会组织存在, 没有独立工会、农会, 教师没有独立教师工会, 党是唯一者。四, 党要管思想、管脑袋。有一句话大家都很熟悉:要让党的思想“进入学校、课堂, 进入学生的脑袋”。这其实是说出了当下中国教育的本质的, 就是要为党统一全国老百姓和下一代的思想服务。不仅统一思想, 还要统一言说方式, 以及言说背后的思维方式。多年来高考指挥棒造成的“说大话, 假话, 空话, 华丽、花哨的话”, 在某种程度上正是我们的教育所要求的。其后果大家都看到了。最后, 党的绝对领导要落实到每一个单位的第一把手上, 叫做第一把手专政。昨天马老师发言里那么痛苦地谈到, 在他所在的底层学校, 一个校长、支部书记就可以肆无忌惮地管你, 就因为他拥有不受限制、不受监督的绝对权力, 你反他就是反党, 你提意见他就可以宣布你是“反革命暴乱集团”。这个例子可能有点极端, 但也很能说明问题, 马老师觉得不可理解, 其实这样的绝对权力的统管一切, 是普遍的, 只是马老师所在的底层学校表现得更为露骨而已。这样一种党绝对控制下的、为党管思想服务的教育, 就会出现老师们所说的“权力至上”的教育逻辑, 大家都要争权力, 连普通的老师都会利用自己拥有的有限的权力对学生进行暴力统治, 许老师讲得非常深刻, 专制成为日常教学生活逻辑了, 可以不假思考地这样做, 成了习惯。你要违背这个逻辑, 你就是异端, 他就要把你搞掉。这就注定了在这样一个权力至上的体制下, 我们的教育不可能有根本的改变。

第二个是八九风波以后形成的体制。九十年代以后, 中国社会的最大变化, 就是绝对的不受限制和监督的权力和市场结合, 就造成了真正的两极分化。首先是形成了权贵资本阶级。用马克思主义观点来说就是新的阶级, 用社会学的概念, 可以叫做新的阶层。当代中国有这样几大阶层:权贵资本阶层, 知识精英阶层, 私营资本阶层, 属于上层社会;下岗工人, 失地农民, 农民工, 这是社会的底层。而且每一个阶级 (阶层) 都越来越自觉地意识到自己的利益所在, 并且全力地维护自己的利益。现在中国实际上已经形成了各种利益群体。问题是弱势群体完全没有任何权利来维护自己的利益, 而掌权者却可以利用不受限制和监督的权力来维护自己的既得利益。这样, 支配人们行动的, 已经不是什么观念, 而是赤裸裸的利益。我同意梁卫星老师的观点, 现在中国的教育, 已经不是什么教育观念之争, 而是利益之争。这是大家都知道的:以前语文教育界有人文论、工具论之争, 很多人把我看作人文论的一个代表人物, 开始我也很热心于这样的争论, 后来我就慢慢发现, 现在很多人讲人文比我还彻底, 但是他做的时候却按照他的利益去做。现在支配中国教育行为的, 已经不是教育理念、理想、方法, 而是利益;尽管人们依然在口头上大谈各种教育理念的高调。中国教育已经形成了一个巨大的无所不及的利益链条, 占据主导地位的无疑是掌握份额不等的权力的各级教育行政部门, 也包括不同程度跟着他们以求分得一杯羹的教师、职员, 以及各种“吃应试教育饭”的辅助教材的编写者、出版者、补习学校———等等花样百出的利益群体, 还有期待通过应试教育达到让孩子往上爬的利益要求的相当部分的家长, 以至学生自己。因此, 在今天的中国, 如果真的要把应试教育变成素质教育, 多少人饭碗就没有了, 那是要跟你拼命的。当年我介入中小学教育, 为什么有些人死命要把我赶走, 原因很简单, 就是我触犯了他的利益, 并不在教育观点上有多大的分歧。我就注意到, 当年我的一些批判者早已把我的教育观念拿过去了, 比我还彻底;但他仍然不容你, 因为你妨碍了他的利益。现在中国教育的问题是利益的问题, 不是观念问题, 也不是方法问题。这是必须首先看清楚的。

因此, 我们今天讨论中国的改革, 包括教育的改革, 就要追问:改革的动力是什么, 它的利益需求是什么?谁来主导改革?改革的结果对谁有利?我想到鲁迅的三句话, 非常地深刻:“曾经阔气的要复古, 正在阔气的要维持现状, 还没有阔气的要改革。”以此观察当下中国的改革, 就有三种:一是曾经的权势者要求于推动的改革, 他们的目的, 就是要恢复到过去, 到毛泽东时代, 在教育方面就是要恢复“十七年 (1949———1966) ”的教育。二是当下的既得利益者, 他们根本不愿意改革, 缺乏改革的动力。但因为大家都在要求改革, 也就把改革的旗帜拿在自己手里, 以便通过他主导的改革来扩大自己的既得利益。我完全理解梁卫星老师为什么说, 他一听到“教育改革”, 就头皮发麻, 因为今天正是教育领域里的既得利益者在操纵所谓的“教育改革”, 这种改革只能继续以新的名目来损害教育弱势群体的利益。我是1998年介入教育改革的, 我发现2000年开始, 中国教育实行产业化以后, 也就是前面说的权力和市场的结合以后, 就逐步出现了全面的大溃退, 一直延续到现在, 这是“教育改革”呼声最高的几年, 恰好也是最糟糕的几年, 教育改革的结果大家都看见了, 说一句极端点的话:教育不改还多少能按常识运转, 越改越糟。原因就在于我们的教育改革基本上是以教育的既得利益者为动力, 为主导的。

我们现在所面临的就是这样的两大体制问题:权力与利益的结合。我由此得出一个结论, 在现行的政治、经济、教育体制下, 中国的教育面貌不可能有根本的改变, 对这一点, 我们必须有清醒的认识, 是每一个教育理想主义者必须面对的现实。

当然, 从更深层次来看, 教育本身存在就存在着矛盾。教育是一个理想主义的事业。我们的教育理想, 是一个彼岸的理想, 只能逐渐趋近, 而不可能完全达到。教育的乌托邦理想, 就像北斗星一样, 照亮此岸教育的黑暗, 成为批判现实的一种资源、力量, 同时成为改革的动力, 经过努力, 可以不断趋近教育的理想状态, 却不可能完全实现。这就决定了真正的教育理想主义者, 是永远不满意现状的, 即使将来教育发生了大的变化, 建立了新的教育制度, 也依然会出现新的问题、新的矛盾, 于是又有新的不满、新的反抗。这样, 一个真正坚守教育理想主义的教师, 必然是边缘化的、孤独的。这个边缘化的位置和孤独的命运, 是教育理想主义本身必然带来的。它既让你永远为理想而奋斗, 并从中感受到生命的意义与快乐, 但同时它必然给你带来永远的巨大的痛苦, 快乐和痛苦是伴随的, 我把它叫做“丰富的痛苦”, 我痛苦、孤独, 但从不感到空虚, 我的生命永远是充实的。对这一点, 也要看透, 如果你想做一个教育的理想主义者, 必须准备好永远孤独、永远边缘化, 同时享受着丰富的痛苦。

