依法治国理念的构成与深化

依法治国理念的构成与深化（4篇）

1.依法治国理念的构成与深化 篇一

“人民法官为人民”理念的价值构成与实现

陈明湖

引言

伴随着“人民法官为人民”主题实践活动的深入推进，以“人民法官为人民”为主题的理论研究成果不断涌现，其中不乏佳作。但是多数作品以实证分析、法规范分析为进路展开论证，鲜有学者以理念分析为进路分析、论证，显然“人民法官为人民”的研究进路有禁锢之虞。笔者认为“人民法官为人民”作为一种抽象的价值宣示，从理念进路上展开研究、论证是很有必要的。

一、“人民法官为人民”理念的提出

上世纪九十年代我国开始推行审判方式改革，改革的核心目标是淡化职权主义，强化当事人主义，突出强调司法消极、被动、中立、公正、效率的现代司法观念。经过十余年的改革，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同时也出现了一些问题：过于迷信西方法治理念、司法理念、脱离了我国国情;过分强调程序正义、追求程序规范、忽视了实体公正;片面追求诉讼的对抗性和法官的消极中立，忽视了对困难群众、弱视群体的特殊保护;一味强调“坐堂问案”、“当庭裁判”，一判了之，导致当事人对判决不理解、不满意而不断申诉上访。这些问题的出现和日益凸现，使我们不得不在充分认识、深入分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司法制度的政治性、人民性、法律性、时代性的基础上，创建新的社会主义司法理念。“人民法官为人民”理念就是对上述司法实践变化的回应。

二“人民法官为人民”理念的价值构成“人民法官为人民”理念是“三个至上”指导思想在司法活动中的深入贯彻，是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在人民法院工作中的集中体现，是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在司法审判工作中的本质要求，其价值要素为：权利本位、公正效率并重、司法廉洁。

1、权利本位

权利本位是“人民法官为人民”理念的价值追求。“人民法官为人民”理念要求法院在司法活动中坚持权利本位，将保障公民权利尤其是当事人的诉讼权利放在首要位置。这与社会主义司法的目的也是契合的。

2、公正与效率并重

公正与效率并重是“人民法官为人民”理念的价值要求。要求的理性在于:其一，公正是司法的灵魂与核心价值，也是保证司法裁判具有权威性的必然要求;其二，司法权的运行需要社会支付高昂的成本，如果在司法过程中无限追求司法公正而忽视司法效率，不但会浪费大量宝贵的司法资源，而且会因司法活动的固有缺陷而长期甚至永远不能作出裁判，从而造成更大的司法不公。只有坚持公正与效率并重，司法裁判才能提供及时的、合理的公正，“人民法官为人民”的理念才能得到落实。因此，公正与效率并重是“人民法官为人民”理念的价值要求。

3、司法廉洁

司法廉洁是“人民法官为人民”理念的价值保证。司法权设定的目的是化解纠纷、平衡利益，从而实现社会发展的规范化、有序化，并为社会成员的情绪宣泄与情感表达提供一个制度性的渠道和平台。而腐

败的司法不但不能达致上述目的，相反还会激化社会矛盾，加剧当事人之间的对抗，从根本上破坏社会的有序和稳定。因此，欲真正贯彻、落实“人民法官为人民”的司法理念，就必须保证司法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司法实践中坚持司法廉洁、恪守司法纪律、确保司法清明。

三、“人民法官为人民”理念的实现

“人民法官为人民”理念的实现，就是“人民法官为人民”由“理念”转化为“实在”的过程。作为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重要内容，“人民法官为人民”理念的实现过程也是社会主义法治的形成过程。要实现“人民法官为人民”的司法理念，就必须将“人民法官为人民”的要求贯彻到法院全部司法活动之中，“以积极的态度救济民权，以优质的服务减轻民负，以快捷的审理解除民忧，以公正的裁判保障民权，以有力的执行实现民愿”。

1、加强制度建设，建立便民、利民的审判工作机制，为实现“人民法官为人民”理念提供制度基础。要实现“人民法官为人民”理念，必须在审判实践中建构体现便民、利民审判机制。结合当前法院工作实际，笔者建议加强以下几个方面的制度建设。首先，在审判方式方面，应进一步落实公开审判制度，充分尊重人民群众的知情权，采取有效措施方便群众旁听案件，建立裁判文书网上公开查询制度，对公众性案件进行网络直播实现审判过程的公开透明。其次，要按照繁简分流的原则，扩大、规范民事、刑事简易程序的适用，推广简易、速裁程序，改革裁判文书的写作方式，增强便民性和说服力。其三，强化人民法院调解职能，建立科学的机制，提高调解、和解撤诉结案率，推动调解工作和纠纷非讼解决方式的发展。其四，进一步推进执行机制改革，规范执行查封、扣押、冻结的方法和程序，规范评估、拍卖、变卖制度、规范执行救济制度，更加方便当事人实现和保护自己的权利，最大限度取得当事人对执行工作的理解和支持。

2，完善和规范监督机制，为实现“人民法官为人民”理念提供监督保障。

公权力的行使要受到监督和约束，司法权也不例外。欲在司法实践中实现“人民法官为人民”的理念，必须规范当下司法权运行的监督体制。首先，要完善、规范权力机关的监督。人民代表大会作为国家权力机关，有权监督司法机关的工作。但是，我国法律并未明确规定司法监督的方式、方法，引致实践中人大的监督流于形式。因此，权力机关对司法机关的监督方式、监督程序、监督责任亟需完善和规范。其次，要改善党委监督。要通过立法界定各级党组织行使司法监督权的形式与方法。各级党组织对司法机关的监督主要是对司法机关党员违法违纪行为予以党纪处分的监督，但这种处分不能代替政纪、国法制裁。对于司法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处理案件出现的错误，只能通过向权力机关或司法机关提出建议的形式解决。其三，要规范新闻监督。我国至今尚无新闻立法，以致新闻监督这一现代社会不可缺少的监督形式不能很好地发挥其应有的作用。有时需要新闻监督，它却缺位;有时新闻监督它又越位对审判工作造成不当干预。因此，出台新闻立法规范新闻监督已是刻不容缓。

3、构建成效反馈机制，确保“人民法官为人民”理念在实现过程中取得新实效。

要实现“人民法官为人民”理念，必须深入调查研究，加强督导、指导，把查摆问题、解决问题贯穿于法院工作的始终，让人民群众切实感收到“人民法官为人民”理念给人民法院带来的新变化、新气象;注重检查测评，及时总结经验，采取适当方式进行群众满意度测评，把人民法院的自我评价和社会评价、群众评价有机结合起来，增强人民法院工作的针对性和实效性;认真总结“人民法官为人民”理念贯彻过程中的好经验、好做法，及时用制度形式固定下来、坚持下去，形成长效机制，确保“人民法官为人民”理念在实现过程中取得新实效。

坚持和实现“人民法官为人民”理念是人民法院担负的重大责任，也是人民法院永无止境的最求。唯有按照“人民法官为人民”理念的应然要求，循着“人民法官为人民”理念的实然路径，人民法院方能真正实现“人民法官为人民”的理念，永葆人民法院的人民性。

2.依法治国：深化改革的新起点 篇二

回顾历史，有人说我们经历过会议治国、政策治国的过程。建国后，没有及时实现从革命党人到执政党的自觉转变，至1966年的“文化大革命”，整个中国仅有“公安六条”等少数治安条例还在运行。

作为中共第二代领导核心的邓小平意识到了法律的重要性，提出了“依法治国”这个方向，但是由于当时致力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政治领域和法学领域关于治国方略的研究未能及时展开。从1979年到党的十五大，围绕着“人治”和“法治”，理论界展开了“法治论”“结合论”和“取消论”这三大派的激烈争论。

