傲慢与偏见社会阶级论文

傲慢与偏见社会阶级论文（10篇）

1.傲慢与偏见社会阶级论文 篇一

《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本文是毛泽东为回击国民党右派篡夺革命领导权的阴谋，反对党内以陈独秀为代表，只注意同国民党合作，忘记了农民的右倾机会主义，和以张国焘为代表，只注意工人运动，同样忘记了农民的“左”倾机会主义而写的。1925年12月发表在《革命》半月刊上。为了回答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革命的首要问题”，作者分析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经济地位及其政治态度；指出：地主买办阶级代表中国最落后最反动的生产关系，是帝国主义的走狗、极端的反革命派。民族资产阶级对于中国革命有着既赞成又怀疑的矛盾态度，幻想实现民族资产阶级的统治。小资产阶级和半无产阶级拥有最广大的人数，经济地位低下，因而具有很强的革命性，特别是贫农，人数最多，受着地主阶级的残酷剥削，是无产阶级最广大最可靠的同盟军。无产阶级是中国新生产力的代表者，是近代中国最进步的阶级。他们集中，又受着帝国主义、军阀、资产阶级的残酷压迫和剥削。作者依据这种分析得出结论：“一切勾结帝国主义的军阀、官僚、买办阶级、大地主阶级以及附属于他们的一部分反动知识界，是我们的敌人。工业无产阶级是我们革命的领导力量。一切半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是我们最接近的良友。那动摇不定的中产阶级，其右翼可能是我们的敌人，其左翼可能是我们的朋友──但我们要时常提防他们，不要让他们扰乱了我们的阵线?quot;这个结论初步阐明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思想。《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本文是毛泽东为答复当时党内党外对于农民革命斗争的责难，于1927年1月到湖南做了30天的考察后写成的。同年3月发表在中共湖南省委机关刊物《战士》周刊上。文章主要阐述了四个问题：

一、充分估计了农民运动在中国革命中的伟大作用，指出：”宗法封建性的土豪劣绅、不法地主阶级，是几千年专制政治的基础，帝国主义、军阀、贪官污吏的墙脚。打翻这个封建势力，乃是国民革命的真正目标。“而这只有靠发动农村大革命才能完成。农民是成就了多年来未曾成就的革命事业，这是”好得很“，一切革命同志都要拥护这个变动，否则就是站到反革命立场上去了。

二、指出了建立农村民主政权和农民革命武装的必要。文章说：”农村革命是农民阶级推翻封建地主阶级权力的革命“，”必须建立农民的绝对权力“，必须”推翻地主武装，建立农民武装“。

三、分析了农村各阶层对革命的态度，提出了依靠贫农、团结中农的阶级路线。文中强调：占农村人口百分之七十的贫农是农村革命运动的中坚，”没有贫农，便没有革命“。

四、阐述了放手发动群众、组织群众、依靠群众的革命思想。指出：要推翻几千年根深蒂固的地主权力，必须发动和组织亿万农民，造成一个大的革命热潮，在革命中出现”反常“的举动是完全必要的。文章列举了农民协会做的十四件大事，给予充分肯定。文章的发表驳斥了一切反动派对农民运动的攻击，批评了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成为中共领导农民运动的重要文献。

《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

1928年10月5日，毛泽东为中共湘赣边界第二次代表大会起草的《政治问题和边界党的任务》决议的一部分，收入《毛泽东选集》第一卷。文章总结了湘赣边界斗争的经验，并针对党内存在的右的和”左“的思想倾向，科学地论证了红军和红色政权在中国存在和发展必须具备的条件。指出中国是帝国主义间接统治的经济落后的半殖民地，由于中国白色政权间的长期的分裂和战争，从而削弱了白色政权的统治势力，使红色政权能够发生、存在并且日益发展。中国红色政权首先发生和能够长期存在的地方，不是那种并未经过民主革命影响的地方，而是大革命过程中工农兵士群众曾经大大地起来过的地方。小块红色区域的长期存在的没有疑义，而且这些红色区域将继续发展，相当力量的正式红军的存在，是红色政权存在的必要条件。共产党组织的有力量和它的政策的不错误。也是红色政权存在的重要条件之一。文章指出了中国革命必须走以农村包围城市，实行革命的武装割据的正确道路；并以大量事实论证中国革命政权之所以可以存在并发展壮大的道理；对中国革命的蓬勃开展，对激励工农群众、鼓舞革命斗志，都起到了巨大作用。

《井冈山的斗争》

1928年11月25日毛泽东写给中共中央的报告，收入《毛泽东选集》第一卷。1928年4月以后，中国工农红军以弱小的兵力，与湘赣两省前来”会剿“的敌军斗争达4个月之久，在毛泽东、朱德的正确领导之下，红军粉碎了国民党一次又一次进攻，边界进入一个全盛时期，边界党组织在毛泽东亲自领导下，整顿党风，纯洁组织，并于1928年10月14日召开湘赣边界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毛泽东在会上分析了中国革命的形势和特点，批判了左倾盲动主义和右倾悲观主义，确定了巩固发展根据地的大计方针。11月14日，毛泽东领导召开了红军第六次全军党代表大会，并对如何反对敌军”会剿“作了详尽说明。至此，边界的险恶局势有了根

本好转，革命力量又蓬勃发展起来。本文就是在这一形势下写给中央的汇报。全文分为两大部分共9个问题。第一部分是”湘赣边界的割据和八月失败。“第二部分是”割据地区的现势“。文章有助于全党正确认识左倾冒险主义的危害以及进行武装斗争、加强党政建设的重要性；对革命运动沿着正确方向发展，对革命力量

迅速壮大，起到了重要作用。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1930年1月5日毛泽东为答复中国革命和红军前途究竟应如何估计而写给林彪的一封信，收入《毛泽东选集》第一卷，1927年大革命失败以后，革命力量遭受惨重损失。对此，林彪及共产党内的一些同志对时局作了悲观的估计，提出了”红旗到底能打多久“的疑问，对建立革命根据地，扩大革命势力和影响缺乏信心。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给林彪写了这封信。在收入《毛泽东选集》时作了删改，并定名为《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文中，毛泽东一方面批评了犯革命急性病的同志，指出他们不切当地看大了革命的主观力量，看小了反革命力量而走上盲动主义的道路。另一方面，又批评了小看革命的主观力量而把反革命力量看大了的悲观主义。毛泽东明确指出，单纯的流动游击政策，不能完成促进全国革命高潮的任务，必须走有根据地、有计划地建设农村政权、深入土地革命，扩大人民武装的道路，才能树立革命群众的信心，才能真正地创造红军，成为将来大革命的主要工具，从而促进革命高潮的到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全国革命的胜利，毛泽东认为，革命高潮并非遥远无期，强调要以积极的态度去促进全国革命高潮的到来。文章是对马克思主义关于武装夺取政权理论的重大发展，是毛泽东思想形成的标志之一。

《反对本本主义》

1930年5月，毛泽东为了反对党内的教条主义思想，写了《调查工作》一文，同年8月曾印过石印单行本；后遗失。1961年1月在福建龙岩地委处发现。经毛泽东本人校订，收入1964年6月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毛泽东著作选读（甲种本）》和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的《毛泽东著作选读（乙种本）》，均以《反对本本主义》为题。收入1991年人民出版社《毛泽东选集》第二版第一卷。主要内容：（1）首次提出”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一切结论产生于调查情况的末尾，而不是在它的先头“的著名论断。（2）文章指出了本本主义的危害，即”离开实际调查就要产生唯心的阶级估量和唯心的工作指?quot;，其结果“不是机会主义，便是盲动主义”。（3）明确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因为共产党的正确而不动摇的斗争策略，决不是少数人坐在房子里能够产生的，它是要在群众的斗争过程中才能产生的。因此我们需要时时了解社会情况，时时进行实际调查。（4）具体阐述调查的技术。此文标志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形成，第一次提出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对于反对唯心主义，克服“本本主义”具有现实意义，是研究毛泽东哲学思想的重要文献。

《〈共产党人〉发刊词》

1939年10月4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的党内刊物《〈共产党人〉发刊词》创刊号写的发刊词。收入《毛泽东选集》第二卷。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以后，中国共产党的力量有了显著增长，党组织发展很快，但是许多新党员没有很好地受到过马克思主义系统理论的教育，因而党内许多非无产阶级现象又有所抬头。为了加强党的领导，提高全党马克思主义理论素质，巩固党的组织，毛泽东写下这篇发刊词，发刊词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主要是系统总结了党创立以来18年的历史，提出建设一个全国范围的、广大群众性的，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完全巩固的布尔什维克化的中国共产党；第二部分主要阐述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这三大法宝及其相互关系。统一战线和武装斗争，是战胜敌人的两个基本武器，而党的组织，则是掌握统一战线和武装斗争这两个武器的英勇战士，发刊词从历史的高度总结了中国共产党的斗争经验，对我党在今后的革命工作中少犯错误，加速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

这是1939年12月毛泽东与其他几位在延安的同志合写的一个课本。原拟写三章，第一章“中国社会”是其他同志起草，经毛泽东改定的；第二章“中国革命”是毛泽东自己写的；第三章“党的建设”因执笔的同志未完稿而停止。原文刊载于1940年在延安出版的《共产党人》第4至5期。当时写作此文的目的，一是为了回击国民党在舆论上的进攻，二是为了纠正王明右倾投降主义。全书两章共10节，主要讲了四个方面的问题：

一、分析了近代中国社会的基本特征和主要矛盾；

二、分析了中国革命的对象、任务、动力、性质、前途等，提

出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科学概念；

三、从中国国情出发进一步论述了中国民主革命的正确道路是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

四、阐明了中国共产党与中国革命的关系，“离开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任何革命都不能成功。”该文是标志毛泽东思想成熟的重要代表作。

《新民主主义论》

1940年1月9日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文化协会第一次代表大会上的讲演。最初以《新民主主义的政治与新民主主义的文化》为题，发表于1940年2月延安出版的《中国文化》创刊号，《解放》杂志第98、99期合刊登载此文时改题为《新民主主义论》，后收入《毛泽东选集》第二卷。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以后不久，国民党顽固派就加紧反共活动，他除了在政治上、军事加紧对我党我军进攻外，在思想战线上则利用反动文人大肆宣传“一个主义，一个政党，一个领袖”和所谓一切革命都包括在三民主义里的“一次革命论”，提出取消共产主义和共产党等反动主张和观点。在这种情形下，全国人民对于如何继续坚持抗战以及革命前途如何等重大问题，困惑不解，忧虑重重。为了驳斥顽固派的反动宣传和教育全国人民，回?quot;中国向何处去“这个最重大而迫切问题，毛泽东系统总结中国革命的历史经验教训，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殖民地半民地国家民主革命的理论，全面阐述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纲领。毛泽东这一著作，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标志着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的成熟，对于中国民主革命具有重大理论和实际指导意义。

《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

1945年8月13日毛泽东在延安干部会议上的讲演，亦称《八一三指示》。收入《毛泽东选集》第四卷，抗日战争胜利以后，中国国内阶级关系发生了新的变化。中日民族矛盾结束了，而代表人民大众利益的中国共产党和代表大资产阶级、大地主阶级利益的蒋介石集团的斗争，迅速上升为主要矛盾，这个矛盾斗争的实质，就是在中国建立一个什么样的国家，把中国引向什么样的前途，即是在中国建立一个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新民主主义国家，把中国引向光明的前途，还是建立一个大资产阶级、大地主阶级当权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把中国引向黑暗的前途。在复杂的国际国内形势下，中国共产党必须正确地分析形势，制定正确的方针，把中国引向光明的前途，毛泽东在这篇讲演中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阶级分析的方法、深刻地分析了抗日战争胜利后的中国政治的基本形势。根据蒋介石对人民所采取?quot;寸权必得，寸利必得”的方针，中国共产党必须放手发动群众，依靠自己的力量，实行“针锋相对，寸土必争”的方针。一方面要尽力争取和平，反对内战；另一方面，必须对全国规模的内战爆发有充分准备，不抱幻想，组织群众，保卫人民的胜利果实。这篇报告科学地预见了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发展的方向，提出了中国共产党关于和平与战争的方针，使中国共产党及全国人民保持清醒的头脑，推动形势向着有利于人民的方向发展，为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夺取全国政权作了思想准备。

《关于重庆谈判》

1945年8月27日，毛泽东赴重庆谈判，至10月11日返回延安。10月17日，毛泽东在延安干部会议上作《关于重庆谈判》的报告，对谈判结果进行评价。这篇报告主要内容是：（1）肯定了重庆会谈的成果；（2）指出中国共产党对于《双十协定》应抱的态度是不轻信国民党的诺言，重庆和谈是各方面力量共同促成的，但它还是一个纸上的东西，内战如果全面爆发，中国共产党将从自卫立场出发，坚决地维护人民的利益；（3）强调世界是在进步的，前途是光明的，向人民宣传世界进步的情况和光明前途，使人民树立起胜利的信心。报告对重庆谈判的结果进行了分析，说明这是针锋相对方针的正确运用，指明了中国共产党在新形势下的任务和方针，并对共产党人的使命和工作方法作了一定阐述，为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的胜利作了思想准备。

