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的地平线

人生的地平线（共12篇）

1.人生的地平线 篇一

遥远的地平线散文

回乡的路似乎很远，又似乎很近，遥远得就像在地平线之外，目力所不及，近得就像在我的心里，因为，故乡，从未在我的心里离去。大风刮起来的时候，我想起了尚未耕作的田野，仿佛觉得正有一阵旋风，从流年的岁月里，掀起一阵惊涛，旋转着旋进我的脑海，漂白了记忆的滩涂。许多往事，风一般飘来，一串串乳名，一个个熟悉且陌生的面孔，一段段令人啼笑皆非的故事，在脑海里慢慢展开。那些稚嫩的脸上，洋溢着不解世事的欢笑。

祖屋，我不曾住过，只是偶尔去二娘家，或者听母亲讲述祖屋老宅的过去。不是深宅大院，不存在几进，一连八间房子，东西两座厢房，一个完整规则的大院，却住着老少四十九口，当真不容易，作为一家之主，更是不容易。父亲很少讲家事，只有母亲，或者是二娘，才小小不然地讲几句，对于老宅租屋的了解，也是一瓶子不满，只知道爷爷他们哥六个，留下九男七女，十六个后代。从母亲的讲述里，多少了解当家的二爷，是一个很严厉很会过日子的当家人。冬闲的时候，家里基本上都是两顿饭，就是我年少上学的时候，也是如此。闲饥难忍，就炒爆米花打牙祭。这在那个时候，是不允许的，用二爷的话来讲：农闲在家，吃那么多干啥。都说冬天天短，一样也是二十四小时，两顿饭，孩子们肯定会饿，炒点爆米花，给孩子们充饥，也是人之常情。母亲她们有招，几个姐们各司其职，放哨的，烧火的，灶台上亲自动手，然后分到各屋，留给孩子们，大人也就免了。其实，二爷早就知道，吵吵几句，就是不能开这个先河。

祖屋我去的最多的房间，就是二娘家和四叔家，老叔家偶尔去。母亲和二娘是亲妯娌，又没有大姑小姑子，姐俩相处得非常融洽。要不是二大爷去世得早，我家早就成了铁力林业局的职工了。父亲回来奔丧，看着寡嫂和四个侄子，父亲毅然辞去工作，回家养活四个侄子和照顾寡嫂。我们两家七兄弟中，我是最小的一个，无论到谁家，都是另眼相看的，四个嫂子都拿我当亲小叔。没事的时候，就喜欢去二娘家，总觉得二娘是最亲近的亲人。二娘是小个，小脚老太太，地里的活，家里的活，都干不了什么，就连走路都不是很稳，真不知道当年二娘要忍受多么大的痛苦，才能完成人生的又一次蜕变。那个时候，人们以小脚为美，甚至不惜伤残自己的身体。真不知道当时的父母都是怎么想的，打造出一个又一个弱不禁风的三寸金莲。那时候少不更事，问起二娘伤心事的时候，心里头啥都没想。二娘却笑呵呵地说：“孩子，苦啊，像你妈多好，大脚板，啥都能干，这些年，我们这两家，也多亏了你爹和你妈。”二娘说的是真心话，也在心里羡慕母亲的大脚板。

母亲也不是没有遭过罪，被裹脚三天，疼痛得受不了，也是姥姥心疼女儿，母亲的脚就彻底解放了。也许，小脚是唯美，但是，不适合平民百姓，就是大户人家，对人的身体和心灵都是一种伤害。仔细地回想一下，女人这一辈子真的很不容易，在家可以是父母的心肝宝贝，到了婆家，就要改变自己很多，尤其是那个年代的女人，更要改变自己。说起来，现代的女性要幸福很多，在家里有几个说了不算的?改变自己，似乎不贴切，倒是男人为她而改变不少。二娘姓什么叫什么，我真的不知道，年少的时候不懂，长大之后，一方面很少回家，另一方面，也不好意思问。二娘一直和二儿子生活在一起，二哥在家族排行老三，在屯里，都叫他三哥。三哥大高个，国字脸，浓眉大眼，说话慢条斯理，有板有眼，年轻的时候，也是个美男子。三哥这一辈子不好酒，也看不起借酒撒泼的人。好象是三十几岁吧，记不清了，那一天，看见一个耍酒疯的人，回家后就对三嫂说：“炒几个菜，我今天要喝点酒，看看喝醉之后，都知道什么。”那一晚，三哥一个人喝了一斤多白酒，喝得自己走道都打晃，和三嫂闲聊几句后，倒头就睡，第二天早晨醒来，三哥只是稍稍有些头疼，三嫂笑“嘻嘻”地问三哥：“咋样了?不是不喝酒吗?”

“不是想感觉一下，喝醉酒的滋味吗?”

“什么都能试验吗?”

三哥也笑了，说：“喝醉酒不是啥好滋味，不过，耍酒疯可都是装的，即使喝醉酒了，神智也是清醒的，所谓的耍酒疯，无非就是借酒说事。”有时候想起这段，也是忍俊不住。母亲和二娘都曾经讲过，早年三哥曾在长春一汽上班，两方面的原因，使三哥没有改变自己农民的身份，一个是当时条件太艰苦，第二个就是乡思太苦。不过，说起这段往事的时候，三哥神色很坦然，很大程度上，有宿命的味道。三哥也上过学，文化程度也不浅，自己也肯钻研，对兽医这一行，也有自己独到的处理方式，对于牛马羊猪等家畜的疾病，也能蒙个八九不离十。后来，又自学了周易，对乾坤八卦，也算是初入门庭。有关周易方面的.书籍我也涉猎过，脑子天生愚钝，无法探求一二，只能丢下不管，现在，有关这一方面的知识，早已丢到爪哇国了。

九三年阴历六月初，三哥忽然来到了十八站，父亲正在病危阶段，已经卧病在床一个月了，问起三哥为什么来，三哥悄悄地说：“我算过了，三叔的大限，就在这几天，我来送送三叔。”说的和真的一样，我们都有些不信，这几天，父亲用过白蛋白之后，精神和体力都很好，怎么就可能到了大限?三哥拿起右手，指尖相互拿捏，肯定地说：“没错，就在这几天了。”三哥的到来，父亲很高兴，爷俩在一起聊了很久，至于都说了些什么，只有三哥和远在天国的父亲知道。第四天中午，我去医院刚拿回药品，端起饭碗刚要吃饭，就听见哭声，我的父亲，走完了人生的路途，驾鹤云游了。父亲的离去，我一直沉浸在悲痛之中，对于三哥的学问也无暇顾及，现在看起来，三哥真的是不简单。

窗外的风，一阵紧似一阵，消防车发出尖利的呼叫，搅得人心惶惶，国电也在这个时候拉下电闸断电。林区防火是大事，四级风就要停止一切生产生活用火，何况现在是六级风。走出陋室，走进料峭的春风里，站在街道上，极目远眺，目光想越过峰峦叠嶂，去探求我的乡思我的思念，想去探求故乡黑黝黝的土地，以及在那片热土上生活的亲人们。站在故乡辽阔的大平原上，极目远望，遥远的村庄，遥远的树木，在袅袅升腾的蒸汽里，幻化，升腾，似乎有了灵气，遥远的地平线，朦胧在不断升腾的蒸汽里。我想，也该备耕了。

2.人生的地平线 篇二

一、“香格里拉”和“乌托邦”的由来和理念

香格里拉又叫中甸县, 在藏语中意为“吉祥如意的地方”。其英语发音来源于康方言南路十语群体中甸的藏语方言。它的理念是民族与民族之间和睦友好, 没有种族、信仰、习俗的界阂;人和自然和谐存在, 友善相处;人来索取自然有度, 并以这样的行为准则建立起文化秩序。香格里拉用来形容世外桃源, 没有剥削、没有压迫的乐园。

乌托邦 (Utopia) 的“乌”是没有, “托”是寄托, “邦”是国家, 乌托邦即为空想的国家, 理想国。乌托邦的原词来自两个希腊语的词根, “ou”是没有, 好的意思, “topos”是地方, 合在一起是“乌有之乡”。它是人类思想意识中最美好的社会, 一个人人平等、没有压迫, 就像世外桃源的空想社会。香格里拉和乌托邦可以说是等同的, 在文中用香格里拉一词就可以代表乌托邦世界。这样的世界是人类为表达美好愿景而存在的, 在现实生活中, 根本不可能存在。

二、《消失的地平线》的故事梗概

故事发生在20世纪30年代, 一天主人公英国领事康韦、副领事马里森、在重庆传教的布琳克洛小姐和美国人巴纳德四个人乘坐飞机从南亚飞往巴基斯坦的白沙瓦。然而不幸的是, 途中飞机遭遇劫机, 他们四个被带到了中国藏区的喜马拉雅山地带的蓝月亮山谷。这个地方叫做香格里拉。这儿有座喇嘛寺, 受伤的飞行员在临死前告诉他们在那里能得到食宿。次日, 一位通英语的老人张把他们带到了坐落在高耸入云的雪山山腰的喇嘛寺。在这个偏僻的香格里拉, 人们自给自足, 生活美好。他们虽然种族、信仰、习俗不同, 但能够和平共处。人们信守适度原则, 适度开发金矿。这里的人们很长寿, 许多年岁已大的人但仍显年轻。在此生活了数天后, 主人公康韦、女传教士和美国人都想留在香格里拉, 不愿回去, 只有马里森想回英国, 最终康韦被说服随他一起离开了香格里拉。康韦再次出现时是在重庆教会的医院失去了记忆, 而马里森却不知所终。经过艰辛的心理历程, 恢复了记忆的康韦开始踏上了寻找神秘的香格里拉的征途。

三、香格里拉的特点

(一) 令人心醉的香格里拉环境

令主人公心驰神往的香格里拉有着一长长的山谷, 山谷两边连绵起伏着圆丘状的低矮山峰, 有生气的山色与那瓷青色的无边夜空相映衬着。山峰简直是一个个无瑕的冰雪金字塔, 那样闪亮动人, 那样安祥静谧。一座座令人炫目, 令人激情澎湃。蓝月亮山谷里纯净的空气令人心旷神怡, 阳光也如此温暖和煦。这简直是一个天外世界, 是原始的自然。怎能叫人不心醉?生活在这个遥远的香格里拉, 每一天亲近大自然, 感受大自然奇妙的巧夺天工, 生活是如此惬意舒适, 潇洒自在, 怡然自得。

