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孝文化研究(精选14篇)
1.中国古代孝文化研究 篇一
宋代,江南有一孝女名叫张菊花。七岁那年,母亲不幸病逝,父亲续娶。菊花没有因此而分辨生养之别,对待继母恭敬。她的继母却居心不良。一天,其父外出做生意,继母乘机将她卖给人家作婢女。事有凑巧,菊花的父亲在回归途中,偶遇菊花。父女相逢,悲喜交加。当父亲问她为何落此地步时,菊花含泪不语,生怕连累继母,在父亲追问下,不得已才告之。父亲听后大吃一惊,当即将菊花赎了回来。三日后父女回到家。其父见到后妻,十分恼怒,欲将其休掉。菊花见状,当即下跪为继母求情,父亲终被其孝心感动,方才罢休。继母没有生子。其父去世后,菊花对待继母和父亲在世时一样孝敬、因此世人有诗颂曰:
一片奉心如石坚,一身被鬻亦依然;
情深跪动恕宽母,纯孝并齐闵子骞。
2.中国古代孝文化研究 篇二
关键词:《孝经》,孝教育,承继
一、孝的内涵
孔安国在《古文孝经序》中讲道:“自有天地人民以来, 而孝道著矣。”可见孝的起源极早。据相关史料记载, 孝源于母系社会时期, 至西周时, 孝便开始规范化、制度化了, 并且成为了一种政治伦理, 一种社会规范。后经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思想学派的推崇, 孝的价值和内涵更加明确, 从而形成了一系列的孝的行为标准。
孝的含义是什么?从文字结构上看, 孝是由省写的老与子俩部分组成的;甲骨文中的孝字是会意字, 意思是小子挽着长着长长胡须的老人;《说文解字》写道:“孝, 子承老也。”《尔雅释训》则认为:“善事父母为孝。”孟子曰:“孝子之至, 莫大于尊亲。”简单概括起来讲孝的内涵便是“亲亲”, 即要善待父母, 子辈要对父辈敬爱侍奉, 对有恩于自己的父母要敬要养。《小雅》中写道:“哀哀父母生我劬劳, 无父何怙, 无母何恃?出则衔恤, 入则靡至, 父兮生我, 母兮鞠我, 捋我畜我, 长我育我, 顾我富我, 出入腹我。”父母生养我, 经受了许多痛苦, 付出了许多心血, 他们爱护我, 教育我, 而我想报答他们的恩德时, 他们已不在人间。不难看出诗中深刻地表达了子欲养而亲不在的哀思和愤怒。
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学派在肯定西周“亲亲, 尊尊”的孝道思想上, 对孝道作了进一步的论述, 从而明确了孝修身齐家治天下的价值, 提出了实施孝道的行为准则, 使孝的内涵更加丰富。时至《孝经》《礼记》成书, 儒家形成了完整的系统化的孝道伦理体系。
毋庸置疑, 《孝经》是儒家学派孝伦理的系统化。此书分为十八章, 在《开宗明义》第一章中就指出:“夫孝, 德之本也, 教之所有心生也。”在深刻地论述了孝的价值、意义作用的同时, 也对人们的行为进行了要求与规范。从《天子章》到《庶人章》更是列出了对天子、诸侯、卿大夫、士、庶人这五种不同政治阶层人实行孝道的具体准则, 是谓“五孝”。《孝经》中对天子提出了较高的要求:“故天子至于庶人, 孝无始终而患不及者, 未之有也。”意思是说不管你是哪个阶层的人, 只要你愿意便能够行孝, 尽孝。孔子说能够爱自己父母的人就不会厌恶别人的父母, 能够尊敬自己父母的人也不会怠慢别人的父母, 以亲爱恭敬的心情尽心尽力地侍奉双亲, 将德行教化施之于黎民百姓, 使天下百姓遵从效法, 这便是天子的孝道, 故在《尚书·甫刑》中讲道:“一人有庆, 兆民赖之。”在论及卿大夫的孝道时《诗经大雅》写道要从早到晚晚勤勉不懈, 专心侍奉天子, 认为老百姓的孝道就是孝养父母。孔子则认为孝道犹如天上日月星辰的运作、地上万物的自然生长, 天经地义, 孝乃是人类最根本的首要品行。是谓:“天地之性, 人为贵, 人之行, 莫大于孝。”他在《纪孝行章》中更进一步地指出孝子侍奉双亲要敬, 要能至其乐, 使父母高兴, 亲病则忧, 丧则哀, 祭则严, 如果不孝就会受到刑罚, 是谓:“五刑之属三千而罪莫大于部孝也。”总之, 《孝经》使人们知道了该怎么做, 不该做什么, 从而使孝的思想外化了形成了一系列的行为准则, 此后出现的《女孝经》《酒孝经》《大农孝经》等书使得孝的规范更加具体化。
二、孝教育的推广
黑格尔在谈及孝文化时讲道:“中国纯粹建筑在这一种道德的结合上, 国家的特性便是客观的家庭孝敬。”可见以孝为核心的人伦道德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显著特征。中国是一个教化的国家, 这一点尤其显现在中国政治与文化政策的相辅相成。孝历经千年发展, 这是与历代统治者的大力提倡与效仿是分不开的。
(一) 古代社会的孝教育
1.礼法的约束为孝推广提供了更加广阔的空间。
西周时期孝与宗法政治联系紧密, 认为只有对先祖和父兄的崇敬和孝顺才有利于周王政权的巩固, 因此统治者把提倡孝悌作为强化政治和维持社会稳定的重要手段。春秋战国时期, 王室衰微, 背亲忘祖德现象时有发生, 孔子为了进一步弘扬礼法, 在西周孝德的基础上, 对孝的内涵系统化、思辨化, 将孝从单纯的家庭血缘的范围扩大为一种社会道德, 进而将孝纳入礼法体系, 此后孝一直受到国家礼法的维护。尽管秦朝崇尚法律, 但也提倡孝道。据出土的《睡虎地秦墓简封诊式》记载:某家甲控告其子不孝, 官府按其所告查办, 将其子断足, 迁蜀边县。魏晋时期法律规定“求留养亲, 昌哀求任”以强制力量鼓励人们去尽孝。在北齐有“重罪十条”, 其中第五条是“恶逆”, 第八条是“不孝”, 倘若犯了这不孝之罪, 就是国公贵族也要严惩不贷。之后隋朝的开国皇律就效仿北齐的刑罚, 并且把“重罪十条”改为“十恶”, 将此作为封建立法重最基本、最主要的内容。而后各朝代的礼法中相继延续了这一规章, 是称“十恶不赦”。孝由于受到统治阶层的需要, 被纳入了国家礼法的体系, 并以法律条文的形式规定了下来, 这样社会就接纳了孝悌这一思想。
2.统治者以“孝言”“孝行”进行示范, 进一步宣扬了孝的思想。
在论及古代君王天子的孝道时, 《孝经》:“一人有庆, 兆民赖之。”《诗经》说:“有觉德行, 四国顺之。”《孝经广扬名章》写道:“子曰:‘君子之事亲孝, 故忠可移于君。事兄弟, 故顺可移于长。居家理, 故治可移于官, 是以行成与内而名立于后世矣。’”因此懂得以孝治天下的历代君王都不遗余力地推行孝, 甚至亲身厉行, 争做孝的典范。汉文帝是以孝仁即位, 因以孝治天下而为世人称赞。据民间相关史料记载, 汉文帝在其母簿太后卧病在床的三年中, 一直是“无昼无夜侍左右, 无冬无夏奉高堂;未曾问病已断肠, 未曾进药口先尝”。在唐朝, 唐玄宗更是亲自为《孝经》作注。历代天子的以孝行为典范的做法, 对孝思想的传播, 对孝教育的推广无疑起了巨大的作用。
3.在各朝代的选拔官员制度上也大力提倡孝。
隋唐以前, 选官制度主要是察举制和九品中正制, 各个朝代的选拔标准虽不尽相同, 但孝廉一直被视为其考试科目的重要内容。唐高祖时, 设置童子科制度, “凡童子科, 十岁以下能通一经及《孝经》《论语》卷诵十文, 通者与官”。清雍正时期多次命举忠孝节义。可见, 孝在各个时期都占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地方上以孝出名的男子都可以由当地长官推荐并且担任重要职务。西晋时期的李密学问出众, 孝名远扬, 晋武帝便召见他为官, 但他却写下《陈情表》婉拒了圣意。天子能够批准他的请求完全是感于他的孝, 不难看出当时孝子的社会地位是很高的。
古语有云:“上有所好, 下必有甚者。”在历代统治者大肆宣扬孝行孝德时, 各大家族有关孝的教育也盛行起来, 这些孝的教育大多以乡规民约的形式出现。如范仲淹所制定的《范式义庄规矩》, 王守仁的乡规, 吕坤的《训俗简编》, 等等。这些乡约民约的主要内容大抵都是宣扬孝道孝行, 重要的目的还是维护家族乡里的稳定和发展。在民间也十分重视孝教育。人们所接受到的关于孝的教育都是以简单的故事、歌谣、图画为主, 如《二十四孝》、《劝孝歌》、《百孝经》、《柳枝词思儿曲》等人们通俗易懂的书籍。此外, 各种地方戏也是广大老百姓喜闻乐见的形式, 这些和孝行孝德有关的地方戏出现在街头巷尾。至此, 有关孝的思想便播散在中国的每个角落, 成为了中国民众的普遍意识和行为规范。
(二) 古代学校和家庭
中国古代的学校教育旨在培养学而优则仕的人才。学校的教学内容与科举选拔制度紧密相连。由于历代统治者对孝行的大力提倡, 孝的教育便贯穿于学校教育的各个阶段。儿童进入到小学教育阶段时, 主要的学习内容是识字修身, 但孝道是其进行伦理道德教化的最主要内容。蒙学教材重要是《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 (即所谓的“诗三百”) 和弟子规。这个阶段教材大都是用简单通俗的语言讲述孝行孝德的故事, 教育孩子懂得为人最基本的伦理道德, 要懂得长幼有序, 孝顺父母, 使得他们从小懂得孝悌。在入县学、太学时, 学生要学习儒家经典, 学习圣人的孝德, 深刻地体会孝的内涵与其价值所在。进入仕途考试时, 《孝经》是必考科目。由此可见, 学校的孝教育贯穿了学校教育的各个阶段, 孝的思想观念深深地根植于人们的内心深处, 形成了中国人特有的伦理文化。
同时, 孝教育还体现在家庭教育之中。对古代的家庭教育而言, 最主要的内容就是关于孝悌爱长的教育。颜之推在《生子孩提》以文中写道:“师保固明孝仁礼仪, 导习之矣。”林则徐写信给自己的儿子时说:“须孝顺奉母。”此外, 古代的家庭教育尤为重视对女子的教育。它们的教育由两部分构成, 即女红和孝悌教育。古人认为孝是女子的必备品德, 女子必须恪守的道德准则。教育的内容大多源于故事, 如《女诫》、《女孝经》、《女二十四孝》、《烈女传》等。这些故事对女子灌输男尊女卑、三从四德的思想, 古人以女子被休为耻, 所以在家庭教育中对女子侍奉公婆的教育尤为突出。
