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经济案例分析

分享经济案例分析（8篇）

1.分享经济案例分析 篇一

世界分享经济高峰论坛：中国分享经济规模达2万亿

世界分享经济高峰论坛：中国分享经济规模达2万亿市场，从业人员近千万。2015年，我国共享经济市场规模约1.95万亿元，全职从业人员约1000万人，平台企业员工超过140万人。58同城网大数据分析显示，今年上半年专车共享领域用工需求同比增长36.4%。

世界分享经济高峰论坛是全球分享经济投资领域的最高级别论坛，是世界级的分享经济投资、运营、合作、人才交流合作平台。

“2016年世界分享经济高峰论坛”是将于2016年11月8-10日在澳门召开的世界自由贸易大会暨博览会的主要论坛之一, 本届高峰论坛的主题是：万亿美元的分享经济投资机会。

随着移动互联网、APP、移动支付等新技术、新应用的出现，共享经济迅速发展，汽车共享、住宿共享、社区服务共享等新经济形态不断涌现，催生了大量新增就业机会。消费升级催生新动力，服务业吸纳就业能力明显提升。居民收入快速增长，促进了消费结构的优化升级，各类新服务不断涌现，教育、娱乐、医疗保健等发展和享受型消费需求持续提高，吸纳了大量劳动力转岗就业。

今年以来，面对新情况、新问题，各类稳就业、促就业的政策措施力度不断加大。已下拨276亿元工业企业结构调整专项奖补资金，支持钢铁、煤炭行业做好化解过剩产能职工安置工作。阶段性降低了职工养老和失业保险费率，规范并适当降低公积金缴存比例，援企稳岗效果逐步显现。继续深入实施高校毕业生就业促进计划和创业引领计划，持续做好为农民工服务工作，高校毕业生、农民工等重点人群就业形势基本稳定。

下半年，要继续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聚焦关键环节、脆弱环节、基础环节，着力促进就业创业，全力保持就业形势基本稳定。

第一，加大对新经济、新就业的政策支持。加快调整政策取向，通过完善风险控制、质量安全、税收、社保等方面政策法规，促进社会资源通过共享实现高效充分利用，推动共享经济等新经济形态加快发展，创造更多新增就业机会。支持符合条件、经工商登记注册的新经济创业就业人员，充分享受现行创业担保贷款、职业技能培训等扶持政策，增强新经济带动创业就业能力。

第二，进一步完善以就业为底线的宏观调控体系。以就业为核心目标，不断加强经济形势分析和政策预研储备，增强宏观调控政策的针对性和前瞻性，千方百计增强经济发展吸纳就业能力。着力推进重大项目建设，发挥中央投资计划稳增长、补短板、保就业的杠杆效应，加大对中西部铁路、棚户区、水利、城市地下综合管廊等重大项目和重点民生工程支持力度，增加就业岗位。

第三，统筹推进化解过剩产能和职工安置工作。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积极稳妥化解钢铁煤炭行业过剩产能，促进行业脱困发展和转型升级，尽可能创造更多就业机会。切实保障和维护职工权益，落实好各项就业和社会保障政策，采取有效措施，通过转岗安置、开发公益岗位等妥善解决好下岗工人的就业问题。

第四，加快培育更多区域经济和就业增长点。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扩大中心城市吸纳就业龙头作用，创造更多区域性经济和就业中心。大力支持返乡创业，积极培育接续产业，缓解困难地区经济发展和就业压力。结合正在开展的返乡创业试点工作，凝聚政府与市场合力，加快发展农村电商，建设一批具有区域特色的返乡创业园区，培育一批具有发展潜力的特色产业带，以返乡创业带动就地就近就业。

第五，妥善做好重点人群就业工作。对于大学生等新成长劳动力及转岗流动就业人员，重点通过就业信息网匹配对接，促进劳动者流动就业。对于失业人员、下岗职工，通过健全职业培训网，建设一批公共实训基地，增强培训针对性，提高其就业能力，缓冲、化解结构性失业风险。对于临近退休年龄、技能偏低、再次就业确有困难的人群，通过织密筑牢社会保障安全网应保尽保。

2.分享经济案例分析 篇二

关键词：分享经济,利益独占,利益分享

分享经济理论自20世纪80年代确立以来,受到了广泛的关注,在西方国家无论是学术界,还是实际部门对此讨论颇多。之所以如此,是因为这一理论对当今西方国家的薪酬管理模式有着相当强的解释力,同时也为理解西方国家存在的顽固性失业现象提供了理论依据。近年来,随着中国国有企业改革进入到产权改革阶段,分享经济理论也逐渐成为中国企业改革的新思维。因此,有必要对分享经济理论进行详细的考察和分析,以期对我国的分享经济制度的实践提供借鉴。

一、 西方分享经济理论:对“停滞膨胀”现象的解读与矫治

分享经济也称利润分享( Profit Share ),是指工人参与分享企业净收益即利润的经济组织形式。它作为报酬的一种支付形式,早已存在在人类的经济生活中。“今天,在世界上许多地方,自然收获物的采集和农业活动中分享制度还保持着它最初的分配机能。”①德国经济学家屠能最早对分享经济进行了理论分析②。他认为政治斗争不能从根本上解决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他反对马克思废除私有制的主张,认为在经济领域实行分享经济制度才有助于克服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对立。他认为,工资不应该只等于必要生活资料,还应该包括一部分剩余资料,应该让每一个劳动者都成为所有者,在通常的工资基础上,获得投资的利息。1889年在巴黎召开的利润分享国际会议将利润分享经济定义为:“一种可以自由签定的协议,在这个协议下,员工按预先确定的固定比例接受利润中的份额”③。从十九世纪末起分享制度开始在企业管理中应用,如英国少数管理者提出工人的部分工资要视工厂的利润而定,给工人发“建议奖”等利润分享计划④,美国管理学家亨利·汤提出了劳资双方收益分享制度,弗雷德里克·哈尔西提出了工资加超产奖金的制度,等等。二战以后,西方各国政府纷纷从法律的角度规定了工人参加企业管理的权利,有力地促进了分享经济制度的建立。20世纪60年代中期起,持续的失业和通货膨胀开始困扰资本主义国家,战后世界经济的火车头美国也在滞胀的泥潭中步履维艰。 在1973-1975年美国的第六次经济危机中,失业率和通货膨胀率都达到了战前前所未有的水平:失业率年度平均指标为8.5%,月度最高指标为9%;消费物价上涨率从1972年的3.3%猛增至1973年的6.2%、1974年的11%和1975年的9.1%。凯恩斯理论的财政和货币政策措施在这种“停滞膨胀”面前无济于事,资本主义似乎又走入了一个新的困境。在这样的背景下,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经济学教授马丁·威茨曼提出了分享经济理论。

威茨曼把员工的报酬分为工资制度和分享制度两种模式,与此相适应,资本主义经济就分为工资经济和分享经济。他认为,“停滞膨胀”的根本原因在于资本主义现存工资制度的不合理,应通过改变劳动报酬的性质来改变现代资本主义运行方式的缺陷,用分享制度应对经济滞涨。他分析了传统工资经济制度与分享经济制度的不同特点。他指出,利润(π)=总收益(TR)— 成本(C),在工资经济中,π全部被资本所有者拿走,工资只相当于C中固定资本的一部分。工资与企业的经营情况无关,而是与某些外在的核算单位(如货币或者生活费用指数)相联系的。当经济状况健康时,固定工资制度可以作为一种有效手段,刺激劳动的有效转移,自动地把劳动从边际价值低的地方转移到高的地方,从而成为在各种不同的职业需要中合理配置劳动力的理想工具。然而,一旦经济状况不景气,随着社会总需求的萎缩,由于工资是固定的,厂商出于利润最大化的考虑,只能维持产品的既定价格并通过裁减工人来降低产量,从而保持劳动成本与劳动收益的平衡,而这种决策势必引发社会普遍的失业,这反过来又加深了需求的不足,从而进一步恶化经济运行,导致滞胀。

关于如何克服滞胀,威茨曼认为,纯粹宏观财政货币政策是不可能根治滞胀的,相反必须通过微观经济改革才能战胜它。只有在分享经济条件下,让工人的工资与某种能够恰当反映厂商经营的指数相联系,才能自动抵制失业和通货膨胀。因为分享经济旨在提高薪酬的可浮动程度,与传统的薪酬相比,利润分享制下的薪酬水平要随着市场条件的变化而变化,如果薪酬水平能随着经济周期的循环而波动,则就业规模的扰动幅度就会缩小,经济衰退期的失业水平就会下降。首先,在分享经济中,企业的劳动成本与企业的产品价格直接挂钩,任何价格变动都能自动地反馈给劳动成本,因此,分享经济总是有较少提高价格和较多降低价格的倾向,所以分享经济具有内在的反通货膨胀的倾向。其次,在工资制条件下,工资报酬与企业的人数无关,劳动的平均成本始终等于劳动的边际成本。这样,企业就会因为雇佣一单位劳动所追加的劳动成本等于追加收入而不会扩大雇员人数。但在分享制条件下,每增加一个工人,其他工人的收入就会稍微下降一点。增加的工人使劳动的边际成本下降,而且一定低于劳动的平均成本。这样,企业追加一小时劳动所带来的收入增加总是大于追加的成本。所以,当劳动市场上能够找到可资利用的工人时,企业就会扩大生产。正因如此,分享经济必然具有扩大就业和增加生产的偏好。第三,分享经济比工资经济在偏离均衡时具有更强的返回均衡的倾向。由“看不见的手”驱动的工资经济,仅能以微弱的力量缓慢地矫正粘性较强的工资经济参数,而在分享经济中,由于新工人的边际价格超过边际成本,所以企业为使利润最大化,其直接反应是提供就业机会吸收掉所有非自愿失业的工人,最终调整它的补偿参数值以建立长期的均衡。由于分享经济对劳动力的需求总是大于供给,即使出现一个非均衡干扰,也能保持整个经济的充分就业。最后,就分享所具有的不断吸收失业工人的内在冲动而言,它使政府不必过多担心对稳定币值会对就业产生不利的影响,这也构成了一个重要的反通货膨胀的内在机制。

