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执政经验与规律研究

中国共产党执政经验与规律研究（共7篇）

1.中国共产党执政经验与规律研究 篇一

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从半个多世纪党的执政实践中，总结出执政的六条主要经验。这是我们党围绕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这两大问题，长期实践、艰辛探索的最新成果，是我们党站在时代高度把握历史的光辉结晶。它深刻揭示了我们党执政的本质和规律，体现了时代精神和发展趋势，再一次表明我们党是一个善于总结和汲取经验，努力认识和把握规律，从而不断提高自己的党。

这六条主要经验，深刻阐述了把握执政规律、提高执政能力、完善执政方略、改进执政方式、巩固执政基础、完成执政使命等重大问题，是对党的十六大提出的基本经验的坚持和发展，是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历史依据和重要遵循，对于提高党的执政能力，推动党和国家事业的继往开来，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

必须坚持党在指导思想上的与时俱进，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指导新的实践

马克思主义是我们立党立国的根本指导思想，是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理论基础。党55年执政的历史反复证明，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要顺利发展，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要逐步实现，就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必须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必须坚持立足于新的实践和新的发展，着眼于对重大问题的理论思考，正确回答现实生活提出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不断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指导新的实践。这是我们党首要的执政经验。

马克思主义作为无产阶级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坚持科学的彻底性，反对任何封闭的终极的理论体系，是一种开放的、发展的理论。同时，马克思主义不是单纯的学理，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具有革命的实践性。它强调，正确的理论总是在实践中产生，又用来指导新的实践，同时又为实践所检验、所证明；实践是不断发展的，理论也不能凝固静止；彻底的科学的理论，应当是随实践而发展创新的理论。马克思主义的这些本质特征，决定了与时俱进是它最根本的理论品质。

当然，这并不是说有了这种理论品质，马克思主义就可以“自发地”得到发展。中国共产党80多年来的历史证明，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实现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推进党的指导思想的与时俱进，是一个艰巨而复杂的历史进程。

我们党从诞生之日起，就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但只是在遵义会议和延安整风后，才实现了党的指导思想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形成了毛泽东思想，从根本上扭转了过去多次失败的局面，使新民主主义革命事业进入到一个不断发展并最终取得胜利的历史新阶段。新中国成立后，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创造性地走出了一条适合中国情况的社会主义改造道路，确立了社会主义制度。此后，党又以苏联为鉴，对中国社会主义道路进行了长期艰辛的探索，在社会主义建设的许多重大问题上，提出了正确的或有价值的观点，进一步丰富了毛泽东思想。在探索中，党在指导方针上也有过严重失误，一度经历了曲折的发展过程。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以邓小平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深刻总结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历史经验并借鉴其他国家兴衰成败的经验教训，从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新的实际出发，创立了邓小平理论。邓小平理论第一次比较系统地初步回答了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如何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一系列基本问题，实现了党在指导思想上的又一次历史性飞跃，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推进到一个新境界。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以江泽民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高举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准确把握时代特征，科学判断党所处的历史方位，进一步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创造性地回答了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问题，形成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这是党在指导思想上的又一次与时俱进，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

纵观党80多年的历史，特别是55年的执政历史，我们党正是坚持了指导思想的与时俱进，坚持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指导新的实践，才创立了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使党的指导思想随着历史的发展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才取得了革命的伟大胜利，取得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的伟大成就，开创了社会主义事业的崭新局面。

坚持党在指导思想上的与时俱进，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指导新的实践，要以科学的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永远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指导地位不动摇；要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立足于新的实践和新的发展，着眼于对重大问题的理论思考；要贯彻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思想路线，站在时代前列，体现时代精神，反映时代要求，不断开拓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的新境界；要坚持把新理论、新思想变为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指导人民群众的新实践，不断开创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新局面。

必须坚持推进社会主义的自我完善，增强社会主义的生机和活力

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这是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历史作出的基本结论。必须坚持社会主义制度，又要通过改革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制度，这样才能使社会主义充满生机和活力，才能把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更充分地发挥出来。这是党长期执政的又一条主要经验。

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党领导全国人民不失时机地进行了社会主义革命，确立了以生产资料公有制和按劳分配为主要形式和特点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建立了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在这个过程中，作为我国根本政治制度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在全国范围内建立起来，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等继续发展完善，人民司法制度逐步确立，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制度进一步健全和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在全国的指导地位进一步巩固，广大人民的社会主义意识明显增强，社会主义道德规范逐步树立，民族的大众的科学的文化建设繁荣发展，涵盖教育、科学、文化、卫生、体育等多方面事业在内的社会主义文化制度基本建立。这些上层建筑方面新的政治、文化制度体系与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综合，标志着社会主义制度在中国的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为生产力的发展开辟了广阔空间。此后，我们始终坚持社会主义制度，取得了一系列辉煌成就，充分显示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和强大生命力。

毛泽东同志曾经指出：“社会总是充满着矛盾。即使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也是如此”。当然，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即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与一切旧的阶级社会的基本矛盾在性质上是根本不同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总体上是与生产力的发展相适应的，但“它又还很不完善，这些不完善的方面和生产力的发展又是相矛盾的”。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也存在着这种既相适应又相矛盾的状况。这些“不完善的方面”和“相矛盾”的状况，是非对抗性的，因而可以经过社会主义制度自身不断得到解决。这是社会主义制度能够做到自我完善的客观依据。这就要求党必须认真研究和把握国情，根据生产力发展和社会生活的需要，对生产关系、上层建筑不适应生产力状况，不适应经济基础的某些环节，不断进行调整和改革，以推动生产力的发展。因此，社会主义制度既有不断完善的需要，又有能够不断完善的必要条件。正是这种“相矛盾”状况的不断产生和解决，成为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和发展的根本动力。

毛泽东同志在探索中国社会主义道路的过程中，创立了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学说，提出了正确区分和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矛盾的正确思想，为完善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进行了重要探索。但由于“左”倾错误的干扰，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进程受到了严重影响。

改革开放后，党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出发，领导全国人民对经济、政治和文化制度进行了全面、广泛而深入的改革，大大解放和发展了生产力。在经济制度上，确立了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确立了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特别是创造性地把社会主义制度与市场经济结合起来，初步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政治制度上，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不断推进民主法制建设，进一步巩固和完善了体现人民民主专政国家性质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巩固和完善了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以及人民司法制度，政治体制改革迈出了新步子。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也取得了巨大成就，形成了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的良好局面。在改革的同时，我们实行对外开放，大胆学习和借鉴世界各国经济建设的经验。所有这些，都进一步发展完善了社会主义制度，增强了社会主义的生机和活力，为不断开辟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注入了强劲动力。