这样说, 也许太悲观了。出路在哪里呢?这就是我今天想和诸位讨论的第二个问题:关于在绝望中寻找出路, “联合起来, 改变自己的教育存在”的问题。

我们还要重新谈一谈马小平。昨天马小平的学生黄素珍在这里发言, 她曾写了一篇文章阐释她老师的思想, 提出了“意义的创造”的概念, 强调必须“回归日常, 回归于平凡的生活, 回归日常的实践”。马小平在跟黄素珍的谈话里也说到“生活毕竟不是关在窗子里漫谈理想, 生活是严峻的、严肃的, 也是残酷的, 我们不能绕过今天的教育现状, 生活到明天去。我们必须从今天起步, 一步一步地迈向未来”。他说:“诗意化的生活的秘密不是别的, 就是行动起来, 用审美的眼光打量我们的生活, 打量我们的工作, 打量我们的人际关系。从现有生活资源中去吸取一种快乐和幸福。只要我们倾心去创作事物, 去创造一堂课, 去创造一次解决过程, 去创造一次美好的生活经历, 去创造美好的人际关系, 我们就在创造世界了, 就是在创造诗意了。所有的诗意都存在于我们生活的体验中和过程之中。”

这里我也想介绍一下一位没有出席这次会议的, 也是我很熟悉的老朋友王栋生先生, 他为这次会议准备了一篇发言, 我念一段很有意思的话:“我曾寄希望于教育管理部门能够为未来做些实事, 我曾寄希望于政治体制的改革, 我也曾寄希望于社会的觉醒, 但是, 现今我更重视的, 是个人的思考与实践。爱因斯坦说过, ‘只有个人才能思考’。同样, 只有个人才能读书, 也只有个人的实践才能获取有价值的经验。因此作为教育者的人文阅读就显得无比重要。全国一千多万教学工作者, 如果有十分之一的人有某种基本的人文品质, 中国教育可能就不会是现在这个局面。”他说应该从提高教师个人的人文素养开始, “一所学校能有几个思想上独来独往的教师, 能有一群读书人, 或许如暗夜中的几盏灯, 能给‘统一思想’下的学生一点精神的亮色”。

我由马小平老师和王栋生老师的话, 联想起了一个重要的思想家, 也就是我今天要向大家着重介绍的, 捷克思想家哈维尔的一个重要思想。马小平老师曾经写过一篇《走近哈维尔》的文章, 说他“一直想找机会向我的学生介绍哈维尔这个人”。也就是说, 马小平曾经想把哈维尔思想引进中国教育界;我今天就是要继续他的工作, 建议老师们去读一读哈维尔的《无权者的权力》这篇文章 (收《哈维尔文集》) 。他提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和思想, 叫作“存在革命”。“革命”这个词或许有些敏感, 我们可以改变一个词, 叫“教育存在的变革”。“存在革命 (变革) ”的思想, 在我看来有四个要点, 跟我们这次会议的讨论的问题比较接近, 实际上我们已经这么做了, 我想作一点理论的提升。其一、从改变自己的生活开始, 从改变自己的存在, 改变自己的教育存在开始。以“建设你自己”作为“建设社会”的开端:要改变革教育状况, 从自己的每一堂课开始, 从每一次教育行为, 每一个教育细节开始, 和一群朋友共同一起改变我们的教育存在。当整个社会靠谎言生存的时候, 我们这个小群体部分地生活在真实中;当整个社会在追求享乐的时候, 我们这个小群体, 尝试过一种有社会承担的、物质简单、精神丰富的生活方式;在意义真空的教育大环境里面, 我们尝试一种有意义的教育, 进行有意义的教学实验。这就意味着, 要“在现有框架之中加进一些异数”, 不直接和现有框架、体制对抗, 而在力所能及的、自己可以控制的范围内, 按照我们的理念去做我们的教育工作, 创造具有内在对抗性的“第二文化”、“第二教育”, 并在这一过程中追求自身有意义的存在。在我看来, 很多老师的工作就是在建立第二教育。但无须张扬, 也不摆出挑战姿态, 只默默地做, 持续地做, 一点一滴地做:真正的教育从来都是“润物细无声”的。

第二、它牢牢把握“当下”, 不虚构美好的未来, 不寄希望于一劳永逸地解决社会、教育弊端的所谓“彻底、根本的变革”, 而宁愿采取现实主义和经验主义的态度。不是为了美好的明天, 就是为了美好的今天。所以它必然是一个渐变的过程, 而且从当下做起, 并在当下的教育实践里, 获得意义, 享受快乐, 是实实在在的, 而不是渺茫的、幻想的。

第三、从下面开始, 起点在权力之外的某个地方, 即我和你, 我们之间。眼光向下, 立足于自身, 立足于和自己一样独立的人们。而且面对的永远是一些具体的个人, 一个一个具体的学生。也就是我经常讲的:“帮一个算一个。”这是一个草根运动, 也可以说是一个教育志愿者的运动, 力量就在你自己和你的朋友, 一起来把握自己的命运, 教育的命运。

第四、更注重行动, 不仅是理想主义者, 更是清醒的、理性的、低调的行动主义者, 做一个普通人应该做或者可以做的事情。就像刚才许丽芬说的, 在荒诞教育环境下, 做自己可以做的事情。而且要相信只要有一个人做, 有一群人做, 就会有更多的人做, 它是有辐射效应的。我们要有自信:我们所做的这些事情是符合人性的, 是符合教育本性的。因此只要做好了, 有效果了, 就有说服力, 就会吸引更多的人, 和我们一起做。在这个意义上, 我们的孤单, 也只是相对的。

我想要说的就是这个意思:在认清了中国教育不可能有大的变化, 不抱任何不切实际的幻想的前提下, 我们又要“反抗绝望”, 做有限的和可以做到的事情, 提倡一种静悄悄的教育变革, 从我们身边做起的, 来自于底层的教育存在的变革。既对教育现实保持清醒, 又采取进取的态度, 既悲观, 又积极:这两个侧面是相反相成的。就像我一再强调的, 在座的老师, 还有比例很小、绝对量并不小的老师, 都已经在这么做了, 我只是希望把这样的努力, 变得更加自觉, 并逐渐吸引更多的朋友参与其间。

我要说的第三点, 是我们要用一种什么样的精神做这些事情?

这也是对老师们的经验的总结, 就是两句话:一是韧性精神, 二是教育智慧。

这里我稍微展开来讲一点鲁迅有关“韧性精神”的思想。他讲了一个故事:你要到山东去, 带行李下火车的时候, 就会碰到当地的青皮, 他给你运货, 说要两块钱。你说:路不远, 他还是说要两块钱;你说:行李不重, 他依然说要两块钱;最后你说:不要你送了, 行不行?不行, 还要两块钱。认准一个目标, 要两块钱, 就要到底, 不达目的绝不罢休。鲁迅说, 这样的流氓习气固不足取, 但其韧性精神却值得学习。

我理解鲁迅倡导的韧性精神具体来说有三个要点。首先是要有长期奋斗的思想。鲁迅说:一代不行, 就两代、三代———地坚持下去。从个体生命来说, 一代、两代、三代的时间确实太长了, 有点可怕;但是从民族的发展来看, 两代、三代就不算什么。我是看明白、也想明白了, 反正在我的有生之年, 已经看不到中国教育会有多少长进;而且在我看来, 在座所有老师, 大概都看不到自己教育理想的实现, 原因就是前面说的中国改革 (不仅是教育改革) 的空前复杂与艰巨, 对此必须有充分的估计和思想准备。我们的努力, 只能是“只顾耕耘, 不问收获”。

第二、要慢而不息。这个“慢”包含两个含义:一是中国做事情太困难了, 鲁迅说连搬一个桌子都要流血。因此, 只能慢, 必须慢。另一面, 教育本质上就是一个慢的事业, 是一个长期的潜移默化的过程, 是急不得, 也无法立竿见影的。但是不能因为慢, 就停息不前。要慢而不息, 认定要做一件事, 就做到底, 绝不停止, 绝不放弃。即使落后, 也要坚持做;不怕慢, 只怕站着不干。

