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实历史商朝历史

真实历史商朝历史（15篇）

1.真实历史商朝历史 篇一

传说商族是高辛氏(帝喾)的后裔，居黄河下游，有着悠久的历史。 舜时，商族出了一位杰出的军事首领——契。后来商人把他称作“玄王”，作为始祖，并编出了“天命玄鸟，降而生商，宅殷土茫茫”的颂歌来赞美他。

太康失国时，契的孙子相土开始向东方发展，《诗经》上说：“相土烈烈，海外有截”。到夏朝中期，契六世孙冥“勤其官而水死”，商人“郊”祀之。

冥子王亥“作服牛”，向河北发展。到契第十四代孙汤时，商已成为东方一个比较强大的方国。《国语·周语下》说：“云王勤商，十有四世而兴”。

商族的历史相当悠久，较早的文献记载里常把它追溯到有娥氏，《诗经·常发》就曾说“有娀方将，帝立子生商”。相传，有娀氏女简狄吞玄鸟卵有孕而生子，此子即商的始祖契，这就是《诗经·玄鸟》所谓的“天命玄鸟，降而生商”。古史传说还谓简狄是帝喾的次妃，似乎商族和许多族的情况一样，也是黄帝族的一个支系。商族和戎族也有一定关系。古代文献里常将戎与殷若商合称，可能是指殷商的族属而言的。商的始祖母称简狄，可能商族亦与狄有关。种种情况表明，商族是在和许多族的交往中逐渐形成的。

商族兴起的地域现在还不大清楚，大约在我国北方的辽西、翼东北一带，以后才沿太行山东侧的平原地区渐次南移。《世本·居篇》谓商的始祖契居于番。番，即《左传》昭公二年所载周朝人说的“肃慎、燕毫，吾北土也”的毫。古代的幽燕之地与商族的兴起应当是有密切关系的。

2.真实历史商朝历史 篇二

关键词：历史,真实,神话,结构

历史学和人类学之间对话的历史虽然可以上溯到人类历史的诞生, 但是历史人类学作为一门学科出现不过一个世纪之久。对于历史学和人类学间关系的概述, 列维—斯特劳斯认为, “如果说历史学家与人类学家在从研究有意识的内容走向研究无意识的形式的理解人类的道路上所遵循的方向是背道而驰的, 那是不准确的。相反, 它们全都走着同一条道路……唯一不同的是它们的朝向。人类学家是朝前行进的……而历史学家却可以说是朝后行进的……正是这两门学科的结盟才使人们有可能看到一条完整的道路。”[1]可见, 在列维—斯特劳斯那里, 历史学和人类学虽然有着不同的研究方向, 研究的要点也各有侧重, 但是彼此互补、互相结盟却是大势所趋。基于研究历史是为了理解特定现实文化的目的, 人类学一方面学习历史学家处理文献资料的方法, 另一方面又把历史放置于对现实理解的脉络中来理解。可以说, 人类学问题的回答无法脱离历史。

但是对历史民族志研究来说, 有一个话题无法回避, 即人类学家到底要从什么层面来看待和认识“历史的真实性”。一直以来, 人们往往会对两个概念发生混淆:“历史的记录”与“历史的存在”。不言而喻, 人们是通过历史的记录去认识和了解历史。在历史人类学家看来, “历史是意识形态, 而且和任何意识形态一样, 虽然许多人以为它是‘真实’和正确的, 它却容易为人所操纵和重述。”[2]不同的人看待问题的方式不一样, 记录的历史各不相同。不仅如此, “每一个世代都在重写其历史。重写可以在一个世代尚未结束就发生, 也可以能更久。”[2]这与所谓“真正的历史” (期待性假定) 产生了距离。历史的记录除去记录者个人的主观因素外, 也受到历史语境的诸多限制, “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 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 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 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3]

就某一个具体民族而论, 历史的“真实性”表现为一个民族或族群对特定历史事件的记忆和选择。围绕库克之死, 萨林斯在《历史之岛》中从夏威夷土著的角度出发, 展开了一系列建构历史的过程。早前欧洲中心论者看来, 不具备文化的人群是没有真正历史的, 即便萨林斯自己也承认, 他在过去也曾对夏威夷群岛的历史熟视无睹, 但在《他者的时代, 他者的风俗:历史人类学》一文中, 萨林斯所持的却是截然不同甚至相反的观点:诸多不同的文化秩序拥有它们各自关于历史行为、意识和目的———他们自己的历史事件———的模式。由于有各种他者的时代, 他者的风俗, 以及遵从风俗的他性的存在, 人类学的独到之处, 就是去理解任何特定的人类进程[4]。由此可见, 夏威夷人有着自己的历史意识, 有着创造自身历史的动力。

萨林斯发现, 夏威夷土著社会的神话在当地起着关键的作用。夏威夷人的历史意识来自于他们的神话。夏威夷土著社会广泛流传的关于帕奥和卡帕瓦的神话决定了土著社会的头人与神的观念。夏威夷土著人的观念中有两类头人, 第一类是土著头人, 神话人物卡帕瓦是其中的代表, 他是帕奥废黜的头人。帕奥则是第二类头人的代表, 他代表的是外来的、篡位的、对下层民众施于暴政的头人类型[5]。库克船长的死, 与夏威夷人传统的玛卡希基仪式密切相关。玛卡希基是夏威夷的新年仪式, 在长达四个月的活动中, “以一种基本的宇宙论戏剧形塑了自然每年的再生”。“作为总共为期四个月的节庆, 玛卡希基是以被放逐的神及废黜国王罗诺的再现作为标志的。”在夏威夷岛一年的最后一个月———阴历韦莱胡月中大部分日子里, 通过巡游夏威夷岛, 罗诺促成了自然的再生, 连同王权和人类社会的更新。从这一仪式中, 可以看到夏威夷岛的政治与季节之间的交替, 规范了夏威夷社会中人与神的范畴关系, 罗诺神与库神分别象征了和平、丰产的权力与暴力、世俗头人的权力。神既是头人的敌人, 又是头人占有和篡位的对象。库克船长恰好被土著人看做这样一个形象。

1778年12月至1779年1月, 正是夏威夷人的玛哈希基节庆。库克船长恰巧在这个时候来到夏威夷, 且正如当地神话所预言的带来各种物品。他的船队到达夏威夷岛的时间正好在玛卡希基节庆中罗诺神像巡游期间, 而库克的船队在登陆之前也正好以顺时针方向绕岛航行, 与罗诺神像在岛上的巡游方向一致。因此, 土著人将这次回访解释为罗诺神的降临。连库克船长自己也没有意识到, 自从他一上夏威夷岛即被当地人认作罗诺神的化身。玛卡希基仪式结束, 也预示着罗诺神的离去。库克船队的行动却与夏威夷人的思维模式发生了偏差, 于是开始有人询问他们离去的时间, 而且急切希望他们离去。最终, 库克还是率领船队在“延期”不久的情况下离开了夏威夷岛。库克船队的离去又为夏威夷人的宇宙模式提供一种当下的证明:罗诺确实存在, 而且罗诺神的出现与离去与我们的仪式所反映的远古情况是一致的。这样, 库克船长按照夏威夷人的仪式程序做了所有该做的事情, 他的举动也完全符合夏威夷人的仪式。每一件事都确实在历史的层面正好按照仪式的预定序列进行[5]。

接下来人们就能理解, 后来当库克船队断了桅杆而重返夏威夷时, 当地人紧张的反应。本来生活已经由神圣复归于世俗, 国王从神的手中夺回了权利, 然而现在“神”却突然回来了。在他们的宇宙模式中, 神和人本就是相互竞争的关系, 神既是头人的敌人, 又是头人占有和篡位的对象, 因而神的返回自然地被夏威夷人理解为“神要夺回权力”。于是在政治性、宗教性的目的下, 神圣与世俗的斗争不可避免地发生了。颇耐人寻味的是, 夏威夷人把这一事实当做罗诺神年度仪式性的死亡, 他们将库克船长的尸骸还给英国人并问他们来年是否再能返回。库克的一部分尸骸且被当面神圣的物品收藏。每一年的马卡希基节期间, 都会把这些尸骸拿来巡游, 它们被认为载有库克的“马那”神灵, 而库克船长在当地后来的传说中也成为神。由此可知, 库克在夏威夷所受到的待遇, 生为罗诺, 死亦为罗诺。

于是, 另一个更大的“神话”宣告产生:库克船长 (欧洲中心的隐喻符号) 与夏威夷的罗诺 (异民族的神话叙事) 在欧洲航海冒险和殖民扩张的历史过程中遭遇, “再生产”出一种新的“历史真实”。“夏威夷的历史经常重复叙述着自己, 第一次它是神话, 而第二次它却成了事件。”可以看出, 神话作为文化结构中极具符号意味的部分, 它并不只是供人传述的“文本”, 它在传述中也构成了人们先验的思考模式、世界观, 直接影响了人们对历史的认知与实践, 并在“经验性的冒险”中经受着意义的诠释与结构的重组[4]。萨林斯借助了神话模式中的“文化结构”, 将“历史与隐喻”、“神话与现实”成功地结合在一起。其中的逻辑关系是: (1) 神话和传说的虚拟性构成历史不可或缺的元素; (2) 对同一个虚拟故事的复述表明了人们的文化认同和历史传承; (3) 叙事行为本身也是一种事件和事实, 一种动态的实践; (4) 真正的意义和价值取决于整个社会知识体系。对某一种社会知识和行为的刻意强调或重复都属于社会再生产的有机部分。它是虚构的, 同时又具有真实性。虚构本身就是一种事实的真实性。

萨林斯关于库克之死的论述, 体现了这样一种主张:人类学家所称的“结构”———文化秩序的象征性关系———乃是一种历史事物[4]。这种主张, 明确地超越了广泛存在于人文学科中的“结构”与“历史”之间的概念对立。历史乃是依据事物的意义图式安排的, 在不同的社会中, 其情形千差万别。也可以倒过来说:文化的图式也是以历史的方式进行安排的, 因为它们在实践展演的过程中, 其意义或多或少地受到重新估价。在人们进行的创造性行动中, 人们依据对文化秩序的既有理解, 来组织他们的行动计划, 并赋予其行动目标以意义的。