《和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的谈话》

1946年8月6日毛泽东和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的一次谈话实录。收入《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不久，国际、国内形势有了新的变化。国际形势方面，主要表现在美帝国主义和社会主义国家苏联之间的矛盾的尖锐化。美国依据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积聚起来的雄厚的经济力量，大力推行扩张政策，妄图称霸全世界。然而社会主义国家苏联的力量也相当强大，肩负着保卫世界和平的历史使命，是阻碍美国建立世界霸权的强大的因素。因此，美国极力进行反苏宣传，着手准备反苏战争，妄图消灭这个社会主义国家。国内形势方面，蒋介石依靠美国大量的经济和军事援助，向各解放区发动了疯狂的进攻。面

对这种新的形势，毛泽东同美国记者斯特朗谈话时提出了“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著名论点。这个论断，在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对于指导人民采取正确的战略战术，推翻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建立新中国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

《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

1947年12月25日毛泽东在陕北米脂县杨家沟召集的中共中央会议上所作的报告。收入《毛泽东选集》第四卷。在中国人民革命进入新高潮的形势下，为准备夺取全国胜利，中共中央举行会议，分析和总结了全国形势，毛泽东的报告因此而出。报告分析了人民解放战争的新形势，提出了革命战争转入战略进攻后需要解决的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的政策问题。报告正确分析和总结了二年来人民解放战争的形势，成为中国共产党在整个打倒蒋介石反动统治集团，建立新民主主义中国的时期内，在政治、军事、经济各方面带纲领性的文件，成为全军的行动指南，对于中国人民解放军早日打败蒋介石政权，建立新中国，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

1949年3月5日毛泽东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作的政治报告。收入《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为了迎接全国胜利的到来，在思想上、组织上做好准备，中国共产党于1949年3月5至13日在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村召开了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毛泽东在会议的第一天作了这个报告，分析了当时形势，提出了一系列重大的行动方针和指导思想。报告共分10分部分，其主要内容是：（1）提出了促进革命迅速取得全国胜利和组织这个胜利的各项方针。用天津、北平、绥远三种方式解决国民党残余军事力量；（2）说明了在全国胜利的局面下，党的工作重心的转移。农村包围城市的工作方式已经结束，城市领导农村的工作方式就要开始，党的工作重心由农村转移到了城市；（3）分析了当时中国经济各种成分的状况，规定了党在全国胜利后的政治、经济、外交上的基本政策，以及使中国由农业国变成工业国、由新民主主义社会转变为社会主义社会的总任务和主要途径；（4）指出夺取全国胜利，只是万里长征走完的第一步，并不值得骄傲。全党必须继续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要防止资产阶级糖衣炮弹的进攻。不但要善于破坏一个旧世界，还要善于建设一个新世界。报告为夺取全国胜利，为全党进一步领导全国的工作奠定了思想基础和政策基础，反映了中国社会发生巨大变革的重要历史时期中国变化的方向，是一篇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历史意义的文献。

《论人民民主专政》

1949年6月30日毛泽东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28周年而写的一篇政论文。收入《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经过三年的浴血奋战，到1949年6月，人民解放战争已经取得了基本的胜利，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以及各方面的代表人士，正在商议筹备召开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和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新中国即将诞生。为了回答当时面临的各种问题，驳斥国内外阶级敌人的恶毒攻击，批判资产阶级共和国的道路及各种错误观点，统一全党和全国人民对建立新中国的认识，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成立28周年纪念日，发表了《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文中描述了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先进的人士寻找革命真理所走过的道路；批判了资产阶级共和国方案；论述了各阶级在国家中的地位和相互关系；说明了人民民主专政的性质及民主与专政的辩证关系；提出了人民民主专政的基本任务；阐明了新中国对外政策的基本方针。毛泽东的《论人民民主专政》是一篇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著作，它全面地总结了中国革命斗争的历史经验，集中地反映了党关于建立新中国的政治主张。根据中国革命的经验和情况，创造性地运用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国家的学说，奠定了我国人民民主专政的理论基础和政策基础。

《论十大关系》

1956年4月25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1976年12月26日毛泽东诞辰83周年时首次公开发表。收入《毛泽东选集》第五卷。本文以苏联经验为借鉴，总结了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的经验，阐述了国内的十大关系（即十大矛盾）。是毛泽东思想的重要文献。全文以十大关系为标题，即：

（1）重工业和轻工业、农业的关系；（2）沿海工业和内地工业的关系；（3）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的关系；（4）国家、生产单位和生产者个人的关系；（5）中央和地方的关系；（6）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关系；（7）党和非党的关系；（8）革命和反革命的关系；（9）是非关系；（10）中国和外国的关系。如何处理这十大关系也即十大矛盾，是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关键，毛泽东对此作了全面的深刻的论述，且许多思想和观

点有了新的突破和发展。该文是毛泽东思想在建国后重大发展的标志性作品之一，文中的许多观点对于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建设具有长远的指导意义。

《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

毛泽东1957年2月27日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一次（扩大）会议上的讲话，后来经过补充整理于同年6月公开发表。收入《毛泽东选集》第五卷。文章运用对立统一规律研究社会主义社会，阐明了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基本的矛盾仍然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正是这些矛盾推动着我们的社会向前发展。不过，社会主义社会中的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又相适应又相矛盾，与资本主义社会的情况有着根本不同的性质。社会主义社会中的这些矛盾“不是对抗性的矛盾，它可以经过社会主义制度本身，不断地得到解?quot。文章把繁纷复杂的社会矛盾划分为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两类，强调”敌我之间和人民内部这两类矛盾的性质不同，解决的方法也不同。"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理论，是对马列主义国家学说的新贡献，对社会主义事业具有长远的指导意义。

三十年代初期，斯大林战胜反对派之后，已掌握大权，踌躇满志。作为党的总书记加强党的机器的作用；通过伏罗希洛夫指挥红军，通过雅哥达指挥安全机构；并通过宣传机器把任何功绩都与斯大林联系起来。于是，布尔什维克党内和苏联国内出现了近乎迷信般的个人崇拜现象，斯大林俨然已经成为人民心目中的神明，一切成绩的取得都归于斯大林，因为他是党和国家的象征。

1929年12月为斯大林五十寿辰举办的盛大庆祝活动。报刊上出现了对“伟大”的甚至“天才”领袖和导师斯大林祝贺。原来被击败的反对派也参加了对斯大林歌功颂德的大合唱，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布哈林，以及其他领导人一个接一个发表文章，承认自己错误的同时，大谈这位“全世界人民伟大领袖”斯大林同志是如何正确。

但是与此同时，另一种倾向也是存在的，并形成一股潜流。斯大林所推行的政策越来越依靠由他挑选提拔的年轻干部。老一代布尔什维克党绝不会有青年一代人对斯大林的热情、忠诚、崇拜。因此斯大林对老一代布尔什维克的轻蔑态度逐渐转变为仇恨。他坚信必须把那些不同意或怀疑自己政策的人赶下历史舞台。这些人对他所设计的伟大社会主义事业是有害的，起妨碍作用。

另外，苏共在十七大形成了共产党中央书记组成的秘密联盟。据猜测，在这次大会刚开始或大会前夕，一批党的工作者和基洛夫谈过话提出必要时撤换斯大林。从后来参加谈话的人在肃反运动中命运来看，斯大林通过秘密渠道知道了这项谈话的内容。对斯大林个人来讲，1934年是他生涯中重要的一年。正如他在前几年击败反对派一样，他要消灭、清洗新的一批敌人，虽然这些人曾帮助他战胜反对派，但这些人已对他统治构成威胁。从政治经验来讲，他知道历史给每一个人一次机会。假若没有战胜对手，对手就要利用这个机会打倒自己。布哈林在被捕前几天给党的几位领导人写了一封信。他在信中写道：“我就要离开人间了，我不是在无产阶级的斧钺下低下了我的头，无产阶级斧钺应该是无情的，但也应该是纯洁的。我在万恶的机器面前是无能为力的，这台机器居然使用了中世纪的方法，拥有无比强大的力量，大量地炮制有组织的造谣、诽谤。这些万能的机构能把任何中央委员，任何党员磨成粉末，把他变成叛徒，恐怖分子，暗害分子，间谍。如果斯大林对自己产生怀疑的话，那这个机构也会立即找到证据的。”

布哈林是在审讯人员威胁要把他的妻子与刚出生的儿子杀死才开始交代并承认自己“罪行”。到一九三七年底，实际上所有反对派成员都被捕了，不管他们被捕时持什么观点。

肃反运动的后果表现为三个方面，其一，这场政治运动给苏联社会造成了严重创伤，各个领域的社会精华均受到摧残，人们在生命安全和行动自由得不到法律保护的环境中精神受到极

大压抑，而且，在保安机构滥用非法刑讯手段和特务手段的情况下，诬告、假供盛行，人格被扭曲，社会道德水平严重滑坡，其消极影响祸及几代人。在肃反运动中，滥捕无辜的行动大都在深夜进行，人人自危，风声鹤唳，神经高度紧张，生怕夜间有人敲自己家门。许多住在高楼上的人为免遭被捕后的严刑拷打和侮辱，在秘密警察敲门时，便纵身跳下，以死相抗。其二，这场运动最终确立了高度中央集权体制的极端形式——斯大林个人专制。由于用持续数年的大规模镇压清除了从老布尔什维克到年轻一代干部中可能构成对自己权力挑战的对象，特别是整肃了在十七大上流露不满的代表和中央委员会，斯大林终于稳固了自己至高无上的地位，登上了权力金字塔的顶端。

凭借保安机构这一专政工具，斯大林得以不受法律制约，也不受党和政府机关的制约，完全将个人凌驾于党和国家之上，在党和国家的名义下实行个人专制统治。他手中不仅掌握全部政治权力和军事力量，而且把经济全部命脉都掌握在自己手里，使他能够不受监督地，随心所欲地支配全国的物质资源与财富。斯大林个人有权决定对外全部政策，他甚至把领导文学艺术和科学的权力全部集中在自己手里。从这个意义上说，肃反运动是苏联确立“斯大林模式”体制的最后一步。

第三，大规模的恐怖镇压给经济发展造成严重的障碍。由于成千上万的干部被镇压，生产在无组织状态下进行。因此1937年到1939年连续二年钢铁产量处于停滞状态。此时国际形势越来越险恶，苏联面临被侵略的危险。

2.傲慢与偏见社会阶级论文 篇二

自改革开放以来, 我国 (本文专指中国大陆, 未包括我国港澳台地区) 中产阶级已经处于萌芽状态, 经济结构的转变决定了社会阶层结构的变化, 经过30年发展, 涌现出了一大批时代的骄子, 活跃于社会的各行各业。十六大提出了“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的口号, 也可以理解为扩大中产阶级比重。只有中产阶级达到了一定的比重 (通常认为是40%) 后, 才认为社会足够稳定, 中产阶级越来越受到社会和政府的关注, 跻身中产阶级一员也成为社会上众多低收入者的理想。

一、中国中产阶级的现状

学界判断中产阶级社会形成的5个标准: (1) 城市化率是否达到70%以上; (2) “白领”社会劳动力是否大于或者至少持平于“蓝领”; (3) 基尼系数是否控制并保持在0.25~0.30之间; (4) 恩格尔系数是否平均降到0.3以下; (5) 人均受教育年限是否达到12年以上。目前我国农村人口占六成左右, 在这种情况下实现共同富裕是难以想象的, 贫穷不是城市化, 城市化率太低不能蕴量足够大的中产阶级群体。白领构成中产阶级的主体, 但目前我国的中产阶级只占全国人口的18%~20%左右。1991年我国基尼系数为0.282, 处于较低水平, 1998年, 超过国际公认的警戒线0.4, 达到0.456, 2000年达到0.458, 目前更有上升的趋势。虽然我国居民的恩格尔系数近年来一直在下降, 2003年我国城镇居民的恩格尔系数为37.1%, 2006年我国恩格尔系数下降到46%, 但仍然没有达到30%以下的水平。目前, 我国人均受教育年限达到8年, 远没有达到12年的标准。

