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浪漫主义文学

中国浪漫主义文学（精选8篇）

1.中国浪漫主义文学 篇一

一 郁达夫（1896-1945）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著名的浪漫主义文学家、散文家和诗人。他是“创造社”的主要发起人之一，与鲁迅、成仿吾、田汉、陶晶孙等交往甚密，共同为中国新文学的发展起到过推动作用。他在早期创作的作品中，细致入微地、赤裸裸地展示出了主人公的内心情感，呈现出明显的浪漫主义文学风格，开创了我国浪漫主义文学之先河，成为我国现代浪漫主义文学流派的创始人之一，虽然这些作品中同时也饮食着自然主义及其它一些现代主义文学的表现手法，但浪漫主义的风格是其主要的特点。郁达夫浪漫主义文学风格的形成与控日本，是近代日本浪漫主义文学有着很紧密的联系，可以说是日本的浪漫主义文学迁就了他的浪漫主义文学，其风格与日本浪漫主义文学风格极相似，即呈现出一种“忧伤、厌世”的情绪。这一风格同时也成为了我国现代浪漫主义文学的早期特点。郁达夫在日本留学十年。从1914年考入东京旧制“一高”预科，到1922年东京帝大经济学科毕业，他不仅耳濡目染了汇集东西方文化、五光十色的“大正文化”，同时也饱尝了海外游子受歧视的辛酸和孤独的痛苦。他的早期作品是这种社会背景下的产物，作者通过表现主人公的压抑感到遗憾和病态心理，表现出了一种渴望获得个性解放的愿望，喊出“五四”前后中国青年的苦闷之声，呼吁社会尊重人的价值。二 从1921年郁达夫出版处女作－－短篇小说集《沉沦》（包括《银灰色的死》、《沉沦》、《南迁》三篇短篇小说）到他1945年在印尼被害为止，他一生共创作了小说约50篇以及大量的诗歌、散文、文艺理论，总计５００多万字。半个多世纪以来，我国学术界对他的研究，随着中国社会的风风雨雨，走过了坎坷曲折的历程。我们在对郁达夫浪漫主义文学与日本浪漫主义文学之间的关系进行探讨之前，不妨先把它梳理一下，以求对郁达夫的文学及其学术研究有总体上的了解。第一，20至40年代，褒贬不一，毁誉参半。首先是对《沉沦》的争议。1921年10月,《沉沦》一出版,立刻引起轩然大波，一方面是受到青年读者的热烈欢迎,另一方面也招来了非议，“所受的讥评嘲骂，也不知有几十百次”（１）。于是有“五四”文学运动的主将之一周作人出来为《沉沦》说话，他认为《溶液》“虽然有猥亵的分子而并无道德的性质”（２），《沉沦》的价值“在于非意识的展览自己，艺术地写出升华的色情，这也就是趋势与普遍的所在”（３），并明确指出《沉沦》“是一件艺术的作品”（４）。由于击作人当时在文坛的地位，影响和分析的有理有据，终于澄清了封建卫道士们所强加于《沉沦》的“诲淫”、“不道德”的罪名。1932年10月，郁达夫的《茑萝集》问世，又马上引来一批评论文章。对之持肯定态度的，有萍霞的《读〈茑萝集〉》（５）、胡梦华的《读〈茑萝集〉的读后感－－覆郁达夫的一封信》（６），他们都中肯地指出郁达夫小说积极入世的思想倾向和浪漫率真的特点。但是，持批评意见也不少，如徐志摩、殷公武等人就认为郁达夫是“故意在自己身上造些血脓糜烂的创作来吸引过路人的同情”（７）。从20年代中期到30年代中期，是郁达夫创作的又一个旺盛 期。他先后创作了《春风沉醉的晚上》、《秋柳》、《寒宵》等小说。随着作品的大量问世，郁达夫成了当时文坛的热点，几乎每年都有数篇有份量的专题评论出现。如仅1931至1933年，就先后出版了素雅（李赞华）编的《郁达夫评传》（８）、贺玉波编的《郁达夫论》（９）、邹啸（赵景深）编的《郁达夫论》（１０）三本郁达夫研究专集。一个作家能够受到同时代人的如此关注，这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是极为罕见的。对郁达夫的思想和创作总体上持肯定意见的，有郑伯奇的《〈寒灰集〉批评》（１１）、黎锦明的《达夫的三时期：〈沉沦〉－－〈寒灰集〉－－〈过去〉》（１２）、钱杏村的《〈达夫代表作〉后序》（１３）、贺玉波的《论郁达夫的转变》（１４）、秀子（寇冰华）的《郁达夫的作品和思想》（１５）等等，他们既肯定郁达夫的“伟大”和他的作品的“无上的价值”，又指出他的“感伤极重”和“情感颓废”。他们的观点对后来的郁达夫研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至今仍为郁达夫研究者广为引用。不过，随着30年代初左翼文艺运动高潮的到来，郁达夫也遭到了社会各界的严厉批评，特别是华汉（阳翰笙）的《中国文艺运动》（１６）、苏雪林的《郁达夫论》（１７），几乎否定了郁达夫的创作。1937年7月，抗日战争全面暴发，郁达夫研究也因此进入了停滞状态。至到1945年9月郁达夫被日本人暗杀，才月形成一个热潮。但这时大多数是郁达夫生前友好的一些回忆性散论，如胡愈之的《郁达夫的流亡和失踪》（１８）郭沫若的《论郁达夫》（１９）、《再谈郁达夫》（２０）、陈翔鹤的《郁达夫回忆琐记》（２１）、五一任叔的《记郁达夫》（２２）、静闻的《忆达夫先生》（２３）等等。他们从郁达夫的生平、思想和创作等各个方面出发，在宏观上对郁达夫作出了总结的评价，阐明了郁达夫在中国新文学史上的特殊贡献和重要地位。第二、50至70年代中期，否定批评居多，中肯客观的评价较少。建国以后，首先对郁达作出评价的是丁易。他在《郁达夫选集·序》中，一方面肯定了郁达夫早期作品带有一定的反帝反封建的“战斗精神”，另一方面又认为“浪漫主义的感伤颓废是达夫先生作品中的一个主调”（２４），并说“这种精神情绪实在是不健康的”（２５），是“在客观上对青年们的前进向上的热忱起了一种很不好的消极作用”（２６）。作者甚至断定，郁达夫的作品在“五四”以后“不但已经丧失了它的社会意义，相反的，在一定程度上，倒成了社会前进的阻碍了”（２７）。丁易对郁达夫的有保留的肯定和简单化倾向的批评，直接影响了50、60年代中国学术界对郁达夫的看法。较多地承袭丁易的观点的，是这时期出版的几部中国现代文学史著作，如张毕来的《新文学史纲》（作家出版社，1955年）、刘绶松的《中国新文学史初稿》（作家出版社，1956年）、复旦大家中国系现代文学组学生集体编著的《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海文艺出版社，1959年）以及吉林大学中文系中国现代文学史教材编写小组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吉林人民出版社，1959年）等等。其中特别是张毕来的《新文学史纲》，对郁达夫采取了完全否定的态度。张著首先是否定了郁达夫的爱国主义思想，以为“其狭小可不言而喻”（２８），甚至申明“这种爱国热情和他的渺小的自我结合着，使人觉得有些庸俗”（２９）。另外，还认为郁达夫的作品在揭露旧礼教的虚伪的同时，也起了副作用，即“对青年读者，他的作品是很少教育意义的，相反，有坏的影响”（３０）。这些近似于武断的批评，显然是不符合事实的。这时，也出现了几位力求客观公允地评价郁达夫的论者，虽然为数极少。如文学史家王瑶，他在《中国新文学史稿》（上海新文艺出版社修订重版，1953年）一书中就基本肯定了郁达夫的思想和创作。五一著解释郁达夫的“伤感到遗憾颓废”，“实际上是对现实不满的悲愤激越情绪的一种摧抑，浪漫的情调中是有反抗和破坏心情的”（３１）；又说：“他的小说大部份都可以当作不满现实又不愿逃避的爱国的青年的苦闷忧郁来读的”（３２）。其他象曾华鹏、范伯群的《郁达夫论》（３３）、田仲济的《郁达夫的创作道路》（３４）等文，深入系统地探讨了郁达夫的生平思想和创作道路，对郁达夫的一生作出了高度的概括和实事求是的评价。进入60年代，对于郁达夫研究的论著就日见稀少了，“文革”十年，大陆的郁达夫研究这块园地，可以说是寸草不长，一片荒芜。第三、70年代末至90年代，重新评价，并向纵深发展。经过前面的低谷期，郁达夫研究在进入新时期后马上出现了转机，并很快形成了高潮，象1984、1985两年，就发表了150多篇文章，这样的研究热潮，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上，也是不多见的。这时期首要的工作是拨乱反正，重新评价郁达夫和他的作品。象李南蓉的《试论郁达夫小说中的知识分子形象》（３５）、朱靖华的《一个充满矛盾而易遭误解的作家－－略论郁达夫》（３６）、温儒敏的《郁达夫的小说创作》（３７）、李永寿的《郁达夫的思想和创作述评》（３８）、董易的《关于郁达夫的生活道路和创作个性的形成》（３９）、《郁达夫的小说创作初探》（４０）、张恩和的《郁达夫小说温议》（４１），多层次、多角度地对郁达夫的思想和作为进行了深入细致的考察和分析，得出了较为客观中肯的结论。如朱靖华的文章认为：“郁达夫决不是一个颓废、厌事主义者，而相反，他是一个以描写压抑、消沉为表象的，内心实际充满着追求光明、真理的积极入世者。动摇、幻灭不是他的主导，而探索、追求、进步、胜利，才是他的本质”（４２）。以上所有的这些研究论文，为恢复郁达夫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应有地位，起到了匡正的作用。但是，这些论文都没有系统地论述郁达夫早期的创作与日本近代文学之间的相互关系。不过值得注意的是，这一阶段的研究开始向纵深掘进，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１、研究领域的大大拓展 以往学术界对郁达夫的研究，大多集中在郁达夫的生平思想和小说创作方面，这一阶段，则出现了许多探讨郁达夫的散文、诗歌乃至文艺观点的专论，如朱信忠的《诗情画意纪游程－－读〈郁达夫游记〉》（４３）、温儒敏的《略论郁达夫的散文》（４４）、张梦阳的《郁达夫散文创作漫论》（４５）、吕洪年的《郁达夫的纪游诗》（４６）、徐荣衔的《郁达夫诗词论》（４７）、净承尧的《略论郁达夫文艺观的形成与发展》（４８）等，它们都较为全面、系统地评述了郁达夫在散文、诗歌等方面的成就。２、小说专题研究的激增 过去的郁达夫研究，印象式批评和综合性市评论居多，这时期则出现了大量的“小说专题研究”。如赵圆的《郁达夫‘自我’写真的浪漫主义小说》（４９）、许子东的《郁达夫风格和现代文学中的浪漫主义》（５０）、张国桢的《郁达夫和我国现代抒情小说》（５１）、朱信忠和男庚锷合写的《略论郁达夫小说的抒情风格》（５２）、吴茂生的《浪漫主义英雄－－论郁达夫小说中的“零余者”》（５３）、李源的《郁达夫小说中“色情”描写再评价》（５４）等。这些从文学风格上来探讨郁达夫文学的文章，为深化郁达夫研究起到了积极的作用。３、研究方法和视角多元化 这一阶段，除了用得最多的社会－－历史研究方法外，还有用比较文学的研究方法的，如黄川的《外国作家和文艺思潮对郁达夫的影响》（５５）；有从美家的角度进行分析的，如纪秀荣的《郁达夫小说的美学追求》（５６）；有运用人格心理学的理论来探讨的，如黄爱华的《郁达夫的“变态艺术人格”及其成因》（５７）；有从生命文学的视角来解析的，如耿传明的《郁达夫生命文学创作的思想特征新探》（５８）；有用文化学的眼光来观照的，如净建滨的《选择与焦虑：文化视角中的郁达夫现象》（５９）；更有从文学的叙事模式切入的，如五一晓初的《心境小说：郁达夫早期小说的叙述形式和意义》（６０）等等。比起前两个阶段，本时期的研究方法和视角大大地丰富多样起来。４、个人专著的大量涌现 这时期则接连出版了近２０部郁达夫研究专著，特别是从1982年至1992年这10年中，竟有１０余部之多。如孙百刚的《郁达夫外传》（６１）、曾华鹏和范伯群合写的《郁达夫新论》（６２）、辛宪锡的《郁达夫小说创作》（６３）、王自立和陈子善合编的《郁达夫研究资料》（６４）（上下册）、蔡震的《郭沫若与郁达夫比较论》（６５）、张恩和的《郁达夫研究综论》（６６）等等。这些论著对郁达夫及其作品都作了全面的切中肯綮的分析和实事求是的评价。综合上述可以看出，我国现代文学史的研究中，一方面认为郁达夫是浪漫主义文学的作家，但很少有人论及其早期文学作品与近代日本浪漫主义文学的关系。近年来，国内有些学者从中日比较文学的角度出发，分析和探讨和郁达夫的文学创作与近代日本文学之间的关系，发表了一些颇有影响的论著。除前面提到的许子东外，还如何德功《中日启蒙文学论》（东方出版社，1995年）、靳明全《中国现代作家与日本》（山东文艺出版社，1993年）、刘立善《日本白桦 派与中国作家》（辽宁大学出版社，1995年）、秦弓《觉醒与挣扎》（东方出版社，1995年）等。他们虽然研究的视角不同，提出的观点不同，但至少普遍都认为郁达夫早期的作品具有浪漫主义文学风格。