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历史思想汇报

2024-09-06

党的历史思想汇报（精选8篇）

1.党的历史思想汇报篇一

敬爱的党组织：

电影《建党伟业》所叙述的故事自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拉开的辛亥革命开始，至1921年6、7月间中国***正式成立时止，固然这短短的十年时间里在历史的长河里或许只不过是一瞬间的工夫，然而这十年又是极其不平凡的的十年，在这十年里，许很多多影响中国历史发展走向的著名事件都发生在这十年，比如：辛亥革命、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战争、巴黎和会、五四运动、中国***成立，等等，让人眼花缭乱，琳琅满目，真正称得上是“风雷激荡”、“剧变迭起”。最让我感到血脉贲张、激动莫名的电影桥段是：中国在巴黎和会上全面失败，日本全面接收德国在中国山东的利益，消息传来，举国震动，全国各地的莘莘学子终究把满腔爱国热情迸发出来，他们以无所畏惧的姿态走上街头，高呼着“爱国无罪”、“革命万岁”等口号示威、***，继而火烧章宅、痛殴卖***;青年学子的惓惓爱国心震动激扬、感昭日月，不但在视觉上冲击着我，更在在心灵上感动着我，那些豪情燃烧的岁月就这样以其独特的魅力永久定格在我的脑脑海当中，凝固在浩浩的历史长河当中了。一路曲折一路歌，从当年建党之初的五十多名党员到今天具有将近八千万党员，中国***走过了九十年的风雨历程。

这九十年是不平凡的九十年，是可歌可泣的九十年，是劳苦功高的九十年，作为一位中国***员，我为中国***所取得的成绩感到非常的自豪与自豪!观看《建党伟业》，重温中国***建党那段峥嵘岁月，感受革命先辈崇高的信仰，和他们为了自己的崇高信仰而执着地去努力奋斗，使我再一次深深地被他们的革命精神所感动，自己的理念信念也得到了洗礼，思想境地也得到了进一步的提升。忆往昔峥嵘岁月，百年史浸满多少屈辱的泪水，数十年抗争又流尽了多少中华儿女热血满腔。九十一年前，一艘嘉兴市南湖上的红船从拂晓中驶来，中国革命放射出第一缕绚丽的曙光。

从此，中国革命有了正确的航向。党以七月的名义，呼唤八月的南昌风暴，呼唤秋天的井冈星火，呼唤长矛、大刀和红缨枪。九十一年风雨兼程，说不尽的曲折沧桑;九十一年风云剧变，道不完的伟业辉煌!忘不了，太行山下抗日的烽火，忘不了，微山湖畔的凯歌嘹亮。在无数先烈们用鲜血染红的党旗上，翻卷着的是**旧社会、**日本帝国主义的怒涛，流淌着的是为保卫祖国而澎湃的血浪。九十一年，是党带领我们斩关夺隘，历尽风险夺取成功;九十一年，是党带领我们艰苦奋斗，建设家园，奔向小康。没有***就没有新中国!***给中国带来的是91年的和平发展环境，是中华民族五千年历史上从所未有的教育推广和文化普及，是一个属于中国自己的产业文明时代。而这一切，都起源于91年前，起源于1921年的那个7月，起源于那些已在中国历史上留下不可磨灭的足迹的人们。90多年来，中国***自始至终都代表着中国大多数人的愿景和诉求。

从1921年到1949年，乃至有超过370万**党员为了国家和民族的独立自由献出了自己的生命。所以，作为当代的大学生，作为一位预备党员，我们更应当铭记那段峥嵘岁月，牢记我们的党史，时刻怀抱理想，努力地成为一位优秀的***员，为中国的现代化建设而奋斗，努力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这一切的一切都是先辈们用鲜血换来的成果，忆往昔峥嵘岁月，展未来任重道远，我们要以时代为己任，把自己的一切都献给国家，要把实现本身的人生寻求同党的事业、国家的富强紧密联系在一起，沿着正确的方向不断前进，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胸怀祖国，扎实工作，与时俱进，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贡献出我们的全部才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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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XXX年XX月XX日

2.党的历史思想汇报篇二

一、官办学堂

实际上儒家思想的传播以及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和当时的政治环境有关。春秋时期社会纷争较多, 社会政治比较动荡, 孔子回顾周朝覆灭反思, 总结了周礼治国理念, 并且也有了自己的个人政治观点。先秦儒家政治思想中就有“王政仁道”, 由于儒生当时对于法家主张的严酷治国理念非常不赞同, 使得秦始皇“焚书坑儒”, 这在很大程度上打击了儒家思想的发展。汉武帝非常欣赏儒家思想, 董仲舒提出了“故养士之大者, 莫大乎太学”这种思想, 逐渐确立了汉代太学官学制度。而太学的教学内容主要以儒家经典为主, 通过教化来促进儒家思想的广泛推广、传播, 这也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儒家经典的研究以及传承。

发展到唐代后, 开始建立专修儒经的学校, 这种学校教学也主要以太学和国子学等内容为主, 基本上都是《论语》《尚书》等儒家经典名著。唐朝统治者当时提出了以儒家思想为中心, 佛教、道教相结合的政策。以往传统儒学主要是在本土无为而治的道家学派基础上发展而来的, 通过人们的创新结合, 然后再结合本土的佛家思想, 共同相互批判、相互继承发展, 这使得当时社会文化发展非常繁荣。发展到宋代以后, 开始建立小学, 专门招收低幼儿童。到了明清时代后才开始广泛普及官办学校, 这也使得很多社会底层群众正式接触、认识儒家思想教育, 实现政治教化的目标。官办学堂主要是为了社会政治需求服务, 将儒家经典作为科举考试的主要内容, 建立了一种上行下效的良好学习风气, 为儒学经典的传播以及推广奠定了良好基础。

二、兴建书院

书院属于教育机构, 兴办书院主要是为了促进儒家思想的广泛传播, 具有祭祀、藏书以及讲学等诸多功能。儒家学者有义务大范围地传播儒家思想文化, 并且从事传播社会伦理、传承文化以及培养人才等各种学术活动, 这对于广泛普及儒家伦理以及儒学教育具有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书院教学活动主要是教师教学以及师生互动进行学术研究等, 主要是为了在封建社会各个阶层以及民间广泛传播儒家思想, 进而形成一种崇尚道德的良好社会风气。到了唐代后才正式兴起书院, 后来通过不断发展, 在宋代初期基本上就制定了书院制度, 当时影响力比较大的学院包括应天府书院、崇阳书院以及岳麓书院等。发展到南宋时期后, 理学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书院的发展。很多比较出名的学者都选择在书院传道授业, 而主要的教学内容是儒学经典和相关的理论研究。学者之间相互讨论理论, 使得理学也得到了广泛传播以及发展, 书院也就成为名家理学思想传播以及发展的一种主要渠道。

