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历史年表（精选11篇）
1.中国古代历史年表 篇一
中国古代名将
开国，平叛，安边。
战术高超者
一战成名者
影响巨大者
春秋
1.孙武——(前535年—？)
兵家圣人、百世兵家之师。字长卿。军事家、政治家。与伍子胥合力攻入楚国都城。作《孙子》十三篇,为后世推崇备至
2.伍子胥——(前559～前484)军事家、政治家。名员，字子胥。初为楚人，楚王无道，杀其父兄。辗转入吴，辅佐吴王阖闾，强盛吴国。与孙武合力，攻入楚国国都，掘平王尸，鞭三百。后因谗言被夫差赐死。
3.先轸——（前？—前627）
晋中军元帅，指挥城濮之战，奠定晋国霸主地位。崤之战，第一场歼灭战。外交伐谋，开启兵家诡道。后因怒斥君主，自觉惭愧，自杀式冲锋而亡
战国
1.吴起——吴子（前440-前381）政治家、军事家、改革家。武庙十哲。作为军事家与孙子齐名，作为政治家与商鞅并论。在魏而秦不敢西进，在楚而三晋不敢南图。在魏魏强，在楚楚盛。首创魏武卒。开商鞅改革先河。平生七十六战，六十四胜，其余皆平。著作《吴子兵法》武经七书之一。后因改革触犯楚国贵族权利，被楚贵族杀害。
2.白起——杀神、人屠（？—公元前257年）
军事家。战略家。秦武安君。战国四大名将之首、武庙十哲。战国时代赫赫有名的将军，好歼灭战，以歼灭敌军主力为战略思想。以战止战，以杀止杀。战术灵活，指挥艺术高超。百战百胜，无一败绩，指挥鄢郢之战，伊阙之战，长平之战。一生歼敌一百三十多万，攻城七十余座。在世时，三晋与楚无敢攻秦。后被昭襄王赐死。六国闻白起死，举杯相庆。
3.孙膑——(?—前316)
军事家，鬼谷子弟子，孙武子后人
。精通兵法。受同窗庞涓陷害，受膑刑，后入齐，以军师身份指挥桂陵之战，批亢捣虚，攻敌之必救。马陵之战，减灶计，诱杀庞涓。两次大败兵锋正盛的魏国。奠定齐国霸主地位。著有《孙膑兵法》。马陵之战之后不知去向
4.廉颇——(前327-前243)赵国将军，战国四大名将，战功卓著，为赵国转战四方。擅长防御战，长平之战初期，以阵地战成功抵御秦国进攻。长平之战后，击败浑水摸鱼的燕国军队。被赵王猜忌，辗转魏楚，并无功绩，老死于楚国
5.李牧——(?－前229)
赵国军事家，战国四大名将，赵武安君。守备赵国北方，大破匈奴，使赵国边境安定十数年。召还朝中，屡破强秦，成为秦国心腹大患。平生未尝一败，是战国后期东方六国唯一能与秦国抗衡的将军。赵王中反间计，杀死李牧，三月后，赵国灭亡。
6.王翦——（?-?）
秦国军事家，武成候，战国四大名将。始皇尊其为师，帮助秦始皇灭掉六国，统一天下居功至伟。急流勇退，安享晚年
7.乐毅——(前？—前？燕昭王惠王)
燕国军事家，燕昌国君。率五国联军攻齐，下齐七十余城致使齐国几乎灭亡。使齐国一蹶不振。不复东方大国形象。后被燕王猜忌，归隐而去
8.田单——(前？—前？齐闵王襄王)
齐国贵族，齐安平君。出将入相，指挥即墨战役，运用火牛战，大破燕军。短时间内收复齐国故土
9.匡章——（宣王威王闵王）齐国名将，桑丘之战，击败千里入侵的秦国军队。伐燕，征楚，攻秦。统三国联军，攻陷秦国函谷关，秦国求和。后六国再无入函谷关者。
10.赵奢——（？—？惠文王孝成王）
赵马服君，指挥阏与之战，一战封神
秦
1.蒙恬——(？—前210)中华第一勇士，秦国将军，灭齐有功。后率军三十万，北筑长城，却匈奴七百余里。经营河套平原。后被秦二世赐死
2.王贲——（？—？）将领，王翦之子，通武侯。秦始皇灭六国主要将领，灭魏、燕、齐
3.章邯——（？—前205）
秦少府，将领，雍王。大秦帝国最后一根顶梁柱，率军转战四方，消灭各地起义军。一定程度上延缓了秦朝的灭亡，杀死项梁。巨鹿之战投降项羽，后败于韩信。自杀而亡。
4.冒顿单于——（前234—前174）匈奴单于，杀父自立。雄才大略，即位初期，忍辱负重，麻痹强大敌人东胡，而后将其一举击败。统一漠北草原。随后征服西域二十多小国，控制西域。“诸引弓之民并为一家”拥有控弦之士三十余万。缔造了最为强盛的匈奴帝国。汉建立后，刘邦亲自出征匈奴，冒顿用计围刘邦于白登山，绝汉军粮，刘邦用陈平计，侥幸得脱，遣使求和，为汉朝奇耻大辱。
楚
1.项羽——（前322—前202）西楚霸王，名藉，字羽。中国勇战派代表。“羽之神勇，千古无二”。初起兵，展现无双武力，独自格杀百余人。巨鹿之战,破釜沉舟,消灭秦国主力军队。掌天下，分诸侯。彭城之战，以三万兵急袭刘邦联军五十六万，大获全胜，雎水断流。然而四面皆敌，不断作战，且未能有稳定后勤保障。最后为刘邦统天下之兵所围。突围至乌江，最后一次展现无双武力。身杀汉军数百人，自刎而死。
汉
1.韩信——（前230—前196）兵仙，西汉开国元勋，军事家，战略家。齐王，楚王，淮阴侯。大将军，相国“王侯将相”荣加一身。汉初三杰，武庙十哲。萧何称其“国士无双”，刘邦乃拜之为大将。独自领军作战，出陈仓，定三秦，平魏，破代，灭赵，降燕，伐齐。与刘邦会合围项羽于垓下，全歼楚军。天下无能与其争锋。汉之疆土三分之二出自韩信之手。“功高无二，略不出世”。后人称“言兵莫过孙武，用兵莫过韩信”。楚汉之际，天下局势皆在韩信之手，向楚则楚强，向汉则汉胜，自立则三足鼎立。后因功高震主，不知收敛。被斩于长乐钟室。
2.英布——（前？—前196）“汉初三大名将”，楚九江王，汉淮南王。作战勇猛，身先士卒。楚汉战争期间，隔岸观火。后被刘邦策反，共围项羽于垓下。归汉后造反被杀。
3.彭越——（前？—前196）“汉初三大名将”汉梁王。常年率兵扰乱项羽后方，袭其粮道，使其疲于奔命。堪称游击战争鼻祖。后因被诬造反，被刘邦杀死。做成肉饼
4.樊哙（前242—前189）汉开国将军，舞阳侯，相国。早年从刘邦起兵于沛县，南征北战，屡立战功，作战勇猛，攻城先登，临阵杀兵。刘邦称帝后，帮助刘邦平定各路反王，稳定刘氏统治。
5.曹参——（前？—前190）汉平阳侯，丞相。从刘邦起兵于沛县，身经百战，屡立战功。破二国，一百二十二县。汉开国功臣第二位。继相位，与民休养生息。恢复大汉生气。
6.周勃——（前？—前169）汉开国功臣，绛侯，丞相。随刘邦起兵于沛县。身经百战，屡立战功，攻城好先登。刘邦言“安刘氏必勃”。吕后死后，与陈平共铲诸吕，保存汉室。
7.灌婴——（前？—前176）汉开国功臣，颍阴侯。丞相。作战勇猛，统领汉军骑兵，屡立战功。用兵迅速且勇猛。潍水之战，韩信败龙且，灌婴手下斩龙且。垓下之战，项羽突围，灌婴紧追不放，逼项羽自杀。刘邦称帝后，帮助刘邦平定异姓诸侯王反叛，吕后死，协助铲除诸吕
8.周亚夫——（前199—前143）汉军事家，条侯，丞相。周勃之子。治军严谨，驻军于细柳军营时，文帝入营，尚需通禀。景帝时七国之乱，统帅汉军，三月平叛。挽救汉朝。后因事下狱，绝食而死。
9.李广——（前？—前119）飞将军，汉朝大将。初随周亚夫平定七国之乱，夺旗扬威。后长期驻守边境，与匈奴交战。作战勇猛，保境安民。匈奴畏惧，数岁不敢入侵。但自己也经常损兵折将。后随卫青北征匈奴，迷路，自杀。
10.卫青——（前？—前106）字仲卿。西汉大司马大将军，长平侯。多次北征匈奴，为汉开疆拓土，战功赫赫。用兵深入，出奇制胜漠北之战，与霍去病深入漠北，几乎消灭匈奴有生力量，威胁汉朝的匈奴边患，基本解决。
11.霍去病——（前140—前117）卫青外甥，西汉大司马骠骑将军，冠军侯。勇猛果敢，骁勇善战，精于骑射。用兵灵活，擅长千里奔袭，出奇制胜。继承卫青战法并发扬光大，将骑兵机动性发挥到最大。古代最优秀骑兵将领之一。自18岁初上战场，多次北征匈奴，使匈奴闻风丧胆。漠北之战，与舅父卫青深入匈奴腹地，大破匈奴，使之元气大伤。漠北之役，霍去病封狼居胥，饮马瀚海。成为中华民族武将最高荣誉之一。因病去世
12.赵充国——（前137—前52）字翁孙。西汉将领。早年从李广利征讨匈奴，被匈奴大军围困。充国率百余人突出重围，身受二十余创。后以古稀之年，督边西陲，下令屯田，长期与羌人对峙，只打必打之战，瓦解羌人各部联合，收买人心。“不战而屈人之兵”，最终平定羌人叛乱。
13.陈汤——（前？—前？汉元帝）西汉将领。出任西域都护府副校尉时，审时度势。果断率领胡汉杂军，突袭匈奴，斩郅支单于。解除匈奴对汉威胁。边境安定半个世纪。“明犯强汉者，虽远必诛”出自其口
14.吴汉——（？—44）字子颜。东汉开国元勋，广平侯“云台二十八将”协助刘秀平定河北，击败收编各地农民军，壮大刘秀势力。消灭公孙述，平定川蜀。治军不严，为人诟病
15.耿弇——（3—58），字伯昭。东汉开国元勋，将领，好畤侯。“云台二十八将”，从刘秀平定河北，消灭农民军。率部转战山东，以寡军消灭张布十万军队，尸横遍野，平定齐鲁之地。军事指挥艺术高超，作战灵活，首创围城打援。
16.岑彭 ——（？—36）字君然，东汉将领，舞阴侯，“云台二十八将”。率军南征，平定荆襄
17.