威茨曼认为,如果只是个别企业由工资制转向分享制,这些企业的价格和人均收益都会降低,工人会因报酬的降低而离开,从而就达不到扩大就业的宏观效果。只有全部企业(或相当多的企业)转为分享制度,经济才会产生平衡扩张的效应。因为来自新就业的工人的消费会促使需求增长,通过反馈,使得价格、人均收益、劳动补偿趋向稳定,整个经济自动地朝着更高的就业水平挺进,最终达到充分就业。与工资经济不同,分享经济制度对劳动的需求总是大于供给。这样的运行规则对于每一个工人来说都能够在现行的报酬水平上找到工作,由于工人的收入与企业的经营业绩挂钩,他们的收入平均起来应该高于工资经济下的固定补偿,否则劳动力将流失。对于资方而言,分享制虽然在表面上分出了一部分利益给工人,但由于蛋糕做大了,资方的利益非但不会减少,反而会增加。因此,在分享经济条件下,劳资双方的共同利益都增加了,冲突与摩擦自然就会减少。

威茨曼为救治“停滞膨胀”开出了一剂药方,然而,对于分享经济理论来说,更为重要的任务是分享经济制度的具体设计。英国经济学家詹姆斯·爱德华·米德在这一领域作出了卓越贡献。米德用劳动者是否拥有企业资本和是否参与控制企业作为两个标准,把各种不同的分享形式归纳为四种有代表性的情况对每种形式的长处和问题进行了比较,分析了不同分享形式对职工承担风险,以及对革新、投资、就业决策的影响和作用:(1)职工股份所有制计划 (即员工持股计划)。工人拥有企业的部分普通股份,共担企业的发展前途,但事实上对企业的经营管理没有决定性控制权。如果职工的股份是由一个总的托管组织管理,那么这种股份所分得的红息,可以兑现分配,也可以重新投资,这就意味着现有一代工人和将来几代工人之间的存在明显利益矛盾,现有工人一一尤其是即将退休的老工人,将会牺牲一部分现在的收入,以便为将来的工人带来利益。所以,现有工人会通过各种手段来要求限制新工人的流入,分享制度扩大就业的倾向就会被抑制。如果职工的股份是直接划到个人账户上的,这种情况就会好得多,但又可能因为工人的集中退休给企业带来资金变现的压力。此外,这种做法类似于退休金的基金,是一种“强迫性”的储蓄计划,而且只能投资于他们所在的公司,这样,工人是否能够接受“储蓄”的数额以及把所有的蛋放在一个篮子里的风险都是无法回避的问题。(2)劳动者管理的合作社。工人拥有企业的全部和大部分财产,并在控制企业的生产经营中发挥重大作用。这种形式只适用于劳动密集型的企业,如果是资本密集型企业,工人从其收入中可能储蓄积累的数量,根本不够为公司所需要的资本提供资金,而且由于合作者们不愿意为将来的利益牺牲眼前的利益,因此,从资本市场融资的积极性远远比不上资本家控制的企业,但对稳定就业而言,合作社在产品的需求下降时大多会以降低成员的收入来保持人员的稳定。(3)纯利润分享。企业完全按照市场价格付给工人固定工资,同时又从纯收入中扣除有形资本装备后得到的收益中按一定比率分给工人,这种形式对减少工人的风险承担、提高劳动积极性有很多好处,而且对资方来说在分享时已经扣除了成本,所以他有积极性扩大生产,增加工人,直到新增工人的固定工资等于他的边际生产收入。但一旦达到这一个点上,雇主就会同其他不实行利润分享的企业一样减少雇用工人。(4)纯收入分享。不存在固定工资、劳动的全部收入采取以企业纯收入的一个既定份额来支付的形式,如果在支付固定的利息后还有剩余则归企业的股份资本所有者获得。这种形式在风险承担、鼓励工人积极性方面与利润分享的效果类似,而对劳资关系、就业和投资决策却有着非常不同的影响:尽管雇主有无限制增加工人的冲动,但在工人增加、产量增加的同时,劳动的边际收入是递高,如果通过协商改变比例,虽然可以解决投资障碍,但由于现有工人的利益直接受到资本投资和雇工规模的影响,工人会要求得到更多参与决策的权利,甚至加剧劳资双方的冲突。(5)有区别原则的劳动资本合伙。在这种形式中,发行资本股份证给资本家,发行劳动股份证给工人,所有的股份不论是资本的或劳动的,都有资格获得同样的分红率。每个人的收入都是以分红的形式取得的,代替了原来的利息、工资、地租。这样人人对企业的将来都要分担后果。在资本股份和劳动股份之间有一个基本的区别 (即所谓的区别原则):资本股份相当于公司现行的普通股票,可以在股票交易市场或其它市场上自由买卖和流动;劳动股份则和每个工人联在一起,只有当他们退休或自愿离开时才能注销 (退休金和医疗保险不变),无故被裁减时不能注销,以保持工人就业的权利和稳定。这样工人也成了 “资本家”,劳资双方利益高度一致,任何有利于资方的决策也有利于劳方,如新的投资、雇佣工人规模等。然而,它也存在另外的问题,例如劳动股份保证了工人不能被随便开除,企业裁减冗员就会有困难:在开支的成本中,经常性开支和资本性开支也需要加以区别,在实行时可能会过于烦琐,等等。

米德认为,虽然分享制度“对于提高积极性,改进企业中相互关系和推动就业达到一个高而稳定的水平,却具有重要的优点。”⑤但是,无论哪一种分享形式对社会财富重新分配的作用都是有限的,对分享经济的宏观效果持谨慎态度。他建议国家积极采取措施加以推进,鼓励进行各种形式的分享制的实验,并根据具体情况给予补贴,使那些对企业直接有利的形式能最后保留下来。

二、 公有制分享经济观:对自主企业净收入分成制分析

作为社会主义国家,中国从20世纪70年代末就清醒地认识到计划经济的弊端,理论和实践都在探索改革的方法和途径。1981年,中国学者李炳炎略早于威茨曼提出了分享经济思想,1986年威茨曼的《分享经济》在我国翻译出版,1989年米德的 《分享经济的不同形式》被《经济体制改革)翻译连载。2001年,李炳炎在《华东船舶工业学院学报》第3期发表《公有制分享经济观: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新思维》一文,提出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分享经济理论——公有制分享经济观,他认为“中国二十多年的经济体制改革中形成了公有制分享经济观这一贯彻始终的主导性经济观念,它内在于中国经济改革的社会主义本质,体现了新的经济理论与改革思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本质上是公有制分享经济观的实现和实现共同富裕这一社会主义经济本性的复归。”⑥与西方分享经济理论产生的背景不同,公有制分享经济观主要来源于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农村开始实行的联产承包责任制和80年代初我国城市集体企业“除本分成制”的改革所引出的新的经济思维,它是对我国长期形成的片面强调集体利益,否定个体利益的“利益独占”观的突破。

公有制分享经济理论以“自主联合劳动”为论证的出发点,认为新型公有制形式是一种自主联合劳动所有制。在这样的所有制条件下,劳动者是作为主体来使用生产资料为自己创造财富,劳动者所从事的劳动是自主的劳动,它与劳动依附于资本的资本主义雇佣劳动尖锐对立。劳动者主体地位主要表现有三个方面:第一,劳动者对公有生产资料拥有所有权与支配权。每一个劳动者,不论其身份和社会地位如何,他对公有生产资料的关系是平等的。人人都是生产资料的主人,都有与之结合并进行生产劳动的权利。每个劳动者都作为主人的一分子实际地占有、使用生产资料中的一份,为自己同时为社会谋利益。第二,劳动者具有对自身劳动力的支配权。劳动力属于劳动者个人所有,劳动者可以自主地支配自己的劳动力,使之与公有生产资料现实地结合进行自主劳动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为了全面发挥自己的劳动能力,劳动者有权自主地选择并变换职业。第三,劳动者对劳动产品有支配权可以自主决定对自己产品的分配。自主联合劳动的目的,是为了满足劳动者的生活需要。个人消费品的分配应实行真正意义上的按劳分配,多劳多得,少劳少得。按劳分配是公有制的实现形式。总之,自主联合劳动所有制表明了自主劳动者作为主体对整个劳动过程的支配,即对社会生产力总和(即生产要素加产品存量)的占有。社会主义社会的每一成员不仅现实地占有生产资料,参加生产而且管理生产,更重要的是有权分配自己的产品,从而保证生产力的增长和产品的增长能满足每一个人的一切合理需要,实现人的全面发展。