党的执政实践表明，社会主义作为一种先进的社会制度，具有内在的自我完善的功能，这使我们在实践中能够使之不断完善并充满生机和活力。积极推进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这是对社会主义制度最好的坚持，也是共产党人的历史责任。改革是增强社会主义生机和活力的根本途径，只有通过改革，不断促进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相适应，促进经济社会各个领域、各个方面、各个环节相协调，在积极弘扬中华文明的同时，努力吸收和借鉴人类文明的有益成果，社会主义制度的活力和优越性才能更加充分地发挥出来。

必须坚持抓好发展这个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把发展作为解决中国一切问题的关键

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是社会主义本质的内在要求。我们党领导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就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增强综合国力，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在中国这样一个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发展中大国，能不能解决好发展问题，关系人心向背、事业兴衰。只有抓好发展这个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坚持把发展作为解决中国一切问题的关键，我们党才能更好地承担起推动中国社会进步的历史责任。

把发展作为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这一思想的确立十分不易。从新中国成立之初到党的八大，我们党提出了许多推动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的理论、路线、方针、政策，并指导我们取得了一系列建设成就，展现出新中国的蓬勃生机和旺盛生命力。但是，由于我们缺乏建设社会主义的经验，对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还在初步探索之中，党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根本问题还远没有得到解决，加上复杂的国际国内形势的影响，党的八大之后，我们党重提以阶级斗争为纲，偏离了发展这个主题，影响了经济发展和现代化进程。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们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认定“发展是硬道理”。即使在发生国内政治**和苏东剧变的严峻形势下，我们仍然坚持基本路线不动摇，避免了重蹈历史覆辙，成功实现了现代化建设前两步战略目标，人民生活总体上达到小康水平，取得了举世瞩目的辉煌成就。

实践证明，发展是人民群众的根本愿望，是当代中国的迫切要求，是社会主义本质和现代化建设规律的集中体现。把发展作为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把坚持党的先进性和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落实到发展先进生产力、发展先进文化、实现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上来，是解决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和前进中的一切问题、推动社会全面进步、不断巩固党的执政地位的根本措施和关键所在。这是我们党执政的一条宝贵经验，也是我们党在政治上保持高度清醒的表现。

把发展作为第一要务，作为解决中国一切问题的关键，必须不断提高党领导发展的能力，特别是不断提高驾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能力。必须保持对发展的坚定性和自觉性，牢固树立发展意识，坚决排除一切干扰，任何时候都不偏离这个主题。必须牢固树立抢抓机遇加快发展的战略思想，紧紧抓住本世纪头20年的重要战略机遇期不放松，努力实现跨越式发展，推进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宏伟目标的实现。当然，我们所讲的发展，是指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经济和社会的全面发展，是指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进入新世纪新阶段的具有时代特征的更高层次的发展。因此，我们必须坚决贯彻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按客观规律办事，不断总结发展的新经验，开拓发展的新思路，丰富发展的新内涵，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促进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实现经济持续快速协调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

必须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始终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

人民是我们国家的主人，是决定我国前途命运的根本力量，是历史的真正创造者。人民群众的拥护和支持是我们党的力量源泉和胜利之本。任何时候都把人民的利益放在第一位，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政治本色。立党为公、执政为民，深刻地揭示了党的本质属性和为人民执好政、掌好权的根本目的，是党的全部历史所表明的基本结论，也是党对执政规律的最本质的把握。

我们党的历史，就是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带领人民群众进行艰苦奋斗的历史。我们党成立之初，只有50多名党员，长期处在敌人的包围之中。党只有深深地扎根于人民，与群众同甘共苦，才能生存发展。我们党始终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所以能够带领人民战胜国内外各种敌人，建立新中国，开创中国历史的新纪元。在全国执政后，党掌握着国家政权，拥有政治、经济、文化等各种资源的支配权，产生了脱离群众的可能性。广大党员特别是党的各级领导干部能否仍然像战争年代那样，始终把人民的利益放在第一位，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是一个需要认真解决的历史性课题。

我们党始终高度重视这一问题。早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同志就提出“两个务必”的重要思想，要求全党经受住执政考验，防止因脱离群众导致人亡政息的危险。后来，毛泽东同志多次重申这一思想，并开展了“三反”、“五反”和多次整党整风。改革开放后，邓小平、江泽民同志都对这一问题发表过许多重要论述，把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提高到关系党的生死存亡的高度来认识。党的十六大闭幕不久，胡锦涛同志就率领中央书记处的同志到西柏坡学习考察，再一次向全党提出坚持“两个务必”的要求。

我们党执政55年来，正是由于警钟长鸣，常抓不懈，坚持以人民拥护不拥护、赞成不赞成、高兴不高兴、答应不答应作为想问题、办事情、做工作的标准和依据，以是否符合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衡量自己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全部工作，党才始终保持了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经受住长期执政的考验，并在东欧剧变、苏联解体的严峻形势面前巍然屹立。历史证明，党只有一心为公，立党才能立得牢；只有一心为民，执政才能执得好。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始终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我们党的执政基础和长期执政才有根本的保证。

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最重要的就是要始终牢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牢记“两个务必”，坚决惩治腐败，坚持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保证人民群众共享改革发展的成果。

必须坚持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不断完善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

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是党对国家政权、经济文化事业和社会事务进行领导的体制、机制、途径和方式。它具体表现为党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如何在同级各种组织中发挥领导核心作用；如何组织协调各方力量，围绕经济建设开展工作；如何通过科学民主的方法，制定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如何保证国家的立法、司法、行政机关、经济文化组织和人民团体积极主动地、独立负责地、协调一致地工作，等等。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是否科学，对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具有重要的影响。

新中国成立之初，我们党就曾提出“凡属政府职权范围的事，应由政府讨论决定并颁布实行”等重要思想，并通过在国家政权机关中建立党组、推荐干部、提出政策主张和实行监督等富有创新精神的措施，实现了对国家政权和社会各项事业的领导。但由于执政初期国内外形势的复杂性，也由于受苏联模式及战争年代领导方式的影响，逐步形成了党政不分的一元化领导体制，并随着计划经济体制的建立得到强化。