最后, 鲁迅还说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观点。认准一个目标, 有几种做法, 一个是不吃、不喝、不睡去干, 精神可嘉, 持续不了, 顶多一个月。但是一边做, 一边该谈恋爱, 该读书就读书, 该玩就玩, 这就可以持续很长时间。这就是说, 要把你的奋斗变成日常生活实践, 不是在非常时期, 用非常手段去做事情, 那只能坚持很短一段, 无法持久。如果变成日常生活化的努力, 就可以长期做下去。

我在很多场合都讲鲁迅的这一思想。我说有三种活法:一种是“只打不玩”, 精神可嘉, 却难以坚持;一种是“只玩不打”。其实, 这是现在大多数人的生活方式, 我觉得要尊重这种选择, 只要他是用自己诚实的劳动, 支持自己的“玩”, 是不失为一种人生选择。但是我们这些人, 总想做一点利己利人的事, 就不能只玩不打了。那么, 就只能“边玩边打”, 一边为自己的某个长远的或短期的目标而努力奋斗, 同时该玩就玩, 该干什么就干什么。坦白说我现在就是这么做的, 每年都看准时机写一两篇很“狠”的文章, 有人欢喜, 有人骂, 还有人怕。我也不管, 从来不看别人的反应, 骂我也听不见。我就去玩了:该旅游就旅游, 该看戏就看戏。等到休息好了, 再找个机会, 写篇文章“打”一下:这样的日子, 多痛快!

我最喜欢鲁迅说的两个字:“纠缠”, 像毒蛇一样地纠缠。我对中小学语文教育的介入就是毒蛇般的纠缠。一些教育界的既得利益者不是不喜欢我, 要赶我吗, 我偏不走。这个世界绝不能让既得利益者那么顺利地独占一切, 总要有人反对。我的存在就是让你不舒服, 明知道打不过你, 也要纠缠不止, 这也是一种人生价值。很多青年让我题词, 我就是写这八个字:“边打边玩, 纠缠不止”。

但纠缠也要有方法, 这就是“智慧”。这就涉及到问题的另一个方面。我经常说, 思想者和实践者的逻辑是不一样的, 思想者讲彻底, 超前, 实践者要讲现实条件, 讲妥协。在现实生活与教育实践里, 完全不妥协是不行的, 但妥协又要有一个度, 过了度, 就会失去自己。如何掌握好“度”, 既能通过一定的妥协, 把事情办成, 又不失度, 不丧失自己的基本原则, 这就需要智慧。这里还涉及对现代体制的分析。刚才已经谈到体制的根本问题, 这是就其整体而言, 具体的实际情况就比概括的分析复杂得多。统治尽管严密, 却并非毫无空隙。我在第一天讲话里, 提到在座的老师遇到的五大问题, 其实也还有另一方面。

第一、行政部门的压制固然存在, 但也不是铁板一块, 而且时紧时松, 这就有鲁迅说的“钻法网”的可能:当它松的时候, 你就拼命挤进去, 把它扩大;等它紧的时候, 你就沉下来做准备;再松了就再作发挥, 而且发挥得更为充分。这是一个反复博弈的过程, 而且缝隙会越来越大, 路越走越宽, 反正我们并不谋求私利, 就是想按我们的信念, 做一点有利于学生健全发展的事情, 这是关不了, 档不住的。

第二、现在家长的情况总体来说, 问题很多, 常常成为应试教育的社会基础。但据我的观察, 家长也在发生变化, 一些家长本身就有一定的人文素养, 他对现行的应试教育是有看法的, 这就有了和我们沟通的可能。如果我们做好工作, 至少有一部分家长是会由阻力变为支持我们的存在变革的动力的。

还有学生。学生的不理解, 以至反对, 这确实是我们最感痛苦的。但同时也应该看到学生的可塑性, 关键还是看我们的引导。我一直认为我们严重了低估了中学学生的创造力和想象力。只要引导得当, 孩子是能够成为改变教育存在的主要的推动力。刚才夏昆老师发言里谈到了学生对他的试验的支持, 其实我们每个人都会有这样的经验和体验。

第四, 同行的不理解与掣肘, 确实让人沮丧;但也要看到, 同行也是复杂, 可能变的。今天夏昆老师没来得及讲, 但他昨天告诉我, 他所做的艺术教学, 最初被看作是异端, 但最近变了, 有的老师主动要求他提供电影教育方面的资料。你做得好, 学生接受了, 就有可能被一部分同行接受, 不管他动机如何, 这总是好事。反对你的同行, 也有变的可能, 我们的教育试验, 在学校里并非完全没有发展的空间。

最后, 社会环境也会发生变化。这次企业家的介入, 本身就说明了外在的环境正在变化, 会有越来越多的社会有识之士, 理解与支持我们。而且我认为经过努力, 宽容、宽松的社会舆论环境, 是可以在局部范围内实现的。发展空间与机会总是有的, 就看你能不能利用机会, 关键在你有没有足够的教育智慧在现行体制下寻找发展的空间。

3.关于单亲家庭子女的教育问题 篇三

案例1：

小田，几个月时父母离异，由奶奶抚养长大。从小任何事情都是由奶奶一手包办，导致小田到了四年级仍然由奶奶喂饭、穿衣服。只要小田和任何同学发生一点矛盾，奶奶一定会亲自出面或警告孩子本人，或找其家长告状。一次，小田与同学发生了矛盾，他奶奶找到了对方家长。结果，两人发生了冲突，甚至动起了手。还有一次，小田与同学发生了矛盾，第二天一早，奶奶赶在老师来学校之前，冲到学校，把班级全体学生骂了一顿。长期如此，导致小田在学校几乎没有朋友。

案例2：

小可，与小田有着相似的经历。几个月时父母离异，由奶奶抚养长大。与小田的懦弱不同，小可是一个极端霸道的孩子。谁和她玩，都得听她的，只要与她意见不合，她就会动手，而且她还很会打架，一般同学都打不过她。所以，班里的男孩怕她，女孩嫌她太野蛮，也不愿意和她玩。

这是两个截然相反的例子。两个孩子一个男孩，一个女孩，有着相似的家庭背景，有着相似的经历，但却形成了截然不同的性格。男孩子的过分懦弱与女孩子的过分霸道，都不是正常的现象。为了孩子的健康成长，作为一名教师，我认为自己的责任是让孩子能在一个正常的环境中健康地成长。为此，我做了很多工作。

一、与家长建立良好的互动

1. 取得老人的信任。这样特殊家庭的老人，对孩子过分的溺爱是可以理解的，但是绝对不可以任其发展下去。如果任其发展下去，那无疑是为社会多添了几个问题儿童而已。要想让孩子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就得让照顾他们长大的老人认识到自己教育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及所产生的后果。

在充分了解孩子的生长环境之后，我与这几位老人进行了深入的沟通。首先，我肯定孩子身上的优点，继而肯定老人对孩子的教育。老人听到老师夸自己的孩子，难免会很高兴，再听到老师对他们教育方法的肯定，就会觉得老师与他们是站在一起的。在取得老人充分的信任后，再婉转地提出孩子身上的一些不足之处，再帮助他们分析这样下去，孩子在将来的成长路上会遇到哪些问题。其实，很多老人也清楚自己在教育方面有问题，但缺乏正确的教育方法。因此，教师在帮助老人分析利害关系后，还要对老人进行教育孩子方面的辅导。

