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六十年教育历程及反思

新中国六十年教育历程及反思（精选7篇）

1.新中国六十年教育历程及反思 篇一

人民的选择 历史的结论

——新中国六十年光辉历程启示之一 何振华

再有不到一个月，我们将迎来新中国成立60年。

这些日子，人们用不同的方式，向这不同寻常的60年致敬。媒体的专栏有纪念文章，学者的笔下有总结思考。亿万群众也以自己的感悟，回忆曾以不同年龄和身份参与的这段历史。该怎样认识这60年？

人生总会有几个节点来标识生命的阶段和质量，国家也一样。

1840年，1949年，2009年。将新中国60年的历程，放在这样的历史坐标中，或许能更清晰地判断，我们从什么样的位置出发，又走到了什么样的地方。

这三个节点，涵盖了五千年中华由“天朝上国”变为“劣等民族”的迷茫和愤慨，凝聚了一个古老国度从“东亚病夫”到“少年中国”的奋进和努力，标注着社会主义新中国从“站起来”到“强起来”的飞跃和巨变。它们串起了中国跌宕起伏的近现代史，呈现了中国波澜壮阔的三个世纪，在大悲大喜、晦暗光明中，直观地证明了一个真理——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有了共产党，中国的面貌就焕然一新。

任何一个政党，任何一种社会力量，能否在民族的历史进程中占据应有的地位、发挥应有的作用，归根结底，要看它能否遵循人民的意志，顺应历史的潮流，解决自己民族所面临的最紧迫、最根本的问题。自1840年起，中华民族面临两大历史性任务：救亡图存、强国富民。中国共产党正是在这两次“大考”中，被历史和人民推向了时代的潮头。

“强邻环列，虎视鹰瞵。蚕食鲸吞，已效尤于接踵；瓜分豆剖，实堪虑于目前。”这是孙中山写下的悲怆文字。鸦片战争后百余年间，民族危机日益深重，救国救民路在何方？许多政治力量都曾在中国的政治舞台上倾力表演，但最终都成为匆匆过客。是中国共产党，带领亿万人民浴血奋战，驱散黑暗。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实现了几代中国人梦寐以求的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

历史和人民将我们党推上了执政位置。各民主党派当时向中国共产党发出的 一份贺电，足以代表全国人民的心声：“四万万人挣脱数千年封建专制的枷锁，洗刷一百年帝国主义欺凌的耻辱，这是一件无比痛快的大事„„假如中国人民没有中国共产党，就不知道黑暗的日子何时才能终了。”

以1949年为起点，中华民族的发展进入了新纪元。这个新纪元不仅把一个贫困交加、四分五裂的旧中国,变成了一个团结统一、前途光明的新中国，还把一个积贫积弱、一穷二白的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变成一个初步繁荣昌盛、充满生机活力的社会主义国家。

“我从来没有预见到中国将成为世界上发展和增长最快的经济体„„没有想到中国会成为当前稳定全球经济的主要力量”。这是美国前总统吉米·卡特的感喟。60年执政，中国共产党带领亿万人民，推动中国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历史性转变，创造了举世瞩目的“中国奇迹”。这短暂的60年，如此深刻地改变了中国人民、中华民族的命运，改变了全球发展的格局和世界历史的走向。

救亡图存，强国富民。把新中国这60年，放在百年中国现代化历程上，放在民族复兴的背景下，我们就会看到“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不是自封的，是人民的选择，历史的必然”；就会发现“人民总是从历史活动的实践和比较中，不断寻找能够带领自己前进的领路人”，而所谓政治伦理，最重要的便是始终有决心代表人民的根本利益，始终有能力解决我们民族所面临的时代课题。

也正因如此，小平同志语重心长地告诫我们：“中国由共产党领导，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由共产党领导，这个原则是不能动摇的；动摇了中国就要倒退到分裂和混乱，就不可能实现现代化。”

“给中国共产党执政打一个高分”，这是新中国成立60年之际外国友人的评价。而对亿万中国人民来说，60年历史的一个重要结论是：共产党的领导，是实现国家发展、民族团结、经济繁荣、社会进步的根本保证。原载于《人民日报》2009年9月2日01版。鲜明的特色 独创的优势

——新中国六十年光辉历程启示之二

何振华

这些年，世界瞩目中国的经济发展成就，也关注中国的政治发展模式。提出“软实力”概念的著名学者约瑟夫·奈这样评价：“中国的经济增长不仅使发展中国家获益巨大，中国的特殊发展模式包括特殊的民主方式也被一些发达国家称为可效仿的榜样，更重要的是将来，中国倡导的民主价值观、社会发展模式和对外政策，会进一步在世界公众中产生共鸣和影响力。”

对于中国来说，“中国模式”的这种影响力固然让人自豪，而它取得的进步更令人欣慰。经济与政治总是相互作用，如果没有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进步相伴随、相适应，中国经济建设就很难取得今天这样的成就。

60年间，这种进步在人民群众的感受中更为真切。从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基层群众自治制度等民主形式的坚持和完善，到政府决策民主的稳步推进，都在社会生活中产生着广泛深刻的影响。而越来越多的普通公民通过各种合法途径参与公共决策与公共管理，表达诉求、维护权益、实行监督，则成为改革开放以来的一个显著变化。在今天的许多领域，投票制度、选举制度、听证制度、政务公开制度、信息公开制度„„民主的实现途径不断增多，制度化的渠道不断拓展，公民有序政治参与不

断扩大，参与热情也不断提高。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围绕扩大人民民主，保障人民当家作主，我国不断推进和深化政治体制改革，坚定不移地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正是在这种实践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的内涵不断丰富，民主的价值和意义不断发展，人民群众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不断得到实现。

作为政治文明发展的一种标志，法治成为中国人民的殷切向往和不懈追求。而在法治精神的弘扬中，在科学立法、民主立法的坚持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基本形成，依法行政全面推进，司法为民深入实施，人民民主权利的法治保障水平不断提高。更重要的是，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正成为全社会的共识，自觉 学法守法用法的社会氛围日益形成。这充分表明，依法治国的基本方略，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宏伟目标，在全社会的共同实践中正一步一步化为现实。

“目前中国正在进行当代最伟大的社会实践„„中国定将实现一种特殊的民主，这种民主将考虑到这个大国的社会、文化和经济特点。这种亚洲‘社会主义民主’所涉及的是史无前例地继续思考，不是抽象的复制西方资产阶级民主。”德国《新德意报》一篇文章这样说。有学者也感慨：“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功，恰恰是没有采用西方民主模式才取得的。”

作为现代政治的核心理念，民主在各国民众的不同探索实践中变得十分丰富。有多少种民主实践，就有多少种民主形式。无论是独具特色的中国民主模式，还是西方的民主模式，包括“三权分立”、多党制等等，都只是民主的不同形式。民主是历史的、具体的、相对的，民主的发展是有条件的。一个国家选择什么样的政治制度，必须与其基本国情相适应，与国家发展阶段相适合。如果不适合，再好的模式照搬过来也会“水土不服”。许多国家的历史告诉我们，发展民主只能走自己的道路。那种脱离本国实际，脱离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要求，盲目照搬别国模式，搞西方多党制和“三权分立”，不但实现不了发展民主的愿望，反而会给人民利益和经济社会发展造成损失甚至灾难。

新中国成立60年来，中国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展现出旺盛的生命力，原因就在于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这合乎中国国情，顺应人民意愿，切合时代潮流。作为一个现代化进程中的发展中大国，尽管中国民主政治还有不健全、不完善的地方，但中国人民深深懂得，只要坚持走自己的路，在汲取人类优秀政治文明成果的基础上，始终推进社会主义政治制度自我完善，我们就一定能够不断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原载于《人民日报》2009年9月4日01版。不变的军魂 光荣的传统

——新中国六十年光辉历程启示之三 何振华

回顾新中国60年光辉历程，人们不会忘记人民解放军为国家为人民做出的历史性贡献。

一部人民解放军的历史，就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与人民群众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的历史。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是人民军队建军治军的根本原则。紧紧地和中国人民站在一起，全心全意地为中国人民服务，是人民军队的唯一的宗旨。在80多年的顽强奋斗中，人民解放军培育形成了听党指挥、服务人民、英勇善战的优良传统。

