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星现象的哲学的探讨

追星现象的哲学的探讨（共7篇）

1.追星现象的哲学的探讨 篇一

对追星现象的思考

晚上十点半，打电话给CY(我的朋友)，她已经离开世博会了，准备在24小时的肯德基中窝一个晚上，明天早晨回南京。闸北最便宜的旅馆现在180一晚，为了省钱，她只住了一晚，今天晚上，对她来说，是非常难熬的一个晚上，唯一的希望是，明天早晨能坐最早的一班火车回南京。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今年三月以前，在24小时的洋快餐里，窝一个晚上的除了她应该还有我。她说，肯德基里面还有很多和她差不多的女孩，带着宝蓝色(佩戴蓝色的饰物既能说明她们是某个明星的粉丝)的包或是各种偶像的卡串，也准备在肯德基中过夜，她们可能从很远的地方赶到这个陌生的城市，她们来的钱可能是从生活费中挤出来的。她们来世博，不是为了去看那些场馆，她们来，是因为今天晚上韩国的superjunior在世博会的演艺中心表演。她们是普通大众眼中狂热的追星族，在两个多月前，我和她们是一样的，但是感谢神，他让我脱离了追星的泥潭。

感谢神在三月初让我听到了他的福音，过去的四年，我都生活在一个听不到福音的角落。在这个角落，没有神，却不缺乏偶像。在这个角落，人被当成了神，受到别人的膜拜。很多不信教或信教的人，都无法想象，为什么要追星。从外人眼中，追星的女孩都是被眼目的情欲所控制着，这是追星的开始，我以及遇到的所有人，开始追星都是因为那些男明星长的帅，但并不是每一个觉得男明星长的帅的人都会变成追星族。在我及很多人心中，追星，其实是一种对真善美扭曲的追求。你问一个追星的女孩，她所喜欢的明星及组合有什么好的地方，她除了对你说，那人长的很帅以外，她还会跟你说，他的品格是多么高尚、为人多么好，如果喜欢的一个团体的话，她还会跟你讲，这个团体是多么团结，他们一起经历了多少苦难。还有人也会说，除了这个明星、这个团体以外，这个粉丝组成的团体是多么团结，每个粉丝之间都是姐妹情深。曾经我也是这么认为的，即使因为我的专业，从一些现象中可以分析到这些我们所见的可能只是媒体、策划公司包装出来的假象，但我仍然选择去相信，因为除了这以外，我在现实生活中看不到一点真善美，我愿意将我内心的真善美寄托在这里，即使这只不过是水中花镜中月。感谢神，感谢神给了我信心，让我能够打破自己建立的乌托邦，也感谢神，让我看到了真的至美至善，让我不再将生活的希望寄托在这些虚无飘渺的幻影之上。曾在社会学课上，我学到过一个，就是认为青年人会对主流思想产生抵触情绪，并形成一种与主流向左的青少年亚文化，当时在归纳时，追星现象也被认为在其中。过去我也一直用这种观点来看待我自己的追星行为，并把我产生追星行为认为是家庭和社会的过错。然后现在回头去看，我选择追星的作为我生存的价值最根本是因为我罪性产生出的骄傲，这种骄傲让我觉得我的价值无法在好好学习、上课，听老师家长的话，遵守学校规章制度这些低级腐朽的事情上实现。在过去，我一直都认为这些迂腐的主流思想总有一天会在充满青春活力的亚文化思想冲击下消失，但在一次又一次的追星活动中，我的良心越来越不安，这种不安是对父母的亏欠，是对老师的亏欠，更多的是对自己的亏欠。曾经，我和我的朋友走在去追星的路上，受着路人对我们的蔑视，我们真的从内心发出感慨：“我们是大学生，即将又做研究生，真的需要追星来体现自己的价值吗?”那些年轻的女孩，常常听过我们的经历会发出赞叹羡慕之声，在网上发布的现场照片视频也会引来同样的赞叹之声，这些时候，是我能体会到自我价值实现的时候，我常在这些时候会感到内心的兴奋，但渐渐，这些兴奋无法抑制心中的惭愧，那些惭愧真的会让心感到仿佛心被浸泡在硫酸中那样酸疼。这样的痛苦，在当时看来，是完全没有出路的，因为那是一片无尽的黑暗，全然没有可以走出去的路。但是感谢神，感谢神将他的福音他的恩典白白的临到我这样一个罪人身上，那真仿佛是射进深渊中的一束光，3月11日，福音茶话会的第二天，我第一次感受到了内心的平静和喜乐，这种快乐不是一时的`快感，它是那么安静恬美，但却又能感受到它是从心中源源不断涌出，没有尽头的。当陈毅姊妹向我传福音，说对神的体验是一种生命的体验时，我心中还嘀咕，以为这是要经过多年的修行才可以获得的，但现在回头去看，即使我这样一个深陷在罪中的人，神也这样的造就帮助我，即使在我懵懵懂懂的时候，神已经给了我生命的体验，真是千言万语，唯有一句感谢赞美神。

最后也求弟兄姊妹们多多为那些还深陷在追星泥潭中的朋友代祷，她们大多数都很年轻，其中还有很多是初中、高中生。她们中的很多，心都非常柔软，性格上也很纯真，在过去近四年的追星中，我见过很多被骗子用假票骗掉好几千块钱，而在体育馆外面大哭的女孩。也见过很多，为了看自己喜欢的偶像一眼，而被保安推搡谩骂的女孩。在没信主之前，我就觉得她们很可怜，现在我觉得她们更可怜，因为她们被魔鬼和罪深深的辖制着，她们活在人间但何异与地狱呢。愿天父上帝真的能够怜悯这些孩子，带领她们脱离那无尽黑暗的泥潭，阿门。

题外话：提笔写的时候，是因为朋友在现场给我打了电话，谈到今天的活动中，有很多人从山西等很远的地方赶过来，但是却无法看到自己所追的偶像，提笔时内心还有很多对统治者不诚信的怨言，但写着写着就变成对自己的剖析，希望能借着我自己这篇短文，帮弟兄姊妹们了解到更多因为不信主而在经历苦难的人们。

2.追星现象的哲学的探讨 篇二

这些掺杂着“负”性的媒体文化对青少年的影响可想而知，单单是正常的大众传媒对于青少年的影响也是不可估量的。曾经的“杨丽娟事件”似乎还在眼前晃动，再比如电影“古惑仔”“成就”了多少街头混混，还有当年的“F4”增加了多少的校园暴力事件……