2. 对老人进行如何正确教育孩子的辅导。在这个科技飞速发展，媒体如此发达的时代，小孩子接触到的东西也丝毫不比大人少，但小孩子明辨是非的能力弱，对周围的事物也懵懵懂懂的。所以，要想教育好孩子，就得不断学习，作一个学习型的老师与学习型的家长。而这个要求对于一些上了年纪的老人来说，肯定会有困难。因此，我经常看一些家庭教育方面的资料，然后用通俗的语言讲给这些上了年纪的老人，让他们不知不觉就接受了新的理念。另外，这种辅导要经常地进行，以达到“洗脑”的效果，使他们成为具有全新教育理念的新时期的家长。除了理论的指导外，还要结合具体事例，帮助这些老人教育孩子。

3. 与孩子的父母沟通，了解亲子互动情况。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也是最重要的老师。但由于这些的孩子的特殊经历，导致他们与父母的沟通很少，使得本来因父母离异而受伤的心灵，因得不到父母的有效沟通与疏导，而很容易走向另一个极端。一个缺乏沟通的家庭是不健康的，也是不是利于孩子成长的。为此，我经常与孩子的家长联系，让他们尽量在自己有时间的时候多与自己的孩子沟通，促使孩子身心健康发展。

三、抓住机会，对学生进行正确的教育

一个团结向上的班级体，对于孩子健全人格的形成，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因此，我经常利用一些机会，对学生进行团结友爱的教育，通过一些小故事，教育他们对人要宽容，与人相处要友善。当这些孩子与其他孩子发生矛盾时，要从正面进行引导。记得有一次，小可与班上的同学发生了矛盾：那天，她因为一件小事和班里的一个男生打了起来，他们用装着水的瓶子当“武器”，在班级里打起了“水仗”。当我走进班级时，映入眼帘的是满地的水，正在擦着湿桌子的“受害者”，还有两个怒目相向的“战士”和一群正在看热闹的学生。那几本被淋湿的书本懒洋洋在躺在窗台上，正在接受阳光的抚慰。还没等我开口，一群学生就把我围起来，七嘴八舌的说：“老师，他们打仗了。”“老师，他们把教室都弄湿了。”我看了一眼那两位“战士”，谁也不服谁，还在那对峙呢！我决定先冷处理。我对他们说：“有什么事等下课再说吧，先和同学们把班级整理好吧。”他们俩默默地和同学们一起收拾起由他俩造成的残局。不一会儿，教室就收拾好了。上课时，我发现他俩都心不在焉地。下课后，我把那两个学生叫到了外面，他们以为会挨批评，表情很紧张。我望了望他们俩说：“你们刚才过泼水节了呀？”一句话给他们逗乐了，气氛不那么紧张了，他俩也都不好意思地低下了头。我让他们俩分别说一说打架的原因，其实是因为一件非常小的事，他们互相道歉后，我留下了小可。

我对她说：“你能跟老师说一说你对今天这件事的看法吗？”她看了我好半天也没说话，好像不知怎么开口。等了一会儿，我说：“老师知道，你是男孩子的性格，平时也喜欢和小男孩一起玩，但开朗不等于野蛮。你是一个小女孩，如果真的动起手来，吃亏的还是你自己。再说，在学校打仗也是不对的啊！想一想，刚才打仗时，在你们周围的同学都受到了你们的牵连，书本湿了，衣服也湿了。如果换做是你，你的心里会怎么想呢？”她很坦诚地说：“我会很生气。”我说：“这就对了，以后再做事情的时候，要学会换位思考。其实你是个好女孩，开朗大方，对班级里的事也关心，为班里做了不少贡献，就是有时做事情太冲动了，这样很容易伤害到别人，也容易做出让自己后悔的事。老师希望以后不管做什么事，都要认真想想，想好以后再做，好吗？”她看了看我，点了点头。

又一节课后，小可主动找那个男同学承认了错误，并握手言和。

事后，我对自己处理事情的经过进行了反思。其实当时看到班级里的场面，我真的很生气，但如果我狠狠地批评他们俩一顿，以这两个学生平时的表现，他们肯定会将责任推给对方，尤其是小可，她一定会进行一番狡辩，处理问题时，也少不了一番“唇枪舌战”，结果可能是自己生气，还没有解决好问题。

4.关于人生的感悟教育：面子问题 篇四

其实，没有人不爱惜自己的脸面，特别是我们中国人，骨子里更是把面子问题看得非常重。放眼周围，就连稚嫩儿童，从懵懵懂懂明晓事理以来，也会渐渐学着怎样讨人欢喜，而得到对方的赞赏。还有的人，骂人到了极限，会咒骂对方怎样怎样死不要脸。其实，现在的人死了也是要脸面的，没听说过人死了大都要整理一下仪容吗，就连农村最简单的，也要为逝者洗洗脸，穿身体面地服装呢。

我们生活在这个物欲横流、瞬息万变的时代，相信不少人都曾有过这样的感慨，某某太不给我面子了，今天这件事太伤自己的颜面了……其实，那是自己没搞清一个问题，就是面子是自己赚来的，不是别人给的，即使有句话说“某某人给足了你面子……”，那也是你自己当得起，别人没法不给。比尔盖兹曾说过这样一句话“在你成功以前，没有人会在乎你的自尊”。道出了很多人的心态，不要抱怨这世道的世态炎凉，它本来就很现实，胜者王侯败者寇。富在深山有远亲，穷在大街无人问。人们更多关注的是结果，至于过程太多时候都是少有人问津的。

通常情况下，什么样的人会有面子，也可以说会得到别人不管是发自内心还是表面敷衍的尊敬，钱可通神，权可遮天，才高八斗……这些都可以看作是傲人和自傲的资本。不管是你自身有这个魅力，还是狐假虎威地依仗着他人的威力，只要你在某方面优对方一等，那么对方情愿不情愿的，大都要买你的帐。为什么，因为你的面子大呗。不买你帐，不给你面子，也许是对方觉得你还不够格，你有点不配、或者说不值得他给你留面吧!

其实，面子的问题就看你怎么看了，面子并不是虚幻的，它有时候可以为你带来一些实实在在的东西。面子有时候并不是无形的，它是可以实实在在的让人感受到的。有面子的人可以说是无往不利，做什么事大都做到畅通无阻。当然，面子的问题也不是绝对的。比方说，你在特定的范围内有人给你面子，但出了这个圈子，也许就没有人认识你是何方神圣了。面子的释义，也可以说是使你在所处环境中，得到优待的一种特权、通往坦途的指路标。

也许只是因为面子问题，某个特定的时刻，我们需要自己虚伪的把面具挂在脸上，或者一刻不停的向着设定的目标努力……面子成了不可推卸的负担，好像是活给别人看的，失去了自我。

5.关于农村教育问题的调查报告 篇五

一、乡村学校负债累累。

由于农村的学费难收齐，而教师的办公经费又不足，导致很多学校只得向私人借款维持学校的正常运作。为达到“普及九年义务教育”标准而向私人借贷进行学校硬件的维修与完善，再用新学期的学费来补齐这部分缺额，之后在循环往复的例子数见不鲜，而一些地方教育主管部门却无视这一现状，使得农村教育更加举步维艰;再如一些学校为应付上级主管部门的各种检查，而不惜花巨额费用加以招待，使得农村教育发展更加不堪重负。致使农村很多适龄儿童得不到良好的教育甚至辍学，而只能“望学兴叹”。所以农村学校的负债问题势必会阻碍中国教育的发展。