鉴于此，本文国围绕着郁达夫的早期作品与日本浪漫主义文学之间的关系进行论述，说明近代日本的文学、教育、社会等各方因素对他走上文学创作之路，并形成浪漫主义文学风格所产生的影响。并由此联系到我国早期的浪漫主义文学与近代日本的浪漫主义文学之间的关系，以求达到客观、正确地认识和评价我国早期浪漫主义文学的目的。三 要说明郁达夫是我国现代浪漫主义文学的创始人时，我们首先有必要简单地考察一下他早期作品中的浪漫主义文学特点以及在文学风格上与当时中国其它作家的不同之处。需要说明的是，这里所为的早期作品指郁达夫留日期间创作的三个短篇小说－－《银杰色的死》、《沉沦》、《南迁》。他1922年回国后，由于受到客观环境、状况、经济等诸方面的影响，作品的内容、风格也渐渐发生变化，应另当别论。说起浪漫主义文学的主要特点，我们不妨先来看朱光潜先生在《西方美术史》中的归纳： 第一，浪漫主义最突出的而且也是最本质的特征是它的主观性。„„把情感和想象提到首要的地位。„„由于主观性特别强，在题材方面，内心生活的描述往往超过客观世界的反映，以爱情为主题的作品特别多，自传式的写法也比较流传。由于当时作家各人大半和社会处于矛盾对立，„„浪漫主义的作品一般富于感到感伤忧郁的情调„„ 第二，浪漫主义作家喜欢采用中世纪题材，其特点在想象的丰富，情感的深挚，表达方式的自由以及语言的通俗。第三，„„由于他们对于资本主义社会的城市文化和工业文化的厌恶„„感伤主义的诗歌和小说大半是对农村破产的哀挽，对城市腐化的诅咒和对于大自然的歌颂，从此自然景物的描绘成为浪漫主义文艺的一个特点。” 把朱光潜先生的这些分析拿来看郁达夫早期作品的话，实在毋庸多加论证了。《银灰色的死》是郁达夫的处女作，它完成于1920年，发表于1921年7月，刊登在当时上海的《时事新报》副刊《学灯》上，署T。D。Y。该小说描写了留日学生Y君在妻子亡故后，又失去了酒家少女静儿的爱情。他在饱受“灵与肉的冲突”的痛苦中，所有的希望、理想均被毁灭，最终孤独地走向死亡。郁达夫在这篇小说里着意选用了抒情式的、描写式的表现手法，侧重展现了主人公的内心情感和活动。整个小说中虽然也不乏有写实性的段落，但始终是主人公内心活动为主轴来展开的，字里行间充满了主人公内心深处所具有的忧伤、孤独，彷徨的情绪。例如为表现主人公Y君贪恋酒色，郁达夫没有采用平铺直叙的写实性手法，而是采用了通过描述内心情感、欲望，通过表现“幻觉”来展开的： 有时候他想改过这恶习来，故意到图书馆里去取他平时所爱读 的书来看，然而到了上灯的时候，他的耳朵里，忽然会有各种悲凉的小曲儿的歌声听见起来。他的鼻孔里，会有脂粉，香油，油沸鱼肉，香烟醇酒的混合的香味到来。他的书的字行间，忽然会跳出个红白的脸色来。一双迷人的眼睛，一点一点的扩大起来。同蔷薇花苞似地嘴唇，渐渐儿的开放起来，两颗笑靥，也看得出来了。洋磁似的一排牙齿，也看得出来了。他把眼睛一闭，他的面前，就有许多妙年的妇女坐在红灯的影里，微微的在那里笑着。也有斜视他的，也有点头的。也有把上下的衣服脱下来的，也有把雪样嫩的纤手伸给他的。到了那个时候，他总会不知不觉地跟了那只纤手跑去，同做梦的一样，走了出来。等一他的怀里有温软的肉体坐着的时候，他才知道他是已经不在图书馆内了。1921年，郁达夫在东京又创作了《沉沦》、《南迁》。这两个短篇更进一步地反映出了郁达夫浪漫主义文学的风格。两篇小说都是“自叙传”性质的，以自我表现为其显著特色。小说均以留日学生“他”的苦闷、孤独、内心的压抑和忧伤为主题，展现了本世纪二十年代初期中国留日学生在日本所感受到的“生的苦闷”、“性的压抑”，反映了他们渴望获得“自我解放”，渴望爱情以及希望祖国早日强大的心声。郁达夫在创作这两篇小说时，以自己的亲身体验为素材，活脱脱地再现了他自己。换言之，郁达夫在创作这篇小说中着重在于抒写自我体验，仍然以内心情感的描述为主，不太具有当时活跃于中国文坛的其它作家，如鲁迅、叶绍钧等人的那种写实性表现手法。对郁达夫留日情况较熟悉的人，一旦读了这两篇小说后，会清楚地觉察到小说中的主人公基本上就是郁达夫自己，而且主人公内心的苦闷也基本上就是郁达夫当时的痛苦心情。为了表现主人公的浪漫，郁达夫在小说中不仅大段地引用了“湖畔诗人”华兹华斯的诗，而且还借用了一些梦幻般情景的描述，五彩缤纷的田园景色等，力求在人们面前描绘出一个天真无邪，好梦想析年青人。同时，把这种景色与主人公“苍白的脸色”、“阴郁的内心”相并列，巧妙地衬托主人公的忧伤和孤独。郁达夫早期的作品中几乎没有什么故事情节，也没有高潮，也无需铺垫。作品自始自终是以主人公的所见所闻，所感所思展开的，一句话，讲述的是主人公自身的“琐事”。他的这种小说的创作法受了当时日本流行的“私小说”的影响，当时中国国内的其它作家大都不具有这种风格。对于浪漫主义与现实主义的主要区别，郭沫若认为是“前者主情，后者主智”。虽然这种区分不是绝对的，但精神实质大体如此。从这个角度来看郁达夫早期的这三个短篇的话，可以说它们是典型的浪漫主义文学作品。因此，至少我们说郁达夫早期是浪漫主义文学作家，这是有理有据的。如果我们再看一下本世纪二十年代前后中国文坛的创作情况时，我们则更有理由认为郁达夫是中国现代浪漫主义文学创始人。众所周知，中国新文学运动的兴起于1971年前后，当时是以文学革命为先声的，1917年元旦的《新青年》杂志上登载了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２月又发表了陈独秀的《文学革命论》。３月、５月又连续刊载了钱玄同、刘半农支持胡适、陈独秀文学革命的书信和文章，由此轰轰烈烈地展开了有关新文学运动的讨论。在新文学的理论和创作上，首先给人们带来振动的，是鲁迅的小说《狂人日记》和周作人的论文《人的文学》，这两篇都 发表在1918年的《新青年》杂志上。《狂人日记 》“意在暴露家族制度和礼教的弊害”（68）。但鲁迅并不是简单得用故事情节来具体家庭制度和礼教的弊害有及狂人所受的迫害，更重要的上年目的是通过狂人的眼睛去无情地揭露和批判旧封建制度、旧礼教的实质。《狂人日记》在中国新文学史上所应占有的地位无需在本文中再过多地探讨或论证，它是中国新小说创作的榜样，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起到了划时代的作用。对这篇小说具体的研究和分析上，历年来，学者都有各种各样的观点，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但我国学界普遍把它归结到“问题小说”中，承认它具有明显的现实主义文学特点，不属于浪漫主义文学作品。例如，刘绶松在其著作《中国新文学史初稿·序论》中评价《狂人日记》是“在内容上是爱国主义的，在创作上是现实主义的”（６９）；杨义在《中国现代小说史》（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年）中指出：“因此他用现实主义的笔法来刻画狂人不稳定的精神状态的无逻辑的心里状态时，贴切逼真，得心应手。”（７０）他们的观点基本上代表我国学者对《狂人日记》的普遍认识。继《狂人日记》后，从1919提到1920年间，中国文坛先后还出现了汪敬熙、叶绍钧、谢冰心等人及鲁迅后来创作的一批反映封建统治下的劳动人民痛苦生活的小说，如《雪夜》、《这也是一个人》、《斯人独樵悴》、《孔乙己》、《药》等。这些小说同样也带有较明显的现实主义文学风格，在中国现代文学的研究中仍把它们划到“现实主义文学”之中。顺便值得一提的是在1919年9月1日的《时事新报·学灯》上，郭沫若发表了诗歌《抱和儿在博多海浴》，此后，他又连续发表了不少新诗，徐徐地拉开了中国浪漫主义文学登上中国文坛的序幕。1918年以后的二、三年间，中国文坛上虽然不断有一些小说的诗歌发表，但从总体上来说还是处于一种创作的寂寞、荒凉之中。鲁迅、沈雁冰、郑伯奇写的《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第一集、第二集、第三集的《导言》中，对当时文坛的情况均作过很生动的描述。鲁迅是这样说的： 北京虽然是“五四运动”的策源地，但息从支持着《新青年》和《新潮》的人们，风流云散以来，一九二零年至二二年间，倒显着寂寞荒凉的古战场情景。（７１）沈雁冰则谈到： 现在我们回顾民国六年（一九一七）到民国十年（一九二一）这五年期间（这是中国新文学史上第一个“十年”的前半期），总会觉得那时的创作界很寂寞似的。作者固然不多，发表的机关也寥寥可数。然而再看看那时期的后增的五年（一九二二到一九二六），那情形可就大不同了。从民国十一年起（一九二二），一个普遍的全国的文学的活动开始到来！（７２）郑伯奇表示赞同沈雁冰的估计，并作了些具体的描述： 这观察大致是准确的。前半期创作界的“寂寞”，正表示出那期间中国的新文学还在启蒙运动时期。“不多”的几个作者，大概也都保持着启蒙运动者的态度。当然，“后半的五年”，“普遍的全国的文学活动”是在这里胚胎着着。后来的许多作者已经在那里练习身手，许多文学团体已经在暗中准备队列。（７３）郁达夫的小说集《沉沦》正是在前五年这样一种“寂寞、荒凉”的背景下，在主要是“问题小说”占领文坛的情形下问世的。它以独特的表现手法，“惊人的取材与大胆的描写”（７４），震动了整个新文坛和思想文化界。这里所为的独特的表现手法，指的就是郁达夫早期作品中所带有的强烈的主观抒情色彩、大胆的自我内心暴露和“私小说”风格。《沉沦》的问世为中国当时新小说的创作又开创出了一种新的形式，以至于郭沫若后来赞颂它说：“他的清新笔调，在中国的枯槁社会里好象吹来了一股春风”（７５）。《沉沦》的问世，奠定了郁达夫在中国现代文坛上的作家地位，同时，开创了我国新文学运动中的浪漫主义小说之先河。那么，郁达夫的这种浪漫主义文学风格又是如何形成的呢？ 四 1939年9月，十八岁的郁达夫随兄嫂由上海乘船渡日，10月下旬抵东京，信小石川。次年7月，郁达夫经过刻苦地学习，考入了东京的旧制第一高等学校预科，同学中有后来同是“创造社”发起人的郭沫若、张资平等。郁达夫考入“一高”后，初读一部（文科），后遵兄意在即将毕业时转入三部（医科）。在学校里虽然功课紧张，但课暇之余，“也居然读了两俄国杜儿葛夫（屠格涅夫－－笔者）的英译小说，一本是《初恋》，一本是《春潮》。”（７６）郁达夫由此渐渐开始了与西洋文学的接触。从杜儿葛纳夫到托尔斯泰，从托尔斯泰到独思托以夫斯基（托思妥耶夫斯基－－笔者），高尔基，契诃夫，更从俄国作家，转到了德国名作家的作品上去，后来甚至于弄得把学校的功课丢开，专在旅馆里读当时流行的所为软文学作品。（７７）1915年7月，郁达夫以优异的成绩毕业于东京第一高等学校预科，9月被分到名古屋第八高等学校三部学习，一年后，郁达夫情愿多在八高学习一年，而决定由医科改入法科，专攻法学部政治学科。关于郁达夫为何要从医科改学法科，这其中还有一段背景 前面曾谈到，郁达夫当初在东京一高学医科是听从了兄长之命。然郁达夫自己对医学并不感兴趣。在八高后，转入法科的那一年，郁达夫给兄长写了这样一封信 去秋因学费不敷，欲乞补助，书发半月，不得回札，是以兄能泣血陈情，求留学监督为改入第一部（第一部包括文、法、政、经、商等科－－笔者注）。（７８）在这封信中郁达夫较明显地流露出对自己学医的不满。郁华事后得知他又改学法科后很生气，责备他游移轻浮，学志不专。而郁达夫对兄长也因此而抛弃了手足之情，在小说《沉沦》中，郁达夫描写到：“他恨他的长兄竟同蛇蝎一样”“因为想报复他长兄的仇，所以他把他所学的医科丢弃了，改入文科里去。” 郁达夫弃医从文，其中出于对长兄意志不满仅是次要的一面，更关键的是出于他对文科的真正爱好。今天我们回头来看，郁达夫当时的这一举动充其量不过是他学习兴趣的一种转换，因为他当时并没有立志当作家。但客观上，他的这种转换是促使他走上文学创作之路的另一个重要因素。因为在日本旧制高等学校里，英语当时是第一外语，此外，因所学的科类不同，学生还要学习诸如德语、法语、俄语等第二外语。医科的学生除了英语外，第二外语是德语。郭沫若1914年入东京第一高等学校预科，翌得分配到冈山的第六高等学校，一直到1918年入九洲帝国大学，始终学的是医科。因此，郭沫若对德文有很深的造诣，这便使他有能力在1922年把《少年维特之烦恼》由德文译成中文，率先将这部德国浪漫主义名著介绍给中国的读者，甚至后来试图把《浮士德》也译成中文出版。郁达夫从医科转入文科后，比起其它文科学生来，他除了英文外，还会德文，这一点使郁达夫有了更广泛地阅读近代西洋文学的手段，为他后来接触本文浪漫主义文学打下了良好的基础。郁达夫在名古屋的“三高”读了四年，他回忆说：“在高等学校里读了四年，共计所读的俄德英日法的小说，总有1000部内外”（７９）。可以说，郁达夫是在旧制的高等学校里系统地接触到西洋文学的。换言之，日本旧制高校的教育是促使郁达夫走上文学创作之路的重要因素之一。