十八届四中全会使“依法治国”成为中共执政理念的一个主旋律。会议不仅提出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总目标回击外界舆论的质疑，而且“党的领导”“依宪治国”“党内法规”“于法有据”“司法公正”等关键词的提出，也使法治成为标杆，成为政党、政府、社会遵守的标尺。有人说，这是中国正式宣告要改变会议治国、政策治国模式，将“依法治国”这个口号从名词转为动词。所有人包括党员干部都要在法律的框架内行事，法无授权不可为，成为中共治国理政的“底线思维”。这也是进一步落实三中全会全面深化改革决定的新起点。

需要明晰的两个问题

第一，坚持党的领导与坚持法治是什么关系？也就是通俗所说的，党大还是法大？笔者认为，党大还是法大，并不是伪命题。这个问题说清楚，有助于建立共识。应该看到，在把“党的主张通过法定程序成为国家意志”也就是立法过程中，已经体现了党的绝对领导，这就是通俗所说的，党大于法；但在法律确立之后，法律就是包括执政党在内的全体社会成员的行为规范和准则，在实施法律的过程中，任何人都必须接受法律的约束，不存在例外情况，这就是通俗所说的法大于党。也就是说，坚持党的领导，主要体现在立法和修改法律的过程中，在具体实施和执行法律的时候，党的各级领导者不但不能干预，甚至还是法律法规的约束对象。正如习近平所言，“党的政策成为国家法律后，实施法律就是贯彻党的意志，依法办事就是执行党的政策。”

第二，依法治国，依什么法？主要就是依我们的根本大法——宪法。宪法的规定是权力所能到达的最远的边界，宪法是关住权力的最大的笼子。在纪念现行宪法公布施行30周年大会上，习近平强调：“要坚持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共同推进，坚持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四中全会的决定，以党的文件的形式再一次确认了这一点。

宪法的最高目标是实现社会公平正义。《宪法》序言庄严宣告“……各政党……都必须以宪法为根本活动准则”，总纲第五条规定“一切违反宪法和法律的行为，必须予以追究”。中共党章也规定“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我国已经基本建成了现行的法律体系。这些法律就是“党的主张通过法定程序成为国家意志”的结果。严格遵守这些法律，就是党的绝对权威的体现，而违反这些法律，才是对党的绝对权威的冒犯和破坏。过去一段时间正是由于对这一点认识不足，才会出现不缺法制，缺法治；不缺法律，缺法律约束的现象。典型的就是这次的《决定》里提到的部门利益和地方保护主义法律化。有人甚至说，这些条例不是在保护受害者，而是在制造受害者。因为这些条例，公民的很多基本权利受到侵犯。所以，要防止党对立法的领导变成个别人的领导；防止操纵立法机关，通过某些保护特权集团权益的法律法规，然后以此治理地方，也号称是“依法办事”“依法行政”，把法律变成分利集团掩盖其不法行为的工具，需要时就用，不要时就绕开。

如果法本身有严重错误，严格依法办事制造的灾难不会比不依法办事小，会出现“有法无天”的局面。这些法律要受约束，就要请宪法“出场”。依法治国，首先要“依宪废法”，清理革除那些违背宪法精神的法律法规。这不是不尊重法律，而是从根本上捍卫法律的尊严。

“法律的生命力在于实施，法律的权威也在于实施”。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关键在于提升法律的实施力和权威性，“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这就需以法律制约权力，以法律规范权力，实现权力法定、程序法定、监督法定，加快推进法治建设进程。 所以，四中全会《决定》再次强调，任何组织和个人都必须尊重宪法法律权威，都必须在宪法法律范围内活动，“绝不允许任何人以任何借口任何形式以言代法、以权压法、徇私枉法。”

应下决心建立违宪审查制度

宪法权威不应受到任何挑战。权威就是基于正当性而形成的约束力和认同感。无论从宪法条款、党章规定，还是古今中外的政治经验看，宪法的最高权威都是毋庸置疑的。法治国家的核心价值就是宪法至上。党的章程也规定，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宪法的执行力是依法治国的根本标志。可是这么多年来，从未有对违宪行为的法律追究。除了党政领导干部思想上忽视宪法权威外，还因为我们没有建立违宪审查和追究制度与机构。

首先，应该先认真地审视一番现今的宪法。有人预言，紧贴着四中全会的决定，中国可能很快推出现行宪法的修正案。我看很有這个必要。现行宪法作为一种规范和价值体系，为国家生活提供一个规范框架，这个框架有很大的弹性和空间。成文宪法的文本空间、价值空间和解释空间非常大。即使施行了200多年的美国宪法，有27条修正案，也能够确保社会生活的基本秩序，美国的法学界也并不认为其宪法文本已经穷尽了所有空间。

其次，是否违宪，应该有个裁判。党领导人民制定宪法，在宪法制定以后，党应在宪法的框架内活动。所以，党不适合做这个裁判。对此，学界曾经提出多种方案，诸如让最高法院来承担违宪审查的职能；在全国人大或人大常委会之下建立一个宪法委员会；由全国政协来承担违宪审查，等等。如果这个职能在最高法，那前提是，最高法院要有很强的独立性；如果在人大，那人大本身是立法机构，有既做运动员又做裁判员之嫌；如果在政协，恐怕也难当其任。到底谁来做这个裁判，可以说，关系到依法治国的成败。总之，宪法不能成为一纸空文，不能只是宪法日的宣传口号，要真正在国家政治生活中使之得到贯彻落实。这个事情，应该引起全社会的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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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过河”需有法律护航

改革的前一个阶段，也就是有人所说的“政策治国”阶段，大家形象地称为“摸着石头过河”。在初始阶段，水还没那么深的时候，摸着石头过河确实起到了作用，在一定时期内调动了社会各利益主体的积极性、创造性，改善了庞大的集中體制，增加了它的灵活性和适应性，提高了整体效率。但是，随着社会利益和观念的多元化，“政策治国”遇到越来越多的约束和挑战，不仅影响到政策目标的实现，而且导致体制运行绩效滑坡。有专家指出：“特殊政策、优惠政策再搞下去，确实是效果越来越差，互相抢投资，到最后什么效益都没有”。一些政策的负面后果已经开始出现，典型的如购房政策的反复调整，引起市场恐慌乃至“离婚潮”；某些土地政策的执行，造成农民土地被强制性剥夺，产生“无地农民”现象以及大量信访事件。几乎每一项政策在执行的过程中都会产生一些意想不到的后果，这充分说明“政策治国”已经不适用于今天的现状。

随着改革的深入，一方面水越来越深，是不是摸得到石头已经成为问题；另一方面，因为害怕深水，出现了孙立平教授所说的“只摸石头不过河”的现象，一些官员只热衷于做改革的表面文章，不推进甚至阻挠改革的进一步深入。

在法律体系初步建成的今天，改革也要有法可依。改革需要有宪法界限，需要受到宪法目标的限制。在摸着石头过河的阶段，有时甚至出现了宪法法律体系和党的政策体系都得服从于改革话语体系的情形。正常情况下，一个国家只能有一套规范体系，那就是宪法法律体系。如果不是这样，人们就会无所适从。所以，总书记特别提出“重大改革都要于法有据”，就是针对改革中某些政策大于法律的现象，由此造成改革突破法律界限，甚至以改革名义破坏法律的危险。在改革和法律的关系上，必须毫不动摇地坚持法律的基本立场，党的领导、党的生活、党的权威都必须符合宪法法律的要求。

改革要顺利通过深水区，需要航标和浮具，这个航标和浮具，就是法律，最根本的，就是宪法。有鉴于此，改革的第一个任务，由推进具体政策改进落实实施，变成了法律的修改和建立。我们过的是什么河，该怎么过河，都应有法理和程序作为法律依据。法律一旦成型，就具有了相对的确定性，在一个时期内可以规范改革者的行为。这样就可以避免出现因领导人不同，政治主张不同，造成改革政策多变而带来的不确定性。用邓小平的话说，就是“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另一方面，有法可依，法有授权，对改革者也是一种有效的保护。

