背景和意义

背景和意义（精选11篇）

1.背景和意义 篇一

雪亮工程的背景和意义

面临形势与挑战

当前基层存在各种矛盾和挑战，总的来说可概括为：

一是安全防控形势严峻。人口流动性加强、特殊人群增多，传统的人口管理模式亟待重构。刑事犯罪率居高不下，治安形势严峻，安全生产问题突出、事故多发，恐怖主义抬头、社会压力大。在部分重点要害部门或部位，人防、技防、物防不能全天候落实。

二是矛盾纠纷日益尖锐。社会利益结构快速分化，新的利益群体、利益阶层不断出现，新老矛盾交织，非法信访、群体性事件等重大矛盾纠纷层出不穷。

三是基层政权治安防范力量薄弱。县级以下基层地区警力严重不足，村干部、网格员、综治人员、治安巡逻队等力量有限，广大群众积极性未被调动，基层人防潜力未能有效发挥。

四是安全防范联动机制尚不完善。部分单位对综治工作缺乏足够的重视，虽然每年都签订目标责任书，但因督查落实、检查考评和奖惩制度不够健全，各职能部门联动作用发挥不够好，没有形成有效的合力。

五是经费保障难以落实。综治信访维稳工作必要的经费支出难以保障，严重影响了综治工作的顺利开展。综治基层基础工作经费保障措施不落实，使基础工作不能扎实开展。

为解决和应对上述矛盾与挑战，应充分运用信息化技术手段，实施雪亮工程，提升基层治安综合治理在治安防控、人口服务、信息宣传、矛盾纠纷调处理等方面的综合管理水平。

重要意义

“雪亮工程”是建设平安中国的重要工程，是构建全域平安城市的有力手段。牵头推进“雪亮工程”建设，是中央交给综治战线的重要任务。十九大报告指出，“建设平安中国，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确保国家长治久安、人民安居乐业。总书记明确指出，“要突出抓好政治安全、经济安全、国土安全、社会安全、网络安全等各方面安全工作”，“构建公共安全人防、物防和技防网络”。雪亮工程通过构建省市县乡村五级综治中心网络，实现视频监控城乡全域覆盖，构建全域平安城市，有效维护城乡社会秩序和公共安全，保障人民安居乐业，服务经济社会发展。

雪亮工程是打造新型社会治理格局，实现城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抓手。十九大报告指出，要“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加强社会治理制度建设，完善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社会治理体制，提高社会治理社会化、法治化、智能化、专业化水平。雪亮工程是在新形势下不断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然要求,是整合社会治理资源,创新社会治理方式，提升动态化、信息化条件下驾驭社会治安局势能力和平安建设现代化水平的基础工程。”实施“雪亮工程”建设，对视频监控增点扩面，整合网络信号，智能化运维，既是对天网工程、视频监控全覆盖工程的巩固和延伸，也是“互联网+”环境下加强和创新社会治安防控体系建设的重要途径，有助于构建城乡一体化的新型城市治理格局。

雪亮工程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心系群众、依靠群众、服务群众的民生工程和民心工程。雪亮工程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把增进人民福祉、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充分调动人民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在分级有效整合各类视频图像资源、对接各级综治中心的基础上，探索将其接入到群众家中或手机软件上，通过广大群众的“雪亮眼睛”更加及时地有效发现和预警风险隐患，通过深化应用“雪亮工程”更好地为广大人民群众服务、给群众带来实实在在的便利，把“雪亮工程”建成民生工程、民心工程。

雪亮工程是实现信息资源整合共享，破除信息孤岛实现互联互通的重大契机。强化系统联网、突出资源整合，促进点位互补、网络互联、平台互通，最大限度实现公共区域视频图像资源的联网共享。按照有关规划方案的要求，建立各级公共安全视频图像信息交换共享平台，分级有效整合政府、企业和社会各类视频图像资源，逐步对接综治视联网和各级综治中心。雪亮工程将调动社会各方积极性,充分利用现有资源,将“雪亮工程”拓展到整个城市治理体系中, 深化“最多跑一次”工作，打破信息孤岛。

2.背景和意义 篇二

关键词：信息资源,智慧城市,智慧城建档案馆

我们正迈向智慧时代,利用新一代信息通信技术重塑社会各行业,已经成为世人公认的最有想象空间的超级大势。在各地的实践中,智慧城市、智慧交通、智慧医疗、智慧城管等纷纷出现。当前,智慧技术也开始嵌入城建档案馆的建设和发展中,并在档案的管理和利用等方面显示出巨大的优越性。先机决定一切。为此,我们有必要对“智慧城建档案馆”的一些基本问题进行探索,以抛砖引玉。

一、智慧城建档案馆建设的背景因素

1.国家对信息资源地位和作用的认识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信息资源最早是由美国沃罗尔科(J.O.Rourke)在1970年提出的。我国对信息资源概念及其有关问题的研究始于80年代中期。当前,学界对“信息资源”的定义还未形成统一的认识。一般认为信息资源具有狭义和广义之分:狭义的信息资源是指信息内容本身;广义的是指除信息内容本身外,还包括与其紧密相联的信息设备、信息人员、信息系统、信息网络等[1]。信息具有使用价值,能够满足人们的特殊需要,可以用来为社会服务。与非信息资源相比,信息资源具有无限的、可再生的、可共享的特征。美国经济学家朱利安·西蒙认为“,资源更多地产生于人们的头脑,而不是大地或空气”。资源观念体现了技术发展的水平,有什么样的资源利用技术就有什么样的资源观念。我国对信息资源的认识经历了一个逐步深入的发展过程。1984年,邓小平为《经济参考》报题词,强调“开发信息资源,服务四化建设”。1985年初,中共中央、国务院提出“大力开发档案信息资源”,揭开了档案界对“档案信息资源”研究的序幕。2013年8月,《国务院关于促进信息消费扩大内需的若干意见》中指出,提升公共服务信息化水平,加快推进国家政务信息化工程建设,建立完善国家基础信息资源和政府信息资源,建立政府公共服务信息平台,整合多部门资源,提高共享能力,促进互联互通。2014年2月,习近平在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领导小组第一次会议上强调,信息资源日益成为重要生产要素和社会财富,信息掌握的多寡成为国家软实力和竞争力的重要标志,没有信息化就没有现代化,要努力把我国建设成为网络强国。这也为推进档案工作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指明了方向。

2.通过新的信息技术助推智慧城市的建设成为时代潮流。信息和通信技术具有无限的发展潜力和广泛的应用价值。中共十八大提出创新驱动的国家发展战略,这为信息通信技术的应用提供了新的发展动力。在信息时代“,数字城市”的建设和发展成为历史的必然。我们知道“,数字城市”是传统城市在当今高新技术背景下的功能深化与质的升华。它是指应用数字技术将各种类型的城市单元和要素加以编码用整个信息设施与手段来管理城市、提供服务的过程。其实质是城市在管理、服务和社会生活各方面应用信息技术来开发利用城市信息资源以提高城市运作效率、加速城市现代化进程的城市信息化[2]。随着物联网、云计算等信息技术的发展,新的信息化技术在城市建设方面的应用“,智慧城市”取代“数字城市”又成为新的发展趋势。事实上“,智慧城市”是“数字城市”的升级版,智慧技术高度集成、智慧产业高端发展、智慧服务高效便民是智慧城市的主要发展特征。它展示了未来城市发展的新理念、新模式和新方向。2012年,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发布的《关于开展国家智慧城市试点工作的通知》指出,建设智慧城市是贯彻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创新驱动发展、推动新型城镇化、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要举措,要求各地要高度重视,抓住机遇,通过积极开展智慧城市建设,提升城市管理能力和服务水平。2013年以来,各地智慧城市的建设呈星火燎原之势,未来城市逐渐向数字化、智慧化的信息社会发展。“智慧城市”的建设需要把城市功能的主要方面进行信息化,并通过各类信息技术把这些局部信息及信息系统予以集成和协调,其应用可以有效地降低城市运营成本,提高城市的运营效率,实现城市功能的效益最大化。智慧城市建设是一个系统工程。城建档案开发与利用也影响智慧城市建设。为此,作为城市信息化系统的子系统,城建档案信息化的发展也成为必然。

3.我国城建档案信息化的建设与发展已处于新的发展阶段。城建档案是关于一个城市的构筑物的时空变迁及其专业或法律文档的特殊资料。它是城市建设发展现实需要的产物。城建档案信息也是城市建设可持续发展的战略源性资源。城建档案信息化是充分利用信息技术,开发利用城建档案信息资源,促进该领域的信息交流和知识共享。1959年,我国首次将城建档案纳入整个档案工作议程。1961年,国务院转发国家档案局的文件正式提出“关于加强管理城市基本建设档案的意见”。1980年,国务院批转的国家经委、建委、科委、档案局《关于全国科学技术档案工作会议的报告》中第一次正式提出建立城市基本建设档案馆。2000年,国家档案局、中央档案馆印发的《全国档案事业发展“十五”计划》,把“加快档案信息化建设”“、加快现有档案的数字化进程”列入其中,同年国家档案局宣布,十五期间,我国将加快数字化档案馆的建设。2004年,《全国城建档案信息化建设规划与实施纲要》明确指出,城建档案信息化建设要以数字化城建档案馆建设为方向。当前,档案信息化建设的核心内容是数字档案馆。但数字档案馆的建设受理念、资源、技术等因素制约,还有一定的局限性。我们知道,解决新问题需要新理念、新思路、新技术。当今,随着物联网、云计算、大数据及相关技术的迅速发展,智慧城建档案馆成为城建档案馆信息化发展的新方向[3]。它是数字城建档案馆的高级发展阶段。