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这种领导体制对于集中力量进行大规模经济建设，发挥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随着全面建设的展开，其固有的弊端逐渐暴露出来，从而影响了社会主义民主和党内民主的发扬，影响了国家政权机关效率的发挥，也影响了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的进一步提高。邓小平同志曾经指出，这种体制的主要弊端是官僚主义、权力过分集中、家长制现象及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和形形色色的特权现象，必须“进行有计划、有步骤而又坚决彻底的改革”。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党在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的同时，依据党的工作重点的转移和改革开放的新情况，对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进行了有计划、有步骤的改革。强调党对国家事务的领导方式，主要是党的主张经过法定程序变成国家意志；明确提出实行党政分开、政企分开，进一步扩大社会主义民主，大力加强法制建设，等等。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党为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重申党的领导主要是政治领导、思想领导和组织领导；强调要发挥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作用，推进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把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结合起来，坚持党的领导同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大力加强制度建设，积极稳妥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使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得到进一步的完善，科学化、民主化、法制化的水平不断提高。这对于发扬社会主义民主，提高领导水平和决策水平，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创造性，推动改革开放的发展、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总结55年来的执政实践，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的完善是一个长期的不断发展的过程，结论是必须坚持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坚持科学执政，就是要用科学的思想、理论和科学的制度、方法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断探索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把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建立在更加自觉地运用客观规律的基础之上。坚持民主执政，就是要为人民执政、靠人民执政，坚持和完善人民民主专政，坚持和完善民主集中制，以发展党内民主带动人民民主，巩固和壮大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坚持依法执政，就是要大力加强制度建设，坚持依法治国，领导立法，带头守法，保证执法，不断推进国家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生活的法制化、规范化。

必须坚持以改革的精神加强党的建设，不断增强党的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

坚持党的领导核心地位，坚持党的团结统一，是党和人民事业成功的根本保证。这是被中国人民革命、建设、改革全部历史所证明了的真理。重视和加强党的建设，是我们党的一个重要法宝。

我们党在全国执政后，始终把加强自身建设作为重要任务，大力加强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增强了党的团结。党的八大第一次提出加强执政党建设问题，强调坚持民主集中制和集体领导制度，反对个人崇拜，发展党内民主和人民民主，加强党同人民群众的联系，为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加强党的建设指明了方向。在改革开放新时期，以邓小平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提出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必须改善党的领导，在思想建设、政治建设、组织建设和作风建设等问题上，提出了一系列富有创造性的思想，开创了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阶段，以江泽民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创造性地提出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坚持党要管党、从严治党的方针，不断改革和完善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领导体制和工作制度，把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和制度建设有机结合起来，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继续向前发展。

进入新世纪新阶段，我们党所处的历史方位和面临的形势、任务发生了深刻变化。我们党历经革命、建设和改革，已经从领导人民为夺取全国政权而奋斗的党，成为领导人民掌握全国政权并长期执政的党，已经从受到外部封锁和实行计划经济条件下领导国家建设的党，成为对外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领导国家建设的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党正面临提高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提高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能力两大历史性课题。为适应新情况、新变化，保证党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中的领导核心地位，保持党的团结统一，就必须坚持治国必先治党、治党务必从严的方针，以改革的精神加强自身建设，保证党带领全国人民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纲领和基本经验，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全面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不断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新局面。

以改革的精神加强党的建设，就是要坚持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适应时代发展和新形势新任务的要求，以加强执政能力建设为重点，持之以恒地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使党的各方面建设的成效最终都体现到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完成党的执政使命上来，使我们党始终成为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完全巩固，始终走在时代前列，始终同人民群众保持血肉联系，具有蓬勃生机和旺盛创造力、凝聚力和战斗力的马克思主义政党。

我们党执政的六条主要经验，科学地回答了为谁执政、靠谁执政和怎样执政等重大问题，是相互联系、相互贯通的有机整体。它科学地揭示了共产党长期执政的规律，标志着我们党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的认识和把握达到了一个新的境界。六条主要经验强调，共产党长期执政必须坚持在指导思想上的与时俱进，深刻地揭示了能否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指导新的实践决定执政成败的规律；强调共产党长期执政必须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制度，揭示了不断增强社会主义生机和活力的规律；强调发展是解决中国一切问题的关键，揭示了只有加快发展、全面发展才能完成执政使命的规律；强调必须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始终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揭示了共产党长期执政的执政基础和必须始终为人民执政、靠人民执政的规律；强调不断完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揭示了共产党长期执政必须实施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的规律；强调加强党的自身建设是共产党长期执政的根本保证，揭示了共产党作为执政的主体，在长期执政中既要抓住重点又要全面推进，不断加强自身建设的规律。

我们党执政55年来，成功领导了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的伟大事业，取得了举世瞩目的辉煌成就。成就来之不易，经验弥足珍贵。六条主要经验以不断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全面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为出发点，既全面、深刻、科学地总结了我们党55年执政的成功经验，又站在时代高度，面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的现实和未来进行了理论思考和回答。这些经验是在新的实践基础上，取得的新认识，得出的新成果，是我们党的宝贵财富，是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重要指导原则，必须在治国理政的实践中长期坚持、运用并继续丰富和发展。

执政经验的深刻总结

执政规律的科学揭示

2.中国共产党执政经验与规律研究 篇二

[关键词]井冈山时期；中国共产党；局部执政经验

[中图分类号] D23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928X（2014）11-0005-04

井冈山时期（1927-1930），中国共产党通过发动、组织和武装群众创建红军和革命根据地，在湖南、江西两省边界罗霄山脉中段建立了茶陵、遂川、宁冈、永新、酃县、莲花等县苏维埃政权和湘赣边苏维埃政府，积累了许多成功的局部执政经验。

“到群众中去”，“分兵以发动群众”，创建执政的群众基础

大革命失败后，革命统一战线破裂，革命阵营缩小。如果继续坚持“城市中心论”，单纯在城市武装起义，不广泛发动农民，革命形势很难从低潮走出来。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将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在创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伟大实践中，鲜明地提出“到群众中去！”“分兵以发动群众”等主张，通过开展“打土豪，分田地”运动，发动、组织和武装农民，建立红色政权。