不光郁达夫是这样，郭沫若走上文学创作之路也与日本旧制高校的教育有着紧密的联系。郭沫若在回忆自己与西洋文学最早的接触时说到： “但日本人教外国语，无论是英语、德语，都喜欢用文学作品来做读本。因此，在高等学校的时间，使不期然而然地与欧美文学发生了关系，我接近了太戈尔、雪莱、莎士比亚、海涅、歌德、席勒，更间接地和北欧文学、法国文学、俄国文学，都得到接近的机会。这些便在我的文学基底上种下了根”（８０）。留日的中国青年学生们是在这种教育下接触到真正意义上的近代文学，从而渐渐走上文学创作之路的。同样，许多日本的学生，后来成为著名的作家，也是在这样一种环境中薰陶成长起来的。芥川龙之介是1910年考入一高的，当时年仅18岁。在此以前他虽然也阅读了许多文学作品，但那仅仅是一般性的爱好，阅读的作品也停留在东洋传统的文学上，范围也只局限于带有劝善惩恶思想的江户风俗小说和中国古典的《西游记》、《水浒传》等，极少接触过近代意义上的“小说”。进入一高后，芥川读的是一高一己（文科），同学中有后来也成为日本著名作家的久米正雄、菊池宽、山本有三等。在一高，芥川才开始系统地接触到西洋近代文学，阅读了大量的近代西方文学作品，其中最倾心的是波德莱乐、斯特林堡、柏格森等人，由此深受他们那种世纪末文学思想的影响。一高毕业后芥川进了东大，此后不断发表作品，风靡文坛。某种作家菊池宽也是深受一高的学习生活影响而最终致力于文学创作的人。他出生于四国的香川县，于芥川龙之介同年入学，在一高的教育，加上周围同学的相互影响，菊池宽迷恋上了王尔德、肖伯纳的作品，倾心于爱尔兰戏剧，而后自己创作了大量的戏剧作品，成为近代日本代表性的剧作家。象芥川、菊池宽这样在旧制高等学校中成长起来，由此致力于文学创作的其它日本作家还有很多，如稍后的尾井基次郎（三高）、中谷孝雄（三高）、中村真一郎（一高）等等。郭沫若在《创造十年》中有一段描述，详细地回述了当时中国留日学生的学习心态和日本旧制高校的学习生活。音从这段文学中我们也能再次感受到旧制高校在促使学生们爱上文学、创作文学作品上所起到的客观作用。我自己在小是本来就喜欢念诗，因为母爱从口头教我们暗育宋诗人的五绝、七绝，在国办中学校肄业的几年间，科学方面的教员们通是些青黄不接的资料，不能够唤起科学上的兴趣，我自己也就只好在古诗、古学里面消磨。这不幸的几年间构成了我日后的一相怎么也难克服的文学倾向。我初到日本来是，是决心把这个倾向克服的。二三十年前的青少年差不多每一个人都可以说是国家主义者。那时的口号是“富国强兵”。稍有志趣的人，谁都 想学些实际的学问来把国家强盛起来。因而对于文学有一种普遍的厌弃。我自己是在这种潮流之下逼着出了乡关，出了国门，虽然有倾向于文艺的素质，却存心要克服它。这就是我所以要学医的原故。爱着时代潮流的影响，既厌弃文学，同时也厌弃法政经济之类的学科，而自己的科学上的基本知识却没有坚实的，对于数学尤其有点畏验证，所以避开了理工科，而取了这条学医的折衷路径。便不料我在一高预科时无心之间和印度诗人太戈尔的作品接近了。同住的有一位本科生，有一次他从学校里拿了几章英文的油印录回来，是从太戈尔的《新月集》中选出来的几首诗，是《岸上》、《睡眠的偷儿》、《婴儿的世界》等篇。我把来展读时，分外感受着清新而恬淡的风味。和向来所读过的英诗不同，和中国的旧诗崇尚格律雕琢的也大有区别。从此我便成为了太戈尔的崇拜者。凡是他早期的市场供应和戏剧我差不多都是读过的。我在冈山时便也学过他，用英文来做过些无韵律的诗。《辛夷集》开首的《题辞》便是1916年的圣诞节我用英文写来献给安娜的散文诗，后来我把它改成了中文。准备学医的人，第一外国语是德语。日本人教语学的先生又多是一些文学士，用的书大多是外国的文学名著。例如我们在高等学校第三年级上所读的德文便是歌德的自叙传《创作与真实》（《Dichtumg und Wahrheit》），梅里克（Morike）的小说《向拉格旅行途上的穆查特》（《Mozart auf Reise nach prague》）。这些语学功课的副作用又把我用力克服的文学倾向助长了起来。我和德国文学，特别是歌德和海沓等的诗歌接近了，便是在这个时期。(81)旧制高等学校这种以西洋文学作品为课本的外语教学法,客观上向学生们宣传、灌输了西方近代文学，使留日的中国青年们通过日本到了近代小说，唤起了青年人对文学的憧憬，并由此逐步涉足于文学。可以说，没有日本旧制高校独特的外语教授法，由文学学士担任的外语教师那醉心于西方近代文学的“痴情”和社会、学校宽松、自由、良好的求知氛围的话，留日的中国学生后来或许不会走上文学创作的道路。正是在这种清新、浪漫、自由的文学气氛和学习环境下，学医的郭沫若，学兵器的成仿吾，学地质的张资平以及学经济的郁达夫才志同道合地走在一起，在东京创办了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著名的文学团体“创造社”。创造了大批优秀的小说，独显风流，为中国现代文学史增添了光辉。如果说旧制高等学校的教育仅仅为郁达夫打开了一扇通往文学创作之路的大门的话，那么当时郁达夫在日本社会所感受到的内容深年的压抑也可以说是使他和其它中国作家接近文学，以至于创作文学作品的另一个因素。这里所说的压抑又分成两个方面，一个是“性的苦闷”，另一个是“生的苦闷”。在郁达夫回忆当时东京人的生活中有如下的的段描述，从一个侧面我们可以看出郁达夫对当时日本社会生活、性泛滥的不安之感： 两性解放的新时代，早就在东京的上流社会，－－尤其是智识阶级，学生群众－－里到来了。当时的名女优像衣川孔雀、森川律子辈的妖艳的照相，化装前的半裸体的照相，妇女画报上的淑女名姝的记载，东京闻人的姬妾的艳闻等等，凡是以挑动青年心里的一切对象与事件，在一个世纪末的过渡时代里，来得特别的多，特别的杂。伊索生的问题剧，爱伦凯的恋爱与结婚，自然主义派文人的丑恶暴露论，富于刺激性的社会主义两性观，凡这些问题，一时竞如潮水似地杀到了东京，而我这一个灵魂洁白，生性孤傲，感情脆弱，主义不坚的异乡游子便成了这满潮上的泡沫，两重三重地受到推挤，涡旋，淹没，与沉沦„„（８２）就在这样一种令人兴奋、不安的社会中，青年学生虽然感受到的孤独、寂寞的程度不同，但多数人还是被当时如车轮一般飞速发展的社会物质、精神方面的变化而束手无策。加上身在异国，颇有背井离乡的忧愁，因而更加感到与日本当时社会的不适。人处于不适之中，于是饮酒、读诗歌小说，甚至嫖妓，谋求各种感官、官能刺激的行为便会应运而生。而当时日本歌唱爱情等的浪漫主义文学和含有自我内心情感暴露的自然主义文学作品也就立刻成为留日青年们最先选择的目标。另一方面则是所为“生的苦闷”。由于日本在甲午战争中的胜利，加上明治末期以来社会、经济及生活诸方面的急速发展，等到本世纪初中国学生大批赴学习时，日本人对中国人的歧视已十分地明显，中国学生在日本也时常感到受侮辱和压抑。在这种身在异乡，而又受到歧视的痛苦心情，不仅使中国青年贴近文学，从文学中寻找慰藉，而且还使他们开始了创作，以发泄自己内心的苦闷。在这种主客观两方面的左右下，在“灵与肉的冲击”中苦苦挣扎的他们渴望渲泄自己内心的压抑，因而便不约而同地拿起了笔，开始了各自的早期创作，于是在二十年代中国现代文坛上便诞生了如郭沫若的《立在地球边上放号》（诗，1921年）、《地球，我的母亲》（诗，1920年）、郁达夫的《银灰色的死》（小说，1921年）、张资平的《约檀河之水》（小说，1920年）、成仿吾的《一个流浪人的新年》（小说，1922年）、郑伯奇的《最初之课》（小说，1922年）等浪漫主义风格的作品。郁达夫在回忆《沉沦》的创作心情时写到： 人生从十八九到二十余，总是要经过一个浪漫的抒情时代的，当这时候，就是不会说话的哑鸟，尚且要放开喉咙来歌唱，何况乎感情丰富的人类呢？我的这抒情时代，是在那荒惨酷、军阀专权的岛国里过的，眼看到故国的陆沉，身受到的异乡的屈辱，与夫所感到遗憾所思，所经所历的一切，剔括起来没有一点不是失望，没有一处不是万余，同初丧了夫主的少女一般，毫无气力，毫无勇毅，哀哀切切，悲鸣出来的，就是那一卷当时很惹起了许多非难的《沉沦》。所以写《沉沦》的时候，在感情上是一点儿也没有勉强的影子映着的；我只觉得不得不写，又觉得只能照那么地写，什么技巧不技巧，词句不词句，都一概不管，正如人感到了痛苦的时候，不得不叫一声一样，又那能顾得这叫出来的一声，是低音还是高音？或者和那些在旁吹打着的乐器之音和洽不和洽呢？（８３）就是这样，大正社会给郁达夫等留日的中国作家们留下了一个又一个忘不掉的梦，有悲痛和绝望，也有摩登和新潮，同时又不由分说地把西洋的和日本的、过去的和现代的等各种事物、各种文艺思潮、文学风格，全灌进到了中国作家们的头脑中，在促使他们走上文学创作之路的同时，也形成了郁达夫、郭沫若、陶晶孙、张资平等那种文学作品体裁的复杂性、多样的文学表现手法。郁达夫走上文学创作之路，除了以上两种“性”和“生”的苦闷因素外，也与他的性格密切相关。他是一个性格狷介，但又有几分孤独的人。他对人，对事物极端敏感，有时甚至有点神经质。郁达夫1896年12月7日诞生于浙江省富阳县城内的一个小知识分子家庭。1904年，入富阳城内的公立书塾“春江书院”学习，“九岁题诗惊四座”，他自小便聪明早慧。1907年，郁达夫12岁，转入由书院改建的学堂－－富阳县立高等小学堂。在这一年发生了一件事情，令郁达夫终生难忘。当时在富阳，“洋学堂”是一般人崇拜和惊异的目标。郁达夫进学堂时“在全校的学生当中，身体年龄，都属最小”，但他却成绩优秀，受到堂长和知县的提拔，升入了高两年的班级。年幼无知的郁达夫在这时为虚荣心所驱使，竟向母亲提出了无理的要求：为他买双皮鞋。当时母亲为“凑集学费，已罗掘得精光了”，“不得已就只好老了脸皮”带着郁达夫，“上大街上的洋货店里去赊帐，”所有的店主开始都笑脸相迎，但一听到赊账二字时“都一样的板起了脸，放大了喉咙，说是赊欠不来”，母亲不得已终于回家拿了一大包衣服“上当铺去抵押现钱。”郁达夫见此情景，不禁心酸至极，“哭着喊着”，赶上了后门边，把娘抱住“绝命地叫喊：娘！娘！您别去罢，我不要皮鞋穿了，那些店家，那些可恶的店家！”（８４）有过这场“皮鞋**”后，郁达夫后来非但“皮鞋不穿”，就是衣服用具都不用新的了。他后来在自传中回忆这场小小**带给他的打击时写到：“拼命的读书，拼命的和同学中的贫困者相往来，对有钱的人、经商的人仇视等，也是从这个时候而起的。”（８５）“皮鞋**”给当时年仅12岁的郁达夫内心深处所造成的创作在于，一方面庄然使他对有钱人、游手好闲的宦官子弟开始产生了敌视的情绪，但另一方面却也逐渐养成了他那生性敏感且孤傲的性格。而且这些性格影响了郁达夫的一生，也充分表现在他笔下的不同主人公身上。1911年2月，郁达夫离别富阳到杭州，考入杭州府中学。在学校里，因为不善交际，衣着朴素，不太说话，但“做起文章来，竟会压倒侪辈”（８６），郁达夫被同学们称为“怪物”。加上必竟是省城的中学，乡宦家子弟居多，郁达夫对他们那种“熏香傅粉”、“卖弄富有”表现出了明显的恶感到遗憾，因此“怪物”之名愈传愈大，郁达夫同他们之间筑起了“一堵高墙”，他成了一个“不入伙的孤独的游离分子。”（８７）这样，在杭州的学习生活使郁达夫先前所有的畏怯、矜持和孤独的性格愈加明显。他一方面习惯于这种孤独、游离的生活，但另一方面却又深受这种生活的压抑。郁达夫从小学到中学由于内外因素结合，逐渐加剧了郁达夫那畏怯、矜持和孤独的性格。不幸的是，这种性格伴随着他东渡日本，并在好个岛国被进一步的加剧，演出了一幕幕郁达夫辛酸、孤独的留学生活片断，促使了他下定“索性沉沦到底”的决心，终于在日本过着一种放荡、麻木的生活。这种性格也促使郁达夫最终拿起笔杆来泻泄自己内心的不满。可以说，他的这种“敏感且好忧伤”的性格也是促使他走上文学创作之路的因素之一。换言之，这种性格迁就了郁达夫早期“忧伤、厌世”的小说。但是郁达夫作品的忧伤风格也并非是完全由他的性格所导致的，它同时也与日本浪漫主义文学的特点有关。可以说，首先是日本浪漫主义文学的特点迁就了郁达夫早期作品的风格。众所周知，诞生明治末期的日本浪漫主义文学具有与欧洲浪漫主义文学不同的风格。欧洲的浪漫主义文学思潮产生于18世纪末19世纪初。它作为资产阶级革命的文学流派，反映了资产阶级上升时期的意识形态。欧洲的浪漫主义文学包括有各种倾向，如积极的浪漫主义、消极的浪漫主义、宣传神秘的浪漫主义等，但其主流是代表资产阶级进步倾向的积极浪漫主义。其中的代表作家有德国的歌德、席勒，法国的雨果、乔治·桑，英国的雪莱和拜伦等。欧洲的浪漫主义运用热情、奔放的语言，带有浓厚的主观色彩，表现一种对理想世界的热烈追求。在席勒、雪莱、拜伦街人的作品中充满了资产阶级对封建体制的不满情绪，渴望从封建体制下挣脱出来的“自我解放”。他们歌唱英雄、赞美理想，作品的字里行间满泛着热情洋溢的情感，表现出一种积极向上的进取之心。