二、繁重的杂费让学生家长难以承受。

我们国家已经落实了九年义务教育阶段免学费的惠民政策，但实际上，在农村教育学生的财力负担却不降反增，这主要是由于学费免了，而杂费加了。这主要是因为地方财政吃紧，教师工资经常无法到位，所以学校选择了通过对学生加收杂费来调节。据调查，农村学校增收杂费的方式主要有以下几点：其一，强行要求学生购买了一些“多余”的课辅资料，以收取出版商提供的回扣，从而增加了学生的财力负担;其二，摊派，如当地架桥修路或学校教学楼的兴建及学校其他硬件设施的完善，都会向学生摊派任务，而靠耕种几亩薄田为生的农民家庭，无疑是比不小的开支，甚至难以承担而选择让孩子弃学。

6.《关于我国大学教育问题的思考》 篇六

近三十年来，中国的大学经历了市场化(如取消毕业分配和实行收费制)、国际化(如“建世界一流大学”和大规模合并)、产业化(如疯狂扩招和建大学城)三大高潮。但它变得像混合了政府和企业功能的奇怪公司：是公共服务，却由家长们高额支出；是产业经营，却背负了2500亿元债务；出售产品，却没有售后服务；是投资，却不保证你的回报。

大学的理念越来越混乱，而其行政管理、评估体系、课程、老师和学生，都出了问题。大学的定位和专业设置同质化严重，从教授到学生的造假舞弊令学术成为笑话。大学的腐败、两性和安全乱象总在社会新闻版出现。中国的大学不再精心培养能独立思考的“人”，而热衷于培养“就业员”。

教育体制改革中的诸多口号中，高等教育产业化是执行得最有力的，这直接就意味着学费连年上涨，扩招年年实行。历数一下近年的大学，从招生、教学、考研、学术、收费、征地、贷款、就业乃至师生关系、校园生活、社会活动，无不是丑闻连连。而大学负上巨债已经不是新闻，燕山大学、浙江大学城市学院、吉林大学等学校都欠下了几亿、十几亿乃至几十亿的债务，曾有媒体报道的数据说，我国高校负债实际的数字可能在4000亿到5000亿元之间。

当大学成为消灭童年、浪费青春、消磨斗志、回报渺茫的人生圈套，知识就无力改变个人命运；当大学成为官场、商场、欢场与名利场，大学的谎言就毁了中国精英的生长土壤。古时，彼此是家庭关系，“养不教，父之过；教不严，师之惰”；1919年以后，蔡元培要把京师大学堂变成现代大学时，学校自治，学生自由，彼此是朋友关系；1952年以后，中国大学学习斯大林模式，大学其实是高等技术专科学校，都是为社会服务的螺丝钉，彼此是同事关系；1977年，关闭11年的高考闸门再次开启，大学得到了一批最有理想主义的追求者，彼此是恋爱关系；到了2010年，大学招生推动GDP、大学城建立拉动房地产，彼此早就成了交易关系。

当我们与大学失去了亲近如父子、知心如朋友的精神伦理，大学就只剩满足短期需要的供需关系——江苏省10年换了5个高考方案，50万考生的命运也跟随着朝令夕改；《2010年就业蓝皮书》显示，数年前的热门专业转眼便成了“失业热门”，法学、计算机、英语、国际贸易、工商管理等专业是2007年至2D09年连续三届失业人数最多的专业。

当大学失去了理想主义和独立精神，也就失去了培养精英的生产力——北京不少于10万大学生患有抑郁症，毕业后又沦为唐家岭的蚁族；《中国青年报》一项上万人参与的调查显示，34％的人后悔读大学，51％的人认为，在大学里没学到有用的东西。

大学要培养的应该是“健全”的精英，他需有自由独立的思想、天马行空的创意、逆流而上的意志、推动社会进步的精神，有着蓬勃的生命力。

大学应该是一个社会的良知和思想发动器，大学应该为这个社会培养具有正义、勇气和智慧的学子，在他们走上社会之后能够有能力去逐步改善这个社会中不好的东西，促进社会的发展，并不断致力于人类物质社会的改造，以及科学、艺术文学等精神文明的探索和提升。

商业中逐利的浮躁气息充斥着整个校园，学术与商业的挂钩和教师职称评定的畸形化，使得大学校园里越来越多的老师不重视教学而忙于自己的项目，忙于发表论文。因为有了论文，有了项目，才会有职称和金钱，才会有房子、车子和各种名誉，这样的老师那里有时间去传业授道解惑呢？

改革开放三十年来，中国已经诞生了很多的企业，华为、联想、等等，人们已经创造积累了很多的物质财富，物质生活也越来越优越。而我们却越来越齐心协力地追求金钱，我们创造了很高的GDP，但同时我们面临着越来越多的社会问题：工业的发展带来了很多的环境污染，大都市白领的生理和心理健康每况日下，越来越多的高校毕业的大学生找不到工作，都市人在物质富足的表象里精神匮乏，借以酒吧、网络游戏、聚餐等打发时间，青少年儿童以及高校大学生自杀比率升高，流行文化越来越庸俗甚至恶俗化„„而这些问题却很实在地关乎我们每一个人的幸福，我们这个社会的整体幸福。但这一切，靠钱都不能解决，是要靠文化，靠智慧。

靠文化，靠智慧，人才能够得到幸福，国家才会真正强大。为什么一定要去做教育？答案是只有教育才能从根本上改变一个国家的素质，而我们目前的中国缺乏真正的教育，为什么这么说？看看教育和社会的现状以及我们传统文化的断层现象我们就可以明白。我们的小学、中学乃至大学教育都在教学生不断地考试，关注考分，然而，做了那么多的试卷，考了那么多的试，拿了学士、硕士、博士文凭就能解决人生和幸福的问题吗？看一看现在的大学生面貌，有多少人不过是在混一张文凭而已，还自欺欺人地以为：这张文凭会给自己带来一份不错的工作和钱途，可能么？

那么什么是真正的教育？德国二百年前的教育宣言曾经如此说道：教育的目的，不是培养人们适应传统的世界，不是着眼于实用性的知识和技能，而要去唤醒学生的力量，培养他们自我学习的主动性，抽象的归纳力和理解力，以便使他们在目前无法预料的种种未来局势

中，自我做出有意义的选择。教育是以人为最高的目的，接受教育是人的最高价值的体现。

同时我们回过头来看看中国传统的知识分子是怎样做的，宋朝一代大儒张载曾如此说过：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从此以后，这句话成为了中国知识分子的共识，而现在，我们的社会中有多少这样的学者？我们的大学里有多少这样的教授和博导？ 现在我们的社会很多人都在一味地追求金钱作为人生最高目标，从让我们痛恨的房地产商到现在的医院，从老师到卖奶粉的，很多人都忘了自己本职工作的职业道德，一味地拜金。缺乏文化和责任的富人们给我们的社会带来了越来越高的交易成本和越来越多的危害。

在这么一个逐利的社会里，究竟还有多少中国人会静下心来学习和传承我们博大精神的传统文化？《老子》、《论语》、《大学》、《金刚经》、《资治通鉴》等等，这些经典的遗产我们继承了么？我们该怎样把这些东西交给我们的下一代，如果不能交给，如果不能完成五千年里中国文化的传承，我们何以有颜面自称为中国人？