发展到元明清时代后, 书院将其教学优势充分发挥出来, 教学内容不再局限于儒家思想方面, 同时也强调知识指导、身心修养等。比如, 会进行站立、端坐等行为指导来提高学习者的道德修养以及自身行为规范。同时教学方式也比较科学, 往往是学生自己先自学, 由学生提问, 教师再一一解答, 然后相互讨论、研究。比如, 清代初期非常著名的学者耿介曾经在崇阳书院授课, 当时他就制定了《辅仁会规》来规范教学活动以及教学内容。同时, 耿介还制定了“存养”“立志”等《为学六则》的教育原则来培养学生的独立学习能力。崇阳书院非常注重培养人的品德, 在教育的过程中也特别注重学生的道德修养, 这对于规范人们的行为具有很大作用。

三、儒生传道

孔子主张“为国以礼”的这种“礼治”原则, 也就是指通过礼法来协调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同时, 孔子也主张“以德为政”的这种“德治”思想, 他主张道德教化, 反对仅仅通过刑罚、政令等统治社会, 而且主张统治者应该不断提高自身的道德修养。虽然荀子、孟子也向各诸侯国君大力宣传自己的主张, 但是没有适应当时诸侯争霸的社会环境需求, 因此统治者也没有重视先秦儒家思想。董仲舒的建议被汉武帝采纳了, 并且正式宣布儒学作为官学。他从儒家立场站在《春秋》大一统的观点上充分论证了封建政治中儒家的地位。他大力宣扬人格, 而且也大力宣传各种满足汉代统治者需求的各种宗教思想, 并且提出了“夫为妻纲、父为子纲、君为臣纲”的理论。其次, 官学考试的基础就是演绎儒家经典。中央集权专制应该配套哲学体系、宗教等, “罢黜百家, 独尊儒术”使儒家思想成为独尊地位。虽然儒家思想、法家思想、佛家思想以及道家思想等同时存在, 但是儒家思想处于统治地位。发展到魏晋南北朝后, 佛家、道家以及儒家思想等都得到了很快发展, 儒家思想也慢慢演变成玄学。发展到隋唐后, 统治者比较强调三种思想平衡发展, 思想文化政策方面都相对较为开明。发展到唐代以后, 统治者们高度重视道家、佛家思想, 甚至这两种思想的发展比儒家思想还要好。宋朝以后, 统治者总结了前朝灭亡的主要原因, 进一步加强了中央集权的封建宗法专制制度, 当时社会广泛认可了以儒家伦理为中心, 有机结合道教、佛教为一体宗教神学的理学。理学融合了道家、释家、儒家三者的发展精华, 围绕儒家封建伦理思想内容, 广泛吸取道家、佛家的精髓而形成了一套严密的逻辑论证体系。后来发展到元代、清代以及明代时期, 考生们的主要科举考试内容就是理学, 而且理学自此也是后期中国封建旧社会发展的主导思想。

四、童稚启蒙

民间进行儒家思想传播的一种主要渠道就是童蒙教育, 这种教育方式的主要特点是简单易懂、朗朗上口, 因此非常适合在低幼年龄段进行传播。汉代就已经建立了童蒙教育书馆, 幼童都是八九岁左右, 主要是识字、习字, 主要学习内容就是《论语》以及《孝经》等, 其中《百家姓》《三字经》等造成的影响最深, 后来被宋人编撰和改订一直流传。发展到明清时代后, 教育办学规模以及教学内容慢慢完善, 而且教材的语句都是押韵的, 便于儿童吟诵、记忆。而且把一些枯燥的哲理应用到一些诗歌哲理故事中, 更便于儿童理解。童蒙教育主要是为了使幼儿养成良好的行为习惯, 提高幼儿的思想道德水平、修身处世教育以及养成儒家行为规范等, 在待人接物的礼节以及言行规范方面等有所体现。

五、民间规约

从古至今, 我国都非常注重家庭教育, 如勤勉自强、伦理纲常、教育传承、为人处世以及道德修养等各方面教育。我国当前留存下来的很多宗约家规, 家庭生活中的一些细节或者祖辈生活中留下的一些经验教训都是结合儒家伦理道德行为制定的, 充分反映出儒家伦理道德行为在人们社会生活中的真实、深刻体现。如《颜氏家训》中就意识到了家庭教育的特殊性, 提出父母才是子女们最好的启蒙教师, 家庭教育也是子女们最早接受的教育, 由此可见家庭教育对于子女成长而言显得非常重要。父母和子女之间有着不可割舍的血缘关系, 这也是他们之间天然的纽带, 子女容易依赖父母、信任父母, 因此父母在和子女相处的过程中应该做到言传身教, 为子女树立榜样, 在这样的家庭教育氛围下, 更容易引导子女树立自己的世界观、人生观以及价值观。

在宗约家规中非常注重儒家伦理价值, 要求父母应该根据儒家伦理道德规范以及行为准则来处理家庭关系, 对子女实施教育。朱柏庐是我国清代非常出色的一名教育家, 他曾经在《朱子治家格言》中这样说过, “一粥一饭, 当思来之不易;半丝半缕, 恒念物力维艰”, 这句话主要赞扬了节约、勤劳的高尚品德;“读书志在圣贤, 为官心存君国”这句话主要赞扬了那种勇于奉献自我、忠君爱国的精神;“居身务期质朴, 教子要有义方”这句话主张为人处世一定要做到有情有义。实际上, 宗约家规总结了我国传统的家庭教育, 虽然语言比较简朴、浅显易懂, 但都是祖辈对晚辈的教诲以及希望, 希望晚辈可以尊老爱幼、孝顺父母, 而且能够学会为人处世、修身做人, 并且能够勉学成才。宗约家规也属于我国传统文化之一, 应该归属于“家庭文化”范畴。一直到现代, 宗约家规中仍然有很多是家庭的精神养料。

综上所述, 儒家思想是我国传统文化中非常经典、优秀的内容, 我们应该广泛传播、普及儒家思想, 去粗取精, 大力弘扬优秀的传统文化, 并且将儒家思想传播的历史经验应用于马克思主义思想传播中, 形成良好的社会氛围, 促进我国社会的和谐、健康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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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黄晓云, 方碧容.儒家思想教化功能探讨[J].学习月刊, 2014 (12) .

