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的教育家

著名的教育家（精选7篇）

1.著名的教育家 篇一

1) 凡是教师缺乏爱的地方，无论品格还是智慧都不能充分地或自由地发展。——出自 名人卢梭

2) 一切学科本质上应该从心智启迪时开始。——出自 名人卢梭

3) 尽信《书》，则不如无《书》。——出自 名人孟子

4) 教师是过去和未来之间的一个活的环节。它的事业，从表面来看虽然平反，却是历史上最伟大的事业之一。——出自 名人乌申斯基

5) 读书无疑者，须教有疑，有疑者，却要无疑，到这里方是长进。——出自 名人朱熹

6) 从什么地方和什么时候开始自我教育呢?有一句古老的格言说：“战胜我自己是最不容易的胜利”——出自 名人苏霍姆林斯基

7) 领导学校，首先是教育思想上的领导，其次才是行政上的领导。——出自 名人苏霍姆林斯基

8) 我以为好的先生不是教书，不是教学生，乃是教学生学。——出自 名人叶圣陶

9) 学校没有纪律便如磨坊没有水。——出自 名人夸美纽斯

10) 不愤不启不悱不发。——出自 名人孔子

11) 我们不需要死读硬记，我们需要用基本的知识来发展和增进每个学习者的思考力。——出自 名人列宁

12) 只有受过一种合适的教育之后，人才能成为一个人。——出自 名人夸美纽斯

13) 言必信，行必果。——出自 名人孔子

14) 谁要是我自己还没有发展、培养和教育好，他就不能发展、培养和教育别人。——出自 名人第斯多惠

15) 建国君民，教学为先。——出自 名人《礼记·学记》

16) 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出自 名人孔子

17) 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学，不知道。——出自 名人《礼记·学记》

18) 做人，做中国人，做现代中国人。——出自 名人陈鹤琴

19)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出自 名人顾宪成

20) 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出自 名人孔子

21) 教育人就是要形成人的性格。——出自 名人欧文

22) 我爱我师，我更爱真理。——出自 名人亚里士多德

23) 国将兴，必贵师而重傅。——出自 名人荀子

24) 我们深信教育是国家万年根本大计。——出自 名人陶行知

25) 学然后知不足，教然后知困。——出自 名人《礼记·学记》

26) 有健康的身体，才有健康的精神。——出自 名人洛克

27) 学为人师，行为世范。

28) 教也者，长善而救其失者也。——出自 名人《礼记·学记》

29) 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出自 名人孔子

30) 学而不厌，诲人不倦。——出自 名人孔子

31) 脚踏实地做事，顶天立地做人。

32) 与其守成法，毋宁尚自然;与其求划一，毋宁展个性。——出自 名人蔡元培

2.著名的教育家 篇二

关键词：儒家文化,教育思想,道德教育,明天理,灭人欲

一、朱熹的生平简介

朱熹 (1130—1200) 字元晦, 一字仲晦, 号晦庵、晦翁、考亭先生、云谷老人、沧洲病叟、逆翁。汉族, 祖籍南宋江南东路徽州府婺源县 (今江西省婺源) , 出生于南剑州尤溪。朱熹出生于文化世家, 其父名曰朱宋, 师从北宋理学奠基者程颢、程颐兄弟的弟子罗从彦。在从小其父对他的教育中就灌输以“二程”的思想。而朱熹自幼好学, 具有强烈的求知欲望。其八岁起就开始通读儒家学说的各种经典典籍。受其教育的影响, 朱熹对孔子备加崇敬, 他对孔子赞赏有加。“天不生仲尼, 万古如长夜”, 他赞扬孔子是如是说的。

朱熹自小聪慧好学, 18岁中举人, 19岁登进士, 69岁罢官回乡。在其仕途的50年来, 开展讲学活动40余年, 在其出任地方官员的五次做官期间, 大力从事教学事业。大力提倡开办州学、县学以及学院。在其24岁任职福建同安县主簿期间, 就开办过县学。在其任知南康军期间, 重建白鹿洞书院并参与制定了一套完整的学规同时还积极地亲自投身于讲课活动, 可以说对现在白鹿书院的文化地位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其后又修建武夷精舍, 招收收了大量的门徒, 借此来传播理学。到其61岁高龄在湖南潭州做官之时, 依然坚持提倡开办州学、县学, 随后又主持修复岳麓书院并大力开展讲学活动。《朱子年谱》上有云:先生穷日之力, 治郡事甚劳, 夜则与诸生讲论, 随问而答, 略五倦色, 多训以切己务实, 毋厌卑近, 而慕高远, 恳恻至到, 闻着感动。对当时讲学活动开展的规模史料是用“座不能容”来加以形容。

朱熹一生积极投身于教学活动, 长年开办讲学, 且上至帝师。至其71岁病逝, 其教学活动一直持续, 其一生的教学生涯为他在教学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同时他还亲自编写教科书, 还经常注释儒家经典典籍引之为教学用书。其一生所著颇多, 达七八十之多, 其中流传较广的有《朱子语录》、《四书集注》、《楚辞集注》、《诗集注》、《通鉴纲目》、《梅庵先生朱文公文集》等。朱熹所著书籍对中国儒家文化的发展影响极为巨大。《鉴略要注》对朱熹作出了这样的评价:“四方仰之如泰山北斗, 至谓天下第一人”。

二、朱熹的教育思想

朱熹被誉为孔子、孟子外最伟大的弘扬儒学的大师, 其一生的教学生涯、教育教学实践也为其在弘扬儒学的理论基础上提供了大量宝贵的实践经验。其教学思想也对儒家文化的发展有着堪比孔孟之道的影响。

1. 朱熹教育思想中对教育作用的定义。

在朱熹看来, 教育的作用是在于它能改变人的气质。朱熹认为“为学乃变化气质耳”。同时他认为人的气质是因人而异的, 气质有清有浊, 又可以分为善与不善。而教育的意义就在于将气质中的“浊”变为“清”, 将“不善”驯化成“善”。通过教育以此来达到正化受教者的气质, 而从凸显教育的意义[1]。

2. 朱熹教育思想中对教育目的的定义。

朱熹还认为教育的目的就是“明天理, 灭人欲”。朱熹有言为“学者须是革尽人欲。复尽天理, 方始是学”。在朱熹的教育思想里面, 教育的目的就是让受教者摒弃个人的各种欲望, 一心为学以究天理。通过教育来培养一言一行都符合封建统治、封建社会伦理的规定和要求的贤人, 进而通过教育来培养出符合儒家文化中所推崇的圣贤。

3. 朱熹教育思想中的核心内容。

朱熹是儒家文化中的可以比肩孔孟的大儒, 而儒家文化教育的核心在于道德教育。故而朱熹教育思想核心也体现在道德教育上。在他讲学的过程中, 教育学生多以孔子的“汝为君子儒, 无为小人儒”这句话。正因为其教育思想的核心在于道德教育, 所以他对“学圣贤之理, 为市井之行”的这种行为表示坚决的反对。他认为小人与君子之分就在于此, 虽然只是说差之以毫厘, 但是在其教育思想中却是缪之以千里。朱熹在道德教育同时也注重端正读书人的学风, 要求摆正学习的目的。在当时的社会中, 读书人中广泛地存在着这样一种想法, 即读书是为了科举而读。通过读书来让自己在科举中博取功名, 从而得到朝廷之用, 来满足自己追求权力与利益的欲望。对于此, 朱熹是坚决反对的, 他认为儒家文化中所提出的“修身, 治国, 平天下”才应该是读书人的追求, 同时他还认为读书人只有做到“修身, 治国, 平天下”, 方能得到朝廷的重用。这样的思想同时也与他“明天理, 灭人欲”的思想紧密相结合。朱熹的教育思想中始终将道德教育摆在第一位, 可以说他关于道德教育的思想是具有时代性意义的。

4. 朱熹教育思想中关于教育模式的内容。

关于教育的模式方面, 朱熹的教育思想中也有明确的定义。他认为古代圣王在教育上设小学、大学是具有不同教育目的的。他主张小学教育中以“教之以事”为主。例如封建社会要求的“礼乐射御书数, 及孝悌忠信之事”的教育就应该在小学的教育中完成。而大学教育的主要目的则是“穷其理”, 也就是说发掘和探究事物的道理, 是大学教育的主要内容。

5. 朱熹教育思想中关于儿童教育的内容。

而在封建文化中难能可贵的是朱熹在其教育思想中特别重视儿童的教育, 在朱熹看来, 儿童的教育是一个读书人教育的根本, 是一个奠基的过程。在朱熹的教育思想中对儿童的德育有着相当高程度的重视。他认为自小就对儿童的教育中, 儒家文化中的道德伦理观的施教, 对儿童一生的影响都是巨大的, 而且儿童在小学的学习中必须要掌握“洒扫应对进退之节, 爱亲敬畏隆师之道”[2]1。朱熹也为儿童教育作出了大量的努力, 首先由于他本人推崇儒家理学, 所以在儿童教学中, 朱熹觉得儒家文化中的经典典籍应该最基本的教学内容。再者因为朱熹一生的文化积淀, 他为儿童教育亲自编写了大量的儿童读物。例如《小学》、《四书集注》、《易学启蒙》和《论语训蒙口义》。特别值得一提的是, 《四书集注》和《小学》在宋末到元明清期间的六七百个春秋中都为封建统治者奉为最正统、最经典的小学教材。可以说朱熹对儿童教学的重视填补了在宋之前儿童教育体制的缺失, 完善了中国教育的制度。

6. 朱熹教育思想的集中体现。

朱熹的教学思想中无论是对小学教育还是大学教育, 对儒家思想的弘扬都是放在首位的。《白鹿洞书院揭示》中朱熹拟定的道德教育规范就有:“五教之日:父子有亲, 君臣有义, 夫妇有别, 长幼有序, 朋友有信”。“修身之要:言忠信、行笃敬、惩忿窒欲、迁善改过”。“处事之要:正其义, 不谋其利, 明其德, 不计其功”。“接物之要: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行有不得, 反求诸己”。在《德业相劝》中朱熹又提到:“德谓见善必行, 闻过必改。能治其身, 能治其家, 能事父兄, 能教子弟, 能御童仆, 能肃政教, 能事长上, 能睦亲故, 能择交游, 能守廉介, 能广施惠, 能受寄托, 能救患难。能导人为善, 能规人过失, 能为人谋事, 能为众集事。能解斗争, 能决是非。能兴利除害, 能居官举职”。虽然说朱熹在对读书人道德教育中提出的以上要求是在培养一个符合封建社会要求的完美型人才, 但是这些要求无一不是儒家文化中对读书人的要求[3]2。

现在很多人对朱子思想的了解都建立在其“明天理, 灭人欲”的理论体系中。可以说这句话也是朱熹儒家理学教育思想的核心体系。朱熹的教育中始终是在强调读书人在受教育的过程中要克制甚至是摒除个人欲望, 将读书学习的目的从个人的利益上转变到探知追求天理上来。对于读书人走上仕途中这点的教育是至关重要的, 他与儒家文化高度一致的强调读书人做官要为民为朝廷利益为重, 摒弃个人的欲望, 从而保证朝廷吏治的清廉与人民的安居乐业。可以说是朱熹的教育思想的集中表现就是中华儒家文化对教育的要求, 是对儒家文化中教学思想的理论要求的一次极大的丰富。

三、朱熹教育思想的现代意义

纵观朱熹的教育思想的完整体系, 都是围绕道德教育来展开的。朱熹教育思想强调的是对受教者内在素质的培养, 而这一点在于现代社会的教育是具有极大的借鉴作用。

1. 现代教育中存在的问题。

现代教育模式, 虽说不如封建时代的科举制度那样腐朽地限制人的发展, 但是现代教育模式却是以应试教育模式为主, 在这种应试教育模式下培养出的学生在受教育的过程中就是以考试考高分为目的, 在长期的目的性学习氛围下, 潜移默化地就会形成一种带有功利性的学习心理。而学校方面在这个注重数据的教育氛围下, 为了提升自己学校的升学率而进行一种针对主要考试科目的盲目性“填鸭式”教育, 对学生的道德教育忽视甚至完全无视。对于教育部要求开设的道德教育课程以及其他艺术学科采取一种形式型的应付, 对这些课程的教学也采取自习或者替换的方式, 使这些课程的教学完全落不到实处, 从而教育的结果是产生了一大批只会考试, 不能解决实际问题的“理论家”。

2. 朱熹教育思想对现代教育的借鉴作用。

朱熹的教育思想针对当今教育中存在的问题可以说是有对症下药的运用。在高度发达的现代社会, 教育的意义不仅仅如封建社会一样只是选拔官员, 可以说各行各业的顶尖人才以及技术文化的香火相传都是通过教育来实现的。现代教育的意义远比封建时代重大, 所以社会对现在教育提出的要求就更高。教育培养人不仅仅是传授他们知识, 其道德培养以及内在素质的培养也是不可忽略的, 甚至更重于知识的培养。不成人何以成才?朱熹早在八百多年前的教育思想中就提到教育的目的不仅仅是教导知识, 更是要教会学生如何学习知识。授之以“鱼”的同时也授之以“渔”。以朱熹的教育思想, 将之与当代教育模式中存在的问题有机地产生反映, 并以此来总结经验, 深化我们教育模式的改革可以说是一条能解决当代教育问题的光明大道。

朱熹作为中国儒家文化中杰出的思想家、教育家, 其教育思想不仅仅是在其生活的时代具有跨时代的意义, 同时也不只是适用现代教育, 我相信它在世界各地的教育乃至今后的数千年的教育发展都是有指导性的意义的。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也就因此而充分体现, 朱熹的教育思想可以说是经过时光筛选之后而遗留的中国璀璨文化中最灿烂的一部分。

参考文献

[1]肖雄杰.朱熹语文教育思想研究[D].贵州师范大学, 2003.

