规模经济的简介

规模经济的简介（共5篇）

1.规模经济的简介 篇一

关键词：金融控股公司；规模经济；范围；研究

一、 金融控股公司的规模经济探讨

规模经济（Economies of Scale）又称“规模利益”（Scale Merit）。规模指的是生产的批量，具体有两种情况，一种是生产设备条件不变，即生产能力不变情况下的生产批量变化，另一种是生产设备条件即生产能力变化时的生产批量变化。规模经济概念中的规模指的是后者，即伴随着生产能力扩大而出现的生产批量的扩大，而经济则合有节省、效益、好处的意思。按照权威性的包括拉夫经济学辞典的解释，规模经济指的是：给定技术的条件下（指没有技术变化），对于某一产品（无论是单一产品还是复合产品），如果在某些产量范围内平均成本是下降或上升的话，我们就认为存在着规模经济（或不经济）。具体表现为“长期平均成本曲线”向下倾斜，从这种意义上说，长期平均成本曲线便是规模曲线，长期平均成本曲线上的最低点就是“最小最佳规模（Mininum Optimal Scale以下简称MOS）”。上述定义具有普遍性，银行业规模经济便由此引伸而来。

金融业规模经济是指随着机构业务规模的扩大而发生平均单位运营成本的下降以及平均单位收益上升的现象，它反映了经营规模与成本、收益的变动关系。金融机构的规模经济是指在经营范围不变的情况下，由于融资规模的扩大导致平均单位融资成本下降而产生的经济，如存款规模、贷款规模、证券市场融资规模等。

一般认为，银行与一般工商企业比较，其规模经济更容易形成，一般工商企业规模经济的形成不仅受到社会对该产品总体需求数量的限制，而且还受到社会对象对产品的规格、款式和质量等不同偏好的限制，而银行则很少受这种限制。而银行业务规模的扩大，在既定的业务资源投入下，降低了交易费用，增加了收益，节约了投入资本和其他资源，促进了银行规模经济的形成。

同样的，金融业也存在一个最适规模问题，无限制扩展会存在规模不经济，这是由于规模变大后，更难以协调、监督和管理，降低整个机构的效率，出现资产质量差、盈利能力低、效率低下和较弱的资本结构。规模经济可以从金融服务的生产中产生，也可以从对金融服务的消费中产生。从服务的生产来看，一般认为，当某一机构提供特定服务组合的成本低于多家专业机构提供同样种类服务的成本时，即存在规模经济。

金融控股公司旗下的金融机构能从规模经济中获益的许多直观的观点在于：（1）可以利用自身的分支机构和其他姐妹机构的销售渠道以较低的边际成本销售附加产品；（2）可以通过系统内部整合行销分析，因而可以更容易地面对客户需求状况的变化；（3）由于金融机构彼此间的产品差异不大，考虑便利性时，客户往往倾向在同一金融体系使用不同的金融服务。扩大了金融控股公司体系的交易规模。（4）可以将管理客户关系的固定成本分摊到更广泛的产品上。

公元1960及70年代，就有学者开始对银行规模经济的实证考察，但直到现在，仍然没有令人满意的结论，基本上，金融业是受到管制的服务业，不像制造业可以在既定的资源下，尽力去追求规模经济，另一方面，金融环境也不断地在演变，制度的因素，管理者的风险偏好都会影响规模经济的形成。

自20世纪60年代~70年代开始，西方经济学家对银行规模经济问题做了多方面的研究。

Baumol（1982）假定成本的增减比例与产出的规模及构成相关，并首次运用规模弹性来衡量经济体的规模经济性。在随后的研究中，许多学者将银行分为两组，一组样本主要由资产规模小于10亿美元的银行组成，研究表明资产规模为1亿美元左右的银行存在规模经济。

Berger、Hanweck、Humphrey（1987）认为，在小型金融机构中，规模较小的银行存在规模经济，在总资产超过1亿美元的银行中，往往存在规模不经济或规模经济不明显的现象。另一组样本由大型金融机构构成，Hunter和Timme（1986）发现，对于单银行制的银行控股公司，其规模经济的上限为42亿美元，而对于多银行制的银行控股公司，其规模上限可以提高到125亿美元。1990年，他们将这一上限重新界定为250亿美元。

Nourlas、Ray和Miller（1990）认为，总资产超过60亿美元的银行出现了规模不经济。Ashton（1998）对英国银行业的研究表明，总资产规模在50亿英镑以上的银行出现了规模不经济。

总结西方研究的观点，较为一致的看法是，银行业具有比较平坦的U型成本曲线，中型银行的效率通常高于大型银行和小型银行。由于技术水平和管理水平在不同国家间存在差异，并且由于技术进步，如计算机和金融衍生工具的运用，银行业的效率在最近几年有了大幅度的提高。

本研究的观点，金融机构并不适用规模经济的概念，直至今日，我们没办法得出大的金融机构具有比中小规模者具有规模经济优势的原因有几点：

1． 基本上，金融机构的产出是靠人和知识而非靠机器设备，而人受限于工作时间和知识，其在一定的时间的产出要提高的程度是有限的。假设有两家银行A，B都办理放款L1，L2，员工各有P1，P2，P1=5P2，生产要素可以自由移动，而且劳动市场也是完全竞争的，所以最后工资是均衡的W，每人的工作时间也就限定于T，平均每件贷款案要工作0.1T，也就是每人每天只会工作十件（T/0.1T=10），加班另有加班费，可贷资金分别为1000K，100K，第一期已贷出50%的资金为500K，50K。假设资金市场是完全竞争，利差是均衡的R，如果两家银行规模成长率都想成长50%，A要贷出250K，B要贷出25K，A银行的工作效率要达到250K/P1=250K/5P2（因为P1=5P2）=50K/P2，B银行的工作效率要达到25K/P2，姑且不论时间的限制，这时A银行势必要付出更高的工资，以符合员工的生产力，否则员工会跑到别家银行，不可能达到业绩，若考虑时间的限制，不提高业绩目标，就得增加人手，最后成本还是提升了。也就是说：

S1=W*P1，S2=W*P2

（△K1/K1t）/（△S1/S1）=（△K2/K2t）/（△S2/S2）

两家的规模效益还是一样的。

2． 一般规模经济的生产函数被假设为齐次生产函数，一起生产弹性大于一或小于一来判定生产是属于规模经济（或不经济）的阶段。但是，这个假设如果用在金融业会有较大的扭曲，金融业每一单位的产出其投入的生产要素不是对称的，也就是一个小产出跟大产出可能两者投入的时间相差无几，例如一笔100万的支票存款跟一笔100块的现金存款两者的工作时间可能差不多，可是，后者的业务规模只有前者的百分之一。或是同一产出可是投入会相差好几倍，例如甲乙同样一笔100万的房地产贷款，由于两者的申请人及房产的条件差异很大，可能导致甲案比乙案要多花好几天的工作时间。也就是说存在着△K1<△K2，反而△S1>△S2服务导向的现象，使得规模经济的效应会被误导，以为这是规模经济或是规模不经济。反之，也存在着银行行业性质不一样，而被看成是规模经济，例如专作私人银行业务的银行，人少，却人平均业务量很大。这时跟一般银行比，就没有相同的基础了。

3． 另外，金融业的规模其实跟政府的政策及经济景气有很大的关联，我们很难光从资产规模和收益的提升，其实生产要素的投入量及其生产力并没变，只是环境条件变了，如果我们根据环境条件变化的结果来推论规模经济或不经济，恐怕会倒因为果。

4． 金融机构特别是银行，其产出与投入大部分的情况是同比增长，例如如果银行已无超额准备，没有新的存款，就不可能有新的贷款，但是存款是要支付利息的，它不像是固定设备在那儿，可以直接摊提成本的，也就是说要扩大规模，所花的成本跟收入存在着线性比率的关系，因为存放款的利率是连动的。如果存款已充分利用配置尽时，若要增加放款扩大业务规模增加收入，就得增加新的存款，但是新的存款是要付出利息，

若△L/Lt=△（rLLt+1-rDDt+1）/（rLLt-rDDt）

规模扩大了，平均成本并没有降低。

5． 如今全球都一至对金融机构有资本充足率的要求，这一管制原则事实上使规模经济的讨论已失去意义，说明如下：K—自有资本；Q—资本充足率；Λ—风险权数；D—存款；L—放款。

假设银行只作存放款业务：

L放款受资本充足率的制约：（Kc/Lλ）<=q （1）

L同时也受存款资源的制约：L<=D（1-a-e） （2）

也就是说，有多少资本可以承担多大业务规模的风险是有一定的管制的，金融业强调的是在良好的风险管理之下，充分获取经济资本的最大收益，而无谓的一直扩大规模，有时反而是一种风险。

二、 金融控股公司的范围经济

金融跨业经营的另一好处常被提及的是范围经济，范围经济是从产品的角度参考一家厂商生产多种产品的效益，也即产品多元化的收益。

有研究认为如果银行同时经营N种资产的成本小于N家银行分别经营其中一种资产的总成本，则表明一定存在范围经济。从国际大银行的扩张来看，规模的扩张一般是伴随着业务范围的扩大，而不仅仅是同一产品链的数量扩张，甚至横跨几个行业的金融机构还能获得互补的协同效益（Weston，1990）。

一般来说，实现范围经济需要一定的前提条件：其一是厂商生产多种产品所需要的投入基本相同，即生产多种产品的要素投入不具有显著的专用性（注），这才能使产业获得与供给范围扩大相联系的范围经济；其二是同一顾客需要两种或两种以上的产品，同一顾客的不同需求可以同时被满足，这才能使产业获得与需求扩张相联系的范围经济。范围经济在此前提条件下之所以会实现，是因为信息的可复制，即同一信息可多次适用于不同的产品。

