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节日的起源

中国传统节日的起源（精选10篇）

1.中国传统节日的起源 篇一

中由于历史原因，历代反动统治者对少数民族实行歧视和压迫的政策，使畲族多居住在交通闭塞的边远山区，在长期的历史进程中，畲族人民创造了富有本民族特色的文化，形成了独具风格的、丰富的传统体育活动。因此，必须对畲族传统体育的起源进行挖掘、搜集、整理，积极开展畲族传统体育活动，弘扬畲族传统体育文化，更好地继承人类丰富的民族体育文化遗产，更好地为当前的体育实践服务。为此，本研究以福建省畲族主要聚居地——福安市为主要对象，以福安市的穆云乡为主要切口，通过查阅文献，调查访问，就畲族传统体育的起源与发展进行了初步的探讨。

二、畲族传统体育的起源、分类与特点

（一）畲族传统体育的起源

畲族传统体育的起源可以追溯到春秋战国时期。从畲族的族源可以看出，它是生活在淮河与黄河之间的“东夷”里靠西南的一支“徐夷”，也有古越后裔说，认为畲族是春秋时期越王勾践的子孙、秦汉时期“百越”的后裔或汉晋时代山越的后裔等。“畲”字做为民族的名称，是由于他们从事刀耕火种的农耕而被命名的，畲民居住在深山幽谷，野兽时常出没，所以“狩猎”就成为了主要经济手段，这一项目即在此时期产生，它既可以消灭兽害，还可弥补粮食的不足，保住农作物丰收。“打枪担”、“操石磉”等项目的出现可以看出劳动使人类的体质日趋完善，手脚日益“专业化”，手愈来愈灵巧，腿愈来愈粗壮有力，投得远(准)、跑得快、跳得高(远)。随着生产力的发展，日益复杂化的劳动需要和多样化的生活需要，以及出现的部落战争等产生了与之相关的如“骑海马”、“盘柴槌”、“舞龙灯”“畲家拳”等畲族传统体育项目。在生产力落后的远古，祈祷上天的庇护而载歌载舞，由此也产生了诸如“踏步舞”、“猎捕舞”、“舞龙灯”“敬茶舞”等项目。

（二）畲族传统体育项目的分类与特点

畲族传统体育项目多达30多种，这些项目按其特点可分5大类。

1．生产劳动类

原始社会的生产力极低，人们过着采集、狩猎、平等的集体生活，生活极为艰苦，饱受野兽侵袭和疾病的折磨，恶劣的环境和气候，困苦的生活状况等外部条件，迫使原始人类不得不为了生存而顽强地挣扎、搏斗，进而学会了思索和创造，从而产生了诸如“狩猎”，“骑海马”，“打枪担”，“操石磉”等畲族传统体育项目。

“打枪担”是福建畲族同胞模拟生产劳动进行强身健体的一项活动。“枪担”又名“串担”，即畲族群众上山砍柴草时，就地砍竹或棍1根，削尖两头，它既是畲民挑草柴的工具，也是防身之器，上山时，畲民边唱山歌，边用力敲击“枪担”，逐渐演练出“打枪担”，现今的此项活动参加人数一般为8～16人，活动开始时，人们穿着民族盛装，呈二路对形，每人一手拿挑担的棍子，一手持柴刀，在行进中以刀敲棍，敲打出“哒”、“哒”、“哒”的节奏声，他们边敲边舞，时而在胸前、肩上敲棍，时而在身前、体侧敲棍，跳着不同的舞步，协调配合，整个活动约7～8min，活动场面热烈、奔放，在整个活动过程中还有武术二人对练，攻防各一，融入了畲族棍术的特点。

“操石磉”是畲民强身健体的又一项目，源于生产劳动，即推石头角力。“操”即“推”，“石磉”指柱下的石块，石块呈扁圆形，底面光滑，大者百来斤，小者几斤至几十斤不等，劳动之余，畲民就地取材，在石铺的路面上，两组各有一个人站在自己的石块上，其余组员二、三人或推或拉站立石上的人，使他足下蹬踩的石块猛撞对手石块，谁的石块被撞后滑到路边，谁便输了。

“骑海马”又叫“滑溜板”，福建沿海一带较盛行，是畲族中的一项结合于生产劳动的传统体育项目，每当海水退潮时，在滩涂上，人们用长约1m，宽40cm的木板，一只脚踏在板上，另一只脚使劲蹬地向前滑行时讨小海。

2．舞蹈类

山哈历来爱唱歌，畲家以歌代言，以歌叙事，以歌抒情，以歌表志，在歌声中融合了舞蹈艺术，因此他们的民间体育舞蹈别具一格，独树一帜，这些舞蹈大致可分为生产舞、安祖舞、传师舞、功德舞、招魂舞等，其中“猎捕舞”、“敬茶舞”、“载竹舞”、“狮子舞”、“舞龙灯”等较有代表性。

“猎捕舞”又称“踏步舞”，祭祖时由祭师所跳，属于祭祀性舞蹈，每逢祭示仪式，祭师身穿道袍，在民歌的伴奏下，舞蹈者每两人面对面或背对背，每人左右手各拿龙角和灵刀，边吟边舞，有节奏转动龙角和挥动灵刀，先一步一蹲地跳着，接着舞步渐快，大家围成圆圈，一步一步地跳着，在舞蹈中常常变换队形。

畲族人民的经济来源其中一项就是茶树栽培，他们将茶视为“神汤”，畲族风俗离不开茶，婚礼中跳的“敬茶舞”就是传统的体育舞蹈之一。婚礼上，在一名善舞的端茶人率领下跳起“敬茶舞”，端茶人手捧茶盘，双臂向上呈一个圆圈至胸前，屈膝向众舞蹈者做施礼动作，众人随之双手胸前交插，屈膝做施礼动作，尔后端茶人按东西南北方向反复向众人施礼。福安松罗一带畲村有喝“宝塔茶”的习俗，迎亲花轿到时，亲家嫂用八角木盘端出五碗热茶，有意上下各放一碗，中间三碗，叠成宝塔形，边唱边敬茶，唱后亲家伯用牙咬住顶上的一碗茶，用双手夹中间的碗送给四位行郎，而后一口喝掉咬着的一碗热茶，茶水还不能滴到碗外才算了事。“敬茶舞”能舒筋活血，舞蹈灵巧，动作幅度大，喝“宝塔茶”则融合了传统的杂技艺术，因此流传至今，广受欢迎。

“舞龙灯”在福建福安一带较为盛行，又称“吵龙”。穆云乡是福安市畲族聚居人口最多的乡镇之一，每逢节日，畲民自发地组成舞龙队，穿上统一的服装，一个人手举“龙球”，在队伍前引导，举“龙头”的人随着“龙球”的不断上下、左右变化，以“龙头”戏“球”，其余龙身、龙尾跟着跑动，舞动各自手里的龙棍，“龙”摇头摆尾，栩栩如生，颇为壮观。民间舞蹈作为传统体育的最初表现形式之一，集宗教艺术、健身、舞蹈、休闲为一体，成为民族奇葩。

3．军事斗争类

畲族人民勤劳朴实，由于历代反动统治阶级的残酷压榨，帝国主义的侵略迫害，以及天灾、战祸、贫困、疾病等原因，被迫到外迁徙，他们曾多次与汉族人民联合起义，反抗封建统治者的残酷压迫和剥削。“打尺寸”相传是纪念畲族英雄蓝奉高反抗唐王朝而流传至今的一个传统体育活动。当时，畲族首领蓝奉高率领畲民抵抗外来入侵者，寡不敌众，被迫撤退到洒江南岸筑堡抗敌，敌军在江北万箭齐发，蓝奉高急中生智，用断弓横扫敌箭，尺示弓，寸示箭，由此流传，现在人们常在劳动休息时举行这项活动。

由于自然条件、生产方式和民族习惯的不同，武术也随着历史的发展而相应形成各种风格不同，特点不一的流派。“畲家拳”是南少林武功中的一支流派。传说清雍正年间，少林志士四起，酝酿反清复明大计，他们隐匿于泉州少林，清廷得知后派兵焚毁寺院，杀戮寺僧，少林舞僧星散逃难，其中有一个林铁珠几经辗转逃到畲民聚居的福建省福安市金斗洋村，畲民们心善性豪收留了他，为了报仇，他不分白天黑夜苦练不辍，寒来暑往，他练成“铁头、铁身、铁臂、铁掌、铁指”的少林真功夫。当他看到畲民们平日十分喜爱舞刀弄棍，就把他们组织起来教习武功，时有雷朝宝聪颖好学，其已练有一身祖上流传下来的武功，又得铁珠悉心指教，朝宝如虎添翼，比其师之技犹高一筹，被誉为“虎豹师傅”。数年后，铁珠病逝，雷朝宝为继承师傅的遗志，广收族人教习武功，并融槃瓠功夫和少林武功于一炉，衍化出技击和健身价值强、具有独特风格的“畲族拳”。从此，前来金斗洋村拜师学艺者络绎不绝，而金斗洋村外出传艺的拳师也与日俱增，“畲族拳”由此广为流传。

4．风俗习惯类

畲族的传统节日很多，每个节日他们都有举行大规模的群众性聚集活动以示庆祝。如每逢春暖花开的“三月三”和秋高气爽的“九月九”，畲族山区都要举行登山活动，届时不分地域，不分男女，连过路的畲族客人都可以参加，天不亮，参加者穿着节日盛装，一声鸟枪响后，比赛开始，最先到达指定地点的为优胜者。

5．游戏娱乐类

畲民长期居住在崇山峻岭当中，是动物经常出没的地方，在繁重的生产劳动中他们常常模仿动物的动作创造出一些游戏娱乐项目。

“斗牛”是一种对抗性竞技项目，也称“顶牛”，有用脚冲撞和用头顶撞两种斗法。用脚时一只脚跳动支撑身体，另一只脚后弯用手拉着，两人互用膝部碰、顶、推、令对方双脚着地为胜，用头时两人头顶头，互拉双手，靠脚跟和腰的力量，把对手顶出活动界限为胜。