在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各个历史时期，人民解放军始终高举党的旗帜，肩负人民的重托，把人民的利益作为自己的最高利益，从而赢得了党和人民的高度信赖和赞誉。正因为有了党的绝对领导和人民群众的大力支持，人民解放军才始终保持了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形成了强大的凝聚力和战斗力，由小到大，由弱变强，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

我们党是中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忠实代表，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人民解放军是人民的子弟兵，是共和国的坚强柱石。因而，军队坚决听从党的指挥，是维护和实现国家和人民利益的根本保证。我们的军队是党的军队、人民的军队、社会主义国家的军队。“党的军队”强调的是人民解放军的军魂，“人民的军队”表明的是人民解放军的本质特征，“社会主义国家的军队”反映的是人民解放军在我们国家的地位作用，三者是高度统一、完全一致的，共同构成了人民解放军性质的完整表述。党的绝对领导是人民解放军建设发展的最高政治原则，是人民解放军的建军之魂、立军之本，力量所在。

“九八抗洪”，惊涛骇浪中，人民子弟兵顽强拼搏；汶川地震，山崩地裂中，人民子弟兵舍生忘死；应对涉及国家主权安全的重大事件中，人民子弟兵浴血奋战„„在攸关国家和人民利益的关键时刻，我们党一声号令，人民军队一往无前。人民解放军建军80多年来，无论是战争年代冲锋陷阵在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战场，还是和平时期无私奉献在大漠戈壁、海岛边关，人民解放军都筑起了保家 卫国的钢铁长城。时代在变，环境在变，但人民军队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永远不变，听党指挥的军魂永远不变。

新中国成立60年来，尽管遇到了种种风浪考验，但我国的现代化事业不断走向繁荣昌盛，社会主义中国在国际风云变幻中始终巍然屹立，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我们有一支党绝对领导下的忠于祖国和人民的英雄军队。在以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和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领导下，人民军队全面加强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建设，大力培育当代革命军人核心价值观，忠实履行党和人民赋予的神圣使命，为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事业提供了坚强可靠的安全保障。人民军队始终置于党的绝对领导之下，这是我们宝贵的政治优势和光荣传统。

世界上没有放之四海皆准的发展道路和发展模式，同样没有放之四海皆准的政党政治模式，也没有所谓“普世”的军队发展模式。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根本原则，是我们党经过艰辛探索得出的真理性认识，是由中国特色的政治制度决定的。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才能永葆人民军队性质、本色，才能确保国家长治久安、人民幸福安康。这是新中国60年光辉历程给予我们的一大宝贵历史经验。

原载于《人民日报》2009年9月7日01版。

2.新中国六十年教育历程及反思 篇二

沧桑岁月，弹指挥间。不经意间，共和国走过六十年光辉历程。60年来，在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下，在全国各族人民共同努力下，中国正在一步步走向富强。特别是改革开放30年以来，国民经济迅猛发展，人民生活水平日益提高，人们在见证了60年中华大地沧桑巨变国富民强的历史变迁的同时，也见证了崆峒区经济社会澎勃发展的今天，“衣、食、住、行”这些与老百姓生活息息相关的基本需求的发展演变。

记忆中的过去，老百姓的“衣”是色彩沉重的土布衫、老棉袄，岁月是在“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中捱过的。现在，老百姓春夏秋冬四季衣衫件件新，不仅如此，还要讲究穿起来是否舒服，是否有气质，是否显派头。于是，裘皮、真丝、纯棉、彩棉、羽绒等诸多面料，哪样舒服穿哪样；职业装、休闲装、运动装、礼服等各类款式的衣服，装点了人们多姿多彩的生活；“杉杉”、“李宁”、“花花公子”、“金利来”、“阿迪达斯”“耐克”等等各种国内外知名品牌成为人们富足的好标签。

记忆中的过去，老百姓“食”的是洋芋、咸菜就棒子面等粗茶淡饭，只有逢年过节兴许才能吃上一些肉，一年四季的饭桌上永远是洋芋、萝卜、咸菜老三样，现在，老百姓的菜篮子越来越丰富：猪牛羊肉、鸡鸭鹅以及各类海鲜应有尽有，天天像过年。此外，人们也越来越注重饮食的营养搭配，科学饮食的观念越来越深入人心。如今，老百姓比以前吃的少了，可是食谱却越来越精致和科学了。早餐不再是十几年“一贯制”的黄面馍+咸菜，如今，牛奶、面包、鸡蛋成了主角。餐桌上主食、精粮地位下降，蔬菜、水果、杂粮受宠，从量到质的变化，是营养摄取比例的上升，是老右姓生活水平日益提高的具体表现。

记忆中的过去，老百姓的“住”是靠几代人积攒建成的瓦屋或单位分给的一两间公房，一家三代十几口人住在一起，拥挤不堪。现在，老百姓住上了三房一厅、四房两厅的套房或有天有地的小楼房。不仅如此，越来越多的市民更注重居住环境，绿化指数以及房屋的建筑风格、装修风格。许多家庭甚至拥有多套房子，多出的房子向外出租，日子过得非常滋润。

记忆中的过去，老百姓“行”大多数是靠脚走路，小部分家境较好的人家有辆自行车则是非常令人羡慕的事。今天，天平、西平铁路、平定、西长风高速公路建设即将通车、省道218线和304过境段改造，平凉前支线机场全面建设中……国家对道路交通基础设施的不断加大投入，使我市道路交通越来越顺畅。出门“打的”已成家常便饭，城乡公交一体化车辆遍布城市大街小巷和农村各乡镇、集市，农民群众享受到与“城里人”相同的的出行方式。长途客车高档、舒适、安全，快捷，很好的满足了老百姓的出行需求。越来越多的轻便机动车、摩托车也进入到寻常百姓家，尤其是近一两年来，越来越多的市民开始开上了自己的私家车，驾校里学汽车办驾照的学员逐年增多。尽管目前购汽车的家庭比例还不是很大，但汽车在我市家庭中的拥有量正呈上升趋势，普通老百姓的出行方式正在消然间发生变动，以步代行的年代已永远成为历史尘封的记忆。

时光在一天天、一年年中悄悄滑过，不经意间崆峒人的衣食住行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只要稍加回忆，每位崆峒人都能深刻感受到改革开放给人们生活带来的巨大变化。如今，崆峒人的家庭消费已由过去单一的“温饱”型转为向“小康”型迈进。平凉的消费观念随着社会的发展，时代的进步，国家的富强，人民生活水平的日益提高也有了很大的改变。以“衣”为例，过去人们喜欢穿“的确良”、涤纶等化学纤维材料做的、耐穿的衣服。现在人们更注重服装的舒适程度，喜欢用棉花、麻、蚕丝等天然纤维做的衣服，认为这种料子既环保又舒服；以“食”来说，过去只求果腹，现在不仅讲究吃山珍海味，还讲究纯天然和绿色无污染；拿“住”来说，过去没有钱是绝对不敢起房子的，更不会去借钱起房，通常是铆足劲攒钱，“三代积攒一代住”，而现在，钱不够便向银行贷款或是采取分期付款的形式，再没有过去那种怕负债的沉重心理。如今在崆峒，二十来岁的年轻人拥有自己的三居室住房已是司空见惯。适中的房价加上住房消费贷款，很多月收入在1500元左右的年轻人都购置了一套房；拿“行”来说，过去如果能拥有一辆“凤凰”或“永久”牌自行车便已经很满足了，而现在，老百姓虽有了摩托车、电单车，可是还是想办法赚钱或者贷款买一辆小汽午，真正实现“小康”。

作为一名崆峒交通人，回顾建国以来，尤其是改革开放30年来崆峒区道路运输事业发展走过的一段段不平凡的发展历程，可谓是千折百回、道路艰辛，诚然是我国社会不断进步发展的结果，是全区交通人艰苦奋斗，努力拼搏的结果。