公有制分享经济理论认为,自主联合劳动所有制是一种多层次的公有制形式,它划分为以下三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社会所有制,即社会主义一国范围内的全体劳动者共同占有全社会生产力的综合,属于整体自主联合劳动;第二个层次,是集体所有制,即在一个或大或小的局部实现自主联合劳动,自主联合劳动者以“总体工人”的形式存在;第三个层次,是劳动者个人所有制,自主劳动者个人构成联合体的细胞。这种个人所有制就是马克思在当年要求重建的个人所有制,即实现劳动者个人对生产资料、劳动力和产品的个人所有权。重建社会主义的社会所有制、集体所有制和个人所有制,就是按照自主联合劳动的三个层次改造原有的国家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使国家、集体和个人实现各自的所有权,而实现这一目标的关键就在于将传统的以工资制和利润制为核心的企业经营机制改造成企业净收入分成机制。

对净收入分成制度的分析是公有制分享经济理论的核心内容。李炳炎认为,净收入分成制是公有制分享经济的典型形式。所谓企业净收入就是实现了的企业净产值,可由销售收入扣除物耗成本求得。净收入分成就是将净收入在国家、企业、职工个人三个经济主体之间按一定的比例分享。职工不拿固定工资和奖金,而是按照事先确定的比率分享净收入。净收入分成的具体步骤和方法是:第一步,从企业销售收入中减去物耗成本,求得企业净收入;第二步,将企业所得税提前扣除,与产品税、营业税等捆在一起,形成国家的分成收入;第三步,核定各类企业中国家与企业分成比率,并从企业净收入中减去国家分成收入,求得调整后企业净收入;第四步,核定企业和职工对调整后企业净收入的分成比率,从调整后企业净收入中减去企业分成收入,求得职工分成收入;第五步,将求得的职工分成收入总额按劳动贡献大小进行分配,将总额分解到个人。

李炳炎指出,分享是以企业净收入为基础,是和企业的实际经营状况紧密联系的。因此,职工收入不再由企业外部的力量所决定,而是取决于企业的经营成果和职工个人的劳动贡献的大小,使职工收入成为其劳动贡献的所得。企业净收入分成制的理论基础是其提出的新成本理论,新成本理论的基本观点可用如下的基本公式表示:w=c+n,n=n1+n2=n3(公式中,w代表社会主义商品价值,C代表社会主义成本,n代表净收入,n1代表国家收入,n2代表企业收入,n3代表个人收入)。调整后的净收入=m的一部分+v。m的另一部分(税收)已先扣除,如果把m的两部分合起来为(m1+m2),则w=c+(m1+m2)+v=c+n=c+(n1+n2+n3);调整后的净收入=n2+n3;调整后净收入的分配,就是从(n2+n3)中分别划分出n2与n3两部分,即分别划出企业收入与职工收入。这个新办法的实质是:先沿用旧价值构成公式w=(c+v)+m分别计算出m(即各种税利之和)归社会部分,即n1同时计算出计划职工劳动收入总额(v),成本实际上是c。然后,再从w=c+v+m中挖出m归企业的部分(即n2)与职工收入(n3)之和。第三,再用n3÷(n2+n3)的比率求出n3职工应得劳动收入=调整后净收入×净收入中个人收入含量比率。即n3=(n2+n3)×[n3÷(n2+n3)]%。李炳炎认为,净收入分成方法的关键是从n中先扣除n1,造成n2与n3的分配基础,所得税与调节税先扣除,实际上使用了w=c+n=c+(n1+n2+n3)的新成本论公式。w-c-n1=调整后净收入=n2+n3。(其中,w是销售收入;c是成本;n1是国家收入即产品、所得税、调节税之和;n2是企业收入;n3是职工收入即职工应得劳动收入总额)。全部秘密在于把所得税提前扣除。实行净收入分成制的分成比率测算另有办法。个人收入总额按一定数据计算分配到职工个人,形成不同的个人收入。这需要联系岗位、责任、技术,制定一定的标准和指标,并用原始记录考核职工劳动实绩,用以准确反映各人劳动的数量与质量,并作为分配依据。企业管理费须分解为物耗费用与人工费用,前者进入成本,后者进入净收入。职工原有级别工资作为档案工资处理,个人收入等于原工资、奖金、津贴之和。保留低水平的生活费作为人人有份的“大锅饭”,这部分不进入个人收入总额分配。这是总的分配顺序和原则,具体采取什么形式要在充分考虑具体经济环境和整个经济长期发展的需要的基础上,根据企业自身特点作设计。在具体测算中可参照目前各行业实际存在的工资总额加利润总额之和以及在三个经济主体间的分成比例确定,分成比率一经确定应该维持一个较长时期的稳定。

净收入分成制使企业在真正意义上实现了按劳分配。在确定企业职工群体劳动量时以平均净收入率规则来衡量。“平均净收入率”是企业净收入对全部总资金的比例。而创造净收入的劳动只能以社会平均必要劳动来衡量,劳动必须是有效劳动,也就是必须具有使用价值的商品的劳动。在解决按劳分配分什么的问题上,净收入分成制分的完全是劳动者自身生产的劳动成果。在解决如何分配问题上,净收入分成制通过两级按劳分配的形式来完成。第一级按劳分配解决的是企业全体职工提供的集体劳动量应获得的集体劳动收入总量问题,第二级按劳分配是解决企业对职工个人的按劳分配问题,即是企业对职工履行经济责任制的情况进行考核,根据考核结果确定每个职工的劳动量,再将这个劳动量按照一定的系数换算成劳动收入,最后得到每个职工的劳动收入。

公有制分享经济理论主张从微观机制的重塑入手来解决中国宏观经济运行存在的难题,指出,净收入分成制不仅是一种新型的公有制分享经济的微观经济运行机制,而且也必然对国民经济总运行产生重大影响。其对宏观经济运行的影响主要有以下两大方面:第一,克服总量失衡与结构失衡,促进国民经济协调高速增长和社会经济效益稳步提高。首先,净收入分成制不仅能够有效地奖勤罚懒,产生激励机制,调动生产者的积极性、创造性和劳动热情的发挥,为经济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强大动力,而且能够形成增产节约机制,充分提高资源的利用率,最大限度地节约生产资料或资源,挖掘出生产潜力,从而在资源希缺条件下增加有效供给。其次,净收入分成制淘汰了工资制,确保个人收入增长不超过劳动生产率增长。因此,可以改变由于工资刚性造成的个人消费基金失控,能有效地克服超分配导致的消费膨胀,并且分成制对企业收入形成的约束,也能有效抵制“公费消费”和抑制投资需求的盲目扩张。第二,战胜社会主义条件下的通货膨胀。首先,在净收入分成制下,并以其自动排斥冗员的功能,职工收入不再是固定不变的,在企业可分配的净收入既定的条件下,职工个人收入与参与分配的职工人数成反比例变动,不付出劳动的职工不再能得到固定工资。这就使企业产生一种自我排斥冗员的机制,从根本上消除隐性失业问题,大大提高劳动生产,从而有利于缓冲物价上涨。其次,实行企业净收入分成制后,由于成本只是c,工资不再计入成本,工资和奖金等的增长不会推动成本价格的上升而导致价格上升,与此同时,企业追求的目标不再是利润最大化,而是净收入最大化。净收入的增长取决于物耗成本的降低和销售收入的增加与劳动生产率的提高。物耗成本呈一种不断降低的趋势。因此,产品的成本价格会降低。由于劳动成本与产品价格高低脱离,物耗成本降低,因而净收入分成制对于造成工资——价格螺旋式上涨的成本推动,从根本上消除成本推进型通货膨胀,能够起到釜底抽薪的作用。第三,净收入分成制消除了地区之间、部门之间、企业之间职工收入攀比机制的基础即工资刚性和平均主义的分配方式,有效地抑制“向别人看齐”的“大锅饭”思想对个人收入决定所产生的不利影响,使低效部门的收入增长率得到控制,从而有效地解决效益差别与收入均等之间的矛盾,在一定程度上消除结构性通货膨胀的基础。

公有制分享经济理论指出,实行净收入分成制国家、企业和个人之间必然形成荣辱与共的局面。按照传统的企业分配办法,国家与企业之间不是净收入分成的关系,而是“剩余”关系,即职工得到固定工资,工资从企业生产成本中支付;国家得到利润,利润表现为剩余劳动创造的剩余价值。由于工资与利润两者始终是对立的,这就造成国家所得与职工所得之间的关系呈现“你多我少”“你少我多”的利益“对立”关系。在净收入分成制条件下,根据公式w=c+n,在生产资料成本c一定的条件下,企业取得的销售收入越多,则企业获得的净收入也越多。这样,国家、企业和职工个人都可以按照一定的分成比例多得;反之,三者的收入都要减少。 因此净收入分成制促使企业努力增加净收入。随着净收入的增加,国家多得、企业多得、个人多得,有利于实现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目标。