“猴子占柱”为儿童娱乐竞技项目，以厅堂梁柱作目标，也可在平地上标明位置进行活动，主要动作是奔跑追逐、闪避、锻炼灵敏性。

“虎抓羊”参加者一般10人以上，以手拉成圆圈，一人在圈中为“羊”，一人在圈外为“虎”，羊可在圈内外自由跑动，拉圈人双手上下摆动，上举表示“栏”开，“虎”可窜入抓“羊”，双手做为“栏”门可启可闭，配合默契“羊”才不至于被“虎”抓到。

“猴子抢蛋”则是另一种儿童娱乐项目，成人也可进行，即在地上画一30cm圆圈，圈内放几枚石块作为“蛋”，一人手脚伏在线外护蛋，其余人则在圈外抢蛋，护蛋者双手按地，双脚前后左右不断移动，抢蛋者可用手捡，脚踢，使“蛋”出圈外获得此蛋，但不得让护蛋者触及，否则交换角色游戏重新开始。

三、畲族传统体育的发展

（一）畲族传统体育的退化

解放前，畲族人民长期遭受统治者的镇压、排挤，又经历了长期的战乱和不断的迁徙，与军事斗争有关的项目如“八井拳”、“四门棍”等由此产生，而在解放后的和平年代，战争的烽火渐熄，人民的生活安定了，这些项目自然退化直至消失，随着生活的安稳，工作繁忙，很多作为畲民娱乐的项目如“虎坑猪”、“老鼠夹”等随之消失，成人也逐渐淡忘了此类项目，而现在的儿童，家境优越，娱乐项目繁多，课业负担重，自然无法应用身边的传统游戏作为娱乐的手段，因此，本民族的游戏娱乐类项目慢慢萎缩。

（二）畲族传统体育的发展

畲族的许多传统体育项目经过千百年的流行、传承，已形成如今的许多大众化的竞技、娱乐项目。如“骑海马”，它的比赛方法、动作规则和现在的“滑板”有异曲同工之处;福安松罗乡畲民婚俗中喝“宝塔茶”的动作近似于我国传统的杂技艺术“顶碗”;从“节日登高”到如今的“登山”活动等都能在如今的娱乐体育项目中找到。这些项目得以发展和延续主要是：其一，畲民的生活习惯。如“打枪担”是因为他们生活在崇山峻岭中，“骑海马”是因为他们生活在沿海地区，由于地理环境、劳动方式的差异，使他们得以模拟生产，进行强身健体而将此类项目传承下来。其二，畲民的宗族习惯。畲族至今还保留着其特有的习俗，如“狮子舞”、“舞龙灯”等，为了庆祝他们特有的节日，在祭祀活动中，首当其冲就是此类往往带有宗教信仰色彩的项目，最终才流传至今。其三，随着人类的进步，社会的发展。人们生活水平普遍提高，畲民不再为吃穿发愁，茶余饭后，对业余文化生活的需求有了一种渴望，对本民族的传统文化有了更深的体会，因此，每年的盘诗会，节日登高作为一项重大活动在畲族的聚居地开展，成为促进民族交往的纽带。

四、弘扬畲族传统体育的途径与方法

（一）积极开展挖掘、搜集和整理畲族传统体育工作

畲族传统体育内容丰富，其中不乏具有娱乐性、趣味性、知识性、艺术性和实用性很强的体育项目。如果没有进行专项的收集、挖掘，畲族体育将面临流失的严重后果。所以，对于畲族地区来说，当务之急是当地政府必须高度重视，建立一批研究队伍，深入该地区进行调查、挖掘、整理工作，定期开展学术研讨、经验交流和业务指导，在继承吸收的基础上进行改革和创新，使畲族体育不断被赋予新的内容、新的形式、新的价值、新的时代特征，使其不断走向科学化、规范化和社会化，以其独具体育特色的风姿，展现在中国乃至世界人民的面前，以丰富和发展我国民间文化体育事业。

（二）加强对畲族传统体育的宣传，进一步提高其影响

近20年来，畲族传统体育得到蓬勃发展，在历届的全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上，畲族运动员表演的项目多次获奖。许多运动项目已成为广大人民群众所喜闻乐见，具有一定的群众基础和广阔的发展前景。福安市近几年举办了许多具有民族特色的盛会，如畲族“九月九”的登高活动，“三月三”的对歌比赛，畲家靓妹评选等，使本地区的群众对畲族的传统项目有更多了解，扩大它的影响。但是，由于有些项目缺乏竞争性和竞技性，宣传力度不大，因此制约了畲族传统体育的进一步发展。在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活动中，藏族、蒙族及高山族都有赛跑运动，新疆哈萨克族擅长投掷，蒙民擅长骑射、摔跤，满族的滑冰运动等都有很强的竞争性和竞技性，有些项目成为国际比赛项目，蒙族的“那达慕”在全国家喻户晓，影响远远超过畲族的传统盛会。所以加大宣传力度，经常组织参加全国性大型民运会，定期举办省、市、县级比赛，通过传媒积极传播畲族传统项目，这样才能对其普及和提高起到推动作用。

（三）在畲乡民族学校积极开展畲族传统体育活动

福建福安市是我国畲族主要聚居地，福安市的穆云乡、坂中、康厝是畲族的专属乡镇，目前福安市有宁德市民族中学，福安市民族中学，康厝民族中学，仙岩民族实验小学。由于受传统应试教育的影响，旧的教学大纲的约束，大部分学校还是以旧的教学模式运作。因此，深入各学校，积极开展畲族传统体育活动尤其重要，至少在几所民族学校应把畲族传统体育项目纳入正常的教学计划和体育教学活动中，因地制宜，让学生对本民族的体育活动有深切的了解，并付诸行动，另外，任职教师在推广民族体育活动中起着带头的作用，所以应该加强师资队伍建设，定期举办各种培训班以提高教师在民族体育项目的专业水平和理论水平，使畲乡各学校的传统体育活动得到稳步发展。

五、结论

畲族历史悠久，由原始生产劳动、风俗习惯、动物活动和抵御外来侵略中演变而来的传统体育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改革开放的今天，党的民族政策的贯彻，使畲族传统体育从封闭状态向开放状态的转变，对本民族的繁衍与进步起着积极的推动作用。

摘要：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 在长期历史发展中形成了一些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活动, 畲族就是其中的具有代表性之一。民族传统体育的起源与发展是一个复杂的问题, 像人类历史上许多其他事物和发展一样, 民族体育的起源与发展必然有其形成的内部因素和外部条件。

关键词：畲族,传统体育,起源,发展

参考文献

[1]兰润生, 林荫生.试论福建省畲族传统体育的历史源流与发展[J].北京体育大学学报, 2004.

[2]林荫生, 王健民.畲族拳[M].人民体育出版社, 1987.

2.中国传统节日的起源 篇二

神怪异兽造型文化的起源

1.农耕文化的渊源

中国自古以来以农为本，农业是社会经济的基础，因此农耕文化成为我国最为广泛的文化类型，并且由此派生出其他的文化类型，神怪异兽便是其中一类。中国神话系统中许多神怪异兽都脱离不了“土地”、“劳作”等主题，无论是以黄土造人的女娲，还是开天辟地的盘古，还是掌管秋收科藏的蓐收。除此之外古人还将无法解释的自然现象归结于一些神怪异兽，雷神用双手拍打自己的肚子玩耍就会打雷，洪灾是因为比翼鸟的飞临，肥遗飞往的地方会有旱灾等等。神怪异兽也体现了古代劳动人民祈求风调雨顺六畜兴旺的心理愿望，农事收成的好坏对于个人甚至于国家而言都具有相当的重要性，于是相关的神怪异兽还被赋予了吉凶的象征意义。格罗塞在《艺术的起源》中肯定了生产事业对文化的影响，其他文化的形成与发展都要受到生产方式的巨大影响。农耕文化是神怪异兽造型产生和发展的基础，且为其提供了孕育想象的温床与源源不断的生命力。

2.地域文化差异的影响

地处东亚地区的中国幅地辽阔，普遍意义上的地域差异是南北之分，细分之下又有东北、西北、华中、华东、岭南等，依赖地域生存的人们在经历长时间的水土磨合之后逐渐形成自身的独特文化，这种地域性特征无疑对神怪异兽文化产生了直接或间接的影响。以秦岭为分界线划分的南方北方有着不同的审美取向，表现在神怪异兽的形象上出现了截然相反的造型特征，北方的神怪异兽造型大多较为粗壮而南方的则较为纤细，虽然也有相反的情况，但都可以显示南北方地域所直接导致的差异性。若地域区分更为细致地进行比较分析，岭南与西北的特色则更为鲜明。岭南古时也作百越之地，气候炎热多雨，且多为水乡，水神崇拜是其地域文化中的一个特点，而我国西北地区较为寒冷，抵御寒冷是其生存的基本，于是产生了与岭南地区截然相反的火神崇拜。

3.民族文化融合造就的造型多元化

本文中的民族融合并不仅仅只是华夏民族范围内的融合，也包括了国外的外来民族带来的文化融合。中国少数民族众多，在多民族融合的过程中本民族文化与外族文化不断发生碰撞与融合，在以本民族文化为根基的基础之上吸收外族文化，完善与丰富了神怪异兽造型文化。风神飞廉便是源自于古代的夷人集群，本是一只有时能化形为鹿的大鸟，后来又融合了其他文化元素，逐渐演化成一种身似鹿头如雀且还带角的神兽，并被广为流传。而国外的外来民族文化又使神怪异兽的造型带了些异域风情。传说龙生九子中的狻猊，形如狮，众所周知中国本不出产狮子，古代所见的狮子多是西域诸国进献的，因而这种狮虎造型多带有西域风格，由此可见西亚文化对中国神怪异兽造型的影响。

神怪异兽造型文化的发展

早在先秦时期《山海经》中已有图文并茂的神怪异兽记载，其但由于历史原因宋代以前的山海经古图已经佚失，现在看到的大多是明清时期绘制的图本。一直致力于《山海经》研究的学者马昌仪现收录了16个版本，其中明代胡文焕的《山海经图》是目前所见明代最早的版本，此版本绘制的神怪异兽的造型简洁明了，即使是凶残猛兽也在形态中透露和谐之感。同是明代还有蒋应镐所作的《山海经图绘像》，区别于其他版本的绘图风格，蒋应镐版本更加注重构图立意，形象刻画生动细腻，整体画面相对完整。清代四川成或因版本的延续了蒋应镐的画面整体感，在此基础之上融汇贯通形成自己的绘图风格。相比之下现代版本的神怪异兽造型更加多变，符合现代审美取向，在《妖绘卷》中神怪异兽的造型华丽优美，《山海兽》的造型大气，不同的绘图风格使神怪异兽以更多样的姿态鲜活起来。