曾经有句话是这样说的，一个国家破亡而文化存在的民族，一定可以恢复国家（比如

以色列），但一个文化破亡了的民族，无一例外地彻底从历史舞台上消失了，比如古巴比伦等。而正是由于这些精髓的传统文化丢失，我们的社会才变得越来越千奇百怪。

学校缺乏真正的教育导致了社会上很多人盲目逐利、精神空虚、各种社会问题曾出不

穷，传统文化精髓遗失，后面两者又反过来影响着学校的教育，如此的恶性循环回把我们带向哪里？我们的后代将会生存在一个什么样的社会里？

7.关于教育预算绩效评估问题的思考 篇七

一、教育预算绩效评估存在的问题

就中国近几年来的教育发展而言, 在政府特别是中央政府科教兴国和教育优先发展战略的指引下, 通过不断追加投资, 教育取得了显著的成就。但是中国的教育财政投入仍然没有摆脱粗放式增长的趋势, 资金使用和管理效率却并无实质性提升, 意味着传统财政资金分配和使用模式并没有发生根本性的改变, 财政资金的使用是以牺牲其他公共服务为代价而实现的一种短期的、非可持续的发展。究其原因, 绩效评估指标体系的不完善和绩效评估工作实施的制度环境存在问题是两个主要的因素。

(一) 教育管理缺乏一套有效的“投入-产出”监督评估体系

首先, 目前中国的教育管理由于缺乏一套有效的“投入-产出”监督评估体系, 致使义务教育投资的资金被挪用或被低效使用的现象普遍存在。就资金运用效率而言, 一方面是义务教育财政资金十分紧张, 各地方政府都在抱怨义务教育财政投入不足;另一方面在不少地方, 教育资金的使用仍缺乏有效的严格监督, 浪费和挤占挪用教育经费的现象也时有发生。由于GDP政绩考核指挥棒的指引, 各地的地方政府表面上十分关注本辖区内的义务教育财政投入工作, 但实际上、财政创收、招商引资、工业增加值、产业结构调整等经济工作却始终是各地地方政府的头等大事, 这从各个地方政府的工作报告中就可以清楚地看出, 往往涉及民生的公共支出的介绍和统计数据都放在了报告的后面, 甚至最后的位置, 并且一带而过, 而有关经济总量和经济发展状况的介绍却放在报告的首要位置, 并占有大量的篇幅。所以, 在这种工作思路的影响下, 义务教育就变成了一种被动工作, 其效率也就难以得到了保证。

(二) 财政预算的软约束现象十分普遍

其次, 由于中国财政预算管理体制的特殊性, 使得财政预算的软约束现象十分普遍。预算外资金的监督仍然是当前义务教育各个监督环节中最薄弱的部分。在很多地方, 学校的各种收费还没有完全纳入财政管理, 也有些地方采取收费全额上交再全额返回的办法。特别是义务教育, 由于在义务教育政府买单之前的很长一段时间内, 乡村小学的建设资金都是通过村民捐助和行政摊派等方式实现的, 这和中国农村地区素来有乡绅捐资助学的传统有关。但是, 这些社会捐助资金实际上也没有纳入财政资金专户管理, 而是大多被纳入县域教育行政部门的“小金库”。虽然这种捐资助学资金的管理方式并非一定会产生行贿、受贿、私自挪用等行为, 但是这样一笔庞大的资金, 既没有向社会公开, 也没有纳入政府财政监督, 势必会造成政府财政体外循环, 教育资金的暗箱操作, 并在相当程度上难以保证资金的有效使用。

(三) 教育监督还存在着很大的法律真空

虽然我国先后颁布了《教育法》、《义务教育法》等教育相关法律, 但事实上这些与教育相关法律大多缺乏财政监督活动的法律依据。例如法律上规定人大有财政预算监督权, 由于没有可操作的实施细则, 实际上人大几乎不能真正对教育财政预算进行监督。尽管, 有一些地方已经制定了本地区的《预算监督条例》, 但其可操作性仍然不够。由于缺乏相关的法律对人大及其常委会的财政监督权力予以细化, 加之部门预算没有普遍推广, 教育经费的总预算并没有明确列出, 教育经费是否实现了有关法律规定的要求, 自然也难以审查。

(四) 教育财政绩效评估相关制度不完善

就中国政府近几年开展的教育财政绩效评估工作而言, 该项工作目前还处于探索阶段, 由于一些现有管理制度的束缚和配套措施的不完善, 使得实践力度和效果均很不平衡, 基本上还处于原始的“手工业”水平上。这方面存在的主要问题有:1.没有形成标准的绩效考核制度;2.缺乏系统理论指导, 实践中表现出极大的盲目性;3.绩效评估具有单向性特征—重视财政部门对教育部门使用财政资金的评估与控制, 忽视对财政部门的评估与控制;4.评估考核从内容到程序没有规范化, 随意性很大, 因而评估结果很难作到客观、公正;5.不是把评估考核作为提高教育财政管理水平的措施, 而是作为消极防御的手段;6.教育财政绩效评估过程具有封闭性、神秘性等。

二、推进教育预算绩效评估的建议

(一) 绩效评估的理念创新是推行绩效评估工作的先决条件

大多数地方政府和领导干部还未建立财政支出的绩效理念。财政资金支出后往往没有实际考虑其效率和效益, 还只是处于关注财政资金的安全性和可控性, 侧重资金使用过程的控制和部门内部的制衡等传统的针对资金使用过程的检查阶段。财政监督仍是注重对财政收支的合规性检查, 而绩效结果的关注力度不够。由于“信息不对称”因素的存在, 使得下级处理具体事务的职能代理部门的信息量远远大于上级的行政委托部门, 造成监管的盲区, 形成监督“空白”, 使“寓监督于管理中”的目的难于达到。一方面, 传统的突击检查式监督, 重事后监督, 没能有效地将财政监督贯穿于财政资金收支的全过程中, 事前、事中监督仍很薄弱;另一方面, 财政部门内部管理控制机制仍不健全, 监督检查机构对其它业务机构的管理监督还远不到位、力度也不够, 影响了财政部门内部管理控制机制有效发挥作用;而且财政监督越频繁, 职能部门的反监督、抵触情绪、不配合行为越明显, 对于上级委托部门的任务目标偏离度就越大。在这种绩效管理的理论尚未深入人心情形下, 推行绩效评估就会出现“南辕北辙”的结果。本来绩效评估的目的是为了通过推行绩效管理来优化行政管理的效率与效果, 而在缺乏绩效理念的情况下, 各级政府工作“为评估而评估”的现象较为普遍, 绩效评估与公共服务质量的改进缺乏有效整合。

(二) 改善教育绩效评估的法制环境

法律法规作为一种强制性政策工具, 已成为从政策制定到政策执行的重要手段。从国外财政支出绩效评估的多年实践来看, 其制度体系的建设在绩效评估工作的推进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这些国家通过财政支出绩效管理的法制化建设, 使这项工作从一开始就在法治化和规范化的框架内有序进行。中国要实施教育财政支出绩效评估也必须需要相应的法律作为科学、公正地实施评估的保障。从中国目前的情况看, 财政支出绩效评估法律、法规建设近乎空白, 制约了绩效管理工作的深入开展。为此, 要加快财政支出绩效管理的法制化建设步伐, 在《预算法》、《审计法》、《教育法》和《义务教育法》等法律中增加绩效管理的条款, 通过强化财政支出绩效的法律地位, 加强财政绩效管理的约束力。同时, 各级人大也要在政府财政收支预决算的审查方面, 从合规、合理、合法性审查向绩效结果审查转变。此外, 还要研究制定《财政支出绩效评价准则》、《财政支出绩效评价办法》、《财政支出绩效评价指标设置及标准》、《财政支出绩效评价结果应用》等制度和办法, 并要建立财政、使用财政资金的单位、审计、监督机构、社会中介机构在绩效评估管理中的工作制度与规则, 明确业务分工和职责。