对于金融业而言，其范围经济可来源于投资、储蓄、信贷和保险产品的交叉营销，金融产品的互补性较强，如按揭贷款和有住房抵押品的寿险保单、汽车贷款伴随汽车保险等；此外，消费者在一个全能化的机构购买产品比在专业化机构中购买相同的一系列产品的搜寻成本、信息成本、监控成本和交易成本更低。

有学者对对全能银行的范围经济效应，从收入增长和成本节约两个方面对范围经济做定量分析。前者是和需求相联系的效率来源，后者是和供给者相联系的效率来源。Walter（1994）构造了全能银行的收入增长方程：

InS1+1=α+β1NTR+β2DPL+β3LA+β4S1+ε1+1 （3）

其中，S1+1、S1分别表示计算期和基期银行的资产规模或资本规模；NTR表示非利息收入在银行收入中的比重；DPL表示贷款资金中来源于存款的比重（存贷比）；LA表示贷款占总资产的比重。

β1、β2、β3分别表示上述3个影响因素对银行资产增长的对数的回归系数，β1+β2+β3表示银行活动范围对银行资产（资本）增长的总影响，如果在给定的显著性水平上β1、β2、β3能够通过不为零的系统检验，则表明银行活动范围对其资产增长速度确有影响，即银行存在范围经济；β4表示银行规模增长的弹性，反应银行资产的增长速度是否和银行规模有关，如果在给定的显著性水平上β4通过不为1的检验，则表示银行资产的增长速度受到自身规模大小的影响；ε1+1为残值项。概括而言，该方程式说明：银行发展水平（资产增长速度）的快慢是否受到自身规模和活动范围的影响。运用该方程分别对公元1980年~1986年及1986年~1990年这两个时期美国的银行样板进行了回归分析，得出下列的结果：

超大规模银行和小银行存在明显的范围不经济，大银行和中等银行则存在明显的范围经营。表现在非利息收入增长对银行资产的扩张有显著影响，非利息收入被视为银行活动范围扩张的典型指标，因此，认为全能银行存在范围经济。

本文认为小银行之所以显不出范围经济，可能的原因在于其负担多样化服务的平均单位成本相对要比中大规模的银行来得高，因为服务的基础设施是差异不大的。至于超大银行则是已经进入服务的边际成本递增的阶段，例如服务人员的工作已经饱和，要再加一组人，否则无法服务全部的客户。事实上我们不能忽略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技术进步，特别是客户关系管理（Customer Relation Management，CRM）的技术和知识库的技术，CRM将从多样化的需求面为金融集团增加利润，知识库的共享将从供给面大幅降低金融集团的服务成本，而网络银行的服务方式，更使小银行和中大型银行可以在服务效率及成本降低上一争长短。

三、 金融控股公司的协同效应

在波特（Porter，1980，1985）的《竞争战略》和《竞争优势》著作中，曾强调过协同的重要性，那些相互支持和补充的业务单位由于不同实体间的协同效应，能产生价值创造的效果。假设条件是业务单位越有相关性，能获得的协同效应也就越大，由于相关性增加了协同水平，它可以看作为竞争优势的重要来源，波特详细描述了相关性是如何促进竞争优势的，其中的两种主要方法是资源的共享和技能与专长的转移。协同效应可以通过不同性质或功能的活动来实现，例如管理整合、人力资源整合、生产整合、营销整合和资本整合，由此带来的协同效应可以分别称为管理协同效应（MANINT）、营销协同效应（MKTINT）、生产协同效应（PRODINT）、人力资源协同效应（HRINT）和财务协同效应或资本协同效应（CAPINT）。这4种协同效应领域：销售（营销）、运作、投资和管理—都与公司业绩有关系，协同效应对盈利有重大影响，但程度大小取决于特定的业务领域和类型。只有管理协同效应对所有行业都有较好的影响。

20世纪90年代以来，有关全能银行协同效应的经验研究出现了一些比较重要的成果，但还缺乏公认的一般方法，而由于研究方法、角度和具体对象的不同，结论也不尽相同。

本文的观点，协同效应要能发挥，是需要协同双方或多方的组织目标和绩效目标是一致的，才有显著的效果，举例来说，一个证券子公司接受保险子公司的联合行销计划，希望能透过证券经纪人推广寿险产品给他的证券客户，但寿险商品的业绩计算和奖金制度相对得要比证券业务差，可想而知的是，证券经纪商的时间是有限的，它会花在对他利益最大的项目上，因此协同效应是无法期待的。但是回过头来想，我们适应让一个人同一段时间同时做好几件事，还是让他同一件事做好几件，这是没有立即得出结论的，因为是人在做事，不是机器，同时所做的事，没有一件事是完全相同的，如果再考虑绩效与奖励的因素就更为复杂，这也就是本研究认为过度引用制造业的分析角度来看服务业，特别是金融业，恐怕会有很大的扭曲现象，制造业的标准化程度是相当高，生产要素如果是相同的，产出规格如果是一样的，我们几乎可以说产出的东西是相同的，例如手机的代工，发包厂商把规格及材料定好，同时发给三家代工，出来的手机是一样的。而透过电脑的排程，同一条生产线可以生产三种不同规格的东西，金融业里这样的事情已经逐渐交给了ATM自动提款机。

四、 金融控股公司的经营绩效实证分析

接着考虑金融控股公司旗下的银行跟单一银行的经营绩效，何者会有较佳的表现呢？

苏怡心“金融控股公司成立前后旗下子公司经营绩效之评估—Generalized Translog成本函数之应用”（2005），其研究中国台湾地区的14家金融控股公司，在金控成立后，各金融控股公司是否确实能充分发挥其成本、规模、范畴等各方面综效优势，提高其经营绩效，探讨金融控股公司成立前后旗下银行、保险、证券及票券四种业务子公司的经营绩效，以公元1998年~2004年间为研究期间进行分析。采用以Box—Cox型式将产出加以转换的一般化超越对数成本函数，利用纵横数据（Panel Data）中的固定效果模型来进行实证研究，衡量并比较金融控股公司成立前后旗下子公司的成本效率、规模经济及范畴经济的效果。

实证结果显示，金融控股公司旗下子公司在金控成立前后的绩效表现并没有差距很多，而且成本节省的效果也未显见。整体而言，金控成立后旗下银行子公司在规模经济与范畴经济等指标的表现上并不会变化很大；而证券子公司及票券子公司在规模经济与范畴经济等指标的表现上较佳；而保险子公司虽成本微幅下降，但在规模经济与范畴经济等指标的表现上较差。

江婕宁“美国金融控股公司与非金融控股公司经营绩效之比较—DEA之应用”（2002），在该研究中，“金融控股公司”在分成群组A与群组B的表现，发现大致上来说“金融控股公司”的效率值还是偏低，因而“金融控股公司”在经营效率上还有很大的改善空间。“金融控股公司”之所以绩效偏低，其认为大致可归因于整体金融景气不良及金控模式刚成立下资源整合并未达到最适，因而“金融控股公司”的绩效并没有高于“非金融控股公司”。但可肯定“金融控股公司”的整合确切带给银行初期经营绩效的降低，而此种暂时的低效率会随着母公司人员的删减、营运项目的扩充而消失。

林瑞茂“台湾金融控股公司经营效率分析”（2005）以资料包络分析法及主成份分析法为金融控股公司衡量他们的经营绩效，发现银行应摒除资产规模越大越好的迷思、应针对己身现有的资源做最有效率的运用，不应一昧盲从国际潮流而做相同模式的金融转型。

根据上诉的实证分析结果，我们仍无法确认，金融控股公司旗下的金融机构会比同类的单一机构表现较佳。

本文认为，金融控股公司或金融集团的经营的效益是要向外看，而非向内看，否则会失去焦点，我们从美国《金融服务现代化法》的立法用意也可以看出其所强调的两个重大作用：（1）维护市场的公平竞争；（2）增强美国金融业的国际竞争力。

所谓维护市场的公平性，是让想跨业经营的金融业者都有法可依循，重点在维护商业银行与投资银行间的公平竞争。也就是说，从内部来看，只是能维护市场分配的公平竞争，是无法因为采用此新的制度而产生一个新的市场。

我们如果认真来看，金融控股公司的跨业经营模式就内部而言，是否能对整体社会福利有增加是有疑问的。考虑下面的式子：

新的福利=新的经济效益-新的社会成本

=资源节约（R）+新的税收（T）-新的监管成本（C）-新的失业成本（U）

=R+T-C-U

假设原来市场是均衡的，市场总额是一样的，金融控股公司对内只是经由市场充分配取得新的份额，所以政府税收没改变，就资源节约而言，从前述的分析看来，金融控股公司的经营模式在规模经济，范围经济及协同效应上并没有显著的效益证明。但是为了这新的体制，势必要有新的监管模式，产生新的监管成本，同时金融控股公司经由整并旗下资源，或是并购其他金融业，势必造成一部分的生产要素释放出来，也就是产生新的失业人口。R+T-C-U<0的机会很大。所提对内看，似乎并不是一个合乎成本效益的选择。

但如果从外部来看，金融控股公司的资产规模扩大，经营业务范围广泛，营销技术的增强等等都是有利于金融集团向外竞争，站在国家的立场，也是彰显国力的一种表现方式，加上向外竞争的因素，经济福利可以重新衡量为：

新的福利=新的经济效益–新的社会成本

=R+T+TX-C-U+UX

由于国外业务的扩张，政府的税收增加了TX，同时金融集团为因应新的国外业务，也增加了新的就业机会UX，整体衡量，社会福利就很有机会增加了。

五、 结论

尚未有明显的实证资料显示，金融集团其规模及跨业经营模式，比中小型规模的银行具有规模经济，范围经济和协同效益的优势。

金融集团的规模经济，范围经济和协同效益之所以无法像其他产业可以明显分析出来，甚至规模大也未必有效益，主要有几个因素：

1． 金融业是个受管制的行业，其经营规模受制于资本充足的限制，和监理机构对其经营规模与风险控管是否一致也有很大的关系。

2．金融集团的范围经济与协同效应也受制于主管机关对控股公司旗下子公司间的防火墙设置是高还是低，越高，子公司间彼此资源的互通就难，越低则越容易，也就影响了范围经济与协同效应的效果。