因此, 可以这样认为, 文化在行动中以历史的方式被再生产出来。按照格尔兹的说法, 一个事件是一个普遍现象独一无二的现实化, 是一种文化模式的偶然实现, 另外, 人们会创造性地重新思考他们的惯用图式, 也就是说, 文化在行动中以历史的方式改变了[4]。一方面, 人们是依据对文化秩序的既有理解, 来组织他们的行动计划, 并赋予其行动目标以意义。库克在夏威夷的遭遇便是基于当地的神话模式这么一个前提, 当地土著通过与库克的交往来实现对罗诺神圣的膜拜;另一方面, 相应地, 由于行动的偶然情境并不必定与某些群体可能赋予它们的意义相吻合, 人们会创造性地重新思考他们的惯用图式, 一如库克的出现给夏威夷土著文化系统所带来的转型, 从而实现其再生产的目的, 并使之得以持续建构。不论是哪一方面, 当地的土著文化系统都是库克及其船队一系列行为的载体, 从土著主位的角度来看, 库克始终都游离于夏威夷土著文化系统之外, 然其价值就在于, 当库克进入夏威夷时, 他的那些看起来较为个人的行为在不知不觉间被纳入当地的神话体系, 从而建构了当地的历史。人们可以从历史中发现结构, 反之亦然[4]。

从涂尔干的社会结构论, 列维—斯特劳斯结构主义的“普遍文法”, 布罗代尔的“长时段历史” (结构) 到萨林斯“神话模式”等, 学者们无不在“结构”中寻找“真实性”答案。虽然他们各自在“结构”的指喻和使用上不尽相同, 但都超越对简单事实的纠缠, 上升到了对“文化秩序”重构的高度。比如萨林斯所使用的“文化结构”, 即指文化秩序的象征性关系的历史、表述与作用[6]。在库克船长之死这一事件中, “对历史人类学的巨大挑战不仅仅是要知道事件是如何被文化所作用, 而且要了解在过程中它是如何被重构的。”[7]与传统的结构主义所坚持的“文化理性”不同, 萨林斯超越了“实践理性与文化理性”的简单分类, “发现”或“发明”了另外一种结构的真实性。

参考文献

[1]列维—斯特劳斯.结构人类学[M].谢维扬, , 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 1995:29.

[2]玛丽莲·西佛曼, P.H.格里福编.走进历史田野:历史人类学的爱尔兰史个案研究[C], 1978:29-30.

[3]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76:603.

[4]马歇尔·萨林斯.历史之岛[M].蓝达居, 等, 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3:3-233.

[5]马歇尔·萨林斯.历史的隐喻与神化的现实[M].刘永华, 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3:243.

[6]R.Borofsky, Cook, Lono, Obeyeskere, and Sahlins.InCurrentAnthropology.vol.38 (2) (1996) :255.

3.忠于历史，源于真实 篇三

有这样一个群体,它以生命履行忠诚的誓言。

There is such a profession, which shoulder the lofty mission of silence.

The existence of such a group, to life to fulfill its pledge of loyalty.

七年前的《誓言无声》的开启了中国电视剧谍战片时代的到来,七年后由毛卫宁执导,钱滨、易丹编剧,高明、李强、江珊等领衔,由国家安全部国安影视中心、中国国安文化传媒投资有限公司、中视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及北京百盟影视策划有限公司等单位联合出品,中央电视台全程跟踪的《誓言永恒》又将掀开中国电视剧谍战片的新时代!

一部真正意义的反特系列剧

自从七年前的《誓言无声》播出后,掀起了国内谍战片热潮,从《暗算》、《梅花档案》直至《潜伏》,但是反特电视剧绝大多数却流于情节剧的巢穴,在质量上也出现了大幅度的下滑,这不仅使观众已经嗤之以鼻,也同样令电视剧主管部门,甚至国家安全战线的工作者所担忧。

而今《誓言无声》主创人员再度携手,再次给全国观众讲述了一个也是(第一部发生时)七年后的故事,人物连贯,情感故事连贯,内在逻辑关系连贯,因此这是一部真正的《誓言》系列剧。本剧在此时播出不仅是希望能为祖国的60华诞献礼,也试图重新规范和引领这个类型电视剧的潮流。国家安全部门负责宣传事务的领导对《誓言永恒》的总体评价,是它具有“很高的思想性,很好的政治性,很妙的艺术性和很强的观赏性”。

本剧除了讲述一个复杂的情节故事之外,更多把笔触放到了我国安工作人员,甚至是特务的人生、情感之中,能使观众更确切的感受到一个个剧中人物的真实存在,而非只是办案机器。不同于其他绝大多数特务剧编造或扒海外剧,本剧从创意到大纲到剧本到成片都倾注了国家安全部众多专家的意见和建议,并最终作为国家安全部向新中国建国六十周年献礼作品推出。因此这是一部真实反映我国家安全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工作、生活、情感的电视剧。时隔七年,导演毛卫宁表示:“欧美、日、韩的电视剧,要是打续集的旗号,就一定是原班人马拍摄,故事延续上一部,而且时间进度也是跟剧情保持一致的,而国产剧到现在为止,几乎没有哪部剧是这样。但该剧满足了续集的三大特征:故事延续上部、演员原班人马、拍摄间隔与剧情一致。”

因为与数量众多的所谓谍战剧不同,不论过去的《誓言无声》还是今天的《誓言永恒》,都是在国家安全部门的严格指导下创作的,不论是故事还是人物,还是细节,都更源自于真实,都更忠实于历史,都更接近于专业。可以说,《誓言永恒》是一部严格意义上的现实主义作品。

在“誓言”中的爱与恨

在《潜伏》中,一对假夫妻的人物关系成为让人津津乐道的话题,翠萍这个游击队长出身的人物,更是让观众时时为她的一举一动而担惊受怕。虽然精彩的故事剧情赢得了观众的掌声,但其现实真实性却被忽略了。

在《誓言永恒》中,几组人物关系的设置同样严格遵循了现实主义的创作原则,朱学锋对妻子张小凡和女儿的隐瞒、欺骗和带来的伤害;许子风在《誓言无声》中对女儿许婉云带来的伤害,直到《誓言永恒》依然延续着;许子风因为同样的隐瞒和欺骗,对张小凡也构成了更深的伤害;骆战对许婉云婚姻的干涉与进入,同样充满了危险的职业意味……

如果说《潜伏》中余则成对三个女人的伤害,因为是在战争年代还可以理解的话,那么《誓言永恒》中和平年代里的上述人物情感关系以及由此带来的巨大伤害是否还有其合理性和必要性呢?

这种合理性与必要性是否存在,同样取决于它的剧作“假定性”前提和“规定情境”,更取决于对这种特殊职业的专业性前提和工作谋略的理解。正是在此基础上,《誓言永恒》完成了人物之间的巨大情感伤害和同样巨大的内心阴影。即便如此,观众心中的疑虑也未必会完全消除:

在新的任务来到时,张小凡和女儿难道不会再次陷入“不公正”的悲剧情境之中?

许子风新的谋略难道不会又将别的什么亲人和挚友置于蒙蔽与委屈之中?

骆战虽然和许婉云结婚了,但是他能够给予许婉云正常的生活和真正的幸福吗?

他的特殊职业难道不会在许子风之后给许婉云带来新的伤害?

在《誓言无声》中给许子风带来极大困扰,并导致妻子李景离他而去的所谓历史悬案,《誓言永恒》里终于真相大白,但是他的内心的巨大阴影真的能一扫而空吗?

蓝美琴始终在追索父母牺牲的真相,但真相却如此残酷。这会为她继续从事这份特殊的工作带来无尽的危机与麻烦吗?

所有的这一切真实吗?值得吗?

…… ……

所有这些问题与疑惑,都需要在国家安全这个大背景,都需要在真实的历史条件这个大前提下去思考和回答,也等待观众在电视剧中体味答案……

附:28集电视剧连续剧《誓言永恒》导演及主要角色简介

导演:

毛卫宁:曾七次荣获中国电视飞天奖,三次荣获大众电视金鹰奖,多次获得全国五个一工程奖,三次获得全国十佳导演提名。他执导的作品叫好又叫座,多部都成为各地收视冠军和央视热播大戏。几十年的创作与积累,早已使毛卫宁的名字成为影视剧品质的最大保证。

军人家庭出生的毛卫宁,从小看战争片长大,这样的成长背景使他的导演生涯里尤其偏爱和擅长“反特题材”,且具有独特魅力。他执导的《誓言无声》一经上映就赢得满堂彩,也为他赢得了“碟战之父”的美誉。

“一身转战三千里,一剑曾当百万师。”在《誓言永恒》里高明饰演的许子风是我方一名长期战斗在隐蔽战线的老干部,用高明的话来说:“这是一个可爱的,可歌可泣又令人欷歔的倔老头。这个人物跟007一样,是国家需要的!”的确如此,许子风用他的智慧运筹帷幄了一场精彩纷呈又扣人心弦的反谍战役,他以过人的胆识跟台湾特务机关进行了殊死较量,巧妙地利用对方安插的特务,将计就计地以无间之道还置敌人,甚至在明知对方有暗杀自己的行动后仍然义无反顾地让特务顺利实施暗杀计划,以达到保护战友安全的目的。

如果说许子风作为一场谍报战役的统帅具备了与对手博弈的超强斗智能力,那么他的这盘棋则必须要有骆战这样具备优秀谍报素质的棋子来执行才有可能赢得最终的胜利。剧中有好几次在敌我双方斗智斗勇到白热化的程度时,作为一名反特战士,面对敌人狡诈的试探,骆战做到了不动声色,缓兵诱敌,毫无疑问他是出色的,在工作中出现意外而遭遇领导的指责时,他又是沉稳虚心且戒躁的,这更是难能,正是有着这样的优良素质,我们的反特工作才在举步维艰的困境中一步步地走向了胜利。

“既已忘家许国,遑恤其他,虽机阱满前,众镞攒体,孤不畏也”,这是剧中李强饰演的朱学峰的真实写照。谍报人员选择了国家的利益高于一切,所以能忍辱负重、奋不顾身,即使前路陷阱遍地,即使最终万箭穿身,他们也毫不畏惧。朱学峰是我方处心积虑打入敌营内部的优秀谍报人员,他的忍辱负重,他的无私奉献,让人不由得为他愁肠百结,他牺牲了家庭的幸福,甚至不顾爱女的安危,多少次甘愿遭受敌人的百般折磨,多少次望着妻儿欲言又止,这一切的一切原本都是可以避免的,这一切的一切又都是他主动请缨接受了组织交给的任务,多少次忍不住泪如泉涌,为他临走天涯前嘱咐女儿的那句:“无论什么时候要记住爸爸是个好人!”为他一次次义无反顾地抛妻弃女,孤身深入虎穴,只为完成他那无声的誓言,明知伤害了至亲的人,但仍然选择去伤害,只为了那永恒的誓言!

