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诗词中的鸿雁形象及其意蕴

古诗词中的鸿雁形象及其意蕴（精选3篇）

1.古诗词中的鸿雁形象及其意蕴 篇一

试析沈从文湘西女性形象的美学意蕴

作者：管桂英学号：20071360090886指导老师：尹文化

【摘要】沈从文以“边城”为代表的湘西题材小说，表现了一种“优美、健康、自然而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具有很高的审美价值。这种价值不仅表现人生理想上，自然与女性的神性也使这一形式获得了定性。水和自然美激发了他的创作灵感，他在变化多端的自然之中找到与之和谐完美的女性之美，并以此塑造了一系列人质神性想结合的湘西少女的形象，构筑了一个清新脱俗，意味悠远的女性神话世界。而作家对湘西民族历经磨难的历史和生存危机的现实的感叹揉进这一人生形式中，我们在真切的感受到作者酣畅淋漓地对湘西爱与美的赞颂和回忆的同时，也读到了作者心酸的眼泪和暗地里绞心的痛楚。达到了作家提出的“美丽总令人忧愁”这一审美境界。

【关键词】沈从文 湘西系列 女性形象 人性与神性 美学意蕴

沈从文将人性推到了崇高的地位。当他面对都市社会用“文明”的绳索将“人性”捆绑、勒杀时，他那卑微敏感的“乡下人”的目光充盈着胜利的忧郁和哀伤。曾几何，“我觉得一身渺小，正如一只猫儿初置身于一陌生锦绣辉煌的室中，几欲惶惧大号。”①面对“文明”的洪流，来自“荒蛮之地”的沈从文感到无尽的虚弱和自卑。为了自尊，他的心顽强地抵抗着都市文明。如今，饱受“文明”炼狱般洗礼的他，猛然发现都市文明原来那么可笑、可怕，人与人关系变得复杂到不可思议，然而又异常单纯的一律受‘钞票’所控制。„„一切人事在我眼前都变成了漫画，既虚伪，又俗气，„„”②沈从文发现，那些原来使自己感到卑微、惭惶不安的城市绅士淑女们，原来是如此之空虚。沈从文很感性地认识到“文明”使人性失去了什么，“所有值得称为高贵的性格，如像那热情，与勇敢，与诚实，早己完全消失殆尽。”③他终于找到了心的强力支点，沈从文发现，在那遥远的故土，那“充满原始神秘的恐怖，交织着野蛮与优美”的地方，是他理想人生的滋养地。于是为了那遥远的爱，也为了“人生至少还容许将来重新安排一次”的信念，当其他作家在为民族的前途命运而焦虑而呐喊时，沈从文却用热情、迷醉的歌喉，唱那人性的歌，他要让“读者能从作品中接触了另外一种人生，从这种人生景物中有所启示，对人生或生命能作更深一层的理解。”④于是，一个用感情蒸腾和用爱浸泡的“湘西世界”，新鲜生动地展现在读者面前，它极善、极美，平静中躁动着生命的活力。但它又不唯美，不是世外桃源，人生的“常”与“变”融在其中，美中含着愁，感性中蕴藏着理性，人生理想与现实感悟有机地统一在其中，使湘西题材作品，特别是湘西系列女性形象显现出凄美的审美效果。

一、湘西系列女性的人性美

都市文明下的生活，是一种物化的生活，人们过多的追求权势、名利，忽视了人性的健康发展，他们为物质、观念而活着，却没想到要为“自己”而活着。湘西世界的生活恰恰相反，这是一种外化的生活。物在她们的生活中也是需要的，却不是重要的，山民们从祖辈以来，经受了太多的痛苦与艰辛：环境的恶劣、外族的入侵、统治者的征服与同化„„，他们的命运自己根本无法把握。人生的莫侧，使他们深感生命的无常，“一切都是命，万事不由人”，人生充满变数。所以，他们从不在意身外的一切，只求能完整而庄严地活着。“他们那么忠实庄严地生活，担负了自己的那份命运，为自己，为儿女，继续在这世界中活下去。不问所过的是如何贫贱艰难的日子，却从不逃避为了生存而应有的一切努力。在他们的生活、爱憎、得失里，也仿佛摊送了哭、笑、吃、喝。对于寒暑的往来，他们便比其他世界上人感到四时交替的严肃。历史对于他们俨然毫无意义”。⑤他们从来不以物化的标准去衡量人生，他们看重的是人格、1