原载于《同舟共进》2014年第12期，转载请注明出处

3.依法治国理念的构成与深化 篇三

一、“四个全面”非首次提出

“四个全面”治国理政方略的形成和提出是一个循序渐进、日臻完善的过程。

2012年11月中共十八大之后，习近平带新上任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参观国家博物馆的《复兴之路》展览，高调提出“中国梦”，也提出了第一个“全面”——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2013年11月十八大三中全会上，习近平提出“全面深化改革”。2014年10月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2014年10月总书记在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总结大会上的讲话中体现了全面从严治党的精神主旨。

二、关于“四个全面”的相关评论

新加坡联合早报网26日报道称，虽然今年两会不涉及换届，属于传统意义上的“平年例会”，但媒体对“四个全面”的集中讨论，为即将开幕的两会带来不平常的信息。

美国《国际财经时报》25日刊文称，官方选择在这个时间节点宣传习近平的“四个全面”并非偶然，因为一年一度的“两会”3月份即将在北京召开。

德国《世界报》网站2月25日报道，中国共产党总书记习近平在农历新年前的春节团拜会讲话中，主张要以前任们提出的社会主义建设理论为指导，习近平在此次讲话中也讲到了自己的理论，他把自己的准则称为“四个全面”。这一表述隐藏着给国家发出的让中国崛起为世界社会主义强国的行动指示。

日本《外交学者》杂志刊文指出，“四个全面”是习近平推动实现“中国梦”的蓝图，同时也是中国进入发展新阶段后的领导方针，很可能会为共产党不断改善治理国家的方式提供足够的契机。

《卫报》指出，在中国已跃居世界第二大经济体、面临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大背景之下，习近平提出了“中国梦”口号，成为战略制高点。

《国际财经时报》则总结称，“四个全面”或将成为习近平给共产党留下的一笔宝贵财富，同时也再次强调了习近平在今后执政过程中的首要任务。

《联合早报》发表的于泽远文章的标题更显一针见血—《习近平的“理论标志”》，文章预判，“四个全面”不仅将是下月“两会”上的“主旋律”话题，还可能作为习近平时代的“理论创新成果”。

【意义】

“四个全面”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赋予了新的时代特征。

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作为三大战略举措，都要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服务，也要体现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进程中。三大举措实施得不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进程就要受到影响，目标就不能保证实现。

三大战略举措之间密切联系。全面深化改革，必须由党来领导，因此，就必须从严治党。全面依法治国，也必须由党来领导，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法治道路。党必须在宪法法律范围内活动，依宪治国、依宪执政，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即全面依法治国。同样，全面深化改革，必须在法治的轨道上进行，正确处理改革创新与于法有据的关系，在改革的过程中及时做好法律立、改、废的工作。而全面依法治国，也要坚持改革方向和问题导向，制定和实施具有重要意义的改革举措。

【一句点评】

“四个全面”让中国梦更加明晰。

十八大报告中指出五位一体，新增了生态文明建设。对此，请谈谈你的看法?

十八大报告首次专章论述生态文明，指出“必须把生态文明建设放在突出位置，融入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各方面和全过程，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这说明了生态文明的重要性。生态文明，是人类文明的一种形式。它以尊重和维护生态环境为主旨，以可持续发展为根据，以未来人类的继续发展为着眼点。

生态文明和农业文明、工业文明有所同又有所不同。它们的相同点是，三种文明都主张在改造自然的过程中发展物质生产力，不断提高人的物质生活水平。不同点是，生态文明突出生态环境的重要，强调尊重和保护环境，告诫人类在改造自然的同时必须尊重和爱护自然，而不能随心所欲，盲目蛮干，为所欲为。尤其是当今社会，经济飞速发展给环境造成的巨大压力，水污染、废气污染以及最近常出现的雾霾天气，给百姓的生命健康带来严重威胁，这也让生态问题逐渐成为人们的关注点。

生态文明与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既有联系又有区别。三者之间的联系是，生态文明既包含物质文明的内容，又包含精神文明的内容。生态文明包含物质文明指：它并不是要求人们消极地对待自然，在自然面前无所作为，而是在把握自然规律的基础上积极地能动地利用自然，改造自然，使之更好地为人类服务。生态文明包含精神文明指：它要求人类要尊重和爱护自然，将人类的生活建设得更加美好;人类要自觉、自律，树立生态观念，约束自己的行动。区别在于，生态文明的内容无论是物质文明还是精神文明都不能完全包容，即：生态文明具有相对的独立性。

基于此，十八大报告提出五位一体的概念，在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中融入生态文明建设，无疑是利国利民的明智之举，更是对国家、社会以及社会公众的良性引导。此举强调了在当前社会发展过程中，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意义，这是促进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实现“绿水青山与金山银山”兼得的重要战略决策。目前，全国有20多个省份正在对“先看病后付费”模式进行探索，不过卫生部官员表示，卫生部从未要求今年年内“全面推行”。你如何看待“先看病后付费”。

“看病难、看病贵”是一个全社会都非常关注的民生话题。目前卫生部倡导在有条件的地方试点“先看病后付费”制度，但未要求“全面推行”，因条件限制，短期内也无法全面施行。

推行“先看病，后付费”的益处主要表现为：一是体现了医院“救死扶伤”的使命和对生命的尊重。在很多医院，病人住院之前，都要先交纳数额不小的押金。如果病人不能及时交押金，一些危重病情的治疗就会被延误，耽误了宝贵的治疗时间;二是“先看病后付费”打消了一些居民看病时的顾虑，不必担心“无钱看病”的尴尬，有利于改善医疗关系，医院赢得病人更多的信任。

但“先看病，后付费”模式在全国大面积推行，基本条件尚不具备，在实际工作中存在不少难点。

一是医院垫付资金压力较大。随着住院病人的迅速增加，医院需要垫付大量资金，包括购买药品、耗材等。由于医保不能及时结算，很容易造成“医保欠医院，医院欠药商”的恶性循环。

二是病人欠费现象难以杜绝。由于医保报销比例有限，个人自付部分还较高，有的患者就会选择欠费。目前，我国的社会征信系统尚不完善，医疗机构之间也不联网，仅靠卫生部门很难解决患者欠费问题。

为了让短期内无法推行的“先看病后付费”有落实的可能，应该有长期的、全面的改革规划跟进。

首先，卫生部门、医院应该和司法等部门积极联合，建设医疗信用系统，敦促更多人重视医疗信用，积极履行医疗合同，及时缴费。

其次，地方政府应加大医疗改革资金的统筹力度，增加“新农合”、城镇职工、居民医疗保险的报销额度，群众掏的钱不多，就会减少“跑单”的可能，医院也能得到稳定的经济支撑，维持常态运营。

最后，要加快医保异地联网结算的步伐，让更多群众凭借一张医保卡，就能在更多地方、医院，甚至在全国的医院都能进行网络结算，及时报销，为“先看病后付费”全面实施创造条件。

要让“先看病后付费”这种模式在全社会得到更多复制和推广，需要全社会的合力。一个文明社会，应该把保障公民的生命健康放在第一位，这是政府的基本责任，这也是公民应该享受的基本权利。

不摆鲜花、不挂彩球、不铺红地毯、会议“瘦身”、杜绝浪费„„近期地方“两会”中显露出的诸多新气象,是各地积极贯彻落实中央关于改进工作作风八项规定的结果,颇得好评。但“凡事贵有恒”,如何将改作风长期坚持下去,而非往来“一阵风”,这很考验各级政府的恒心、决心和勇气。对此，谈谈你的看法。