如今神怪异兽的造型设计广泛应用于电影，连环画，插画，游戏等各个商业领域，但已逐渐显现衰弱之势。在2015年上映的《西游记之大圣归来》成功地让人们重新认识到中国传统的神怪异兽文化的魅力。在造型设计方面电影中的孙悟空区别于传统的威武形象，是一只长了一张马脸的怪猴子，遗憾之处是影片中的部分形象设定或许过于欧美化，稍失了一些本土的特色。漫画《山海师》中的神怪异兽造型则是少量地保留了“怪”的特征，作为主题元素将其拟人化，以便于发展故事情节吸引读者。至今为止的神怪异兽造型设计正以一种不断更新的方式迎合现代人的审美观念，但这种转变的过程中也慢慢失去一些传统文化元素，更新与保留的平衡进行也是其发展的难点。

中国传统神怪异兽造型文化涵盖了中华民族上千年的历史文化积累，拥有深厚的艺术底蕴与思想文化内涵，正如马勒所说，“对我们而言，它们具有非常重大的意义，因为它们承载着若干民族的梦想，在几千年里，一直从一个民族流传到另一个民族。”随着知识学问的进步，人们已不再像过去那样信奉推崇神怪异兽，传统与现代认知理念相互碰撞所产生的矛盾，使神怪异兽越来越难以发展，其造型上的创新与转变仍需进一步探索。

3.清明节的习俗和节日起源 篇三

风俗习惯

荡秋千

这是中国古代清明节习俗。秋千，意即揪着皮绳而迁移。

它的历史很古老，最早叫千秋，

后为了避忌讳，改之为秋千。

古时的秋千多用树桠枝为架，再拴上彩带做成。后来逐步发展为用两根绳索加上踏板的秋千。

荡秋千不仅可以增进健康，而且可以培养勇敢精神，至今为人们特别是儿童所喜爱。

蹴鞠

鞠是一种皮球，球皮用皮革做成，球内用毛塞紧。

蹴鞠，就是用足去踢球。这是古代清明节时人们喜爱的一种游戏。相传是黄帝发明的，最初目的是用来训练武士。打马球，也是端午之戏之一。马球，是骑在马上，持棍打球，古称击鞠

。三国曹植《名都篇》中有“连翩击鞠壤”之句。

唐代长安，有宽大的球场，玄宗、敬宗等皇帝均喜马球。章怀太子墓中《马球图》，画出了唐代马球的兴盛：画上，二十多匹骏马飞驰，马尾扎结起来，打球者头戴幞巾，足登长靴，手持球杖逐球相击。《析津志》记辽国把打马球作为节日的传统风俗，于端午、重九击球。《金史・礼志》也记金人于端午击球。宋代有“打球乐”舞队。至明代，马球仍流行。

《续文献通考・乐考》记载明成祖曾数次往东苑击球、射柳。明《宣宗行乐图》长卷中绘有宣宗赏马球之场面。当时的官员王直写的端午日观打球的诗：“玉勒千金马，雕文七宝球。飞惊电掣，伏奋觉星流。炎页过成三捷，欢传第一筹。庆云随逸足，缭绕殿东头。”北京白云观前也有群众骑马击球之典。清代天坛一带也还有马球运动，直至清中叶之后，马球才消失了。1965年开始西安市又出现了仿古马球运动，使这一古老的体育运动在绝迹多年后重又出现在中华大地上。现在的足球就是由蹴鞠变化而来的。

踏青

踏青又叫春游。古时叫探春、寻春等。四月清明，春回大地，自然界到处呈现一派生机勃勃的景象，正是郊游的大好时光。

植树

清明前后，春阳照临，春雨飞洒，种植树苗成活率高，成长快。因此，自古以来，

中国就有清明植树的习惯。有人还把清明节叫作“植树节”。植树风俗一直流传至今。

清明节植树的习俗，发端于清明戴柳插柳的风俗。关于清明戴柳插柳，有三种传说。最古老的传说，是说为了纪念教民稼穑耕作的祖师―神农氏，后来由此发展出祈求长寿的意蕴。再晚点的传说与介子推有关。据说晋文公率众臣登山祭奠介子推时，发现介子推死前曾经靠过的老柳树死而复活，便赐老柳树为“清明柳”。更晚点的传说是唐太宗给大臣柳圈，以示赐福驱疫。

放风筝

放风筝也是清明时节人们所喜爱的活动。每逢清明时节，人们不仅白天放，夜间也放。夜里在风筝下或风稳拉线上挂上一串串彩色的小灯笼，像闪烁的明星，被称为“神灯”。过去，有的人把风筝放上蓝天后，便剪断牵线，任凭清风把它们送往天涯海角，据说这样能除病消灾，给自己带来好运。

扫墓

清明扫墓，谓之对祖先的“思时之敬”，其习俗由来已久。明《帝京景物略》载：

“三月清明日，男女扫墓，担提尊}，轿马后挂楮锭，粲粲然满道也。拜者、酹者、哭者、为墓除草添土者，焚楮锭次，以纸钱置坟头。望中无纸钱，则孤坟矣。哭罢，不归也，趋芳树，择园圃，列坐尽醉。”其实，扫墓在秦以前就有了，但不一定是在清明之际，清明扫墓则是秦以后的事。到唐朝才开始盛行。《清通礼》云：“岁，寒食及霜降节，拜扫圹茔，届期素服诣墓，具酒馔及芟剪草木之器，周胝封树，剪除荆草，故称扫墓。”并相传至今。

插柳

清明节，中国民间有插柳习俗。专家介绍说，清明插柳习俗，其来源普遍存在三种说法。

天津市天文学会理事赵之珩介绍，据说，插柳的风俗，是为了清明与柳纪念“教民稼穑”的农事祖师神农氏的。有的地方，人们把柳枝插在屋檐下，以预报天气，古谚有“柳条青，雨蒙蒙;柳条干，晴了天”的说法。杨柳有强大的生命力，俗话说：“有心栽花花不发，无心插柳柳成荫。”柳条插土就活，插到哪里，活到哪里，年年插柳，处处成荫。

清明插柳戴柳还有一种说法：中国人将清明、七月半、十月朔看作是三大鬼节。清明节正是百鬼出没频频、索讨多多的时节。受佛教的影响，观世音手持柳枝蘸水普度众生，许多人便认为柳条有驱鬼辟邪的作用，把柳枝称为“鬼怖木”。北魏贾思勰《齐民要术》中写道：“取杨柳枝著户上，百鬼不入家。”清明既然是鬼节，值此柳条发芽时节，人们便纷纷插柳戴柳以辟邪了。

另外一种说法是，此俗是为了纪念介子推。介子推为明志守节而焚身于大柳树下，让晋文公和群臣百姓痛心不已。第二年，晋文公亲率群臣爬上山来祭拜介子推时，发现当年被烧毁的那棵老柳树居然死而复生。晋文公当下便将老柳树赐名为“清明柳”，并且当场折下几枝柳条戴在头上，以示怀念之情。从此以后，群臣百姓纷纷效仿，遂相沿成风。清明插柳戴柳成为纪念介子推的一种象征。

戴柳

清明戴柳，有将柳枝编成圆圈戴在头上者，也有将嫩柳枝刮结成花朵而插于头髻者，还有直接将柳枝插于头髻者。明朝田汝成《西湖游览志余》提到，清明时节“家家插柳满檐，青茜可爱，男女或戴之”。

民间谚语说：“清明不戴柳，红颜成皓首。”、“清明不戴柳，死后变黄狗。”、“清明不戴柳，来世变猪狗。”说明戴柳有辟邪功用，清明戴柳之俗遍见各地。

清朝戴柳，在我国大部分地区都是为辟邪之用，但在一些地方有纪年华之义，有所谓“清明不戴柳，红颜成皓首”之说。这种习俗是宋代“寒食”冠礼的遗存。宋代将男女成年行冠礼的时间统一定在“寒食”节，而不论生时年月，“凡官民不论大、小家，子女未冠笄者，以此日上头。”(《梦梁录》)戴柳即为成年标志。据此，后世便有“纪年华”之遗俗，并演化成妇女戴柳球于鬓畔以祈红颜永驻的习俗。在此，青青春柳，又有象征青春之义。时值春季妇女戴柳，则表现出对青春年华的珍惜与留恋。

黄巢起义时规定，还曾以“清明为期，戴柳为号”。

射柳

射柳：这也是一项时尚高雅的活动。在细长摇曳的柳枝上，拴上一缕红绸，即是被射的目标。大多是青年男子，骑马挽弓，在百步以外，用特制的前头分杈的箭，射断那枝柳条，待柳条落地之前，飞马前往，将柳条接住。是考验骑射真功夫的一项运动。

斗鸡

古代清明盛行斗鸡游戏，斗鸡由清明开始，斗到夏至为止。中国最早的斗鸡记录，见于《左传》。到了唐代，斗鸡成风，不仅是民间斗鸡，连皇上也参加斗鸡。如唐玄宗最喜斗鸡。

蚕花会

“蚕花会”是蚕乡一种特有的民俗文化，过去清明节期间，梧桐、乌镇、崇福、洲泉等地都有此项民俗活动。其中以洲泉的马鸣庙和青石的双庙诸的蚕花会最为精彩隆重。马鸣庙位于洲泉镇西，在当地有“庙中之王”之称，每年蚕花会人山人海，活动频繁，有迎蚕神、摇快船、闹台阁、拜香凳、打拳、龙灯、翘高竿、唱戏文等十多项活动。这些活动有的在岸上进行，绝大多数在船上进行，极具水乡特色。

节日起源

介子推的传说

相传春秋时期，晋公子重耳为逃避迫害而流亡国外。流亡途中，在一处渺无人烟的地方，又累又饿，再也无力站起来。随臣找了半天也找不到一点吃的，正在大家万分焦急的时候，随臣介子推走到僻静处，从自己的大腿上割下一块肉，煮了一碗肉汤让公子喝了.重耳渐渐恢复了精神，当重耳发现肉是介子推从自己腿上割下的时候，感动得流下了眼泪。