2.中国古代历史年表 篇二
关键词：古代,档案,发展,历史,因素
“档案”一词最早出现在明末清初杨宾 (1650-1740) 的《柳边纪略》中, 认为书于木中的文字, 在贮存年久之后便称之为档案, 当时曰档子。在清朝康熙年间 (1680) 在《康熙起居注》中也出现了档案一词 (部中无档案) (1) , 但对档案一词进行溯源, 可以发现, 事实上古代的档案发展历史可上溯至殷商时代, 并不是我们所认为的始于明清时期。中华民族几千年文化历史之所以呈现出如此绵亘不断的状况与局面, 并最终形成浩繁的历史典籍, 与不同时期档案工作的发展具有重要的联系。
一、档案的源起
现阶段, 中国公认的最早有文字记录的档案出现在3500年前的殷商时代, 当时以甲骨作为基本载体进行记录。在殷商时期, 统治者顾问朝政均需要求神问卜, 将兽骨、龟甲等一类的器物放置于火上进行烧烤, 之后通过对其裂纹进行分析, 来解释某种发展趋势与变化, 而占卜的结果也会被记录在兽骨与龟甲之上 (2) , 形成特定的文字记录, 这就是最早的档案记录方式。殷商时期, 甲骨档案是最重要的文书, 其内容涵盖王室重大活动、农业活动、祭祀活动以及战争活动等。通过专业考古人员对殷商时期甲骨档案进行分析可以发现, 那些甲骨档案均是经过精心整理并装订起来的, 同时有些王朝还制定相应的政策对这些材料进行埋藏等, 初步形成了一定的档案保存与管理模式。
档案法规随着档案工作的出现而出现, 历代王朝均借助档案立法来实现档案的完整性与安全性, 以有效维护封建统治。据相关资料考证自从档案工作产生之后, 档案法规也就随着产生, 在《禹刑》与《汤刑》中已经存在与档案管理工作相关的律令。正是古代档案法规的出现与持续发展, 才推动了后期中国档案法规制度的建设与完善, 从而保障了整个封建王朝档案工作的基本框架与体系构建。
二、中国古代档案发展思路与发展脉络
(一) 古代档案的萌芽
中国古代档案工作体系化形成最早出现在夏商周三代, 随着国家机关的建立及行政管理工作制度的形成, 档案工作也作为一项行政管理内容开始出现。在夏商及西周三代, 国家机关在其行政管理过程中形成了一大批文告、策命、法典等公文及档案, 分别记录于兽骨或者青铜器上。夏商周三代人冶炼技术的发展及后期青铜器的产生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档案的出现与发展。发展到三代时期, 铸器的目的最终变为勒铭, 将铭文铸刻在青铜器上, 也即后世人所说的“金文”。金文是当时帝王及奴隶主贵族的主要记事档案, 主要用于保存宗族及宗庙的重要历史及某一时期统治阶级的重大历史事件, 比如征战、赏赐、册命等, 具有显著的历史史志性意义和价值, 因此那一时期的档案也称作金文档案。在那一时期还有简册档案, 即写在木板或者竹片上的书籍。一般写在竹片上的为“简”, 写在木板上的为“牍”, 两者通称“简牍”。事实上, 档案工作发展到周朝已经形成了相对全面的档案管理体系, 设置了专门的大史对档案文书工作进行管理, 各诸侯国也需要根据周王的典制, 来依法对档案进行管理。发展到春秋战国时期, 又出现了缣帛档案及石刻档案, 其中缣帛主要是一些表面光洁的丝绢, 柔软易携带, 因此从战国开始, 缣帛便取代了传统的竹木, 成为当时最重要的书写材料。发展到秦汉, 很多帝王均将一些重要的历史记载与事件记录在石头上, 便形成了石刻档案, 石刻档案的形成起因与石材的坚固、易保存, 同时还弥补了古代书写材料相对较少以及青铜器造价太高且容易腐蚀等缺陷。
(二) 古代档案的纵深发展
中古古代的档案进行快速发展的时期始于两汉时期, 随着“蔡侯纸”的问世, 以纸张作为基本的书写材料很大程度上推动了档案的发展, 也直接促使了纸质档案的产生。发展到魏晋南北朝时期, 纸张已经完全取代了传统的绵薄、竹木等而成为文字记载的主要载体。中国现存的“平复帖”是现今世界上保存历史最久的纸质档案。从两汉开始, 政府的档案便出现规模化发展的趋势, 档案保管工作也更加集中, 且专门设置尚书台、御史台等对档案进行收集与管理, 地方机构也设置注曹对档案进行管理, 当时的统治者已经开始发现档案的重要性。
档案工作发展到唐朝, 随着封建社会鼎盛发展时期的到来, 档案工作的快速发展时期也开始出现, 唐太宗及房玄龄非常重视对一些文牍典籍的收集与储藏, 以文牍典籍为基本载体所编写的史志内容, 很大程度上完善了对中国历史发展的记载。另外, 唐朝还设立了甲库, 专门对人事档案进行保存与管理, 同时还形成了严密的保存管理制度, 发展到贞观年间, 档案的管理制度已经开始涵盖撰拟、令签、分拣、保密、传递、销毁等程序, 而且不用的管理步骤均有明确的规定, 比如移交档案要根据档案内容及立档单位的不同而进行不同的标记, 不同类型的档案要根据不同的管理、保存与移交规定进行相关的管理程序。
(三) 古代档案成熟体系的建立
档案工作发展到明清时期, 其资料的收集、保存、移交、控制内基本工作流程便更加严密的表现出来, 在明朝建立之前, 朱元璋就曾多次下令收集敌方的档案资料, 在朱元璋建立明朝之后不久, 便专门设立通政司对内外章疏敷奏封驳之事进行管理 (3) , 很大程度上保证了档案工作的专门化管理。通过通政司的管理, 档案管理工作得到了有效的发展, 尤其是关于朱元璋起义以来的多种文书资料等, 均进行了很好的收集与整理。另外还设立起居官来对材料进行记录与标准, 宋王朝从中央到地方, 设置了大量文书档案机构及相关的照磨、管勾人员。在洪武年间, 又建立了“赋役黄册”, 专门用于记录全国经济事件, 朝廷为了有效保存黄册, 还专门规定了用纸、装订及裱糊的材料以及册籍的尺寸、贮册架阁的制造等, 这些均展现了明朝对档案管理工作的重视程度。
档案工作发展到明朝之后, 出现了更加繁荣、更加系统的发展局面。在清朝建立之后, 顺治一方面录用降清的明朝官吏, 另一方面还十分重视对汉族知识分子的收买, 当时清朝多种管理制度均以明代为范本, 在各级档案管理机构中, 均根据管理工作的繁简程度配备均等的满汉人员, 对档案进行汇抄、缮修、保管等。同时清朝关于对档案管理人员的任用状况及奖励惩罚状况等也做出了规范的规定, 从而深入完善了古代文书档案管理工作。清朝的档案管理工作在吸收前朝档案管理规范的基础上, 开创了许多新的档案管理制度, 比如雍正年间规定的朱批奏折“封固”回缴制度等, 很大程度上推动了档案保密工作的发展。另外, 在雍正年间还出现了严格稽查文件的办案制度, 要求各衙门需要每月将所奉事件进行分类, 包括“未结”和“已结”两种, 交内阁保管, 内阁需要按日进行记录, 并按月进行汇齐奏报。档案文件复本制也是雍正年间形成的, 很大程度上保护了档案的安全。清朝军机处的独特权力也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档案管理工作的发展, 规定军机处需要对档案进行定期的修缮, 还要清档清查、统计总目进行编制清册, 要求档案记录要清楚明了, 档案保管要严密安全。
三、影响中国古代档案发展的关键因素分析
(一) 档案的保护
中国古代历代王朝的统治者均认识到了档案作为其有效统治工具的重要价值, 因此均设立专门的档案管理机构对档案进行管理。比如周朝的“藏于宗庙、放之于天府”、秦朝建立的宫廷与政府档案机构、汉朝设立的石渠、麒麟等、唐代的甲库、宋朝的三司、元朝的架阁库、明朝的后湖黄册库、清朝的国家藏书机构等, 均是针对档案有效保管所设立的专门机构, 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档案的严密性保管, 也只有设立相关的机构与部门, 对档案进行有效保管, 才能从根本上推动档案的保密性, 促进档案工作的有效开展。
(二) 档案管理人员对档案管理工作的重视程度
首先, 对档案管理人员的重视。中国古代档案管理工作人员有多种称呼, 比如大史、小史、内史、外史、兰台令史、中书舍人等;同时对档案管理人员的任用程序也十分严格, 从其政治、文化到外貌均有严格的要求, 而且很多的档案管理人员均承担重要的官职。也正是因为历代王朝军重视档案管理工作人员, 才有效保证了档案管理工作的有效发展。
其次, 对档案工作的重视。中国古代档案管理发展过程中, 可以说无一例外的任何一个朝代均对档案工作进行了有效的规范规定, 比如春秋战国时期规定本国册令及各国往来书文等均需要进行有效记录;比如在《唐律·职制律》中规定:“漏泄大事应绞;非大事者, 徒一年半, 漏泄于蕃国使者, 加一等, 转传大事者, 杖八十”;在清雍正时期, 分别对文书档案的上缴、汇抄、修缮及保管等进行了相关的规定。
四、结论
综上所述, 中国古代的档案工作的有效发展能够在很大程度上推动国家政权的巩固与文化的繁荣, 但受中国古代高度集权的封建制度的束缚, 使档案工作具有了一定的局限性与阶级属性, 比如档案的御用性、档案机构作为封建王朝实现专制统治的垄断性等, 尤其是发展到封建社会的后期, 政府及官员的腐败对档案工作的顺利开展起到很大的阻碍性作用。通过对档案发展历史进行研究, 最终得出结论, 认为只有建立完备的档案法规体系的基础上, 对档案进行妥善的保管, 推动档案管理人员充分重视档案工作的价值和意义, 才能从根本上推动档案工作的持续与顺利发展。
注释
1陈玉琴.漫谈我国古代档案机构的变迁[J].兰台世界, 2009, (13) :77.
2许翠花.论我国古代档案发展的关键因素[J].兰台世界, 2011, (6) :36-37.