二、智慧城建档案馆概念的界析

通过以上分析可知,智慧档案馆是当今智慧城市建设过程中派生出的一个概念,也是城建档案信息化建设的必然结果。这一概念最早是由南京档案馆在2011年提出的。目前,档案学界对这一概念的内涵进行了初步的探讨,但尚未形成较为统一的认识。例如,杨来青等人指出,智慧档案馆是采用物联网、云计算等新技术智能管理多元化档案资源、具有感知与处置档案信息能力并提供档案信息泛在服务的档案馆模式[4]。这一概念突出档案馆对新技术的应用,但毕娟认为智慧档案馆既要注重信息技术的应用,重视档案信息资源的智能管理,又要关注用户的信息与互动服务,同时兼顾对历史公共文化传播的社会担当。只有在综合上述要素共同推动档案馆的可持续发展的才可称其为智能型档案馆[5]。

上述“智慧档案馆”的论述,为我们界定“智慧城建档案馆”的内涵提供了借鉴。我们认为“,智慧城建档案馆”是“智慧档案馆”的一个子系统,它是在城建领域具体应用的一个范畴;与占主体地位的数字城建档案馆相比,它是数字城建档案馆的延续与升华。为此,智慧城建档案馆是指各级各类城建档案馆为服务智慧城市的建设和发展要求,在数字城建档案馆的基础上,运用物联网、云计算等新技术对城建档案信息实现多元联通、全面感知和智慧利用的一种新型城建档案馆形态。简单地说,智慧城建档案馆 = 数字城建档案馆 +物联网 + 云计算 + 大数据 +……

由此可见,智慧城建档案馆是数字档案馆与物联网和云计算等技术有机集合的产物。那么它是如何通过技术的融合实现智慧运作的呢?首先,数字城建档案馆是智慧城建档案馆的“躯干”。数字城建档案馆为适应信息社会日益增长的对档案信息资源管理、利用需求,运用现代信息技术对数字档案进行采集、加工、存储、管理,并通过各种网络平台提供公共档案信息服务和共享利用的档案信息集成管理系统[6]。它构成了智慧城建档案馆的基础。数字城建档案馆虽实现了馆藏数字化,传输网络化,管理自动化,资源共享化,但其只是为传统档案资源建立了数字镜像和利用平台,实质上是对传统城建档案馆的网络“复制”,不具备帮助档案管理人员开展业务工作及辅助档案信息用户思维的功能。其次,物联网是智慧城建档案馆的“神经系统”。物联网是通过射频识别、红外感应器、全球定位系统、激光扫描器等信息传感设备,按约定的协议,把任何物品与互联网连接起来,进行信息交换和通信,以实现智能化识别、定位、跟踪、监控和管理的一种网络[7]。通过该技术可打破档案产生部门的“信息孤岛”现象,对多元城建档案运行系统进行监测、管控;建立人与人、人与物、物与物的互联互通,实现全面“感知”。再次,云计算是智慧城建档案馆的“大脑”。云计算是一种基于互联网模式的计算。它是实现物联网的中枢。因为物联网和互联网的融合,需要更高层次的整合,需要依靠高效的、动态的、可以大规模扩展的计算资源处理能力。这正是由于云计算所具有的功能与优势。同时,云计算促进物联网与互联网的智能融合,为用户提供按需自助服务,从而构成智慧城建档案馆。

需要指出的是,智慧城建档案馆是一个动态的概念,它主要建立在“智慧技术”基础上,因此,其内涵和功能随着“智能技术”的发展而发展。智慧城建档案馆初始目的是着眼于利用物联网、云计算等新一代信息技术,构建一体化智能化档案管理形态和服务智慧城市的有机统一,着力提升档案工作现代化水平。其主要功能是:(1)解决信息孤岛问题,实现城建档案信息的集成与共享;(2)解决城建档案信息管理与利用的困难,实现智能管理与利用等;(3)服务智慧城市建设,实现城建档案馆的可持续发展等。

三、智慧城建档案馆建设的意义

1.促进智慧城市的建设步伐,降低城建成本。研究表明,智慧城建档案馆提供的信息资源是城市建设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战略资源,它能有力促进智慧城市的建设与发展。其主要原因是:(1)城建档案事关城市建设发展的全局,它参与并贯穿了城市规划、建设和管理的全过程,并能为城市新的规划、建设、管理工作服务。(2)城建档案信息化工作的目标也要求为智慧城市的建设和运营提供相关依据。(3)智慧城市建设是一个系统工程,它包括城市建设与管理的方方面面,智慧城建档案馆自然也应成为该工程的一个子系统。所以智慧城建档案馆的建设必须要与智慧城市的建设统筹规划,相互协调,互为支持。这样,我们不仅可以遵循城市建设与管理的规律,解决城建中的实际困难,也可以降低城建与管理的成本。

当前,在大规模的城市改造或建设过程中,由于技术、制度等原因,在城市建设和管理中形成的信息资料不能为社会所共享,不仅制约了城市建设的发展,而且也造成了人、财、物等资源的大量浪费。例如,由城镇地下管网信息不能共享,城建在施工过程中引发停水、断电、断气,断网等现象频现,甚至造成爆炸、火灾、有毒气体排放等重大责任事故,造成巨大的经济损失,严重威胁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有资料显示,2008—2010年,全国仅媒体报道的地下管线事故,平均每天就有5.6起。全国每年由于路面开挖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约2000亿元。加之,由于档案资料不健全,在权属纠纷、工程维护保养、责任事故等方面造成的损失也巨大。

2.推动档案馆管理的革命性变革,提高管理效率。档案信息是城建档案馆的生命。智慧城建档案馆主要是解决城建档案信息资源的管理和利用问题,打造档案工作的“升级版”。首先,从信息内涵角度看,智慧城建档案馆可实现从档案管理走向信息管理的革命性变革。这里的信息被称为“多元信息”,主要包括:档案内容信息、档案实体信息、档案管理信息、城市记忆信息、档案应用信息、档案馆楼宇管理信息等。同时,它具有以下几个特点:(1)档案信息与档案实体信息有机结合;(2)“原生”信息和“再造”信息并举;(3)更加重视信息的资源价值,更好地发挥信息知识和智慧的作用。其次,从信息外延角度讲,智慧城建档案馆可望成为智慧城市建设的一个中枢平台。通过新一代信息与通信技术将城市建设的各行业、各部门进行联合建设、互联互通、资源整合,业务协作,能够使传统管理、运作模式发生根本的变化,能更有效地为用户提供决策、管理和服务等方面的支持。

3.背景和意义 篇三

为加快推进政府会计改革，构建统一、科学、规范的政府会计标准体系和权责发生制政府综合财务报告制度，2015年10月23日，楼继伟部长签署财政部令第78号公布《政府会计准则——基本准则》。

一、制定出台《基本准则》的背景

（1）现行预算会计标准体系难以适应新形势新情况的需要，不能如实反映政府“家底”，不利于政府加强资产负债管理；不能客观反映政府运行成本，不利于科学评价政府的运营绩效；缺乏统一、规范的政府会计标准体系，不能提供信息准确完整的政府财务报告

（2）近年来，全国人大、审计署、实务和学术界专家等纷纷呼吁，要求加快推进政府会计改革，建立能够真实反映政府资产负债等“家底”、成本费用等绩效及预算执行情况的政府会计体系。2006年，我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一五”规划纲要》提出，要“推进政府会计改革”；2011年，“十二五”规划纲要再次提出，要“进一步推进政府会计改革，逐步建立政府财务报告制度”；2013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党政机关厉行节约反对浪费条例》第九条也明确要求，“推进政府会计改革，进一步健全会计制度，准确核算机关运行经费，全面反映行政成本”；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更是从全面深化改革的战略高度，在全会《决定》中明确提出要“建立权责发生制的政府综合财务报告制度”的重要战略部署。

（3）政府会计准则的颁布是新《预算法》的要求。《预算法》第九十七条规定“各级政府财政部门应当按年度编制以权责发生制为基础的政府综合财务报告，报告政府整体财务状况、运行情况和财政中长期可持续性，报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备案”。

（4）政府会计准则的颁布是《政府综合财务报告制度改革方案》的要求。《改革方案》确立了政府会计改革的指导思想、总体目标、基本原则、主要任务、具体内容、配套措施、实施步骤和组织保障。《改革方案》提出，权责发生制政府综合财务报告制度改革是基于政府会计规则的重大改革，其前提和基础就是要构建统一、科学、规范的政府会计准则体系。

二、制定出台《基本准则》的重要意义

在我国政府会计改革进程中具有重要的里程碑意义：有利于规范政府会计核算，提高政府会计信息质量 ；有利于夯实财政管理基础，建立现代财政制度；有利于准确反映政府运行成本，科学评价政府绩效；有利于提升政府工作透明度，促进国家治理能力的现代化。

三、《基本准则》在政府会计标准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

我国的政府会计标准体系由政府会计基本准则、具体准则及其应用指南和政府会计制度组成 。

（1）基本準则主要对政府会计目标、会计主体、会计信息质量要求、会计核算基础，以及会计要素定义、确认和计量原则、列报要求等做出规定。

（2）具体准则主要规定政府发生的经济业务或事项的会计处理原则，具体规定经济业务或事项引起的会计要素变动的确认、计量和报告。

（3）应用指南主要对具体准则的实际应用作出操作性规定。

（4）政府会计制度主要规定政府会计科目及其使用说明、会计报表格式及其编制说明等，便于会计人员进行日常核算。包括财政总会计、行政事业单位会计。

《基本准则》作为政府会计的“概念框架”，统驭政府会计具体准则和政府会计制度的制定，并为政府会计实务问题提供处理原则，为编制政府财务报告提供基础标准。概念框架就是用来阐释整个会计报表的主要导向的基础性说明。 财务会计概念框架是由一系列说明财务会计并为财务会计所应用的基本概念所组成的理论体系，它可用来评估现有的会计准则、指导并发展未来的会计准则和解决现有的会计准则未曾涉及到的新会计问题。