1927年12月，鉴于茶陵县革命委员会成立后照旧升堂审案，不做艰苦的群众工作的旧衙门作风，毛泽东指示应该立即成立工农兵政府，并且为红军规定了打仗、筹款、做群众工作三大任务，为人民军队建设指明了方向。1928年1月，工农革命军第一次攻占遂川后，毛泽东提出了“分散以发动群众，集中以应付敌人”的战术原则，亲自率领一支部队到草林，以班排为小队开展调查和宣传工作，发动和组织群众，恢复了草林圩场，宣布了保护中小工商业政策。对此，毛泽东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一文中指出：“我们三年来从斗争中所得的战术，真是和古今中外的战术都不同。用我们的战术，群众斗争的发动是一天比一天扩大的，任何强大的敌人是奈何我们不得的。我们的战术就是游击的战术。大要说来是：‘分兵以发动群众，集中以应付敌人。‘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固定区域的割据，用波浪式的推进政策。强敌跟追，用盘旋式的打圈子政策。‘很短的时间，很好的方法，发动很大的群众。这种战术正如打网，要随时打开，又要随时收拢。打开以争取群众，收拢以应付敌人。三年以来，都是用的这种战术。”[1]中共中央“九月来信”高度肯定了毛泽东提出的红军“三大任务”和“分兵以发动群众，集中以应付敌人”的方针，指出：“分兵游击集中指导是不可移易的原则。”并要求“红军四军经过许多群众未曾发动的地方，不要只是提出一般的政治口号，应该细心去了解群众日常生活的需要，从群众日常生活斗争引导到政治斗争以至武装斗争。”[2]根据“九月来信”精神，毛泽东起草了“古田会议决议”，明确规定：“红军的打仗，不是单纯地为了打仗而打仗，而是为了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并帮助群众建设革命政权才去打仗的，离了对群众的宣传、组织、武装和建设革命政权等项目标，就是失去了打仗的意义，也就是失去了红军存在的意义。”[3]

据参加过井冈山革命斗争的女红军曾志回忆： “当时，毛主席提出红军部队要完成三大任务，即：人人要会打仗，人人要会做宣传群众的工作，人人要会做组织群众的工作。每个红军战士既是战斗员，又是宣传员、组织员。我们三十二团留下来做地方工作的有两个连，还有独立营。我们机关工作的干部和连队的战士合在一起，三人至五人编成一组，一人分工一片，分散活动。白天隐蔽在群众家里访贫问苦，做宣传组织群众的工作。”[4]由此，从1927年10月毛泽东率领秋收起义部队把革命的红旗插上了井冈山，到1928年2月毛泽东的部队通过打土豪、分田地的游击暴动，先后建立了茶陵、宁冈、遂川三县工农兵政府，井冈山革命根据地至此初具规模。

实行“党政分开”，建设民主政治

在井冈山红色政权建设中，为了消除“党政不分”和“以党代政”现象，毛泽东、朱德等采取了许多措施，取得了显著成效。

一是实行党政分工。湘赣边界的武装割据和红色政权建设，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进行的，这就使党在边界的干部和民众中享有崇高的威信。但是，也使党与苏维埃政权的关系出现了一些“党政不分”和“以党代政”的现象。1928年11月25日，毛泽东在起草的《井冈山前委对中央的报告》中说：“边界虽然没有党命令政权机关的事，却亦没有尊重政权机关独立的意义。党在党员乃至群众中有极大威权，政府的威权却差得多。这是由于许多事情为图省便，党在那里直接的做了，政权机关搁置一边，这种情形在各处是很多的。政权机关里党团组织有些地方没有，有些地方有了也用得不完满。”有的是书记兼政府主席或秘书，职务具有双重性，往往是“书记独裁”、“党包办一切”、“秘书是专权专事”。这种党政不分、以党代政的偏向，一方面使党的组织忙于政权机关的事务工作，削弱了党的领导；另一方面束缚了政权机关的积极性，降低了苏维埃政权的作用。为了加强红色政权的建设，毛泽东等对党政关系问题作了明确的规定：“以后党要执行领导政府的任务”，但不是包办政府的行政事务；“党的主张办法，除宣传外，执行的时候必须通过政府的组织。国民党直接向政府下命令的错误办法，是要避免的。”[5]同时要健全各级苏维埃执行委员会的民主集中制，改变民主集中主义在政府工作中也用得不习惯的状况。

二是实行军队内的民主主义。红军是苏维埃政府执政的支柱，在井冈山时期，实行了军队帮助地方的政策，红军为苏维埃政权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三湾改编和古田会议确立了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原则，强调要把党的思想建设放在首位，同时加强党的组织建设，成立士兵委员会，士兵参加部队的管理；确立支部建在连上的原则，实行瓦解敌军和优待俘虏的政策，官兵待遇平等，“而且什么人都是一样苦，从军长到伙夫，除粮食外一律吃五分钱的伙食。发零用钱，两角即一律两角，四角即一律四角。因此士兵也不怨恨什么人。”“红军的物质生活如此菲薄，战斗如此频繁，仍能维持不敝，除党的作用外，就是靠实行军队内的民主主义。”[6]

三是颁布《井冈山土地法》等政策法规。井冈山时期党和政府制定和颁发了《井冈山土地法》、《遂川县苏维埃政府布告》、《红军第四军司令部布告》、《告绿林弟兄书》、《告商人及知识分子》，以及中央通告、湖南省委训令、江西省委通告等一系列法令法规文件，为苏区各项建设保驾护航，为人民民主专政和新民主主义革命法制建设奠定了第一块基石，是新中国法制建设的理论渊源。

“九月洗党”，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

1928年9月，毛泽东和湘赣边界特委领导开展了一场“洗党”运动，这是我们党历史上第一次整党运动，史称“九月洗党”。

这次整党的原因是复杂的，一是小资产阶级思想的存在。1928年5月以后，边界党组织“大发展时期”，不少投机分子乘“拉夫式”公开征收党员之机混入党内，造成党员思想与组织的严重不纯。二是地方主义现象。党在村落中的组织，因居住关系，许多是一姓的党员为一个支部，支部会议简直同时就是家族会议。在这种情形下，“斗争的布尔什维克党”的建设，真是难得很。说共产党不分国界省界的话，他们不大懂，不分县界、区界、乡界的话，他们也是不大懂得的。“各县之间地方主义很重，一县内的各区乃至各乡之间也有很深的地方主义。”[7]三是土客籍问题。土籍的本地人和数百年前从北方移来的客籍人之间存在着很大的界限，历史上的仇怨非常深，有时发生很激烈的斗争。例如边界八月失败，土籍豪绅带领反动军队回宁冈，宣传客籍将要杀土籍，土籍农民大部分反水，挂起白带子，带领白军烧屋搜山。十月、十一月红军打败白军，土籍农民跟着敌人逃走，客籍农民又去没收土籍农民的财物。这种情况，反映到党内来，时常发生无谓的斗争，必须加以整治。四是投机分子的反水。1928年6月，龙源口大捷后，井冈山革命根据地进入鼎盛时期。许多投机分子乘公开征收党员的机会混入党内，边界党员数量一时增到一万以上。支部和区委的负责人多属新党员，不能有好的党内教育，由于敌人造谣诬蔑，“白色恐怖一到，投机分子反水，带领反动派捉拿同志，白区党的组织大半塌台。”[8]五是“八月失败”的恶果。1928年8月，中共湖南省委及其代表杜修经推行“左”倾盲动错误，乘毛泽东远在永新之机，利用湘南农军要求回家的心情，指令红四军主力第二十八、二十九团离开大本营宁冈，冒进湘南， 使得二十九团兵败湘南，全团覆没，根据地被国民党军队、保安队、挨户队、还乡团疯狂的报复，烧杀抢掠，党的组织损失惨重，造成“八月失败”。六是党员在城市难以立足。当时，根据地建设重点在乡村，党的城市工作比较薄弱，在湘赣边界附近各城市中还没有党的基础。其原因除了城市中敌人势力较大，还因红军在占领这些城市时损害了资产阶级的利益，致使党员在那里难于立足。因此，迫切需要通过整顿党组织等方式纠正这些错误，力求在城市中建设我们的组织。