3.党的历史思想汇报篇三

记者：程院长，您好！我们党已走过了91年的非凡历程，召开了17次党的全国代表大会，不久我们将迎来党的十八大的胜利召开。从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发展史来看，修改党章是大会的一项重要内容。近年来，在修改党章的问题上有一个备受关注的话题，即党的指导思想表述问题。能否请您先向本刊读者介绍一下历史上我们党历次党章中关于党的指导思想表述情况及其具体变化？

程恩富：好的。党章是一个政党为保证全党在思想组织上的一致和组织行动上的统一所制定的章程，是政党的政治纲领和行为规范。对我们党来说，党章的性质、内容和产生程序决定了党章在党内生活中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及作用。刘少奇曾指出，“党章，党的法规，不仅是要规定党的基本原则，而且要根据这些原则规定党的组织之实际行动的方法，规定党的建造的组织形式与党的内部生活规则。”邓小平指出，“国要有国法，党要有党规党法，党章是最根本的党规党法。”但是，党章作为党的“根本大法”，其制定不是一劳永逸的，必然随着我们党的发展变化和社会的发展变化而不断完善。1921年党的一大标志着我们党的正式成立，当时大会虽然没有通过正式的党章，但在大会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具有党章的功能。1922年党的二大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章程》，是我们党历史上第一部正式的党章。此后，我们党的每次大会都把通过修改党章作为一项重要的内容，可以说，党章发展变化的历史也是党不断发展壮大的重要见证。这其中，对党的指导思想的表述的变化情况可以从以下几个阶段来认识。

第一个阶段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1921年至1949年）。从党章的历史发展变化过程来看，在1945年党的七大以前的历次党章中，并没有对党的指导思想做出明确的表述。也就是说，党的指导思想内容首次明确写进党章的是在七大党章中。党的七大是我们党在思想上、政治上和组织上成熟的标志。这在七大党章中可以得到具体的体现。七大党章在内容结构上更加完善成熟，其中一个重要的变化是首次出现了“总纲”部分，对党的性质、党的目标、纲领和党的指导思想进行了具体规定。关于党的指导思想，七大党章总纲指出：“中国共产党，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思想——毛泽东思想，作为自己一切工作的指针，反对任何教条主义的或经验主义的偏向。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为基础，批判地接收中国的与外国的历史遗产，反对任何唯心主义的或机械唯物主义的世界观。”正如刘少奇在党的七大所作的《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中指出，“党章的总纲上确定以毛泽东思想作为我党一切工作的指针，在党章的条文上又规定：努力地领会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础，是每一个共产党员的义务。这是我们这次修改的党章的一个最大的历史特点。”

第二阶段是改革开放之前（1949年至1978年）。1956年党的八大通过的党章是新中国成立后通过的第一部党章，其中关于党的指导思想的表述是：“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作为自己行动的指南。”八大党章没有将“毛泽东思想”写进党章，这是一个重要变化。关于八大党章中不提“毛泽东思想”的原因，历来有多种解释，但真正的原因是根据毛泽东本人的提议。毛泽东早在新中国成立前夕就提出，要提马克思主义，不提他本人的思想。此后，党的九大通过的党章和十大通过的党章对党的指导思想的表述是一样的，即：“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作为指导思想的理论基础。”党的十一大通过的党章关于党的指导思想的表述略有变化，在总纲中指出：“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和理论基础是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

第三阶段是改革开放以来（1978至今）。自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开始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历史新时期，这一时期也是我们党的理论创新成果不断涌现的时期，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二次历史性飞跃。从1978年至今，我们党召开了从十二大到十七大共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每次代表大会，我们党都根据国情和党情的发展变化，通过对《中国共产党党章》的修订、补充或丰富，把党所获得的实践成果和理论创新及时地记录下来，统一全党的思想，不断地加强党的建设。党的十二大通过的党章和党的十三大通过的党章关于党的指导思想的表述是：“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作为自己的行动指南。”而十四大、十五大、十六大、十七大对党章的修订或调整的幅度较大，党的理论创新成果在修改党章中都得到了具体体现和反映。这几次党章对党的建设产生了较为重大的影响。

二

记者：那么，能否详细谈谈党的十四大以来几次党章修改的情况和影响？

程恩富：好的。1992年党的十四大通过的党章中关于党的指导思想的表述是：“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和理论基础是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总结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实现全党工作中心向经济建设的转移，实行改革开放，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与当代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相结合，逐步形成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开创了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新时期。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阐明了在中国建设社会主义、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基本问题，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是引导我国社会主义不断前进的指针”。十四大党章突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党的基本路线，并将其贯穿党章全文。新党章在总纲部分，增加了关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历史进程的表述，阐述了我们党开创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历史，从而也就阐发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形成的过程。新党章把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在这个理论指导下制定的党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及一系列方针载入了党章，并对党的工作和党的建设提出了新的要求。

1997年党的十五大通过的党章中关于指导思想的表述是：“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作为自己的行动指南。”“邓小平理论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同当代中国实践和时代特征相结合的产物，是毛泽东思想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继承和发展，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新阶段，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十五大党章把“邓小平理论”写进党章，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

2002年党的十六大通过了关于《中国共产党章程（修正案）》的决议。这次修订党章集中在这样一个重大问题上，把“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一道确立为党必须长期坚持的指导思想，十六大党章总纲规定：“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作为自己的行动指南。”党章的这次修订，总纲在原来关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论述，关于毛泽东思想的论述和关于邓小平理论的论述之后，对原来有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内容加以调整补充，形成了关于“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论述，突出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对新形势下党的工作和党的建设的指导作用，坚持了与时俱进的创新精神。

2007年党的十七大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章程（修正案）》，把科学发展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写入党章。十七大党章总纲指出：“十六大以来，党中央坚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根据新的发展要求，集中全党智慧，提出了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科学发展观。科学发展观，是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的科学理论，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指导方针，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坚持和贯彻的重大战略思想。”

可见，改革开放以来，党章（以及宪法）里关于党的指导思想的修订，是随着我们党的理论创新成果的不断产生而与时俱进的。这种关于治党治国指导思想表述的修订和丰富，既反映了中国共产党广大党员和我国人民的愿望与要求，也反映出当代中国和世界发生着深刻变化。这四次党的代表大会对党章的修订，其中关于对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的丰富和发展，在党内党外和国内国外都产生了重大影响。所以，根据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的国情和党情，对治党治国指导思想及时地进行修订和充实，做出新的表述，是合情合理的，是一种正常的历史现象和历史结果。中国共产党的历史表明，及时在党章中体现重大理论创新成果，有利于更好地把中国社会主义运动及其伟大事业和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推向前进，深刻体现了“必须坚持党在指导思想上的与时俱进，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指导新的实践”这一时代发展的要求。

无疑，近十年来我们的党和国家经过更为深入的建设，党情和国情发生了比以前更为巨大而深刻的变化和进步，在改革实践和理论创新两方面迈出了新的步伐，做出了新的发展。这些成就的取得，主要是由于党的十六大以来，党中央提出了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等一系列重要的思想；而全党认真贯彻和落实了科学发展观，就是认真执行了党章里的规定，把科学发展观作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指导方针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坚持和贯彻的重大战略思想。由于10年来在科学发展观指导下而产生的巨大进步和成就，因而在广大党员和全国人民中，产生了对党的指导思想作进一步发展和丰富的要求。我认为，我们党应当及时地、充分地反映这样的党心和民心，不失时机地对治党治国指导思想和行动指南做出更符合实际情况的、更为科学的阐述。

三

记者：从十四大以来党章中关于党的指导思想表述情况来看，随着党的理论创新成果的丰富和发展，党的指导思想表述语的内容也长了起来。这就涉及到近年来常被议论的一个问题，即如何更准确凝练地表达和阐述党（和国家）的指导思想和行动指南。这个问题在高校公共政治理论课中常被提及，并且在高校中流行着一些简化性的名称，如把毛泽东思想概论简称为“毛概”，把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简称为“邓三科”，把中国特色理论体系简称为“中特理论”。这些简称当然有失准确性和科学性，但这从一个层面反映出人们对党的理论创新成果表述语凝练化的期待。实际上，就党章中关于党的指导思想表述，也存在类似问题。那么，您对此有何看法？