1.中产阶级的社会构成。美国有75%的人属于中产阶级, 日本有1亿皆中流的说法, 谁是中国的中产阶级?据专家研究指出, 我国中产阶级只有20%的比例, 从经济地位、政治地位和社会文化地位上看, 他们均居于现阶段社会的中间水平。具体而言, 中产阶级包括这样一些基本的社会构成: (1) 1978年以后新生的私营企业家和乡镇企业家; (2) 1978年后与私营企业家和乡镇企业家同时产生的小业主、小商贩等自营业者以及其他形式的个体户; (3) 与党和国家机构有连带关系的党政干部和知识分子, 以及国有企业的领导人; (4) 因外资引进而产生的“外企白领”, 包括在外资企业工作的中方管理阶层和高级员工; (5) 大批企业和社会组织的管理者, 随着社会需求的高涨, 高等学校中MBA和MPA的培养数量也越来越多, 这是中国中产阶级成长最快的一部分; (6) 因高新技术的使用和新行业的出现而产生的高收入群体, 如留学回国的创业者、建筑师、律师、会计师、房地产评估师、营销人员、影视制作人、股票经营者以及其他类型的自由职业者。

2.中产阶级的文化心理。我国中产阶级受到传统儒家思想文化的影响很深, 他们推崇文化和地位, 推崇“人往高处走, 水往低处流”的社会流动形式。正是重视文化教育, 中产阶级的文化素质普遍较高, 并都希望其子女接受良好的教育, “读书、中举、入仕”被认为是保持他们子女中产阶级地位以及提升地位的最佳途径。同时我国中产阶级又具有文化多元化的特点, 具有超前的消费观念, 如追求西方中产阶级所追求的名表、名车、豪宅、时装等。

我国中产阶级还具备力争上游的奋斗精神。尽管我国中产阶级通过各种渠道发展演变而来, 所从事的行业也各种各样, 但很多人从白手起家, 在改革开放的浪潮中大显身手。社会上普遍承认, 中产阶级是最能吃苦耐劳的群体, 他们之所以能发财致富, 除了他们的智慧外, 主要是他们具备了不计劳动时间、不辞辛苦和做别人不愿做或做不了的事的坚强毅力。

以上是中产阶级心理状态积极的一面, 但他们大多数靠较高的薪金为生, 有较大的家庭负担, 如住房费用、子女培养、保险等, 因此, 心理上具有患得患失的特点。

3.中产阶级的生活方式。虽然至今还没有一个公认的收入标准来判断中产阶级, 但中产阶级都有体面的工作和稳定的高收入, 汽车、住房、保险等成为中产阶级身份的外部象征, 中产阶级的经济实力和消费心理决定了其采取怎样的生活方式, 生活方式是中产阶级有别于其他社会群体的重要标志。

中产阶级群体的壮大, 对社会整体的消费发展会产生较强的刺激, 市场需求将得到更大的提高, 生产、消费市场由此将会被带动起来, 国民生产总值也就会逐步提高。而中产阶级对房、车、电脑、教育等的消费需求, 将会是未来中国经济增长重要的源泉。

此外, 由于中产阶级的文化水平普遍较高, 工作以脑力劳动为主。在处理工作与闲暇时间的关系时, 中产阶级能根据实际需要自由调整和支配时间, 重视休闲是中产阶级的一个重要特征, 他们能充分利用闲暇时间来减轻工作上的压力。

二、中产阶级的社会功能

1.制度化。我国中产阶级的壮大过程必然是各种中产阶级社会制度逐渐完善的过程。首先, 在福利制度改革上, 良好的社会福利制度为人民提供了一般性的医疗服务、失业保障以及其他社会需要。其次, 在经济方面, 发展鼓励人们自立 (而不是依赖) 的税收和福利政策, 通过提高教育水平和加强基础设施建设, 使人们获得更多的公平就业机会。再次, 在公平的教育制度上, 众所周知, 中产阶级一般都受过高等教育, 具有专业技术。例如, 教育和培训一直是欧美发达国家政治家优先考虑的重中之重。他们把向贫苦人家的孩子提供受教育的机会, 视为政治民主、社会公平的基础。这些国家正是通过普及高等教育造就了中产阶级的后备军, 高等教育成为国家培育中产阶级的摇篮。

2.社会缓冲。中产阶级是社会稳定的支持者, 具有缓冲社会利益矛盾的功能, 形成庞大的中间人群是社会长治久安的基础。中产阶级惧怕社会动荡, 究其原因来自内外两方面, 一是就其自身即“自稳定性”而言, 中产阶级满足于自己的职业和收入, 二是从外部环境来说, 他们的地位是通过工作———收入的模式获得, 中产阶级渴望得到社会的认可。当社会形成一个“两头小、中间大”的所谓“橄榄型”结构时, 贫富差距逐渐缩小, 社会群体的冲突在这种安全的模式下才能被缓解。

3.前沿示范。中产阶级是我国社会进步的前沿力量, 由于中产阶级在改革开放背景下有共同的利益、受教育程度高等化趋势增强 (现代知识的拥有) 、职业特质主要是脑力劳动 (现代化手段的掌握) , 从而对于中产阶级的前沿力量乃至延伸现代性而言, 具有了可能性和可行性。中西方文化兼容、现代社会价值道德观念和新的生活方式也是中产阶级履行其前沿功能的重要方面, 这在一定程度上使得中产阶级成为现代性的导引者和推广者。此外, 中产阶级的网络组织结构, 是一个现代性的认同网, 对社会的推动表现为现代化主体和前沿力量。中产阶级是我国先富起来的群体, 他们大都白手起家, 少有继承关系, 因此, 他们的奋斗精神在社会上赢得广泛赞誉, 具有良好的示范作用。

三、小结

中产阶级是一个有旺盛生命力和远大前途的阶级, 是构成我国社会进步的整合因素, 是未来中国社会的主流。转型期我国加紧了经济建设步伐, 国家从政治层面上也提出建设小康社会、和谐社会的伟大目标, 这对于我国中产阶级的成长壮大是极好的机遇。

市场经济催生中产阶级, 中产阶级又反过来刺激经济的发展。但目前我国中产阶级比重严重偏小, 中产阶级的成长壮大与自身的精神状态有关, 应该遵循渐进的过程。

参考文献

[1].端木义万.美国社会文化透视[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 2002

[2].辛保平.中国中产阶级真相[J].科学投资, 2003 (Z2)

[3].周晓虹.中产阶级:何以可能与何以可为[J].江苏社会学研究, 2002 (06)

[4].秦言.中国中产阶级——未来社会结构的主流[M].北京:中国计划出版社, 1999

[5].塞缪尔.亨廷顿.第三波——20世纪后期民主化浪潮[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 1998

3.《白毛女》、地方社会与阶级情感 篇三

毛主席教导我们：“中国历史上的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的规模之大，是世界历史上所仅见的。在中国封建社会里，只有这种农民的阶级斗争、农民的起义和农民的战争，才是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因为每一次较大的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的结果，都打击了当时的封建统治，因而也就多少推动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

没想到，当影片的画外音以严肃的腔调朗读这段语录的时候，全班很多同学竟然发出了笑声。在后来的影片放映过程中，这样的笑声出现了不下十次。

放映完后，老师走上讲台，缓缓地说道：“我注意到大家的笑声，但是，你们知不知道，我本人现在看这部影片，还是会忍不住流下眼泪!在我们那个年代，这部电影也曾经激起过很多人悲伤!”这让我想起一个故事，据说《白毛女》的话剧在延安上演的时候，由于戏中的黄世仁演得太逼真，以至于许多正在观看的年轻战士群情激愤，后来，一位年轻战士无比愤怒地拿起枪把黄世仁的扮演者打伤了。

为什么同样一部影片，年长者忧伤而激愤，年轻者却高兴而轻松?

这个问题，我一直到我的博士论文《12－18世纪赣南地方动乱与社会变迁》写完后，才总算有了答案。最早接触赣南的地方志，是在我撰写硕士论文的时候，那时候正是学术界对传统市场讨论方兴未艾的时候，我很自然地选择了《清代赣南市场研究》作为题目，所以，进入硕士论文阶段，每天的工作就是蹲在图书馆中翻赣南的地方志，以一种近乎焦虑的心态急速地寻找关于“墟市”、商品经济、经济作物的信息，根本没有心情去理会地方志中频繁出现的关于“盗”、“贼”的记载。记得有一次，看到一段关于隆祐太后在赣州蒙难的记载，很吃惊于虔州，也就是现在的赣州中部和西部一带百姓的大胆妄为，但还是很遗憾地发现没有从中找到自己需要的商品经济之类的信息。等到进入博士论文阶段，老师教导我们要把一部赣南地方志从头到尾认真读一遍，这时，赣南历史上那些横冲直撞、无法无天的“盗”、“贼”才进入视野，才开始认真思考为什么隆祐太后以堂堂太后之尊，居然在虔州却遭到“乡兵”几万人的围攻。

激发我兴趣的首先是宋代的“虔寇”。这些虔寇看起来完全不受任何官府的约束和控制，每年固定地从事着他们的生产方式，过着他们想过的生活，即春夏农忙，秋冬贩盐和抢劫。下面这段话是他们生活的最好描述：

江西则虔州，地连广南，而福建之汀州，亦与虔接。盐既弗善，汀故不产盐，二州民多盗贩广南盐以射利。每岁秋冬，田事既毕，往往数十百为群，持甲兵旗鼓，往来虔、汀、漳、湖(疑作潮)、循、梅、惠、广八州之地。所至劫人谷帛，掠人妇女，与巡捕吏卒斗格。至杀伤吏卒，则起为盗，依阻险要，捕不能得，或赦其罪招之，岁月浸淫滋多。

这段出自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96的话，其实在赣南地方志中多次以不同的方式出现。有意思的是，赣南地方志中似乎只讲他们贩盐为盗，后来翻《宋会要辑稿》，才发现这些“虔寇”除了贩盐，还要跑到潮州等地抢牛羊，而潮州官府和百姓似乎很怕“虔寇”，不太敢反抗。到了南宋，地方志中关于“虔寇”作乱的记载明显增加，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宋室南迁使这些在赣闽粤边界如入无人之境的“虔寇”们无法再过他们以前很习惯的“春夏农忙，秋冬贩盐和抢劫”的生活了。他们当然会起来反抗。隆祐太后虽是太后，但在虔州人眼中却是一个“外人”。当时隆祐太后被金人追杀，从吉安逃难到虔州，所带的卫兵以“沙钱”(轻薄的钱)来虔州城中买东西，遭到虔人拒绝，于是双方引起争执。卫兵放火烧虔州城，当时城中多是竹屋，顿时烟焰冲天，虔州人历来凶悍，所谓“虔民之性，例皆凶悍”，顿时叫嚣：“何人来坏我州府?”发动乡兵几万人把城中的太后团团围住。太后不得不低声下气地出来“诏宥之”，结果却惨遭拒绝。幸亏后来乡兵首领陈辛被宋将射杀，太后才得以解围。显然，北宋时期虔民行为方式和生活方式对这次反抗的集结有很直接关系，而对于虔民来说，宋室南迁带来的影响不仅仅是太后驾临和放火烧屋那么简单，而是要交纳更重的赋税，收其兵器，改变其边种田边为盗的生活方式，这显然是他们所不情愿的，反抗就自然要发生了，而且是此起彼伏地发生。

在这个背景下，才能比较好理解为什么在南宋初年“虔寇”震惊朝野，成为全国数一数二的最让人头痛的地方盗贼，也是江南西路最难对付的盗贼，难怪李纲要说：“本路盗贼，虔为最”。

对付“虔寇”，朝廷的办法除了派出精干大臣和武将如李纲、岳飞等前往镇压之外，在政策上还采取了招抚政策。对于招抚的功效，李纲算是个明白人，他知道如果把为首之人放回家乡，很容易使“贼众”又团结在其周围，构成新的作乱基础。所以，他的方法很简单，就是让“盗贼”首领到部队任职，脱离其部下，而大部分“盗贼”则放归为农。这个过程，是个变“贼”为“民”的过程。实际上，“贼”“民”之间的转化也就是中国历史上“农民战争”的发生与平定的整个过程。无论是元代赣南的“畲贼”，还是明清的“流民”，其成分和前身都大部分是“编户齐民”，只是他们一旦脱离官方的控制，就成了“化外之民”和少量原住民“畲”、“瑶”等混杂在一起，构成对官府的威胁力量。官府采取各种措施进行镇压和招抚，其最终目的都是化“贼”为“民”。

那么，是什么因素让那些编户齐民转化为盗贼呢?一般的看法是官府的横征暴敛所引起的阶级矛盾。这个看法当然是对的。但是，在阶级矛盾背后更深刻的原因恐怕是生态变迁。具体地说，是生态的因素牵引着这些编户齐民向山区开发。山区开发的一个后果就是官府统治管辖不到的山区成为了流民聚集地，而这些地区一旦聚集大量“化外之民”，就容易成为“盗贼渊薮”，官府则又要运用各种手段重新来变“贼”为“民”。随着大量“贼”变成“民”，“盗贼渊薮”往往成为新的官方统治区，甚至成为新的“县治”。一旦成为新的行政区划，就意味着这些“化外之区”成为“化内之区”，开始接受中央王朝教化。