三、孝教育的承继
综上所述, 我国古代对孝的教育是由社会、学校、家庭这三方共同协力完成的。历经千年, 孝的思想教化已深入人心, 内化成了中华民族特有的伦理品格。然而事物总是具有两面性的, 关于孝的文化在自身的发展中也显示出了其消极、糟粕的一面。
由于历代统治者奖励孝子, 有的人就弄虚作假, 把孝道作为沽名钓誉的工具, 有的人虽然真心尽孝, 却措施不当, 出现了种种愚昧的行为。根据史书记载, 自陈藏器在其书《本草拾遗》中提到人肉能治病起, 民间就兴起了割股肉为自己父母治病之风。让人不解的是这些荒唐的行为还不止一次地得到朝廷的嘉奖。如宋朝书籍中写道:“上以孝取人, 则勇者割股, 怯者庐幕。”又如《二十四孝》中记载的“孟宗哭笋”、“王祥卧冰”、“郭巨埋儿”等故事。这些行为在一定程度上不但违反了人性, 而且构成了犯罪。究其产生的根源, 主要缘于统治者为维护自身阶级地位将忠与孝单一的结合起来, 曲解了忠孝的本义, 从而麻痹了百姓的思想, 致使社会上愚孝之风盛行。
传统文化往往都是精髓与糟粕并存的, 我们应该批判地继承, 汲取其合理的部分。在当代, 孝文化和孝道逐渐被弱化, 孝道缺失现象屡屡出现, 这严重影响了青少年的思想道德发展, 因此重提孝道, 对青年一代进行教育具有一定的意义。具体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首先, 孝教育人要爱惜自己的身体, 珍爱自己的生命。《孝经·开宗明义章》指出:“身体发肤受之父母, 不敢毁伤, 孝之始也。”古人认为身体是父母给的, 保护自己的身体不受损伤就是践行孝道的开始。孟子也说:“事, 孰为大?事亲为大。守, 孰为大?守身为大。不失其身而能事亲者, 吾闻之矣, 失其身而能事亲者, 吾未之闻……”这句话的意思是说:如果毁伤身体, 自身残疾, 就不能尽到敬奉父母的责任, 即使身体健全, 但品行不端、名声有损, 也是不能尽到孝敬父母之责任的。可见全身是事亲的前提, 此外, 很好地爱惜自己的身体也是为了不让父母为我们操心, 减少他们的精神负担。
其次, 学习孝文化能培养青年敬爱父母的意识, 使得他们学会感恩。古语云:“孝子之事亲也, 有三道焉。生则养, 没则葬, 毕则祭。”可见, 赡养父母是孝的首要要求, 但不是说只要赡养父母就是孝, 孝更重要的是要敬爱父母。孔子在回答子夏问孝时说:“色难。有事弟子服其劳;有酒食, 先生馔, 曾以为孝乎?”意思是孝顺不但是奉养, 而且要尊敬。
最后, 学习孝文化能培养青年自强不息的精神。《孝经》云:“立身行道, 扬名于后世, 孝之终也。”要想成就一番事业, 首先要立志, 要为理想而不断勤奋地学习各种知识和技能, 事业上有所建树才是孝的终极目标, 不难看出学习孝文化也是践行“刚健有力, 自强不息”的中华民族文化精神的应然之意。
参考资料:
参考文献
[1]中国孝古学会第一次年会论文集.文物出版社, 1980.
[2]黑格尔.历史哲学.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0:232.
[3]任海燕.孝的历史演进及实践表现.安徽文学, 2007, (12) .
[4]宁业高等.中国孝文化漫谈[M].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1995.
3.中国古代孝文化研究 篇三
【关键词】孝文化;大学生;道德教育
中国传统孝文化源远流长,孝文化自西周形成以来,经孔孟的发挥扩展,汉统治者的加强,历经千年而不衰,它代表了东方传统道德风尚的特殊方向和价值取向,在大学生道德教育和建设中具有现实的指导意义和重要的借鉴价值。
1.中国传统孝文化的内涵及内容
《说文解词》释“孝”为“善事父者。从老省、从子、子承老也。”“善事父母”是孝的基本涵义,可解释为奉养和服从父母,它是在社会生活中形成的父母子女之间的伦理规范。孝有狭义和广义之分,狭义的孝即孝的基本涵义,它是指子女对父母及其祖先的情感和相应的行为表现,这里的情感和行为是自发的、朴素的。广义的孝既是指作为家庭伦理的孝,也指被泛化到社会伦理和政治伦理的孝,它是一个由家庭逐步扩展到国家和社会的过程。中国传统意义上的孝还可分为物质层面和精神层面。其中物质层面的孝包括养父母之体、慎重地保护自己的身体和传宗接代;精神方面的孝包括养志、葬祭以礼和扬名显亲。
孝,作为一种传统习俗,是一种文化现象。孝文化是指由养老尊老为核心的一切有关孝的思想观念、行为规范以及民风民俗等物质和精神存在,其核心是孝道,包括孝行和孝思。
2.正确认识和对待中国传统孝文化
中国传统孝文化产生于血缘基础的家庭中,在封建宗法社会中得到加强。它具有两面性:一方面,它形成了养亲尊亲的道德规范,促进了道德教化,维护了家庭、社会的和谐稳定,促进了文明的延续发展,提升了社会道德水平,有其存在的合理性和历史价值;另一方面,它所确立的父君人格中心,推行孝的政治化,提倡愚孝,压抑了民众的自主意识、民族创新力,妨碍了民众的个性解放,有其不可忽视的封建性和保守性。
因此,我们要用批判的眼光审视中国传统孝文化,既不能全盘否定,也不能全盘继承,而应当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坚持批判继承、弃糟取精,我们需要继承中国传统孝文化中的精华部分,与时俱进地去理解它,并赋予它更多适应现代社会发展的崭新内涵,更好地服务于现代社会。
3.对中医院校学生道德教育启示
3.1重视生命教育
《孝经·开宗明义章》说:“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传统孝文化认为身体是父母给的,不能随意践踏、破坏,要珍惜父母给予的生命,以便更好地用父母养育的生命孝敬父母,用社会培养的生命回报社会。因此,要教育大学生珍爱生命,正视挫折。“对于世界来说,你只是某一个人;对于某个人来说,你就是整个世界。”生命不仅属于自己,更属于家庭、社会;要认识自己,热爱自我,在困难与挫折面前,不自怨自艾,自暴自弃,应昂然前行。
3.2加强感恩教育
“感恩之心”是从传统孝文化中延伸出来的一种重要情感,“感恩”可表述为“仁“、“义”、“孝”:“仁”要求博爱,常怀恻隐之心,感念自然和社会之恩;“义”是指和朋友肝胆相照,“士为知己者死”,感念的是朋友知遇之恩;“孝”则指“爱亲、敬亲”,以报父母抚育之恩,这是最基本的。当下,在价值观多元化的社会背景下,物质主义、拜金主义、个人主义及享乐主义盛行,再加上传统孝文化教育的缺失,一些大学生不知道体谅父母的艰辛,忘记了自己的社会责任,传统的道德观念、家庭观念和国家观念被诱惑和欲望洗涤一空。因此,要弘扬“孝道”唤起大学生养亲敬亲的良知,让他们意识到感恩不是简单的回报父母的养育之恩,而是一种社会责任意识、健全人格的体现,更是一种精神境界的追求。
3.3增强责任感教育
曾子曾说“孝有三:大孝不匮,中孝用劳,小孝用力。博施备物,可谓不匮矣。尊仁安义,可谓用劳矣。慈爱忘劳,可谓用力矣。”也就是说孝还应该“有为”,“有为”体现的是一种奋斗精神,即应倡导自立于世,自强不息,成就事业,报答父母,报效祖国。当前大学生几乎都是90后的独生子女,大多依赖心理强而自立能力差,自我责任意识、家庭责任意识和社会责任意识都有着不同程度的弱化甚至淡化。要倡导孝,就应当让他们体恤父母之艰难,培养其动手能力,主动承担家庭的责任;要倡导孝,就应培养他们放眼世界,练就本领,建功立业,奉献社会,以此培养他们的责任意识,加强他们对社会、他人及事业的责任感。
3.4开展公关教育
孔子认为只对父母的孝不算是真正的孝,因为每个人都生活在整个社会群体之中。对于孝,还必须从社会的角度,提出更深层次的要求。在他看来,最基本的对人之道是要把孝敬父母、尊敬兄长的这种爱亲之情推广开来,推己及人,达到从“爱亲”到“泛爱众”的目的。当代大学生往往不能妥善处理与同学、老师及与社会的关系等,容易导致人际关系紧张,从而影响了学习和生活。因此,应当继承和发扬孔子提倡的“泛爱众”思想,教导学生“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自己想要的要想到别人,自己不想的也不要强加给别人,遇事多从他人角度考虑问题,去理解他人。
3.5构建新型的中医医德
孝是儒家学说之精髓,而儒家伦理学说又是传统医德的基础。孝文化不仅促进传统中医医德的形成,而且也是传统中医医德的重要组成部分。能行孝者方能行医,能行医者必能行孝,能“爱亲”者方能关爱病人,如张仲景、华佗都曾为“孝廉”。孝不仅仅局限于家庭,最高的孝行当是尽孝于人民、社稷,最高的中医医德也应是尽孝于天下,疗民间之疾苦。源远流长的孝文化对于中医医德思想的建立和发展起了重要作用,虽然也有不可回避的负面影响,但总体来说还是有其积极意义的。当代孝文化发扬了传统孝文化中的精华部分(如事亲为公等),而剔除了其中的糟粕部分(如守孝、愚孝等),这对于构建新型中医医德都有很大的指导意义。
综上所述,中国传统孝文化博大精深,我们要充分挖掘和利用丰富的“孝文化”资源,大力弘扬“孝文化”,推崇以“孝”为核心的新型中医医德教育,不断加强和改进中医院校大学生道德教育。[科]
【参考文献】
[1]房明东.传统孝文化与中医药学之关系杂谈[J].江西中医学院学报,2010,22(2):25-28.