[2]汤源生.开拓朱熹哲学研究新领域[N].福建日报, 2002—10—5.

3.著名的教育家 篇三

关键词：网络公开课；大学教育；启示

中图分类号：G642.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9324（2012）09-0006-02

2010年下半年以来，网易、新浪等商业性网络媒体推出全球名校视频公开课程共享频道，世界知名大学的网络公开课程录像在国内迅速蹿红，成为社会大众关注的热点，这一现象被评为2010年度中国现代远程教育十大新闻事件之一。在分享共享国际名校资源丰富的网络公开课教与学乐趣的同时，我认为它对我国大学教育有三点启示。

启示一：走向开放是大学教育的大势所趋。2001年的4月4日，美国麻省理工学院院长查尔斯韦斯特宣布，该校网络课件开放工程正式启动，时至今日，美国已经有20多所大学加入这个行列；在欧洲，自2006年开始启动了英国开放大学的“开放学习”计划等三个开放教育资源项目；在日本，已经有16所大学公开了部分课程；在台湾，已经有14所大学公开了其课程。此外，阿富汗、澳大利亚、奥地利、巴西、加拿大……也都不同程度的推出了相应的开放式课程。[1]据诸多相关文章披露，开放课程在全球已是燎原之势，我认为这是教育发展的必然。美国麻省理工学院院长查尔斯韦斯特曾说：“我们也必须下决心利用我们的新科技，利用它们来对全世界的人类赋予知识和力量，让教育更为平民化……因为我们认为这是我们的使命：协助提升全世界每个角落的高等教育。这个计划基于两个价值观：机会与开放性。这两个价值观让我们的大学与国家强盛，这两个价值观也会让我们的世界变得安全与繁荣”。[1]这段话明确阐明了网络公开课的意义，一是让教育平民化，二是它的机会与开放性，将会让我们的大学与国家强盛、让世界更加安全与繁荣。我认为我国的高等教育也理应有这样的担当——在让全世界变得安全与繁荣的同时发展壮大自己，提升我们的教育水平，使高等教育平民化，以适应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2010年7月29日，国家颁布了《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纲要中制定了我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的战略目标：到2020年，基本实现教育现代化，基本形成学习型社会，进入人力资源强国行列。依据我国教育现状，发展高等教育，使之不断走向开放，对于这一目标的实现来说至关重要。而高校的网络公开课是高等教育不断平民化的一个不错选择。其原因有二：一是网络公开课受众广。有数据显示，麻省理工开放课程的使用者中，42%是在校注册学生，43%是校外自学人士。耶鲁大学的情况也类似，校外的资源使用者占到了69%。英国公开大学的开放课程经常出现在iTunes U下载排行榜前五位中，课程依难度分为“导论、中级、进阶、研究”四个等级。[2]2010年7月9日，VeryCD U正式上线，中国网民的热情被一下子激发了，从浏览量看，VeryCD U上各热门课程的浏览量都突破了百万。其二是不受时间和空间的限制。当年从哈佛大学辍学的比尔·盖茨曾说，未来最好的大学就是互联网。在看了麻省理工的开放课《固态化学导论》后他留言，“我从这些讲座和课程资料中学到了很多，谢谢你们把它放到网上。”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外国名校课程之所以在我国社会引起如此大的反响，除了课程本身的魅力之外，没有时间和空间的束缚也是重要一点。它为我们建立学习型社会，真正实现终身学习提供了有效而便捷的途径。

启示二：培育人文精神是大学教育的基石。在追捧网络公开课的热潮中，据说人文类课程最受欢迎，大家不仅想从里面学知识，更主要是学西方的思维方法，网络名人和菜头也曾经在博客里推荐开放式课程时写道：“单看西方思想家的思辨过程，就已经足够性感。”甚至有人惊呼，“原来人文也可以性感”，教育者传授的不单单是知识，还有道德、审美、智慧、伦理。2011年3月19日，复旦大学邀请哈佛大学的人文艺术与科学院院士迈克尔·桑德尔来讲《什么是正义》，结果据到场的学生讲，“场面从来没有这么火爆过”，能挤进讲堂站着旁听的同学已经是极其幸运的了。[3]桑德尔教授在中国的突然走红，全仰仗于网络公开课的流行。他在哈佛教授的那门课程《公正：该如何做是好》算得上是网络公开课的里程碑，这个道德与政治哲学的入门课程，是最受哈佛新生欢迎的公开课。每周超过1000位学生坐在哈佛的大礼堂里，听桑德尔侃侃而谈，学生们同时还将接触过去一些伟大哲学家——亚里士多德、康德、密尔、洛克，然后师生们一起评判性思考关于公正、平等、民主与公民权利的一些基本问题，从这里我们感受到世界一流大学人文教育的卓越成果。世界一流大学的教育理念、课程设置都充分体现了对人文教育的重视。[4]斯坦福大学在其通识教育中拟定了9类课程——文化、理念与价值，世界文化，美国文化，数学，自然科学，技术与应用科学，文学与艺术，哲学、社会与宗教思想，社会与行为科学，要求学生从这些类别中至少选修11门课，其总学分不得少于60个，占规定学分的33%。而且选修课的要求一点也不亚于专业课。[4]由此可以看出他们的课程设置和他们的教育思想就是培养学生成为一个完整的人，而在这个目标之下人文教育举足轻重。

启示三：我国的高校公开课建设应理性认识差距。我国的大学也有公开课，教育部于2003年4月提出了建设“高等学校教学质量和教学改革工程”的规划，明确提出了建设国家精品课程项目，教育部在《2003-2007年教育振兴行动计划》内提出启动精品课程，将精品课程的相关内容上网并免费开放，但是却没有多少学生追着看。这主要是因为许多高校的网络公开课多以教纲为主，视频十分少见，而在一些知名高校的“课程中心”中虽有视频一栏，但点击后却显示“找不到”。有视频的，不是老师在黑板上写板书，就是没有学生，老师对着PPT讲授，视频乏味呆板。更有甚者只摘录教学过程的部分片段作为视频，课程被肢解的面目全非，根本无法体验一门课程的全部教学过程。精品不精，而有残品之嫌。况且这类课程“重申报、轻建设、难共享”，却是不争的事实，根本就没有发挥它应有的作用。尤其是2011年3月26日，中央电视台推出了《关注网络公开课：国家精品课养在高校人未识》的视频报道，再次深刻传达了我国公众对中国大学网络公开课的渴望。2011年10月12日，教育部发布了关于国家精品开放课程建设的实施意见，其中明确指出国家精品开放课程包括精品视频公开课与精品资源共享课。于是2011年11月9日，由教育部推出的首批20门中国大学视频公开课通过网易、新浪公共网络向社会公众免费开放。它标志着国内一流高校的课程，已经通过网络这个开放的平台惠及普通公众。通过各种媒体的报道显示，目前中国大学视频公开课受到了社会的广泛关注，虽然还存在很多不尽人意之处，今后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但是挑战也是机遇，有挑战才有价值。今后，我国还将在高校精品课程、视频公开课程后，推出资源共享课程，作为开放教育资源的一部分。按照教育部的工作思路，建设资源共享课程是要实现全程教学录像、演示文稿、试题库、素材库等课程资源的网络共享，它的意义与目标在于带动教师在课程设计理念、模块构成、知识点讲授、教学方法、考核方式等方面进行改革，是对课程的全方位考量，实现学生在线学习、跨校选修，使学生享受到更多的优质课程资源。[5]推进网络公开课，还涉及许多问题，比如学校办学自主权、办学理念、知识产权、教师教育自主权等，可以说一堂课所接受的挑战是多方面的。在这个过程中，应该清醒认识到我们的教育理念、教育机制存在差距。因此，我们应理性的分析自身，认识中国教育的积弊、中国教育在世界的位置，对我们的国家与世界的责任，朝着我们的办学方向迈出我们坚实的步伐，并期待我们的教学成果能与世界共享。

人人影视的内容负责人夏弘毅在“让我们重塑教育理念”的公告贴中这样写道“2010年7月9日，我们回望1919年5月4日，会不会与有荣焉？”把网络公开课的意义提升到五四运动的高度，我还真不敢苟同，但是它至少让我们感到了触动，触发了我们的思考，就像桑德拉教授《公正课》的结尾语：学习的本质，不在于记住了哪些知识，而在于触发了你的思考。

参考文献：

[1]黄艾禾，陈薇.中国志愿者助力网络公开课[J].中国新闻周刊，2010，（46）.

[2]季天琴.国外名校网络公开课走红，学者称我国高校存硬伤[J].新民周刊，2010，（47）.

[3]中国信息大学新闻网.国外名校网络公开课如此走红为哪般？[DB/OL].

http：//www.ciu.gov.cn/News/2010-12-22/101222021318663.html.

[4]别敦荣，张征.世界一流大学的教育理念[J].高等工程教育研究，2010，（4）：88.

[5]朱振国.当大学站上网络平台[N].光明日报，2012-01-18.

4.在国内著名的教育机构 篇四

在国内著名的教育机构――新东方教育科技集团――下属的新东方职业教育中心的最新学习资讯上，笔者看到了这样的指导学员选择培训机构的文字：“我们的忠告是：不要只被表面所迷惑，要通过细节去感受一个教育机构的实力。包括课程、师资和就业渠道等。……”，这样的文字基本上可以给你提供一些启示，你可以用它提及的几个指标去试着考察你感兴趣的IT培训机构。当然，我还要提醒你的是，你可能还需要在考察时加上另一个指标：教学模式。因为在笔者看来，在很多情况下，教学模式事实上会决定你是否能够完成学习，是否能够真正学到知识，一堂枯燥无味的培训课，会让你睡意难消，而一堂充满激情、风趣幽默的培训课，则会让你始终兴味盎然地听课，个中差别之大，相信你在自己的受教育过程中，已经有过深刻的体会。接下来让我们回到本文最初提到的问题：你到底应该去考什么样的证书？相信你已经了解到，不同的证书针对的对象是不同的。在教育部考试中心的专家们看来，对于刚毕业的大学生，或者希望转入IT业的人们，应该选择那些面向岗位设计的证书，最好证书的培训机构或者提供方还能够提供就业指导方面的支持。因为这样一来，你所学到的知识就能够直接与企业中的岗位相关连，而培训机构的就业指导服务，则可以更进一步，直接帮助你实现进入IT企业、从事具体工作的愿望。

在证书选择方面，教育部考试中心的专家们还特别提到一种去年才推出的新型职业资格证书：全国计算机应用技术职业技能考试证书（NIT-PRO：）。专家们说，之所以提及这种证书，不仅是因为这种证书的考试方式非常特别，还因为提供这种证书培训的机构能够为学员提供就业指导服务。在考试上，这种证书采用案例考试与上机考试相结合的方式，考试用的案例都是直接来源于企业的最新项目实例，具有极强的针对性，有助于帮助学员积累具体的项目开发经验。同时，培训机构提供的就业指导服务，还能够直接为学员提供就业服务，帮助学员直接就业。

5.中外著名教育家教育思想简介 篇五

一、陶行知

在批判杜威“教育即生活”的基础上，提出“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教学做合一”的主张，形成“生活教育”的思想体系。

“生活即教育”是陶行知生活教育理论的核心。在陶行知看来，教育和生活是同一过程，教育含于生活之中，教育必须和生活结合才能发生作用，他主张把教育与生活完全熔于一炉。“生活即教育”的核心内容是“过什么生活便是受什么教育”。陶行知所说的“教育”是指终生教育，它以“生活”为前提，不与实际生活相结合的教育就不是真正的教育。他坚决反对没有“生活做中心”的死教育、死学校、死书本。

“社会即学校”来源于杜威的“学校即社会”。陶行知认为，在“学校即社会”的主张下，学校里的东西太少，不如反过来主张“社会即学校”，教育的材料，教育的方法，教育的工具，教育的环境，都可以大大地增加，学生、先生也可以多起来。

“教学做合一”用陶行知的话说，是生活现象之说明，即教育现象之说明，在生活里，对事说是做，对己之长进说是学，对人之影响说是教，教、学、做只是一种生活之三方面，不是三个各不相谋的过程。在陶行知看来，“教学做合一”是生活法，也是教育法，它的含义是教的方法根据学的方法，学的方法要根据做的方法，“事怎样做便怎样学，怎样学便怎样教。教而不做，不能算是教；学而不做，不能算是学。教与学都以做为中心”。

陶行知的教育智慧

抗日战争期间，陶行知在重庆创办了育才学校，把“生活教育”理论运用在培养“人才幼苗”的实践中。育才学校择优选拔有特殊才能的优秀儿童，并根据学生的兴趣和条件聘请大批专家学者担任教师。校内不仅教学生文化课，还努力与社会实践紧密结合。陶行知又派学生戴爱莲等人到八路军驻渝办事处学习《兄妹开荒》等秧歌剧，在校内组织演出。他还倡导学习“南泥湾精神”，带领师生开荒30亩，建立了育才农场。这种中国近代教育史上引人瞩目的创举，使陶行知独特的教育理论和实践誉满中外。