4.真实历史商朝历史 篇四

在历史研究领域追求历史真实的再现，几乎是每一位研究的历史的学者的追求，他们都是希望最大限度的反映再现历史本来的面目，但是，我认为，即使在科学如此发达的今天，想要以历史研究来客观再现历史的真相是不可能的，我们只能尽可能的是历史研究的结果无限的接近历史的真相，而历史研究也不应该片面的追求强调绝对的历史真相，历史研究的主体和客体也是不可能绝对分离的。

一、一切历史著述都是主体化的历史①

我们都知道，历史研究的对象是人类社会的历史，作为客体的历史就是历史学研究的对象，这个对象一个基本的特征就是一去不复返了，不可能再重现在我们眼前。而所谓主体化的历史就是历史认识的主体根据自己对客观历史的认识而描述和归纳出来的历史。而正因为是认识主体对客体的描述和归纳，所以这样的历史就是经过了主体加工的，所以与客体是不会完全相同的，甚至有时候会出现完全不同的情况。一切历史著述都是主体化的历史，这就决定了历史研究是不能客观的再现历史的真实的。

之前我们曾经学习过，兰克学派倡导客观主义的史学，主张在历史的研究中“排除自我”，排除一切主观意识的影响，执着的追求历史的真相。但是这在实际的操作上却是不可能实现的，这样的研究就让历史研究成为史料的堆积，不能掺杂历史学家一丝一毫的思想；并且即使是对史料进行堆积，也是不能离开个人因素的影响的；而且，“史料是无论如何说不出隐藏在古人行为表象背后的真实的思想动

机”的。兰克倡导的客观主义史学最终受到众多学者的批判，带着而起的“新史学”要求加入历史研究者对历史的解释，从主观的角度去看待历史，由于过分的强调主观的作用，甚至还出现了克罗齐、柯林伍德等极端的主观唯心主义，甚至否认了历史事实的客观存在性。

事实上，无论历史著作的作者承认与否，古今中外的所有史书，在史实的叙述和评论中，无不包括著述者本人的立场、观点和感情。在中国古代的众多史著中，这一点就十分的明显，司马迁作《史记》的目的就是“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②。而《史记》的“太史公曰”、《左传》中的“君子曰”、《资治通鉴》中的“臣光曰”都是表达作者个人观点的。而西方更是不乏这样的例子，古希腊历史学家修昔底德在对当时雅典政事的记载时，就强烈的表露了自己的价值观念，他高度赞扬雅典的民主政体，颂扬伯利克里的政策，他的《伯利克里在阵亡将士国葬典礼上的演说》，实际上即使借伯利克里之口来歌颂雅典的民主制度。

一切历史著述都是主体化的历史，这一点特别明显地表现在论述同一个历史问题的研究者们，由于主观认识的不同，得出的结构往往是大相径庭的，甚至是截然相反的。

比如说，关于罗马帝国的盛衰的原因，不同的研究者就有不同的观点，各自表现出鲜明的主体意识。法国启蒙思想家孟德斯鸠在1734年发表的《罗马盛衰原因论》中提出，罗马帝国在共和国时期之所以强盛是因为罗马的公民具有政治权利，是国家的主人翁，所以他们就具有了勤劳、勇武、爱国爱荣誉等美德，但是到了帝制时代，专制主

义剥夺了人们的政治权利，扼杀了人民的自由，罗马就一天天衰落下去。而同样是关于罗马盛衰的原因，比孟德斯鸠稍晚的研究者、英国史学家吉本（Edward Gibbon，1737—1794）在其著作《罗马帝国衰亡史》中提出，罗马帝国的衰亡是在于“基督教和野蛮主义的胜利”，基督教的传入，是罗马人不再重视务实和道德的实践，爱国心亦随之低落，防务日渐空虚，直至最终灭亡。吉本还断言：要说明罗马帝国衰亡的原因，非此不得其解。

人们在认识历史的活动中，无时无处不受着本人所具有的主体意识的支配，人们总是站在某种立场上，在某种思想的指导下，怀着某种感情去观察历史、认识历史，所谓的纯客观、不带任何主观意识的历史认识，实际上就是不存在的，所以说，历史研究也是不可能再现真实客观的历史实际的。

二、影响历史研究客观再现历史真实的因素

每一位历史研究者在认识历史的实践活动中，都难免会为种种的因素所局限，从而使他的社会生活实践和对历史资料考察研究实践的广度和深度受到影响，导致他所写作的历史与真实的历史产生不同程度的偏差。在历史研究中，影响历史研究客观再现历史真实的客观和主观因素主要有以下几项：

1、历史资料的局限性，历史资料是研究历史的基础，很据史料的存在形式，一般可以将史料分为实物史料（史迹遗存）和文献资料两大类。我们在研究这些史料时，遇到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历史是过去发生的事情，历史无法重演，现在的技术更是不可能是人回到过去的年

代去身临其境的感受和体验当时的历史，我们现在研究历史，大部分就是解读这些史料，从中尽可能得出与历史真相相近的历史。在研究一段历史时，史料的完整程度、史料的真伪以及不同研究者对史料的不同认识都会制约研究者了解历史的真实。比如说，我国历史上的夏朝，由于缺乏充分的史料，只凭古籍中的零散的记载，很难使研究者对夏朝的历史做出正确的判断，稍有不慎，就可能偏离历史的真相。再如，殷商时期曾经迁都五次，但是由于缺乏史料的佐证，对这五次迁都的具体时间地点都无法得知。又如，研究者从史料中推断古典时期奴隶的数量时，根据相同的史料，大家得出了不同的结论，有说是20.6万，有的说是8万到10万，还有人说是6到8万，等等，但是究竟古典时期的奴隶数量，恐怕只有当时的人知道了。

不但在古代史上有许多史实由于史料的局限而至今难以定论，而且众多的近代的经济政治文化事件，相互矛盾的记载也很多。历史资料的局限，严重制约着历史研究对历史真相的再现。

2、历史时代的局限性

历史时代的局限性而导致的非科学的社会历史观在漫长的时期内占据统治地位，进而导致历史研究者对社会历史的进程和规律产生与历史真相发生根本性背离的理解和描述。

比如说在古代，世界上各个民族的各个阶层的人们，都相信有一种神秘的力量主宰者人的命运，因此当时盛行天命史观和神意史观，他们将人类社会历史的发展的终极原因归结为是天、神灵或上帝。而近代资本主义的发展使启蒙思想家们认为社会历史运动发展的终极

原因不是神，而是人性或者理性。但这里的人主要指的是英雄和精英。而两次世界大战以后，人们的观念发生了重大的变化，抛弃了传统史学中的英雄史观或精英史观，开始重视人民大众的日常生活史，更加注重人民大众对历史发展的作用。由于受时代的限制，历史研究者对于社会历史发展的动力和规律的认识都是不同的。

3、研究者阶级立场和政治立场的局限

历史研究者的阶级立场和政治立场的局限不但与前面历史时代的局限相联系，还表现在具体的历史过程、事件、人物的研究和写作中限制着研究者的观察视野，从而在他们的历史著述中总是烙上他们特有的阶级和政治立场的烙印。

在中国古代，史书大多出自官府之手，所以在叙述中，对于用暴力反抗封建统治的农民起义，多污蔑他们是杀人放火、无恶不作的“寇”“匪”“盗”“贼”，这毫不掩饰修书者的阶级偏见。但是到了新中国成立，新中国的史学工作者自然是站在人民的立场上，对历代统治者对农民起义的污蔑采取了理所当然的驳斥，充分肯定历史上农民起义的正义性和进步性，甚至将农民起义当做是推动历史进步的主要动力。这又直接刻上了无产阶级的烙印。这种片面的所谓的“革命立场”，也限制了人民对历史真相的认识，导致了与客体历史的背离。

4、狭隘的民族立场的局限

前面所说的阶级立场和政治立场主要指的是本国、本民族的范围而言的，民族立场的局限，主要是指在研究历史时，研究者受到民族立场的局限。比如说，许多研究者在谈到黑人的历史时，总是会戴着

一种本能的歧视；又如，二战时期，纳粹德国推行极端的民族主义，必定会对犹太人的社会历史发展进行不同程度的歪曲和污蔑；而在中国古代，一向中央政府以天朝上国自居，对周边少数民族的历史研究也是存在民族立场限制的，特别是在讲到突厥、匈奴等曾与中央政府为敌的民族，历史文献中将周边的各民族称之为“夷”“狄”“奴”就是最好的例证。这种狭隘的民族立场的局限，也会造成历史研究与历史真相的背离。

5、研究者能力水平的局限

历史研究者的知识水平，搜集、整理、鉴别、解读史料的能力以及分析研究能力，以及表达能力等方面的情况，都会对历史的认识产生偏差，从而导致历史研究与历史真实的背离。

虽然说历史研究是不能客观的再现真实的历史的，但也不是说，我们就不必重视历史研究的准确性，历史研究者需要认识历史研究过程中遇到的种种局限，这有助于促使研究者在研究历史时自觉地克服这些局限，最大限度地降低与客观历史真相发生背离的程度，在阅读历史著作中，也要注意鉴别其中有可能是出于作者某种局限而产生的与历史真相背离的情况，避免盲目的亲信。

① 这个观点我采用的是庞卓恒老师编写的《史学概论》中关于“主体化历史及其与客体历史的关系”中的观点。

5.真实的历史小故事 篇五

古代帝王常临名山绝顶，设坛祭祀天地山川，晋封公侯百官，史称到悍。

唐玄宗李隆基一次“封禅”泰山，书中令张说做“封禅使”。把他的女婿郑镒由九品一下提至五品。当唐玄宗问起郑镒的迁升事时，郑镒支支吾吾，无言答对。在旁边站着的黄幡卓讥道：“此乃泰山之力也。”唐玄宗听了很不高兴，马上让郑镒降回原职。

后来，人们知道了此事，就把妻父称“泰山”。又因泰山乃是五岳之首，又改称为“岳父”。“岳母”的称呼也就随之而来了。

6.中国历史上真实的元朝 篇六

13世纪初，蒙古部乞颜酋长铁木真(也就是后来的成吉思汗)，以杰出的军事才能，击败了西起阿尔泰山东至兴安岭，南起阴山北麓，北至贝加尔湖的漠北草原各游牧部落，于12创建了蒙古汗国，结束了漠北数百年的分裂历史。

由于自然条件的限制，蒙古漠北地区无法获得生活亟需的农产品及其他更多的物资，为了满足经济上的需要，代表草原游牧贵族利益的成吉思汗，向四邻地区发动了一系列掠夺战争。最初，成吉思汗的主要目标是女真族建立的金国，目的是反抗、摆脱金国的统治。但是，作为战略家的成吉思汗，“深沉有大略”、“未敢轻动”，审时度势，没有首先把矛头指向当时尚能击败南宋的金国，而是选择了在辽、北宋及金、南宋两大势力斗争夹缝中求生存的西夏为突破口。

