恩格斯的名言

恩格斯的名言（精选11篇）

1.恩格斯的名言 篇一

关于恩格斯名言精选

1、判断一个人当然不是看他的声明，而是看他的行动，不是看他自称如何如何，而是看他做些什么和实际上是怎样一个人

2、只有获得胜利的可能性非常大时，才可进行决战。

3、要是巴黎公社不依靠资产阶级的武装人民这个权威，它能支持一天以上中吗?

4、据我看来，现实主义的意思是，除细节的真实外，还要真实地再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

5、胜利了的无产阶级不能强迫任何异族人民接受任何替他们造福的办法

6、经济是基础，政治则是经济的集中

7、传统是巨大的阻力，是历史的惰力。但是，它是消极的，因此一定要被摧毁

8、物质不是精神的产物，而精神却只是物质的最高产物。

9、没有哪一次巨大的灾难不是以历史进步为补偿

10、原则不是研究的出发点，而是它的终了的结果;这些原则不是被应用于自然界和人类社会，而是从自然界和人类历史中抽象出来;并不是自然界和人类要适合于原则，而是相反地，原则只有在其适合的自然界和历史时才是正确的

11、有所作为是生活的最高境界。

12、国家是不能没有警察的

13、在马克思看来，科学是一种在历史上起推动作用的、革命的力量。任何一门理论科学中的每一个新发现，即使它的实际应用甚至还无法预见，都使马克思感到衷心的喜悦，但是当有了立即会对工业、对一般历史发展产生革命影响的时候，他的喜悦就完全不同了。

14、利用时间是一个极其高级的规律。

15、不强迫某些人接受别人的意志，也就是说没有权威，就不可能有任何的一致行动

16、没有哪一次巨大的历史灾难不是以历史的进步为补偿的。

17、社会一旦有技术上的需要，则这种需要就会比十所大学更能把科学推向前进。

18、绣花针对铁梁，大小各有用场

19、勇敢和必胜的信念常使战斗得以胜利结束。

20、整个人类历史还多么年轻，硬说我们现在的观点具有某种绝对的意义，那是多么可笑

21、每个人都是典型，但同时又是一定的单个人，正如老黑格尔所说的，是一个“这个”

22、无产阶级平等要求的实际内容都是消灭阶级的要求。任何超出这个范围的平等要求，都必然要流于荒谬

23、有所作为是“生活中的.最高境界”

24、我们看到，一方面是一定的权威，不管它怎样造成的，另一方面是一定的服从，这两者，不管社会组织怎样，在产品的生产和通赖以进行的物质条件下，都是我们所必须的

25、判断一个人当然不是看他的声明，而是看他的行为;不是看他自称如何如何，而是看他做些什么和实际是怎样的一个人。

26、生活越紧张，越能显示人的生命力。

27、任何一个民族，如果被剥夺了工业，从而沦为单纯是庄稼汉的集合体，那是不能和其他民族在文明上并驾齐驱的。

28、保垒最容易从内部攻破

29、在马克思看来，科学是一种在历史上起推动作用的革命的力量。任何一门理论科学中的每一个新发现，即使它的实际应用甚至还无法预见，都使马克思感到衷心的喜悦，但是当有了立即会对工业对一般历史发展产生革命影响的时候，他的喜悦就完全不同了。

30、没有掌握技术的人才，技术就是死

31、大工业在全国的尽可能平衡的分布，是消灭城市和乡村的分离的条件。

32、逆境使天才脱颖而出，顺境会埋没

33、性爱按其本性来说就是排他的。

34、谁肯认真地工作，谁就能做出许多成绩，就能超群出众。

35、我认为倾向应当是不要特别地说出，而要让它自己从场面和情节中流露出来

36、野心就是一切虎伪和谎话的根源

37、国家并不是从来就有的。曾经有过不需要国家，而且根本不知国家权力为何物的社会，在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而必然使社会分裂为阶级时，国家就由于这种分裂而成为必要了

38、复杂的劳动包含着需要耗费或多或少的辛劳、时间和金钱去获得的技巧和知识的运用

39、谁要是在这里猎取最后的、终极的真理，猎取真正的、根本不变的真理，那么他是不会有什么收获的

40、自由不在于幻想中摆脱自然规律而独立，而在于认识这些规律，从而能够有计划地使自然规律为一定的目的服务

41、人离开狭义的动物愈远，就愈是有意识地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

42、只有在不仅消灭了阶级对立，而且在实际生活中也忘却了这种对立的社会发展阶段上，超越阶级对立和超越这种对立的回忆的、真正人的道德才成为可能。

43、辩证法是关于普遍关系科学

44、任何宗教教义都不足以支持一个遥遥欲坠的社会。

2.恩格斯的名言 篇二

一、人与自然关系的定位失误

恩格斯认为生态危机产生的重要原因之一在于无法正确定位人与自然的关系。人类是自然环境孕育出来的最高等级的动物, 是生物进化的最高产物, 同时人类也从自然界分离出来, 与自然相互对立。在工业革命以前, 由于生产力低下, 人对自然开发力度不够, 因此人与自然的对立并不明显, 二者处于相对和谐的关系之中, 人类依赖自然生存, 甚至一度被迫适应自然。然而自工业革命以来, 人类的生产力得到极大的提高, 对自然开发的力度成倍增长, 人类由顺应自然转变为征服自然。生产力的提高给人类的物质生产带来了巨大的变革, 人类物质生活突然变得丰富起来, 而这一切正是人与自然矛盾激化的开端。“人类中心主义”是激化人与自然矛盾的催化剂, 其支持者鼓吹人类是自然的主宰, 人类无所不能, 人们可以对自然界无节制的索取。但是, 正如恩格斯所说, 我们决不能违背自然辩证法的规律, 要正确定位人与自然的关系。人是自然的一部分, 同样要受到自然规律和生态规律的支配, 人类个体是来自自然界, 也要回归自然界。实际上当人们认为自己已经超越了自然、蔑视自然辩证法、蔑视自然生态规律的时候, 必然会遭受自然界的惩罚, 人类将会由此造成的全球性、全国性的环境污染、生态失衡而付出惨重代价的。

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生态危机产生的根源

1844年9月至1945年3月, 恩格斯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一书中揭露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破坏性和反自然性。他通过实地调查, 记录了大量而详细的资料, 并且有具体的数据和例证来指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带来的耸人听闻的生态破坏, 这一系列生态破坏所带来的灾难是物质生产永远无法弥补的。恩格斯站在客观的立场, 用辩证的眼光来看待资本主义生产, 他从不否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带来的社会变革和生活水平的提高, 他也从不否认城市化和工业化推动了整个市民社会的变革, 这是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但是恩格斯通过对伦敦、都柏林、爱丁堡、北明翰、格拉斯哥、曼彻斯特等工业城市, 以及西约克郡和南郎卡郡的其他工业区的走访考察, 他认为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条件下, 工厂中的工人普遍存在着饥饿和疾病问题, 他们始终处于恶劣的生态环境当中。

以其中一个工业城市为典型, 恩格斯描述了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对自然生态带来的毁灭性破坏, 同时生态的破坏也给人们的生活造成了恶劣和不可估量的灾难。资本家们为了利润而力图降低生产成本, 在生产力水平难以提高的情况下, 他们通过降低工人工资, 减少工人开支, 同时在生产原料上采取杀鸡取卵方式的摄取, 从而造成了种种生态问题和劳动条件问题, 造成了对工人的健康和生命损害和自然环境的破坏。恩格斯认为恶劣的生态条件和生存条件是造成广大工人死亡的原因, 而这一切也是资本家们为了减少成本, 获得利润所产生的后果。资本家们为了减少成本剥夺了工人的正常生存和生产条件, 同时为了减少运费, 资本家就地取材, 每一个工厂的产生就意味着这个工厂周围生态环境的永久性毁灭, 这是一种破坏, 也是一种浪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因为生产所以生产, 这是一种毫无顾忌的生产模式, 他们试图超越当时的生产力水平, 在无法从“质”上取得成功时, 他们往往通过“量”达到目的, 这是一种无限的“量”, 其所带来的资源浪费、生产过剩和生态破坏也是人们无法承受的。资本主义生产扩张和资本增值的无限性与社会需求、自然资源的有限性存在着剧烈的矛盾, 同时, 由于生产力发展水平的进一步提高, 这种矛盾将变得愈演愈烈, 从而一发不可收拾, 这一矛盾的激化与缓和往往表现在经济危机上, 而比经济危机所产生的后果更为严重的激化方式则是生态危机。经济危机造成了过度生产和过度浪费, 这对于不可再生的资源造成了巨大浪费, 严重的阻碍了人类发展的可持续性。恩格斯对英国工业城市的批判见微知著, 一个小的工业城市仅仅只能破坏一方水土, 但是, 无限扩张和传播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则会造成全球性的生态破坏。

三、脱离生态困境的途径

恩格斯对如何是人类摆脱生态危机的困境并没有做过多的说明和详细阐释, 我们只能从他的只言片语中总结。

第一, 正确的给“人”下定义。恩格斯在对“人”下定义时认为人类是自然界长期发展和演进的最高产物。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指出“人也是由分化而产生的。不仅从个体方面来说是如此——从一个单独的卵细胞分化为自然界所产生的最复杂的有机体”, 关键在于劳动。因为“手的专业化意味着工具的出现, 而工具意味着人所特有的活动, 意味着人对自然界进行的反作用, 意味着生产。”恩格斯在《劳动在从猿到人的转变中的作用》的著作中指出:“劳动是整个人类生活的第一个基本条件, 而且达到这样的程度, 以至于我们在某种意义上不得不说:劳动创造了人类本身。”类人猿通过劳动得到进化, 由此才开始在自然界中找到了自己的定位, 以及如何看待人与自然的关系。在定义“人”时, 恩格斯认为人既会对自然产生作用, 同时也接受自然的反作用, 人类在劳动中学会认识、利用、改造自然, 同时也学会了使用工具, 劳动和使用工具是人与其它动物的根本区别, 而这一切全都是基于自然, 源于自然。与之相对, 人类在认识、利用和改造自然的过程中始终受到自然的影响和制约, 自然给人类所提供的一切生产和生活条件都是需要人类付出代价的, 当人类无法提供等价的代价时, 自然环境就会对人类产生无法承受反作用, 即生态危机。正确的给“人”下定义是摆脱生态困境的第一步。