由于日本的浪漫主义文学是在介绍欧洲浪漫主义文学的基础上诞生的，面介绍这些浪漫主义作品的人大都是信仰基督教的作家，如星野天知、平田秃木、岛崎藤村、户川秋骨、马场孤蝶等，他们自幼受西方启蒙思想、自由民权思想和影响，在精神上对西欧近代的政治自由、近代文明产生了一种憧憬，但联想到日本当时的现实时，人与人之间却又感受到自我存在、自我发展受到了肉体、世俗等外部客观因素的束缚。他们无力摆脱这种束缚，因此一方面对西欧的浪漫主义文学充满了热情，竭力宣传和效仿，但同时又不免产生与日本现实社会相抵触的消极情绪，甚至学着日本传统的西行、芭蕉等样子，追求一种隐居者生活的文学。在这样一种东西方文学的混合下，形成了日本早期、独特的浪漫主义文学风格，即一方面在作品中表现出反封建的个性解放和渴望恋爱自由热情，但由于现实社会的压抑，同时又带着明显的感伤、悲观的色彩。而这种风格的作品恰好又是郁达夫当时所求之不得的。因而他不仅毫不犹豫地接近了它，而且自己也开始创作这类风格的作品。郁达夫早期作品中的主人公，不论是《银灰色的死》中的Y君还是《沉沦》、《南迁》中的“他”，始终都是以一种“社会的零余者”、忧伤者的面孔出现的。他们似乎始终为社会所抛弃，终日以“感伤的诗”、“醉人的酒”和“清冷的泪”为伴。翻开短篇小说《沉沦》，出场的是这样一个青年： 从南方吹来的微风，同醒酒的琼浆一般，带着一种香气，一阵阵的指上面来。在黄苍未熟的稻田中间，在弯曲同白线的似的乡间的官道上面，他一个人手里捧了本六寸长的Wordsworth的诗集，尽在那里缓缓的独步。在这大平原内，四面并无人影。„„ 他看看四边，觉得周围的草木，都在那里对他微笑。看看苍空，觉得悠久无穷的大自然，微微的在那里点头。一动也不动的向天看了一会，他觉得天空中有一群小天神，背上插着了翅膀，肩上挂着了弓箭，在那里跳舞。他觉得乐极了。便不知不觉开了口，自言自语地说： “这里就是你的避难所。世间的一般庸人都在那里妒忌你，轻笑你，愚弄你；只有这大自然，这终古常新的苍空皎日，这晚夏的微风，这初秋的清气，还是你的朋友，还是你的慈母，还是你的情人；你也不必再到世上去与那些轻薄的男女共处去，你就在这大自然的怀里，这纯朴的乡间终老了罢。” 这样的说了一遍，他觉得自家可怜起来，好象有万千哀怨，横亘在胸中，一口不出来的样子。含了一双清泪，他的眼睛又看到他手里的书上去。郁达夫笔下的这种“零余都”形象与屠格涅夫作品中的“零余者”有着一定的联系。自从屠格涅夫的中篇小说《零余者的日记》问世后，“零余者”这个名词迅速流行开来，甚至一度成为中国新文学作家，如鲁迅、谢冰心等人作品中的人物形象。而郁达夫早期作品中的“零余者”有其独特的形象，他们都是被挤出社会的小人物，可能有些才干，甚至不无理想，却被生计问题逼迫，在腐败的社会中几乎没有立锥之地。贫穷困厄，使他们失去生活的信心与安全感，常常“置身在浩荡的沙漠里”，或者如同在荒田野墓间无目的地游逛的多余人。他们自暴自弃，自哀自惭，却不甘心和丑恶的现实同流合污，总表现出一种虽然落魄却又正直坦诚的品格，表现出与当时不合理的现实社会对峙的孤独倔强的姿态。郁达夫的这种风格同时也离不开日本作家的作品对他的影响。以上面“忧伤的”青年形象不例，我们在岛崎藤村早期创作的诗歌，如《千曲川素描》中，从佐藤春夫的“忧郁”小说中均能找到“熟悉的”面孔。“青年忧郁症”是大正文学创作的主题之一。不光是当时浪漫主义、新浪漫主义文学作家，自然主义文学作家，如田山花袋等也在其作品中所所表现。然上述《沉沦》中的那种长篇大论式的刻划在郁达夫早期作品中比比皆是。郁达夫的这类描述颇有些夸张的色彩，读后不但不令人对主人公产生同情，反倒觉得主人公着实有些“无病呻吟”。郁达夫的这种描述不是紧扣故事情节来展开的，显得牵强，看得出郁达夫是在模仿，表现出他早期创作的不成熟性。但这也恰好证明了郁达夫在创作上受日本作家影响的事实。日本文学对郁达夫文学创作影响的另一个方面是他“私小说”的运用。郁达夫早期的三篇小说都是“自叙传”性质的。这种技巧常见于日本自然主义文学作家田山花袋、葛西善藏的作品中，被认为是日本“纯文学”的正宗。但是郁达夫却在这种自然主义文学的格式里灌进了浪漫主义文学的风格。日本的私小说重心境描写而漠视外部事件，笔触细腻。郁达夫不但擅长这种描写，而且贯穿首尾。郁达夫在运用私小说的技巧时，不是借用了通常的“第一人称”，也非直接地“告白”或“自传”，而且把“我”客观化、对象化、心境化，有所创新和发展，形成了他那种独特的“他－－抒情诗”式的私小说风格。以《沉沦》为例，我们看到的整个故事都是通过“他”的眼睛观察的并且通过“他”的叙述传送出来，我们一详尽刻也没有能够离开“他”的视线和“他”的流动的感觉： 他看看四边，觉得周围的草木，都在那里对他微笑。看看苍空，觉得悠久无穷的大自然，微微地在那里点头，一动也不动的向天看了一会，他觉得天空中，有一群小天神，„„在那里跳舞，他觉得乐极了，便不知不觉开了口，自言自语的说„„ 我们就这样通过“他”的眼睛，“他”的感觉和“他”的讲述获知了文本中的这一切：他怎样在稻田的中间缓缓地独步；他怎样碰到了三个穿红裙的日本女学生而不知所措；他的家事；他的邪念；他的“偷看”和“偷听”；他的狎妓与自杀„„我们也通过“他”的眼睛认识了他周围的一些人，被他暗恋的旅店老板的女儿；山上守梅林的农夫；酒店的侍女„„对于文本的叙事来说，“他”是一位聚焦者，是文本所发生的故事的核心的观察者和反映者，《沉沦》整个叙事都是通过“他”的观看和叙述完成的，离开了“他”，我们无法确知人物的言行举止，不论是他的自言自语，还是他“窝里犯的罪恶”，或者最后在无人的海边自杀，没有任何人能对这些细节提供证明。不过，郁达夫对自己的这种风格似乎并不满意，在回忆《沉沦》的创作时，他承认：“但是我的描写是失败了”。他回忆到： 写《沉沦》各篇的时候，我已在东京的帝大经济学部里了。那里候生活程度很低，学校的功课很宽，每天于读小说之暇，大半就是咖啡馆里找女孩子喝酒，谁不愿意用功，谁也想不到将来会以小说吃饭，所以《沉沦》里的三篇小说，完全是游戏笔墨，既无真生命在内，也不曾加以推敲，经过琢磨的。记得《沉沦》那一篇东西写好之后，曾给几位在东京的朋友看过，他们读了，非但没有什么感想，并且背后头还在笑我说：“这一种东西，将来是不是可以印行的？中国那里有这种体裁？”(88)果然,中国文坛没有接受郁达夫的这种体裁。纵观中国现代文学史，在郁达夫运用了这种技巧之后，中国其它作家很少以“身边琐事”为创作素材，“一味地重心境”来创作小说的，“他－－抒情诗”式的创作手法也没能在中国现代文坛上进一步发展。五 日本的浪漫主义文学以其“厌事、伤感”的特点，比起西方那种气势客观存在的浪漫主义文学来更能满足当时郁达夫的那颗“孤独、破碎”的心，郁达夫那种“好孤独忧伤”的性格和当时在日本所受到的种种压抑、歧视，也促使他毫不犹豫地、积极地选择了最能“表白内心忧伤和痛苦”的日本浪漫主义文学。这是郁达夫与日本浪漫主义文学之间的关系。在这种关系下，郁达夫在模仿的基础上，创作了自己早期的浪漫主义作品。郁达夫把这种“厌事、忧伤”的文学带到了中国文坛。一时间在中国引起了不小的轰动。我们暂且不论这场轰动中的孰是孰非，但郁达夫是中国开创这种浪漫主义文学的第一人，这是不可否认的事实。通过这一事实，我们也完全能够有理由认为，中国早期的浪漫主义文学是在近代日本浪漫主义文学的影响下形成的。如果我们还能进一步考察郭沫若、成仿吾、田汉、张资平、陶晶孙等“创造社”同人的早期创作的话，相信对这一看法会有更深刻的认识。那么，为什么建国以来我国的一些权威性的中国新文学史著作中都“忽视”了中国早期的浪漫主义文学与日本浪漫主义文学之间的这种关系呢？我认为这是深受了建国以来极“左”思想影响的缘故。长期以来，我国的现代文学研究在所为“中国文学史上只有现实主义和反现实主义斗争”的错误思潮的影响下，对中国的浪漫主义文学不但研究不够，而且还加上了许多遭难。以致“创造社”的主帅，同是我国早期浪漫主义文学创始人的郭沫若多少年来不敢承认自己是浪漫主义文学者。由于这种极“左”思潮的横行，郁达夫、郭沫若等人开创的浪漫主义文学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所应占有地位不但得不到公正的承认，中国浪漫主义文学的形成与近代日本浪漫主义文学的关系也被“忽视”。事实上，从建国后到80年代为止，中国新文学史基本上还是以鲁迅、叶绍钧、茅盾、巴金以及“延安文学”为主线来写的，对浪漫主义文学谈论得很少。不光是浪漫主义文学，连一些其他它文学风格的一些作家，如徐志摩、戴望舒、李金发，而且以及“新感觉派”的作家及其作品的研究也被“忽视”了。庆幸的是，从80年代中期开始，在党的实事求是方针的指导下，我国学界逐步纠正了这些错误，开始客观、中肯地认识和评价郁达夫的创作及其开创的浪漫主义文学，对他的文学在我国现代文学史上应占有的地位和作用给予了积极的肯定。历史总归是历史，从中国新文学的整个发展来看，其诞生到早期的成长都离不开外国近代文学思想的影响，而这其中日本近代文学所起到的关键性作用是有证可查，有据可依的。鲁迅通过日本的写实主义文学接触到了俄国近代文学，“创造社”同人通过日本接触到了欧洲近代的浪漫主义、自然主义，日本“新感觉派”对中国“新感觉派”的影响等，仔细推敲起来，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轨迹中都不同程度地留有受日本近代文学影响的痕迹，郁达夫的浪漫主义文学只是其中的一章。郁达夫从一个青年学生逐渐成为一个作家，这是日本近代教育、社会状况、近代文学对他影响的结果。他早期创作中的浪漫主义文学民是深受了日本的浪漫主义文学的影响而形成的。郁达夫在二十年代初期把这种浪漫主义文学推上了中国文坛，吹响了中国的浪漫主义文学诞生的号角，其功不可抹。而由于他及“创造社”其它成员的共同努力，中国的浪漫主义文学在日本浪漫主义文学的影响下成长、发展起来。注释：（１）郁达夫《〈鸡肋集〉题辞》，1927年10月20日上海创造社出版部初版，转引自王自立、陈子善编《郁达夫研究资料》上册196页，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年12月初版。（２）（３）（４）仲密（即周作人）《沉沦》，原载于1922年3月26日《晨报副镌》“文艺批评”栏，转引自王自立、陈子善编《郁达夫研究资料》下册第306--307页，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年12月初版。（５）萍霞《读〈茑萝集〉》，原载于1924年12月初版。（６）（７）（８）（９）（１０）参见黄爱华《郁达夫的研究与变化中的中国文化语境》，「鬃达夫诞辰100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提交论文。1996年12月于浙江富阳。（１１）（１２）（１３）（１４）（１５）（１６）（１７）（１８）（１９）（２０）（２１）（２２）（２３）又感受见王自立、陈子善编《〈郁达夫研究资料〉郁达夫研究研究目录》下册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年12月初版。(24)(25)(26)(27)丁易《〈郁达夫选集〉序》，1951年7月北京开明书店初版，转引自王自立、陈子善编《郁达夫研究资料》下册第444--456页，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年12月初版。(28)(29)(30)张毕来《新文学史纲》第一编第一章第三节，转引自王自立、陈子善编《郁达夫研究资料》下册第459--461页,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年12月初版。(31)(32)王瑶《中国新文学史稿》第一编第三章第四节，转引自王自立、陈子善《郁达夫研究资料》下册第456--459页,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年12月初版。(33)(34)同11(35)参见《安徽大学学报》1979年第3期。(36)参见《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80年第1辑。(37)参见《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80年第2辑。(38)参见《天津师院学报》1980年第5辑。(39)参见《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80年第4辑。