一个执政党的作风好坏,关乎民心向背、国运兴衰。无论是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还是构建和谐社会,无论是提高党的执政能力,还是推动反腐倡廉工作,都需要良好的作风。一些干部思想认识不够,自我要求不严,热衷讲排场、求享受、好奢华,不仅影响党的形象和公信力,也伤及了社会的发展进步和人民的利益。

当前出现的新气象固然可喜,但必须清醒地认识到,作风问题具有顽固性和反复性,必须常抓不懈。关键在于“常”、“长”二字,必须以“咬定青山不放松”的决心,以“踏石留印、抓铁有痕”的劲头坚持下去。具体而言,必须从思想上引起重视,依靠制度完善落实,并加强监督查处。

要想避免作风问题“反复发作”,首先应该将行动内化为思想认识而非应景式“作秀”。各级干部只有牢记自己的使命,树立勤俭观念,消除特权思想,保持和发扬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严格自律,才不会或对改作风持观望态度,或依旧我行我素,生出各种“变通”之举。

只有建立健全长效机制,将改作风落实到日常工作中,才能将改作风的实效延续下去。只有建立完善的操作细则,将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才能减少各种权力的“不作为”和“乱作为”。

在全国上下广泛开展改作风的时候,一些地方个别单位作风依旧。种种情况表明,要想改使改作风持之以恒,还应加强监督查处。一方面应当公开透明各项公务行为,另一方面还应引入民主监督,加大惩处力度,才能使权力在阳光下运行,才能将改作风进行到底。

北京市人大常委会日前表决通过《北京市控制吸烟条例》，将于2015年6月1日起实施，明确所有公共场所、工作场所室内区域及公共交通工具禁止吸烟。这意味着，只要是“带顶带盖”的室内公共空间都将全面禁烟。

不在公共场合吸烟，尊重他人“免于吸二手烟的权利”,是遵守公共文明的表现。现在出台的北京最严禁烟条例，算是在禁烟上迈出了一步——既然方向是对的，就要做得更到位。要想提高公民的公共文明素质，改变国人的许多陋习，就必须制定有效的法规并严格执行。

正因如此，北京最严禁烟令要“倒逼”出习而惯之的公共文明，注定将是一场韧战。这条法律要落到实处，就一定要有严肃的执法实现习惯的“倒逼”。乐观的是，《条例》中明确了“卫生执法为主、行业监督为辅”的控烟执法模式，明确了公安、城管等部门纳入控烟执法的人员构成，并明晰了不听劝阻者的惩罚依据，与以往的一些禁烟令相比，显然准备更为充分。

文明固然是一种由内向外的生存方式，但它的源头，通常来自公序良俗与法律法规的约束。设定一个规则，信仰之、敬畏之，而不是敌视之、对抗之，久而久之，才会下自成蹊、汇流成河，成为一种习以为常的文明。多年之后，当北京的“最严”模式复制到全国、执行到每处，当不在任何公共场所吸烟成为全体国人共同墨守的规则，回看这部“史上最严”的北京控烟条例，一定会有别样的光彩。

医保异地直接结算

人社部、财政部、卫计委近日联合印发了《关于进一步做好基本医疗保险异地就医医疗费用结算工作的指导意见》，提出基本医疗保险2015年将实现省内异地住院费用直接结算，2016年实现跨省异地安置退休人员住院医疗费用直接结算。

目前，在全国范围内，基本医疗保险市级统筹基本实现，大多数省份建立了省内异地就医结算平台并开展了直接结算，一些地区还进行了“点对点”跨省结算的尝试。但异地就医结算手续依然比较复杂，异地医疗服务监管尚不到位。而近日人社部、财政部、卫计部联合印发的《关于进一步做好基本医疗保险异地就医医疗费用结算工作的指导意见》，对于就医难的解决是十分有必要的。

医保异地结算大大方便了人民群众，尤其是对于大城市的外来人员更是一种福音，这不仅可以让他们享受到与他们户口所在地同等的优惠，而且也节省了他们为了报销医保费用奔波两地的费用，更为重要的是，这大大节省了他们的时间。同时也体现了我国政府打造服务型政府的决心，充分说明了我国全民医保已基本实现，保障水平逐步提高，国家在逐年加大改革力度，不少改革举措越来越细致入微地惠及广大城乡居民。

但是，要想彻底的实现异地医保直接结算，还需要克服两个困难：首先，要合理解决患者“扎推”大医院难题。在现行医疗体制下，由于医疗资源分布不均，导致城乡医院空空荡荡，而大城市大医院人如蜂拥，而解决异地就医报销难题可能会为患者异地就医提供了更多便利。卫生行政部门要抓紧建立健全分级诊疗体系，推动城乡医疗资源均衡发展，并理性引导群众就近享受优质医疗服务，切实做到小病不出村，常见病不离乡，大病不出县，疑难病不出省。

其次，各地区医保人均缴费基数、收费标准、报销比例、药品报销范围、医疗服务报销目录等缺乏一个全省乃至全国的统一标准，这无疑给医保异地结算加大了难度，所以在实现医保异地直接结算之前，要尽快从国家层面上制定统一的医保金统筹、报销等具体政策，并自上而下统一推行，最终实现国家层面、全国范围的统筹统保。

“病历之病”如何治

今年8月28日，针对医疗纠纷案件审理中发现的问题，北京朝阳法院向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发出两份司法建议函，建议其完善《病历书写基本规范》、《电子病历基本规范(试行)》，明确各种病历的完成时限、电子病历的锁定方式、流程及医疗机构的告知义务等，以减少病历瑕疵及病历异议的发生。

病历之“病”为何治而不愈? 事实上，屡屡发生患者病历被医方无端修改，成了医疗纠纷司法案件中说不清理还乱的证据，就在于病历监管机制缺失公开透明的阳光机制，现行制度仍存有隐蔽操作空间，随意性漏洞太大。究其因，还是在于没能够对症下药，找准病历之“病”的病根。其实，病历染“病”是源于缺失公开、透明的阳光监管机制的建设。长期以来，医院对病历采取的都是封闭运行管理，缺乏让患者及其亲属能参与其中的看得到、看得清的透明管理机制，加之内部监管缺乏对不规范病历以及更改病历的问责，只会让病历书写基本规范制度空转，成了中看不中用的“稻草人”。可见，只靠一纸不透明，又缺乏约束力的病历书写规范制度去治病历沉疴，犹如隔靴搔痒，只治标不治本。

因此，治疗病历之“病”，还得从阳光透明的监管机制建设上入手，让患方知情权归位，在阳光下运行杜绝医权越位，治病历之病还需采取“阳光疗法”为病历书写规范制度去补漏、兜底。只有，建立健全权责相匹配的阳光透明监管机制，才能解病历染“病”之忧。

线上餐厅中的卫生安全

最近，有杭州的消费者投诉外卖商家的卫生标准不达标。记者采访发现，不少“线上餐馆”厨房卫生条件极差，食品变质，墙上还有蟑螂。一些外卖网站承认平台对商户把关不严，由于利益驱动，导致审核不够严格，把许多证照不全的小餐馆挂到网上去接单。

随着美食外卖网站和手机订餐APP程序的普及，现在只要打开电脑或手机，图片上的一道道美食就能送到消费者的餐桌上来。这种“鼠标加车轮”的订餐模式，越来越受到白领和学生的喜爱。同时，这类订餐平台不仅受到了品牌餐饮店的追捧，而且也有越来越多的小餐馆开始注册网店。

许多“线上餐馆”没有“三证”，为何能到网上开业经营?这个问题很简单，就是面对市场中出现的这个“新生事物”，我们的监管部门还没有“醒过神来”，还没有明晰监管“线上餐馆”的职责定位。比如，目前工商部门对餐饮企业有营业执照、卫生证、从业人员健康证等一系列监管措施，可以到餐饮服务场所进行现场执法检查。

