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行政管理理论

西方行政管理理论（共8篇）

1.西方行政管理理论 篇一

西方管理理论案例分析

某地一个煤矿发生了坍塌事故，压死了几名矿工，雇主拿出十几万块钱赔偿私了，当问及遇难矿工家属还有什么要求时，家属要求把死者的弟弟安排在矿井工作，老板答应了，煤矿继续开采。请用需求层次理论分析其原因。……P84-87

答：这是一道令人人心情格外沉重的试题，因为，生活底层的矿工显然被迫在用生命与温饱作交易！这是一道令人心碎的试题，因为生命在此受到了超乎想象的令人发指的漠视！我们知道，需求层次理论的创始人马斯洛在其所著《激励和人》一书中，把人的需要分为五个层次，按照重要性和发生的先后次序，由低往高形成一个需要等级，即生理的需要、安全的需要、社交的需要、地位或尊重的需要、自我实现的需要。作者认为，人的需要是以层次形式出现的，一旦一种需要被满足，另一种需要就会出现，并要求满足。人就是为了满足需要而不断工作的。

本案中，煤矿坍塌，数名矿工丧命，10几万块钱便私下打发了！而遇难矿工家属的唯一要求仅仅是把死者的弟弟安置在矿井工作——死者家属放弃应有赔偿和抚恤等相关权力的要求显然是对法律的无知所致，而死者家属对亲人生命的看似冷漠其实是一种生活的无奈——显然，他们不仅尚未脱贫，甚至连起码的温饱都未能解决，最基本的生理上的需要——衣、食、住、行此时是他们的突出需要，在这一基本需要尚未得到保证和基本满足时，安全需要似乎并不突出、一时也尚未成为他们的内心需求，更别说人的社交、自尊等高层次的需要了。

而本案中的矿主，是一位典型的经济人，他之所以如此漠视矿工的生命，一则是自己为追求经济效益最大化，只顾赚钱，极少有在安全保障上的投入；二则也正是因为他看准了这些矿工离开矿井，起码的生活可能难以维持，因而，也就不会有对安全等方面更多的追求——矿工宝贵的生命却如此缺乏应有的保障，怎不令人扼腕叹息！

对我国企业文化借鉴意义

而我国文化，主要受儒家思想的影响，比较注重“仁”、“礼”“中庸之道”，容易“知足而乐”。与美国文化相比，“个人迷信”较强，个人奋斗不足；与日本文化相较，血缘关系较强，团队精神不足。因此，在我们的企业文化建设中，我们既应继承和发扬传统文化的精华，如“仁”和“礼”中所体现的“忠”：忠于国家，忠于社会，忠诚于客户；又如“中庸之道”中所体现的灵活、变通，而不是非此即彼的绝对。同时，有意学习、吸收美国文化中的进取精神和严格的制度管理，既鼓励个人进取，也提倡组织创新；还应学习日本文化中的团队精神，提倡集体协作，促进共同提高。在企业文化的创建中，克服人治，提倡法治，提倡以文化治企，并努力形成一个1+1>

2、全体员工齐心协力的良好团队氛围，以使我国企业能尽快形成既具有传统文化特色，又能兼收并蓄国外先进文化的中国式现代企业文化。

2.西方行政管理理论 篇二

理论是对实践的概括和总结, 是系统化和理性化的科学知识, 其主要来源于实践, 反过来又对实践活动起解释、指导、评价和预测的重要作用。因此, 对“财务管理理论”这一概念的理解也可以遵循上述哲学认识论的观点进行解释。我国学者王化成 (2000) 就认为, “财务管理理论是根据财务管理假设所进行的科学推理或对财务管理实践的科学总结而建立的概念体系, 其目的是用以解释、评价、指导、完善和开拓财务管理实践。”[1]既然财务管理理论是对财务管理实践的系统化和理性化的科学总结, 而财务管理实践又随着理财环境的演化而不断变化, 因而财务管理理论理应也随着理财环境的变化而进行适应性动态调整。 (1) 西方财务管理理论产生于西方成熟的市场经济环境以及相配套的法制、政治和社会文化环境, 是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的必然产物;而我国的财务管理理论是借鉴20世纪40年代前苏联学者费·吉亚琴科所创立的社会主义制度下的财务管理理论, 并适应我国当时的计划经济、法律、政治和社会文化环境而形成的。虽然我国的财务管理理论在构建与发展过程中也一定程度上引进与借鉴了西方主流的财务管理理论, 但引进与借鉴对于理论的构建是远远不够的, 特别是对于财务管理理论这样的社会科学尤其如此, 必须考虑我国的经济、政治、法律和社会文化等现实环境。值得注意的是, 我国改革开放至今已有32年的时间, 在这段时间我国的市场经济体制逐步建立, 民主法治环境不断完善, 社会文化环境与时俱进。特别是在经济全球化趋势深化和国际金融危机频发的国际背景下, 我国的财务管理理论应该在借鉴吸收西方财务管理理论的基础上, 为适应国内外客观环境的变化而进行动态调整与完善。因此, 本文就当前国内外理财环境背景下对中西方主流财务管理理论进行比较研究具有一定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以期为构建和完善符合我国国情的财务管理理论结构提供指导。

一、西方财务管理理论研究的现状

西方财务管理理论的发展大体上经历了三个阶段[2], 它是伴随西方财务管理环境的变化和财务管理实践的发展而演进的。

(一) 传统财务管理理论阶段 (20世纪50年代以前)

该阶段典型的环境特征是20世纪初股份制公司的崛起和30年代经济危机的爆发, 因而该阶段财务管理理论研究的内容主要集中在筹资管理、资金管理、内部控制、兼并重组和破产清算等方面。这一阶段代表性的成果有:格林的《公司理财》、米德的《公司财务》、戴维的《公司财务政策》、李恩的《公司及其财务问题》、洛夫的《企业财务》、罗斯的《企业内部财务论》、施曼林巴赫的《财务论》、古川容一的《财务管理》等。这一阶段主要是从企业外部而不是从企业内部决策角度研究财务管理理论, 研究范围较为狭窄, 研究方法主要以描述性和定义性方法为主。

(二) 投资财务管理理论阶段 (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

该阶段典型的环境特征是工业技术革新加剧、国内市场竞争激烈和跨国公司迅速发展, 因而该阶段财务管理理论研究的内容主要集中在公司内部的财务决策方面, 注重对投资决策程序、方法和指标体系的研究。这一阶段代表性的成果有:迪安的《资本预算》、马柯维茨的《资产组合选择》、米勒和莫迪利亚尼的《资本成本、公司财务和投资理论》、威廉·夏普的资本资产定价理论等。这一阶段财务管理理论的研究从企业外部转向企业内部财务决策, 投资管理成为研究重点, 强调事前控制和资产管理, 研究领域不断开阔, 研究方法主要以数理模型和定量分析为主, 同时, 强调财务管理理论与多学科知识的交叉融合。

