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文化视角下西方文学作品的鉴赏和语文翻译

跨文化视角下西方文学作品的鉴赏和语文翻译（共2篇）

1.跨文化视角下西方文学作品的鉴赏和语文翻译 篇一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迅速发展,世界各国的贸易往来日益频繁,广告作为一种大众传播手段,在商品的宣传推广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然而,由于中西方在历史文化、社会发展、风俗习惯、伦理道德以及价值观念等诸多方面存在着很大的差异和不同,因此,商业广告在中西方社会进行宣传推广时,需要充分考虑不同的文化因素的影响,准确无误地传递商品的价值和情感。商业广告的翻译本质上是一种跨文化的商业交际活动,翻译得是否恰到好处将可能直接影响商品的宣传效果以及销售业绩。因此,商品在不同的文化国度流通中,其广告的翻译显得尤为重要。

一、广告翻译与跨文化交际

著名学者王佐良曾说过:“翻译中最大的困难,就是两种文化的不同,翻译者必须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文化人”[1]。事实上,与其他任何种类翻译一样,广告翻译也是一种跨文化交际的活动。[2]广告翻译得是否准确恰当,将直接影响译入语受众对商品的理解和看法,从而决定这种跨文化商业交际活动的成败。正如苏淑慧指出的:“由于语言文化上的差异,一则优秀的广告对其他民族的读者来说未必是成功的。如果依样画葫芦,一字不动地译成另一种语言,就不一定能达到原来的效果,有时甚至会适得其反”[3]。

中西方文化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差异和不同,这些文化差异对广告翻译存在着巨大的影响。因此译者在进行商业广告的翻译时,要深切地了解译入语的文化,将原商品广告所传达的价值与情感与译入语文化相结合,投译入语受众之所好,避其所忌,这样才能顺利地实现商业广告宣传的目的。

商业广告的翻译,从本质上说,是一种跨文化交际活动。广告在不同的文化国度中对商品进行宣传推广,这种文化交际活动的成败将决定商品的推广和销售。因此,在进行商业广告语翻译过程中,应从顺应理论的角度出发,充分考虑译入语的文化心理、价值观念和审美情趣等因素,并将这些因素纳入商业广告的翻译中,将译文保持与原广告一样的宣传效果,促进文化交流和理解,达到推广和销售商品的目的。

二、中西方文化差异对商业广告语翻译的影响

语言是文化信息的载体。而翻译就是通过一种语言传递另一种语言的文化信息。[4]不同的文化背景下,语言的使用存在着巨大的差异。商业广告作为进行产品宣传推广的特殊用语,除了结合自身产品的特性外,更多的要考虑文化背景下语言的使用。由于中西方文化的差异,在语言风格和使用方面,汉语与英语存在着明显的差异。因此,在商业广告翻译中,要充分考虑中西方文化差异所带来的影响,进行“跨文化”式的翻译,使译文在不丢失本意的前提下成功地融入到译入语的文化之中,被译入语的受众所理解和接受,达到宣传和推广的作用。

(一)文化心理的差异

中西方不同的地理状况、文化氛围、历史影响和生活习惯形成了各自鲜明的民族特色和文化心理。这些心理特征影响着人们的文化传统和风俗习惯,因此,要想让广告译文被译入语的受众所接受和理解,就要使广告译文符合译入语受众的文化心理。

国际知名洗发水品牌Rejoice的中文含义是高兴和快乐,为了迎合中国消费者对洗发水“飘逸柔顺”效果的心理需求,被译成了飘柔。其广告语“Start Ahead”被译为“成功之路,从头开始”。从“头”开始,这一双关的修辞手法符合中国文化中“好的开始等于成功的一半”心理,因此,深受中国广大消费者的喜爱。同样,为了迎合中国消费者吉利和喜庆的文化心理,国际知名饮料Seven-up被译为七喜,其广告语“Fresh-up with Seven-up”也被译为“提神醒脑,喝七喜”。

日本丰田汽车在向美国市场推销产品时,其广告语为:Where there is a way for a car,there is a Toyota.这句广告语借鉴了英语的古谚语Where there is a will,there is a way(有志者事竟成)。这样的广告语翻译可以说是充分考虑了西方人崇尚个人奋斗和实现自我价值的文化心理,将丰田汽车也赋予这种实现自我价值的奋斗精神,给美国消费者留下了深刻地印象,帮助其品牌顺利地打开了美国市场。同样,在向中国市场推销其产品时,广告语翻译也借鉴了中国的这句俗语——“车到山前必有路,船到桥头自然直”,将广告语译为:车到山前必有路,有路必有丰田车。这样的广告译文融合了中国的传统文化以及坦然面对一切的哲学思想,贴近中国消费者的文化心理,很快被中国消费者所接受和认可。