4.中国古代孝文化研究 篇四
一、弓|言
“孝”在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中相对独立的文化体系时,基本框架已经确立,并且呈现出非常丰富的内涵。但是,在这一领域中,仍然存在着许多需要我们进一步探索和思考的问题,目前有关于“孝”的起源和内涵是孝文化研究探讨所涉及的最基本的问题,许多学者在这个问题上都存在着很大的分歧。我们如何使传统“孝”思想现代化、以及如何解决当前学术研究的视角相对较单一这一问题,学界经常性的忽视了有关“孝”哲学这一重要的角度;“孝”是“仁”之本,我们要深刻的理解孔子的“仁”,可目前却是探讨“仁”的多,而研究“孝”的少。
我们不能忽略早期学者所作的贡献。国外的学者们例如郝大维、罗思文对孔子的研究较为突出,他们主要介绍孔子以及孟子的思想,翻译《论语》《孝经》等著作。由于当时语言上直译的条件匮乏,导致了西方人经常用西方的思想来解读中国的传统文化,使得后来中国哲学被西方哲学思想同化。这些学者们在对“仁”“孝”“忠”的思想上进行了全方面的注释,极大地促进了当时东西方文化的交流。本选题将在吸收前人先辈巳有的研究成果基础上,从“亲亲相隐”的视角来解读《论语》中的孝道思想。
二、孝文化产生的渊源
儒家哲学的理论运思模式是从天人角度去思考问题,通过对天道的理解,来形成现实社会的哲学伦理观念,孝本质意义上基于儒家对“一阴一阳之谓道”,对天地男女这种创化本源的思考。“《周易》讲道:‘有天地,然后有万物;有万物,然后有男女;有男女,然后有夫妇;有夫妇,然后有父子;有父子,然后有君臣;有君臣,然后有上下;有上下,然后有礼仪有所错。’
这里所讲的就是把基于天道本源的男女作为社会最初始建的一种现实起点,男男女女组建成的家庭以繁衍后代的这一家国建构为要求,客观上要求基于这种亲子之间的血缘关系以及维系这种伦理的“孝道”,任何的生命个体,都是来源于父母的精血汇集而成。自然界当中生命个体的孕育成长,都离不开父母双亲的呵护哺育,自然界的动物尚且有跪乳之恩、反哺之义,我们作为人子,自然也会产生出这种原始“孝”的观念。从“孝”观念的起源来看,其最本来的含义就是“对于生命的延续”。由此逻辑发展而出的祭祀祖先的行为和敬老意识。在西周春秋战国时期,衍生出了善事父母。“善事父母”还应当包含繁衍后代、以及尊祖敬老等行为。
在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家天下”的中国社会当中,“孝”是人伦关系得以创建延续的基础,只有懂得了孝,才能够使得家庭和睦,使得社会和谐稳定,进而促进国家的繁荣。“孝”是人对人伦的一种深入的认识,要构建一个好的人伦关系体系,需要一种正直、真心、虔诚、尽心的品质,这种品质最基本的实现形式就是“孝”。只有遵循了人性中最本能、出于本心的道--孝道,个人意识到“孝”是人的本性,通过修身达到对孝的一种认同、践行和传承,这个过程是“成己”的,即先使自己成为一种为社会道德伦理所遵循的样子,才能成为一个真正的人;再推而广之才能使别人得到益处,对国家、社会做出贡献。
“孝”不仅是一种家庭伦理规范,而且是一种社会伦理规范,孝与仁,孝与忠,在孔子看来这二者是不可分割的,是在道德实践当中共生的。孝悌是仁的根基。《论语》当中就讲到:“其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与!”“弟子,入则孝,出则弟,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在孔子看来,为人孝悌,也就做到了仁,这是一以贯之的。而“孝”与“忠”,自然就可以做到推而广之。“贤贤易色,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与朋友交,言而有信”;从事父母可以推广至事君主,孔子在这里就将“孝”扩展提升到了社会、政治层面,赋予了其社会价值和政治价值,具有一定的政治色彩,但是我们从孔子的表达中不难看出。孔子最终注重的还是民德之厚,而非单纯的政治教化,所以孔子讲“慎终,追远。民德归厚矣。”“弟子人则孝,出则悌,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2]“教以人伦: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
作为人之本,“孝”贯穿于人类生活的始末,“孝”作为血亲伦理的基本元素,对家庭和社会都发挥着不可磨灭的作用。中国有句老话叫百善孝为先”,讲的就是这种血缘亲情所产生的“孝”。“孝”是家庭关系中最为重要的道德规范。血缘关系是家庭关系中最核心的内容,“孝”是最重要的家庭伦理原则,孝亲观念乃是儒家思想中的重要一脉。
“孝”在孔子所创立的儒家思想学说当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是孔子以“仁”为核心、以“礼”为形式的道德体系之中最为重要的组成之一。要认识孔子的孝道思想,就要先了解孝,“孝”并非只是对父母进行物质生活上的奉养,即孔子所要求的“能养”,这只是“孝”应该具有的本义,是最为基本的要求。
孔子认为“孝”的产生是必须以人类最自然的血缘亲情作为基础。《论语》一书中,从“老”与“子”的家庭观念关系角度出发来阐述“孝”的两个基础。其一,就是从人类的自然血缘亲情出发,“老”产生“子”;其二,就是从社会等级的差别上出发老”与“子”之间是有着本质差别的,“子”就应当守礼,对“老”敬孝。《论语》就是从这种人类最原始的自然亲情血缘关系出发,来确定“孝”产生的基础。
三、从传统文化的视角践行孝敬的思路
在《论语》的记载当中,子谈论“孝”,有两个大的突破性观念是过去所没有的。在西周时期孝”这一观念主要是体现在我们对祖先的.祭祀活动中,因此,它带有极其浓重的宗教色彩,在当时分封制的社会大环境大背景下,“孝”主要是作为一种宗族道德,而“孝”所蕴含的人伦意义,或者是“孝”作为家庭道德所具有的内涵并不突出。而孔子论孝,则实现了“孝”由宗族道德向家庭道德的转换,“孝”主要是用来规范以父子关系为主的家庭伦理关系,其过去尊祖敬宗的涵义尽管没有被“孝”完全的替代,但是分量也已经微乎其微了。
孔子所讲的“孝”,无论是讲“不远游”也好,知“父母之年”也好,其目的都是在于为了施孝,这里并不单单是指为人子女要在物质生活上奉养父母,更多的是要表达对父母所产生的情感,这种情感就是敬爱之情。孔子对于“孝”的重视,当中也贯穿着仁的精神理念,他将“孝”与“敬”、“孝”与“礼”相互关联在一起,这极大的丰富了孝的内涵,这是过去的思想中所不曾有过的。
孔子认为,作为子女,我们应当从内心深处去尊敬父母,对父母行使孝心也是要求我们要发自内心的敬重、奉养父母。“爱亲”与“敬亲”是相互的,“爱亲”可以从“敬亲”中表现出来,“敬亲”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反映“爱亲”的行为。孔子认为如果仅仅是在物质上X才父母进行赡养,这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孝,孝亲的最基本要求便是要养亲、事亲。子曰:“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孔子所讲的“孝”其实就是无违于礼、所讲的“仁”就是爱亲爱人、我们要能够做到对父母发自内心的敬重、在父母在世的时候尽心的侍奉、做到不让父母挂念自己的安危、这就是孝的表现。孔子不遗余力地弘扬“孝”文化,孔子的一生,验证了从平凡到不平凡的过程。三岁丧父,由其母亲带回家养大,生活的十分贫困,地位也极其的卑微,孔子的青少年时代极其的平凡和普通。然而,孔子却立志求学,不仅改变了自己的一生,也间接的影响了其后中华两千多年的历史。
5.中国古代小说研究 篇五
正确答案: A
(单选题)2: 宋代传奇的代表作是____。A: 《翠翠传》 B: 《流红记》 C: 《绿衣人传》 D: 《金凤钗记》
正确答案: B
(单选题)3: 在神魔小说中,把幻想故事历史化的代表作是____ A: 《平妖传》、《女仙外史》 B: 《封神演义》、《归莲梦》 C: 《女仙外史》、《希夷梦》 D: 《归莲梦》、《希夷梦》
正确答案: D
(单选题)4: 西游续书中最有特色、最有成就的作品是____。A: 《后西游记》 B: 《天女散花》 C: 《续西游记》 D: 《西游补》
正确答案: D
(单选题)5: 杨家将系统的小说代表作有____。A: 《金瓶梅》、《海上繁华梦》、《青楼梦》 B: 《杨家府演义》、《说呼全传》、《五虎平西前传》 C: 《品花宝鉴》、《雪月梅传》、《万花楼杨包狄演义》 D: 《驻春园小史》、《花月痕》、《海上花列传》
正确答案: B
(单选题)6: 李百川的《绿野仙踪》又名()A: 《百鬼图》 B: 《东游记》 C: 《归莲梦》 D: 《平妖传》
正确答案: A
(单选题)7: 明末清初才子佳人小说的代表作是____。A: 《平山冷燕》《玉娇梨》《好逑传》 B: 《定情人》《金瓶梅》《歧路灯》 C: 《好逑传》《儿女英雄传》《金云翘传》 D: 《平山冷燕》《醒世姻缘传》《定情人》
正确答案: A
(单选题)8: 《玉娇梨》是什么类型的小说 A: 家庭小说 B: 才子佳人小说 C: 人情小说 D: 狭邪小说
正确答案: B
(单选题)9: “烛幽索隐,物无遁形”是鲁迅对下列哪部作品的评价 A: 《斩鬼传》 B: 《镜花缘》 C: 《何典》
D: 《儒林外史》
正确答案: D
(单选题)10: 西门庆、潘金莲、李瓶儿、庞春梅是下列哪部作品中的人物(A: 《醒世姻缘传》 B: 《歧路灯》 C: 《金瓶梅》
D: 《儿女英雄传》
正确答案: C。)
(单选题)11: 《古镜记》的作者是____。A: 王度 B: 张鷟 C: 李复言 D: 干宝
正确答案: A
(单选题)12: 《聊斋志异·席方平》表现的主题思想是____。A: 揭露科举制度的弊端 B: 批判封建礼教 C: 歌颂婚姻自由
D: 揭露封建政治机构的腐败
正确答案: D
(单选题)13: 《转运汉巧遇洞庭红》是下列哪一部集子中的作品(A: 《二刻拍案惊奇》 B: 《初刻拍案惊奇》 C: 《醒世恒言》 D: 《警世通言》