从宋代“虔寇”、“峒寇”到元明的“畲贼”、“流民”，再到清代的“田贼”、“山贼”，这些按时间序列在赣南舞台上粉墨登场的各式盗贼的命运基本都遵循着这个规律，即在各种因素(其中主要是生态压力)的作用下，编户齐民一边开发山区，一边转为“盗贼”，而官府镇压的结果则使一些已经开发完成的山区成为新的行政区，从而进一步把王朝力量和教化扩展到这些新开发的地区。所以，不难理解，只有到了清代中期，赣南所有的“贼”都几乎变成了“民”的时候，大规模动乱

也没有了，而赣南的山区开发也就基本完成了，赣南那些逐渐开发出来的角落也就成为了中国的一个“地方”。

生态因素中最主要的因素应该是人口压力。毫无疑问，中国人口自从进入宋代以后有较大速度增长。以宋代赣南为例。经过朝廷镇压，南宋中后期，“虔寇”逐渐减少。但是，另外一种盗贼——“峒寇”又出现了。某种意义上，“峒寇”可以理解为“盆地中的盗寇”。因为所谓“峒”，乃是指四面山环如桶，中间是平地的山间盆地。那么，又为什么“峒寇”会取代“虔寇”，成为赣南的地方性盗贼呢?一种重要的原因恐怕是人口压力。据我粗略估算，南宋赣南人口达到了将近200万之多。在美洲作物没有被引入的宋代，山地无法大规模开发，增加的人口生存下来的唯一的办法就是往盆地和平原等生态条件适应种植稻麦的地区转移。那么，南宋增加的人口转移入“峒”乃是顺理成章的事情。其实，在这些相对比较封闭的峒中早就居住了一些化外之民。在中国历史上，一直都有大量的人口为了躲避战乱和沉重的赋役而逃入深山，在南方的深山中也一直居住着一些土著的化外之民——“瑶”人。陈寅恪早就指出，桃花源之类的村庄在历史上有其真实的存在。问题是，作为“化内”的编户齐民进入“化外”的峒，引起的却是动乱，而不是和平相处的“世外桃源”景象。因为这些峒一旦成为与官府关系恶化之人的“化外之区”，就容易酝酿出盗贼集团。在当时人眼中，赣南的峒其实是各类罪犯集中之地，他们说：“及南安峒中多有随贼出草，有过无归、不齿于乡里之人，与夫单身盐子、被罪逃军、打把弓手等人，身手可用，无所顾籍，出入林峒，伺隙喜乱，诱胁良民，唱呼生事，皆由此曹”。这样的一个人群结构，当然是要和官府对抗的了。

宋代如此，其他朝代也同样如此。酿成明清赣南及其周边地区动乱长达几百年的一个根本原因，就是大量流民进入山区开垦。所以，明代的赣南其实交织着几种看起来很矛盾的现象：一边是官府控制地区的编户齐民大量逃亡，海瑞等官员痛心疾首；一边是官府控制不到的山区异常热闹，商人和流民等聚集在一起，种蓝栽烟(蓝即蓝靛，植物染料)，开矿耕地；一边是动乱不断，官府不断地派出能人贤臣前往镇压，王阳明等人成就其“武功”；一边是官方的教化措施不断推广，各地百姓争先科举，以挤人“士绅”队伍为荣。

在这里，我们比较熟悉的阶级斗争的过程变成了一个生态变迁和山区社会开发与中央王朝冲突与调适的过程。简言之，地方动乱成为了生态变迁的结果和一种王朝话语。

那么，阶级和阶级斗争在哪里呢?其实，这个过程就是阶级斗争的过程。各种“盗贼”集团就是与统治者对抗的阶级，只不过，我们换了一种表达方式来看待它而已。但是，当我们换了一种方式来看待它的时候，它就演变成了一个地方社会转型和演变的过程，阶级和阶级斗争也复杂起来，因为它必须具体到人群和历史场景中，因为阶级不光是个经济范畴中的概念，更重要的，还是个文化集团的概念。正如著名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汤普逊所说：

阶级是一种既存在于经验的原始资料中又存在于意识中的历史现象，我不认为它是一个结构，甚至也不是“范畴”，我认为阶级是某种在人类关系中发生的事(而且是可以被证明已经发生的事)。并且，当一批从共同的经历(无论是继承的还是分享的经历)中得出结论，感到并明确说出他们之间有共同利益，他们的利益与其他人不同(而且时常对立)时，阶级才发生。

我相信，那些在赣南历史上出现的“盗贼”集团，一定是因为感到他们有共同的利益才能走到一起来对抗官府的。从宋代“虔寇”的“何人来坏我州府?”的抗争，到清代流民团结起来共同弄个“户籍”来应对科举，莫不如是。这种共同利益的认同所导致的文化和心理的认同，首先是属于赣南地方社会的，但是，一旦被一些高明的人唤起，可能就成为让全国人民都能感受到的“阶级意识”。

所以，李自成喊出的“均田免粮”的口号，其实是一种能激起许多人心里共鸣的阶级情感的召唤。《白毛女》的观看者也是在一种激动人心的历史场景中(无论是土改前还是“文化大革命”中)，与剧中人一起产生共鸣，而油然生出一种阶级的感情。相反，没有经历过的那种革命场景的年轻的学生们自然也就较难有这种共鸣了。

4.阶级社会消失了吗-马原读书笔记 篇四

——读《共产党宣言》

12314290 吴锦淳

作为共产主义的第一份理论指导性文件，《共产党宣言》一直受到共产党人的分外重视。然而社会发展至今，资产阶级生产关系并不像马克思、恩格斯所指出的那样脆弱，于是有人便对《宣言》产生了怀疑。人们似乎觉得过去那个工厂林立，工人们被迫用出卖充满血泪的劳动以勉强换取温饱的世界已经不再。而在现在这个阶级分化日益淡化，代际流动性日益增强的世界里，马克思主义似乎不再有立足之地了。

《宣言》的历史进步性是显而易见的：它以历史为鉴，深入地剖析了资本主义在历史上革命性与进步性，并深刻地揭露了其残酷的剥削本质，进而预言了未来的统治阶级，即无产阶级，同时再进一步地提出，最终世界上再也不会有统治与被统治阶级之分。立足当时的现实，他还辩证地认识到，每一次无产阶级的失败并非毫无收获，而是产生了联合无产阶级的作用，而这便是未来暴力推翻资产阶级统治的基础。进而《宣言》提出了无产阶级的行动纲领：联合、然后革命。

然而以上的推论都立足在几个历史前提上：第一，资产阶级只为其工人提供最基本的、仅供生活的保障且不愿让步；第二，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不存在流动性，无产阶级无法通过劳动积累使自己上升到资产阶级中。这是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普遍现象。在当时，无产阶级的斗争力度并没有强大到足以让资产阶级意识到他们的力量，工人所受的压迫远超今日人们的想象。

事实上，很多马克思主义的批判者都认为，在无产阶级进行了数十年艰苦卓绝的斗争后，为了维护生产关系的稳定性，资本家们已作出了让步，工人的社会地位已经有所上升。他们可以通过自己的能力与劳动争取到更多的劳动报酬，而且目前社会普遍存在的人才选拔机制已经为阶级的流动提供了可能。在西方，工会以合法手段为工人谋福利；在中国，未来将会有一系列保障措施为工人提供保障。因此，在历史前提已经改变的情况下，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愿望与紧迫性已经不及过去强烈，在合理的分配方式下，各个阶层的生活条件都能得到较好的满足。

然而，这种阶级分化正在日益淡化的观感真的是正确的吗？我觉得这只是部分发达国家和地区的大众的错觉，而造成这种错觉的两大帮凶，一是全球化，一是资产阶级媒体的宣传。

随着信息技术革命的不断发展，自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全球化进程被大大推进，而全球化的本质就是资金雄厚实力强大的跨国公司为追求公司集团的利益最大化而将生产加工环节大量外包给欠发达国家和地区，从而从低廉的劳动力价格中榨取更多收入的过程。而一些眼界狭小的发达地区居民则认为重工业、重劳力加工制造业已经从地球上消失。然而残酷的现实是，当发达国家的经理们放下身段，除下西装领带，貌似十分重视员工福利的同时，上百个欠发达国家的人民却不得不接受血汗工厂、不平等贸易条款、社会福利削减，在生存线上苦苦挣扎。实际上，从全球范围而言，阶级分化和剥削从未像今天这样的强烈过。贫富的差距越来越大，今天，印度最高的摩天大厦伫立在最大的贫民窟当中，一个墨西哥亿万富翁的收入相当于一千七百万最贫困的墨西哥人的收入综合。

资产阶级媒体更是用尽一切的手段，以蜜糖包裹着的谎言来说服人们阶级分化正在消失。他们宣扬比尔盖茨辍学创立微软的励志故事，却很少提及比尔盖茨的第一桶金是在身为IBM董事的妈妈的帮助下赚到的；他们告诉人们巴菲特8岁就会去纽约交易所参观，却不提那是在他身为参议员的爸爸的带领下。资产阶级媒体让人们相信只要努力就可以实现阶级流动，但事实并不如宣传的那么美好。另外，他们还宣扬这样的观点：与马克思所在的时代不同，无产阶级的主要组成——工人，人数已经大大减少，由于制造业人员大量流入服务业和技术业，成为中产阶级，因此马克思主义的时代结束了。然而我们仔细分析，这个观点也有失偏颇。服务业和技术业并不是中产阶级的代名词，服务业中的顶层和底层犹如云泥之别，酒店的服务生和咨询公司的高管的收入和生活质量难道一样吗？随着经济结构的变化发展，无产阶级不应仅限于传统定义中的工人，各行各业中的底层人员，由于经济、社会制度的压迫而必须被迫出卖自己劳力的人们都应该是无产阶级的组成部分。这样看来，无产阶级的人数有增无减。

那么为何我们越来越少听到社会主义革命的呼声？因为资产阶级正在用改革来巩固现行的社会秩序，而人们大都相信这社会在现行的模式下有变好的希望，一旦有这种希望，人们就更愿意抓紧现在拥有的，似乎还可以接受的生活，而不愿承担革命带来的未知的后果，这再正常不过。

然而我相信，改良所能带来的资产阶级的让步毕竟是有限的，当有一天无产阶级要求更多而资产阶级再也无法让步时，革命终将还是要爆发。

5.傲慢与偏见社会阶级论文 篇五

至1978 年我国经济体制改革首先从农村开始后，长期以农为本缺少变化的农民阶层内部开始了前所未有的大分化，农民从原来静态和固定的传统身份向流动的、多元的方向发展着。目前，农村社会因各农户所处经济地位的不同，已使得农村社会并非只是由农民阶级构成的单一结构，而是由复杂的阶层结构构成的，已分化出不同的阶层和群体，使过去的政治经济构成比较单一的农村，呈现出多样和复杂。尤其是在社会转型和社会流动加快的大背景下，乡村社会的阶层分化程度也在提高。

按职业分层农村社会主体可以分为：乡村社会管理者、乡村集体企业管理者、私营企业主、个体商户和个体劳动者、乡村知识型职业者、乡镇企业工人、农雇工、农民共、农业劳动者。

浙江省湖州市农村社会阶级阶层分化状况——湖州市农村个案分析（息塘村）

（一）浙江省湖州市南浔区息塘村现状

从地域和人文的角度看，息塘村地处南浔镇东南端，与桐乡市乌镇镇、吴江市桃源镇交界，属两省三市交界之地，村域面积3.62平方公里。西靠浔练公路,北有一条横街至桃源的公路,中间横贯浔乌

线公路，交通便利。全村现有人口2304人，耕地面积2863亩，桑地面积742亩。全村共有2个自然村，划分10个村名小组。目前，全村拥有初具规模的个私企业15家，包括家具、皮件、箱包、毛纺等产业，现代农业示范基地2个，农业专业合作社1个，合作社总占地面积1053亩，由15家特种水产养殖专业户联合组建。建立起集种苗培育、引进技术服务、产品销售于一体的现代农业经营机制。初步形成以家具、箱包为重点的区域经济特色和以特种水产养殖、生态种植为重点的现代农业格局。改革前，息塘村是出名的湖州贫困村，但是90年代后，政策制度，政府帮住下，息塘村已经摆脱了贫困村的称号，还成为第一个女作家协会绑定村。2010年，全村实现工农业总产值5.1亿元，其中个私企业工业总产值4.9亿元，新增工业投入5800万元，村集体经济总收入60万元，农民入均纯收入达到13820元。