(二)价值观念的差异

价值观是民族文化的精神本质,决定着文化的特征和风范。由于不同的历史发展以及思维方式,中西方在价值观念上存在着巨大的差异。在思维方式上,西方社会注重个人主义,突出“利己”的思想,追求个人价值的实现和自我享受;中国社会注重集体主义,倡导“利他”的精神,推崇和谐仁善,群体意识强烈。在家庭观念上,西方社会注重自由与隐私,家庭观念淡薄;中国社会注重亲情与团聚,家庭观念浓厚;在交际风格上,西方社会重实际,自信独立,说话直接,直抒胸臆;中国社会重感情,深思熟虑,说话委婉,谦虚谨慎。因此,在进行广告翻译时,要充分考虑中西方价值观念的差异。

泰国功能性饮料Red Bull(红牛)在对欧美市场进行宣传推广的时候,其广告语为“Red Bull Gives You Wings”。广告语简单直接地表明了其功能性饮料的效果——红牛给你插上翅膀,助你翱翔。然而,在中国市场投放广告时,广告语翻译成了“你的能量超乎你的想象”,这样的广告语翻译体现了在交际风格方面,中国社会注重谦虚谨慎,说话间接婉转的价值观念。

日本著名的数码相机企业佳能公司,在欧美国家投放广告宣传佳能单反系列的时候,广告主题围绕个人摄影,其广告语为“Delighting You Always”,表明佳能相机总能让你体验到拍照的乐趣。第二人称“You”的使用符合西方推崇的“个人主义”的价值观念;广告语翻译简单扼要,直接明了,符合西方社会注重实际的价值观念。当佳能在中国市场投放广告宣传时,广告主题围绕中国家庭摄影,广告语翻译也成了“佳能,感动常在”,表明了佳能相机能帮助中国消费者记录每一个感动的瞬间。这样的广告翻译充分考虑了中国社会注重集体和感情,家庭观念浓厚的价值观念。

(三)审美情趣的差异

审美情趣可以说是一种综合性的文化意识,中西方受各自历史传统、民俗习惯、经济发展等因素的影响形成了迥然不同的审美观念。[5]审美观念的差异对广告翻译也有着重要影响。广告翻译既是语言翻译,也是文化翻译。因此,在广告翻译中应避免简单对等的翻译,注重广告翻译译文与译入语文化审美的衔接,再现原广告的创意效果。

国际钻石珠宝公司戴尔比斯的英文广告语“A Diamond Lasts Forever”翻译成中文为“钻石恒久远,一颗永流传”。这句广告语的中文翻译采用了中国古典诗词对偶以及尾韵的手法,形式工整,音律和谐,不仅道出了钻石的真正价值,而且也从另一个层面把爱的价值提升到足够的高度,符合中国人的审美情趣,成为了朗朗上口、众口相传的经典广告语。

龙,作为中国文化中的一种图腾,不仅是美的,还一直被视为权利、力量、吉祥的象征。然而在西方文化中,龙却是喷火伤人的怪物,不具有任何美感,甚至谈“龙”色变。中国建设银行在国内发行了以“龙卡”冠名的信用卡,同时借鉴“山不在高,有仙则灵;水不在深,有龙则灵”这句著名的古诗词,将广告语设计为“衣食住行,有龙则灵”。这样的广告宣传符合中国人的审美情趣,因此广受欢迎。然而,考虑到中西方文化审美情趣的差异,龙卡翻译成英文采用了音译的方法译为了“Long Card”而非“Dragon Card”,广告语“衣食住行,有龙则灵”在英文翻译中则运用尾韵的修辞方法译为“Your everyday life is very busy,Our Long Card can make it easy”,这样的广告翻译充分考虑到了西方文化对龙作为不祥之物的理解,避免了中西方的文化冲突,符合了西方人的审美情趣。

三、结束语

广告翻译是语言与文化的统一体。因此,在忠实于原文的基础上,商业广告的翻译应将文化心理差异,价值观念差异和审美情趣差异等因素纳入商业广告的翻译原则中,在跨文化的视角下对接中西方文化,将商业广告翻译符合消费者审美情趣和心理需求,从而才能使消费者对于产品的认识、理解和想象更加深入,产生认同感,激发消费欲望,从而真正实现与原广告等效的宣传价值。

参考文献

[1]王佐良.翻译,思考与试笔[M].北京: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89.

[2]权循莲.从跨文化交际的角度看广告语的翻译[J].安徽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02):52-55.

[3]苏淑惠.广告英语的文体功能与翻译标准[J].外国语(上海外国语大学学报),1996(02):51-56.

[4]孙爱娜.文化因素在商业广告标语翻译中的映射[J].黑龙江史志,2009(20):111-112.