(三) 现代财务管理理论阶段 (20世纪70年代以后)

该阶段典型的环境特征是经济全球化趋势加快、信息技术迅猛发展、金融市场趋于完善、金融创新日新月异、国内外市场竞争激烈和经济风险日益加剧, 因而该阶段财务管理理论研究的内容向纵深拓展, 涵盖企业筹资管理、投资管理、营运资金管理和利润分配管理等领域, 集财务预测、财务决策、财务控制和财务分析评价于一体, 更加注重企业财务战略、跨国公司财务、企业风险管理和金融产品定价等新领域的研究。这一阶段代表性的成果有:布莱克和斯科尔斯的期权定价理论、法马的有效市场理论、詹森和麦克林的委托代理理论、梅耶斯的信息不对称理论和新优序融资理论、罗斯和斯宾塞的信号传递理论、史密斯等人的财务契约论、哈里斯等人的企业治理结构学派等。这一阶段财务管理理论的研究注重不确定条件下企业价值的确定以及市场有效性对企业价值的影响等方面, 充分重视风险报酬的权衡, 研究领域百花齐放, 研究方法以实证研究和数量模型的应用为主, 同时重视规范研究与实证研究的结合。

二、我国财务管理理论研究的现状

我国的财务管理理论研究也是随着我国财务管理实践的发展而演进的, 是适应我国财务管理环境变化的客观结果。我国学者郭复初 (2000) 认为, 我国的财务管理是从新中国成立后逐步建立和发展起来的, 主要经历了三大发展阶段:成本管理为主要内容、财务核算与监督为主要方式的管理阶段 (1949—1978年) ;分配管理为主要内容、财务控制与考核为主要方式的管理阶段 (1978—1992年) ;筹资管理为主要内容、财务预测与决策为主要方式的管理阶段 (1992年至今) [3]。在我国财务管理理论61年发展历程中, 我国学者在财务管理理论结构的研究起点、财务管理假设、财务管理目标、财务管理原则以及财务管理理论体系的构成等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研究成果。

(一) 关于财务管理理论结构研究起点的争论

财务管理理论结构的研究起点问题就是研究财务管理理论结构的逻辑推理的出发点问题, 也即从何处开始着手构建财务管理的理论体系问题, 这一问题关系到财务管理理论体系的根基, 是构建财务管理理论体系的本源。在这一问题上, 我国学者存在多种观点, 代表性的观点有:湖南财经学院课题组 (1991) 提出的财务本质起点论, 王化成 (1994) 提出的财务目标起点论, 陆建桥 (1995) 提出的财务假设起点论, 郭复初 (1997) 提出的财务本金起点论, 王化成 (2000) 提出的财务环境起点论。关于研究起点的争论反映了我国学者对构建财务管理理论本源的不同看法, 观点各异, 也各有其合理性。作者倾向于认同学者王化成的观点, 财务管理理论作为一种社会科学理论, 更应该注重对理财环境 (包括经济、政治、法律、科技、社会文化等宏微观环境) 的适应性, 只有如此, 该理论才更加具有生命力, 才能体现其科学价值。

(二) 关于财务管理假设的争论

财务管理假设是财务管理理论逻辑推理的前提和基础, 是出于构建理论的需要而对财务管理实践所作的抽象概括。学者王化成 (1999) 认为, 财务管理假设是人们利用自己的知识, 根据财务活动的内在规律和理财环境的要求所提出的, 具有一定事实依据的假定或设想[4]。我国学者关于财务管理假设也存在多种看法, 代表性的观点有:王广明和刘贵生 (1989) 提出的三假设, 陆建桥 (1995) 提出的五假设, 王棣华 (1997) 提出的七假设, 王化成 (1999) 提出的五假设等。关于财务管理假设的争论表明学者们对于构建我国财务管理理论结构逻辑前提的不同认识, 但其中也有共同的观点。作者认为, 财务管理假设的唯一意义在于它是财务管理理论体系形成和推演的逻辑基础, 因而假设的提出应考虑构建财务管理理论体系的需要和客观理财环境对财务管理理论的必然要求。

(三) 关于财务管理目标的争论

财务管理目标既是财务管理实践所追求的目的, 也是财务管理理论所要解决的终极问题, 其统领财务管理理论与实践的前进方向, 同时二者又服务于财务管理目标, 是在考虑财务管理环境和研究财务管理假设的前提下提出的。我国学者关于财务管理目标同样存在多种意见, 代表性的观点有:陈毓圭 (1992) 提出的利润最大化、净现值最大化、资本成本最小化和股东财富最大化, 刘贵生 (1992) 提出的现金股利最大化, 陆正飞 (1996) 提出的长期资本增值, 王化成 (1997) 提出的产值最大化, 郭复初 (1997) 提出的所有者财富最大化, 荆新等 (1998) 提出的企业价值最大化等。作者认为, 财务管理目标应以明确性、可衡量、可达性、相关性和时效性为特征, 因而倾向于企业价值最大化这一观点, 它代表了企业未来现金流现值的最大化, 这一点与西方理财目标是一致的。

(四) 关于财务管理原则的争论

财务管理原则是指导财务管理实践的总体思想, 是约束财务管理行为的规范准则, 其来源于财务管理实践, 又高于财务管理实践, 具有普适性、抽象性和概括性的特征, 是财务管理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学者关于财务管理原则也存在多种争议, 代表性的观点有:郭复初 (1997) 提出的六原则, 陆正飞 (1998) 提出的六原则, 王化成 (2000) 提出的七原则, 刘恩禄 (2001) 提出的五原则, 陈守忠 (2008) 提出的二十原则等。学者们关于财务管理原则的看法, 或同或异, 或抽象或具体, 各有其科学合理性。作者认为, 财务管理原则作为指导财务管理实践工作的行为准则, 应以指导性、适用性和约束性为建立原则的标准, 既不能过于抽象也不能过于具体, 因而财务管理原则的建立应考虑理财环境的要求和理财主体的特性, 以系统论的思维建立一套分层次的财务管理原则体系。