上述问题，严重妨碍了党和红军的建设和根据地的斗争，正如毛泽东在给中央的报告中所说：“我们感觉无产阶级思想领导的问题，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边界各县的党，几乎完全是农民成分的党，若不给以无产阶级的思想领导，其趋向是会要错误的。”[9]为了纯洁组织，提高党的战斗力，毛泽东和特委决定：“9月以后，厉行洗党，对党员的成分加以严格的限制，永新、宁冈两县的党组织全部解散，重新登记。”通过“洗党”，“党员数量大为减少，战斗力反而增加。过去党的组织全部公开，九月以后，建设秘密的组织，准备在反动派来了也能活动。同时多方伸入白区，在敌人营垒中去活动。”[10]在地方，实行军队的党帮助地方党的发展，军队的武装帮助地方武装的发展的方针；在基层，着力解决土客籍矛盾，“在党内，加紧教育，务使两部分党员团结一致。”[11]同时，积极注意各县城和大市镇的职工运动，在党的各级领导机关和政权机关中增加工人代表和贫农的成分。通过洗党，不仅纯洁了党的组织，而且加强了城市中党的工作，保持了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

进行经济文化建设，为广大人民谋利益，践行勤政为民的执政宗旨

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文化是政治和经济的产物和意识形态上的反映，又为政治和经济服务。井冈山根据地的红色政权建设就是融政治、经济和文化于一体的系统工程。

一是在经济方面，注重发展生产，保障供给。毛泽东指出：“边界党如不能对经济问题有一个适当的办法，在敌人势力的稳定还有一个比较长的期间的条件下，割据将要遇到很大的困难。这个经济问题的相当的解决，实在值得每个党员注意。”[12]因此，促进生产，发展经济，解决部队给养，改善人民生活，成了红色政权建设的重要任务。在毛泽东、朱德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领导下，湘赣边界党政组织在发动群众打土豪、分田地斗争的同时，制定了“保护中小商人”的工商政策；在茨坪、大井等地设立了公营和集股两种经济形式的公卖处；在茨坪设立军械处；在桃寮村开办被服厂；在上井村创办红军造币厂。毛泽东、朱德等亲自参加挑粮运动，为建设巩固的井冈山军事根据地储备充足的粮食。毛泽东亲自在邵县中村和永新扩边指导农民分田工作。1928年12月，湘赣边界工农兵政府颁布施行了《井冈山土地法》。通过这些经济工作，打破了敌人的经济封锁，活跃了根据地的商品经济，使红色政权建设得以巩固和发展。

二是在文化建设方面，着力做好士兵和群众的宣传动员工作。首先，通过标语歌谣等形式进行政治思想宣传教育，使广大党员、红军战士和人民群众明确共产党和红军的宗旨以及苏维埃政权的性质。1928年4月，朱德、毛泽东部队在宁冈龙市会师，组建了红四军，建立了宣传兵制度。规定：凡军队每一个机关（如连队、营部、或政治部、卫生队等）均须派5个人担任宣传工作，这5个人不背枪，不打仗，不服勤务。他们分为口头和文字两个宣传组，其任务是在大街小巷向群众宣传或挨户宣传。红军宣传的方式有标语、布告、对联、对话、决议和文件等。“经过政治教育，红军士兵都有了阶级觉悟，都有了分配土地、建立政权和武装工农等项常识，都知道是为了自己和工农阶级而作战。因此，他们能在艰苦的斗争中不出怨言。”[13]白军士兵也在红军刷写的“穷人不打穷人”“士兵不打士兵”“优待俘虏”“医治白军伤兵”等标语的感召下，拖枪过来加入红军。劳苦工农也在红军和苏维埃政府的宣传教育下提高了思想认识和阶级觉悟，他们“对于革命的认识，政权的认识，工农的武装的认识，阶级的先锋队——共产党的认识，还可以说有了相当的程度。”[14]人民群众积极跟着“毛委员”、“埃先生”闹革命，形成了军民共建根据地的新局面。

其次，通过创办军官教导队和“冬季整训”等途径，提高红军官兵的军事技能和政治觉悟。毛泽东、朱德、陈毅等经常到军官教导队讲课，彭德怀、滕代远等也到红军学校讲课，对红军战士进行政治思想教育和军事技术训练，使一些不知“革命”为何物的“兵士对于‘革命二字，还有相当的认识，普通的政治常识，却还有一点点儿”。[15]

再次，普及群众文化知识。1928年10月，湘赣边界党的二大决议案提出：“增高同志的文化程度政治教育，同时要做识字运动，以提高工农同志‘写‘看能力。”[16]红四军党的六大通过的《军事问题决议案》，规定了在红军士兵中普及文化知识的几项工作：第一，厉行士兵政治教育对外作群众运动；第二，分期举行士兵识字运动；第三，启发士兵阶级觉悟，并具备文化常识；第四，筹备各种娱乐，引起士兵自动参加。会后，红四军举行了几次识字活动，具体作法是讲课、讲演、早晚点名与呼口号，向士兵灌输革命文化知识。在提高识字能力的基础上，配合油印了《三大纪律、六项注意》、《土地革命问答》、《分田须知》、《游击战争》、《唱十骂反革命》等小册子，在士兵和群众中广泛宣传党和苏维埃政府的方针、政策，提高他们建设根据地的文化水平和思想觉悟。