3.“跃动”的历史——中国古代乐器 篇三
正是这些乐器，在历史的深处，共同演绎了中国人心灵的乐章……
2005年8月，一支中国乐队在瑞士的日内瓦州巡回演出，演出的主题为“东方音符”。尽管演出的曲目已经融入了不少现代因素，已无法真正完全再现中国古代音乐的精髓，但悠扬而古远的旋律仍令观众如醉如痴，演出在当地引起了轰动。其实不仅仅是音乐本身令观众陶醉，就连演奏的乐器也是观众们从未见过的。通过它们，观众们从一个层面看到了地球另一面那个东方古国悠久的文明。
古籁幽婉——生活中来
在生产力低下的原始社会，人类为了生存，在大自然的怀抱里与野兽抢夺食物，常常也会像野兽一样死于自然灾害。但人类不同于其它动物，他们会思索，有智慧，他们的感情更加丰富，需要更多的表达方式，动物只会嚎叫，但人类会歌唱，而且还会让石头、泥土、竹子、骨头发出美妙的声音——乐器诞生了。在中华大地上，众多新石器时代的古文明遗址中出土了大量我们的先人制作的原始乐器：
磬，一种跟石器时代石犁、石锄形状很相似的乐器，只不过是在石犁、石锄安柄用的圆孔中系上绳子，悬而击之，能发出“当当当”悦耳的声音。专家推测：它来源于古人的生产工具；
骨哨，曾作为联络工具用于狩猎中；
把兽皮蒙在空心陶管上击打，鼓诞生了；
受敲打陶碗、陶杯能发出清脆声音的启发，便有了陶铃；
发现最广、最普遍的当数埙。它是一种吹奏乐器，用泥土捏成鸡蛋形状，在上面开6孔，然后放进火里烧制而成的。埙声凄婉、悠长，即便在今天，人们听到后，也会在心底涌起一丝淡淡的惆怅，仿佛回到了空旷的原野或忆起了尘封的往事，其意境是众多现代乐器都难以表达的，有很强的震撼力。
（图1）……
乐理上，这些远古乐器在演奏中主要体现“宫、商、角、徵、羽”五声音阶，相当于简谱中的“１、2、3、5、6”，缺“4、7”，但并不是不能表现现在的7声音节。这主要与我们先人的宇宙观关系密切：从后来的发展看，“宫商角徵羽”变成了“金木水火土”、变成了“东西南北中”，一切都与“五行”暗合，这便是 “七声奉五律”，并形成了一个习惯性的规则。而这个规则，也恰好符合中国文化所崇尚的平缓、宁静的精神境界，体现在用这些中国传统乐器演奏的乐曲上，虽缺乏跌宕起伏，但尤显沉稳典雅。
“高山流水”觅知音
随着时代的变迁、生产力的发展，乐器的种类开始增加了，质量也在不断地改进。 根据记载，早在3000多年前的周代乐器就有大约70种之多，其中最著名的当属古琴。相传那时一个叫钟子期的人听到了琴师伯牙的琴声，当伯牙弹到描写高山的曲调时，钟子期说:“善哉，嵯峨兮若泰山！”当伯牙弹到描写流水的曲调时，钟子期说:“善哉，洋洋乎若江河！”……伯牙总算遇到了能听懂自己音乐的人，十分感动，遂与钟子期结为生死之交。钟子期死后，伯牙把琴摔碎，不再弹琴了。后以“高山流水”比喻知音难得或乐曲的高妙。
其实在中国古代，琴是文人的专用品，古琴演奏特别注重对弹奏者的礼仪要求:弹奏前要沐浴;弹奏时必须怀着肃穆宁静的心态、禁止邪念;琴台上还必须燃上一炷香……奏琴并非为弹琴而弹琴，而是为了修身养性。在孔子的理论体系中，音乐和礼仪规范处在同等重要的地位，弹奏乐器是培养高贵品德的重要途径。而这一认识，随着历代王朝“独尊儒术”的治国理念沿传了2000余年。
其间，古琴的形制也在被不断改进、发展。据专家介绍:相传最早的古琴是舜发明的，按金、木、水、火、土“五行”为五弦之琴，后武王伐纣时为鼓舞士气加了一根弦，再后为了表达抒情怀旧的意境人们又给它加了一根弦。此后，虽然历代工匠在造琴时考虑到多种因素而出现了许多别致的造型，但七弦定制一直保持至今（图2）。
“生机勃勃”与“生不逢时”
自公元前8世纪始中国进入了春秋战国时代，这一时期虽然战乱不断，但也是一个“百家争鸣”文化大发展的年代。在这一历史背景下，中国古乐器迎来了其历史上的第一个黄金发展时期。
1978年5月发掘的湖北随州曾侯乙墓，出土了编钟、编磬、建鼓、瑟、筑、排箫、等8种128件乐器，对中国古代音乐史的研究具有相当重大的意义。有人曾统计过，如果要同时演奏曾侯乙墓里所有的乐器，起码要41个人。出土的乐器中名气最大的则属那套共65件、总重达到5吨的编钟。作为乐器，这套编钟的出土可谓音乐史上绝无仅有的一次伟大发现，它体积硕大、造型繁复精细，音色优美、音域宽广（图3）。这套编钟同时也反映出了我们先人高超的青铜铸造技艺。编钟优秀的音质源于青铜中铜、锡、铅含量的合理配比，尤其锡的含量控制最为关键。当代冶金学证实:青铜中锡含量在13%左右时，所铸的乐器能达到最完美的音高和音色。而这套编钟中锡的含量被严格地控制在了12%～14%之间。
墓室里众多的乐器再现了那个时代中国乐队的场面：
按照中国古史书的说法，皇家和贵族的乐队叫作“钟鼓之乐”，“钟”是编钟，“鼓”就是建鼓。这是一个高等贵族才能拥有的乐队，享受美妙的音乐是其次的，更重要的是展现权力和威严。
在那个时代，对乐器的使用有着非常严格的规定：天子享受四面之乐叫“宫悬”；第二等级的诸侯享受“轩悬”，就是三面之乐。曾侯乙就属这一阶层；大夫可欣赏两面之乐；士是最低一级的，享受一面之乐。
再通过在曾侯乙的“寝宫”里也发现了大量乐器及一个由20名妙龄女子组成的殉葬乐队这一点看，曾侯乙本人可能就是一个精通音律的人。
……
然而，这样的特权并没有维持到永远。自曾侯乙荣光入葬也就过了200多年的时间，便“移风易俗”了。
屈尊降贵 “避重就轻”
考古人员在山东洛庄发掘西汉早期一座王公墓葬的陪葬坑时，出土了一整套19件的编钟，它们和普通的军乐器混杂在一个坑穴里，已不再有以往统领高雅音乐界长达千年的至上风范了；与这套编钟同时出土的还有6套编磬，总计107件。仅从出土编钟和编磬规模、数量上的配比来看，编磬的地位和重要性已经超过了编钟。变化是显著的，曾侯乙时代象征着最高贵的乐器和乐声的“钟鼓之乐”已为汉初的“金声玉振”或说“金石之声”所取代。
在同是汉初时代的马王堆汉墓中，出土了一套体现当时小型室内乐队的乐俑。木俑所使用的乐器是竽和瑟，而“竽瑟之乐”也正是风靡战国到秦汉之际的流行音乐组合。此外，乐俑们的演奏姿态也有了明显的变化，曾经的庄严肃穆被愉快和享受的风尚代替（图4）。
汉代的演奏乐器中还有外形看起来和琴有几分相似，因弹奏声音“铮、铮”而得名的筝。人们根据对史料的研究，知道这种乐器已有2000多年的历史，但遗憾的是现代考古很少发现出土的实物筝，只有少量传世珍品。筝能更好地表现激昂情绪的音乐，通常是表演给大众听的，这与琴适于表现古雅、节拍比较缓慢的作品，通常用来自娱自乐不同。但二者可互为补充、相得益彰。
……
再结合一些同时代的其它考古发现，人们可以清晰地看出，曾侯乙时代那种严肃刻板的“钟鼓之乐”在汉代已经解体，取而代之的是乐舞百戏这类欢快活泼的综合艺术，各种轻便的弦乐器和管乐器已开始在乐队中粉墨登场。乐器与音乐从一种“排场” 开始了人性化、实用性的回归，源于生活、服务于生活，并开始走进人们的日常生活。
兼收并蓄盛唐强音
其实早在西汉年间，随着汉匈（奴）战争、随着张骞使西域、随着丝绸之路的开通……各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更加广泛，一些外来乐器因此进入中原地区，从而使中国的乐器发展出现了重大的变革：
考古工作者曾在河南贾湖一处史前遗址中发现了一支史前人用鹰的翅骨做成的骨笛，距今至少在8000年以上，是迄今发现的世界上最早的有音阶的发音器。姑且以此为始，一直到张骞使西域前中国传统的笛子都是竖吹的，但自张骞从西域带回了横吹的笛子后，便有了笛、箫之分（图5）。
“阮咸”，这种后来以西晋名士阮咸名字命名的乐器，也是经由丝绸之路从西域传入的乐器，汉时称秦琵琶，后经不断改进便成了地道的“国货”——琵琶（图6）。
……
汉代结束后，进入到纷争不断的魏晋南北朝时期，战乱的年代是文化交流的黄金时代，各种外来文化进入中国，带来了创新的机遇。到了充满活力和开放精神的唐代，由于人们对外来文化始终抱着新奇和接纳的态度，中国乐器史上的重大变革产生了。遗憾的是，保存至今的唐代乐器实物非常少见，但人们仍可从其它途径管窥异彩纷呈的唐代乐器（图7）：
在一幅反映乐队演奏盛况的唐朝壁画中，人们可以看到一些以往从未见过的新乐器，但最令人感到新奇的是，里面的琵琶是横着弹的，而且还用拨子。据专家介绍：早期西域琵琶的弹奏方法是横着用拨子弹奏的。这样，白居易《琵琶行》中“曲终收拨当心画（划）”句中的“拨”也就不难理解了。在中国，琵琶的演奏方法大约经历了千年演变，直到明代才形成了如今人们看到的竖抱用手弹奏的舞台表演形式;而在日本，琵琶自唐代传入后，至今仍保持着用拨子的演奏方法。
在一件出土的唐三彩上，一个唐朝的伴奏乐队毫无遗漏地被展现了出来:乐队所使用的乐器有土生土长的排箫、笙、竖笛等，也有自西域传入的琵琶、箜篌、横笛、拍板等，但领衔的则非琵琶莫属。
在当今的日本，仍在使用一种自唐代传入的古老乐器尺八。尺八是一种竖笛，顾名思义因长一尺八寸而得名。但在中国，尺八却早已消失了身影。
……
据《乐府杂录》记载，唐朝时各类乐器大约有300种。虽然其中一些品种如今已难觅踪影，但一些外来乐器在文化的兼容并蓄中却最终成为地道的中国民乐器。公元907年，随着唐的灭亡，中国音乐史上一个辉煌的时代结束了，但是，历史的痕迹却永久地印刻在了古老的土地上：
如今在西安郊区的一个小镇中，活跃着一支完全由农民组成的民间乐队——集贤乐社。可千万别小看这支农民乐队，他们使用的乐器大部分是祖辈传下来的，弹奏技艺也是祖传的，绢制的古旧乐谱传自明代，所演奏的则是大名鼎鼎享誉中外的“长安古乐”。据传，唐“安史之乱”时，一位宫廷乐师流落于此，为谋生计创立了一个音乐教坊，专门教导民间弟子演奏宫廷音乐，并代代相传延至今日。长安古乐的演奏形式分座乐和行乐，座乐一般坐着演奏，演奏大套曲；行乐就是站着演奏或在行进中演奏，常会奏一些短而优美的乐曲。乐队的核心是鼓，有7种，整套古乐以不同的鼓声为主干贯穿下来的（图8）。它使今人有幸聆听到了“余音绕梁，‘千年’不绝”的唐代宫廷高雅音乐。
融会贯通蔚为大观
唐代以后，发展于宋、元，成熟于明、清的戏曲艺术渐成主流，这一转变深深影响了中国传统乐器的发展轨迹，如今不少著名的中国民乐器都是在宋元之后逐步出现和成型的。
人们所知道的京剧伴奏乐队并不庞杂，但无论是悲壮铿锵的情怀还是温柔哀怨的情调，观众完全能够感受到伴奏乐器的丰富表现力，都是经过长期摸索后合理搭配的成果（图9）。其实，乐师们手里拿着的乐器大部分并不产自中国本土，却最终成为最有代表性的中国乐器，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当数二胡（图10）。二胡在京剧伴奏中的作用绝不亚于西洋交响乐团中的小提琴，不过，很多中国人都并不了解，二胡原本并不是中原的产物。二胡的前身叫“奚琴”，是隋唐时代北方一个叫“奚”的部落发明的乐器。从史料中可以发现，唐宋前一直没有关于像二胡这类弓弦类乐器的记载。这类乐器传入后，同样也经过了很长一段时间的磨合，大约在元代最终与本土文化融合，形成了一种新型的中国乐器——弓弦类乐器。此后，历经明、清的不断演进发展，二胡不仅坐上了中国民乐器的头把交椅，而且拓展出了一个庞大的家族：高胡、板胡、京胡、大胡、低胡等等。
4.中国古代历史故事 篇四
一天夜里，风雪交加。赵普正在家里烤火取暖，忽然听得门外一阵敲门声。赵普心里奇怪，这么寒冷的夜里，还有谁会来找他?他打开门一看，只见一个人披着斗篷，在雪地里站着。赵普定睛一看，大吃一惊，原来来的竟是宋太祖。
赵普连忙把宋太祖请进屋里，拨红了炭火，在炭火上炖上肉，叫他老妻拿出酒来招待。
赵普问：“雪下得这么大，陛下为什么还要出来?”