(五) 关于财务管理理论体系构成的争论

财务管理理论体系的构成是指财务管理理论结构的要素和成分, 这个问题关系到我国财务管理理论的系统性、完整性和普适性。关于财务管理理论体系应该包括何种要素的问题, 我国学者同样观点各异, 代表性的观点有:刘恩禄和汤谷良 (1990) 认为应包括基本理论和应用理论, 二者又包含若干子理论;王庆成 (1991) 认为应包括财务管理对象、职能、主体、环境、目标、原则、体制、环节和方法等;郭复初 (1997) 认为应包括基本理论、规范理论和行为理论, 三者又包含若干子理论;王化成 (2000) 认为应包括基本理论、通用业务理论、特殊业务理论和其他领域, 四者又包含若干子理论。学者们的观点既有相同之处, 也有相异之点, 都具有合理性。作者认为, 财务管理理论体系应以系统完整和科学适用为指导思想, 既要体现理论的逻辑性, 也要体现环境的适应性, 构建系统科学的财务管理理论体系将是我国学者现在和将来一个需要不断努力探索的使命。

三、中西方财务管理理论的比较

从上述对中西方财务管理理论研究的现状分析中可以看出, 中西方财务管理理论无论是在产生的环境背景、实践基础、理论基础, 还是在研究思维、研究方法、研究内容等方面存在较大差异, 这些差异既来源于中西方财务管理学者在主体论、客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等方面的倾向, 也来源于理论产生的客观经济、政治、法律和社会文化环境等方面的不同。

(一) 环境背景的比较

现代西方财务管理理论 (1) 产生于西方成熟的市场经济环境以及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政治环境、法律环境和社会文化环境, 其赖以生存的基础也是由这些环境所决定的经济制度、政治制度、法律制度和社会文化制度, 因而其处处体现出市场经济所特有的理念和精神;我国财务管理理论是从前苏联引进并在我国当时的计划经济体制以及相应的政治体制、法律体制和社会文化体制这样的环境中生根发芽, 虽然其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进程尤其是1992年以后也逐步调整, 但难免受到起初环境的影响, 尤其是当时的社会文化环境。

(二) 实践基础的比较

西方财务管理理论的产生源于西方产权清晰的公司制企业对资金运动过程自主管理实践的需要, 是为这些企业高效率配置资金资源服务的, 因而其依次贯穿于企业筹资管理、投资管理、运营管理和分配管理的各环节, 以实现企业价值最大化 (股东财富最大化) 为己任;我国的财务管理理论最初源于为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全民所有制企业和集体所有制企业进行企业内部资金管理的实践服务, 由于这些企业自身的产权特点, 因而其最初的使命仅是成本管理。这一事实相当长时间影响了人们对财务管理理论的认识。

(三) 理论基础的比较

西方财务管理理论建立在经济学、金融学、会计学和管理学的基础上, 融合多学科知识, 属于边缘性和交叉性的理论体系, 并且借鉴主流经济学的研究方法, 借助数理统计模型进行研究, 因而注重理论的技术性和实用性;我国的财务管理理论主要建立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础上, 理论基础较为单一, 主要以描述性和定义性的归纳法构建理论体系, 起初其主要定位于国家与企业的财务关系, 而几乎不考虑企业自身的内部资金资源配置, 因而主要执行财务核算与监督的职能。这一点也影响了我国财务管理理论的发展。

(四) 研究思维的比较

西方财务管理理论以实证主义哲学思维指导理论体系的构建, 以事实要素的判断和事实前提的推演为路径, 注重理论的技术性和实用性, 着眼于微观领域问题的解决, 属于“形而下”的理论体系, 因而其更强调理论对理财环境的适应性, 也更具有操作性;我国的财务管理理论则以规范主义哲学思维指导理论体系的构建, 以价值要素的判断和价值前提的推演为路径, 注重理论的抽象性和概括性, 着眼于宏观领域问题的解决, 属于“形而上”的理论体系, 因而更强调理论的普适性和意识形态价值。这一点对于我国财务理论的发展影响深远。

(五) 研究方法的比较

西方财务管理理论强调研究方法的应用, 重视实证研究、经验研究、实地研究和案例研究等方法的运用, 同时, 融合多学科知识, 借助数理模型实现量化分析, 而且注重联系该理论所处的理财环境以及其赖以存在的前提条件;我国的财务管理理论则主要采用较为抽象的描述性和定义性的研究方法, 以规范研究为主、实证研究为辅, 以逻辑推理为主、经验验证为辅, 以质性分析为主、量化分析为辅, 较少借鉴其他学科的研究成果, 而且也较少重视分析财务理论所处的理财环境和前提条件。这些都制约了我国财务管理理论的发展和应用。

(六) 研究内容的比较

西方财务管理理论涉及企业的筹资管理、投资管理、营运资金管理和利润分配管理等领域, 集财务预测、财务决策、财务控制和财务分析评价于一体, 实现企业价值的最大化, 融合多学科知识研究财务战略、国际理财、投资风险管理、金融产品定价和行为财务等新领域, 注重财务管理理论的创新;我国的财务管理理论虽也涉及企业财务活动的四个环节, 也具有财务的各项职能, 但其对理财环境的适应性较差, 从而理论创新有限, 再则也不注重金融市场的研究, 从而对投资风险管理、金融产品定价等方面较少涉及。

四、结论

通过对中西方财务管理理论研究现状的比较研究, 作者认为, 我国的财务管理理论在环境背景、实践基础、理论基础、研究思维、研究方法和研究内容等方面与西方财务管理理论存在明显差异。要建立和完善符合我国实际的财务管理理论, 简单拿来是不可行的, 必须考虑我国后改革时代的经济、政治、法律和社会文化环境以及整个全球大趋势和国际大背景, 考虑我国企业特别是民营企业财务管理的实际需求, 在吸收借鉴西方财务管理理论的基础上构建具有我国特色的财务管理理论体系。

参考文献

[1]王化成.论财务管理的理论结构[J].财会月刊, 2000, (4) :2-7.

[2]杨淑娥.公司财务管理[M].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2004:19-23.

[3]郭复初.现代财务理论研究[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 2000:47-50.