四、《基本准则》的重大制度理论创新

构建了政府预算会计和财务会计适度分离并相互衔接的政府会计核算体系。 所谓适度分离是指双体系，即预算会计与财务会计；双基础即收付实现制与权责发生制）；双报告即决算报告与财务报告。相互衔接是指3要素与5要素相互协调；双报告相互补充。确立了“3+5要素”的会计核算模式。准确定位了决算报告和财务报告的目标。学界定了会计要素的定义和确认标准。明确了资产和负债的计量属性及其应用原则。构建了政府财务报告体系。

4.背景和意义 篇四

的十六届六中全会是在我国改革发展关键时期召开的一次十分重要的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和《关于召开党的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决议》。认真学习《决定》，深刻领会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意义背景、目标任务、工作原则和重大部署，并

结合本地区本单位的实际情况贯彻落实，努力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而奋斗，是当前思想政治工作面临的重大课题。

党中央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历史过程

为了加深对十六届六中全会《决定》的理解，有必要了解党中央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历史过程。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党的十六大和十六届四中、五中全会提出的重大任务。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决定》，在论述执政能力建设的任务时指出：“要适应我国社会的深刻变化，把和谐社会建设摆在重要位置，注重激发社会活力，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增强社会法律意识和诚信意识，维护社会安定团结。”具体包括：全面贯彻尊重劳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创造的方针，不断增强全社会的创造活力；妥善协调各方面的利益关系，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加强社会建设和管理，推进社会管理体制创新；健全工作机制，维护社会稳定；坚持党的群众路线，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的群众工作。由此可见，十六届四中全会已经明确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科学概念，并对构建和谐社会的内容做出了深刻论述，这就为领导干部提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能力提供了理论指导。2005年10月，十六届五中全会审议通过了“十一五”规划的建议，明确把“促进社会和谐”作为“十一五”规划的重要任务，指出：“要按照民主法制、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要求，正确处理新形势下人民内部矛盾，认真解决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党中央把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纳入“十一五”规划之中，表明我们党要把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作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直接奋斗目标。这在制定五年计划的发展史上还是第一次。

在上述认识和实践的基础上，党中央认为，有必要召开一次中央全会，就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若干重大问题专门做出决定。于是就组织起草《决定》班子，进行深入广泛的调查研究，历经8个多月，形成了《决定》的初稿。经过反复征求意见，进行了50多次修改，使《决定》的内容更丰富，论述更系统，提法更准确，结构更严密，措施更实际。更有力。《决定》形成的每一稿，胡锦涛同志都认真审阅，提出重要指导意见，并先后主持召开4次常委会议和3次政治局会议，听取起草组汇报，认真进行研究，提出修改意见。特别是对群众关心的收入分配制度、发展社会事业、维护社会稳定、共享改革成果、落实“五个统筹”以及重视“社会文明建设”与“三个文明建设”协调发展等问题，更加关注和反复强调。这个《决定》继承、丰富和发展了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新境界。因此，它是指导我国今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一个纲领性文献。

新形势下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大意义和时代背景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总结历史经验教训，根据新时代国内外形势的发展变化，从我国社会发展实际出发提出的重要战略任务，它既具有极强的时代性和针对性，又具有深远的指导意义。它的重大意义可以从我国在新世纪所处的国际国内大背景中加以深刻理解。

5.背景和意义 篇五

作者：齐卫平《光明日报》（2017年01月11日 11版）

【党史钩沉】

1956年9月召开的党的八大，是党在全国执政后召开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它以正确判断国内主要矛盾和形成领导国家发展的路线方针政策，留下了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历史足迹。八大的贡献是多方面的，其中，突出强调执政党建设是一大亮点。重新审视这次大会关于加强执政党建设的思想，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党的八大为什么突出强调执政党建设

高度重视自身建设是党的历史传统，党的八大突出之处是第一次从执政的角度将党的建设提上议事日程，从而赋予传统党建工作新的时代内涵。这不仅体现在更高更严的要求上，而且还显示了认识和把握执政党建设规律的思想自觉。

从1949年到1956年，中国社会经历了一次历史性的巨变，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创造了党治国理政的新环境。一方面，领导新中国建设的显著成绩展示了党的执政能力，在人民群众中赢得了威信；另一方面，国家经济结构、政治体制和阶级关系的变化要求明确党的角色定位。执政党建设问题缘此而在党的八大被突出加以强调。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就已经宣告我国是各革命阶级联合的人民民主专政国家，既承袭了抗日战争胜利后党中央建立新中国的战略思路，也与新民主主义社会发展构想相吻合。1954年第一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召开，毛泽东致辞指出：“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明确了党的领导角色。党的八大会 1 议上，刘少奇、邓小平在报告中使用执政党的概念，意味着进一步从政权关系上明确了党的执政地位，从而使党的领导和执政双重角色统一起来。

从治国理政角度看，党的领导和执政角色相统一的重要意义在于它要求党的建设必须适应国家建设的发展需要。筹备八大过程中，党中央主要领导人就会议主题达成共识，即围绕经济建设这个中心。1956年8月22日党的七届七中全会上，邓小平就党的八大6个文件有关问题作说明，他强调会议议题和安排发言应该突出讨论国家经济建设的主题，毛泽东表示：“小平同志说得对，这一次重点是建设。”经济建设主题和重点的形成，体现了八大转变党的工作中心的目标。党的建设虽然不是这次大会的主题和重点，但突出强调执政党建设则意味深远。在经济建设成为国家发展核心议题的情况下，执政党角色地位的明确，赋予了党的领导以新的内涵。

八大会议上，刘少奇向大会作的政治报告中指出了加强执政党建设的重要意义，邓小平在《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中突出强调和集中阐述了执政党建设问题，他指出：“执政党的地位，使我们党面临着新的考验。”修改后的党章指出：“中国共产党已经是执政的党，因此特别应当注意谦虚谨慎，戒骄戒躁。”毛泽东在七届二中全会上提出的“两个务必”思想被重申于加强执政党建设，有着鲜明的针对性。首先，1956年党的八大召开前，全国党员人数首次超过千万，比七大时增加了8倍，比1949年多了近两倍，而且其中60%以上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加入党组织的。执政党面临规模大、成员新、锻炼少的建设难题，提高思想觉悟成为紧迫任务。其次，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后，中国共产党发生了两次转变。先是身份转变，即从“秘密党”到公开党的转变；然后是角色转变，即从公开党到执政党的转变。第一次转变旨在以身份公开的党员活动和健全的组织建构渗透社会、影响群众，为党的执政铺垫基础。第二次转变旨在向全党灌输执政的理念，树立执政角色担当的责任意识。由此而言，党的八大突出强调执政党建设具有极其深刻的意义。

二、群众路线成为执政党建设的重点

在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历史实践中，正确对待群众和处理好与群众的关系，是党的建设的核心问题。马克思主义群众观和群众路线思想理论不断丰富和发展，贯穿于党的建设始终。党的八大将群众路线与执政党建设有机地联系在一起，作出了富有创新价值的理论阐述。

八大群众路线的新思想集中体现在党章的修改和报告中。1955年5月，经中央政治局会议批准，成立修改党章和修改党章报告起草委员会，共9人组成，由邓小平主持。经过紧张认真的工作，1955年10月和翌年4月形成党章修改初稿和第二稿。邓小平为此倾注了大量精力，1956年四五两个月里，他11次主持召开起草委员会讨论党章修改意见会议进行讨论。毛泽东、刘少奇两次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专门讨论党章修改工作，群众路线成为重点讨论的问题。4月28日，毛泽东在政治局扩大会议闭幕会上讲话指出：新党章应该充分体现纪律性和创造性，体现群众路线。最后形成的修改党章报告用很长的篇幅阐述党的群众路线思想内容及其理论和实践意义，邓小平向大会报告党章草案总纲修改时，首先着重说明的就是群众路线问题。他指出：对于我们党来说，坚持群众路线不是新的问题，但“由于党成了执政党而有更加重大的意义”。与1945年党的七大上刘少奇的详细阐述相比，八大上邓小平以一系列崭新思想丰富和发展了党的群众路线思想。

第一，强调坚持群众路线与国家生活责任担当的关系。邓小平指出：我们党执政以后，“对于国家的生活，已经比以前任何时候具有更广泛更直接的影响”，3 意味着“党对于人民所负的责任的加重。”他强调，执政的地位使党最有犯错误的资格，而一旦犯错误，必将对国家生活造成严重危害。只有坚持群众路线，才能防止和避免党犯错误。

第二，指出执政党最大的危险是脱离群众。邓小平指出：“由于我们党现在已经是在全国执政的党，脱离群众的危险，比以前大大地增加了，而脱离群众对于人民可能产生的危害，也比以前大大地增加了。”执政党犯错误的思想根源就是脱离群众，主要表现就是忽视群众利益。“经常警戒脱离实际和脱离群众的危险”，必须“在全党认真地宣传和贯彻执行群众路线”。

第三，提出执政党监督的制度建设任务。坚持群众路线需要党的自觉，也需要依靠监督。邓小平从两个角度提出执政党监督问题，一是“我们需要实行党的内部的监督，也需要来自人民群众和党外人士对于我们党的组织和党员的监督”；二是“从国家制度和党的制度上作出适当的规定，以便对于党的组织和党员实行严格的监督”。

第四，揭示执政党违背群众路线的突出表现是官僚主义。邓小平指出：“执政党的地位很容易使我们的同志沾染上官僚主义的习气。”当官掌权了，就“高高在上，不接近群众，不重视调查研究，不了解工作中的真实情况，”发号施令，忘乎所以。他强调必须充分认识反对官僚主义“是一个长期的斗争”，需要经常进行。

第五，要求将服务意识融入党的群众路线之中。邓小平强调，党不能把人民群众当作自己的工具，而要认定自己是人民群众在特定的历史时期为完成特定的历史任务的一种工具。这一提法要解决的思想问题就是牢固党“是人民群众的全心全意的服务者”理念，显示了群众路线的服务意旨。