宋太祖说：“我想起一件事，反正睡不着，就来找你商量一下”
赵普想了一会，说：“如果我们先打下北汉，就会受到辽朝的威胁。还不如先削平南方，回过头来再打北汉。小小北汉，不过像弹丸一样大，晚一点收拾也跑不了。”
宋太祖笑着说：“我们想到一起去了。”
宋太祖和赵普决定了先南后北的计划以后，约摸花了十年时间，先后出兵消灭了南平、后蜀、南汉。这样，南方的割据政权只留下南唐和吴越两国。
南唐是“十国”中的一个割据政权，那里土地肥沃，没有像中原那样遭到战争的破坏，所以经济繁荣，国力富裕。但是，南唐的国主都是政治上十分昏庸无能的人，后来弄得国力渐渐衰弱下来。
最后的一个国主李煜(音yù)，历称南唐后主，是一个的词人，对诗词、音乐、书画，十分精通，可就是不懂得处理国事。北宋建国后，李煜每年向北宋进贡大量金银财宝，想维持他的地位。后来，他看到宋太祖接连消灭了周围三个小国，才着慌起来，赶快派使者给宋太祖送去一封信，表示愿意取消南唐国号，自己改称“江南国主”。但是这一点小小让步，怎么能改变宋太祖统一中国的决心呢。
公元974年九月，宋太祖派大将曹彬、潘美带领十万大军分水陆两路攻打南唐。曹彬从荆南带领水军沿江东下，很快就占领了池州(今安徽贵池)，进驻采石矶(今安徽马鞍山市)。潘美带领的步兵到了江北，被辽阔的江面挡住了进军的道路。
有人向宋军献计，如果用竹筏和大船搭成浮桥，步兵就可以全部顺利过江。潘美听了这个计策，马上赶造浮桥。这个消息传到南唐的国都金陵(今江苏南京市)，南唐君臣正在喝酒。李后主问周围大臣该怎么办?大臣说：“自古以来，没听说搭浮桥过江的，一定办不成!”
后主听了，哈哈大笑说：“我早说他们是小孩子闹着玩罢了。”
过了三天，宋军搭好浮桥，潘美的步兵像在陆地上行军一样，跨过长江。南唐的守将败的败，投降的投降。十万宋军很快就打到金陵城边。
那时候，李后主还正在宫里跟一批和尚道士诵经讲道，宋军到了城外，他还蒙在鼓里呢。有一天，他到城头上巡视，发现城外到处飘扬着宋军旗帜，这才大吃一惊，回宫以后，派大臣徐铉(音xuàn)到东京去求和。
徐铉见了宋太祖说：“李煜待陛下，就像儿子待父亲一样孝顺，为什么还要讨伐他?”
宋太祖反问说：“那么你倒说说，父亲和儿子能分成两家吗?”
徐铉没话说，回到金陵向李后主回报。过了一个月，末军围城越来越紧，李后主又派徐铉到东京去。
徐铉苦苦恳求宋太祖不要进攻金陵，宋太祖听得不耐烦，一手按住利剑，怒气冲冲地说：“你不要多说了。李煜并没有什么罪。但是现在天下一家，我的床边，怎么能让别人睡着打呼噜呢!”
徐铉眼看再恳求也没用，只好再回到金陵。李后主听了回报，知道求和没有希望，连忙调动驻守上江的十五万大军来救。兵到皖口，受到宋军两路夹攻。南唐军放火烧宋军。哪知正碰到起北风，火反烧了自己。南唐军全军覆没。
曹彬派人进城告诉李后主，劝他趁早投降，免得城里百姓的生命财产遭到毁灭。后主还想拖下去，曹彬就下令攻城。
第二天，城被攻破了。曹彬率领宋军整队进城，秩序井然。李后主叫人在宫里堆了柴草，准备放火自杀，但是毕竟没有这个勇气。最后还是带着大臣出宫门，向曹彬投降。
5.中国古代历史名人 篇五
京兆杜陵(今西安东南)人，隋朝开国四大名将之一，少时英武，长于起射，好读兵书。15岁时史万岁就随父参加北周伐齐之战。两军将战于芒山，史万岁观察周围形势后，命部队马上撤退，随后周军果然大败，有了未卜先知的名声。杨坚称帝不久，大将军尔朱勋谋反被杀，他受牵连被发配至敦煌为戍卒。开皇三年，秦州总管窦荣定击突厥，他至辕门自告奋勇。当时双方决对一战定胜负，突厥派了个猛将上来挑战，史万岁一出马便驰斩其首而还，突厥军大惊，不敢再战而退，于是授上仪同,兼车骑将军。史载的这种单挑定胜负可是非常罕见的，就凭此战，史万岁就够资格称为勇将了。
后来史万岁又参加了灭陈之战，隋朝统一天下以后.开皇十年，史万岁带领兵马从浙江金华一带进击，转战千里，经历大小 00多战，击破叛军无数。开皇， 突厥达头可汗犯境，史万岁和汉王杨谅从马邑出击，与突厥军遭遇于大斤山，达头可汗知道是史万岁带兵后，慌忙领兵撤退，史万岁带领一队骑兵追击俗话百里，大破敌军，斩获数千.史万岁南征北战，功劳很大。
6.中国古代历史人物事迹 篇六
对，在很大程度上，在中国人的眼中心里，负心汉=陈世美，陈世美已经不是一个名字了，不是一个人了，他已经成了一种符号，象征负心汉的符号。
在小说的渲染和近年来《包青天》等电视剧的热播下，很多人都知道，陈世美是一个为了富贵抛妻弃子的负心汉。
在那些小说和电视剧及传说中，陈世美家境贫寒，和妻子秦香莲恩爱和谐。在十年寒窗苦读后，陈世美中了状元，还被宋仁宗招为驸马。然后秦香莲因为一直没有陈世美音讯，就携子上京寻夫，虽然寻到了陈世美，但陈世美为了荣华富贵不肯相认，并派韩琪半夜追杀。但韩祺不忍下手于是便自尽以求义，而秦香莲反被误认为凶手入了狱。随后在陈世美的授意下，秦香莲被发配边疆，半途中官差奉命杀她，但幸好被展昭救了。
随后包拯找到了人证物证，想定驸马之罪，而公主与太后都赶来阻挡，但包拯终不让步将陈世美送上龙头铡，然后一代负心汉陈世美就这样死了。
但是，这都是真的吗?其实这都不是真的，陈世美可谓是古代最冤的人了，明明不是负心汉，却被冤成负心汉，而这个锅一背就是几百年，并且看情况，这个锅还要继续背下去。
那历史上真正的陈世美是怎样的呢?负心汉的事是确有其事还是被夸大其词?他又是如何一步一步背上这个锅呢?