3.西方行政管理理论 篇三

一、海尔与联想的战略案例思考

中国企业中最成功的代表莫过于海尔和联想。海尔的口号是：“海尔，真诚到永远!”；海尔的故事是：“海尔冰箱，宁可砸了，也不把次品卖给消费者”。海尔强调技术品质和真诚服务为核心能力，成为中国家电行业第一品牌。核心能力通常是指那些公司独特具有、不易被模仿、能给公司带来利益的资源、技术能力。由于中国家电行业根本没有核心技术，因此，海尔的技术并不比国内其它同类企业强，所以，海尔的技术核心能力是没有根基的，之所以口碑较好，真正起作用的是广告，而不是技术本身。从这一点上讲，海尔其实和当初红极一时的“央视标王”孔府宴酒没什么区别，随着电视频道增加，国人消费知识、消费理性增长，广告的作用已经弱化；而国际家电品牌的入侵，国人消费水平提高对更高端家电产品需求的增长，海尔的技术核心能力更显平庸。

西方企业很少有把服务当作核心竞争力的，这与服务容易被模仿有一定关系。但海尔愣是把服务作为一个核心能力在国内市场树立的叮当响，可以说，海尔以服务为核心能力，是对西方核心能力理论的创新和补充。然而，海尔以服务为核心能力，是有一个过程的，这个过程的起因恰恰是国内家电产品质量的普遍不过硬。海尔是白电(冰箱、洗衣机等)黑电(电视机等)一起上，导致海尔产品往往比那些单项生产企业的产品质量差(如海尔电视机就比长虹、康佳品质差一些)，于是，海尔推出服务来补质量短板，却在服务过程中发现国内消费者由于有重人情等缘故，对服务到位的产品反而不怎么关心质量了，因此，海尔特意加强对服务的重视与宣传，渐渐形成一种区別与其它企业的核心竞争力。从海尔注重服务的过程来看，似乎从定位角度来理解更合适些，当海尔看到国内消费者对服务的需求重过产品质量要求时，认为这是一种市场机会，于是将服务定位为新的市场差异化竞争方式，即通过服务的显著差异化来替代国内家电品牌在产品质量方面的弱小差异，以形成品牌区隔。那么，海尔的顶尖服务，究竟是一种核心能力，还是一种产品定位呢?因为哈默尔的核心能力观和迈克尔，波特的定位理论可是有着巨大区别的，一个是代表公司内部能力，一个是代表外部市场结构分析，而海尔的实践行为。好像是漠视或者没有注意到这种区别，如果哈默尔和波特正对此喋喋不休的话，既重视核心能力，也重视行业分析的资源理论代表柯林斯与蒙歌马利会站出来说话：“海尔的服务理念基础是资源理论”。那么，海尔的人也是这样认为的吗?

联想集团可说是西方定位学派理论在中国的授权代表，“做国外大公司不愿做的事，做国内小公司不能做的事”，联想集团对目标市场定位非常明晰，并且迅速成为国内计算机市场第一品牌。逐渐强大后的联想集团，又将笔记本电脑行业作为进军国际市场的产品定位。并成功收购了国际商业巨头IBM公司的笔记本电脑业务，提出“做IBM不愿做的事，做国内小公司不能做的事”。浩浩荡荡拓展国内外市场。不妨仔细分析一下联想的市场定位，如果说“做外国有实力的大公司所不能或不愿做的事”是一种定位，或许不存疑问；但“做国内小公司或者短视公司做不了的事”，则明显是一种基于自身(中科院下属企业)强势而体现出的市场竞争优势，这种来自内部的独特能力，似乎用核心能力理论来解释更为恰当。

二、西方企业战略管理理论在中国的困惑

如果对海尔和联想这两个分别代表传统家电行业和新兴IT行业的最具国际化特征的典型代表的过去行为都不能用西方企业战略理论进行准确剖析与科学解释的话，那么，期望运用西方企业战略理论对中国企业的发展进行科学有效指导岂非笑谈与奢望?事实答案恰好验证了这种担心。由于许多学者对西方战略的过于推崇，而“拿来”后却又无法在中国企业中移植、对接，于是，便只有在教学中纸上谈兵，或者开始指责中国企业素质、国家体制方面的种种落后而导致战略管理科学在中国行不通。一些国际著名咨询公司给许多国内知名企业开的药方，也在实践中全部失效，被医死、医得半身不遂的企业多如牛毛，服药改善的企业则从未听说，这也导致了国内企业管理层既企盼期望战略思维能帮助企业更上层楼，也对“战略良方”持怀疑排斥的暧昧态度。

如果承认西方的企业战略管理理论是行遍天下的通用科学的话，那么它在中国出现“水土不服”现象就诚如一些学者所言，是中国的体制不科学与国情落后导致了这种战略不匹配与不适应，那么，我们当然要改变体制、国情，以适应科学，而且人也得学习已故摇滚巨星迈克尔·杰克逊进行皮肤漂白，最后还要将血液换掉，以断绝“血脉相承”，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总之，从里到外，“全盘西化”，一切都得改变，否则，战略科学没有办法在中国的土壤落地。显然，“全盘西化”的观点有违大多数国人情感，毕竟要“换肤换血”还是太过离奇；而且无论一些学者如何推崇与鼓吹西方企业战略管理理论的科学性，那些缺少西方企业战略管理科学知识的普通大众中，总会有人疑问：“我们不懂战略，可是企业不是一直也在发展吗，GDP不也是一直在增长吗，大家不也都吃饱了，有裤子穿了吗?”；许多依靠自身努力将企业发展壮大的企业家、管理团队也难免会问：“我们的管理难道真的是伪科学，我们的成绩难道是伪成绩，海尔‘吃休克鱼并购行为被编入哈佛MBA教学案例难道是做反面教材或者根本就是一个伪造故事?”。以上大约形成了两个相对立的观点：1、中国的体制国情落后阻碍西方战略管理科学落地；2、西方战略管理理论有局限性导致在中国难以实施。

4.概述西方文化逻辑与理论 篇四

大家常说的文化逻辑是指一种文化中，以逻辑体系为基础所建立起来的思维方式与认识方式。文化逻辑是文化活动的中枢，制约着文化创造的进程，各种各样的文化现象都与深深隐藏在其下面的文化逻辑有密切的关系。

在世界各地，文化因为地域或人文不同而有所差异，这些就构成了各个地域的可区分性和差异性。研究一个国家的文化，不仅要分析其饮食、建筑、生活习俗、诗歌等各方面，更重要的是，要了解他们是如何看待事物的、怎样思考的、以及他们为什么会这样想？这些问题的答案，可能不能从文化表面看的出来，真正的答案在文化逻辑里面，文化逻辑就是这些答案的源头。且，西方的文化在世界历史发展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对世界历史的发展有很大的推动作用。同样，他的文化逻辑也对其他的民族有重大的影响，这些构成他们独特文化逻辑的特色。在公元前5世纪前后世界上形成了三大逻辑体系，他们分别是--中国古典逻辑、印度古典逻辑、古希腊亚里士多德逻辑。虽然从古至今，各界学者对这三大逻辑体系充满了争议但是他们依旧是在人们的思维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并且在各个领域都得到最广大的应用。