成吉思汗曾6次攻打西夏，从第一次进攻西夏的12算起，到1227年蒙古军第六次出征彻底征服了西夏，前后经历22年，时间延续如此之久，并非蒙古军无力征服西夏，而是在此期间，他征服和统一了境外诸部落，无暇顾及西夏之事，更无全力进攻西夏的可能。另一方面，西夏始终不甘心臣服于蒙古汗国，每当蒙古军出兵攻打时，在力不能支的情况下，则无奈求和归降，一旦势力有所恢复，形势对自己有利和有机可乘时，就“礼意渐疏，消极纳贡”，“阴结外援，蓄异图”。在23年的战争中，西夏毁约反叛多次，因而蒙古也用兵多次，由于西夏的伪降，使情况更加复杂化，形成了一打就降、一撤就叛的局面。加之蒙古军远征欧、亚的广大地区，无法尽早地解决西夏问题，这就是成吉思汗征灭西夏的战争为何用时较长的根本原因。

1205年，成吉思汗率领的蒙古军第一次向夏国发动进攻。这年三月，铁木真借口西夏收纳了蒙古逃人亦刺哈桑昆，率兵攻入河西，破西夏力吉里寨。并纵兵至瓜、沙诸州进行掳掠。四月，蒙古军在退兵时经过落思城，又大掠人口、牲畜而去。昏庸的夏桓宗纯佑对蒙古军的突然进攻束手无策，只得任其蹂躏。待蒙古大军撤退后，纯佑庆幸危机已过，于是下令大赦。修复经过战争被毁坏的城堡，改都城兴庆府为中兴府，表示夏国经过大难之后，必将中兴。同年十一月，纯佑听到蒙古军进攻金国，与金将河东监军完颜天骥相持不下，即领兵也进入金境，行数日一无所获，后得报金兵被蒙古军击败，遂遣兵救援，知力不胜撤兵而还。

天庆十三年(1206年)正月二十日，长久以来图谋篡位的镇夷郡王安全与纯佑的生母罗太后合谋，发动宫廷政变，废黜了纯佑，安全自立为帝，改元应天元年。三月，纯佑暴卒于宫中，死因不明，终年30 岁。

为扫除征讨西夏障碍，使西夏陷入孤立无援的境地，在进攻西夏之前，成吉思汗已将西夏邻邦盟友——乃蛮部、蔑乞儿部、乌梁海部各个击破。同时在此次征讨西夏时成吉思汗还特别注重研究攻城中的心理战法。在万事俱备、志在必得的情况下，128月，成吉思汗再次进兵西夏，攻克兀剌海城，兀剌海城就是今天的乌拉特中旗新忽热古城，这是成吉思汗从漠北南下、6次征伐西夏时第一个攻克的城池。新忽热古城北依阴山、南控河套平原，是重要的交通枢纽，更是兵家必争之地。这次征讨，蒙古兵在西夏境内掳掠数月，最后因作战线过长导致粮草不济而退兵。

123月，成吉思汗亲率大军，再攻西夏。在贺兰山中段的克夷门遭到西夏军重创，蒙古军伤亡惨重。相持两个月以后，蒙古大军还是包围了中兴府。西夏国主亲自上城督战，守城将士拼死防御。两个月后，蒙军在无计可施的情况下，趁天降大雨、河水暴涨之机，引水淹城。中兴府被围困达一月之久，城中居民淹死者无数。后来，城墙坍塌，决堤的河水四溢，蒙古军队也受到洪水的淹溺，在万般无奈之时，借夏主纳女求和之机，顺水推舟，同意退兵议和。

1212月与1224年9月，成吉思汗又分别两次调集兵力征伐西夏，西夏两位圜主遵顼、德旺虽调兵遣将拼死抵抗，皆因军事实力过于悬殊而屡战屡败，以请降遣人质作为条件，换取蒙古军退兵。此间，西夏军队广大将士誓死保卫自己的疆土，打过不少胜仗，给蒙军以沉重打击，一度极大地鼓舞了西夏军民的斗志。但是，就蒙夏之间整个战局而言，还是以西夏王国尽失西域的河、瓜、甘、肃、凉诸州而告终。

公元1226年2月，成吉思汗又借口西夏迟迟不纳人质，以65岁高龄统兵十万第六次攻打西夏。虽然西夏的各处守将忠心竭力，守城御敌，但最终抵挡不住蒙占铁骑，被—一攻破。同年11月，成吉思汗大军直扑中兴府的北方重镇灵州城。守城的将领是西夏名将嵬名令公，他在灵州城西黄河沿岸层层设防。然而天助成吉思汗，干里黄河，朔风成冰，蒙古铁骑冲过黄河杀将前来。嵬名令公率军迎战，西夏将士倒下一批，又冲上一批，以死相拼。终于阻住了蒙古军如潮的攻势，蒙古军开始拨马往回逃了。成吉思汗见了逃兵，不禁大怒，挥刀砍死几个逃兵，重整旗鼓，再次猛攻，这才歼灭了西夏守军。这场战争非常惨烈，是蒙古军队东征西讨所遇到的最顽强的抵抗。因而激怒了成吉思汗，他发誓要荡平西夏，于是就挥师包围了中兴府，同时派军队把外地的西夏守军各个击破。并于12月命令蒙古军队攻克盐州(西魏置，治所于五原，即今陕西定边，后入西夏，蒙古废之)，派兵四处烧杀抢掠，西夏民众“免者百无一二，白骨蔽野”。

7.真实历史商朝历史 篇七

法国的新教徒“胡格诺”派, 在来自日内瓦的宗教改革家加尔文的号召及领导下, 不再是一个弱小无助的团体, 而成为反抗教会集权统治的重要力量。加尔文 (1509-1564) 生活在人文主义广为流传的时代, 也深受其影响。1563年发表《基督教原理》, 在书中他抨击罗马教廷的腐败, 主张废弃天主教的繁琐礼仪, 取消偶像崇拜等陋规, 代之以简化、纯净的教会。他的教义的根本是否定罗马教廷的地位。

长篇历史小说《玛尔戈王后》是法国著名作家大仲马的杰作之一。如果把简短的“尾声”除外, 《玛尔戈王后》的故事始于一五七二年八月十八日纳瓦尔的亨利和玛格丽特公主成婚, 终于一五七四年五月三十日查理九世驾崩, 时间跨度还不到两年。然而在漫长的宗教战争中, 这却是一个极其重要的片段。其间包括两件大事:圣巴托罗缪惨案和纳瓦尔国王亨利潜逃。前者是宗教战争中最严重的流血事件。后者则关系到战争的全局, 因为惨案在南部和西南部已经激起如火如荼的反叛, 亟待纳瓦尔的亨利去领导。《玛尔戈王后》的故事情节, 就是紧扣这两件大事展开的。

《玛尔戈王后》是一部与历史的框架贴合得比较紧密、历史依据比较坚实的作品。作为历史小说家, 在这部小说里, 历史依据比较坚实, 历史内涵比较丰富。但是, 创作历史小说, 在尊重基本历史事实的基础上, 不但少不了对情节的虚构, 也允许对某些次要事件和人物加以适当的变动, 以期达到更好的艺术表现效果, 以下本人就自己发现的一些比较重大的作品中不符合史实的地方给以指正。

一

在书的一开始, 就为读者们准备了一场盛大辉煌的婚礼。“宫廷里正在欢庆的, 是已故国王亨利二世的女儿、国王查理九世的妹妹玛格丽特·德·卢瓦卢夫人和纳瓦尔国王亨利·德·波旁的婚礼。这天早晨, 波旁主教已在巴黎圣母院门前现搭的台子上为这对新人行过了法国公主成婚时照例要举行的仪式。”

而在历史上, 纳瓦尔的亨利的母亲阿尔伯特来到布卢瓦准备那场为促进天主教和新教团结的联姻。她坚持枢机主教查理·波旁 (Charles de Bourbon) 要以亲王身份而不以教士身份主持这项婚礼, 地点应选择教堂以外的地方, 同时亨利不可陪同他的妻子进入教堂, 凯瑟琳最后同意了。8月18日, 婚礼在未得教宗特准的情况下仍照原定计划举行。亨利陪着他的新婚夫人到巴黎圣母院 (Notre Dame) 的门口, 自己并未进去。巴黎仍不值得他做弥撒。但是书里面的描写可以再现当时法国上层社会的奢华, 为后文打下了基础。

二

在书的第三章里面纳瓦尔的亨利即将召来的绅士时, 他对查理九世这样说道:“陛下, 我不记得他们的名字了。只记得其中的一个, 叫拉莫尔, 是泰利尼推荐给我的。据泰利尼说, 是个完美无缺的人……”这是拉莫尔第一次在书中出现, 作为纳瓦尔国王的一方。而科科纳则是在两人相遇后, 在双方的谈话中提到了自己的身份, “给我的命令是很明确的:尽快到达巴黎;一到巴黎, 立即与吉斯伯爵取得联系。”

但是在真实生活中, 拉莫尔同科科纳一样, 都是阿朗松公爵的属下。作者根据自己的艺术构思, 为了塑造出两个“不打不相识”的莫逆之交, 把初到巴黎的拉莫尔和科科纳分别改为纳瓦尔国王和吉斯公爵的属下。这样使二人的友谊有了更深的内涵。即使是身为不同教派的敌人, 最后也成为互相的知己。以此构思, 能够体现两人崇高的品质。

三

查理九世死在1574年5月30日, 安茹公爵赶回巴黎在同年7月18日夜间, 而纳瓦尔的亨利逃出巴黎在1576年2月4日。作者差不多把这三件事集中在同一时刻:查理九世任命纳瓦尔的亨利摄政以后刚刚驾崩, 亨利三世即从波兰赶回继承王位, 纳瓦尔的亨利连忙趁乱而逃。这就造成了历史的混乱。但是却产生了很好的艺术效果:使人物更为鲜明, 故事更加集中, 结尾更富戏剧性。

亚历山大·仲马的历史叙述小说向读者展示了一个极富争议却又充满吸引力的历史世界。他对历史的独特建构以及所体现出来的建构偏离的倾向, 最能体现大仲马独特的文学特质。尽管新历史主义为历史书写的多样性和开放性提供了理论依据, 历史对于文学的限制减少。但是就最终指向的史学目标而言, 历史叙事小说并不能为历史学家所认可。大仲马的历史叙事小说也不例外。新历史主义的观点认为小说为历史的发展提供了一种事实可以如此的虚构。然而历史赋予文学的使命是庄严肃穆的, 即使是虚构的历史也应当具有这样的基调。大仲马在对历史事件进行情节化设置时, 在意识蕴涵的层面上, 并不能为文学家所认可。所以, 对建构历史的历史主体中心的偏离是他在文学上遭受非议的原因之一。历史题材的文学创作与历史学定义的历史之间总存在着偏离历史中心的离心力, 而通俗的历史叙事小说与历史题材的影视剧作品总是面向读者与观众, 在偏离历史中心的同时而融合更容易为通俗大众所接受的叙事与创作手法。因此, 更易于获得读者与观众的认可。在阅读了这样一本历史题材的小说后, 也得出这样的启示:历史题材的小说适合我们从中挖掘乐趣, 丰满历史人物, 但不能全然依赖里面的内容, 真实的历史还需要史料史实的验证。文学创作可以借由这样或那样的虚构描述吸引读者, 真实的历史则需要我们的考证, 得出正确的结论后方可信任。