正确答案: B
(单选题)14: 《三国志》的作者是____。A: 熊大木 B: 陈寿 C: 罗贯中 D: 林翰
正确答案: B
(单选题)15: 《玉娇梨》是什么类型的小说()。A: 家庭小说 B: 才子佳人小说 C: 人情小说 D: 狭邪小说。)正确答案: B
(单选题)16: 下列作品中哪一部是蔡元放的作品____。A: 《封神演义》 B: 《东周列国志》 C: 《列国志传》 D: 《孙庞演义》
正确答案: B
(单选题)17: 《品花宝签》的作者是____。A: 陈森 B: 魏秀仁 C: 俞达 D: 韩邦庆
正确答案: A
(单选题)18: 《霍小玉传》的作者是____。A: 蒋防 B: 白行简 C: 元稹 D: 沈既济
正确答案: A
(单选题)19: 杨家将系统的小说代表作有()。A: 《金瓶梅》、《海上繁华梦》、《青楼梦》 B: 《杨家府演义》、《说呼全传》、《五虎平西前传》 C: 《品花宝鉴》、《雪月梅传》、《万花楼杨包狄演义》 D: 《三国演义》、《水浒传》
正确答案: B
(单选题)20: 《十一才子书鬼话连篇录》是下列哪部作品的别名____。A: 《常言道》 B: 《何典》 C: 《斩鬼传》 D: 《平鬼传》
正确答案: B
(判断题)1: 魔幻化的讽刺小说,是在神魔小说的影响下,以魔幻的形式讽刺现实的一种小说类型。A: 错误 B: 正确
正确答案: B
(判断题)2: 罗贯中在小说中艺术地表现三国史事的时候,不仅有政治的标准,而且还有伦理道德的标准。A: 错误 B: 正确
正确答案: B
(判断题)3: 明末,《聊斋志异》异峰突起,成为文言小说的又一座丰碑 A: 错误 B: 正确
正确答案: A
(判断题)4: 《封神演义》另一书名是《武王伐纣外史》。A: 错误 B: 正确
正确答案: B
(判断题)5: 在中国古代小说中,最早采用“离魂”情节来表现爱情的是陈玄佑中的《离魂记》一篇。A: 错误 B: 正确
正确答案: B
(判断题)6: 《归莲梦》幻演的是白莲教起义的故事。A: 错误 B: 正确
正确答案: B
(判断题)7: 中国古代小说的第一次大繁荣是宋元话本的出现。A: 错误 B: 正确
正确答案: B
(判断题)8: 元末明初《水浒传》的问世,标志着英雄狭义小说作为小说题材类型正式确立了。A: 错误 B: 正确
正确答案: B
(判断题)9: 宋元话本中抨击封建吏治的黑暗腐朽的代表作品有《错斩崔宁》、《简帖和尚》、《宋四公大闹禁魂张》。A: 错误 B: 正确
正确答案: B
(判断题)10: 唐代是中国古代讽刺艺术的成熟时期。A: 错误 B: 正确
正确答案: B
(判断题)11: 宋元话本在中国小说史上承前启后,标志着中国古代小说从文言向白话、从短篇向长篇、由史传体向说唱体的发展和转变 A: 错误 B: 正确
正确答案: B
(判断题)12: 南宋“说话”四大家,分别指小说、说铁骑儿、说经、讲史。A: 错误 B: 正确
正确答案: B
(判断题)13: 《玉娇梨》又名《双美奇缘》,二十回,现知为清初最早问世的才子佳人小说,题“荑荻散人编次”,成书于明末。A: 错误 B: 正确
正确答案: B
(判断题)14: 儒家哲学思想把本体论、认识论始终融合在道德论中,强调道德修养和个人对社会的责任。A: 错误 B: 正确
正确答案: B
(判断题)15: 熊大木《大宋中兴通俗演义》则采取纪传体,以岳飞一生为中心,依照时间顺序记述岳飞一生各个阶段的重大事件。A: 错误 B: 正确
正确答案: B
(判断题)16: 《西游记》在我国小说史上开拓了神魔小说的新领域。A: 错误 B: 正确
正确答案: B
(判断题)17: 1895-1911年间,小说成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战斗号角,大量繁荣,近代小说从内容上反映反帝反封建的斗争,提倡改良主义或资产阶级民主革命。A: 错误 B: 正确
正确答案: B
(判断题)18: 讽刺小说可分为魔幻化的讽刺小说、写实性的讽刺小说、讽喻式的讽刺小说三类。A: 错误 B: 正确
正确答案: B
(判断题)19: 凌濛初(1580-1644),字玄房,号初成,别号即空观主人,其作品是:《一文钱巧隙造奇冤》。A: 错误 B: 正确
正确答案: A
(判断题)20: 明初,古代小说发展处于繁荣阶段 A: 错误 B: 正确
正确答案: A
(判断题)21: 明末清初涌现的一大批才子佳人小说,是人情小说的一个分支和流派。A: 错误 B: 正确
正确答案: B
(判断题)22: 《水浒传》以“众虎同心归水泊”为轴线,描写英雄人物经历各自不同的人生道路,汇集到梁山泊。A: 错误 B: 正确
正确答案: B
(判断题)23: 《荡寇志》的作者是陈忱。A: 错误 B: 正确
正确答案: A
(判断题)24: 罗贯中的《三国志通俗演义》的总体结构是属于编年体。A: 错误 B: 正确
正确答案: B
(判断题)25: 《红楼梦》是人情小说的最高典范。A: 错误 B: 正确
正确答案: B
(判断题)26: 宋元时期出现的“话本小说”是我国最早的白话小说 A: 错误 B: 正确
正确答案: B
(判断题)27: 《飞花咏》 作者提出了“男女从来存大欲,况于才美复多情”的情欲观,《定情人》也肯定了“人生大欲,男女一般”。A: 错误 B: 正确
正确答案: B
(判断题)28: 《金瓶梅》和《歧路灯》都是家庭小说。A: 错误 B: 正确
正确答案: B
(判断题)29: 《金瓶梅》是从暴露文学到理想主义的转变。A: 错误 B: 正确
正确答案: A
(判断题)30: 《金瓶梅》是以作品中潘金莲、李瓶儿、庞春梅三个女性的名字而得名的。A: 错误 B: 正确
6.中国古代寓言与中国传统文化 篇六
中国历史悠久,文化深远。在五千年的历史进程中,自春秋、战国时期,到秦汉时期,及至唐宋元明清,历朝历代,代代都有经典的寓言产生。这些经典的古代寓言,有些反映了当时的社会面貌和政治现实,有些承载了人们的智慧和教训,有些浓缩了立身处世的法则......特别指出的是在一些寓言故事中,充分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潜移默化,润物于无声之中。
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精髓是“道德”二字,而道德的基本内容就是孔子所说的“守五伦”、“修八德”,这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做人的基本道德。“五伦”即所谓“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朋友”这五种人伦关系,用忠、孝、悌、忍、善为“五伦”关系准则;“八德”即“孝、悌、忠、信、礼、义、廉、耻”,这是人们应当具备的基本道德,也就是中国传统文化对人的核心要求。
中国古代寓言故事中,有很多寓言故事深刻地体现了古代人们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发扬。下面列举一些事例说明。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信”,意为“诚实无欺”。今天人们耳熟能祥的寓言《曾子杀猪》,通过孔子的弟子曾子 践行诺言,为幼子杀猪,来告诫人们做人要言而有信,童叟无欺。《急不相弃》说的是两位三国名士华歆、王朗一同乘船逃难,有个人想跟着他俩一起乘船逃走,王朗看到船上还有位置就同意了。后来在盗贼越追越近的危急情况下,为了让船行驶得更快,王朗想把那个人扔下,而华歆认为君子应该言而有信,既然当初答应了他的请求,带他上船,就应该急不相弃,继续带着那人一起逃难。这则寓言中王朗、华歆二人道德水准高下立现,告诫人们做人当如曾子、华歆,大丈夫言出必行,已诺必诚,不可言而无信。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义”,意为“行动准绳”。著名的寓言《东郭先生和狼》中,东郭先生固然糊涂,但是那只忘恩负义的狼尤其让人不齿。《衣冠禽兽》讲的是有一只猩猩,在一个齐国的商人遭遇海难时救了他的性命,并且在荒岛上照顾他一年多,直到有一天,一条大船来到这个荒岛。这个商人准备乘船离开荒岛之前,对船上的人说:“我听说用猩猩的血染的毡布,过上一百年也不会褪色。这只猩猩长得这么肥大,刺死它可以得到一斗多血,为什么我们不捕杀它呢?”朋友听后大声斥责道:“它虽然是一只野兽,却有人的品德,你虽然是个人,却连禽兽都不如!”这两个寓言,都告诫我们,做人不能忘恩负义,背信弃义。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廉”,意为“廉洁方正”。《公仪休不受鱼》,讲的是春秋时期鲁国相国公仪休非常喜欢吃鱼,全国各地很多人都来送鱼给他。公仪休对送来的鱼全部拒收。他对弟子说:“如果我收下了人家送的鱼,就会徇私舞弊,等到罪行败露,就会被罢免相国之职,失去俸禄。到那时,即使我非常喜欢吃鱼,我也不能常常有鱼吃了。现在我不接受人家送来的鱼,廉洁自律,我依靠自己的俸禄,就可以长久地自己买鱼吃了。”这则寓言生动地告诉人们,对拥有一定权势和财富的人来说,杜绝贪婪无度、任意妄为,取而代之以廉洁自律,对国家对个人都将受益无穷。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耻”,意为“有知耻之心”。《曹商得车》讽刺了宋国人曹商为了个人私利,卑躬屈膝,不择手段,是没有廉耻之心的小人。而众所周知的寓言《不受嗟来之食》,故事中那个宁愿饿死也不吃嗟来之食的饥民,得到了后世人的敬仰,让人们牢记做人要有精神、有骨气。
此外,《《举贤不避亲》、《弘章不受鱼》、《替父受刑》、《林回弃璧》、《穆公失马》、《释鹿得人》、《叔向贺贫》、《子罕不受玉》等寓言,都传承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忠、孝、信、义、廉、耻,可以说中国古代寓言故事,凝聚着古代人们的经验和智慧,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值得我们反复诵读。