第六，坚决禁止“滥用党的威信”而伤害群众路线。邓小平指出：“执政党的地位，还很容易在共产党员身上滋长着一种骄傲自满的情绪”，自以为了不起，高人一等，看不起群众，看不起党外人士。同时，由于党的执政地位，还容易使一些人“为着取得名誉和地位而入党”，强调要特别警惕党员放弃理想，利用手中的权力为个人谋私利。因此，必须定期整顿党的工作作风，“特别着重检查群众路线的执行情况”。

三、党的八大打下执政党建设的思想根基

1956年党的八大以来，执政党建设经历了实践的磨炼，在曲折中发展，在继承中创新，在坚守中突破，取得的经验值得珍惜，形成的自觉需要认真保持。

党的八大留下了加强执政党建设的一笔宝贵思想财富。马克思主义党建学说是我们党加强自身建设的思想指南，但在执政条件下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问题，马克思和恩格斯因缺乏实践基础而未将这些命题纳入他们的理论视阈。列宁由于过早逝世，领导苏联共产党执政时间短暂，限制了他关于这一思想的广度和深度，而接任的斯大林探索执政党建设则犯下严重错误。党的八大是提出和重视执政党建设实践的开端，它形成的一系列正确思想从马克思主义党建学说发展史看意义十分重大。

党的八大，曾经对党执政后地位的变化和可能带来的问题从理论上政治上作过深刻的分析，要求全党同志必须谦虚谨慎，正确运用手中的权力，防止脱离人民群众，经得起执政的考验。作为执政党建设的思想源头，八大以群众路线为重点内容，可以说抓住了最为关键最具本质的问题。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部署开展以为民务实清廉为主要内容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是八大群众路线思想在新历史条件下的延伸。邓小平当年强调执政党最大危险是脱离群众的思想被反 5 复重申，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继承和发展八大群众路线有关思想，强调“群众路线是党的生命线”的重要论断。不管情况发生什么变化，也不管实践进展到哪一步，坚持群众路线在执政党建设中的重点地位永远不变。

除了群众路线外，党的八大还以其他一些重要观点，为执政党建设打下了思想基础。例如，关于坚持民主集中制，邓小平一方面强调要使党成为统一指挥的战斗组织；另一方面要求“把党的民主生活提高到更高的水平”。关于执政党的纪律和法律意识，邓小平指出：党中央认为，“任何功劳、任何职位的党员，都不允许例外地违反党章、违反纪律”，并要求加强督查工作，提出党的中央监察委员会和地方各级监察委员会“要积极地检查党员遵守党的章程、党的纪律、共产主义道德和国家法律、法令的状况”。董必武在发言中指出：“我们党员应当成为守法的模范。”关于干部队伍建设，指出需要向党的干部“提出更严格的要求”，因为他们“比普通党员负有更高的责任”。关于党组织建设，强调：“基层党组织是党联系广大群众的基本纽带，经常检查和改进基层组织的工作，是党的领导机关的重要政治任务。”这些重要观点对推进新时期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仍不失指导价值。

6.实践背景目的意义 篇六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扶贫开发工作放到关乎党和国家政治方向、根本制度和发展道路的战略高度，明确提出了一系列新思想、新论断、新要求，为做好新时期扶贫开发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当前，扶贫开发工作已经进入啃硬骨头、攻坚拔寨的关键阶段。总书记高度重视扶贫工作，强调要科学谋划好“十三五”时期扶贫开发工作，确保贫困人口到2020年如期脱贫。在中央第六次西藏工作座谈会上总书记进一步明确指出：“在精准上下功夫，确保贫困人口到2020年如期全部脱贫。”解决扶贫问题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难点、重点，任务重、时间紧、难度大，需要各级党委政府、社会各界格外关注、格外关爱、格外支持，不断创新精准扶贫机制，加快脱贫致富奔小康步伐。精准扶贫作为党的十八大后中央实施扶贫攻坚的新战略举措,已经成为国家今后阶段的扶贫工作的重要措施,也是促使落后地区摆脱贫困、全面实现小康社会的关键性步骤。

实践目的

借助暑期社会公益实践服务活动的机会，我们走进贫困村，深入基层，对当地经济发展以扶贫攻坚进展情况进行了实地走访。在“零距离”观察和探访之后，从千里之外奔赴而来的我们感受精准扶贫为农村经济文化生活带来的新面貌

。培养我们走向社会，接触社会，了解社会，投身社会，培养锻炼才干，提升思想，修身养性，树立服务社会的正确观念。通过参加社会实践活动，有助于我们在校大学生更新观念；吸收新的思想与知识。通过社会实践加深大学生与社会各阶层人的感情，拉近与社会的距离，也让自己在社会实践中开拓视野，增长才干，进一步明确我们青年学生的成材之路与肩负的历史使命。社会才是学习和受教育的大课堂，在那片广阔的天地里，我们的人生价值得到体现，为将来更加激烈的竞争打下坚实的基础。为建设和谐社会、实现各民族共同富裕贡献青年学生的绵薄之力。

实践意义

响应党的号召，深入学习与了解党的关于要完善国家扶贫战略和政策体系的相关要求，进一步加快偏远落后地区脱贫致富进度，推动城乡统筹发展，做好改变农村的落后面貌，缩小城乡间地区差距，减少贫困，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集中力量，加快贫困地区脱贫致富的进程，把我国扶贫开发事业推向一个新的阶段的要求。同时响应省团委结合本省实际，按照“政府主导、社会参与、自力更生、开发扶贫”的方针，坚持“省负总责、县抓落实、工作到村、扶贫到户”的工作格局，进一步解放思想，转变观念，创新扶贫开发思路，以促进区域、城乡协调发展，实现共同富裕和构建和谐社会为目标的要求。在积极参与扶贫开发的活动中，引导大学生走出校门、深入基层、深入群众、深入实际、开展教学实践、专业实习、社会调查、生产劳动、志愿服务、公益活动等，在实践中受教育、长才干、做贡献，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努力成长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合格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的号召。进一步加强青年学生思想道德建设，培养新时期青年学生的服务意识，促进青年学生成长成才，引导大学生走出校园，观察社会，关爱社会。

（1）有利于大学生接地气，了解国情、了解社会，增强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现代大学生，大多是在书本知识中成长起来的，对我国的国情、民情知之甚少，而社会的复杂程度，远不是读几本书，听几次讲座，看几条新闻就能了解的，社会实践活动则为他们打开一扇窗口。

（2）有利于大学生正确认识自己，对自身成长产生紧迫感。通过广泛的社会实践活动，能让学生看到自己和市场需求之间的差距，看到自身知识和能力上存在的不足，比较客观地去重新认识、评价自我，逐渐摆正个人与社会、个人与人民群众的位置。

（3）有利于大学生对理论知识的转化和拓展，增强运用知识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大学生以课堂学习为主要接受方式，这对大学生来说非常重要，但这些理论知识并不代表大学生的实际技能，往往难以直接运用于现实生活之中。社会实践使大学生接近社会和自然，获得大量的感性认识和许多有价值的新知识，同时使他们能够把自己所学的理论知识与接触的实际现象进行对照、比较，把抽象的理论知识逐渐转化为认识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4）有利于增强大学生适应社会、服务社会的能力。社会实践活动使大学生广泛地接触社会，了解社会，不断地参与社会实践活动，在实践中不断动手、动脑、动嘴，直接和社会各阶层、各部门的人员打交道，培养和锻炼实际的工作能力，并且在工作中发现不足，及时改进和提高，使之更新知识结构，获取新的知识信息，以适应社会的需要。

（5）有利于发展大学生的组织协调能力和创新意识。社会实践活动没有课堂教学太多的束缚和校园生活的限制，学生们的积极性被充分调动起来，兴趣高涨，思维也空前的活跃起来，往往会产生一些创造性火花，在实践中勇于开拓、敢于创新。

7.背景和意义 篇七

1 高中英语文化背景教学的实施意义

1) 理论依据

语言不单是一种交流工具, 更是进行文化传播和交际的媒介;而文化是语言的内涵, 缺少了文化, 语言就是一具空壳, 乏味空洞。所以, 语言和文化是相辅相成、不可分割的, 一门语言本身也就是一种文化。脱离了语言所在的文化, 不但难以掌握该语言, 就是掌握了也会因为不了解语言所在的文化而无法跨域文化障碍, 达不到预期的交际目的, 习得有效的交际能力。正如《高中英语教学大纲》所言, 语言是文化的重要载体, 掌握语法知识有助于 (学生) 正确理解语句结构, 而熟悉有关文化知识则有助于 (学生) 了解英语国家的文化和社会风俗习惯, 这不仅可以帮助他们学好英语, 扩大他们的视野, 还有助于他们理解本民族的文化。教育部颁布的《英语课程标准》也明确将英语教学的目标定位为“拓宽学生的文化视野, 发展跨文化交际的意识和能力”。

2) 现实意义

首先, 中西文化差异是客观存在的。例如刮痧是中国传统的自然疗法, 如针灸、拔罐, 但是在美国却可能被视为虐待, 电影《刮痧》中的许大同就因此失去了对儿子的监护权。又如, 中国人喜欢称自己为the descendants of the dragon, 因为dragon是中华民族的图腾, 但是在英语中, dragon却是邪恶的象征。其次, 中西交流的日益繁密。随着社会的进步, 科技的发展, 中西政治、经济、贸易、文化等方面的交往日益频繁, 加上先进的交通工具和发达的电脑网络, 更加速了全球化进程的发展, 我们需要了解英语文化背景知识, 用英语与外国人进行有效的交际。而汉语中的交际习惯在跨文化交流中并不适用, 如我们习惯问:你叫什么?吃了没?去哪啊?你多大了啊?但是在英语中What's your name?Have you eaten?Where are you going?How old are you?等这些个人隐私是不礼貌的。最后, 高中英语教材中富含“文化内涵词汇” (culturally-loaded words) 。如Ms., non-white, free way等, 没有一定的语言文化背景知识就无法准确领会到这些词汇的真正涵义, 从而影响学生对整篇语言材料的理解和英语教学效率的提高。综上所述, 在高中英语教学中, 必须对学生进行背景文化知识的输入, 缺乏背景文化知识的英语教学是不完整的, 也必定是失败的。