摘要：《:玛尔戈王后》是一部与历史的框架贴合得比较紧密、历史依据比较坚实的作品。但是, 小说中有一些情节进行了虚构, 以期达到更好的艺术表现效果, 以下本人就自己发现的一些比较重大的作品中不符合史实的地方进行考证, 以及指正。

关键词：《玛尔戈皇后》,真实历史,虚构文艺

参考文献

[1][美]威尔杜兰著:《世界文明史——理性开始时代》第259页, 东方出版社1998年版。

8.历史上真实的“八仙” 篇八

铁拐李

先说铁拐李，铁拐李在民间传说中为八仙之首，有的书中称其姓李，名洪水，隋朝峡人。有说他是唐玄宗开元、代宗大历之间人，学道于终南山，一次元神出壳，没曾想尸体为虎所食，只得投身于一个跛乞丐。《历代神仙通鉴》称，其原本一俊伟丈夫，善道术，会使导出元神法术，修练于砀山岩穴中，有次应师父老子之约，行“元神出壳”法术，赴千里之外华山，数日后回归，发现其尸体被其徒误焚，突见附近一饿殍，灵机一动说“即此可矣”。即从饿殍脑门而入，神魂归壳后则成一蓬头卷须、黑脸巨眼，并且还跛了一只右脚的丑陋汉子。

钟离权

八仙中名气仅次于铁拐李的是钟离权。有关其人物原型，约出现在五代、宋初之际。《宣和年谱》、《夷坚志》、《宋史》等书都有他事迹的记载，只是后来讹为汉钟离，才附会为汉代人。《历代神仙通鉴》、《续文献通考》等书称，钟离权，复姓钟离，字寂道，号云房子，又号正阳子。东汉咸阳人，其父钟离章为东汉大将，其兄钟离简为中郎将，后也得道成仙。而唐代确实有位叫钟离权的人，《全唐诗》录有他的三首绝句，并附有小传云：“咸阳人，遇老人授仙诀，又遇华阳真人，上仙王玄甫，传道入崆峒山，自号云房先生，后仙去。”他留世的诗题为《题长安酒肆避三绝句》，其中有“坐卧常携酒一壶，不教双眼识皇都”、“得道真仙不易逢，几时归去愿相从”等句，还颇有一些“仙味”，当是一位好道之人。

张果老

张果老是八仙中年迈的仙翁，名张果，因在八仙中年事最高，人们尊称其为“张果老”，历史上实有张果其人。新、旧《唐书》有传，武则天时，隐居中条山，时人皆称其有长生秘术，他自称年龄有数百岁，武则天曾派使者前去召见，张果老佯死不赴。唐玄宗开元二十一年，恒州刺史韦济将其奇闻上奏皇上，玄宗召之，张果又再次装死，气绝很久才苏醒，使者不敢进逼。玄宗闻知，再次派徐峤去邀请。张果只得进京。据说唐玄宗对其传闻有疑，曾叫善算夭寿善恶的邢和璞给张算命，邢却懵然不知张的甲子，又有道师“夜光”善视鬼，玄宗令他看张果，他却问：“张果在哪?”居然对面而看不见。从史传所记来看，张果不过是一位有些心虚的老朽江湖术士，要不何以数次装死以避征召呢?充其量不过会些幻术而已。所以有关他的仙话，全都是道教凭借民间传闻，夸大其词，为了宣传需要而编造的。《太平广记》还记张果老自称是尧帝时人，唐玄宗问术士“叶法善”张的来历，叶法善说：“臣不敢说，一说立死。”后言道：“张果是混沌初分时一白蝙蝠精。”言毕跌地而亡，后经玄宗求情，张果才救活他。

吕洞宾

八仙中流传故事最多的当数吕洞宾，在道教中，全真道奉其为“纯阳祖师”，又称“吕祖”。历来大多数研究者均认为，吕洞宾姓吕名岩，唐末人。《金唐诗)、《词综》中都收有他的诗作。宋代罗大经的《鹤林玉露》、洪迈的《夷坚志》及《集仙传》等书对其均有记载。有说他是京兆人(今陕西、西安一带)，唐咸通中及第，曾当过两任县令。有说他是九江人，原为唐宗室，姓李，因避武后之祸，易姓为吕。他始名绍光，二十余年科场不第，遂罢举而纵游天下，后被钟离权点化成道。他是八仙中人情味最浓的一个，潇洒、风趣，为民除暴安良，斩妖除怪，还好酒好色，世间流传有《吕洞宾三戏白牡丹》的传说，他的传说既多且杂，但从中也可看出原是唐代一位慕道的士人，后被人们神化成仙。

何仙姑

何仙姑是八仙中惟一的女性，有关其身世说法不一。一说她是唐朝人。宋初《太平广记》引《广异记》称有“何二娘”者，是位以织鞋为业的农妇，后因嫌家居太闷，游于罗浮山，在山寺中住下，经常采集山果供众寺僧充斋。一次，远在四百里外的循州山寺僧来罗浮山寺，称某日曾有仙女去彼山采摘杨梅果子，经查实那天正好是二娘采果的日子，再加之大家又不知二娘从何处采来这众多山果，便认为二娘即为循州山寺采果之仙女，从此二娘远近闻名，她也借此不再寄居山寺了。《续通考》说何仙姑为唐武则天时广东增城县人，出身时头顶出现六道毫光，天生一副“仙科”，十三岁时在山中遇一道士，吃了道士一只仙桃，从此不饥不渴，身轻如飞，并可预见人生祸福。后来她应召进京，途中离去。

蓝采和

八仙中有位玩世不恭、似狂非狂的行乞道仙，名叫蓝采和。南唐沈汾《续仙传》、宋初《太平广记》、陆游《南唐书》等书均载有他的事迹。是唐末至五代时人。其行为怪僻，贪杯喜唱，平时穿一身破蓝衫，一只脚穿只靴子，另一只则光着脚丫子。更不近常情的是，夏天他穿棉衣，冬天却躺卧雪中而全身冒热气。平时他手持三尺有余的大拍板，一边打着竹板，一边踏歌而行，沿街行乞，他唱的歌很多，大都是触景而生，不仅令世人觉得高深莫测，而且颇具仙意。他行为癫狂，有人施钱给他，他大都送给贫苦人，蓝采和居无定处，四海为家。这个仙人的人物原型本是一江湖流浪汉，仅由于他的行为癫狂，又好周济穷人，因此深得人们喜爱而被神化成仙。

韩湘子

普遍的说法，韩湘子是唐代著名文学家韩愈的侄子，《唐书·宰相世系表》、《酉阳杂俎》、《太平广记》、《引山传拾遗》等书都有关于他的介绍。称其是韩愈侄孙，历史上韩愈确有一个叫韩湘的侄孙曾官大理丞。他成仙的传说，最早见于唐代段成式的《酉阳杂俎》。书中称韩愈有一年少远房子侄，为人轻狂不羁，不喜读书，韩愈曾责怪他，他却能在七日之内使牡丹花按其叔的要求改变颜色，并且每朵上边还有“云横秦岭家何在……”的诗句，韩愈惊奇万分。还有说韩湘子是韩愈外甥，其事迹和《酉阳杂俎》所言大同小异，韩湘子其人物原型为韩愈的族侄，五代时即被仙化。

曹国舅

排名八仙之末的曹国舅，出现的时间最晚，流传的仙话也较少。其身世，说法大同小异，都和宋仁宗的曹皇后有关。

9.武媚娘传奇背后的真实历史 篇九

刘见华

（作者

浙江大学历史地理学

刘见华）

名字与名号

“武如意”这个名字，是编剧的生造

武媚娘，就是后来的一代女皇武则天。但“武则天”之称，是根据她去世后大臣给她的尊号“则天大圣皇帝”得来的，所以，当武则天在世是，是绝没有“武则天”这个称呼的。

“武媚娘”之称，是确有其事的。武则天入宫当才人，唐太宗李世民给她的名号是武媚。注意，这里是“武媚”，而不是“武媚娘”。当时本来有一首舞曲叫《舞媚娘》，但是民间渐渐地把这曲子叫成《武媚娘》，是故意借用武媚的名字，把“武媚娘”传开了。

武媚娘当了皇帝后，还给她自己取名“武曌”，这个字是她自己造的，表示她像日月一样高悬在空中。不仅如此，她还一连取十二个名字，如“武埊”等。

至于武媚娘的本名，叫武珝，这个珝，是玉的意思，一个典型的女孩名字。

但“武如意”这个名字，纯粹是编剧的生造。它的灵感来源，是因为武则天本名武珝？珝就是玉，玉如意嘛；或者是根据武则天的年号？武则天称帝后第二个年号就是“如意”。这，就只能问问编剧本人了。

《武媚娘传奇》中出现的宫中妃嫔的名号与等级，基本都是正确的。唐朝后宮，除皇后外，正一品妃有四个：贵妃、淑妃、德妃、贤，即剧中所说的“贵淑德贤”，所以，韦贵妃的地位是很高的，除了皇后就数她了。正二品叫嫔，有九个：昭仪、昭容、昭媛、修仪、修容、修媛、充仪、充容、充媛，武则天后来也当过昭仪，虽然不是最尊贵，也是很尊贵了。正三品叫婕妤，九人。正四品美人，九人。正五品才人，九人。武媚娘这一批人进宫时就是才人，地位不高，但也不是最低，因为底下还有：正六品的宝林，二十七人；正七品的御女，二十七人；正八品的采女，二十七人。

武媚娘其人

阴险毒辣，杀死自己的亲生女儿

剧中的韦贵妃自己没有子女，十分嫉妒武媚娘，多次陷害。事实上，历史上的韦贵妃不但与唐太宗有一子（纪王李慎）、一女（临川公主），她还是改嫁给李世民的，在改嫁之前她与前夫还有一女。而韦贵妃的为人也不是像剧中那般阴险毒辣，而是一个谦恭的人，她在唐太宗死后安享晚年，得到善终。