(40)参见《文学评论》双月刊1980第年6期。

(41)同6(42)同36(43)(44)(45)(46)(47)同11(48)(49)(50)(51)(52)(53)(54)(55)(56)(57)(58)(59)(60)(61)(62)(63)(64)(65)(66)同6(67)郭沫若《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红旗》杂志1958年第3期，转引自吴中杰《中国现代文艺思潮史》第85页,复旦大学出版社1996年12月第一版。(68)鲁迅《且介亭杂文二集·〈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69)利绶松《中国新文学史初稿·序论》,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11月1版。(70)杨义《中国现代小说史》第157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年9月1版。(71)(72)(73)分别参见《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一集、小说二集、小说三集》转引自黄淳浩《创造社：别求新声于异邦》第5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5年9月第一版。(74)成仿吾《〈沉沦〉的评论》，原载于1923年2月1日《创造》季刊第1卷第4期，专引自王自立、陈子善编《郁达夫研究资料》下册第309页，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年12月初版。(75)郭沫若《论郁达夫》，原载于1964年9月30日《人物杂志》第3期，转引自王自立/陈子善编郁达夫研究资料》上册第91--101页，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年12月初版。(76)(77)郁达夫《五六年来创作生活的回顾·〈过去集〉代序》，上海开明书店1927年11月15日初版，转引自李红编《郁达夫自叙》，团结出版社1996年4月第1版。(78)引自沈绍庸《关于郁达夫的一封信稿》，风1981年9月《杭州大学学报》第3期。(79)同76(80)郭沫若《学生时代》，原载于1942年6月桂林《野草》月刊第4卷第3期，转引自黄淳浩《郭沫若自叙》，团结出版社1996年4月第1版。(81)郭沫若《创造十年》，1932年9月上海现代书局初版发行，转引自黄淳浩《郭沫若自叙》，团结出版社1996年4月第1版。(82)郁达夫《雪夜》，原载于1936年2月16日第16期《宇宙风》，转引自李红编《郁达夫自叙》，团结出版社1996年4月第1版。(83)郁达夫《忏余独白·〈忏余集〉代序》，1933年2月上海天马书店初版，转引自王自立、陈子善编《郁达夫研究资料》上册第217页，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年12月出版。(84)(85)郁达夫《书塾与学堂》，原载于1935年1月5日《人世间》第23期，转引自王自立、陈子善编《郁达夫研究资料》上册第28--29页，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年12月出版。(86)(87)郁达夫《孤独者》，原载于1935年3月5日《人世间》第23期，转引自王自立、陈子善编《郁达夫研究资料》上册第28--29页，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年12月出版。

2.中国浪漫主义文学 篇二

关键词：五四,浪漫主义,文学革命

浪漫主义是产生于启蒙运动之后, 人文主义的价值观被重新确立以后的事。它产生于启蒙主义却又超越启蒙主义的。它扬弃了启蒙主义过多的理性精神而追求“自主”、“自由”, 而认为世界是一个可以任主观情思驰骋的无限广阔的空间, 没有了有限时空对人的束缚, 有的只是主观情愫引导的人的全身心的解放。说浪漫主义是文学上的自由主义是完全符合我们对浪漫主义文学思潮的理解的。产生于20世纪初的中国现代浪漫主义思潮拥有着一个与西方启蒙运动时相似的文化背景。在由传统向现代过渡的过程中, “人”的发现是一个重要的主题。浪漫主义者们首先看到的是人的个性张扬、情思丰富, 个人的自由在这里得到了最大程度的肯定。

一、狂飙由晚清起, 启蒙由浪漫起

浪漫主义思潮在中国的第一个高潮是在“五四”, 但是我们从一个线性的脉络观察“五四”时期浪漫主义的源头就可以看到这时期的浪漫主义文学创作和理论倡导与晚清有着莫大的联系和渊源关系。浪漫主义标榜民主、自由、平等, 它肯定人的欲望推崇人的力量, 这些在晚清时期就已经得到阐释。浪漫主义是以其呼唤个性自由、情感和思想解放的这些启蒙特质在中国得到了极大地倡导。

浪漫主义文学思潮实际上在晚清便已萌芽, 晚清是一个社会大变革的时代, 维新变法失败, 梁启超等改良派政治上的失意使得他们把目光转向文化领域, 他们开始在思想领域进行启蒙, 相继提出了“诗界革命”“文界革命”“小说界革命”, 进行了初步的思考国民性的努力。与此同时越来越多的知识分子加入到队伍当中。文艺思潮包括浪漫主义的纷繁涌入使得在欧洲几个世纪的变革在中国显得是那么迅速。但现代中国此时的主题依然是启蒙, 所以浪漫主义在中国也必然要受到影响而带上了启蒙的气质。此时的浪漫主义是西方浪漫主义文学思潮与中国传统的主情创作相契合, 再加上同时代的有识之士对于“人”进行了初步的思考, 这样浪漫主义就因这三者而共鸣相生了。浪漫主义提倡人性, 追求个性解放, 它在中国的产生预示着一个大的变革即将诞生。

这一阶段我们不可以忽略的一个人是鲁迅。在他早期的《文化偏至论》《摩罗诗力说》还有《破恶声论》等文言论文中鲁迅都关注到了作为人的个体的重要性。鲁迅在《文化偏至论》里大声疾呼“张大个人之人格, 又人生之第一义也。”在这里鲁迅强调要关注人的精神生活, 拓展人的内心世界, 他认为人的生活意义、人格尊严是最重要的。他号召我们追求人的精神层面的价值, 追求人的诗意生存, 这些价值观初步表现了鲁迅身上的浪漫主义文学特质。在《摩罗诗力说》中鲁迅的文艺思想表现的更为透彻。“这篇文章可以看做一篇浪漫主义宣言。鲁迅在这里宣布了他的新的选择, 要做一个作家, 做一个‘精神界之战士’, 希望参加那些叛逆诗人的光辉行列。”1鲁迅在这里第一次向中国民众介绍了欧洲浪漫主义文学, 具有首创的价值。在文章中, 鲁迅介绍并推崇了拜伦、雪莱、普希金、莱蒙托夫、裴多菲等几位诗人, 他们“无不刚健不挠, 抱诚守真;不取媚于群, 以随顺旧俗;发为雄声, 以起其国人之新生, 而大其国于天下。”2欧洲的浪漫主义者能如此, 中国将要产生的浪漫主义者也当如此, 呼唤“摩罗诗人”, 便是呼唤“摩罗式”的国民, 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鲁迅以“摩罗诗派”为导向, 进行了思想启蒙、破旧立新的努力。

如果说鲁迅是浪漫主义在现代中国萌芽的理论倡导者, 那么有着“情僧”雅号之称的苏曼殊则是这一时期浪漫主义文学创作的代表。苏曼殊是最早把拜伦、雪莱等作家的作品引入中国的人, 在鲁迅当时的理论创作还没有引起一种潮流的时候, 苏曼殊的翻译就已经很风行了。“五四浪漫派作家对拜伦的认识和接受, 不是从鲁迅那里, 而是从苏曼殊的翻译开始的”。3不止翻译, 他的创作也有其独特性, 他仿佛是“五四”的一个先知先觉者, 充斥着他作品中的孤苦飘零、感伤怀旧情调正契合了“五四”时期浪漫青年梦醒了无处可走的苦闷心境。正如李欧梵所说:“透过风格和技巧, 不但将‘传统古老的中国传统, 以西方清新而振奋的浪漫主义, 幻化成一个全新的组合’, 同时包含着这一过渡时期的一种普遍的情绪, 也就是倦怠、骚乱和迷惑。”4以其小说《断鸿零雁记》为例, 小说以第一人称诉说了三郎的悲惨遭遇和爱情纠葛, 用诗性语言表达了礼教与个性的冲突。作者还有意把抒情和叙述相交融, 更加突出了小说主人公浓郁的悲剧体验。第一人称主观抒情的运用, 独白式语言的选择, 多种体例的交错运用都是现代浪漫主义小说的表现手法, 在“五四”更是得到了广泛的运用。

这一时期, 无论是鲁迅对浪漫主义的倡导, 还是苏曼殊等人的创作实绩, 都为“五四”浪漫主义的繁荣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然而浪漫主义在中国的启蒙特质却是我们不容忽视的, 浪漫主义倡导的个性解放、自由平等都为20世纪的中国带来了新鲜的空气, 也为接下来的更大的变革奠定了思想基础。“没有晚清, 何来‘五四’”, 观察这一时期的浪漫主义, 对于“五四”时期浪漫派的主张和其产生不同气质的缘由都有着追本溯源的作用。

二、感伤与“自恋”:两种浪漫主义创作潮流

“五四”时期, 一方面知识分子逢乱世, 面对着民族的危难和传统的败落, 每个人的心里都很容易产生激愤的情绪, 而这正是浪漫主义得以生存的温床。另一方面, “五四”的思想大解放一方面造就了部分知识分子的奋斗激情, 他们斗志昂扬, 对自己对祖国对未来充满了信心, 甚至于到了“自恋”的状态。这种倾向的典型代表便是郭沫若。但是我们又必须看到弱小的中国往往承载不了知识青年们的梦想。弱小的祖国, 现实的环境, 封建礼教、传统的压迫使得被启蒙的知识青年们到了梦醒后无路可走的境地, 这着实可悲可叹, 这一倾向又构成了感伤型浪漫主义, 而相应的代表则是郁达夫。

郁达夫, 无疑是感伤型的代表, 他笔下对的人物基本上都是有着严重忧郁症的“零余者”, 这些人具有自由、个性和人道主义意识, 他们的思想是解放了的, 但当他们面对现实却又是那样的格格不入。他们没有其他路可走, 只能成为社会的漂泊者, 即“多余人”。郁达夫作品中的人物形象有着一种一以贯之的感伤气质——孤独、内省、敏感、自卑、愤世嫉俗。这种感伤气质一方面显示了浪漫主义在现代中国的流行, 一方面也以其感伤元素暗示了当时的社会现状。

相比之下, 郭沫若为我们呈现的是一个过度自信的世界, 他的创作真正地体现了“五四”时期狂飙突进的时代精神, “他的诗有两样新东西, 都是我们传统里没有的:泛神论, 与20世纪的动的和反动的精神。”5郭沫若自己有着清醒的认识, “‘泛神便是无神。一切的自然只是神的表现’, ‘我即是神, 一切自然都是我的表现’”6他以其世界性的眼光推崇“绝端的自主”, “绝端的自由”, 向往自然和神奇之物带来的惊叹。抛却一切形式, 摒弃一切束缚, 对于希望和未来郭沫若把他的自信全都倾泻了出来。“他在这本诗集 (《女神》) 里唱出一个生命奋进的宇宙观, 热情奔放的人生观, 而归结到一个乌托邦主义的信念:旧的污浊的世界就要毁灭, 在这段毁灭的灰烬上, 一个新的光辉而温暖的世界就要涌现。”7新的世界对于郭沫若的吸引和他的奋发激情让他几近于“自恋”的状态。浪漫主义的狂飙在他身上得到了淋漓尽致地体现。

三、救亡压倒启蒙:浪漫主义末路来临

“五四”时期纷繁涌入的文艺思潮在中国化的过程中大多添加了启蒙特质, 由于各种思潮之间的交叉糅合和与西方同名思潮的差异性使得中国这些思潮的定义和区分都有很大难度。所以有学者指出现代中国并没有浪漫主义、现实主义等说法, 这些都不过是启蒙主义在中国的具体表现而已8, 王富仁也有类似观点, 他认为应该用“中国现代主义文学”9来综合概括“五四”以来的中国文学。转型时期的中国, 启蒙才是社会的主题, 鲁迅之所以推崇浪漫主义只不过是因为浪漫主义的思想大解放和其对人性对人生的看法有益于中国的思想启蒙。与其说鲁迅是在呼唤“摩罗诗人”, 还不如说他是在呼唤中国的思想解放了的国民。同样, “五四”时期浪漫派的两大主角, 郭沫若和郁达夫, 也都能从他们的浪漫书写中找到启蒙的论据。这也可以从我们多年的研究现状中管窥一二, 几十年来文学史家观察现代中国的浪漫主义并不是作为浪漫主义的这个事实本身, “而是浪漫主义者们使用何种独特的方式去表现和折射现实 (包括物质的现实性与精神的现实性) 。”10我们从另一个事实也可以证明这个论点, 那就是当“五四”退朝后, 救亡压倒启蒙, 伴随启蒙的退潮, 救亡运动取代了思想启蒙而成为社会主潮, 浪漫主义便失去了最后一个阵地, 浪漫主义作家们也大多开始了向左转。

浪漫主义在现代中国风雨兼程, 从鲁迅呼唤“摩罗诗人”, 苏曼殊进行了初步的浪漫创作起, 浪漫主义在中国一步步风行, 到“五四”时期达到了顶峰, 但是现代中国最迫切的任务终究是救亡而非启蒙, 这对于浪漫主义是一个致命的打击。尽管如此, 我们不能忽视浪漫主义文学思潮在现代中国的地位以及它对文学革命的特殊贡献。浪漫主义及时反映了转型时期国民的思想情感;其探索历程也为文学审美上的多种可能性谱写了很有分量的一笔。当救亡与启蒙都不再成为时代主流的时候, 当我们在新时期探索人的价值, 人的个性的时候, 当我们回望那段浪漫岁月的时候, 我们会记住现代文学工作者们为新文学的发展和浪漫主义文学思潮在中国的生根发芽所做的一切。

参考文献

[1]李欧梵著, 尹慧珉译.《铁屋中的呐喊》, 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

[2]李欧梵著.《中国现代作家的浪漫一代》, 新星出版社2005年。

[3]钱理群、温儒敏、吴福辉著.《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 (修订本) ,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8年.

[4]杨联芬著.《中国现代小说导论》, 四川大学出版社, 2004年.

[5]杨义著.《中国现代小说史 (第一卷) 》, 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年.

[6]朱寿桐著.《浪漫主义与20世纪中国文学》, 安徽教育出版社2000年.

[7]朱寿桐著.《中国现代浪漫主义文学史论》, 文化艺术出版社2002年.