其中，腊亚里士多德的逻辑体系的确立对于西方文化发展的有着非同凡响的意义。最为突出的是，它对人类理性发展的价值方面。虽然，在亚里士多德之前，在西方，理性就已经被提倡。但是,由于当时的思想还不够成熟,理性思想也只是以一个很抽象的概念出现。亚里士多德的逻辑学，恰好适应了当时的社会需要。他把前人提出的理论具体化，使它作为一种规律被建立起来，让当时的人们更好的理解和应用。同样，随着人类历史的发展和进步，对于这个逻辑体系的反思也在深入，越来越多的学者看到这种逻辑体系的不足之处。他们认为，亚里士多德的逻辑并不是万能的，它不能包含所有的规律，万物都有它们自身的发展规律，不会依照他的规律来发展，世界没有万能的规则。事物都是双面性的，有利有弊，没有万能的理论，总有局限性。然而，总体来说，亚里士多德的逻辑学在西方的历史发展和文化进程中都起着关键的一部份。

与其他国家相比较，中国的文化具有逻辑思维传统。中国的逻辑强调辩证理性，原则是抽象与具体在理论思维中的统一，同时以不同文化的和谐共存的原则，这是与西方文化逻辑完全不同的体系。先想出抽象的理论，再通过各种实践使之前的理论上升到具体的方法，在实践过程中，可以用不同的方法，运用不同的文化，这就是中国的“和而不同思想”。

对于同样的理论，在不同时期，不同程度的科学认识，看法都是有所差异的。神学逻辑的独断导致了学者们对它的激烈的批判，有学者提出，人们正确的认识是建立在历史的经验上，而不是根据亚里士多德的逻辑学。这一说法，是对当时人们一直崇拜的神学逻辑学的一大挑战和怀疑。于是，在当时社会又有一个新的文化逻辑学出现，该文化逻辑学的核心是认识客观的世界。科学的不断发展，人们思想的不断进步，使得传统的文化逻辑不能满足人们的要求，人们更加推崇的方法是综合归纳与演绎法。但是，无论是前者还是后者，都有自身的局限性，不能应用于所有的现象、也不能解释所有的状况，不能克服自身的局限性是它们最大的弊端。

理性不但是西方文化的思想核心，还是它的精神源泉。而逻辑体系就是西方理性的形式化，逻辑思维的建立也推动了西方社会的进步。西方文化注重人类对于自然的征服，以人为中心，是他们认为对人存在的价值的肯定。同时西方还重

视个性的自由与公平竞争，人类与世界关系的认识和理解让他们认为，个人作为个性的具体代表，以争取自由和实现自我价值为目标。西方一直以法治国家立足于世界之林，在他们的体制下，重视物质利益的分配着表现在工商业经济型社会中，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用法律来节制贪污和侵占，保护所有公民的合法权利。最早的宪法与人权宣言就是产生于西方国家。在民主政治的原则下，人们追求建立平等博爱的社会风尚。虽然，这一原则会引起很多国家的**不安，但是，仍有许多人士追求这一原则。

在公正且科学的文化史观提出的同时，也有相应的不科学的文化史观。代表有意大利的维科，他提出的文明传播论和自然种族论，都与事实情况有很大的差别。黑格尔自认为是对哲学的研究，但他运用相当多的是政治观点，这显然与他的初衷有很大的出入，同时他也忽略了最基本的逻辑。

文化的进步有多种方法，从康德开始，文化批判是西方文化的重要的思想。不断的反思自身的问题，在批判中不断的改进和发展。而最终的批判是对西方逻辑的批判。对西方的文化和西方的逻辑，我们既要坚持他们的进步的、科学的观点，又要改进其中的一些不足，使它得到更好更长远的发展。

5.西方“第三条道路”的新理论 篇五

90年代以来，以美国的克林顿（Bill Clinton）、意大利的普罗迪（Romano Prodi）、法国的若斯潘（Lionel Jospin）、英国的布莱尔（Tony Blair）和德国的施罗德（Gerhard Schröder）等为代表的左翼政党相继上台执政，他们不约而同地宣称在社会、政治和经济等方面奉行一种既不同於传统左派，又不同於右翼主流的“新中派”（the new centre）策略。在克林顿总统率先把其新的政治经济策略称之为“第三条道路”（The Third Way）后，“第三条道路”便成为欧美左派政党的政治标识，博得了欧美左翼力量的广泛响应，形成为欧美国家中一种新兴的政治运动。布莱尔首相上台后，更是高高举起了“第三条道路”的旗帜，亲自撰著了《第三条道路：面向新世纪的新政治》（The Third Way： New Politics for the New Century），以此作为他所领导的英国工党的执政纲领。英国著名学者、现任伦敦经济政治学院院长的吉登斯（Anthony Giddens）教授等左翼学者则致力於对“第三条道路”进行理论建构，吉登斯近年相继发表了《超越左右》（Beyond Left and Right）和《第三条道路：社会民主主义的复兴》（The Third Way： The Renewal of Social Democracy）等深有影响的专著，其他学者关於“第三条道路”的论著更是汗牛充栋，“第三条道路”实际上已经不仅是一种新政治运动，而且也是一种新的政治思潮。

一 “第三条道路”和“新中派”

“第三条道路”并不是一个新的概念，它曾多次在欧洲政治中出现。人们曾经把介於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之间的政治选择称为“第三条道路”，把介於自由竞争式的资本主义与国家垄断式的资本主义之间的选择也称为“第三条道路”。正如卢克斯（Steven Lukes）所指出的那样，在过去数十年中，对处於左右之间、或超然於左右之上的“第三条道路”、“中间路线”的谈论一直没有中断过，“20年代的法西斯主义者、30年代哈罗德麦克米兰提倡的人道主义的资本主义、50年代社会党国际所追寻的介於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之间的中间路线、60年代东欧国家倡导的人道主义的社会主义、70年代德国的绿党、80年代瑞典的社会民主党，都曾求助於这个称谓”。但是，90年代重新出现的“第三条道路”，决不是对以往的简单重复，而有著新的含义。