十九年后，重耳做了国君，也就是历史上的晋文公。即位后文公重重赏了当初伴随他流亡的功臣，唯独忘了介子推。很多人为介子推鸣不平，劝他面君讨赏，然而介子推最鄙视那些争功讨赏的人。他打点好行装，同老母亲悄悄的到绵山隐居去了。

晋文公听说后，羞愧莫及，亲自带人去请介子推 ，然而介子推已离家去了绵山。绵山山高路险，树木茂密，找寻两个人谈何容易，有人献计，从三面火烧绵山，逼出介子推。 大火烧遍绵山，却没见介子推的身影，火熄后，人们才发现背着老母亲的介子推已坐在一棵老柳树下死了。晋文公见状，恸哭。装殓时，从树洞里发现一片衣襟，上写道：“割肉奉君尽丹心，但愿主公常清明。”为了纪念介子推，晋文公下令将这一天定为寒食节。

第二年晋文公率众臣登山祭奠，发现老柳树死而复活，便赐老柳树为”清明柳“，并晓谕天下，把寒食节的后一天定为清明节。

4.寒食节起源及习俗_传统习俗 篇四

寒食和清明，本是我国古代的两个节日，大致在公历每年4月5日前后。这两个节日时间相近(中间仅隔一天),习俗相连，故逐渐合二为一，时至今日，很多人只知“清明”而不知“寒食”了。

寒食节的起源说法不一。 《周礼》云“仲春以木铎修火禁于国中”.《荆楚岁时记》则有 “冬至后一百五日，谓之寒食，禁火三日”的记载。另一种说法是寒食禁火导源于介之推，《邺中记》云：“冬至后一百五日为介之推断火冷食。”这是指春秋时代，晋国公子重耳，在出亡的十九年中，介之推始终伴随，曾割下了自己腿上的肉为重耳充饥。后来重耳复国执政，史称晋文公，据史书记载“晋侯赏从亡者，介之推不言禄，禄亦弗及。”介之推说：“天末绝晋，必将有主，二三子以为己力，不亦诬乎!”遂与其母楷隐绵山(在今山西省介休县，又称介山).晋文公得知后亲往求之，之推避而不见。文公火焚绵山，介之推守志不移，终不下山，母子双双抱木而死。后来人们为了纪念他，就在这天不举烟火，并把这天定为“寒食节”.

以上说法始于晋宋，此前未见记载。据《周礼・秋官・司煊氏》称：“……仲春以木铎修火禁于国中。”汉代郑玄注：“为季春将出火也。”所谓“火”,指“心宿二”,即行星中的“大火”(火星).古人迷信，认为春季见于东方的“苍龙七宿”属木，而季春三月黄昏时火星(大火)从东方升起，“惧火之盛，故为之禁火”(《后汉书・周举传》李贤注).其实，这才是寒食节的真正起因。

《赵书》里有这么一段记载，赵王石勒不准老百姓发怀古之幽情，下令禁止群众过寒食节。这天突然狂风大作，劈雷闪电，暴雨夹带冰雹，一时间平地水深三尺。石勒大惊，只得收回成命，让老百姓象过去一样过寒食节。从这个记载来看，石勒的禁令与狂风暴雨这样的自然现象纯属巧合，并没有什么神秘的地方，但却反映了狂暴的统治者，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民，意在取消这个传统节日，是很不得人心的。

今天，山西民间禁火寒食的习俗多为一天，只有少数地方仍然习惯禁火三天。晋南地区民间习惯吃凉粉、凉面、凉糕等等。晋北地区习惯以炒奇(即将糕面或白面蒸熟后切成骰子般大小的方块，晒干后用土炒黄)作为寒食日的食品。一些山区这一天全家吃炒面(即将五谷杂粮炒熟，拌以各类干果脯，磨成面).

寒食节，民俗要蒸寒燕庆祝，用面粉捏成大拇指一般大的飞燕、鸣禽及走兽、瓜果、花卉等等，蒸熟后着色，插在酸枣树的针刺上面，装点室内，也作为礼品送人。

而清明节比寒食节还要古老。传说，大禹治水成功之后，人们为了纪念水患已除，遂将春分之后第十五日定为清明节，以示“清平安乐”.

关于清明节扫墓习俗之由来，也有两种说法。一说是汉元帝为追念前朝将军萧望之，故有“使祭其冢”之举。至隋唐时，清明扫墓祭祀已成习俗。另一说是，清明扫墓习俗始于大禹治水成功之时，当时人们为了悼念治水期间牺牲的英雄烈士，纷纷前往墓地祭扫。

5.中国文化的起源和构成 篇五

中华民族具有５０００多年连绵不断的文明历史，创造了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为人类文明进步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中国是有着悠久文明的国家。在世界几大古代文明中，中华文明是没有中断、延续发展至今的文明，已经有5000多年历史了。我们的祖先在几千年前创造的文字至今仍在使用。2000多年前，中国就出现了诸子百家的盛况，老子、孔子、墨子等思想家上究天文、下穷地理，广泛探讨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关系的真谛，提出了博大精深的思想体系。他们提出的很多理念，如孝悌忠信、礼义廉耻、仁者爱人、与人为善、天人合一、道法自然、自强不息等。

文化本身是一个动态的概念，是一个历史的发展过程，文化是一种历史现象，也是一种社会现象。文化是指一定的国家或民族所拥有的语言文字、性格特征、社会心理、传统道德、生活方式、哲学思维模式以及社会生产力水平等诸种精神与物质要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及其表现形式。文化是社会的遗传基因，反映社会的本质。一个国家或民族的文化特征，体现其精神而貌、潜在经济实力和科技水平。在社会发展过程中.文化是先导.经济是基础.科技是关键。文化的发展和人类的生存绵延是密切相关的，文化不仅表现一个民族的外在风貌，而且是她的内在“灵魂”。因此，中华传统文化文化既具有地域特征和民族特征，又具有时代特征。在历史性意义上，中国文化既包括源远流长的传统文化，也包括中国文化传统发生剧烈演变的近代文化与现代文化。纵观人类历史的长河，中华民族的文化博大精深，源远流长。而且，中华民族最大的魅力，就在于她生生不息的生命力，以及血脉数千年不断、一脉相承的民族文化。

中国文化又称中华文化，指的是中华民族数千年发展过程中创造的、不断发展的、打上自身烙印的文化。这个文化，根据文化学家关于文化结构的见解，其构成包括物质文化、而。换言之，中国文化是一个丰富的有机整体，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其间，制度文化和思想文化等层思想文化是中国文化的核心，反映着中国文化最为本质的特征，是中国文化的气象所在、精神所在。

中国文化所讲的文化，是民族意义上的文化。因此，所谓中国文化实际上就是中华民族的文化。而中国文化所讲的中国，既是地理概念，也是文化概念;地理概念是指中国的版图，文化概念是指整个中华儿女精神家园。“中国文化”是个内涵丰富外延广阔的概念。就性质而言，她是中华民族赖以长期发展、不断进步的精神支撑和智力支持;就结构而言，她是包括物质文化、制度文化和思想文化等层而在内的完整系统;就内容而言，她是以汉民族文化为主体并包括各个少数民族文化在内的多元(汉族、藏族、蒙族、维族、回族、苗族、壮族、哈萨克族……)一体(中华民族)的文化;就思想学术发展的历程而言，她是包括先秦子学、两汉经学、魏晋玄学、隋唐佛学、宋明理学、清代朴学和新学等不同发展阶段的文化实体;就学术流派而言，她是包括儒家、道家、墨家、法家、佛家、阴阳家、兵家、名家、杂家等在内的诸子百家分途发展而又相互碰撞交流吸收的结果;就载体而言，她包括经史子集之类的典籍和风俗习惯生活方式等;就时代性而言，她是与时俱进、不断发展，彰显时代精神的产物;就民族性而言，她是前后相继、不断发展，体现民族智慧的重要载体;就价值取向而言，她是以中华民族精神为核心，以爱国主义为导向，蕴涵团结统一、贵和尚中、守成创新、以人为本的一整套价值理念的整合;就历史发展阶段而言，是指从古到今的中华民族的文化创造。的过程.是人的自我意识觉醒的过程,文化是人类一切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成果，是人类面对生存压迫所采取的策略和手段，那么，伐们考察文化的源头，应该从人类产生那天开始.人使用和制造工具包含了人的肉体活动和精神活动，是存在和意识最原初的统一活动。人 的这一活动过程，实际是知识和经验积累的过程，是人的自我意识觉醒的过程，是文化逐渐生成的过程。中国文化源于中华大地，是由中国人创造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成果的总和。中国文化一开始就和人们对来自自然的挑战的回应联系在一起，跟人们的劳动即人与自然联系在一起，而在这一过程中，劳动工具把人和自然巧妙地结合在一起。从距今一百七十万年的元谋猿人到距今七千年的四川资阳人，这一个漫长的过程，就是中国文化逐渐生成的过程。我们不能离开人们的物质生产去考察文化的起源，于是，我们得出一个结论，文化起源于原始人在应对自然、适应自然、获取生存的过程中对知识和经验的积累。

中华民族的远古租先，是分别在八大区域创造原始文化的。(1)中原氏族文化区:是仰韶文化和河南龙山文化主要分布区域。(2)黄河下游山东氏族文化区:山东地区密集地分布看大汉口文化和山东龙山文化的遗存。(3)江汉、三峡氏族丈化区。(4)长江下游氏族文化区。(5)华南氏族文化区。(6)甘、青氏族文化区:其代表性文化是马家窑文化和齐家文化。(7)东湘氏族文化区。(8)北方草原氏族文化区:从我国东北起，经内蒙、宁夏、新疆的广大地区，分布着以细石器为共同特征的新石珍时代的氏族文化遗存。