陶行知有这样一则教育学生的故事。有一个男生用泥块砸自己班上的男生，被校长陶行知发现制止后，命令他放学时到校长室去。放学后，陶行知来到校长室，男生早已等着挨训了。可是陶行知却笑着掏出一颗糖果送给他，说：“这是奖给你的，因为你按时来到这里，而我却迟到了。”男生惊疑地接过糖果。随后陶行知高兴地又掏出第二颗糖果放到他的手里，说：“这是奖励你的，因为我不让你打人时，你立即住手了，这说明你很尊重我，我应该奖你。”男生更惊疑了。这时陶行知又掏出第三颗糖果塞到男生手里，说：“我调查过了，你用泥块砸那些男生，是因为他们欺负女生。你砸他们说明你很正直善良，且有跟坏人作斗争的勇气，应该奖励你啊！”男生感动极了，他流着眼泪后悔地喊道：“陶校长，我错了，我砸的不是坏人，而是同学„„”陶行知满意地笑了，他随即掏出第四颗糖果递过来，说：“为你正确地认识自己的错误，我再奖给你一颗糖果，我没有更多的糖果了，我们的谈话也可以结束了。”

陶行知的教育观

真教育是心心相印的活动，唯独从心里发出来，才能打动心灵的深处。

因为道德是做人的根本。根本一坏，纵然使你有一些学问和本领，也无甚用处。

教师的职务是“千教万教，教人求真”；学生的职务是“千学万学，学做真人”。

教育工作中的百分之一的废品，就会使国家遭受严重的损失。

要学生做的事，教职员躬亲共做；要学生学的知识，教职员躬亲共学；要学生守的规则，教职员躬亲共守。

好的先生不是教书，不是教学生，乃是教学生学。

把自己的私德健全起来，建筑起“人格长城”来。由私德的健全，而扩大公德的效用，来为集体谋利益„„

先生不应该专教书，他的责任是教人做人；学生不应该专读书，他的责任是学习人生之道。人像树木一样，要使他们尽量长上去，不能勉强都长得一样高，应当是：立脚点上求平等，于出头处谋自由。

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

我们反思：今天的教师如果还不敢放手发动学生去“学”，还在孜孜不倦地“以教为中心”，不妨回到陶行知那儿找寻力量，“好的先生不是教书，不是教学生，乃是教学生学”。

提出“五育”(军国民教育、实利主义教育、公民道德教育、世界观教育、美感教育)并举的教育方针和“尚自然”、“展个性”的儿童教育主张，以及“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办学原则。

主张从家庭教育、学校教育、社会教育三方面实施美育，设想通过胎教院、育婴院、幼稚园三级机构实施学前儿童美育。

坚持“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办学原则；以“沟通文理，废科设系”为原则设置学科；采取“选科制”的教学制度和教授治校的行政管理方式。

蔡元培的教育智慧

蔡元培任北京大学校长时，提倡学术自由，科学民主。主张学与术分校，文与理通科。将“学年制”改为“学分制”，实行“选科制”，积极改进教学方法，精简课程，力主自学，校内实行学生自治，教授治校。

蔡元培在教师聘任上采取的是“学诣”第一的原则，对于具有真才实学，教学热心，有研究学问的兴趣和能力的学者，不管他的国籍、资格、年龄、思想倾向，都应加以聘任。北京大学根据这一原则对教师队伍进行充实和整顿，一方面延请学有所成、富有声誉的专家学者来北京大学任教，一方面辞掉了一些不称职的中外教师。梁漱溟投考北大落选，但对佛学有独到见解，引起学术界注意，为蔡元培所赏识，被聘为北京大学的印度哲学教席。

蔡元培在师生中提倡道德修养。上任伊始，他即告诫学生要砥砺德行、敬爱师长。针对北大缺乏高尚的娱乐和自发的组织，学生不得不于学校以外寻求不正当消遣的情况，他倡导成立了各种体育会、画法研究会、书法研究会、演剧会等，培养学生的正当兴趣。对于教师，蔡元培历来以学识为重，认为个人的品行应由自己负责，学校不宜多加干涉。但是对于那些即使富有学术声誉，但私生活糜烂，甚至诱引学生与之堕落的教师，坚决解聘。

蔡元培的教育观

教育者，养成人格之事业也。

我们教书，是要引起学生的读书兴趣，做教员的不可一句一句或一字一字地讲给学生听，最好使学生自己去研究，教员不讲也可以，等到学生实在不能用自己的力量去了解功课时，才去帮助他。

若无德，则虽体魄智力发达，适足助其为恶。

我们反思：长期以来，我们的教师已经习惯于对学生的掌控与钳制，热衷于替代、包办学生的一切，这甚至已经成为教师的“集体无意识”。蔡元培所提出的“尚自然”、“展个性”的儿童教育主张，或许可以纠正我们原有的教育理念，让我们可以真正做到“相信学生、解放学生、利用学生、发展学生”。

三、陈鹤琴

提出“活教育”理论，目的在于“做人，做中国人，做现代中国人”。其中，“做现代中国人”包含5方面的条件：第一，要有健全的身体；第二，要有建设的能力；第三，要有创造的能力；第四，要能够合作；第五，要乐于为社会服务，为人民服务。

重视科学实验，主张中国儿童教育的发展要适合国情，符合儿童身心发展规律，呼吁建立儿童教育师资培训体系。

提出五指教学法，主张幼儿教育如同手指与手掌，应当涵盖健康、科学、社会、艺术、语文5种其本项目，手指与手掌骨肉相连不能单独而存，要注意教材的连贯性及整体性。

此外，家庭教育理论是陈鹤琴教育思想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他指出孩子的“知识之丰富、思想之发展与否，良好习惯之养成与否，家庭教育实应负完全的责任”。“要重视幼儿家庭教育的科学实验，对幼儿的家庭教育应作为一门科学来研究和推广，普及儿童心理学和学前教育学的知识，使广大家长都能对自己的子女有个正确的培养目标和教育方法”。

主张家庭教育要民主化，父母要平等对待小孩，尊重小孩的人格。

陈鹤琴的教育智慧

一天，陈鹤琴询问一个小女孩：“小朋友，你见过小松鼠吗？”她说：“看见过的。”“小松鼠有多大呢？”女孩双手比画了一下，两寸多的样子。陈鹤琴追问：“你是在什么地方看到的？”女孩说：“在书上。”

陈鹤琴发现这样的幼儿园根本就不适合儿童，于是他在家里办起了幼儿园，这就是著名的“鼓楼幼稚园”，第一批孩子只有12个人。

陈鹤琴让孩子们接触大自然，尽量满足他们的天性，他认为“游戏是儿童最重要的工作”，亲自购置和制作玩具，开创性地把木偶戏引入儿童教育。鼓楼幼稚园从一开始就立意冲破旧式幼教制度的束缚，是现代中国幼儿园教育模式的试验田。

陈鹤琴一生的志向，就是让全国儿童都能身心健康，都能享受教育。儿童健康是幼儿园课程第一重要的。应带领幼儿多到户外活动，让儿童在接触自然中学到各种经验。在户外劳动时，陈鹤琴自封为“老狮子”，并亲切地称其他教师为“大狮子”，儿童是“小狮子”，打破了师幼界限。通过共同劳动，“老狮子”、“大狮子”与“小狮子”之间结下深厚的友谊。

陈鹤琴认为，溺爱与专制式的严厉管教法只能摧残儿童的创造力，束缚儿童的思想。为此，他常常带着孩子在草地上跌打滚爬，操拳练武，或者领着孩子摸鱼虾、螺蛳，捡卵石，让孩子在自然的怀抱中，自由生长。

陈鹤琴的教育观

大自然、大社会，都是活教材。

做中教，做中学，做中求进步。

一切为了儿童，为了儿童的一切。

凡是儿童自己能够做的，应当让他自己做；凡是儿童自己能够想的，应当让他自己想。

发现小孩、了解小孩、解放小孩、信仰小孩、变成小孩。

我爱儿童，儿童也爱我。

我们反思：不知从何时开始，溺爱与专制成了我们对待儿童的两大“法宝”，无论是家长还是教师，都在乐此不疲地实践着。但这样真的符合儿童的身心发展规律吗？在陈鹤琴的眼里，让儿童在自然的怀抱中，自由生长，才是对儿童最大的尊重，才是真正满足儿童的发展要求。

四、晏阳初

主张通过办平民学校对民众首先是农民，先教识字，再实施生计、文艺、卫生和公民“四大教育”，培养知识力、生产力、强健力和团结力，以造就“新民”，并主张在农村实现政治、教育、经济、自卫、卫生和礼俗“六大整体建设”，从而达到强国救国的目的。

教育智慧

“五四”运动之后，晏阳初回到中国。与朱其慧、陶行知等人创建了中华平民教育促进总会，任总干事。先在长沙、烟台等地进行城市平民识字教育实验。1926年之后，将工作重点转移到农村。选取河北定县作为“社会改造实验室”，进行平民教育与乡村建设的实验。试图通过文艺、生计、卫生、公民四大教育医治中国社会的“愚、穷、弱、私”四大病症，为中国教育的现代化与本土化，以及为整个中国社会的现代化进行探索。

他号召知识分子“走出象牙塔，跨进泥巴墙”，回到社会最底层的农民中间去。并身体力行，将“科学与民主”的口号，转化为文化启蒙、科学启蒙、民主启蒙与个体意识启蒙的具体实践。在他的倡导下，一大批中高级知识分子，包括学有所成的留学归来的博士、硕士，纷纷舍弃了城市中待遇优厚的职位与相对舒适的生活环境，携妻将雏，来到乡间，开始了乡村建设的实验，掀起了现代史上著名的“博士下乡”运动。

“定县实验”前后达10年之久，创造了乡村平民学校、生计巡回训练实验学校等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教育教学形式。他们还编制了不同程度不同对象使用的字表、词表、简化汉字，以及各种类型与不同程度的平民千字课本（城市平民、农民、士兵与初级、高级等）、历史图说、国族精神讲话等一系列平民教材。从教育入手，对农业生产、农村卫生、保健、社区组织、县政改革进行了一揽子实验。总结出教育、科技与农业生产结合，学校教育与社会教育互补以及农村教育基础化、经济化、普遍化等一系列经验。

观点

知识分子到乡村去，为农民办教育，要“化农民”，自己首先必须“农民化”。要虚心向农民学习，“给农民作学徒”。

要与农民共同生活和劳动，只有在同他们广泛深入的接触中，才能真正了解他们的需要，更好地为他们服务。

我是一个传教士，传的是平民教育，出发点是仁和爱。

教育并不是高高在上的“训育”，而是“到乡间来求知道”，“努力在农村作学徒”。

反思：晏阳初的教育思想和实践是一个整体。他提出的“学校式、社会式、家庭式”三大方式结合并举，“以文艺教育攻愚，以生计教育治穷，以卫生教育扶弱，以公民教育克私”，其实就是系统改造社会的良方。可惜，今天的教育依然偏“学校教育”轻“家庭教育”、“社会教育”。教育之弊如何解，多看看晏阳初，或许就可迎刃而解。

梅贻琦主张通才教育，他认为“通才教育”是一种以中国古代儒家“大学”教育思想为基础，博采近代中外大学教育思想的精粹融合而成的具有独立性的思想体系。大学阶段的直接培养目标应该是“通才”，不应该也不可能负担起直接为社会各行各业培养“专才”的任务。这种任务应该由其他教育机构来承担。而大学应着眼于为学生们通向高深而做基本训练。

倡导学术自由，鼓励百花齐放，百家争鸣。

强调教师的楷模作用，对学生一律采取爱护的态度。

教育智慧

梅贻琦任清华校长后，奉行“教授治校”原则。清华大学教授会由所有教授、副教授组成，其权限包括：审议改进教学及研究事业以及学风的方案；学生成绩的审核与学位的授予；从教授中推荐各院院长及教务长。教授会由校长召集和主持，但教授会成员也可以自行建议集会。

梅贻琦在礼聘教师方面，尽了自己最大的努力。延揽人才的诚意在华罗庚身上得到极好的体现，华罗庚从一个只有初中学历的人，先做小学教员，后为店员，被破格召进清华大学加以培养；又破格将一位系资料员转升为助教，而且被允许修习大学课程；破格被送到英国剑桥大学去“访问研究”；最后又破格未经讲师、副教授阶段而被聘为教授，上述过程大多是在梅贻琦的亲自过问下实现的。

梅贻琦特别鼓励中西学术交流，积极支持教师出国讲学与在国外发表论文。他实行休假制度——教授工作一定年限后，就可以休假一年，可赴欧美研究，学校开支一半薪水，还给予往返路费。这个传统在西南联大时结出硕果：西南联大的教师名士如云，共开出1600门课程，且各人学术及兴趣爱好迥异，互为印证。

梅贻琦特别强调教师的楷模作用，提出了著名的“从游论”：“学校犹水也，师生犹鱼也，其行动犹游泳也。大鱼前导，小鱼尾随，是从游也。从游既久，其濡染观摩之效自不求而至，不为而成。反观今日师生关系，直一奏技者与看客之关系耳，去从游之义不綦远哉！”

观点

大学者，非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

昔日之所谓新旧，今日之所谓左右，其在学校，应均予以自由探讨之机会，情况正同。此昔日北大之所以为北大，而将来清华之为清华，正应于此注意也。

反思：“大鱼前导，小鱼尾随，是从游也”，难道不是言传身教最生动的诠释吗？作为教师，无论什么时候，我们都不能忘了要将真实的自己呈现给学生，因为对学生来说，我们就是“楷模”。