7.中国古代文学梧桐意象研究 篇七
一、梧桐象征着高洁
古典文学作品中有很多意象是高洁的象征, 比如, 梅花, 雪, 青松, 梧桐。梧桐象征着人品的高洁。在许多作品中, 文人都喜欢梧桐这个意象, 梧桐笔直, 伟岸, 常被用来象征人品的高洁, 无私, 正直。比如我国古典文学有凤凰非梧桐不栖的说法, 昔郑玄云“凤凰之性, 非梧桐不栖”, 又如北宋陈翥在《桐谱·斜源第一》中云:“夫凤凰, 仁瑞之禽也, 不止强恶之木。梧桐柔弱之木也, 皮理细腻而脆, 枝杆扶疏而软, 故凤凰非梧桐而不栖。”凤凰是一种传说中的神鸟, 它喜欢在梧桐树上, 以此说明梧桐树的独特之处, 是一种佳木。后来人们就用梧桐比如人, 称赞人的人品的高洁。比如, 唐人李伯鱼的《桐竹赠张燕公》:“凤栖桐不愧, 凤食竹何惭。”这里就用梧桐修竹喻人, 称赞唐一代贤相张悦。又如:“垂緌饮清露, 流响出疏桐。居高声自远, 非是藉秋风。” (虞世南《咏蝉》) 在这首诗歌中也是借助梧桐象征人品的高洁。古人用梧桐象征人品的高洁的文学作品很多, 梧桐在古典文学作品中之所以能够被用来象征人品的高洁, 与梧桐外在的气质有一定的联系, 梧桐伟岸, 挺拔, 给人一种刚直不阿之美, 用来象征人品的高洁可谓贴切之至。
二、梧桐象征希望
梧桐在古典文学作品中可以象征希望。古人有栽下梧桐树, 引来金凤凰的说法, 这里梧桐就寄予了古人对美好的生活愿望。自古以来, 凤凰都被人们称之为百鸟之王, 是一种神鸟吉祥之鸟, 凤凰是真、善、美的化身, 梧桐作为凤凰的唯一栖身之地, 被平添了无尽的魅力, 栽下梧桐树引来金凤凰, 就是说梧桐树是一种祥瑞之树, 种植梧桐树可以为自己带来好运, 带来希望。这里梧桐就象征了希望。在中国的, 人们都有种植梧桐树的习惯, 房前屋后, 都喜欢种植梧桐, 也是人们对美好生活的期待。我国唐代大诗人李白有诗云:“宁知凤凰意, 寄托梧桐前”也是借助梧桐表现希望, 梧桐这个意象, 这种树种深受古人喜爱, 也与它蕴含希望有着密切联系。
三、梧桐比喻爱情
爱情是千百年来文人墨客笔下永不退却的主体, 在古典文学作品和现代文学作品中歌唱爱情的比比皆是。古典文学作品中的爱情更为含蓄, 不像现代人这么直白, 多用各种意象表达自己的情感, 有着独特的意蕴。在古典文学作品中文人表达情感尤其是爱情都相当的含蓄委婉, 常见的表达爱情的意象有鸳鸯、鹧鸪、画眉、燕子、凤凰、红豆、比翼鸟、连理枝和梧桐等。但这些客观物象进入到文人的眼中, 文人在灵感的作用下对这些物象进行加工, 使之能够传达自己的爱情, 这时的物象也就成为文学作品中的意象, 具有了很强的艺术感染力。在古文学中用梧桐表达爱情的作品很多, 文人常用青干绿叶、枝干扶疏的梧桐来象征伉俪好合, 象征爱情的甜蜜。相传梧桐雌雄异株, 梧为雄, 桐为雌。这种特性被文人利用, 比喻爱人之间同声同老, 同生同死。在我国民间就常用梧桐暗示男女之间海枯石烂的爱情。梧桐被赋予了更深层的含义。在古乐府诗《孔雀东南飞》就有这样的诗句“两家求合葬, 合葬华山旁。东西植松柏, 左右种梧桐。枝枝相覆盖, 叶叶相交通。中有双飞鸟, 自名为鸳鸯。”诗人在这里借助梧桐, 借助梧桐枝繁叶茂, 相互交通的外在形象, 来寄托对爱情的祝福, 象征男女主人公至死不渝的爱情, 在这种凄美的文学叙述中, 梧桐意象鲜活地呈现出一种爱情的凄美与甜蜜。
四、梧桐象征凄凉悲伤的离愁之苦。
在古典文学中, 梧桐更多的象征的是凄凉悲伤的离愁之苦。世间情感就是这样:有万家灯火的美满团圆, 亦有凄清惨淡的离愁别绪。而离愁别绪, 更能打动人们的心理。在古代, 我们人们对生活很苦, 造成百姓生活艰难困苦的原因很多, 自然灾害, 战争, 疾病时刻威胁着人们, 乐少悲多。而古人多借助梧桐这个意象表达自己内心的悲苦, 象征离愁别绪。这种悲情有离别之愁, 离乡之愁在古文化中很常见, 比如, 李白《赠别舍人弟台卿之江南》:“去国行客远, 还山秋梦长。梧桐落进井, 一叶飞银河。”就借助梧桐抒发自己的离愁, 又如李煜《采桑子·辘轳金井梧桐晚》:“辘轳金井梧桐晚, 几树惊秋。”张先《虞美人》:“亭亭残照上梧桐, 一时弹泪与东风, 恨重重。”柳永《戚氏·晚秋天》:“槛拘萧疏, 井梧零乱, 惹残烟。”等等, 梧桐都被诗人用来抒发各种悲愁。具体而言, 这种离愁别绪主要表现以下两方面:
1、孤寂之愁
这种孤寂之愁在宫廷诗歌中很常见。古代帝王为了满足个人的享乐, 把无数的情仇少女囚禁在皇宫, 多少少女的幸福被扼杀, 繁华的宫廷生活留给她们的惟有幽怨和寂寞。在王昌龄〈〈长信宫词〉〉就有这样的记载:“金井梧桐秋叶黄, 珠帘不卷夜来霜。熏笼玉枕无颜色, 卧听南宫清漏长。”这首闺怨诗写的是被帝王遗忘的少女, 寂寞无聊的宫廷生活。这种情感就是借助梧桐表现的, 文认为我们呈现了在桐叶飘落、寒霜侵帘的深宫里形影单只, 卧听宫漏的寂寞情景。少女无边的孤寂之愁借助意象得以传达。
2、思乡之愁
古代交通不便, 漂泊在外的游子很难与家人团圆, 不免常会抒发自己的思乡之愁。思乡之愁多借助月亮, 借助梧桐意象来表达。比如, 苏轼在《卜算子·缺月挂疏桐》一词中便用缺月疏桐构成了一副萧瑟凄清的秋夜图:借此景象表达词人无尽的思乡之愁。
总之, 梧桐意象内涵丰富, 在古典文学作品中很常见, 我们欣赏古典文学作品就要能够了解梧桐意象丰富的意蕴, 这样, 才能获得独特的审美体验。
摘要:意象是古典文学研究的重要内容, 古典文学都是借助意象传达情感的, 古代文学不能缺少, 尤其是古诗词, 更是由意象有规律的排列构成的。所谓的意象是融入作者主观感情的客观事物, 具有形象鲜明的特征。本文研究了我国古典文学中的梧桐意象, 梧桐在古典文化中经常出现, 了解这种意象特征, 对学习古典文化意义重大。
关键词:古典文学,梧桐,意象
参考文献
8.中国古代文化常识 篇八
【中国】从春秋战国至宋元明清,多用来泛指中原地区。
【中华】上古时期华夏族居四方之中的黄河流域一带,故称“中华”,后常用来泛指中原地区。
【九州】传说中的我国上古时期划分的九个行政区域,州名分别为:冀、兖、青、徐、扬、荆、豫、梁、雍。后成为中国的别称。
【赤县】古人把中国称作“赤县神州”。
【中原】又称中土、中州。狭义的中原指今河南省一带,广义的中原指黄河中下游地区或整个黄河流域。
【海内】古代传说我国疆土四面环海,故称国境之内为海内。
【六合】上下和四方,泛指天下。
【八荒】四面八方遥远的地方,犹称“天下”。
【江河】古代许多文章中专指长江、黄河。
【西河】又称河西,黄河以西的地区。
【江东】因长江在安徽境内向东北方向斜流,而以此段江为标准确定东西和左右。所指区域有大小之分,可指南京一带,也可指安徽芜湖以下的长江下游南岸地区,即今苏南、浙江及皖南部分地区称作江东。
【江左】即江东。古人以东为左,以西为右。
【江表】长江以南地区。
【江南】长江以南的总称,所指区域因时而异。
【山东】在山的东面。因“山东”之“山”,可指崤山、华山、太行山、泰山等数种不同的山,而所指地域不尽相同。大多是以崤山为标准的“山东”。
【关东】古代指函谷关或潼关以东地区,近代指山海关以东的东北地区。
【关西】指函谷关或潼关以西地区。
【关中】所指范围不一,古人习惯上将函谷关以西地区称为关中。
【西域】古代称我国新疆及其以西地区。
【五岳】五大名山的总称,即东岳泰山、西岳华山、中岳嵩山、北岳恒山、南岳衡山。
【京畿】国都及其附近的地区。
【山水阴阳】古代以山南、水北为阳,以山北、水南为阴。
9.中国传统文化与中国古代德育方法 篇九
一、中国传统文化德育思想的特点
中国古代德育思想起源很早,德育的观念在尧舜时期就已经存在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德育思想是在中国封建社会的制度下萌芽.并成长发展起来的,而封建社会是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宗法制度的社会形态.并且是以高度分散的小农经济和异常集中的专制统治为主要特色的。在这种历史背景下.不但中华传统文化具有独到的特色.而且与它相适应的传统德育思想也表现出别具一格的特色。中国古代传统德育思想具有以下特点:
(一)内圣外王.修身为本
中国传统德育思想历来十分强调道德的修身功能,即通过个人的道德修养,启发个体的内在道德自觉,督导个体不断进行自我道德品行的修炼.从而成为一个真正有道德良知的人。孔子认为“修己以敬”是成为君子的第一步。所谓“修己以敬”是指在日常工作与生活中以诚敬之心来进行自身道德的修炼.只有以诚敬之心进行道德修养,才能忍人所不能忍.才能够做到不被物欲所惑.像颜回那样“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而回也不改其乐”。颜回身居陋巷,身无长物.日常赖以果腹者,惟箪食瓢饮而已,人皆忧戚难安无法忍受.而颜回却怡然不改其乐;有人问如此困境所示何事。他说非乐贫而乐道也。孔子曾再三赞叹他道:“贤哉回也,贤哉回也”。“内圣外王”是儒家思想的根本特征。所谓“内圣”就是内以修养自身品格,以期成就圣贤人格;所谓“外王”就是外以平治天下.以期建立不朽功勋,从而造福黎民百姓。儒家经典著作《大学》详细阐述了儒家思想“以修身为本”的德育纲领和步骤。如“格物”是德育的起点,“格物而后知致,知致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意思是说道德修养必须从“格物、知致”,即认识道德规范开始,由认识道德规范逐步转化为形成道德信念.即“诚意、正心”.才能最终达到约束自身行为,即修身的目的。无论是从个体身心发展.还是从德育发展的规律来看,这种观点都是符合个体道德心理发展规律的;同样。《大学》中提到的“齐家、治国、平天下”都是通过“修身”来达到的。中国传统的德育十分强调道德信念的作用。可以说,强调德育的自律,既是我们民族优良的德育传统.又符合德育发展之规律。
(二)知行结合,以行为本
中国传统文化的德育观强调知与行的有机结合,即强调道德认知与道德实践的有机结合,提倡以行为本。子日:“纳于言而敏于行”;“君子耻其言而过其行”。也就是说道德修养不能仅仅停留在言辞上.必须与实际行为相结合。朱熹指出:“知行常相须,如目无足不行.足无目不见”,即是对知行关系形象而生动的表达。王守仁曾说:“真知即所以为行,不行不足谓之知”,更是强调了知行统一的重要性。阳明也认为“满街都是圣人”,人人都可以成为圣人,途径只有一个——“躬行实践”。