“第三条道路”的政治实践者是西方的中左力量（the centre-left），主要是西方国家的社会民主党，如英国的工党、德国的社会民主党等。“第三条道路”的最基本意义，就是它声称同时超越以新自由主义为特征的新右派和以社会民主主义为特征的传统左派。换言之，它既反对传统的右翼保守主义政治，又反对传统的左翼激进主义政治，同时又分别从传统的左右两翼中汲取营养，继承了传统左派和新右派的某些价值。它被认为是在传统的两个极端之间找到了一个合适的中介，它是一种新的中派，或一个新的中心（neue Mitte，new centre）。它的基本目标就是要使社会民主主义现代化，用布莱尔的话来说就是： 第三条道路代表著一种现代化的社会民主主义、承诺社会正义的激情和中左派的目标，但实现这些目标的手段却是灵活的、创新的和前瞩性的。第三条道路基於其上的那些价值在过去的一个多世纪中一直指引著进步的政治，这些价值就是：民主、自由、相互责任和国际主义。它之所以是第三条道路，是因为它既决定性地超越了专注於国家控制、高税收和生产者利益的老左派，又决定性地超越了把公共投资、并且常常也把“社会”和集体努力的重要观念当作罪恶而加以拒斥的新右派。

被称为布莱尔首相的“精神导师”的吉登斯教授对“第三条道路”与新右派和老左派的联系与区别曾经做过系统的分析，指出了它们之间的五大异同，这一分析被当作是对“第三条道路”与新右派和老左派相互关系的权威性阐述。根据吉登斯的论述，新中派与老左派和新右派在以下五个方面既有联系，又相区别：第一，在政治价值方面，它继承了老左派的社会正义观点，仍把它作为自己的核心价值，但放弃了其阶级政治，而寻求一种跨阶级的支持。它拒绝新右派的极端自由主义，同时接受了其反对权威主义和排外主义的目标。第二，在经济体制方面，它倡导一种混合经济，这种混合经济既不像老左派那样强调管制，也不像新右派那样把解除管制等同於自由，而是力争使管制与解除管制、社会生活的经济方面与非经济方面之间达到平衡。第三，在国家干预问题上，它既反对老左派热衷於扩大政府干预的范围，也反对新右派过份弱化政府干预，而主张重新界定民主政治，“使民主制度民主化”，即下放政府的权力，使政府与公民社会组织进行更加积极的合作。第四，在国家主权问题上，它既反对老左派对民族国家（nation）的轻视，也不满新右派对民族国家的过份自信，而倡导一种世界主义（cosmopolitan）的民族国家观，既要坚持民族认同，又要以更加开放的心态来反省和重构民族认同。第五，在福利国家问题上，它像新右派一样看到了福利国家存在的致命弱点，但像老左派一样不同意放弃或削弱福利国家，而主张对福利国家进行彻底的改革，使之成为一种社会投资国家（social investment state），在风险与安全、个人责任与集体责任之间建立新的关系。

“第三条道路”究竟是新路还是旧途？在“第三条道路”中确实既可以发现新右派的影子，又可看到老左派的痕迹，说它是新右派的继续未尝不可，说它是老左派的延伸也不无道理。然而，“第三条道路”之所以是一种“新的中派”或一个“新的中心”，在很大程度上恰恰是因为它的“旧”：它并没有创造出新的政治经济制度，而是根据新的时代特点对新右派和老左派的价值和策略进行了取舍和重组，抛弃了“国家—社会”、“公共—私人”、“民主—权威”、“权利—责任”和“市场—政府”等传统的两分法，把原先对立的两种价值体系加以融合，从而把两种“旧”结合为一种“新”：一种新的“中派”，一条“新的道路”，一种“新的政治”。

“第三条道路”将老左派与新右派调和了起来，分别秉承了新右派和老左派的某些价值，所以不言而喻，它与社会民主主义和新自由主义有著内在的理论渊源联系，对此毋须多论。除此以外，我们认为，“第三条道路”与80年代开始产生，而在90年代开始流行的三种理论有著特别密切的联系。这三种理论分别是：全球化理论（globalization theory）、治理理论（governance theory）和社竤主义理论（communitarian theory）。

二 “新中派”与全球化

“第三条道路”的倡导者们几乎异口同声地将其新的选择和策略归结为全球化的产物，从全球的角度考虑其对内和对外政策是所有“新中派”的基本共识。布莱尔把“与日俱增的全球市场和全球文化”看作是我们这一变动不定的时代的首要特征，认为在这个时代中“经济是国际性的；环境是国际性的；犯罪也是国际性的”，所以“新中派”必须是一名积极的国际主义者。吉登斯更直截了当地指出：全球化是影响我们生活的主导性现象，我们不仅要把全球化理解为世界经济的激烈竞争，更要把它理解成生活方式的转变。他说：“激进的思维和政策必然要面对全球化带来的问题，利用全球化带来的机会。工党议程上的首要政策问题包括宪政改革、放权、福利国家改革以及欧盟的未来，这些问题都体现了全球化的影响。”

全球化研究与其他理论研究相比有很大的不同，纵观90年代各国的各种全球化理论，我们可以发现以下五个显著特点。“新中派”理论家在参与全球化大讨论的过程中既贡献出了自己的见解，同时也深深受到了全球化研究的影响，这些影响明显地体现在其对现实问题的思考和对实际策略的选择中。仔细地分析一下就能发现，全球化理论的下述五个特征，在“新中派”的理论和实践中都明显地存在著。

首先是全球化研究的跨国性。全球化是一项真正的跨国研究（transnational studies），一种真正的跨国理论（transnational theory）。全球化理论的这种跨国性被“新中派”的政治家和理论家们所完全接受，著眼於从全球的视角去看待社会的政治经济问题，并制订相应的内外政策，成为“新中派”的重要特征。布莱尔及其工党把“国际性的承诺看作是解决跨国问题的逻辑答案，而不是对国家主权的威胁”，并更加努力寻求“管理贸易和金融、和平解决争端、确保对新出现的紧急问题作出迅速反应的国际制度”。在这种全球观的指导下，“新中派”特别强调国际合作，特别是各国“新中派”力量的跨国合作。布莱尔甚至提出了建立一个“中左国际”（International of the Centre Left）的可能性。

其次，全球化理论的综合性。全球化首先是一个经济发展过程，但是归根结柢它是一个整体性的发展过程。“新中派”清醒地认识到，全球化是一个综合性的发展过程，经济全球化必然导致文化和价值等的全球化。正如吉登斯所指出的，全球化主要是一种经济现象，但不仅仅是一种经济现象，全球化实际上是空间和时间的转变，它不是一个单一的过程，而是各种过程的复合。本著这样的一种综合性全球观，“新中派”的政治家在制订其内外政策时特别注意各种政策的相互配套。例如，施罗德政府的思想库之一，德国社会民主党下属的艾伯特基金会未来委员会在1998年为刚上台的施罗德政府提出了“一条道路，三个目标”的德国未来十年发展战略。这三个目标是：经济效率、社会团结和生态持久；一条道路是：一种“新的德国模式”，也就是德国版的“第三条道路”。作者还特别强调上述三大目标之间的相互平衡，亦即强调社会经济与政治、文化、环境等的整体性协调发展。据作者所称，这一整体协调的社会发展战略的提出，是该“委员会详细地研究了全球化的各个方面”后所得出的必然结论。在英国，布莱尔的主要思想库德莫斯（Demos）及其代表人物马尔甘（Geoff Mulgan，他本人也是布莱尔的主要顾问之一）则因其直截了当地为工党的“新中派”政府制订了一个“整体主义”的政治方案（“holistic”style of government）而名闻遐迩。