剧中武媚娘比徐惠抢先一步，得宠于唐太宗，惹来徐惠的嫉妒，这更是编剧颠倒乾坤。历史上是徐惠得宠，而武媚娘自始至终都没有得到唐太宗的宠爱。武則天在唐太宗时期过了12年的后宮生活，自始至终都只是才人，但徐惠很快就由才人升为婕妤，又升为充容，排在第12位，死后，还被追封为贤妃。

同样与剧中美丽温柔的武媚娘相反，历史上的武媚娘没有范冰冰那么美，也没有剧中武媚娘那样贤惠大度。她其实是一个略显成熟的人，性格上也更为刚强，武媚娘曾用铁鞭、铁棍、匕首为唐太宗驯服猛兽，这分明就是一个女汉子嘛。反观徐惠，论相貌，粉妆玉琢、乖巧可喜；论才华，满腹经纶，琴棋书画无不精通；论为人，深谙人情世故，为人低调；论品格，温文尔雅，蕙质兰心。徐慧永远都以完美来要求自己，所以她才是唐太宗宠爱的人。而且，当唐太宗驾崩后，徐惠哀慕成疾，不肯服药，又作七言诗以示爱慕。病逝时年仅二十四岁，追封贤妃，陪葬唐太宗的昭陵。

真实的武媚娘，后来更变的阴险毒辣。在唐高宗李治时期，她为了争宠，使尽了阴谋手段，甚至不惜杀害自己的亲身女儿。当时武媚娘是昭仪，在她之上还有王皇后、萧淑妃等人。武媚娘生了女儿，王皇后来看孩子。等王皇后走了以后，武媚娘自己下手，用被子将自己的女儿活活闷死。唐高宗来时，发现孩子已经死了。武媚娘于是痛哭流涕，说是王皇后刚才来闷死了孩子。唐高宗哪里想到武媚娘会狠心杀掉自己亲生女，最终废掉了王皇后。而萧淑妃也因为之前专横跋扈、骄傲嚣张，与王皇后一起被打入冷宫。武媚娘顺理成章当了皇后。

但有一天，唐高宗偶然来到冷宫，见到王皇后和萧淑妃，发现饮食都是从小洞中送入，听到她们痛哭流涕，又不免伤感，就想赦免她们。武媚娘得知这事后，恐怕她们二人重新获宠，忙派人假传圣旨，将二人害死。萧淑妃临死前破口大骂：“武氏狐媚，颠倒乾坤！我死后将化作厉猫，让武氏为老鼠！”两人各被杖刑一百，然后砍去手足，投到大瓮之中，折磨几天才死。

此后，萧淑妃死前那番话总令武媚娘毛骨悚然。她下令宫中不许养猫，又经常在梦中见到王皇后和萧淑妃披头散发，满脸是血，前来索命。吓得她不敢再住在长安宫中，只好住到洛阳去。

唐朝女性真的都是“暴露狂”吗？

《武媚娘传奇》因为太过于暴露而被删减，那么真实的唐朝着装是如何的呢？真的这样暴露么？这里面有一定道理，但也不完全正确。确实，在唐朝，至少文人认为，女人就是应该把最美丽的姿态表露出来，当时的诗词中就频繁出现“胸前如雪脸如花”、“长留白雪占胸前”等句子。飘逸宽松的低胸装和抹胸装在当时都非常流行，也符合唐代以胖为美的审美标准。因此，唐代贵妇的礼服多以坦胸、低领、大袖为主。但是，袒胸并不代表露乳，更不会刻意露出半边乳房，而且，这样的穿着只限于贵族女人，老百姓家的闺女还是保守的。

在中国古代，唐朝是开放的，但它的开放其实更多表现在婚嫁及男女关系上。当时并不像后世那样，要女人“从一而终”，女人是可以堂堂正正地改嫁的。如果一个离过婚的女人家庭很有背景，那么也是很容易再找到一个合适的丈夫的。

张冠李戴

究竟是谁识破了天独国师的假圣物？

“掖庭”在《武媚娘传奇》中被解读为冷宫，那是把掖庭狭隘化了。在唐朝皇帝、皇后寝宫的两侧，是其她妃嫔、宫女们居住的地方，由于它们像两腋护卫着皇帝皇后的寝宫，被统称为掖庭。冷宫也在掖庭之中，但掖庭绝不仅仅是冷宫。

同样，剧中把《女则》说成是后宫中女性的行为规范，也是“大词小用”。《女则》是写给全天下的女人，告诉她们怎样相夫教子、遵守纲常礼教的，而不仅仅是给后宫的女人看的。

10.历史上的真实的唐玄宗与李白 篇十

天宝元年，唐玄宗下令征召李白进宫，入职为官。李白大喜，以为从此可以仕途通达了。由山东赶往长安，并且在金銮殿见到了唐玄宗，让李白待诏翰林。虽然只是候补的位置，却已经接近了唐玄宗和杨贵妃。有的是机会升职。

李白的才华，我们是知道的。至今他的诗词我们都在学习。因此，当时的唐太宗是十分喜欢李白的。唐玄宗与杨贵妃在骊山温泉宫时，李白写了《侍从游宿温泉宫》等诗。深得唐玄宗看重。有次，唐玄宗作曲，想让李白作词，因此急招李白。

可是李白当时喝醉了，将他泼醒，顷刻间做了十余首诗。唐玄宗大喜，赞赏了李白。之后又做了无数诗词，深得唐玄宗的宠信。由此可看，李白在那时是有一定地位的。因此，李白绝对不会自己走人的。

11.历史上真实的丐帮 篇十一

最近，云南大理举行了所谓的“丐帮大会”，其实就是利用一个民间传统节日，各地乞丐集中在一起行乞。在金庸的小说里，丐帮被塑造成为天下第一帮派，门派多、门徒广。尤其是帮主萧峰、洪七公等人，武功盖世，行侠仗义。其实，小说毕竟是小说，历史上真实的丐帮，可不是这样的。

在小说《金玉奴棒打薄情郎》中有这样的描述：杭州城内几百名乞丐由帮主金老大一人管理。丐帮内组织纪律严明，各大小乞丐每月要交“份子钱”。那些最低级的乞丐，劳动所得大部分都要上交。高级别的相当于职业经理人，由帮主发工资。帮主金老大对所有乞丐有生杀大权，如有不服的去告官，官府都不爱管这帮人。所以，乞丐们无不对金老大服服帖帖，“这般丐户，小心低气，服着团头，与奴一般，不敢触犯。”

不过，乞丐窝里也会飞出金凤凰，那就是明朝的开国皇帝朱元璋。有段传统相声《珍珠翡翠白玉汤》就是说朱元璋怀念丐帮朋友的。历史上，朱元璋也的确下过令，对全国乞丐实行集中管理。

具体来说，明朝从各省到下面的府、县、乡，每级各设有一个丐头领导，各级丐头受当地领导的管辖，而且可以世袭。朱元璋的本意一是招安丐帮，帮助朝廷做点事，二是救助乞丐。谁知，丐帮一旦与官府联合，愈来愈流氓。

由于允许丐头世袭，一些破落的贵族逐渐进入丐帮，随之而来的便是各种势力在丐帮内的交集。丐帮与黑帮相互渗透，一些原本黑社会才干的事，丐帮也乐于效仿。据《皇明条法事类纂》记载，明北京城内，有一个名为“叫化子”的青壮年丐帮，白天游手好闲，喝得烂醉，手提酒壶，四处强索钱财。晚上拧门撬锁，盗窃抢劫，遇良家女子，猥亵强奸，简直无恶不作。官府也不太敢管，只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有时官府的办事人员在大街上遇到这些乞丐甚至还要给他们让行。

丐帮有自己的“盈利模式”，例如收取保护费。在繁华城市沿街店铺，一些丐帮专门对商家收取保护费，或营业抽成，或份子钱。总之，必须给钱。若不给，轻则派乞丐轮番乞讨骚扰，重则派丐帮打手上门滋事。很多商家为了生意太平也只能屈服。清末广州著名丐帮“关帝厅人马”对此很擅长。

除此之外，丐帮还会向老百姓的红白喜事索要例钱，只要家里办事就要交钱，否则就让你喜事变丧事，丧事更闹心。交钱后，送给你一个丐帮吉祥物，如打狗棒、旱烟袋杆等东西，意思是，这家已经交过钱了，兄弟们别再骚扰，相当于开发票。

慢慢的，一些江湖习武之人也逐渐加入丐帮，类似黑社会打手，这让丐帮与黑帮更难以区分。清朝时，丐帮组织非常兴盛，在全国产生了众多影响力较大的丐帮，基本都已黑帮化。据《大清律例》记载，全国大丐帮组织有北京的“黄杆子”“蓝杆子”，华北的“穷家门”、东北的“大筐”，湖北的“罗筐会”、江西的“边钱会”，还有东南地区的“花子会”“食巴会”等。

不过，丐帮即使有朝廷撑腰，说到底也不过是后者用来稳固政权、收买人心的工具而已，一旦嚣张过头，随时会被朝廷抛弃。据《清高宗实录》记载，乾隆三十二年（1767年），安徽“流丐”猖獗，作惡多端，“聚集多人，用强索讨，已成地方之害”。敲诈勒索也就算了，这些乞丐竟然还拐卖人口，引起了民愤。广德州官府忍无可忍，州官与都司派人缉拿，却遭遇公然拒捕，很多官兵被砖头打伤。安徽巡抚冯钤震怒，增派官兵，大力围剿数月，才将这伙丐帮剿灭。 （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摘自上海观察）

12.真实历史商朝历史 篇十二

在时间轴上,现在以前的就是历史。在时间的漫漫长河里,人们对于历史的迷恋和传承从未断绝过,在科技的时代下,历史已经不再是老者口口相传的故事,也不再是泛黄纸堆里的文字,而是变换成生动的图像。历史题材类电视剧用其书写记忆的方式让历史屹立在现实生活中。

二、历史题材类电视剧的发展

(一)戏说剧

戏说的一个显著特点便是轻松,随着娱乐和虚构的增多,也越来越适合电视剧故事叙述的特征。大陆的戏说剧和港台戏说剧不同的一点就是带有现实的警示,穿着的是古代的衣裳,说的是当今的政事,演绎的却是现在的故事。戏说剧的另外一个特点,是用民间的话语和眼光去叙述历史。

(二)功利性的历史重组

由于与生俱来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在历史剧的创作中更多地表现出对于忧患意识的思考。不论时代如何发展都无法撼动一些剧作者想要改造现实的信念。例如,《包青天》《曾国藩》和《海瑞》直至《天下粮仓》的播出,一系列清官的形象跃然屏前,对创作心态进行了完美地诠释。这些剧作与现阶段中国的改革现实相吻合,总也离不开对国与家、官与民关系的探究,可见剧作者用心之良苦。