情感的丰满与独立，守着一个“独立自主”的做人原则，宁愿受穷，也要让灵魂得到安宁，以保持做“人”的本色。沈从文对此深有感触。当他来到都市，面对来自各方面的压力时，他总是顽固地坚守自己的人生准则，用他那“乡下人”的那把尺，那杆称，衡量着生命的价值和意义。他认为，一个人活着，不能计较个人的利益得失，“不拘拘于物质攫取和人世毁誉”，他就能“硬起脊梁”，走自己的路，他才会活得自由，活得充满朝气。这种人看来也许粗一点，野一点，但这正说明他“是个人”⑥正因为如此，“湘西人生形式”中，每个人都保守着这一份本色，给人印象最深的就是湘西少女形象。她们美丽、温柔、多情、善良、活泼、顽皮、天真。她们是自然孕育的完美产儿，是为自己活着的人。《边城》中的翠翠就是这样一个透明、清秀、真诚的少女形象，给人以无限的美感。她爱爷爷，尽量为爷爷分担辛苦，爱心总是战胜玩心。她的爱情是纯净的，超越了一切世俗利害关系在她这里，爱情需要的不是门第，不是金钱，而是从心里流出的热情的歌，“仿佛轻轻的各处飘着，上了白塔，下了菜园，到了船上，又复飞窜过对面山悬崖半腰，去做什么呢？摘虎耳草！”。三三是沈从文笔下又一个可爱的少女形象。她长得很美，虽然在小说中我们并没有见过三三的面目，但是从碾坊外的小树林里飘忽的葱绿衣裳、母亲看到的苗条如一根笋子的身材、管事先生与白脸少爷眼里的“美人”中，我们依然可以清晰的看到三三的美。但她美之处并非她的外表，而是她那清纯、真诚、正直的心。她抑强助弱，喂鸡时总是驱赶那横蛮无理的鸡，直到妈妈代为求情方止；对于到潭中钓鱼者，三三有双重标准，每遇不甚熟悉的人，则高声警告，或求助于母亲折断他的竿子，当母亲照例代为讨情后，三三便静静地看着，心里记着数目，回头告诉母亲。一旦看到因鱼大且拉得不合适而折断了鱼竿的，便向钓鱼人咧着嘴发笑，并急忙跑回家告诉妈妈。如果钓鱼人是熟悉的并且讲道理，则一边坐在旁边看，一边向钓鱼人讲述别人折断鱼竿的笑话；三三从不羡慕别人的金子宝贝，她热爱自然，因为黄昏太美，便要母亲陪她坐在枫树下，送那片云过去再走；她与母亲在一起，才能够安安静静的睡觉，但有时却任性无理，明明与母亲都感觉女护士长得体面，但当听到母亲先说出来时，却又否认，其结论故意与母亲不一致。虽然三三的心智简单得有些可笑，但她的活灵活现，犹如美丽的珍珠，晶莹纯洁。

除翠翠、三三外，还有《长河》的天夭、《萧萧》的萧萧以及凤凰小城、苗家山寨、沅河流域的少女们。这些窈窕的形象，如清风，如阳光。我们无从知道她们的眼睛、鼻子、、嘴巴如何，轮廓怎么样，只知道翠翠“长得真标致，像个观音样子。”夭夭“乖巧谦虚，心性天真柔和、动人怜爱”，三三“很聪明、很美、长得不坏”，而媚金是“白脸苗中最美最风流的女人”。沈从文用笔极省简，似乎人间的词不足以涵盖她们的美，与其留下有限的印象不如留下无限的想象。但事实上，沈从文是有意为之，以为在他看来，美不在外表，而在心灵，在优美、健康、自然的人性。因此，他在塑造女性形象时，是不愈余力地表现她们身上的人性的。

二、湘西系列女性的神性美

沈从文笔下塑造的湘西少女的形象还是人性与神性的结合体，这是一个清新脱俗，意味悠远的女性神话世界。她们从外到内的形象特质，似乎都与中国古代神话中的“月亮女神”以及由月神分化演变而成的女蜗、嫦娥、洛神和旱魅有着一脉相承的对应关系。神话女神所具有的劳动与美的精神品质在湘西女性身上都有生动的体现。女性身上神性的特质与她的人生有着密切的关系。

沈从文生活在川黔湘鄂交界的湘西边鄙之地。一方面湘西边地奇险秀丽的大自然启迪着他的灵性。彼处山川灵秀，泛滥的“山精水怪”正是神话与巫鬼文化的温床。“苗族半原人的神怪观影响到一切人，形成一种绝大力量。大树、洞穴、岩石无处不神。狐、虎、蛇、龟无物不怪。神或怪在传说中美丑善恶不

一、无不赋以人物。另一方面，楚文化虽作为一个断裂的文化形态大多消融在整个传统文化之中，但湘西特殊的地理环境也为我们保留了一部分活生生的楚文化的原生形态。儒家积极入世思想和庄子哲学的相对自由的思想观念，无不对沈从文的审美意识产生影响。尤其是庄子哲学中强化的自然观念培植他崇尚自然的人性和自然的生命与大自然的和谐共处的审美情趣。尽管我们汉民族的传统文化把女性禁锢在神权、族权、夫权之下，但文学作品中还是留下了美好的女性形象，如屈原《九歌》中的“山鬼”、“湘君”、“湘夫人”

及曹植《洛神赋》中的“洛神”。这些原型或原始意象“在历史进程中不断地发生并且显现于创造性幻想得到自由表现的任何地方”，“山鬼”等原始意象积淀着悠远厚重的历史，文化内涵培植了沈从文笔下的翠翠、三三和夭夭们。