第二, 正确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恩格斯认为应当正确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 达到人与自然和解的目的。在《自然辩证法》中, 恩格斯指出:“自然界不是存在着, 而是生成着并消逝着。”“我们所接触到的整个自然界形成一个体系, 即各种物体相互联系的总体, 而我们在这里所说的物体, 是指所有的物质存在。”这里, 恩格斯所谓“整个自然界形成一个体系”的说法, 已经内在地蕴含着生态环链的思想。人与自然的关系是密切联系, 相互作用, 不可分割的。人的产生、发展和终结都离不开自然, 实际上, 在人类开始使用工具劳动以前, 人与自然就有了关系一说, 只是那时的人处于被动的适应自然的状态, 对自然的影响还极其微小。他们只从地球获取必须的用品, 很长一段时间, 人类和地球的关系平衡对等。地球为人们提供食物和衣物, 以及日常所需一切都来自于自然生态。此时的自然对人类起着决定作用, 人们只能被动的适应, 受自然孕育, 又受自然灾害伤害, 因此人们对自然既感激又敬畏, 对于自然提供的生产生活资料表达感激之情, 对神秘的自然力量和自然灾害表现出敬畏之情。农业改写了人类历史, 此时人与自然的关系上, 人类开始占据积极的一方, 自然则处于被动一方, 然而生产力的不足使人类的主动开发能力有限, 人类的破坏处于自然自我调节的限度之内。人的需求有限, 但是欲望是无限的, 人类为了满足自身的欲望改变了自然发展的方向, 使自然向更适合人的生存进行变化发展, 使自然界变成今天这样能够适合于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属人的世界。人类不断改变自然, 但是新的问题随着改变出现, 应对新问题做出新改变, 周而复始, 最终形成一个不断破坏生态自然的恶性循环。恩格斯从来不否认人对自然的改造和改变, 这是人与自然建立关系的基础, 人对自然的实践改造程度制约着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的发展程度。但是无论社会多么发展, 人与人的相互交往具有多么复杂的形式, 人与自然的关系仍然是人类社会的最基本的关系。因此必须正确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 人类在向自然界索取、在改造自然的过程中, 不能只过分陶醉于我们人类对自然界的胜利, 要认识到自身和自然界的一体性。如此才能正确改造自然, 保持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 才能使人类社会得以健康存在和持续发展。

第三, 从社会制度入手改变现有生存方式。恩格斯认为环境问题既是一个自然的过程, 也是一个社会的过程, 治理环境不但是个认识问题, 而且是个社会问题。他不仅强调人的认识的改变, 同时还指出解决人与自然矛盾的途径是从改变现有的生存方式和社会制度入手, 只有真正确立社会主义制度才能解决生态危机。他说:“要实行这种调节, 单是依靠认识是不够的, 这还需要对我们现有的生产方式以及和这种生产方式连在一起的我们今天的整个社会制度实行完全的变革, 用社会化程度更高的共产主义社会代替资本主义制度, 以实现人和自然环境, 人和社会环境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恩格斯在这里提示了引发环境问题的社会制度背景, 他认为生态危机的产生并不仅仅是由于生产技术的原因, 更在于社会制度所提出的价值取向。恩格斯还认为人与自然的关系受制于意识形态, 比如资本主义。资本主义工业生产虽然在100年内创造了之前一切财富的总和, 但是,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也是造成环境危机的根源, 他说:“在西欧现今占统治地位的资本主义方式中……支配着生产和交换的一个一个的资本家所能关心的, 只是他们行为的最直接的有益效果……出售时要获得利润, 成了唯一的动力。”资本主义生产的特点在于无限的追求利益最大化, 而非满足人们的基本生活需求, 其结果只能使得生态环境遭到破坏, 自然资源大量浪费。恩格斯从社会制度的角度分析了人类文明的历史进程, 他强调研究社会制度与自然的关系, 科学地揭示了社会制度与自然环境既相互制约又相互促进的辩证联系。从他的著作中可以看出, 他认为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是共产主义的目标之一, 只有共产主义才能从社会制度层面缓解甚至解决生态危机, 根除社会生产带来的各种弊病, 因为在这个制度下, “人们周围的、至今统治着人们的生活条件, 现在受人们的支配和控制, 人们第一次成为自然界的自觉的和真正的主人, 因为他们已经成为自身的社会结合的主人了”。但是仅有社会主义制度并不能真正地解决生态危机, 这只是一个基础, 要真正的使人与自然和谐相处仍然需要进一步探索。

总结说来, 恩格斯得出几点重要的有生态学意义的看法。在自然界面前“我们决不能像征服者统治异族人那样支配自然界, 决不像站在自然界之外的人似的去支配自然界。”在生产发展过程中, 应当顺应自然, 而不是征服自然, 人们对自然只能认识、利用和维护, 并不能征服、掠夺和破坏。只有在实践发展的基础上, 人类才能够更正确地理解自然规律, 学会认识我们对自然界实践过程的干预所造成的后果。人类如果自发进行耕作, 而不是有意识地加以控制, 会导致土地荒芜, 破坏加剧。若是放任人类对自然进行开发和摄取, 将会出现自发性和盲目性的情况, 最终导致自然环境的深度破坏。

参考文献

[1]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 2009年版.

[2]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人民出版社, 2009年版.

[3]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 2009年版.

[4]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 1957年版.

3.恩格斯的爱情和友情 篇三

恩格斯一生中有过两次事实上的婚姻，与之同居的女友是一对爱尔兰姐妹。姐姐名叫玛丽·彭斯，原是恩格斯家里工厂的一名女工，恩格斯是工厂主的儿子，受父亲之命参与工厂管理。当恩格斯爱上这个爱尔兰女孩时，玛丽刚刚升职不久，负责一架新型机器的操作，恩格斯希望她能放弃当一名女工，但玛丽是位有主见的女孩，拒绝了恩格斯的提议。后来，恩格斯在萨尔福德郊外给玛丽找了一座小房子，玛丽接受了这座房子，同时也接受了恩格斯超越阶级的爱情。

恩格斯对家族企业的管理和商业活动毫无兴趣，他不想做一个为金钱而活着的资本家。结识马克思后，他立志和马克思一同创造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论，为无产阶级的解放和共产主义的理想而斗争。但金钱是生存的必须，他不但自己要活着，而且要用金钱接济贫困中的战友马克思。虽然他并不情愿，但还是留在了欧门·恩格斯公司，为资产阶级老爸服务。

恩格斯本可以在资产阶级惯有的生活轨道上安逸地度过人生，当年，他曾经和家乡一位门当户对的女孩定下婚约，但他一生所反抗的恰恰就是这种生活。他在给马克思的信中写道：

我的妹夫不断劝我，加上父母的压力，我不得不暂时屈服于他们的意愿。我现在已经在办公室上班十四天了——我的恋爱事件同时也逼我不得不如此，可是越想越觉得沮丧，整天在钱堆里打滚实在太可怕了，巴门这个地方太可怕了，但更可怕的是，要我当布尔乔亚阶级和工厂制造商，去对抗无产阶级。在我父亲的工厂工作几天之后，我才真正体会到这种可怕的感觉，以前竟从未注意到这些……要不是每天还能把一些精力放在寫英国的悲惨处境这本书上面，我可能真的要疯掉了，这多少纾解了我的一些怨恨。要是你不去写作的话，要当一个共产主义者，同时又维持自己的布尔乔亚地位，这似乎并不困难，但是如果你同时要从事宣扬共产主义真理，又要经营工厂做生意赚钱，这似乎就做不到了。

从这封信中，我们可以体会到恩格斯的精神和实际生活的内在冲突。他和当地一些共产主义者举行劳工阶级会议，发行宣扬共产主义思想的报纸，这不仅引起了父亲的愤怒，加剧了父子间的紧张关系，而且引起了当地警察的注意。1845年春天，他被迫离开了巴门公司，不仅摆脱了他所讨厌的布尔乔亚的生活，而且摆脱了和他订有婚约的女孩。

恩格斯的反叛和当代青年的青春期叛逆还是有着本质区别的。恩格斯所叛逆的不仅是他的老爸，而且是他所在的布尔乔亚阶级。他觉得只管从工人身上榨取剩余价值的资产阶级生活与他的良知和信仰水火不容，这种内心的冲突和老托尔斯泰晚年的精神危机相类似。恩格斯和马克思终其一生创造了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论，并描绘了未来社会的美好蓝图，两个世纪过去了，人们进行了种种血与火的实验……

但纯真的信仰，对善的追求和渴望，以及不屈不挠的精神探索依然是伟大的。

离开巴门之后，恩格斯在欧洲游荡，他参加工人运动，与马克思亲密交往，观察社会，接触底层百姓，以他的热情感悟大自然和日常生活。他在法国勃艮第的小镇上体会葡萄丰收的喜悦，当地居民把陈年的葡萄酒倒掉，染红了一条街；他和当地的姑娘们躺在草地上吃葡萄，痛饮葡萄酒，过几个小时惬意的流浪汉生活，然后从容上路。他还当过兵，参加过四次战役，在子弹的呼啸声中穿越黑森林……这位无产阶级伟大理论家的早期生活，充满了浪漫和冒险的情调。

现在，他带着女友——温婉可人的爱尔兰少女玛丽来到了布鲁塞尔，和他的终生好友马克思会合了。

一个同时代人，名叫史蒂芬·伯恩，是位年轻的印刷工人，共产主义者，在1848年革命中曾领导工人阶级暴动，与住在布鲁塞尔的马克思一家及恩格斯都有过来往。他说马克思一家“住在郊区的一幢小房子里，很拮据，甚至可以说很穷”。他对马克思的妻子燕妮有极好的印象，说他从未见过一个女人像她那样“不管是外在还是内在，都是那么柔和细致”。

但对于恩格斯和玛丽，伯恩则有着另外的看法。当时布鲁塞尔有一个叫作“工人教育同盟”的团体，马克思每个礼拜固定在那里发表演说，演说后由燕妮朗诵一些诗文助兴。伯恩说，有一次恩格斯带着女友玛丽一起出席聚会，马克思一家显出很冷淡的样子，当伯恩走过来跟他们讲话时，马克思“对我眨一下眼，并且微笑了一下，让我知道他的夫人在那位女士面前必须摆出一副很酷的样子”。伯恩所说的“很酷”，我们可以理解为“轻蔑”。

马克思夫妇对恩格斯和玛丽的态度多少令我们感到有些意外。我们知道，燕妮的父亲冯·威斯特华伦子爵是一位普鲁士的军官，懂七国语言，热爱莎士比亚，对《荷马史诗》朗朗上口。她的父亲曾是费迪南公爵的贴身秘书，费迪南公爵曾是伏尔泰的好友——一位开明的自由主义者，威斯特华伦子爵的爵位就是由公爵册封的。出身于如此世家的燕妮嫁给马克思后，尽管过着穷困的生活，但在女工出身的玛丽面前“酷”一下，也是可以理解的吧。史蒂芬·伯恩除了赞同燕妮的做法外，同时认为，恩格斯老是带着玛丽·彭斯在工人面前“招摇”，似乎是在提醒他们，工厂主的儿子可以随时糟蹋穷人家的女儿，这显然有失体统。伯恩对此固然有着鲜明的阶级立场，但恩格斯断然不会认同他的看法——他爱玛丽，而且终身不渝。