3．金融机构所面对的风险是组合式时的风险比起其他产业对风险的判断要复杂，而其规模是否要扩张与否该管理者的风险偏好有几大的关系。同样规模的两家金融机构对同一件贷款案可能看法是完全不一样。

4． 有的银行善用科技技术的能力，尤其是在网络与语音服务上，ATM功能的发挥程度，CRM的运用，来抢他跟大金融集团的竞争优势。

5． 站在客户服务导向，金融业其生产要素的投入与产出的关系未必是正相关的。

参考文献：

1．徐传谌，称贵廷，齐树天．我国商业银行规模经济问题与金融改革策略透析．经济研究，2002，（10）：22-30．

2．王聪，邹朋飞．中国商业银行规模经济与范围经济的实证分析．中国工业经济，2003，（10）：21-28．

3．于良春，高波．中国银行业规模经济效益与相关产业政策．中国工业经济，2003，（3）：40-48．

4．邵东亚．全能银行的协同效应：概念框架、理论模型与经验研究．经济评论，2004，（1）．

5．林瑞茂．台湾金融控股公司经营效率分析．长庚大学企业管理研究所未出版硕士论文，2005年11月．

6．Saunders and I．Walter．Universal banking in the United States：What Could We Gain．What Could We Lose．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4．

7．Porter M．E．Cluster and New Economics of Competition．Harvard Business，1998，（11）．

8．Vander Vennet，R．Cost and profit efficiency of financial conglomerates and universal banks in Europe．Journal of Money，Credit and Finance，2002，34（1）：254-282．

作者简介：徐顺英，中南大学商学院博士生。

收稿日期：2007-07-27。

2.摒弃一味追求规模经济的恶习 篇二

为什么市场规模的神话迷惑了所有人，从强盗到资本家，再到你的老板都未能幸免呢？

通用电气被认为是世界上较为盈利的公司之一。自1980年以来的利润增长曲线像喜马拉雅山一样一路攀升。但是，它公开发表的公司目标不外乎两种，要么成为某项业务数一数二的公司，要么就是完全退出某项业务。

直到今天，人们对通用电气的业务模式都存在着很深的误解。通用只有一个目标，一个永恒的方向：可持续的、超出市场平均水平的资产回报。它的市场份额分析只是决定投资方向的一把标尺，而不是一项决定公司策略的指导性原则。

事实上，杰克·韦尔奇对通用的真正贡献，是将其由一家市场份额为导向的公司转变成为一家以利润为导向的公司。研究一下韦尔奇的领导方式，将会有助于你的公司也走上同样的利润之路。

不过，还是有人会说，在高科技和信息时代，公司需要把目光盯在市场份额上。最为经典的例子是电话：如果能和你通话的人数越多，那么电话对你的价值就越大。E-mail、短信息、手机、传真机、文字处理软件，甚至信用卡，莫不如此。

这一切是如何发生的呢？为什么分析师们称之为“市场份额狂热症”的东西达到了如此登峰造极的程度？使得公司高管、企业家和投资人心甘情愿地掏出大把的钱来追求市场份额，甘愿忍受巨额亏损或者利润暴跌也要维持市场份额。

规模经济真的有效吗？

多数公司的管理层费尽心思扩大市场份额，并认为规模经济随之而来。曾经担任哈佛商学院教授的杰克·海伊说：“他们以为市场份额是获得规模经济的手段。其实不是。”

而且，规模经济还有一个人们很少谈到的方面，经济学家称为“规模不经济”。随着公司规模的扩大，会增加管理人员，增加其他开支，如开办新工厂，提高培训经费，偿还更多的债务。结果，在某些市场中，管理费用过高，难以为继。只有利润保持不变，更高的市场份额才会产生更高的收益。有时，如果公司在市场上无度扩张，利润就会越难保持。

另外，管理者经常会忘记比较优势和价格规律。总有一些市场，小公司比大公司更有竞争力。为了攫取10%的市场份额不惜降低价格，这种举措可能引发已有的30%市场上的降价要求。而且，在既有的30%市场中，总有那么的一些客户，公司保住他们的成本高于其本来的价值。所以，市场份额的最大化只能意味着利润的降低。

戴姆勒·克莱斯勒狂热地追求市场份额，再加上其他一些因素，致使许多高级经理人纷纷离职。正是这些明星经理人曾经创造了让行业排名第三的克莱斯勒实现销售利润第一的业绩。但他们在被来自德国的汽车公司收购之前纷纷离职，甚至被誉为“汽车天才”的传奇人物鲍勃·卢茨在公司合并不久后也离开了心爱的克莱斯勒。

事实上，合并之后的3年，原来的管理团队走得一个不剩。由于合并后公司规模陡然增大，很多决策权都转移到了德国斯图加特的高级管理人员手中。就像美国管理人员被派驻在越南的经历一样，他们往往要等待数周才能从遥远的总部得到一个决策的反馈，越来越多的案头工作让他们不堪其烦，于是他们唯有寻找新出路。

但自始至终，戴姆勒的管理层还是信心十足地谈论市场份额与规模经济。在收购克莱斯勒和认购三菱汽车的部分股份之前，戴姆勒自身的盈利情况相当不错。但到了2001年，只有挂着梅塞德斯·奔驰牌子的汽车能赚钱。

事实上，导致戴姆勒高层人才出走的部分原因正是合并后的公司规模过大，过分地追逐庞大的市场份额。克莱斯勒未能快速地降低成本，而且无法根除源自底特律的，诸如支付回扣等一系列刺激销售的陋习。所以，客户们早就习惯了按兵不动，坐等优惠政策，消费者的需求也很难预测，公司不得不掏钱贿赂客户，致使公司利润减少。

而克莱斯勒留下来的管理者们决定制定一个更高的市场份额目标。公司原来的市场份额大约为14%，新目标是，到2005年将市场份额增加至20%。

没多久，购买市场份额的计划就耗费了大量资金。有时，克莱斯勒每销售一辆汽车，就要支付高达3000美元的销售奖励。2001年第一季度，克莱斯勒的市场成本在营收中的比重就达到了21%，远远高于2000年第一季度的13.3%。克莱斯勒首席执行官哲根·史瑞普发誓不惜代价保住在美国14%的市场份额。那时，克莱斯勒的巨额赤字压垮了这家世界性的汽车制造商，公司被爆出了巨额亏损。

盛田昭夫的一意孤行

20世纪50年代中期，索尼公司试图借助其研发的全球首台晶体管收音机TR-55扬名立万。索尼知道若要将公司做大做强，就要完全仰仗于这个微型收音机的命运了。

在走到这一步之前，索尼克服了重重困难。日本通产省权势很大，它的部长们听说索尼制造收音机的计划后都嗤之以鼻。索尼要求转移部分日元到境外向美国无线电公司申请收音机技术许可证，一开始就遭到了通产省的拒绝。当时，晶体管技术本身是很难攻克的，全球还没有一家公司能够生产足够多的、有质量保证的晶体管来进行工业化的收音机生产。小型收音机更是闻所未闻。

1955年，索尼创始人之一、后来成为公司首席执行官的盛田昭夫被派往纽约。随他同行的是一批收音机以及对公司业务的紧迫感。

很快，盛田昭夫就面临一个进退两难的境地，宝路华手表公司的一家销售代理商看到了这种新型收音机，向盛田昭夫发来一份10万部收音机的订单。这份订单的价值大于索尼1955年所有的市场资本。可他们有一个前提条件，就是收音机要打着宝路华的名字出售。代理商说：“我想你肯定能理解。这里没人听说过索尼的名字。”

如果盛田先生接受了这个条件，就永远都不会有人听说过索尼了。索尼所有的努力就只能是为他人作嫁衣裳，只会使宝路华的牌子越来越响。

还有一个问题是：索尼每个月只能勉强生产10000台收音机，如果接收了这个订单，生产成本就会上升，利润就会下降，甚至降为零。接受订单意味着索尼需要雇用更多的工人，投入更多的资本用来购买生产设备，供货成本会增加，生产线改造费用很昂贵，运输及库存成本会提高。这样一来，索尼虽然能够赢得市场份额，但是可能没有利润可言。

盛田先生发电报征询公司董事会的意见。董事会意见坚定，再三强调要把订单拿下来。接下来发生的事情颇具争议，他自作主张地拒绝了这份订单。“这绝不是盛田先生最后一次违抗董事会的意见。”约翰·内森这样写道。内森制作了一部历史纪录片，并且用文字详细介绍了索尼公司的发家史，文字的长度几乎是一本书。盛田先生要的是有利润增长，以及如何打造一个世界级的品牌，而不是为别人生产加工电子产品。

事实证明，盛田先生的一意孤行是值得的。索尼很快成为收音机行业的领头羊，随后又占领了电视机等其他电子产品的市场。今天的索尼电子产品在全球的销售额达到650亿美元，仅比日立的670亿美元少一点，位居第二位。单是索尼这个品牌的价值就高达160亿美元。盛田先生大胆拒绝宝路华订单的行为永远都有借鉴意义。

或将客户抛在脑后

扩张市场份额意味着要拉拢更多的顾客，或促使已有顾客购买更多的产品。可是为什么有这么多公司将客户服务抛在了脑后，只是一味地追求市场份额呢？

看看宽带制解调器市场的情况吧。人们可以利用宽带调制解调器实现网络数据的高速传输，从此之后再不用为了浏览网页而等得心急如焚了。只要你轻点鼠标，宽带调制解调器就使得网页瞬间在屏幕上出现——打开一个新网页就像换个电视频道一样方便快捷。