(二) 具有西方色彩的喇嘛

香格里拉的喇嘛寺里的一座亭子摆放着一个古琴和一架豪华钢琴。中国传统的喇嘛们一般是诵经念佛的, 古琴还是情理之中, 这钢琴就有些天方夜谭了。可是在希尔顿的笔下, 这里的喇嘛们却崇尚西方音乐, 特别是莫扎特的作品。他们收集了所有的欧洲经典名曲, 其中部分喇嘛还是演奏各种乐器的高手, 确实是太神奇了。喇嘛们对西洋书籍也有浓厚的兴趣, 例如古希腊语的有柏拉图、英语的有奥玛学说;有尼采的哲学、牛顿的理论, 等等。喇嘛们说聂斯托里派基督教中世纪在整个亚洲广为传播, 纵然是在它衰落之后的很长时间也依旧延续着。真不敢相信, 喇嘛们变得如此博学多才, 可是在那个没有改革开放的年代, 中国喇嘛们怎么会懂得西方世界的经典。所以希尔顿以及西方社会群体并没有对中国传统彻底的了解, 以为遥远的东方国度对他们的文化知识熟知和了解, 并且产生了浓厚的收藏兴趣。小说中尽管描述了具有代表性的中国瓷器还有饮茶习惯, 从表面的角度来看似乎是在美化中国, 实际上用来反衬突出西方文化——他们偏爱西洋音乐, 高雅气派的图书馆收藏了不少英、德文书籍, 寺里还拥有现代化设施如中央供暖设备和西式抽水马桶。

希尔顿作为西方人在《消失的地平线》里将香格里拉的喇嘛们刻画成了具有西方色彩的智者。他认为西方的文化知识在世界上属于领先水平, 受到东方国家的认可和推崇。就连远在东方世外桃源的人们也都熟知了解外面西方世界的文化知识。同时也反映出当时西方社会群体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认识:认为中国仰慕、吸收并传播西方先进文化知识。也可以说这具有西方色彩的香格里拉, 易于使西方读者乐于接受, 感受到这个香格里拉虽远在中国, 但人文气息是那么的亲近。

(三) 香格里拉的神秘之处

让人们很纳闷的是这里岁数大的喇嘛们看上去都很年轻, 但是他们一旦离开了香格里拉就不会这样了。从这里可以看出, 应该是香格里拉独有的自然地理环境, 使得这里的人们能长生不老。但这自然环境又是怎样作用于人们的容颜的呢?难道那里和我们生存的环境有天差地别吗?现实生活中, 原生态的环境对人类的保养并不是很明显。这就是香格里拉的神秘之处。

小说最后写到主人公在恢复记忆之后踏上了寻找香格里拉的征程。希尔顿并设有告诉读者主人公是否找到了香格里拉, 再次回到乌托邦境地生活。香格里拉是虚幻缥缈的, 它的真实存在性在当时无从考究, 它到底是不是像小说中描述的那样好呢?所以它对人们来说十分神秘。在这部《消失的地平线》面世之后, 世界还掀起了一股寻找探险神秘香格里拉的热潮, 人们就好像是去寻找宝藏一样。

四、作品创作的时代背景

(一) 《消失的地平线》所在年代的社会背景

1929年至1933年是资本主义社会爆发的空前经济大危机时期, 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不久之后。一夜之间繁荣景象人间蒸发, 银行大量倒闭, 企业破产, 市场清冷萧条, 生产锐减;失业人数猛增, 农产品价格下滑, 很多人接近破产。《消失的地平线》出版的时候, 西方人大都心情沮丧万分, 而且二战的灾难又席卷欧洲, 战争的血腥和经济大危机造成的社会资源匮乏给人们的心灵造成了巨大的创伤。所以正是在这个时候, 希尔顿把目光投向遥远的中国, 在小说中创造了一个理想中的香格里拉。也正是在这个时候, 处于绝望的西方人像是看到了黎明一样。这部小说也因此大受欢迎, 大获成功。

(二) 《桃花源记》的创作背景

陶渊明作此约于永初二年 (421) , 也就是南朝刘裕弑君篡位的第二年。这个时候的陶渊明已经归隐田园十六载。东晋王朝腐败软弱, 对外一味投降, 安于江左一隅之地。统治王朝荒淫无度, 军阀战争连年不断, 赋税徭役沉重。在这个国家面临崩溃瓦解的动乱时期, 陶渊明的满腔热血和抱负无以实现。而且东晋王朝实行门阀制度, 像陶渊明这样家境早已败落的寒门之士, 无疑是壮志难酬。再说他性格耿直, 清明廉正, 不卑躬屈膝, 攀附权贵, 因而和污浊黑暗的现实社会产生了尖锐的矛盾, 显得格格不入。所以他借助创作来抒发心志, 塑造一个污浊黑暗社会相对立的美好境界, 以寄托自已的理想和美好情趣。

两者具有共同之处, 都是在黑暗而残酷的社会背景下进行创作的, 无论是希尔顿还是陶渊明都厌恶现实社会的污浊和战争带来的疾苦, 苦于自己无力改变社会现状, 所以只能在纸上一抒胸志来寻求世外桃源来拯救现实世界。也可以说这是一种避世态度, 也引起了世人的共鸣, 都纷纷去寻找这样一个乐园。

五、结语

不管是在东晋时期的陶渊明, 还是处于经济大危机时期的希尔顿, 给世人呈现的都是世外桃源, 同样神秘。中西方人们都一样不喜欢残酷的战争, 疾苦的生活;一样希望世界和平, 生活富裕, 过上幸福美好的生活。那也就是心中的香格里拉——乌托邦境地。

参考文献

[1]魏慧珊.一个意识形态化与乌托邦的混合体——试论希尔顿的《消失的地平线》[J].兰州交通大学学报, 2012 (5) .

[2]冯涛.二十世纪的神话——评《消失的地平线》[J].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学报, 2006 (08) .

3.清晰的地平线 篇三

展览设定了三个主题：“文化思想的反拨与艺术本体的回归”、“介入现实与观念革命”和“物、剧场、身体与雕塑边界的消逝”。三个主题力图勾勒中国当代雕塑艺术30年基本发展线索和轨迹，而在每个主题中针对性选择代表性艺术家的代表性作品。隋建国的“地”系列创作于1992－1994年，用钢筋捆箍自然的原石。20余块大石头，每块的重量都在100公斤左右，当它们被螺纹钢筋焊成的网所紧紧束缚的时候，石头与钢铁两种不同物质材料的搅结、束缚和挣脱，以此来喻示人生与社会、人工与自然，这两种最坚硬的力量之间所呈现出的最极端的对抗、冲突、禁锢，抑或是伤害。

傅中望作品《被介入的母体》是艺术家“榫卯结构”的深入和延续。艺术家立足于当下的文化经验向传统学习，从中国传统建筑的结构形式中提炼出具有现代构成雕塑的审美样式，实现了本土语言的当代转换。同时，以榫卯为母语的作品，不仅蕴涵着阴阳相生的中国哲理，而且，在全球化的语境中，也能为当代雕塑文化现代性的转换与嫁接建立一种新的方法论。

展览在强调梳理雕塑艺术史的同时，推荐、呈现了一批青年艺术家的实验性、前瞻性作品。高磊是一位善于运用生活中日常的现成品作为创作素材的艺术家。《旋转》借用了电动装置，将现实生活中人们熟悉的事物进行颠倒安排，使其摆脱人们日常经验的束缚，在观者面前呈现出一种“陌生化”的状态。这件作品持续探讨了权力对社会外部环境和个体内部思维的塑造与腐蚀，由此引发对于非人类中心主义的设想与建构等诸多新的话题。高峰的作品以日常生活中常用的旅行箱为原型，放大改装成一个载客观赏用的导览车，从而形成一件可以互动的雕塑作品。作品在探讨作品与观众，时间与空间的变化关系的同时，既有物质的层面，也有意识的层面，并试图以一种文化批判的态度来反思当代的日常社会生活。

4.消失的地平线读书笔记 篇四

故事主要讲诉了四个身份各异的西方人，由于各种原因，被一个东方人劫机，飞到了香格里拉。那里有净明如镜的天空、葱葱郁郁的山林、洁白优雅的雪山、宁静深邃的峡谷，和那安然和谐的淳朴民风。小说中的四人无一例外的被这远离尘嚣的“桃花源”所影响。他们疲惫的心理受到美景的洗礼，甚至不想再离开。也许，灵魂的净土，才是我们心灵的归宿。

如今的我们，生活在钢筋水泥的大都市里，看惯了人声鼎沸的热闹集市，看惯了红灯酒绿的都市霓虹，那纯净美丽的风景线早已被我们所遗忘。社会在飞速发展，经济水平在不断的提高，空气也越来越浑浊，我们也越来越像独立在自然之外的生命体。我们拥有比古人更多的物质条件，但是，我们在这繁忙的生活之中，安静的做个美梦，都会觉得是如此的奢侈。在这个和平表相下的社会之中，我们面对着诸多挑战，激烈的竞争，学习的压力。当看到为了争夺利益而发生的一些不好的事情时，不知道你们是否和我一样感到恐惧、失望和无奈。我不惧怕挑战，我只是不愿意在钢筋水泥之中迷失自己。

我的心灵像西藏虔诚的朝圣者一样天天在祈祷。我不希望香格里拉只是一梦想，不希望那美丽的地平线消失。正如作者所说，我们一直在追求，一直在失去，一直在伤感。大学就像香格里拉一样，给了我们一个宁静的学习环境，我们可以不被外界所困扰而专心学术，但当我们离开大学走向社会之后，还能否像现在这样从容不迫，还能否守住心里那片净土。

我并不是说我们要去逃离城市，毕竟对现代人来说，过上“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生活是不可能的事情。作者文中描写的香格里拉也许只是他的想象，它不在云南，也不在西藏。

它只是借代了一个风景如画，绝世脱俗，没有一切纷扰的地方而已。不管现实怎样，就在心里留下一片净土，去体味人生，去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这样的生活还缺少什么呢?

这部小说诠释了生命的意义，但全文没有一句空洞的大道理。当我面对那让人窒息的美景之时，心里只有震惊。

5.遥远的地平线说课稿 篇五

各位老师，大家好!