再次，全球化理论的包容性。全球化理论是各种政治倾向和学术倾向的一个交汇点，它不同於其他带有某种单一政治或学术倾向的理论。在全球化理论中，我们可以听到具有上述各种政治或学术倾向的学者的不同声音。“新中派”认为，全球化进程是一个复杂的综合性发展过程，在全球化时代一切东西都处於不断的变化之中，政治思维和政治策略也必须随著时代和现实世界的发展而变更，所以布莱尔和其他“新中派”政治领导人特别重视实现其基本价值的那些手段的“灵活性”（flexible）和“前瞩性”（forward-looking）。从“新中派”把原先各种不同政治倾向的观点和策略糅合在一起这个意义上说，它没有固定的政治原则，正如有人所批评的那样，“第三条道路”是“伴随著全球化时代出现的一种时尚”，它“既不是左派又不是右派，既不是这种东西，又不是那种东西”。

最后，全球化理论的内在矛盾性。全球化过程本质上是一个内在地充满矛盾的过程，它是一个合理的悖论：它包含有一体化的趋势，同是又含分裂化的倾向；既有单一化，又有多样化；既是集中化，又是分散化；既是国际化，又是本土化。相应地，在全球化研究中，充满著各种对立的观点。有人把全球化当作福音，有人则认为它是灾难；有人把它视为人类的出路，有人则将它看作是我们的陷阱；等等，不一而足。“新中派”的倡导者们不仅接受了全球化的这种悖论，而且具体地把这种悖论或矛盾贯彻於其一系列政策中。吉登斯说：“全球化不是一个单一的过程，而是各种过程的复合，这些过程经常相互矛盾，产生冲突、不和谐及新的分层形式。本土民族主义的复活和本土认同的增强直接与作为对立面的各种全球化力量不可分割地交织在一起。”这种对全球化悖论的辩证思维方式，直接有助於“新中派”走出“市场—政府”、“民族国家—世界主义”、“公共—私人”以及“激进—保守”、“左—右”的对立状态。

三 “新中派”与善治

“新中派”理论家和政治家所提出的一个新的目标和口号是，“少一些统治，多一些治理”（less government，more governance），这一目标构成了其“第三条道路”的重要内容。“新中派”的这一基本观点表明它们充分地吸纳了90年代以来盛行於西方的治理（governance）和善治（good governance）思想。

1989年世界银行在概括当时非洲的情形时，首次使用了“治理危机”（crisis in governance），此后“治理”一词便广泛地被用於政治发展研究中。英语中的治理一词源於拉丁文和古希腊语，原意是控制、引导和操纵。长期以来它与统治（government）一词交叉使用，并且主要用於与国家的公共事务相关的管理活动和政治活动中。但是，自从90年代以来，西方政治学和经济学家赋予治理以新的含义，不仅其涵盖的范围远远超出了传统的经典意义，而且其涵义也与统治相去甚远。它不再只局限於政治学领域，而被广泛作用於社会经济领域，不再在英语世界使用，并且开始在欧洲各主要语言中流行。正如研究治理问题的学者杰索普（Bob Jessop）所说的那样：“过去15年来，它在许多语境中大行其道，以至成为一个可以指涉任何事物或毫无意义的‘时髦词语’。”

90年代以来，西方学者，特别是政治学家和政治社会学家，对治理作出了许多新的界定。在关於治理的各种定义中，全球治理委员会的定义具有很大的代表性和权威性。该委员会於1995年发表了一份题为《我们的全球夥伴关系》（Our Global Neighborhood）的研究报告，并在该报告中对治理作出了如下界定：治理是各种公共的或私人的个人和机构管理其共同事务的诸多方式的总和。它是使相互冲突的或不同的利益得以调和并且采取联合行动的持续的过程。它既包括有权迫使人们服从的正式制度和规则，也包括各种人们同意或以为符合其利益的非正式的制度安排。它有四个特征：治理不是一整套规则，也不是一种活动，而是一个过程；治理过程的基础不是控制，而是协调；治理既涉及公共部门，也包括私人部门；治理不是一种正式的制度，而是持续的互动。

从上述各种关於治理的定义中我们可以看到，治理一词的基本含义是指在一个既定的范围内运用权威维持秩序，满足公众的需要。治理的目的是指在各种不同的制度关系中运用权力去引导、控制和规范公民的各种活动，以最大限度地增进公共利益。从政治学的角度看，治理是指政治管理的过程，它包括政治权威的规范基础、处理政治事务的方式和对公共资源的管理。它特别地关注在一个限定的领域内维持社会秩序所需要的政治权威的作用和对行政权力的运用。

“治理”与“统治”从词面上看似乎差别并不大，但其实际含义却有很大的不同。在不少学者眼中，区分治理与统治两个概念甚至是正确理解治理的前提条件。正如戈丹（Jean-Pierre Gaudin）所说：“治理从头起便须区别於传统的政府统治概念。”治理作为一种政治管理过程，也像政府统治一样需要权威和权力，最终目的也是为了维持正常的社会秩序，这是两者的共同之处。但两者至少有两个基本的区别。

首先，治理与统治的最基本的，甚至可以说是本质性的区别就是，治理虽然需要权威，但这个权威并非一定是政府机关；而统治的权威则必定是政府。统治的主体一定是社会的公共机构，而治理的主体既可以是公共机构，也可以是私人机构，还可以是公共机构和私人机构的合作。治理是政治国家与公民社会的合作、政府与非政府的合作、公共机构与私人机构的合作、强制与自愿的合作。治理的主要特征“不再是监督，而是合同包工；不再是中央集权，而是权力分散；不再是由国家进行再分配，而是国家只负责管理；不再是行政部门的管理，而是根据市场原则的管理；不再是由国家‘指导’，而是由国家和私营部门合作”。所以，治理是一个比政府更宽泛的概念，从现代的公司到大学以及基层的社区，如果要高效而有序地运行，可以没有政府的统治，但却不能没有治理。