但是有一个令人棘手的问题——申请使用宽带调制解调器的用户越多，网速就会越慢。这是为什么呢？因为网络运营商忙着注册用户，根本没有时间增加新节点来满足用户需求。每个节点上的用户越多，服务就会越慢。用户太多的话，宽带调制解调器就比传统的、以56K速度缓慢爬行的电话拨号上网速度还要慢。宽带调制解调器的优势不能得到发挥，但是网络公司仍旧忙着招揽顾客，对此无暇顾及。

相信很多顾客都有过与维吉尼亚州的大卫类似的经历：他和琼斯交互有限公司签订了一份有关宽带服务的协议，由于网速很快，大卫向朋友们大肆炫耀，并鼓动大家也安装一个。大卫成了宽带调制解调器的热心宣传者。后来，大卫发现网速越来越慢，尤其是在上网高峰期，网速看起来还没有他原来用电话拨号上网速度快。于是他又给每个人写邮件。邮件的内容是什么？“忘了宽带调制解调器吧，根本就没用。”

如果有人一提到宽带，大卫立马就会讲起自己的遭遇。他取消了宽带服务，说即使网络公司增加容量，保证相当快的网速，自己也不会再申请使用了。大卫觉得自己被网络公司愚弄了。

网络公司失去了一位曾经非常积极的顾客，而且可能永远失去了；不仅如此，公司还失去了很多潜在顾客，如那些听了大卫的话也对服务失去信心的大卫的朋友们，以及通过他的朋友们一传十、十传百。因为过于看重市场份额所带来的短期利益，而失去了巨大的潜在商机，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

3.中国城市经济规模化的现实格局 篇三

关键词：GDP千亿元级城市；现实格局

一、城市规模的极大拓展

2000年中国城市663个，东中西部分别为295个、247个、121个，其中大城市、中等城市、小城市占比为：全国14：33：53，东部地区16：35：49，中部地区15：32：53，西部地区7：30：63，大城市比例偏低。世行数据表明，1995年百万及以上人口城市占城市数百分比（单位：%）为：我国35、上中等收入国38、高收入国43；拥有1亿以上人口国家的印尼39、孟加拉国47、巴西42、日本48、美国51，同期我国相差3~16个百分点。即大城市少20~106个。1995年百万及以上人口城市占城市人口百分比（单位：%），我国11、中等收入国20、上中等收入国28、高收入国33，拥有1亿以上人口国家的印尼13、巴基斯坦18、俄罗斯19、巴西33、日本37、美国39，同期我国相差2～28个百分点，即大城市人口少920万～12880万，同期百万人口的大城市少9～129个。2000年我国GDP千亿级城市21个，其中东中西部分别为16个、3个、2个，到2003年GDP千亿级城市达32个，东中西部分别为25个、5个、2个，其中全国和东部地区的增速分别达52.38％和56.25％，大城市发展空间和发展潜力较大。

2000年中国城镇人口4.6亿，比1990年增加1.6亿，年均增长一个百分点；城市化率达36.22％，但分别比同期全球和发达国家平均水平低9.78和40.78个百分点。即使同期11个省城市化率超全国平均数（单位：％）广东55，辽宁54.24、黑龙江51.54、吉林49.68、浙江48.67、江苏46.49、内蒙古42.68、福建41.57、湖北40.22、海南40.11、山东38，但仍比发达国家平均数低22～39个百分点，我国城市化的发展空间仍很大。

2000年我国城市GDP平均规模146.2亿元，东中西部GDP平均规模分别为195.73亿元，106.34亿元，109.12亿元，其中GDP千亿级城市平均规模全国1505.1亿元，东中西部分别为1592.2亿元、1079.7亿元、1451.5亿元，全国及东中西部GDP千亿级城市规模相当于城市平均规模的10.29倍、8.14倍、10.15倍、13.3倍。2003年GDP千亿级城市全国及东中西部的平均规模达1849亿元、1937亿元、1322亿元、2060亿元，分别比2000年增长22.86％、21.66％、20.43％、41.92％。2003年GDP千亿级城市全国及其东中西部的总规模分别达59158亿元、48426亿元、6612亿元、4120亿元，分别比2000年增加了87.72％、90.01％、104.77％、41.92％，分别比同期全国GDP增幅高出65.97％、68.26％、83.00％、20.17％，即GDP千亿级城市增速全国的快3倍，东中西部的快1～4倍，经济规模化城市GDP增长势头十分强劲。

二、规模城市的基本态势

2003年GDP千亿级城市可分为4个层面：（单位：亿元）第一层面1000～1299，8市。即唐山1295、温州1216、大庆1125、绍兴1088、郑州1060、南通1010、潍坊1006、淄博1003。第二层面1300～1499，8市。即哈尔滨1418、佛山1381、石家庄1376、济南1368、泉州1350、长春1338、烟台1316、福州1300。第三层面1500～1999，8市。即无锡1901、成都1870、青岛1780、宁波1770、武汉1662、大连1632、沈阳1590、南京1576。第四层面2000以上，8市。即上海6251、北京3612、广州3467、深圳2861、苏州2802、天津2387、重庆2250、杭州2092。

从约定俗成的重点城市角度看，2003年上海、北京、天津、重庆4大直辖市，全部进入2000亿以上层次，但差距较大，首位为末位的2.78倍。上海、北京、广州、天津、重庆、武汉、沈阳、南京、哈尔滨、西安等10大城市，9个进入GDP千亿级城市，西安GDP只有940亿元，未进入千亿级城市行列。广州、深圳、杭州、成都、武汉、青岛、宁波、沈阳、大连、南京、哈尔滨、济南、长春、西安、厦门等15个副省级城市，13个进入GDP千亿级城市行列，西安、厦门（760亿）未进入GDP千亿级行列，但GDP同比增速排序却不尽相同，2003年GDP增速（单位：％）深圳17.3、厦门17.2、青岛15.9、宁波15.3、大连15.2、南京15.1、广州15、杭州15、济南14.5、沈阳14.2、长春14.2、哈尔滨13.5、西安13.5、成都13、武汉12。副省级城市工业化排序也不相同，2003年规模工业产值（单位：亿元）深圳5074、广州4018、杭州3199、宁波2627、青岛2599、南京2509、大连1542、长春1510、武汉1335、济南1319、厦门1318、沈阳1064、成都970、西安780、哈尔滨708，首位为末位的7.17倍，规模工业产值支撑GDP的力度完全不同。副省级城市市场化排序也不相同，2003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单位：亿元）广州1494、武汉854、深圳802、成都772、沈阳722、哈尔滨624、南京600、杭州588、大连569、济南633、宁波522、青岛512、西安440、长春438、厦门230、首位为末位的6.5倍。2003年出口额（单位：亿美元）深圳630、广州169、青岛124、宁波121、杭州110、厦门106、大连95、南京77、沈阳20、长春16、武汉14、西安14、成都14、哈尔滨9、济南8，首位为末位的75倍，社会消费额与出口额支撑GDP力度也完全不相同。副省级城市增长潜能也不相同，2003年地方财政收入（单位：亿元）深圳291、广州275、杭州150、宁波139、南京137、成都128、青岛120、大连111、武汉103、沈阳81、哈尔滨76、济南76、厦门70、西安69、长春46，首位为末位的6.33倍，地方财政收入占GDP比重差距较大。2003年固定资产投入（单位：亿元）：广州1158、杭州1006、南京954、深圳947、成都863、宁波838、青岛739、武汉645、沈阳583、大连507、济南505、西安479、哈尔滨436、长春390、厦门245，首位为末位的4.73倍。投入拉动GDP增长的能力也不尽相同，2003年实际引进外资（单位：亿美元）深圳50.4，青岛40.1、广州30.6、南京23.7、沈阳22.7、大连22.4、武汉17.6、宁波17.3、杭州10.1、长春7.5、济南6.5、成都5、厦门4.2、西安2.6、哈尔滨2.3，首位为末位的21.9倍。以上各项指标差距较大，副省级城市未来GDP规模差异将会进一步拉大。

在19个重点城市中，4个直辖市相对稳定，15个副省级城市变数较大。一些非重点城市如苏州、无锡挤进了GDP10大城市。2003年苏州、无锡以其4799亿元和3285亿元的规模工业产值，326亿美元和73亿美元的出口，68.1亿美元和27亿美元的实际引进外资额，526亿元和487亿元的社会消费品零售额，220亿元和104亿元的地方财政收入，1408亿元和893亿元的固定资产投入的实绩，挤进5大城市和9大城市的行列。佛山、石家庄、济南、泉州正在或即将挤进19大城市行列。原52个重点旅游城市：北京、天津、上海、石家庄、沈阳、大连、长春、哈尔滨、南京、无锡、苏州、南通、杭州、宁波、温州、福州、泉州、济南、青岛、烟台、郑州、武汉、广州、深圳、成都、重庆等26座城市进入GDP千亿级城市行列，还有一些城市正在努力向GDP千亿级城市发展。原有的计划经济时代为主的10大城市，19个重点城市，52个重点旅游城市，正在接受市场经济所孕育的竞争经济，规模经济的隆重洗礼。

从2003年4个直辖市GDP首位度（占全国GDP比重，单位：％）看，上海5.36、北京3.1、天津2.05、重庆1.93、而国际化城市同指数纽约24、东京26、伦敦22、汉城26，我们首位城市GDP的作用与国际化城市的差距较大。从2003年省级经济区域重点城市GDP首位度（占全省GDP比重，单位：％）长春53.05、成都34.27、哈尔滨31.99、武汉30.8、大连27.19、沈阳26.99、广州25.78、泉州25.75、大庆25.38、福州24.8、杭州22.74、苏州22.5、深圳21.27、石家庄19.39、宁波19.23、唐山18.25、无锡15.27、郑州15.09、青岛14.32、温州13.21、南京12.66、绍兴11.83、济南11、烟台10.59、佛山10.27、南通8.11、潍坊8.09、淄博8.07，中西部地区城市首位度明显高一些。广州、泉州、大庆、福州、杭州、苏州、深圳首位度接近国际合理值，其他15市首位作用与国际化城市相比还有一定差距。