今天我说课的内容是湘版小学美术教材六年级下册第三课《遥远的地平线》。本次活动我将从教材、学情、教学目标、教学重点与难点、教法学法、教学流程、板书设计七个方面来阐述我说课的内容

一、说教材：

根据《美术新课程标准》所确立的阶段目标，《遥远的地平线》一课属于“造型?表现”领域，透视这一美术语言对于学生来说相对陌生，但是在实际生活中处处可见。学生通过对于本课的学习，能够学会从生活中寻找近大远小的透视现象，并且能够运用线条、形状等美术语言表达所思所想，同时也培养了学生对于美术的.热爱之情。

二、说学情：

六年级学生相对于中低年级学生而言，已经具备了一定的美术知识和美术技能，因此在对本课的教学中，让学生在欣赏中学习，在动手操作中提高，本课中涉及到“透视现象、地平线、消失点、消失线”等美术专业术语，学生对相关的知识了解不多，需要教师用图解的方式多加指导。

三、说教学目标：

我将从知识与技能，过程与方法，情感态度价值观这几个方面制定我的教学目标。知识与技能：学生通过观察和分析，发现和理解近大远小的透视现象。

过程与方法：欣赏生活中与绘画中的透视现象，学会用线条等方法表现近大远小的透视现象。情感态度价值观：通过本课的学习，学生能够感受透视效果给画面带来的美感，培养学生热爱生活的美好情操。

四、说重难点：

教学重点：通过对图片和作品的欣赏，了解近大远小的透视现象。

教学难点：学会用线条等方式表现近大远小的透视效果。

五、说教法和学法：

教法：针对这节课所学内容，我主要用课件展示法来进行讲授。

学法：我将引导学生使用讨论法，观察法，练习法等方法。

六、说教学过程：

1、视频导入：同学们欣赏图片，并分析四幅图片的共同特点：人和物从大到小渐渐远去，消失在画面中的一点，从而引出美术专用术语“透视现象”，并板书课题。

2、观察分析，了解变化

学生自学教材，找到“消失点、消失线”重要词语，让他们说说自己的理解。老师用课件展示图例，学生在观看图例的过程中感受到透视现象在绘画中的体现和作用。

3、感受透视现象

学生在教材10——11中任选一幅画，描出地平线、消失点、消失线，描一描让学生能较好地体会透视现象在一幅画中的正确运用。

小组讨论地平线下、地平线上是否可以随意增加任何物体，进一步认识地平线在绘画中是天和地之间的一条分界线。消失点就在这条水平线上。

4、学生创作：

画一幅风景画草图，找准它的地平线和消失点，用透视现象表现所见内容。目的在于锻

炼学生的实践能力。

七、说板书设计：

以美术术语为线索，板正上方书写课题《遥远的地平线》;左下方书写透视规律，板块右下方是地平线、消失点、消失线等名称。

6.消失的地平线读后感 篇六

可以说，到今天，这本书我已经读完有3天的时间，为什么迟迟没有总结一下，主要是脑子里一直回味着这样一本书，回味中，不得不说，这样的文字，正如那香格里拉一样让人着迷，让人思索，甚至让人有点不知所措，不知道去写一些什么。

书中介绍了什么?笼统地来说，书中的文字是一种回忆体，更为准确的说是第三者在第二者的书稿的基础上，而第二者在第一者回忆的基础上得到的这本书，细细算来，这本书文字的问世经过了信息传递的五重奏，即当事人经历--转述--第二者听---第二者记录---第三者看理解--第三者写出。书中讲述了4个人，在战乱撤离过程中又遭有目的的“劫机”，然后到达一个似乎时间停止的“香格里拉”(这里突然想到，最近自己读得两本书，还有些圆圆，都存在时间的永恒之地)，在这里康维和其他三个人在等待中，尤其是康维领略到香格里拉的奇妙，迷恋，然后逃离。在这期间，我们读到了一种将青春永驻的秘密，看到了这个地域的神奇。可以说，在众多的书中，是唯一一本对于男女关系叙述最少的书籍。当然，经过信息的五重奏以及书籍最后马林逊的连续不容也没有底气质疑的提问，让我开始怀疑，书籍中的香格里拉是否真实的存在，香格里拉里面高僧的年龄以及描绘出的洁净之地是否值得可信?

我的脑海里时常浮现出美丽的香格里拉，也许因为和自己有过到过洁净之地--泸沽湖和玉龙雪山的缘故吧!泸沽湖，湛蓝的天空，清晰的空气，如画般的景色，飘扬的经幡，旋转的转经筒.....都让人整个心被水洗了一般;玉龙雪山，飘荡着的浮云，白白的雪，飘着的雪花，高处的山峰，脚下的峭壁.......让人心中一颤，有一种不由自主地从脚到大脑的精神升华。于是，就在要写文章之前，翻起来书中香格里拉的描写，但却不是那么容易的翻找到，而脑海中却又那么一幅文字说不出的画面。再细细翻找，才发现，书籍中并没有大篇幅对于香格里拉的描述，这些画面都是康维看到的画面断断续续的感想汇聚的画面，能找到的一个还算段落只是：“可是这里，在香格里拉，一切都处在深深的平静之中。没有月色的天空星星也使劲地闪烁着光芒，而卡拉卡尔的顶峰亦透出一抹淡蓝色的光彩”。

这样的画面，我想对于我来说，既神秘又亲切吧。亲切是像极了冬日在老家，写完一篇文章，然后到院子里看到满天的繁星，衬托着冰冷的空气，望着远处的山峰的感觉;神秘，正像着何地“藏地密码”般给我留下未读完的神秘色彩，像《藏獒》带着无限的遐想。

关于书的后续，我更希望，确实有这么一个神圣的地方存在，那是洁净的灵魂的寄托地;我更相信，确实存在时间的永恒，因为无求无欲，所以时间暂时得以停止;我更相信，康维在香格里拉的召唤下，又回到了那里;我更相信，送康维到医院的那个女性，就是那满族小姑娘(因为离开香格里拉，迅速恢复了正常的年龄);我更相信，满族小姑娘暂时的离开，正像张所说的那样，为了保证香格里拉的秘密，为了带康维回到永恒的香格里拉。

消失了的地平线。为什么如此说，我想更是对于当今世界的警告，警告世人，如果不善待我们赖以生存的家园，那么最后的香格里拉也会变为汹涌澎湃的海水(正像在读的《寻找时间的人-永恒之地》中描述的世界一样)，而目前的地平线将最终消失。

7.人生的地平线 篇七

一、“人”与“天”的对抗———元代独特的防灾救灾体系

我国在历史上灾害频频, 据邓拓先生《中国救荒史》统计:自公元前1766年至公元1937年止, 计3703年间, 中国共发生大灾荒5258次, 平均每年1.436次, 被西欧学者称为“饥荒的国度” (2) 。依据《中国救荒史》一书中的统计, 在有元一代百余年的历史中, 各类自然灾害就发生了513次。计水灾92次;旱灾86次;雹灾69次;蝗灾61次;歉饥59次;地震56次;风灾42次;霜雪28次;疫灾20次。如果依据《元代的天灾状况及其影响》中考证《元史-本纪》与《元史—五行志》中记载的结果, 在蒙元时期, 从太宗窝阔台十年到顺帝至正二十八年的130年间, 发生的水、旱、蝗、雹、震、霜等诸灾, 共达到1512次。而在这一千余次的各种自然灾害中, 水灾有687次, 旱灾有256次, 蝗灾213次, 雹灾150次, 地震129次, 霜灾77次。

资料虽然并不完整, 记载也略显零落, 但的确反映了当时的自然状况。我们从以上数据可以看出, 在蒙元时期各种自然灾害发生的频率极高, 并且这些自然灾害的发生在特定时间段内非常频繁 (3) 。针对如此频发的自然灾害, 元代发展出了一定的赈恤制度以抵御自然灾害带来的恶劣影响。

为了预防灾害的再次发生及确保救灾、灾后重建有效进行, 元朝在沿袭前代的基础上, 逐步形成了一套特殊的上传下达的政府各级机构, 用以维持社会稳定, 保证社会生活生产正常, 以求在灾害发生时和发生后, 能及时采取一系列措施救灾减灾, 赈济灾民, 恢复生产。主要赈灾措施包括发放官库钱粮以赈济灾民, 减免赋税以利灾民恢复生产, 采取入粟补官、劝分等方式鼓励民间救荒。在平时, 元朝政府较注重开展置仓储粮的防灾活动。面对频发的自然灾害, 元代统治者在借鉴前朝救灾赈灾经验教训的基础上, 对其发扬光大, 加以一定创新, 建立一套较为完整的赈灾体系, 负责应对各类灾荒的发生与灾后的赈济工作。

二、元代官方用以赈灾的机构主要包括附有额外责任的各级官府与机构及专职性的赈济机构两大类

(一) 兼职附有赈灾责任的官府———特别以中书省、户部为例

由于元代灾害频发, 以及灾害多偏严重。元代对灾害的处理较为重视。元代各级官府, 包括中书省及其下所属户部、大司农司, 包括行中书省与其下属各个级别的行政机构, 甚至于御史台肃政廉访司等监察机构在内, 都负有赈灾之职能与责任。

中书省作为元朝最高国务机关, 赈灾无疑是它的职责之一。如至元十五年 (1278) , 江西大水, 出现饥荒。江西参知政事贾居贞在南昌, “欲赈, 众不可, 曰:‘必咨中书。’公曰:‘然则民鱼矣。责偿于我乎取。’计口赈, 活数万” (4) 。由此案例得见, 地方赈灾必须报经中书省批准。大德元年十月, 中书省上奏成宗皇帝:“随处水旱等灾损害田禾, 疫气所染, 人多死亡。”在他们建议下, 成宗皇帝诏令“被灾人户合纳税粮损及五分之上者, 全行镯免, 有灾例不该免, 以十分为率, 量减三分, 其余去处普免二分, 病死之家或至老幼单弱别无得力之人, 并免三年赋役。贫穷不能自存者, 官为养济。江南新科夏税, 今年尽行镯免, 己纳在官者, 准来岁夏税” (5) 。大德九年六月, 立皇太子诏书内亦云:“诸处百姓有贫乏不能自存者, 中书省其议赈济, 毋致失所。”中书省在赈灾中的地位和作用由此得见。