历史上的陈世美又叫陈谷年，根据据《湘州志·进士篇》记载:“顺治十二年，乙未科史大成榜，陈年谷，官贵州思石道兼按察司副使布政司参政。”
又根据《湖北历史人物辞典》记载:陈世美，清代官员。原名年谷，又名熟美，均州人，出身于仕官之家。
清初游学北京，顺治八年(1651年)辛卯科进士。初任河北某地知县，后因得康熙赏识，升为贵州分守思仁府兼石道按察使，兼布政使参政。
而陈世美也没有传说中的那样抛妻弃子，他和他的妻子特别特别恩爱。
而负心汉这个骂名则是被别人诬赖的，是被冤枉的，是因为别人羡慕嫉妒恨而冤枉他的。
陈世美在贵州为官的时候，同乡的同学来投靠，想谋取官职，他多次接待，还劝他们刻苦攻读以求仕进。但后来因来投者越来越多，难于应付，所以他就让管家一律谢绝。
而家住均州城郊秦家坡的同窗胡梦蝶，昔日与他进京赴考时，曾用钱财相助，因遭总管家回绝，所以他就顿生报复之心，所以就将社会上一些升官发财、忘恩负义而抛妻灭子之事，捏在一起，加在他身上，编成戏剧《秦香莲》，在陕西、河南等地演出。
然后，为官清廉，与妻子恩爱的陈世美就变成了抛妻弃子的陈世美，慢慢的也就成了负心汉的象征。
7.中国古代历史年表 篇七
一、典籍的保存
中国古籍浩如烟海, 很难举出一个确切的数字。对这些历史的重要典籍的收集与保存, 藏书家作出了无可比拟的贡献。应该看到, 在古代的中国藏书不易。一是政治的原因, 数千年漫长的封建统治, 历代统治者常视文化典籍为异端, 害怕读书人一旦掌握知识, 会动摇其统治, 故千方百计、不遗余力地摧残藏书事业。肇其始者为秦始皇的焚书坑儒, 继之者有隋之焚纬书及两宋时蔡京、秦桧等权臣禁书;至明清时, 文字狱迭起, 藏书家为藏书甚或有性命之虞及灭族之祸;二是由于兵燹战乱, 自汉晋而隋唐五代, 迄至宋之明清, 长期兵祸战乱, 史不乏书;近代由于帝国主义武力入侵, 《永乐大典》蒙受英法联军之劫即是一例, 余皆历历可按。三是私家藏书还要有充足的资金保证, 时常面临家道中落, 后世子孙不能继其业以及天灾人祸、水火灾害等毁灭性打击。可以说, 藏书家就是在这样艰难困苦的条件下, 经千辛万苦, 历百难千劫, 矢志不变初衷, 犹如传递接力棒一样出现了一幕幕藏书家购置、传抄、互借、收藏图书的画面, 痴心护藏着中国传统文化。
典籍的保存始现于秦汉时期。综观历代藏书之损毁, 往往皇帝内府藏书要比民间私家藏书的损毁更为惨重, 因为集中性收藏更易遭集中性损毁。私家藏书由于收藏的分散性, 其损失相对来说较小一些。比如, 秦始皇当年“焚书坑儒”, 活埋儒生数百人, 取缔私学和采取严厉禁锢政策, 结束了“百家争鸣”的学术局面, 使古文化典籍遭受第一次大规模损毁, 而“……《诗》、《书》所以复见者, 多藏人家” (《史记·八国年表》) 。因了民间私人藏书的私密度藏, 将大量禁书藏于夹墙、地窖、山洞等处, 才为古文化典籍的流传保存了至为宝贵的火种。汉武帝时为充实宫廷藏书和政府机构藏书, 广开献书之路, 收罗天下图书, 征集的主要对象, 便是这批民间藏书。“百年之内, 书积如丘山。”正是这批珍贵的先秦遗藏, 奠定了汉王朝国家藏书的基础, 并由此繁衍出以后历代无数的典籍。
再以宋元刻本为例。今天保留下来的数以千百计的宋元刻本, 它们中的每一种每一册都是历经众多有名无名的藏书家之手, 一代又一代藏书家的努力层层递传下来的, 尽管在传递过程中因种种天灾人祸可能损毁惨重, 但这恰恰又说明了藏书保存的极大不易与艰辛。
明嘉靖四十年至四十五年兵部右侍郎范钦所建的宁波天一阁, 可谓单一藏书楼典籍保存的范例。万历十三年范钦谢世, 其长子范大冲继承天一阁藏书, 自此时起确立了“代不分书, 书不出阁”的严格族规, 限制天一阁文献的使用, 开始了一种封闭的家族共同管理的管理制度。这固然遏止了天一阁文献信息的利用, 但客观上却使天一阁藏书, 特别是大量明代地方志、登科录等珍善本比较完整地得以保存下来, 这在当今世界仍是独一无二的孤本。当公元16世纪前后建立的著名藏书楼, 如祁氏澹生堂, 赵氏脉望馆等纷纷衰落后, 天一阁却为时人所重。乾隆三十七年, 清政府设四库全书馆, 向全国各地采访遗书, 开始《四库全书》编篡的浩大工程。天一阁族人范懋柱积极行动, 概然进呈书籍641种, 共5 762卷, 率先在藏书人当中做出了表率, 是私家藏书楼中进呈底本最多的一家。在他的影响下, 进献一百种以上的近十家。如果没有藏书家呕心沥血、日积月累的收管保藏, 就不会在当政府需要时, 能够如此慷慨地应诏进书呈献阁藏, 为《四库全书》的顺利编篡作出巨大贡献, 受到乾隆皇帝的直接关注和褒扬奖励。
清末社会动荡不安, 战乱兵燹不断。《四库全书》的江南三阁中扬州文汇阁、镇江文宗阁均毁于战火, 唯杭州文澜阁虽遭战乱, 却因丁申、丁丙二位藏书家“不避艰险, 每夕往返数十里, 摭拾文澜阁残编”, 经钱恂、张宗祥等学者抄补缺帙, 终使文澜阁《四库全书》得以恢复原貌。现今的南京图书馆就收有丁丙“八千卷楼”的全部藏书。
此外, 为保护藏书的完好, 更多的藏书家还从民间汲取智慧、良方, 采取各种办法保护所藏, 有些方法一直被沿用到今, 如古籍的曝书及中草药防虫等。早在宋代, 藏书家赵元考即采用寒食面与腊月雪水调和粘书, 据说此法可以使书不蠹。明代的天一阁及其他一些书楼则一直采用芸草夹书以防虫。凡此种种, 着实荷载了藏书家太多的辛苦与磨难, 更折射出聚书的不易与艰难。藏书家大多嗜书如命, 出于对书的痴迷和热爱, 也许藏书家苦心收藏的目的是为了“子孙宝之”, 也许是为了自己学术研究和出版图籍。但有一点是肯定的, 书籍是宝, 是人们不可或缺之资粮, 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书籍是人类知识的宝库, 这种共识, 往往是促使藏书家长期坚持藏书的主要原因。对于这一点, 洪有丰在《清代藏书家考·引言》中有着最好的表述:“各藏书家之经营网罗也, 或费手抄之勤, 或节衣食之费, 得之艰而好之笃, 情壹志专, 珍护逾甚。储藏、装修一切整理、保管之法, 无不加意考察, 力求至善。虽聚散无常, 而楚弓楚得, 苟非绛云之炬, 及裹物代薪之不幸, 其他大抵转相售购, 仍多归于好而有力者之库, 其爱昔保护一如前也……故今日之珍藏, 实幸往昔藏书家, 互相保留, 以迄于今也。”
二、典籍的传播
抄录和刊刻流布, 是中国古代藏书家传播典籍文化的重要手段。
首先, 典籍的借抄、互抄。古代的通讯、交通俱不发达, 历代几乎所有的藏书家都有过借抄史。借抄既是聚书方法, 也是私藏的利用, 很多藏书家都将其藏书借人抄录, 互相借抄之风甚盛。他们或亲自动手, 或雇人代劳, 或抄自官府, 或源自私家。通过许多人的碾转借抄, 一本书不仅可以化作千百本, 而且可以跨越时空的阻隔四处传播。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梁人袁峻“家贫无书, 每从人假借, 必皆抄写, 自课日五十纸, 纸数不登则不止”。北周裴汉“借人异书, 必躬自录本”, 这不仅推动书籍流通, 而且也丰富了公私典藏。
宁波范氏天一阁之藏书最初也是通过借抄方式来保存传播乡邦文化的。天一阁藏书的借抄始于范钦, 其藏书的一大来源便是向其他藏书家借抄。比如他曾向同里丰氏万卷楼借抄, 又与江苏藏书家王世贞订立藏书互抄之约, “以增益之”。据天一阁研究员骆兆平先生《天一阁明抄本闻见录叙》考证, 有据可查的天一阁明抄本有1 147种之多, 其抄本除少量得自故家旧藏外, 主要通过借抄、互抄而得。在范氏族人范光燮任嘉兴府学训导时, 为充实府学藏书而抄录天一阁经部类典籍百余部, 供士子们阅读。能够完成如此数量的传抄活动, 的确反映了藏书家对阁藏文献的使用和传播的慷慨态度。或许借抄的目的是为了丰富自己的著述, 亦或是为了增加自己的庋藏, 但藏书家孜孜以求、经年累月地抄写, 其积少成多、聚沙成塔的威力是何等之大!凭无数双抄书的手生产出无数的抄本书, 以至当许多刻本毁灭绝迹时, 唯赖抄本的存在而得再续流传。
其次, 典籍的刊刻、流布。藏书家刻书应该说是古代中国的一个特色和好传统, 它对于中国历代典籍的延续与传播有着不可估量的作用。印刷术发明之前, 所有的书籍均靠手工抄写, 费时又费力, 一种书复本很少。雕版印刷发明之后, 刊刻书籍便也在私家宅塾流行, 历代藏书家中多有热衷于书籍刊刻者, 他们既是藏书巨擘, 又都是出版大户, 利用各自丰厚的藏书, 富足的资财刻印了品种繁多、质量甚佳的图书, 广为流布。
明代一些藏书家, 为了增加收藏、传播典籍文化, 他们利用传统的抄录和编纂, 更多地运用自宋以来印刷术方面的优势, 大量刊刻传播古籍。如胡震亨刊布传播唐诗;臧懋循、赵琦美刊刻传播元杂剧;洪木便刊刻宋元明话本等。值得注意的是, 明代藏书家还大量刊刻了丛书。据统计, 中国历代所刻印的丛书, 总数约在5万种以上, 几占中国古籍的1/2以上。因此, 明代的藏书家刊刻丛书功不可没。再如, 明末藏书家毛晋的汲古阁更是以刻书名闻天下。毛晋三十岁时, 为要经营印书业, 把田地、质库一时尽售去, 以作买书和刻印书籍的资本, 陆续买进的珍本书达84 000册之多, 建汲古阁、目耕楼以储之, 为日后校勘书籍之用。他“夏不知暑、冬不知寒、昼不知出户、夜不知掩扉”地勤奋工作, 直到“头颅如雪、目睛如雾, 尚忙忙不休”。其刻书流布活动昭示着汲古阁藏书之丰富, 所校刻《十三经》、《十七史》、《群芳清玩》、《津逮秘书》、《宋名家词六十一种》等, 多以“汲古阁”名义刊行, 为历代私家刻书最多者, “于是缥囊缃帙, 毛氏之书走天下”。
清代的黄俞邰、周雪客为使珍籍得到广泛传播, 在自己无力刊刻的情况下, 精心挑选了家藏中罕见流传的珍秘之书96种编成书目, 联合向社会公告征求刊刻者, 表示愿无偿提供家藏珍本为刊刻底本, 有意者可任意选刻一种、数种或数十种, “各随所好, 共集大成, 不但表彰前贤, 抑或嘉惠来者。”这就是著名的《征刻唐宋秘本书目》的由来。该书目自发布后, 响应者众多, 纳兰性德刻《通志堂经解》取其22种经书刊行, 鲍延博《知不足斋丛书》也选其9种珍本刻之, 甚至连皇家英武殿聚珍版丛书也慕名前往, 按书目选取了不少史子类珍籍刊刻。确实, 在许多的藏书家心目中, 刊刻古籍是流布藏书的最佳形式, 也是服务社会、流芳百世的至高境界。