最近，学校心理咨询室就来了这样一个学生，她只是说了“韩庚不帅”，就引来了一位同班同学的谩骂。高中生之间谈影视明星是正常的事情，几乎每一个学生心中都有偶像存在，这个偶像可能是政治家，可能是历史学家，可能是个学者，也可能是一个影视明星或者体育明星。青少年崇拜偶像是一种自然的普遍的现象，因为这与人类童年的图腾和神灵崇拜是相似的，但是对于偶像的狂热崇拜就必须引起人们的深思。在“杨丽娟事件”出现之时，许多专家、学者对于青少年“追星”现象有过深刻的阐述，在这里，我仅就青少年“追星”谈谈初步思考。

对于青少年的“追星”现象，已经有很多人从慕拜心理，从众心理，以及青少年的心理成熟度等方面作过详细的探讨，在这里就不多作赘述。

1. 青少年“追星”是学校生活的一种心理调节

上文已经说过，我认为青少年崇拜偶像是一件自然的普遍的现象，在以往的研究中也已经证实了这一点。另外，青少年为心中偶像而做的迷狂举止，可看作是他们对自己学校生活的一种心理调节。弗洛伊德将其人格理论分为本我、自我、超我，其中本我是遵循着快乐的原则，而自我则受到了其思想及现实的制约，超我就到达了道德的层面。青少年寻找快乐的本性在漫长的必要的学习时间里，被现实原则严密封锁。于是在有限的时间里，他们高度压缩、聚集的孩童本性就不顾一切地寻隙而出，冲向弗洛伊德所说的“本我”的快乐原则。他们的自由时间之所以差不多投向“明星”、“网络”、“音乐”，投向大众媒体制造的娱乐世界，是因为他们内心的失衡只有这样才能更快更有效地释放，只有在意象世界的造梦机制、理想图解和安慰语气中得到虚假的安慰。

2. 青少年“追星”是心理防御机制的外在表现

弗洛伊德的人格理论认为自我受到本我、超我及外部世界的胁迫，如果无法忍受其压力，就会产生焦虑反应。然而焦虑的产生，促使自我发展了一种机能，即用一定方式调解冲突，缓和三种危险对自身的威胁。既要使现实能够允许，又要使超我能够接受，还要使本我有满足感，这样一种机能就是心理防御机制。心理防御机制对于每一个人来说都具有生存的重要意义。

众所周知，青少年处于一个动荡的时期，有一位学者将青少年的发展历程用“过山车”来比喻，这个形容恰当地表现了青少年时期身体及心理的动荡及飞速的发展。这种发展的结果就是使得青少年会产生比成年人或儿童更多的焦虑反应，自身解决焦虑反应就需要心理防御机制的作用。

现在，青少年谈恋爱现象屡见不鲜，但是由于传统文化及地域位置的影响，使得部分青少年将两性的吸引看作是邪恶之念，堕落之心。然而青少年性心理的发展使得他(她)对异性有着好奇，对恋爱有着期待。这两种想法的冲突，有一部分学生就选择了压抑其对异性及恋爱的想法。就是将自我所不能接受或具有威胁性、痛苦的经验及冲动，在不知不觉中从个体的意识中排除抑制到潜意识里去。明星的出现使得这种压抑的想法找到了一个突破口，如果某一个明星或者公众人物的形象符合其内心对异性的定位，那么就会将对异性的情感转移到这位明星或公众人物身上，将对明星的情感替代了对异性的情感，使得自己的异性好奇找到了合理的解决办法，缓解了异性幻想带来的焦虑。所以说很多人崇拜的明星都是异性，异性的明星满足了其对恋爱需要的一种满足。正如马斯洛的需要层次理论指出，当人满足了胜利和安全的需要，自然就会有一种归属与爱的需要。

适当地追求偶像的确可以缓解学生在恋爱心理上的焦虑，但是将偶像的形象无限地放大，放大到没有任何的瑕疵，就将利变成了弊。

3. 青少年“追星”是受晕轮效应的影响

明星作为公众人物，被媒体包装成一个完美的形象，几乎每一位明星都是可标榜的时尚人士。青少年将这种偶像的气质想象得完美无暇，将个人喜好的人物看得完美无缺，从而导致了高度的认同、崇尚并伴有依恋的一种复杂的情感体验。在这个过程中就是心理学上的“晕轮效应”起到了重要的作用，青少年与偶像明星的人际交往关系处于一个“公众距离”(人际距离处于7.5米以上，类似于一种演讲的距离)。在人际交往中会有很多因素的影响，例如首因效应、近因效应、晕轮效应等。在青少年与明星的人际交往中，因为明星的良好形象使得青少年对其第一印象良好，第一印象一旦形成，要改变就非常难了，即使后来的印象与最初有所差距;又因两者处于公众的距离，没有过多的接触，那么“晕轮效应”就会放大，使得青少年将偶像明星身上的闪光点无限地放大，最终抹杀缺点，使其变成一个完美的人。长此以往，就会形成追求明星的无理性和盲目性的一面。

以上我以弗洛伊德的人格理论为基本框架阐述了对青少年“追星”的看法。每一个问题的出现都有其特殊的原因，在理解其产生的缘由之后，才能找到好的方法来解决问题。

学校的教育工作是相辅相成的，那么缓解学生的盲目“追星”心理也不能单单依靠心理健康教师的调节，要有班主任及任课教师的共同努力。首先，必须认识到青少年追求偶像的现状，并了解其成因及有利点，在情感上理解青少年“追星”的行为。其次，要让学生了解偶像明星也是存在缺点的，正确认识崇拜偶像的多面性，使学生走出情绪化、极端化、全盘性的迷雾。最后是指导的全面性，往往我们只是注意到了崇拜偶像的极端分子，却忽略了这个极端分子对于周围人的伤害。就如同在上面所述的本校心理咨询室的一个来访对象面临的问题：只是因为说了韩庚不帅，就遭到了同班同学的谩骂。为叙述方便，暂且称来访者为A，骂人者为B。可以肯定的是B是一个极度崇拜韩庚的学生，在他认为韩庚所有的一切都是优点，所以在听见同学说了“韩庚不帅”之后就有了过激行为。很多时候我们都将B作为主要的辅导对象，的确如此，B的行为是最需要辅导的，但是A也必须进行辅导，如果没有及时地缓解其内心的委屈，就可能会使两个学生的矛盾变成两个团体的矛盾。所以在处理这件事情上我先安抚了A的情绪，并指导其理解B的行为，将B的极度崇拜心理向A讲解清楚;另外，联系其所在班级的班主任，与其共同商议举行一次“我崇拜，我理性”为主题的班会。在这里要注意的是不要直接找B谈话，因为B还处于自己的思维误区，直接的探讨会使他产生极大的抵触心理，所以在与B的沟通中先是班主任的谈话铺垫，最后由心理健康教师来进行安慰性的指导，才得到了比较好的效果。所以，在青少年“追星”的问题上要重视，但不是强硬地打压，要在情感上理解，在认知上指导才能得到很好的效果。其实学校心理咨询与教学工作一样要在情感和认知上对学生进行指导，只是这里情感的作用要比认知的作用大很多。