幽深的民族文化融合了湘西少数民族独特的心灵历程和沈从文独特的情感体验。或许是深受湘西这一蛮荒之地浓厚的楚文化遗风的熏染，沈从文的小说创作于神话因素似乎“情有独钟”，他对神话特质、神话模式的追崇在现代文坛可谓独树一帜。他将目光投向了遥远的古代，那个如神话般明净的时代。人与美与爱相接触的世界在沈从文的作品中，相当一部分是用写“实”与叙“梦”相结合的方法，把社会、幻觉、梦境结合起来，构成一个虚实交织的梦幻美的情境，更显出一种迷人的魅力。如他的一部分以苗族传说和佛教故事为题材，这些作品的情节安排，是完全在想象中完成的。《月下小景》以苗族男女的爱情为题材，画面在凄婉清丽的想象中展开。“薄暮的空气极其温柔，微风摇落大气里”，“月光洒满了各处，如一首富有光色和谐雅丽的诗歌”，在月亮的神奇传说和原始野蛮习俗的叙述中，在这一对情人对另一世界的憧憬中，口含毒药含笑死去。他们好象不是去赴死，而是在美妙的月下由爱神引渡，羽化登仙了。在《牛》这篇写实性极强的小说里，作者赋予了牛以人的特征，全篇交织着老牛伯与牛的种种心理活动，故事组织在一种半梦幻的情境中，它是非现实的，又是现实的。正因为沈从文于神话因素似乎“情有独钟”，所以在《边城》里，作家也倾注了自己的理想。作品通过许多动人情节，来表现翠翠温柔、明慧、天真、机灵和对爱情的坚贞，以充分展示翠翠形象的神性。他不忍心在她身上撒下半点灰尘。作者将他的笔，深入到人物的内心，运用想象，创造了作家所憧憬的那个“在头脑中建筑”的“人与美与爱”相接触的神秘世界，翠翠不能忘记祖父所说的事情，梦中灵魂为一种美妙歌声浮起来了。仿佛轻轻的各处飘着。上了白塔，下了菜园，到了船上，又复飞窜过对山悬崖山腰。这是一个多么甜蜜美妙的梦境！这梦飘渺却不离奇，虚幻又不荒谬，它是现实生活化了妆的表现，是作家执意创造的幻想美的极至。在这梦里，朦胧的爱情幼芽滋生了，萌发了。这幽美的梦境作为隐秘的象征，具有一种不可知的力量，使翠翠的灵魂常常游离眼前的所作所为，而陷入如醉如痴的追求。“这个人也许永远不回来了，也许明天回来„„”，这爱情的结局也象虚幻的梦一样深沉而悠远。我们都盼望着翠翠的幸福，在人们的期待中，作家已将这美丽圣洁的爱，神秘的梦幻美无损地保留到人们的头脑中去了。人与自然心领神会，使“湘西人生形式”中的自然充满“神气”，处处流淌着人性的温情。

表现自然与人的融合，追求宁静旷达的野趣，寄身烟雨，啸傲山林，这是中国文学的一个传统主题。历史文人骚客、官宦野士，在尘俗羁绊、仕途沉浮之后，莫不对此心向神往，留下许多传世之作。有如陶渊明，就不仅在诗中吟唱“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超凡之境，还在文中建构出一处“不知秦汉，无论魏晋”的“世外桃源”。沈从文热爱着生养他的大地，真挚地为自然中的一切而感动，山头的一抹夕阳，水底圆如棋子的石头，无一不感动着他，心中毫无渣滓，透明烛照，单纯得毫无目的。他说，当你用“泣神情感”去接近自然时，你会发现，“阳光照及大地，随阳光所及，举目临眺，但觉房屋人树，及一池清水，无不如相互之间，大有关系。”⑦

三、湘西系列女性形象特征与水的关系

沈从文是人与自然间的一个媒介，诗性的人格和诗性的自然在沈从文笔一下是那样的和谐，于是他在变化多端的自然之中找到与之和谐完美的女性之美。他以赞美、欣赏的笔调塑造了一系列具有水一样的生命特质的自然女性形象。她们美丽、纯净、温柔、活泼、健康，无论从外表到心灵，从感情到意志，都闪烁着爱、美、善的光辉，她们是作者心目中的阮水女神。作家正是把自己对生命的理解，对人生的独特感悟浸染在这些女性形象之中，以此揭示出人性之美和生命之美，从而展现了他为人类社会描绘的那幅优美、健康、自然，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的图景，爱情最能体现这种特质，《边城》中“长得真标致，象个观音样子”的翠翠，“在风日里长养着，把皮肤变得黑黑的，触目为青山绿水，一对眸子清明如水晶，自然既长养她且教育她。”天上的细雨云烟让单纯美丽的翠翠心事重重，有人前来作媒，心中烦乱的她躲进屋后的那片竹林；《雨后》中的阿姐，当她在空山雨后的野地上采摘蕨菜时，看到灿烂盛开的野花，想到“女人只是一朵花，开的再好也要枯。好花开不长，知道枯的比其他快，便应当更深的爱。”她被四狗的野性、气力、温柔所征服，把“所读的书全忘掉了”，成为自然人，像花一样，自由地随着季节而开放。《阿黑小史》中当桃花、梨花开得热闹时，阿黑和五明把草当床，在“这柔软床上，还撒得有各种野花”而采摘了青春。《龙朱》中龙朱每当追到唱歌女子待的地方时，发现总是遗下满地的野花。龙朱后来找到她时，还是被她发髻上那朵小黄花先吸引住。这所有的爱，尽管各有特色，但却有一个共同之处，即就是爱得真诚、热烈、忠贞，没有做作，不虚伪，完全出自内心。对他们而言，性爱不是兽欲的简单化，湘西人反对这种以金钱或其他手段满足兽欲的恶劣情欲，在他们的性爱履历上，明媒正娶也好，露水夫妻也罢，必须以爱为前提，“抓住自己的心，放在爱人面前，方法不是钱，不是貌，不是门阀，也不是伪装的一切，只有热情真实的歌。”⑧所以，只要有爱，即使是妓女，也让人感到爱的伟大。这些女人并不为金钱，而是为了爱情，愿意付出一切。但没有发自生命的两情相悦，爱也就死亡了。正如《凤子》中苗寨总爷这样介绍湘西女子：“爱你时有娼妓的放荡，不爱你时具命妇的庄严。”“放荡”是因为爱的炽热，“庄严”却是因爱己逝去。灵与肉在他们身上得到最完美的体现，这种自为的性爱就构成了．“湘西人生形式”在审美上的更高境界。