三、典籍的完美
为了一种古籍的完美, 许多藏书家往往需要埋首故纸, 昏天黑地耗费数年的光阴, 正是对典籍负责, 对子孙负责的崇高的使命感支撑着无数藏书家默默无闻地沉浸于陈编烂简中, 从事着这种“为人作嫁”的苦差。明代赵用贤为校五卷本的《洛阳伽蓝记》, 先后用了八年的时间, 以五种不同本子的校雠, 共改正误讹增补遗漏860余字, 方使这本不算太厚的书成为完本, 其字里行间无不浸透着藏书家的心血汗水。同样为了一种残缺不全的图书能够配成完书, 藏书家往往不辞劳苦, 遍访各家、书肆, 或于杂书中拾遗补缺, 或从面铺、街头抢救出被当作废纸的断简残编, 使无数珍本能够破镜重圆, 完美再现。这种搜访集全、拾残惜书的精神同样值得称道。
四、推动学术研究和文化发展
历代藏书家在藏用结合, 推动学术研究和文化发展上有着明显的成效, 这主要表现为藏学家在治学探索的基础上, 以著述、选集、汇编等形式创造出新的典籍, 为民族文化增添新的内容, 提供更多积累。仅以魏晋南北朝为例。史学方面, 魏晋两代私家写史成风。魏史私作, 除陈寿《三国志》外, 尚有郭颁《魏晋世语》, 孔衍《汉魏春秋》、《魏尚书》、王隐《蜀记》、环济《吴记》、阴澹《魏记》, 孙盛《魏氏春秋》等七种。晋史更多有十几种。著述方面, 南北朝的藏书家, 利用私藏编纂了颇有影响的巨编大著, 像南齐藏书家萧子良“集学士抄《五经》百家, 依《皇览》例为《四部要略》千卷” (《南史》卷四四《萧子良传》) 。梁昭明太子萧统“于时东宫有书几三万卷, 名才并集, 文学之盛, 晋、宋以来未之有也……为《文章英华》二十卷、《文选》三十卷” (《梁书》卷八《昭明太子传》) , 特别是《文选》一书, 这是一部推重文华、精选流别、在中国文学史上深有影响、基本概括了唐以前诗文精华的文学选集, 成为百千年来士人必读的文学范本, 教育了一代又一代人。
除以上类书、选集外, 像刘义庆的《世说新语》、郦道元的《水经注》、刘勰的《文心雕龙》、贾思勰的《齐民要术》等学术名著, 也都是藏书家利用藏书的显著成果。
五、典籍的捐公
中国封建社会, 私家藏书风气推崇个人私藏和藏家世守。在近代中国, 随着近代藏书文化的形成和发展, 传统的守藏观逐渐为藏书家所舍弃, 尤其在公共藏书成为近代藏书文化发展的主流时, 一些藏书家以出售、捐献或寄存等方法将私人所藏转归公藏。特别是进入现代, 以范氏天一阁、刘氏嘉业堂、孙氏玉海楼、黄氏五桂楼等数以百计的私家藏书乃至自家藏书楼的百川归流, 说明着中国藏书家钟爱典籍, 化私为公的恢弘文化胸怀。
建国之初, 范氏后裔公推范若其、范盈笙代表范氏家族将天一阁藏书和房地产捐献给国家, 宁波市人民政府接受这一文化宝库, 并成立天一阁文物保护所, 配备专职人员加强管理。如今的天一阁是一家藏书和学术研究单位, 其作为中国现存最早的民间藏书楼, 引起了国内外广泛关注而成为研究的对象。
1950年整整一年, 是中国私家藏书捐献最为踊跃的时期。江苏常熟铁琴铜剑楼藏书传人瞿济苍、瞿旭初遵其先父瞿启甲遗志, 先后将其家藏宋、元、明善本书籍72种、近2 000册, 通过文化部捐赠给北京图书馆;浙江杭州余翼将其父余绍宋所遗寒柯堂遗书和碑贴13 000余册捐赠浙江省图书馆;时任中央人民政府教育部部长的马叙伦将其在杭州的存书1 944册, 捐赠浙江大学图书馆, 其中包括稿本、抄本和明刻本90余种;许广平将位于北京宫门口西三条二十一号的鲁迅故居及宅内所藏书籍5 195册、拓本4 030件和其他文献274件全部捐献, 后由文物局接受。
此外, 像胡朴安、叶景葵、徐行可、李子廉、李文汉、蔡敬襄等人的藏书分别捐入了上海图书馆、湖北省图书馆、云南省图书馆和江西省图书馆等。当然, 这只是众多藏书家中的光荣代表, 藏书家以自己慷慨无私的壮举为中国私家藏书的历史画上了圆满的句号。
六、结语
藏书家的历史作为是一种客观存在, 对中国藏书事业的发展起了重要的影响和积极的作用, 是中国文化光辉灿烂的一部分, 也是世界文明的结晶。如果没有私人藏书家的无私奉献, 近代以来各类型图书馆的建立是不可想象的, 今天各图书馆引以为荣的古籍善本几乎全部来自私人藏书家的收藏。如若不是私人藏书家的历史贡献, 我们又谈何历史与文化的传承?如果没有历代藏书家的劳绩, 丰富的典籍文化绝有可能与时俱灭, 那么人类就有可能在黑暗中不知要摸索多少年!我们祖国拥有的古籍之多, 举世第一, 而这些典籍端赖藏书家千辛万苦的护藏而后加以传播, 才使中国历史不断, 文明始得延续。这也是中国区别于其他文明古国的一个显著的特点。在这里, 引用程焕文教授在“铁琴铜剑楼与中国藏书文化学术研讨会暨中国现存藏书楼联谊会”中的发言词作结语也许最为合适:“历史上的藏书家是中华文化的真正守护者, 没有藏书家的世代相守和薪火相传, 中国文化与藏书想要传承到今天是绝无可能的……因此, 我们应对私人藏书家表示崇高的敬意。”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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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傅璇琮, 谢灼华.中国藏书通史[M].宁波:宁波出版社, 2001.
8.中国古代饮食精神生产之历史概览 篇八
饮食的精神生产史，是人们的饮食活动实践（生产与消费）的观念史、精神史。
一、先秦诸子的饮食智慧
在夏、商、周三代，享受美食是奴隶主贵族阶级的特权。“惟辟作福，惟辟作威，惟辟玉食。”（《尚书·洪范》）只有君王得专威福，享美食。从伊尹说汤以味，到屈原《招魂》中的招之以美食，所采取的都是诱之以美食的说服策略。这一方面说明古代生产力水平低下，食物资源非常短缺；另一方面也说明，饮食既是人的生理需要，还是人们追求享受和快乐的需要，从而推动人们对饮食问题的思考与探索。五味调和的观念早在殷商时代即已形成，它揭示了味觉美创造的规律和中国烹饪的本质特征。
进入春秋战国时代，如何达到太平治世以及如何提升人生境界（把握作为智慧与真理的道），包括确立人在饮食生活中的文化意识，是先秦诸子普遍关注的问题。从《易经》、《礼记》、《诗经》到《老子》、《论语》以及《吕氏春秋》，都有关于饮食问题的论述或描写，或宏论专篇，或吉光片羽，由此形成中国古代饮食精神生产的第一次高峰。先秦诸子对饮食问题的思考与探索，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追求食物的“人的形式”， 强调“食味”是“人之大端”（“故人者，天地之心也，五行之端也，食味别声被色而生者也。”《礼记·礼运》），是人的真正需要。先秦诸子所讲的“味”，是一个抽象的概念，指体现审美规律的食物形式，乐生与养生则是对这种食物的人的形式的功能性规定。无论是《论语·乡党》所体现的孔子的饮食思想，还是老子提出的“味无味”的命题，都是旨在确立人在饮食生活中的文化意识。而由食物到食味，无疑是对饮食作为生理需要的一种超越。“知味”则是人的一种修养和能力，并被纳入礼仪教育的内容。二是黜奢崇俭，儒、道、墨诸学派都反对奢侈消费。儒家还极力宣扬消费等级制。先秦诸子的饮食思想，对后来中国饮食文化的走向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乐生与养生，成为推动中国饮食文化发展的基本精神动力。《礼记》还开创了食谱记录的传统。
二、唐宋风范
唐宋两代，是中国古代饮食精神生产的第二次高峰。
公元5世纪，北魏崔浩的《食经》问世，标志着文人个人自觉地进行食谱记录的开端。食谱记录是饮食的技术知识生产的重要形式。魏晋时期，除了专门的烹饪书，历代的农书、医药书、方志和笔记等非饮食著作，也都热衷于记录食谱，对饮食技术文化的积累和传承以及饮食风俗资料的保存，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魏晋士人尚玄远高迈，重人物品藻。他们纵酒为乐，恣情任性，以美食寄寓生活情趣。“风味”一词于魏晋六朝开始流行，这个极具人文意蕴的词，将美味引向特色或趣味，折射人的风采和风度，进一步强化了美食的人文色彩，并开始出现以人名命名肴馔的现象，如谢玄鱼鲊、张翰莼鲈、庾悦鹅炙等，这些以人名命名的肴馔，往往成为表达特定的文化意蕴和生命情趣的文化符号。
由于商品经济的迅速发展，唐宋两代成为古代饮食风俗史上极为璀璨的时代。胡食和游宴，展示了盛唐的开放、自信、浪漫和奢华。尤其是11世纪至13世纪，城市的迅速发展，富裕家庭数目的增长，使美食成为相当部分居民（主要是中层以上社会成员）的消费对象，饮食业空前繁荣。一大批文人，如杜甫、段文昌、段成式父子、苏轼、陆游、陶榖、吴曾等，他们精于鉴赏，流连于饮食知识和观念生产的舞台。或记录食谱、美食经历，或评点风味、臧否风俗，视野开阔，多有卓见。诗体式评论，成为唐宋文人进行美食鉴赏与批评的主要表现形式。诗人美食评论家在饮食诗中融进自己的体验和情感，提出关于饮食的独到见解。如杜甫的饮食诗《槐叶冷淘》，不仅为美味写真，而且着力为时代饮食风俗存照，如《丽人行》等，对统治阶级骄奢淫逸的食风作了尖锐的批判，对下层人民的食生活表示了深切的同情，从而拓展了以人与饮食的关系为中心的饮食评论的疆域。再如苏轼，其直接咏饮食的名作甚多，如《菜羹赋》、《老饕赋》、《食猪肉诗》、《豆粥》等，诚如胡仔所说：“东坡于饮食，作诗赋以写之，往往皆臻其妙”。而苏轼的《荔枝叹》更是写美食与食事，讽古刺今，具有强烈的时代感和明确的针对性。唐宋两代是饮食评论蓬勃发展的时代。