3.我对追星现象的看法议论文作文 篇三

校园成为明星们的“根据地”早已不是秘密。不知何时，同学们手中一本本历史悠久的唐诗宋词成了一张张时尚新潮的明星海报;不知何时，学生们口中慷慨激昂的红歌成了风花雪月的情歌;不知何时，同学们手中经典的名著成了无聊至极的杂志。同学们开始一味模仿明星们的穿着打扮，大量收集明星资料，故作深沉，故作成熟，一个个青春洋溢的中学生变成了只知盲目模仿的麻木灵魂。这样的例子已是数不胜数：：甘肃29岁女子杨丽娟苦追偶像刘德华，不仅倾家荡产，而且父亲为圆女儿心愿竟然卖肾筹款。然而这位见了刘德华的女粉丝仍不满意，其父因不堪忍受家财耗尽之苦于3月6日在香港跳海身亡。由此可见，过分的崇拜偶像不仅影响自己的正常生活，也给家人带来麻烦和痛苦，这种做法是万万使不得的。

但简单的否定这种做法也是不可取的，应该承认的是，无论是明星的外貌、服饰、歌曲、还是运动本身都是美的再现，实际上，人类从未放弃过对美的追求。古代断臂的维纳斯塑像，米开朗琪罗的“掷铁饼者”都被人视为人性美的偶像，百看不厌;《蒙娜丽莎》的微笑更使成千上万的人为之倾倒。人们追求的美不仅包括外表美，风度美，运动所体现的生命美，还包括影视、歌风所反映生活的情感美，青少年对明星追求的实质是对美的追求。美的追求往往能给人以动力。赛场上，当菲利普战胜了“常胜将军”、400米跨栏选手摩西后，竟泣不成声。他说：“多少年来，摩西十几年风靡世界的辉煌成绩一直是感召我前进的动力。”可见，当代中学生如果能正确认识偶像，并把他化为前进的动力，将会产生积极的作用。

所以，我认为，中学生对明星的崇拜并没有错，重要的是学校、社会要积极引导他们树立正确的审美观，不断提高追求的层次，多一些高雅，少一些庸俗。

4.浅析校园追星现象 篇四

追星一族在电视上、生活中随处可见。他们大多数是都是中学生，以年龄在11、12～16、17岁之间的最多。所谓的追星族，也就是崇拜一些球星、影星、歌星等，那么追星到底好不好呢？追星的原因究竟是什么呢？下面我和大家谈一谈这个问题。

追星是学校的一个普遍现象。下面引用一个小学生对追星的看法。“喜欢某一个明星，是每一个人的权利，别人不能干涉，也干涉不了。但是，追星要有尺度，不能疯狂的追星。现在的个别小学生，把父母给他（她）的全部零花钱全买了歌星的CD或是明星的照片，在上课时也不认真听讲，满脑子都是那些明星的事；要么就是花几百快钱去看明星的表演，一般的家长都是在前一两次都给孩子钱，让他（她）们去看表演，认为这可以提高孩子们的艺术素质，可是到了后来，孩子们的要价越来越高，家长也就不给了。那他（她）们怎么办呢？有的去骗家长的钱，有的去骗同学的钱，比较恶劣的呢，就去偷钱，把偷（骗）来的又都花在了明星的身上，没了钱，就又去偷（骗），这样反复几次，也许会被家长和老师发现也许会被派出所发现，这样一个孩子的美好未来就被断送了。以上几个方面，都是疯狂追星族表现，同学们可千万不要这样哦！‘追星’这个词，在部分家长眼里好像是一个贬义词，一点也没有好的意思。可是我不这么看，我认为只要不影响学习、不给家里的经济造成困难，在闲暇之余有些爱好和情趣是未尝不可的。但是同学们可千万不要过分哦！”

对于一个小学生来说能对追星有这样的认识是非常难得的，但这仅是一种个人的看法。下面我从心理学的角度对这种现象作一下简要的分析。

追星现象的产生主要是在少年期，这与少年期的心理发展是相符合的。少年期是生理发育的高峰期，这个时期的身体和生理机能都发生急剧的变化，也叫第二加速期（第一加速期是0-1岁）。这一时期不但身高、体重、肩宽、胸围迅速增加，性功能也迅速成熟，孩子们产生了成人感。他们急切的想在社会中寻找自己现在和将来的位置。首先第一步就是模仿。模仿是个体成长的必要手段。它是个体学习的基础；是个体适应社会的前提，没有模仿个体很难适应他所面临的各种情景；模仿还能在增进群体凝聚力方面起关键的作用。中学阶段是少年向青年过渡的时期，学生带着美好的理想随时在现实生活中寻找模仿的榜样，所以这个时期又可称为寻求榜样的年华，俗称“追星年华”。他们借助榜样自我激励，模仿榜样的各种行为、气质。但是他们对自己的快速成熟缺乏心理上的准备，产生了心理上的成人感和半成熟现状之间的矛盾。他们对自己的这种状态缺乏认识，从而只单纯模仿榜样的外形，比如说发型、衣着等。对自己崇拜的偶像疯狂的迷恋、追逐。依据这一年龄特征，在家庭教育和心理辅导中也要使用榜样的力量，使他们从对外部特征的模仿升华到对内部实质内容的模仿，促进他们的自我发展。