【以个人奉献成就马克思的伟业】

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性格有很大的差异，但两个人的友谊维持了一生。马克思由于犹太人的身份，始终置身于社会之外，但他又是一个洞悉历史和社会的天才，所以又置身于社会之上。从知性训练和知识背景看，他没有无产阶级的不利条件，但他也同样不属于资产阶级。他是现存社会秩序的敌人，一切贵族、富翁、政客和上流社会的种种，他一概鄙弃之。这种社会角色的定位，使他养成了特立独行的个性，不为资产阶级社会的威胁和诱惑所屈服，因此孤傲不群，多疑善妒，具有攻击性。这不仅体现在他的文风上，也体现在他的日常生活中。

恩格斯的经济条件相对优越，有多方面的兴趣和才能，他经商、玩乐、运动、懂多种语言，在自然科学、经济学、历史学和军事学方面皆有造诣，写文章、著书、绘画、做诗、恋爱，样样来得，还以极大的热情和精力投入政治活动。这样一个全面发展近乎完美的人，一生拜服在马克思这位伟大的天才面前，亦师亦友，任劳任怨，不求回报，不仅在金钱上而且在智力上全力成就马克思的伟业，恩格斯的友谊和奉献精神完全超越于世俗利益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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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50年，马克思一家在伦敦贫苦的生活令恩格斯痛心不已，为了接济马克思，他又回到曼彻斯特父亲的公司从事资产阶级的“勾当”。尽管有玛丽·彭斯陪伴在身边，但他仍然向往无拘无束的自由生活。此时，他不断地汇钱给马克思帮他渡过难关，使他能够安心写作。1851年，《纽约论坛报》邀请马克思写专栏，马克思正埋头自己的经济研究，而且英文不够好，他要求恩格斯为他写这些文章。恩格斯当时也有一个自己的研究项目，且白天要全力投入公司的经营业务，只有晚上有空余时间。但恩格斯还是一口答应了马克思的请求，为《纽约论坛报》每两周写一篇文章，署上马克思的名字，稿费也由马克思支领。这些文章收集成书出版时，仍署上马克思的名字。为了写作，恩格斯每天都要在公司待到很晚。一次，他答应为英国的民权运动写一篇文章，便写信给马克思说，专栏文章要顺延一个晚上，马克思回信道：“既然你的时间这么紧，你当然还是应优先考虑美国那边的文章，因为这些文章是绝对延误不得的。”后来，恩格斯就劝马克思用德文写这些文章，然后再由他译成英文，但这个活儿显然更不轻松。后来，马克思的英文磨练得差不多了，终于能够独自承担专栏的写作，仍不时要求恩格斯为他提供军事和商业方面的资料，以便文章更为完善。1857年，恩格斯由于过度劳累，终于病倒了，即使在病中，他仍承担马克思为《大美百科全书》的供稿，撰述有关军事和武器方面的专门知识。

恩格斯重返公司不久，父亲很高兴，为了安抚这个躁动不安的儿子，父亲为他买了一匹马作为圣诞节礼物。恩格斯因此喜欢上了騎马运动，他却为此感到愧疚不安，写信给马克思说：你在伦敦那么艰难穷困，我却在此骑马，不过好在这匹马是赊来的。后者回信道：“我要恭喜你能够再度玩你的马术表演，只是要小心，可不能玩得太激烈把脖子也摔断了，你那匹马似乎太野了些。”这样的口气，颇有点上司的派头，而这也是马克思惯常的作风。

1858年，马克思要求恩格斯为他买一本要用的书之后，致信道：“想必你那边应该有足够的资料，可以为我写这篇谈英国在印度的军备状况的文章，礼拜五以前交稿。如果可以，那真要感激不尽，这样一来，我就可以省掉一个礼拜读那本书的时间了。”1859年，恩格斯自己要写一本小册子，马克思告诫他说：“要完全摆脱以前写《纽约论坛报》那些文章的写法（除非有某些战事发生，超乎你的小册子的观点，但这种可能性不大），准备功夫要很周到才行。”另一封信曰：“寄来的五英镑已经收到，你写的关于战争文章要稍加润色才行，多渲染一些，因为你写的对象是一般报纸，而不是专门性的军事杂志。描述多些，个人化一些，就可以超越《泰晤士报》的一般通讯文章。我自己不来这一套，这会造成我自己风格上的分歧。”或许马克思认为自己有足够的资格来指导和要求恩格斯，而后者也认为这样理所当然。

对马克思经济和写作等方面的索求，恩格斯从来没有流露出不耐烦的情绪。只有一次，燕妮母亲去世后，留下了120英镑，一家人花80英镑添置了一套新家具，从伦敦的苏荷区迁居到格拉夫顿街，住进了宽敞的房子，情况似乎大有改观。可不久，恩格斯就接到马克思大倒苦水的信，说他在《纽约论坛报》的专栏文章要缩减，处境比过去五年来的任何时候都要糟。恩格斯回信也流露出了一些不满情绪：“我本来以为情况已经好转了，现在看样子情况并没那么乐观……二月初我会先寄上五英镑，以后每个月就寄这个数目给你，虽然未来一年仍有大笔债务要料理，不过我还是做得到的。”

在恩格斯留在曼彻斯特的11年间，几乎是日复一日，年复一年，马克思在通信中不停地诉说他的艰苦处境，恩格斯也不断地答应给他一些固定津贴之类的补助。但马克思总还觉得不够用，要恩格斯挪用公司的公款来接济他一些，但这显然有悖恩格斯的商业道德。尽管如此，两个朋友间的相处基本是融洽的，涉及金钱方面的小小不快，并没有影响二人的友谊。如果听到恩格斯将要来访的消息，马克思十几天前就会停止工作，坐立不安，焦急地期待朋友的到来。恩格斯来后，两个人会在一起彻夜饮酒长谈。这种心灵的默契和精神上的高度融合，又非一般人所能理解。

【友谊雨过天晴】

恩格斯最不能容忍的是马克思一家对玛丽·彭斯的冷淡和轻蔑。马克思一家只是偶尔见到玛丽，所以，一切都掩饰在礼节性的交往中。1867年1月7日晚上，玛丽·彭斯因中风过世，悲痛中的恩格斯给马克思寄去一张便条，希望得到朋友的慰籍：“我无法对你形容我此刻的感觉，这个可怜的女孩全心全意爱着我……”马克思只是简短地回信道：“这个消息相当令人震惊，玛丽的个性那么好，又那么聪明，那么忠心。”如果说，此言是对玛丽遽然去世表示了哀悼，那么紧接着，他就开始叙述伦敦贷款的事情没有着落等等，最后，马克思写道：“如果死的不是玛丽，而是我的母亲，她的身体毛病很多，也拖了好长一段时日了……”“你看，处在某种压力的情况下，即使是再‘有教养的人’，脑中也会浮现一些奇怪的念头的”。马克思在信中根本没提燕妮的哀悼之意，这种过分的冷淡让恩格斯心生不快。而且，恩格斯非常爱他的女友，由于炽热的爱，他对玛丽·彭斯的姓氏产生了兴趣，认定她是18世纪苏格兰伟大的民族诗人罗伯特·彭斯的后代。为了给玛丽找到这个光荣智慧的远祖，他多次跑去苏格兰和爱尔兰进行寻访，却始终一无所获。如今玛丽逝去了，恩格斯心中的悲痛无以言喻，所以收到马克思的信后，心中无法释怀。

隔了好几天，恩格斯才给马克思回了信：“亲爱的马克思，你应该可以了解我此时哀痛的心情才是，而你对此事的冷淡态度竟让我久久无法持笔回信给你。我所有的朋友，包括那些俗气的假绅士们，都对我表现出令人感动的关心态度，几乎超过了我所预期的样子，而你却非得在这种时刻照样表现出你凡事漠不关心的优越态度不可（请慎思为是）。”接下来，他不得不谈钱的问题：“你应该知道我目前的财务状况，你也知道我一向都是尽我所能在帮助你渡过经济难关，但是你提的要我为你筹措的那笔大数目，我实在无能为力，望你能够察谅。”他为马克思列出可能弄到那笔钱的三个方式，最后说，如果都行不通，“就只有去找你那位荷兰的舅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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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天后，马克思回了信，对恩格斯表达了歉意。同时他也提及，由于恩格斯的上一封信，燕妮不断地对他施加压力，他们的生活再也维持不下去了。这样也好，他可以宣布破产，让两个大一点儿的女儿去当家庭教师，把女仆琳蘅打发掉，他和燕妮带着最小的女儿小杜茜（即艾琳娜）住进贫民救济院。

恩格斯当然不会对马克思的困境坐视不管，他大胆地给马克思开了一张一百英镑的支票寄出去（他将逐渐自己还这笔钱），此后22天的时间内，他对马克思的来信一概不复。这期间马克思的信中除了表达自己的焦虑和歉意外，还抱怨家务做得一团糟，说自己在这些天里读不下书，也写不下东西，连抽烟都觉得乏味，“我的眼睛不知道感染了什么，老是觉得不对劲，不知是否和头部神经的失调有关……我常想要是变瞎了眼或发疯了，不知道是什么样子”。最后，他跟恩格斯谈到了曼彻斯特：“这个地方对你而言恐怕已经变得很寂寞难耐了，我自己就有这种经验，每次经过苏荷那一带，就觉得很不自在。”

恩格斯最后回了信，他请求马克思原谅他长期以来的静默，在这段日子里，他努力在学习斯拉夫语，想忘掉失去玛丽的沮丧，他暗示自己曾不断寻欢作乐，认为这很有用，他又找回了自己。朋友间不仅无话不谈，而且恢复了昔日的亲密友情。他对马克思的态度多了一层幽默的慈悲，1867年的一封信中，他用法文写道：“马克思老爹来了！”并用充满感情的语调揶揄马克思说，前一年秋天他给人开了一张支票，却不知上面到底填了多少数目。