值得指出的是，中国古代饮食文化由唐入宋后发生重要的历史转折，饮食实践与饮食观念都呈现出新的发展趋向。一是饮食的精致化，如法国学者谢和耐在《中国社会文化史》一书中指出的，讲究烹调的精致是宋代城市阶层的特色之一。精致化，既体现在食品制作工艺的精细化和成品的精美化，还体现追求进食过程的情趣化，这也反映了以家厨、肆厨为主体的烹饪生产群体技艺的不断精进和饮食市场竞争激烈，后者是市场经济的产物。二是美食内涵的扩展。“朱门肉食无风味，只作寻常菜把供。”（范成大：《四时田园杂兴·冬日田园杂兴之七》）有宋一代的文人士大夫多倡导和遵循简朴的饮食观，如苏轼、司马光、范仲淹、范纯仁父子等，反映了自周秦至盛唐，单纯追求餐桌上的食物（主要是肉食）珍异丰奢的贵族饮食观念和风俗至宋一代发生了重大转变，在追求快乐的同时，淡泊、自然的饮食观念大行其道，由此极大地扩展了美食的范围，并刺激烹饪艺术的发展。洋溢士大夫趣味的“文人菜”自宋一代勃兴，成为中国饮食文化史上独有的现象。“文人菜”注重饮食的文化品质和食饮趣味，而不是量或食材的珍异。1266年前后刊行的《山家清供》（林洪馔）以蔬食为主，介绍了100余种菜肴，从一个侧面反映了饮食文化发展的这种历史转型。宋代印刷业的发展，为饮食文化生产的广泛交流与传播提供了技术条件。
三、明清之际知识和理论的系统构建
自晚明至清中叶，是近代以前中国古代饮食精神生产的历史顶点。这一阶段最鲜明的特点，是主体意识的张扬，以及知识和理论的系统构建。
明清之际，随着商品经济的繁荣和“城市化”进程明显加快，极大地剌激人们的生活欲望，“人情以放荡为快，世风以侈靡相高。”（张瀚《松窗梦语》卷七）也进一步促成饮食精神生产群体的主体意识的凸显与张扬。一大批知识界精英，如张岱、高濂、冒襄、李渔、袁枚，以及李化楠、李调元父子等，不仅公开标榜自己的风味之好，而且以记录美食和趣闻，研究“小养”、“鄙事”为风雅，笑傲食林，各领风骚。明清之际饮食业的高度发展，以及地域风味菜系的崛起与交流，客观上促成饮食理论探索与建构的系统化。古代饮食文化经历代发展进入明清之际，也似乎达到进行集大成式的总结和提高的阶段。各种饮食书大量出版，争奇竞妍，异彩纷呈。如李渔的《闲情偶寄·饮馔部》，自称“备述饮馔之事”，并明确提出自己的饮食主张，包括提倡自然主义的、诉诸快乐和健康的饮食观念，“自然”、“食益”、“美鲜”的风味选择标准，以及反“虐食”的生物伦理主义观点等。他的某些观点与现代人的“健康饮食”、“绿色饮食”观念吻合。中国饮食烹饪文化史上最为体大思精的经典之作，是1792年刊行的袁枚的《随园食单》。袁枚（1716-1797），这位清代著名学者、文学家，不仅因其诗文名重一代，而且是最为严格意义上的美食评论家、理论家，还是中国古代第一个为厨师作传的人。《随园食单》这部著作以大量的篇幅详述中国从14世纪到18世纪中叶流行的美食及其制法，尤为可贵的是作者在烹饪基本理论建构和体系化上所作出的巨大努力。《随园食单》中的“须知单”和“戒单”二篇，互为表里，揭示了饮食烹饪的要义，表达了作者对饮食的精辟深邃的见解，对形成中国饮食学作出了杰出贡献。
适应社会养生保健需求的饮食养生类著作，在明清之际大量涌现。当时的学者们纷纷从“尊生”出发进行饮食养生的探讨。这种以中医学为学科基础，滥觞于先秦，兴盛于唐宋，至明清达到顶点的饮食养生研究，代表了在近代科学和营养学出现以前中国饮食文化发展的科学诉求。
9.中国古代经典历史故事 篇九
公元689年，临朝称制的“圣母神皇”武则天造“曌”字，自名武曌，意为“日月当空”。
公元690年，武则天改国号唐为“周”，自号“圣神皇帝”。她称帝以后，大开科举，破格用人，奖励农桑，发展经济，知人善任，容人纳谏，为“开元盛世”打下了基础。
桃李满天下
武则天十分信任狄仁杰，凡事均仰仗他的决断，尊称“国老”，狄仁杰向武则天举荐了很多人，后来都成了唐代名臣，包括宰相张柬之，有人对他说：“天下桃李，悉在公门矣。”治理天下的贤能之臣，皆出自狄仁杰的门下，故称“桃李满天下”。
开元盛世
唐玄宗在位前期励精图治，任用贤能，选拔了姚崇、宋璟等名臣，建制谏官，恢复谏议制度。完善法制，编纂《唐六典》。
经济上采取改革制度，安民劝农等一系列措施，并崇文重教，这段时期政治清明，经济迅速发展，史称“开元盛世”。
安史之乱
唐玄宗执政后期，范阳节度使安禄山以讨伐杨国忠为名，在范阳起兵，攻陷洛阳，安禄山自立为帝，号大燕皇帝，之后安禄山被儿子安庆绪所杀，唐军乘机收复长安、洛阳。
10.古代中国历史人物故事 篇十
知人善任，对很多人来说，践行之委实不易。而刘邦却恰恰做到了这一点。
刘邦年少“不事家人生产作业”，及壮才混了个泗水亭长的升斗小吏，在“秦失其鹿天下共逐之”的大洗牌中，他居然力挫群雄，最终建立了西汉王朝。他成功的法宝是什么呢?一句话，张良、萧何、韩信等人才起到了关键性作用。汉王朝建立的整个过程证明：张良在辅佐刘邦建立汉朝中起到了“参谋长”的作用，是西汉王朝的开国大功臣。萧何输送士卒粮饷，支援前线作战，起到了“后勤部长”的作用。韩信用兵如神，多多益善，屡建奇功，在垓下大败项羽，一战定乾坤，起到了“总司令”的作用。
刘邦手下的文臣武将，大都来自不同的社会阶层。曹参是沛县的区区小吏;樊哙是宰狗的屠夫;夏侯婴是马车夫;周勃以编席为业，兼当吹鼓手帮人办喜、丧之事;灌婴是布贩;娄敬是车夫;郦食其是穷书生;彭越、黥布是强盗。至于陈平，原是魏王咎的太仆，后从项羽入关，任都尉。他投归刘邦以后，被任以护军中尉之职。他曾建议用反间之计，使项羽不用谋士范增，并以爵位去笼络大将韩信，为汉朝建立作出了重大贡献。后来历任惠帝、吕后和文帝时的丞相，还配合周勃，粉碎了吕后的政变。若问他个人的历史，家里贫穷，做小官时，贪污受贿，又和嫂子关系暧昧，素有“盗嫂受金”之讥。而韩信呢?在他寄食于南昌亭长和漂母之家时，也受尽了豪门阔少的欺凌侮辱，有“使出胯下”的丑名。
就是这些看来出身不好的人，有的甚至称得上“鸡鸣狗盗”之徒，“负污辱之名，有见笑之耻”，但都能为刘邦所用“卒能成就王业，声着千载”。取其所长，避其所短
刘邦的精明之处在于用人如使器，取其所长，避其所短。张良，韩国贵族，生活于高层，擅长权谋;萧何，沛县吏，基层工作经验丰富，极富行政组织才能，故负责粮草;韩信，“项梁、项羽起事，仗剑从之”，有带兵之勇。此“三杰”，正是刘邦用其所长、各得其所所造就的。此外，樊哙，少以屠狗为业，跟随刘邦南征北战屡立奇功。陆贾，名为有口辩士，向刘邦呈《新语》12篇，每奏一篇，“高帝未尝不称善”，后成为着名的政论家。
于是，刘邦手下，谋臣如雨，猛士如云，一时蔚为壮观。
刘邦的过人之处在于用人不疑，疑人不用。在刘邦的队伍里有很多人原来曾经是在项羽手下当差的，因为在项羽的部队里面待不下去了就跑过来投奔刘邦。刘邦敞开大门，一视同仁表示欢迎。比方说韩信，原来是项羽手下的人，因为在项羽手下不能发挥作用，就来投奔刘邦。又比方说陈平，他走的路更多——原来是魏王手下的人，因为不能发挥作用就投奔项羽，又不能发挥作用就再投奔刘邦，当陈平从项羽的军中逃出来前往汉营时，刘邦是“大悦之”，非常高兴。他问陈平，陈先生在项羽那里担任的是什么职务啊?陈平说，担任都尉。liuxue86.com刘邦说，好，你在我这儿还当都尉。马上任命陈平做都尉。任命公布以后，汉营舆论哗然，很多刘邦的老随从不满意，所以就有人去到刘邦那里说陈平的坏话，但刘邦不予理睬。
正是由于刘邦这样的信任，陈平才愿意为刘邦效力。当时刘邦和陈平曾经有个谈话，刘邦问，你看我们现在和项羽处于一个胶着的状态，谁也吃不掉谁，请先生想一想有什么办法能够出奇制胜，尽快地结束这场战争呢?陈平说，项羽多疑，我们可以使反间计，让项王不再信任手下的人，等于砍掉了他的左膀右臂，不就行了吗?刘邦说，这个主意好，那就请陈先生来操作吧。费用没有问题，马上拨款黄金四万斤(那个时候讲的黄金就是黄铜)，随便你怎么用，不问出入。什么叫不问出入呢?就是不报销，不审计，你爱怎么花怎么花!只要给我把项羽搞掂了，节约下来的都归你自己。
对于人才，他们需要的不尽是应得的酬劳，而更多的是需要尊重和信任。要尊重这些人才，惟一的办法就是以诚相待，实话实说。刘邦就有这个优点，张良、韩信、陈平这些人，如果有什么问题要跟刘邦谈，提出问题，刘邦全部都是如实回答，不说假话，哪怕这样回答很没面子。
使用人才，首先是要信任他，尊重他，同时也应该奖励，因为奖励是对一个人才贡献的实实在在的肯定。刘邦夺取天下以后，根据各个人的不同功绩，对功臣论功行赏，不但封赏了萧和、张良、韩信、彭越等一批人，还封赏了他最不喜欢的人——雍齿。雍齿一封，所有的功臣都安心了，明白了刘邦是真正的按功劳而不是按亲疏行赏，一碗水端平后，公生明的效果就立竿见影。
论功行赏时，刘邦裁定：萧何第一。从这点上，也可以看出刘邦的老成谋国。 为什么要定萧何为第一功臣呢?第一，萧何是革命元老，也是建国元勋，是跟刘邦一块儿起义的，且功勋卓着。第二，萧何至关重要的贡献，在于其及时抢救了大量的文书档案。当时刘邦打进关中，军队冲到咸阳城里后，那些将军们在干什么呢?抢东西，抢金银财宝，或者忙着抢女人。只有萧何冲进秦王朝的国家档案馆，把秦朝的地图、账本、各种文件资料全部保存了下来。最后刘邦一统天下的时候，对整个国家的形势，比方说哪个地方穷哪个地方富，哪个地方有些什么物产，有些什么情况，都了如指掌。
11.中国古代历史年表 篇十一
【关键词】微观；蹴鞠；衰亡
An Analysis of the Historical Causes for the Decline of Ancient Chinese Football from a Microcosmic Perspective
ZHANG Wei-jun
(PLA Navy Commanding College, Guangzhou, Guangdong 510430)
【Abstract】This article, from a microcosmic perspective, objectively analyzes the causes for the extinction of ancient Chinese football, Cujiu, as was called. It holds that the combined effects of the longtime suppress of feudal culture, the loss of Cold Food Festival, the disadvantaged participant of Cujiu, the changes in Cujiu regulations and improvement of its skills and difficulty sped up the extinction of the sport.