三、 问题与展望

上述分享经济理论都有一个共同的结论,那就是强调从分配问题入手,通过建立起一种新的利益共享制度来消除传统体制中的利益矛盾以解决经济发展动力不足的问题。分享经济理论观点的形成,实际上是与人们对社会宏观经济制度与微观经济运行机制的具体情境的认识分不开的。因此,虽然分享式经济制度近年来不论在西方还是在中国都已成为经济实践关注的焦点之一,但从现有文献看,关于分享经济制度的研究还有许多不完善的地方:一部分学者倾向于把分享式经济制度看成是一种新的静态的企业报酬制度⑦,没有从整体上来考虑和推动它的发展。这样的认识未免有些偏颇,因为收入分配制度并不能隐含地对应于某种财产所有权安排制度 ,也就是说,收入分配制度没有包含某种特定的财产所有权安排 ,所以,把分享式经济制度看成是一种收入分配制度就不能涵盖职工股份所有制计划、劳动者管理的合作社和劳动资本合伙制等分享式经济制度的形式。还有一部分学者认为分享制是一种现代公司组织形式⑧。众所周知,公司财产的组织形式是公司组织最根本、最重要的形式。按公司财产的分割和认缴方式,现代公司可以划分为有限责任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由于职工股份所有制计划、劳动者管理的合作社和劳动资本合伙制皆涉及到财产所有权的重新安排,因此,把经济分享制看成是一种现代公司组织形式虽然可以加以涵盖上述制度形式,但却无法涵盖利润分享制和收入分享制,因为利润分享制和收入分享制完全可以在企业财产所有权不发生变更,或者说可以在公司组织形式不发生变动的情况下实施。因此,认为分享制是一种现代公司组织形式也难免以偏概全。

笔者认为,分享式经济制度本质上是一种产权分散分布于非人力资本所有者和人力资本所有者的制度安排。因为这一本质界定涵盖了分享制的不同形式,并与工薪制区别开来。 首先 ,职工股份所有制计划、劳动者管理的合作社和劳动资本合伙制中的主体之一工人都是财产(非人力资本和人力资本)所有者,都由于拥有财产所有权而逻辑地与资本所有者分享企业所有权;其次,利润分享制和收入分享制虽然不涉及到财产所有权,但都涉及到了产权中企业所有权,因而也是一种产权分享制度安排。第三,与工薪制条件下非人力资本所有者独享企业所有权、收益与风险集中对称分布于资本所有者不同,分享制则是利润共享,风险共担。

事实上,早在20世纪50年代前后,为了解决由于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所诱发的财务资本所有权的弱化和经营者权力“膨胀”的问题,美国就已经对企业经营者进行股票奖励计划。从1952年辉瑞(Pfrizer)制药公司第一个推出股票期权计划到今天全美实行股票期权计划的公司己占45 %,全球前500家大工业企业中至少有89%的企业已向高级管理人员实行股票期权制度。也是在同样的背景下,相对保守的欧洲企业也开始重视平衡经理人员的收入与企业发展之间的关系,由传统的股东享有“剩余索取权”的分配方式逐渐转向人力资木和股东共享企业的“剩余索取权”转变。目前,股票期权制在欧洲已得到普遍的运用和蓬勃的发展。在中国,当前的国有企业改革已经进入到产权改革阶段,这一改革主要目的也是为了解决国有企业内部因经营者阶层的崛起而日趋严重的“内部人控制”问题。

尽管人力资本所有者对企业利润的分享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但也有操作上的具体困难:第一,在收益能力的分析中 ,人力资本投资与物力资本投资很难明确区分 ,人力资本与物力资本作用效果没有明显的界限 ,由此进行的报酬率的计算带有一定的主观性。第二、人力资本本身的特征决定了人力资本难以在事前准确测量,人力资本如何估价、如何折股,收益留存和发放各多少等,目前尚未形成被广为接受的理论和方法,此外,人力资源会计虽然有了一定的进展,但迄今还无法建立较完善的人力资本会计制度。所有这些问题都在一定程度上对人力资本分享剩余索取权设置了障碍。当然,这也将成为分享经济理论今后研究的方向。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我国正处在社会转型期,劳动力过剩而资本相对稀缺的状况导致偏重资本的政策和价值取向,从而使财务资本日趋强势化而人力资本特别是劳动日趋弱势化,这种趋势是构成了利益分配不均衡的社会基础。在一些地区和部门,人力资本与财务资本的关系已经严重失衡,对社会稳定构成了很大的潜在威胁。因此,在这样的背景下,对人力资本分享企业的剩余索取权问题进行深度研究和探索更加具有明显的现实意义。相信随着我国企业产权改革的深入,将会出现更多的经济分享形式,同时在理论上更加深化和完善。

参考文献

[1]威茨曼.分享经济学[M].林青松,译.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1986.

[2]张卓元.政治经济学大词典[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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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詹姆斯.爱德华.米德.分享经济的不同形式[J].冯举,译.经济体制改革,198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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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Metzger,1964.B.L.Metzger,1964,Profit Sha-ring In Perspecxive,Profit Sharing Research Foun-dation.

3.分享经济中的可分享性 篇三

再说分享，以货币为媒介和专业化分工为基础的现代商品经济出现之前，最早的易货贸易，其实质都是如今所谓的“分享经济”，大家互相分享自己劳动成果的剩余。而且，广而言之，整个金融业就是建立在分享经济这一逻辑之上的，借助各种金融平台去最大限度地盘活和利用大家的剩余资金。可以说，分享经济自古有之。从哈佛与麻省理工的学分互认到不同图书馆间的馆际互借服务，从不同航空公司的代码共享到友好学校之间学生的互访，从大学生兼职当家教到著名医生跨省走穴，分享经济可谓不鲜一见。

为什么大家对分享经济陡然兴趣大增了呢？原因不外乎两点。

其一，移动互联网的出现和信息技术的发展与传播，使得信息搜寻和比较的成本大为降低，灵活性和精准性大为提高。大家分享自己剩余和闲置物品与能力的交易成本大大降低，使得原先不可能或者不方便分享的东西可以被分享。Airbnb和Uber，说来说去，除了方便，还不是便宜么？如果有足够的钱，可以任性，有多少人真正愿意去跟完全陌生的人分享？即使你最熟悉（信任、亲近）的人，也不一定愿意去分享。啃老族如果能够自给自足，大多也会独立门户，自享清静从容。

其二，就是背景时机，全球范围内的经济危机，比如2008年的金融危机，在很大程度上使大家对“经济性”更加看重。年头好的时候，大家都是贪婪地高消费，没多少人愿意或者有功夫跟别人分享。西方国家经济低迷，大家手头拮据当是分享经济的一个主要推手。信息技术与经济危机二者的融合，使得这一波的分享经济格外引人注目。

然而，信息的便利和经济的背景只是分享经济出现的导火索或者助推器。分享经济到底能够在多大程度上挑战并替代现有的交易模式和生产关系，将取决于影响分享经济的众多因素的交互作用。分享经济的有效运行和成功与否，至少取决于三个因素。

其一，是所分享物品与服务的“可分享性”（Sharability）。其二，是潜在参与者的“分享倾向”（Propensity to Share或者说Sharing Orientation）。其三，是分享的“场景和境况”（Context）。有鉴于此，本文将重点讨论经济体系中剩余和闲置物品与服务的可分享性。

出于定义精准的需要，本文将分享经济定义为“涉及现有经济体系中剩余和闲置资源的使用权（而非所有权）之交易的经济活动”。 当然，当剩余和闲置物品的残值较低或者其所有权的意义远远低于使用权的时候，我们也可以认为与之相关的交易是广义的分享经济的一部分，比如某些二手货的买卖。出于行文简洁的需要，本文对分享、共享或者互享不再做细致的区分。

需要指出的是，分享经济既可以在C2C领域出现，也可以在B2B领域产生。比如，若干小企业可以形成联盟，集体去购买原材料或者与供应商侃价，这是大家互相共享对方的原本松散弱小的（fragmented）购买能力。再比如，大家集体去租赁别人的产品或服务。几个小建筑商都买不起大型机械，单独也租不起大型机械，只有合起来才能租用别人的机械。

然而，无论是B2B还是B2C，主要的问题在于大家都难以单独承担所有权的购买，而只是能够支付使用权的交易，这也是为什么分享经济通常也被称为“合作消费”（Collaborative Consumption）或者“获取经济”（Access Economy）的原因。

物质方面的可分享性

分享经济，显然不可能囊括所有的经济领域，因为并不是所有的东西都可能被分享或者易于分享。下面我们考察被分享的产品与服务之“可分享性”（Sharability）。我们可以从物质特点和社会属性两个方面来界定可分享性。

物质方面的可分享性（Physical Sharability），大概可以通过如下若干维度来界定。他们之间可能有重叠和交互作用；也可能会互相矛盾，但至少不会在同一个品类或者场景下。因此，先把它们简单地罗列如下。

标准化

任何一种新的经济形态，在其一开始，交易各方总是会缺乏足够的相关信息和相互信任。标准化（Standardization）的东西，使得买卖双方在交易之前对所交易的东西有了足够的理解和共识。也就是说，产品和服务的标准化，在一定程度上减弱了由于信息不对称或者对产品的描述与想象带来的曲解和歧见，使交易或者分享更加便捷。比如，最早的网购，主要都是集中在书籍和CD等相对标准化的产品。

模块化

模块化（Modulization），使得可分享的东西有清晰的边界，可以被独立地分割和界定，不至于和整个系统或者和系统中不参与交易与分享的部分撇不清关系。同时，模块化也会使得任何一个模块都会比整个系统的规模要小，容易单个或小批量地进行交易或分享。那些镶嵌在复杂系统内很深的东西就很难被分享。比如，一个必须经过三道站岗护卫的军事重地中的临时剩余房屋就很难参与市场性的短租活动。