(三) 动态改进教育绩效评估指标体系

有效提升绩效指标和绩效标准体系科学性是绩效评估系统设计工作中最关键的一步, 也是目前制约中国绩效评估实践的困难所在。因此, 要想继续深入开展教育财政支出绩效评估工作, 首当其冲是要建构一套科学合理、具有可操作的绩效指标体系。第一, 在评估指标体系的构筑中, 设置更多的软性指标。目前所存在的各种教育财政支出绩效评估中往往过多地关注了教育财政投入数量产出指标, 而忽视了教育财政投入的质量指标, 导致了对教育硬件设施投入的过分追逐。特别是在实现义务教育普遍服务的过程中, 希望工程和中央财政扶植很多中小学建造了高标准的校舍和设施, 而正式教师的缺编和农村教师待遇低等问题却未得到相应的重视。低工资的现状无法使高质量的教师安心在农村教书, 极大地影响了农村地区义务教育的质量, 而这类问题目前还无法有效地通过义务教育财政支出数量产出指标加以衡量。因此, 适当的关注教育的质量产出, 对于评估结果的正向导向作用具有重要的意义。第二, 评估技术和方法依然有待完善, 尽快使整个评估在操作上摆脱“手工操作”, 提升绩效评估的科学化程度。在操作过程中, 遵循“定性分析——定量分析——定性分析”的操作规程, 增强评估过程的可操作性, 真正做到评估结果可靠和有效。避免最终结果转化为上级行政部门平衡各种下级关系的手段, 从而严重影响了评估的有效性和可信度。

(四) 加强专业机构作用, 提高绩效评估公信力

独立的第三方进行的外部评估, 是指由政策制定者与执行者之外的人员进行的正式评估, 包括受行政机构委托的研究机构、专业评估组织 (包括大专院校和研究机构) 、中介组织、舆论界、社会组织和公众, 特别是利益相关者参与等多种评估主体。中介组织的评估独立于政府行政部门之外, 能较大程度地保证评估的客观性, 有利于政策评估的科学化。由于外部评估者的地位比较超然独立, 其评估结论一般不带偏见, 常常比较公正客观。就中国义务教育财政支出绩效评估而言, 目前大多依靠政府内部评估方式进行体制内的评估, 即主要由教育行政机构内部的工作人员进行的评估, 这是一种较为传统的评估方式。随着教育绩效评估工作的深入, 可以在完善政府内部绩效评估管理体系的基础上, 适时地引进外部专家智力和借助社会评价机构提升绩效评估的客观性和可信度。具体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入手:第一, 可以建立绩效评估专家数据库。针对不同的义务教育财政支出项目, 逐步细化绩效评估指标, 分门别类建立相应的评估体系和专家团队。对专家数据库实施动态管理, 每次评估时可以动态的确认评估专家的名单, 进行封闭式评估。第二, 可以将教育财政支出的绩效评估工作委托给非营利性第三方评估机构, 由第三方对教育部门的绩效进行评估, 以求评估结果的科学和公正。第三, 通过绩效合同的方式将目标 (结果) 和预算资金更好的结合起来。在进行客观评估的基础上, 可以考虑建立一个公共发布网站, 将专家与评估机构的评定结果公布于众, 增加整个评估体系的透明性。

参考文献

[1]吴志明.KPI帮你解决绩效评估中的难题[J].中外管理导报, 2001 (02) .

[2]王立国, 陈坤.标杆管理组织提高绩效的利器——对标杆管理的再认识[J].技术经济与管理研究, 2005 (04) .

8.关于早期教育的问题 篇八

孟广平，1929年生，北京人，研究员。1952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历任北大教学行政处负责人、北大附中校长、教育部科技司副司长等职。1982―1989年任教育部职业技术教育司司长，后任国家教委职业技术教育中心研究所常务副所长、中国职业技术教育学会常务副会长、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技术与职业教育项目（UNEVOC）国际顾问委员会成员，2005年4月病逝。本刊“名家视线”栏目设立之初，曾为纪念孟广平先生逝世五周年发表过他的遗作《改革要有超越传统的创新观念》。在纪念他逝世十周年之际，我们再度将他生前尚未来得及正式发表的这篇“研讨”介绍给大家。或许在今天看来，这篇杂谈中某些观点可能已不再有多少新意，但谁又能够否认十年前他在此文中提出的理念和思路具有前瞻性和先导性，尤其是对于当前我们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建设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的理论与实践探索，依然具有十分强烈的现实性和针对性呢？

【摘 要】我国“职业技术教育”名称的简化不利于技术员类人才的培养，高中阶段两类教育的比例应稳妥考虑，职业技术教育的成本和效益评估应予以充分重视，要检讨教育的整体结构。

【关键词】职业技术教育;教育比例;成本和效益评估;整体结构

【中图分类号】G71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6009（2015）20-0011-03

一、职业技术教育的定义和内涵

（一）我国的“职业技术教育”，就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其文件中使用的“技术与职业教育”（technical and vocational education，简称TVE）。它包括“技术教育”（technical education）与“职业教育”（vocational education）两个有区别又有联系的教育类型。

1985年起草《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时，因为有人不赞成原稿用的“职业、技术教育”的两类教育的概念，所以折中改为“职业技术教育”，去掉“、”以求妥协，但潜伏了分歧。

1993年起，将“职业技术教育”改为“职业教育”，反映了分歧的深化。而两种本来不同的观点却在改称“职业教育”上表现了一致：

——以中华职业教育社为代表的一派，反对职业教育與技术教育是两类有联系又有区别的教育，主张只有“职业教育”一类教育，其中包括技术教育。主要根据是当初黄炎培先生创业时的提法，却忽略了现代专业技术人才结构变化及相应教育的新发展。

——原国家教委的有些同志实际上同意说职业教育与技术教育是两类区别的教育，但认为技术教育与职业教育不是一个体系，而应属工程教育体系，所以也赞同把职业技术教育中的技术教育拿出，改为职业教育。这表现在对高等职业技术教育培养目标的认识上，认为技术专业教育应归普通高等教育系统，高等职业技术教育只是培养“高级技艺性人才”的职业教育和培训，所以应称“高等职业教育”。但又不好说中等职业技术教育也不含技术教育，所以赞成淡化三类中等职业技术学校在培养目标上的差异。

对职业技术教育的提法之争，不是咬文嚼字之争，或是管理之争，而是对职业技术教育的地位、作用认识不同导致的根本问题之争。把“职业技术教育”改为“职业教育”的最大问题，是更不利于已经很落后的技术员类人才的培养，应当改为国际上多数国家通用的“技术与职业教育”。

（二）职业技术教育包括长学制的正规教育，也包括短期的非正规教育（属“急功近利”的“短期行为”）。作为一种教育，特别是现代学校教育，它也具有教育的一般功能，即教育目的不仅是培养有从业技能的劳动力，而且也是造就合格的社会公民和有发展潜力的人（社会化的人）。从此意义上说，并非“急功近利”的“短期行为”。需要从教育的社会化的角度，从终身教育的角度重新认识职业技术教育的地位和作用。认为只有“毕业生直接上岗，不需要适应期”的教育才是职业教育，这种认识适用于培训，一般不适用于长学制的学校教育。

（三）职业技术教育包括从业准备教育、从业专业教育、从业继续教育。前二者主要是就业前的教育;后者主要是就业后的教育。我国把就业后的职业技术教育分划到独立的成人教育体系，反映了我国教育体系尚不成熟（四大块教育的分法缺乏科学根据），不利于人力资源开发。