1863年1至2月间，马克思和恩格斯度过了他们一生交往中最阴霾的日子。马克思战胜了自己性格上的缺点，赢得了恩格斯的谅解和同情，他们的友谊雨过天晴。

【晚年终于挣脱商业的牢笼】

玛丽·彭斯去世几个月后，恩格斯开始和玛丽的妹妹丽琪住在一起。他又回到了正常的生活轨道。

马克思晚年的经济状况有所改善，他接受了一个朋友遗赠的八百英镑，恩格斯后来成为“欧门·恩格斯”公司的股东，可以在生活上更多地接济马克思。马克思晚年受到各种疾病的困扰，1883年他感染了肺气肿，在这之前，他的妻子燕妮和一个女儿死去了，他也到了弥留之際。3月14日下午，恩格斯去看他，女仆琳蘅一见恩格斯就哭了起来，说马克思咳了很多血，她上楼去看他，发现他坐在书房里，可能是睡着了。恩格斯得知后，走进书房，摸一下马克思的脉搏，听一听他的气息，发现他已过世。

恩格斯的第二个同居女友丽琪·彭斯于1878年去世，为了让她高兴，恩格斯在她临终前与她举行了婚礼。在法律的意义上，丽琪成为了他名副其实的妻子。丽琪死后，她的一位叫玛丽·艾伦的表妹主动住到恩格斯家里来，帮助料理家务。艾伦是个年轻的女孩，不久和一位富有承包商的儿子发生情感纠纷，在恩格斯的干预下，那个男子娶了艾伦。但此人一无是处，恩格斯曾想帮助他们夫妇创业，结果赔得一塌糊涂。最后，两口子全都住到了恩格斯家里，显然是盯住了恩格斯的遗产。但恩格斯对金钱向来不放在心上，他曾如此自述：“现在家中人口众多，食指浩繁，两只狗，一只猫，三只金丝雀，一只兔子，两只小白猪，十四只鸡，外加一只大公鸡。”乐观幽默于斯可见。

不久，艾伦生了小孩，恩格斯很喜欢孩子，经常和他一起玩耍。为了扶植这对不思上进的夫妻做生意，他赔了不少钱。马克思夫妇去世后，女仆琳蘅也来到恩格斯家，照顾晚年恩格斯的生活起居。

恩格斯的晚年生活似乎很快乐，他住在伦敦一间很普通的房子里，结交了一些有趣的朋友。因为已经从他厌恶的商业活动中脱身，他有充分的时间读书写作，和朋友们在一起聚会。他把大部分时间用在整理亡友马克思的手稿上——当然，这个工作并不轻松。一次他对马克思的女婿拉法格说，他真想一把火烧掉那些手稿。

恩格斯对马克思生前的敌人和对手绝不宽容，他成为了马克思主义活的象征，得到了工人们的热爱和崇敬，但他真诚而谦逊地说，以他的工作来说，他不配享有这样的荣誉和爱戴。

马克思的女儿艾琳娜曾到曼彻斯特住过一阵子，她记述了恩格斯辞掉商业活动那天的情景。恩格斯早上出门时大叫：“最后一次了！”傍晚时，“我们站在门口等他回来，远远看到他走过田野……手中的拐杖在空中飞舞着，一路唱着歌走过来，脸上洋溢着愉快的笑容”。可谓“既自以心为形役，奚惆怅而独悲”，如今的解脱，真有一种挣脱牢笼，身心解放的快乐。

恩格斯比马克思多活了12年，他晚年患了食道癌，不能说话，只能用笔写字来和朋友们交谈。他说，自己正以苦行僧和幽默的功夫来忍受病魔的折磨。他把自己的遗产分成两份，一份给了马克思的几个女儿，另一份留给了丽琪的表妹艾伦（后者一直抗议遗产分配不公，她想多要一些）。恩格斯不忘把两万马克献给工人阶级政党，他给经手的倍倍尔写信，要他“好好保管一切……不要落入普鲁士人手里，当你觉得已经处理妥当时，就好好为自己喝一杯好酒吧，别忘了顺便记上我一笔”。他同时嘱咐处理自己遗体的方式：火化后将骨灰撒入大海。

在一个凄风苦雨的秋日，恩格斯的朋友们把他的骨灰撒入了英格兰的外海：铅灰色的波涛汹涌澎湃，发出沉重的呼啸和呐喊，把这个温暖而伟大的灵魂带向远方……

4.想起恩格斯名言 篇四

想起恩格斯一句名言

非典袭来，给我们带来巨大灾难，肯定没人欢迎。但正如火山爆发也会带来肥沃的火山灰，河水泛滥也会淤出良田一样，其实，非典带来的并非都是负面影响，它也给我们带来一些教训和契机。非典的肆虐是暂时的，它的`影响倒可能是久远的。诚如恩格斯所言：一个聪明的民族，从灾难和错误中学到的东西会比平时多得多。不信您瞧，是不是一边抗击非典，一边大伙儿的生活习惯都在悄悄变化，文明健康的生活方式正在逐渐取代昔日的陋习?不妨列举一二： 吃野味之风被刹。不靠行政命令，不靠舆论呼吁，而是拜非典之“教诲”，一时间，全国大大小小的野味店或关门，或转营，各路食客也不再敢贪嘴胡吃。此乃野生动物之福，也是国人一大进步。 随地吐痰恶习被有效遏制。随地吐痰乃多年痼疾，这般教育，那般惩罚，都难禁止。非典一来，大家才知随地吐痰危害甚大，加之各地又出台措施重典治痰，于是互相监督，从我做起，自觉克服陋习。 分餐制蔚然成风。早知道分餐制科学卫生，可就是推广不开。非典来这么一闹，没多少人还愿意围坐一起，一个盘子里搅来搅去。谁知道你有病没病，携带什么病毒?保险起见，还是分餐的好。 洗手成为习惯。在非典面前，“不干不净，吃了没病”这几千年的“经验”不灵了。现在大家都明白了，好好洗手，防止病从口入，养成良好卫生习惯，才是防病上策。 体育锻炼蓬勃兴起。实践证明，体质好，抵抗力强，就不容易染上非典。那咱为啥不去锻炼，活动筋骨，伸展肌肉，呼吸新鲜空气，把非典病毒挡在大门之外? 公费出国旅游受挫。以考察为名的公费出国旅游愈演愈烈，群众很有意见，却没什么治理良策。非典一折腾，组团“考察”，名目再巧也不批准了，出去人家也不欢迎，不接待。这一下子不知省了多少银子，也是意外收获。 会议减少效率提高。文山会海让我们吃苦多年，苦无办法。这下可好，扯皮没用的会、可有可无的会不开了，非开不可的会，规模能小就小，时间能短就短，废话、套话、空话一概免了。会少了，效率却大大提高了。 官员回家吃饭增加亲情。官员过去应酬太多，一坐就是大半夜，很少回家吃饭，老婆孩子颇有意见。现在好了，没人请吃饭跳舞唱歌了，可以在家与老婆孩子共进晚餐，共享天伦之乐，又不用担心“喝坏党风喝坏胃”，岂不快哉! 节庆淡化节约经费。以往各地节庆多如牛毛，多数华而不实，劳民伤财，哗众取宠。今年好了，一切节庆从简，能不办就不办，能低调就低调，办了也没人来，这又省下大笔经费。 离婚率降低，家庭和睦。这可是有调查根据的，理由也很简单，害怕传染非典。不去娱乐场所了，不去赌博打牌了，夫妻就有更多的时间在一起生活，互相体贴，创造爱情。 当然，非典带来的灾难是现实的，“逼”出来的新风和变化则只是一种趋势和开端，而且能否持久，尚未可知，有待于人们努力工作。毫无疑问，抗击非典是当务之急，但去陋习、树新风也不容忽视，而且更具有长远意义。让我们抓住这个契机，一边抗非典，一边去陋习，争取在这一仗打赢的同时，全民族也在文明程度上前进一大步。 来源：《中国青年报》 5月15日

5.恩格斯的立论、驳论和悖论 篇五

摘要： 《反杜林论》被誉为“马克思主义的百科全书”。它是马克思主义成熟时期的著作;是马克思主义影响最大和唯一全面概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书籍。在《反杜林伦・哲学篇》中，恩格斯通过对杜林哲学观点的分析和批判，详尽阐述了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本文以书中内容为基础，试着去分析书中恩格斯的部分立论、驳论以及悖论。

关键词：立论;悖论;先验主义;道德和法;驳论

一、恩格斯的立论与驳论

1、先验主义

杜林认为，人的认识不是基于客观存在的物质世界，而是某些原则。这些 原则构成了知识或者意识，并且认识了这些原则那么就认识了物质世界。即先有了意识才有了物质。意识为第一性。“哲学是世界和生活的意识的最高形式的发展……而应当运用这些原则的对象的领域则按其从属次序跟在后面。”

恩格斯认为，杜林所说的“原则”来自于思维，但是又与杜林自己所说的观点相矛盾“杜林先生自己说：纯粹的观念的领域之限于逻辑模式和数学的形式，而思维永远不能从自身中，而只能从外部世界中汲取和引出这些形式。”并且由此提出“原则不是研究的出发点，而是它的最终结果;这些原则不是被应用于自然界和人类历史，而是从它们中抽象出来的;不是自然界和人类去适应原则，而是原则只有在适合于自然界和历史的情况下才是正确的。这是对事物的唯一唯物主义的观点。”即强调了物质的第一性，意识是物质发展的产物和在人脑中的反映，物质决定意识，而杜林的观点是属于唯心主义的。在批判了杜林的先验主义后，恩格斯对于意识来自于客观物质世界也进行了论证。

2、道德和法

杜林首先提出了终极的真理的问题，即真理的绝对性，以及思维的至上性等问题。他指出真正的真理是不会变化的.，基于这一认识把认识的正确性设想成受现实与时间变化的影响，那是不正确的。所以严格的知识的可靠性和日常认识的充足性，不容许我们在深思熟虑的情况下对知识原则的绝对适用性表示失望望……。

首先，恩格斯对思维至上性与非至上性的辩证关系进行了论证，进而说到：“思维的至上性是在一系列不至上地思维着的人们中实现的;拥有无条件的真理权的那种认识是在一系列相对的谬误中实现的;二者都只有通过人类生活的无限延续才能完全实现。”在这里，恩格斯批判了杜林夸大了思维至上性的片面的观点，那么正因为杜林只看见了思维的至上性，即人认识的无限性，他才会认为“真正的真理是不变的。”要获得一个现象的规律、真理性的结论只有在其土崩瓦解、濒临灭绝时才能得到，很难把握正确的规律。此外恩格斯还指出了没有永恒真理的原因：“我们决不需要担心我们现在所处的认识阶段和先前的一切阶段一样地都不是最后的。这一阶段已经包括大量的认识材料，并且要求每一个想在任何专业内成为内行的人进行极深刻的专门研究。但是认识就其本性而言，或者即象在天体演化学、地质学和人类历史中一样，由于历史材料不足，甚至永远是有缺陷的、不完善的……”杜林也阐明了自己的道德观的观点。