流动性

除了房屋等物品，大部分参与分享的物品和服务本身必须具有足够的流动性（Mobility），这样才便于不同地点和场景的人们去分享使用。显然，剩余资金的流动性最强，可以被大家用于某種分享或者共享的活动。余额宝便是资金共享的新业务形态，可以增加大家零散资金的规模经济效应。再比如，一个业余小丑演员或者相声演员要在不同的Party间迅速游走。这是所谓的“赶场经济”（Gig Econom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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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用性

被分享的物品与服务通常要具有可重复使用性（Recursive-ness or Repetitive Usability）。否则，如果一次用完，物品的拥有者便没有重复参与此类分享经济的可能。如果纯粹为了分享而去重复地购置一次性消费的物品，再去“分享”给别人从而盈利，那便是专职从业，而不是顺便分享自己的冗余闲置资产了。比如，可重复使用的东西，包括兼职专车司机的技能以及美国人提及分享经济时最早也是最常用的一个例子：电钻。不可重复使用的东西，比如，某些医用器械，针头针管，即使你想廉价转让或者免费赠与买不起的低级医院，也是难以被接受的。至少在合法的渠道内或者知情的前提下，是难以接受的。

即時性

有些东西的分享有非常强的即时性（Spontaneity or Instantaneousness）。比如上述提到的电钻。你需要的时候，可能中介平台上愿意分享的人都在忙于别的正事儿或者兴致勃勃地忙碌于分享其他的东西，无法马上租借给你。这时，你就很可能干脆自己去买一个以便马上使用。而晚上10点左右你喝高了要找代驾，大的酒店门口可能趴着很多等待接活儿的，一个点击，几秒钟之内搞定。这就是所谓的“随叫经济”（On-Demand Economy）。

协同性

有些东西的分享不仅要及时，而且要与分享者的其他活动或者另外一些互补的活动在时空上相互协同，同时同地发生（Synchronization and Co-location）。比如，器官的捐赠（或者通过合法补偿或民间协商而进行的非营利性的买卖），就必须是分享的提供者与分享的接收者在一定的时空范围内现场交接。因此，即使信息发达和平台广阔，由于难以满足即时性与协同性的双重要求，有些非常有价值的东西也可能很难被分享。

受社会属性影响的可分享性

除了物质方面的因素，下面这些社会属性也会影响大家剩余或闲置物品与服务的可分享性。

排他性

有些东西具有天然的排他性（Exclusiveness）。上面说过，从物理属性而言，某些产品，一旦经过一次使用，便不再拥有使用价值，不可复用。与物理属性相关或者交织的，还有社会属性，比如据说是从一而终的藏獒，便不可分享。另外一些产品，虽然有人使用，仍然可以被别人重复再使用，但社会文化因素会导致其“可分享价值”骤然降低趋近于零，甚至会变成负数，不吉利，避之不及，要付钱请人将其清理走。比如，病人住院时在医院里用过的碗，或者其它器具。类似的还有别人吃过的剩饭或者别人用过的洗澡水，或者小物件如牙刷和金属牙签。

因此，这里所说的排他性并不是物质层面本身的，而是社会形象或者心理感受层面的“社会化的不理想性”（Social Undesirability）。当然，有的人根本不在乎。如果两个邻桌是一个旅游团的，一桌没吃完的菜就可以分享给邻桌。对陌生人而言，即使邻桌的人都是用公筷夹菜，人家剩下的免费分享给你，你心里可能也有些许不舒服。当然，当省钱和经济性才是硬道理的时候，社会属性就先暂时往后靠。曾有笑话说，某经济学家结婚，新娘要把自己的名字镌刻在钻戒上。经济学家说，千万别，那样会降低再售价格。

独占性

有些东西，由于其自身特点或者社会属性，大家愿意独自拥有，而不愿意去与别人分享。这是极强的独占性或者占有欲（Possessiveness）。用不用，得有。有了，闲着不用，也不能让他人染指。有的人对自己的配偶可能都没那么在乎，但对于某些物件，却是绝不分享，概不外借。比如，个别有极端爱书癖的人，绝对不将自己的藏书外借或者示人，想都别想，见都别见。再有，过去，帝王之家眷和奴仆不是还要陪葬么！当然，有些独占性是分时段和主人的。在每一个具体的时段和主人手里，绝不分享。但一旦主人亡故，还是可以再次易主的。比如，王后和玉玺。

私密性

无论贵贱贫富，大家都会在某些场合在乎自己的隐私（Privacy）。因此，某些隐私较强的物品，大家可能不愿意去分享。当然，反过来说，有些人就是愿意窥探别人的隐私，尤其是明星的隐私和八卦。这样，有些平台就会以贩卖明星隐私为由头，大力推动所谓分享经济的迅猛发展。越是号称或者貌似私密，越是容易被用来爆料分享。当然，也有人故作姿态，貌似很私密，实际上是要刻意张扬的。比如，某些文化名人的日记基本上是冲着发表而写的。

阶层性

中国和许多国家一样，是讲究圈子和社会阶层的（Social Class or Clique）。某种物品和服务，如果一个阶层认为是属于本阶层专属的，那么与低一阶层的人士分享便是自降身价，因此是不划算或者不被认可的。因此，物品与服务的阶层代表性会阻抑它们在不对称阶层之间的分享。如果类似的分享时有发生，那么被分享的物品与服务已经不再具有该阶层身份地位和品味形象的代表性。 因此，大家要么不分享，要么不再认为其有价值。比如，与上述的排他性、独占性和私密性相关，某些高档俱乐部的会员卡是不能够被轻易分享的。否则，持卡人就可能被请出局。

情感性

某些情感价值（Emotional Value）较强的东西，在一般情况下，难以进行分享。比如，具有特殊记忆的器皿或者工具，对于所有者来说拥有极高的情感价值。还有，就是与排他性相关的因由。某些东西一旦被别人所拥有过，即使从来没有使用过，也是被他人“玷污”过了（Tainted by the very ownership of others），从情感上难以接受对其分享。就像4S店经常说的，任何一部新车，只要被买主开出4S店，哪怕里程表上只有半公里，那部车就已经是二手车。从心理感受上说，其可分享的价值就立刻锐减。

社交性

通常而言，易于分享的东西可能会有某种较强的社交属性。比如，房屋短租和专车服务都属于社会属性较高的分享，可以增进人们社交体验的深度和广度。在实践分享经济的同时，也会有社交体验的乐趣和刺激，当然也有相应的困窘与挑战。在一些极端的情况下，有些人参与分享经济最重要的原因倒可能是社交而不是经济。比如，前面提到的不同国家的学生互访时住在对方的家里，可以直接体验同类人在不同国家和地区的相似之点与差别之处。当然，在社交或者经济的旗号下，也存在一些别有用心和图谋不轨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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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同性

最后要说的是价值理念上的认同感。某些物品或者服务的分享，容易符合流行的价值理念。比如，顺风车可以减少碳排放。分享某种不可再生资源或者不可回收资源可能会利于人类的可持续发展。信奉和认同这种价值理念的人就可能积极地参与分享，甚至额外付費去进行非常“不经济”的分享。认同性，可以说是一种非常强大的社会心理学层面的理由，任何物品与服务，时间与专长，一旦与某些人群的认同感有超强的契合，那么它的社会化的可分享性就会急剧上升。

进一步的思考

首先，可分享性，说的只是物品与服务本身的物质特性和与之相关的社会属性所界定的特点。而在某些场景下，比如饥荒或者灾难，即使是可分享性较低的物品与服务，也会迅捷地得到分享。也就是说，物品与服务的可分享性也可以随着情境的改变而变化，而不是一成不变的。对于那些参与分享经济的物品与服务的提供者和助推分享经济的平台运营商而言，如何创造性地制造和利用那些促进分享的场景也是帮助提高可分享性的重要手段。

其次，另外一个考虑，是物品本身的价值与交易成本之间的比较。回到电钻的例子，美国最早的分享经济网站，许多是类似共享电钻这样的物品。电钻，很多喜好DIY的家里都有。但都不常用，通常闲置。急需用的时候，你是花15美元租用邻居的呢？还是花35美元去买一个新的呢？如果开车跑路，寻找，等人，可能所分享的电钻不一定好用，这些费用加起来，可能还不如自己去买新的划算。于是电钻租赁网站用者寥寥，大多先后关张。如果所分享产品的单价太低，省的钱还不够麻烦。

还有，是分享经济中经济因素和社交因素的均衡问题。通常情况下，大家最为关心的其实还是分享带来的经济性，或曰划算。毫无疑问，在某些新兴领域，或者对于某些特定的阶层而言（比如年轻的背包客），可能更在乎和看重社交诉求、民俗体验、文化探索和其他社会属性的东西。但对于一般消费者而言，猎奇和体验并不是主要的或者重复性的需要。性价比是雪中送炭，社交则是锦上添花。如果纯粹是以社交为主，就可能已经不是分享经济，而是分享生活了。

再有，就是分享经济的可持续性。概而言之，大部分人的大部分剩余或者闲置的物品、服务、能力和时间，至少相对于同类专业的人员的价值提供，都是业余的、不稳定的或者不规范的。因此，这也意味着具有较高可分享性的东西通常都是供给广泛的大路货，是正规经济（传统经济）的补充，在其领域内或许具有可持续性，但难以挑战主流正规经济。而一旦分享经济的参与者成为正规和主流，他们必定已经是专业从业者，而不再是顺便分享的人。