二、高中阶段两类教育的比例问题

（一）调整中等教育结构比例，是我国在特定的历史情况下提出的要求。

（二）所谓“5∶5”的比例，只是一种宏观规划目标的“大手笔”描述，不是科学计算出的预测参数。国务院《决定》的原文是两类学校的招生数“大体相当”，所以不应该作为具体工作指标，更不应该作为衡量职业技术教育发展好坏的标准。

（三）1986年以后的头几年，“5∶5”的比例客观上对促进职业技术教育的大发展起了积极作用，但继续沿用此比例作为工作目标则会产生负面作用。例如，促使职教发展规模脱离市场需求和就业容量，造成教育资源浪费。

（四）不能简单地认为中等教育结构中的职业技术教育比例越高，教育改革就越贴近社会经济发展需要。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教育普及程度会提高，中等教育中的职业技术教育所占比例可能出现一个由低到高、又由高到低的发展走势。需要把各层次教育的发展作为一个整体考虑。对我国有的发达地区提出适当降低高中阶段职业技术教育比例的设想不应简单否定。

（五）援引外国的中等教育结构比例的主张，或反对进一步提高我国职教比例的观点都有片面性。所有发达国家的职业技术教育都很发达。至于是哪个层次的、哪种形式的更发达是国情决定的，不能套搬。日本的中等教育主要是普通教育而职教比例不大，用这个例子不能证明经济发展与职教发展无必然联系，也不能说明日本的职业技术教育不发达，因为日本高等教育中的职业技术教育比例比普通高教大，而且20世纪五十年代时，日本中等教育中的职业技术教育比例也很大。至于有人说美国中等教育中职业技术教育为零，那是对美国教育的误解。美国的高等专科教育大多是职业技术教育。

三、教育的成本和效益评估

（一）多年来，职业技术教育管理忽视成本和效益评估，特别是忽视外部经济效益，这是一个极大的问题。“学比不学强”，“办学是教育部门的责任，就业是劳动部门的责任”等观念，往往是不重视外部经济效益的思想根源。

（二）对职业技术教育的成本和效益评估是一个重要的但又很困难的问题。有多种评估理论及方法，但迄今还没有一种完全准确的方法，所以对用任何评估方法得出的结论都是一要重视、二要有分析。得出职业技术教育对劳动生产力的提高有显效和无显效结论的实证研究都有。当前的主要问题是不够重视这方面的研究。

（三）无论哪一个层次或哪一種形式的职业技术教育，其成本都必然比同层次、同学制的普通教育高很多，这是为获得某种专业技术人才所必需的投入。不花这个钱，就得不到这样的人。问题是如何用最小的投入获益，而且投入与提高劳动生产率的获益相比是划算的。计算这个投入应是全口径的，不仅是政府的有形投入，而且应考虑一个人终身跨度的教育成本效益。普通教育和岗位培训都有效益高的，但不可能因此不办职业技术教育。当前的问题是有浪费资源之处，如有的用长学制的教育达到只需短训就能达到的目标，加大了基建和设备购置的成本，低效益运转;还有如就业率低等状况。

（四）任何一种基本的职业技术教育办学模式都有成功的典型国家经验，但都要有一定的条件，无可褒贬;任何一个国家的职业技术教育都不是单一模式的，而是以一种为主的模式。我国是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不自觉地走上以政府办正规学校教育为主的模式。这种模式要求政府有较大的投入，不是中国国情所允许的，需要重新考虑适合中国国情的职业技术教育基本办学模式，应改变目前的政府为主、正规学校教育为主、职前教育为主的格局。但是“以职养职”方针走向另一极端，则会产生误导。

四、要检讨教育的整体结构

（一）需要把职业技术教育与基础教育、高等教育、成人教育等作为教育的整体重新考虑，仅就职教论职教是论不清楚的。

（二）把职业技术教育仅看作“技能培训”“大众就业教育”是不够的。需要从终身生计教育（life-long career education）的角度、教育的完善化（excellence of education）的角度重新审视各级、各类教育的任务和作用。

基础教育是优良人才的基础，必须保质保量。中等教育应是广义的进入工作前的准备教育，应改变传统的普通中学只为升学做准备、以学习普通文化课为主的局面。

正规的中等职业技术学校教育应加强基础素养（文化基础和专业基础）和非专业技术能力的培养。岗位针对性强的技能培训要注重就业可行性。

高等教育应根据人才结构类型有不同的教育类型，改变单一的学科专业教育类型。高等教育中所谓“应用型、技术型”专业就是职业技术教育中的技术教育。

除学历教育外，大力发展各种非学历的教育，并在一切教育中承认个人在学校教育以外获得的知识和能力。

9.关于职业教育培训能力不足的问题 篇九

问题表现：职教中心专业设置不能完全满足域内企业用工需求，一些企业需求的专业技术人才无法培养；师资队伍薄弱，专业课教师缺乏；实践能力不足，实训设施设备不足教学需求，实训设施设备相对落后，与企业生产设备存在一定的差距。

整改措施和要求：一是进行市场就业需求调查，制定专业设置方案，根据域内企业用工需求适时开设急需专业，培养市场急需人才；二是加强师资队伍建设，提高教师业务能力。采取“走出去、请进来”的方式，对在职教师进行业务能力培训，提升教师素质。采取聘任的形式，引进高技能人才到学校任教，充实专业课教师；三是进一步加大实训能力建设力度，增强实训能力，2014年将投入210万元增加和更新实训基地实训实习设施设备，购置较为先进的实训设备设施，使其能够基本满足教学需求，同时缩短与企业生产的差距。

10.关于早期教育的问题 篇十

1.第一批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在“整改落实、建章立制”环节取得了哪些成效？ 答：围绕改进作风制定规章制度，制度执行力显著提高，权力运行进一步规范，贯彻群众路线的长效机制和刚性约束初步形成。

2.您认为在“整改落实、建章立制”环节应该具备什么样的工作态度？ 答：讲认真是我们党的根本工作态度。讲认真，就要面对大是大非敢于亮剑，面对矛盾问题敢于迎难而上，面对困难危机敢于挺身而出，面对失误错误敢于承担责任，面对歪风邪气敢于坚决斗争。

3、结合本单位实际，谈谈如何从制度上保障群众路线的落实？ 答：第一，要建立健全密切联系群众的制度体系。第二，要坚持民主集中制原则，广开言路，广集民智，不断提高科学决策水平。第三，进一步改进党的工作作风，深入基层，深入群众，始终保持党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第四，要完善群众利益表达制度。

4、如何才能更好的抓好“整改落实、建章立制”环节的工作？

答：抓好整改落实、建章立制，必须把前两个环节的工作做扎实，向群众通报、让群众点评，组织开展回头看。一要看学习教育是否深入，党员干部在思想认识上有没有得到提高；二要看查摆问题是否到位，是不是聚焦了“四风”问题，领导干部有没有真正把自己摆进去、把要查的问题找出来；三要看自我剖析是否深刻，有没有触及思想、触动灵魂；四要看是否真正开展了批评和自我批评，有没有不讲原则、做“老好人”现象；五要看是否有实质性的整改举措，是否做到了边学边改、边查边改，贯彻八项规定精神有没有打折扣、搞变通。

5、“整改落实、建章立制”与“学习教育、查摆问题”之间的关系？

答：教育实践活动必须坚持整改落实与学习教育、查摆问题相结合，边学边改、边查边改，整改落实就是实践。

6、“整改落实、建章立制”环节的具体工作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