程恩富：的确，这是一个值得重视和需要解决的问题。我认为，在党章中应对党的指导思想做新的修订，使文字的表述更为简约、精炼和科学，即把十六大党章、十七大党章关于指导思想和行动指南的表述——“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作为自己的行动指南”，调整为“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作为指导思想（或行动指南）”，平时行文或说话可以简称为“以马列主义及其中国化理论作为指导思想（或行动指南）”或“以马克思主义及其中国化理论作为指导思想”（这里所说的“马克思主义”是狭义的，是指不包括斯大林理论在内的马列主义，而广义的“马克思主义”应包括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

记者：那么，作这样的修订的理由是什么呢？

程恩富：第一，简称为“以马列主义及其中国化理论作为指导思想”这个建议，首先是因为十七大党章中已经具有这一含义和相关词语，我们只是简洁地提炼一下，没有改变其基本精神。近几年，党的有关文件和文章经常用“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这样的长句，或用“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而没有提到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频频受到国内外的议论，因而非常有必要及时加以改进。

第二，简称为“以马克思主义及其中国化理论作为指导思想”这个建议，来自习近平同志今年3月1日在中央党校春季学期开学典礼上的讲话《扎实做好保持党的纯洁性各项工作》，他指出：“党的纯洁性，体现在党的思想、政治、组织和作风各个方面。体现在思想上，就是要求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党的领导干部必须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及其中国化的理论成果作为指导思想，坚持把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奋斗作为理想信念，坚持马克思主义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坚决抵制各种反马克思主义思想的侵蚀，坚决同各种违背马克思主义的错误思想作斗争。”我们认为，用“马克思主义及其中国化的理论成果”来表述党的指导思想，也具有简洁性。只是还必须说明，这里所说的“马克思主义”是狭义的，是指不包括斯大林理论在内的马列主义，因为广义的“马克思主义”则应包括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

第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都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化或狭义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思想理论成果，它们在各自的历史时期都对中国的社会主义运动的伟大发展做出了指导和贡献。由于它们是中国社会主义运动自产生以来依次诞生的作为该运动的指导思想，因而完全可以把它们集中起来，概括为“马列主义中国化理论”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用这样一个专用词汇来表述我们中国共产党人自己创造的作为指导思想的理论成果，它们都是马列主义与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理论产物和成果，因而均属于“马列主义中国化理论”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里的组成部分。另一方面，随着我国社会主义运动及其伟大事业的继续前进和发展，在党的指导思想的建设方面，我们党一定还会做出新的理论创新，形成新的可以作为我们党指导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思想理论成果。无疑，我国的社会主义实践发展到今天，人们在行文和说话的时候，把依次产生的指导思想和行动指南都分阶段地一一罗列出来，全都叙说一遍，显然是很繁琐的，甚至成了一件使人产生厌烦情绪的事情。因此，无论从制定党的文件或一般写作的要求来说，还是人们日常的语言交流，都越来越强烈地需要一种能够把这些指导思想和行动指南集中起来加以叙述或表达的简练的方式和词汇。无疑，对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或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做出一种简约而集中的概括和表述，已经成为时下我国人民和全体党员的普遍愿望和要求。况且，人们日常生活中所习惯的语言和文字的表达方式，也将迫使我们不得不做出选择，任何繁琐冗长的（上接第3页）

东西都是不利于大众化和传播的。

第四，把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目前这四种党的思想理论创新成果，集中用“马列主义中国化理论”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这样一个专用词汇来表述，而不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这个词，一方面是区别于之前我们曾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这个术语只概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这三个理论成果，而不包含毛泽东思想；另一方面，不用“体系”一词，反而是与马克思列宁主义在词语的逻辑上科学地统一起来。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马克思主义、列宁创立的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无疑都是理论思想上的科学体系，人们不会因为没有在它们身上使用“体系”一词而否认它们不是体系。显然在正式的术语上再附加上“体系”是多余的。没有在文字上把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称之为体系，仅仅把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称之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这种文字和语言上的对比，并不会为任何称为“体系”的思想理论增加任何分量，试图表明“体系”中包含几个理论成果也不是必须的最佳用法，因为狭义的马克思主义是分别包括马克思思想和恩格斯思想两大理论成果，马列主义也是分别包括狭义的马克思主义和列宁主义两大理论成果的。

4.党的历史思想汇报篇四

敬爱的党组织：

这一次的党课由华师党委组织部的蒋xx老师为我们讲授，主要内容为党的组织制度和党的纪律。蒋老师主要从历史的角度讲述了党的组织制度和党的纪律的相关知识。

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制度是指对党的组织原则、组织机构和组织纪律用党规党法的形式固定下来，并要求所有党的组织和党员共同遵守的，按一定程序办事的组织规程。党的组织制度主要包括：党的根本组织原则，即民主集中制的根本组织原则、党的代表大会制度；党的组织生活制度；党的选举制度，党内议事规则等。民主集中制是党的根本组织原则、领导制度和最根本的纪律。是党内生活必须遵循的基本准则，是实现决策科学化、民主化的制度保证。党的民主集中制的基本原则主要包括以下六条：党员个人服从党的组织，少数服从多数，下级组织服从上级组织，全党各个组织和全体党员服从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和中央委员会；党的各级领机关，除它们派出的代表机关和在非党组织中的党组外，都由选举产生；党的最高领导机关，是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和它所产生的中央委员会；党的上级组织经常听取下级组织和党员群众的意见，及时解决他们提出的问题；党的各级委员会实行集体领导和个人分工负责相结合的制度；党禁止任何形式的个人崇拜。党的民主集中制是维持党的生命力、使党始终保持蓬勃生机的重要保证。

党的纪律，就是党的各级组织和全体党员必须共同遵守的政治生活准则和言论、行动的规范。党的纪律涉及党内生活的政治、经济、工作等各个方面，是自觉的纪律、铁的纪律、平等的纪律。

5.党的历史思想汇报篇五

敬爱的党组织：

这是第二次上党课了，这次是陈雄辉老师来给我们上课。老师的侃侃而谈吸引着学生，学生都聚精会神的跟着老师的思路。

陈雄辉老师给我们讲的是党员的权利和义务。首先陈雄辉老师给我们讲的是党员的演变，陈老师给我们讲了很多的党的历史与发展。接着老师给我们讲了如何解读党员权利保障条件：

1、党员权利是一种利益价值，包含意见保留权和请求帮助权

2、党员权利是一种公共权益，包含参与权和建议权

3、党员权利是一种不等诉求，包含知情权和监督权

4、党员权利是一种民主权利，包含申辩申诉权和选举权与被选举权

通过学习，我知道了党员的权利和义务，了解到作为一名共产党员，要如何行使党员的权利和履行党员的义务。

在党章规定，共产党员享有下列权利：

（l）参加党的有关会议，阅读党的有关文件，接受党的教育和培训。

（2）在党的会议上和党报党刊上，参加关于党的政策问题的讨论。

（3）对党的工作提出建议和倡议。

（4）在党的会议上有根据地批评党的任何组织和任何党员，向党负责地揭发、检举党的任何组织和任何党员违法乱纪的事实，要求处分违法乱纪的党员，要求罢免或撤换不称职的干部。