张伯苓的人才教育信条兼顾德、智、体三个方面，且德育、智育、体育观都有其独到的见解。

重视对学生的德育教育，视“德育为万事之本”。他认为，“教育范围绝不可限于书本教育、智育教育，而应特别着手于人格教育、道德教育”。

重视学生的智力发展。他是大胆的革新者，早在1904年教家馆时，就敢于冲破封建教育束缚。他不宣传封建教义的四书五经，而致力于提倡科学，宣传西方文化，开设“算术”、“自然科学”、“英语”、“体育”等课程。

发展体育，增强国民的体质是张伯苓教育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他曾多次谈道：教育的目的是救国，即以教育来改造中国，但中心是“改造她的道德，改造她的知识，改造她的体魄”。

倡导“公”“能”教育，即熔社会教育与个人教育于一炉的教育，寓教育于生活及课外活动之中。

教育智慧

张伯苓对学生的人格教育要求很严格。他认为“研究学问，固然要紧，而熏陶人格，尤其是根本”。他把人格的培养归纳为五个方面：(1)立志，(2)敦品，(3)勤勉，(4)虚心，(5)诚意。他亲自抓这方面的教育工作。每逢周三的“修身课”，总是邀请校外专家名流，或者自己对学生作深入浅出、引人入胜的讲授，宣传为人做事和处世治学之道，他曾不厌其烦地带着一把筷子登上讲台，向同学们做一根筷子一折就断，一把筷子百折不断的演示，说明“分则弱，合则强”的道理。从而强调团结可以拯救危难中的中华民族之真谛。他的这些爱国主义教育，言简意赅，在许多年轻人的灵魂深处，星火般地撒下救国图强的种子。

为了培养学生的文明行为，张伯苓专门在校门的一侧设整容镜。镜子上刻着严修书写的“面必净，发必理，衣必整，钮必结。头容正，肩容平，胸容宽，背容直。气象：勿傲、勿暴、勿怠。颜色：宜和、宜静、宜庄”，使学生出入校门有所警诫。

为了禁止学生吸烟，他曾带头折断自己的烟杆，并当众销毁所存的吕宋烟，终其一生不再吸烟。他严格要求自己，以身作则，博得广大师生的尊敬，这种榜样的作用在德育过程中是必不可少的。

为了强健学生的身体，他十分注意体育教育的普及，在南开学校的各年级均设体育课，每周两小时，他有时亲自带领学生踢足球或参加比赛。

为了使学生在校的时候就能了解社会的组织，南开的学生每年都有参观考察的活动。

为了培养民主政治的基础，学校里更特别注重学生们对集会组织的训练。

为了培养学生的自主精神，他从不肯为他们轻易地写一封谋事的介绍信。

观点

我之教育目的在以教育之力量，使我中国现代化，俾我中华民族能在世界上得到适当的地位，不至受淘汰。欲达此种目的务须对症下药，即：注重体育，锻炼健强之国民。

教育一事，非独使学生读书习字而已，尤要在造成完全人格，三育并进而不偏废。

无论学校与社会，必须德智体群四育并重，不可偏于求知的智育。

大家不要你赖我我赖你，自己要负些责任，国家的事情我有份责任，你不要指责这个指责那个，你指责你自己，你尽责任了没有？大家都说中国有我，中国就有办法了。

学生不单是要从书本上得学问，并且还要有课外活动，从这里得来的知识学问，比书本上好得多。

反思：今天的人们，言必谈素质教育，但什么是真正的素质教育，大家未必真正明白。在当年的南开系列学校里，“教育范围绝不可限于书本教育、智育教育„„”，张伯苓对于教育的理解和实践，或许有助于我们读懂何为素质教育。

七、叶圣陶

教是为了不教。

提出基础教育的目的是培养全面发展的合格公民，提倡引导与启发，主张在教育和教学过程中，积极培养学生的“自学能力”和“良好习惯”。

教育智慧

叶圣陶做起事来刚强果断，认真负责，一贯如此。比如编讲义、写教材，他不但不满意有的人只是照搬照抄，而且指出其中须包括自己的研究，带有自己的心得。这种主张是他负责精神的表现。

叶至善在回忆其父指导他们练习写作时说：“我们各据桌子的一边，眼睛盯住父亲手里的笔尖儿，你一句，我一句，互相指摘，争辩。有时候，让父亲指出了可笑的错误，我们就尽情地笑了起来„„说是父亲改，实际是商量着共同改。父亲一边看我们的习作一边问：这儿多了些什么？这儿少了些什么？能不能换一个比较恰当的词儿？把词儿调动一下，把句子改变一下，是不是好些？”

叶圣陶曾应某大学聘请，担任教授。本来他在大学教书并非第一次，又是很有名气的作家，而且在各大书局掌握过文柄，他可以把自己的经历写上几大行。可是叶老到校后，在经历栏中只写了4个字，“小学教师”。

叶圣陶的长子叶至善是著名的编辑出版家和作家，但小时候读书并不用功。当年小学一共1~2次升级考试,他竟有4次不及格，别人只需读6年的小学，他竟不得不读了8年。奇怪的是，被人称作大文学家、大教育家的叶圣陶，从未因此焦虑。在叶至善的印象中，父亲从不逼着他考个好分数，也从不强迫他将来一定要上大学。父亲对他实施的似乎是一种“顺其自然”的教育。

观点

教育就是为了培养习惯。

学校教育应当使受教育者一辈子受用。

应当教给学生学习的方法，而不是长期详细的灌输书本知识。

反思：应当教给学生学习的方法，而不是长期详细的灌输书本知识。”叶圣陶这样说，也是这样做的。然而今天的一些人，依然是在灌输，而不是给予方法。有时，教育不需要很多“创新”，而是去实践，实践那些朴素的教育理念。

八、经亨颐

经亨颐以西方教育的视角观察中国教育，认为中国传统教育是一种“铸型教育”，即教育目标只顾眼前、教育原则固步不前、教育手段千篇一律、教育方法一成不变、教育对象不分差别。针对这些弊端，他倡导学校教育与社会教育相结合，即“以社会教育个人，以个人教育社会”。

他提出了“与时俱进”的校训，首开浙江中学界男女同校之先河，并实施学生自治、教学自主，大力推行“人格教育”、“爱的教育”、“感化教育”、“个性教育”。

教育智慧

经亨颐把自己的教育思路称为“纯正教育”、“人格教育”。那么如何培养学生的人格？他认为，学校应纪律严明、学风鼎盛，且应常举办远足、运动会和文艺活动。在课程上，经亨颐认为图画与国文两科“最合人格教育之本旨”。所以经亨颐在浙江一师任校长期间，亲自给学生上课。每周他会为每个班级讲授“修身”课程。

在授课之外，经亨颐同样重视活动中的“修身”。1913年，浙江一师成立了“校友会”。成立校友会的第一个目的是弥补教室里教授智识之不足，使学生活泼、热情，使校风振作、清新，也使教师得以考察学生的个性。第二个目的是“联络感情、敦笃友谊”。校友会的会员包括本校全体教职员和全体学生，校友会设有文艺、运动等部门，定期组织演讲、文艺、运动会、远足会等活动。各部门部长由教师担任，学生任干事。另创办《校友会志》，刊登校友会的讯息和学生作品。

经亨颐倡导学生自治、教学自主的教育思想，并为学生写下自治歌：

不知人生，哪知自治？自然淘汰误至斯。

禽兽草木无理性，山川风月无意志。

教育为何治何为？理性意志各自制。

经亨颐要求教师必须有“高尚之品性”，反对那些“因循敷衍，全无理想，以教育为生计之方便，以学校为栖身之传舍”的庸碌之辈。1908年，正在东京高师读本科一年级的经亨颐在机缘巧合之下得到浙江两级师范学堂校长王廷扬的盛情邀请，特意休学一年，担任浙江官立两级师范学堂教务长。来到学校后，经亨颐发现学校的教师也是参差不齐，有些是从日本留学归来的新式教师，也有些是通过关系进来的，且只能教国文，如此一来，学校文学教员过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学校的发展。有一位国文教员是抚台大人介绍来的，却在国文课上写错字，胡乱解释。学生来告状，经亨颐到教室查看后，顾不得抚台的面子，立刻解聘了那位教员。

观点

教育不以外力的改变而更改自己的本性

教育永恒的使命是尊重学生的人格，养成学生的人格。

训育之第一要义，须将教师本位之原状，改为学生本位。

反思：教育目标只顾眼前、教育原则固步不前、教育手段千篇一律、教育方法一成不变、教育对象不分差别„„经亨颐当年所面对的那些棘手问题，今天的我们都解决了吗？如果没有，让我们沉下心来，阅读经亨颐，阅读当年的春晖中学，从而找到解决之道。

九、黄炎培

19l3年，提出实用主义教育学说，认为小学普通教育脱离学生生活实际，需要加以改良；1917年，针对当时学生所学非所用、所用非所学，毕业即失业的现象，开始倡导职业教育；1926年，提出大职业教育主义，认为职业教育只有冲破旧教育论的狭隘圈子，主动与社会保持沟通与联系，努力体现社会性的特点和社会化的作用，才可能最终形成与社会经济的良性互动、健康发展。

反对劳心劳力分离，注意学和用的联系，主张手脑并用“要使动手的读书，读书的动手，把读书和做工两下联系起来”，只有手脑两部联合才能产生世界文明。

教育智慧

1920年，美国哲学大师杜威博士应邀来华，黄炎培邀杜威在上海举行讲座。活动中，黄炎培根据自己掌握的数字，每百名中学毕业生中，升学的有多少、失业的有多少，数字翔实、有理有据，说明了传统教育已与社会发展不相适应，台下听众中就有毛泽东。这场讲演给27岁的毛泽东留下深刻印象。25年后在延安机场，毛泽东迎接来访的黄炎培，握着黄的手说：“我们20多年不见了！”黄炎培疑惑不解，毛讲述了1920年这段往事。

黄炎培认为“要救中国，只有到处办学堂”，“教育为救国唯一方法”。中华民国成立后，他在江苏省教育司长任上，拟定了《江苏教育行政五年计划书》，其中不但规划了各县小学、师范学校、中学、农校、工校的校数和办学地点，而且还有关于大学、留学生、图书馆、博物馆的设立。

黄炎培不仅是一位著名的教育家，也是一位对子女循循善诱的好父亲。

一天，他故意把鸡毛掸子扔在地上，然后走出门来，喊道：“孩子们，赶快上楼来，爸爸有事找你们。”孩子们听到后急忙去找父亲，经过鸡毛掸子边时，孩子们有的绕过去，有的迈过去，有的干脆直接把它踢到一边，而黄炎培的妻子经过时却顺手捡起并放回原处。等孩子都来到他身边时，他问孩子们“刚才的鸡毛掸子在哪里”，“在屋地上。”孩子们答道。“是谁把它捡起来的？”“妈妈。”“为什么你们就不知道捡起来呢？”孩子们答不上来了。他用孩子母亲的行为告诉他们，“要养成勤劳的好习惯，不能事事依赖大人，要学会自己料理生活，才能为国家为人民做事情”。

观点

外国考察，读方书也；国内考察，寻病源也。方书诚不可不读，而病所由来，其现象不一，执古方治今病，执彼方治此病，病曷能已。

用教育方法，使人人依其个性，获得生活的供给和乐趣，同时尽其对群众的义务。

教育者，教之育之使备人生处世不可少之件而已。人不能舍此家庭绝此社会也，则亦教之育之，俾处家庭间社会间于己具有自立之能力，于人能为适宜之应付而已。

反思：尽管已经过了近百年，但黄炎培当年所面对的“所学非所用、所用非所学、毕业即失业”等问题仍困扰着现在的教育工作者。其实，黄炎培已经找到了解决办法，“要使动手的读书，读书的动手，把读书和做工两下联系起来”，我们为何就不能遵循呢？

48位世界著名教育家教育思想

1.苏格拉底

苏格拉底认为知识不是他传授给学生的，他所做的无非就是把学生心中的真知唤醒并挖掘出来。就像接生婆一样，他所做的是帮人生孩子（知识），孩子（知识）是每个人自在自有的。故他把自己的教学方法称为“产婆术”，而把自己比喻为知识的接生婆。

也许纯属巧合，苏格拉底的母亲恰恰就是一位接生婆。苏格拉底算是子承母业，母子俩共同做着助产的工作而乐此不疲。苏格拉底常常从对方所熟知的具体事物和现象开始，通过提问，揭示对方的自相矛盾之处，如此层层推进，直至最终得出双方都认可的结论。