中书省左司科粮房属下还设有专门的贩济科, 具体负责贩灾事宜。大司农司掌劝课农桑、兴修水利、兴建学校, 同时兼理“饥荒之事”。

同样, 户部作为中书省六部之一, 常常根据地方政府的灾情报告及皇帝、中书省的命令签发救灾物资, 对地方减免租税。如至元十九年御史台咨, 承奉中书省札付户部:“各处每年申到蚕、麦、秋田等灾伤, 凭准各道按察司正官检视明白, 至日验分数依例除免……仰照验施行。”必延拈五年, 盖苗为济宁路单州判官, “岁饥, 白遣郡府, 未有以宁应, 会他邑亦以告, 郡府苗至户部以请, 户部难之”。盖苗将陈腐官粟五百石借给灾民, “及秋, 郡责偿甚急, 部使者将责知州, 苗日:‘官粟, 实苗所贯, 今民饥不能偿, 苗请代还。’使者乃已其责” (6) 。

作为直接接触百姓生活且面临各地区不同地域情况的地方政府, 行中书省、路、府、州、县等地方政府在赈灾方面负有更重要的责任。在灾害发生时, 他们要及时上报, 并及时采取赈灾措施。《故承务郎杞县尹阎侯墓碑》载至元十三年, 阎深为宁晋县尹, 宁晋早歉, “侯请于大府, 得米以贩饥民, 又推其余惠及邻邑” (7) 。至元二十三年, 陈思济升为少中大夫同知淮东道宣慰司事, “未几, 移节浙西。浙西大水, 民饥无宿储以济, 而浙东多粟”。思济请移浙东粟以救, “请于上, 移粟以济之, 民多全活” (8) 。其他类似案例还有《元典章》中记载的泰定元年, 王结官拜辽限行省参知政事, 辽东大水, 他请于朝, “得米若干万石, 以活之”。泰定年间, 关陕连年大旱, 父子相食, 死徙者十去其九。朝廷起用吕天谋为陕西等处行中书平章政事, “以抚其民”。至元三年, 王惟贤为大名路总管, 该年夏天, “河北大水, 水入郡城, 没官民舍且尽。公朝服致祷, 捐傣募能治水者, 立给赏, 分命有司缚木为舟以救民, 又发官察以食之” (9) 。除元廷内各个主管行政的机构外, 其他诸如御史台、行御史台及提刑按察司丁、肃政廉访司等监察机构, 在赈灾方面也负有重要责任。其官员往往直接勘查灾情、参与赈灾决策、检查地方官员赈灾情况、纠正赈灾中的弊端等。可以说, 在具体赈灾过程中, 监察机构的官吏发挥的作用是相当重要的。

(二) 全职赈灾的政府机构———特别以惠民药局为例

元代还曾设立过一些专门的赈灾机构用于预防灾害和灾后重建, 包括惠民药局、孤老院、养济院`广济提举司、五台寺济民局、宗仁卫等。下面就以具有赈灾性质的惠民药局为例, 从微观视野窥探元代专职赈灾机构的普遍性面貌。

惠民建立的目的是希望通过元代政府出资购买药物, 低价转售于人民用以减缓自然灾害带来的生理上的伤害。《国朝文类》卷四十中载:“圣朝自太宗皇帝九年丁酉始立惠民药局, 自燕京至南京凡一十路, 逮大德三年诏各路分置之, 官给钞本各有差, 月营子钱, 修备药物, 仍置良医主典救疗贫民, 碑无疾痛之患大哉。”《元史·食货志》对此亦有详细记载:“初, 太宗九年始于燕京等十路置局, 以奉御田阔阔、太医王璧、齐揖等为局官, 给银五百锭为规运之本。世祖中统二年, 又命王佑开局。四年复置局于上都, 每中统钞一百两, 收息钱一两五钱。至元二十五年, 以陷失官本, 悉罢革之。至成宗大德三年, 又准旧例, 于各路置焉, 凡局皆以各路正官提调, 所设良医, 上路二名, 下路府州各一名, 其所给钞本, 亦验民户多寡以为等差, 今并著于后:腹里, 三千七百八十锭。河南行省, 二百八十锭。湖广行省, 一千一百五十锭。辽阳行省, 二百四十锭。四川行省, 二百四十锭。陕西行省, 二百四十锭。江西行省, 三百锭。江浙行省, 二千六百一十五锭。云南行省, 一万一千五百索。甘肃行省, 一百锭。”据载, 蒙古汗国和元代确已设立的惠民药局有成都路惠民药局、大都惠民局、上都惠民局、安西路惠民局、西夏惠民局、襄阳惠民药局、四川行省惠民药局、陕西行省惠民药局等。可见惠民药局在全国已经有一定影响, 惠民药局作为一种赈灾救灾的机构, 分布如此广泛, 自东至西都有分布, 可见当时灾情蔓延范围之广。

需要注意的是原则上讲惠民药局是由政府出资创建的, 属于地方政府下设机构, 但在一些偏僻地区, 同样存在个别开明绅士捐资建惠民药局, 用以利民。如《龙游县志》第六册中载:“章某为捐地, 以建惠民局。”由个别乡绅出资建立惠民药局虽然属于个别现象, 但也反映了一定的时代特点, 一是灾情之严重, 二是惠民药局确能起到一定的赈灾救灾作用, 否则地方乡绅为何独立出资建立呢?除此之外, 有一定影响力的惠民药局在部分地区未能普及, 反有地方乡绅出资私下建立, 是不是从侧面反映了元代庞大的疆域影响了元代统治的质量, 致使政府的触角不能深入到每一块疆域, 私下里出现了地方分裂独立的小版块呢?个别地区私自建立惠民药局的情况是不是反映了同义仓制度一样的一种自我救赎的思想呢?这个问题较为复杂, 还需日后深入研究。

简单加以总结, 以惠民药局为例, 元代的专职救灾机构广泛分布于各地, 并且在各地方具有非常大的影响力, 但是在部分地区仍旧没有分布, 其中个别地方乡绅利用自己的权势、财力建立私人出资的惠民药局, 从出资角度来讲, 这种由私人出资建立的惠民药局和上文提到的元代用于专职救灾的赈灾机构已经有本质差别, 但其背后反映的是元代灾情分布之广、影响之深远, 以及元代中央对地方的控制力度有关。能够在地方独立出资建立惠民药局的乡绅势力会不会已经形成了最初割据势力的苗头, 这种苗头和元代频发的农民起义会不会有一定关联, 以及个别地区私自建立惠民药局的情况是不是反映了同义仓制度同样的一种自我救赎的思想呢?还需要日后研究。

注释

11陈高华.元代灾害发生史概述.中国社会科学院学术咨询委员会集刊.第3辑,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7.

22 邓拓.中国救荒史.北京出版社, 1998:7.

33 其中部分数据来源来自安英桥.蒙元时期的灾害与灾荒赈济.赤峰学院学报, 2013, 10, VOL34 (10) .

44 《雪楼集》卷12, 《鹿泉先生贾公祠堂记》.

55 《元典章》, 典章三, 《圣政·复租赋》.

66 《元典章》, 二十三, 《户部》卷之九.

77 《故承务郎杞县尹阎侯墓碑》, 《滋溪文稿》第卷十八, 碑志十二.

88 虞集:《通义大夫佥河南江北等处行中书省事赠正议大夫吏部尚书上轻车都尉追封颍川郡侯谥文肃陈公〈思济〉神道碑》, 《道园学古录》, 卷四十二.

8.坚守“绝对的地平线” 篇八

采访地点：三亚—都江堰（电话采访）

受访人：景凯旋，中国古代文学博士，南京大学教授。曾翻译昆德拉的《玩笑》、《生活在别处》，克里玛的《布拉格精神》、《我快乐的早晨》等。2010年编译了《地下：东欧萨米亚特随笔》

主持人：近年来出版界推出了不少有关东欧思想界的图书，引发了国内知识界对于东欧知识分子的关注。您长期研究这个问题，并翻译过昆德拉等人的著作。请问，在上世纪40年代末期为什么东欧知识分子纷纷对新的乌托邦充满了幻想？

景凯旋：二战以后，中欧8个国家在苏联主导下建立了共产党的政权，这些国家被统称为“东欧国家”。实际上，中欧知识分子从来不认同“东欧”这个说法，而是认为自己国家在地理和文化上属于“中欧”。在70年代，昆德拉曾经挑起了一个专门讨论这个问题的思潮。不过，我们习惯上仍然把这些国家的知识分子称为“东欧知识分子”。

早在20世纪初，许多知识分子就对资本主义很失望，20世纪30年代更是被称为“红色的年代”，人们对一种新的反资本主义的社会体制满怀期望。东欧知识分子同样如此。从历史上看，欧洲最根深蒂固的思想传统就是社会民主主义（在东欧也称为“民主社会主义，两者有细微区别）。东欧知识分子一直深受到这一思想传统的影响。

知识分子在个人领域更向往的是自由，但在公共领域往往对人类平等抱有非常强烈的愿望。东欧国家被苏联“解放”，许多知识分子由此对乌托邦充满幻想。他们认为，苏联支持建立的新国家政权实现了人类的平等。另外，启蒙时代以后宗教破灭，“上帝死了”，历史唯物主义提供了一个新的形而上的解释框架，赋予一种新的人生意义。还有一个有意思的现象，就是在资本主义国家，作家是自由职业者，经常贫病交加。可是在新的国家里，作家们全部都成为作家协会的会员，几乎享受了一种贵族式的生活待遇、政治待遇。

主持人：远超过一般平民的生活待遇和政治待遇，可以看作是新体制对知识分子的收买。这种收买办法是否奏效？

景凯旋：知识分子一开始拥护这个制度，但他们很快就发现，他们最需要的东西—创作自由没有了。例如，1951年波兰政府就公开宣布，作家们必须按照“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进行写作。波兰诗人米沃什意识到遵循这种创作方法意味着创作的死亡，于是自我流放到西方。1953年，米沃什在巴黎出版了一本论著《被俘获的心灵》，为他赢得了国际声誉。这本书剖析了东欧4位作家怎么一步一步走向那条道路，分析了知识分子为什么会认同、拥护这样一种制度。所以，要说幻想破灭，米沃什是比较早的一个人。

主持人：也就是说，50年代初东欧知识分子的乌托邦幻想就开始破灭了？

景凯旋：1953年斯大林逝世后，苏联开始出现“解冻文学”，加上赫鲁晓夫对斯大林的揭露，鼓励了知识分子对体制的重新思考。尤其是50年代中期东欧相继发生了 “波兹南事件”、 “匈牙利事件”，民主运动被暴力镇压下去，更促进了知识分子的反思。他们认为，俄罗斯没有经历过文艺复兴，而其他国家都经历过文艺复兴，东欧文化是欧洲文化的一个部分。这样，就从文化角度开始切入到对体制的反思。