崆峒区位于甘肃省东部，属典型的内陆欠发达地区，境内铁路密度小，水路通航河流少，航空能力更无从淡起，道路运输是占主导地位的运输方式，全市90%以上的客货运输量由公路运输完成。新中国成立时，崆峒境内只有汽车10余辆；1959年，成立了第一家专业运输企业—平凉市汽车运输队；城市公共交通事业，至1989年先后开辟了2条城区公共交通线和11条远郊公共营运路线，营运公共车44辆、营运单程140万公里，年客运量380万人次。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在“改革、开放、搞活”的方针指导下，道路运输业出现了国家、集体、个人多种经济成分、多种经营形式并存的局面。曾经出行对于许多人来说并不是一件愉快的事，买票难，乘车难，运输难。以前从平凉去趟兰州得二天二夜才到，现在仅仅需要4至5个小时，如今旅客运输不再仅仅以客运班车为主，形成了旅游、包车、出租客运为辅的多层次道路旅客运输网络，农村客运得到了大力发展，运输枢纽实现客运“零换乘”，客运网络覆盖面不断提高，“人便于行”的奋斗目标得到充分体现;以前外地运来的瓜果蔬菜及其它农付产品由于运输时间过长导致部分腐烂价格偏高无人问津，现在由于交通甚而设施的不断完善，运输的逐年一时半会换代，使得货物运输时间大大缩短，保证了各种农村产品个个光鲜价低质优，如今货运车辆正逐步向专业化、集约化、规模化方向发展，货物运输以提供安全、优质、快捷、方便的运输为前提保障，发展干线快速货运服务，物流运输和专业化运输，实现长短途一体化运输“无缝衔接”的发展目标；通过改革开放30年来全市道路运输行业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立足道路运输国民经济基础产业和服务行业属性，按照“路运并举、和谐交通”，“运用现代化科技改造传统运输产业”的目标要求，抢抓机遇、改革创新、锐意进取，使我区道路运输经济保持了又好又快发展的良好势头，道路运输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巨大变化，至2008年，辖区共有运输企业22户，其中：客运企业3户、货运企业19户、维修企业221户、运输服务业27户。拥有各类客货运车辆3058辆，其中客车111辆，货车2947辆分别是1978年的6倍和134倍，年客运量152万人，旅客周转量10798.89万人公里,年货运量798.58万吨,货物周转量56766万吨公里，分别比1978年增长了3倍、83倍、473倍、223倍。60年来道路运输生产能力的持续增长，运输条件的不断改善，运输规模的显著提高，交通运输已成为拉动经济发展的主要产业，为社会提供了广阔的就业市场，提升了道路运输对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保障能力。

见微可以知著，以小可以喻大，我区人民衣食住行的变化像一块平面镜，真实而生动地反映出新中国成立60年尤其是改革开放30年来，我区经济、科技、文化、交通、卫生等各方面建设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人民的生活水平得到了空前的提高，尤其是道路运输经济的稳步增长，对国民经济的贡献率进一步提高，道路运输生产能力持续增强，运输网络不断完善，基础设施的明显改善，道路运输企业竞争实力的逐步增强，道路运输管理部门依法行政的水平不断提高，道路运输市场秩序的日益规范，这一切，是我们崆峒交通人眼里看到、亲历亲为、切身体会到的新中国成立60年取得的伟大成就。

3.六十年中国乡村治理逻辑的嬗变 篇三

刘涛

乡村治理是整个国家治理体系的一部分，建国六十年来，乡村治理一直服从于现代国家建设的需要，无论是国家工业化还是城市化都在不断提取农村资源，正是源于农村的这种“无私”，使得中国的整个现代性体系得以建构成功。

乡村治理是整个国家治理体系的一部分，建国六十年来，乡村治理一直服从于现代国家建设的需要，无论是国家工业化还是城市化都在不断提取农村资源，正是源于农村的这种“无私”，使得中国的整个现代性体系得以建构成功。当时农村的这种牺牲，也使城乡二元结构得以形成，由此造成的农村落后、城乡差异的现实成为制约中国整体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因此，进入二十一世纪以来，国家实行了积极的农村发展计划，甚至取消了“皇粮国税”，以推进农村的发展，乡村治理的逻辑发生了转变。这一方面说明乡村与整个国家治理的关系密切；另一方面国家的战略目标发生转移，实现农村社会的转型成为中国崛起的重要环节。

一、乡村治理中“政社合一”的国家主导模式

新中国成立以后，农村实行了“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人民公社权力体系，国家通过各种手段占据了大部分社会领域。[1]随着合作化、集体化运动，国家与乡村社会的关系发生了巨大变化，国家在制度上进一步巩固了对乡村社会的强力整合与控制。这一时期村庄的组织基本上是由国家“嵌入”的，农民直接处于国家政权的严密控制之中，这种控制表现出较强的政治“全能主义”倾向，这一政治全能主义使得乡村的社会生活军事化、经济生活行政化、精神生活一统化，国家的政权建设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可以说，人民公社制度完成了政治的一体化，将中国乡村社会的广大民众纳入到无所不包的政治体系之中，国家增强了对农民的动员和控制能力。有些研究者认为，国家对乡村的强力控制造成了干群分化与权力过度集中。公社组织是按照工业组织的科层制和国家组织的统一性加以治理的，在自上而下的科层制和全国高度统一的领导体制下，农民的自主性和乡村发展的多样化受到抑制 [2]。但是它的历史意义在于，“彻底推翻乡村的旧秩序，使中国借以完成20世纪的历史任务：‘重组基层’使上层和下层、中央和地方整合在一起，使中央政府获得巨大组织和动员能力以及政令统一通行等诸多好处。弱化了村民对家族和地方的认同，集中了公共物品进行建设，保证了农村建设的物质供给等”[3]。这两种评价从不同层面反映了人民公社制度的特性。

从一个长时段来审视，人民公社的治理模式有其特定的意义。社会主义中国成立后，不仅国家的经济基础特别薄弱，而且面临严峻的国际形势，内忧外患使得国家需要加快发展。而发展首先需要把农民组织起来，集中资源以服务于国家建设大局。1953年11月，国家决定实行粮食统购统销，政务院第194次政务会通过了《关于实行粮食的计划收购和计划供应的命令》，把分散的小农经济纳入到国家计划轨道，以促农民走上互助合作的社会主义道路。统购统销切断了私营工商企业与农村的联系，加速了二元结构的形成。但是他起到的积极意义是应该充分肯定的，因为它保证了整个国家工业化起步时所必须的粮油供应，这对于市场、物价和全国人民生活的稳定都是功不可没的。同时改善了农业发展的困境，农业化合作之初的调查也显示，拥护合作化的农民占到90%以上，因为农民认识到，走合作化的社会主义道路是中国农业的根本出路，也是中国农民的根本出路。农业的合作化摘掉了农民几千年的小农帽子，使得农村成为一个团体社会。实现了国家与小农社会的对接，这样不仅使得农村资源得以最大限度地使用，而且使国家权力更为快速地进入到乡村社会，政治、经济与社会很快结为一体，这个时期的“政社合一”的治理模式成为必要选择。