3.尼采、法西斯主义与中国现代文学 篇三

而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在世界的另一部分，尼采是德、意最反动的政治家顶礼膜拜的对象。在法西斯蒂的种族主义独裁专政的理论里，在他们向世界人民磨刀霍霍，发出战争狂叫声中，我们明明见到了幕后晃动着的尼采的幽灵。他们并不隐讳这一点。例如墨索里尼在一封复信中说：“在你给我的信上，你说我的演说及笔调有着尼采的口味，你说我研究过尼采，的确如此。十五年前，……我偶然得到他的著作。那是我从头至尾读破了的东西，我从那里受到很大的感染，他的著作医治了我的社会主义”。(转引自刘放相等《现代西方哲学》，下同)又如希特勒在《我的奋斗》中说：“强者处于统治地位，而且为了不致牺牲自己的力量，不能和弱者调和，……要是这种法则不能支配着，人类就不可能有向最高生命发展的一切运动。”

这是一个颇有意味的历史现象。

一种哲学理论，即受到反动法西斯蒂的青睐，被用来宣扬种族优劣论、天才英雄创造历史、确立暴君专制，成为帝国主义发动对外侵略，屠杀、残害弱小民族的理论武器；它同时又受到被奴役被压迫国家、民族先进思想家的重视，利用它警策人民、唤起人民反抗封建暴政、抵御帝国主义列强，成为弱小民族觉醒反抗的理论推动力。一个是民族自救，一个是毁灭他民族，这种现象多么矛盾，又多么尖锐地对立。一种哲学本身为什么会造成两种极其不同的实践后果呢？

如果我们再注意到同属一种哲学思潮且为其先声的叔本华哲学同样为上述两种人冷淡和漠视，那么这个问题的探讨就愈发显得必要而有意思了，它涉及到的是一个相当普遍而带有规律性的现象。

马克思说过：“理论在一个国家的实现程度，决定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的需要的程度。”一种理论的被选择和接受，在多大程度和范围、哪些方面得到接受，主要由两个方面的因素决定：一是这种理论自身所具有的人类共同因素，与特定时代、民族、阶级、集团政治经济利益的契合度，一是特定时代、民族、阶级、集团对这种理论的需求程度。换言之，即理论本身的内容特质与特定政治集团对它的要求。理论愈能反映出时代、民族特点，愈能反映特定阶级、集团的观念、愿望、情绪和要求，愈具实践性，那么它被特定阶级、集团所接受的可能性越大，程度愈深，范围愈广。理论本身具备的满足对象的特点与对象对它的欢迎接受程度是成正比的。

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处于两种文化大碰撞大融汇时期的中国，曾经引进了几乎所有西方人文哲学思潮、柏拉图、亚里斯多德、康德、黑格尔、培根、休谟、笛卡尔、斯宾诺莎、直觉主义、实用主义、唯意志论、马克思主义、空想社会主义，然而最先受欢迎的是尼采的唯意志论。为什么在众多完整、严谨、庞大的体系面前偏偏选中了体系支离破碎、理论残缺不全的尼采？为什么同属唯意志论的尼采与叔本华，中国的先进文化人往往对后者不置一辞？这不能不从这种理论自身的特点和中国当时面临的具体情势中寻找解答。当时中国内部封建政治腐败崩颓，帝国主义列强虎视眈眈，亡国灭种之势迫在眉睫。一种失败悲观的情绪上下蔓延。振奋民族精神，反抗黑暗恶势力，避免沦为奴隶民族，亡国灭种的悲惨命运，重新以宏放的雄姿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成为中国先进文化人的迫切要求和愿望。他们苦苦求索，寻求着这样的思想武器和精神动力。系统、完整、学院化的理论体系，中国的知识分子暂时还来不及思考和消化，他们需要的是能够迅速地付诸于实践、指导实践的哲学理论，即行动(实践)哲学。这就是何以尼采哲学、实用主义、无政府主义直至马克思主义(实践性是它最重要最突出的特征)受到他们注目、欢迎、接受的原因。

尼采哲学的中心是唯意志论。它强调个人意志，把主体意志放在本体地位，高度扩张主体意识，强调意志的重大作用，它要使个人的要求、欲望得到最大限度的发挥，乃至当作一切的主宰，它极端藐视现象世界，提出“重新估价一切价值”，“打倒偶像”，而这与中华民族要求重新强大起来，与旧传统决裂，提倡个性自由解放，反对封建专制暴政，避免民族危机的历史要求是相契合的。

上面强调了理论被接受的两个主要原因。但我们从实际观察注意到，一种理论并不是完完全全按其本来面目，毫不走样地传播、被接受的。中国先进文化人与德、意法西斯对尼采哲学接受的范围、程度、内容就大不一样。中国先进文化人接受的并不是尼采哲学的全部，甚至不是它的主要核心部分。这表明理论在传播和接受过程中有着不同的特点。

从来没有一种理论是在本来意义上完全彻底地被人接受的，尤其是作为外来文化输入的情况下，它受到时空限制、媒介(语言等传播工具)影响。理论在传播过程中会产生形变。另一方面，人们对理论的接受并不是无条件的全盘吸收，而是有选择的，选择角度和内容，依对象对主体的满足程度而定。此外，接受者在接受某一理论时，往往并不虑及理论创立者本身意图和出发点，而是按自身的要求和理解加以接受。因此常常会出现理论提出者的意图和接受者完全相悖、或者不同的接受者在不同层次上接受同一理论而付诸于完全不同的实践的现象。

经过这样的分析之后，我们再来观察尼采哲学所以同时被两种绝然对立的阶级、集团所接受这一复杂现象就不会迷惑不解，也不会因为今天的教科书把尼采哲学宣判为反动的唯心论哲学和代表了垄断资产阶级的疯狂欲望而在具体分析五四文化现象时处于两难的境地。

二十世纪初中华民族的主要任务是反帝反封建，拯救民族危机。在这样的历史紧急关头，一种对解决现实危机具有实际指导意义的行动哲学就比抽象浮泛的思辨哲学更受欢迎。尼采哲学对传统理性和现存秩序的否定，非道德论观，主观上符合中国先进文化人反抗千年封建传统和旧的伦常秩序、推翻现存制度的愿望和要求，而在权力意志这部分中，中国人只是汲取了其主体扩张、强化个人意志的因素，因为要求个性自由和解放，冲破封建制度和意识形态对人性的压抑和束缚，也正是中国人民的迫切要求。当先进的中国文化人寻求救国救民道路，得不到普通民众的理解和支持，在他们探索对国民性的改造时又常常首先过多地发现民众中的落后消极因素，自然就会产生一种孤寂落寞的情绪，而尼采哲学中对超人的颂扬和愚民的诅咒，也就颇能引起他们的共鸣(当然仅限于这种意义上)。

另一个令人感兴趣的现象是，同是唯意志论哲学，尼采在中国政治和文化界的影响比叔本华大得多，而叔本华却颇受一些具消极倾向的文学家的欢迎，例如王国维。这归根结蒂是由两人哲学特质的不同所决定的。叔本华的生存意志说尤其他的伦理观是悲观主义的，他对人生的态度最后归结为对人生的否定。这显然与五四文化人争取民族解放、救亡图存的理想格格不入，因而他理所当然地受到人们的冷落和摒弃。

4.法国浪漫主义文学与雨果 篇四

摘要：

法国的浪漫主义文学产生于其由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急剧过渡，上升的资产阶级与没落的封建贵族进行激烈、反复搏斗的过程中；同时，它也是在与古典主义文学的斗争、博弈与合理继承中诞生的。浪漫主义者反对古典主义的泥古倾向和理性教条的束缚，强调创作自由，强调情感和想象在创作中的作用。他们在创作中采用多种多样的体裁形式，在表现手法上，浪漫主义作家喜欢运用华丽的词藻，作品中充满生动丰富的比喻。维克多·雨果是法国浪漫主义运动最杰出的代表之一，他用经历法国大革命过程中的种种感受作墨，创作出了大量浪漫主义经典作品，成就了属于全世界的辉煌的精神财富。

关键词：法国浪漫主义 文学 雨果 资产阶级 大革命 正文：

何谓浪漫主义？翻开《辞海》，我们会看到对于这个条目的解释：一种文学艺术的创作方法和思潮。在文学艺术史上，浪漫主义与现实主义是两大主要思潮。浪漫主义作为一种基本创作方法，按照希望的样子来反映生活，富有主观色彩，善于抒发对理想世界的热烈追求，常用热情奔放的语言、瑰丽的想象和夸张的手法塑造形象。各国文艺创作自始就有这种特色。如中国文学中，屈原、李白的诗歌，吴承恩的小说《西游记》等都具有鲜明的浪漫主义特色。浪漫主义作为一种文艺思潮，产生于18世纪末19世纪初欧洲资产阶级革命时代，反映了资产阶级上升时期的意识形态。

浪漫主义是文艺的基本创作手法之一，与现实主义同为文学艺术上的两大主要思潮。作为创作方法，浪漫主义在反映客观现实上侧重从主观内心世界出发，抒发对理想世界的热烈追求，常用热情奔放的语言、瑰丽的想象和夸张的手法来塑造形象。浪漫主义的创作倾向由来已久，早在人类的文学艺术处于口头创作时期，一些作品就不同程度地带有浪漫主义的因素和特色。但这时的浪漫主义既未形成思潮，又不是自觉为人们掌握的创作方法。

浪漫主义宗旨与“理”相对立，主要特征注重个人感情的表达，形式较少拘束且自由奔放。浪漫主义手法则通过幻想或复古等手段超越现实。法语的浪漫一词意味着感情丰富、多愁善感

在各国浪漫主义浪潮中，法国的浪漫主义思潮，犹如大海的波涛，气势磅礴，蔚为壮观，来势迅猛，激烈异常。它的产生与发展是与封建贵族的复辟和资产阶级的反复辟斗争分不开的。浪漫主义首先从古典主义设置的种种障碍中冲杀出来，历经短兵相接的搏斗，一举获胜。继而在漫浪主义内部角返相争，积极浪漫主义者组织了包括批判现实主义作家在内的广泛的统一战线，打败了消极浪漫主义。在十九世纪二十年代以前，消极浪漫主义称王称霸，二十年代末到三十年代初，由于资产阶级在政治上的胜利，积极浪漫主义骤然兴起．并取得了主导的地位。

我们知道，浪漫主义文艺思潮产生于18世纪末的欧洲，19世纪上半叶为 繁荣时期。这一阶段，欧洲由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急剧过渡，上升的资产阶级与没落的封建贵族进行了激烈的、反复的搏斗。1789年爆发的法国大革命不仅彻底摧毁了法国封建制度的根基，而且震撼了几百年来由封建贵族盘踞的整个欧洲。1815年，俄、普、奥等国组成了“神圣同盟”，联合波旁王朝的残余势力，扑向革命的法国。拿破仑与封建列强之间爆发的战争，既维护资产阶级取得的成果，传播资产阶级思想和法国大革命的精神，同时又演变为掠夺性的战争。由“神圣同盟”扶上复辟宝座的波旁王室，只维持了十五六年，在1830年7月26日至28日的三天中，就被人民群众摧枯拉朽地推翻了。随着资本主义的上升发展，英法等国贫富两极分化的现象日益严重。19世纪40年代，各国无产阶级争取生存权利的斗争如火如荼；各民族争取自由独立的斗争日益高涨，终于发展成席卷欧洲的1848年革命运动。自此以后，欧洲其他各国先后向资本主义过渡。19世纪欧洲浪漫主义文艺思潮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产生的。

除了社会政治条件这个最基本的原因外，德国古典哲学和空想社会主义思想，也对浪漫主义文艺思潮的兴起产生了影响。当时康德、费希特、谢林、黑格尔的哲学十分流行。他们夸大主观的作用，强调天才、灵感和人的精神力量。把“自我”提到高于一切的地位。有的哲学家甚至宣扬宗教和神秘主义。德国古典哲学对于浪漫主义文学强调主观精神和个人主义的倾向产生了不小的影响。另外，圣西门、傅立叶、欧文等人的空想社会主义思想在这个时期流传甚广，他们尖锐地批判了资本主义制度，幻想消灭阶级对立。在他们看来，“社会是绝对真理、理性和正义的表现，只要一把它发现，它便能够以自身的力量去征服全世界。”空想社会主义者对未来社会的发展作了一些预测，但他们不了解人类解放的真实途径，企图通过空想的计划实现全人类的解放。空想社会主义反映了当时尚未成熟的无产阶级对现存社会制度的失望和抗议，以及建立使他们真正取得解放的理想社会的愿望。他们的理论是不成熟的，但他们的思想对浪漫主义文艺思潮产生了很大影响。

浪漫主义是在对古典主义的斗争中发展起来的。浪漫主义者反对古典主义的泥古倾向和理性教条的束缚，强调创作自由，强调情感和想象在创作中的作用。

作为一个有着共同的社会历史背景和哲学思想基础的文艺思潮，浪漫主义文学在其发展过程中形成了自己的一些特点。浪漫主义作家强烈地不满现实，对庸俗丑陋的现实极为反感，而对一切非凡的事物有强烈的兴趣。他们一般不喜欢如实地描写现实生活，而偏爱表现主观的理想。浪漫主义者反对古典主义枯燥而冰冷的“理性”，而着重抒发个人的感受和体验。他们的作品有着鲜明的感情色彩。浪漫主义作家对大自然有强烈的爱。雄伟奇异的大自然或远方异域往往是他们寄托自由理想之所在。他们笔下的那些非凡人物往往出没在大自然中间或奇异的环境里。浪漫主义作家对中世纪带有神秘色彩的历史和丰富多彩的民间传说、民歌、民谣极感兴趣。很多浪漫主义作家是民间故事传说的搜集者，更多的人对民间文学进行加工，利用民间文学的题材进行创作。对民间文学的重视反映了浪漫主义作家的民主倾向。浪漫主义者反对古典主义的因袭陈规、压制个性，而要求个性解放和绝对的创作自由，否定艺术家遵循任何规则。从这种观点出发，他们在创作中采用多种多样的体裁形式，他们经常采用的是那些具有强烈感情色彩的体裁，如抒情诗，抒情叙事诗，以神话传说为题材的戏剧和历史剧等。在表现手法上，浪漫主义作家喜欢运用华丽的词藻，作品中充满生动丰富的比喻。这种语言风格同作品中非凡的人物和环境正相适应。