且不说苏格拉底的认识论正确与否，他所创立的“产婆术”在教人求知求真方面确是匠心独具，开了西方“启发式谈话法”的一代先河，千百年来无人能出其右。2.亚里士多德

亚里士多德认为7岁前的教育以体育为主，要及时地引导儿童做些适宜于肢体发育的各种活动。儿童自幼养成耐寒的习性，很有必要；儿童习惯于寒冷，不仅可以促进其体格健壮，而且可为其长大成人后的从军入伍作准备。至于儿童的啼哭，则不必禁止，啼哭时扩张肺部，有助于身体的发育。5岁前不可教儿童任何功课，以免妨碍其身体的正常发育。5岁前的儿童主要活动是游戏和听故事。“儿童游戏要既不流于卑鄙，又不致劳累，也不内涵柔靡的情调”。故事应由负责儿童教育的官员作出精心的选择。游戏和所讲的故事，最好能与将来的工作相联系，是将来应从事的工作的简单模仿。儿童的环境对其性格的形成至关重要，不要使儿童听狠亵的语言，更木能让他们讲狠亵的语言，一旦轻率地口出恶言，离恶行也就不远了。同样，也不要允许他们看狠亵的图画或戏剧表演。人们对最初接触的事物往往留下深刻的印象，“所以，人在幼时，务使其隔离任何下流的事物，凡能引致邪念和恶毒性情的各种表演都应加以慎防，勿令耳儒目染。”从5岁到7岁这个年龄时期，儿童可以旁观人们正在从事的他们将来将要从事的工作。

根据亚里土多德的学制，要使儿童从7岁起便就学于“体育教师和竞技教师”。体育的任务是帮助增进健康和“增进战斗力量”。为使体育能发挥效用，应采取一种合适的方针。当时，有的希腊城邦以培养运动员的办法去训练儿童和青少年的身体。亚里土多德认为这是一种错误的方针，因为少年儿童过度地锻炼会留下恶果，儿童的体质经过长期的剧烈运动将受到损伤。一些在儿童期参加竞赛而得到优异成绩者，到了成年仍能在竞技中得奖者至多只有两三例而已。所以在17岁以前，儿童的体育规程只能是一些“轻便体操”。同时，体育教师应训练儿童身体养成正常的习惯。竞技教师只能教给儿童以轻巧的武艺，如弓箭、弹丸之类，使其初步得到军事技术的训练。亚里士多德不赞成斯巴达人所采取的对儿童和青少年进行严酷训练的方针。斯巴达人用野蛮的措施培训儿童勇敢的品德，其实，这种方法是错误的，因为勇敢是与凶猛不同的。“凡属最凶猛的往往未必是真正的勇敢”，例如在兽类中，真正勇敢的如雄狮，其性情往往是比较温和的。那些以掠夺为能事的匪徒以及那些吃人的生番，他们并无真正的勇敢和美德。只有那些能正视危难，临危不惧，威武不屈的人才是真正勇敢的人 3.伊索克拉底

伊索克拉底（公元前436前338）是古希腊修辞学家。他出身于雅典富裕奴隶主的家庭，是智者派高尔吉和普罗塔哥拉的学生，有时跟苏格拉底学习，以撰写法庭诉讼的演说词为职业。公元前392年，他在雅典吕克系附近创设第一所修辞学校，这是古代最著名的学校之一，学生来自希腊世界的各个部分。在他的教导下，许多学生成为政治家、哲学家，因此他被称为古代最成功的专业教师。

伊索克拉底认为雄辩是德行和智慧的产物。他自己也不只是一个具有单纯技巧的修辞学家，他要求把修辞和演说提高到真正艺术的水平，而认为华丽的辞藻对于个人的美德和国家的正义只能起着衬托的作用。为培养演说家，他提出了广泛的课程，特别强调语言和文学在高等学校中的重要意义，他帮助哲学家们使雅典成为一个巨大的文学中心。

伊索克拉底现存的著作有多篇，主要是一些政治演说和法庭的辩论。4.西赛罗

西赛罗（Cicero，前106—前43）是古罗马的一位重要的历史人物，他不仅是一位杰出的散文作家，而且是一位才干超群的政治活动家，他对于古代罗马的教育有着重要贡献。他是雄辩术教育的积极倡导者，他的《雄辩术》一书，是古代有关雄辩教育的最重要的著作之一。

西赛罗的家庭属于骑上阶层，家道富有，从小受到良好的教育。他先后在著名的修辞学家、法学家以及斯多葛派哲学家所办的学校受教育。青年时期，按照传统习惯，他接受过军事训练，服过兵役，最后按当时的教育传统到雅典的哲学学校游学两年。他受完教育以后，便从事律师工作，不久便步入政界，凭其广博的知识、雄辩的天才以及纵横掉阁的政治手腕和阴谋诡计，而步步高升，公元前64年，在竞选运动中，击败了著名的民主派首领卡提柯那，而当选为执政官，登上了国家政权的领导地位。在政治斗争中，他逆历史潮流而动，死守共和制不放，当共和制走到了历史的尽头时，西赛罗本人也就成了它的殉葬品。罗马三头专政清洗反对专政的元老院时，西赛罗逃亡未遂而被害。

雄辩术起源于希腊。罗马的共和时期，雄辩术在政治生活中曾起了巨大的作用，它是争取民众，击败政敌的重要工具。到了共和末期，它的重要性逐渐消亡，随着帝制的建立，雄辩术也就逐步失去了其存在的土壤。但是却在另一种含义下，继续为帝国效劳，成了有教养的罗马人的标志或代名词。

西赛罗生活的年代正是这个时期。西赛罗的雄辩家教育的理论不仅顺应了时代的要求，不仅来源于现实生活，而且丰富了雄辩教育的内容，使其更加具有理论意义。他的培养雄辩家教育的思想可以概括为以下话点。西塞罗认为，在培养雄辩家的方法中，练习应占重要地位，练习是培养雄辩家的必不可少的环节。他强调，练习是使有关雄辩术的各种知识转化为演说效果的最重要的方法。西塞罗指出，练习的方法有多种，最常用的练习法是模拟演说。这种方法是指，先确定一个与在讲坛上讲演类似的论题，然后对讲题作充分的、深思熟虑的准备，最后发表演说。

按照西塞罗的意见，在各种练习中，最主要的练习是写作。写作可以锻炼人的思维能力和表达能力。这种能力可以转移到演说能力中去。演说词要求结构合理，布局匀称、得体，富有韵律。这些只有通过演说词的写作练习才能得到。写作的练习必须持之以恒，不能三天打鱼，两天晒网，否则不可能得到明显的效果。这是西塞罗本人从几十年的亲身实践中得到的一条经验。5.昆体良

昆体良（公元35—95）生于西班牙北部，先在罗马受教育，然后回西班牙当教师，公元68年应召到罗马，由罗马皇帝授予他罗马帝国第一个修辞学教授职位。公元90年昆体良当罗马皇室两个贵族儿童的教师。著作有《演说术原理》，约成于公元96年，后失落，于1416年重新发现。

昆体良在《演说术原理》一书中，不仅反映了公元前后二百年间罗马学校教育的实际，而且系统地阐述了关于培养演说家的教育思想。他与西塞罗一样，认为一个理想的演说家，首先必须是一个良善的人，道德的生活比华丽的辞藻更重要得多。他对于教育事业怀有很大的信心，认为教育者应当看到儿童具有无限的潜在能力和发展的可能性，天赋的素质在学习上固然是重要的，但不能因此抱怨只有少数人有能力可以接受教育，而多数人是迟钝的；相反，大多数人是敏于理解和乐意学习的，那些呆笨的人如同不正常的事物一样，是非常少的。他竭力主张并多方论证了公共教育比私人教育优越的观点。他要求未来的演说家必须生活在最公开的和阳光普照的公共生活之中，要善于与社会交往，从而经常受到新的刺激和鼓舞。在学习上，他认为作为一个演说家，必须有广博的、稳固的知识基础。他特别强调文学教学（包括学习历史家、科学家和诗人的著作）的重要性，他说：“除非很好地、真正地打好基础，否则，上层建筑就会倒塌。”

昆体良看到并提出了过去一直被忽视的教师在教学过程中的重大作用问题。他对儿童心理特点和教学方法进行了研究，认为教师必须以父母般的态度对待儿童，并彻底了解儿童能力的差异和倾向；惩罚、鞭打，乃至嘲讽，只能使幼小的。心灵受到创伤；教师的鼓励和榜样是使学生学习成功的有效方法。《演说术原理》一书是古代西方第一部系统的教学方法论著。6.维夫斯

维夫斯（1492—1540）是欧洲文艺复兴时期西班牙人文主义者、教育家。他出生在瓦伦西亚的一个贵族家庭，幼年受家庭教育，1508年入瓦伦西亚大学学习。1509年入巴黎大学，1512年因不满当时经院主义的教育，离开巴黎去佛兰德，在卢万大学学习和讲学，并与伊拉斯谟建立了亲密的友谊。1523年应邀到英国，任玛丽公主的家庭教师，并担任牛津大学希腊文和拉丁文教授，和莫尔过从密切。在英王亨利第八的离婚案中，他站在王后凯瑟琳一边，后离开英国，终老布鲁日。

维夫斯和伊拉斯谟及法国的布迪，号称欧洲人文主义的三杰。他是和经院哲学进行斗争的一位中心人物，他广泛采用归纳的科学方法，注意观察和实验，比培根早了两个世纪。他从事教育实践，注意教育研究，德国教育史家朗格称他是教育新道路的开拓者，是近代欧洲的昆体良。他的重要教育著作有《智慧入门》（1524）和《知识的传授》（1531）。

《智慧入门》是一本道德箴言集，共592条，内容包括论智慧、人的三个领域、事物的性质和价值、身体、精神、学习、德行和感情、宗教。耶稣基督、食物消耗、睡眠、慈善、如何与人共同生活。言语和交往、誓言以及如何待人等17个部分。这本书在16世纪后半叶以后的百余年间，曾经一直是英国学校的教科书，成为英国教育理论的一个组成部分。

《知识的传授》是一部自成体系的基督教教育学。共分教育的起源、学校、语言教学、高级课程和学习与生活五卷。他认为教育和生活是一体的，在人的一生中，对于智慧的追求无有终结。知识和德行是教育的目的，一切学问都是为了公众的幸福。热爱上帝是生活的最高目的，所以教育的目的和宗教的目的是一致的。在维夫斯看来，莫尔的“乌托邦”大家庭是柏拉图的学园的复活，因此他给学校取名学园，合小学。中学及大学为一体。他很重视校址的选择，要求空气清新，供应方便，远离市区和交通要道。

三、四两卷是课程论部分，他认为课程的基础是语言教学，语言教学的主要内容是拉丁文的学习，要求学生能讲拉丁误，阅读拉丁文专著，也要学习希腊文。维夫斯也很重视本族语的教学，要求学生掌握本族语和拉丁语两种语言。他认为自然研究是一门重要的学科，知识的各个部门都来源于自然，感觉是通向知识的道路，所以应通过观察和实验进行感觉的训练。他提出体育运动应在课程中占有重要地位。他重视教师的培养，主张教师应经过试用，接受校长的仔细考察，然后授予其教师称号。维夫斯的这些教育观点曾对培根和夸美纽斯产生过重大影响。7.蒙田

蒙田（1533一1592）是欧洲文艺复兴时期法国的人文主义者、著名的散文家。他于6岁时入塞恩中学，受过极严格的古典教育，从13岁起学法律，后曾游历欧洲许多地方，并当过波尔多市长。他的主要著作有《论文》三卷，其中论述教育、学校和教师的文章有《论学究气》和《论儿童的教育》等。

蒙田对当时流行的狭隘人文主义教育进行了嘲讽和批判，他指责学究气的人文主义者以空洞的。死板的书本上的东西去填塞儿童的记忆，这种教育所培养的只是迂腐的学究，而不是在各方面都得到发展的有文化修养的绅士。

蒙田所关心的是贵族儿童的教育。他认为，适当的教育应当在慎重选择的导师指导下进行。他希望做导师的应陶冶儿童的感情，使他们成为最忠诚于国王的臣民和绅士。他认为贵族儿童注定要成为统治者，因此，应使儿童从幼年时期起就学会优雅的风度、高尚的举止、礼仪以及音乐和舞蹈，并要经受体育锻炼的严格磨练。

针对极端形式主义的烦琐的教学方法，蒙田提出了许多值得予以重视的意见。他希望教师改变像漏斗灌东西似的教学方法，而应当按照儿童的能力来进行教学。在教学中不应当只是教师一个人在讲话，而且也应允许学生有讲话的机会，教师应当让学生说出学过的东西，并理解它的意义和实质。他还希望教师让学生谨慎地吸取一切东西，而不相信只凭权威树立或者未经考察的东西，认为一个仅仅跟着别人走的人不会去探索什么，因而也寻找不到什么。他说，学习和教育只服从于一个目的，即“培养儿童完美的判断能力”。他的结论是“最好的办法莫过于培养对学问的兴趣和爱好，否则我们将只是教育一些满载书籍的傻子”。蒙田这些教育观点对后来的洛克和卢梭有很大影响。8.路德

路德在教育上的贡献也是巨大的。他写的《致全德市长及地方议会参议员的信》、《遣送子女求学的责任》，集中体现了他的教育观点。

对于当时的教育，路德作了严肃的批判。从大学到初等学校，来不存在着严重问题。许多学校已经堕落成罪恶的场所，成为“地狱和涤罪所”，儿童整天在其中受到鞭打、折磨。在大学和修道院学校中的教师们、修道士们都是一些不学无术的人，是一些只关心填满自己的胃的人，他们根本不能胜任教学和管理学校的工作，由这些人教出来的学生，除了变得更加盲目和愚蠢外，是不能指望得到什么的！路德甚至把大学、修道院学校中的教师、神父、修土比作“粗劣的肥胖的驴子”，“戴着珍珠的猪猡”。各级学校的沉沦还表现在没有好的图书馆，没有好的书籍，所有的只是一些充塞着谬误的书，那些有毒的不干净的书充斥修道院的各个角落。既然无书可读，路德问道，那么学生和老师又怎么能与他们所读的书显示出不同呢？“乌鸦不能孵化出鸽子，同样，愚人也不可能培养出聪明的人”。教师教的都是一些无用的东西，同时他们对于教法也是一窍不通。因此青少年们在学校里呆上20年甚至更长的时间，到头来既学不到拉丁文，也学不会德文。所以路德认为，大学、修道院除了把人变成“驴子和笨伯”，人们是不能得到其他东西的。再加上这些地方所存在的“可耻的罪恶”的东西，以致使青年人在其中遭到“令人痛心的摧残”。既然如此，青年还不如不进这些学校，使他们保持无知状态，反比身心遭到摧残要好得多。因此出路是，或者把这些败坏和摧残人的学校加以“毁灭”，或者改造成“基督的学校”。