(三)立足当前,胸怀大志
10.《中国古代物质文化》阅读答案 篇十
我国已知之最早的玉器发现于辽宁阜新查海遗址,属于兴隆洼文化,距今约八千年,器行有斧、匕、玦和小管等。经鉴定,这批玉器的质地都是真玉,即透闪石软玉。有意思的是,除我国外,世界上崇玉的古文化如美洲的玛雅文化、新西兰的毛利文化等,开发利用的主要也是真玉,其他美石则居从属地位;可见人类在审美情趣方面存在着某些不约而同的一致之处。但查海所出玉器的功能为何?一般多认为斧、匕等是工具,玦类是装饰品;实不尽然。璞玉本身虽有韧性,但也可能带裂纹,比如带胎绺的就不少见。用这样的玉料制出成品,再拿来干粗活,则兀兀穷年、苦心磨出的宝物势必毁于一旦。在古代,玉器十分珍贵。秦昭王曾表示愿意用十五城交换和氏璧,虽然他并不打算真的兑现(《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但郑伯用一块璧换取许国的一片土地却是事实(《左传·桓公元年》)。故《越绝书》所称“黄帝之时,以玉为兵,以伐树木为宫室,凿地”之说,良不足信。今人或据此进而主张中国曾经历过一个“玉器时代”,更于理不合。因为这么做有点像《淮南子·说山》中说的“坏塘以取龟,发屋而求狸,掘室而求鼠”,未免得不偿失,也太不考虑投入与产出的比例关系了。所以探讨查海玉器的性质时,不能只看到工具和饰物的表象;它们应是在不寻常的场合中使用的不寻常的器物。也就是说,它们还应包含着更深层的`用意;只不过当时尚未能设计出超凡脱俗、“神”气十足的器行而已。
11.中国古代铜镜的研究 篇十一
关键词:纹饰;铭文;审美;文化
中图分类号:K876.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864X(2016)05-0059-01
人们早在一万八千年前就有了审美观念,铜镜是人们的生活必需品,唐太宗说:“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说明古人日常使用的镜子,是用铜铸造打磨出来的,而且我国铜镜制作的历史相当悠久,可以上溯到黄帝时代。
1975年在甘肃广河齐家坪和青海贵南乘马台的墓葬中先后出土了两面铜镜,齐家萍出了一面素镜,圆形,直径约6厘米,厚约0.3厘米。镜面有光泽,背面无纹饰,中部有一供环形钮,钮高约0.5厘米。青海贵南乘马台的墓葬中出土的铜镜,形状圆形,直径8.9厘米,厚约0.3厘米,重109克,镜面已经全部锈蚀,背面有凸炫纹两周,一周近钮,一周近边,在这两周弦纹之间有一个不大规则的七角星图案,角与角之间饰以斜线纹,虽然镜锈蚀斑斑,但纹饰仍清晰,图案设计精美,为镜鉴史上最早铜镜,具有极高的历史价值和学术价值。据碳14法测定,铜镜属于公元前2000多年前的齐家文化时期,距今约4000多年,随后河南安阳殷墟妇好墓,再次出土四面铜镜震惊世界。
铜镜自产生后经过殷商、西周和春秋战国的发展,到了汉代,铜镜铸造数量和质量都有了一个全新的发展,铸镜工艺出现了前所未有的飞跃。中国古代铜镜之所以延续数千年、经久不衰, 是因为其艺术价值远远超过了它的实用价值。
中国古代铜镜的发明和铸造,每一个时期都有各自的独特风格与特点,形成了我国铜镜完整的发展演变系统,《考工记》是中国春秋战国时期记述手工业各工种规格和制造工艺的文献,其中对铜镜的合金配比有着详细的记载。“金锡半,谓之鉴隧之齐”,这里的“金”意思是“金和锡各一半的合金是适用于铸镜的合金配比。”可见中国早在三千多年前就已经有了合金铸造的技术。中国的铜镜主要分三个年代,春秋战国和东汉,西汉,还有隋唐,这三个年代铜镜是最漂亮的,到了宋以后铜镜就是衰退期了,清代乾隆皇帝非常喜欢铜镜,他要造办处去仿制春秋战国的铜镜,但是都比上春秋战国的铜镜。
古代的铜镜种类纷繁。从形状上看,以圆形为主,也有方形、亚字形、桃形、鼎炉形、带柄形等。铜镜的正面叫镜面,反面叫镜背,铸造铭文或纹饰。
古代青铜器在经历了商周青铜礼器的高峰之后,作为青铜器的一个种类的铜镜仍绵延不绝,为自商以来历朝历代所制作,使用,直到清代之后逐步被玻璃镜取代,期间战国和汉,唐是它的辉煌时期,无数纹饰精美,铭文丰富的铜镜被创造出来,美化了人们的生活,满足了人们的各种社会文化需求。中国铜镜在不同的社会历史进程中,发展出不同的时代特征。铜镜背面的纹饰有各种不同的图案和铭文,与当时的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社会生活紧密联系,每个时代都有自己的文化传承。古朴,灵巧,华丽,素雅形形色色,纹饰的不同,内容形态的多样化,工艺技术的高低,都成为时代的印记,各个历史时期铜镜纹饰的变化,反映出不同的历史阶段的文化差异,对铜镜纹饰的影响。
铜镜的纹饰代表当时的文化背景,殷商铜镜主要以叶脉纹、重弦辐射纹、平行纹为主。西周主要以素镜,重环纹,鸟兽纹为主。春秋战国主要以山字纹为主,比如三山镜,四山镜,五山镜,六山镜,古代人人讲求仙,山离天近,古代人想通过这个山到天上去就近一点,它是一种神话故事,象征型的。战国的四山镜纹饰繁复、华丽,在两只花瓣纹的中间以炫纹带围城一心形图案,一只末端接花瓣纹,另一只穿过“山”字形,在山的另一半接花瓣纹。四山镜工艺精致,厚重,绣色美。战国时期还有连弧纹、云雷纹、花叶纹、菱纹、禽兽纹、蟠涡云纹。汉代纹饰是周易八卦,十二生肖,青龙白虎,朱雀玄武为主,代表当时的地域和一个时代变化。唐代纹饰是以人物故事为主,各种各样的故事,比如竹林七贤,真子飞霜在铜镜上体现出来。各个时代的纹饰展示了人们的生活意境和审美情趣。铜镜纹饰的装饰图案,在表现手法上用粗、细线条相结合来表现,给人以栩栩如生的感觉。传统的图案造型虽然不断发展变化,但是它的装饰结构、设计构成原理及艺术手法一直延续下来,形成了中国纹样的朴素、造型夸张、构图均衡、情趣丰富、意境浪漫的基本特色。
铜镜的铭文从形式上看是以书法为主体,经历了篆书,隶书,楷书整个过程,主要隋唐的铭文,是以正楷体为主,笔法细腻,清晰,表现出十足的的瑰丽华美。从内容上看,有祝福,祈祷的吉祥语句。
随着社会的发展与进步,对于祖先们遗留下来的璀璨文化遗产,我们要加以研究和继承。同时要探索一条基于铜镜纹饰文化的造型元素,开发一条符合当前需求的现代设计的新途径。中国古代铜镜及其龙纹纹饰已经受到許多国内外艺术家,收藏家的喜爱,我们可以从纹饰中汲取灵感,找到新的平面设计元素,通过电脑技术,对纹饰进行创新设计,将学术研究和设计相结合,开发出一条保护、创新的新途径,更好的继承和发扬中国的传统文化。
12.中国古代意象批评的文化基础 篇十二
中国传统文化是直觉领悟式的思维方式和天人合一的价值观念共同创造的文化,这造就了文学中多用比兴的方法。意象批评是比兴手法在文学批评领域中的射影,是传统思维方式和追求天人合一的价值观念共同助生的结果。以比兴进行文学创作,从“关关睢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开始,就成为诗歌创作的重要手段,之后,《楚辞》、汉魏乐府、《古诗十九首》、唐诗等接踵效仿。从《诗经》“吉甫作诵,穆如清风”开始,到刘勰《文心雕龙》、钟嵘《诗品》,再到司空图《二十四诗品》等,以“比兴”的方法评论文学又成为了文学批评领域的主要评论样式。它作为中国诗学思想的核心,贯穿中国传统诗学思想的始终。比兴的大量运用,使理论批评具备了一定的神韵。所以,中国传统文化多用意象批评的特点,是与重直觉领悟的传统思维方式及追求天人合一的价值观念紧密相联的。
中国传统思维方式是一种重感知和领悟的思维方式,这种传统思维方式对文学批评家的影响是巨大的。首先,直觉领悟的思维方式决定了文学批评家的审美倾向,以具体可感的形象喻示文学作品的内在底蕴和兴象风神,从而理解批评对象的内在本质,在具体批评方法上则表现为讲究立象以尽意,形象地反映文学作品的艺术风格。钟嵘在《诗品》中评诗时,许多地方便采用形象化的诗性语言来描绘,表达他所体悟到的批评对象的独特风格。如“陆才如海,潘才如江”,以“海”和“江”为喻,喻示出陆机才赋的深和广,且文笔富于汹涌澎湃之势;而潘岳才赋多而缓,文笔舒缓有致,这样的喻示形象生动。其次,中国传统的思维方式影响到批评家的审美价值观念。中国文化以“人”为认识、实践的出发点和归宿,它重视的是天人合一。在“天人合一”的艺术境界中,借外界之物来表达作者和批评家丰富的内心世界和对象化了的“情”与“志”,使其审美趣味、文学观念栩栩如生地展现于读者面前。“天人合一”理论在几千年沧海桑田的历史演变中,植根于中国文化的土壤,积淀为中华民族的思想精髓,渗透到文学批评中。钱钟书先生早在上个世纪30年代一篇题为《中国固有的文学批评的一个特点》的文中指出,中国古代文学批评有“把文章通盘的人化或生命化”、“把文章看成我们自己同类的活人”的特点。以人的心肾比喻文章的理致、筋骨比喻文章的气调,同时,又以人的神、魂、魄、脉、骨、主脑、诗眼、肥、瘦等术语来品评文学作品。文学批评中的物化也是中国古代文学批评的一大特点,以树根、枝叶、垂荫、滋味、金刚眼睛、香象渡河等术语品评文学作品,显示出批评家鉴赏文学作品的审美情感和审美趣味。所以,意象批评很好地迎合了中国传统的直觉思维方式及追求“天人合一”的价值观念。
13.《中国古代文化常识》读后感 篇十三
《中国古代文化常识》涵盖了“天文、历法、乐律、地理、职官、科举、姓名、礼俗、宗法、宫室、车马、饮食、衣饰、什物”共14个范畴的古代文化内容,几乎是无所遗漏地将日常生活里碰到的常识项目一一列举。
常识,百度百科给出了如下定义。普通知识,即一个生活在社会中的心智健全的成年人所应具备的基本知识,包括基本生存技能(生活自理能力)、基本劳作技能、基础自然科学以及人文社会科学知识等,一切基于敬畏自然。此书封面上“常识”字,给很多人造成一种直觉:“‘常识’?我百度一下就知道了,还要花钱买吗?”但是,我要说,不读这本书,中国古代文化里的很多东西,我们永远都不得知。
作为一个成年人,一个生活在现代社会的成年人,一个自诩为生活在科技高度发达的智能社会的成年人,在读完王力先生的《中国古代文化常识》一书后,内心如打翻的调味瓶,五味杂陈。咱在古人的常识面前,就是一个无知的孩子,一切都是那么新鲜、那么神奇、那么有趣。只能忽闪着双眼,连连发出一声声的喟叹!