4.分享经济案例分析 篇四

人大802经济学综合考研经验分享

在交流经验之前，我想先交流一个关于对待经验的世界观，那就是经验并不是绝对普适的，条件情况变化，相应的结果也会有所变化。所谓“尽信书不如无书”，我想“尽信言不如无言”。道理其实大家都懂，只是面对考研这个重大问题的时候，都失之过切了。

学习顺序上，还是按照传统的西经到政经。书本选择，主要还是高老的西经两册，三版四版的都行，差别不大。政经推荐宋涛老师加逄锦聚的。作为跨专业报考和专业课基础较为薄弱的考生，我个人觉得，很有必要花点钱网上买套资料，我在“研路通”网上买的，280块，感觉挺值节约了不少时间，强烈建议以原指定教材（高老西经+逄锦聚政经）为主，先入门，如果时间上允许再拓展，时间来不及的话不看其他书对付准备考试来讲是完全可以的。对于政经，逄锦聚的那本教材不适合入门者看，而宋涛老师的书比较基础，很多基础概念都可以在里面找到答案，比如最基本的“物质资料的生产”、“劳动资料”、“劳动对象”等。不要小看这些基础概念，没有深刻的理解，难有进一步的深入。不建议基础不扎实的情况下盲目拓展。我是学信息出身的，人对信息的接受在一定时间一定条件下是有限制的，过多的信息摄入会造成思维的混乱。这对需要时刻保持清醒头脑备考的我们十分不利。政经和宏观在人大的试卷中出现的比例很高，而尤以宏观较难，一般会和政经分别结合时政考大题，其实就是应用理论分析实际。这个说来说去还是依靠自己对专业课知识的理解程度。“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没有扎实的专业课基础，一切都只能是空谈。复习时间上专业课最少不能少于四个月，不然会很被动。政经要背的很多，但是这就是生活，没什么好埋怨的，我想真想考人大的同学，不会在这上面落后的。看完书重要的是总结，可以自己按目录总结，概念，流派观点，曲线分析这都是重点的分析过程，不能放过一个盲点。当然，这不是说均匀用力，在看完专业课两遍之后，结合历年真题，相信你自己对重点会有把握的。说了很多，也不见得都对。最后送大家一句话，什么时候都不要怀疑自己，只是在这之前请成熟的思考，我为什么考研？我为什么选择读经济学？我将以怎么样的精神去面对考研历程？我应该如何复习？永远不要以为有什么真理可以让你相信之后，就能不费力或者投机取巧的考上人大，如果有，那就是切实的目标、良好的学习方法和学习习惯。一句老话“书山有路勤为径”，送与诸位共勉

5.分享经济案例分析 篇五

1、首先我想对经济综合考试本身以及如何对待进行一下说明。经过学习我发现，经济综合考试主要考察的是对经济知识的广度的掌握，而非对经济知识深度的挖掘;主要考察的是对主流、通用的经济知识、原理、理念的理解，而非对旁枝、偏态的内容的把握。这一点从常理分析以及以往的真题研究中就可以得知。因此，在有限的复习时间内一定要强化重点，树立全局观念和整体观念，避免纠结于细枝末节，在策略上采取抓大放小，甚至有保有舍的态度，这样才能保证复习的效率和效果。

其次，我想说明的是，我通过对自己、老师、同学的学习过程和学习感悟进行研究，发现大家基本都有一个共识，那就是的经济综合的考试能否考好，和以前有没有学习的基础、和自己的智商和水平的相关性非常低。也就是说，你以前学没学过经济学、数学基础好不好、自己聪明不聪明，都和考试本身都没有什么关系。那你一定想问，到底什么才是直接决定考试的因素呢?我可以毫不犹豫的告诉你-努力!当然，努力的前提是态度、方法、资源等的综合。我想说明的是，只要你充分重视，具有坚强的意志，结合系统、科学、高效的学习方法，加之一定的资源投入(时间、成本)，任何理想的结果都是可以实现的。

2、经济学研究生关于报不报辅导班的问题想提供一下建议。我想，这个问题是大家比较关注、也讨论的比较多的焦点。对于报辅导班的问题，我是这样认为的：是否报辅导班，要因人而异，没有固定的模式，应该充分结合自己的情况制定方案。参加考试的同学，大致可以分为两种情况：一种是平时工作比较忙，没有太多时间和精力自己进行学习的。还有一种是工作相对轻松，可以自由支配自己的时间，具有充分自学条件的。

对于前一种情况，我建议您还是去报一个辅导班，尤其是像新祥旭一对一系统串讲这样性质的课程很有好处。这样做的好处有两个：一个是花钱买时间、买效率，能够保证您在学习资源投入不能得到确保的条件下实现效果的最大化;还有一个就是辅导班可以给您一种随时处于备考状态的感觉，以及通过辅导班的梳理能够让自己明确在每个阶段的复习重点和主要内容。在参加辅导班以后，您要做的就是按照辅导班给您梳理的知识点，以及辅导班建议您采用的复习方式进行突击式、高效式的复习，用最短的时间、最少的投入争取获得最佳效果。

对于第二种情况的朋友，我建议您可以根据自己情况进行决定是否参加辅导班。如果您觉得您有时间、有经历能够自学通过考试的话，那当然更好，可以不用报班了。但是如果您觉得还是需要借助外界力量的话，我建议您报一个新祥旭精讲班，或者报一个新祥旭精讲+串讲的组合。这样做的好处也有两个：一个是能够帮您系统、全面的梳理知识，做到融会贯通，让您通过考试的把握更大。第二个好处是能够帮你锻炼思维的方法和进行知识框架的搭建。知识点很重要，但思考的过程更重要。同时，大家应该发现了，经济、金融的相关知识已经成为我们日常生活不可或缺的工具，作为新世纪的人才，掌握一些这样的知识无疑会增加自己的竞争力，而借这个机会通过辅导班进行知识的补充、巩固、梳理，又何乐而不为呢?对于第二种情况的朋友，我想只要您把资源利用合理，您考试通过的几率会更大。

3、关于辅导班的使用问题。我想说的是，辅导班只是一种辅助手段，最重要的还是自己的学习。其中，有一点我认为十分重要的就是：在报辅导班之前，一定要自己首先要自学，这样能够使得辅导班更好的起到作用。有时间、有精力的同学，在上辅导班之前可以很全面、深入的学习，也就是在上辅导班之前，做到把每一个知识点都学透、弄懂，让自己不存在知识的盲点和死角。您需要明确的是，串讲班的课程都是高强度、高压缩性质的，精讲班的课程也不可能面面俱到。我想说的是，不要指望辅导班帮你把你不明白的知识点逐一讲明白，精讲班也许还存在这种可能性，但串讲班真的就是很快的“过”知识点。辅导班是以你全部掌握知识点为前提的，而其作用更多的是帮你强化、梳理、串联。如果时间不允许，不能够很深入的自学的话，哪怕在上辅导班之前先通读一遍大纲，也是很有必要的，至少老师在讲解某个内容的时候，您大概知道这是哪门课的或者哪一章的知识，然后进行记录，下来再强化记忆，否则效果就会受影响。

6.分享经济案例分析 篇六

清华考博辅导：清华大学理论经济学考博难度解析及经验分享

根据教育部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发展中心最新公布的第四轮学科评估结果可知全国45所开设理论经济学专业的大学参与了排名，其中排名第一的是北京大学，排名第二的是中国人民大学，排名第三的是南京大学。

作为清华大学实施国家“211工程”和“985工程”的重点学科，社会科学学院的理论经济学一级学科在历次全国学科评估中均名列第四。

下面是启道考博整理的关于清华大学理论经济学考博相关内容。

一、专业介绍

清华大学理论经济学是属于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理论经济学是经济学门类下的一级学科。此学科是论述经济学的基本概念、基本原理，以及经济运行和发展的一般规律，为各个经济学科提供基础理论。理论经济学通常称为一般经济理论，它分为宏观经济学与微观经济学两个分支，与应用经济学对称。

本学科致力培养德、智、体全面发展的为社会主义现代化经济建设服务的高层次专门人才。具体要求是：

1．努力学习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坚持科学发展观，拥护党的领导和基本路线、方针和政策，热爱祖国，热爱人民，遵纪守法，品行端正，具有良好的学术道德品质、较强的事业心和献身精神，积极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

2．系统掌握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和社会主义经济理论，较系统地了解西方经济学和其他经济学知识，较清楚地了解国内外经济理论的最新动态和经济实践中的重大问题；具有扎实的经济学理论基础、合理的知识结构和宽广的知识面；能运用现代经济分析方法和计算手段。毕业后能够在本学科领域独立从事研究和教学工作，或在实际工作部门从事较高层次的管理工作。

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理论经济学专业在博士招生方面，划分为1个研究方向： 020100 理论经济学 博士研究方向：

01 政治经济学、西方经济学、经济史 此专业实行申请考核制。

二、考试内容

清华大学管理理论经济学专业博士研究生招生为资格审查加综合考核形式，由笔试+专业面试+英语口语构成。其中，综合考核内容为 : 综合考核形式为面试。每位考生约30分钟，满分100分。面试重点考查申请人在本学科攻读博士学位的专业基础知识、基本素养、学术能力、学术志趣和英语水平(或日语、俄语水平)等。综合考核安排在九月中下旬，具体时间另行通知。