5.我看追星现象议论文 篇五

盲目地追星最终会有意想不到的糟糕结果。28岁的兰州女子杨丽娟苦追偶像刘德华，致使倾家荡产，父亲为圆女儿心愿竟卖房筹款。然而，这位终于见到了偶像刘德华并合影的女粉丝仍不满意，其父也因为刘德华没有安排足够多的时间与女儿私下会面而跳河身亡。杨父在遗书中写道：我们孩子为能见你一面作出了惊天动地的牺牲，已经付出了13年的青春代价，几乎把命都搭上了。父母为孩子实现见你这么个小小的愿望也已经债台高筑。。在遗书中，杨父讲述了13年来女儿为见刘德华所作出的努力和付出的代价，他想以死来倾诉女儿13年来的苦心，并希望香港政府能够帮他照顾杨丽娟和她的母亲。杨丽娟的后果告诉我们，盲目追星到最后只会付出惨痛的代价。

我们不要在崇拜中迷失自我，即使追星也可以从中学到对自己有益的东西。美国总统的克林顿，也是少年时受到政治明星肯迪尼的感召，而立志像肯尼迪那样去当美国总统的。克林顿出身贫寒，是从美国偏远小州阿肯色州走向白宫的。小时候的克林顿原想将来当一名医生、记者或做一个音乐家。然而1963年的夏天，一次机会，让他目睹了当时国际政坛明星美国总统肯尼迪的风采，并为之倾倒。当总统肯尼迪握住这位阿肯色州小男孩双手的时候，他并不知自己的明星风采影响了克林顿的一生，美国总统成了克林顿人生的目标。那年克林顿才17岁。他从华盛顿一回到故乡阿肯色州，见到他母亲第一件事就是打一包，拿出他和总统握手的照片让母亲看。他母亲说：我看懂了他的表情，他的心思，我知道他日后要干什么。于是，克林顿拒绝了路易斯安那州提供的音乐学院奖学金(尽管他有出色的音乐才能)。他千里迢迢来到华盛大顿特区乔治城大学。后，他终于走入了白宫，成为他少年时代就梦寐以求的那颗星美利坚合众国总统。克林顿的事例告诉我们不要盲目地追星，要把自己的明星当作自己的榜样、目标，向着这个目标努力前进!

盲目追星既不是信仰，也不是目标，而是一种虚无缥缈的东西，最容易使人迷失自我。我们不要在崇拜中迷失自我，要为自己树立一个明确的目标，把它当作自己的.明星去追逐，去奋斗达到。

6.现象学运动中的新科学哲学论文 篇六

摘要：在科学史和科学哲学的发展中，技术不仅被科学史所忽视，而且占主导的科学哲学以数学－逻辑的模式来解释科学，也忽视了科学中技术的作用。在现象学运动的背景下，逐渐产生了以实践－知觉模式来解释科学的新科学哲学。尽管不同的新科学哲学家对科学的解释还存在差异，但他们有一点是共同的，即重视技术在科学中的重要作用。

关键字：技术；范式；现象学；生活世界；知觉

1. 技术是科学的应用？

自从人类脱离动物状态就进入一个技术社会，但是长期以来，技术并没有进入人类的思想视野。法国年鉴历史学派的费布弗尔曾说过，“技术：未编进历史的众多词汇之一。”［1］法国哲学家斯蒂格勒认为，“哲学自古至今把技术遗弃在思维对象之外。技术即是无思。”［2］造成这种状况原因有很多，例如认为技术是一种无法用理论来阐述的默会知识（tacit knowledge）、技术容易遗失等等，但造成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是由于占主导的观点认为，技术仅仅是科学的应用。随着历史和哲学研究的深入发展，这种观点越来越受到了质疑。

首先对“技术是科学的应用”这一观点提出质疑的是一些历史学家，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是美国的芒福德和法国的年鉴历史学派。芒福德在《技术与文明》、《机器的神话》等著作中，通过技术史的考察，认为古希腊不仅是西方科学的发源地，而且还是古代世界的技术发明中心。古希腊由于具有技术发明的民主环境，从而使得古希腊人首先成功地将机械动力用于生产劳动，这突出地表现在对水磨和各种建筑机械设施的发明和应用上。对此，芒福德认为，“后来的复杂机器的大部分成分或者是希腊人在公元前七世纪到一世纪期间发明的，或者是借助于希腊人首先发明的机器和机械部件来制造的。”［3］在对工业革命的认识上，芒福德也不像一般的科学史那样强调蒸气机的主导作用，而是认为在十六世纪之前所发明的水磨、风磨、印刷机、玻璃、钟表等技术，已经为工业革命时期的巨大进步做好了准备。芒福德的这一观点越来越得到了认同。法国年鉴历史学派的布罗代尔认为，工业革命不是技术进步的结果，而匈牙利历史学家拉兹洛马凯对此补充说，“工业革命也同样不是科学进步的结果，而是在中世纪技术革命影响下自发出现的。”[4]美国历史学家林恩怀特（Lynn White, Jr.）认为，古典科学和现代科学之间的联系在于中世纪的技术革命，这一点在历史上和概念上都先于现代科学的兴起，并为现代科学的兴起打下了基础。在工业革命之前，蒸气机、水力、机械工具、钟表制造、冶金等技术上的重大进步很少或者几乎是在没有具体的科学理论的指导下发展起来的。[5]对于这种现象，美国科学哲学家雷切尔劳丹（Rachel Laudan）曾说，“技术是在没有科学理论的帮助下发展的，这一立场可以总结为一句口号：‘科学受益于蒸气机的，要比蒸气机受益于科学的要多’。”[6]

但是，这些历史学家主要关注的技术的社会影响，而不是关注技术本身。真正从哲学上扭转“技术是科学的应用”这一常识观点的是海德格尔。海德格尔在《存在与时间》中通过对工具的现象学分析认为到，人在使用像锤子这样的工具时，是在一个由工具、意向性和人类相互牵连的具体情境中来发生的，对这种日常活动做出科学上的理论描述是不可能的。海德格尔早在库恩之前就认识到，技术的本质是一种看的方式，而不是单纯的工具的聚集。通过技术，世界以一种特殊的方式被揭示出来，而科学就是与这种揭示方式相一致的对待自然的理论知识。他由此在《技术的追问》中得出了“技术在存在论上先于科学”的结论。