在天文、历法两章中,看着二十八星宿那陌生而又怪异的名字,捧着厚厚的古代汉语词典,像是在啃一个风干了五千年的烧饼,硌牙!但在坚持不懈的咀嚼中,一个被遗忘了的世界慢慢在心中复活,在宗法、礼俗、职官、科举几章里,为我们呈现了远古的礼乐之邦,礼崩乐坏后的百家争鸣,以及在儒道思想维系了两千多年的皇权时代。随着阅读的深入,却发现古代先祖在天文、历法、地理、乐律上的常识,与我却是犹如天书,除了对祖先的高山仰止,内心悄然升起一丝惴惴不安。自己作为一个年近不惑的中国人,对祖先的常识竟然只剩惊叹和叹服,不得不反思是什么模糊甚至抹掉了祖先们遗留下来的常识。
王力先生在《中国古代文化常识》一书中,行文非常朴实平静,不疾不徐的罗列着遥远过去的点滴常识,但这种罗列,竟然有一种考古般的仪式感和庄严感,慢慢的清理着那层历史的尘土,给我们证实着这片土地上曾经存在过的璀璨,这璀璨的历史之光,逼视着我们的眼神,拷问着我们的灵魂。让口口声声号称自己是那个伟大民族的后裔的我们,实在羞愧难当,除了方方正正的汉字字型以外,还有哪一点传承证明今与古的的联系?祖先生活的常识竟能以陌生的美感让我惊讶;时光流转的太快总是把后人的记忆匆匆填满。读《中国古代文化常识》,每一步都好象踩在前人的脚印上,俯身就能撷取昔日的生活片断,看真切了,才发现自己也不曾偏离片刻。
反观当今大数据时代,信息之光让我们一个个都淹没在数据的海洋里,忘却了传统文化的深刻意蕴,就我而言,《中国古代文化常识》,与其说是求知,更像是一种“扫盲”,了解未知领域或不精通的领域,是一种自我学习和修养的过程。作为新时期的检察人应该读书多一点,发现多一点,懂得多一点,学有所用,学有所悟,然后将传统文化传承下去,发扬下去,这是一种责任,需要坚持。
《中国古代文化常识》读后感二因为在做关于《节日文化资源在语文教学中的合理运用研究》这一课题,所以最近多接触关于传统文化、中外文化、节日文化等类似的书籍,而我对传统文化尤为感兴趣,所以就打开了王力主编的《中国古代文化常识》这本书,徜徉书中,趣味多多。
读传统文化的书一般都感觉比较枯燥晦涩,甚至会有大量的生僻字不知其音其意。这本书涉及天文地理、衣食住行,传统文化涵盖面之广自不用说,且文笔风趣诙谐,插图精美,图文结合,穿插故事、文献等,配有相关注释,读来不觉无味深奥,通俗易懂,趣味横生。书中的插图,或是关于器皿,或是关于建筑,或是关于丝帛……线条清晰,真实可感,触摸上去好像在和中国古代的这些精品做最亲密的接触,不禁感慨传统文化的美好和厚重。
本书简介中就是一连串的发问“你知道知名的司母戊鼎有一个假耳朵么?你知道孟姜女姓姜不姓孟么?你知道最古老的同心结是什么样子么?你知道黄帝战蚩尤的真相么?”……真想做一位学识渊博、旁征博引的老师,如果真能在语文教学中,必要之时,将这些知识、故事、文献信手拈来,延伸引用,我的课堂肯定颇受欢迎吧。作为一名语文老师,是需要汲取多方面的知识,提高自身的文学修养,才能给予学生最好的文学渗透。
关于传统节日书中也有涉及。比如中元节是中国人非常重要的祭祀去世亲人的节日,又叫“盂兰盆节”或“河灯节”。盂兰盆是梵文音译,原意为“从苦难中拯救”。这个故事和目犍连(也就是中国民间目连戏的男主角目连)救母的故事有关。传说释迦牟尼的十大弟子之一目连成就神通后,欲度化父母,以报生养哺育之恩。结果送给母亲的饭食一递到母亲手上就化成火炭。佛陀说每年七月十五日,是佛欢喜日,我们都要集结佛法僧三宝的力量,超度我们的七世父母。这个故事的内涵,其实还远比它表面上看要来得深刻。实际上,佛教界内的人大多认为盂兰盆的故事讲的就是小乘佛教向大乘佛教转化的原因。
其实中国古代文学作品,尤其是诗词小说中关于中元节的描写并不少。中元节作为寄托哀思,为已逝亲人祈福的传统节日,历史甚至比清明节更为悠久,意义也不在清明节之下。它已被列入民俗项目类别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各地均有不同的民俗活动,类似的传统节日还有上巳节和寒衣节。
仅以中元节为例,关于节日文化资源在语文教学的运用需要筛选、提取、比对、舍弃。关于节日文化中的消极思想是糟粕,需要摒弃,涉及的诗词文化、哲学思想、节日意义则是精华,可以酌情保留。同一节日的不同资源需要深思熟虑,找准切入口;不同节日的文化资源,也要需要对比和取舍。这要看这种节日文化资源在语文教学中是否必要,是否有意义,是否有积极意义。这是一个长期研究和思考的命题。
14.中国古代死刑的文化透视(二). 篇十四
(二)姜晓敏
【学科分类】刑法总则 【出处】中华法律文化网 【写作年份】2011年
【正文】
四 死刑的执行
(一)执行的地点
行刑的地点一般选择在市朝,从春秋时起大都如此。凡处死王公大臣或名士大夫,就在朝门外,如北宋时在汴京(今开封)五朝门,明清时在北京午门;凡处死普通罪囚,就在热闹的街市进行,这即是《礼记·王制》篇所说的“刑人于市,与众弃之”的意思。为了维护贵族官僚的特权,一般对他们的行刑都不公开,而是令其秘密自裁。监刑人奉上一杯毒酒、一柄宝剑、一段白绫,允许其自由选择死亡方式。
我国古代的死刑,不仅处决手段残酷,而且大多数死刑执行的全部过程都是在稠人广众之中、众目睽睽之下公开进行的。这一点从进入阶级社会伊始就形成定制,直至清末依然如此。民族学资料表明,公开罚罪,甚至让部族成员共同参与进行处罚的现象,早在原始时代末期即已存在。推始其本意,主要表示部族全体成员对处罚的认可和执“法”的公正。当部落首领权力膨胀,这一形式很可能被用来威慑部众,巩固首领自己的权势。进入阶级社会后,这一层意义被大大加强,“刑人于市”也就成了古之通法。究其用意,主要有三个方面:其一,是借此机会继续对犯罪者在人格上进行凌辱,以在伦理上达到“与众共弃之”的社会效应。古代刑人,必先标明犯人的罪名押解示众。其时,死刑犯不论男女,往往要裸形(剥脱衣服)。据说,这是为了施刑决死的方便,但在穿衣蔽体已含有遮耻心理的社会中,当众被他人扒衣露体,无疑是一种耻辱。北魏孝文帝曾想改变这一做法,认为去衣裸体,众人围观,有伤风化。但事实上,晚至元、明、清,仍是去衣裸形。这一点,从《窦娥冤》的木刻插图及清末秋瑾烈士在临刑前提出不准去衣的要求中均能得到印证。此外,犯人处死之后的陈尸示众及戮尸,也含有弃、辱之意在内。古代的斩首之刑就叫“弃市”。其二,是通过残酷的施刑过程,包括让一些罪犯“陪杀场”,以加强刑罚的恫吓作用,使民众不敢犯上作乱,这是公开行刑的主要目的。其三,公开行刑时,为了保证不发生意外,往往要派出一定的武装力量负责警戒刑场、保卫行刑,其中不无显示统治之威严和强盛之意在内。为防止死刑犯借公众聚观处刑之机散布不利于统治者的言论,一般会在其口内塞入木丸、核桃等物。
古代的刑场往往选择在热闹的十字街头,除了威慑民众、“杀鸡给猴看”的目的外,另一个原因也是为了依靠十字街头熙熙攘攘的人群来驱赶鬼魂阴气。
古人认为死刑犯的血具有驱邪、消灾、治病等功用,所以常有人向刽子手购求,刽子手往往将死刑犯的血收集起来,待价而沽。鲁迅的小说《药》就表明了这一点。
(二)执行的时间
我国古代非常注意死刑执行的时间。被判死刑的人,除了重要罪犯(如钦定要犯)或在非常时期(如战争中)应立即处决之外,从古至清都定在秋后处决。《左传》中就有“赏以冬夏,刑以秋冬”的说法。原因是秋季草木凋零,呈现一派肃杀之气,此时行刑,正是顺应天道肃杀之威。所以,《礼记·月令》篇说:“孟秋之月,命有司,修法治,缮囹圄,具桎梏,……戮有罪,严断刑。”历史上,除了秦时一年四季都可以执行死刑外,其他各代处决犯人都在入秋以后,这就是古时常说的“秋决”。行刑的具体月份,各代的规定稍有差别。西汉时规定在十月至腊月之间,一到立春就不能再执行死刑。唐代规定,若不是在秋分至立春之间处决死刑者,要判一年徒刑。明代规定,执行死刑在秋分以后、立春以前,若有在立春以后至秋分以前处决死刑者,杖八十。
除了在选择季节上有“秋决”的习惯外,执行死刑的具体日期也有一定的限制。如唐代规定,在大祭祀日、致斋(举行祭祀或典礼以前清整身心的礼式)日、朔日、望日、上弦日、断屠日月(官府下令禁止宰杀牲畜的日子或月份)、二十四节气、假日以及下雨未晴的日子,即每月初
一、初八、十四、十五、十八、二十三、二十四、二十八、二十九、三十日,加上二十四节气日、雨未霁、天未晴及大祭享日和闰月的全月。这样除来除去,一年中能执行死刑的日子是屈指可数的。不仅如此,在可以行刑的日子,行刑的具体时辰也有规定。白天行刑必须等到午时,夜间行刑必须等到天明,这在各代已是通例。