三、时间安排

1.博士生申请在每年的8-9月和11月。

2.直博生（包括夏令营拟录取的直博生）、硕博连读生及部分9月份招收普博生的院系8-9月申请，9月中下旬考试录取，见当年招生简章及目录、招生说明、直博直硕招生要求。其他类别的考生11月份申请，来年3月份考试，见每年的对外招生目录（10月底上网）。

3.9月份考试由院系组织，持身份证参加考试，无需下载准考证。3月份由学校组织考试，3月初网上下载准考证，以准考证上考试科目、时间、地点为准。

4.成绩公布约在考试后20天左右，用自己的ID号查询。

5.拟录取结果5月份向院系查询。

6.5月中下旬调档签协议。

7.6月底或7月初，档案审查无误后发放录取通知书。

网研院普通招考博士生报名申请时间为2018年11月1日-11月30日。其他院系报名申请时间为2018年8月24日-9月7日，综合考核时间为2018年9月中下旬，院系如在九月完成招生计划将不再组织后期招生，部分院系九月如未完成招生计划将组织十一月报名。

四、申请材料

（1）《清华大学人文学院直博生兼修硕士学位研究生报名信息表》；

（2）本人自述；

（3）本科和直博阶段成绩单、学生证复印件；

（4）如果有在核心刊物或会议上发表的高质量学术论文、出版物或取得具有学术水平的工作成果，请提交复印件或证明信；

（5）如果在学期间从事课外科技活动中有获奖或突出表现，请提交相关证明材

料。

五、考博分数

理论经济学：综合考核形式为面试，满分100分。

六、习题解析

1._____ their youth and upspringing, they were not upset by the accident.A.Respecting B.Thanks to C.With respect to D.As regards 2.At first my friend refused to fall in with scheme we had suggested, but eventually I managed to _____.A.play him around B.show him around C.come him around D.talk him around 3.As the tide _____ from the shore, we were able to look for shells.A.preceded B.proceeded C.acceded D.receded 4._____ to the mountain towns is often difficult because of bad roads.A.Aversion B.Adherence C.Incentive D.Access 5.Even 20 years later, he still _____ the memory of his happy and care-free childhood spent in that small wooden house of his grand parents.A.reminded B.cherished C.memorized D.fancied 答案：

1.B 参考译文：由于他们年轻正在成长中，事故没有使他们感到不适。respecting 关系, 说到 thanks to 由于

with respect to 关于, 至于 as regards 关于, 至于

2.D 参考译文：最初我的朋友拒绝我们所提出的安排，但是最后我还是说服他接受了。play around 玩耍

come around 恢复知觉,回来 talk sb.around 说服

3.D 参考译文：潮退了，我们能够寻找贝壳了。precede 领先(于), 在...之前, 先于 proceed 进行, 继续下去, 发生 accede 同意, 加入, 同意 recede 后退

4.D 参考译文：因为路很难走，进这个山村总是比较困难。aversion 厌恶, 讨厌的事和人 adherence 粘着, 忠诚, 坚持 incentive 动机

access 通路, 访问, 入门

5.B 参考译文：就算20年过去了，他仍然会珍藏着那段和祖父母在小木屋里愉快和无忧无虑生活的儿时记忆。

remind 提醒, 使想起 cherish 珍爱, 怀抱(希望等)memorize 记住, 记忆

fancy 想象, 设想, 认为, 爱好, 自负

七、考博经验

一、如何选择博士申请?

1正确选择博士录取方式

现如今博士录取方式主要分为两类：申请-审核制及统一考试两种。尽量选择申请-

考核制(注：现在大多数211或者985应该都差不多实行这种博士录取方式了)。申请-考核制可节省时间，进而继续进行个人硕士阶段课题的研究，争取更多科研成果产出，增加个人申请资本。

2正确选择导师

导师选择我们时考虑很多，同样大家选择导师时也需要考虑导师的师德、学术成就等。这可以通过询问导师课题组相关人员或者网络搜寻。

3正确看待目标导师回复

博士报名期间，目标导师可能会收到许多邮件，要正视邮件不回、回复较官话等多种情况(源于网上帖子了解)。放平心态，厚着脸皮继续联系。把握机会，失不再来。如硕士导师和目标导师有项目或者交情往来，可厚着脸皮申请硕士导师推荐，这种可以说是很重要的资源，望大家充分利用。

二、如何联系导师?

1邮件来往

记得15年7月29日给目标导师发了第一封邮件，邮件内容主要为研究生期间的简介及个人简历。这次目标导师没有回复。然后于15年10月16日，将经过课题组师兄修改过的第二封邮件发送给目标导师，导师晚上就给了回复，要求进一步面谈。

现在回顾发现，第一次未回复原因有以下几点：

(1)邮件写的太烂，简历做的太差，邮件正文仅写了论文研究、学习经历、个人爱好等方面，未能深刻的认识自己;

(2)目标导师至少从第一次邮件读出个人对考博的不用心、不重视。

第二次回复原因可能如下：

(1)积极参考了考博经验交流帖，一篇走心的邮件应该包括对目标导师课题组近年来研究方向的归纳及个人对专业的认识、个人优劣势分析以及个人之后的研究计划，附件为经过认真制作修改的个人中英文简历;

(2)其中目标导师课题组研究方向的把握，可使用Web of Science或者Scopus等搜索工具搜集其课题组近年来所发文章，然后根据题目及摘要将相关内容进行分类总结归纳成若干研究方向即可;个人优劣势分析涵盖了：列举硕士期间个人课题、参与课题组课题及产出等以表现研究能力、英语学习、生活作风及家庭情况等

(3)表达个人读博的意愿，如“读博的决心已定，做好了读博期间可能遇到思想、

试验等多方面困难的心理准备”，以进一步吸引导师的关注。面谈

我和目标导师是在一次国内会议上见面的，导师作为演讲嘉宾参会。当时我就去他所要演讲的专题报告厅里去听，跟找女朋友似的，眼里望的是目标导师，心里想的是见面时谈话该怎样进行。茶歇时我就拿着个人简历就去等目标导师，当时快走到他跟前时，他正在和其他老师聊天，我当时在旁边傻傻的站着，等他们谈话结束，就上前打招呼，将个人简历交给导师。由于下个演讲嘉宾为目标导师，导师说晚些时候再谈，这次谈话匆匆就结束了。导师是明天上午回去，所以我就积极联系导师预约见面时间。见面后谈话并没有之前想的那么可怕，主要谈到的内容：导师询问了下个人的情况，以及导师介绍选择博士研究生时需要考察的研究能力，生活作风，心理素质等，大约谈了20分钟。由于本人当时未能展示出研究能力，导师让我回去写份研究计划书，同时他会向硕士导师询问我在硕士期间的总体表现。那天导师说了句“只要让报名了，笔试通过基本没问题了”。现在回想起来，面谈总体感觉表现一般，所以心里较为忐忑。反馈

7.分享经济:技术监管不可少 篇七

据中国互联网协会分享经济工作委员会发布的《中国分享经济发展报告 (2016) 》显示, 2015年中国分享经济市场规模约为19 560亿元, 保守估计, 参与分享经济活动的总人数已经超过5亿人;预计未来5年分享经济年均增长速度在40%左右, 到2020年市场规模占GDP比重将达到10%以上。

在去年十八届五中全会公报和“十三五”规划建设中, 分享经济首次被政府提出。今年两会政府报告又一次提起分享经济:支持分享经济发展, 提高资源利用效率, 让更多人参与进来、富裕起来。

“分享经济”成了中国2016年的一个“网红”名词。

通俗来说, 分享经济就是利用移动互联网、大数据等技术, 分类优化整合闲置资源或过剩资源, 运用互联网思维, 倡导人人参与的理念, 从而形成强烈的代入感, 让传统意义上单纯的消费者, 可以在经济活动中扮演多重角色, 并产生经济效益。

在“互联网+”时代下, 技术飞速发展, 商业环境不断变化, 监管也需要与时俱进。分享经济作为互联网经济的一种, 具备了虚拟性、全球性、高效性, 以及利用网络数据传输进行交易的运营模式, 决定了行政管理机关对其监管必然面临新难题。

一是保护劳动者及消费者安全的责任缺失。在美国, 优步和Lyft等提供分享租车服务的公司拒绝为司机提供任何保障, 风险由司机与乘客承担。在我国, 也存在一些分享经济平台以“解放手艺人”“实现财务、时间、心灵三大自由”等口号吸引劳动者, 却不提供国家规定的相关劳动保障。这种损害劳动者权益的做法, 会增加安全风险, 对社会安定和谐带来隐患。

二是公共责任的缺失。有些运营短期租房的网络平台实质上提供的是酒店的服务, 也收取相当于酒店的费用, 却没有承担酒店行业应当承担的社会责任, 原来的税收和监管无法成效, 从而成了逃避税收及其他社会责任的灰色地带。

针对以上风险, 技术要先行。政府监管部门可建设与移动互联网时代相匹配的技术平台, 对基于互联网经营的分享经济企业实行全国统一管理, 改变各地各自为政的监管局面, 直接从企业总部获取第一手营运数据, 根据数据依法、如实收取税费, 并基于大数据分析对行业进行统筹管理。