（5）行使表决权。选举权，有被选举权。

（6）在党组织讨论决定对党员的党纪处分或作出鉴定时，本人有权参加和进行申辩，其他党员可以为他作证和辩护。

（7）对党的决议和政策如有不同意见，在坚决执行的前提下，可以声明保留，并且可以把自己的意见向党的上级组织直至中央提出。

（8）向党的上级组织直至中央提出请求、申诉和控告，并要求有关组织给以负责的答复。党的任何一级组织直至中央都无权剥夺党员的上述权利。

共产党员必须履行下列义务：

（1）认真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学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及决议，学习党的基本知识，学习科学、文化和业务知识，努力提高为人民服务的本领。

（2）贯彻执行党的基本路线和各项方针、政策，带头参加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带动群众为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艰苦奋斗，在生产、工作、学习和社会生活中起先锋模范作用。

（3）坚持党和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个人利益服从党和人民的利益，吃苦在前，享受在后，克己奉公，多做贡献。

（4）自觉遵守党的纪律，模范遵守国家的法律法规，严格保守党和国家的秘密，执行党的决定，服从组织分配，积极完成党的任务。

（5）维护党的团结和统一，对党忠诚老实，言行一致，坚决反对一切派别组织和小集团活动，反对阳奉阴违的两面派行为和一切阴谋诡计。

（6）切实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勇于揭露和纠正工作中的缺点、错误，坚决同消极腐败现象作斗争。

（7）密切联系群众，向群众宣传党的主张，遇事同群众商量，及时向党反映群众的意见和要求，维护群众的正当利益。

（8）发扬社会主义新风尚，提倡共产主义道德，为了保护国家和人民的利益，在一切困难和危险的时刻挺身而出，英勇斗争，不怕牺牲。

通过这次课的学习教育，我学习到了作为一名共产党员要努力提高思想认识，更好地发挥共产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同时还必须处理党员权利和义务的关系，正确行使党章所赋予的党员民主权利，认真履行党章所规定的党员义务。

另外我们在第三次上课又学到了党的组织制度和党的纪律，正如老师课上讲的：党的组织制度和纪律是党为了加强党的建设而确立的各项规则，是党的各级组织和全体共产党员在党的组织活动中必须共同遵守的工作规范和行动准则，是维护党的团结统一，完成党的任务的保证。

党的十六大通过的党章规定：“党是根据自己的纲领和章程，按照民主集中制组织起来的统一整体。”“党组织必须严格执行和维护党的纪律，共产党员必须自觉接受党的纪律的约束。”党的组织制度和纪律为增强党的团结和活力，保持党在革命、建设和改革中的领导核心作用提供了坚强的组织保障。

通过这两次的学习，了解了党员的权利和义务以及党的组织制度与纪律，希望自己在接下来的学习，更好的学习党的知识提高自己的思想觉悟。

签名：邱楚丽

6.党的历史思想汇报篇六

在陆续学习了入党动机、党的性质和纲领、党的宗旨与作风之后，我们进入到了更深一步的学习——中国***的组织纪律和原则。深入了解党的组织原则和纪律，有助于我们了解党的运转理论，密切关注党情、国情与世情的变化，增强纪律意识和法治观念，处理好自由与纪律之间的关系。

本次课程，我有幸聆听到华中师范大学纪委监察处处长邱玉华先生的讲课。他以自己三年的副县长行政经验生动地讲授了他对于党的组织原则和纪律的理解。民主集中制是党的根本准则，党的纪律是党的各级组织和全体党员必须遵守的行为准则。我受益匪浅，只有将理论与实际结合起来才能够更好地理解和感悟党的组织原则和纪律。

中国***是以民主集中制为根本的组织原则，这一原则是在马克思主义政党长期的革命实践中产生的。中国***在长期的革命与实践中，不断与时俱进，丰富和发展了民主集中制的原则。《中国***纲领》明确指出：“民主集中制是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和集中指导下的民主相结合”。中国***坚持为人民服务的基本原则，始终把人民的利益放在第一位，坚持党内民主，充分发挥党员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但人民民主并不意味着泛滥民主，中国有十几亿人口，倘若任何决策都需要人民来共同决定，同时行使话语权，以保证所谓意义上的民主不符合科学，同时也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因而在特殊国情的考虑中，中国***选择了在民主的基础上进行集中，强调党中央的领导权威，要求党要有统一的组织、纪律和章程。

正如老师所讲的例子，东部乡镇发生了生猪疫情，并不能只依靠一个人的力量进行决断，而是由畜牧局、乡镇政府、农业局等多方面进行商讨，并由副县长组织领导，最终高效快捷地解决了这一突发问题。既不能够使民主泛滥，又不能够独断专行，中国***选择了民主集中制这一原则，而以往的历史经验和发展成就，正充分显示了这一原则的正确性。

于个体而言，没有规矩的人生是一盘散沙。俗话说，没有规矩不成方圆。假如一个政党没有统一的纪律和规矩，它就无法凝聚起整个国民的力量。因而，中国***在共同理想和坚定信念的基础上建立起了严格的组织纪律。党的纪律是实现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维护党的团结统一、保持和巩固党和人民群众血肉联系的重要保证。中国***始终坚持与时俱进，坚持理论与时间的统一，因而党的纪律随着党中心任务的变化和时代的发展而不断丰富完善，它主要包括政治、经济、组织、工作和群众等多个方面。

十八大报告明确指出，党面临的形式越复杂，肩负的任务越艰巨，就越要加强当的纪律建设。在21世纪的今天，在世情、国情、党情发生深刻变化的新形势下，党内存在着不少与纪律不相符的问题。部分党员脱离群众和实际，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严重，尤其是高层领导的腐败问题。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始终坚持“反腐倡廉”加大了对腐败行为的打击力度，各路高官纷纷落马，削减“三公”费用，减少不必要的开支，提倡节俭。总书记身体力行，贴近群众不搞形式主义，与人民吃同样的饭走同样的路，剔除了不少特权，为我党树立了优良的标杆榜样。

而作为争做积极分子的我们，唯一能够做到的就是时刻关注身边的小事，将兼容天下的胸怀和脚踏实地的作为结合起来，小到寝室公约，大到校规校纪，严格遵循绝不违反。“你什么样，中国就什么样”我们只有从自身做起，坚守原则，遵循纪律，才能更好地为党和人民服务。