路德认为教育包括了两方面的职责，一是培养僧俗两界所需要的专门人才，一是对人民实施普通教育。他认为僧俗两界所需的专门人才中最重要的是神学家、法学家和医学家。这是根据当时的社会需要而提出的。首先，路德十分重视法学家的培养，理由是德国的政权是建立在“罗马帝国的法律的基础上的”，为了巩固国家政权就必须维护法律，而要维护法律就要有知识和智慧。在世俗政权中，正是那些有知识的法学家和其他学者在维护着法律，并以此来维持世俗政权的正常运转。

教育的另一个职责是提高人民的文化和道德。为了国家和人民的幸福，当权者就不应吝啬钱财，在教育工作上要舍得花钱。因此，路德在致市长、议会成员的信中呼吁他们把青年教育的责任担当起来。城市的快乐、光荣全都掌握在他们手中，他们有责任把城市治理好。他们应尽心竭力，日夜为此而工作。如果认为人民的生活是否幸福与己无关，那么这种人是不配统治人民的，他只配统治猪狗。那些王公大臣们只知吃喝玩乐，整天在酒窖厨房梭巡。所以办好教育的责任，自然地就落到了市长、市议员的身上。

根据以上的理由，既然僧俗两界都需要教育，那么，僧俗两界的领导人也应把办教育的责任担当起来，教会应当办教育，世俗政权机关也应办教育。路德这种主张对于宗教改革后的欧洲各国影响很大。从这时起，教会和国家政权机构同时办教育就逐渐成为欧洲数百年的传统，这种传统一直延续至今，只不过是世俗政权机构在办学中逐步处于主导地位，教会由国家支配日益显著而已。9.夸美纽斯

扬·阿姆斯·夸美纽斯（1592—1670）是17世纪捷克教育家。他一生致力于民族独立、消除宗教压迫以及教育改革事业，曾担任捷克兄弟会牧师及兄弟会学校校长。

夸美纽斯生活的时代正值西欧从中世纪向近代社会的转型时期。在文化、思想领域，人权与神权、理性与信仰、现实与来世、科学与迷信、民主与专制之间发生了激烈碰撞。夸美纽斯具有强烈的民主主义、爱国主义、人文主义及唯物主义感觉论思想。他肩负历史重任，力图打破旧传统的闸门，让适应新时代的新教育思潮汹涌奔流。但他并未能完全摆脱宗教神学的束缚，常常采用旧瓶装新酒的形式发表其教育观点。夸美纽斯的各类著作共有265种。

《大教学论》是西方教育史上第一部体系完整的教育学著作，它全面论述了人的价值、教育的目的及作用、旧教育的弊病、改革教育的必要性和可能性、学制、教学法、体育、德育、宗教教育。学校管理等。这里着重选编了该书中关于教学法的几章。《母育学校》是历史上第一本学前教育学专著，详细论述了学前教育的重要性、胎教以及学前教育的内容。此书虽然论述的是家庭条件下的学前教育问题，但后来给幼儿园的创立者福禄培尔以重要启迪，并构成其学前教育理论的中心思想。《泛智学校》是夸美纽斯以泛智论为指导，为其在匈牙利建立的实验学校所拟定的实施计划。夸美纽斯的泛智论是探索将一切有用的实际知识教给一切人的理论。这一理论适应了弘扬理性、尊重知识的时代潮流，表达了重视普及教育。普及知识的民主精神。这一计划部分地被付诸实施，其中许多观点和措施成了近代教育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10.威廉·配第

英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威廉?配第在1676年出版的《政治算术》著作中，首次试图运用数字资料去计算广义教育之成果的货币价值，并从其结果中得出制定经济政策的结论。配第把“技艺”看做一种特别的，除了土地、物的资本和劳动以外的第四个生产要素。配第认为，教育和训练使人的劳动生产能力出现差别。他对比了海员和农民，认为由于海员所受到的训练，使得在货币价值比值上，令“一个海员实际上等于三个农民”。配第还从人的劳动使人力的货币价值生息这一假设出发，算出英国“有生命的资本”的货币价值。这是第一个力图确定一个国家“人力资本”量的尝试。11.洛克

洛克（1632—1705）是17世纪英国著名的教育思想家和哲学家。他的主要著作有：《政府论》《人类理解论》《教育漫话》《贫穷儿童劳动学校计划》。本书所选内容集中反映了洛克关于教育的作用、知识的来源、德智体教育等方面的观点。

洛克的主要教育思想是绅士教育。他认为教育的目的是培养绅士，即有道德、有学问、有礼貌的人。为此，洛克提出了一套包括德、智、体等在内的教育内容和实施办法。他认为，体育是一切教育的基础，绅士首先要有强壮的体魄，能吃苦耐劳；德育是第一位的；智育是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可辅助更重要的品质，但其目的不是传授知识，而是培养学生的学习态度和学习能力。洛克还提出了包含大量实用知识在内的教学科目及具体的教学方法。

洛克的教育思想对近代西方特别是18世纪的法国教育影响很大。他的绅士教育理论较之封建的、宗教的教育是一大进步，符合当时英国资产阶级利益。但是，洛克的思想具有妥协性。他的唯物史观不彻底，仍然相信上帝；他歧视劳动人民，主张为他们设立劳动学校，等等。12.亚当·斯密

第一次百接对教育具有生产性和经济意义进行论述的人，首惟17世纪英国古典经济学的杰出代表和理论体系的建立者亚当·斯密。他首次把人的经验、知识、能力看做是国民财富的重要内容和发展生产的重要因素。认为“人类的才能与其他任何种类的资本，同样是重要的生产手段”。其主要思想体现在《国富论》(1776)当中。

在亚当·斯密看来，教育和训练具有经济意义。他指出:“学习一种才能，须受教育，须进学校，须做学徒。所费不少。这些才能，对于他个人自然是财产的一部分，对于他所属的社会，也是财产的一部分。工人增进熟练程度，可和便利劳动、节约劳动的机器和工具同样看做是社会上的固定资本。学习的时候，固然要花一笔费用，但这种费用，可以得到偿还，赚取利润。”他还指出:“一种费去许多工夫和时间才学会的需要特殊技巧和熟练的职业，可以说等于一台高价机器。学会这种职业的人，在从事工作的时候，必然期望，除获得普通劳动工资外，还收回全部学费，并至少取得普通利润。而且，考虑到人的寿命长短极不确定，所以还必须在适当期间内做到这一点，正如考虑到机器的比较确定的寿命，必须于适当期间内收回成本和取得利润那样。熟练劳动工资和一般劳动工资之间的差异，就基于这个原则。” 13.裴斯泰洛齐

瑞士伟大的民主主义教育家裴斯泰洛齐(1746一1827)关于劳动是人民群众生活的中心，因此生产劳动应该成为学校教育的中心，他关于教育是从劳动人民中产生的，因此教育应该和劳动人民的要求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并全面地发展儿童的劳动能力的思想，他关于“使学习与手工劳动相联系，学校与工场相联系，使他们合而为一„„一方面是学习，另一方面是手工劳动”(《西方资产阶级教育论著选》第203页)这一教育和生产劳动联系和结合的思想，他关于通过群众性学校培养有文化的劳动者的教育思想，都是大机器生产出现前(从他生活的国度看)现代教育思想最杰出的表现，他的这一民主主义的教育思想对现代教育的发展有极重要的影响。14.朱利安

毫无疑问，第一次以相当完整的方式同时论及比较教育的学术性和实践性的人，当属朱利安。此外，他还为比较教育提出了一种无疑独立于其他学科的认识论。

马可-安托万·巴黎的朱利安，1775年3月10日生于巴黎。给他取这个名字，是为了不与他父亲的名字(德龙的朱利安)相混淆。巴黎的朱利安总是朝气蓬勃，一直对政治和新闻有极大兴趣，尽管他不久对教育问题同样表现出了明显的爱好。他首先是一个启蒙运动思想家，拥护典型的理性主义理想，倾向于当时流行的民族主义。然而，这并不妨碍他坚持以广阔的世界主义的观点考察文化和社会制度；这种观点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他在法国国内外的多次旅行。

从1808年起，他的主要注意力明显地转向了教育。这一年，他出版了一部名为《体育、德育和智育概论》的著作；这部著作文字过于繁琐，内容过于空泛。尽管如此，该书表现出不同寻常的特点，大胆地提出了许多革新建议。1810年，他考察了裴斯泰洛齐的伊弗东学院，并对裴斯泰洛齐及其独创的教学方法产生了很深的印象。两年后，他出版了名为《裴斯泰洛齐教育方法的精髓》。朱利安把他的两个7岁的儿子留在伊弗东，这也说明他对该学校十分赞赏。15.卢梭

卢梭（1712－1778），法国启蒙思想家。他的《爱弥儿》是构思20年和撰写3年于1762年出版的不朽之作。卢梭在《爱弥儿》一书中指出旧教育的失败，同时，积极地提出了建设新教育的系统的方案。《爱弥儿》一书分为五卷，其主线索是回归自然，发展天性。文体是夹叙夹议的小说。前四卷指出当时男子教育的荒谬，提出自然主义的改革方案；第五卷提出女子教育改革的设想。卢梭认为，儿童在幼年时期应该在乡村的自然中进行教育，应该读的惟一的书是《鲁滨逊飘流记》，应该学的工艺是木工；女子的教育应该以贤妻良母为宗旨；教育中，应该把儿童看做儿童，而不能看做成人，要尊重儿童的天性，要启发诱导，对儿童的错误应该用自然后果法进行教育等。16.爱尔维修

爱尔维修（1715－1771），系法国哲学家。生于巴黎一位医生家庭，曾在耶稣会的学院受过教育，1738年成为包税官。他看到社会不公，立志为社会谋福利，开始探讨政治、法律、宗教、道德及教育等问题。1758年出版《论精神》一书，反对宗教和当时的统治制度，引起巨大反响。该书短期内印了50次，并译成欧洲主要文字。因教皇等人的反对，该书虽三次删改，仍被当众焚毁。其《论人的理智能力和教育》写成于1767年，因怕受迫害而未发表。1773年一俄国人为其发表该书，但被禁止在俄发售。爱尔维修认为人的天赋智慧平等，入的理性和知识来自后天的教育，天才是教育的创造物，人人都应该有接受中等和高等教育的权利。爱尔维修认为教育万能，人受了什么样的教育，就变成什么样的人。爱尔维修反对教会干预教育，主张教育世俗化，用公共教育培养能把个人利益和公共利益结合起来的爱国主义者。爱尔维修主张重视科学教育和体育，使儿童健康、强壮，能真正享受幸福生活。17.赫尔巴特

德国教育家赫尔巴特(1776—1841)也是现代教育思想的一个著名代表。他的贡献就在于从资产阶级的立场阐明了教育的目的，研究和阐述了教学过程、它的阶段性及某些规律，并阐述了教育过程和对儿童的管理等一系列问题。赫尔巴特是古典学科和古典文科中学的拥护者。他的教育思想是对古典文科中学转向现代学校的教育经验的总结。他偏爱古典文科中学，但也主张办好实科中学和群众性的国民学校。他偏爱古典学科，但也主张设立现代学科，包括人文学科和自然学科。赫尔巴特是重视系统知识的学习、重视教师的作用和重视教科书的作用的著名教育家之一。他是现代教育思想中古典派和传统派的著名代表。他的教育思想对现代教育的发展有极重要的影响。18.欧文

英国伟大的空想社会主义者欧文(1778—1856)同时还是一位现代教育的教育思想家和教育实验家。生于威尔士一个手工业者家庭。9岁离家，自谋生计，自学成才。1800年1月担任苏格兰新拉纳克纱厂经理，推行改革计划，如改善工人福利，为工人创办性格形成学院（新馆），即从幼儿学校直至成人业余教育在内的教育机构，等等。其改革实验一度获得很大成功。

1824年去美国试办共产主义新村──“新和谐”村，结果失败。在他生活的时代，英国的现代工业已发展起来，社会矛盾也十分尖锐。他同时作为一位企业家，对现代生产和现代科学的作用以及对现代社会的问题十分敏感。因此，他的教育思想已经远远超出其他空想社会主义者和民主主义教育家们对现代生产和现代社会萌芽时期的教育的反映的那些教育思想。他不但看到了资本主义的弊病，同时也看到科学和大生产的力量。他看到“科学或机械与化学力量每有增加，都直接造成财富的增加”(《欧文选集》上卷，第299页)，感到科学的“增长是没有止境的，它的发展能力也将随着它的增长而扩大”(同上，下卷，第52页)，他还看到“某些人的劳动比其他人的劳动的价值大得多，这主要是他们所受的教育造成的”(同上，上卷，第181页)。