2 高中英语文化背景教学的实施策略

1) 通过讲解, 使学生直接获得英语文化背景知识

教师可以将英语文化背景知识灵活穿插在日常的高中英语教学过程当中。通过讲解, 不但学生可以轻易而据地掌握文化背景知识的要点所在, 直接而有效, 而且还可以避免高中英语课堂单纯传授语言知识点的枯燥和乏味, 激发起他们的英语学习兴趣。例如学习the Queen's speech时, 首先告诉学生英国是君主立宪制国家, 其宪法规定, 女王有权任命首相和各部大臣等高级政府官员, 一切政策法规的实施同样也要必须经过女王的批准。因此, 在内阁制定出施政方针后, 要女王或其代表在议会上如发表speech一样进行宣读……此时, 学生就会自然而地了解the Queen's speech实质上是指由女王宣读的英国政府施政方针, 而非其字面意思———女王的演讲。又如, 在谈到Britain and Ireland时, 举出这样一个例子I'm from Britain.I'm British but I'm not English。对此, 有的学生可能会产生困惑:来自大不列颠为什么不是英国人?这时就要告诉学生们, 英国全称为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 由英格兰、苏格兰、威尔士和北爱尔兰组成, English多指英语、英格兰人, 此句中的English正是英格兰人的意思, 而British才确切地指英国人。通过英语文化背景知识的讲解, 既活跃了教学气氛, 又增添了学生的学习兴趣, 在轻松愉悦中润物细无声般地完成了对学生的英语文化知识的输入。

2) 通过对比, 加深学生对英语背景文化知识的记忆

由于学生自幼处于母语文化氛围当中, 经过耳濡目染, 长期熏陶, 熟知中华文化。如能在英语教学时将英语背景文化与中国文化加以对比, 让学生感受到中西文化之间明显的差异, 定能给学生留下深刻的印象, 从而掌握英语文化背景知识, 为跨越文化障碍进行跨文化交际打下基础。这就要求教师在进行英语教学导入英语文化背景知识时, 注意捕捉两种文化背景知识的不同之处, 增强学生对中西文化差异的认识, 进而培养他们的跨文化意识并养成得体的英语语用习惯。如学习Mr.Mrs.和Ms.时, 将中国的称呼语与外国的称呼语进行对比。中国是姓在前, 刘先生、张小姐等, 还可以后跟职务, 如李教授、王主任等;而英语中则是姓在后, 如Mr.Liu, Mrs.Zhang, 且一般不跟职务, 不说Professor Li, Director Wang等, 而直接喊其职务, 如Professor、Director, 或者Mr./Mrs./Ms.+姓氏。又如, 英语中的逻辑顺序为由小到大、由重到次, 而汉语则是由大到小、从整体到局部。具体可以体现在日期、时间、地址的表达上, 英语是日月年或者月日年, 而汉语是年月日;6:15在英语中为a quarter past six, 汉语为六点一刻;英语地址顺序为门牌号、街道、乡镇、省份、国家, 而中国则正好完全颠倒。这些语言顺序和表达方式的差异都富含思维方式、逻辑习惯等语言文化背景信息, 可以有效提高学生的英语文化背景知识和语言技能, 因此需要教师细心挖掘, 不断总结。

3) 通过课外活动, 扩展学生的英语背景文化知识

高中英语教学课时紧、任务重, 能完成语言知识目标的教学已经实属不易, 再进行英语文化背景知识的输入, 课堂时间更显得杯水车薪。因此, 要提高学生的文化背景知识, 还需要充分利用学生的课外时间, 通过他们的自主学习, 去汲取英语文化背景知识。学生才是学习的主体, 教师不能越俎代庖。师傅领进门, 学艺在个人。教师可以传授一些方法, 并结合学生的兴趣爱好组织一些活动, 给学生创设一个可以接触并习得英语文化知识的平台。如举办英美文化知识专题讲座、竞赛、辩论, 推荐学生一些优秀的英美文学作品、经典的原声电影和英文歌曲等。

3 结束语

英语背景文化知识教学的目的即培养学生跨文化意识, 而对学生跨文化意识的培养, 是一个长期、渐进的过程。只有采取适当的英语背景文化知识教学策略, 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主动性和自主性, 才能使学生主动去感受英语文化, 了解并跨越文化障碍, 习得准确、得体、地道的英语表达, 并实现语用能力、创新精神和文化意识的全面提高, 最终成为有用的新世纪复合型外语人才。

摘要：英语作为一门语言工具, 其基本功能就是交际。所以, 英语教学应该是教育学生如何使用英语进行交际, 即培养学生的英语交际能力。而学生的英语文化背景知识对学生的交际能力有着直接的影响, 因此, 该文探讨了高中英语教学中文化背景教学的意义和策略。

关键词：高中英语,文化背景,教学策略

参考文献

[1]贺然.英美文化在高中英语教学中的作用[J].陕西教育, 2005 (1) .

[2]邓炎昌, 刘润清.语言与文化——英汉语言文化对比[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005.

[3]王勤.文化背景与高中英语教学[J].现代中小学教育, 2001 (11) .

8.背景和意义 篇八

1 当前市场背景下船公司建立航运联盟的必要性

自2008年以来，国际集装箱航运市场持续低迷。受市场周期性和振荡性的影响，以往单打独斗的经营模式越来越难以维持船公司的生存和发展，严峻的市场环境迫使船公司寻求新途径来应对挑战。在此背景下，航运联盟有利于提升行业集中度，增加涨价成功率，防止恶性竞争，并可促使运力再度整合，改善船公司盈利状况。此外，部分新造大型集装箱船舶将于2014―2015年陆续交付，而目前市场难以消化这些运力，加之市场面临较长的低速增长期，导致运力供需失衡，促使船公司通过联盟合作达成协同效应，以应对世界经济复苏缓慢和全球航运竞争格局调整所带来的挑战。总之，大合作、大联盟已成为国际集装箱航运市场的发展趋势。

2 航运联盟发展现状

当前国际集装箱航运市场形成P3网络联盟、CKYHE联盟和G6联盟等三大联盟鼎立抗衡的局面：P3网络联盟由马士基航运、地中海航运和达飞轮船三大航运巨头联合组成，就运力规模而言堪称巨无霸，其在亚欧航线、跨太平洋航线、跨大西洋航线占有较高的市场份额；G6联盟由原新世界联盟和原伟大联盟的成员船公司（美国总统轮船、商船三井、赫伯罗特、日本邮船、东方海外和现代商船）组成，为应对来自P3网络联盟的竞争，G6联盟于2013年11月宣布将合作范围扩展到跨大西洋航线和亚洲―美西航线；CKYHE联盟由中远集运、川崎汽船、阳明海运、韩进海运和长荣海运组成，合作运营6条亚洲―北欧航线和4条亚洲―地中海航线。以上三大联盟已囊括全球二十大船公司中的14家船公司，只有中海集运和以星航运等为数不多的6家船公司未加入航运联盟。从运力市场份额来看：P3网络联盟市场份额为32.50%，位居第一；CKYHE联盟市场份额为20.93%，位居第二；G6联盟市场份额为20.24%，位居第三。

3 建立航运联盟对船公司生存和发展的

意义

3.1 有利于降低经营风险，提升竞争力

航运业属于高投入、高风险行业，并且具有显著的国际化特点。在船舶大型化和航运市场低迷的背景下，作为个体存在的船公司面临较大的经营风险，难以在所有航线市场上取得竞争优势。通过建立航运联盟，船公司可以及时了解市场变化，掌握竞争对手动态，把握市场机遇，明确自身定位，并通过共同派船或舱位互租等方式减少成本投入，提高舱位利用率，从而降低经营风险，提升竞争力。

3.2 有利于实现规模经济，降低经营成本

规模经济指随着生产能力的扩大，单位成本（即长期平均成本）呈现下降趋势的经济模式。船公司的生产能力必须达到规模经济水平，才有可能以最低的成本获取最高的收益。航运联盟既有利于实现技术上的规模经济，又有利于实现市场上的规模经济。技术上的规模经济指航运联盟通过共同派船、舱位互租等方式，使成员船公司充分享受船舶大型化所带来的低廉的单位租金、船舶固定费用等，从而降低经营成本。市场上的规模经济指航运联盟使成员船公司在目标市场上拥有更强的市场势力：一方面，航运联盟利用其联合优势，在与码头装卸公司、船用燃油公司等服务供应商谈判时，取得比成员船公司单独谈判更优惠的条件，从而降低成本支出；另一方面，航运联盟能够帮助成员船公司拓展市场空间及扩大航线覆盖面，从而使成员船公司的既有资源在更大的市场范围内发挥更高的效率。

3.3 有利于实现资源共享，扩大经营范围

航运联盟有利于成员船公司在船舶代理、船舶修造、码头装卸、物流服务等领域实现资源共享和优势互补，从而产生“合成效应”，并通过共同开发客户、协调资源配置等扩大经营范围。例如，航运联盟的成员船公司可以共同投资建设、经营码头，这样不仅方便成员船公司的船舶挂靠，缩短船舶在港时间，而且能够增加经营收入，分散和降低船公司单独经营码头所面临的市场、投资、技术风险。

3.4 有利于提高舱位利用率，避免运力过剩

随着集装箱船舶不断升级换代，大型集装箱船舶日渐成为市场主流，其在降低单箱运营成本、改善船队结构的同时，也带来舱位利用率低下等一系列问题，在一定程度上抵消了船舶大型化带来的规模经济效益。通过建立航运联盟，船公司能够共享多条货源渠道，从而有效提高舱位利用率。此外，近年来国际集装箱航运市场的供求关系极度失衡，运力过剩局面短期内难以得到缓解，并且随着大型集装箱船舶的陆续交付将变得更为突出。航运联盟使其成员船公司在不追加运力的情况下，通过使用联盟内其他成员船公司的船舶进入新的航线和市场，从而抑制船公司的运力扩张行为。