自从科学哲学兴起之后，由于长期以来是由逻辑实证主义占主导，单纯以数学－逻辑的模式来解释科学，因此也就从科学哲学中排除了对技术的关注。美国哲学家伊德（Don Ihde）在《技术与实践》中认为，哲学对技术的忽视部分原因来自哲学本身。从柏拉图开始，哲学家就将哲学视为是一种关于概念的体系，而不是一种关于物质的体系。这种观点明确区分了实践和理论，而“理论－实践的区分也与心灵－身体这种更深层次的区分有关。理论作为一些关系体系中的一系列概念，通常认为是心灵的产物，而实践总是与一种身体的产物有关的”［7］，而在西方哲学传统中占主导的柏拉图－笛卡儿主义一直认为心是优于身。在当代实践哲学和现象学发展的背景下，这种观点越来越受到了挑战。随着科学哲学中以库恩为代表的历史学派的兴起，科学中的技术问题逐渐受到了关注。

2. 技术与科学革命

库恩不满足于逻辑实证主义从科学本身来分析科学，他着眼于科学的历史和发展现状，在对科学的解释中引入了科学以外的因素，抨击了逻辑实证主义解释科学的模式，认为对于科学的发展来说，更基本的是“范式”而不是科学的规则和归纳－演绎方法。库恩的科学哲学除了提出范式这一主导概念外，他思想的另一个特征就是已经认识到技术在科学发展所起到的重要的作用。他在《科学革命的结构》中写道：“科学家由一个新范式指引，去采用新工具，注意新领域。甚至更为重要的是，在革命过程中科学家用熟悉的工具去注意以前注意过的地方时，他们会看到新的不同的东西。”［8］库恩在这方面经常提到的例子就是莱顿瓶和望远镜。

在18世纪40年代初期，许多电学研究者分别独立地设计出了能储存电荷的莱顿瓶。在莱顿瓶发明之前，人们虽然认识到有两种电荷的存在，但是由于不能保存电荷，就使得电学研究很难深入下去。莱顿瓶的发明为电学研究带来了新开端。富兰克林用莱顿瓶储存到了天空中的雷电，证明了天电和地电是相同的电现象，并提出了正电和负电的概念。对于富兰克林的电学研究，库恩评价道：“富兰克林几乎是从他开始电学研究起，就特别关心解释这种新奇而又特别具有启发意义的专门仪器。他成功地做到了这一点，这为他的理论成为一种范式提供了最有效的论证。”［9］库恩认为，18世纪早期的电学家所看到的电学现象之所以要比17世纪的观察者所看到的更精致、更丰富多彩，是由于新的电学家“设计出研究需要的更专门的仪器，并且比以往电学家更顽强更系统地运用这些仪器。”［10］

库恩提到的另一个关于技术的例子就是赫舍尔兄妹用望远镜发现了天王星。18世纪德国天文观测家赫舍尔兄妹由于对天文学感兴趣，就自己动手造出了一台当时最好的望远镜。他们起初只是想用望远镜来发现恒星的周年视差，但却无意中发现，以前被人们认为是一颗恒星的星体呈现为圆盘状，而恒星不可能呈现这种形状。赫舍尔最初认为这是一颗彗星，但是后来却发现它的运动不合乎彗星运行的轨道。几经周折，人们才最后确认这是太阳系的又一颗行星，这就是现在所知道的天王星。随后，赫舍尔用望远镜继续观测并记录了双星，并用双星之间的绕动再次证实了万有引力定律在宇宙空间中也是成立的。赫舍尔之所以能有这些成就，是因为“赫舍尔的天文观测主要得意于他自制的望远镜。他一辈子都没有停止过改进和制造新的望远镜。”[11]（值得注意的是，这里提到的两种技术都与玻璃有关。）

正是因为库恩认识到了技术在科学发现中作用，他才认为“不管是否意识到，只要科学家决定使用某种特定的仪器，并用一种特殊的方式使用它，那就等于做了这样一个假定，即：只有某些类型的情况会发生。除了理论上的预期，还有仪器的预期，而且这些预期在科学发展中往往起着决定性的作用。”[12]他甚至还曾说，“技术经常在新科学的`突现中起着重要的作用。”[13]

库恩认为，随着范式转换而发生的是科学知觉的转换。17世纪的电学家只是看到静电的相互吸引，但是后来的大型仪器却发现了静电的排斥现象，从而使得排斥成了静电的基本表现形式，反倒是吸引需要解释了；赫舍尔的发现不仅使对同一星体的知觉发生了转换，而且他所造成的范式改变影响到了其后对小行星的发现。这种科学知觉的转换不仅发生在电学和天文学中，甚至在化学、力学等其他学科中都存在。正是这种知觉的转换，才使得“接受一个新范式的科学家会以与以前不一样的方式来看这个世界。”[14]

库恩的理论提出后，引起了很大争议。批评者指责库恩将科学还原为了科学社会学，他用科学家的心理等因素来解释科学是一种非理性主义的表现。但是伊德却是从现象学的角度来理解库恩的思想。伊德认为，库恩的科学哲学理论暗示了“一种解释科学的不同模式，这种模式至少是包括知觉的，就库恩具有历史感来说，标准的论述通常忽视了实践的特征。”[15]这种对科学的解释就从逻辑实证主义对科学的逻辑－数学的模式转变到了实践－知觉的模式。库恩将范式视为一种“看”的方式，而同样的物体在看的范式发生了转换之后，就会用不同的方式来解释。同样是一个摆动的石头，亚里士多德看到的是一个做受限制的落体运动的物体，而伽利略看到的却是一个重复同样运动的单摆。因此，库恩认为单摆“是由范式引起的格式塔转换之类的事件创造出来的。”[16]这种范式转换不仅改变了看待世界的方式，而且也指向了科学研究领域自身，“范式间的差异不仅仅是关于实质的，因为范式既是科学家观察自然的向导，也是他们从事研究的依据”[17]，这就最终使得“范式改变的确使科学家对他们研究所及的世界的看法变了。”[18]

伊德认为，库恩因为已经意识到了知觉在科学中的重要作用，所以他对科学的解释在占主导的科学解释模式中显得成了异端。但是同时伊德也指出库恩对知觉的理解太狭隘。库恩是以分析哲学为背景，从经验主义的立场将知觉视为一种看的方式，还不具有对知觉进行进一步阐述的理论。另一方面，当科学家借助于技术工具来知觉世界时，他们所知觉到的世界不同于不借助工具所知觉到的世界，这就意味着不同的工具可以给出不同的知觉，这种知觉更不是传统意义上的经验主义所能解释的。伊德认为，早在库恩之前的现象学传统中，已经具有了关于知觉的更丰富的理论，同时也发展出了一种对科学的实践－知觉模式的解释。