汇报人：

7.中国教学道德思想的历史梳理篇七

中国传统教育虽经历了几千年的发展和演进, 但总体却始终以儒家思想为核心, 以“仁、礼”为准绳, 来衡量教学行为, 规范教学过程。从孔子的“仁者不忧”、孟子的“舍生取义”, 到朱熹的“教理、教事”都在彰显着德育为核心的教学思想。近代教育家蔡元培在“五育并举”的方针中也首倡道德教育。这种以伦理为本位的教育教学思想, 要求把道德教育融入到知识教育中, 认为知识教学过程也就是道德培养过程。教育教学中的各种人际关系和实施要求都被赋予了浓厚的伦理道德的内涵, 在整个教学过程中, 道德教育居于首位, 形成了泛道德化的教学。

(一) 古代时期。

孟子作为孔子嫡传的儒家学派的代表人物, 他明确提出了“明人伦”的教学目的。“人伦”就是五对关系:“父子有亲, 君臣有义, 夫妇有别, 长幼有序, 朋友有信。” (《孟子·滕文公上》) 后世称为“五伦”。而设立学校的教育目的就是要“明人伦”, 孟子说:“设为痒序学校以教之。痒者, 养也;校者, 教也;序者, 射也。夏曰校, 殷曰序, 周曰痒, 学则三代共之, 皆所以明人伦也。人伦明于上, 小民亲于下。” (《孟子·滕文公上》) 而从孟子提出此教育目的后, 也确立了后世两千年的中国教育性质, 即伦理教育。

《学记》是中国最早的专门论述教学的论著, 在“教学为先”的主张下, 提出“化民成俗”的教学目的。“君子如欲化民成俗, 其必由学乎!”通过有目的的教学, 使得人们能够形成良好的道德和智慧。

董仲舒提倡道德教化为本的教学。“三纲五常”是董仲舒道德教育的核心内容, 也是教学的根本依据。在此思想指导下, 他认为教学的主要任务就是培养德性, 更加突出了儒学伦理道德教育特色。

韩愈认为教育要“明先王之教”, 要“学所以为道”。而“先王之教”就是仁义道德, 并且这些仁义道德体现在从小到饮食习惯, 大到社会政治的一切事物中。只有学好仁义道德, 方可安身立命。

朱熹是中国古代儒家教育的集大成者, 提出了“明天理, 灭人欲”的教育目的。他认为“天理”与“人欲”不可共存, 要“革尽人欲, 复尽天理, 方始是学。” (《朱子语类》卷十三) 所以学校的教学要以“明人伦”为目的, 重视道德教育。

(二) 近现代时期。

在中国近代教育史上, 西方“自由、民主”的思想波及中国, 出现了很多反对封建教育, 倡导教学改革的教育家, 蔡元培则是其中影响较大的一位。

蔡元培提出培养健全人格的教育宗旨。他提出的“健全人格”的培养实际就是一种身心全面发展的教育理念。并在此宗旨下提出了“五育并举”的教育方针, 五育分别指军国民教育、实利主义教育、公民道德教育、世界观教育以及美感经验。这其中, 他又尤为重视公民道德教育。在出任教育总长后, 公布的《教育宗旨令》中明确指出“注重道德教育, 以实利教育、军国民教育辅之, 更以美感教育完成其德。”[1]五育并举体现了德智体美和谐发展的教育思想, 延续并继承了中国传统的教学道德思想。

二、初步的教学民主思想

孔子提倡的“有教无类”的教学方针可以说是最早的教学民主思想。《学记》中提出了教学相长的教学原则, 认为师生在教学中可以相互促进。韩愈提倡“弟子不必不如师, 师不必贤于弟子”, 这些古代教育家在教学实践中提出了初步的教学民主思想。人民教育家陶行知在教学中也提倡充分尊重学生, 教师要放下架子, 与学生平等交流。

(一) 古代时期。

孔子教学中, 奉行有教无类的教学原则, 把受教育的范围前所未有地扩大到平民。在孔子的学生中, 有穷居陋巷的颜回, 有以黎藿为食的子路, 有商人出身的子贡, 也有出身贵族的司马牛。孔子这种有教无类的方针体现了教学的平等和公正。孔子认为无论学习知识还是培养道德都要建立在学生主动性上, “不愤不启, 不悱不发。举一隅不以三隅反, 则不复也。” (《论语·述而》) 要求教学必须在学生有所思考的基础上进行, 要激发学生的求知欲, 不能无视学生的情况而灌输。孔子还特别注意学生的差异, 在了解学生的基础上, 有针对性地进行教学, 是我国历史上首倡因材施教的教育家。

王充认为在教学中, 学生要敢于“问难”与“距师”。师生双方在教学过程中, 要充分激发思维, 而不能惟师是从, 要“师弟子相诃难”, 从而“激而深切, 触而箸明”。这种敢于批判, 敢于否定的教学思想正是教学中的一种真谛。

王夫之认为教学是师生的共同活动, 在教学过程中, 教师是主导, 但要靠学生的自觉学习, 教学才有成效。教学原则方面。王夫之认为教学要“因人而进”, 学生的天资各异, 教学必须有针对性, 教师要在了解学生性情的基础上, 采用适合学生个性特点的方法去教学。另外, 教学要按一定的顺序, 要遵循人能力发展的规律。这些教学原则体现着教学的合理内核。

王守仁在批判传统儿童教育的基础上, 提出教育要符合儿童的年龄特点, 要采用合理有效的教学方法, 使用强制、体罚的方法只能是事与愿违。使儿童“视学舍如囹狱而不肯入, 视师长如寇仇而不欲见”。 (《训蒙大意示教读刘伯颂等》) 儿童“如草木始萌芽, 舒畅之则条达, 摧挠之则衰萎。” (《训蒙大意示教读刘伯颂等》) 所以, 教育必须顺应儿童性情, 让儿童像草木一样自然生长。另外要量力施教, 要根据儿童的接受能力来进行教学, 要“随人分限所及”, 使儿童爱学、乐学。

(二) 近现代时期。

蔡元培提倡在教学中要注重受教育者的身心特点。要“深知儿童身心发达之程序, 要择种种适当之方法以助之”。[1]反对压抑学生的个性去进行教学, 提倡学生自主学习, 要培养学生积极主动的研究精神。

陶行知提倡尊重学生, 鼓励创新。他不仅要求教师要热爱学生, 而且要充分尊重学生的个性。要努力激发儿童的创造性, 在教学中, 要“不耻下问”, 甚至以生为师。

三、注重教师的作用, 强调教师的德行

在中国几千年的教育传统中, 都特别重视教师的作用和地位。荀子将天地君亲师次第排列, 将尊师视为国家兴旺之本。《学记》中说“能为师然后能为长, 能为长然后能为君”, 也特别强调了教师的地位和作用。对教师作用的重视, 在德育为先的中国古代教学中, 势必尤为注重教师德行的示范作用。孔子说“身正令从”、《学记》中的“师严道尊”、董仲舒说“善为师者, 既美其道, 有慎其行”, 以及后世各代教育家都特别注重教师本身的道德修养, 认为教师必须要“正言、正行、正教”, 对教师在教育教学中的言行举止提出了严格的道德要求。

(一) 古代时期。

孔子认为教师在教学中身教胜于言传, 所以特别重视教师的示范作用, 他说“其身正, 不令而行;其身不正, 虽令不从。” (《论语·子路》) 教师对学生要“诲人不倦”, 要爱护学生。对学生不仅要有耐心、恒心, 更要有爱心。曾表白说“爱之, 能勿劳乎?忠焉, 能勿诲乎?”