三、区域内规模城市经济的强势整合

区域内规模城市经济的强势整合，主要形态和地理分布表现为城市圈、城市带、城市群。

1． 城市圈。城市圈是实现规模化城市与周边中小城市集合发展，从而进一步提升规模化城市功能，使规模化城市真正强起来的强势整合的城市化战略。2003年重庆城市圈GDP2250亿元，其由三个圈层构成，第一圈层为重庆都市发达圈，GDP883.47亿元，占39.27％;第二圈层为渝西经济走廊，GDP688.4亿元，占30.6％；第三圈层为三峡库区生态经济区，GDP678.24亿元，占30.14％，三个圈层构成了内敛式紧密型都市圈。苏锡常都市圈是一个半紧密型都市圈，2003年GDP5603亿元，其中苏州2802亿元，占50.01％；无锡1901亿元，占33.93％；常州900亿元，占16.06％。该都市圈有全国10强县中4小龙支撑，即2003年GDP508亿元的江阴，GDP465亿元的常熟，GDP475亿元的张家港，GDP430亿元的昆山，支撑着苏锡常都市圈的高速发展。而武汉都市圈则是外拓型的，江汉平原核心城市，武汉GDP2003年为1662亿元，武汉都市圈是三个圈层构成的，第一层是以15KM为半径的城郊经济圈，第二圈层是以100KM为半径的鄂州、黄石、黄冈、孝感、咸宁、天门、仙桃、潜江8市，其GDP仅高出武汉核心区2个百分点。第三圈层为湘、鄂、豫、赣4省30个市的长江中游城市群，其GDP相当于武汉的11.66倍，三个圈层形成以江汉平原为中心地，以湘中地区、中原地区为两翼松散型的都市圈。

2． 都市带。都市带是以产业联系为纽带，以规模城市和城市圈为背景，联合若干中小城市的城市化战略。中国城市带主要为沿海、沿江、沿京广线、沿大陆桥城市带。沿海城市带2003年共有25个GDP千亿级城市，即上海、北京、广州、深圳、天津、苏州、杭州、无锡、青岛、宁波、沈阳、大连、南京、泉州、佛山、石家庄、福州、济南、唐山、烟台、温州、绍兴、南通、潍坊、淄博，GDP总量48426亿元，占千亿级规模城市GDP总量81.86%，平均规模1937亿元，高出全国平均数4.76%，是目前支撑我国东部地区快速发展的主要载体和核心动力。沿江城市带2003年共有12个GDP千亿级城市，即上海、苏州、杭州、无锡、武汉、重庆、成都、宁波、南京、温州、绍兴、南通，GDP25486亿元，占全国千亿级规模城市GDP43.08％，平均规模2124亿元，高出全国平均数14.86％。2010年前后它是继沿海经济带之后，成为支撑我国目前经济高速增长地区。沿京广线城市带，2003年共有7个GDP千亿级城市，即北京、石家庄、郑州、武汉、广州、深圳、佛山，GDP13012亿元，占千亿级规模城市GDP总量22.15％，平均规模1872亿元，高出全国平均数1.24％。沿大陆桥经济带，它是以连云港和荷兰鹿特丹为两端，横贯亚欧大陆的大通道，在我国境内贯串10个省区，辐射面积360万KM2，占全国面积37％，人口4亿，占全国30％，是我国市场通达面最广地带，2003年，大陆桥经济带仅有1个GDP千亿级城市，即郑州，预计沿大陆桥西安（940亿元，2003年GDP，下同）、徐州（906亿元）、济宁（883亿元）、临沂（835亿元）、盐城（761亿元）等5市近期要进入GDP千亿级城市行列，从而有效实施“以线串点，以点带面”的都市带开发战略，有力地带动沿大陆桥城市带的快速崛起。

3．都市群。都市群实质是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发展战略。长三角城市群，面积9.96万KM2，人口7500多万，15个地级以上城市，2003年千亿级规模城市8个，即上海、苏州、杭州、无锡、宁波、南京、绍兴、南通，GDP18489亿元，占全国千亿级规模城市GDP31.25％，占长三角GDP的81.18％，GDP平均规模2311亿元，高出全国千亿级城市GDP平均规模24.99％。珠三角城市群，面积6.2万KM2，人口2500多万，9个地级以上城市。2003年千亿级规模城市3个，即广州、深圳、佛山，GDP7709亿元，占全国千亿级规模城市GDP13.03％，占广东GDP的57.32％。GDP平均规模2570亿元，高出全国千亿级城市GDP平均规模38.99％。京三角城市群，面积5.53万KM2，人口3600多万，5个地级以上市。2003年千亿级规模城市3个，即北京、天津、唐山，GDP8670亿元，占全国千亿级规模城市GDP14.66％，占京津冀GDP66.21％，GDP平均规模2168亿元，高出全国千亿级城市GDP平均规模17.25％，长珠京三个三角洲GDP千亿级城市14个，占全国的43.75％，GDP总量34868亿元，占全国千亿级城市GDP的58.94％，同期GDP、实际利用外资，出口额分别占全国的37％，68.5％，72.3％。对比国外著名城市群现状，美国的大纽约区、大洛杉矶区、五大湖区GDP占全国的67％，日本的京滨、坂神、名古屋三大都市区GDP占全国的69％，三个三角洲GDP占比分别比美日大都市低30～32个百分点，规模城市经济增长的空间很大。此外山东半岛城市群面积6.49万KM2，人口3500多万，地级以上城市7个，2003年GDP千亿级城市5个，即青岛、济南、烟台、潍坊、淄博，GDP6473亿元，平均规模1295亿元；辽东半岛城市群，面积7.72万KM2，人口2700万，地级以上城市6个，GDP千亿级城市2个，即大连、沈阳，2003年GDP3222亿元，平均规模1611亿元。山东、辽东2个半岛城市群和长三角，珠三角，京三角一样，正在形成小核心、开放式、网络化的GDP千亿级城市群，从而形成要素的高度集中化、产业的高度化、时空的高效化、区域的协调化、规划的科学化、分工合作的机制化等一体化的新格局，进而努力实现城市群的规模效应、集聚效应、辐射效应、联动效应的最大化。

参考文献：

1．世界银行．世界银行1994～2003年世界发展报告．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2．1998～2002年中国城市统计年鉴．中国统计出版社．

3．1993～1994年中国城市统计年鉴．中国统计出版社．

作者简介：江苏省社会科学院泰州分院特约研究员。

4.规模经济的简介 篇四

(一)规模经济原理

依照经济学的观点，规模经济(Economics of Scale)是生产经营者按照一定的生产经营规模，可能获得的经济利益，即人们根据生产力因素数量组合方式变化规律的要求，自觉地选择和控制生产规模，求得生产量的增加和成本的降低，而取得的最佳经济效益。在边际报酬递减规律的作用下，厂商的短期平均成本曲线呈现短期边际成本先递减后递增，厂商的长期平均成本曲线进而表现为无数条短期平均成本曲线的包络线。这是由于在厂商生产扩张的开始阶段扩大生产规模，存在着对不变成本的高效率利用，使得经济效益得到提高，形成了规模经济。而当生产扩张到一定规模以后，厂商继续扩大生产规模，使得各生产要素的配比和使用效率超过了“合适”的程度，导致产量的增加倍数小于成本增加的倍数，造成经济效益下降，形成了规模不经济。对于外部而言，整个行业的发展、市场的变化以及其他影响因素的作用都会对个体厂商产生影响，厂商能否从外部环境中受益，是其形成外部规模经济或外部规模不经济的原因。

(二)高等教育领域的特殊性

1兼具公共物品和私人物品的特性。按照萨缪尔森的定义：公共物品的有效率的供给通常需要政府行动，而私人物品则可以通过市场有效率地加以分配。由于一般只有支付学费的人才能接受高等教育，所以高等教育资源具有“排他性”。但由于现代高等教育具有服务社会的属性，社会成员即使不亲自接受教育，也会享受到高等教育的社会效用。从这个意义上讲，高等教育资源还具有“非排他性”。高等教育资源在一定时间、一定范围内是有限的，所以一旦被一部分人享用，势必会从事实上剥夺了另一部分人对高等教育资源的使用权。从这个层面上讲，高等教育资源具有“竞争性”。但如果在特定的规模范围内，增加—个人对已有高等教育资源的使用，并不会影响其他人对现有资源的使用效果，即每增加一个消费者，高等教育边际成本为零。所以高等教育也满足了“非竞争性”。

2成本投入的整体连带效果明显。高等教育的各项成本投入呈现整体递进的态势，一方面，有的成本具有整体性，不可进一步细分，如教室、教学设备等；另一方面，一些成本投入本身是相互促进、相互牵连的，具有连带效应，如多媒体教学设备的投入要求提高对教师相关授课技能成本的投入，而且这些投入成本的使用往往也是同时进行的，否则在投入效果方面会相互牵制。

3高等教育产出效益具有滞后性。一般来说，高等教育的“消费者”包括购买教学服务的学生和购买研究服务的社会部门两个方面，高等教育的产出也是围绕这两个方面进行的。高等教育产出效益周期长体现在：一是教学“消费者”——学生修养和潜能的发挥需要自身积累和释放的过程，这使得高等教育有别于其他产业，二是高校科学研究，特别是一些基础领域的研究具有周期长、见效慢的特点，对其评价和定量研究也不可盲目追求短期经济计量效果。因此，人力、物力资源的规模投入在短期内无法科学精确衡量高等教育的产出效益。