对一个真正有良知和自由思想的作家来说，不可能长期被豢养。昆德拉可以说代表了那些对乌托邦幻想幻灭的作家。之前他写歌颂诗歌，是体制内的红人，后来转向小说创作。1967年捷克召开第四次作协代表大会，昆德拉、克里玛、瓦楚里克等人在会议上发言批判体制，昆德拉提出捷克文化本来属于欧洲文化，为什么现代离欧洲越来越远？我们现在到底是什么样的文化？

主持人：第二年又发生了“布拉格之春”，苏联悍然对捷克进行武装入侵。

景凯旋：“布拉格之春”是由作家和知识分子发起的，他们的言论促使主张改革的杜布切克提出“具有人性面孔的社会主义”。这场体制内改革最终遭到苏联集团的武力镇压。苏联军队入侵时，最先包围的就是作家协会。从此，那些觉醒的独立的东欧知识分子的作品遭到禁止，不许出版。70年代初，一些遭禁的作家们聚在一起，朗读自己的作品。后来有人建议抄写出很多份，按成本价卖给读者。慢慢就流传开了。人们把这种地下非正式出版物称为“萨米亚特”。地下出版从捷克开始，后来也逐渐蔓延到波兰、匈牙利。当然，读者范围很有限，一般的大众大不太可能关心这样的事情。

“绝对的地平线”是道德力量的源泉

主持人：对于普通大众来说，只要能够得到生活上的好处，就满足了，甚至会认为生活在“盛世”之中。他们对于那些有独立思想的知识分子非常隔膜，甚至会排斥、鄙夷生活落魄的知识分子。在这种情况下，那些有独立思想的知识分子是如何生活的？尤其是他们坚持批判极权体制的精神力量来自何处？

景凯旋：他们的生活确实非常困窘，许多被开除公职的作家、记者和教授只能去做邮差、清洁工、看门人等工作，比如昆德拉就做过这些工作来谋生。“萨米亚特”出现后，引起当局警惕。警察开始跟踪他们，经常请他们去喝咖啡，搜查他们的房间，造成一种恐惧气氛，很多人、包括曾经的朋友看见他们就远远躲开。当时也有很多知识分子抱怨，我们在为他们拼命，为他们吃苦，将来我们有什么？不会享受到什么果实，也不会得到任何报答。但是，更多的知识分子仍然坚持独立思考。瓦楚里克就说，我们不要责怪人民，只要人民是在努力地争取一种美好生活，这就是一种好的方向，这就意味着会有变化，所以支持他们坚持下去的精神非常重要。在这种情况下，他们提出了一个口号，“生活在真实中”。后来这个口号成为匈牙利、波兰等国作家的一个共同口号。

主持人：“生活在真实中”是什么意思？

景凯旋：中国人理解的真实就是事实或者现实，这里说的“真实”其实也包含“真理”的意思，“生活在真实中”的意思是要有一个崇高的生活目标和态度，不要生活在谎言中。东欧知识分子的一位代表人物，捷克的帕托切卡也说，我们不是要为了权力去抗争，而是为了存在的意义。他也提出一个口号，“不是人界定道德，而是道德界定人”。因此可以说，“生活在真实中”就是重新寻求意义，承担自由的责任，所以帕托切克说：“有些事物是值得为之受难的。”

也就是说，东欧知识分子有一个更高的精神追求。按实用主义或者现实主义的解释，如果我们没有个人的权利，我们对社会就不负有责任。对一般公众来说，这应该是一个合情合理的推论，但是对东欧知识分子来说，这种责任、良知是先验的、形而上的，在绝对的真实面前，一个内心追求自由的人除了责任，别无选择。这种精神力量支撑着他们一直坚持下去。需要说一句，他们单纯地讨论自由、道德、良心等问题，不是对老百姓提出这种要求，而只是要求他们自己要生活在真实中，拒绝谎言，所以他们和中国知识分子走的道路完全不一样。

主持人：匈牙利裔学者穆瑞曾将东欧知识分子的精神称作“世俗精神”，怎么理解“世俗精神”？这种精神与欧洲传统文明有何异同？

景凯旋：东欧知识分子的思想背景上有先验的东西，更通俗的方法就是哈维尔讲的“绝对的地平线”。他说，我不信仰天主教，我也不是个天主教徒，但是我相信在人类之上肯定有更高的东西存在。为什么这样说？因为如果没有更高的东西，那么人本身就成为一个评判者，那么谁有世俗的力量，谁就是最高评判者，那就不可能有一个绝对的正义了。所以，必然有一个绝对的真理，它存在于那儿，不是由人去创造，而是由人去发现。“绝对的地平线”正是他们获得道德力量的源泉。东欧知识分子强调道德良心，而不是宪政法治。这里的道德主要是指反抗非正义制度的勇气。

当代中国知识分子恰恰缺失这样的绝对正义观念。我们虽然也有道德勇气，但是我们所关注的是事实，也就是现实的东西。在我们看来，价值仅仅是一种观念，但在东欧知识分子看来，真理是一种事实，价值也是一种事实。不是人类在世界上发现一种意义或者人类给了自己一个意义，而是意义本身就存在于客观事件之中。这是和存在主义完全相反的。

主持人：这种观点有些宗教的意味。

景凯旋：东欧确实有宗教传统。比如捷克知识分子的思维模式就始于15世纪捷克宗教改革运动的领袖胡斯。他的思想被捷克哲学家厄纳兹姆·科哈克称为“中世纪的现实主义”。这种现实主义是对非笛卡尔世界的认知，它保留了中世纪的宇宙图景，仍然把存在看作是一个和谐的整体，承认世界由内在的价值和意义所组成。比如，昆德拉认为启蒙运动的理性和经验主义被背叛了，而其他捷克知识分子却认为，启蒙运动有问题，把人抬得太高了。他们既有启蒙所提倡的人的自由，同时又有对启蒙的反思。不但捷克如此，其他苏联、东欧知识分子有很多持这种观点，如索尔仁尼琴1972年在哈佛有一个非常有名的讲演，强烈批评西方社会，震惊了整个美国知识界和政界，他讲演的最后一句话是“难道人类之上就没有一个更高的存在吗？”这种“更高的存在”就是东欧知识分子追寻和坚守的“绝对的地平线”。这就是他们在精神上的勇气资源。

这其中还包括对生命本身的思考。哈维尔在一篇文章《最后的谈话》里，记录了他和帕托切克两个人在监狱里面谈话，当时帕托切克成名已久，而哈维尔还是个年轻人。两人谈得最多的是死亡。哈维尔写道：“那些用他们一生去思考死亡的人，那些深刻理解它及其意义的人，对他们来说，存在与非存在的主题是关于生的主题，也是关于死的主题。我知道这是可笑的，但我仍然感到，很少有人能完全走出人类生命的同一地平线，把他们自己—以其全部存在—完全奉献给他们的短暂性问题，预先得到拯救或宽恕。死亡至少对他们有所尊重，或在他们面前感到羞愧，他们的精神与它长期共存，如此亲密。”这可以看作是他的遗嘱，是他一生道德勇气的思想源泉。

这一切并不是要回到宗教世界，而是落实到现实生活中的抗争，以及对现代性的思考，因此穆瑞才将他们的追求称之为是一种“世俗精神”。

“他们的目光转向了社会”

主持人：我觉得，东欧知识分子的自我道德期许非常高，自我提升达到了让我们非常惊人的地步。

景凯旋：其实，他们本来也有机会过得很好，但是他们放弃了。他们不是一个人，而是一个群体。

难能可贵的是，东欧知识分子没有把希望寄托到体制的自我改良上，他们的目光转向了社会，努力促成公民社会的建立。因为他们意识到，在道德成熟以后，还有一个建立公民社会的问题，每一个人都要成为负责任的人。知识分子播下了种子，转型的时候很自然地就表现出来了。普通人大多是在沉默，但是他们并没有遗忘，他们对生活的期许其实也很高，试问在这个世界上，谁不热爱自由？

主持人：他们是不是也有“等待戈多”的感觉？等啊等，却总是等不来。

景凯旋：是的，也有人会感到失望，看不到前景，但是他们一直在坚持。这种坚持背后的道德勇气非常重要。他们整整坚持了20、30年啊。在这个意义上，价值理性远远高于工具理性。如果没有价值理性，就很难坚持下来。知识分子的作用就应该是影响和促成社会出现一个良性的、更好的选择。不能因为自己已经得到好处就放弃，也不能因为长夜漫漫而放弃。

主持人：在对体制的批判中，东欧知识分子对于未来社会有何设想？

景凯旋：除了“公民社会”的概念，哈维尔和匈牙利的康拉德都谈过一个词叫“反政治”。哈维尔的意思是抛弃过去那种传统政治中不择手段的权力游戏，把道德重新引入政治。康拉德说，我们也可以建立一种不要权力的社会，就是公民社会，一个永远监督的社会。通过知识和道德水平施加压力，如果没有一个公民社会的推动，由现政权主导的改革绝不可能带来体制的变化。康拉德的“反政治”还意味着，国家做国家的事，社会做社会的事。

当然，目前人类社会实现“反政治”，实现有道德的政治可能有一点理想化。就像积极自由可能导向极权主义，但是没有积极自由就不会有消极自由产生。所以，“反政治”的提出对质疑当代世界的政治游戏规则是非常有意义的。

主持人：那么，东欧知识分子对于转型后的新体制是否认同？

景凯旋：对新社会人们总有不适应的地方，哈维尔也曾经对新制度不太满意。他自己更认同社会主义，他心目中的社会主义就是社会比较平等，贫富差距不太大，这也是知识分子普遍的正义感。可是新制度建立以后，肯定要实行自由主义政策，搞市场经济。自由有了，面包分配就有多寡的问题。人类永远在寻找一种平衡，但这个问题不可能彻底解决，否则就真的会有乌托邦了。

主持人：就像鲁迅所说，真正的知识阶级“对于社会永不会满意的，所感受的永远是痛苦，所看到的永远是缺点。”

景凯旋：有一点，他们可能对新社会也有不满，但是没有人愿意返过去回到过去的社会。至少新社会承认人性，维护个人权利。

追寻和坚守“绝对的地平线”