在长达两千多年的中国封建社会里，儒家思想一直在官方意识形态领域占据着正统地位，对中国文化发生着广泛而深刻的影响。可以说，儒学乃是中华传统文化的思想主流。儒家创始人为孔子，名丘字仲尼，鲁国人（今山东曲阜）。孔子思想里，最重要的内容之一就是“礼”。所谓的“礼”只是纲常名教化的政治、社会秩序。道家，最初见于汉代司马谈《论六家要旨》。司马说：“道家使人精神专一，动合无形，瞻足万物，其为术也，因阴阳之大顺，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与时迁移，应物变化，立俗施事，无所不宜，指约而易操，事少而功多”。“知变，因变，应变”可谓道家之特长。佛教于两汉之际传入中国，在中国的历史条件下，开始生根、发展，成为中国封建社会上层建筑的一部分。佛教是一种伦理道德色彩相当浓厚的宗教。佛教以人生为苦，因而它就把追求人生的解脱作为自己的最高理想，为了实现理想便提出了一套去恶从善的理论学说和伦理道德准则，形成了有关宗教伦理道德的思想体系。

中华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在中国古代社会形成和发展起来的比较稳定的文化形态，是中华民族智慧的结晶，是中华民族的历史遗产在现实生活中的展现。这个思想体系蕴涵着丰富的文化科学精神，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凝聚之学，是内部凝聚力的文化，这种文化的基本精神是注重和谐，把个人与他人、个人与群体、人与自然有机地联系起来，形成一种文化关系；二是兼容之学，中华传统文化并不是一个封闭的系统，尽管在中国古代对外交往受到限制，还是以开放的姿态实现了对外来佛学的兼容，三是经世致用之学，文化的本质特征是促进自然、社会的人文之化，中华传统文化突出儒家经世致用的学风，它以究天人之际为出发点，落脚点是修身、治国、平天下，力求在现实社会中实现其价值，经世致用是文化科学的基本精神。

中华传统文化首先应包括思想、文字、语言，之后是六艺，也就是礼、乐、射、御、书、数，再后是生活富足之后衍生出的书法、音乐、武术、曲艺、棋类、节日、民俗等等。传统文化是我们生活中息息相关的、融入我们生活的，我们十分享受它而不知的东西。

中华传统文化应包括：古文、诗、词、曲、赋、民族音乐、民族戏剧、曲艺、国画、书法、对联、灯谜、射覆、酒令、歇后语等；传统节日（均按农历）有：正月初一春节（农历新年）、正月十五元宵节、四月五日清明节、清明节前后的寒衣节、五月五日端午节、七月七日七夕节、八月十五中秋节、腊月三十除夕以及各种民俗等；包括传统历法在内的中国古代自然科学以及生活在中的各地区、各少数民族的传统文化也是中华传统文化的组成部分。

近代由于受西方的影响，文化的含义已不完全是中国古代所指的文治、教化和礼乐典章制度，而是具有近代西方的词义了。其词义的变化以及使用频率的增多，从一个方面反映了社会思潮的变化，也反映了当时文化的特征。近代中国文化处于一个由传统的农业文明文化向理性的工业文明文化的转化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文化呈现出了其独有的特点。

鸦片战争引起中国社会的转折，也引起了中国文化的转折。“满族土朝的声威一遇到英国的枪炮就扫地以尽，天朝帝国万世长存的迷信破了产，野蛮的、闭关自守的、与文明世界隔绝的状态被打破。00 r}这是中国几千年以来的一骤变。面对这一骤变，有见识的中国人开始从西方文化中寻找救国的道路，提出了科学救国、教育救国、实业救国等口号。尤其是甲午战争清政府败于日本，引起了中国社会很大的震动，随之而来的，是瓜分危机迫在眉睫。维新运动就是在这样的背景卜发展起来的。它是一次救亡图存的运动，也是一次文化革新运动。这次文化革新运动是在维新变法救亡图存的政治运动推动卜发展的，反过来又为这一政治运动服务。康梁掀起的维新变法运动失败以后，孙中山发动了振兴中华、推翻腐败清政府的革命运动—辛亥革命。辛亥革命以及后来的五四新文化运动，无不体现出中国的知识分子在民族面临危机时努力探索一条救亡图存、振兴中华的道路。在此期问涌现出的一些仁人志士，体现出了其爱国的精神。如女革命家、诗人秋瑾的词句“拼将}一万头颅血，敢把乾坤力挽回”表达了救国救民的豪情壮志。以上的论述可以看出，中国近代文化，在其发展的过程中始终与救亡图存、振兴中华相联系，具有鲜明的时代性。

在民族危机前，先进的中国人开始了一系列探索救亡图存的改革，他们力图通过改革向西方学习，达到振兴中华的目的。从技术层面学习看，近代中国企图通过学习西方先进的技术，来达到“制夷”、“自强”，然而甲午战争的失败宣告洋务运动的破产，中国向西方的学习被迫转向了制度层面。从制度层面学习看，中国资产阶级在看到学习西方技术不足以使中国“自强”的现实后，开始探索制度层面的改革。这时，以康梁为首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企图通过和平的手段实现中国制度的改良，然而戊戌政变宣告戊戌变法运动在中国行不通。中国资产阶级被迫采取革命的手段来实现中国制度的改革。辛亥革命以暴力手段掀起了一场自卜而上的轰轰烈烈的革命，它坚持了民主共和的立场，促成了清朝的覆灭和民国的成立。但最终革命成果被袁世凯窃取。而袁世凯在文化界推行的尊孔复古的逆流，又迫使中国向西方的学习转向思想层面。由此可见，中国近代文化在由传统的农业文明文化向理性的工业文明文化的转型过程中，呈现出了被动性的特征。

1840年鸦片战争的连天炮火，惊破了古老中国的封建残梦，迫使其走上了屈辱而艰辛的半殖民地半封建道路。此后，随着西方列强对华侵略的步步加深，这个昔日雄踞东方的“天朝上国”疆土日削，主权日丧，地位一落千丈。而其维系数千年之久的封建自然经济和社会结构，也在西方商品经济和近代工业大潮的冲击卜，无可避免地日益走向解体。

在这亘古未有的大变局中，向来处于独尊地位的传统文化更经历了一场深刻的衰变:挟着坚船利炮而来的，有着更高社会形态背景的西方资本主义文化给传统文化以猛烈的冲撞，使之在与异文化的接触中第一次处于明显的劣势，其发展举步维艰。

辛亥革命虽然没有使中国走上自强的道路，但是经历过一场全国性革命运动所出现的民主思潮，毕竟是不可遏比的。五四新文化运动是辛亥革命在文化思想领域中的延续，是资产阶级新文化和封建阶级旧文化的一次激烈斗争。期问出现的“问题与主义之争”，也证明其发展不是一帆风顺的。因此说中国近代文化在其发展过程中遇到了许多的挫折，具有曲折性这一特点。

中国近代文化是在中国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情况卜，把西方的文化直接移植过来，即以西方近代文化的各种物质成果和精神成就作为自身近代化的范本。技术上对西方的模仿，林则徐、魏源等感受到先进的军事技术对战争胜负的重要作用，从而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的主张，开始了模仿西方技术的过程。这种思想后来具体落实到洋务运动中，李鸿章、左宗棠、张之洞、冯桂芬等以“自强”“求富”为口号学习西方先进技术2.制度上对西方的模仿；会进步的陈规陋制，才能挽救民族危亡，使中国走上富强之路。康有为、梁启超等维新派率先倡导“图保自存之策，舍变法外别无他图”的政治变革主张，在1898年1月上书的《应诏统筹全局折》中，康有为提出“誓群臣以定国是”、“立‘对策所’以征贤才”、“开‘制度局’而定宪法”等三条基本国策。在“百日维新”中，维新派改机构裁绿营、废八股办学堂、设银行倡实业、开报馆通言路，力图仿照英德模式建立君主立宪的政治体制。戊戌变法失败后，孙中山等资产阶级革命家又进一步提出了三民主义的社会理想，发动辛亥革命等一系列激烈的社会变革活动，试图仿照美法模式建立民主共和的宪政体制。这一阶段中国文化改革的目标是以脱胎于西方近代社会的宪政体制取代延续了数千年之久的专制政体，实现制度文化层面的改革。在改革的整个过程中都带有模仿西方的色彩

3.思想上向西方学习。固共和国体”,1915年以《新青年》杂志的创刊为标志，兴起了一场新文化运动。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在中西文化的选择上，目标是明确的。他们从西方文化中吸收了“科学”和“民主”，举起了这两面大旗，向腐朽的封建文化展开了猛烈的冲击。在新文化运动中，先进的知识分子表现了宏伟的气魄，他们对封建文化所开展的最猛烈的轰击以及产生的广泛影响，都是前所未有的。19世纪后40年里，流行的思潮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对西方的学习与模仿仅仅在器械、科技、教育等方面，而五四运动之后提出的“全盘西化”，则更体现了对西方文化的模仿。胡适、陈序经等人公开鼓吹“全盘西化”，特别是陈序经，他对胡适主张“全盘西化”的言论并不尽满意，认为他还不够彻底，“只是一种政策，而骨子里仍是一折衷论调”。他发表了许多文章，反复为他的“全盘西化”论辩护。

中国近代文化是在中西文化的碰撞与交融过程中形成的。

中国文化与现代化关系的问题，从鸦片战争以来就是中国社会转型、文化转型中的重大问题。其间，产生了多次规模甚大影响甚深的论争。早的如鸦片战争后的中体西用之争，后来有五四时期的中西古今之争，继后有30年代前后关于全盘西化、本位文化建设、中国现代化建设等问题的论争。改革开放以后，从上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直到如今，跌宕起伏、高潮不断的传统文化热、国学热，都是中国社会如何现代化、中国传统文化如何现代化在思想文化领域的表现。

综观整个中国现代文化史，可以说，“„五四‟是现代中国最重要的思想资源。几十年来，中国思想文化界风云变幻，各种思潮不断涌现，而这些不同思潮都追溯到„五四‟，从„五四‟思想中寻找活水源头，„五四‟也一再显示出它的思想的魅力。从这个意义上说，„五四‟思想关联着整个中国现代思想史。