3.5 有利于提升客户服务质量，发展现代物流

国际集装箱航运市场的全球化发展趋势促使其竞争内涵从传统的价格竞争转变为服务竞争。航运联盟有利于成员船公司增加发船密度，以扩大港口覆盖面；合作开发网络系统，以提供增值服务和个性化服务；完善多式联运网络，以提高多式联运效率，从而更好地满足客户对运输质量、运输时间、运输便利性的要求。

4 结束语

虽然建立航运联盟对船公司应对当前市场困境具有较大的积极意义，但航运联盟运营也存在一定的风险和不稳定性。例如：船公司在选择联盟伙伴时，不仅要评估双方资源和市场地位的匹配度，而且要评估双方企业战略和文化的相容性，以免因企业战略和文化不兼容而导致联盟解体；在联盟建立阶段，要准确定位其战略目标，促使联盟成员船公司形成互补的协同体，实现资源整合和能力提升；在联盟实施阶段，要建立有效的协调机制来解决成员船公司之间的冲突，明确信息共享和收益分配的方式，从而实现多赢。

（编辑：张敏 收稿日期：2014-04-15）

9.反对自由主义背景意义 篇九

反对自由主义 是1937年9月7日毛泽东写的一篇文章。毛泽东在这篇文章中列举了自由主义的11种表现。文章剖析了自由主义的危害、来源以及自由主义者的思想方法。号召共产党员要用马克思主义的积极精神，克服消极的自由主义。这篇文章，对于纠正党员思想上的不正之风，起了很大的作用。

1写作背景

写于1937年9月，最初载于1942年4月10日延安《解放日报》。后收入《毛泽东选集》第二卷，《毛泽东著作选读》(新编本)。抗日战争开始后，中国共产党作为抗日救国的中流砥柱，既要领导全国人民同日本帝国主义进行艰苦搏斗，又要同抗日阵营里的国民党顽固派、投降派斗争，斗争极其复杂。要肩负这样的历史使命，必须有一个团结统一具有坚强战斗力的无产阶级政党，而我们党长期处在分散的农村游击环境，党员中大多数来自农民小生产者和其他小资产阶级，因而带来了许多自私自利，散漫的自由主义倾向，这对保持党的高度统一团结完成艰巨的历史使命妨碍极大。为批判和肃清这种错误倾向，毛泽东发表了这篇文章，对自由主义的表现、性质、危害、产生的根源和反对自由主义的重大意义等都作出了极其深刻的分析和论述。文章列举了自由主义的十一种主要表现;指出了自由主义的严重危害，说它是革命集体组织中的一种“腐蚀剂”，它“使团结涣散，关系松懈，工作消极，意见分歧”;文章还分析了自由主义的来源，指出它的来源“在于小资产阶级的自私自利性，以个人利益放在第一位，革命利益放在第二位”。文章最后还号召全体党员和革命同志起来反对自由主义。这篇文章后来成为延安“整风运动”和历次党内教育的重要学习文献，成为从思想上建设党的锐利武器和党员党性修养的座右铭。

2原文

反对自由主义

(一九三七年九月七日)

我们主张积极的思想斗争，因为它是达到党内和革命团体内的团结使之利于战斗的武器。每个共产党员和革命分子，应该拿起这个武器。

但是自由主义取消思想斗争，主张无原则的和平，结果是腐朽庸俗的作风发生，使党和革命团体的某些组织和某些个人在政治上腐化起来。

自由主义有各种表现。

因为是熟人、同乡、同学、知心朋友、亲爱者、老同事、老部下，明知不对，也不同他们作原则上的争论，任其下去，求得和平和亲热。或者轻描淡写地说一顿，不作彻底解决，保持一团和气。结果是有害于团体，也有害于个人。这是第一种。

不负责任的背后批评，不是积极地向组织建议。当面不说，背后乱说;开会不说，会后乱说。心目中没有集体生活的原则，只有自由放任。这是第二种。

事不关己，高高挂起;明知不对，少说为佳;明哲保身，但求无过。这是第三种。

命令不服从，个人意见第一。只要组织照顾，不要组织纪律。这是第四种。

不是为了团结，为了进步，为了把事情弄好，向不正确的意见斗争和争论，而是个人攻击，闹意气，泄私愤，图报复。这是第五种。

听了不正确的议论也不争辩，甚至听了反革命分子的话也不报告，泰然处之，行若无事。这是第六种。

见群众不宣传，不鼓动，不演说，不调查，不询问，不关心其痛痒，漠然置之，忘记了自己是一个共产党员，把一个共产党员混同于一个普通的老百姓。这是第七种。

见损害群众利益的行为不愤恨，不劝告，不制止，不解释，听之任之。这是第八种。

办事不认真，无一定计划，无一定方向，敷衍了事，得过且过，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这是第九种。

自以为对革命有功，摆老资格，大事做不来，小事又不做，工作随便，学习松懈。这是第十种。

自己错了，也已经懂得，又不想改正，自己对自己采取自由主义。这是第十一种。

还可以举出一些。主要的有这十一种。

所有这些，都是自由主义的表现。

革命的集体组织中的自由主义是十分有害的。它是一种腐蚀剂，使团结涣散，关系松懈，工作消极，意见分歧。它使革命队伍失掉严密的组织和纪律，政策不能贯彻到底，党的组织和党所领导的群众发生隔离。这是一种严重的恶劣倾向。

自由主义的来源，在于小资产阶级的自私自利性，以个人利益放在第一位，革命利益放在第二位，因此产生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的自由主义。

自由主义者以抽象的教条看待马克思主义的原则。他们赞成马克思主义，但是不准备实行之，或不准备完全实行之，不准备拿马克思主义代替自己的自由主义。这些人，马克思主义是有的，自由主义也是有的:说的是马克思主义，行的是自由主义;对人是马克思主义，对己是自由主义。两样货色齐备，各有各的用处。这是一部分人的思想方法。

自由主义是机会主义的一种表现，是和马克思主义根本冲突的。它是消极的东西，客观上起着援助敌人的作用，因此敌人是欢迎我们内部保存自由主义的。自由主义的性质如此，革命队伍中不应该保留它的地位。

我们要用马克思主义的积极精神，克服消极的自由主义。一个共产党员，应该是襟怀坦白，忠实，积极，以革命利益为第一生命，以个人利益服从革命利益;无论何时何地，坚持正确的原则，同一切不正确的思想和行为作不疲倦的斗争，用以巩固党的集体生活，巩固党和群众的联系;关心党和群众比关心个人为重，关心他人比关心自己为重。这样才算得一个共产党员。一切忠诚、坦白、积极、正直的共产党员团结起来，反对一部分人的自由主义的倾向，使他们改变到正确的方面来。这是思想战线的任务之一。3文章意义

毛泽东同志适时的指出当时的革命队伍普遍的自由主义心理，深刻地剖析了自由主义出现的的根源，对把有自由主义行为的党员摒弃不良思想，改变到正确的道路上来有重大意义。

这篇文章针对于革命战争年代，但也同时适用于现在。在社会稳定，经济繁荣，社会建设空前发展的今天，很多官员和共产党员面临着更多这样或者那样的的利益的诱惑，更容易形成自由主义思想，行各种自由主义的行为。为使官员、党员洁身自好，严于自律，严防自由主义倾向，这篇文章的思想就显得尤为重要。4作者简介

10.车牌定位的研究意义及背景 篇十

1研究意义

2智能交通系统介绍

3车牌定位与智能交通

1研究意义

随着私有车辆的增多，公路上的车辆超速，超载以及日常丢车的现象越来越严重，据报载美国平均每两分钟就有一辆车丢失，北京每天也有几十辆车报失；同时在高速公路的收费口，由于目前采用手工收费方式，速度缓慢，造成了车辆的拥塞，有时排队等候的车辆可达数百米，大大降低了高速公路的利用率，交通犯罪率的逐年攀升，严重影响了社会的安定和人们的日常生活，而城市尤其是大中城市的公路交通管理变得越来越复杂，智能交通管理系统的设计和实施因而受到大众和政府的重视，汽车牌照自动识别可用于公路路口，停车场，高速公路收费站以及收费公路路段（如隧道）等场合，通过对所有经过的车辆自动跟踪识别，实现交通管理的智能化，目前世界各国都在进行适合于本国汽车牌照的自动跟踪识别，美、日、韩等国现在已经有了一些相应的系统问世，引进这些系统不仅费用高而且由于各国车牌和世纪的交通环境不同，引进的系统无法满足我国城市的需求，而我国目前还没有类似的系统问世，所以对交通智能化的研究成为目前高科技领域的热门课题，同时，交通智能化的实现对抑制交通犯罪和促进城市现代化建设均有重大意义。

2智能交通系统介绍

ITS（Intelligent Transportation System）是以信息通信技术将人、车、路三者紧密协调、和谐统一，而建立起的大范围内、全方位发挥作用的实时、准确、高效的运输管理系统。

智能交通系统（ITS）的概念：对于ITS至今没有一个明确的定义。但归纳地说：智能交通系统是人们将先进的信息技术、数据通讯传输技术、电子控制技术、传感器技术以及计算机处理技术等有效地综合运用于整个运输体系，从而建立起的一种在大范围内、全方位发挥作用的实时、准确、高效的交通综合管理系统。其目的是使人、车、路密切地配合、和谐地统一，极大地提高交通管理运输效率、保障交通安全、改善环境质量和提高能源利用率。

ITS将有效地利用现有交通设施、减少交通负荷和环境污染、保证交通安全、提高运输效率、促进社会经济发展、提高人民生活质量，并以推动社会信息化及形成新产业受到各国的重视。目前已形成世界二十一世纪的发展方向。发展中国ITS的必要性 1）中国是一个经济持续发展的发展中国家，改革开放以来，城市化与汽车化发展十分迅猛。改革开放前，城市化水平不足19%，目前已经发展到超过30%，预测2010年将接近50%；机动车拥有量目前已达6000万辆，并以