3. 现象学与科学危机

科学哲学是从早期的逻辑实证主义发端的。在与科学的关系中，逻辑实证主义采取了与科学“和解”的态度，认为科学寻求的是经验的真理，哲学的任务仅仅是处理科学命题的纯粹逻辑形式。与此相反，以胡塞尔为代表的现象学传统却对科学采取了批判的态度。在哲学与科学的关系中，现象学没有将寻求新知识的任务完全转让给科学，而是试图从实践－知觉的角度出发，重新形成科学的哲学基础。[19]

胡塞尔在《欧洲科学的危机和超越论的现象学》中，通过分析欧洲科学的危机，提出了“生活世界”的概念，从而使胡塞尔成为新科学哲学的先驱。胡塞尔指出科学的危机和对科学进行严肃的批判，并不是否定科学“最初的在方法论成就的正当性方面无可指摘的科学性的意义”[20]，他所说的“科学危机”是指“科学的真正科学性，即它为自己提出任务以及为实现这些任务而制定方法论的整个方式，成为不可能的了。”[21]科学因为受到实证主义的限制，陷入了肤浅的自然主义和客观主义，因此所谓的“科学危机”就是说科学脱离了“生活世界”，失去了科学“对于人的生存过去意味着以及现在可能意味着的东西。”[22]

胡塞尔的“生活世界”概念有多重含义，但他反复强调的一点就是，“生活世界对于我们这些清醒地生活于其中的人来说，总是已经在那里了，对于我们来说是预先就存在的，是一切实践的基础。”[23]因此，生活世界主要是一个实践和知觉的世界，而科学世界是以生活世界为基础的，是生活世界的一种特殊的形式。在《关于几何学的起源》一部分中，胡塞尔具体地分析了科学世界是如何从生活世界中抽象出来的。

牛顿在《自然科学的数学原理》的序言中曾指出，古人是从两方面来探讨力学的，一方面是理性的，用论证来精确地进行，另一方面是实用的，而“古人认为在研究自然事物时力学最为重要，而今人则舍弃其实体形状和隐蔽性质而力图以数学定律说明自然现象……凡是完全精确的就称为几何学的，凡是不那么精确的就称为力学的。”［24］牛顿是从历史学的角度追溯了几何学的起源，而胡塞尔关心却是“几何学的理念性是如何从其最初的个人心中的起源而达到它的理念上的客观性的。”［25］胡塞尔认为，“几何学以及与它紧密联系的诸科学，不能不与空间时间性，以及其中的可能形态、图形，还有运动状态，形状变化等等打交道，特别是将这些东西当作可测度的量与之打交道。”［26］而这种打交道的基本方式就是像土地测量技术等这些基本的实践活动。但是随着实践兴趣向纯理论兴趣的转移，经验的测量技术却被理念化了，转变成了纯粹几何学的思维方法。最终出现的结果就是伽利略将自然的数学化，“用理念化了的自然暗中代替前科学的直观的自然”［27］，而事物的其他属性也被间接地数学化了，这表现在我们对事物本身所知觉到的声音和热成了物理学上的声波和热波振动，数学化的性质成了事物的更“真实”的组成部分，这就使得伽利略在将自然数学化的过程中忽视了作为理念化基础的生活世界，科学世界成了理所当然的、不言而喻的世界。

梅洛－庞蒂在《知觉现象学》中也对生活世界和科学世界进行了区分，认为现象学就是做出这种区分并唤醒我们对生活世界的意识的哲学。他像胡塞尔一样对科学脱离生活世界进行了严厉批判，认为科学的观点始终是幼稚和伪善的，因为科学的观念没有提到它所暗指的意识的观点，“意识的观点认为，世界首先在我周围展现和开始为我存在。重返事物本身，就是重返认识始终在谈论的在认识之前的这个世界，关于世界的一切科学规定都是抽象的、符号的、相互依存的。”［28］为了重新获得对生活世界的意识，必须采用现象学的“悬置”和“还原”的方法，“因为我们是贯穿的与世界的关系，所以我们构想世界的唯一方式是悬置这种活动，拒绝向世界提供我们的同谋关系（胡塞尔经常说，以不参与的方式注视世界），以及不使这种活动发挥作用，这不是因为我们放弃常识的确实性和自然的态度——相反，它们是哲学的永恒主题——而是因为作为一切思维先决条件，它们是‘不言而喻的’，却没有被人注意到，因为为了唤起它们，为了使它们显现，我们必须暂时离开它们。”［29］梅洛－庞蒂与胡塞尔的不同之处是认为，这种悬置和还原之后的“剩余”不是胡塞尔所说的“先验自我”，而是“知觉”。梅洛－庞蒂以知觉来解释人与世界的关系，认为“被知觉的世界是所有理性、所以价值及所有总是预先设定的前提。”［30］知觉是人通过身体在具体的情境中对世界的整体体验和感知，它先于对被感知物体的纯概念的规律性的把握。在这种意义上，知觉就是通向真理的入口，而“我所知道的，也是通过科学所知道的关于世界的一切，是根据我对世界的看法或体验才被我了解的，如果没有体验，科学符号就无任何意义。整个科学世界是在主观世界之上构成的，如果我们想严格地思考科学本身，准确地评价科学的含义和意义，那么我们应该首先唤起对世界的这种体验，而科学则是这种体验的间接表达。”［31］

梅洛－庞蒂认为，人的存在是一种知觉的存在，而知觉是围绕着身体生存展开的，身体已经暗含了所有知觉和知觉发生的条件，因此，“如果不通过身体的体验，我就不可能理解物体的统一性。”［32］知觉的特点是模棱两可和变动的，它可以在情境中从时空上展开，并且更重要的是，由于运动性是身体的最基本的活动，运动中的身体就成了知觉的导向。在知觉的这些特点的基础上，“当我的知觉尽可能地向我提供一个千变万化且十分清晰地景象时，当我的运动意向在展开时从世界得到所期待的反映时，我的身体就能把握世界。”［33］

伊德认为，梅洛－庞蒂的重要贡献是认识到了人可以借助于工具来扩展知觉。在《知觉现象学》中，梅洛－庞蒂曾谈到盲人的手杖和妇女的羽饰，他们将这些物品视为自己身体的一部分，在习惯中使身体理解了运动，而这种习惯“表达了我们扩大我们在世界上存在，或者当我们占有新工具时改变生存的能力。”［34］伊德认为梅洛－庞蒂的这种分析不仅对技术哲学有重要的含义，而且对科学哲学来说也同样如此，因为“羽饰、汽车和手杖就像大部分科学工具一样，属于一种存在意义上的使用，这种使用被大部分标准分析简单地忽视了，但是对于新科学哲学所需要的洞察力的扩展来说却是必须的。”［35］