(三)运用规模经济原理分析高等教育管理的适用性

运用规模经济原理分析高等教育管理，一是高等教育具有多产出的服务产业性质。高等教育作为一种多产出的产业，由纯粹的公益性事业，走向了具有投资和消费属性的服务领域。二是高等教育资源存在供需矛盾。教学设施与活动在合理规模条件下会由于相互协调作用而产生规模互补优势的属性，因此，高等教育系统可以利用规模经济研究方法分析在高等教育资源供需存在矛盾的情况下，解决高等教育领域内部或外部规模经济的问题。三是高校存在规模经济现象。影响高校规模的重要因素是生均成本和资源的使用效率，而且学校的系和专业同样存在规模效益现象，适度扩大系和专业规模可能比学校规模扩大更能改善学校的内部效益。四是管理是实现规模经济的关键环节。西方经济学认为，如果厂房可以无限复制，企业就不会存在规模不经济的问题，唯一的理由就是企业规模扩大到一定程度后，管理方面出现了问题。高校内部管理相对于教学和科研来看，更接近于规模经济所研究的企业管理或部门管理。

我国高校内部管理现状及评价

(一)高校内部管理方式及特点

高校内部管理通常是针对影响学校教育教学效率和效果而展开的一系列管理活动，其管理方式主要包括权力分配方式和资源分配方式，这两种方式并非完全独立，而是相互影响的，如权力的划分对教育资源分配结构影响很大。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国内高校合并重组和逐年扩招，高校资源规模和招生规模逐渐扩大，在一定程度上给高校内部管理增加了难度。规模扩大后，管理环节会增多，沟通及协调困难会有所增加，机构庞大会导致信息、管理过程的损耗以及部分设备的闲置。可见，管理对象的规模扩张，客观上要求加强和深化高校内部管理的各项改革，其中校院两级管理就是高校内部管理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和手段。校院两级管理在高校内部管理活动中涉及学校和学院两个层级，学校层级主要掌控学校总体规划制定、重大规章制度的出台、管理体制与运行机制的确立等宏观的管理活动。学院层级主要负责行使专项教育管理权力，如教学的日常管理、学科建设、师资队伍建设、对外交流与合作、专项经费的管理使用等。从目前国内高校内部管理方式和内容来看，无论是职权划分、绩效评价，还是人事管理、教学管理、科研管理等都存在着宏观和微观管理，即学校和学院两个层级的区别，两级管理的目的是能够帮助管理者较好地细分和区别对待管理对象，采用不同的管理手段，有针对性地提高优化配置资源的效果。

(二)对当前高校内部管理的评价

1优点。就学校层面而言，校院两级管理有利于防止校级行政权力泛化，使学校从繁重的事务性工作中解脱出来，发挥统揽全局的宏观调控作用。校院两级管理体制通过管理重心的下移，重新确立了学校与学院各职能部门间的责、权、利关系，使学校一级“有所为，有所不为”，把更多的精力放在学校宏观、共性的问题上来，进而减少校级管理成本，提高学校管理的效率。就学院层级而言，校院两级管理有利于充分调动学院一级的积极性，使学院根据自身特殊性自主安排资源利用和人才培养，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形成自身培养特色，发挥基层能动作用。校院两级管理可通过对学院自主权的提升，提高学院自主管理的积极性，使学院制定符合自身需要的管理措施和人才培养策略。可见，从高校内部管理范围来看，校院两级管理是在学校资源规模既定的条件下进行的内部管理规模的调整，重点突出了结构效益和差异化管理，体现了规模经济的特点。

2不足。当校院两级管理的权力重心下放到学院时，就会存在不同学院个体利益的争夺与学校整体利益难以协调的风险。有的学院管理层会出现急功近利的心态，在经济利益和学术效益之间难以权衡取舍，导致有的学

院基础设施重复建设，资源利用率低，而一些规模较小的学院经费匮乏，难以获得保障，生存空间被挤压，进而威胁到学校学科体系整体建设的健康发展。从管理的具体操作来看，校级管理机构往往是政策的制定者、命令的颁布者，而学院作为基层管理机构则更侧重于政策和命令的实施、操作。科层制在校级统一管理体制下体现得较为明显，而在校院两级管理体制下，管理重心的下移对校院两级管理的配合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一旦两级配合不力，很容易造成管理的重叠、工作的重复，或产生管理的空当、相关权力的缺失、部门间相互推诿的现象。因此，面对“行政权力主导”管理理念在我国高校仍继续存在的现实，如何缓解高校管理层行政功能泛化或管理低效的问题，就需要引入“规模经济”管理理念，加强管理者的统筹能力，从学校规模和学院规模两个角度出发，避免管理的低效率造成规模不经济。

如何运用规模经济理念优化高校内部管理

(一)以管理效率作为评价内部行政管理绩效的主要标准

高校与企业相比具有复杂的管理关系，高校存在着行政管理和学术管理两条主线。对于学术管理，目前国内衡量高校教学和科研质量的指标还不系统和完善，每个高校的具体指标数据处于不公开或半公开状态，在中国还没有公认的标准评价体系。在学术管理中，如果直接考察教育投入和产出之间的关系，在成本既定的条件下，影响教育产出的内外部因素较多，难以明确和量化，在教育产出质量尚不能量化的条件下，以直接影响产出质量的投入质量替代产出质量。而在学校内部的行政管理方面，如果仅仅考虑行政管理的成本问题，可以将提高管理效率作为衡量行政管理绩效的核心评价标准，忽略学术管理中的教育质量管理问题。总体上，行政管理注重管理效率和规模经济，通过与学术管理的协调发展，间接保障和维护学校的教育质量。

(二)合并重组小规模学院的行政管理职能

国内高校的合并重组使得学校规模扩大，有利于学科之间的融合和更广泛的学术交流，对于具有潜在规模效益的学校能够促进规模经济效果的凸显。近年来，国内一些地方教育管理部门通过地方教育发展规划支持或重点项目基地平台建设资助，鼓励高校开展“学科群”建设，一些高校也在积极开展跨学科研究和学科群建设，建立交叉学科研究基地和平台，一些高校拥有一批小规模的研究所和研究基地。这些交叉学科、新兴学科的产生，丰富和延展了传统学科领域，促进了学科之间的融合，但从高校内部行政管理的角度来看，二级学院之间明显的规模差异容易增加行政管理的难度，一些相似的行政管理职能在不同的学院和学科结构下重复设置。对于小规模的学院，可以考虑在专业结构与学科整体建设规划不变的情况下，调整行政管理编制，设立统一的行政管理部门，通过合并重组小规模学院的行政管理岗位，精简管理人员，缩短管理链条，提高管理效率。

(三)综合运用科学的管理手段和方法

大学的管理模式、手段和方法是在特定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环境中形成并建立起来的，随着社会环境和社会需求的不断变化，教育管理模式也会相应有所改变。同质的教育不能满足人们多元化的教育需求，同样，单一的管理手段和方法也无法有效地提高管理决策水平和管理效率。就高校管理而言，一方面，在校院两级管理体制下，管理重心的下移对校院两级管理的配合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仅仅依靠传统的科层制管理难以缓解高校管理层行政功能泛化或管理低效的问题。另一方面，高校管理相对于教学和科研工作，更接近于规模经济所研究的企业管理或部门管理，因此可以考虑在适当的情境下借鉴管理学中一些新兴的管理模式进行管理。例如，可以在校院两级的管理体制下采用科层制管理与扁平化管理相结合的高校管理模式缓解高校管理行政功能泛化问题，提高管理效率。事实上，扁平化管理作为管理理论演变意义上的一次进化，相较于主要解决高校组织的常规效率问题的科层化行政管理，非常规效率主要是由扁平化专业管理来实现的。所以就高校内部管理而言，可以借助扁平化的专业管理降低学校管理的协调成本，提高学校对处理具体问题的反应速度和能力，从而使高校获取持续竞争力。此外，还可以考虑从完善高校激励机制的角度入手，从教职工真正的需求出发，把目光投向高校的自身优势以及教职工潜力的开发，建立较为完整公正的绩效评价系统和奖励运行系统，发挥高校个体的自觉能动性，从而提升管理效率。

(四)兼顾高校管理的外部规模经济

在高校管理实际工作中，由于高校作为较开放的社会组织，其运行会受到来自社会各方面的影响，其所传授的知识具有很强的外部性。同样，对于教育方法或教育过程而言，封闭式、集权化的教育方式应被取代，知识本身也要求在开放的环境中开展研究和共享。按照规模经济理论，企业的外部规模经济与内部规模经济虽然是相互联系的，但并不存在因果关系。实际上，“外部规模经济的产生并不是依靠单个企业规模的扩大，而是依靠企业间或企业与其他社会组织，如高校、科研机构等进行联合，通过共享资源、信息、知识等节约组织成本，提高效益”。同样，高校外部规模经济的实现是依靠包括高校在内的多方机构合作而实现的，这与单方面扩大学校规模截然不同。外部规模经济的实现依靠合作各方各自发挥其核心竞争能力，取长补短，充分利用了有限的资源。可见，高校管理可使外部规模经济得以实现。只要学校间、学校与政府、学校与企业能够本着促进知识的相互传递、促进人才培养的质量提升、节约资源、提高学习能力的目的，就可以做到真正实现核心知识和能力的相互传递和相互利用。

5.一体化规模经济积聚效应 篇五

2007年，亚洲金融风暴过去整整10年了，有关这场风暴的讨论会开了很多，然而，人们不得不得出这样一个结论，那就是，至少是在10年以后，人们还看不到另一场金融风暴的影子，而次按信贷危机还在欧美市场肆虐，人们看到的是一个复兴的东亚经济体。

1998年之后东亚地区新兴市场国家经济增长非常强劲：国内生产总值翻了一番，年均增长率超过了9%，2005年的国内生产总值以现行汇率计算达到了4万亿美元。

出口不断增长，占到全球总额的五分之一，平均每年超过2万亿美元，东亚已经成为世界上最开放的贸易区。东亚地区还是最大的外国直接投资目的地，外汇储备接近1.6万亿美元。资本市场持续发展，国内金融部门的资产达到了9.6万美元。与1998年相比，该地区贫困人口减少了3亿人（以人均每天消费不低于2美元为标准衡量）。中产阶级在经济事务中开始充分表达自己的意见。整个地区都在推进有利于商业发展的改革，并且对未来的经济发展前景充满信心。2005年，东亚的经济规模将重新占到全球经济的40%。