现代国家与乡村社会的快速一体化使得人民公社全能治理模式的形成成为必然，国家面对如此庞大的小农群体，单纯依靠农民的自发性显然难以组织起来，必须进行制度完善，1958年8月29日颁布的《中共中央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首条即指出“人民公社是形势发展的必然趋势”。几年之后，公社制度迅速在全国推广开来，公社的规模与建制不断扩大，有的公社达上万人，为了强化管理，形成了“队为基础，三级所有”的管理模式，这样乡村的治理模式基本定位。这种治理模式不仅是政治的管治，也伴随着意识色彩的教育与革命文化的传播，尤其是乡村文化建设非常丰富，在物质缺乏的年代，经常性的文娱活动调动了大家的生产热情，“尊老爱幼、邻里互助”等优秀文化观念的教导，使得村庄共同体得以长期维系。邓子恢在评价这一时期的乡村建设时说：农民在土改后，由于牲口农具不足，或者劳劳动力不足，要求互助，你帮我，我帮你，解决牲口、农具、劳动力不足，要求互助。这些问题很快就解决了，他们不仅要求农业互助，还要求搞副业互助，要求劳动分工，土地合营，合作就是必然的，农民增收、增产就可能。”[4]如果从一个时间断点来看，人民公社制度确实存在一些弊端，尤其是到后期限制农民的创造性，民主化不足使得制度逐渐僵化。但是放宽历史的视野，笔者认为，人民公社为国家战略目标的实现做出巨大贡献，也是特殊情况下的合理选择。首先，国家要立足于世界，必须发展工业，而当时内忧外患，工业化的资源只能依靠从农村提取。这就涉及如何快速实现从分散小农那里获取资源的问题。而人民公社制度则解决了国家与分散小农交易的难题，因而，人民公社制度具有合理性，某种意义上讲是中国现代化战略选择及当时国际国内处境下的必然结果。其次，对于农村发展来说，中国在人民公社时期较好地完成了对乡村社会的制度化渗透，国家的组织动员非常强。通过将生产队建立于自然村基础上及通过工分制度来降低管理成本；通过意识形态教育来提高农民的认同和调动农民的内在积极性，使得人民公社发挥了内在效率，在为国家工业化作贡献的同时，也发展了农村生产，提高了农民素质。第三，共产党人在革命和建设中成功地把农民组织、动员起来，使老百姓与共产党分享了大致相同的文化和理念，成功地塑造了农民的民族主义和国家主义观念，共产党人在更加激烈地破坏旧的文化网络和伦理观念的同时，成功地营造了新的文化网络和伦理体系 [5]，人民公社为农民提供了生活和生产的意义系统，从而使农民可以从生产和生活中获得意义感，这在某种意义来说才是中国国家政权建设得以完善的关键所在。

这个时期的乡村治理明显是服从于现代国家建设的需要，从一定意义上来说乡村治理体现的是一种国家治理，国家主导着乡村社会的发展。而且由于建国初期的特殊国情决定这个时期很难实现民主化、公共化的乡村治理，从国家现代化的战略选择来说，这个时期最重要的是把民众组织和动员起来，有效地从农村持续提取足够多的资源，这是历史的要求也是历史的选择。

二、从“国家治理”到“乡政村治”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已经建立了完整的国民经济体系，农村经济占国民经济的比重越来越小，国家越来越不依赖于从农村抽取资源来进行现代化建设。随着家庭承包经营为主的农村土地改革的实施，农民从国家性的地方政治经济共同体中迅速回归到家庭组织中，这个转变使得农民一夜之间又似乎回归到传统，国家政治也回归到乡村现实中。但是这个时期的传统文化权力网络已不复存在，国家的抽身也使得农民公共公共品供给、农民组织生产等方面出现了大量问题。

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后，我国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率先起步，推动农村政治体制改革发生巨大变化。1983年10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实行政社分开建立乡政府的通知》，正式宣告人民公社开始解体，从此确立起“乡政村治”体制模式。同时，1987年11月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3次会议又通过了《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试行）》，并于1988年6月1日开始试行，于是在全国农村基层普遍地建立了村民委员会。从而用“乡政村治”的新的政治模式代替了人民公社“公社、大队、生产队”三级管理的模式，“乡政村治”的治理架构最终确立。具体而言，“乡政”指的是乡一级政权（包括镇政权），是国家依法设在农村最基层一级的政权组织；“村治”指的是村民委员会，是农村基层的群众性自治组织。乡镇政权和村民委员会的结合，形成了当前有中国特色的农村基层的一种新的政治格局或政治模式，这种治理模式并不是由国家主导，乡与村是一种指导与被指导的关系。在村民自治的实行初期，农民的热情较高，在整个八十年代农村经济有了很大的发展，农民收入有了相当的提高，农民负担不重，乡村干部也为了获取民心而轻徭薄赋，无为而治，乡村治理状况

较为平稳，农村社会一片祥和景象。国家以经济上的分田到户、政治上的村民自治等，力图给予农民充分的自主权，以激励农民的积极性、创造性，实现乡村的自主性发展。

随着乡村治理的深入，国家在具体的治理过程中需要和分散的小农打交道，以支持现代国家建设，要实现这个目标，由于国家权力退出乡村后需要依靠基层行政力量来主导。于是国家在乡村治理实践中实行政治承包制和压力型体制，以数字化的考核机制来动员基层政府的积极性，同时以此来监督地方政府，但是这一策略在乡村治理过程中成为基层政权单纯制造政绩的动力，治理模式的弊端不断暴露，正如有学者所观察到的：乡镇政府权力自我扩张和利益自我膨胀使乡镇政府步入“既非纯国家的，又非纯社会的”状态 [6]，导致新一轮“国家政权内卷化”和“经纪体制”的复活 [7]。从乡村社会权力制衡角度看，“乡政村治”模式是无能为力的，乡镇政府由于控制了“乡政”的主导性权力，而对村庄的自主性也起到了强大的牵制力，村庄在体制上受制于乡镇，因此，大量的资源被乡镇提取，服务于基层政权建设，并不断向上层层传递。农民的负担也因为乡村的这种治理政治及农业税的存在而不断加重。农业税的加重使得政府征收难度加大，必须进行机构扩张，而这种扩充又需要更多的资源来维持，于是陷入了机构膨胀的“帕金斯”怪圈之中。在这个过程中出现了基层政权“赢利性经济”的复归，同时由于权力的集中使得乡村干部的腐败越来越严重，干群关系日益紧张，乡村的治理性危机不断暴露，并日渐烘托为严重的政治性问题。20世纪末，因社会转型而加剧的“三农”问题突出，乡村治理遭遇新的挑战。以农民负担为中心的“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的“三农”问题成为乡村治理的时代困境 [8]。

其实在人民公社解体后，国家治理方式的变革使农民的生产积极性被调动起来，国家希望结束对小农高成本的治理模式，通过家庭联产承包、村民自治等政策达到村民自我治理、自我发展的目标，这不仅可以减少治理成本，同时国家还可以不断从农村提取资源，可谓一举两得。但是在现代国家政权建设没有完成之前，一方面国家缺少对基层政权的监控能力，另一方面国家缺乏与小农进行交易的低成本的制度化手段，乡村利益共同体很快便得以形成。国家的制度建设在丛林状的底层政治面前趋于失效，国家政治的合法性受到极大挑战。由此，国家为了斩断造成治理混乱的主线，自2003年开始，在全国农村实行税费改革，并最终在2006年取消农业税，以此来增强自身的合法性，并彻底解决乡村社会中不断出现的治理性危机。应该说国家这一举措是现代国家政权建设中的必须步骤，也是当时形势所迫的

必须之举。而这一治理的技术性变革虽然暂时改变了乡村社会的治理性危机，却因缺乏一定的社会基础变化的协同，在农村社会的后续发展中又出现了很多伴生性问题。三、六十年乡村治理逻辑的嬗变

无论是对中国传统乡村社会还是对当前农村的研究，学界研究的共识是在乡村社会中存在着基层政治与国家政治两套治理逻辑，而从整体上来理解六十年乡村治理逻辑的变迁，可以说是服务于现代国家建设的过程，一定程度上牺牲乡村的治理去服务于现代国家的构建。而在这个宏大目标下，六十年乡村治理逻辑在现代化事业实现过程中发生了较大变化。

乡村治理技术的变化是最为明显的，人民公社政社合一的治理模式是国家治理的体现，鉴于国家成立之初内外之困境，唯一的出路就是整合广袤的农村资源，并抽取用于现代国家急需的发展。而实现这一目标必须有效地把农民组织起来，人民公社就是最为有效的制度选择，从组织、文化等多个层面把农民动员起来服务于这一目标。到1970年代末期由于人民公社制度权力的过于集中和本身的僵化，使得其维持的支付成本越来越高，国家不得不寻求新的治理模式。同时现代国民经济体系已经基本建立起来，国家不再需要大规模地提取农村资源，但是暂时还没有能力反哺农村，因此二十世纪80年代国家开始放权于基层政府，希望村在乡镇政权的指导下，通过各种行政性的任务指标推动落后于城市的乡村现代化建设，于是呈现出暂时的“国退民进”的表象。在村一级让农民自己组织起来，实行村民自治，运用法律赋予他们的权利，与乡村的各种赢利型经纪进行合法抗争，抑制乡镇权力的过度膨胀，村庄能够实现自主发展的目标。同时国家通过村民自治这种形式，改善农民与国家的关系，提升国家在广大乡村民众中的权威以及国家对乡村社会有效整合的能力。但是国退并没有实现民进，乡镇一级权利迅速增大，为了解决乡镇财政开支，乱收费、乱摊派现象严重，农民负担不断加重。到1990年代，寻找民主进程的村民自治的论证逻辑失效，农村的各种潜在危机不断涌现，因此中央在2006年宣布取消农业税，从治理技术上进一步以增强国家合法性与农民认同感的方式实现乡村治理的稳定。