2.跨文化视角下西方文学作品的鉴赏和语文翻译 篇二

【关键词】后殖民翻译理论 五四运动 西方文化 中国翻译文学 影响

一、导论

本文拟从后殖民翻译理论视角探讨五四运动前后西方文化对中国翻译文学的影响。五四运动是中国近现代史上里程碑似的转折点，期间，西方文化大量输入中国，对中国的翻译界、文学界、甚至思想界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后殖民翻译研究是20世纪90年代末一个重要的翻译研究流派，自1997年由道格拉斯.罗宾逊提出后，长期备受关注，成为众多学者研究的热点。后殖民翻译理论将翻译与政治相联系，强调外部的权力关系或强弱对比关系对翻译的影响，主要探讨译者、翻译活动和译作如何受权力关系制约，以及译者、翻译活动和译文如何塑造或解构权力关系。

当今社会，全球化不可逆转，而以市场为导向的意识形态、西方科技和西方大众文化在全球的传播，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翻译的进行和文化的多样性。在这种大背景下，翻译成了一把双刃剑，既可以促成文化趋同，也可以促成文化多元。而这个度的掌握则在于各国的理论学者和众多翻译家的实际操作和具体应用。

二、后殖民翻译理论国内外研究概述

传统意义上的翻译多与对等、意义、技巧等概念相联系，受词、句、篇的束缚。所以传统翻译多数情况下被认为是以忠实于原文、不带译者感情的方式，将意思从原文文本传递到目的文本的过程。然而，在上个世纪80年代中晚期，一个研究翻译的全新角度进入了人们的视野—将翻译与帝国相联系。这种联系正是后殖民主义和后殖民翻译理论的诞生根源。道格拉斯·罗宾逊在他的专著《翻译与帝国：后殖民理论解读》一书中将翻译解釋为帝国主义理论服务的有效工具，作用是在殖民者和被殖民者之间进行调节。因此后殖民翻译理论有很强的政治色彩，其核心内容就是权力关系。罗宾逊详细论述了和梳理了相关理论研究，起到了奠基作用。随后有几部重要作品相继问世继续完善了这一理论，它们依次是苏珊·巴斯内特和哈瑞什·特里维蒂编辑的《后殖民翻译—理论与实践》（1999），韦努蒂编辑的《翻译研究读本》（2000），根茨勒的《当代翻译理论》修订版（2001），吉里米·芒代的《翻译研究概论—理论与应用》（2001），以及蒂莫志科和根茨勒合编的论文集《翻译与权力》（2002）。

中国国内对于后殖民翻译的研究虽然热烈，但多集中于理论研究，主要包括对西方理论的介绍、后殖民翻译理论在全球化背景下的反思等，或是对某一外国文学著作进行后殖民翻译理论方面的剖析，较少触及某一特定历史阶段的考察。

赵文静所著的《翻译的文化操控—胡适的改写与新文化的建构》，以Andre Lefevere的改写理论为框架，以胡适在新文化运动初期的主要论著和翻译为案例，论证这些作品是如何受意识形态和其他文化因素的操控。其中有不少地方都涉及后殖民翻译理论的内容；朱双一的《鲁迅作品中的后殖民文化批判》等文章，主要批判鲁迅提出的国民劣根性。

总体来说，国内较少有文章或著作从后殖民翻译理论视角全面宏观的考察五四运动前后西方文化对中国本土文化的影响，尤其是对中国翻译文学的特征和形成原因进行系统而深入的研究。

三、从后殖民翻译理论看五四运动前后西方文化对中国翻译文学的影响

当我们从后殖民翻译理论看五四运动前后西方文化对中国本土文化的冲击时，权力关系对比对于中国当时的翻译文学的影响就显而易见了。五四时期中国的翻译家和翻译理论家在选材和翻译技巧上都做了很大的革新。

首先是翻译的选材。五四时期翻译的主题主要集中于恋爱自由、妇女解放和人的觉醒这几大类。而这些题材的选择实际上是为五四政治运动服务的。不管是五四前期所宣扬的浪漫主义，还是五四后期所提倡的现实主义，归根结底都是为了促进政治运动。韦努蒂曾在他的著作中提过，译者的现身是一种政治行为。从五四时期翻译的选材我们可以看出，再独立的译者，也会被深深打上时代烙印，不自觉地体现社会和时代的政治意识。

其次是翻译技巧。五四时期的翻译已经大大背离了清末民初的归化式翻译，走向了异化翻译、或者说直译的道路。原先大放异彩的“林译”为启蒙思想家所批判，随意删减、添加、评注的翻译方式也不见了踪影。取而代之的是鲁迅提倡的直译、“硬译”等翻译技巧。这种变化一方面是翻译家角色意识的建立，另一方面也是中国弱势文化屈服于西方强势文化的表现。