主持人：和东欧知识分子不同，中国目前的知识分子主要还在体制内。“近之则不逊，远之则怨”。

景凯旋：从更深远的角度来看，这可能是由于中国宗教感缺失的问题。10多年前，中国的知识分子选择了古典自由主义，这条道路是对的。但是有一个问题，自由主义的主张必须得到上面的认可，而且走的是改革道路，而改革一般是自上而下的，因此，就必须把希望寄托在上面。

主持人：现在的问题是，自由主义还没有解决国家问题，一些信奉自由主义的知识分子又产生了新的动摇，因为他们还没有能寻到一种最终价值理性的支撑，觉得坚持不住了。

景凯旋：不能抛弃自由主义的选项，抛掉自由主义可能意味着要走向一条新的歪路了。

主持人：遗憾的是，现在知识分子的共识有破裂的迹象，这预示了一种非常不好的前景，因为知识分子原来没有一种共同的底线，更不存在“绝对的地平线”。

景凯旋：为什么中国的一些自由知识分子会转向？因为他们认为自由主义解决不了问题。可是，我们难道是为了解决问题而信仰这么一种价值观吗？如果真是如此实用主义，那么他们所信奉的就是工具理性，而不是一种价值理性。我们今天缺乏的是一种绝对的终极的价值关怀。

将自由主义作为最高的价值，其实有一种内在的悲剧冲突。我认为，自由主义只是一种政治哲学，不是一种人生价值或人生哲学。一个人有自由主义的思想以后，还需要有一种安身立命的东西。西方的自由主义大思想家，背后都有另外的东西，比如说基督教，作为他们个人的生活价值观。自由主义只是一种政治哲学，它可以维护权利，但未必能维护道德，就像自由不会许诺给每个人幸福一样。

中国的知识分子、包括自由主义知识分子都没有终极关怀，而基本上是一种工具理性，这是中国的一个大问题。

主持人：正是工具理性的选择，中国的知识分子在50年代、60年代完全赞同极权体制。

景凯旋：这个工具理性导致知识分子只认可一个国富民强的目标，放弃了个人自由。因此，自由主义可能是解决中国现实问题的良方，可是作为知识分子不能满足于此，应该寻找另外一种思想资源，一定要追求一种意义和价值。

主持人：在追求这个过程当中，不能搀杂个人功利的考虑。

景凯旋：自由主义说到底是功利主义，尤其是现代。在古典自由主义看来，自由作为一种价值是不证自明的。人都是上帝创造的，所以人人都是平等的、自由的。后来转向了，开始论证自由对于人类社会的进步意义。中国自由主义传统的嫁接本身也有些问题，是从现代自由主义嫁接来的，其次中国的土壤也有问题，没有宗教的关怀，没有绝对价值。

主持人：所以，东欧知识分子的“世俗精神”可以为当下处于困境中的中国知识分提供一种新的思想资源和路径。首先要有鲁迅的那种“绝望”精神，就是鲁迅所说的“绝望之于虚妄，正与希望相同。”

景凯旋：鲁迅有一种深刻的悲观，这源自他对人性的洞察。在鲁迅看来，我要反对现存的不合理社会制度，但是我不能保证未来是很好的一个社会。作为知识分子需要认识到人的自私本性，即使新的社会到来了，也不要期望人民感谢你，不要奢望人们就会把你供奉起来。恰恰相反，那时人们可能更不愿意听你说话了，众声喧哗，那你就会更加边缘化了。诺齐克就说过，西方知识分子为什么反资本主义，就是因为在这个社会，他们得不到重视。

主持人：因此，要把自己放到一个无退路的地方，然后寻找一种道德的自我提升。

9.西部地平线上的落日教案 篇九

2、品味语言

3、体会作者的情感

一、了解作者 高建群

二、初读文本

积累字词 垭口 胭脂 诞语 泥淖 黯淡 罗布泊 混沌 物什 雾霭 攫来

再次把字词还原到课文中通读全文

三、速读课文

1、文中共写了什么地方的几次落日?(两次：定西高原、罗布淖尔平原)

2、给文章划分层次 (总――分)

四、再读课文 品味语言

1、从文中标出你喜欢的语句并大声朗读，品出其中的美感来，

按句式“我喜欢、、、、、、(句、段)，因为、、、、、、、”

学生A、B、C、D回答，展示思考成果，并选出自己最喜欢的句子背诵下来

2、在作者眼里两次落日分别有着怎样的美......

第一次：柔和 美丽 安谧 奇异的美 (柔美)

第二次：庄严 神圣 具有悲剧之美 (壮美)

3、哪些语句集中体现了作者的情感

第一段中的 ：惊骇 雄伟 震撼

五、学以致用

展示“绿叶上的露珠”图片，从颜色、形状等方面来描述它，学习课文中的描写手法

【教学总结】

10.消失在地平线上的身影作文 篇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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鲜花总会过季，雨过总会天晴，而生命总会有垂危的那一刻，而他，走了，消失在地平线上。

我们常说：“天塌下来，有母亲撑着：雨打下来，由母亲挡着。母亲在我们心占据着如此重要的地位，而常忽略父亲给予我们无尽的光芒与希望。一直以来父爱就像24℃的白开水，淡淡的，却不渗杂质，清澈见底。爸爸就饿想一束光照进我小小的心房，给予我希望，如果没有他，就没有今天的我，他无微无至的照顾和以身作则的教诲在我幼小的心灵播下了良种。他是一名普普通通的农民，一名优秀的中国共产党，一位卓越的乡村干部。自小，他就教育我要热爱书籍，是我在文学的海洋里不断的遨游，他常告诉我要把一件事做好，不能虎头虎尾，待人要友善。印象最深的是一位陌生叔叔与司机在家门口发生了冲突，而起因就是因为陌生叔叔忘记带钱恳请司机让他回家拿钱，然而司机却执意不肯而大发雷霆地骂叔叔，于是俩人陷入吵骂中，爸爸听见了连忙冲上去结围，替陌生叔叔付钱方才离开。

他从不对我说爱，但是他却用行动证明了那份弥足珍贵的爱。虽然那件事已过去很久了，但对我却依旧历历在目。那是星期五的下午，当时下着倾盆大雨，天气由原来的阳光明媚霎时间雨水哗啦啦地往下滴，出乎意料的雨天淹没了我们回家的欲望，望着校门外里家长在等候子女，心里暗想要是爸爸在就好了，车来车往却难于等到回家的那班车，便和朋友走到上一个站候车。回到了空无一人的家，顿时间空气仿佛在这一刻凝结了，这都成了落汤鸡了仍无人问津。这时那扇门敞开了，爸爸闯进来了，此刻的他竟与我一样凄凉，对我说;”你傻呀，怎么不等爸爸呢?“这是泪珠在眼眶里打转。原来，爸爸和叔叔一同在学校门口等我，等了半个小时他慌了，顶着倾盆大雨冲进宿舍里头找我，结果空无一人。还有多少人会像爸爸这般宠爱我呢?

他含辛茹苦地把我们三姐妹拉扯长大，顶这酷暑在山腰上种植小树，无论何时都为他们牵肠挂肚，常挑着一担担的水浇灌着小树，汗珠从他的额头滑落，小树有一天要长成参天大树了。他把所有的.心血度花费在我们身上直至他病倒了，明明病魔把他折磨的很痛却强颜欢笑，他给我们生命中最后的一个微笑，可是他走了，那个在家门口盼望我回家的影子一去不复返了。他走了，无法在黑暗的夜晚与我共餐，也无法再做我忠实的观众。

他走了，留下了他的庄园和小树，消失在地平线的尽头，只留下他24℃的爱。

11.向着不断退后的地平线 篇十一

总觉得，我们有责任记录那个如鲠在喉的上世纪六十年代。十多年前我写作《丰饶的苦难》时，一个潜在的意识就是为拉丁美洲的六十年代留下一份纪念。但是这一次，挑起话题的是一位年轻人。《托邦—拉丁美洲解放神学研究初步》（以下简称《拉丁美洲解放神学》，关于“托邦”一词，书中有详细注释，大致可以理解为“能够实现的理想国”）的作者叶健辉在那个年代恐怕还没有出生，他认为“解放神学是一九六八年现象的一部分”。书一开始，他这样写着：

六十年代真是一个不可思议的时代。这是一个人们自信可以改变世界的时代，这是一个人们用理想和热血创造历史的时代。

当年，中国人先是听说了嬉皮士、甲壳虫、巴黎“五月革命”、美国反越战。直到又徘徊了一个周期才恍悟到，如拉丁美洲那样的第三世界也有他们别开生面的六十年代。在被富裕国度当作垃圾场的第三世界里，贫穷是赤裸的，人民是有形的。当欧美摇滚歌星们在台上砸烂他们昂贵的电吉他时，拉丁美洲的人民歌手被右翼军人打断了握吉他的手腕;当嬉皮士把象征“爱”的红心画在脸上的时候，拉丁美洲的革命派神父们打开了教堂的大门，收容无家可归的穷人;当巴黎的学生们高呼“一切权力归想象”的时候，拉丁美洲的愤青们走上了打游击的山岭。半个世纪过去了，当富裕国家中产阶级子弟的先天缺钙呈现出病象，那个脚底带泥的六十年代久久让人回味。“解放神学”只是六十年代拉丁美洲反对资本主义体制大潮中的一支力量，神职人员被解放思潮鼓舞着，走到了人民中间。

一

六十年代是个辉煌转身的时代。人们开始背对谎言，面向真实。

一个四十岁的妇女—可看起来像七十岁一样老—在弥撒结束之后来到神父跟前，伤心地说：“神父，我在领圣体之前没有先忏悔。”“你是怎么来的，我的孩子？”“神父，”她回答说，“我来晚了，在您已经开始分发圣体的时候才到。因为三天来，除了水，我没有任何吃的;我快要饿死了。当我看见您分发圣体，分发那一小片一小片白面包的时候，我去领圣体只是为了要吃那一点点面包。”神父热泪盈眶，想起了耶稣的话：“我的肉[面包]，是真实的食品……那吃我的人，也要因我而生活。”（《约翰福音》6：55-57）

叶健辉借巴西解放神学家博夫兄弟（Leonardo Boff，Clodovis Boff）讲述的故事开始了学术著作《拉丁美洲解放神学》的论述。在天主教一统天下的拉丁美洲，当众多的主教、神父向贫穷和苦难睁开双眼时，一种鲜活的神秘体验出现了：