同时国家治理技术在变革的背后是国家战略目标的改变，前三十年国家以农村来支撑工业化为主导的现代国民经济体系，而改革开放后三十年的发展也得益于农村三十年的积累与贡献。改革开放后，国家就逐渐放松对农村资源的提取，并逐渐尝试探寻农村走向现代化的路径。因为农村无论在人口还是土地面积上都占据了主导，而没有农村的发展中国的现代化也很难完全实现，如何实现农村的快速发展就成为新时代的任务。面对农村出现的各种问题，国家不断尝试用现代化的治理技术去解决，希望引导农村走出传统，走到现代国家发展轨道上。尤其是在村民自治、一事一议等民主发展进路趋于失效时，国家开始主动去支持农村发展。于是2006年取消了引发各种治理危机的农业税并实行粮食直补，使乡村社会又再次恢复平静，同时它标志着我国的现代化建设进入了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新阶段。

反思六十年乡村治理的基本逻辑，并未发生根本性的改变，而是继承与完善的过程，并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首先，基层治理体系自身的完善，有效的维系着基层社会的基本秩序，保证了国家的稳定与发展。其次，乡村治理是国家治理的一部分，并一直服务于现代国家建设的目标，由此各个时期的治理模式都有其合理的位置。

四、遗留的问题与当前乡村治理的现实

取消农业税后，国家开始全面支持农村的发展，无论是政府还是非政府组织都给予农村高度的关注，国家不仅不再向农民收取税费，反而大规模向农村提供转移支付，而且国家为了防止惠农资金的截流，开始实行资金直补到户，通过以资源直接对接农户来获取农民的认同，获得一种间接治理的目标。这使得农民对国家、对中央充满了信任与感激，国家合法性在一种感恩的环境中得以增强，看似正在走向一种现代性的国家治理模式，但是对于基层治理问题仍然很多。

对于基层政权来说，由于农业税的取消以及随之而来的机构改革使得治理资源极为缺乏，很难再有能力和分散的小农打交道。尤其是取消农业税后，基层政府与农民的亲密接触越来越少，利益渠道的消失使得他们感觉没有必要去做出力不讨好的事情，他们因此也逐渐远离农民的生产和生活。这样乡村治理表面看来一团和气，但是却处于一种“无治理的状态”，而一些研究者也称之为“选择性治理”，就是以农村基层政府为本位，对那些于己有利的事就去管、去做，对那些于己不利或者吃力不讨好的事就尽量不去管、不去做，有选择性地展开行政作为 [9]。这样无论基层的正式治理还是非正式治理都非常微弱，使得农村基本的公共服务极为缺乏。

因为基层政府的选择性治理使得村民选举越来越成为村庄的事情，而代表农民权利与利益表达机制的村民自治的实践变得越来越困难，由于不再收取农业税，很多缺少集体资源的村庄没有人愿意参与干部竞选，而集体资源富足的村庄选举则因为灰色势力的介入而变得异常激烈。这个时期农民的个体意识仍然没有改变，农民的分散性使得村民自治难以达成共识，由于干部不再关心村民的生产与生活，很多村民也不再主动与村干部打交道，村民也不再关心村庄选举，官民关系日渐淡薄。加上农民的流动性增强，大部分乡村精英都流出了村庄，因此村庄内部处于“零治理”状态。虽然缺乏治理，但是由于农民关系的淡化很多人不再愿意招惹麻烦，村民之间的冲突也因为接触的减少而降低，庄村暂时并不会出现较大问题。但是这对于越来越原子化、陌生化的村民并不是好事，因为农民越来越难以合作，农村发展必须依靠集中资源，而组织农民的力量已经不复存在。而直补到户的政策虽然可以强化国家的认同感，但是却不能用来解决农村发展的基本设施建设，长期来看就如很多基层官员所说，因为资金分散并不利于农村发展。而对于国家来说，由于农村发展缓慢，而治理技术的变革虽然可以暂时缓解治理性危机的出现，但是新的危机又会出现，比如因为孝道衰落、金钱崇拜而导致的“伦理性危机”、选举的混乱有可能带来的“政治合法性困境”等等 [10]，这样看来随着潜在问题的增多，国家与农民的关系也会日渐疏远。

4.新中国六十年教育历程及反思 篇四

2013年09月10日 08:29 来源：中国财富 作者：郭现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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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苗，是现代医学对抗传染病的利器，中国每年接种的疫苗达10亿剂次，对于公共卫生与个体健康而言都意义重大。然而，迄今为止世界上尚无绝对安全的疫苗，疾控中心所公布的百万分之一的不良反应率在统计学上或许微不足道，但对于每一个受害家庭而言却是百分之百的灾难。

近年来，疫苗生产流通管理体制中存在的弊病加深了公众的焦虑，疫苗不良反应的鉴定、赔偿与救助机制的封闭滞后，也常成为矛盾积聚的根源。即使按照中国疾控中心主任王宇公布的疫苗不良反应概率是百万分之一到二，那也意味着每年要有超过1000个孩子患上各种疫苗后遗症，留下终身残疾。

最大的疫苗消费国的“中国国情” 2010年两会期间，中国疾控中心主任王宇的发言像一枚重磅炸弹震惊了很多人。“部分国产疫苗质量不达标，监管部门缺少对这些疫苗大规模上市后的系统评价。有些疫苗质量在大规模人群使用中完全达不到质量标准，与进口疫苗相比，质量档次差很多。”

2010年的5月，河南郑州的焦素芳发现孩子陈逸卓在学校里打了一针甲流疫苗，有点不对劲。“一开始只是发现孩子脸胖了，我们都还打趣他。后来他一直说累，放学回了家就想躺着”，焦素芳很快就发现那不是胖，是浮肿，最终被诊断为狼疮性肾炎。

在河南一家省级媒体当记者的焦素芳一筹莫展，13岁的陈逸卓病情恶化很快，当年11月22日，刚刚度过13个生日之后的第五天，陈逸卓离开了这个世界。

陈逸卓打疫苗的前两个月，不到两岁的方赞鸿在广州的一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打了疫苗，“打什么疫苗都没注意过”，3月17日凌晨，孩子突然开始呕吐，全身无力，这仅仅只是开始。方赞鸿住进了ICU，一个星期后又发现他下肢乏力，老是摔倒，又发现脑部两块“基底节区异常信号”。

一个月后，方赞鸿的病情稳定了。但方武伟夫妇再也听不到孩子喊爸爸妈妈，这个原来活泼的小朋友再也无法站立了。

三年来，本刊记者探访了50多个疫苗不良反应的家庭，目睹了一个个家庭的“祸从天降”。焦素芳至今没有找疾控中心，不知道有什么用。方武伟夫妇想不通孩子遭遇了什么，广州卫生局说“与疫苗接种无关”，“那与什么有关，你总得告诉我吧，我的孩子就这么白白毁了么？”而江苏盐城的尤志华失去了17岁的费晶铭后，发现生产女儿所注射的疫苗的生产商—江苏延申生物制品股份有限公司因为生产假疫苗被勒令停产整顿，“生产假疫苗的厂家是如何通过审验而进入政府采购的？还有多少个家庭像我一样失去了孩子？”

这些家庭最难以接受的是，他们希望用过疫苗远离病痛，却莫名其妙地遭遇灾难—疫苗为什么会“有毒”，疫苗体系出了什么问题？在近几年国内频频见诸报端的疫苗事件背后，是公众对疫苗安全日益加深的忧虑。

落后的疫苗技术

目前，中国有近40家疫苗生产企业，能生产预防27种疾病的46种疫苗，是全球最大的疫苗消费国，开发的品种大多为单价疫苗、减毒活疫苗等传统疫苗品种，而国外上市的疫苗多以联苗、灭活等新型疫苗为主。国产疫苗在产能和关键技术上与国际先进水平相比仍有巨大的差距。