恩格斯首先通过对引述真理与谬误的问题，然后论述在社会历史科学中(上文提到的第三类科学)根本不存在永恒的真理，既然道德领域属于人类历史的领域，那么自然也不存在永恒真理，自然也没有绝对的“善”也没有绝对的“恶”。

其次，恩格斯提出现代社会的三个阶级即封建贵族、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都有各自特殊的道德，并得出一个道德与社会经济有关联的结论：人们会自觉不自觉的从他们阶级地位所依据的生产与交换的经济关系中，吸取自觉的道德观念。

最后，恩格斯再次对杜林的永恒道德和道德凌驾于历史和名族之上的观点进行了批判，并明确的指出了道德只是当时社会经济发展的产物，是具有阶级性的，真正的道德只有在阶级被消灭后才会出现。社会直到现在还是在阶级对立中运动的，所以道德是阶级的道德。要达到道德的无阶级性，不仅要消灭阶级对立，还要在实际生活中忘却对立关系，只有超越了阶级对立，超越了对这种对立的回忆的道德，才是真正的道德。

二、恩格斯的悖论

1、关于先验主义的悖论

恩格斯也对人的认识的矛盾作出了分析。“但是，对这种联系作恰如原状的、毫无遗漏的、科学的陈诉，对我们所处的世界体系形成确切的思想映象，这无论对我们还是对所以时代来说都是不可能的。”恩格斯指出了人的认识的矛盾性，人们处在矛盾之中，一方面要从所有的联系中认识世界体系;一方面从人们本性或者世界体系的本性来说，这是不可能达到的。恩格斯认为，人们想完全地认识客观世界，但是人的认识又受限制于历史或者人自身的原因，所以又不能完全地认识客观世界。但正因为这样矛盾的存在，才推动了人类历史的发展。恩格斯指出这种矛盾是所有智力进步的主要杠杆，在人类无限的前进发展中不断解决，正如同某些数学课题在无穷级数或连分数中得到解答一样。”

2、关于思维至上性的悖论

恩格斯首先提出了这样的一个问题：“人的认识的产物究竟能否具有至上的意义和无条件的真理权，如果能，那么是哪些产物能这样?”接着又问了：“什么是人的思维?”指出所说的思维，不仅仅是指个人的思维，而是作为过去、现在、未来的人的思维。这里就反映出了对于讨论思维的至上性问题，恩格斯认为我们应当从历史的发展过程当中去讨论，而不是单单着眼于个人的思维。只有在这样的基础上才能去讨论思维的至上性与非至上性。“在这里，我们又遇到在上面已经遇到过的矛盾……”这里所说的矛盾，即是在前文中所提到的认识的无限性与有限性。恩格斯认为人的思维是能够认识无限发展着的物质世界的，这是思维的至上性。但是由于会受到客观事物、社会历史条件、主观条件等方面的限制，每个人以致每一代人的行为又是非至上的，也就是说是有限的和相对的。在人类无止境的发展中，思维的至上性与非至上性的矛盾不断地得到解决。

参考文献：

6.试论恩格斯的两种生产理论 篇六

自恩格斯提出“两种生产”理论以来,人们对它的争论便始终不断,对于“两种生产”理论大体存在三种态度,它们都是和历史唯物主义联系在一起的.,一是“对立说”,二是“特殊表现形式说”,三是“内在一致说”.

作 者：邵明阳  作者单位：中央党校 刊 名：中共乐山市委党校学报 英文刊名：JOURNAL OF THE PARTY SCHOOL OF LESHAN MUNICIPAL COMMITTEE OF C.P.C 年，卷(期)： “”(4) 分类号：A81 关键词： 

7.析马克思、恩格斯的文化概念 篇七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一版 (方便起见, 下文称《全集》第一版)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二版 (下文称《全集》第二版) 和《马克思恩格斯文集》 (下文称《文集》) 三者存在诸多语句编译上的差异, 产生了关于马克思恩格斯“文化”概念的使用情况的认识偏差。例如, 《全集》第一版第1卷第77页的关于马克思论述书报检查法“无非是一个条文化的”在《全集》第二版第1卷第181页作了“无非是一个条文形式的”修改, 这里的“条文化”容易产生误解, 而“条文形式”可以确切理解。再如《全集》第一版第1卷第121页的关于哲学“是文明的活的灵魂”在《全集》第二版第1卷第220页作了“正变成文化的活的灵魂”修改, 这里明确指出了文明和文化的差异性, 而且指出了哲学的历史过程性, 即“正变成文化的活的灵魂”, 而不是“是文明的活的灵魂”。又如, 《全集》第二版第10卷第472页关于书刊印刷业兴起和商业发展需要打破僧侣对“高等教育的垄断”在《文集》第2卷第225页作了“较高层次的文化教育的垄断”修改, 这里的“文化教育”比“高等教育”更为准确、更为贴切。

基于文献的文化概念的编译上的认识差别, 为了更加有力地在文本上明晰马克思、恩格斯对“文化”概念的使用情况, 笔者对《全集》第二版 (已出版的) 共21卷中“文化”概念的使用情况作了考察和梳理。“文化” (除脚注和尾注外) 在《全集》第二版中共138处。“文化”在《全集》第二版中分布状况为:2卷零状态 (约9.5%) , 12卷有1~5处 (约57.1%) , 2卷有6~10处 (约9.5%) , 2卷有11~15处 (约9.5%) , 3卷有20处以上 (约14.3%) , 零状态与极少量状态占约66.6%。这一统计表明, 《全集》第二版中“文化”概念的极少量使用状态约66.6%低于《全集》第一版的极少量使用状态82%, 同时, 一定程度上说明, 《全集》第二版中马克思恩格斯对“文化”概念的一般使用状态 (约33.3%) 来看, 马克思恩格斯的文化概念并未“缺席”。

同样, 笔者对《文集》共10卷中“文化”概念的使用情况作了考察和梳理。“文化” (除脚注和尾注外) 在《文集》中共86处。“文化”在《文集》中分布状况为:0卷零状态 (0%) , 3卷有1~5处 (30%) , 4卷有6~10处 (40%) , 1卷有11~15处 (10%) , 2卷有15处以上 (20%) , 零状态与极少量状态占30%。这一统计表明, 《文集》中“文化”概念的极少量使用状态30%低于《全集》第二版的极少量使用状态约66.6%, 更是远低于《全集》第一版的极少量使用状态82%, 同时, 一定程度上说明, 《文集》中马克思、恩格斯对“文化”概念的一般使用状态 (70%) 来看, 马克思、恩格斯的文化概念并未“缺席”。

尽管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导师马克思和恩格斯生前并没有给我们留下一部现成的、系统的文化理论著作, 然而, 他们的文化观点和文化理论多半是散见于他们的论著、札记、手稿和书信之中。尽管他们没有给予明确的文化概念, 但是通过对《全集》第一版、《全集》第二版和《文集》中马克思恩格斯对“文化”概念的使用情况可以说明, “文化”概念在马克思、恩格斯著作中并不缺席。通过对马克思恩格斯以人化的文化、精神文化、物质文化、知识、教育和教养等含义多次使用“文化”而提出的“文化修养”、“文化教养”、“文化程度”、“精神文化”、“文化阶段”、“文化初期”、“希腊文化”、“德国文化”等一系列相关用语中可以发现他们极其丰富的关于文化观和文化理论的言论和片段文字, 这些片段和文字中不乏很多精辟的见解, 而且具有方法论的重要意义, 这是无产阶级和人类进步的一笔极其宝贵的精神财富。在这些文化概念用语和言论中, 物质基础和上层建筑获得了逻辑和历史的同一。从马克思恩格斯对这些文化用语大范围使用来看, 大致可以将“文化”理解为:

第一, 相对于自然而言, 人化的、人类化的社会历史实践活动的产物的统称。马克思、恩格斯通过劳动工具的先进程度、劳动的雇佣关系和劳动的天然协作关系表征人类的文化发展水平、社会文化状态和历史文化阶段 (人类文化初期) , 分别对“文化”概念作了使用。人化的、人类化的社会历史实践活动的重要标志之一就是人类使用劳动工具在劳动中改造自然和社会。劳动工具是文化的标志。恩格斯用唯物史观中的重要概念, 即劳动工具的先进程度表征了人类历史实践活动中的人化的文化发展的阶段水平, 他在《论日耳曼人的古代历史》中说:“这一时代的工具, 表明了文化发展的极低阶段”, 而且劳动工具在人类社会历史实践活动中的广泛分布, 说明了这一时期的人类历史阶段从“到处都有同样的文化这些事实来看, 可以断定这个时期延续得很久。”[2]恩格斯进一步明确表征了劳动工具的文化存在特征, 他说:“……这些已经死绝的人类的工具。在这个最低的文化层上面 (中间往往隔着一层厚薄不等的钟乳石) , 发现有第二个有着种种工具的文化层。”[2]479

马克思从人类社会关系角度诠释了资本主义社会文化状态下劳动的自然制约性问题。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说:“资产者有充分的理由硬给劳动加上一种超自然的创造力, 因为正是由于劳动的自然制约性产生出如下的情况:一个除自己的劳动力以外没有任何其他财产的人, 在任何社会的和文化的状态中, 都不得不为另一些已经成了劳动的物质条件的所有者的人做奴隶。”[3]428这里, 在资本主义条件下, 劳动者和劳动资料是分离的, 而“任何社会的和文化的状态”泛指劳动者的除了自己的劳动力以外别无其他的所处的社会关系或者社会历史环境。

马克思在《资本论》对这种社会文化状态的泛指并不包括“人类文化初期”, 在他看来, 在人类文化初期, 与狩猎民族或者印度公社的农业一样, 那里的劳动过程并不是出卖劳动力而劳动, 而是一种协作关系, 这种协作关系“一方面以生产条件的公有制为基础, 另一方面, 正像单个蜜蜂离不开蜂房一样, 以个人尚未脱离氏族或公社的脐带这一事实为基础。”[4]388在这一文化初期, 产品交换“以独立资格互相抵触的不是个人, 而是家庭、氏族等等。”[4]407恩格斯在《卡·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提要》也同样表达这一“文化初期”用语的社会劳动生产关系的含义, 他说:“在文化初期, 狩猎民族、游牧民族或印度公社的原始协作, 是建立在下列的基础上:1.生产条件的公有制, 2.个人天然地同氏族和原始公社紧密联结在一起。”[5]

第二, 特指人类社会历史实践活动中的精神文化产物的统称。马克思、恩格斯通过宗教史和政治史、科学、艺术和社会方式与权力的文化制约表征文化史、精神文化和社会文化 (上层建筑) , 分别对“文化”概念作了使用。马克思在《〈经济学手稿 (1857-1858年) 〉导言》中把“所谓的文化史”全部看作“宗教史和政治史”, 这些所谓的文化史即是人类社会历史实践活动中的精神文化产物, 然而这些精神文化是唯心主义的, 所以马克思着重探索“历来的观念的历史叙述同现实的历史叙述的关系”, 而正确的文化史叙述也应该探索与现实的历史的关系。[6]马克思在其著作中多次提到“文化史”, 也多次给予批判。