因而，他认为，“必须拟定方法，使贫民子女受到最有用的教育”。(同上)“培养他们的德、智、体、行方面的品质，把他们教育成全面发展的人”(同上，下卷，第13页)。正是基于改造社会的目标和上述这样的认识，他举办了公共、免费和普及的幼儿教育和初等教育，在小学里开设了比当时英国小学更广泛的课程，如本族语、算术、地理、历史、自然等，取消宗教课。他十分重视劳动教育，把教育和生产劳动结合了起来，儿童根据年龄和体力要参加一些生产劳动，但禁止十岁以下儿童受雇做工，十岁以上儿童的劳动受到了严格的时间限制(六小时以下)。他还主张儿童学习一些园艺、农业、手艺和生产技艺。欧文的教育思想对马克思的教育思想和后来的教育实践特别是社会主义国家的教育实践都有重要影响。19.福禄培尔

福禄培尔（1782－1852），德国教育家，其教育理论以德国古典哲学和早期进化思想为主要根据，以裴斯泰洛齐的教育主张为教育思想的主要渊源。《人的教育》是他的教育代表作，反映了他对于哲学和教育学的基本观点。

在《人的教育》中，福禄培尔把“统一”或上帝的精神看做万物的本质和原因，而教育的实质和任务在于帮助人自由和自觉地表现他的神的本质，认识自然、人性和上帝的统一。他肯定人性本善，要求顺应自然进行教育。他以辩证的眼光把人的教育描述为一个分阶段的、连续不断的和由不完善到完善的发展过程。

《人的教育》第一至四章分述人的发展的各个阶段的不同特征和教育的主要任务。福禄培尔强调家庭生活尤其是母亲在早期教育中的作用，重视自我活动和游戏的教育价值，并探讨了学校教育的课程问题，其特点是将手工和艺术课列入学校课程。此外，在第四章第四节“空间表现’中所反映的主张为后来恩物游戏奠定了理论基础。

由于唯心主义世界观的局限，福禄培尔的教育理论有浓厚的神秘主义色彩。同时，受当时科学发展水平的限制，他不能科学地解释儿童发展的特点。20.第斯多惠

第斯多惠（1790—1866），德国教育家。《德国教师培养指南》是他的教育代表作。其中第一篇总论部分为他的手笔；第二篇专论部分则是合著（中学和师范学校教师）的手笔，系有关各科教学法性质的论文。第斯多惠反对德国教育目的中存在的狭隘的民族主义倾向和浓厚的宗教色彩，提出“全人教育”的理想。他把“自动性”视为人的发展的主观基础，而以社会中的真、善、美为教育的客观基础，认为两者结合才算是培养了“全人”。

第斯多惠提出教育的自然适应性原则和文化适应性原则，认为教育必须符合人的天性及其发展规律。他的有关思想符合自裴斯泰洛齐以来教育心理学化的趋势，但他对于儿童心理发展特点的具体观点则受到当时心理学发展水平的局限。作为自然适应性原则的补充，第斯多惠提出文化适应性原则，这是装斯泰洛齐关于使人发展并达到完善的思想的继承和发展。他认为，人的自然本性的发展不能在真空中进行，教育必须适应社会文化的状况。但他尚未意识到文化和自然两个原则的实质关系是目的和手段的关系，即没有认识到适应自然是为了更好地适应文化，而把自然适应性原则放在主导地位。

第斯多惠论述了教学的形式目的和实质目的的关系问题。他认为，这两个目的并非相互排斥，而是紧密联系的。在正确组织教学的情况下，两个目的均可达到。但他更为重视教学的形式目的，指出在学校中还有单纯的熟读死记的遗迹，就无论如何不应放弃关于教学的形式方向这一思想。第斯多惠被誉为“德国教师的教师”和“德国的裴斯泰洛齐”。他所提出的教学法原则成为19世纪中叶德国教育界研究各科教学法的指导原则。他被认为是夸美纽斯和裴斯泰洛齐逝世以后西方最伟大的教学论专家。21.纽曼

纽曼（1801－1890）是19世纪英国著名的神学家、教育家。他的《大学的理想》一书是世界高等教育史上一部经典著作。该书是一部演讲集，前九篇主要论述大学的教学，后十篇着重论述大学的学科。

纽曼认为，大学中教学与科研是相互冲突的，大学的职能是教学。在大学中，不能开展狭隘的专业训练，应该实行自由教育，培养学生的德行和理性。大学的教学中应提供普遍性和完整性的知识，其中神学是一个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

纽曼反对功利主义的观点，认为知识本身即为目的。

纽曼认为，一个理想的学生应该主动、积极地学习，通过学习知识训练智力。22.托尔斯泰

列夫·托尔斯泰(1828一19l0)这位天才的俄罗斯作家，怀着建立使学生完全自由和不受约束的教育机构的美好愿望，于1857、1860和l861年对欧洲国家特别是法国和德国进行了访问研究，试图寻找可能给他以启示的经验。但他在欧洲所看到阶情况无一令他满意。他特别鄙视当时被公认为是超级榜样的普鲁士教育。甚至小学的强制入学，他也认为是不能容忍的强制。他写的观感，成为他的《教育文稿》的一部分，从中我们可以明显地看到：一方面，他具有绝对强烈的民族主义情感；另一方面，他又具有绝对强烈的自由主义倾向。他认为所有国外经验与他的教育思想毫无共同之处。俄罗斯不仅不应该模仿西方，相反必须避免他们的影响。

这种观点并不意味着托尔斯泰把欧洲的教育经验看得一文不值。马赛的劳动者学校，哥达和魏玛的福禄培尔式“幼儿园”，给他留下了很好的印象。但这并不是俄罗斯应该加以效仿的理由。托尔斯泰认为，俄罗斯应该创造自己的模式。23.凯兴斯泰纳

凯兴斯泰纳(1854—1932)从进入帝国主义时代德国资产阶级的利益出发，研究了劳动人民子女的教育问题，即所谓“公民教育”和“劳动学校”的问题。他的“公民教育”和“劳动学校”都是针对国民学校的，所完成的是同样的两项任务；即性格训练(灌输忠于资产阶级的思想教育)和职业训练(训练能干的双手的职业教育)，以便把学生培养成德国“有用的国家公民”(凯兴斯泰纳著：《劳作学校要义》，1935年，第13页)，即把学生培养成既能为资产阶级创造利润又不惊扰主人安宁的伶俐工人。凯兴斯泰纳关于工人子女不需要更多的科学知识和关于他们倾向体力劳动的观点是资产阶级的反动观点，应该批判，但他系统地研究了儿童的劳动教育，他注重培养儿童的劳动兴趣，培养他们科学的思考方法和培养他们熟练的技艺以及后来试办的夜课制的两年制继续教育，对培养熟练工人都积累了不少经验。后来人们把德国的职业技术教育看作德国工业发展的两大支柱之一，不能说和凯兴斯泰纳的努力没有关系。凯兴斯泰纳的教育思想对后来的职业技术教育的发展有重要影响，他的有益经验很值得我们研究借鉴。24.萨德勒

迈克尔·萨德勒大体上可以而且应该被视为19世纪的教育旅行家之一。他生于1861年，大半生生活在19世纪，其职业生活也开始于19世纪。在20世纪开始前几年，他开始关注外国教育。1894至1895年间，他是布莱斯(Bryce)中等教育委员会成员。1895年，他在伦敦教育委员会的特别调查报告局工作，这个职位使他最终确立了对比较教育学科的喜好。最后，成为牛津大学学院领导人长达11年。由于他被任命为1919～1923年加尔各答大学委员会主席，他就有了一个较好的机会重新开始他的教育比较工作。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1943年)，他满载荣誉离开了人世。

萨德勒没有写下比较教育学科的大部头理论著作。总的来说，他宁愿用报告和座谈会的方式来表达自己的思想。尽管如此，他的最大贡献恰恰是他对比较教育的理论和科学特点所持的新见解。从这个意义上说，他是一个全新阶段的开创者。从那时起，人们出国不再仅仅是寻找国外的可移植的具体经验，而有更多的目的：研究这些经验的深层原因。研究者应该着重研究外国经验的原因，而不是经验自身的“结果”。

比较研究的真正价值，不在于发现那些能从一国照搬到另一国的机制(虽然不应忽视这种仿效的通常可能性)，而在于证明某种外国制度之所以崇高和伟大的精神实质是什么，以便以后找到某些手段，在认为有必要改正国家生活中某些缺点的情况下，在自己的国土上移植这种精神。

虽然萨德勒非常欣赏德国的教育制度，但他谈到任何国家都不能指望靠模仿德国的组织，把德国教育的精髓谁确地移植过来。德国教育的组织结构实际上形成了一个整体；这是它的成就，也是它的危险所在。必须从整体上考虑德国教育，否则就不要去效仿它。

由此，萨德勒第一次以自觉的和系统的方式提出了一种信念，这就是：研究一个国家的教育不能只涉及它的学校。萨德勒还认为，不能把“学校制度”和“教育制度”混淆起来，因为这两者不是同一回事。学校制度本身并不就是国家教育。相反，一个国家不依赖任何学校制度也可以采取其他有效方式来训练和教育年轻的一代。25.列宁

列宁在他自己的时代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和恩格斯所创立的科学共产主义学说，同时也继承和发展了他们关于综合技术教育的理论。列宁在下列思想指导下研究了综合技术教育的问题。

第一，列宁是把综合技术教育当作人的全面发展的条件，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实现的条件的原则高度来看待它的，他没有把它当作一个具体的技术性问题。因此，把它多次列入党的纲领中，例如19l9年俄共(布)八大党纲中就有这样两段文字：“对17岁以下的全体男女儿童实施免费的和义务的普通教育和综合技术教育(即从理论上和实践上了解一切主要的生产部门)。„„对17岁以上的人广泛开展跟普通综合技术知识相联系的职业教育。” 26.阿诺德

迈克尔·萨德勒(1861—1943)19世纪最著名的教育旅行家之一，不过，他的工作很多是在20世纪做的，他本人远不只是一个教育旅行家。他不局限于外国教育经验的收集，而是对比较教育方法论的进步作出了决定性贡献。我们也注意到他与他同时代的许多人不同，他严肃地希望自己的评价不要带有主观主义色彩和民族偏见。他严肃地提请注意：比较研究不应事先决定证实什么，而应该去发现客观存在的事物。他告诉我们，最好的比较“不在于试图让比较来迎合我们的倾向或偏见，而在于简单和严肃地把我们看到的东西搞清楚”。

此外，阿诺德也是首先隐约认识到教育制度及其效果永远受一系列因素影响的人之一，这些因素中，除了地理类型、经济和社会诸方面的环境外，他还突出强调历史传统和民族特点。关于教育政策，他特别关心在他的国家里按普鲁士方式建立国民教育部，坚决主张制定强制学生入学的法律，并保证这项法律的贯彻执行。

27.尼古拉斯·汉斯

尼古拉斯·汉斯是努力寻找“解释”教育制度的适当途径的比较教育学家之一。他出生于1888年的敖德萨(俄罗斯)，但他主要是在英国开展活动。他对我们这门学科的系统化也作出了决定性的贡献。

书目索引中列举了汉斯所著的大量著作，最初的著作是1929年出版的，书名为《教育政策原理》。这本书受到赫森的某种影响(这以后再说)，而且后来他们俩合作撰写了另外一本书。1929年的这部著作已清楚地表现出，作者倾向于把比较作为主要方法来使用。除了至今仍保持其重要价值的大量著作(主要参见他1930年、1931年、1951年的著作，以及《教育年鉴》上的大量文章)外，他1949年出版的一部著作，无疑是他最著名的著作，使他成为当今比较教育学科的集大成者。这部著作的名称本身已具有重要意义：《比较教育：教育的因素和传统研究》(参见书末目录索引中1980年的再版本，下面使用的也是这个版本)。除了撰写大量著作外，他还作为伦敦“国王学院”的比较教育教授，在30年代开展了紧张的教学工作。

下面我们来看看反映在他的这部主要著作中的基本思想。在第一章界定比较教育并揭示它的目的之后，汉斯用三部分分别研究他认为制约着教育制度的三组因素，即：

自然因素种族因素、语言因素、地理因素、经济因素；

宗教因素在欧洲的传统宗教中，汉斯选出三派：天主教、英国国教、清教；

世俗因素人文主义、社会主义、民族主义和民主主义。28.阿兰

6.著名的教育学家叶圣陶说过 篇六

古今中外的大量事实证明：一个人成功与否，主要不是因为他的智力，而是取决于他是否 具备良好的学习习惯，因此我们必须注重学生良好学习习惯的养成。

在老师的精心指导下，同学们经过不断的训练，学生原有的一些不良的学习习惯得到了改正。提高了学生的素质。良好学习习惯的培养也促进了学生成绩的提高，体现了以学生为本，以学生为主体的教育观念，树立教育是为了促进学生发展的观念，变重知识传授为重能力培养，变重成绩为重学生的发展。让学习习惯成为自然，变为学生的自觉行动。

习惯一经养成，便成自然，难以改变。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的专家孙云晓指出：“习惯决定孩子的命运。”可以看出习惯的力量之巨大，人一旦养成一个习惯，就会不自觉的按照习惯行事，而这个习惯则会影响孩子的一生。对于学生而言，良好的学习习惯是学生学习活动顺利进行的保证，是学习知识、培养能力、发展智力的重要条件之一。故养成一个良好的学习习惯不仅直接影响他当前的学习，而且还会使学生受益终生。