一些专家将疫苗不良反应的原因与中国现实状况联系起来，比如使用落后技术，质量存在问题。据山西省疾控中心信息管理科前科长陈涛安介绍，国内的一类疫苗市场基本被六大生物制品研究所和北京天坛生物所属的中国生物技术集团公司垄断。这些研究所原本都是政府直属的研究机构，1987年市场化以后成为国有企业，但还是有很强的官方色彩。

每年的招投标就是这六大研究所和卫生部、疾控中心的领导坐下来开个会，定下价格，按订单生产。其目的就是实现统一价格，分片而治，避免在内部出现价格和质量的竞争，所以根本谈不上优胜劣汰。他告诉记者，“所谓疫苗质量是指疫苗的安全性和稳定性，而我们的很多疫苗还在使用西方国家已经淘汰了很多年的技术。”

2010年两会期间，中国疾控中心主任王宇的发言，也从官方层面部分印证了这一论断：“部分国产疫苗质量不达标，监管部门缺少对这些疫苗大规模上市后的系统评价。有些疫苗质量在大规模人群使用中完全达不到质量标准，与进口疫苗相比，质量档次差很多。”这番话在当时如一枚重磅炸弹震惊了很多人。

一年之后在云南调研时，王宇又有了另一番表态：“目前疫苗的新技术是存在的，而且在国际上也有运用，但是由于中国没有推动新技术应用的政策和体系，中国的疫苗生产技术更新很慢，甚至没有更新，一直沿用30年前的生产技术”。

作为主管疾病防控与疫苗管理的权威部门的领导，王宇的论断基本反映了中国疫苗生产行业的现状。

北京大学医学部免疫学系副主任王月丹的看法更悲观：“王宇说得还是客气的，可能远不止三十年，很多疫苗还在使用六十年代的技术”，说到疫苗技术的更新，王月丹举例：“一类疫苗中我们很多还是减毒活疫苗，比如脊灰、卡介、麻疹、乙脑等，国外十几年前就已经全面改成了灭活疫苗。灭活疫苗也不是没有缺点，但是起码在安全性上好太多了。尤其是脊髓灰质炎疫苗(糖丸)，如果能有所改进，哪怕仅仅把第一剂改为灭活疫苗，或者最起码把用了几十年的毒株重新优化一下，减低它的毒性，每年就可以减少很多悲剧的发生”。

疫苗“黑洞”

能不能使用灭活疫苗？阻碍在哪里？

王月丹告诉记者，在多联疫苗技术上，还面临很多难题。但是就单一疫苗而言，把一类疫苗里所有种类的减毒疫苗都改成灭活疫苗，在技术上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但最大的阻碍来自于成本，“一类疫苗里，政府采购价有的只有1.8元，改成灭活疫苗意味着几十倍的成本增长。”

对此，陈涛安有不同意见：“政府采购定价低只是一个方面，提高了价格质量也未必上得来，一类疫苗实际上是垄断经营，没有竞争。要换成灭活疫苗就需要更新生产线，淘汰落后产能，但是现在生产出来的疫苗供不应求，厂家怎么会有改变的动力？二类疫苗市场也只是部分放开。虽然国外公司占了近50%的市场份额，但是加了很高的关税以及各种管理和物流的成本，价格高得吓人，实际消费的人群很小，很难对一类疫苗市场形成冲击。”

良莠不齐的二类疫苗市场，质量就更加难以保证。中国生物技术集团公司占据了整个疫苗市场60%以上的份额，并基本把控了一类疫苗市场。其余的三十多家疫苗厂家只能去抢剩下的不足40%的份额。2005年6月1日起施行的国务院《疫苗流通和预防接种管理条例》规定：县级疾病预防控制机构可以向接种单位供应二类疫苗。因此，县级疾控中心就成了厂家各显神通的激烈战场。

这一本来是为了减少流通环节、降低成本和消费者负担的措施，在缺乏监管的县市级疾控机构那里，却演变成腐败的黑洞，“都需要公关的。到最后一般都是谁也不得罪，多少都采购一点，皆大欢喜”，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厂方代表说。这几年接连曝出的2004年江苏宿迁假疫苗案，2009年大连金港安迪的疫苗违法添加事件，2010年江苏延申疫苗造假事件，以及2012年山东破获的涉及全国的非法疫苗案都反映出二类疫苗市场的混乱，但问题从来没有得到真正的解决。

冷链运输保存环节的隐患 据陈涛安介绍，疫苗出问题最主要就是两个环节：生产环节的疫苗质量和流通环节的冷链保存，如果说疫苗质量是短时期内很难改变的，那冷链系统的隐患则纯属“人祸”。

在国际上，对疫苗的运输和保持都有一套严格到苛刻的标准。我国疫苗在流通环节中最少要经过八个节点，现状是：“设备基本具备，但监管有问题，基本要靠从业人员的责任心。冷链的八个环节里前面做得还好，关键是根节点容易出问题，尤其是到了偏远的县乡一级，根本得不到保障。”

而记者的采访案例中确实也有多个反映乡村诊所及乡村医生缺乏必要的冷藏冷冻设备，“就摊在桌子上，来一个孩子打一个”。

虽然“山西高温疫苗事件”曝光以后，整个疾控系统做出了一些改变，但陈涛安还是无法乐观起来：“当时卫生部官员都出来表态说短暂的高温暴露不会影响到疫苗的安全性和品质，这不是拿生命当儿戏么？”

警钟长鸣，悲剧却不断发生，作为个体的孩子和家庭成为所有风险的最终承担者。“这是种没法选择也没法逃避的风险。你可以选择进口奶粉，但是，疫苗你必须要打，否则你的孩子连学都上不了”，多年来一直在呼吁国人关注疫苗安全和对疫苗伤害立法的受害家长余同安说。

“我不相信他们给我公正的结论”

每一个家庭在承受着孩子伤残之苦的同时，还面临着给孩子做鉴定的各种困境，“偶合”、“排除”、“不能排除”、“无法确定与疫苗无关”等等似是而非的鉴定结论都使维权之路充满艰辛。

“2007年在卫生部门前，有5个河南来的接访官员整天在卫生部门前溜达，后来就和我们攀谈起来，熟了以后就开始诉苦。我对他们说：你们根本不知道什么是真正的苦，我一个大男人数一二三眼泪就下来了„„后来更熟悉互相的故事以后我对他们说，看到真正的苦了吗？他们说知道了，我说不，你们根本看不到我的心里在流血！”

这是福建的糖丸受害者家长吴霖写在糖丸受害者QQ群里的一段话。他的孩子1995年5月发病，走了漫长的鉴定维权之路，一直到2008年八部委文件出台，吴霖才在两年之后拿到98万的赔偿，历时15年。

而这几乎是所有疫苗不良反应疑似病例里的普遍现象，每一个家庭在承受着孩子伤残之苦的同时，还面临着给孩子做鉴定的各种困境，“偶合”、“排除”、“不能排除”、“无法确定与疫苗无关”等等似是而非的鉴定结论都使维权之路充满艰辛。偶不偶合，只看良心？

“偶合”是在这一类鉴定报告中出现最多的字眼。中国疾控中心免疫规划中心主任医师刘大卫曾专门对此进行解释：“偶合症是指有一些基础性疾病，接种的时候正好赶上了，或者是患有某种感染性疾病，正好要发病，处于潜伏期，打疫苗的时候正好赶上了。所以偶合症和疫苗没有联系。”一旦被鉴定成偶合，就只能自认倒霉，自己承担责任。而“不排除”，已算是有力证词了。

北京大学医学部免疫学系副主任王月丹说：“写不写偶合，很多时候是良心判定。从科学角度而言，没有绝对的事，如果专家内心不想认定，就有一万条理由说它与疫苗无关，所谓不排除，其实就是肯定了。”

而即使被鉴定为疫苗异常反应，受害者的维权之路也很难，卫生部官方网站曾宣称：异常反应是疫苗本身固有特性引起的，不可避免；它既不是疫苗质量问题造成，也不是实施差错造成，各方均无过错。因此对受种者予以一定经济补偿，不是赔偿。