由于欧洲各国政治、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以及社会状况、文化历史传统的不同，各国浪漫主义文学发展的状况也不可能完全相同。而且，各国浪漫主义文学内部的作家思想倾向和风格特点也各自不同。在这里，我想着重介绍的是19世纪法国的浪漫主义作家雨果及其代表作品。

维克多·雨果(1802-1885)是法国积极浪漫主义运动的代表。他的一生占了19世纪四分之三以上的时间。雨果生于法国东部贝桑松，他的父亲是拿破仑部下的军官，母亲信奉旧教，拥护王室。在政治上，青年时期的雨果同情保皇党，1826年开始从保皇主义转向资产阶级自由主义。在文学上，他从创作歌颂王朝和天主教的诗歌(《颂歌和杂诗》，1822)，从否认文坛上存在着古典主义同浪漫主义的分歧，到企图调解分歧(《新颂歌集》，1824)，最后则完全站到新兴浪漫主义一边。这一转变以1827年发表的剧本《克伦威尔》和《克伦威尔序言》为标志。剧本因为不符合舞台艺术的要求，未能演出。但序言却成为当时浪漫主义运动的一篇重要宣言。1829年发表《东方集》，表现出雨果对20年代希腊人民争取独立斗争的同情。诗集除了歌颂希腊独立战争的主题以外，还描写了地中海沿岸国家的风土人情，但也有些诗和所谓东方主题无关。1829年出版中篇小说《一个死囚的末日》，呼吁废除死刑，是雨果人道主义思想最早的体现。

1830年2月25日演出他的《欧那尼》。剧本叙述16世纪西班牙一个贵族出身的强盗欧那尼为父复仇、同国王抗争的故事，但是其中的反封建思想很不彻底。剧中国王卡尔洛先是一个暴君，后来又成为开明皇帝；强盗欧那尼原来和国王势不两立，当面斥责他暴虐无道，后来又和他妥协，感恩戴德。主要人物具有骑士精神，封建社会的荣誉观念在这里受到赞扬。作者一方面对封建暴君，又一方面又赞扬封建道德，歌颂开明皇帝，这种思想上的矛盾和混乱。正是这个时期雨果的资产阶级自由主义政治立场的反映。不过尽管如此，剧本所包含的反封建暴君的主题，仍然反映了1830年七月革命前夕反对复辟王朝斗争的迫切性和尖锐性，因而剧本演出受到广大观众的热烈欢迎。同时在表现形式方面，雨果一反古典主义戏剧的惯例，大量采用奇情剧的手法，如乔装、密室、毒药、宝剑等，以加强舞台效果。不论在内容上还是形式上，《欧那尼》都体现了《克伦威尔序言》中提出的艺术必须从古典主义“解放”出来这一原则。

雨果热情地迎接七月革命。他在《致年轻的法兰西》(1830)中赞扬革命的胜利，又在《赞美诗》(1831)中歌颂为革命英勇牺牲的战士。

1831年发表长篇历史小说《巴黎圣母院》。故事发生在十五世纪的巴黎。巴黎圣母院副主教克洛德·孚罗洛追逐吉卜赛卖技女子爱斯梅拉达，他的“爱”实际上是在道貌岸然的外表掩盖下的罪恶的情欲。圣母院撞钟人驼背的伽西莫多也爱慕爱斯梅拉达，他虽然外形丑陋，他的爱却是“全心全意”的，雨果把伽西莫多写成一个“忠诚”、“勇敢”、具有“自我牺牲”精神的人。雨果在这里宣扬了“爱情”和“仁慈”可以创造奇迹、改造人的精神面貌的人道主义思想，但同时也对中古教会的黑暗和罪恶进行揭露。孚罗洛一面宣扬禁欲主义，一面对爱斯梅拉达产生邪念，并因劫持未遂而加以陷害，将她置于死地。

既体现中古艺术成就、又体现中古基督教偏见的巴黎圣母院，在小说中占有重要地位；它是十五世纪巴黎的心脏，同时也是小说情节线索的集结点。书中对教堂钟声所作的淋漓尽致的描绘，具有巨大的艺术感染力。钟声使全城活跃，使遭人唾弃的撞钟人伽西莫多暂时获得了精神上的解放。

在小说中，作者还描写了巴黎无产者的武装暴动。雨果看到，这一群被封建社会唾弃的人不仅是反对法官和领主、而且是反对国王路易十一本人的一支力量。国王为法国的统一而同法官、领主作斗争，但又敌视人民群众。小说虽然充 满资产阶级人道主义思想，但较之剧本《欧那尼》，具有更为明确的反封建倾向。讽刺的锋芒不只是指向封建贵族，也指向作为封建势力的重要支柱的天主教教会。

1831年，雨果发表《秋叶集》。在这本描写家庭生活和个人心情的诗集里，作者仍然写出了像《朋友，最后一言》这样的诗篇，肯定诗歌的战斗任务，宣称要用刚毅雄健的音调代替柔和平静的歌唱。1832年演出剧本《逍遥王》，演完头一场即被禁止，因为剧本揭露了十六世纪法国国王弗朗索瓦一世及其宫廷的荒淫无耻。中篇小说《穷汉克罗德》(1834)是60年代完成的长篇社会小说《悲惨世界》的前奏，雨果在这里提出工人因贫困而犯罪的问题，幻想通过道德教育来解决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从1835到1840年，雨果出版《黄昏之歌》、《心声集》和《光与影》三部诗集，描写社会政治主题的诗仍然占有重要的地位。剧本《吕伊·布拉斯》(1838)通过历史题材，对七月王朝统治集团进行抨击。

三、四十年代雨果作品中的揭露性和抗议性不断增强，这是和七月革命后法国人民群众的革命积极性有密切联系的。但同时也不能不看到，雨果这时还是一个小资产阶级自由主义者，幻想调和各敌对阶级，寻找君主制和民主制合作的可能，这就导致他这一时期在政治上和七月王朝的妥协。他在1841年发表拥护君主立宪政体的演说，1845年被接纳为贵族院议员；同时，他作品中的某些神秘思想和悲观情绪，显然也是和他的摇摆不定的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立场分不开的。1843年《卫戍官》上演失败以后，作为一个作家，雨果沉默了将近十年。直到1848年革命后，特别是1851年拿破仑三世政变后，他的创作才又开始一个新的阶段。

可以说，法国浪漫主义思潮的推动下，雨果有幸成就了百世芳名；而因为雨果的潜心创作，浪漫主义文学也才有了更多更加辉煌瑰丽的巨著！我们不去探究究竟是时势造英雄，还是英雄造时势，我们只是要带着敬仰和欣赏的心态，去细味那些浪漫字句背后的历史与情感，就足够获得一笔不小的精神财富！

5.外国文学史19C浪漫主义诗人 篇五

华兹华斯（William Wordsworth,1770-1850），英国诗人，华兹华斯生于律师之家，1783年他的父亲去世，他和弟兄们由舅父照管，妹妹多萝西（Dorothy）则由外祖父母抚养。多萝西与他最为亲近，终身未嫁，一直与他作伴。拜伦；P179 乔治·戈登·拜伦（1788—1824），是英国19世纪初期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其代表作品有《恰尔德·哈罗德游记》、《唐璜》等。在他的诗歌里塑造了一批“拜伦式英雄”。拜伦不仅是一位伟大的诗人，还是一个为理想战斗一生的勇士；他积极而勇敢地投身革命，参加了希腊民族解放运动，并成为领导人之一。P181被逼离开英国，认识了雪莱，成为知音

拜伦式英雄P180在拜伦的《东方叙事诗》中，出现了一批侠骨柔肠的硬汉，他们有海盗、异教徒、被放逐者，这些大都是高傲、孤独、倔强的叛逆者，他们与罪恶社会势不两立，孤军奋战与命运抗争，追求自由，最后总是以失败告终。拜伦通过他们的斗争表现出对社会不妥协的反抗精神，同时反映出自己的忧郁、孤独和彷徨的苦闷。这些就是文学史上著名的“拜伦式英雄”。由于这些形象具有作者本人的思想性格特征，因此被称作“拜伦式英雄”。“拜伦式英雄”是指十九世纪英国浪漫主义诗人拜伦作品中的一类人物形象。他们高傲倔强，既不满现实，要求奋起反抗，具有叛逆的性格；但同时又显得忧郁、孤独、悲观，脱离群众，我行我素，始终找不到正确的出路。例如，抒情长诗《恰尔德·哈洛尔德游记》中贵公子哈洛尔德，《东方叙事诗》之一《海盗》(*The Corsair, 1814)中的主人公康拉德，哲理剧《曼弗雷德》中的主人公曼弗雷德，等等。这类人物的思想和性格具有矛盾性：一方面，他们热爱生活，追求幸福，有火热的激情，强烈的爱情，非凡的性格；敢于蔑视现在制度，与社会恶势力誓不两立，立志复仇，因此，他们是罪恶社会的反抗者和复仇者。另一方面，他们又傲世独立，行踪诡秘，好走极端，他们的思想基础是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在斗争中单枪匹马，远离群众，而且也没有明确的目标，因而最后以失败而告终。“拜伦式英雄”是个人与社会对立的产物，也是作者思想的特点和弱点的艺术反映。这类人物形象相继出现于拜伦笔下，这对于当时英国的封建秩序和资产阶级市侩社会进行的猛烈冲击，是具有进步意义的。但是他们的个人主义，无政府主义和悲观厌世情绪，又往往会给读者带来消极的作用。俄国的文艺批评家别林斯基和诗人普希金都曾指出“拜伦式英雄”的思想弱点及其危害性。雪莱；P168英国

---------------------俄国-------------莱蒙托夫；P171米哈依尔·尤利耶维奇·莱蒙托夫（英文译名：Lermontov，MikhailIurievich）俄国诗人。生于莫斯科一个小贵族家庭，卒于高加索。3岁丧母，在奔萨省外祖母的庄园度过童年。上中学时开始写诗。1830年考入莫斯科大学，课余写了近300首抒情诗和几首长诗，绝大多数在生前没有发表。1832年因参与反对保守派教授被迫离开大学，转入圣彼得堡近卫军骑兵士官学校，1834年毕业后到近郊骠骑兵团服役。普希金；P 亚历山大·谢尔盖耶维奇·普希金，1799年6月6日（俄历5月26日）出生于沙俄莫斯科，1837年2月10日（俄历1月29日）逝世于圣彼得堡，是俄国著名的文学家、伟大的诗人、小说家，及现代俄国文学的创始人。19世纪俄国浪漫主义文学主要代表，同时也是现实主义文学的奠基人，现代标准俄语的创始人，被誉为“俄国文学之父”、“俄国诗歌的太阳”（高尔基），“青铜骑士”。亚历山大·谢尔盖耶维奇·普希金诸体皆擅，创立了俄国民族文学和文学语言，在诗歌、小说、戏剧乃至童话等文学各个领域都给俄罗斯文学创立了典范。普希金还被高尔基誉为“一切开端的开端 ”。出生于贵族家庭，童年开始写诗，在沙皇政府专为培养贵族子弟而设立的皇村高等学校学习。学习期间受到当时进步的十二月党人及一些进步思想家的影响。后来发表的不少诗作抨击农奴制度，歌颂自由与进步。普希金的主要作品除了诗歌以外，主要还有长篇小说《上尉的女儿》，历史纪实语的创始人，中篇小说《杜布罗夫斯基》，《别尔金小说集》等。普希金在创作活动上备受沙皇政府迫害。1837年在一次布置的决斗中遇害。他的创作对俄国文学和语言的发展影响深刻。[1]--------------------德国--------

诺瓦利斯；P 诺瓦利斯(1772-1801)德国浪漫主义诗人。他的抒情诗代表作有《夜之赞歌》(1800)，《圣歌》(1799)等。他还写过长篇小说《海因里希·冯·奥弗特丁根》，书中以蓝花作为浪漫主义的憧憬的象征，非常著名。

--------------------法国--------

拉马丁；P 阿尔封斯·德·拉马丁(1790-1869)法国十九世纪第—位浪漫派抒情诗人。1811年秋漂泊意大利，在那不勒斯认识了一个叫格拉齐拉的姑娘，后来为她写了一部小说《格拉齐拉》。1816年秋，他在法国东南都温泉区疗养，认识了一位老科学家的年轻妻子，两人相恋。她次年的病故给他带来懊丧的回忆，写下了许多悲叹爱情、时光、生命消逝的诗篇，后结集为《沉思集》，1820年发表后获得上流社会的热烈欢迎而一举成名。他还著有诗集《新沉思集》、《诗与宗教和谐集》，小说《一个女仆的故事》、《圣普安的石匠》等。拉马丁长于抒情，诗歌语言朴素，节奏鲜明，但情调低沉、悲观。他认为诗是心灵的语官，是感情充溢时的自然流露。代表作《沉思集》给人以轻灵。飘逸、朦胧和凄凉的感，觉着重抒发内心深切的感受。缪塞；P 阿尔弗莱·德·缪塞(Alfred de Musset，1810—1857)法国浪漫主义作家。出身贵族。早期受雨果影响，曾加入浪漫主义文社。缪塞的诗热情洋溢，想象丰富，他比其他浪漫主义诗人更注重诗句的形式美，语言丰富多彩，形象生动，富有音乐感。他是19世纪法国浪漫主义的四大诗人之一。十四岁开始写诗，1829年出版第一本诗集《西班牙和意大利故事》。--------------------美国--------

6.新女性主义文学 篇六

内容摘要：女作家的存在和发展，为台湾文坛增添了一道道夺目的光彩。随着新女性主义文学思潮的兴起，女作家的数量越来越多，她们开始对自身以及整个社会现实进行深刻的思考，着眼点独特，因此，她们的作品也很有特色。关键词：新女性主义 觉醒 反叛 争议

台湾的新女性主义文学思潮形成于上个世纪80年代，使当代台湾文坛的多元化创作趋势更加明显，但在五六十年代时，女性文学已经有了一定程度的发展，出现了一些优秀的女作家。