“外师造化，中得心源”之所以成为古今艺术家不移的定理，是因为能将思想意义移入自然万物（造化）之中，正是艺术品所应表现的最高境界。沈从文对女性美的情感是他从故乡山水中呼吸到的，特别是对于水的情感。他说：“我感情流动而不凝固，一派清波给予我的影响实在不小。我幼小时较美丽的生活，大部分都同水不能分离。我的学校可以说是在水边的。我认识美，学会思考，水对我有极大的关系。”恬静秀丽的山水，陶冶了沈从文安静自然的人事趣味，同时他将这些以善于捕捉细微之美的笔展示给我们。《边城》中有依山傍水的小城，有河街上的吊脚楼，有攀引缆索的渡船，有关系茶恫“风水”的白塔，有深翠逼人的竹篁中鸟雀的交递鸣叫。“白河三丈五丈可清澈见底，河底小小白石子、有花纹的玛瑙石子，全看得明明白白。水中游鱼来去，全如浮在空气里„„”这青山碧水的景致，自然而又清秀。是水，抚育了他生命，净化了他灵魂，陶冶了他人格，是水，给了他创作的灵感，给了他作品中人物生命的灵性和张力。沈从文正是以他湘西“水之子”的眼睛和尺度，审视生活的一切，执着地追求“符合他的梦幻要求的作品形式”，描写故乡湘西古朴神秘、美丽动人的神话，讲叙绵长千里的沉水流域的水的故事，塑造具有水般美的女性性格，“证实生命的价值和意义”。沈从文是在湘西幽美的自然环境中喝沅水长大的，水和自然美激发了他的创作灵感，女人美总是流泻于他的笔端。

四、湘西女性形象特征中的忧伤色彩

沈从文总是平静地追求生活之美，但其感情之流中总是遮掩不住忧伤的思绪。沈从文的忧伤与他的生活环境及社会变化给湘西下层人民带来不幸生活命运的认识相关。沈从文在幽僻的湘西边地生活了二十多年，自然山水环境影响了他的心情，他自己就说“我文学中一点忧郁气氛，便因为被过去十五年前南方的阴雨天气影响而来。”它常常使沈从文“苦苦怀念我家乡那条沉水和水边的人们”，用他熟悉的“感情同他们分不开的人事作题材，来写这个地方一些平凡人物生活上的‘常’与‘变’，以及在两相乘除中所有的哀乐。”而在二十世纪初期中国的湘西地区，割据天下的封建军阀，帝国主义的资本入侵户便“农村所保有的那点正直素朴的人情美”被大力压扁或扭曲，“几乎快要消灭无余”。这使沈从文感慨万端：“好看的总不会长久”。沈从文从社会生活的变化中看到了民族美好人性的毁灭，也看到了还留存在湘西这个环境中小女儿性情上的天真。因此他在赞美湘西少女的美好天真的人性美时，不免带着忧伤的思绪。正如他自己所说，作品

“带着一分淡淡的孤独悲哀，仿佛所接触到的种种，常具有一种‘悲悯’感。”《边城》中，翠翠依偎着祖父听她母亲少女时代美丽而忧伤的故事，寂寞的月色陪衬着人物凄楚的心理：那悲凄是从人物心底里流出来，比任何悲苦的诉说都具有心灵的震撼力。沈从文在这少女身上寄托了他对生存的哀伤思绪，其哀伤中还融合有对民族历史及其命运的深深忧思。因此沈从文先生常感叹：“你们能欣赏我故事的清新，照例那作品背后蕴藏的热情却忽视了。你们能欣赏我文字的朴实，照例那作品背后隐伏的悲痛也忽视了。”当然，忧郁的感伤情调其实所要表现的也是一种“，优美、健康、自然而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所以，他笔下的女性形象就具有了柔美的特质。