比鉴定结论争议更大的是鉴定机制的设计。2008年12月1日起，《预防接种异常反应鉴定办法》实施，办法明确规定：如遇疑似异常反应，应由疾病预防控制机构组织专家进行调查诊断；有争议时，可向市级医学会申请进行预防接种异常反应鉴定；再有争议，可向省级医学会申请鉴定。“两级医学会的组成专家所供职的各大医院，不正是卫生局和卫生厅的下属单位吗？”疫苗受害家长余同安在《鉴定办法》出台的当年就提出质疑，他在第一次拿到“偶合”的鉴定结论后，放弃了去找医学会做鉴定，“我不相信他们能给我公正的结论”。

2010年3月，卫生部又专门下文强调：任何医疗机构和个人不能对预防接种异常反应做出调查诊断结论。山东济宁的张武昌2010年带着吃糖丸导致残疾的孩子进京看病，问专家结论，专家愣了五分钟没说话，最后一把掀了桌子，“我不能写啊！”

疾病预防控制机构本身承担了大量的预防接种工作，由他们来牵头成立专家组，无异于让其既做“运动员”，又做“裁判员”。成立独立的第三方调查机构当然是完美的设想，但却不现实。“比较现实的是异地鉴定，相对公平些”，这个问题在陈涛安心里盘桓了很久，“应该建立一个全国性的网上专家库，由疑似病例的家庭来随机抽取。既然疫苗异常反应是小概率事件，人数不多嘛，交通食宿的费用在财政上完全可以负担得起。而且现在科技这么发达，就算各地专家们没时间也可以异地视频会议鉴定嘛，看看病历就基本上清楚了。既然老百姓生命安全与政府机构发生争议，国家理应担起这个责任

“大闹大解决，小闹小解决，不闹不解决”的怪圈

疫苗受害者家庭要拿到对自己有利的鉴定尚且如此困难，要拿到赔偿更是难上加难。现有法律法规或语焉不详或有失公平，政府和个人都难称满意。如何让疫苗不良反应受害者走出“大闹大解决，小闹小解决，不闹不解决”的怪圈，成为目前亟待解决的问题。

国务院在2005年6月1日颁布了《疫苗流通和预防接种管理条例》，其中第四十六条规定：因预防接种异常反应造成受种者死亡、严重残疾或者器官组织损伤的，应当给予一次性补偿。因接种第一类疫苗引起预防接种异常反应需要对受种者予以补偿的，补偿费用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财政部门在预防接种工作经费中安排。因接种第二类疫苗引起预防接种异常反应需要对受种者予以补偿的，补偿费用由相关的疫苗生产企业承担。

预防接种异常反应具体补偿办法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制定。“这个说法很宽泛，最后一句也很要命。如果地方政府没有制定相应的补偿办法，你就没有索赔依据。山西疫苗不良反应受害者尚彩玲在打了三年官司之后不得不与厂家以10万元和解就是个典型案例，因为山西一直没出台补偿办法，只能‘和解’。”

除山西等不多的几个省份外，近几年各省、直辖市还是根据各自情况相继出台了预防接种异常反应的补偿办法，虽然都存在补偿数额过低的争议，但还是让疫苗受害家庭在维权索赔上的境况有了一定的改善。而八部委文件的出台也使得糖丸病例家庭在鉴定和赔偿上的境况都有了质的改变。历时15年才拿到赔偿的家长吴霖说：“八部委文件的实际作用在于，给地方政府一个模糊的赔偿依据，也给维权家长一个维权的依据。”

亟待立法，完善救助补偿机制

但陈涛安就认为不应夸大这些文件的作用。“那只是个文件，是个指导性的条例，根本的解决办法还是要靠立法”。这一点作为当事人的吴霖也承认，“当初八部委文件一直在福建省省厅压着没有下发，是我复印了拿给地方政府看的。糖丸出事和其他疫苗还不太一样，这个异常反应具有不可排除性，中国早在1994年起就再未在本土发现脊髓灰质炎野病毒，2000年世界卫生组织正式宣布中国消灭了脊髓灰质炎。但是现在孩子患上了脊髓灰质炎，作为唯一的病毒源，只能是疫苗异常反应。但是即便有了八部委文件这个尚方宝剑，很多地方政府依然不认，比如山东菏泽”。

张子骞就是来自菏泽市东明县的糖丸异常反应疑似病例，刚刚九个月大，现在下肢残疾。“疾控中心给的鉴定是什么迟缓性麻痹。别的地方赔偿多少不说，我们这里连承认都不承认。后来我自己在网上联络到菏泽的5个同样的家庭，鉴定结果都差不多”，张子骞的妈妈无奈地说。

作为15年维权的当事人，吴霖现在已经久病成医了：“迟缓性麻痹是个广义说法，是14种病的统称，其中也包括儿麻，指的是一种现象，而不是特指某种病。儿麻与其他13种迟缓性麻痹在医学上非常容易鉴别。这是疾控中心的一种借口。”

除此之外，“已经出台的这些文件里面还有个很大的漏洞，那就是赔偿都是针对伤残以后的，而实际上，更急需的是刚刚发病时的救治”，陈涛安说：“如果立了法，有法可依，大家就都知道该怎么做了。比如规定打疫苗几天之内出现异常反应的，先救治再鉴定”。

山东临沂甲流疫苗疑似病例家长李宝向在一份给政府的手写陈情书中就曾对此发出痛彻肺腑的感叹：“那一针疫苗就像一枚核弹落到了我们家，毁了我们的孩子，也毁了我们的家„„迄今为止没有一个国家能保证疫苗百分之百地安全，那么接种后出现不良反应的，应该有有效的救助机制来跟进，保证及时救治，而不是在判定责任、追究责任上拖延，耽误最佳的治疗时间”。他的孩子在发病后送到北京治疗，不久后因为没钱而不得不中断治疗，造成终身残疾。

很多人并不清楚，预防接种的伤害实际上是个人在为疫苗的巨大社会效益埋单。比如脊髓灰质炎疫苗（糖丸）—在脊髓灰质炎在世界上基本消失的时候，个体基本没有感染该病毒的风险，但是如果人人都拒绝接种，则脊髓灰质炎又可能会传播开来。因此，根据谁受益谁担责的原则，对公共人群的免疫伤害进行国家赔偿是政府应尽的责任。这一点，美国的经验可供借鉴。1988年10月，《美国国家疫苗伤害补偿计划》获得通过，传统的侵权行为赔偿需要首先通过诉讼划清责任，该计划则为针对疫苗伤害索赔特定的“无过错责任”体系，由政府部门负责实施。法案实施12年间，全美有1500多人得到11亿多美元的基金救济。

至于赔偿的资金来源，疫苗受害家长余同安提出了自己朴素的设想：“国家每年要发出10亿剂的疫苗，只要财政对每一剂疫苗拿出一块钱补贴，成立一个基金，每年就有10亿元，用于赔偿那些出现异常反应的家庭就绰绰有余了。这一切都需要在法律的框架下运行。我们这一路走得太艰难了，希望不要再有人重复我们的悲剧。”

5.浅谈中国共产党九十年光辉历程 篇五

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利益。中国共产党从诞生之日起就代表了无产阶级的利益，代表人民的利益。

回顾中国共产党的发展历程：1921年，毛泽东等12人代表各地的共产主义小组在上海举行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共产党诞生。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人民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过程中，经历了北伐战争、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和全国解放战争四个历史阶段。北伐战争时期，共产国际和共产党人帮助孙中山认识到联合革命力量的重要性，进入了以革命的武装进行北伐的新时期，而这次战争中途夭折的教训，使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深刻认识到建立无产阶级军队，开展武装斗争的极端重要性，从而开始走上创建中国工农红军，进行土地革命，以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崭新革命道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我党开展打土豪、分田地、废除封建剥削和债务，使农民获得土地。依靠贫农、雇农，联合中农，限制富农，保护中小工商业者，消灭地主阶级，变封建半封建的土地所有制为农民的土地所有制。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合作共同抗击侵略者，赢得了抗战胜利。1945年，国民党发动内战，中国共产党经过三年解放战争，于1949年推翻了国民党政府。