应该指出的是,借助戏曲、小说的传播而为大家所熟知的“午时三刻”这一行刑时间,并非古代法律的明确规定。古代的“时”和“刻”实际是两套计时系统单位,一昼夜划为十二个时辰,又划为一百刻。“午时”一般约合今天的上午十一时至下午十三时之间,午时三刻是将近正午十二时,太阳挂在天空中央,是地面上阴影最短的时候。这在古人看来,是一天当中“阳气”最盛的时候。中国古代一直认为杀人是“阴事”,无论被杀的人是否罪有应得,他的鬼魂总是会来纠缠作出判决的法官、监斩的官员、行刑的刽子手等和他有关连的人员。在阳气最盛的时候行刑,可以压抑鬼魂不敢出现。这应该是习惯上“午时三刻”行刑的最主要原因。
全世界几乎所有古代国家,执行死刑都要求在白天进行。比如20世纪以前,欧洲国家普遍是在“日出之时”处刑。这里的共同考虑因素显然有防范上的理由,也有威慑民众的理由。不过,像中国那样考虑鬼魂阴气因素的却很少。中国传统文化强调“报应”,得到“福报”是善事积累的结果,得到“恶报”则是恶事积累的结果。如《周易·坤卦》:“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佛教传入后,因果轮回的说教和传统的“报应”观念相结合,更在民间根深蒂固。
照理说,法官、监斩官、刽子手都是在执行法律,他们合法判人、杀人,不应像一般的杀人行为那样受到报应。不过,考虑到中国古代的法律和“天理”、“人伦”之类的规范体系相比,其神圣色彩要淡薄得多。因此,作为法官、监斩官、刽子手个人来说,总觉得单靠法律护身还不足以避免报应,还必须要靠那“午时三刻”的阳气以及其他的一些手段来匡正祛邪。
按照清代长随的教科书《公门要略》的说法,当时的法官在死刑执行令上签字时,是由刑房书吏将死囚的犯由牌(也称姓名标子)倒呈长官,长官提朱笔,刑房书吏就势往上一拖,让死囚姓名上勾到红笔痕,这就算是那枝朱笔签发的死刑执行令,法官不直接对此负责。那枝朱笔就此抛弃,再也不用。而监斩官为了辟邪,出发监斩时总要穿上全套公服,罩一件大红斗篷来辟邪。行刑结束后,总要绕道去城隍庙烧香,让城隍老爷管住可能跟在身后的鬼魂。回衙门后还要大放爆竹,官轿再进大门。全体衙役出动,在大堂院落排列整齐,挥动棍棒“排衙”,驱赶鬼魂阴气。
古代君王为了极力表明自己的不忍刑杀,在死刑执行之日,往往还要作出不食酒肉、取消歌舞娱乐活动等姿态,以示自己的仁德。如唐太宗就曾言:“人命至重,一死不可再生”,下令“刑人日勿进酒肉。内教坊及太常,并宜停教”,“彻乐减膳”等等。
赵旭在《唐宋死刑制度流变考论》一文中对唐代死刑行刑的具体时间进行了考证。《大唐六典》记载:“仍日末后乃行刑。”五代时有人引用唐代的《狱官令》,可以佐证:(后唐长兴)四年(933)六月,大理寺张仁椽?奏:“……准(唐代)《狱官令》:‘诸大辟罪,官给酒食,听亲故辞决,告犯状,日末后行刑。’另外,《太平广记》记载,刘崇龟镇南海之日,为引诱杀人后逃窜的罪犯,“以他囚之合处死者……侵夜毙之于市”。为了使其信以为真,死刑的执行必然合乎制度。“侵夜”即刚刚入夜,与“日末”语意吻合。正史与野史相印证,证明唐代的死刑的确是在日末执行(“入夜”当与“日末”同意),并非如近代戏文中表现的“午时三刻”,而是黄昏时分。
(三)执行的赦免
中国古代帝王握有大赦之权,而儒家一般赞成赦罪,将其作为“德治”、“仁政”的一种表现。所以,尽管法家坚决反对赦罪,但赦罪不仅在古代历史上绵延不绝,并且从汉朝开始形成经常性发布大赦的惯例。“不但皇帝即位、改年号、册皇后、立太子、生皇孙要赦,平叛乱、遇灾异(包括日月蚀)、帝后有病要赦,郊祀天地、行婚丧寿庆大典要赦,甚至获珍禽异兽也要赦。而且名目繁多,有‘大赦’、‘曲赦’(局部地区)、‘特赦’、‘常赦’、‘恩赦’、‘郊赦’等等。”赦罪的滥用,减少了不少死刑的执行。如唐太宗曾放出390名死罪犯人归家,如期返回后又全部赦免,这一事例在社会上流传甚广。最初的赦宥只是针对因过失或意外事件而触犯刑律的轻罪,对这种轻罪罚以赎金犹嫌太重,所以干脆赦免了事,而且专为一人一事而论。后世曲解其旨,经常滥赦,且定为常制。这一状况曾遭到西汉匡衡、东汉王符、宋代欧阳修、明代丘浚等人的激烈批驳,但是历代依然大赦风行。特别是蒙古人所建立的元朝,以喇嘛教为国教,其僧侣经常以“修佛事”、“作功德”为名,要求释放在押重犯,包括死刑犯。其国师、帝师等宗教领袖同帝王一样,拥有颁发大赦的权力,严重干预了国家司法权。
据学者研究,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还形成了大赦的专门仪式。北齐律规定:到了大赦的那一天凌晨,由朝廷的武库令拿出一只“金鸡”,放置在宫殿门前。把京城在押囚徒全部集中到宫殿前广场上,擂鼓千声,宣告赦令,然后一齐给罪犯解开枷锁。这只金鸡的意思有两种说法:一是看天象的官员发现天上的天鸡星移动位置,就应当有赦,所以做一只金鸡;另一说法是金鸡之制起于西凉的吕光,意思是鸡是八卦中巽的神象,巽为号令,所以以鸡为号令的标志。唐朝的大赦仪式也和北齐一样,当天由武库令布置金鸡和鼓,金鸡高四尺,嘴里叼着一幅红色的绢,系在一根七丈高的高竿上,树立在广场。把罪犯押到皇宫前面,擂鼓千声后再宣诏,当场释放。外地的大赦诏书用绢写成传送。宋代大赦的场面更是热闹,简直就像是杂耍表演:金鸡的高竿挂下四根粗绳,先由四人缘绳攀登到竿顶,抢夺金鸡嘴叼的红绢。擂鼓结束后,装扮成仙人的官员再乘木鹤从城楼上缘绳滑下,向宣诏的官员传递赦书,然后宣旨,把一件严肃的事情变成了喜庆的节日。
五
死刑的废除
自从西汉文、景时期进行了以废除肉刑为主的刑制改革之后,在中国历史上开始不断发生主张恢复和反对恢复肉刑的争论,此起彼伏,形成了好几次高潮。但是,关于死刑是否应当废除的争论,却几乎从来没有发生过。虽然早在中国封建社会处于颠峰阶段的大唐天宝六年,唐玄宗出于“务好生之德”的目的,曾公开下诏废除死刑,但这一举措却没有进入盛唐如此众多的才子、臣子的视野,引起深入而广泛的讨论,该诏令本身也似并未发生实际的效力和影响。尽管在时光静静地流淌了一千多年之后的1893年,浙江人陈虬在其著作《治平通议》中,首次对死刑提出了批判,但仍旧没有发生多大影响,几乎不为后人所知。为今日大众所耳熟能详的是,意大利人贝卡利亚在1764年出版的《论犯罪与刑罚》一书中对死刑的愤怒谴责。废除死刑的思想之所以较早产生于欧洲,与基督教宣扬生命是上帝给的,世俗的法律不能剥夺人的生命这一观念有关,亦与启蒙运动时期社会契约论的盛行密切相关。与之相对照,在古代中国人的头脑中根深蒂固的却是“杀人者死,伤人者刑”这一观念。尽管宗教思想在中国古代社会也有相当的影响,但外来的佛教与本土自生的道教从未占据正统思想的主流。佛教虽讲慈悲,却宣扬“四大皆空”,认为生就是苦,只有死才能真正获得解脱,身躯不过是个臭皮囊;道教也以抛却凡尘、得道成仙、飞升上天为修炼的主要目标,因而都很少关注死刑。加之中国古代以农立国,很早就建立了相当强大的国家政权,确立了国家刑罚的观念,因而实践中严格贯彻“杀人者死,伤人者刑”的原则,法律不允许被害人家属和仇人私下和解,严厉禁止收受赔偿。而西欧中世纪日耳曼各部族及古代中国周边的一些游牧民族,则将杀人、伤人、抢夺妇女等现在看来明显属于犯罪的行为,视为是一种私人之间可以使用赔偿、当作一项债务来解决的侵权行为。欧洲中世纪长期通行的《撒利克法典》规定,杀死一个自由的法兰克人,赔偿200个金币就可以了事。这在许多中国人看来,简直是匪夷所思。因为在中国人的思想意识中,“杀人偿命”乃天经地义之举。这无疑不利于废除死刑思想在中国的产生和传扬。即便是1893年的陈虬,其批判死刑仍是以“伤天地之和而致阴阳之乱”的中国传统观念为立论基础,而与西方的天赋人权等思想相去甚远。加之“兵刑合一”、“重典治吏”等传统观念在人们头脑中依然根深蒂固,所以只要世界上的局部战争还在继续,只要贪官污吏还在为非作歹,那么赞同保留死刑的就会大有人在,这是目前我国尚不具备废除死刑的重要原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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