注释：

① 沈从文，《一封未曾付邮的信［M］》，（《沈从文文集》），广州，花城出版社，三联书店香港分店，1982.（以下沈从文作品同）

② ②沈从文，《湘西·水云》．

③沈从文，《写在＜龙朱＞一文之前》．

④沈从文，《烛虚·小说作家与读者》．

⑤沈从文，《湘行散记》，一九三四年一月十八日．

⑥沈从文，《篱下集·题记》．

⑦沈从文，《烛虚·潜渊》．

⑧沈从文，《龙朱》．

参考文献

［1］沈从文，《沈从文选集》（第一至五卷），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3．

［2］何新，《诸神的起源一中国远古太阳神的崇拜》，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1996． ［3］刘洪涛，《湖南乡土文学与湘楚文化》，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97.［4］凌宇，《从特异世界里探索美的艺术》，《读者》，1982，（6）．

［5］赵园，《沈从文名作欣赏》，北京，中国和平出版社，1996.［6］向成国，《回归自然与追寻历史》，长沙，湖南师大出版社，1997.［7］吴立昌，《论沈从文笔下的人性美》，《文艺论丛》，第17辑．

［8］赵福生，《论沈从文的湘西小说》，《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85,（1）．

2.古诗词中的鸿雁形象及其意蕴 篇二

一、“学为好人”的族长代表

白嘉轩作为封建宗法制度下宗族利益的代表者———族长, 是全村的统帅, 也是全村的表率。他一方面内省慎独, 处变不惊, 坚韧执著, 严于律己;一方面又办学堂、修祠堂、立《乡约》, 为村民办事。白嘉轩“仁义”为本的生活理念使其成为了白鹿村村民的精神领袖。

“仁者爱人”, 作为一族之长, 白嘉轩始终把族人的利益放在首位。从散发鸡毛飞帖到自残请雨, 白嘉轩心中装的是族人的生与死。他不顾自身安危, 不计个人得失, 把自己微小的生命, 融入到白鹿原这块神奇的土地上, 赢得众人爱戴, 被称为白鹿原上第一个仁义忠厚之人。

白嘉轩精神层面的写照是“己欲立而立人, 己欲达而达人”, 他处处维护并遵循着这一思想原则。他为村民建立了一套行为规范准则, 以身作则, 带领村民学习并告诫村民要学以致用。村里闻言有白狼出没, 他带领村民修补围墙, 轮流守夜, 以保村民安全。对鹿子麟的暗中算计与刁难, 白嘉轩自行其是, 鹿子霖出事坐监之后, 他没有幸灾乐祸, 而是各处奔波, 为其辩护。作者正是以鹿子霖的品格低下来映衬白嘉轩人品的高尚正直。对黑娃的原谅与解救, 更有力地说明了其“己欲立而立人, 己欲达而达人”的博大胸怀。

白嘉轩奉行“仁义”的处世哲学, 一方面是受到了传统儒家文化的熏陶, 另一方面则来自于他十分敬佩的姐夫朱先生。他尊称关中大儒朱先生为圣人, 希望推广圣人的“仁义”胸怀, 让大家都有“仁义”之心。《论语·卫灵公》说:“志士仁人, 无求生以害仁, 有杀身以成仁”。在整个交农事件的策划过程中, 白嘉轩内心所感受到的是一种隐秘的快乐与做大事的神圣与庄严。这种神圣感、自豪感和白嘉轩的精神寄托息息相关, 博大精深的儒家思想文化是白嘉轩策划交农事件的内在动力。白嘉轩心中抱的正是这种“志士仁人”的豪气与坦荡。此事也充分体现了儒家思想文化对他行动上的影响。白嘉轩以一种无形的威力慑服着人们, 这种力量源于他恪守儒家传统的道德观念与处世原则。“‘仁义’, ‘耕读传家’, ‘学为好人’的家族纲纪, 不仅是白嘉轩的人生信条和立身之本, 而且是其家族存在和延续的生命力之源, 一种生生不息的‘本分’的精神意志。”[1]

二、“耕读传家”的新型地主

白嘉轩是封建社会末期以“耕读传家”自守的新型地主, 他“重名节, 轻生死, 明是非, 守节操, 靠劳动发家致富, 用真情善待长工, 乡井里主持礼俗, 乱世中独善其身。白嘉轩的形象颠覆了长期以来我们在文艺作品中司空见惯的‘贪婪、吝啬、凶残、狠毒、淫恶’的地主形象, 而给读者一种耳目一新的阅读感受”[2]。耕可事稼穑, 丰五谷, 养家糊口, 立性命;读可知诗书, 达礼义, 修身养性, 立高德。“耕读传家”既是谋生之道, 又是做人之道。

白嘉轩牢记了白家祖先勤苦劳作的发家史, 继承了白家勤劳善良的美德, 具体表现是白嘉轩对“耕读传家”的重视。白嘉轩的谋生之道, 不是倚强凌弱、巧取豪夺, 而是依据传统道德规范地辛勤耕耘, 勤劳俭朴, 这也是白嘉轩的做人之道。积累财产, 强大门户, 不靠囤货投机, 依然坚守田地精耕细作, 与长工鹿三一起日出而作, 日落而息, 为白家的焕然一新而费尽心思。