（二）息塘村农民的职业分化

1978年以前，在人民公社体制下，息塘村得所有农民是一个具有单一身份性的群体或阶层：农民享有同样的身份地位，经济地位，政治地位相同，都是没有差别的农业劳动者。据我们的走访调查走访和统计分析，现在这个村随着社会流动与职业分化。现有以下几个部分：社会管理者、企业主、经商者（个体或合伙）、运输户（车）、纯农、部分时间农、雇佣劳动者、无业者；与改革开放前相比，阶层的结构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现有分布又以部分时间农、雇佣劳动者占绝大部分。

（三）息塘村得阶层结构现状分析

按照我们的走访调查走访和统计分析和资料查找。我们按照社会分层的层级来划分，根据农民对生产资料的所有状况、所拥有财富的规模及收入水平状况、文化教育程度、在农村中享有的政治权利的差别等要素，将息塘村村社会阶层分为五个层级：最上层、上层、中层、下层、最下层。

息塘村村社会最上层的人数不多，占乡村人数的4%主要乡村社会管理者、乡村集体企业管理者、私营企业主。农村社会管理者阶层，包括村干部和镇政府公务员，他们是农村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的主要组织者，是党和政府各项方针、政策在农村基层的具体执行者。他们既代表国家的整体利益，行使行政职能，又代表农民的局部利益，维护社区权益。他们对乡镇经济发展、社会进步起着关键作用。他们经济收入不是很高，但享受的福利好，在当地声望比较高。私营企业主，是生产资料归私人所有、以雇佣劳动为基础、由营利性经济组织主要经营者。息塘村拥有家具厂、包装厂、服装厂等。这些企业主拥有对企业的人、财、物的支配权、生产经营决策权、指挥权与企业内部的分配权，他们的经济收入比较高，但政治地位不是很高。

息塘村村社会的上层主要包括个体工商户和个体劳动者以及知识型职业者，人数占10%左右。个体工商户和个体劳动者，生产资料归劳动者个人所有,以个体劳动和门技能，从事农村教育、科技、文化、医疗卫生等智力型职业的农村劳动者，如中小学教师，农村或乡镇医院医护人员，派出所民警，消防员等，收入可以，在当地有一定的声望。他们绝大部分属于回乡知识者，选择了一条有别于一般农民体力劳动但又脱离不了农村和农业户口的道路。

息塘村村社会的中层包括乡村企业职工和私企职工以及先富裕起来的家庭，人数占50%。企业职工主要由农村的年轻人构成，他们在乡镇企业或私企为职工，收入的来源也是非农业经营活动，且比较稳定，如在华盛家私，科诚电子等大厂劳动。这些人进过专业知识的培训，有一定的知识技能。由于他们中许多人已经不善于农业劳动，并且希望获得更高的收入，他们从农业转移出去的可能性很大。先富裕起来的家庭，他们有发展现代化农业或规模经营的专业户，发展现代农业以及农村多种经营，收入比纯农业农民高很多，在活跃农村市场和带头致富等方面产生积极的示范和引导作用。

息塘村村社会的下层包括农民工和农雇工,人数占28%。农民工阶层是以在城市中从事非农业劳动为主的社会群体。他们是离土离乡的农民，在城市的厂矿、机关、商业、服务行业劳动。他们多半从事体力劳动，但是并不享受城镇居民的各种补贴，不享受国家或企业的各种劳动待遇和社会保障。他们对集体生产资料具有所有权与使用权，同时一般还经营部分土地。他们接受了工业文明的训练、熏陶，掌握了一定的现代生产技能与专业知识，但是却没有割断同小农经济的脐带，同土地、乡村农业有着密切的联系，兼有工人和农民职业的特点。农雇工阶层，这是受雇于农村私营企业主、个体工商户以提供劳动能力而获得工资收入的农村劳动者组成的社会群体。他们对生产资料没有所有权，但同资本主义制度下的雇佣工人又有本质区别。他

们不是“除两只手外，自由得一无所有”的雇佣劳动者，而是在家中拥有一份属于自己所有的生产资料，但数量不足。他们主要目的是为了增加收入，学点技术，与农村其他社会群体一样，享有一定的择业自主权，可以相对自由地流动。

息塘村村社会的最下层是普通农民大众，人数占农村社会人数的8%。他们是农村社会的基础，也是当前农村经济与社会生活的主要支撑，以承包集体耕地、以农业劳动和农业收入为主的农村劳动者。农业生产者占有的生产资料人均规模较小，以分散经营为主，有较大的独立性与自主权，在农村社区等级体系中属于被支配和被领导者，整体文化水平较低。他们为社会提供农产品商品，承受着深重的社会负担，面对着社会物价上涨，粮食不涨的状况，也只能默默接受。他们是现阶段农村中最苦、最累、收入最低、社会地位最低的群体。但他们是农村中的主体，是农村其它阶层的母体。

浙江省湖州市农村社会阶级阶层分化状况评价。结合息塘村得个案，及我们走访的另外一些村庄，我们得出如下分析结果。湖州市农村工业化，城市化程度相对较高，农村社会阶层分化相对达到一个比较稳定、比较完全的程度，但是各种社会角色的内涵仍在变化。其中中层及下层已成为当前农业和农村的真正主体，因而他们是新农村的真正建设者和实践者，新农村建设更需要关注他们的需要、调动他们的建设积极性和主动性。同时，要引导规范最上层和上层，依靠上层和中上层的力量带动中层以下的发展。在建设过程中坚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保证司法公正。努力建设公正合理、开放有序的农

6.大众传媒对社会偏见形成的影响 篇六

关键词社会偏见 大众传媒 刻板印象

社会偏见“是一种缺乏客观依据、固定的、先入为主的观念和态度。”①偏见可分为个人偏见和社会偏见，二者相互强化。社会偏见大量存在于我们的社会生活中，对社会生活的协调和谐往往产生破坏性的结果。在社会转型期我国的各种社会关系发生了深刻的变化，社会成员处于定位、整合的过程中，给人们的心理带来巨大的冲击和震荡，原有的心理和谐被打破，而其中一个重要的体现就是社会偏见的现象更加突出，大众传媒在社会偏见的形成和改变方面具有重要作用，甚至成为行动的规范样本，最终影响到社会整体，因此，探求大众媒体在社会偏见的形成和改变方面的作用对于我们消除社会偏见，构建和谐社会，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大众传媒对社会偏见形成的影响 大众传媒对社会认知形成的影响

社会偏见本质上是一种社会认知上的偏差以及由此而产生的社会刻板印象。社会认知是人们社会态度与社会行为的基础。“在现代社会心理学中，社会认知是指个体在社会环境中对自我、他人或群体的心理特征和行为规律进行感知、判断、评价、推断和解释以作进一步反应的过程”。②社会认知的信息来源总的来说可概括为两大类：直接经验和间接经验。在现代社会，间接经验是人们社会认知的主要途径。

间接经验主要来源于各种社会传播活动，诸如人际传播、群体传播、大众传播等，大众传播是人们获得外界信息的主要渠道。大众传播对受众社会认知的影响，实际上就是大众传播社会效果的具体体现。沃纳-塞弗林将大众传播效果归纳为三个步骤：“认知、情感与意愿，每一步都必须在上一步完成的基础上才能进行。”③受众的认知显然是传播效果的初始阶段。大众传媒拟态环境构建偏差

认知贯穿于新闻传播活动的始终和各个层面。是一切心理过程的基础。新闻传播活动，是从客观现实到媒介现实，再到受众心理现实的过程，新闻媒介向人们所展示的环境已经不再是客观环境本身，而是一种环境的再现，这也就是李普曼所说的“拟态环境”。

(1)从社会现实到媒介现实

从社会心理学的角度来看，新闻的选题、采访和编辑制作等都是传播者进行的相当复杂的社会认知过程。尽管新闻报道者力求准确地反映客观现实，但事实上从事件发生到新闻报道的过程中，必然会加上传者的主观判断，并受到现实环境的约束，这就使媒介现实与客观现实之间难免产生某种程度的差距。新闻的传者，作为社会个体，具有双重角色——职业人和社会人，有着自己的价值观和人生追求，“把关人”头脑中所固有的认知结构，影响到媒介工作人员对新闻事实的理解，它贯穿于记者、编辑对新闻事实的选择、思考、加工的整个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媒介工作人员实际上是有意无意的对客观现实重新建构。在传播的过程中，他们起着过滤器和放大镜的作用，他们会在不违背报社编辑方针的前提下，更多的被与他们价值观相同的新闻所吸引，而在后期的写作编辑过程中也为以自身的价值观和报道思想为潜在的指导，来对新闻事件的性质进行判断。正如李普曼所说，“一篇报道是知情者和已知的事实的混合物……我们处在什么地位和我们习惯的看法决定我们看到的事实。”④

(2)从媒介现实到心理现实

从媒介现实到心理现实，是媒体影响受众的过程，也是受众认知转换的过程，受众则从自身的社会认知结构出发，“选择性接触”和“选择性注意”新闻的内容，并会在解码过程中通过“选择性理解”建构属于自己的心理现实。因此，受众的心理现实，既不是客观现实的直接心理映射，也不是媒介现实的简单复制，而是受众根据自己既有的社会认知结构而得出的“二次加工信息。”受众心目中所得的媒介内容已不同于媒介传播意愿中所设定的意义内容，是“心理现实”而不是“媒介现实”。两者之间处于不完全等同状态。

在社会认知过程中，由于各种原因，人们的社会认知不可避免地会产生各种偏差，诸如首因效应、近因效应、晕轮效应、社会刻板印象和逆反心理等。

刻板印象形成有两个途径，直接和间接，直接就是本人的亲身经验，间接包括大众传媒的影响以及他人的影响。大众传播在形成、维护和改变一个社会的刻板成见方面拥有强大的影响力。也就是说，媒介往往起着强化社会偏见的作用。“事实上，媒介对社会各群体的描述。就是描述者本人的刻板印象的反映”。说到底，受众社会刻板印象的形成，在很大程度上还是根源于媒介从业人员的社会认知结构，特别是来源于传播者的社会刻板印象。在新闻的采访、编辑、评论等过程中，折射出传播者根据自身社会认知结构对有关新闻事件和人物的认知、判断和评价，也隐含着传播者的社会刻板印象。新闻传播者对社会群体的“刻板印象化”，既可能是不自觉的，即当要描述一个群体时，自然会想到该群体的典型特征；也可能是自觉的，即为了受众能有效地辨认和理解新闻事件中的群体行为，而有意突出该群体的典型特征。但是，总的来说，为了引导受众对不同社会群体成员的形象进行辨别、理解和认同，或者基于商业目的而刻意追求大众的认同，大众传媒都不可能不反映为受众普遍能够接受的社会刻板印象，尽管这种刻板印象有时候并不能真正反映现实，存在着对社会群体的认知偏差。社会认知偏差导致社会偏见

社会偏见本质上是一种社会认知上的偏差以及由此而产生的社会刻板印象。

产生偏差的根源在于认知者群体与认知对象之间的明显的差异性以及人的排它本能。人总是倾向于和自己同质性高的人们交往。对自己所属的那个群体具有较高的认同感，所谓“物以类聚，人以群分”。比如弱势群体成员更多的是群体内交往，对于其真实的心理和生活状况，其他社会群体往往缺乏直接了解的机会和渠道，想让精英阶层的人来直接和弱视群体交往和相互了解是很困难的，对于两个差异性较大的群体。因为彼此了解太少不确定因素太多，人们往往本能的倾向于回避。由于这种心理，异质性较大的群体往往容易相互隔离和疏远，而越是这样越是得不到彼此真实的信息，对对方越是无知，偏见往往就是起源于这种无知。在这个过程中，他们相互了解相当程度上要依赖大众媒体，而大众媒介向受众展示的世界，从事件发生到被报道，是个相当复杂的过程，大众传媒对社会群体拟态环境的构建产生偏差和受众对获得的信息进行选择性的理解的过程中产生的认知偏差使差异较大的群体并不能完全得到彼此真实的信息。“而一旦偏见产生了，人们又会更加回避与被偏见的一方的交往。这样，对从差异的无知到排他心理到疏远到再无知和偏见，这又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的怪圈，使得偏见得以延续甚至加剧。当然，并不是说存在差异性就必然会出现偏见，差异性只是社会偏见产生的起点。当两个社会群体面对差异性采取逃避而不是沟通或沟通不够的话，就不能获得对方的充分信息，而建立在这种片面或错误信息基础上的社会认知正是社会偏见产生的直接原因。正是这种意义上我们可以说一切偏见均起源于无知和傲慢。”社会偏见一经产生若得不到及时的抑制的话就会成为一个群体甚至全社会共同持有的态度即社会刻板印象并不断的延续下去。