孟子将教学作为人生三大乐事之一, 提出了教学要“盈科而后进”, 否则就会像“揠苗助长”一样, “非徒无益, 而又害之”。 (《孟子·公孙丑上》) 孟子还强调“教亦多术”, 对不同的学生要采取不同的方法。

《学记》中强调“师严然后道尊”、“能为师然后能为长, 能为长然后能为君”。对教师的要求十分严格, “君子既知教之所由兴, 又知教之所由废, 然后可以为师也”。教师在教学中还要能“长善救失”、“及时施教”、“循序渐进”, 要注意学生差异, 要遵循一定的顺序, 帮助学生扬长补短。

董仲舒对教师提出“圣化”的要求。说“善为师者, 既美其道, 有慎其行, 齐 (剂) 时蚤晚, 任多少, 适疾徐, 造而勿趋, 稽而勿苦, 省其所为, 而成其所湛, 故力不劳而身大成。此之谓圣化, ” (《春秋繁露·玉杯》) 明确要求教师采取最有成效即“圣化”的教学。

韩愈也主张平等民主的师生关系, 他说“弟子不必不如师, 师不必贤于弟子, 闻道有先后, 术业有专攻, 如是而已。”他强调教师要尊重学生, 要不耻下问, 要鼓励学生不迷信权威, 敢于创新。这种教学民主的思想, 正是教学道德性的重要内涵。

王夫之认为教学要有效进行, 教师一是要善教、乐教, 即教师要有广博的知识, 又要有热爱教学的精神, 这样才能使学生爱学、乐学。他说“善教育者必有善学者, 而后其教之益大。”二是教师必须有高尚的道德品质。在教学中要“正言”、“正行”、“正教”。教师必须能以身作则。

(二) 近现代时期。

蔡元培提倡教育独立, 教学自由。认为教育不能过多地依附于政治和教会等, 要有自己独立的发展空间。教师要有学术上的研究自由, 可以自由地交流和讲授。但特别强调要实现这些目标, 教师本身要有过硬的学识和高尚的人品。

陶行知的教学道德思想中突出体现了教师要热爱教育, 热爱学生的特点。陶行知在其一生的教育生涯中都在践行着这一教育信念。“捧着一颗心来, 不带半根草去”不仅是他自己的写照, 也是他对教师职业的期望。他提倡平民教育、乡村教育, 大力推广普及教育, 创办了晓庄学校等面向平民大众的教育基地。教育民主、教学平等的思想贯其一生。

四、社会本位的教学道德培养目标

中国古代社会重国家轻个人, 个人的道德取向以社会道德性为目标。教学的目的和学习的目的体现政治化的特色。“学而优则仕”, 是古代学子们孜孜以求的人生理想。教育教学的价值判断以是否符合政治要求为标准, “仁政”、“德治”的目标在于培养恪守纲常礼法的文人。

孔子的教学目的是与他的政治主张密切相连的。孔子认为教学的主要目的就是培养德才兼备的君子, 达到“学而优则仕”。所谓“君子”, 不仅有才, 更要有德, 又尤为重视君子的品格, 对此还提出了“仁者不忧, 知者不惑, 勇者不惧” (《论语·宪问》) 的具体要求。所以在孔子的教育中, 德育居于首要地位。并且将知识教育融入德育之中, 以知识学问为基础, 来提升道德品质。

孟子在立足仁义礼智的基础上提出了“大丈夫”的理想形象。要相信正义, 要有“浩然之气”, 甚至舍身取义。可以说“富贵不能淫, 贫贱不能移, 威武不能屈” (《孟子·滕文公下》) 的“大丈夫”形象影响着整个中华民族的精神。

王充认为教育不仅可以改造人性, 也可以改造社会。在充分肯定教育作用的基础上, 提出了培养“文人”、“鸿儒”的教学目标。王充将当时的知识分子分为五个层次, 文吏、儒生、通人、文人和鸿儒。其中文人和鸿儒是教学的培养目标。这两种人才不局限于所学的知识, 能够将所知所学融会贯通, 更好地成为封建统治阶级需要的人才。

朱熹提倡将所学伦理知识身体力行, 将所学之理转化到实际行动中。实行分阶段的教学方法, 关于小学教育, 朱熹认为要“教以事”, 使儿童通过具体的日常做事, 学习一定的封建社会的道德规范, 使其在习惯的养成中形成自觉的道德意识。对于大学的教育, 教学的重点则是要“教以理”。使其知“事物之所以然”, 以成长为封建社会所需的人才。

摘要：教学道德性的研究为当代教育研究中的一个新课题, 但通过对中国教育历史的梳理, 可以发现, 关于教学道德的思想其实一脉相承。以德育为中心的泛道德化教学, 教学民主原则, 重视教师德性, 社会本位的教学道德培养目标都在彰显着教学的道德性解读。

关键词：道德化,教学民主,道德思想

参考文献

8.周谷城的历史教育思想篇八

关键词:周谷城;史学研究;历史教学

中图分类号:K09 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2—2589(2010)20—0146—02

周谷城长期从事史学研究和教学工作,对历史教育问题颇有真知灼见。但迄今为止,学界对其历史教育思想关注甚少。笔者拟在前人的基础上对该问题加以梳理,以期学界的重视和进一步研究。

一、重视历史教育

历史教育具有资政、育人等功能,其重要性毋庸置疑。马克思指出:“我们仅仅知道一门唯一的科学,即历史科学。”[1] 毛泽东也指出:“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2] 历史教育虽很重要,但也经常不受重视。早在抗战时期,周谷城即发现该问题:“对教师多未能予以专任之职,报酬亦太薄;教师所需参考书籍,未能如量供给,史学教育之设备,均付阙如。”[3] 1949年后,周谷城明确指出历史教育的重要性:“提高对祖国的认识”,“培养爱国的热情”,“巩固建设祖国的信心”和“养成建设祖国的品质” [4]。1978年后,周谷城再次强调,历史教育不仅是汲取历史经验教训的需要,同时也是热爱祖国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需要 [5]。

二、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

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是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内在要求。早在“五四”时期,周谷城即初步接受了马克思主义。1949年后,随着社会主义改造的展开,思想界的相应改造也势在必行,而其中的关键就是确立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周谷城在此背景下起而呼吁:“今后我们在研究方面,必须以马列主义观点来选择研究叙述的重点,决定应该运用的材料。在教学方面,必须以马列主义为指导原则,对旧教材、旧观点进行批评,开展有计划的研究和集体的研究。”[6] 针对一些人对马克思主义的不解和厌烦情绪,周谷城不主张无原则地迎合或迁就:“欧美资本主义国家在拥护私有的前提下学习资本主义,已几百年,还嫌不够;学校里还有拥护私有制的公民训练。我们在否定几千年私有制的前提下学习马克思主义,还不到八年,难道就够了吗?”[7]