伊德在此基础上将知觉分为两种，一种是“微观知觉”（Microperception），另一种是“宏观知觉”（Macroperception）。微观知觉就是胡塞尔和梅洛－庞蒂所说的纯粹身体的知觉，而宏观知觉则是身体借助于物品和科学借助于工具所实现的知觉。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库恩所说的借助范式来“看的方式”和伽利略的数学化自然都是一种宏观的知觉，但是他们却忽视了微观知觉；胡塞尔和梅洛－庞蒂强调的是都是微观知觉，但是却没有看到微观知觉与宏观知觉的联系；而海德格尔注重的是人的实践活动，将知觉作为一种知识的能力，从而忽视了知觉在实践中的作用。由于我们对世界的知觉不可能不借助于工具来实现，因此宏观知觉和微观知觉是相互作用、密不可分的，它们在大部分情境中都是同时发生的。梅洛－庞蒂谈到的盲人的手杖和妇女的羽饰时实际上已经将这一点阐明了，而胡塞尔也暗中意识到了这一点。胡塞尔在分析几何学的起源时曾经说过，“以一些基本形态作为基本规定手段，由此出发对一些理念形态，最后是对全部理念进行操作规定的几何学方法，可以追溯到在前科学的直观的周围世界中已经使用的测定的和一般测量的规定的方法。”［36］这种前科学世界中的测量方法典型的就是土地测量的技术，因此，即使是在胡塞尔所看重的生活世界中，对世界的知觉也不可能完全脱离技术，而工具在几何学的发展中也发挥了物质条件的作用。

宏观知觉由于是借助于工具来实现的，因此当工具变化时，宏观知觉就发生了转换，这就是库恩所说的科学的“范式转换”；同时宏观知觉又是模棱两可的，可以做出多种解释，因此也就导致了后来科学实在论和反实在论的论争。但是由此可以看出，科学是借助于技术而实现的宏观知觉。伊德通过对宏观知觉和微观知觉的区分与相互作用，从而以技术为基础，将科学世界与生活世界重新联系了起来。

4. 工具实在论

伊德认为，在当代西方科学哲学的发展中，有越来越多的科学哲学家开始以实践－知觉的模式来解释科学。他们更注重科学的实践与观察，重视技术在科学中重要作用。在现象学运动中比较有代表性的就是帕特里克A希伦（Patrick A. Heelan）。

希伦曾经获得物理学和哲学博士学位。他在《空间知觉和科学哲学》中，从现象学出发，发展了对科学进行实践－知觉解释的模式。希伦在对量子力学的研究中体会到，“客观经验知识总是情境的函数，而这种情境本身同时是具体的——或者说是（身体）体现的（embodied）——和意向性的，或者说是由主体的一种特殊的、在先具有的、在文化上共有的兴趣所引导的。”［37］但是当代科学思想却是被客观主义、唯科学主义（scientism）和技术主义（technicism）所占据。所谓的客观主义就是认为客观对象是独立存在的，科学所获得的客观知识代表了现实，与认识主体没有关系；唯科学主义认为实证科学的方法论在原则上可以解决所有问题；而技术主义则认为科学不过是一种成功地控制自然和剥削自然的工具。由胡塞尔和梅洛－庞蒂对现代科学的批判出发，希伦认为，“现代科学是非历史的，因为它只是偶尔地分有作为在世界中存在的（Being-in-the-World）人类研究者的内在的历史维度；现代科学是非诠释学的，因为它建立在视心灵为‘自然的镜子’而不是做出诠释的感知者的知识理论基础上；现代科学是非存在论的，因为它没有存在的视域，而是简单地用抽象模式来服务于人的技术控制的兴趣。这种批判也暗含着对科学的非辩证法的批判，因为科学中的进步不是来自于人类主体中对立的意向性的冲突，而是完全来自于客观事实、费力地排除错误、普遍和永恒的逻辑的运用的逐渐增长。”［38］希伦认为现象学恰恰提供对当代科学进行批判的哲学基础，因为“现象学是一种意在通过研究者的活动的意向性形式——也就是说作为人的认知和思考活动的基础的意向性的结构——来沟通物质与非物质、心灵与身体、自由与决定论之间的两元对立的哲学方法。”［39］在希伦看来，所谓的“意向性”（intentionality）就是指“人的经验中客观结构的在场（或不在场）的可能性的主观条件”［40］，它表达了主体在世界中的兴趣。他认为这种意向性没有天生的，它既与身体有关，也与世界有关；它既是一种学习过程的产物，也是多样的，因此是需要做出诠释的。

从这种观点出发，希伦认为“科学的本质在于详细说明现实的新的视域，这种新的视域是知觉通过可读的技术而把握的。”［41］实验科学中的观察总是处于情境中和需要诠释的，科学家就像阅读文本一样来“阅读”设备和数据，科学的知觉是从产生数据的研究情境中获得意义的，而在科学研究过程中，科学家的知觉已经被实验设备转化了。借助于科学中的技术，像原子这样的在以前不能知觉的科学实体，也可以通过“可读的技术”来知觉到。希伦是以特殊的诠释方式来解释知觉的，认为科学工具作为一种“可读的技术”，它既是知觉的手段，又是测量的手段。这种测量知觉是一种以技术为中介的特殊的知觉，它像直接的知觉一样发挥作用，使得观察对象的呈现对观察者保持实在性，而所有的观察必须解释为具有身体的观察者所做出的。如此一来，科学观察并不是负载理论的，理论与观察之间是密不可分的，区分观察和理论是没有意义的。希伦将科学视为整个文化生活的一部分，认为生活世界和科学世界通过技术的身体体现融合了，从而排除了不借助于技术的知觉，建立了一种希伦所说的“视域实在论”（horizonal realism）。

伊德认为，科学哲学在当代的发展中，不仅有像希伦一样的以现象学为背景的科学哲学家看重技术在科学中的作用，而且在以分析哲学为背景的科学哲学界中，也有更多的科学哲学家开始关注技术在科学中的作用，例如哈肯（Ian Hacking）和阿克曼（Robert John Ackermann）。