台湾女性文学的发展得益于女性社会状况的变化。首先体现在女性受教育水平上，接受高等教育的女性人数大大增加。其次，台湾经济的发展为增加女性就业率，实现经济独立提供了客观条件，从而也提高了女性的社会参与率。然后就是女性阅读人口的增加，产生不同的文学消费需求。

一、台湾女性意识觉醒

1970年美国爆发了大规模妇女解放运动，对台湾妇女产生了重大影响，台湾新女性主义发展起来。

吕秀莲是台湾“新女性主义”创始人，长期提倡妇女运动、争民主自由、反抗国民党独裁统治，有台湾“新女性主义创造者与提倡者”和“党外第一才女”之称，虽然后来沦为“台独”分子，但她对台湾女性意识的觉醒有很大的贡献。著有《新女性主义》、《新女性何去何从》等。1982年，任教于淡江大学的李元贞创办《妇女新知》杂志社，基本上承继了新女性主义的理念，但不再以“新女性主义”为口号，改为“新两性关系”取向，为两性平等做出了推广和扎根的努力。台湾的女性意识逐渐从觉醒到发展为一种思潮。

二、台湾女性作家的创作

“1955年，台湾第一个妇女文学社团——台湾妇女写作协会——在台北成立，会员苏雪林、谢冰莹、潘人木、林海音、孟瑶等三十多人。该协会还创办了一份文学杂志《妇女文学》。这，标志着台湾女性文学的起步。”①

林海音可以作为50年代台湾女性作家的代表，最著名的作品就是《城南旧事》了，描写的是20世纪20年代末北京四合院里一家普通人的生活。其小说主题就是以悲天悯人的情怀，深切关注中国女性的悲剧命运。

到了七八十年代，台湾相继出现了以曾心仪、李昂、廖辉英、萧飒、朱秀娟、袁琼琼、苏伟贞、蒋晓、李元贞、杨小云等人为代表的新女性主义作家，以强烈的使命感和责任感，面对社会中男女不平等地位和由此产生的种种问题创作了相当一批以现实主义为主体的作品，来观照女性在社会转型中的种种权利和心理机制的变化，揭示了社会对女性作为“人”的权利和尊严的剥夺，产生了一定的社会影响力。其中，新生代女作家曾心仪很引人注目，首先，“表现台湾妇女的悲苦命运，是曾心仪小说描写的重要题材”②，其作品，有的以悲悯情怀描写台湾出身贫寒的女子的不幸遭遇，揭示社会阴暗角落 ；有的是以自身经验表现城市劳动妇女的苦难，反映资本主义的残酷剥削。其次，“曾心仪小说的题材还表现在，谴责外国强权势力，嘲讽崇洋媚外的社会思潮”③。代表作是短篇小说《我爱博士》和《彩凤的心愿》，前者以嘲讽笔触抨击崇洋媚外风气，后者则写的是社会底层女职员命运，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的虚伪和欺诈。曾心仪由此带来 70年代台湾新女性主义文学的第一缕曙光。李昂是80年代一位极富争议的女作家，作品题材以表现两性关系为主，她以极大的勇气和创新精神向封建传统观念和不合理的社会现实发起猛烈的攻击。其代表作《杀夫》从人性的深层角度

挖掘人物的内心世界，细腻地刻画出精神崩溃的陈林市如何从受虐者变为施暴者，双重性格的陈江水如何从人性发展到兽性，人性扭曲的阿罔官如何从“被吃”发展到“吃人”状态的全过程，而使陈林市、陈江水、阿罔官三个人物形象呈现出浮雕般的立体感。其他重要作品还有《鹿城故事》、《人世间》、《她们的眼泪》、《暗夜》等，这些作品都是以女性为中心来反映社会生活。而“袁琼琼的那篇获得1980年联合报小说奖的《自己的天空》，是80年代台湾女性文学的一个良好开端”④，讲述的是静敏在被丈夫抛弃后自立自强的故事。同时期的作家廖辉英被誉为纯粹的“女性问题作家”，深刻地揭示了妇女的命运、境遇、地位以及自我解放的多重问题，提出了女性自救的重要性。她的小说《红尘劫》、《盲点》、《今夜微雨》、《油麻菜籽》都是反映女性自救题材的作品。朱秀娟的《女强人》讲的是女性拼搏奋斗，通过事业的成功来实现自我的故事，在曲折但不离奇的情节中去展现女主角的生活和命运。

进入90年代，台湾文学的日趋多元化，台湾的女性文学有了更多的自由发展的空间。但是，由于金钱和消费中心地位的确定，生命的意义、价值的溃败和失衡使整个台湾的现代文化向享乐主义偏转，很多女作家的作品由于非常个性、另类，甚至难以为当时普遍的理念所接受，或者震动很大。其中，很重要的就是关于“拉拉”的言说，代表作品有朱天文的《荒人手记》，邱妙津的《鳄鱼手记》，杜修兰的《逆女》等，都以描写女同性恋为题材，大胆而叛逆。朱天文以《荒人手记》摘取首届《中国时报》百万小说奖桂冠。邱妙津是她们中影响很深远的一位，1969年生，1995年在年仅26岁的时候在巴黎以水果刀刺胸自杀。她有小说集《鬼的狂欢》、《寂寞的群众》、《鳄鱼手记》、《蒙马特遗书》等，《蒙马特遗书》由邱妙津自杀前写于法国的数封信件组成，书中充斥的是对自己内心的剖析，被称为“死亡美学”。曾在台湾引起很大的轰动，激起了台湾青年的深切共鸣，时至今日仍反响很大。《鳄鱼手记》以第一人称记录了女同性恋者深刻的心理困扰，尖锐地表现出时代变化与同性恋现象所面对的新的文化困境。这部小说是由两个文本组成，一个是叙事者四年大学生活的隐秘心理的逐年手记，着重倾诉了女同性恋者的悲情挣扎；另一个则是插入在每年手记里的以鳄鱼为主角的书写片段，以鳄鱼影射女同性恋者，赋予了“鳄鱼”全新的文化阐释，借助人们对鳄鱼的恐惧暗示出当时社会对同性恋者的恐惧。杜修兰的《逆女》被改编为电视剧，讲的是一个名叫丁天使的女孩叛逆故事。

三、小结

台湾新一批女性作家以现代社会知识女性群体觉醒的姿态，异军突起，自成格局。新女性文学以强烈的反叛精神，对传统文化予以揭露，对男权中心秩序进行颠覆，以直面人生的现实精神，从婚姻结构、家庭模式、爱情观念、事业前程等问题切入，写出了台湾妇女从传统女性到现代女性之间角色转换的难题，以及女性在追求自我过程中作出的巨大牺牲，以重建与再塑的积极导向，塑造出一大批充满现代精神的女性形象，以唤起女性勇于发展自我，完善自我。由于视角的差异，这些作品有着和传统的男性创作主体完全不同的内容和意蕴，甚至有着更为深刻的内涵，成为台湾文坛上一道独特而美丽的风景。

注释：①④田锐生：《台港文学主流》，河南大学出版社，第342页，第346页，1996年版

7.中国浪漫主义文学 篇七

关键词：《李双双小传》,女性主义,马克思主义,妇女解放

在二十世纪社会变革的时代背景影响下, 中国文学开始了现代化的进程, 先进思想在现代文学作品中有着鲜明的体现。其中, 女权思想是摆脱封建礼教枷锁的标志, 更是社会风气转变的典型表现。女性思想的变化在她们对待事物和处理问题的态度上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反映了新时代女性的人生观和价值观转变。争取男女平等的思想更是渗透到了她们日常言谈和行为举止中。下面将从新中国的妇女解放运动出发, 以《李双双小传》为例, 分析女权思想在中国现代文学作品中的体现。

一、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思想简述:

马克思主义的女性主义者认为, 妇女受压迫并不是个人蓄意行为的结果, 而是个人生活于其中的政治、社会和经济制度的产物。换个角度来说, 可以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经典理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来阐释, 即受父权制影响, 妇女只能留在家中料理家务, 男人负责外出劳动, 是家庭主要的经济来源。没有收入的妇女们在经济上处于劣势, 也就导致了她们在家庭中没有话语权和决定权, 处于受压迫的地位。

女权主义者应该建立一种新的劳动概念, 在重建劳动的过程中必须避免千篇一律的、几乎没有什么创造性的工作, 而是要在工作环境中发展自我的同时也改造着外部世界。

二、《李双双小传》中女性主义思想的体现:

新中国建立以来, 妇女的地位得到了空前的提高, 她们积极投身于建设社会主义新中国的伟大劳动中。《李双双小传》就是反映这一时期妇女思想意识发生转变的典型文学作品。创作当时正处于我国建设发展的大跃进时期, 人民公社化运动如火如荼地进行着, 这部作品在时代特色的渲染下鲜明地向读者传达了女性主义的思想。

作品一开始便交代了女主人公李双双的丈夫喜旺对她几个称呼, “俺家做饭的”、“俺那个屋里人”、“俺小菊她妈”, 街坊邻居则称呼李双双为“喜旺家的”、“喜旺媳妇”、“喜旺嫂子”。可以看到, 不管何种称呼, 都是依附在丈夫和孩子的名下, 李双双依然是夫权社会的一个附庸, 和中国古代封建社会对女子称呼的某某氏没有本质上的区别, 可以说双双在没有走出家庭之前是一个被符号化了的人物形象 , 完全没有李双双的个人色彩, 毫无独立性, 这便是马克思主义劳动论里所提到的“异化”——劳动者与自身的疏离, 是完全没有自我的表现。妇女们所体验的不是自己的意愿, 妇女们劳动的成果和妇女本身都不属于自己, 而是属于男人, 这个在男权主义家庭中的掌权者。

从作品中李双双自己写的第一张大字报的内容“家务事, 真心焦, 有干劲, 股不了!整天围着锅台转, 跃进计划咋实现?只要能把食堂办, 敢和男人来挑战。”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者用来描述妇女工作本质的一句话——“女人的活儿永远干不完”。家务活儿干不完也就没有多余经历参与社会劳动——当时的公社化生产, 所以李双双在大字报上大声疾呼, 要求从繁杂的家务活儿中解脱独立出来, 勇于同男性进行劳动上的竞争。这种要求男女平等, 和男人们一样参与公共劳动的想法在后来双双和喜旺的几次争吵对话中同样被双双强烈地表达出来——“人家都在大跃进哩, 我就不能走出这个家?”、“外边大跃进干红了天, 我还能叫这个家缠我一辈子?”。父权制的标准就是需要女人待在家里, 但不需要男人也如此, 所以男人比女人能更自由的在家庭之外工作。在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中提到, 妇女解放的两个前提之一就是女性重新进入公共产业。社会主义派女权主义者通常把妇女和无产阶级对比, 她们认为妇女应该放弃为男性这个统治群体的利益服务的“被男性认同”的思想意识。

作品中还有这样一个桥段 :“……合作化以后, 实行男女同工同酬, 双双虽然做活少, 可也有人家一份。喜旺这时候办个什么事, 也得和双双商量商量……”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学者哈特曼的文章曾指出, 工资差异是造成妇女屈从地位的主要因素之一。妇女的工作通常不是按照个人意愿进行自由选择的结果, 而是受到社会性别分工限制的。工资又是家庭的核心经济基础, 也是妇女在经济上长期依附男人的根源所在。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者把妇女的经济利益和独立性放在首位, 正如双双在处理公社食堂的事务和与家人邻居之间的关系时所变现出来的独立自主, 大公无私和正直负责也是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者集中关注的妇女作为工人的经验和她们在家庭中位置的交叉作用。

正如学者卡罗尔·埃尔利希所说, 对妇女而言, 要获得这样的认识——那就是作为女人, 她们受到压迫, 但她们并不低人一等, 而父权制社会的需求也不都是合情合理的。

参考文献

[1]罗斯玛丽·帕特南·童 (美) .《女性主义思潮导论》[M].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2年10月第一版.

[2]约瑟芬·多诺万 (美) .《女权主义的知识分子传统》[M].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3年1月第一版.

8.简析浪漫主义文学的影响 篇八

关键词:浪漫主义文学 影响 摧毁 颠覆 丰富

文学作品是社会发展在思想领域中的反映,浪漫主义文学十八世纪末发源于德国,十九世纪三十年代发展到顶峰,以英法两国成就最高。浪漫主义文学是西方近代文学两大主流体系之一,对整个西方文学产生了深远影响,但人民版教材只是对浪漫主义文学的背景和成就进行了阐述,对其影响却没有提及,针对此方面的问题,本文仅就浪漫主义文学的影响进行简要分析,以此进一步加深对教材内容的理解和掌握。

从纵向上看,浪漫主义文学在创作中采用夸张的手法,富于幻想,具有传奇色彩,强调抒发个人的感受和体验,强调创作的绝对自由,彻底摧毁了统治欧洲文坛几千年的古典主义的清规戒律,是西方文学在近代历史上的又一次“文艺复兴”。二十世纪的现代主义文学的诸流派,都可以看作是浪漫主义文学蜕变、演进的结果。

从社会历史背景看,人类历史上没有任何一个文学思潮和风云变幻的社会变革如此密切的结合。当时,处于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过渡时期的欧洲,掀起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和民族解放运动的高潮,启蒙思想家描绘的理想社会的图景在资本主义现实面前破灭。反映在思想文化领域便产生了浪漫主义文学。因此,浪漫主义文学是近代历史上人们对科学理性、物质主义带来的异化现象的一次彻底的检视和清算。浪漫主義颠覆了西方资本主义旧的价值理性,以强烈的反叛精神构建了一个新的文化模式。

此外,许多浪漫主义者重视对民歌、童话等民间文学的整理和搜集,在很大程度上保存并发扬了西方文学的民间传统。在德国和英国,浪漫主义就是从搜集民间文学开始的。浪漫主义者广泛从民间传说、神话、童话中撷取题材,极大地丰富了文学的表现手法,在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也为现代主义文学题材的繁荣奠定了基础。

由此,对于浪漫主义文学,我们不仅要知道它产生的背景和成就,还应了解其在西方文学史上产生的深远影响,这样,才能对浪漫主义文学加深理解,形成完整的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