东亚进入经济复兴时代

在10年前，人们看到了亚洲“四小龙”的倒下，许多人都预言这场危机暴露出的结构性缺陷（如腐败、任人唯亲以及裙带关系）必然导致这一地区经济发展的停滞，就像20世纪80年代中期拉美国家债务危机之后出现的情形一样。

在整个世界范围内，经济发展似乎很难长久维持，但是为什么东亚地区有这么多国家都获得了成功（除了朝鲜和缅甸之外）呢？鉴于这些国家之间的差异如此之大，很难用所谓“共同的经济特征”作出全面解释。东亚的新兴市场国家既包括拥有13亿人口的中国，也包括仅有250万人口的蒙古。人均收入从不到400美元的老挝，到人均收入达到24000美元的新加坡。中国的香港可能是世界上最自由放任的经济体，而越南却是为数不多的社会主义国家。这里到底发生了什么？是否有所谓的“东亚独有特征”导致了该地区经济的长期增长呢？

已经有大量的文献试图去回答上述问题。世界银行在1993年出版的《东亚奇迹》一书。该书给出的大致结论是这些经济体之所以能够实现很高的经济增长，是因为它们把“最基本的事情弄对了”。“政府利用各种形式的干预来促进经济发展”。这本书最后总结到，愿意进行实验并根据不断变化的环境来调整政策是东亚国家取得经济奇迹的一个关键因素。

一体化进程

很显然，2006年东亚地区的经济图景完全不同于90年代。现在，东亚地区更加富有，市场规模更大，个人财富更多，对耐用消费品的需求也在不断增长。与此同时，经济发展的核心推动力—生产、贸易和金融—转向了中国和东北亚。东亚的地区化进程通过两国或多国间的经济贸易协定获得了快速发展。

在过去的10多年里，一共签署了24项新的协议，还有超过34项的协议正在协商过程之中。东亚的地区化进程部分起源于1997-1998年的金融和货币危机。在那个决定性关头，许多政策制定者第一次看到了全球化收益背后所隐藏的风险，或者更宽泛地说，是世界经济一体化的风险。但推动东亚地区化进程更重要的原因还是市场化进程。在全球化日益深化的同时，正是市场带动了东亚地区内部贸易、金融和创新的快速发展。

已经成功融入全球经济的东亚国家现在正在努力实现地区一体化，而且东亚的地区一体化进程并没有排斥全球一体化。从很多方面来看，全球一体化的进程还要超过东亚地区一体化的发展。就单个国家而言，东亚国家吸取了经济危机的教训，在继续参与国际一体化的进程中学会了如何保护自己。就整体而言，这些国家都试图通过地区一体化来保持其全球竞争力。

尽管许多国家减少了贫困并达到了中等收入的行列，但国际一体化推动的高速经济增长也带来了国内矛盾的激化，如城市贫民聚集、环境恶化、不平等加剧以及更多的腐败现象。这意味着东亚国家虽然通过全球一体化和地区一体化保持了经济竞争力，但它们仍然面临着如何通过社会一体化来保持可持续增长的挑战，这可以被称为第三种一体化，即在国内层面要维持凝聚力和社会凝聚力。

中产阶级不断壮大

在1990年代，东亚国家新兴国家的国内生产总值为1.2万亿美元，现在已经达到了4万亿美元。由于经济的持续增长，这一地区有越来越多的国家进入了中等收入国家的行列。

东亚地区的未来将主要取决于中等收入国家的发展和表现。一个必须正视的事实是，东亚作为一个中等收入地区，会有越来越多的国家去寻找成为富裕国家的发展战略。这一点非常重要，因为收入水平的变化必然意味着增长方式的转变。研究显示，有两种趋势推动着产业部门增长方式的转变。从一方面来看，随着国家变得越来越富裕，对产品多样性的需求就会增加，而且许多产品将在国内生产，这将推动产业部门的多元化发展。从另一方面来看，只有在专业化分工上取得成功，国家才会变得越来越富裕。究竟哪一种趋势占主导地位，这是一个实证问题。研究者普遍认为，答案取决于生产中规模经济相对于消费中对多样化的喜爱的程度。

有研究表明，国家在早期阶段进行多样化生产，即提高附加值以及就业在整个经济中不断扩展。拐点出现的具体时间在各个国家都不一样，但普遍会出现在国家达到中等收入的阶段。这时，国家开始进入专业化生产阶段，就业进一步扩大。生产中的规模经济开始走下坡路。由此可见，如果中等收入国家想要致富，那么它们就必须在某一时点采取有利于专业化发展的新战略。

如果中等收入国家想要走向繁荣，那么它们就需要采取不同的战略。这一观点得到了以下现实经验的佐证：中等收入国家的增长速度落后于富裕国家和贫困国家；在二十世纪里世界范围内并没有出现经济趋同的现象。因此，中等收入国家往往会被挤在夹缝之中，一边是作为竞争对手的低工资不发达国家，这些国家在成熟工业领域占据着主导地位；另一边是作为创新者的发达国家，这些国家在那些正经历着迅速技术变化的产业领域中具有巨大优势。

这是东亚国家今天面临的重大挑战，特别是东南亚国家。但我们有理由持乐观态度。东亚的新兴工业化经济体已经成功地完成了转轨过程，从中等收入国家的行列迈入了富裕国家的行列，这充分表明，在合适的环境条件下，采取正确的政策，就能够顺利实现这一转轨过程。从亚洲内部的情况来看，经验显示，所谓低收入国家在制造业领域占据主导地位，富裕国家在知识经济领域占据主导地位的现象并没有那么明显。新兴的工业化经济体仍然在制造业领域保持优势，甚至是在相当成熟的产业中也是如此；而中国和印度知识经济的成功发展经验则说明，在知识经济领域，富裕国家也并不是独家垄断者。对于中等收入国家而言，问题的关键是如何跨越这两种战略模式。

中国成主导力量

中国是当今世界最引人注目的发展奇迹，是东亚地区最主要的经济体之一，国内生产总值占东亚发展中国家的一半，出口占三分之一。特别是2001年11月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后，中国作为一个快速发展的市场为亚洲国家的出口提供了巨大的机会。同时，中国也是一个主要的竞争者。东亚地区的政策制定者们都在重新思考其国家战略，以便应对中国的经济增长。

中国在东亚复兴的故事里占有非常独特的地位：巨大的国土面积，对大陆经济的高度开放以及地区化倾向。中国现在是世界第三大贸易国，2004年超过日本成为东亚最大的贸易国。对东亚国家来说，中国已经成为它们主要的贸易伙伴国。中国是日本的第二大出口市场和最大的进口国，是韩国最大的出口市场和第二大进口国。在过去的十多年里，中国的进口以每年18%的速度增长，进口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达到了34%，这一比例超过或接近另外两个最大的经济体日本（9%）和美国（12%）的三倍。中国从东亚的进口数量超过其进口总额的一半以上。正是由于中国，东亚的贸易有一半以上发生在区域内部，一体化水平几乎与欧盟处在同一水平。

多数分析人士认为东亚的地区贸易是市场推动的，而不是地区主义的产物，更准确的说是地区化的副产品，因为东亚是世界上发展最快和最开放的经济区域。东亚国家是多边和单边贸易自由化最有力的推动者，地区贸易协定只是到最近才迅速发展起来。这与该地区贸易和投资方式的变化密切相关，因此，是真实的经济力量而不是任何政治上的考虑导致东亚走向地区化，更不是亚洲金融危机后对全球化的对抗性反应。

东亚地区内部贸易不断增长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各种零部件从一个国家运到另一个国家，在一个庞大的地区生产网络进行加工组装。这个生产网络最初形成于80年代中期的广场协议之后，后来由于中国和其他东亚国家开始采取对外国投资的优惠政策，导致这一生产网络急速扩大。在1990年代，外资厂商设立的分支机构的出口份额占到中国和东亚其他中等收入国家出口总量的30%至90%。现在，日本跨国公司在亚洲的分支机构将其80%以上的产品出口到其他亚洲国家，同时它们从亚洲生产厂商那里进口的产品达到了其进口总量的95%。

贸易与外国直接投资（FDI）的紧密联系成为推动地区主义发展的强大力量。地区内各国之间的协议保证了地区生产网络不断扩张所要求的市场开放，同时大大降低了零部件产品自由贸易的关税。地区贸易协议还努力减少了在外国投资、服务贸易和熟练技术工人流动等方面的障碍（在多边贸易谈判中这些都是很难处理的敏感问题），这对于地区生产网络的建立至关重要。因此，地区贸易协议是多边贸易协议的重要补充。

自1990年代以来，东亚的经济图景发生了极为深刻的变化。这一地区的经济规模巨大，收入水平得到了全面提高。东亚现在比任何时候都要开放，地区贸易发展迅速。与此同时，东亚对世界其他地区的出口也在不断增长。东亚先是加入了全球一体化的进程，现在又在进行地区一体化。中国在东亚的发展进程中占据着中心地位，但是东亚地区合作的制度框架相对而言还不成熟，各种特定安排很可能会带来负面影响。

传统理论难以解释东亚繁荣

围绕着东亚经济的复苏，很难用传统的理论加以解释，但是通过新国际贸易理论、新经济增长理论和新经济地理理论，可以分别从不同角度做出一定的解释。这些理论有一个共同的核心：通过放松规模稳定收益假设并强调规模经济，就能够用更符合现实的方法来解释复杂的市场。规模经济是指当生产规模上升后，生产成本将会下降的一种趋势（或者是引入新产品后，产品开发成本下降的趋势）。规模经济模型建立在新的不完全竞争模型的基础之上，这一新的不完全竞争模型即使在存在收益递增的情况下也具有很强的解释力。对于东亚的中等收入国家来说，新的理论或许有助于它们采取新的增长战略以应对专业化趋势所带来的挑战。