白嘉轩作为地主, 对土地有着无尽的追求, 但他与鹿子麟的贪婪和狡诈不同, 他纾人危难从不趁火打劫。对鹿姓小伙、李寡妇的豁达被村民当做慈心善举受到赞颂, 从中我们可体会到白嘉轩的豁达心胸与是非观念, 白嘉轩买的不仅是地, 更是人心, 给人留下一位宽厚仁慈、明理豁达的地主形象。

白嘉轩对鹿三尊重, 把他“耕读传家”的做人谋生之道发挥到了极致。白嘉轩抛开了封建社会制度的等级观念, 和鹿三同吃同住同耕, 从不克扣鹿三工钱, 碰到好年成, 还会主动多给鹿三三、五斗小麦。农民与地主的关系历来被当做敌对关系对待, 彼此间有不共戴天之宿仇, 而白嘉轩与鹿三的友好相处, 是对这一偏见的挑战。他与鹿三的友谊, 是在长期的劳动合作过程中建立和巩固起来的。白嘉轩与鹿三已不是单纯的主仆关系, 更像是一个屋檐下的“兄弟”。

白嘉轩是一名新型的地主形象, 其新表现在对权势的不追逐, 始终保持超然态度, 他坚决推辞担任议员的邀请。在动荡纷乱的社会变革面前, 做到了洁身自好、宠辱不惊、冷眼旁观、独善其身。白嘉轩既有“兼济众人”的才能, 又有“独善其身”的韬略, 纵观白嘉轩的言行举止、所作所为, 无不体现着优秀的儒家传统文化。

三、“儒教家法”的村民楷模

孔子的因材施教和有教无类的思想, 是儒家经典的教育思想。白嘉轩特别重视儒家的教育思想, 为了延续儒家思想文化的命脉, 白嘉轩积极倡办义学, 使下一代能够系统地接受儒家思想文化的教育, 树立做人的准则。

文化的传承, 人才是必不可少的, 白嘉轩对于教育的重视, 首先表现为尊师重道。他对姐夫的敬重, 归根结底是对儒家思想文化的忠实拥护及肯定。朱先生准备的《乡约》成为白鹿村村民的行为规范。《乡约》成为白嘉轩在白鹿村推行“仁义”, 建设“仁义白鹿村”的依据和法则, 教民礼仪以正世风的《乡约》成为白嘉轩儒家教育思想的组成部分。

兴办学堂, 是白嘉轩一生中影响较大的事业, “兴办学堂才是万代子孙的大事……教他们识字念书晓以礼义, 不定那里头有治国安邦的栋梁之材呢”[3], 这是如同圣人的远见卓识。白嘉轩将朱先生所代表的儒家教育思想理论付诸实践之中。孔子有教无类的思想, 对白嘉轩也有着深刻的影响。孝文, 孝武, 兆鹏, 兆海, 黑娃, 以及唯一的女学子白灵等陆续从中成长起来, 成为社会变革不可或缺的中坚力量。说服鹿三让黑娃去学堂, 帮他交学费。“穷汉生状元, 富家多纨绔”, 黑娃被县保安团招安之后的所作所为, 真正地继承了白嘉轩的衣钵, 体现了他正直仁义的作风。支持女儿百灵读书, 造就百灵的不平凡, 都归因于白嘉轩开明的“儒教家法”。家训, 族规, 木匣子的故事, 这些是进行传统儒家文化的最好的乡土教材。白嘉轩把仁、义、礼、智、信完全融合在日常生活中, 以自己的典范行为为村民树起楷模。

四、“仁义”化身的悲剧命运

在新的时代背景下, 作为“仁义”化身的白嘉轩虽然体现着传统儒家文化的魅力, 但传统的观念与新时代的思想不可避免的发生了冲突。“作为一个封建性的人物, 虽然到了反封建的历史时代, 他身上的许多东西却仍然呈现出充分的精神价值, 而这些有价值的东西却要为新的时代所革除, 这些有价值的东西就显示出浓厚的悲剧性。”[4]白嘉轩所处的特定历史时代注定了他是封建社会末期的一个悲剧人物。

封建的家长制与新一代青年解放思想相矛盾是白嘉轩悲剧意蕴的集中体现, 从断马驹和骡驹的偏食开始, 白嘉轩身上便明显地表现出封建家长强权专制的特色。黑娃眼中的白嘉轩父子像庙里的神像, “看看孝文孝武的脸还是会联想到庙里那尊神像旁的小神童的脸”[5], 一副“正经相”, 他们兄弟俩在家长专制下没有一点朝气与活力, 畸形成长。孝文的放纵, 冲破传统礼教规范的束缚, 走向人生的歧途, 残酷打击了坚守信念的白嘉轩。白灵的叛逆, 彻底背叛家法、宗规出走之后, 白嘉轩无情断绝父女关系, 这对于白嘉轩是无法忍受的。他可以让全村人敬畏他, 却无法能够让自己的女儿按他所设计的路去走, 可他也知道这个女儿是他最爱的, 他无法消除这块心病, 对于一个坚守自己信念的人, 白灵的悲剧更是白嘉轩的悲剧。