二、大众传媒提高消除社会偏见作用的途径 大众传媒通过有效的宣传和劝说消除偏见

“有效的宣传、劝说从而消除偏见是社会心理学态度改变的一个主要策略。通过宣传、劝说这种动之以情、晓之以理的方式可使偏见持有者增加对偏见对象的认识，有助于打破刻板印象和克服以点代面、以偏概全的片面性，以修正原有的态度。”。这个也可以用海德尔(Heider,F)的认知平衡理论来解释：假设P代表个人，O代表与其有关系的某人，X代表认知对象。常态下，三者处于平衡，若O对x的认识发生了改变，这种平衡就被打破，P的态度也会随之改变。”大众传媒在宣传和劝说方面具有其他传播方式无可比拟的优势，比如，大众传媒在受众艾滋病认知和态度方面影响显着，通过开展多种形式的艾滋病防治宣传活动，促进公众对艾滋病的正确认识，对于反对和消除对艾滋病患者、感染者及其家人的歧视，共同营造支持性的社会环境起到了重要作用。大众传媒要努力营造共同的命运与合作性奖励的氛围

在现代社会心理学研究表明，不同群体间建立共同的目标被认为是种消除偏见与歧视的有效方法。共同的命运与合作的奖励(奖励的给予视全体人员是否共同合作而定)是消解群体间的对立情绪和偏见的重要途径。

共同目标的设立，有利于推动社会群体的一致性行动，产生共同的需要；而社会群体共同需要的形成又有助于共同目标的实现。共同的命运与合作的奖励，有利于营造团结协作，消除隔阂，互利共赢得良好社会氛围。

在新的历史时期各类大众传媒尤其是主流媒体，应让构建和谐社会的宏伟目标深入人心、大力宣传公平与平等的精神，同时大众传媒要推动社会富裕群体在主动承担和履行社会责任过程中广泛深入地参与公益事业，消除群体隔阂，调节收入的社会第三次分配，促进社会和谐。让怀有偏见的不同群体直接接触是消除偏见的好方法

改变研究表明，使先前相互隔离的群体成员进行平等的交往和接触，或使先前沟通较少的两个群体沟通更加频繁，是一种减少偏见，增加融合的好办法。平等的接触和个人间的接触都是为了深入全面地了解接触双方的独特性。不平等的接触妨碍双方相互间的深入、细致的了解，并且还易产生先入为主的、刻板化的判断。同样，非个人间的接触通常也只能导致接触双方之间肤浅的、形式化的认识。只有平等的、个人间的接触，才有利于真实地了解对方独特的能力、性格、爱好、抱负等，避免先入为主的判断，从而达到预防和消除偏见的目的。

注释

① 邵道生：《中国大百科奎书，社会学》[M]，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1年

② 郑雪：《社会心理学》[M]，暨南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③[美]沃纳·塞弗林等：《传播理论：起源，方法与应用》[M]，郭镇之等译，华夏出版社，2000年版，第15页

④ 李普曼：《舆论学》[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内部版，第60页

7.傲慢与偏见社会阶级论文 篇七

关键词：《傲慢与偏见》,社会生态环境,研究

关于人与自然的关系从古至今一直是文艺作品中的重要主题之一。中国道家提倡天人合一、清心寡欲, 人与自然和谐地融为一体, 达到修身养性的最高境界。晋代著名诗人陶渊明那句“采菊东篱下, 悠然见南山”是耳熟能详、家喻户晓的名篇佳句。中国古代诗人如李白酷爱寄情山水、吟诗作赋。中国诗歌通过对自然景物的描写抒发诗人心中的感慨这一传统根深蒂固, 如“举头望明月, 低头思故乡”将身处他乡之人对故乡的思念寄托在一轮明月上, 意境清幽, 让读者回味无穷。在西方文化传统中, 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理念及如今各行各业大力提倡的可持续发展自然观甚至可以追溯到文艺复兴时期, 萌芽于文艺复兴时期的生态意识对各家各派影响深远。其中, 以诗人华兹华斯和柯勒律治等人为代表的浪漫主义流派秉承文艺复兴时的自然观, 热爱自然、讴歌自然。在浪漫主义流派的诗歌中自然无处不在, 诗人走进自然、感受自然, 沉思默想, 激情澎湃, 抒发感慨, 从自然中感悟人生, 寻找诗歌创作的灵感, 人与自然高度融合。浪漫主义诗人强烈的生态意识众所周知, “主要体现为:崇拜自然, 赞美自然;强烈谴责工业文明对人的身心的损害;强调回归自然及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等”[1]。然而, 随着城市化、工业化和现代化的发展及机器化大生产对劳动的异化, 自然和人性均或多或少遭到扭曲和破坏, “而现代人拥有的天地空间越来越狭窄, 天空、大地被钢筋水泥大楼层层围堵、隔离, 被先进的信息技术复制、虚拟, 人们从孩童时代就失去与泥土、山野、阳光、风雨的感性接触, 被成年累月地灌输大批量知识、图像、理论、数字, 其实, 对知识的真正获得、对人才的生长发育都是极为不利的”[2]。在美国文学传统中, 对自然的讴歌一直伴随着美国文学的起源和发展, 对荒野的向往和对现代文明的抵制成为美国文学作品中反复出现的主题。在早期殖民地文学中, 粗犷又美丽的荒野及生活在荒野中的善良、纯真的人们是作者们热情讴歌的对象。并且, 他们认为现代文明在破坏原生态自然的同时腐蚀着人性, 使人失去原初的纯真与美好。在19世纪, 生态批评的鼻祖美国作家梭罗敏锐地指出现代文明对原生态自然环境和纯真、美好人性的破坏, 倡导保护自然、保护人性, 毅然决然地回归自然, 在瓦尔登湖边依靠自己的力量修建了一所简陋的小房子, 从此一个人离群索居, 过着返璞归真、清心寡欲的生活, 粗茶淡饭, 降低对物质的需求和欲望。梭罗在这种淳朴、简单的生活方式中冥思苦想, 与周围自然环境进行精神上的交流, 实现与自然的和谐共处, 精神上升华到天人合一的理想状态。伟大作家梭罗践行的生活方式和他的经典《瓦尔登湖》一起开创了生态研究的潮流, 成了生态批评的鼻祖, 将生态意识灌输到了各行各业中, 让人们反思现代文明对地球的破坏, 对人性的扭曲, 为保护生态系统、保护大自然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到了近代, 随着全球化、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的加速, 机器化大生产使人类劳动被异化, 不仅自然生态环境遭到了破坏, 社会生态环境和人们的心理生态环境也遭到了污染。卢梭满怀乡愁地想回到工业革命之前的原生态自然环境中, 返璞归真, 回归自然的怀抱;海德格尔悲观地叹息人类的自然家园遭到破坏, 导致精神家园也被连根拔起, 空虚、落寞游荡在天地之间。

生活在18世纪末、19世纪初的英国著名女作家间·奥斯丁通过创作《艾玛》、《傲慢与偏见》、《曼斯菲尔德庄园》等一系列以上流社会和乡村中产阶级绅士淑女之间的荡气回肠、一波三折的爱情故事的作品描绘当时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生活的方方面面, 向后世的读者再现那个时代的社会现实:女性深受等级制度和父权制度的双重压迫, 没有权利拥有和继承财产, 出嫁前依靠父亲和兄长生活, 出嫁后的生活则依靠丈夫和儿子。在这种残酷的社会现实下, 女性的婚恋和生计顺理成章地变成了一个硬币的两面。在这种政治、经济和社会制度下, 简·奥斯丁在一系列以婚恋为主体的小说中极力探讨如何获得幸福的婚姻, 并在经典名作《傲慢与偏见》中成功地塑造了达西和伊丽莎白这对情侣, 他们的婚姻既具有雄厚的物质基础, 又有缠绵悱恻、一波三折、荡气回肠的爱情故事, 被誉为成功婚姻的典范, 成为后世读者艳羡、追捧和效仿的经典婚姻。在小说中, 作者对自然生态环境的描写最典型的有三处:牧师府、罗辛斯庄园和彭伯利庄园, 这三处自然生态环境与社会生态环境密切相关、相辅相成、互为依托, 本文拟以牧师府、罗辛斯庄园为例探讨小说《傲慢与偏见》中的社会生态环境。

小说中第一个出现的自然生态环境是科林斯夫妇的设计精巧、布局讲究的牧师府。与之后出现的罗辛斯庄园和彭伯利庄园相比, 牧师府算不上奢华, 简直是寒酸。然而, 作者描写牧师府时强调的是烘托一种由一桩令双方满意的婚姻而带来的温馨、安逸和淡淡的幸福。“终于, 牧师府映入眼帘了。花园沿坡而下, 过了花园是一条大路, 花园里有一所房子, 栏杆漆成绿色, 月桂围成了树篱。总之, 一切都说明牧师府到了”[3]。牧师府布局精巧、环境雅致, 并且一切被收拾得井井有条, 暗示着这桩夏洛特小姐完全是出于解决生计问题而缔结的婚姻结果是令双方满意的, 平淡的、衣食无忧的生活在简·奥斯丁时代是许多女孩最终的归宿。在当时爱情与婚姻道德准则中, 幸福婚姻对女性来说是这样的:“如果一位年轻女子被人们认为嫁得好, 也就意味着她嫁了一位无论在财产还是社会地位方面都高于她自己, 或者高于她的父母。”[4]夏洛特小姐通过与柯林斯先生结婚解决了自己的生计问题, 在牧师府这个人造的自然环境中过上了幸福、安逸的生活。蒙受恩主凯瑟琳夫人降恩赐福柯林斯先生享受着牧师府这个人工建造的自然生态环境, 过上了与他的牧师身份和地位相匹配的体面的生活。牧师府的自然生态环境不仅体现了人与自然相处时的秩序与和谐, 还体现了社会生态环境中的秩序与和谐, 象征着柯林斯先生的社会地位和生活状态。在小说中, 简·奥斯丁抨击当时社会盛行的夏洛特小姐和柯林斯先生式的纯粹以物质追求为中心、缺乏真爱的婚姻。这种物质化婚姻的盛行和当时历史背景密切相关, “一个家族中所有的土地都只留给长子, 只有长子方能依据此权限继承财产”[5]。小说中, 这座布局精巧、收拾得井井有条的牧师府就是夏洛特小姐在婚姻这场交易中得来的容身之所。并且, 从弥漫在夏洛特小姐周围的淡淡幸福气氛中, 完全可以肯定她对这场交易式婚姻感到心满意足。联系当时的社会生态环境, 牧师府这个考究的自然生态环境正是夏洛特小姐在这种残酷社会生态环境中通过婚姻这场交易获得的容身之所, 读者可以感受到处处都洋溢着满足与安逸, 体现出自然生态环境与社会生态环境的秩序与和谐。

小说中第二个自然生态环境是罗辛斯庄园。“那是一幢漂亮的现代建筑, 傲立在一个山坡上”[6]。简简单单的一句话烘托出罗辛斯庄园的恢弘气势与不可接近, 象征着在当时社会生态环境中, 等级制度森严, 等级之间的鸿沟难以逾越, 预示着凯瑟琳夫人将会千方百计地阻挠伊丽莎白和达西之间的婚姻, 试图将伊丽莎白阻挡在上流社会之外。当科林斯夫妇、伊丽莎白、威廉爵士和玛利亚·卢卡斯一行应蛮横霸道的凯瑟琳夫人的邀请去罗辛斯庄园作客时, 罗辛斯庄园里面的恢宏气势与壮丽景象让他们大吃一惊, 以致他们精神紧张、忐忑不安, 甚至连进过皇宫、见多识广的威廉爵士也开始局促不安。罗辛斯庄园的自然生态环境映射了当时的社会生态环境:在等级制度森严英国社会中, 以凯瑟琳夫人为代表的贵族阶层和上流社会处处俯视这群受到邀请的客人, 他们在政治、经济和社会地位方面存在着不可逾越的鸿沟, 这条难以逾越的鸿沟造成客人浑身不自在。罗辛斯庄园作为一个人造的自然生态环境, 恰如其分地体现出社会生态环境中的和谐和秩序。庄园里的一草一木、装饰陈设甚至连台阶等一切事物都在向伊丽莎白一行和广大读者炫耀其女主人凯瑟琳夫人腰缠万贯的身家背景和无与伦比的社会地位, 人与自然生态环境融为一体, 自然生态环境很好地体现了社会生态环境。罗辛斯庄园“傲立”的雄姿象征着其凯瑟琳夫人目中无人、专横跋扈、目空一切、倨傲无礼的贵妇形象, 揭露了当时社会等级森严、等级与等级之间的鸿沟难以逾越的黑暗现实, 为后来蛮横的凯瑟琳夫人对男主角达西和女主角伊丽莎白的爱情和婚姻的横加干涉做了铺垫, 推动了小说情节的发展, 为达西和伊丽莎白之间一波三折、荡气回肠的爱情故事平添了不少波澜。

简·奥斯丁在《傲慢与偏见》中通过牧师府和罗辛斯庄园的描写, 体现出当时社会中自然生态环境中的和谐与秩序, 而自然生态环境与社会生态环境相互联系、相互辉映、相互依托。牧师府布局精巧、雅致温馨, 反映了柯林斯先生和夏洛特小姐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地位及心满意足的婚姻生活状况。罗辛斯庄园气势恢宏、壮丽奢华, “傲立”在山坡上, 象征着以女主人凯瑟琳夫人为代表的贵族阶层目中无人、骄横跋扈和盛气凌人, 为后文凯瑟琳夫人殚精竭虑地阻挡达西和伊丽莎白之间的爱情和婚姻做铺垫。萌芽于文艺复兴时期的生态意识影响着英国文学史上的各家各派, 简·奥斯丁秉承文艺复兴时的生态观, 倡导人与自然生态环境的和谐相融, 呼吁自然生态环境和社会生态环境中的秩序与和谐, 保护自然、保护人性。

参考文献

[1]李美华.英国生态文学.上海:学林出版社, 2008.8:65.