当代中国文化异质性高，中性文化气质逐步形成，随着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水平的提高，一定能构筑出一种新的伦理一道德型文化，她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延续和升华.是中华民族崛起的先导。从孙中山、毛泽东到邓小一代伟人的崛起，唤醒了沉睡千年的中华民族，中华民族不再沉沦，通过不懈的努力，浴血奋战，使中华民族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特别是邓小平时代实现改革开放以来，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水平都有了很大的提高。但事物的发展具有阶段性和不平衡性，纵观当代中国文化发展的现状，可以看出物质文化发展较快，精神文明稍许滞后，这是国际和国内政治、经济和文化形势影响的结果。苏联解体以后，资本主义大有席卷全球之势，使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事业处于低谷。在这样的低谷中，中国走出了一条自强不息的复兴中华文化之路，这是中华民族的骄傲和内在潜力的体现。

当前国际社会是处于帝国主义阶段，根据马克思主义观点，帝国主义是垄断的资本主义，资本垄断包括货币垄断、权力垄断、知识垄断、技术垄断等方而。目前，帝国主义是由原来的武装掠夺转变成所谓“文明竞争‟夕，其实质是为了获得物质财富，其本质没有变。帝国主义比资本主义先进，强调自由竞争，问题是自由竞争并不等于平等竞争。不平等竞争势必会挫伤一部分人的积极性，客观上起了阻碍生产力的作用。当前资本主义世界所而临的经济危机和政治**，是资本主义劣根性的集中体现。帝国主义是腐朽的资本主义，资本主义资金自由流动的劣根性(唯利是图)自身难以克服，因为资金的自由流动不一定全而体现资本的真实价值。因此，它必然要被更高级的社会形态.即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所取代。

在新世纪之初的关键时刻，世界局势的发展有利于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事业的发展。在这样的情况下，我国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是完全正确的，当前我国的政治和经济形势证明了这一点。因此，我国的精神文明建设应建立在坚定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坚强信念的基础上，以此为标准，建立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新的伦理一道德型文化内核。和谐型的文化风格，体现在治国方针上要实行礼治和法治相结合，这是中国现代社会形态的需要。西方文化追寻的是个性的自由生存空间，中国文化追寻的是群体生存的时间，这是两种不同时空观的文化体系。在一个膨胀的社会形态中，过分地强调个性的生存空间，势必增加社会负担，其结果是压缩了生存时间。相反，强调群体的生存时间，适当压缩个体的生存空间，使时空得到了统一，从而可以开拓出新的生存空间。中国和谐型的文化风格，是中国文化发展的重要方而。和谐型文化风格有利于家庭、社团和国家的稳定，是从事经济建设的必要条件。目前，我国政治稳定，经济繁荣。

随着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水平的不断提高，和谐的政治、经济、文化局而一定会出现，这是中华民族走向强大的必要条件。和为贵，和气生财。和是统一的体现。其目的是达到天和、地和和人和。因此，要把天一地一人作为一个复合系统，研究三者之间物质、能量和信息交换过程，达到有机选择，合理交换，互助共存，持续发展的目的。这样，人类的生存时空会不断扩大，将拥有更高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因此，中国文化的发展要弘扬传统文化“天人合一”的精神境界.使文明在更高层次上达到和谐。

6.探究20世纪中国油画的起源 篇六

一、洋画运动

“洋务运动”使得有识之士对西方文化引进进行了全面的反省。西方绘画以文化形态被移植到中国, 其首要表现就是现代美术教育的兴起, 这正是洋画能在中国出现的一个重要的时代土壤。至20世纪初, 全国各地的中西学堂相继出现, 现代美术教育作为现代教育的组成部分, 把传授知识和技能视为一种社会事业, 这就从根本上改变了封闭性的宗法师徒关系。正如梁启超所指出的:“变法之本, 在育人才;人才之兴, 在开学校。”清朝末期的“洋务派”和“维新派”都重视把西方的模式移植过来开办学校。 通过新兴美术教育而出现的西洋画的传播, 首先是1902年张之洞奏请在南京开办“三江师范学堂” (1905年成立时改名为“两江优级师范学堂”) , 设有图画手工课程, 西画科目请日本人任教员从事教学。两江师范学堂1905年开设的“图画课目”中:出现素描 (铅笔、木炭) 、水彩画、油画、用器画 (平面几何画、立体几何画……正投影画、均角投影画、倾斜投影画、透视画、图法几何等) 。其中“油画”第一次出现在中国近代美术教育的“图画”课程内容之中。这是一次历 史性的突破, 两江优级师范学堂因此而成为中国近代美术教育的一种雏形。同样的“图画”课程, 在20世纪最初的十年时间里, 成为师范学堂常规项目。1906年清朝政府颁布《通行各省优级师范选课章程》, 其中有“图画课”的规定。1907年颁布的《女子师范学堂章程》中也有“图画课”的规定。1909年 (宣统元年) 颁布《检定小学堂章程》, 规定了图画教员的考试科目。1910年颁布《奏陈初等小学教课书情形》, 教课书包括图画和手工课本。清末民初, 各类师范学堂相继设立“图画课”。1903年, 杨白民建立上海城东女学, 该校设有文艺科, 特别注重图画、音乐、手工及女学等科。其教员吴梦非当时在该校任教时, 教的是西洋画, 以写生为主, 先教素描木炭石膏像, 次教静物水彩油画写生。同年6月开办的湖南民立第一女学, 学校的必修科中也有美术课程。可以说, 在民国以前, 学堂体制已经初见规模, 普及美术教育有了一定的基础, 学堂美术课程的设置、教材内容基本上仿效日本。新式学堂的图画学习, 作为实学的一部分, 得以体现。

二、留学潮流

考察中国最早的油画留学生历史, 以清末留学日本的李叔同为代表。“1906年, 李岸、曾延年两人进入东京美术学校西洋画科学习 (1911年毕业) 。实际上进入东京美术学校学习的中国留学生, 最早的是1905年进入西洋画科的黄辅周, 但黄辅周中途退学, 作为该校毕业生, 李岸、曾延年是最早的中国留学生”。其中最有参考价值的一条文献, 即于1906年发表的一篇《清国人志于洋画》的报道。这篇报道叙述了李叔同 (当时原名李岸) 在留学日本期间生活的一个侧面, 报道中说李叔同“最喜欢画的是油画”。根据统计, 1905年到1949年, 在东京美术学校留学的共有134个优秀的中国人在这里学习美术。清末留学该校学习的“清国人”, 应为十人, 被称为“清末十同学”。其中除了谊孙学习雕塑外, 其余曾延年、李岸 (李叔同) 、黄辅周、白常龄、潘寿恒、方明远等九人都是学习油画的。他们就是所谓“清国人志于洋画”的“九同学”。 相对而言, 李叔同在回国以后, 致力于西洋画的传播和和现代美术教育事业, 在他的艺术活动中更重要的是美术教育活动。曾受教于李叔同的吴梦非在《五四运动前后的美术教育回忆片段》中写道:“教我们绘画和音乐的还有李叔同先生。李叔同先生和曾延年先生是我国留学日本研究美术最早的人, 他们都是东京美术学校西洋画科毕业的。李叔同先生教我们绘画时, 首先教我们写生。初用石膏模型及静物, 1914年后改习人体写生。……我们除了在教室内进行写生外, 还常到野外写生。当时的西湖, 可以说是我们野外写生的教室。学校还特地制备了两只小船, 以供我们在湖上作画, 观赏之用。”在这里, 我们看到了包括李叔同在内的一些留学学习西洋画的人回国后对于艺术教育, 有过不小贡献。最早将西方美术引进至中国近代美术教育的先行者, 使得早期留日画家逐渐充当了西画在本土传播的主体之一。清朝末期除了留日画家现象之外, 另一种留学现象———留学欧美现象早在1872年使见端倪, 虽在当时没有立刻形成高潮, 但还是出现源源不断的现象。清末民初, 同样出现了几位重要的中国留学生画家, 其中以李铁夫、李毅士等人为代表人物, 他们在欧美不同的学院接受油画技法学习。追溯历史, 去美留学的学生留学的时间应该早于去日本的。直到1919年留法勤工俭学运动开展后, 才形成留学西方的高潮。至此, 清末留学生现象, 揭开了20世纪中国美术史上“留学生时代”的序幕。

7.浅析中国古代“纸”的起源 篇七

关键词：纸；造纸术；起源；蔡伦

科技发明往往被视为一个民族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而在追溯一项技术的发展历程时，通常的做法是把它的起源归于某一特定的历史人物身上，以此来确立一个时间起点。造纸术也不例外。长久以来，蔡伦被视作纸的发明者，然而，关于纸张和造纸术起源的问题随着考古材料的不断发现被反复讨论。通过对纸张及造纸工艺的演变的重新梳理，可以发现中国传统纸的起源在时间上可追溯到西汉，是群体性的创造。

一、 考古发现及文献记载中的“纸”

（一）考古发现的纸

上世纪20年代后，随着地层学与类型学方法在田野发掘中的运用，考古学家在西汉遗址中不断有纸张使用的新发现：1933年新疆罗布淖尔发现了一片西汉中叶古纸； 1935年长沙出土的战国时代一件漆马，内有纸胎；1957年西安市灞桥出土数十张西汉初期的古纸，纸呈泛黄色，已裂成碎片； 1976年甘肃居延汉代金关遗址出土了“居延纸”。1978年，陕西扶风中颜村汉代窖藏中，出土了西汉时麻纸“扶风纸”； 1979年敦煌汉代烽燧遗址中出土“马圈湾纸”，1986年甘肃天水放马滩古墓出土了西汉文、景二帝时期的绘有地图的麻纸“放马滩纸”。1990年敦煌甜水井西汉邮驿遗址中发掘出多张麻纸。2002年甘肃敦煌悬泉置遗址出土200多片纸文书残片和麻纸，命名为悬泉置纸。从现有考古材料来看，中国早期的纸张多发现于西北地区，以麻为原料，功能以记事为主。