恩格斯在他的《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中表达了一种精神文化观念, 那就是, 德意志人的重要性一方面随着边境各斯拉夫地区的城市和工商业的发达而增加, 另一方面, “当事实表明几乎一切精神文化都必须从德国输入时, 他们的重要性就更加增大了。”这就是说, 德意志人在波希米亚境内不仅掌握了资本、商业和工业, 而且掌握了精神文化。[7]397他在《论住宅问题》中进一步用科学、艺术、社交方式等等精神文化来理解文化。[3]258

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把文化看作由社会经济结构制约的上层建筑范畴, 他说:“权利决不能超出社会的经济结构以及由经济结构制约的社会的文化发展。”[3]435

第三, 特指人类社会历史实践活动中的物质文化产物的统称。马克思、恩格斯通过需求、需要及其满足的程度表征物质文化水平, 对“文化”概念作了使用。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认为分工进一步导致了生产和交往的分离, 导致了商人特殊阶级的形成, 随着城市历史的发展, 进而产生了区域贸易联系的可能性。由可能性变为现实, 一方面, 取决于交通工具状况、社会治安状况良好的交往联系的必要性, 另一方面, 取决于“交往所及地区内相应的文化水平所决定的比较粗陋或比较发达的需求。”[8]559也就是说, 物质文化水平决定了需求上的比较粗陋还是比较发达。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更清楚的表达了满足物质文化需要的重要性的思想, 他说:“所谓必不可少的需要的范围, 和满足这些需要的方式一样, 本身是历史的产物, 因此多半取决于一个国家的文化水平, 其中主要取决于自由工人阶级是在什么条件下形成的, 从而它有哪些习惯和生活要求。”[4]199这里, 马克思表明了需要和满足需要的方式取决于国家的物质文化水平, 更是取决于自由工人阶级的形成条件及其生活习惯状态, 也就是自由工人阶级的物质文化生活状态。

第四, 特指知识、文化教养程度、文化程度之义。马克思在《评“普鲁士人”的“普鲁士国王和社会改革”一文》中“谈到德国工人总的文化、知识的水平或者他们的接受文化、知识的能力, 那我就提醒读者注意魏特林的天才著作, 不管这些著作在论述的技巧方面如何不如蒲鲁东, 但在理论方面有很多地方却胜过他。”[8]483这里, 马克思很直接的将文化的含义与知识、知识的能力等同。 (此处“普鲁士人”、“文化、知识”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版 (第3卷) 中改为“一个普鲁士人”、“教育”, 其它变动并不妨碍理解。) 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说:“……从这种关系就可以判断人的整个文化教养程度。从这种关系的性质就可以看出, 人在何种程度上对自己来说成为并把自身理解为类存在物、人。”[8]这里, 马克思把自我意识为类存在物、人的必要条件之一是人的整个文化教养程度。

恩格斯在《1852年神圣同盟对法战争的条件与前景》中论述了军队和士兵的运动性以一定的文化程度为前提, 他说:“军队的这种运动性, 也要求士兵具有一定的文化程度, 因为他们在许多场合必须善于独立行动……———所有这一切都要以军士和士兵具有比在老弗里茨军队里曾经有过的更高地文化程度为前提。但是, 在野蛮的或半野蛮的民族中群众没有这样的文化程度……现代作战体系要求每个士兵具有这种普遍的平均文化程度……从最近几次战争来判断, 至少在从封建成分最少的地区所招募的那一部分奥地利军队中, 这样的文化程度看来也是有的……但是不仅是单个士兵的运动性, 而且整个军队的运动性也以资产阶级时代的文化程度为前提。”[7]

第五, 特指一定程度上的文明含义。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 批判了绝对平均主义甚至公妻制形式的粗陋共产主义, 他说:“对整个文化和文明的世界的抽象否定, 向贫穷的、需求不高的人———他不仅没有超越私有财产的水平, 甚至从来没有达到私有财产的水平———的非自然的简单状态的倒退, 恰恰证明私有财产的这种扬弃决不是真正的占有。”[8]184这里的文化和文明并列使用, 含义基本相同。

恩格斯在《恩斯特·莫里茨·阿恩特》中也明显的表达了文化和文明在一定程度上含义相同, 他说:“法国人的入侵被击退了, 而他们在国外称霸的基础在于他们总是比一切其他民族都更容易掌握欧洲的文化形式即文明……”[9]

如果要找一个与“文化”的含义最相近而不同的词, 那就是“文明”。在马克思、恩格斯的浩瀚如海的著作中, 这两个概念可以说最难区分, 往往将它们等同。然而, 它们又是有区别的, 把握它们的区别, 是理解马克思、恩格斯的文化观的钥匙。首先, 根据上文的文化之人化含义理解, 文化概念的范畴要比文明概念的范畴宽泛, 一般的, 凡是人类社会实践活动的产物皆为文化, 而文明相对野蛮、蒙昧时代的人类实践活动而言在政治、经济、文化等物质和精神各方面则更先进、更有文化。其次, 文化倾向于表述人类社会实践活动中的精神文化产品, 而文明更倾向于表述人类社会实践活动中的生产力提高后导致的物质进步、社会形态进步的产物。最后, 文化是人类历史实践的特色体现, 一般的, 民族都有自己的民族文化, 而文明则是人类历史实践发展的一般体现, 任何地域的社会形态都朝着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文明形态前进。

尽管文化与文明不尽相同, 但是二者又是交相融合的。文化和文明都是由人这一主体在人类社会历史实践中创造的;文化表征人类历史实践的整个过程中更先进、更优秀的成果是文明;文明表征人类先进社会形态中更民族性的、更精神性的是文化。文化追求人的自由全面的发展, 而文明不是以自由为基础, 只是以外在的纪律性的规定为基础, 文明并没有使人们摆脱利己主义利益的控制, 有的是给予他们彬彬有礼、令人尊敬的道德性的外貌罢了。

摘要：通过对马克思、恩格斯的原著统计表明, 他们对文化概念予以了高度关注, 尽管他们生前并没有留下系统的文化理论专著, 但在其浩瀚的著作中体现了丰富的文化观和文化理论。马克思、恩格斯对文化概念的使用表明, 他们对文化概念有五个方面的理解, 即人类功史实践活动中的人化的、精神文化的、物质文化的、知识的、文明的理解。

关键词：马克思,恩格斯,文化,文明

参考文献

[1]黄力之.解读马克思、恩格斯的文化概念[J].上海行政学院学报, 2007.

[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63.

[3]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9.

[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5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3.

[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3.

[6]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9.

[7]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9.

[8]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9.

8.完整地把握恩格斯的社会革命思想 篇八

恩格斯早年处于资本主义的一般阶段，因此，他的暴力革命思想带有当时时代的特点。这时恩格斯的暴力革命思想在《共产党宣言》中表达为：无产阶级“只有用暴力推翻全部现存的社会制度才能获得整个世界。其理论依据是：尽管“资产阶级争得自己阶级统治不到一百年，它所造成的生产力却比过去世世代代造成的生产力还要大，还要多。”但是经济危机表明“资产阶级的关系已经太狭窄了，再容纳不了它们本身所造成的财富了”，因此期望欧洲工人阶级同时革命，过渡到新社会。

但是，翻阅马恩的全部文献就会发现，暴力革命并不是马恩的唯一社会革命思想原则。在一些国家可以和平长入社会主义。

欧洲革命失败后，一八四八—一八五○年达到了全盛的工业繁荣，这时马恩在一八五○年十一月一日写了一篇《国际述评(三)》，认为“在这种普遍繁荣的情况下，即在资产阶级社会的生产力正以资产阶级关系内一般可能的速度蓬勃发展的时候，还谈不上真正的革命。”“一切想阻止资产阶级发展的反动企图都会象民主主义者们的一切义愤和一切热情的宣言一样，必然在这个基础上碰得粉粹。”但是当时一些同盟中央委员主张“制造革命”、“决一死战”，恩格斯对他们进行了辛辣的讽刺：他说，“人们越来越看到，流亡是一所学校，是一所真正诽谤和下流的学校，在这里最蠢的蠢驴也会成为祖国的头号救主。”

恩格斯在其一八四七年的《共产主义原理》中明确提出了他的社会革命思想，发展了马克思的暴力革命思想。他主张，以和平方式消灭私有制。恩格斯还在一八四五年的爱北斐特的演讲中指出，“使我们能够在实现社会主义关系的变革中的时候避免使用暴力和流血，要达到这个目的只有一种办法，就是和平实现共产主义，或者至少是和平准备共产主义。”

十九世纪中叶以后，资本主义社会经济以及工人阶级的力量、组织有了一个很大的发展，这时马恩通过社会革命建立新社会、过渡到自由人联合体的总的原则不变，但对社会革命形式有了新的提法。一八八八年恩格斯为新版《共产党宣言》英译本写的序言中指出，“这些基本原理的实际运用，正如《宣言》中所说的，随时随地都要以现存历史条件为转移，所以第二章末尾提出的那些革命措施并没有什么独立的意义。现在这一段在许多方面都应有不同的写法了。”只是“《宣言》是一个历史文件，我们已没有权利加以修改。”从恩格斯的这段话里，我们仍可以领悟到其中所隐含的“暴力革命”不是唯一的革命形式。或者说恩格斯自己感觉到“暴力革命”所受的历史局限。

到了恩格斯的晚年，资本主义发展到垄断阶段，社会经济有了迅速的发展，这时恩格斯越来越强调通过“和平过渡”进入新社会。七十年代初，由于巴黎公社的失败，法国在梯也尔的刺刀下血洗巴黎，他们武装到牙齿，根本不存在和平地进行社会变革的可能性，但是英国社会一直有守法的传统，其议会的力量又较强大，所以恩格斯说：“至少在欧洲，英国是唯一可以完全通过和平的和合法的手段来实现不可避免的社会革命的国家。”只是恩格斯和马克思提醒人们，英国资产阶级不会屈服在和平的合法的革命面前。

九十年代初，法国形势也有了变化，恩格斯立即在《一八九一年德国社会民主党纲领草案批判》中指出：“在人民代议机关把一切权力集中在自己手里，只要取得大多数人民的支持就能够按照宪法随意办事的国家里，旧社会可能和平地长入新社会，比如法国和美国那样的民主共和国，英国那样的君主国。”不过“德国连一个公开要求共和国的党纲都不能提出的事实，证明了以为在这个国家可以用和平宁静的方法建立共和国，不仅建立共和国，而且建立共产主义社会，这是多么大的幻想。”