8.分享经济新动能 篇八

近期，国家信息中心信息化研究部、中国互联网协会分享经济工作委员会联合发布的《中国分享经济发展报告（2016）》（以下简称《报告》）指出，2015年中国分享经济市场规模约为19560亿元，占GDP的比重不到1.6%，分享经济从业人员大约5亿人。《报告》预测，未来5年我国分享经济增长年均速度将在40%左右，到2020年市场规模或将占我国GDP的10%以上。分享经济有望成为“拉动服务业增长的支柱型产业，推动经济增长的新动能”。

新经济的催化剂

中崇研究院院长仇瑜峰最能体会“分享”对行业的巨大影响。中崇涉及的大宗商品贸易，是一个对供需、价格、信息高度敏感和高度依赖的领域。

分享经济改变着人们的出行、办公、阅读等传统生活方式。

分享经济的优势就在于通过高效的互联网连接一切。在仇瑜峰的设想中，中崇研究院发起建立的互联网+大宗商品交易生态圈，就是要将大宗商品流、供应链金融、互联网物流、万众创业平台和跨境服务连为一体，为行业未来提供丰富的发展空间。

为了整合大宗商品上下游资源，中崇去年开始组建庞大的互联网技术团队。“跨境服务也可实现定制。”仇瑜峰说，“钢源城”正是在这一计划的推动下，利用物联网、大数据、云计算，整合跨境销售建仓、“大智运”物流、动态监管、供应链金融等优势资源，为企业“走出去”提供全方位配套服务。

类似“钢源城”这样的分享经济平台正在推动传统行业快速转型。“互联网医院很快会成为全世界最大的没有医生的医院。”马化腾在2015年第二次世界互联网大会上说，腾讯投资的挂号网已经开始切入共享经济。

人们更熟悉的“分享”来源于其对日常生活方式的颠覆：全球最大的出行服务商Uber，平台自身不拥有任何一辆车;全球最大的住宿服务商Airbnb，平台本身不拥有任何一套房;全球最大的互联网借贷平台LendingClub也没有一分属于自己的钱。

Airbnb联合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Brian Chesky告诉《财经国家周刊》记者：分享经济将成为主流。“现在谁都可以提供旅店或者是出租车的服务，实际上世界上最大的资产不是房子，而是时间。”

滴滴出行正是中国分享经济的典型代表企业，其创始人兼CEO程维接受《财经国家周刊》记者采访时表示，与他人分享闲置资源，不求拥有只求使用的观念，不仅会成为人们的主观认识和意愿，更会成为城市人生活的必要和必然选择。

在去年中共十八届五中全会和第二次世界互联网大会的开幕式主旨演讲中，习近平都明确提出发展分享经济。今年，分享经济还被写入中央政府工作报告。

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院长胡鞍钢告诉《财经国家周刊》记者，分享经济从深度和空间维度上成为了传统经济模式的拓展，也成为了创新创业的新经济的重要载体之一。

在国外，分享经济最早被称为“协同经济”。真正开始推动闲置资源深层次分享、更高效配置，并逐步形成一种经济模式，始于互联网、尤其是移动互联网大规模商业化并普及之后。

2008年经济危机爆发，催生了如今的几大全球共享经济巨头——Uber（交通出行）、Airbnb（民宿）、Taskrabbit（跑腿）、 Wework（工作空间共享）、Postmate（同城快递）、 GrubWithUs（食品共享）等。

随着互联网深化和产业加速转型，中国的分享经济逐渐生根发芽，触角深入至交通出行、短租民宿、美食分享、二手交易、物流众包、生活服务、医疗、在线教育、办公区域共享等诸多消费行业、领域。每个领域都诞生了几个甚至一批较有代表性的平台企业。随后，基于“互联网+”的连接效应，制造业、金融业、文化娱乐业等逐步涌现出一大批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和新商业模式。分享经济遍地开花。

分享经济是连接供需的新资源配置方式。面对资源短缺与闲置浪费共存的难题，分享经济借助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等技术手段，实现各类分散闲置资源的高效整合，准确发现多样化需求，实现供需双方快速匹配，并大幅降低交易成本。

分享经济是适应信息社会发展的新理念。工业社会强调生产和收益最大化，崇尚资源与财富占有;信息社会强调以人为本和可持续发展，崇尚最佳体验与物尽其用。分享经济集中体现了新的消费观和发展观。

拉动增长的新路径

从供给端来说，分享经济盘活了“潜伏”在个人和企业手中的经济剩余资源，扩大了全社会的供给总量;从需求侧来说，由于供给扩大，降低了全社会的物价总水平，借助公开透明的平台也降低了中介交易成本，有助于提升消费者购买能力。

分享经济契合“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是当前中国经济走出发展困境、消除增长积弊的突破口。 通过将无限经济剩余的供需连接，分享经济培育了新的消费增长点，通过提升效率创造了新供给，推动了当前城镇化、老龄化、产能过剩等问题的解决。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剧，人口的大量集中和流动，带来需求，但传统行业受制于政策，有限供给资源难以满足，引发各类社会问题，例如打车难、看病难、住房紧张等。各类分享经济平台，为这些问题的解决提供了可行方案，推动了公共服务均等化。

全国房地产当前面临着严峻的去库存压力，而长租公寓、众创空间、线上短租等分享经济平台，有望成为今后住宅市场、非住宅市场解决这一难题的“妙方”。

分享经济正在全球范围内释放出巨大活力，并形成资金和资源的集聚效应。据Crowd Companies统计，2008-2015年，全球分享经济企业融资交易次数达到800余次，融资总规模近270亿美元，年融资规模翻40倍。

分享经济为人们的交通出行提供了更多的便利。

分享经济创业项目的数量在中国已开启逐年攀升的脚步，其中2015年有近2000个投资机构共投资3.2万个项目。据《财经国家周刊》记者不完全统计，2015年，51talk、蜻蜓FM、住百家已进行了c轮融资，金额分别为5500万美元、3000万美元、5亿元人民币，e袋洗进行了b轮融资，金额为1亿美元（数据统计截止日期为2015年12月1日），去年滴滴出行已经公布的融资总额超过 229.45 亿元人民币。

根据调研公司 CB Insights 的数据，截至 2 月 4 日，全球价值在 10 亿美元以上的私营公司有 151 家，其中有分享汽车的滴滴出行、Uber，分享房屋 的 Airbnb、途家网，分享医生咨询和预约的挂号网、以及生活类服务的饿了么等。更重要的是，这些公司创业时间多数不到 5 年，就达到上亿甚至上百亿美元的市场估值，堪称创新创业的典范。

仲文告诉《财经国家周刊》记者，新经济代表着新的资源和要素流动方向，尤其是资本流动方向。

传统行业如何拥抱分享经济？首先可以做的是转型。比如传统的汽车制造业公司在生产领域的转型，转型模式包括以租代售和二手交易。宝马、戴姆勒已经开始出租自己的公司。其二是企业借力发力，比如借助社会化的众包、众筹来促进企业的发展。三是资本运作，传统公司资金比较充足，可以收购参股其他适合企业发展方向的产业平台。

治理核心是让市场说话

传统经济发展模式强调市场配置资源的重要性，但市场调节是一种事后调节，无法解决如无序竞争、信息不对称、交易成本、社会公平等问题带来的短期低效。政府规制作为市场调节的补充机制，又难以有效界定合理的距离和边界。

分享经济的互联化、平台化和开放性特征，为传统经济运行机制提供了新的可能。通过降低信息流通和资源整合的门槛，新规则建立，新动力形成，新模式重塑，市场经济如插上翅膀，成为资源配置的更高效手段。

创新经济往往意味着对旧规则的破坏和改造，伴随一定的风险。政府在确立监管和规制方式上，需要有创新的胆识、魄力和远见，需要用分享经济的眼光去看待新生事物。

滴滴、uber司机被绑架、乘客遭遇人身安全、财产安全等问题，短租出去的房屋的基础设施被租客破坏、室内财物被盗等事件并非鲜见。这类问题的解决涉及到分享经济从业者、消费者的安全保护，社会信用体系建立。在分享经济领域，不仅是交通出行行业和房屋租赁，每个行业都面临劳动关系、税收、保险等问题。不能因为这些“问题”否定分享经济的方向和成果。

小猪短租负责人告诉《财经国家周刊》记者，国内的某些短租平台从一开始就注重向Airbnb学习，借鉴了很多有益的做法，比如房东、房客实名认证、为房客购买财产保险等。滴滴等企业也已经牵头成立了分享经济工作委员会，该委员会旨在通过行业内部解决行业问题。

中国信息协会大数据分会专委会副主任文金言说，分享经济代表了未来经济发展的一个趋势，但政府态度，尤其是监管和服务的举措，是行业发展走向的重要影响因素，影响着分享经济的未来。

更重要的是，分享经济直接推动了社会信用体系的建立。阿里巴巴集团副总裁涂子沛告诉《财经国家周刊》记者，基于信用，分享经济才可以延续，而信用的重要载体是大数据。互联网和分享经济的发展，又推动了大数据扩展和应用。

“分享经济不断发展的过程，也是信用体系逐步建立的过程。”文金言表示。

在分享经济时代，信用体系的建立同样不是通过政府管制在推进，而是自发的市场行为，且更为高效、全面和立体。

在住房分享领域，一些平台开始借用第三方信用数据，为房客进行担保交易。电子商务借助征信和交易大数据，完成了需求和信用的高效匹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