（二）文献记载的纸

在历代文献中，关于纸的记载十分丰富。最早明确出现“纸”的时代在西汉。《汉书·孝成赵皇后传》中写道：“武自临饮之，武发箧，中有裹药二枚赫蹄，书曰，告伟能努力饮此药，不可复入，女自知之。”唐代颜师古引应劭《汉书集解音义》注“赫蹄”二字曰：“赫蹄，薄小纸也。”这里的薄小纸，后世称为丝棉纸。此外， 唐代《三辅故事》也载道：“卫太子大鼻，武帝病，太子入省。江充曰：‘上恶大鼻，当持纸蔽其鼻而入’”。再如唐代马聪《意林》引《风俗通义》：“光武驾徙都洛阳，载素、简、纸凡二千辆。”此外，还有《后汉书·贾逵传》中记载：“建初元年，章帝诏贾逵入讲白虎观，帝嘉之，赐布五百匹、衣一袭，令逵自选公羊、严颜诸生高才者二十人，教以左氏，与简纸经传各一通。”李贤注曰：“竹简与纸也。”从以上文献或注解中都已出现了“纸”。而大量记录和纸相关的事件在古籍中集中出现是公元102年东汉和熹皇后即位时献贡品纸。《后汉书·邓皇后纪》：“是时方国贡献，竞求珍丽之物。自后即为，悉令禁绝，岁时但供纸、墨而已。”《后汉纪》、《东观汉记》等文献也多有记载。

二、对纸张产生年代的讨论

根据上述考古材料， 二十世纪以来分别在新疆、陕西、甘肃等省不同地点出土了纸，从汉初文帝、景帝以下一直到新莽为止，几乎西汉历代皇帝在位时期所造之纸都持续不断地被发掘出来。从放马滩纸形制可见，早在文、景时纸已刻用于书写、绘制地图，而查科尔贴纸及悬泉纸上都有文字。

回顾纸张的制作工艺，可以看到，敦煌出土的西汉麻纸是中国早期运用植物纤维制造的，其工序大致为剪切麻絮、干燥、涂布、再干燥、再涂布等阶段。东汉蔡侯纸的制造流程为：首先把植物纤维切碎，然后洗涤去除杂质，再在石灰水中浸泡一段时间使之洁白，再经过蒸煮、舂捣、打浆，使纸浆在池子里均匀分布，最后抄纸、晾晒和揭取。至魏晋南北朝，造纸技术又有提高，对纸的原料的选择也更加广泛，楮皮作为造纸原料首次登上历史舞台，在贾思勰所著的《齐民要术》中，记载了染潢法，利用黄檗防虫蚝和染色。及至唐宋，除了麻纸、楮皮纸、桑皮纸，藤纸外，还能生产出檀皮纸、稻麦杆纸和新式竹纸。

由此可知，从汉到唐宋的每一个时代里，纸张在原料的选择、加工的方法上都有所改进和突破，是逐渐精进的。而公元105年蔡伦发明的“蔡侯纸”已经到了比较复杂和成熟的阶段，在这之前不但有动物纤维的丝质纸，而且有植物纤维的麻质纸。灞桥纸从原料组成一直到纤维结构都具备现代定义的纸的特征，只是制作技术较为简单，质量不及后来的“蔡侯纸”优良。可见，中国纸张的起源至迟应在西汉。

三、对蔡伦地位的重新审视

蔡伦生于公元63年，官至长乐太仆，公元121年卒。桂阳郡耒阳县人，公元80或81年，为小黄门官。公元82年，蔡伦奉命监管宋贵人。公元89年，蔡伦由小黄门转中常侍。和帝永元九年，蔡伦由中常侍“加位尚方令”、“监作秘剑及诸器械”，表明此时的蔡伦对当时宫廷最高的工艺技术具有管理权。公元105年蔡侯纸发明，《后汉书·宦者列传》：“自古书契多编以竹简，其用缣帛者谓之为纸。缣贵而简重，并不便于人。伦乃造意，用树肤、麻头及敝布、鱼网以为纸。元兴元年奏上之，帝善其能，自是莫不从用焉。故天下咸称蔡侯纸。”汉安帝元初四年，安帝以“经传之文多不正定，乃选通儒谒者刘珍及博士良史诣东观，各雠校家法，令倫监典其事。”回顾其生平，有以下几个阶段：第一是任中常侍，确立一定政治地位，这一时期的蔡伦逐渐开始显现才学。第二是任尚方令，官品上升，由参与政治议决、草拟、掌管文书到主管一个带科学制造性质的部门。第三是封为龙亭侯并监典经传的校勘，表明此时已学识丰厚，获得了崇高威望。从整体上看，蔡伦并不能以科学家来概括其一生，确切地说，他的贡献包含了政治、科技和文史，作为东汉的重要政治人物，他对科学发明更多的是监管而非亲力亲为，是中国造纸工艺成熟、精进的推动者、改造者而非创造者。

四、结语

综合以上材料及分析，我们看到有丰富的考古及文献材料证明早在西汉时期的麻纸已经具备了纸的形态，首先在贵族间使用、流传，而通过对蔡伦的生平的梳理让我们看到他对于科学技术的发明以监管为主，是纸的改造者而非发明者，所以，纸是最迟在西汉时期由人民群众发明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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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刘光裕.发明家蔡伦生平事迹考[J].齐鲁学刊，2000（4）.

8.中国传统节日的起源 篇八

远古时期,社会生产力极其低下，人们要生存，就必须聚居在一起，相互协作，共同劳动。在这个过程中，人类语言就产生了。初始的语言只是通过人们之间的口耳相传来表达，但随着人们交流范围的扩大、内容的丰富，初始形态的口头语言就显露出诸多缺陷。说过即逝，无法保存。口头语言还受到人体发音器官物理属性的局限，不能清晰传达到较远的距离,空间穿透力小，影响范围有限。经由第三者转述会发生意义出现偏差、信息损耗现象，严重影响人类语言深入传播和人们扩大交往的愿望。为此，记录口头语言的符号系统——文字诞生了。文字的发明是人类文明的一大进步，起初，原始人类在绳子上打上数量不同或形状各异的结来表达特定的意义，这就是所谓的结绳记事。随后，远古人类在石块、石壁上刻画一些事物的具体形象来传达一定的意义，这种象形图画直接孕育了人类文字的起源。考古发现的古埃及的圣书字、苏美尔人的楔形字以及中国的汉字都是如此。

中国汉字历史悠久，但汉字的起源确切年代仍是历史之谜.。但与此相关的仓颉造字的传说则流传了四五千年。汉字的发明于当时是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但它不可能有一个或几个人创造的，它应该是我们祖先集体智慧的结晶；汉字体系的完备也不是一代人努力的结果，而是经过长期积累造就的。从考古发现来看，在距今有3500历史的殷商时期，构成汉字的甲骨文体系就已经发达和完备。汉字是一种形体与意义紧密结合的表意文字，起初的字就是一个个象形图画，有字形就可知道它所指代的具体事物。后来，随着人们认识水平的提高，认识事物的增多，文化的普及，以及汉字书写材料的变化，汉字形体发生了巨大变化。笔画结构越来越简省，形状趋于抽象且越来越规整，方块的形式逐步固定下来。从殷商至清末，汉字的演变经历了甲骨文、金文、大篆、小篆、隶书、楷书、草书、行书、宋体等阶段。

甲骨文

甲骨文是目前所发现的最早的汉字形态。它起源于殷商时期，因刻在龟甲兽骨上而得名。目前所发现的十多万片甲骨上所用的字4500多个，其中1700个左右已经被破解。甲骨文多为象形指事会意，受录写的材料刀片和龟甲兽骨的影响，字形简略了许多，初步显示符号化趋势。此外，因为甲骨文未完全定型，字的笔画位置变化较大，往往一字有多种写法。但就甲骨文内容而言，既有对简单事物的描绘，也有对复杂事件的描述；既有记事，还阐明思想。由此可见甲骨文是十分成熟的文字体系。

金文

金文是“吉金文字“的简称。古人以祭祀为吉礼，祭祀用的青铜礼器为吉金。这种普遍铸在青铜器 货币 符玺上的文字。统称为”金文“。金文最早出现在商代末期，盛行于西周，由甲骨文演变而来，结构上与甲骨文没有多大区别，但形式上有明显的不同：笔画粗壮，肥笔较多；转弯处向圆转。

金文基本上属于籀篆体。这些文字，在汉武帝时就已被发现，宋代文人欧阳修赵明诚都著书对金文作过研究和记载。虽然金文是书法的鼻祖，但随着历史的发展，逐渐被淘汰，不及碑文传世的多。但它因铸于铜器，比竹简布帛上的文字流传久远，因此对中国文字和书法的发展和影响是不容忽略的。大篆

大篆又叫籀文，据说是周文王的太史籀创造的。春秋战国时期已通行于秦国等地。大篆主要书写在木牍、竹简或帛上，固定而字形整齐，结构疏密得当，笔画较金文更弯曲圆转，字体比较美观。但与甲骨文、金文在本质内涵上没有很大不同，仍以象形为基础，以形声为主要构造方法。小篆 春秋战国之际，各国文字差异很大，是发展经济文化的一大障碍。秦始皇统一六国后，丞相李斯主持秦篆为全国统一文字，又叫小篆，是在金文和石鼓文的基础上删繁就简而来。后来因为篆法苛刻，书写不便由隶属取而代之。从而掀起了汉字书写的革命，并为以后各种书体流派奠定了基础。

小篆对大篆的改造上，最明显的变化表现在笔画上。它把大篆所有的直角、硬笔改为圆角、软笔。字体显得圆润舒展、规矩得体而又活泼灵动，显出很强的美感。结构整齐，偏旁的写法和位置都比较固定，形旁一般放在左边，促进了汉字的进一步定型化。

小篆删掉大篆的繁杂笔画，省略异体字形，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文字改革。李斯的字在秦代是一流的，他有一整套书法理论：写字，用笔要急速回转，折画要快，像苍鹰俯冲盘旋一样。收笔好比如鱼得水，运笔就像高山行云，笔画的轻重、舒卷应自然一体，大方美观。隶书

隶书又叫“佐书”,形成时间约在战国晚期，成熟期在汉代。它是对小篆字体的进一步简化。成熟的隶书跟楷书很接近，一般人都不把隶书看作古文字。相传隶书本是下级小吏通用的应急字体，后经程邈整理，逐渐形成了统一的隶书字体.汉代主要使用的文字是隶书。东汉中叶出现的八分隶书显现出当时人们追求尚美雅的趣味，特点如下：字体一般呈扁方形，捺笔大都在末尾略向上挑的笔法，较长的横画在在收笔时也略向上挑，形成上仰的捺脚式尾巴。这就使波折多、字体美观与书写方便结合起来了，利于书法艺术的发展。楷书