白嘉轩的腰被黑娃等一帮土匪打折, 体现了其性格与现实社会的直接冲突, 挺直的腰既象征中华民族传统的民族精神———仁义与正直, 又代表着封建制度的专制统治。“在几十年风云颠簸的政治斗争中, 他愈来愈找不到自己的位置和空间, 愈来愈感到无奈和困惑, 在临近解放的壮丁大逃亡中, 白嘉轩不得不宣布:‘日下, 这兵荒马乱的世事, 我无力回天, 各位好自为之’。宣告了乡族村规及家庭权势的败落。”[6]白嘉轩与其姐夫朱先生所捍卫的儒家道德与文化传统, 受到了前进的历史潮流的巨大冲击, 走向不可挽回的崩溃趋势。

《白鹿原》是一部“以历史必然性的观念作基础”[7]的悲剧, 在血与火的矛盾冲突中, 白嘉轩经历了丧妻之痛, 失女之苦以及不肖子孙的背叛, 他所坚守的儒家文化被冲击得支离破碎, 最后只能孑然一身。我们怎么也不会把这样一个结局和这样一位正直仁义之人联系起来。其实, 我们可以从黑娃的回归中, 感受到作者对未来个人命运和民族命运的深刻思考。优秀的儒家思想文化, 依然是我们中华民族的精神寄托, 我们要用理性的思维去继承并发扬它。

摘要：白嘉轩是《白鹿原》中给人印象最为深刻的主人公之一, 他淡薄自守, 自爱自立, 内省慎独, 坚守仁义为本, 是儒家文化的具体实践者和形象代言人。尽管白嘉轩身上处处体现着传统文化的魅力, 却也暴露了传统文化与现实社会接轨时的激烈碰撞, 使其成为新时代背景下充满悲剧意蕴的人物, 折射出作者对个体命运和民族命运的深刻思考。

关键词：白嘉轩,儒家文化,悲剧意蕴

参考文献

[1]吴培显.英雄主义——人道主义——文化人格主义——从《红旗谱》《古船》《白鹿原》看当代“家庭叙事”的演进得失[M].济南:山东文艺出版社, 2006:419-420.

[2]林爱民.好一个“大写”的地主——试析《白鹿原》中白嘉轩形象的创新意义[J].名作欣赏, 2008, 2.

[3][5]陈忠实.陈忠实小说自选集.长篇小说卷.白鹿原[D].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 2003.12.

[4]费秉勋.谈白嘉轩[C].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0:267-269.

[6]姜波.人格魅力的诗意追寻——对《白鹿原》中心人物的文化阐释[C].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 2006:304-305.

3.古诗词中“鸿雁”意象的审美内涵 篇三

“夜闻归雁生乡思”

鸿雁作为一种意象，其候鸟的特点，让它义不容辞地担当起渲染和烘托思乡怀亲之情、羁旅漂泊之感的重任。古人认为，雁候鸟，春北飞，秋南飞，因在北方产卵，故北飞雁称归雁。春已归来，东风“熏梅染柳”，大雁开始北归。目睹北归雁，游子怎不心动，禽鸟尚知回故土，人又何以堪？张渭“自恨不如湘浦雁，春来即是北归时”（《别韦郎中》），卢照邻“愿逐三秋雁，年年一度归”（《昭君怨》），均表现了对雁能随着节序南飞北还的羡慕，由此而生人不如雁之感叹。辛弃疾北望中原，“生怕见花开花落，朝来塞雁先还”（《汉宫春·立春日》），这一“怕”字饱含了词人忧国怀乡的多少辛酸感伤！欧阳修被贬到峡州夷陵县做县令时，“夜闻归雁生乡思，病入新年感物华”（《戏答元稹》），宋之问旅宿淮阳亭，见“暗草霜华发，空亭雁影过”（《旅宿淮阳亭口号》）而引动归思。像这种借鸿雁来抒发思乡怀归之情的诗歌，在中国古典诗歌中可谓俯拾皆是。雁寄托了漂泊在外的客子重返故乡的无限期望。

鸿雁的南北迁徙，更易勾起迁客骚人的羁旅飘零之伤感。李白在《临江王节士歌》中道：“洞庭白波木叶稀，燕鸿始入吴云飞。吴云寒，燕鸿苦，风号沙宿潇湘浦。” 诗人以洞庭叶落、北雁南飞起兴，感叹自己的遭遇与南北飘零的鸿雁一样辛酸。杜甫更是写了一首《归雁》：“欲雪违胡地，先花别楚云。却过清渭影，高起洞庭群。塞北春阴暮，江南日色曛。伤弓流落羽，行断不堪闻。”也借归雁“伤弓流落羽”的形象诉尽自身在“安史之乱”中的漂泊之苦。

“失群寒雁声可怜”