每年10%以上的速度增长，预计2010年达到1.3亿多辆；2）中国城市交通的特点是混合交通，目前自行车拥有量超过1.8亿辆，如果公共交通服务水平不提高，城市交通结构不改善，自行车拥有量将会有增无减；3）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道路交通设施及管理设施虽然有较大改观，但跟不上机动车增长速度。总体水平与发达国家有较大差距，特别是大多数城市路网结构不合理，道路功能不完善，道路系统不健全。交通管理设施缺乏，管理水平不高。即使各地都建立了交通控制中心，大多只是实现了监视功能，而远没有发挥控制功能的效应；4）中国城市的大气质量恶化，已逐步由无烟煤污染转变为机动车尾气污染。其主要原因是交通拥堵、车速下降以及车况差、车辆技术性能低等，致使在世界十大空气污染最严重的城市中，我国就据之有七。同时，车辆状况差也直接影响到城市交通，并已成为制约我国城市交通的重要因素。以车况较好的北京市为例，平均日故障次数达500次以上，给城市交通带来巨大压力。

应用范围：

• 交通路口的智能化交通管理；

• 交通信息的自动采集；

• 机场、港口等出入口车辆管理；

• 警方及其它执法机关设立临时稽查站，对来往车辆实施稽查，自动甄别待查车辆；

• 路桥、隧道等卡口的自动收费系统；

• 现代住宅小区、停车场、重要机关单位的出入口管理；

• 与应用数据库连接，可对违章车辆的资料进行处理。可实现计算机自动业务处理（需进行二次开发）；

• 不停车自动收费；

• 车辆安全防盗、查堵指定车辆等。

3车牌定位与智能交通

在智能交通系统中，车牌自动定位识别系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发展方向，车 牌定位识别系统正是在这种应用背景下研制出来的能够自动实时地检测车辆经过并定位识别汽车牌照的智能交通管理系统。车牌定位识别系统是在装备了数字摄像设备和计算机信息管理系统等软硬件平台的基础之上，采用先进的图像处理、模式识别和人工智能技术，通过对图像的采集和处理，完成车牌定位识别功能。车牌定位识别系统，集现场识别、远程传输和指挥中心网络化调度管理为一体，具有全天候实时识别车牌照、自动比对车辆信息、现场报警、事后排查、远程传输、中心管理、高速高效等功能，并符合21世纪安全防范和智能交通系统

11.背景和意义 篇十一

【关键词】学习风格 研究背景 研究现状 研究意义

【中图分类号】G64【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3089（2016）23-0039-03

目前的语言教学中，有一个被广泛认同的教学理论，即为了有效地进行第二语言教学，学习者的个体差异，尤其是他们的学习风格差异，应该被足够重视起来。因为学习风格不仅影响学习者的学习方式，同时会对其学习效率和效果产生巨大的促进作用。学习风格理论的定义在不同的著作中有着不同层面的描述，但其核心内容是通过分析学习者的最佳感官和认知输入通道，确定个体的最佳学习方式及策略，并且设定相应的教学计划和方法与之相配合，从而达到学习效率最大化的学习理论。这一理论在国外第二语言教学中被广泛应用，并取得了巨大的成效，有效地提高了学生的学习效率，也对教师建立有效的教学方式和手段起到了关键的指导性作用。而在国内的第二语言教学中，尤其在一对一的教学中，教学方法很大程度上仍然停留在经验和习惯的层面上，忽视了学生的最有效的输入通道，极大地阻碍了学习效率最大化。因为学习风格理论在国内的语言教学中尚没有得到广泛的应用和完善，所以了解目前该理论国内外的研究背景和现状，将有助于教学双方较全面地认识学习风格理论，并以此为依据制定有效的教学策略和学习策略，使第二语言教授效率达到最大化。

一、研究背景和现状

从上世纪七十年代开始，许多从事外语教学的学者就意识到，影响语言教学的最大的因素是我们没有真正理解什么是学习。因此，第二语言习得的关注点从“教”逐步转换到了“学”，即从对教学方式的检验转换到了对学习过程的研究（Oxford， 1990）。从那以后，众多的学者直接或间接地对这一领域进行了探索，应用了语言学，认知心理学，人本主义理论，行为理论，社交理论等诸多观点，渴望从中找到有助于提高二语习得效率的关键因素。经过数十年的研究论证，许多学者不得不承认二语习得是一个十分复杂的系统，其间包含了很多的影响因素，诸如认知因素，环境因素，社会因素等等。然而在这些因素中，个体学习的差异性逐渐成为了二语习得研究的一个主要课题。学习能力，学习动机，学习风格，学习策略等这些重要的个体学习变量极大地影响了学习者的学习效率。而学习风格，作为影响二语课堂的一个关键因素，越来越多地受到了研究者，教学者，甚至是学习者本人的关注。

但是，中国的教师和学生们仍然没有意识到学习风格对于有效语言教学的重要性，虽然以教师为中心的教学方式有所改善，但过多的关注还是被放在了教学内容和教师身上。而且，教师所应用的教学方法被认为适合所有的学生，其适用性很少被人怀疑。从而造成部分学生因学习风格差异而不能适应教师的教学方式，产生了厌学情绪，考试成绩差，甚至认为自己不适合学习语言而放弃学习。更糟糕的是，这样的情况会反向影响教师的教学积极性并产生对自己教学能力的怀疑，严重影响语言教学的有效性。只有当师生双方都意识到学习中必然出现的各种变量，尤其是学习风格对语言教学的影响，教学效率和学习效率才能从根本上得到改善。值得庆幸的是，这一观点正在得到越来越多的认同。

关于学习风格的研究在上世纪七十年代开始后，得到了系统的和充分的发展（蒋祖康，1994），从理论上说，学习风格属于研究个体学习差异性的范畴。研究者最初是想了解和探索二语教学和个体差异之间的相互联系。最初提出学习风格理论并探究风格分类的学者有Dunn和Price，Gregorc，Keefe，Chapelle，Bassano和Christison，Oxford，Reid等。随着一些令人瞩目的研究发现相继公布，研究者们系统地解释了学习风格和学习过程之间的联系。

Reid（2002）揭示了在来自于不同文化和背景的学生中，学习风格存在着巨大的差异。Ely（1989）建议教师在二语教学中，多去关注学生的不确定状态下的厌恶感和歧义忍耐的积极和消极方面所产生的影响。Nancy Kroonenberg要求教师要迎合学生的感官学习偏好并选择特定的教学工具进行教学。Ehrman和Oxford推断学习风格决定了学习策略的选择与应用。Chappelle和Green讨论了二语教学和二语习得过程中的场独立与场依存。Kinsella（2002）同样对学习风格的评估提出了许多重要的建议和意见。以上研究极大地促进了学习风格理论在语言教学中的应用与评估。但是大部分的研究还是存在一个缺陷，即过分强调了“教”在课堂中的作用，而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学习者自身学习风格的发展和调整。研究学习风格的精髓在于它不仅能为长远学习提供系统的理论基础和框架，而且能为教师提供数据和工具去调查和了解学生的学习风格。

许多年来，研究者们实施了数次重要的关于中国学生二语学习风格的调查，以期有效促进他们的语言学习效率。第一次调查由Joy M. Reid主导，调查对象包括了90名中国二语学习学生。调查结果表明中国学生表现出了多样性的二语学习风格。另一次调查的主导者是Melton（1990），调查对象涵盖了中学生和大学生，调查主体更大，得到的数据也更丰富。中国的研究者主要研究对象的大学生。王初明（1992）调查了广东外国语大学的490名英语专业的学生，涵盖了从大一到大四各个年级。余心乐（1997）同样主导了一次系统的关于学习风格的调查，调查对象是来自于三所北京高校的英语专业研究生。使用Myers-Briggs 性格分类法，黄瑛（2000）研究了100名接受继续教育的成年学生的英语学习风格，发现他们更偏向于一种直觉性，判断性，思考性和内向性的学习风格模式。这一研究同样证明了学习风格偏好在不同职业，年龄，性别之间的差异性。高佑梅（2001）对调整学习风格去适应二语教学过程中差异性的必要性和可行性进行了讨论。她同样研究了中国学生和来自于其他语系和背景的学生之间的学习风格差异。

二、研究意义

唤起教学过程中师生双方对于学习风格的意识，是此文的主旨所在。学习风格是教学过程中的一个重要影响因素，掌握学生的学习风格信息可以使教师更能掌控学生带到课堂上来的个体差异性。合适的学习风格可以提升学习的积极性，并给学习效率，学术成就和学术创造力带来事半功倍的效果。而充分了解了自身学习风格的学生，能够有效地控制学习过程，并采用更高效的学习方式和学习策略，去应对教学过程中的多样性教学方式，从而取得更高的学术成就。另一方面，教师如果意识到了学生学习风格的多样性，则可以以此为依据来设定更有效的教学计划和教学方法，提供更适合和更有意义的教学活动和任务去迎合不同风格学生的学习方法。这种教学多样性提供给了每个学生一个去探索最适合自己的学习模式的机会。