(三)商品气息对历史的侵袭

在市场经济的运作下,电视剧成为一种制作,一切发生的或者未发生的都可以在历史剧中演绎,其最终目的是与利润和货币挂钩的,历史成为取材的宝地。剧中帝王的一生、感情纠葛纷纷登场,汉唐戏清宫戏也层出不穷。受到商品气息侵袭的产物,在创作过程中不断碰撞交织,产生了一个阶段的历史热潮。

三、我国历史剧的现状分析

毋庸置疑,历史剧已经成为我国的一种文化现象,其对实际生活和审美活动都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历史剧作为电视剧的一种题材类型,有着真实性和虚构性特性。例如,历史剧的虚构对于真实历史的影响,现在的历史题材类电视剧趋于商业化,娱乐性也较浓,也可以说是虚构。

有一种观点认为,历史题材类的电视剧应该在真实和虚构的中间找到一个点,觉得只有在尊重历史的前提下,进行艺术创作和虚构,才能表现或者还原历史的生活状态。另外一种观念认为,历史题材类的电视剧不应该被赋予教育的任务,其影响力极强的特点,在创作中应该认识到教育的功能和意义,把握好虚构的适度原则。

随着市场的发展修复,剧作者的创作水平和观众的审美都有了一定提升。伴随着《琅琊榜》《芈月传》等一些优秀历史剧的出现,历史剧中出现的一些不良现象得到了逆转,摆脱了前些年的戏说套路,开始让历史回归艺术的本真,在保证娱乐性的前提下,提高了审美的水平。值得称道的一点是,这些电视剧引发了观众对历史兴趣,使得一些人愿意再翻开历史,对历史细节进行一番争辩,这也标志着历史剧题材的创作理性回归。

四、戏说误导了观众对历史的认识

以《步步惊心》《美人心计》《宫锁连城》《花千骨》为代表的架空历史的作品,叙事内容从宏大的家国叙事转变为对个人成长的呈现;叙事格局由“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大胸怀转变为“相思相望不相亲”的小情感;对历史事件的应用,从真实呈现转变为借用历史外壳表达创作者的主观意愿和价值观。这些剧作,深受消费主义文化的影响,过于注重观赏性,对思想性与历史真实用力不够,一定程度上误导了观众对历史的认知。

五、历史在厚重深刻中得到转型

经过了戏说和宫斗剧以后,历史剧得到了一定的转型,一些比较优秀的历史剧作品慢慢出现在观众的视野。比如《琅琊榜》《芈月传》《北平无战事》等作品,在其娱乐性的基础上,在历史真实和娱乐审美之间找到了平衡的支点。在《琅琊榜》中使用冷色调的画面去表现,去除了不符合的金银铜等华贵饰品,着重展现魏晋风骨;《甄嬛传》中人物服饰以及图案都根据清朝服饰,依照人物的喜好和品级进行设计;《芈月传》中对于各国的服饰也进行了不同的划分和设计,如楚国尚红、秦国尚黑、燕国尚白的历史记录。

根据《琅琊榜》导演孔笙对创作目的的阐述:“在这个执着了12年的信念终于达成的悲怆故事里,友情、忠诚、正义、坚忍、成长等挣脱了重重苦痛晦暗的种种美好所传递出的真、善、美的价值取向,让观众感受到了珍贵的、有价值的情感和精神。”历史剧同一般电视剧唯一的不同之处,就是主题内容更加丰富和深刻,必须有人性的东西包含在其中,让观众品味历史的厚重,汲取历史经验中的丰富知识内涵。

六、在审美娱乐和真实中找到一个平衡点

历史剧承担着传承文化和历史的使命。历史在大众文化的影响下,慢慢向娱乐化方向发展。积极的作用是,历史知识更容易得到广泛的普及和传播,缺点是观众失去了思考能力只是被娱乐。所以,一部成功的历史剧应该处理好审美与娱乐、历史真实和艺术真实之间的关系。历史剧中的审美观念必须和传统文化相一致,如家国统一的观点、真善美的高尚品质。

梅长苏和萧景琰在《琅琊榜》中演绎的高山流水般的兄弟情,还有甄嬛和果郡王在《甄嬛传》中的爱情,表达的何尝不是一种“生者可以死,死亦可生”的爱情观点。高质量历史剧使观众既了解了历史和人文思潮,并在欣赏的过程中对历史进行反思,得到人生的启迪。

七、结语

历史剧应该在充分尊重历史的条件下合理融入历史,对历史重新整理,留给未来一个真实的活历史。历史剧创作者还要善于发掘历史诗性的品格,赋予历史以新的现代文明,从而达到一种审美感知,提高对历史的审美层次。

参考文献

[1]白丽荣.试论历史剧中“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J].洛阳师范学院学报,2009(04):44-45.

13.真实历史商朝历史 篇十三

澄清“残留”事实，给后人留下真实的历史-侵华老兵奥村和一到山西省档案馆查阅档案

4月上旬，一位参加过日本侵华战争，在战败后曾“残留”山西的日本老兵奥村和一，到山西省档案馆查阅“残留”档案，并前往太原烈士陵园，向被日军杀害的解放军烈士谢罪。奥村说，“这次来山西查档的.目的，就是要澄清‘残留’事实，还历史本来面貌，揭穿谎言，……

作 者：孔繁芝 作者单位：山西省档案馆刊 名：山西档案 PKU英文刊名：ARCHIVES OF SHANXI年，卷(期)：2000“”(3)分类号：关键词：

14.文艺塑造不等于历史真实 篇十四

孔子孔子是春秋末年鲁国出色的教育家、思想家、文献整理家。是在中国的学术界和思想界有极大贡献和有深远影响的学者。于是在人们心目中，孔子的形象往往是个文质彬彬的老学究。历来所绘画的孔子画像，几乎都是囿于此种模式的。其实，真正的孔子固然具有其温良的内涵和文雅气质，但更重要的是他还具有高大威猛的身材和结实壮健的体格，他是一个文武俱全的能人。

据《史记·孔子世家》记载，孔子“身长九尺有六寸，人皆谓之长人而异之。”把周代的尺度折合成今天的公尺来计，孔子身高是1．9米左右，身材可谓特别高大。孔子不但生得奇高．而且还锻炼得健硕强壮。他擅长于各种体育运动。气力很大。著名史学家郭沫若在《十批判书》孔墨的批判章中，曾称孔子为“千斤大力士”。古书中有“孔子劲杓国门之关”的记载。孔子又善于射箭和驾车，其技术高超，为当时人所共赞，这在文献中也是有记载的。可见孔子确实是身材魁梧、膂力过人的人。孔子能够博览古籍，并且整理古文献成就卓著，这都需要有充沛的精力才行，孔子之所以有充沛的精力，这与他有强壮健康的体魄是大有关系的。显然，身材如同运动健将一样的形象才是孔子的真正形象。

秦始皇 秦始皇消灭六国，统一中原，建立强大的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大秦帝国。在一般人的心目中，秦始皇是一个能叱咤风云，有雄才大略，其仪容甚威尊，其体魄极健壮的英明君主。古今人所绘的秦始皇画像，几乎都属于这种形象。

其实，秦始皇是一个身体发育很不健全，患有多种疾病，身体瘦弱，相貌丑陋的半残疾人。《史记·秦始皇本纪》中记载有尉缭的讲话：“秦王为人蜂准，长目，挚鸟膺，豺声少恩而虎狼心。”根据这段记载，郭沫若在《十批判书》吕不韦与秦王政的批判章中，指出秦始皇有四种生理残缺或疾病：一是鸡胸(挚鸟膺)，属软骨症之一种；二是生成马鞍鼻(蜂准)；三是眼球突出(长目)；四是患有气管炎(豺声)。郭沫若进一步指出秦始皇“因为有这生理上的缺陷”，在幼年时就颇“受人轻视”。导致他“为了图谋报复”而心态不断向残忍方面发展。

郭沫若的意见是有所根据的，他的分析有一定的道理。尉缭是当时人，耳闻目见，他对秦始皇的相貌体格的描述肯定不会与事实相差太大。所以可以肯定秦始皇的相貌仪表并不是堂堂威庄的。而是丑陋有缺陷的。

张飞 在一般人心目中。张飞是一个相貌凶恶的粗蛮汉子：黑面大眼，燕颔虎须，脾气暴躁，行事莽撞。所以画像上的张飞形象总免不了具有凶恶丑怪的特征。其实张飞的这种形象是被歪曲丑化了的，大概是因为人们受文学作品的影响所造成的。应该指出。真正的张飞，其长相并非如传说所讲的那样令人生畏。

按正史所记，张飞生得仪表堂堂，高大魁梧。《三国志·张飞传》说：“飞雄壮威猛，亚于关羽。”关羽有一部美髯，向有美男子之称。张飞在当时能在容仪方面与关羽并誉，足见他不可能是个丑人。况且张飞所生的两个女儿，先后都成为了刘后主之后与妃，天下美女多的是，为何刘后主千不娶万不娶，偏偏要娶张飞的两个女儿为后与妃呢?其中原因之一，必然是张飞两个女儿都是绝色美人。值得深思的是：如果张飞无堂堂仪容，他生的女儿又怎会都有倾国倾城之貌，从而成为皇后与妃子呢?