[2]鲁枢元.文学的跨界研究:文学与生态学, 上海:学林出版社, 2011.1:77.

[3][6]简奥斯丁, 著.张经浩, 译.傲慢与偏见.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2009.6:110.

[4]Gisborne, Thomas.“An Enquiry Into the Duties of the Female Sex:London”1797.From Understanding Pride and Prejudice.Debra Teachman.Beijing:China Renmin University Press, 2008:72.

8.台湾下层阶级的社会经济状况分析 篇八

关键词台湾下层阶级社会经济状况政治性格

随着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的来临，贫富差距和阶级分化的议题成为民进党批判国民党的政治工具，甚至于把批判的矛头指向两岸关系。民进党以台湾社会中下阶层的利益代表者自居，试图通过刺激台湾社会的阶级阶层分化来博取选票。民进党在选举中炒作贫富差距和阶级分化的议题对于国民党的施政成绩造成了负面的宣传效应，也容易激发中下阶层的民众对于国民党执政的不满，进而反对国民党当局的内外政策，对两岸关系造成一定的影响。但因此就误以为民进党是中下阶层的代表，或者认为民进党更有能力解决中下阶层的贫困化问题，那显然是背离事实的假象。本文利用台湾统计部门的相关资料分析台湾下层阶级的社会经济状况，进而分析台湾中下阶层贫困化的原因，揭露民进党操弄贫富差距和阶级分化问题的实质。

台湾下层阶级的界定

台湾下层阶级是指在经济、社会和政治生活中处在社会最低层的人们，其核心的标志是经济地位的贫困化倾向。台湾下层阶级在经济地位上处在社会的底层，当然，也进一步影响了他们参与社会生活与政治生活的态度、方式和倾向。虽然台湾下层阶级在经济地位上是弱势阶层，但是他们与其他阶层一样拥有一人一票的投票权，因此，台湾下层阶级同样成为国民党和民进党极力拉拢的对象。

台湾下层阶级的较为明确的界定是台湾“社会救助法”对于中低收入户的相关定义。根据台湾当局2010年底修订、2011年7月1日起施行的“社会救助法”第4条的规定，低收入户是“指经申请户籍所在地直辖市、县(市)主管机关审核认定，符合家庭总收入平均分配全家人口，每人每月在最低生活费以下，且家庭财产未超过中央、直辖市主管机关公告之当年度一定金额者”。中低收入户是“指经申请户籍所在地直辖市、县(市)主管机关审核认定，符合下列规定者：(1)家庭总收入平均分配全家人口，每人每月不超过最低生活费一点五倍，且不得超过前条第三项之所得基准。(2)家庭财产未超过中央、直辖市主管机关公告之当年度一定金额。”可见，无论是对于低收入户还是中低收入户的界定，标准必须符合两个方面：第一，每人每月收入在最低生活费以下或不超过最低生活费1.5倍；第二，家庭财产未超过一定金额。在具体的划定标准中，台湾各县市根据本地区的实际情况确定最低生活费标准和包括动产、不动产的家庭财产限额标准，并且对低收入户作了更加详细的分类。

在台湾当局的严格界定和掌控之下，台湾社会登记的低收入户及其人数并不多，截至2011年第一季度，台湾登记在案的低收入户为110682户，仅占总户数的1.39％，低收入人口为268428人，仅占总人口的1.16％。可是，从90年代初以来，台湾低收入户的户数和人数都在逐年增长，2011年第一季的低收入户的户数比1998年增长了1倍，低收入户的人数也比1998年增长了1倍多。

2010年底，台湾当局修订“社会救助法”，把救助低收入户的范围扩大到中低收入户，把每人每月最低生活费以下的标准扩大到最低生活费1.5倍以下。随着条件的放宽，台湾当局预估将有31.2万户、85.2万人纳入“社会救助法”的照顾体系。

然而，臺湾“社会救助法”规定的中低收入户的户数和人数远远低于台湾社会的实际收入分配中的下层阶级的人数，也远远低于台湾民众的自我评估。在台湾，月收入在3万元新台币以下的有360万人左右。在2011年7月份，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两岸民意调查研究中心举办的相关民调中发现，有38.14％的民众自认为家庭月收入在6万元新台币以下。这也说明，收入和财产虽然是定义社会阶层的主要根据，但是要在现实生活中对于台湾下层阶级作出明确的定量化的界定并不容易。

台湾下层阶级的社会经济地位

台湾下层阶级的经济地位和社会地位都处于台湾的最低层，是资本主义社会绝对贫困的社会阶层，“被剥夺了劳动资料和生活资料的劳动能力是绝对贫困本身”，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低收入户仅仅比无家可归、朝不保夕的游民阶层处境好一些。根据台湾当局的统计，2010年度台湾各地方政府处理游民安置等情形共计32837人次。除去游民阶层，台湾中低收入户的贫困化趋势并未改善。台湾下层阶级的贫困化倾向是由于多方面的原因造成的，根据2008年“高雄市低收入户生活状况调查”的分析，“单亲、高龄衰老、身障、教育程度偏低为低收入户家庭人口主要特征”。当然，整体社会经济状况的恶化也会造成台湾下层阶级的贫困化倾向更加严峻。

1、台湾下层阶级的受教育程度普遍偏低，限制了向上流动的机会

随着各种职业专业化程度的提高，对于从业者受教育的要求更高更重要。“教育将直接影响受教育者的社会流动方向和社会地位的提高。因此，在工业社会，教育制度成为影响很大的重要制度，科层制的扩张导致选人用人日益依靠教育，受教育程度或文凭学历等成为向上层社会流动的一个先决条件。”然而，教育本身也存在着阶层差异，“在现行教育体制下，学生的受教育机会与其所拥有的社会资本密切相关。”社会资本是受教育者无法选择的先赋性的身份地位，社会学家布尔迪厄认为，社会资本是实际的或潜在的资源的集合体，它们由构成社会结构的各个要素所组成，它们为结构内部的个人行动提供了便利。社会流动依赖平等公正的教育环境，然而，教育环境中的阶层差异又制约了社会的纵向流动。2008年台湾内政部门的“低收入户生活状况调查统计”结果表明，低收入户家计负责人为国中、初中以下程度者占70.40％，高中、高职以上程度者占29.60％，受教育程度明显偏低。2008年高雄市的低收入户生活状况调查也表明，在低收入户的家计负责人中，将近60％为国中或初中以下的低学历者。

2、台湾下层阶级的家庭结构普遍不完整，影响了家庭的生产功能的正常发挥

家庭是进行社会生产与家庭生产的基本单位，下层阶级普遍呈现出家庭结构不完整，缺乏支撑家庭经济的主要生产者的特点，也阻断了下层阶级向上流动的可能性。根据2008年台湾内政部门的“低收入户生活状况调查统计”，低收入户家计负责人为未婚、离婚或分居者比例达61.31％，低收入户家庭组织型态中39.73％为单身户，35.99％为单亲家庭。根据2008年高雄市的低收入户生活状况调查，低收入户家庭组织型态以单亲家庭所占比例最高，达45.8％，单身户居其次占32.9％，核心家庭占10.8％；在单亲家庭中女性单亲占62.3％，单亲家庭呈增长趋势，从由1994年的12.0％增长到2008年的45.8％。低收入户家计主要负责人有工作的占49.4％，没有工作的占50.6％，其中包括有工作能力而没有工作的占4.4％，没有工作能力而导致无法工作的占46.2％。高雄市的

调查结果显示，低收入户主要家计负责人有半数以上没有工作，主要原因是没有工作能力而导致无法工作。家庭结构的不完整，缺乏主要的生产者，也使得下一代的扶养与教育受到影响，使得下层阶级的纵向社会流动更加困难。

3、台湾下层阶级的经济地位有强烈的依附性，在经济上更加依赖政府的救助

家庭结构不完整，家庭中缺乏主要的生产者，导致低收入阶层的贫困化倾向难以改善，也使得低收入阶层对于政府救助的强烈依赖。2008年台湾内政部门的“低收入户生活状况调查统计”结果表明，低收入户家庭平均每户每月收入约为2.3万元，其中67.43％来源于政府补助，22.82％来自于工作收入。2008年高雄市的低收入户生活状况调查也表明，平均每户每月收入为20473元，其中55.5％来源于政府补助，32.6％来源于工作收入，10.0％来源于民间补助。虽然台湾当局在选举的压力下不断降低社会救助的门槛，提高社会救助金额，但是救助金额也只够保障最低生活费用，无助于改变下层阶级的经济地位和阶级属性。

4、台湾下层阶级的社会经济地位具有脆弱性，更加容易受到社会经济状况的冲击

虽然台湾经济发展环境在改善，各项经济数据指标显示马英九当局仍然努力推动台湾经济发展，敦促公营和私营企事业提高工资，改善弱势群体的生活状况。但是台湾经济仍旧面临严峻的挑战，一方面是所谓的“无感复苏”抵消了马英九当局的努力成效，另一方面台湾中下阶层的“有感痛苦”仍旧在提升，特别是失业率居高不下，物价上涨持续不断。物价上涨是使得广大民众感受经济的最直接指标，即使薪资和社会救助金额有些提升，往往也赶不上物价上涨带来的直接的“有感痛苦”。而整体社会经济环境的恶化又使得台湾下层阶级陷入更加艰难的生活困境中。

马英九上任以来，由于面临国际金融风暴，台湾失业率节节上升，从上任之初的3.84％上升到2009年8月份的最高点6.13％，一直到2010年下半年随着经济状况的改善，失业率开始逐步下降，到2011年5月下降到了4.27％，失业人口为47.6万人。6月份因为许多应届毕业生投入就业市场，使得失业率再次上升到4.35％，失业人口为48.6万人，受失业波及人口达92.5万人。2011年5月份工业及服务业受雇员工每人月平均薪资(含经常性与非经常性薪资)为42062元，经常性薪资为36746元，是低收入户月收入的将近2倍。而初入职场的毕业生被称为22K，因为起薪点只有22000元新台币。事实上，不仅下层阶级，中等收入的工薪阶层和劳工阶层同样面临艰辛的生活压力，而台湾下层阶级面对的生活艰难可想而知。

台湾下层阶级的政治态度与政治性格

马克思指出，资本主义社会“在一极是财富的积累，同时在另一极，即在把自己的产品作为资本来生产的阶级方面，是贫困、劳动折磨、受奴役、无知、粗野和道德堕落的积累”。马克思非常形象地描述了下层阶级的社会特征，贫困、受奴役并不意味着政治上的觉醒，无知、粗野和堕落反而有可能倾向于政治上的保守性和反动性。

1、台湾下层阶级具有社会边缘人的性格，政治参与的比例不高

台湾下层阶级处在社会的边缘，为维持日常的生计而挣扎，大部分人的受教育程度不高，对于政治参与的热情不高，属于政治冷漠的阶层。在台湾社会，完全不参加政治活动和选举活动的人口比例高达30％左右。2008年4月台湾当局“研考会”的民调显示有33.7％的民众属于完全不会参加政治和选举活动的群体。台湾下层阶级缺乏政治参与的动力和手段，对于政治参与所能带来的收益也抱持极低的预期。

2、台湾下层阶级具有政治依附的性格，政治倾向的自主性不强

台湾下层阶级在经济上具有极强的依附性，经济来源主要依靠政府的补助，这种经济上的依赖性格也反映到政治上也具有依附性。因此，台湾下层阶级并不具有强烈的变革要求，相反具有一定的政治保守性，倾向于维护既有的政权体制。当然，由于台湾社会救助金额标准的确定和发放是由地方政府直接实施和完成的，也造成台湾下层阶级对于地方政府的认同度高过“中央政府”。马英九当局虽然通过修正“社会救助法”降低救助金发放的门槛，增加救助金发放的额度，扩大救助金发放的范围，但是一方面救助金的发放是通过县市政府完成的，南部民进党县市的中低收入户未必回馈马英九当局的好意，另一方面台湾下层阶级的政治参与的比例不高，使得马英九当局通过提高救助金争取台湾下层阶级选票支持的效果有限。