三、为社会主义服务

周谷城坚信社会主义的历史必然性。他很早即指出:“中国国家之建设,必然的由封建旧社会、越过资本主义的社会,径向社会主义的社会进行。”[8] 他认为,社会主义制度确立后,与其相应的学术路线也要随之确立 [9],任何学术都要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史学亦不例外 [10]。他强调,历史教育首先要阐明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其次是提高人们的革命品质,最后是尽快适应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面对厚古薄今问题,周谷城呼吁史学工作者更多地致力于近现代史研究,以便更好地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 [11]。同时他认为,古为今用也是史学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的重要内容 [12]。改革开放后,周谷城仍呼吁:“在这继往开来的大转变时,中国的史学工作者也决不能停滞不前,也要把工作转移到社会主义建设上来,为中国自己的四个现代化服务。” [13]

四、爱国主义教育

爱国主义教育是历史教育的重要功能。卢梭指出:“要让青少年读自己国家的历史,使祖国的辉煌业绩和著名人物的形象,保留在他们的心灵中,使之成为一个民主主义者和爱国主义者。”[14] 旧中国积贫积弱,以致民族自卑和崇洋媚外严重。周谷城痛感于斯,新中国成立伊始就疾呼:“今日我们必须培植对祖国的信心,我们必须认识到祖国的伟大,无论从哪一方面讲,都是很明显的。”[15] 周谷城尤为重视历史爱国主义教育,“学习历史,是对青少年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一种好形式。历史的教学工作或科研工作,都要负责培养青年学生的爱国主义精神,发挥爱国主義的作用。”[16] 他强调,世界史也要发挥好爱国主义教育作用,“凡从事世界史的教学或科研工作者,能使听世界史课的人,或读世界史的人不崇洋媚外,就是发挥了爱国主义教育的作用。”[16]

五、加强世界史教育

世界史教育是历史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周谷城学贯中西,深知其奥秘。建国初期,他勉励青年们要“略识世界学术大势”,又告诫史学界要“赶快摸国际水平的底,以便及早达到或超过国际水平。”[17]他从世界全局的高度指出:“从世界史的发展,看中国史的发展,更能看得明白些,这即全局可以订正部分的道理。”[13] 他认为,近现代史研究尤需世界眼光,“放眼世界,放眼未来,把照镜子的历史观扩大一点,把中国近现代史的研究,放在世界现代化中去研究。”[18] 他一贯重视世界史教育 [19],也一再呼吁改变其冷落状况 [20]。他在勉励后学中指出:“世界史的教育,今后必与中国史的教育,同样被重视,同样受到推进而发展起来。”[21] 而要加强世界史教育,就要相应地扩充其研究队伍和教学队伍,多办世界史系或世界史研究所 [22],同时还要努力填补世界史领域的学术空白 [23]。

六、反对欧洲中心论

欧洲中心论是西方殖民势力扩张下的产物。对于非西方民族而言,欧洲中心论是民族自卑和崇洋媚外的祸根[16]。世界史是欧洲中心论的重灾区 [24],也是周谷城反对欧洲中心论的主战场,“我一贯反对世界史方面的欧洲中心论,因为欧洲中心论违背世界史的基本事实。”[25]早在1949年,周谷城即指出:“欧洲通史并非世界通史之中心所在”[26] 。随后,他撰文批评欧洲中心论缺乏全局性 [27]。周谷城注重历史的统一整体性,认为世界史既不应以欧洲为中心,也不必以亚洲为中心 [28]。他强调,欧洲中心论不仅违背客观事实,而且富于侵略性,这就必须加以反对 [24]。改革开放后,崇洋媚外思潮再度升温,周谷城也重申其反对欧洲中心论的坚定立场 [29]。耐人寻味的是,周谷城反对欧洲中心论的呼声却显得颇为孤立 [30]。

七、加强教材建设

教材编写是历史教育的重要一环。周谷城指出:“青年们读了一部好的历史书,认识了祖国,就会体会到自己的生活与祖国的存在完全分不开。”[16]早在抗战时期,周谷城即发现教材问题多多 [5]。1949年后,该问题依然严重 [16],不仅中国史的编写如此,世界史的编写也同样如此 [29]。周谷城为此强调:“供阅读的书,为着阅读方便,能起爱国主义教育,非研究出一个很好的体系不可。”[16] 他认为,历史有其内在的统一整体性,好的史书应是编写体系合理,能够体现出其统一整体性。这一观点在其《中国通史》和《世界通史》中均有实际运用 [29]。我们认为,周著《中国通史》和《世界通史》的诸多成就也皆与其独特的编撰理念有关。

八、办好历史系

周谷城长期担任系主任一职,对办好历史系颇有心得体会,提出了不少真知灼见。第一,历史系应依据轻重缓急而开设基础课、必修课和选修课。第二,中国通史和世界通史应作为历史系最为重要的两门基础课。第三,历史系要加强史学情报工作,及时把握国际学术动态。第四,加强对学生文字翻译和编撰能力的训练。第五,教学、科研密不可分。周谷城明确肯定科研的重要性 [22],认为教学与科研相辅相成,两者不可偏废 [21]。第六,加强师资力量建设。周谷城强调,历史系要大力培养学问渊博、气魄雄伟的接班人。他指出:“这样的接班人必须是创造新的历史科学,阐明中外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的人。”[13] 第七,加强世界史的研究和教学,开设世界史系和世界史研究所。第八,实行学分制,以便科学管理。

九、余论

周谷城的历史教育思想,紧扣时代主题,密切联系社会实际,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1949年前,他注重求真,目的是求得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 [31]。1949年后,他转而强调致用。这样的转变,体现出他对时代变迁的准确理解,也体现出他对求真与致用关系的妥善把握。站在今天的历史高度,剥去其时代的局限,周谷城的历史教育思想仍有很强的现实意义。

参考文献:

[1]中央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66.

[2]毛泽东选集:第2卷[C].北京:人民出版社,1964:364-365.

[3]周谷城.考察史學教育报告[J].高等教育季刊,1943,(4).

[4]周谷城.中国通史:导论[M].上海:新知识出版社,1955.

[5]周谷城.中年代国历史知识及其学的处理[J].文史知识,1981,2.

[6]周谷城.以马列主义观点进行史学研究工作[N].解放日报,1952-11-29.

[7]周谷城.发展学术的大好时代[N].人民日报,1957-07-10.

[8]周谷城.中国教育之历史的使命[J].教育杂志,1929,(2).

[9]周谷城.历史发展与学术变迁[J].复旦大学学报,1958,(1).

[10]周谷城.历史与现实[N].光明日报,1958-04-23.

[11]周谷城.史学如何为现实服务[N].文汇报,1958-04-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