张飞也并非是一个蛮牛式的鲁莽人，虽然他性情爽直无饰，易于冲动，但他办事亦往往粗中有细。《三国志·张飞传》说他“爱敬君子”。可见他是有一定的文化修养的。今传世有张飞的书法墨迹(按：此墨迹是否真属张飞手笔，虽有争议，但未能一概否定。故仍可作重要的参考。)据墨迹看来，张飞写字用笔颇为持重，结字颇为严谨。如按“字如其人”的讲法，从某种意义上说，张飞性格鲁莽行为蛮横之说就值得怀疑，相信此说亦是被过分夸大的。

从文学或艺术的角度看，历史人物的形象是可以夸张地描绘的。但作为研究历史，我们决不能受文学艺术的影响，而要维护历史真貌。因而希望人们对以上所讲的几位历史人物的形象要有正确的认识。

15.聪明的一休的历史真实面目 篇十五

三个和尚牵着一条狗跋山涉水来到了西天，见到了远近闻名的佛祖。佛祖问：你们为何来到这里？ 三人说：来取真经。佛祖又问：你们怎么知道这里有真经？ 第一个和尚说：世人皆说西天存有真经。佛祖摇摇头：这里没有真经，只要一心向佛，万念皆为经。第二个和尚恍然说：心中所想即为经，那我的所有想法都是真经，我亦可为佛祖。佛祖不置可否，转向第三个和尚。第三个和尚说：有无真经对我无异，就当白跑一趟。佛祖面带失望，正欲送他们离开，忽然发现了三人带来的狗，遂问它：你认为这三个和尚怎么样？ 狗：汪汪汪...佛祖皱眉，略一施法，把狗变成了人样。狗打量了自己一番，说：你们的东西与我毫不相干，我有自己的世界，有我们自己的想法。又说：佛祖慈悲，把我变回狗吧。佛祖略一思念，抬手施了法术。不过狗没有变回原形，反倒是那三个和尚变成了狗。于是，时间便多了三种狗：跟风狗，权限狗，酱油狗。另外，多了一种有自己独立思维的人。日本高僧一休曾纵酒吃肉找妓女写淫诗

中国的70后、80后整整两代人，要是谁说没听说过有个叫“一休”的聪明的日本小和尚，那么大家肯定会把你当天外来客看待的，因为那就像美国人不知道华盛顿、法国人不知道拿破仑、中国人不知道毛泽东一样奇怪和不可能。

上世纪80年代，有一部日本动画片《聪明的一休》曾风靡中华大地。“一休哥！”“哎！”“就到这里!”这个来自东瀛的圆脑袋小和尚，那清脆俏皮的童音；每逢遇到难题就在头上画圈，“叮”的一声，计上心头，憨态可掬的智慧形象，征服了亿万千中国观众的心，伴随着无数70后、80后成长。

而一休在历史上也确有其人，其法名一休宗纯(1394—1481年)，京都人，别名千菊丸，自号狂云子、梦闺、瞎驴等，是日本室町时代(在中国是明朝前期)的一个禅僧、诗僧，动画片描写的只是他童年时代一小段生活，实际上他活到了87岁，他的人生要复杂、漫长得多。

《聪明的一休》以历史上的真实人物一休宗纯禅师的童年为背景，故事发生在室町幕府时期（与历史真相有很大出入）。曾经是皇子的一休不得不与母亲分开，到安国寺当小和尚，并且用他的聪明机智解决了无数问题。一休不光聪明过人，还富有正义感，他用自己的机智和勇气帮助那些贫困的人、教训那些仗势欺人的人，给人留下了很深的印象。此外，善良的小叶子、正直的新佑卫门、和蔼的长老、贪心的桔梗店老板和弥生小姐、可爱的足利义满将军等也都塑造得很成功，他们鲜明的个性和充满哲理的故事深深影响了一代人。那时的孩子们纷纷以一休作为自己的榜样，为童年带来了很多美好的回忆。

根据史料记载，一休的母亲出身于南朝贵族世家藤原氏（一说是藤原显纯之女藤原照子，另一说是野中纳言之女伊予局），曾得宠于北朝后小松天皇，因遭谗伤而被赶出皇宫（另一说是，她虽为天皇所宠爱，却因倾向南朝，日日怀着小剑，图谋刺杀天皇，后被发觉，乃逃出宫，潜往嵯峨野）。但她当时已有身孕，后来在民家住下，于元旦那天生下一休，并一意希望儿子将来做个世外的僧人，以远离人间苦难凶险。一休6岁出家京都安国寺，成为长老象外鉴公的侍童，取名周建；直到16岁从随西金寺谦翁和尚，方正式命名为宗纯（另一说是在24岁为禅宗开山大灯国师所命名）。

一休天资聪颖，又肯刻苦修行，很快便熟读各种佛经和很多流行的诗歌俳句，被人称作神童。他既写得一手好汉诗，大写意的泼墨书法也飘逸过人。他在13岁时就创作了名噪一时的诗作《长门春草》：“秋荒长信美人吟，径路无媒上苑阴。荣辱悲欢目前事，君恩浅处草方深。”诗中的“美人”就是代指自己的母亲；他既为母亲命运的萧瑟而叹惋，也伤怀咫尺天涯两人不得相见。他还喜欢博览群书，书看得多了，眼界也开阔了。少年人眼界一开阔，自然就会对当政者不满；他时常作诗发牢骚，讽刺幕府专制的统治。不久后，他因看不惯寺里僧人对幕府官员的阿谀奉承，愤而出走，当上了云游僧人。

一休在游历了很多地方后，越发感到社会的黑暗，腐败正渗透着每个阶层，并渗透进了每个百姓的心中。他对自己以往所学感到迷惑，对佛经所提倡安贫守己的说法产生了很大的怀疑。为解开心中的迷团，他拜世外高人华叟宗昙为师（另一说是在壬生宝幢寺学习维摩经和诗法），刻苦研究救世的理论。然而当时的日本实行锁国封关策略，哪里找得到什么救世妙方？经过5年严格修炼，一休依旧一无所获。但他的老师华叟宗昙非常喜欢他，想把自己的玉如意传授给他，却被他拒绝了。一休认为，这样做是把纯洁的精神信仰加以物化的庸俗行为；连心中敬仰有加的老师亦俗如是，他彻底失望了。他感到没有人能了解自己，也没有人会听自己的见解。这大概就是“世人皆醉而我独醒，天下皆浊而我独清”吧。

而且，他视为父尊、感情深厚的启蒙恩师象外鉴公当时已病逝。一休无比痛苦，23岁那年他感到非常绝望，到琵琶湖畔静戒了1周，甚至决心投湖自杀。最后还是他的母亲探知此事，派人去把他救活了。

有一次将军足利义满（统一南北朝的绝代名将）举行佛会，召集各方高僧讲法。还说，如果谁讲得好就奖励黄金100两。佛会那天，众多僧人身着锦绣袈裟，镀金禅杖，一派富贵气象；唯有一休身披破烂僧衣、手持一条柳枝，昂然赴会，并称自己是“破烂衫里盛清风，身贫道不贫”。讲法结束后，他遂将柳枝抛在地上，转身飘然离去。丝毫没把任何人看在眼里。

还有一次，一休手持木剑行走闹市。大家都很奇怪，便纷纷围上来问道：“你不拿钢剑，却拿把没用的木剑做什么？”一休将木刀高举，答道：“汝等不知，今诸方之赝知识皆似此木剑。若收而在室则殆似真剑，若拔而出室则只片木耳。”在当时，很多寺院都发放给信徒一种得道证书，谁给的钱越多证书就发放得越快；因此很多有钱人没上过一天寺院、没念过一次佛经就获得了得道证书。一休痛恨这种做法，便把这类靠钱买来的证书比作不管用的木剑。

一休最不能容忍的还是佛教的禁欲主义。他认为，修炼在心而不在身。何况禁欲违反人的本性，实不可取。况且社会上有很多僧人暗中与妇女有染，几乎已是公开的秘密。也曾流行这样的谚语：“不为者佛，隐匿者上人。”但这些禅僧表面上却道貌岸然。一休讨厌这种佛门腐化后的虚伪丑态，他要正大光明地肯定人的自然性，唤醒人们对真的追求；于是便称自己是“淫酒淫色亦淫诗，风流私语一身闲”，“风狂狂客起狂风，来往淫坊酒肆中”，往往出入秦楼楚馆、风月场所，甚至还和妓女们谈佛论道。僧侣界一片大哗，纷纷指责他的放浪行为，一休却反诘：“名妓谈情、高僧说禅，实有异曲同工之妙也！”

一休的行为完全同僧规背道而驰，他纵情写诗，饮酒吃鱼，不戒女色，留连妓馆，其外号“梦闺”便由此而来。在诗集《狂云集》中，他极其坦白地公开宣扬自己投身欲海的欢乐。如《题淫坊》：“美人云雨爱河深，楼子老禅楼上吟；我有抱持睫吻兴，意无火聚舍身心。”这无疑是公开对僧众的挑战，目的正是讽刺那些假正经的僧人。事实上几乎所有寺僧暗地里都在追求肉欲、为非作歹，只是不敢公然行事而已；难怪开山大灯斥责这类无耻僧人“全是邪恶败类”。

早在1437年，一休已43岁，正值大德寺为开山大灯国师举办百年大忌，一休就带了一个女子去参拜国师之墓。其弟子后来所编的《年谱》中对此有明确记载。寺僧聚在一起诵经，为国师祈求冥福，一休却非但不去诵经，还带那女子夜宿庵房，一边听诵经一边同女子调笑。他认为开山国师绝不会接受那群“邪恶败类”诵经的，倒不如同女子谈情更合真性情。他最尊敬的一位祖师是日本历史上某位著名和尚，就经常有老婆跟随。所以他不在乎别人讥笑，公然带女子进寺。

尽管一休泛舟情海、游戏人间，但他始终相信，人只不过是一副披着血肉外表的骸骨。他在1457年写了一篇作品《骸骨》，借一个关于骸骨的梦来说明自己的信念，认为这个世界的一切壮丽辉煌，只不过是过眼云烟的幻象而已。

一休批评僧人的虚伪毫不留情，尤其对同门师兄养叟(曾任大德寺住持)更加口诛笔伐，直指对方是“一条毒蛇”、“勾引女人的淫棍”和“麻疯病人”。大德寺曾一度失火，养叟向有钱人募集到大笔金钱，以博取朝廷给其封号。不过一休知道，养叟是用许诺商人悟道至福以索取这大批金钱的，他认为养叟这是为了物质利益而强奸了禅宗。养叟死后，其弟子门人对一休恼恨万分，曾一度派人想去行刺他。

1471年，77岁高龄的一休遇到一个名叫森的40岁盲女，被其歌艺表演深深打动了，森也早就倾慕大师的风采，两人惺惺相惜、两情相悦，产生了真挚的爱情，他俩的关系维持了10年之久，这是一休漫长一生中最富传奇色彩的事情。为此他写过许多热情洋溢的情诗，袒露自己的爱情生活，赞美森是一代风流美人。有的诗作情色坦露，言语大胆到令人咋舌。其中一首《梦闺夜话》：“有时江海有时山，世外道人名利间。夜夜鸳鸯禅榻被，风流私语一身闲。”还有：“盲森夜夜伴吟身，被底鸳鸯私语新。新约慈尊三会晓，本居古佛万般春。”“十年花下埋芳盟，一段风流无限情。惜别枕头儿女膝，夜深云雨约三生。”他对现实社会中的俗欲与自己的真爱，憎爱态度非常分明。

一休这种种率性真诚、正直大胆的作为，玩世不恭、放荡形骸的模样，却很得日本老百姓们的喜欢；更何况他确实有真正的道行（他是中国著名的禅宗一支——杨岐派弟子，至今仍有日本宗教友人来华寻根问祖），因此被人称为“疯佛祖”。这很有点像中国的济公，所谓“酒肉穿肠过，我佛心中坐”。日本一休、中国济公，一个疯佛祖、一个癫和尚，倒也相映成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