传统科学哲学强调的是理论和命题，而哈肯在《表象和干预：自然科学哲学中的引导主题》中却涉及到了实验。他认为，“科学哲学总是在讨论理论和现实的表象，但是几乎没有谈到实验、技术或用知识来改变世界。这很奇怪，因为实验方法就是科学方法的另一种名称。”［42］哈肯通过恢复实验在科学发现中的主导功能，从而涉及到了实践、技术和知觉。他反对科学是从理论开始的观点，认为“实验科学的生命比通常所允许的更加独立于理论。”［43］在科学发展的不同阶段，理论与实验具有不同的关系。实验观察不是简单地负载理论，因为观察不是一个语言问题，而是一种技能的获得，因此单靠理论不能解决科学实在论的问题。哈肯以显微镜和望远镜的发展历史表明，科学观察从一开始就与工具的使用有关，通过工具把不可知觉到的对象转变为可知觉的对象。更重要的是，观察对象在被工具转化后，就进入了可以操纵的范围，因此，知觉主体就在科学理论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阿克曼在他的《数据、工具和理论：一种理解科学的辩证方法》一书中，也通过指出工具在实践和知觉中所发挥的作用而接近了现象学的立场。阿克曼认为，“科学观念的连续性必须与科学工具的连续性联系起来，没有数据中的这一基础，共有的范式和原型就不可能充分地获得充实。”［44］因此，单纯的经验主义和理性主义都不能解释科学革命，打破理论和观察连续性的是新的工具。他认为工具的使用否定了观察依赖于理论的观点，从而为科学的客观性建立了新的理性基础。工具的使用建立了新的数据，而科学是用来解释这些数据的。随着工具性能的提高，数据范围就随之发展，从而使科学获得了连续性。因此，如果没有工具对观察对象的呈现，科学就不可能发展。阿克曼否认了纯粹科学与应用科学的区分，认为这种区分忽视了科学中的技术要素，从而无法从动态上理解科学，他甚至还认为，“有可能根据为科学所用的工具来写出一部科学的历史。”［45］

伊德认为，虽然这些科学哲学家在对借助工具所知觉到的对象的解释上还存在异议，例如希伦认为只用工具构造的现象才是科学实在的，阿克曼认为由工具产生的数据就像文本一样，可以由科学做出多种解释，哈肯则认为有些观察不必借助于工具，但是他们在有一点上是共同的，即“对科学中的技术、科学的工具体现的更深入地关注。”［46］因此伊德称这些科学哲学家的思想为“工具实在论”（instrumental realism）：“我们的工具实在论者强调通过工具而实现的这种增强和放大。正是在这里，以前被认为是‘理论的’狭窄范围就处在了从工具上‘可观察的’位置上，在不同程度上，这种可观察性反过来又成了新的知觉范围。这就是工具实在论的‘实在论’的核心。”［47］通过将工具视为科学的体现和转化身体的知觉，这就扭转了传统现象学对技术与知觉关系的忽视，弥合了生活世界和科学世界的分裂，从而也就避免了对科学和技术的消极批判。

科学哲学和技术哲学在工具所发挥的作用这一观点上达成了共识，技术成了以前被认为是相互独立的科学哲学和技术哲学的界面，而科学哲学也从嵌入在技术中的、从技术上体现的科学中获得对科学的更具体和更深入的认知，而伊德认为这一点主要是从现象学运动中获得的。新科学哲学从现象学运动中的兴起恰恰印证了海德格尔的一句话：“现象学在各种不同的领域中——主要是以潜移默化的方式——决定着这个时代的精神。”［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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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从哲学的角度浅谈贪污腐败现象 篇七

腐败现象古来有之，久治不绝，根深蒂固。当今，经济迅猛发展，竞争日益激烈，随之便出现了贪污受贿,以权谋私,权钱交易,挥霍浪费,腐败堕落,任人唯亲等不良的社会风气，大有愈演愈烈之势。这对人民、对国家、对整个社会有相当严重的危害。就是这样一种人民恨之、国家治之、社会斥之的不良社会现象。

通过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的学习，我们知道，事物发展变化的根本原因在于事物的内部矛盾，也就是事物内部矛盾双方的对立统一。腐败，作为领导者行为的一种发展变化，它同样源于社会内部所存在的矛盾，也就是社会规则的有限性与个人欲望的无限性之间的矛盾。而其中的社会规则和个人欲望作为矛盾的双方，都是客观存在的。客观地说，腐败形成的原因就是社会规则的不完善和不健全，如现时市场取向改革的负面效应，各项制度的不健全，监督制约机制的不严密，民主法制的不完善等等。而从主观上讲，其原因即是个人欲望的无限膨胀。部分党员干部不注重世界观的改造，不注重党性培养，因而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发生扭曲，从而导致个人欲望的膨胀，最终导致腐败。

然而，当我们用辩证的眼光去看待腐败问题时，应该肯定的是腐败官员也曾对社会做出过贡献，也曾给人民群众带来了利益，但是其不值得大为赞赏，因为他们是“在其位谋其政”。他们早期的贡献应该归功于按照客观规律办事，作出了符合客观实际的正确决策。党员干部为人民做出贡献，人民的心里自然会有一本账，会牢牢记取的，不会被埋没。但是，如果其走向了腐败，定然要受到应有的惩处，其功过、是非是无法相抵的。回顾历史，刘青山、张子善等人的腐败案件的处理就是最好的证明。

同样唯物辨证法认为，引起和被引起的关系就是因果联系，任何事物都处于因果联系之中，因果联系具有普遍性、客观性、条件性。在腐败现象中，利益的驱动是腐败现象产生的原动力，各种政策、法律、法规所存在的空隙的大小是腐败现象产生和发展的客观条件。抵制腐败力量的强弱是制约腐败发展速度的关键因素。因此，这要求我们承认因果联系的普遍性和客观性，一方面要善于探究事物的因果联系，从而正确认识事物，进行科学研究；另一方面，要正确把握事物的因果联系，提高实践活动的自觉性和预见性。坚持从实际出发，认真总结经验，不断推进工作创新，推动反腐败工作从着力治标、侧重遏制，到标本兼治、综合治理、逐步加大治本力度，再到标本兼治、综合治理、惩防并举、注重预防的转变，努力把改革的推动力、教育的说服力、制度的约束力、监督的制衡力、惩治的威慑力有机结合，形成了反腐倡廉建设的合力，增强了反腐倡廉工作的科学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