而为了提高覆盖率、吸引消费者，不少互联网外卖平台会尽可能多地发展商户，对食品经营户的证照是否合法都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在这样的商业合作模式下，有时只需要一张诱人的菜单，就可以成为外卖网店，从而导致“线上餐馆”良莠不分，其中不乏一些滥竽充数者。

对那些“三无”餐馆，必须顺藤摸瓜、一查到底，如此才能力保“线上餐馆”没有滥竽充数者，也才能确保广大订餐者“舌尖上”的安全。

因此，为了有效的解决这个问题：

首先，在法律上政府该尽快完善相关的法律制度，这样才能坐到解决纠纷时有法可依。

其次，相关监管部门也要加强监管力度，对网上订餐网站和外卖APP公司等经营者的经营资格进行审查，提高准入门槛。规定订餐网站、外卖APP公司和实体商家签订合同，明确双方权责。同时，监管部门也要对网上餐厅进行定期排查，不符合卫生标准的，要坚决取缔。同时外卖APP公司也要加强对商户的严格审核，提高商家的准入门槛。最后也要发挥消费者的监督作用，鼓励消费者在自身权益受到侵害时要敢于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向相关部门投诉。

“一带一路”是什么意思 为什么提出“一带一路”战略？

“一带一路”是“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简称。“一带一路”贯穿欧亚大陆，东边连接亚太经济圈，西边进入欧洲经济圈。无论是发展经济、改善民生，还是应对危机、加快调整，许多沿线国家同我国有着共同利益。历史上，陆上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就是我国同中亚、东南亚、南亚、西亚、东非、欧洲经贸和文化交流的大通道，“一带一路”是对古丝绸之路的传承和提升，获得了广泛认同。

为什么提出“一带一路”？

区域合作秉持开放的区域合作精神，致力于维护全球自由贸易体系和开放型世界经济，符合国际社会的根本利益，彰显人类社会共同理想和美好追求，是国际合作以及全球治理新模式的积极探索，将为世界和平发展增添新的正能量。

发展战略对接互联互通项目将推动沿线各国发展战略的对接与耦合，发掘区域内市场的潜力，促进投资和消费，创造需求和就业，增进沿线各国人民的人文交流与文明互鉴。

中国深度融入世界当前，中国经济和世界经济高度关联。中国将一以贯之地坚持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构建全方位开放新格局，深度融入世界经济体系。

延伸阅读：

中国为什么必须要搞“一带一路“：原因、战略规划及时代背景解读

“一 带一路”是习主席访问中亚和印尼的时候提出来的。“一带”指的是陆上“丝绸之路”，从中国到中亚、中东再到欧洲这样一条带状之路。“一路”是指海上“丝绸 之路”。其实中国对东南亚国家的海外贸易早就有了，宋朝时非常发达，明朝有郑和下西洋。今天这个概念是在不同的时空背景下提出来的。

今天我讲几点看法：

第一，中国必须搞“一带一路”。

第二，中国有能力搞。

第三，不好搞。

最后，我有信心中国能搞好。

一、中国必须搞“一带一路”，为什么？

国内很多人质疑中国内部的很多事情都还没有处理好，搞这么大一个规划做什么？我认为必须要搞，是因为做“丝绸之路”有它内部的需求，也有外部的需求。

内部需要：中国要避免中等收入陷阱，必须开拓海外空间。

从内部需求说，丝绸之路是中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有机部分。开放是中国过去30多年经济发展重要动力，在早期主要是对西方发达国家的开放，无论是引进技术也好，出口中国商品也好，对促进中国的经济都起到了巨大作用。现在中国国内经济增长缺乏动力，需要新形式的开放。

中国现在人均GDP是7500美金，属于中等收入经济体。中国下一步要把自己提升为高收入经济体。但是根据世界银行统计的二战以后100多个国家看，只有十几个国家逃避中等收入陷阱，成为高收入经济体。那么这十几个国家里面，大部分是资源性国家，除此之外，能逃避中等收入陷阱的就是东亚社会，比如日本、亚洲四小龙。除了这五个经济体，其它就没有了。虽然我们有信心逃避中等收入陷阱，但是我觉得很难。

日 本能够逃避中等收入陷阱有它特殊的背景，战后它被美国占领，西方基本上把整个市场开放给了日本，日本没有花很大力气就进入了西方市场，成为西方一部分。亚 洲四小龙也有特殊背景。第一，亚洲四小龙经济体比较小；第二，亚洲四小龙很多方面是属于西方治理的。中国现在的情况不一样，国际环境不好，西方对中国搞贸 易保护主义。还有中国是13亿人口的第二大经济体，要从中等收入提升到高收入水平，这是世界史上从来没有发生过的事情。

西 方怎么发展起来的？殖民主义、帝国主义是西方经济发展的内在一部分。如果大家都读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的话，资本需要赢得更多海外空间，商品需要寻求更多海 外市场。那么这不是说中国要搞帝国主义，搞殖民主义，中国可能会搞一种新形式的国际合作，抛开老殖民地主义、老帝国主义的做法。但从国际经济的角度说，中 国同样需要寻求新的市场、投资空间，中国的产品也需要进入世界市场。

外部原因：主要有两点。

第一，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导致世界经济失衡，那么如何重新平衡呢？我觉得要把中国放到世界经济需要平衡的背景下。现在东西方、南北方互相指责，世界经济到底怎么失衡的，美国指责中国，中国指责美国。但实际上世界经济不存在理想的状态，世界经济失衡是每一个主权经济体本身失衡的结果，因 为美国的经济是失衡的，欧洲的经济是失衡的，中国的经济也是失衡的。那么世界经济如果要重新走向平衡，就需要每一个国家的经济走向平衡，美国没有承担责 任，美国的工业化和制造业比欧洲好些，但主导美国的还是金融资本，还是华尔街资本主义。美国实行量化宽松政策，反而使世界经济越来越失衡。

欧 洲主要是社会投资跟经济投资的失衡，因为它的成员国无法走出独立国家的范畴。希腊、法国的大众民主、一人一票跟它的经济结构完全不相配套。民主本身是个好 东西，但是一人一票目的就是一人拿一份，大家都是独立国家，一人拿一份。但一人拿一份的福利制度要生存下去，前提是一人要贡献一份。但是大众民主的一人一票能保证一人能拿一份，却不能保证一人贡献一份。所以欧洲也没有能力改变世界经济的失衡。

从这个角度说，中国有能力改变世界经济。更重要的是，中国为什么必须做？从毛泽东时代就开始，中国在上世纪50、60年代那么苦，仍然援助非洲，作为一个最大的发展中国家，这不仅是经济学而且还是国际战略意义上的表述。比如毛泽东的“三个世界”。所以无论是国际经济战略还是中国本身的可持续发展的需要，中国必须走“一带一路”。

十八大以后，中国的外交格局基本上就是“两条腿，一个圈”。一条腿跟西方大国，尤其是美国，建立新型大国关系。第二条腿就是针对广大发展中国家的“一带一路”。“一个圈”就是周边国家。从地缘政治环境看，中国周围几十个国家，如何处理好关系非常艰难。中国周边的环境在恶化，各方面都在恶化。这就是中国“丝绸之路”的国际大背景。

二、中国有能力搞“一带一路”，因为中国有“三宝”

中国是唯一有能力让世界经济再平衡的，美国没有这个能力。尽管美国重返亚太地区，但是在中东陷入麻烦，中东的政治秩序基本上是美国建立起来的，但是美国现在破坏自己建立起来的秩序。美国有三大负担，一个负担就是做世界警察，做世界警察要付钱；第二个负担是美国要搞联盟，比如跟日本、菲律宾等；第三个负担就是输出民主，比如中东的埃及和伊拉克，他们的政治建设都跟美国有关系。