随着历史的推演，德国社会也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一八九○年二月二十日德意志帝国国会选举，德国社会民主党获得了巨大的胜利，第一次得到最多的选票，帝国首相俾斯麦下台，从而结束了这位“铁血首相”长达二十年的统治，而且这种有利的形势有大发展的良好势头，这时恩格斯在其临终前的《<一八四八——一八五○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导言》中，提出德国也可以实现“和平过渡”。(伯恩斯坦称此文是恩格斯的政治遗嘱)他并说：“资产阶级和政府害怕工人政党的合法活动更甚于害怕它的不合法活动，害怕选举成就更甚于害怕起义”，“斗争的条件已发生了本质上的变化，在一八四八年以前到处都起过决定作用的筑垒的巷战，现在大都陈旧了。”“在德国，争取普选权，争取民主，是战斗的无产阶级的首要任务之一。不过不认为巷战绝对过时，只是“自从一八四八年起，各种条件对于民间战士已变得不利得多，而对于军队则变得有利得多，这样，将来的巷战，只有当这种不利的对比关系有其他因素来抵销的时候，才能达到胜利。因此，巷战在大革命初期将比大革命继续发展进程中发生得较少，并且必须要用更大的力量来进行。”

恩格斯在这篇导言中还作了一次公开的自我批评：“历史表明，我们以及与我们有同样想法的人，都是不对的，历史清楚地表明，当时欧洲大陆经济发展的状况还远远没有成熟到可以铲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程度；历史用经济革命证明了这一点，这个经济革命自一八四八年起席卷了整个欧洲大陆，在法国、奥地利、匈牙利、波兰以及最近俄国初次真正确立了大工业、并且把德国变成了一个真正第一流的工业国，——这一切都是在资本主义的基础上发生的，因此这个基础在一八四八年还具有很大的扩展能力。”“既然它没有能够以一次决定性的打击取得胜利，而不得不慢慢向前推进，在严酷顽强的斗争中夺取一个一个的阵地，那末这就彻底证明了，在一八四八年要以一次简单的突然袭击达到社会改造，是多么不可能的事情。”同时还表明“‘新的革命的来临，象新的危机的来临一样不可避免’，是应该做的唯一重大修改”。因此，把马恩一个时期关于暴力革命的策略思想作为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

恩格斯的以上基本理论都是论欧洲革命，所以无论是讲暴力革命还是讲和平过渡都只适合欧美。但是，一百多年过去了，欧美非但没有过渡到“自由人联合体”，相反进入了“成熟的资本主义”——“国家垄断资本主义”阶段，整个世界则进入“和平与发展”的时代，这是不是说马克思主义已经过时了呢？关于这段历史的“偏斜”，恩格斯的许多思想可以给我们提供有益的启示。

1)科技和生产力的发展，“工人组织性的加强，他们的反抗的力量也在增长，所以工人的一般状况，平均来说，有所增长”。

2)“当英国工业垄断地位还保存着的时候，英国工人阶级在一定程度上是分享过这一垄断地位的利益。正因为如此，所以从欧文主义灭绝以后，英国再也没有过社会主义了，当英国工业垄断一旦破产时，英国工人阶级就要失掉这种特权地位，整个英国工人阶级，连享有特权和占据领导地位的少数在内，将跟其他各国工人弟兄处于同一个水平上。正因为如此，社会主义将重新在英国出现。”此外，英国工人还“十分安然地同他们——指保守党和自由党，共享英国殖民地垄断权和英国在世界上的垄断权。”

3)对爱尔兰来讲，英国工人是统治民族的一分子，所以就变成了本民族的贵族和资本家用来反对爱尔兰的工具。这是无产阶级分裂及乏力的秘密。“如果一个民族奴役其他民族，那对它自己来说是多么大的不幸，英国的一切卑鄙现象都可以从爱尔兰的佩耳(殖民地)找到它们的根源”，这是说爱尔兰等殖民地没解放，工人阶级就不能争得解放。

4)“为了把有产阶级赶下台，我们首先需要使工人群众的意识来一个转变”，“真正导致解放的措施，只有在经济变革促使广大工人群众意识到自身的地位，从而为他们取得政治统治开辟道路的时候，才有可能。”

5)“历来受人们称赞的自由竞争已经日暮途穷，必然宣告明显的可耻破产，这种破产表现在：在每个国家里，一个部门的大工业会联合成一个卡特尔，以便调节生产，”，“资本主义社会的正式代表——国家不得不承担起对生产的领导。”

所以西欧各国并没有过渡到新社会并不是偶然的，但是马恩认为，股份公司、垄断是向未来社会的过渡点，只要工人阶级意识到自己的地位，一旦资本主义走完了其“成熟的阶段”，向新社会迈步就不可避免。

以上分析了恩格斯关于社会革命的思想的转变过程，但按马恩自己的意见，这种“历史必然性”只适于“西欧各国”，那么东方社会又将怎样进入它的新社会呢？马思关于东方社会理论、关于东方社会向新社会过渡方式作了专门的论述。

马恩认为，东方社会极为复杂，亚细亚生产方式统治了几千年，在这种生产方式下，东方几乎从未出现过真正意义的私有制，也没有象西欧那样明显经历了几个社会形态的转变，它们通行的是“东方土地公有制”。这里以俄国为例，马恩认为由于俄国和控制着世界市场的西方生产同时存在，使它可以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过渡到新社会，而把资本主义制度的一切肯定成熟用到公社中来。但是由于当时沙俄反动势力强大，而俄国小农经济占统治地位，工人阶级的力量还没有壮大，因此恩格斯认为：“俄国的公社所有制早已渡过了它的繁荣时代，看样子正在解体，但也不可否认有可能使这一社会形式转变为高级形式，”然而，“这种过渡只有在下述情况下才会发生，即西欧在这种公社所有制彻底解体以前，就胜利地完成无产阶级革命，而这个革命会给俄国农民提供实现这种过渡的必要条件，其中也为他们提供在整个农业制度中实行必然与其相联系的变革所必需的物资。”“假如俄国革命将成为西方无产阶级革命的信号而又双方互相补充的话，那么现今的俄国土地公有制便能成为共产主义的起点”。这里，恩格斯把欧洲无产阶级革命的完成看作俄国农村公社向高级形式过渡的杠杆。

但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之中，俄国成了“帝国主义链条下最薄弱的环节”，这时俄国广大工业也确立，工人阶级壮大起来，它经过暴力革命取得了十月革命的胜利，使俄国过渡到社会主义。这证明了马恩关于东方亚细亚生产方式可以直接过渡到新社会的理论。不过，俄国首先取得社会主义的胜利确实超出了马恩的预期。因此对待马恩应有科学的态度，如果我们把马恩每句话都捧为教条，那么当时的俄国就会丧失一次绝好的“过渡”机会。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这也是马恩的本意，马克思和恩格斯从来不是让变化着的生活去适应已经存在的理论，而是相反，把自己的理论发展起来去适应生活。

在落后国家建立的社会主义怎么过渡到自由人联合体，晚年的恩格斯也作过多次论述，他认为这些国家要经历一个大过渡时期，这一时期不可避免保存一定的私有经济，还要大力发展商品经济，并吸收资本主义已有的成果，经过长期发展以后，才能过渡到自由人联合体。这一切预言都为今日社会实践所证实。恩格斯关于大过渡的理论非常丰富又有启发性，我们将另外作专门论述。

总而言之，恩格斯的社会革命思想基本由两条主线构成，第一条是西线，即发达资本主义自由人联合体。第二条是东线，东方落后农业国过渡社会主义(我们称之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自由人联合体。恩格斯强调东方农业国建立的社会主义要经过较长的过渡阶段才能过渡到自由人联合体的社会，而西欧各国有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基础，它们已经发展到了向着未来社会的过渡点，从这个意义上说，东方还会在一个较长的时期落后于西方，恩格斯也从来没有说东方农业国一旦过渡到新社会(社会主义)就超过西方。这不是从制度本身来说，而是从它们离未来社会的距离而言。既然如此，加速我们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就成了时代的责任。

马克思主义是一个完整的科学体系，因为它完整、有条件，所以才科学。《恩格斯传》再现了恩格斯在各个社会历史背景下思想发展的历程，注意把握马恩东西方理论的严格区别，因此它是一本值得一读的书。

9.恩格斯的名言 篇九

马克思恩格斯与基督宗教问题的当代性

马克思恩格斯相遇基督宗教的非凡生平和不朽文本中所形成的有关宗教的学说,不仅在理论内容上与他们的政治观、历史观、辩证法和人类未来设想(广义社会主义观)等学说一样且互渗融合相得益彰,共同构成马克思主义创始人伟大思想的重要基础和核心价值;而且作为一种理论批判特质,一种理论创造的更原初来源更博大精深语境更丰满(生命)主体向度,还具有特别重要的.方法论意义.因此,要善于透过马克思恩格斯针对特定的宗教神学的某些论断把握其精神实质,他们正是在对宗教等周围世界“问题”的理论关注,特别是对“德意志意识形态”首当其冲的猛烈批判和争取人类真正平等自由解放--美好未来的“人间实现”的“主义”宣解,即壮阔的世界历史感和实践过程中的“宏大叙事”,实现其哲学变革、思想更新和(就其从社会形态转向本真形态意义上的)“可能意识形态”的原初发掘,开创人类理解新境界,从而极其深远地影响人类发展的进程.因此,在这宗教因素不可避免地现于国际交往和国内建设的当今,研究马克思恩格斯与基督宗教问题,对于展延马克思主义基础理论的时代要义、领悟马克思主义思想学说的根本价值以及践履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的稳妥发展,很有必要.

作 者：侯惠勤 仲伟良 Hou Huiqin Zhong Weiliang  作者单位：侯惠勤,Hou Huiqin(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中心)

仲伟良,Zhong Weiliang(江西上饶(师范)学院哲学研究所)

刊 名：学海  PKU CSSCI英文刊名：ACADEMIA BIMESTRIS 年，卷(期)：2005 “”(2) 分类号：B1 关键词：马克思   恩格斯   基督宗教   宗教观   意识形态  

10.恩格斯的名言 篇十

对马克思恩格斯劳动价值理论的再认识

劳动创造什么价值?劳动创造财富价值、商品价值.商品价值是使用价值与交换价值的`统一.劳动怎样创造价值?有效劳动生产使用价值,一般劳动形成交换价值.商品价值与劳动生产力成正比.什么劳动创造价值?把总体劳动、整体劳动、系统劳动统称为社会共同劳动.是共同劳动创造财富价值、商品价值与剩余价值.按生产要素分配、按劳分配各有其义,各得其所.