望群雁而兴思，见孤雁而生悲，孤雁的意象自然成为诗人羁旅孤独的写照。鸿雁迁徙时常汇集成数十只、上百只的大群，在天空中成“一”字或“人”字形列队飞翔。“白犬吠风惊雁起，犹能一一旋成行”（方干《夜会郑氏昆季林亭》）、“蜃楼百尺横沧海，雁字一行书绛霄”（黄庭坚《虚飘飘》）便是这一特征的生动写照。唐汝询曰：“雁集必有俦侣，故离别者兴思焉。”（《唐诗解》卷十七）羁旅之中的诗人往往望群雁而兴思，见孤雁而生悲。李欣《送魏万之京》中就有“鸿雁不堪愁里听，云山况是客中过”之句。北周庾信曾写过《秋夜望单飞雁》：“失群寒雁声可怜，夜半单飞在月边。无奈人心复有忆，今暝将渠俱不眠。”一只失群的寒雁在夜半凄凄单飞，那呼唤同伴的哀鸣一声声划过夜空，传进愁情正炽、夜深无眠的词人耳中，让他不能不生出愁多魂销之叹，整首词中雁之孤影与人之孤影彼此衬托，抒发了词人不胜孤寂幽独的情怀。

孤雁的意象在很多诗中都传达了这种孤独伤感。苏轼被贬黄州，作《卜算子·黄州定慧院寓居作》咏孤雁：“缺月挂疏桐，漏断人初静。谁见幽人独往来？缥缈孤鸿影。惊起却回头，有恨无人省。拣尽寒枝不肯栖，寂寞沙洲冷。”在这里，孤雁是吟咏的对象，更是诗人自我的写照，词句字字写雁，又是字字写人，词人的哀怨凄凉、幽愤寂苦都借孤雁形象而表露无遗。

南宋爱国词人忧国怀乡，更爱以孤雁入词，传达国破家亡的痛苦和复国壮志难酬的孤独。张炎《解连环·孤雁》以“楚江空晚，怅离群万里，恍然惊散”，表达国破家亡的失落孤寂，以孤雁“暮雨相呼，怕蓦地玉关重见”的想象，寄托收复中原的愿望。辛弃疾《水龙吟·登建康赏心亭》也有“落日楼头，断鸿声里，江南游子”之句，报国无门的辛弃疾听断鸿嘹唳，顿起孤独之叹：“把吴钩看了，栏杆拍遍，无人会、登临意。”在这些诗词中，形单影只的离群孤雁就是诗人自况，诗人的孤独心境就是借孤雁这一意象来表达的。

“寄书应见雁南征”

鸿雁迁徙有迹、往返有定的特点又让它成为诗人寄寓心灵、传达情感的意象。古代有雁足传书的典故。《汉书·苏武传》中载，苏武出使匈奴，被囚19年之久，后来汉朝新派的使者针对单于“苏武已死”的说辞，诡言“天子射上林中，得雁，足有系帛书，言武等在某泽中”，单于只好放了苏武。后来就用“鸿雁”“雁书”“雁足”“鱼雁”等指书信、音讯，鸿雁以传送书信的使者形象出现在诗歌中。如，李白《淮南卧病书怀寄蜀中赵征君蕤》：“寄书西飞鸿，赠尔慰离析。”王安石《示长安君》：“欲问后期何日是，寄书应见雁南征。”鸿雁在这里就是传书的信使。李清照在其著名的《声声慢》中叹道：“雁过也，正伤心，却是旧时相识。”传书的雁儿飞过，可是丈夫已死，还捎信给谁呢？正伤心时，细看雁儿却是丈夫生前云中寄锦书的旧时相识，此时心境，真是“怎一个愁字了得”！

传说北雁南飞，到衡阳（今属湖南省）为止开始往北折返，衡阳被称为“雁城”，有“回雁峰”。范仲淹诗云：“衡阳雁去无留意”（《渔家傲·秋思》）。秦观被贬郴州（今属湖南省）后作《阮郎归》云：“乡梦断，旅魂孤，峥嵘岁又除。衡阳犹有雁传书，郴阳和雁无。”郴州在衡阳以南，是雁儿也不到的地方，没有信使，乡书交付给谁？真是一片孤苦无处诉啊！词句借雁足传书和衡阳回雁的传说委婉曲折地透露出词人内心难以言传的苦痛，语似平淡，含蕴深刻。

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说：“以我观物，故物皆着我之色彩。”自然界的鸿雁只是一种单纯的客观物象，诗词中的鸿雁则已“着我之色彩”，是诗人审美创造的结晶和情感意念的载体。因此，在不同情感意念的诗人眼中，鸿雁具有不同的审美意蕴。刘勰《文心雕龙·物色》也说：“岁有其物，物有其容；情以物迁，辞以情发。一叶且或迎意，虫声有足引心。”当鸿雁的某一特征触动了诗人的某种情感意念，或者当诗人带着某种情感意念去观照鸿雁的某一特征并产生心灵撞击时，翩翩飞鸿便定格成美丽的诗篇，成为一种表示特定情趣和意味的艺术符号。经诗人反复歌咏，鸿雁已发展成一种极具典型意义的诗歌意象，并形成了独特的象征意义系统，从而具有了丰富的审美内涵。

作者简介：江苏省无锡市洛社高级中学语文教师，中学高级教师，无锡市教学能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