人乃是依天主的肖像和模样创造的，穷人要活着的声音即是天主的声音，天主不是死亡的天主，而是能够听到天主之民呼声的生命的主。历史的审判就是最后的审判，对穷人和卑微者所做的就是对耶稣所做的，基督徒所信奉的救主，就临在于这些因贫穷而扭曲的面孔里。基督徒无法在这样的历史面前漠然无动。在平静的学院里沉思天上奥秘的神学必须死去，神学必须双脚着地，背起历史的十字架，为穷人的生命和解放而战斗。

于是，一种以简朴语言表达的“穷人宗教”成为卑微者在那个解放时代的福音。穷人宗教不是单薄的政治口号，它有理论但更是行为。仅在一九六八至一九七八这十年间，拉丁美洲就有八百五十名神职人员因为支持人民革命，而被右翼独裁政权和地方黑暗势力囚禁、拷打、暗杀、割喉、吊死，付出生命的代价。这些为理想殉道的神职人员学识渊博，具有欧洲一流神学院的教育背景;当冷峻的思辨与严酷的现实撞击，理论也熠熠生辉，《拉丁美洲解放神学》是一份浸透着鲜血的神学思考笔记。

以“穷人宗教”出现的“解放神学”必须回应来自两个方向的挑战。

首先是马克思主义的“宗教鸦片论”。

叶健辉熟悉马克思主义理论，他在“解放神学面对的基本挑战：马克思的宗教观”一节里，纠正着坊间的粗浅认识：

在青年马克思看来，宗教的主要问题是：宗教并不激起人的行动热情去改变不公正不合理的世界，而是令人消沉、令人麻木从而忘记苦难和压迫是真正的、切身的苦难。然而，宗教本身并不是压迫和剥削，而是一种不幸。成熟时期的“拜物教批判”才是马克思思想的轴心。可以说，“宗教鸦片论”是马克思之前启蒙思想的基本观点，并不是真正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聚焦于青年马克思的“宗教鸦片论”会使我们错过马克思思想真正的焦点，这将是一种真正的不幸。

经过梳理，我们看到，真正摧毁宗教的是资本和资本拜物教。后者才是马克思宗教论述的本质出发点。但是，马克思没有仔细考虑过的事情是，宗教会在他所号召的本质斗争中再次出现：

宗教有一种“魔力”，可以强有力地推动人前行。葛兰西的主要工作就是寻找一条将人们吸引到共产主义这边来的道路，而这条道路和宗教具有密切的联系。

叶健辉赞同把秘鲁共产党创始人马里亚特吉（José Carlos Mariátegui）比作拉丁美洲的葛兰西，这位拉美早期本土马克思主义者曾大胆提出“在本质上，共产主义是宗教性的”之断语。“解放神学”在六十年代拉丁美洲的历史舞台上大规模地演出了一场现代版的“宗教—革命”剧。

对解放神学的另一端挑战主要来自梵蒂冈和保守的宗教上层。“梵蒂冈认为，解放神学单方面强调经济、社会层面的解放，而忽视了解放的根本问题在于罪的奴役，这个根本问题的解决只能靠耶稣基督的恩典。”然而，解放神学的突破点正是从这里开始的。《拉丁美洲解放神学》以“历史是一”的表达、用解放神学家优美的语言解开了“历史与救赎”的死结。解放神学不仅挑战了固若金汤的西方文明体系，也触及了人类生存的基本问题。在同一条脉络上，拉丁美洲蓬蓬勃勃的六十年代“解放”运动具有文化上的颠覆性：“解放哲学”掀开了哲学的超时空面纱，提出，每一个哲学家都在他所处的历史之内思考;“解放教育学”在大众扫盲运动中根本逆转了从字母到词句再到文本的教育程序，引导底层民众从身边的现实出发，解构高深的“文化”;《教你颠倒看世界》（乌拉圭作家爱德华多·加莱亚诺的作品）一类的文学作品，也专门给“文明”大厦抽砖揭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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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的反叛当然要被梵蒂冈信理部判定为异端—信理部的前身就是天主教宗教裁判所。反对“现存的就是合理的”，质疑体制，挑战权威，这是六十年代的重要特征之一。

解放神学并没有简单处理救赎问题。对于讲原罪的基督教，讲轮回的佛教，讲后世的伊斯兰教来说，救赎都是用神学语言解释个体生命的意义。解放神学在坚决面对现世苦难的前提下，将此世和彼世糅成一个神秘的整体：

穷人的历史有其神秘的、灵性的内涵。穷人在我们时代的呼声就是梅瑟（天主教对摩西的汉译）在燃烧的荆棘中听到的天主的声音。穷人突入历史的舞台，宣布贫穷不是天意，而是人意，是应当改变、可以改变而且穷人自己正在着手改变的压迫性社会结构的后果，这是解放神学立于其上的“源初事实”。对于解放神学而言，这是天国临近的讯号，用古铁雷斯的话来说，这是“神学的道场”。

苦难的、信仰的拉丁美洲民众具备接受这样一种神学解释的心理和传统。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古巴作家阿莱霍·卡彭铁尔（Alejo Carpentier）为那本描写十八世纪末海地奴隶起义的小说命名为《此世天国》（El Reino de Este Mundo）。无数殉难的解放神学义士这样看待他们投身民众的行为：

这样的历史不容错过，错过这样的历史意味着错过历史之主的启示，错过成为不折不扣的基督徒的机会。

二

《拉丁美洲解放神学》特别详细地描述了两位解放神学神父。一位是哥伦比亚“游击队员神父”卡米洛·托雷斯（Camilo Torres）。“他放弃了神职，走下司铎的圣山，拿起武器，走上了人民的圣山。”“如果耶稣活着，他会是一个游击战士。”这是卡米洛·托雷斯作为烈士的遗言。另一位是坚持以和平做出见证的萨尔瓦多大主教奥斯卡·罗梅罗（Oscar Romero）。在一九八零年的一次布道中，他对镇压人民的士兵们这样说道：“以天主的名义，以这个受苦的人民的名义，我请求你们，我哀求你们，我命令你们！停止镇压！”翌日，罗梅罗被枪杀在同一个布道台上，“圣杯里流出的酒和殉道者胸中流出的血混在一起，覆盖了祭台”。奥列弗·斯通在他的第一部有关拉丁美洲的电影《萨尔瓦多》里重现了这个场面。

与穷人耳鬓厮磨的日子，流血受难的经历，磨炼了一代新型知识分子。他们用鲜血为解放神学的实践论淬火。解放神学第一代理论家古斯塔沃·古铁雷斯（Gustavo Gutiérrez）在那本经典的《解放神学》里提出：“只有通过默默地祈祷和与穷人结合的实践，才能得到关于上帝之神秘的启示，我们称这种基督徒的生存方式是第一位的;然后，这种生活将会启发理性思考，这是第二位的。”

葛兰西在《论文学》中恰好有一段对旧式知识分子的批评：

知识分子的错误在于相信，一个人在没有理解，甚至没有感情和没有热情的情况下也能够认识。换句话说，知识分子的错误在于相信，即使和人民—民族分离开来，就是说，不感受人民的基本热情，不理解他们并在特殊的历史境遇中为之解释和辩护，并把他们和……知识辩证地联结起来，知识分子也能成为一个知识分子。

而六十年代与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潮有内在关联，拉丁美洲的特殊性在于知识分子为思想付诸以代价昂贵的行动，刺激这一行动性的是满目疮痍的大陆，以及为改变它而走在前面的人民。

《拉丁美洲解放神学》介绍了葛兰西一些很有启发性的思路。葛兰西发现，宗教比哲学更接近人民，因此，他贬抑人文主义和文艺复兴，而更关注路德的宗教改革。按照他的思路，知识分子始终有路可退，始终可以找到自己的洞穴;而宗教无路可退，必须争夺历史和人民。他进而提出：“十九至二十世纪的这场工人的、共产党的、马克思主义的革命运动实际上就相当于历史上的宗教改革。”

狱中苦思的葛兰西提出了“有机知识分子”的概念，六十年代用疾风暴雨塑造了这样一代有血有肉的人。读着叶健辉的文字，眼前不断浮现出在我有限的个人亲历中一个个难忘的形象：在告别墨西哥“穷人主教”门德斯（Sergio Méndez Arceo）的追悼仪式上，百姓像对待亲人一样，把头偎依在来自恰帕斯的神父肩上哭泣;墨西哥神学家比利亚雷亚尔（Oscar Villareal）向我们讲述他以五年木匠的生活经历体验底层人民的生活，他相信“天堂的建设应该始于当今这个最荒谬的社会”;不久前，著名解放神学家弗雷·贝托（Frei Betto）从遥远的巴西给我寄来了根据他的牢狱经历所拍摄的电影《血的洗礼》……叶健辉在美国柏克莱联合神学院留学的日子里，尽力接近了来自拉美的解放神学人士。我想，当他有朝一日贴近那块土地，感受着人群的呼吸，体验会更加深刻。在叶健辉论文式的文字叙述中有一段异样的表达：

我曾经想，如果有一天，我能够参加墨西哥某个印第安部落的会议，用印第安人的语言讲述我对印第安世界的看法，如果有那么一天的话，那一天将是我生命的巅峰时刻。

带着这样的感性，叶健辉也许能够抵制体制的利诱，向着一个“有机知识分子”摸索前行。

六十年代左翼向体制的皈依已经大规模地开始，坚定不移的少数已经走向本国和地球上的第三世界。当年，解放神学大量讨论过斗争的“正当性”问题。世界在剧烈变化，景象扑朔迷离;“贫穷”依旧严峻，金字塔底层拥挤着更多样的受难者。咀嚼六十年代的知识分子道路和围绕这条道路的丰富思考，也许有助于重新确立我们的决断和行为在今天的正当性。

三

“解放神学”洪流的主体毕竟是广大的底层基督徒民众。他们组成人数不一的《圣经》阅读小组。我曾将之译为“底层宗教社团”（comunidades eclesiales de base），叶健辉译为“基督徒底层聚会”，并说明了译法的理由。

在这些散布于拉丁美洲各个角落的聚会中，一种新的人和新的社会正在成长，他们用自己的祈祷赞美生命的天主，他们用自己的劳动耕种滋养生命的土地，他们用自己的武器修直上主的道路。在底层聚会的实践中，无望的穷苦人成了希望的人民，“乌托邦成了托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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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神学曾试图以“基督徒底层聚会”抗衡天主教自公元三世纪以来逐渐腐朽的教会体制，恢复早期基督徒活泼的信仰力量。作为一种共同体，它更是有形的组织，抵制着五百多年来孕育成形、控制世界的尘世魔鬼—资本共同体。《拉丁美洲解放神学》中这样叙述：