作 者：熊光政 作者单位：中共四川省委省级机关党校刊 名：中共四川省委省级机关党校学报英文刊名：ZHONGGONG SICHUANSHENGWEI SHENGJI JIGUAN DANGXIAO XUEBAO年，卷(期)：“”(2)分类号：A81关键词：共同劳动 创造 财富价值与商品价值

11.马克思恩格斯公仆思想的当代启示 篇十一

【关 键 词】社会公仆 社会主人 监督制度

1871年爆发的巴黎公社革命，在推翻资产阶级政权之后，工人阶级进行了建立自身政权的尝试。马克思和恩格斯总结巴黎公社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了新型政权的管理者应该成为社会公仆的重要思想，这一重要思想对于现实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和干部队伍建设具有重要启示意义。

一、新型社会的管理者必须自觉树立社会公仆意识

在《法兰西内战》中，马克思总结了巴黎公社的性质、经验与意义，指出：公社是由巴黎各区普选出的市政委员组成的议行合一机构。政府各机关是由对公社负责的、随时可以罢免的工作人员组成。总之，“旧政权的纯属压迫性质的机关予以铲除，而旧政权的合理职能则从僭越和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当局那里夺取过来，归还给社会的负责任的勤务员。”[1]20年后，恩格斯在《法兰西内战》再版时写下《导言》，进一步提出公仆思想：“工人阶级为了不致失去刚刚争得的统治，一方面应当铲除全部旧的、一直被利用来反对工人阶级的压迫机器，另一方面还应当保证本身能够防范自己的代表和官吏，即宣布他们毫无例外地可以随时撤换。”[2]“为了防止国家和国家机关由社会公仆变为社会主人……公社采取了两个可靠的办法。第一，它把行政、司法和国民教育方面的一切职位交给由普选选出的人担任，而且规定选举者可以随时撤换被选举者。第二，它对所有公务员，不论职位高低，都只付给与其他工人同样的工资。”[3]

社会公仆这一概念是相对于社会主人而言的。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中，“社会公仆”与“社会主人”分别被表述为“站在社会之中的”和“站在社会之外和社会之上的”。《导言》对社会“公仆”变为社会“主人”的演化过程再一次作了简明概括：“以往国家的特征是什么呢？社会为了维护共同的利益，最初通过简单的分工建立了一些特殊的机关。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机关——为首的是国家政权——为了追求自己的特殊利益，从社会的公仆变成了社会的主人。”[4]原来的社会公仆变为社会主人后，他们依托国家权力，用强制的手段维系权威，把原来为处理共同事务的公共权力变成欺压和盘剥劳动大众的工具，这样的机构就逐渐成为了“民族躯体上的寄生赘瘤”，[5]使整个社会不堪重负。

因此，防范公仆变为社会主人是社会主义国家题中应有之意，新型社会管理者必须自觉树立社会公仆意识。《巴黎公社史》写道：负责公社财政工作的瓦尔兰和茹尔德“他们‘曾经支配过四百万。只要愿意，他们就可以拥有银行的巨额财富，但这两个人却像往常一样，在公社期间始终都是那么艰苦朴素。……当茹尔德管理巴黎的全部财政经济的时候，他的妻子却在塞纳河边洗衣浆被’。”[6]今天的社会管理者应以公社革命者为榜样。在思想深处永远把自己看作是人民群众的一员，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在政治上不要把自己的职责所在看作是一种个人的特权，而是真心实意地为人民掌好权，用好权；在经济上不去追求自身的特殊利益，而是为人民的利益敢于负责，勇于开拓进取。总之，要始终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真正做到“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

二、社会公仆必须正确处理公权与私利的关系

巴黎公社的革命者“那压倒一切的激情，就是全力建设一个严肃、廉洁、正直的行政机构”[7]。公社领袖们自己付费吃定价份饭，因工外出乘车还要自己掏钱，不在公费中报销。一位波兰籍公社将领甚至放弃了将军的薪俸而且谢绝了公社拨给他的舒适住宅。这样的公仆意识和作为永远值得我们景仰和学习。但从现实和长远来看，社会公仆的正当权益应得到充分尊重和切实保障，否则结果往往适得其反。

其实，共产党人并不回避利益。共产党人的最高理想——共产主义社会将是建立在物质产品极大丰富的基础上。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包括免予物质和精神的匮乏，包括各项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方方面面的权利得到充分保障。当国家公职人员不是以社会管理者而是以普通公民的身份参与社会生活时，就必然要求与其他社会成员一样，平等地享有公民的基本权利，追求个人的正当利益。所以，如果我们一味理想化地把公仆精神导向“重义务、轻权利”的极端，甚至把公社革命者那种无私精神和低薪制度机械地照搬为对国家公职人员的现实要求，本身就悖离了平等精神，也只能落入空想。

倡导公仆建设的关键在于正确处理公权和私利的关系，绝不允许公权缺位、私利越位，把公职人员个人的正当利益诉求，衍变为私欲的恶性膨胀，以至发展到公权力寻租，严重侵占侵害社会公共利益或他人权利。从历史角度来看，转型社會一段时期内矛盾多发、腐化严重是一个普遍现象。然而，逆水行舟，不进则退。正如中纪委书记贺国强同志所指出的那样，如果党员干部利用公权力的影响私自从事营利性活动，就会混淆公权与私利的界限，导致以权谋私、与民争利，严重影响党和政府在人民群众中的公信力，必须切实加以解决。

三、防止社会公仆向主人蜕变必须完善与创新监督制度

巴黎公社防范社会公仆变为社会主人最重要的经验，即从上至下普遍采取监督原则。公社的公务活动、重大决议，只要是不涉及军事秘密，都通过各种渠道公布于众；公社领导人经常深入群众，接受质询，交换意见；工人监督委员会、职工委员会等直接参加本部门的领导与管理；军队团委员会、营委员会等吸收战土参加军务管理；司法部门实行陪审制度。同时，对失职或不称职的公职人员随时罢免或撤换，保证干部队伍的清洁。通过这些渠道，公社从上至下把自己的工作置于人民群众的监督之下。今天我们借鉴公社经验，依然要把握其人民主权原则的精髓，在现有的政治体制框架内，以加强执政党、政府自廉自律建设和人大权力监督为核心，全方位、立体化防范社会公仆变为社会主人。

加强执政党自廉建设。党的自廉必须做到以下两方面：一是严格依照党章“从严治党”。党章明文规定了党的民主性质和民主制度，是保证党代表人民最大利益，防止党的肌体变质、党的领导人独断、党的干部腐败的基本制度。对党章中规定的民主原则要出台相应的具体办法、工作条例、实施细则等，以便贯彻落实。二是通过充分发挥党员民主权利确保党的肌体廉洁。党内民主制度供给方面：一是完善党的选举制度。二是完善党的代表大会制度。三是完善党的集体领导制度；四是完善保障党员民主权利的制度；五是完善党内民主监督制度。学界对这五个方面的制度完善都有充分的论述。笔者认为，为确保党员民主权利得到落实，完善以上各项制度时应做到有章可循，违章必究。近些年来，《关于党内生活的若干准则》、《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试行）》、《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国共产党党员权利保障条例》、《中国共产党领导干部廉洁从政若干准则（试行）》、《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等多项规章制度的陆续出台，表明党内民主在规范化、制度化、程序化方面取得长足进步，但提高制度执行力还必须注意三点：一是制度之间的整合与衔接，防止规则冲突；二是规定制度时要把实体性规定和程序性规定相结合，增强制度可操作性；三是加强执行保证机制，维护规章权威，避免形同虚设。

让政府权力在阳光下运行。巴黎公社通过各种渠道使群众了解自己的工作情况，实现了运用社会民主权利对国家公共权力的制约，从而有效地促使和保障广大公职人员成为廉洁清正的社会公仆。现代西方国家的监督机制的有效性，从一定程度上讲，也是建立在政务公开的基础上的。可见，建立和完善公示制度和听政制度是公共权力得到有效监督，保持政府高效廉洁的前提条件。首先，凡不涉及国家机密、商业秘密和个人隐私的有关政务信息都应及时向人民公开，并应强化信息公开的“刚性约束”，即对公开的目的、原则、范围、限制和不公开的责任等进行明确规定，使知情权有确实的保障。其次，针对社会热点问题、人民群众关心的问题，邀请民主党派、群众代表、非政府组织等团体参加，对特定问题进行专项说明，接受质询，听取意见和建议。最后，每隔一段时间，对人民的听政情况公布于众，促进监督的进一步完善。相应地，我们还应完善行政监督、经济监督、法律监督，加强对领导干部特别是主要领导干部、人财物管理使用、关键岗位的监督，健全质询、问责、经济责任审计、引咎辞职、罢免等制度，对各级政府及其公务员承担职责和义务的履行情况进行责任追究，以加速政府向责任型、服务型转变。

落实宪法赋予人大的监督职权。人大的监督是法定的权力型刚性监督，对保证国家机关依法履行职责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宪法赋予人大及其常委会监督权的表现形式多样，如质询和询问、听取和审议政府工作报告、实行预算审查监督、进行执法检查、实行工作评议和述职评议等等。但在现实的政治生活中，由于相关制度安排上的缺失或操作性的制度规定不够，人大监督乏力。针对这一状况，有必要将宪法所规定的各项监督职权具体化，通过制度创新，完善人大的监督职能。如为了落实质询权，人大常委会或者其专门委员会可以执行每年不少于一次的对政府各部委的质询，并对其质询报告进行表决审议，适当时机还可允许公众旁听或直播，使全国人民与人大常委会一同享有知情权，使政府的政策方案与实施结果真正置于人民的监督之下。再比如理论界提出一种观点，将归属政府的审计部门纳入到人大系统中，这样，既可避免现行审计带有行政“内部审计”的特点，又可以大大加强人大在财政上的监督力度。这一观点值得关注。总之，我们应积极寻求改革与制度创新，在财政监督、人事监督、违宪审查监督等体现人大的主要监督职权方面寻求有效途径，解决人大监督的效能问题。人大在强化其监督职能的同时，还应注意不断加强自身建设，完善代表结构，提高代表参政议政的能力。

总之，防范社会公仆变为社会主人是一个系统工程。上述党政机关自廉自律建设、人大权力监督构成这一工程的内核。在其外围，笔者认为，还需要完善与创新多种权利表达渠道，以便人民政协、社会组织、以及大众媒体、普通群众等其他外力发挥监督作用，在全社会范围内形成防止公仆蜕化变质的合力机制。

参考文献：

[1][2][3][4][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三）[M].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7、12、12-13、12、57页。

[6][7]朱庭光.巴黎公社史[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287、28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