楷书又叫”正书“，出现在东汉时期，六朝时期进一步完善，唐代走向成熟。因字体方正、笔画平直，可作楷模文字而得名。楷书是隶书的简化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改弯为钩；改波折为笔直。隶书改良为楷书后，字体的美感主要从笔力和个性特色中体现出来，利于书法艺术的进一步发展。钟繇开创了隶书到楷书的新貌，历来都认为他是中国书史之祖。他在书法上首定楷书，对汉字的发展有重要贡献。

在楷书书法理论上，欧阳询也有很大贡献，他创造的“欧阳询八决“具有独到的见解。八决特点为：（点）要向从高峰坠下的石头；（横戈）要向长空中的新月；（横）要向千里的阵云；（竖）要向活了一万年的枯藤；（竖戈）要像劲松倒折，落挂石崖；（折）要像万钧重的弩将发动；（撇）要像利剑斩断的犀牛象牙；（捺）则要一波三过笔。这八种方法对后世有深远的影响。草书 草书是楷书的变体，产生于汉代。本是起草文稿时，潦草书写隶体而导致的一种变体，后来成为一种通行的写法，以至演化成为一种纯粹的书法艺术。两汉时期的草书主要是章草。它讲究笔墨的连贯，字与字之间、笔画之间环环相扣，虽偶有间断，但笔意仍相连。六朝时期，草书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出现了词连现象。到唐代，草书发展到狂草。张旭、怀素等人把草书推向狂放的境界，他们任意增减笔画，随便改变汉字结构，随心所欲，气、意、笔一气呵成。字体一般很难辨认，完全成为书法家表达胸臆、张扬个性的艺术品。

提起草书，不能不提及当时书写材料的巨大进步。西汉末就发明了造纸术，到唐代纸张基本上取代其它书写材料而处于独尊地位，纸张的卷舒自如、携带方便、吸水易干等特点，促进了中国书法艺术的普及与发展。行书

行书，与草书一样起源于汉代，是介于楷书与草书之间的一种字体。书写较楷书简便，辨认比草书容易，以简易为宗旨，实用性强，便于流行。成为人们信札往返、记事作文的首选。书圣王羲之最有代表性的作品《兰亭序》被誉为”天下第一行书”。

宋体

9.浅谈中国礼尚往来的起源 篇九

礼品又称礼物。“礼品”在汉英词典中的解释 a gift(article)。通常是人和人之间互相赠送的物件。其目的是为了取悦对方，或表达善意、敬意。礼物也用来庆祝节日或重要的日子，比如情人节的玫瑰或生日礼物，不可不送。礼物也可以是非物质的。中国古代有“千里送鹅毛，礼轻情义重”的说法，表示礼物的价值在于送礼者的善意和心意，而非礼物本身的价值。礼物不需要太贵，只要表达了心意就可以了。

送礼的起源

交际相互馈赠礼物，是人类社会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交往内容。中国人一向崇尚礼尚往来。《礼记·曲礼上》说：“礼尚往来，往而不来，非礼也，来而不往，亦非礼也。”

礼品馈赠，是与其他一系列礼仪活动一同产生和发展起来的。我们知道，礼起源于远古时期的祭祀活动。在祭祀时，人们除了用规范的动作、虔诚的态度向神表示崇敬和敬畏外，还将自己最有价值、最能体现对神敬意的物品(即牺牲)奉献于神灵。

也许从那时起，在礼的含义中，就开始有了物质的成分和表现了。即礼可以以物的形式出现。关于礼物这个概念，还有人说它最初来源于古代战争中由于部落兼并而产生的“纳贡”，也就是被征服者定期向征服者送去食物、奴隶等，以表示对被征服者的服从和乞求征服者的庇护。

史书中曾有因礼物送得不及时或不周到而引发战争的记载。如春秋时期，因楚国没有按时向周天子送一车茅草，而引发了中原各国联盟大举伐楚的战争。还有人认为，最初的礼就是一种商业性质的物品的有来有往，原始的“礼尚往来”，实质上就是以礼品的赠与酬报的方式进行的产品交换。

10.中国传统节日的起源 篇十

中国戏剧的起源是十分复杂的，古今许多戏剧学家都对此提出了不同的看法，焦循在《剧说》中做了大量的征引，并对之进行了自己的探索。

“俳优说”是戏剧起源问题中的一种重要观点，主张这一说法的不乏其人，焦循也是如此。《剧说》中引述了《乐记》所载：“‘犹，猕猴也，言舞者如猕猴戏也，乱男女之尊卑。‘犹，或为‘优。”由此可见“优”之来历。又引述《史记·急就篇》所载：“‘倡优俳笑。是优俳一物而二名。今之散乐，戏为可笑之语而令人笑是也。”后又列《史记·滑稽列传》所载著名的优孟、优旃事迹，并肯定地说：“然则优之为技也，善肖人之形容，动人之观笑，与今无异耳。”

“傀儡说”也是一种重要观点。焦循记录了《金楼子》中所载周穆王时木人的表演形式，又引用了《谷城山房笔麈》中的一段话——杜佑曰：“窟儡子，亦曰‘傀磊子，本表雅也，汉末始用之于嘉会，北齐高维尤好之。”今俗悬丝而戏，谓之“偶人”，亦傀儡之属也。又有以手持其末，出之帏帐之上，则谓之“窟儡子”矣。——这表明焦循是肯定傀儡之说的。

从先秦就有的角抵，到汉代又称为百戏。焦循又引述《谷城山房笔麈》所载：“汉有鱼龙百戏。齐、梁以来谓之‘散乐。乐有舞盘伎、舞轮伎、长跷伎、跳剑伎、吞剑伎、掷倒伎，今教坊百戏，大率有之，惟掷倒伎不知何法，疑即‘翻金斗。”并加按语：“今之演剧者，以头委地，用手代足，凭虚而行，或纵或跳，旋起旋侧，其捷如猿，其疾如鸟，令见者目炫心惊，盖即古人掷倒伎也。”明确认为戏剧表演中的倒立和翻筋斗是来自古代角抵中的“掷倒伎”的。

唐代杜佑的《通典》中已有“歌舞戏”之语，而后世包括焦循在内的许多学者都注意到了歌舞戏与戏剧的关系。《剧说》引述了《教坊记》中有关“大面”的材料：“大面出北齐兰陵王长恭——性胆勇而貌妇人，自嫌不足以威敌，乃刻木为假面，临阵著之，因为此戏。亦入歌曲。”后按曰：“今净称‘大面，其以粉、墨、丹、黄涂于面以代刻木，而有是称耶？然戏中亦间用假面。”指出了“大面”的影响及于后代的脸谱和面具两个方面，论述颇为详尽。而关于“踏谣娘”戏，《剧说》虽未记录，但却引述了《乐府杂录》中关于“苏中郎”的记载：“苏中郎——后周人士苏葩，嗜酒，落魄，自号‘中郎。每有歌场，辄入独舞。今为戏者，著绯，戴帽；面正赤，盖状其醉也。”这两种究竟是一戏还是二戏，还有待考证，不过至少可见焦循是注意到了这一题材的歌舞戏与戏剧之关系的。

此外，焦循又引述了大量有关“参军戏”的材料，如引《乐府杂录》中所载“参军”之来历：“开元中黄幡绰张野狐弄参军——始自汉馆陶令石耽。耽有赃犯，和帝惜其才，免罪。每宴乐，即令衣白夹衫，命优伶戏弄辱之，经年乃放。后为参军，误也。”又引《近峰闻略》中“参军至唐，为故事，名‘副净”；引《辍耕录》中关于“副净”、“副末”与“参军”、“苍鹘”的关系：“院本则五人：一曰副净，古谓之‘参军，一曰副末，古谓之‘苍鹘——鹘能击禽鸟，末可打副净，故云……”又引《谷城山房笔麈》所载：“优人为优，以一人幞头衣绿，谓之参军；以一人髽角敝衣，如僮仆状，谓之苍鹘。参军之法，至宋犹然。”乃论参军之角色。再引述《唐阙史》所载优人李可及表演“三教论衡”之事，为参军戏之表演形式。可见，焦循对于参军戏与戏剧的关系是十分重视且有独到的见解。

总之，可以说，焦循在古代戏剧学家中，是最早有意识地并较为系统、全面地探索了中国戏剧起源问题的，他看到了古代俳优、傀儡、参军、百戏等许多因素和后世戏曲在内容、形式等各方面的继承关系，并做了详实的记述。他对资料的引述并非简单的罗列，而是带着自己的观点去筛选、去研究，并在许多地方明确地表达了自己的看法。而他的这些观点今天看来仍然是极有价值的，为后来的学者研究这一问题做了指引和启发。

当然，戏剧学经过近现代一个世纪的发展，戏剧研究方法逐步趋于科学化和规范化，以当今的眼光来看待二百年前焦循的研究，它还是有着许多欠缺的。例如，戏剧起源的因素极为复杂，如上古歌舞这一元素，早在明代就被汤显祖、程羽等人视为中国戏剧的源头；再如宗教礼俗，包括巫觋、傩仪和蜡祭，从宋代的苏轼到明代的杨慎、清代的杨静亭，都曾对其中的一个或几个方面进行过论述。而这两点至今已被学界公认为中国戏剧最初的渊源，然而在焦循的著作中却缺乏对这些因素的论述，这就成为其观点的严重缺憾。此外，一些歌舞戏的关系问题，如“踏谣娘”和“苏中郎”究竟是一戏还是二戏，自古以来就不断有争议。然而《剧说》中只引了“苏中郎”的例子，没有谈到“踏谣娘”，更没能体现出作者是否对二者关系有所认识。更重要的是，中国戏剧的产生是一个动态的发展过程，远古因素如何逐步演变为成熟戏剧，这其中的影响因素又有哪些，都需要系统的梳理，然而书中只是片断性地阐释了对诸种因素的见解，缺乏“史”的观念。当然，这一意识的树立对于当时的学者来说也是很难得的。

尽管古代学者的研究有着种种缺陷，但毕竟是我国戏剧史上重要的过程，他们留下的宝贵成果仍是我们巨大的财富。因此，在如今的戏剧研究中，我们应当尊重并学习前辈学者踏实、朴素的学风，同时运用当代科学、系统的方法，将中国戏曲这一珍贵的文化遗产继承和发扬开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