东亚经济增长来源于充分利用了专业化和创新所产生的规模经济效应，特别表现在由商品贸易、货币流动和观念传播推动的国际一体化进程之中。国际一体化导致空间和社会层面的巨大变化，对国内一体化、城市化进程和收入分配都将产生重要影响。如果这些问题得到有效管理，那么国际一体化带来的空间和社会变化不仅能够通过生产的集聚效应形成更大的规模经济，而且将为更快的技术信息传播提供动力。但是，如果这些问题得不到有效管理，那么空间和社会的变化很可能引发规模经济的负面后果，如拥挤、污染、社会动荡以及腐败，这样就会极大地降低投资与增长的资源潜力。

规模经济在东亚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形成规模经济的原因之一是产品市场。产量的增加（行业层面的规模经济）会带来效率收益。大生产商能够降低宣传、营销和产品开发等单位产品生产的固定成本，由此形成更大的规模经济（公司层面的规模经济）。当公司相邻集聚时，它们不仅能够创造出专业化水平更高的中间产品市场，而且降低了运输成本（积聚效应）。

形成规模经济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劳动力市场。大城市里的工人具有更高的生产效率，这是因为他们不仅有机会寻找到最适合自己的工作，接受技能培训以适应市场需求，而且他们也更容易了解同类企业的相关信息。

不难发现，所有这些因素都在东亚地区发挥着作用。一个突出的例子是中国南方小城东莞。在过去25年的时间里，这座城市一直保持着年均25%的增长率，经济总量是1980年的144倍，其成功的原因就在于它充分利用了规模经济效应，并且通过采取良好的公共政策避免了经济发展给社会带来的负面影响。

新地缘经济

在经济地理模型中，公司倾向于将生产集中在一个地方，这样就可以获得公司层次上的规模经济。同时，为了减少运输成本，公司会尽量靠近客户和供应商。当市场达到了一定的规模之后，市场就会将其他公司吸引到同一个集中地，形成“积聚效应”或者是地理结合带优势。积聚使新公司更容易进入，竞争更加激烈。但是，积聚也带来了新的问题，即所谓的“灰尘、犯罪和时间浪费”。由于中心城市污染加重、违法案件上升以及拥挤加剧，因而会促进中小城市的发展和成长。一般而言，城市的数目和功能主要取决于各种很难加以模型化的特有因素。比较清楚的是，港口和交通枢纽往往是城市发展的基础，一旦确立之后，这些城市会不断扩大。运输成本在决定城市规模及特点方面仍然相当重要。

新经济地理学强调了公司集中所产生的经济积聚效应，以及城市在传播新思想方面的重要作用。规模经济对于中间产品的生产具有特殊意义，中间产品制造企业愿意和最终产品的生产企业同处一地，这样就会扩大市场规模，从而吸引更多的公司落户这一城市。

一个国家如果已经拥有大量的制造行业，这意味更大的市场和更多的潜在进入机会，供应商更愿意落户到这个国家，这样，初始优势就会不断加强。但模型研究人员发现有些生产要素（如劳动力）在不同国家之间无法像在一国之内那样自由流动，因此，成本结构会促进公司从高工资的地区或国家转移到低工资的地区或国家。公司的运输成本越低，它们越不会集中在富裕国家或富裕城市。

这是最初解释东亚地区产地迁移的经济模型的核心观点，后来被形象地比喻为飞雁模式。根据这一模型，一个领先的经济体（日本）开发了新的技术和生产能力，但它会将生产转移到劳动力更便宜的地方。在这种情况下，成熟产业会转移到相对落后的经济地区，而领先经济体则集中发展更为高级和复杂的产业。

这一模型曾被用来解释东亚四小龙（香港、韩国、新加坡和台湾）的发展，它们都逐步获得了日本60年代的成熟产业。飞雁模式的缺陷之一是它集中强调了产业之间的产地转移和相互贸易，而没有解释产业内部的贸易活动。同时，这一模型也无法解释为什么有些产业（如服装和纺织业）向低工资国家转移的速度很快，而其他产业（如汽车产业）却相对较慢。这种劳动成本决定论意味着一个经济体会很自然地沿着事先确定的同一轨迹发展，但这只能产生赶超，而不是取代，因此，其中的政策含义非常有限。

贸易与技术

东亚地区的贸易结构正在发生着巨大的变化，同时贸易总量持续扩张。技术水平低的劳动密集型产品（如服装和纺织、玩具和体育用品、木制品和纸产品）的重要性正在逐步下降，即使中国也是这样。这些产品目前仅占该地区总出口量的15%。而高技术和高科技产品的出口（如计算机、办公设备和通讯设备）增长最为迅速。从整个国际贸易机件类产品的统计数据来看，这些高技术产品的出口已经占到东亚地区出口总量的一半以上。

有两个相互关联的技术发展可以很好地解释机械产品的贸易变化，它们深刻改变了机械机件产品在世界范围内的生产和销售方式：规模经济和纵向专业化。机械产品的规模经济存在于行业层面（取决于工程设计），公司层面（如内部的研发能力）以及经济层面（城市的积聚效应）。行业工程人员总结认为，产品领域的规模经济包括科学仪器、电子设备、非电子设备、钢铁和药品。恰恰是在这些产品领域，东亚的出口份额不断增加。从另一方面看，诸如木制品、鞋类、皮革制品、服装和纺织品等产品没有出现规模经济的趋势，这些行业的出口份额正好是在不断下降。

纵向专业化是指将生产分解为不同部件，然后组合为最终产品的潜在趋势。如果每一个零部件都在成本最低、多样化和创新水平最高的地方由专业化厂商进行生产，那么最终产品的成本会降低，同时质量也会提高。如果纵向专业化导致在公司外部进行零部件生产，于是就产生了所谓的“外包”。如果在另外一个国家进行生产，又被称为“离岸”。为了控制成本，离岸生产要求在供应和贸易关税方面降低运输成本。此外，必须保证购买者能够找到成本最低的零部件生产商，这反过来又要求有效降低信息成本和搜寻成本。

商业模式的变化也促进了离岸生产的发展。以前为了保证有稳定的存货供应，纵向一体化的公司通常会收购工厂的生产线。现在由丰田公司开创的精细化生产技术充分强调零部件供应商的创新和高质量，并与发达的物流体系联系起来，从而将存货成本降到最低。这样它们就可以在厂商层面、行业层面和经济层面（积聚效应）充分利用规模经济。同类制造企业会聚集在一个地方，它们相互补充，共同形成了当地庞大的技术工人储备。每一家企业自己都进行创新，而且可以在别人创新的基础上再进行创新。

在东亚地区，国家之间的竞争非常激烈，形成了离岸生产的趋势。成本优势（如低工资）仍然发挥着重要作用，但其他因素也非常关键，这包括有利于外资设厂的友好环境、高效的物流体系，可预期的经济政策（如果对当地投入品征税，那么就会有低关税和关税返还等政策保障）以及发达的服务部门（负责提供零部件运输和配送）。由于需要有诸多因素的支持，因此，在东亚地区，没有一个国家能够单独主导整个生产链条。每个国家都会找到自己的生存位置，同时又可以参与和分享整个地区增长带来的各种机会。

离岸生产越来越重要之后，中间品贸易的增长速度会超过生产总量的增长速度。贸易根据总产量的净值来衡量。如果一件产品被运往另外一个国家进入下一个生产环节，然后又被运往第三国完成最后组装，那么这一产品就会在国际贸易统计中被重复计算好几次。这正是当前全球化生产的真实情况。从1992年到2003年，零部件全球贸易总额从4000亿美元增加到了1万亿美元。用一个相对更广泛的定义来概括，中间品贸易占到了全球制造业贸易的30%。东亚也出现了同样的现象。零部件贸易的增长速度要比最终产品贸易的增长速度快很多。在规模经济水平最高的行业里（如电子设备），零部件贸易现在已经占到该行业出口总额的80%。对东亚五个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的样本公司问卷调查显示，东亚的外包水平要比世界其他地区高出40%。

如果贸易是由规模经济驱动的，那么这意味着贸易成本的微小变化可能导致贸易流量发生巨大变化。一些跨国研究认为其弹性系数在2至4之间，这就是说，贸易成本降低1%有可能使贸易总量提高4%。1997-1998年金融危机之后，东亚地区的贸易成本大幅度降低。实际上，自1994年以来，东亚地区的关税平均降低了50%以上，目前仅占进口价值的5%左右。但在拉丁美洲，由于反对全球化，这一地区同一时期的关税水平实际上还略有提高。

由于大部分东亚国家拥有良好的港口和基础设施，运输成本占进口价值的比例比其他任何地区都要低。当然，运输成本会随着距离的增加而上升，这就是为什么生产网络倾向于集中在某一地区，而不会出现在相距更远的国家之间。贸易与距离之间的弹性关系表明8000公里将阻隔90%以上在1000公里之内可以观察到的贸易总量。同样的弹性关系也适用于其他类型的经济交往，如持有股票、外国直接投资和技术转移。例外之一是服务部门的分工贸易，如设计或研究。服务能够通过全球通讯网络进行传输，距离远近对价格影响甚微。但是对于产品流动来说，相邻仍然会带来收益。

当这些因素都发挥作用的时候，东亚地区的内部贸易大大增加，而传统经济理论对此很难给出合理的解释。从统计数据来看，中国、香港（中国）、韩国和日本在本地区内的进口总量比许多经济模型所预测的数量要高出8到10倍。相对于全部贸易而言，零部件产品的进口贸易更多发生在相邻的国家之间，这一趋势已经非常明显。但是其他的关键趋势仍然有待研究：传统经济模型无法解释地区性因素对贸易的影响，例如中国。从1994年到2004年，中国的进口水平开始大幅提高，由此导致地区贸易出现了惊人的增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