3、台湾下层阶级具有政治脆弱的性格，缺乏政治认同的坚定性

台湾下层阶级把关注的重点放在经济生活上，对于政治参与普遍冷漠，政治知识不多，政治热情不高，具有较为脆弱的政治性格，缺乏坚定的政治认同感，因此，往往在政治倾向上缺乏自主性，既使参与投票也容易受到意识形态煽情和个别政治事件的影响。台湾下层阶级的缺乏政治认同的坚定性的脆弱性格，既是台湾历史上游民——“罗汉脚”个性的体现，也是流氓无产者性格的反映。这种政治性格也体现在台湾下层阶级对于两岸关系的政治认同上，缺乏自主的理性思考，易受泛绿阵营煽情的欺骗性的宣传蛊惑；缺乏长远的人生规划，易受短期的利益诱惑。這种易变的政治性格，也注定了台湾下层阶级难以成为两岸关系的主导力量。

结论

台湾下层阶级的人数大概在100万左右。他们在经济上呈现出长期的贫困化趋势，在社会上是弱势阶层，在政治上缺乏自主性，在认同上缺乏坚定性。台湾下层阶级的贫困化既有结构性的原因，也有整体经济环境的因素。一方面，台湾下层阶级具有普遍性的政治冷漠症，另一方而，台湾下层阶级易受泛绿阵营煽情的政治宣传蛊惑。缺乏坚定的政治认同感的政治性格注定了台湾下层阶级难以成为推动两岸关系发展的主导力量和依靠力量。

9.傲慢与偏见社会阶级论文 篇九

关键词：加拿大、中产阶级、社会稳定

中图分类号：K711

一、加拿大对中产阶级的定义

收入是各国普遍用以衡量中产阶级的标准。根据世界银行2000年的数据，加拿大中产阶级人数是52.9%，是相对于最低收入的39.9%和高收入的7.2%人群而言。按美国中央情报局的《世界概况》年鉴，1994年加拿大的基尼系数是31.5，2005年是32.1。这表明加拿大人的收入差距较少，中产阶级规模庞大。

而加拿大政府则是把社会全部家庭或个人数量平均分成五个群体，取最中间的20%作为中产阶级。这一做法能看出各群体的贫富差距情况，但三个收入阶层的人口流动变化则难以测定。据2012年财政部的备忘录，按税后家庭收入（加拿大元）分成135，500、73，500、49，700、32，700和14，600五個群体，而社会平均值是61，000加拿大元。也就是说，处于中间的20%家庭其49，700元收入是低于社会平均值。证明了富裕家庭的收入增长较快，中间阶层和低下阶层的收入增长较慢；若按税后个人收入计算，从高到低分别是85，500、50，600、38，500、28，000和16，000加拿大元，群体间差距并不大。

二、加拿大中产阶级的现状

1、中产阶级的来源

尽管中产阶级这一概念是用收入衡量，但这群体的来源并非单一的，他们源于不同的职业。而一个社会的职业光谱是受到国家的特性所影响。

在加拿大，由于自然资源丰富，森林、矿产和渔业长期以来是加拿大的经济基础，由这三种资源引申出的相关产业吸收了不少劳动者，他们成了旧式工业下的老中产阶级。而由于第三次工业革命带来通讯技术和交通技术的突破，加拿大与其他西方国家一样，出现了以电子通讯、航空航天、新型材料和生物工程等新兴行业，产业结构随之发生变化，通讯、商业、金融、各种服务行业、文化教育事业和公共事业等部门迅速发展起来，成为越来越大的第三产业（或称服务行业）。服务行业的发展使得白领工人数量增加。至1985年，加拿大第三产业部门的雇员就占了全国总劳动力的74%，而生产部门只占26%。而在白领工人中，出现一个由高层行政和工商业管理人员、大学教授和科技工作者等组成的中产阶级。他们从事的职业性质和较高的经济收入，使之与一般的白领工人区别开来；但他们没有自己的企业和资本，只是为雇主或政府工作，在这一点上又与一般的白领工人无异。在二战后加拿大白领工人中最有影响的是政府开办和管理的公共事业部门中的职员和联邦、省、市政府各部门中的雇员，他们受教育的程度较高，富有工人运动策略，取代了农民和产业工人而成为社会中一支重要的力量。再者，由于服务业的发展和知识阶层的增长，高学历的女性的比例逐渐增多并超越男性，她们薪水在1976到2010年间上升了28%，在这期间男性工人的平均年薪下降了19%。

2、中产阶级的现状

虽然加拿大的中产阶级来源于各行各业，但中等收入水平是他们的共同特征。因此，收入的变化是判断中产阶级变迁的重要指标。

从数据上看，加拿大中等收入家庭的财政正面临举步维艰的情况。财政部的报告显示，调整通胀因素后，1976到2010年间加拿大家庭的税后收入平均增长了18%，然而中等收入家庭（49，700-73，499加元）的增长只有7%，这部分由于家庭构成而引起的。在这段时期内，一个双亲家庭的社会比例由39%下降到21%，其它比例则相应上升，特别是单亲家庭比例从21%上升到32%。若按照个人收入来看，中产阶级的收入增幅也是最慢的，只有26-31%，低于高收入群体的38%。不过，由于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就业市场的改善和税赋减免等刺激因素，中等收入家庭的收入均有所上升。而其中没有孩子的二人老龄家庭收入增长60%，而有孩子的老龄家庭收入增长54%，远高于有孩子二人家庭的30%和没有孩子的二人家庭的18%。这表明劳动群体的收入通过高税收转移在非劳动群体的高福利上。

不仅如此，使得中产阶级经济状况恶化的因素还有世界性的金融危机、全球化和科技改革增加对技术工人的需求——这些情况使得中产阶级相对于其他收入阶层而言，在面对生活成本上升时产生一种害怕失去其中产地位的忧虑。

3、中产阶级对社会稳定的作用

虽然中产阶级面临越来越大的经济和财政压力，但由于加拿大的高福利制度，这一群体得到完善的社会保障，他们较难掉出社会的安全网，成为贫穷阶层。因此，在一个比较稳定的时期内，加拿大的中产阶级仍能过着体面的生活。这样一个数量庞大、稳定、体面和有安全感的中产阶级对于加拿大的社会稳定来讲是至关重要的。

从经济上看，中产阶级是收入稳定的群体。收入稳定使得他们的消费相对平稳，这为消费市场提供了一定的客源。加之中产阶级占多数，就为社会提供一个稳定和庞大的消费市场。为经济的稳定提供了基础。

从意识形态上看，稳定的经济收入使得中产阶级对政治较为冷漠，他们不愿通过激烈、极端的途径改变社会现状。他们较多关注收入的增长，充实自身的物质和精神世界。当这种温和保守的意识形态在社会占主流时，极端激进的政治思想就很难有市场。这为社会稳定提供了思想基础。

从社会结构上看，庞大的中产阶级介于社会上层和下层之间，成为橄榄型社会理的一个缓冲带，起到缓和社会矛盾，降低社会冲突的作用。而且中产阶级通过教育和职业的途径成功为下层群体向上流动带来了机会和希望。同时由于中产阶级遍布于各行各业，他们拥有广泛的社会网络，为不同群体通过温和妥协的方式协调利益冲突提供了交往基础。

参考文献：

[1]周晓虹主编，《全球中产阶级报告》，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8月第一版。

10.傲慢与偏见社会阶级论文 篇十

一、充分认识在职工中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意义

习近平总书记2013年4月28日在同全国劳模代表座谈时强调：“要自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发扬我国工人阶级的伟大品格，用先进思想、模范行动影响和带动全社会，不断为中国精神注入新能量，始终做弘扬中国精神的楷模。”在职工中大力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一项凝魂聚气、强基固本的基础工程，关系到亿万职工中凝聚共识、引领思潮作用的有效发挥，关系到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共同思想基础的切实巩固，意义重大、影响深远。

调动职工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为实现中国梦凝聚智慧力量的必然要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实现我们的奋斗目标，开创我们的美好未来，必须紧紧依靠人民、始终为了人民。”在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各个历史时期，我们党始终坚持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的根本方针，工人阶级始终紧跟党的前进步伐，为实现党的目标任务奋力拼搏。实现中国梦，必须坚持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把我们党这一突出政治优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鲜明特点发挥出来，使广大职工成为坚持中国道路的柱石、弘扬中国精神的楷模、凝聚中国力量的中坚。

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发展工人阶级先进性的重要保证。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文化源远流长，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层的精神追求，代表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为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提供了丰厚滋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髓传承，体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主体精神取向，为多元时代凝聚思想共识植入了灵魂、指明了方向。在职工中大力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有利于更好地汲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的思想精华和道德精髓，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这个“一”，引导职工多样化的思想观念，增强文化自信、文化自觉、文化自为，在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的历史进程中，充分发展和发挥工人阶级先进性，始终保持坚定的理想信念，铸牢强大的精神支柱，树立良好的道德风尚。

二、切实把握在职工中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着力点

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需要包括广大职工在内的全国人民的共同参与和广泛实践，使这一价值观真正熔铸于广大群众的自觉与共识之中。在职工中大力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特别是关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工人阶级的重要讲话精神，突出工人阶级的历史地位和时代特点，把“三个倡导”融入职工队伍的政治立场、价值追求、职业操守、精神境界等各个方面，使广大职工普遍追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国家发展目标，充分认同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的社会价值取向，模范实践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的个人行为准则。

在坚定职工爱党报国的信念上下功夫。在职工队伍中培养热爱党、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的高尚情怀和政治立场，引导职工牢固树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想信念，坚定跟党走的信念，做坚持中国道路的柱石。爱党报国是由工人阶级的地位和性质决定的，是工人阶级最高的政治价值目标。在职工中大力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首要的就是强化爱党报国的政治意识，立足本职、胸怀全局，把职工梦与中国梦紧密联系在一起，始终以国家主人翁姿态为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贡献智慧和力量。

在培植职工团结友爱的操守上下功夫。引导广大职工与先进生产力发展相适应，继承团结协作、互助友爱的优良传统，用共同的理想目标凝聚力量。团结友爱是由工人阶级的组织优势和互助传统所决定的，是工人阶级最本质的阶级属性。在职工中大力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就要增进职工队伍的内部团结，加强同其他劳动群众的团结，加强各民族的团结，自觉维护国家安定团结，携手奋进、共担使命。

在强化职工敬业奉献的精神上下功夫。引导广大职工爱岗敬业、诚实守信，吃苦耐劳、淡泊名利，用先进思想、模范行动影响和带动全社会，始终做弘扬中国精神的楷模。敬业奉献是由工人阶级的伟大品格和职业道德所决定的，是工人阶级无私的优秀品质。在职工中大力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就要弘扬工人阶级高尚的职业操守，增强集体荣誉感和社会责任意识，在工作岗位忠于职守，在责任面前敢于担当，在利益关头顾全大局，在危难时刻挺身而出，展示工人阶级的伟大信念。

三、努力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职工中落地生根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切实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贯穿于社会生活方方面面，通过教育引导、舆论宣传、文化熏陶、实践养成、制度保障等，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内化为人们的精神追求，外化为人们的自觉行动。各级工会要把引领广大职工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义不容辞的政治任务，多措并举，使之在职工中生根发芽、落地开花。

抓认知，加强学习宣传。先进的思想不会凭空产生。要把加强教育引导广大职工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信仰认同、职业认同和情感认同作为关键环节，深入开展“中国梦·劳动美”主题宣传实践活动，推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宣传教育进企业、入车间、下班组。充分发挥工会宣传教育阵地作用，有效开发网络、手机、微博、微信等新兴媒体，坚持经常性、常态化与利用举办重大节日、重要活动、纪念礼仪活动等时机相结合，切实增强生命力凝聚力感召力，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无时不在、无处不在，成为广大职工不可缺少的精神养料。

打基础，建设职工文化。文化是民族和社会的基本基因。要继承和发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传统美德，自觉把弘扬传统文化融入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之中。加强职工文化建设，发挥文化的教育功能，寓教于乐、寓教于学，培育、激活和传递正能量。多搭建职工群众便于参与、乐于展示的活动平台，以郭明义爱心团队为榜样，弘扬“奉献、友爱、互助、进步”的志愿精神，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职工日常工作学习生活中，成为职工行为的基本遵循，让职工在实践中感知它、领悟它、弘扬它。

强根本，推进素质提升。能力素质起着决定性作用。要把深化全国职工素质建设工程作为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具体实践，以党的科学理论教育职工，以先进技能武装职工，以优秀文化熏陶职工，以劳模精神引领职工，推进知识型、技能型、创新型职工队伍建设，鼓励支持职工学习新知识、掌握新技能，增强新本领，拓展成长成才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