3、在教学过程中及时对学生的表现进行评价，有助学生认真听课习惯的养成。在课堂中做个有心人，发现学生的闪光点。时刻关注学生，从不同角度发现有进步的孩子和表现优秀的孩子，及时给予肯定，哪怕只是一句话，一个动作，一个表情，都能给予学生无限的鼓励和肯定。在评价的激励下，学生的学习有了进取的方向，学习就更有意义，学生的参与度提高，听课的效果也有所提高。

7.著名的教育家 篇七

熊丙奇:在整个教育过程中, 不是只有女生才要受教育, 男生也需要受教育。因而, 现在不是抓不抓“女性教育”的问题, 而是两性都要抓。不应该说是女性教育, 谁说女性需要教育男性就不需要呢, 难道女性可以讲求“自尊、自爱、自强、自立”, 男性就不需要了吗?没有道理, 男女都是平等的。可能有些农村里还有“重男轻女”的现象存在, 女生会因为家庭负担过重、子女过多而出现辍学现象, 但是城市里反而“重女轻男”的现象更多一些。现在“女状元”“女冠军”、考试中得高分的女生就有很多, 哪一点能表明女性就缺少教育呢?而且我不认为现在男性的地位就比女性高, 现代社会都关注保护女性权益, “半边天”的呼声很高, 但有谁又关注过男性的压力和权益呢?所以, 不是只有女性缺乏教育、需要得到社会的重视, 男性同样需要教育、需要得到社会的重视, 两者是不能分割的。但怎么教育, 就不是单纯的性别教育问题了, 而是从出生就应该开始接受公民教育, 培养独立的人格与尊严, 注重个性的发展、人格的完善、心理的健全等等。

其实真正的教育, 应该是帮助学生、根据学生的身心特点进行培养的过程, 是个体教育, 而不是群体教育, 是完善人格的教育, 是让受教育者明白自己该做什么, 有完全自主的行为意识的教育。而女性教育实际上是对独立的、有思想的女性的一种精神束缚。女性教育只是教育的个别现象, 也就是所谓的性别教育。现在, 教育存在很多问题, 不单单只是“女性教育”, 比如生命教育、分层教育、心理教育、德育等等, 这些不断被提及的教育都存有问题。我不认为“女性教育”就能够解决教育的根本问题, 而且对它发展的前景我不持乐观态度。你想, 基础都没有打好就想搭建楼房, 那只会是“空中楼阁”, 立都立不住, 怎么能成功?至于什么是这个“基础”, 简单来讲就是对于整个社会的道德建设来说, 对受教育者进行真正意义的公民教育, 提高公民的道德意识, 就是一项基础工程;整体改革我们的教育观念和模式, 让教育能针对人本身的发展而进行, 就是教育的基础。只有我们的教育真正对准每一个人本身, 关注其个性发展、人格健全, 所有的受教育者才能获得发展自身的平等机会, 而在此基础之上, 其它教育比如所谓的女性教育或者性别教育、生命教育、分层教育, 甚至教育改革等等, 才能开展下去。所以, 没有基础的教育是很难推行下去的, 没有公民教育为基础的女性教育开展起来也不会有势头, 效果自然不佳。如果不建设好这一基础工程, 其他的道德建设, 都无从谈起, 更不容乐观。但综观我国的教育, 从幼儿园到大学, 无论进行哪一种教育, 均无一例外强调的是知识的记忆和技术的掌握, 也就是说, 你要真正全面推动公民教育, 现在还是很难的, 需要以新的价值教育和价值理念, 以及整体的教育架构的构造改变才可能实现。

《中国教师》:您刚提到女性教育要在公民教育基础之上, 在学校开展也需要是在完善人格、培养独立意识的前提下才能可行, 那您认为女性缺乏人格教育吗?

熊丙奇:首先来讲, 我们现在的学校教育, 它本身其实是功利性的教育和竞技性的教育。这两种性质的教育在很大程度上是反教育的, 它将很多学生的个性和兴趣扼杀了, 同时, 也使得教育本身原本应促使一个人健康发展的过程变成了互相比拼的过程, 结果就导致教育变成了分层竞争的工具。在这个过程中, 为了让孩子成为其中的成功者, 很多人是不择手段的。现在所谓的“成功学”, 我觉得它实际上是整体教育环境导致的产物。

其次, 就是我们常说的标准答案。现在的教育是“观念先行”, 是一个模式化的教育, 让所有学生集中思维在一个模式之中, 他当然就没有独立的人格和思想了, 这是现实中非常严重的问题。尤其像语文教学这门课程, 就是以“主题先行”的形式开展的。比如说作文, 很多人说“学作坊”是从作文开始的, 在写作文的过程中, 就算学生自己不是这样的想法, 但因为有既定的主题, 他也必须要依此构思, 必须按照初级的方式方法去做, 这就难以检验学生的真实表达水平, 难以让学生写出真情实感, 也背离了作文原本考察的重点是学生的思维能力和表达能力的主旨。所以, 不少人认为语文教学是虚伪的, 是种“作坊式”的教学行为。

现在教育还存在着很多对学生的“评价”。比如说在“教学评估”中从上至下的评价和平衡, 不管是小学、初中、高中还是大学, 都会有一些教师在评估中弄虚作假;还比如最近我们常谈的大学本科评估, 弄虚作假简直非常普遍。你说在这样的教学中, 学生怎么会有健全的人格呢?这些现象在男生和女生之中都是普遍存在的, 不可能因为性别不同就有所区别。因为在这个教育体系里面, 只要是受教育者, 无论男女, 都是一样无法幸免的。

《中国教师》:那您觉得是不是应该在小学中, 除了人格教育、心理教育外, 还要连同性别教育也一起开展, 然后才能做到让男生女生更能认清自己性别的特点, 更懂得尊重对方呢?

熊丙奇:有了公民教育, 这些都好说, 没有公民教育, 这些都不好说。没有迈出第一步, 我们现在走的是第二步, 如果希望通过第二步来弥补第一步是做不到的。它其实就是在培养一个合格公民过程中的一个分支或者说一部分内容, 但这部分内容它不是主体部分, 却也重要。因此, 当有了整体培养合格公民的框架结构之后, 再对男生进行男性教育, 对女生进行女性教育, 是有它的基础和价值的。要依次从小学、初中、高中、大学进行, 而不是到了大学才开始做。公民教育就是从孩子出生的时候就开始的教育, 而性别教育只是其中的一部分。

《中国教师》:学校的德育与女子学校强调的“四自”教育, 有没有冲突, 抑或者根本是一回事, 那还需不需要在学校推行“四自”教育?

熊丙奇:你说男生要培养吗?你说男生在这方面就不重要吗?所谓培养他的基本的绿色的人格, 就是男生人格或者女生人格是不平等的吗?难道是专门针对女性人格或者是男性人格的吗?人格是平等的。

我的建议是没有必要去推进它。真正的核心领域就是关注每个人的人格健康、心理健康就可以了。没必要专门针对于女性教育, 专门要跟她强调“自尊、自爱、自强、自立”, 难道男性就不需要自尊、自爱、自立、自强吗?两性是一样的。难道我们天生的认为女性就不自尊、不自爱吗?这个教育的本身就是贬低女性。

《中国教师》:如果用封建社会提倡的四德来规范女性, 能改善妇女的行为、能力和修养吗?

熊丙奇:我反对拿着过去的所谓“德”的东西来规范新的东西, 它不能建立今天的教育。如果还想从过去的老骨子里找东西, 它实际上是在奴才的体制之下采取一些奴才的方法, 要靠这种东西来拯救中国的教育是没希望的。

《中国教师》:您如何看待淑女教育, 是否也代表着教育的退步?

熊丙奇:其实也不能说是教育的退步。现在中国的教育处于比较纠结的状态, 毕竟在这个环境里面, 能够想到一种突围的方式或者能够多做一点尝试, 自然就会去做一些相关的事情, 然后, 多想想怎么样去培养更高素质的学生。当然, 从女性教育的另一因素来讲, 能肯定地说它就是从教育的角度出发的吗?不能。因为很多问题不是很纯粹的教育问题, 这背后有很多都是与商业和经济利益挂钩的。有很多项目, 哪一个的背后不是有一个商业运作的轨迹呢?假设要搞一个所谓“女性教育”的研究, 有课题, 有机会可以出书, 并且还有培训, 那么费用不就出来了吗?如果要做一个试点培训中心, 它能够做下去吗?当然, 也有各种因素存在。我的意思是, 基础的东西不做, 后面的东西可以做但价值不大, 我的核心思想就是这样。所以, 怎么去评价后面的东西, 如果离开前面的培训公民教育的基础环境, 是做不出多少东西来的。再比如说我们讲国学, 当时讲国学有很多的问题, 但实际上, 搞了、累了半天发现没意义, 最后还是留下了炒作之嫌, 那后面回归的东西是什么, 还是回到了基本的常识上来。我自己是谁?自己的责任是什么?

《中国教师》:您怎么看女子学院的女性教育?

熊丙奇:所谓的女子学校实际上是妇联为了保护女性权益、保障女性就业率、提高女性在社会上的任职级别而设立的学府, 所开展的女性教育课程也只是为了培养女性的技能、增强女性在社会更好生存的能力, 并且培养女性如何更好地走入家庭, 走上社会。但国内不是只有女子学校, 还有男子学校, 这种男女分校的教育形式, 归根结底都脱离不掉性别教育的问题, 它只是把男性与女性两大群体分开, 分别进行教育, 并没有本质性的区别。女子学校实际上就是技能的培训教育, 它更多集中于女性道德意识与道德规范、礼仪与涵养、女性在社会上要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女性要承担的家庭责任等一系列围绕提升女性社会适应能力以及维护家庭和睦的技能性质的培养。可以说, 女子学院的女性教育有其吸引人学习的内容存在, 但毫无疑问的是, 女性将来要做母亲, 你对她进行专门的教育, 那作为男性, 教育他要怎么做父亲也是同等重要的。所以, 千万不要在心里存有性别歧视的教育。

分性别的教育不是说没有必要, 而是有必要的, 但是, 我认为它们共性的基础是要有公民教育, 在完善人格健康的教育基础之上, 再针对两性的特点进行单个教育。一方面, 针对男生的特点提出关于他的教育要求, 如他今后踏入社会所扮演的角色, 可能除了家庭、单位甚至还有更多的社会角色, 还有他在跟女性交往时应该怎样尊重对方等;另一方面, 女性在家庭中要担任母亲的角色, 在社会上凭借着女性的特征, 她要处理如家庭关系等方方面面的问题。这就要考虑到, 女性这个独特的社会角色可能会面对的因为性别所带来的生理与心理上的问题, 因为男性和女性在生理与心理上是不一样的, 所以, 要进行单个的教育是有价值的, 也是有作用的, 但是这些作用和价值的基础还是公民教育。有了这个基础再来谈这些东西, 才有它的价值和意义, 没有这个基础, 有些时候就会出现让我们困惑的事情, 在谈论的时候就会陷入困境之中。

《中国教师》:有些家长认为应该通过家庭教育进行女性教育, 您认为是通过家庭教育好, 还是在学校里推行这个教育会更好一些?如果是在学校无法开展的教育, 那在家庭中去实现是否可行?

熊丙奇:教育肯定是家庭教育、社会教育和学校教育的一个本体, 不能说谁不好, 每一个类别的教育都需要家庭教育、社会教育和学校教育的协作和配合, 只是侧重点不同。比如说, 目前学校的教育更多的是关注学生的知识教育, 就是培养学生的知识和技能;家庭教育更多的是倾向于做人的教育;而社会教育则是两种教育, 一种注重健康, 一种是对外在的反击。如果单一从女性的教育来说, 可能社会教育与家庭教育对女孩的影响更大, 我们社会上的一些不良风气, 还有一些影视作品、文学作品、网络会对孩子产生更多的不良影响。另外, 家庭教育在这个过程中扮演的角色也比较重要, 比如说一些家庭的重男轻女, 或者说有些家庭对孩子未来的规划。现在农村可能强调的是对男的重视对女的不重视, 相对来说它的影响可能更大。从这个角度来讲, 如果说开展性别教育、家庭教育还是有些道理的。但家庭教育受制于社会, 你说我们中国哪个家庭不是在整个中国的教育体制之下, 围绕应试和竞技的功利教育来教育孩子去适应社会规则, 哪一个可以逃离这个制度之外?所以, 核心的问题就是想要有个健康的教育环境, 就需要改变基本的教育制度;如果没有基本教育制度的改革, 那么, 我们希望在课程改革中, 在我们的某些内容上进行一些调整。

《中国教师》:有什么样的举措可以改变这种现状吗?现在有没有推行一些好的教育办法?

熊丙奇:我们已经开始尝试在这方面的工作了。目前, 我们与国内的几个大中型城市的学校在合作, 将这些学校作为公民教育的试点学校, 推行学校的个性化教学。比如增大学校的办学自主权, 强调个性办学, 建立教育的竞争机制, 推进校内民主管理, 增强学校决策与管理的科学性, 缓冲社会对学校教育的冲击。学校拥有自主权, 会更注重学生心理健康的教育。我们还在这些学校设立了心理咨询室, 针对个人进行辅导;就连公民道德课, 也强调学生对各种枯燥的道德概念、道德规范进行记忆, 并通过卷面考试, 来给出一名学生公民道德课的分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