四、五四运动期间中国翻译文学的特色及其成因

在五四运动前后，从后殖民翻译理论视角虽然可以清晰地看出西方文化对中国文化的影响，但相比与印度、爱尔兰等前殖民地国家，中国的翻译文学还是有自己独特之处。

1.中国翻译文学的特色。五四时期中国的翻译家和翻译理论家有很强的自主性，因为他们并不是纯粹的帝国主义殖民调和的工具。在五四后期，这种特征更为明显，具体表现在他们对于翻译题材的选择。五四政治运动之后，新文化人将翻译的重心转向俄国、东欧和一些被压迫民族的文学，宣扬俄国的人道主义精神和共产主义等。根据《中国新文学大系史料索引》中《翻译总目》的不完全统计，“五四”以后的八年中，印成单行本的187部翻译作品中，俄国65部，法国31部，英国21部……这种明显的趋向性反映了当时知识分子企图脱离西方主流文化影响的意愿和努力。中国学者不仅在引入异国文化体系的方面的觉悟有所提高，在重建本土文化的方面也加快了进度。五四后期，新文化人提出了“兼取中西，综合创造”的主张，连主张“全盘西化”的主将胡适也提出了“整理国故，再造文化”的提议。这反映了中国学者既自卑又自傲的复杂心理。这种复杂心理直接导向了中国翻译文学的自主性，尽管这种自主性只是在帝国主义殖民影响与权力对弈的夹缝中生存。

中国的翻译文学还具有不纯性的特征。由于梁启超、周氏兄弟的推介，中国从日本译入的西方思想理论、文学作品数量巨大；同时当时大批的中国学生赴日留学，也加快了日本对于中国的思想输入。这样就使西方的文化在日本就经历了一次东方化的过程，再输入中国就相对容易接受，但其不纯性也有所增加，这就增加了误译的可能性。

中国翻译文学的第三个特点就是模仿与反抗同时进行。由于受殖民话语的影响，殖民地文化以及很多译者多模仿殖民者或按殖民者的意愿进行翻译。等到了殖民地争取独立阶段，殖民地的译者则多会选择反抗殖民文化的翻译策略。纵观爱尔兰和印度，则都经历了东方主义、民族主义和独立后的文化翻译三个阶段。中国与之相比就有较大的区别了。从清末民初的“中体西用”的翻译观，到“林译”的特殊技巧，再到五四时期大大小小的翻译论战，中国的译者从来就没有放弃对西方文化的抵抗。可以说，模仿和抵抗同时进行是五四时期中国翻译的最大特点。

2.中国翻译文学特点的形成原因。五四时期的翻译文学之所以形成上述三点特点，主要有以下四方面的原因。第一，中国当时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当时的民国政府虽然依附于帝国主义势力，但仍不失为独立的政权体系。政治上的独立使中国不可能像爱尔兰那样被殖民国强行更换语言等文化基础。第二，中国当时受到了多国的殖民侵略。大部分的前殖民地国家都是受到一国的殖民统治。由于中国是同时受到多国的殖民侵略，帝国主义企图瓜分中国，在中国划分势力范围，这就造成了中国同时接受多国思想文化的情况，故选择权在中国。又因为中国有独立的主权，没有任何一国能够向中国完全输入其殖民文化。第三，中国历史悠久，很多传统文化根深蒂固。引入西方文化能够引起保守派的强烈反对。第四，中國的知识分子觉悟较高。他们以救亡图存为己任，义无反顾地投身到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去，在引入西学和保护中国传统文化方面都做出了极大的贡献。

五、结语

综上所述，五四前后，由翻译文学作为媒介，中国本土文化在翻译、文学和思想文化方面都受到了西方文化的殖民影响。这是实际上是西方企图将中国纳入以西方为中心的权利体系和话语体系的文化表现。这就造成了在五四之后的近几十年内中，中国的现代性观念一直笼罩在西方的强势影响下。这种影响在全球化的今天尤为明显且具有深刻的意义。当前全球经济一体化，使得中国在翻译和文化输出输入方面大大失衡。仅就2015年来说，非译本图书的进口与出口比例大致为9：1，译本引进与输出的比例为7：3.正如张颐武所言：“全球化不是一个普世的福音，它本身是一个巨大的挑战。”这个挑战使得很多小语种和弱势文化岌岌可危，变成了强势文化的影子。这也正是后殖民主义和后殖民翻译理论的现实意义。对于这一问题，中国译者可以采取霍米·巴巴的文化杂糅主义或者韦努蒂的“双向暴力翻译法”，使模仿文化边缘化、同化，为我所用。这样一方面可以弱化西方殖民文化的影响，另一方面也可以加强中国本土文化的发展与丰富。

但是值得注意的是，中国的现代性问题不可能处在和殖民强势话语完全无关的纯净话语中，一味地美化五四之前的过去也是没有意义的。五四时期中国的知识分子还是竭尽全力的在文化殖民的浪潮中保持中华文化的本土特色。这也是当代中国知识分子应该学习和借鉴的地方。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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