【Keywords】 microcosmic, Cujiu, decline
中國古代足球称为蹴鞠。2004年亚洲杯期间，国际足联主席布拉特在北京郑重宣布：“足球运动起源于中国山东淄博临淄” 〔1〕。至此，关于足球运动的起源在全世界有了一个定论，然而对于中国古代蹴鞠消亡的原因，以及为何未能发展成为现代的足球运动却有着各种各样的说法。大多数意见认为：“因为文弱之风日盛，宋、元时期蹴鞠、击鞠等竞技活动呈衰退之势”〔2〕。也有论者认为“古代的传统球类活动，明代仍在继续开展，而且范围有所扩大。清代由于民族习惯不同未加提倡，逐渐为其他体育活动所代替，使传统球戏走向衰落的道路” 〔3〕。还有论者说：“满族入关前，是以耕牧为主，文化较落后，且处寒冷地带，不尚球类活动。入关后清廷对满族传统体育提倡，而对其他体育项目则不重视，因此球类活动在清代进一步衰亡，这也包括蹴鞠活动” 〔4〕。这些论点都是我们对蹴鞠衰亡的单个方面研究下做出的结论，并未从各个层面进行综合讨论，致使今日也没有一个令人满意的答案。
1 蹴鞠运动消亡的客观原因
1.1 中国传统文化思想的影响
中国千百年来以儒家为主体的传统伦理型文化，特别是孔孟时代一直弘扬抽象空洞的集体主义，主张“无为而治”，坚持和发扬人的阴柔文化。孔子认为凡事要恰到好处，不可过分，要不偏不倚，反映在体育运动上，一些违背这些思想的冲撞剧烈、带有很强竞争性和对抗性的活动项目受到一定的制约。在儒家思想的影响下，我国一些传统竞技体育项目变成了传习封建礼节、宣传封建道德的一种手段，如宋代的投壶、蹴鞠、唐代的十五柱球戏等等。儒家思想不仅使我国的传统体育带上了浓厚的伦理色彩，而且也极大地抑制了中华传统竞技体育体能类项目的发展。当代著名的新儒家梁漱溟就指出：“自周孔礼教以来，中国人的身体素质就退化了”〔5〕。另外在封建思想的长期禁锢下，以体育谋生的艺人社会地位低下，唐宋时期，一些宫廷妇女和妓女为了讨得别人的欢心才去踢球。就古代蹴鞠运动而言，受这些思想的影响，在唐代以后取而代之的是无对抗的娱乐性蹴鞠。儒家思想对蹴鞠运动的发展起到了抑制作用，使后来的无对抗的娱乐性蹴鞠最终未发展成为充满竞争对抗的现代足球运动。
1.2 宋明理学的影响
北宋建立不久，就爆发了王小波、李顺领导的农民大起义，面对尖锐的阶级斗争局面，宋王朝一方面加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统治，另一方面也在思想上加强了对人民的统治。因此在这种背景下，理学便应运而生了。理学又称道学，它承袭了儒家学说，又糅合了佛教和道家思想，是适应两宋统治阶级而产生的一种官方哲学,与体育宗旨背道而驰，使社会风尚趋于文弱，因此从北宋以后，在体育领域像蹴鞠这样的竞技性强的体育活动就逐渐消失了。从蹴鞠的发展变化可以看到这一点：汉唐时期，双球门的蹴鞠踢法竞技性强，健身效果好。宋以后主要流行一个球门或不用球门的蹴鞠，踢一个球门的运动量不大娱乐性相对增强。据《东京梦华录》介绍，宋代的球门“约高三丈许，杂彩结络，留门一尺许”。踢法是先由左队队员踢球过门，右队队员接球后，传给队长由队长射门，右队队长若把球踢过去为胜，踢不过去者为败。到了明代连一个球门的蹴鞠也极为少见了。
1.3 统治阶级的好恶
中国是一个有着几千年封建专制统治的国家，自秦朝统一中国以来，实行高度集中的中央集权统治。统治阶级的意志决定着社会各个层面的发展，蹴鞠运动也不例外。在汉代，一方面，蹴鞠是上层社会喜欢的一项娱乐活动。另一方面，汉代蹴鞠运动作为军事训练的手段，得到统治阶级的重视。到了宋朝，蹴鞠盛极一时，元代钱选画的《蹴鞠图》逼真地再现了宋太祖、宋太宗与几位大臣踢球的英姿。此时蹴鞠运动进入宫廷，成为宫廷的宴乐表演，得到了极大的发展。蹴鞠运动自明清时期逐步衰退，直至消亡。明太祖朱元璋不但取消了蹴鞠在宫廷的宴乐表演，还下令禁止军人蹴鞠，对违令者进行处罚。到清朝，由于北方贵族入主中原，北方满文化对中原文化产生了较大的冲击。顺治十年曾下旨，禁止旗人从事蹴鞠运动，其创立的冰上蹴鞠不仅异化了蹴鞠运动的本原，同时由于大多数地区结冰期较少而使此项运动无法开展。由此可以看出，蹴鞠运动之所以在汉朝得以发展，在唐宋发展到鼎盛，在明清衰退甚至消亡，与统治阶级意志导向是分不开的。
1.4 寒食节的消失
从先秦至宋代，“寒食节”期间除了吃冷食，还有一些其他民俗活动，诸如钻柳榆取火，编制柳圈、柳球，将柳条串插在门楣上(称“子推燕”)〔6〕。此外，古代寒食节还有一项重要的活动——寒食蹴鞠。最早提到“寒食蹴鞠”的是西汉的刘向，他在《新序》中提到“寒食蹋蹴鞠”。寒食蹋蹴，黄帝所造——或云起于战国，时至唐代，“寒食蹴鞠”已是在全国城乡盛行的风俗，不少唐代文人墨客对这一民俗有真实的描写，宋代“寒食蹴鞠”仍很盛行。然而“寒食蹴鞠”的民俗到元、明两朝突然很少见了。在描写蹴鞠最多的《全元散曲》中几乎没有寒食蹴鞠的描写。到了清代，从上到下又出现重清明轻寒食的风气，祭鬼神，重宗庙，使得赛龙舟、舞龙灯和跳傩舞得到快速发展，出于这样一种民俗的改变，蹴鞠于是失去了滋生土壤和发展空间，最终走向衰亡。
2 蹴鞠消亡的主观原因
2.1 蹴鞠赛制改革的变化
纵观蹴鞠的产生、发展与消亡的整个过程，其产生之初具有一定的娱乐性，在汉代它是训练士兵、强健体魄的有效方法，其竞技性和对抗性的军事价值使其走上了一条健康的发展道路。盛唐时期，蹴鞠的踢法五花八门，变革的方向总体上是从竞争性强的双球门比赛向娱乐性、表演性强的单球门转变，甚至向毫无对抗性的无球门方向发展，竞争性逐渐减弱，而娱乐性与表演性逐渐增强。到了宋朝，这种纯娱乐、表演性的蹴鞠发展到了极致，这种功能上的转变使蹴鞠失去了其原有习武、健身、锻炼意志的功用，降低了蹴鞠运动的社会功能〔7〕。宋代蹴鞠讲排场，摆虚架子，使蹴鞠的观赏性也大为降低，这是造成蹴鞠朝玩花样方向发展的要因。
2.2 蹴鞠对象的弱势化
对元、明、清蹴鞠史稍稍过目就不难发现，这几个朝代从事蹴鞠的群体基本上是妇女儿童。如元代著名杂剧作家关汉卿写道：“唯蹴鞠最风流，演习得踢打温柔”(《女校尉》)。文中“踢打温柔”，说明这种蹴鞠玩耍讲究的是“柔”，即缓慢、不剧烈，所以适合女校尉们踢玩。又见元戏曲家邓玉宾描写的“随圆社常将蹴鞠抛抱，占场儿陪伴了英豪”(《仕女圆社气球双关》)。文中“常将蹴鞠抛抱”，似乎是手脚并用了，这是一个不小的变化。再看明末清初诗人李渔在《美人千态诗》中刻画的“蹴鞠当场二月天，香风吹下两婵娟，翠袖低垂笼玉笋，红裙拽起露金莲。几回踢罢娇无语，恨杀长安美少年”。由于红裙拖地，踢球时不得不用手拽起裙，但抬起三寸金莲的小脚，迈着站不稳的步子踢球，踢不到几下子就气喘吁吁了。蒲松龄《聊斋志异》中踢球的是一个名叫小翠的女子；《红楼梦》中踢球的是“门上小”，这些踢球的人都带一“小”字。很明显，明末清初蹴鞠群体进一步弱势化，也是蹴鞠走向衰亡的因素之一。
2.3 蹴鞠踢法的变化和难度提高
元代之后随着蹴鞠艺人的出现，使蹴鞠走出了宫廷，走向社会，也成为青楼女子待客的手段，蹴鞠运动的社会地位低下。“若道是，成就了洞房中惜玉怜香愿。媒合了翠馆内清风皓月宴，六片而香皮(蹴鞠)做姻眷。”(萨都刺《妓女蹴鞠》)。妓女以蹴鞠陪客，在明代更为盛行。《金瓶梅》第十五回写西门庆在丽春院中喝酒，便教两个圆社與李桂姐踢，由此可见．此时的蹴鞠已从唐宋时期上层社会的活动和庙堂的敬神祭祖演变为青楼消遣。在封建社会来说。这是一个社会地位层次上的下降，这对崇尚伦理道德的礼仪之邦是不能容忍的，这一切都为蹴鞠最终在清朝的消亡埋下了隐患。明清以后，随着宫廷宴蹴鞠表演取消，蹴鞠的踢法就只有白打方法了。此种踢法很容易被踢毽子所取代，而毽子制作简单，不需要花钱购买，使得踢毽子逐步代替了蹴鞠。就这样。由于自身功能的衰退与社会地位的降低等内在原因。蹴鞠最终消亡了。
3 小结
纵观蹴鞠在中国几千年由兴盛到衰亡的发展历史，长期的封建传统文化禁锢和影响加速了蹴鞠的消亡；统治阶级的行政意图也客观制约了蹴鞠进一步发展的趋势，并且加速了蹴鞠的消亡；寒食节的消失导致的民俗习惯改变使蹴鞠这项传统体育项目失去了滋生的土壤和发展空间，从客观上阻碍了蹴鞠的进一步发展；蹴鞠运动的参与者的弱势化、蹴鞠规则的改变以及踢法和难度的提高都为蹴鞠消亡的步伐提速。在西方的英格兰逐渐萌芽、发展的现代足球运动却逐渐风靡全世界，两种不同类型文化所带来的不同结果，值得我们深思。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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