建国之初，中国政府成功地在占全国农业人口总数90%以上的地区完成了土地改革。1953年至1957年实施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取得巨大成就，建立起一批国家工业化所必需而过去没有的基础工业。从1957年到1966年，是中国开展大规模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主要工业产品的产量都有几倍乃至十几倍的增长；农业基本建设和技术改造大规模展开。1966年5月至1976年10月是“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国家和人民遭受了建国以来最严重的挫折和损失。1976年10月，江青反革命集团被粉碎，“文化大革命”结束，中国进入新的历史时期。

改革开放30多年以来，保证了和平稳定，建立起全面的物质生产体系，经济建设取得显著成就：中国已经由初级工业经济转变为高级工业经济，中国经济规模和经济总量也不断扩大；国际地位不断提高；快速经济增长使中国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不断上升。改革开放释放出巨大的生产力，政府主导、大力投资和不断强化的工业经济使中国经济增长一直高于世界经济增长水平，社会经济取得全面进步。中国人民的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已经进入一个与世界同步的时代。

中国共产党从一成立，就坚定地把马克思列宁主义作为党的指导思想和行动指南，努力把马列主义运用于中国实际，有力地推动了中国革命的发展。正如毛泽东所说：“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一经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就使中国革命的面目为之一新。”但是，当时的中国共产党毕竟还处在幼年时期，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践还没有完整的、统一的了解，对中国的历史状况和社会状况、中国革命的特点和规律都还懂得不多，还不善于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同中国革命的实践相结合。因此，党内不可避免地接连出现了“左”的和右的错误，使中国革命走过了曲折的道路。

中国革命的实践证明，那些动辄引经据典、自诩为“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的教条主义者们，曾使中国革命几乎陷于绝境，而恰恰是在中国革命实践中产生的“山沟里的马列主义”为中国革命闯出了一条唯一正确的胜利之路。

在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前提下，紧密结合形势的新变化、实践的新发展和人们的新需求，不断开拓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的新境界。认真学习和深刻掌握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观点,方法，深入学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使马克思主义成为推动社会主义事业胜利前进的强大思想武器，不断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向前发展。坚持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武装全党、指导实践，不断开创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

把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作为首要任务，不断增强马克思主义的生机和活力，巩固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把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武装全党、指导实践作为长期任务，深刻理解其科学内涵、精神实质，在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过程中把马克思主义坚持下去、发展起来。把开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学习教育作为重要任务，努力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成为广大党员干部的心灵共鸣、思想共识、情感共振、价值共求、信仰共守。

6.新中国六十年教育历程及反思 篇六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90年来，中国共产党在领导革命、建设和改革过程中，取得了举世公认的辉煌成就，积累了无比宝贵的历史经验和启示。这些经验与启示，对于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领导人民团结奋斗，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发展道路启示：坚定不移走自己的路

过去的90年，是党领导和依靠人民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道路上实现社会巨变并取得辉煌成就的90年。在90年的奋斗历程中，党团结带领人民攻坚克难，经受住了各种困难和风险的考验，探索出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90年党的历史昭示我们：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坚定不移走适合中国国情的发展道路，无论过去、现在还是将来，都是根本的立足点和出发点。坚持中国的事情按照中国的情况办、依靠中国人民自己的力量办，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就会越走越宽广。执政经验启示：坚持创新不动摇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迅速医治战争创伤，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坚持制度创新，创立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等一系列政治制度。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党把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现改革开放，解放思想，成功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进入21世纪后，中国共产党又带领着中国人民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境界，进一步加快了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对此，我们可以看到，创新社会管理至关重要，只有开拓群众表达利益诉求和政治民主诉求的多样渠道，健全党和政府主导的维护群众权益机制，让群众有话敢说、有话能说、有话愿说，才能消解潜在的社会矛盾。

群众路线启示：永远同人民在一起

90年奋斗历程，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人民群众是历史创造者的观点，始终掌握和运用服务群众、依靠群众、动员群众这一根本法宝。当前，改革依然处于攻坚阶段，社会矛盾依然处于凸显期，巩固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成果，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重要的是坚持以人为本、执政为民，时刻关注民生问题，与人民群众一道克服前进道路上的困难和风险，始终坚持为人民服务的宗旨，重视制度建设，把以人为本、执政为民的理念化为一种稳定的制度功能，用制度来解决错综复杂的社会问题，这也是中国共产党在民生建设中形成的一条基本经验。自身建设启示：守望共产党人的精神家园

中国共产党90年的历史，是加强和改进自身建设，始终保持和不断发展先进性的历史。党的建设随时代的发展而发展，从把党建设成为领导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坚强核心的目标，到不断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提高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的

能力，锻造出领导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坚强力量。世界上一些国家的共产党先后改旗易帜，一些长期执政的老党、大党陆续丧失执政地位，而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却不断巩固，根本原因是党始终按照时代要求和人民期盼不断加强和改进自身建设，不断提高执政能力，始终保持和发展了自身的先进性。考察90年历史，党的作风是党的宗旨和先进性的重要体现。党风建设关系到党的生死存亡，经常整顿党的作风在，并在各级领导干部中树立起正确的世界观、权力观和事业观，防止党员干部在权力、金钱、美色面前栽跟头、吃败仗，甚至堕落为腐败分子。

纵观党的90年艰辛而又卓越的历史，站在90年的历史节点上，身为中国未来的我们，更应守望好这片精神家园。这一精神家园，有共产主义理想，有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有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赤子情怀，有薪火相传的革命传统。

7.新中国六十年教育历程及反思 篇七

而由于近日身体原因，常常去医院的我便特意关注了这些年来我国医疗卫生水平的发展。

尤记建国初期，我国由于长期的战争，社会的各个方面均停滞在那一世小说网 http://落后阶段，百业待兴，医疗水平也不例外，医药的不足，医疗设备的落后以及医护人员的匮乏等都成为了急需解决的难题。当时，一场泛滥的血吸虫病就导致全国大概1160万人患病，其中晚期病例约60万，而毛主席更是在消灭血吸虫病的过程中写下些了著名诗篇《送瘟神》。现如今，该病在我国早已基本灭绝～～

回顾六十年风雨历程，我们党和政府在医疗卫生方面不断探索、完善，曾有过四次大的举措：

1：规范了对牙齿、口腔的防护。记得姥姥曾经给我讲，建国初期那会儿，大人小孩得口腔病、牙齿病的特多，于是国家就提出了漱口刷牙的要求。这一预防举措确实给大家带来了快乐和健康。得口腔、牙齿病的人也大大减少了。

妈妈说，过去大家对口腔牙齿的要求是不痛不疼就行，黄牙、黑牙、暴牙更是习以为常，甚至有很多人牙疼就吃去痛片，从不去医院。而现在随着医疗水平的飞速发展，医疗保障服务的普及，大家对牙的要求早已不再停留在那个阶段，不光人要漂亮，牙也要漂亮，去黄牙、去黑牙、带牙套矫正牙型的人数不胜数。

2：针对我国大多数人属于缺碘人群的实际情况，1978年国务院出台了食盐加碘的预防举措。这么多年来，我国人民因缺碘而致病的人数大幅度下降，足见效果之明显、政府决策之英明。现如今市面上早己见不到无碘盐的身影。

3：1979年，我国营养学会提出每人每天喝一杯牛奶的举措，以补钙强身健体，现在我国各个人群的平均身高都比六十年前有了显著的提高，当然这除了医疗卫生服务的到位，也离不开营养的齐全。

4：我国制定政策，为新生婴儿免费接种12种疫苗。接种疫苗是预防和控制传染病最经济、最有效的方法之一。国家这一政策的出台，从个人来讲，减少了接种疫苗的花费，而且避免了无知导致的无及时接种疫苗。从整个国家来讲，免费提供的疫苗接种，降低了这些疾病的发生率，而且国家每年因治愈这些疾病的花销也大大减少。是真正科学的、以人为本的政策。

六十年里，我国不仅完善并出台了多项医疗方面的政策、法规，还积极扶持医疗科研技术的发展。现在我国的医疗技术已不容小觑，多项位居世界前列的医疗技术、一流的医疗器械、多个医疗创新发明等等……都彰显着我国雄厚的医疗实力。

六十年风雨，六十年拼搏……相信我们伟大的祖国将会越来越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