确立建党原则，加强干部队伍建设，使党成为坚强领导核心

三湾改编把“支部建在连上”，连以上设党代表，从而确立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的原则，为建立一支新型的人民军队奠定了思想和组织基础。毛泽东在《井冈山的斗争》一文中说：“红军所以艰难奋战而不溃散，‘支部建在连上是一个重要原因。”“党代表制度，经验证明不能废除。”[17]在古田会议上，毛泽东根据中央“九月来信”的精神作了政治报告，《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是其中的最重要部分。为党和军队的建设指明了正确的方向。

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所以，井冈山时期虽然条件十分艰苦，但我们党仍然克服各种困难，开展干部教育培训，建设高素质的党员干部队伍，其形式主要有：

学校培养。秋收起义部队进驻宁冈后，毛泽东在井冈山龙江书院创办了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第一团军官教导队，史称井冈山教导队，被誉为“国防大学的根”。吕赤任军官教导队队长，蔡钟任党代表兼党支部书记。教导队下设四个区队，分别由陈伯钧、张令彬、陈士榘、王良任区队长。每个区队下设三个班，招生150人左右。学制三个月。毛泽东亲自出席军官教导队的开学典礼并讲话，要求军官教导队为部队和地方培训输送干部，改造俘虏，调查研究敌军情况。培训内容主要是军事、政治和文化知识。井冈山会师后，教导队改称为工农革命军第四军军官教导大队，陈毅任大队长。红五军上井冈山后，以红四军军官教导队为基础创办了我国红军第一所正式学校——井冈山红军学校，彭德怀任校长，刘之至、王展程等任教官。井冈山教导队和红军学校为部队和地方培养了数百名基层干部。许多人在后来的革命斗争中成长为优秀的军事指挥员和行政领导干部。

举办训练班。1928年10月5日，毛泽东和湘赣边特委一起主持召开了边界党的二大，大会通过的《决议案》提出：“特委要办经常训练班，各县亦应尽量多办短期培训班，造成干部人才。”[18]是月下旬，在宁冈茅坪象山庵创办了党团训练班，各县党团组织选派的学员100多人，分期分批，集中学习，时间一般为一个半月。特委为训练班制订了《训练大纲》，明确规定了训练的内容、方法和要求。红四军前委书记毛泽东、军委书记朱德、军政治部主任陈毅等领导人经常到训练班视察或讲课。中共湘赣边特委领导人谭震林、陈正人、宛希先等讲党课，团特委领导人史训川、宋新怀等讲团课。同年11月，湘赣边特委又在茨坪办了一期党团训练班，训练内容是：“讲阶级斗争史、革命发展史，讲政治工作、群众工作，也讲军事，早晚还出操，军事训练搞些队列、队形变换。”

通过教育培训，培养造就了许多优秀的红军和地方党政群团组织的党员干部。

中国共产党在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局部执政经验，为新的历史条件下我们党应对“执政考验、改革开放考验、市场经济考验和外部环境考验”，克服“精神懈怠的危险、能力不足的危险、脱离群众的危险和消极腐败的危险”，提供了有益的历史经验借鉴。

参考文献

[1][3][5][6][7][8][9][10][11][12][13][17]毛泽东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103-104. 86. 73. 65. 74. 75.77. 75. 75. 53.64.64-66.

[2]周恩来选集（上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35.

[4][19]中国共产党历史资料丛书·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下册）[M].北京：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68. 459.

[14][15][16][18]中国共产党历史资料丛书·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上册）[M].北京：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243. 261. 193-194. 193.

作者系井冈山大学人文学院教授、教育部高校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井冈山大学“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与文化资源研究中心”研究员

3.中国共产党执政经验与规律研究 篇三

文章指出，深入学习、深刻领会江泽民同志在庆祝建党８０周年大会上的讲话精神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回顾我们党执政的历史和实践，我们对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基本经验可以得出三点结论：

一、必须始终坚持执政为民；

二、必须始终坚持解放和发展生产力；

三、必须始终保持共产党的先进性。

文章指出，执政的共产党不仅要解决要不要执政为民的问题，而且要解决怎样执政为民的问题。江泽民同志精辟地指出，要做到立党为公、执政为民，“任何时候我们都必须坚持尊重社会发展规律与尊重人民历史主体地位的一致性，坚持为崇高理想奋斗与为最广大人民谋利益的一致性，坚持完成党的各项工作与实现人民利益的一致性。”坚持这三个一致性，就必须在党的理论、路线、纲领、方针、政策和各项工作中，把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出发点和归宿，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在社会不断发展进步的基础上，使人民群众不断获得切实的经济、政治、文化利益，把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

文章指出，共产党执政，必须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推进社会的全面进步和发展。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必须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必须改革开放，改革开放必须坚持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必须协调发展、全面进步。

文章指出，保持党的先进性，第一，要把思想政治建设放在首位，坚持理论创新。第二，要治国必先治党，治党务必从严。第三，要始终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永远不脱离群众。

文章指出，上述三条基本经验，概括起来就是一句话：共产党执政必须始终坚持“三个代表”。在新世纪，我们要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按照“三个代表”要求，多在执政为民上下功夫，多在保持党的先进性上下功夫，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总结新经验，进入新境界，保证我们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事业与时俱进，从胜利走向新的更大的胜利。

4.中国共产党执政经验与规律研究 篇四

过去，我们多强调执政的特殊性，对执政规律研究得不多。实际上，各国政党有着共同的执政规律。为什么这么说呢？如果我们撇开政党代表的不同利益这一具体问题，那么，我们就可以从其他政党的产生和活动中，看到政党在功能、作用、活动方式等许多方面带有共性的东西，这是我们认识政党活动规律的客观基础，也是我们为什么说各国政党有共同执政规律的根本原因。

第一，政党在民众中获得认同的比例，与政党取得政权的概率及执政地位的巩固成正比。权力来源于民众，没有民众的认可，政党就无法走上执政地位。当然，不同的政党，获得民众支持的方式可能不同，有以全心全意为人民谋利益的真诚行动赢得民众支持拥护的，也有以各种欺骗、作假、甚至收买等方式在一定时间和范围内获得民众支持的。这里就有了真正的认可和虚假的认可的区别，但表现出来的形式具有共性。如果得不到多数民众的认可，政党的执政地位是不会持久和巩固的。

第二，政党依法执政水平的高低，与政党表达民意的程度及政党自身权威性在民众中获得认同的程度成正比。政党执政，必须体现民意，而民众的意愿又必须通过有序的状态才能得到真正的体现。这就要求政党反映民意必须有规则可循，也就是依法执政。政党需要遵从法律，并通过合法的程序将自己的主张在代表公共权力的国家意志中体现出来。而且，要使这种意志体现得更充分，执政党的干部和党员就要带头依法办事，以维护国家意志的权威。