一 个人如果在台上的统治不符合美国利益，美国就要推翻他，建立起对它更有利的政权，美国这个想法太简单。美国破坏了原有的政权后，并没有建立起它希望的民主 政权，而是造成了失败国家，在中东秩序基本没有了，现在以色列基本上不相信美国了。以色列总理去美国，不见美国总统，而是去国会演讲。所以美国所谓把战略 重心转移到亚太地区，中国是过分担心了。美国如何重返亚洲？它除了军事上最强大以外，其它就没有了。

对东南亚国家来说，当然希望对中国和印度的军事崛起有个再平衡，但他们不希望美国军事回去，因为如果中国跟美国之间形成一个军事的竞争的话，对东南亚国家最不利。他们希望美国经济力量回去，但是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美国经济凭什么回去？美国的资本走向哪里，美国政府没有影响，资本还是走向它自己该去的地方，美国政府所能做的就是一些政策上的调整，美国的资本还是自己说了算。

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国家要吃资本的饭，跨国公司实际上不属于任何一个主权国家。所以美国和欧洲都没有能力再平衡世界经济，中国为什么有能力？

第一，中国有过剩的资本，肯定要走出去。为什么有“丝绸之路”？这是资本走出去的需要，政府只是顺势推出。西方的开放，中国上世纪80年代的开放都是资本推动的。

第二，中国的产能过剩，这也要有出路。中国大规模进行基础设施建设的时代基本过去了，东部、中部基本上饱和，也就西部还有一些空间，钢铁、水泥等等的产能过剩去哪里？必须找到出路，这跟西方以前一样，需要开拓新的市场、新的投资空间。资本需要投资空间，过剩产能需要新的市场。

第三，中国积累了基础设施建设的技术经验。“丝绸之路”除了传统的贸易投资以外，现在还有基础设施建设的合作。中国是当今世界最具能力进行基础设施建设的国家，“一带一路”上，除了像新加坡这样少数的国家有钱，其它都是很平均的较低发展水平的国家，需要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中国过剩的产能、中国的资本、中国的基础设施建设的技术，都是这些国家所需要的。

东南亚、中亚都需要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所以中国建立亚投行（坐观君插播：回复“亚投行”可提取相关文章哦），进行互利互通的基础设施建设，对方有几千亿美元的缺口需求。欧洲没钱，中国有钱，中国过剩。因为中国的老百姓和银行手里有很多现金，这么庞大的现金要转化成资本走出去，这是必须的。

三、“一带一路”不好搞啊，因为挑战不少

“一带一路”战略不好实施，挑战很多。现在国际上基本分为三种态度。

第一类是美国日本这样的既得利益国家。中 国走出去的话，既得利益肯定反对，因为中国作为新得利益，既得利益反对新得利益，我想天经地义，中国习惯也好，不习惯也好，这是事实。中国的改革开放，基 本上走过了三个阶段，“取进来”、“接轨”都不会跟外部冲突，但从本世纪初开始走出去，走出去就要发生冲突，因为你要触碰别国的既得利益，所以欧美反对很 容易理解。

第二类与之相反，广大发展中国家是欢迎的，因为他们需要发展，需要资本投资，但西方资本投资受制于政治原则，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亚洲银行又设置了很多附加条件，比如民主、自由、人权、宗教等等，但这在发展中国家就是鸡和蛋的关系，我没发展，如何讲人权，如何讲自由？所以这些国家希望中国能去投资，中国不像西方那样设置政治化的条件，所以这些国家是非常支持中国的。

第三类就是对中国保怀疑态度的国家，这 也分为两种。像韩国，本身对中国经济非常依赖，但是它受美国的压力，也不好公开表态，因为美国是它的战略同盟。澳大利亚也是一样，受美国的压力很大。另外 像印尼这些国家对中国到底要做什么不清楚，所以抱怀疑态度。当然这也与中国做得不到位有关，“丝绸之路”已经搞一年多了，到底什么方案，现在也没说清楚，我们的知识储备不足，人家不了解也不为过。

对中国“一带一路”战略国际上基本就是以上三种态度。

另 一个困难是，我们现在只是强调“丝绸之路”就要走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的道路，但这对很多国家来说就很麻烦。比如我们要修从云南到新加坡的铁路，越南就反 对，这不是经济规划的问题，是国家安全的问题，像菲律宾、越南跟中国有领土纠纷，修高铁等基础设施，他们就要怀疑是不是对国家安全产生影响。中国投资斯里 兰卡，印度就担心中国是否建立对它的包围圈。

之前，中国在非洲、缅甸、斯里兰卡大规模的投资基础设施，已经损失了很多钱，中国无法保证资本安全。老殖民主义时期，签了合同你不做，军队就派过去了，现在中国不能那么做了。而且“一带一路”上的很多国家政治很复杂，不像中国有个共产党做稳固的政治支柱，比如泰国、埃及，军方、宗教势力、反对派都是分化国家的力量的。像越南总书记、总理、议会分开，不像我们习主席“三位一体”，越南可能是下一个发生颜色革命的国家。面对这些国家，我给这个总统签的协议，下个总统上来了就不承认了。

四、我有信心中国能搞好“一带一路”

即使有这些困难，我觉得中国还是能够做好的，为什么有信心？是客观需要。世界还是要发展，发展是主题，尤其是在广大的发展中国家，比如在东南亚，新加坡老是感觉到不安全，因为旁边都是穷国家。他们要发展只有中国有能力资助，“金砖四国”其他三块不及中国一块重。

应为“朝贡体系”平反

中国为了探索新型合作方式，提出了“利益共同体”等口号，但我们需要考虑未来10年、20年的体系，我觉得今天我们该为“朝贡体系”平反，我们以前批判“朝贡体系”太过了，西方干脆把中国的“朝贡体系”看成中国的帝国主义。但是我觉得朝贡体系实际上是一个自由贸易体系。我曾经和英国人开玩笑，英国打开中国大门是靠坚船利炮，而朝贡经济之下，小国家要打开中国的大门，要叩头的。那么大个国家，你叩几个头就好了。英国人来了以后，叩头会觉得有失身份，但其他国家都没有感觉叩几个头有啥丢脸的。

当然，我所说的“朝贡体系”，不是指自己吃亏对方绝对得好处的不可持续的模式，也不是要回到“叩头”的状态下。它是我吃点亏也能得好处的状态，实际上中国跟东盟自由贸易区就是这样的“朝贡体系”。东盟自由贸易区为什么在那么短的时间内能做得好，就是东盟国家要五毛，中国给一块，给东盟带来很大好处。

中国的“富邻”政策比马歇尔计划更好

如果中国要可持续发展，我觉得“富邻”这个口号就非常重要了，如果你富裕起来了邻国不富，谁买你的商品？其他国家也富裕了，大量买你的商品，才可持续发展。而中国的文化就有这种包容精神，所有我就更自信了。我觉得中国成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就非常好。

“一带一路”也可以简称为中国的“马歇尔计划”，甚至会比马歇尔计划做得更好。中 国人常把马歇尔计划当成美国推行帝国主义的一部分，实际上马歇尔计划对欧洲经济确实非常重要，如果没有马歇尔计划，二战中被摧毁的欧洲经济就很难复苏。但 它是排挤东欧国家的，只是针对西欧国家，如果马歇尔计划也是开放性的，也是向东欧国家开放的话，苏联集团就做不起来，很容易垮掉，正因为马歇尔计划是排他 性的就形成了后面美国跟苏联之间的比赛。（坐观君再插播：关于这个问题是存在分歧的，回复“马歇尔”可提取相关文章哦）