1.有利于建立和谐的师生关系

在教学策略与学习风格相互迎合，相互促进的教学模式下，一种更为和谐和高效的课堂气氛就逐渐形成了，而更为和谐的师生关系也容易养成。在传统课堂中，师生关系是一种拘谨和尊敬的关系。教师作为权威角色，起主导课堂的作用。他们决定用什么参考书和教具，制定教学计划，主导课堂活动，批改和评估学生的作业。换句话说，教师对所有学生的成功学习负责，而学生所要做的仅仅是保证出勤率并等待老师布置的任务。这一现状导致在很多语言课堂中，学生因为被动的去接受整个学习过程，而自身的学习习惯和偏好得不到一定程度的满足，又不能在学习过程中强行插入适合自己的学习风格，结果就产生了尴尬，焦虑，紧张，厌恶等情绪。而且，基础差的学生往往有强烈的个性和自尊心，一旦他们对教师采用的教学方式和材料不感兴趣，强烈的个性会使他们陷入一种自卑，自闭，甚至是敌视的心理状态。众所周知，在实现教学效率最大化的过程中，良好的师生关系是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这种关系的建立，最有效的方法之一就是让学生参与到教学计划和策略的制定活动中来。然而这种参与并不是盲目的。有的学生根本就不知道自己的学习风格偏好到底是什么，参与进来只会适得其反。这就需要师生双方都理解学习风格的多样性理论，并在教学计划，材料选择，教学策略应用和教学方法制定等一系列过程中融入多样化的学习风格。在此中教学，教师才有能力组织起有序的，放松的，友好的和互助的课堂。

2.有助于积累学习偏好数据，不断完善测评工具

学习风格的评估是一个复杂而多变的过程，来自于不同背景，不同地域，不同家庭的学生们存在多样的学习风格，性格和习惯的不同也会产生不同的学习偏好。所以只有充分意识到这种差异性的存在，并在应用这种差异性为教学效率最大化服务的动机驱使下，教学双方才会不断总结学习偏好，积累风格数据，完善评估方法，从而制定出适合的，有效的评估清单和问卷。目前比较普遍的做法是用一个以上的问卷作为评估工具去收集学习者的风格数据，而类似的评估问卷有OBriens The Learning Channel Preference Checklist； Reids Perceptual Learning Style Preference Questionnaire； Oxfords Style Analysis Survey； Kinsellas Perceptual Learning Preferences Survey， and Myers and Briggs Myers-Briggs Temperament Sorter。这些工具都是专门为二语学习者设计的。但是，为了确保数据的可靠性和精确性，教师在使用这些工具做评估时，必须首先考虑以下问题：1. 这些评估工具是不是针对专门的对象，比如Reids PLSP 就只针对大学生，而OBriens The Learning Channel Preference Checklist 则主要适用于中学生。2. 问卷回答的精确性，学生学习二语时间的长短，学习任务的本质，师生间的关系，学生的英语水平能力以及其他的一些情境变量都会对学生的回答产生影响。3. 是否需要在已有的问卷条目上做一些修改以适应调查对象。就像Reid指出的那样，没有一个单一的诊断工具能够解决所有问题，研究者不能过度依赖评估工具。Dixon警告，当研究者完全使用评估结果去标注和分类所有学生，或者当学生认为只有通过学习风格评估工具上的方式来学习才能学好的话，那么工具的有效性就已经超出了它们的支持范畴。

学习风格测试工具更应当被当作一种唤起教学双方重视学习风格理论的工具，而不应完全依赖去判断个体风格差异。学生才是其自我偏好的权威，所以学生要被给予机会去跟教师讨论认证测试的结果，并决定结果的准确性。这种讨论可以被当成一个让所有人认识学习风格差异性的跳板，每个参与者都可以在讨论中提出自己的意见，补充一些影响自我学习风格的环境和生理因素。这种讨论同样有益于教师去设计适合学生的风格测试工具和问卷，取得更精确的调查结果。作为对工具评估的补充，教师还可以让学生们写下他们的学习过程和经验，如在正式或者非正式的情境下他们的感知强项，弱项和偏好等。Little and Dickson（1995）就指出，学习者不应该无意识地接受测试结果，也不应认为学习偏好的反映是一个简单的过程。学生应该被鼓励坚持写一种“学习日志”，记录他们在不同阶段，不同情境，不同态度下的学习过程，如“在深夜我听着舒缓的音乐更能记住单词”等等，而不是去记录学习的内容。教师应鼓励学生根据自己的日志，去自评自己的学习风格偏好，鼓励他们找出目前阶段一种最舒服，最高效的学习方式。这样做产生的结果是学生能够进一步认识到学习风格对自己二语学习的重要性，并对此产生浓厚的兴趣，期待以一种自己最喜欢的方式和过程去学习。而在此过程中，他们必然会积极的加入到学习过程中来，参与制定学习计划，策略，选择媒体工具，教材，帮助教师完善和制定更好的风格测评工具。同时，不断积累的学习风格数据和材料，对于教师来说更是一笔巨大的财富，给测评工具的精确性提供强大的信息支撑，使二语学习过程变得更加清晰和有目的性。

3.有助于多样化学习风格

对于学习风格的研究可以让教师进入另外一种关键角色之中，那就是他们可以有意识的提出一些可选择的教学策略和方法去挑战已知的学术任务，同时鼓励学生去测试和重新评估哪种策略最适合他们（Kindella， 2002）。学生可以被动的去熟悉一些其他有效的风格特性，以期扩大他们自身的风格范围。当然，短时间内学生会不自觉的回归到他们最熟悉的固定的学习偏好中去。甚至在已经知道某种其他方法更有效的情况下，他们也会钟情于自己觉得舒服的学习方式。这时，教师作为课堂上的主导者，有必要去阻止这种退化性现象的产生。学生有必要去学会如何弥补自身学习风格和策略的缺陷，扩宽二语学习方法的范围，培养出一定的能力去适应以后的学习环境和心态。教师在培养学生适应非固有性学习方法的过程中起关键作用，有选择性的使用非学生偏好模式的教学策略去传递相关信息，可以帮助逐渐养成灵活的学习风格和策略使用能力。例如对于擅长于应用视觉通道来接受知识，喜欢独立完成学术任务的学生，教师可以有针对性的安排给他一些必须依赖动觉感官通道来接受信息，并与人通过频繁交流才能完成的任务和活动，以逐渐培养该类型学生的其他学习风格。这一过程必然伴随着巨大的焦虑，紧张和痛苦，但作为扩展学习风格的必要步骤，都应该被学习风格的研究者纳入到研究范围内并以期制定出最有效的方法。

学习风格并不是一成不变或者是一个僵化的模式，在教学过程中培养出一种灵活的风格会对学习效率产生深远的影响。Brown（1987）指出，二语习得成功的关键在于学习风格的可协调性，鼓励学生根据不同的学习情境采取最大程度与之相匹配的学习风格。教师和学生都应该着力于培养和养成灵活的学习风格。学生方面，在使固有学习风格效率最大化的基础上，应努力扩展学习风格偏好，以适应将来会遇到的不同类型的学术任务和教学风格。教师方面，应努力多样化自身的教学风格以适应不同学生的学习偏好，同时提供一系列适合或不适合学生风格偏好的学术任务，鼓励学生采取多种方式完成。所以一套多风格的教学方法应该在二语教学课堂中被实施。如此，在师生双方的共同努力之下，学生的主要学习风格得到巩固，次要学习偏好得到加强，以前被学生所厌恶的一些有效学习方式也会被逐渐适应。

三、研究的不足和几个主导问题

学习风格融合了认知因素，情感因素和心理因素，这些特性可以相对稳定地主导学生去感知，互动，回应学习情境。如果我们赞同“以学生为中心的课堂教学”这一概念的话，毋庸置疑，每个教师都应该正视学生的风格多样性并对此进行系统，细致的探究。但是，目前的研究还远没有达到完善的程度。因为研究对象的数量和方法论的局限性，以及许多研究方向的持续性不足，得出的研究结论往往只能起到建议性和实验性的作用。教学风格和学习风格之间的关系，不同专业学生之间的感知差异，优等生和后进生之间的风格偏好比较等等问题仍然有待进一步的论证。同样，是否可以制定出相对完整的评估体系以及如何有效的针对不同的学习风格来制定相应的教学策略等问题也需要进一步的研究和探讨。

学习风格的测评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同时也是一个庞大的研究课题，因为其中融入了很多不确定的变量。但是也可以从一些具有强烈实用性的问题入手来引起教师和学生的研究兴趣，例如：优等生和后进生之间的风格差异是否是导致学习成绩差异的主要原因？如何引导后进生强化自身学习偏好以取得长足进步？个体的主要偏好，次要偏好，厌恶风格分别是什么？怎么样使学生达成有效的学习风格多样化？感官输入通道的不同是否是造成成绩差异的主要原因？等等诸多问题的解决都会对提高教学效率产生巨大的影响，也会唤起师生关注学习风格的兴趣，并对研究的不断完善起到促进作用。

参考文献：

[1]Brown， H. D. （1987）. Principles of language learning and teaching （2nd ed.）. Englewood Cliffs， NJ： Prentice-Hall.

[2]Dixon， N. M. （1985）. The implementation of learning style information. Lifelong Learning， 9（3）， pp16-18， 26-27.

[3]Ely， C. M. （1989）. Tolerance of ambiguity and use of second language strategies. Foreign Language Annals， 22， pp437-445.

[4]Kinsella， K. （2002）. Understanding and Empowering Diversr Learners in ESL Classrooms. In Reid， J. （ed.）， Learning Styles in the ESL/EFL Classroom. Beijing：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5]Melton， C. （1990）. Bridging the cultural gap： A study of Chinese students learning style preferences. RELC Journal， 21（1）， pp29-51.

[6]OBrien， L. （1990）. Learning Channel Preference Checklist （LCPC）. Rockville， MD： Specific Diagnostic Services.

[7]Oxford， R. L. （1990b）. Language Learning Strategies： What Every Teacher Should Know？ New York： Newbury House Publishers.

[8]Reid， J. （2002）. Learning Styles in the ESL/EFL Classroom. Beijing：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9]高佑梅，（2001），“学习风格对比研究”，《中国英语教学》第4期，pp49-55.

[10]黄瑛，（2000），“中国成年英语专业学生学习风格研究”，《云南师范大学学报》，第5期，pp34-37.

[11]蒋祖康，（1994），“学习策略与听力的关系”，《外语教学与研究》第1期，pp51-58.

[12]王初明，桂诗春，（1992），《中国学生英语学习心理》，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