资产阶级社会创建了一个前所未有的“货币共同体”……正是资本摧毁了宗教，宗教消亡论可以有另一种解释，而宗教也并不仅是人民的鸦片，宗教是对共同体的理想化直观，宗教是共同体的一面镜子……宗教守护着共同体，是共同体边界的卫士，而资本要摧毁这种共同体，因而必将摧毁宗教。在资本取得完全统治的地方，唯一可能的宗教只能是对资本的崇拜─拜物教。

资本共同体赖以维持的精神养料是至高无上的个人主义和奉为圭臬的个人主义式自由。彻悟了这一点的六十年代人，曾经创造过形式各样的公社、团体，有些今天还存活在世界不同角落，它们不同于现今时髦的“公民社会”，因为它们离经叛道，并自我放逐于社会。也有不少富裕国家的六十年代青年后来走向辽阔的第三世界，消失在那里的人民共同体中。

叶健辉不仅有建树地论述了共同体问题，也将共同体成员对历史进程和人间社会复杂性的感受写进书中：

进入历史即意味着进入无尽的冲突，即意味着随时要面对被钉十字架的命运。历史中并不是没有疑问，而且是重大的、必须面对的疑问，但人们必须化入历史才能使这些疑问化解。解放神学认为，必须为生命之主做出见证，承担历史可能带来的一切后果，因为如果不这样，信仰和神学将成为毫无意义的空话。

解放神学毕竟是一场民众参与的神学演绎，它不能承担社会科学、现实政治经济进程等各个层面所意味的责任。在它所面临的种种挑战中，最有意义的是“印第安神学”的提出。最近在加莱亚诺的作品《火的记忆》（Memorias del Fuego）中读到一则有意思的资料：一六八零年，新墨西哥殖民区的印第安起义者“为了洗去受洗的圣油，摆脱基督教的名字，跳入河里，用肥皂草擦洗身体”。

当今走在拉丁美洲解放运动最前列的，是五百年来受苦最深的印第安人。如果他们都跳入河中洗涤受洗的圣油，解放神学家该作何感想呢？换一个角度看，殖民主义历史给美洲大陆、给世界留下的难以弥合的创伤，对于解放神学家和本土印第安民众难道不都意味着一道巨大的难题吗？

叶健辉说：“在实践上，解放神学几乎完全失败…… 与其说解放神学失败了，不如说解放神学被击败了。”当魔鬼太过强大时，阴影会遮蔽天空;解放神学最大的秘密在于它唤醒了一种与拉丁美洲缘分极深的积极乌托邦精神。这不是最后的斗争，这是永远的斗争。在恰帕斯印第安女游击队员自尊的脸庞上，那一丝神秘的微笑，非蒙娜丽莎的莞尔笑容能比。

时间的纵轴上，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正在我们身后挥手告别，它在拉丁美洲大地上催生的解放神学离我们渐行渐远。转身面对前方，一道地平线也朝着我们不断向后隐退。这个隐喻来自二零零七年厄瓜多尔总统拉斐尔·科雷亚在中国的一次演讲。这位左翼政治家结束演讲时引用了文学家加莱亚诺的一段话：

乌托邦远在地平线上，我靠近两步，它就后退两步;我前进十步，它就向更远处退十步。无论我如何迈进，永远够不着它。那么，乌托邦为什么存在呢？它存在的作用就在于—让我们前进。

神秘主义解放运动的希望意识与六十年代乌托邦理想主义，如一对互相印证的双生姐妹，不是在我们的身后，而是在我们所面向的地平线上，诱惑般地招手呼唤。

（《托邦—拉丁美洲解放神学研究初步》，叶健辉著，中央编译出版社即出）

12.人生的地平线 篇十二

翻译通常的标准是忠实 (faithfulness) 和通顺 (smoothness) , 在翻译实践中, 译者一般都能根据具体情况对两者进行不同程度的调和, 以实现最佳译本;但是, 也存在诸多两者难以调和的情况。诸如, 源语言中存在一些词语含有其特有的文化信息, 但是这些词语在目的语中却缺少对应词汇, 或者与目的语的词汇的含义不同, 这就使得译者不得不或者当机立断采取舍弃, 或者努力尝试对其进行信息补偿。2009年版的吴夏汀、朱红杰的译本 (下文中冠以W) , 以语言简洁、凝练为特点, 2013年版的胡蕊、张颖的译本 (下文中冠以H) , 以语言生动丰富、内容详尽为特点, 笔者通过这两个译本对一些句子的不同的翻译的比较, 深刻体会英汉翻译中文化信息造成的语义、语境、文学性三大方面的损失, 以深刻理解进行信息补偿在翻译实践中的重要性。

二、文化信息流失造成的损失

(一) 语义的丢失

翻译中, 常出现很多英语文化中特有的名词, 很多时候为了避免对“细枝末节”的词语进行解释从而削弱读者对主要信息的获得, 译者有时候会直接舍弃这些信息。然而, 这种措施在高效地传递主要信息的同时, 也丢失了大量的政治、历史、人文等方面的信息。例如:

原文1:I had already reached the conclusion that the slight touch of priggishness which I remembered in Wyland Tertius had not diminished with years and an M.V.O.

W:我感到怀兰身上曾经那种隐隐的自命不凡经过这些年并未消失。

H:我从交谈中发现多年前在维兰德·特西尔身上感到的那种自命不凡并没有随着岁月的消逝而消失, 仍然像一位皇家维多利亚勋章得主 (MVO) 那样傲慢得不可一世。

在译文W中MVO一词所含的信息已完全被舍弃, 读者无法得知Wyland获得过“皇家维多利亚勋章”这一事实。结合本书撰写的时代背景———大英帝国已经日渐衰落, 同时考虑到嘲讽Wyland的priggishness这一语境, 可以得知, 原著作者在表达MVO这个获奖信息以外还暗含着另一种深层的信息, 既对大英帝国衰落的嘲弄。但是译本W虽然保持了语言的简洁, 却没有在目的语中实现与源语言的同等的影响力。

原文2:Cheerfully he might endure the rigors on the road to Samarkand, but from London to Paris he would spend his last tenner on the Golden Arrow.

W:他的精神又振奋起来, 心想尽管到撒马尔罕的这段旅程可能有些艰苦, 但最后从伦敦到巴黎的这段可以舒适而安逸地在飞机上度过。

H:他很高兴, 虽然要经受到撒马尔罕的艰苦旅程, 但最后从伦敦到巴黎的这段路程可以在舒适的“金箭”豪华列车上度过。

以上两个译本, 译本W出于语言的凝练性要求, 直接舍弃了对Golden Arrow的语义转译, 虽然安逸、舒适、奢华的意思表达了出来, 但是考虑到《消》是一本结合现实与虚构的文学小说, 并且带有悬疑色彩, 因此作者在选择一些词汇很有暗含着事务发展的线索, 省略这些信息直接影响了译作质量。

(二) 意境的破坏

对于文学作品来说, 意境的营造是十分重要的。当意境的营造是由一些特有的文化词汇承担时, 意境却时常成为通顺的牺牲品。

原文1:—something remote or impersonal, a Wehmut or Weltschmerz, or whatever the Germans call it.

W:那是一种漠然或者说没有任何特点, 带着些许无奈, 些许失意的表情。

H:那是一种冷漠的或者说是无人情味的表情。可以用德语Wehmut (悲伤) , 或者Weltschmerz (悲观) , 或者其他类似的词来形容他的样子。

第三语言的引用通常能增加文本的深度, 因为有些意象或者意境在某一种语言中存在对应, 却在另外语言中存在空白, 而这些独一无二的词语往往对文本的意境营造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使得第三语言的翻译显得尤为重要。译文W中直接舍弃了德文, 选择了中文中的近似词来替代, 无法将比“无奈”、“失意”更为悲伤的意境传神地表达出来。破坏了原文中年轻俊朗、堪称全才的男子对于自己失忆的事实时格外的忧伤与无奈。

原文2:This seemed beyond comment in the narrow space and time of an elevator ascent.

W:短暂上升的电梯似乎不是讨论这件事的合适场所。

H:电梯上升时, 在那么狭窄的空间里谈论这个话题似乎让我有点承受不了。

译文W中, 丢失了对“narrow space”的转译, 未能有效地传达原文中当时压抑的气氛。

(三) 文学性的减弱

一些英文中特有的表达蕴含着丰富的文化典故, 这些文化典故使一部作品具有更深厚的文化、人文方面的背景, 从而加强了作品的文学性。在诸多典故中, 最为广泛引用且历久弥新的引用当属出自《圣经》的典故。见下面一个例句:

原文:We are a single lifeboat riding the seas in a gale;we can take a few chance survivors, but if all the shipwrecked were to reach us and clamber aboard we should go down ourselves…

W:确实太多, 亲爱的康维, 我们就是这场风暴中唯一的救生艇。可我们只能搭救一小部分幸存者, 要是所有的遇难者都往我们这艘艇上来, 那我们也会不堪重负而沉没的……

X:太多了, 亲爱的康维。我们就是在狂风巨浪中航行的唯一一艘救生艇, 我们可以救一小部分, 可是如果所有遇难者都要冲我们的船攀爬上来, 那我们这艘船就会自动沉下去。 (此处的lifeboat, 引用了《圣经》中的典故)

两个译本正文中包含的信息差不多, 但是译本X对正文译本进行了备注, 对lifeboat一词的出处作出了解释, 使该词在句中的意象一下子丰富了起来, 其寓意更为深远。从而增加文本的深度与广度, 体现了作品的文学性。

三、总结

以上是笔者学习了两个译本, 挑选出的几个较为典型的例举进行的分析, 以证实在英汉翻译过程中进行信息补偿对于语义的准确转译、语境的保护, 以及对于作品的文学性的维护的重要性。不同译本有各自不同的缺陷与长处, 但愿通过对比能够促进翻译学习, 彼此借鉴, 获得新的领悟。

参考文献

[1]吴夏汀, 朱红杰, 译.消失的地平线[M].上海三联出版社, 2009.

[2]胡蕊.张颖, 译.消失的地平线[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 20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