第三，政党推进经济社会发展绩效的大小，与政党获得民众的支持率、进而与政党执政基础的稳固程度成正比。政党区别于其他社会组织的主要特征之一，就是它把执政作为自己的首要目标。凡是政党，都会竭力谋求执政并巩固自己的执政地位。也就仅为这一点，政党也必须致力于社会的发展。因为只有社会的发展，才能带给民众以现实的利益，民众才会认同这个党的执政地位。所以，尽管不同性质的政党推进社会发展的深层动机可能有很大的区别，但其直接的表现是有共性的。

第四，政党执政后权力制约和监督体制机制的完善程度，与政党的执政效率及政党特有功能的表达程度成正比。这是因为：其一，政党的权力来源于民众，民众授予政党权力的程序和机制本身就对权力构成了一种监督；其二，政党的权力必须通过必要的程序从国家意志中体现出来，而这种权力体现的过程和机制又对权力构成了一种监督。所以，在政党政治环境中，一般不会出现像封建统治者那样完全无视民意和法律、肆意妄为的情形。但是，由于在权力运行的体制、机制或某些环节上发生问题而出现执政党官员腐败，使政党功能难以有效发挥，甚至导致执政党下台的情形在世界上却是有的。所以，对执政党权力的监督成为执政党共同面临的一个问题。

以上这些共性原则，在所有政党执政过程中都会表现出来并发挥作用，这是不依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但是，在不同性质的政党执政过程中，在不同的国情条件下，这些规律和准则的内涵和具体的体现方式又会有很大的不同。认识和把握执政规律，正确地借鉴别人的经验，认真对待我们自己从历史的经验教训中提炼出来的基本规则，是我们从整体上增强党的执政能力的重要途径，同时也是我们执政能力的一种体现。戴焰军

中共中央党校党建部副主任、教授

5.党执政的基本经验 篇五

从执政指南来看，遵循理论导向律：高举旗帜，与时俱进。孙中山指出，“主义就是一种思想、一种信仰、一种力量。大凡人类对于一件事，研究当中的道理，最先发生思想;思想贯通以后，便起信仰;有了信仰，就生出力量。”中国共产党的信仰力量来自马克思主义，来自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制定符合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规律、符合中国国情发展规律的路线方针政策，并通过有效途径把它们化为全国人民的自觉行动。党在领导人民的实践中，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总结新经验，创立新理论。中国共产党建党90年、执政62年的历史，正是高举马克思主义旗帜，又与时俱进地创立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的历史，是一部运用理论与发展理论相结合的历史。在未来的征途中，无论遇到什么样的困难和风险，我们都要坚持马克思主义不动摇，这是我们执政的思想灵魂;发展马克思主义不松懈，这是我们执政的思想活力。

从执政本质来看，遵循为民服务律：立党为公、执政为民。我是谁、相信谁、依靠谁、为了谁，是每个执政党都必须谨慎思考并认真对待的首要问题。国以民为本，民以食为天，在当今时代，民众的“尊严”也是天。对于马克思主义执政党来说，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利益，充分发挥全体人民的积极性来发展先进生产力和先进文化，始终是最紧要的。要坚持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为群众诚心诚意办实事，尽心竭力解难事，坚持不懈做好事;必须坚持尊重社会发展规律和尊重人民历史主体地位的一致性，坚持为崇高理想奋斗和为最广大人民谋利益的一致性，坚持完成党的各项工作和实现人民利益的一致性;切实把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具体地、深入地落实到各项工作中去。

从执政目标看，遵循求是务实律：全面发展，伟大复兴。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促进社会的全面进步和人的全面发展是我们共产党的执政目标。为此，我们党既要探索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的建设规律、人类的发展规律，即求是;又要脚踏实地，稳步提高现实生产力水平、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即务实。求是务实，关键在于发展。作为执政党，我们必须紧紧扣住发展这个主题，把发展作为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因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靠发展来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靠发展来不断巩固和前进，靠发展不断展示其优越性，中国共产党靠发展来不断巩固其执政地位，靠发展来不断体现其先进性。改革初期讲发展，必须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新时期讲发展，必须是更加科学、全面的发展，是更加重视经济质量与创新能力的发展，是以人为本的发展，是以增进人的尊严和自由为目标的发展，是经济、政治、社会和文化的协调发展，是可持续发展。我们必须在发展中始终保持理论反思和实践探索，始终注意发展的科学性与全面性，在改革开放奠定的物质基础上追求更加公平正义的发展。

从执政基础看，遵循孚众治吏律：本固邦宁，吏治清明。执政基础从政党的层面，可分为阶级基础和群众基础;从国家行政的层面，可分为“官”基础和“民”基础。世界上一些老党大党失去执政资格的重要原因是吏治腐败、人心向背的变化。官为栋梁，上梁不正下梁

歪，中柱不正倒下来。民为邦本，本固才能邦宁。中国共产党的最大优势是密切联系群众，执政后最大的危险是脱离群众，最容易犯的错误是以权谋私，最失人心的行为是腐化堕落。因此，共产党执政在加强政治领导、思想领导和组织领导的同时，一方面要不断满足人民群众的利益和愿望，才能深孚众望;另一方面必须坚持治国必先治党，治党务必从严。只有把关心群众、服务群众的工作切实做好了，把当前党内存在的腐败问题解决好了，我们才能始终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才能有巩固的执政基础。

从执政动力看，遵循改革创新律：改革开放，开拓创新。社会前进的根本动力源自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这两对社会基本矛盾的运动。中国共产党在掌握了国家政权，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之后，如何认识并获得社会发展的动力，这不仅是一个理论问题，更是一个实践问题。它是否如斯大林所说的那样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已经消失了呢?事实并非如此，对此我们必须有足够清醒的认识。我们必须承认社会基本矛盾的存在，必须不断改革。改革是社会主义自我完善和发展的强大动力。改革的根本目的，就是使生产关系适应生产力的发展，上层建筑适应经济基础的发展，使我国社会的各方面形成比较成熟、比较完善的制度。改革的实质是体制创新。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不断在实践中创新，在创新中前进，才能永葆党的生机和活力、国家的生机和活力、社会主义制度的生机和活力。

从执政方式上看，遵循德政民主律：法德兼治，政治文明。政治文明是社会全面发展和进步的政治动力和政治保障。不断发展民主政治，建设高度的政治文明，是社会进步的要求，是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的客观要求，是党领导人民坚持和发展人民民主长期实践的必然结论。我们党历来以实现和发展人民民主为己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在中国最根本的是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有机结合和辩证统一。党的领导是关键。没有党的领导中国将是一盘散沙;没有科学化的党的领导，国家建设就难以有序开展。发扬民主是基础。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执政的合法性。执政党只有体贴民心、了解民情、倾听民声、集中民智、反映民意、珍惜民力，才能保证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依法治国是保障。这是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客观需要，是社会主义进步的重要标志，是国家长治久安的重要保障。