我觉得中国“丝绸之路”就要非常开放，越开放越好，要让别人参加，开放可以减少成本。西方国家比如英国就有很多经验，中国走出去也就是才几年时间，所以中国要学习大国的经验，要谦虚些。

还有开放当然不仅仅是向国外的企业开放，而应当向中国的民营企业开放。其实中国民营企业走出去非常快，无论在非洲还是东南亚，都是非常成规模的，而且中国的民营企业走出去实际上比国有企业更早，鼓励民营企业、外资企业走出去，资本的构成就更合理。

中国要建立自己主导的国际秩序，否则会受惩罚

“丝绸之路”不仅是经济项目，更应当做成一个国际治理的项目，至少是一个区域治理的项目。就像基辛格说的，现在国际秩序、区域秩序，都是近代西方发展的结果，东南亚的秩序完全是西方的延伸，尤其是美国地缘政治影响扩张的结果。现在中国崛起了，美国的地缘战略慢慢缩回去了。

新 加坡就比较聪明，把中国的国际空间看成自己的国际空间，台湾寻找中国之外的国际空间，不可能。中国地缘政治的扩张，不是说要搞帝国主义，而是你成长起来以 后，自然而然会成为一个秩序，这是自然秩序。如果你不去建立这样一个秩序，走出去的利益就得不到保护，其他的利益就建立不起来，西方的国际秩序就是靠世界 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来主导。

中国很聪明，不反对这个秩序，而是加入这个秩序，在这个秩序中往上爬，尽管美国不让你上去，但中国不应该从现在国际秩序中退出，还是要跟西方交往，建立新型大国关系，同时中国不要忽视自己的秩序，如果不去追求自己的利益，不想把自己国家利益最大化，最后反而会受到惩罚。

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只有在国际秩序或区域秩序中硬了，内部才会更稳定。这个世界非常现实，有些方面我是不怎么相信软实力的，我更强调硬实力，软力量必须建立在硬力量之上。现在外面说中国威胁论，就是因为中国没有威胁，中国真正能对这些国家有威胁了，反而没有威胁论了，美国到处去威胁人家，人家说美国有威胁吗？中国还是要现实主义一点。

中国要成为美国那样的行动者，而不是空喊者

为什么大家不相信中国，相信美国？因为美国是它行动导向，有的人做错事，有的人做正确的事，有的人打胜仗，有的人打败仗，是敢说敢做的，所以美国经过了多次考试，中国连考试还没参加过。中国要走出去，跟越南和其他南海国家有小冲突没问题，邓小平先生早就说过，搁置主权争议共同开发。但是为什么他们不理中国？因为中国自己不开发，别人开发，他们觉得中国不行了。现在中国也要去开发，他们就说中国威胁，如果中国早30年去开发，什么危险都没有了。所以中国要去做，如果你去行动，他们就会跟你坐到谈判桌前，作为大国能够实现让别人来谈判的目标就算成功。

我希望中国共产党不要成为一个话语的空喊者，而是成为行动者。现在说得太多了，做的太少了，口号非常漂亮，实际上找不到这个东西，所以要实事求是，要携带者资本、国家战略和政治走出去。现在中国搞得不好，既给了人家钱，人家还不高兴。资本就是资本，跟美国日本的资本没区别。中国人要自信，现在英国和其他国家都加入中国组建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中国有句话说得有道理，你跟什么过不去也不要跟钱过不去。

中国要成立走出去的中央领导小组

中国有信心就可以走出去的，没自信钱就用不好。我就听柬埔寨等东南亚国家抱怨，如果是日本韩国有钱，他们尽量不要中国的钱，因为日本人、韩国人有礼貌，不像中国，比如云南一个市长去了也要国家总理总统接待，人家就觉得中国不自信，合作很麻烦。

中国要成立一个走出去的领导小组，因为中国的外交角色太多，国防部、外交部、商务部，地方政府，国有企业，各种机构之间谁也不欠谁，稀里糊涂走出去了。所以“丝绸之路”在国内必须有一个领导架构，美国后面还弄一个国际发展署。

中国资本一方面要摊到海外市场，另外还要考虑能不能赚钱、获利。现在有些国企老总跑到另外一个国家，建立一个自己的公司，把赚的钱放到自己的公司，亏损放到国有企业。针对这种情况，要建立像美国、欧洲那样的企业税收制度。

中国智库有“库”无“智”，需要知识先行

所以“一带一路”战略非常复杂，远远超过了***说的“五通”，但国内研究还没有超过***的“五通”，大家都在论证“五通”有多么高明，所以我说中国的知识储备远远不足。现在国内没有多少人学习小语种了，这样能对东南亚了解吗？根本不了解，光靠外交官是不行的。好多外交官都是屁股指挥脑袋的，尤其是中国的外交官，我很不喜欢，整天躲在大使馆里，总也不出去。

美 国不一样，尽管政府没有那么多智库，但是很多大学和企业都在研究小国家，我在新加坡的时候，美国的企业整天找我们了解情况。中国的民营企业在非洲投资那么 多，但他们一辈子能去两三次非洲就不错了。而美国在非洲的学生，至少一年三个月在外面跑。所以总书记为什么要求建立智库？因为中国的知识远远赶不上 中国客观需要。我们常说中国发展太快了，制度建设跟不上，那是因为知识水平跟不上。中国需要知识先行。

中国人一直说“知行合一”，知识最重要。尽管现在中国已经有两千五百多个智库了，但我说这都是有库没智。投钱建智库容易，但提高“智”很难。所以要用“智”来引导库，现在库太多了，没有必要。

4.搞好普法教育深化依法治村 篇四

--招远市玲珑镇欧家夼村党委、村委

招远市欧家夼村地处全国闻名的中国金都玲珑矿田，国家AA级风景区罗山国家森林公园环其左右，全村960户，2450人，1300亩粮田，700亩果园，山岚面积15000亩。改革开放以来，村党委、村委会坚持两个文明一起搞，法治德治共同抓，达到了村泰民安、共同富裕。村

党委连续四届被评为山东省先进基层党组织，连续十年被评为省级文明单位，先后两次被评为全国小康示范村，并荣获全国模范村民委员会、全国创建文明村镇工作先进单位等荣誉称号。

一、搞好普法教育，夯实依法治村基础

“严重的问题在于教育农民”，在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过程中，向广大农民群众灌输法律知识，使他们明确法律规定，懂得依法办事，是我们当前一项重要而迫切的任务。在这个问题上，主要做好了三点：

1、坚持普法形式多样，营造依法治村氛围。一是加强了普法硬件建设。投资2万元建起普法一条街，在村南北大街上设立普法专栏四个，定期更换普法内容，宣传有关法律知识；二是设立了农民普法夜校，做到了桌椅、教材齐备，组织有关人员每周末进行一次法律学习；三是实行法制宣传日制度。把每年的正月初四、五两天作为全村普法教育日，利用闭路电视，聘请公安、检察、法院和司法局的同志宣讲有关法律知识，对全体村民和外来务工的人员进行法制教育；四是每年进行1-2次法律知识竞赛活动，把有关法律知识进行归纳，形成答题，由村民小组、企业班组等组成竞赛队伍，进行有奖竞赛，有力地推动了普法活动的开展。同时，每季度举行一次法律知识讲座，对全村干部群众进行一次有针对性的普法教育。利用有利时机，向村民发放法律明白纸、普法教材，提高农民的法律意识。