从执政机制看，遵循统一指挥律：总揽全局，协调各方。建立有效的执政机制是党执好政的重要条件。统一指挥是执政党的一般职能，体现了执政党对国家执政的权力。统一指挥有利于克服和纠正各自为政、职责不清、管理混乱、人心离散的工作局面。我国的统一指挥者是中国共产党，也就是说所有国家机关、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和群众组织都要接受党的领导。在党的统一领导下，全国(宪法另有规定者除外)执行统一的指导思想、统一基本纲领、统一的路线方针政策、统一的经济社会发展目标。在我国实行统一指挥的领导体制度是集体领导制，组织原则是民主集中制，执政机制是总揽全局、协调各方。这样的统一指挥决定了我们党要模范遵守宪法和法律，支持政府、人大、政协和各人民团体在法定的职权、职责和活动范围发挥各自的作用，履行各自的职能。

6.中国共产党执政经验与规律研究 篇六

胡锦涛同志在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上的重要讲话明确提出，要“求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之真，务抓好发展这个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之实”。这一重要论述，对于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马克思主义认为，社会形态的变化是一种自然历史过程，是有其客观规律的。而客观规律又是由普遍规律与特殊规律构成的。从社会规律的存在范围、所要求的条件与具体作用来看，普遍规律是对人类社会全部历史过程及所有国家都起作用的规律，特殊规律则是对人类社会某些阶段和一定国家起作用的规律。作为当代社会主义中国，既要认识和把握社会发展的普遍规律，也要认识和把握我国社会发展中的特殊规律。无论是社会主义建设规律，还是人类社会发展规律，贯穿其中最基本、最本质、最核心的是“发展”。人类社会是在发展中不断前进的，发展是人类社会的永恒主题。发展的涵义，是指一个国家或社会由落后的不发达状态向先进的发达状态的过渡与转化。它既指经济发展，还包括社会发展和人自身的发展等诸多内容，也就是社会整体、协调、稳定和可持续的发展。“第一要务”，是相对于其他各种要务而言的。把发展作为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表明在我们党所面临的各种繁重任务中，处于首要地位和中心任务的是发展问题。正是从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与抓好发展这个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之间这种内在的有机统一出发，胡锦涛同志提出要“求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之真，务抓好发展这个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之实”。这是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本质揭示，是历史和实践的科学总结，是应对复杂多变的局势、战胜种种风险和经受住各种考验的迫切需要，是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根本途径。本世纪头20年，对我国来说，是一个必须紧紧抓住并且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我们一定要有忧患意识和主动精神，善于发现规律、掌握规律、运用规律，善于珍惜机遇、抓住机遇、用好机遇，集中全党全国人民的智慧和力量，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发展是一项全面、协调的系统工程，抓住机遇、加快发展，就必须树立和落实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辩证地认识和处理与发展相联系的若干重大关系。当前特别需要正确认识和处理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正确认识和处理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关系，正确认识和处理改革过程中各种利益的关系

7.中国共产党执政经验与规律研究 篇七

胡锦涛同志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四次集体学习时指出，对世界上其他政党在治国理政方面的有益做法，我们要研究和借鉴，以开阔眼界，打开思路，更好地从世界政治经济发展的大格局中把握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规律。这一重要论述，为我们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提出了新的要求。从世界政治经济发展的大格局来认识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规律，具有极端重要性。当今世界，各国之间的联系日益紧密，一国的发展越来越依赖于外部世界，同时又给予外部世界以一定的影响。思考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问题，不能就自身谈自身，必须密切关注外部世界的变化。综观当今世界政治经济发展的大格局，尽管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没有变，但整个世界处在极其复杂而深刻的变动之中。世界多极化的趋势未变，但单边主义已经抬头；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不断加快，但贸易保护主义倾向日益突出。世界科技进步日新月异，知识经济方兴未艾，综合国力竞争日趋激烈；各国之间矛盾和利益相互交织、相互作用，无论合作还是斗争，在内容、方式和手段上都更加复杂多变。世界局势这种复杂而深刻的变化，对世界各国政党的执政能力提出了挑战。谁的执政能力强，谁就能够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使国家和民族处于有利地位。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当今世界各国之间的竞争，就是各国执政党的执政能力的竞争。由于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较量依然存在，西方敌对势力“西化”、“分化”我国的政治图谋并未放弃，我们党面临着更加复杂的环境和严峻的挑战。这就要求我们党必须更加重视观察世界政治经济发展的大格局，不断增强自身的执政能力，从而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做到从容应对、趋利避害、争取主动。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应以宽广的眼界来看待世界上其他政党在治国理政方面的经验。所谓宽广的眼界，就是我们在研究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问题时，不仅要重视自己的执政经验，而且要重视分析和研究世界上其他政党的执政经验。过去由于种种原因尤其是认识的局限，我们在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方面，往往对自己的执政经验比较重视，对世界上其他政党（尤其是西方国家的政党）治国理政的经验则研究得不够。这主要表现在分析和研究前苏联及东欧国家的共产党和世界上其他一些大党老党丧失政权的教训较多，而分析、研究和借鉴其他国家执政党治国理政的有益做法较少。我们分析和研究上述政党丧失执政地位的教训是很有必要的，但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分析、研究和借鉴其他国家尤其是西方发达国家执政党治国理政的经验和做法也是很重要的。因为我们党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的执政党，也面临着发达国家的执政党曾经遇到过的挑战和问题，借鉴他们在治国理政方面的经验，可以使我们少走弯路。但是，我们在分析、研究和借鉴过程中应当看到，由于我国的历史文化、社会制度、发展水平与他们不同，因而对世界其他国家执政党执政的一些做法和措施，不能照抄照搬。共产党执政是人类历史上开天辟地的大事。我们党在领导人民治国理政的长期实践中，进行了艰辛的探索，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执政成就，积累了丰富的执政经验。这些经验是几代中国共产党人经过长期探索和实践得来的，应始终不渝地加以坚持和充分运用，并在实践中不断丰富和发展。怎样提高党的执政能力，是一个需要在实践中深入研究才能解决的问题。胡锦涛同志提出，要从世界政治经济发展的大格局中把握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规律，这为我们思考提高党的执政能力问题提出了新的要求，打开了新的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