2、抓住普法重点对象，发挥普法骨干作用。在农村，村两委成员、党员、村民小组长、村民代表是实行依法治村的关键。他们的法律水平高低，依法行政的好坏，直接影响着依法治村工作。工作中，我们着力狠抓了他们的学法、用法。一是实行两委班子学法中心小组制度，每两个星期学习一次，听取专题讲座，记录读书笔记，交流心得体会；二是落实党员学法制度，把堂课的内容加以扩展，使广大党员不仅在党员包户、发展经济、勤劳致富等方面发挥能力，而且在遵纪守法，维护社会稳定中起到模范带头作用；三是每两个月进行一次村民小组长、村民代表法制培训。村民代表、村民小组长是广大村民民主选举出来的，他们的一言一行具有广泛的代表性，他们的行为具有较强的群众基础，对他们的法制教育，具有很强的辅射作用。我们狠抓了对这部分人的法制教育，使普法宣传得到更好的深入普及。

3、突出普法重点内容，普法教育有的放矢。在普法工作中，我们做到了围绕每个阶段党的中心工作，有针对性地进行普法宣传教育，有效地推动了各项工作的顺利开展。在土地延包工作中，我们着重进行了《土地法》、《农村土地承包法》、《合同法》的宣传教育，使广大村民懂得了有关法律知识，明白了应该怎样依法承包、依法耕种。在农村的税费改革时，我们着重宣传了《税法》等法律法规，使广大村民明确了应享受的权力和应履行的义务。去年，我们村的全体村民都积极交纳了农业税，没有一户因各种理由而偷逃农业税的，在全镇首家完成了收缴任务。三是在矿业秩序整顿工作中，我们积极宣传《矿产资源法》、《环境保护法》、《合同法》等国家法律法规，为依法保护黄金矿产资源、取缔非法矿井打下良好的法制基础，矿业秩序整顿工作得到市委、市政府的好评。

二、狠抓制度建设，推进依法治村规范化

近年来，我们把制定和落实各项规章制度，作为依法治村的总抓手，使各项工作纳入了规范化、法制化的轨道，有效地理顺了干部与群众、群众与群众的关系，农村工作逐步进入正规化。

1、全面落实《村民自治章程》，约束全体村民的行为。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我们根据本村实际，按照有关法律、法规和政策，先后制定了28项管理制度，然后经过由上而下的反复酝酿讨论，将这些制度汇总制定了一个四章三十条、一百二十项共三万五千多字的制度汇总--《欧家夼村民自治章程》，其内容涵盖了国家法律法规、上级下达的各项任务指标，农村政治、经济、生活的方方面面，对村民应当干什么，不能干什么，提倡什么，反对什么，违反了章程怎么办，都做出了明确规定，并且每年都由村民代表大会对章程修改和完善。村民们遇到什么问题，翻开章程，对号入座，功过是非，奖罚清楚，一切问题迎刃而解。去年村民兰某，因自己的房子在村规划搬迁范围内，自己的母亲年事已高，拒不搬迁，一度成为影响规划实施的“钉子户”，使工程迟迟不能开工。村党委委派分管此项工作的两委成员到其家里做工作，通过讲解国家的有关法律法规，特别是共同学习村民自治章程的有关章节，讲明了利害关系，使兰某承认了自己的错误，答应立即搬迁，保证了工程顺利进行。

2、落实民主议事制度，调动村民

参与管理的积极性。近年来，我们把涉及村民利益的重大事项，通过议事会的方式，让广大村民讨论表决。充分体现了村民自治，让群众当家作主。1989年，我们根据村子大、人口多的特点，首创了村民代表会议议事制度。一是由村民小组民主投票选出112名村民代表，由村委会颁发代表证，并对他们进行培训，帮助他们提高参政、议政的认识和能力。二是村委会每两

个月召开一次村民代表会议，对涉及村委会全年工作计划、新上项目、技改投资、企业改制、非生产性开支、村庄建设，耕地调整、评议干部、村民自治章程完善、村委会工作总结、人口出生计划、困难户评议和“十星级文明户”挂牌等，均由村民代表会议讨论决定。会后通过闭路电视向全村实况转播，让全体村民都了解议事内容和所作的决定。十几年来，共召开代表议事会议80多次，讨论通过议案190多项，真正做到了“群众的事情群众议，大家的事情大家管、大家办”，既尊重了村民的意愿，又保证了村委会决策的正确性和切实贯彻落实。去年，召开村民代表议事会6次，讨论通过村庄规划补充条款6项，补充修改有关制度4项，有力地解决了规划和拆迁中出现的问题，加快了村庄建设步伐。

3、落实“两公开”制度，加强依法行政和民主监督力度。在农村，实行村务政务公开制度，是新形势下对农村干部实行监督的一项重要措施。在这个方面，我们主要做了以下几点：一是实行村务公开。从1988年起，我们把村民最关心、最想知道的热点、难点问题全部在公开栏上向村民公布；对财务收支、宅基地分配、计划生育指标、农机费、水电费等等一律公开张榜，使广大村民明确自己应缴纳的费用，对应享有的权利和应履行的义务，都有一个明确的了解。二是通过村务和政务公开，使党委和村委的行政水平得到提高。通过公开，把村两委的行政活动置于广大村民的监督之下，做到行政依法办事不违法，给群众一个明白，还干部一个清白。税费改革前，按照市、镇两级的要求，对农民种地收取一定的费用，群众很不理解。通过政务公开，广大干部群众知道了上级的政策，自觉交费是自己应尽的义务，从而端正了思想意识，全部按照要求自觉缴纳。三是在全村设立十个监督箱，及时收集村民的意见，对两委成员或村民代表的不规行为，及时查处，立即解决，既杜绝了村干部的违法违纪行为，又为群众的依法监督拓宽了渠道。

三、做好法德结合文章，开创农村工作新局面

在近几年的普法和依法治理工作中，我们切实做到了法治和德治两手抓、两手硬。既轰轰烈烈地开展依法治理，又扎扎实实地搞好道德教育，把法治和德治有效地结合在一起，一齐抓、一起搞，有效地推动了依法治村工作，使精神、政治和物质三个文明得到同步发展，收到了良好的社会效果。

1、广大村民精神面貌发生根本变化。为推动精神文明建设的深入开展，我们在招远市首家开展了“十星级文明户”创建活动。把有关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遵纪守法方面的内容分解成十项标准，每项用一颗星表示，做成牌匾，在村民的街门悬挂。每年年底，进行文明户评议，对获得“十星级文明户”的给予物质和精神奖励，有力地激发了农户的荣誉感，形成了“人人争当文明人，户户争创文明户”的可喜局面。在此基础上，又创造性地开展了“新型文明家庭”创建活动。在标准上，突出富裕型、知识型、美德型特点，赋予文明家庭创建活动更高的目标和要求，激励村民向高格调、高品味迈进。去年，全村有342户“十星级文明户”荣升为“新型文明家庭”，遵纪守法光荣，违纪违法可耻的观念已深入人心，村民的综合素质和文明程度大大提高。十多年来，全村达到了干部无贪污受贿、村民无违法乱纪、无重大失盗、无不赡养老人、无计划外生育、无非法经营、无重大伤亡事故、无民事纠纷调处出村、无不交纳税费、无超标准建房等“十无”目标。

2、保持了农村持续稳定。近年来，由于加大了法制宣传和道德教育，实行了依法治村和以德治村的紧密结合，有力地提高了村两委班子成员依法行政水平和全体村民的依法办事的自觉性，稳定了农村工作局势。开展依法治村活动以来，全村没有出现一起聚众斗殴、结伙上访等群体性事件，全村没有一人修炼“法轮功”、信奉邪教的，村风正、民气顺，保持了村泰民安。一九九八年在中央政法委召开的全国基层创安现场会上，村党委书记作为全国唯一的村级典型，介绍了依法治村、加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经验；省委领导吴爱英、高新亭、蔡秋芳，省司法厅副厅长李秋宏等领导同志视察我村工作时，对依法治村给予很高评价。省《法治通讯》以“两个教育一起搞，两个治理同时抓”为题，推广了我村依法治村、以德治村的经验，在全省引起较大反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