其次，管理过程中权力运行的向度不一样。政府统治的权力运行方向总是自上而下的，它运用政府的政治权威，通过发号施令、制订政策和实施政策，对社会公共事务实行单一向度的管理。与此不同，治理则是一个上下互动的管理过程，它主要通过合作、协商、夥伴关系、确立认同和共同的目标等方式实施对公共事务的管理。治理的实质在於建立在市场原则、公共利益和认同之上的合作。它所拥有的管理机制主要不依靠政府的权威，而是合作网络的权威。其权力向度是多元的、相互的，而不是单一的和自上而下的。

就其直接原因而言，政治学家和管理学家之所以提出治理概念，主张用治理替代统治，是他们在社会资源的配置中既看到了市场的失效，又看到了国家的失效。治理可以弥补国家和市场在调控和协调过程中的某些不足，但治理也不可能是万能的，它也内在地存在著许多局限，它不能代替国家而享有政治强制力，它也不可能代替市场而自发地对大多数资源进行有效的配置。既然存在著治理失效的可能性，那么，如何克服治理的失效，如何使治理更加有效等问题便自然而然地摆到了学者面前。不少学者和国际组织纷纷提出了“元治理”（meta-governance）、“有效的治理”和“善治”等概念，作为对上述问题的回答。其中“良好的治理”或“善治”的理论最有影响。

概括地说，善治就是使公共利益最大化的社会管理过程。善治的本质特征，就在於它是政府与公民对公共生活的合作管理，是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的一种新縪关系，是两者的最佳状态。善治实际上是国家的权力向社会的回归，善治的过程就是一个还政於民的过程。善治表示国家与社会或者说政府与公民之间的良好合作，从全社会的范围看，善治离不开政府，但更离不开公民。从某个小范围的社竤来看，可以没有政府统治，但却不能没有公共管理。善治有赖於公民自愿的合作和对权威的自觉认同，没有公民的积极参与和合作，至多只有善政，而不会有善治。所以，善治的基础与其说是在政府或国家，还不如说是在公民或民间社会。从这个意义上说，公民社会（civil society）是善治的现实基础，没有一个健全和发达的公民社会，就不可能有真正的善治。正是基於这样一种逻辑，与传统的左派不一样，“新中派”尤其强调公民社会对於民主政治的意义，把培育和发展一个强大的公民社会当作其既定的主要目标之一。例如，布莱尔就明确地把一个珍惜权利和责任的强大的公民社会当作其四大政策目标之一。

90年代以来善治的理论与实践之所以能够得以产生和发展，其现实原因之一就是公民社会的日益壮大。公民社会是国家或政府之外的所有民间组织或民间关系的总和，其组成要素是各种非国家或非政府所属的公民组织（CSO），包括非政府组织（NGO）、公民的志愿性社团、协会、社区组织、利益团体和公民自发组织起来的运动等，它们又被称为“第三部门”（the third sector）。政府与公民社会的合作具体地表现为政府与各种形式的公民社会组织之间的积极合作，与公民组织建立良好的夥伴。所以，“新中派”深深地认识到，“他们必须学习新的技术：与私人部门和自愿部门合作，共享责任和权力”。

善治是政府与公民之间的积极而有成效的合作，这种合作成功与否的关键是参与政治管理的权力。公民必须具有足够的政治权力参与选举、决策、管理和监督，才能促使政府并与政府一道共同形成公共权威和公共秩序。比起实质民主（substantial democracy）来，善治更强调的是程序民主（procedual democracy），即强调保证公民享有充分自由和平等的政治权力的现实机制。这一思想在“新中派”代表人物身上得到了充分的体现，他们提出的一个引人注目的口号是“使民主制度民主化”，其真实意义便是“在公共事务中实现更大程度的透明，进行非正统形式的民主参与实验，如全民公决和直接民主。‘民主制度的民主化’离不开与公民社会各种组织的积极合作”。

善治未必需要政府，反过来，没有政府也可以有善治。善治的这一特性被“新中派”及时地运用於其新的分权思想和全球政治观中。传统上，政治上的分权无一例外是指中央政府权力的下放和分散，但在“新中派”的理论家们看来，“新民主国家的基础首先是分权，不仅向下分权，而且也向上分权。向下把权力交给地方和地区，向上则交给跨国机构”。“新中派”倡导的这种全球治理观，目的是试图推行一种“世界主义”政治策略，他们认为，在全球化时代国际社会和国内社会一样，同样需要公共权威和公共秩序，但这是一种新的公共权威和公共秩序，它不可能由传统的国家政府来创立，只能通过善治来实现。

四 “新中派”与社竤主义

近年来在西方发达国家新出现了一种所谓的“社竤运动”（communitarian movement），这一运动的主要倡导者之一便是“新中派”的政治家和理论家。美国现任副总统戈尔（Al Gore）自称社竤运动对他“大有启发”，参议员布雷特莱更是充满信心地预测，社竤运动将为“未来的政治新时代打下烙印，正如进化论在一个世纪前使我国改变了面貌一样”。法国著名政治家德洛尔也把社竤主义视为减少集权和扩大民主的一大法宝。英国工党领袖布莱尔称：“马克思的社会主义既已死亡，社竤主义便成为欧洲左翼复兴的酵母”，并将它作为其新世纪新政治的第四大价值。

社竤主义是在批评以罗尔斯（John Rawls）为代表的新自由主义的过程中发展起来的，它与新自由主义形成了当代西方政治哲学两相对峙的局面。有人说，70年代政治哲学的主要话题是新自由主义者的“社会正义”（social justice），80年代政治哲学的主要话题则是社竤主义者的“社竤”（community）。在90年代，“社会正义”和“社竤”两者同样成为政治哲学的主要话题。社竤主义以其“公益政治学”而与新自由主义的“权利政治学”相区别，它强调集体的认同，提倡美德和责任，主张权利与义务的统一，肯定“积极国家”或“积极政府”的作用等。在“第三条道路”的一些基本思想和重要政策中，我们轻而易举地可以看到社竤主义这种“公益政治学”的明显印记。

社竤主义者承认个体的权利和价值，但更强调集体的权利和价值。他们所说的集体主要指的是社竤。“新中派”提出了“重建社竤”和“复兴社竤”的口号。在所有社竤中，家庭和国家具有特殊的重要性。肯定家庭和国家的价值，改造人们对家庭和国家的认同感，重新唤起人们对这些社竤的忠诚感和归属感，成为“第三条道路”的显著特色。

社竤主义倡导公共利益和集体利益。社竤主义的这一命题事实上成为“新中派”提倡集体利益的道德依据：“我们的独立自主有赖於集体利益；我们的生命因为我们所处的社竤而变得丰富多彩，或者反之变得枯燥乏味。”

与新自由主义者不同，社竤主义从不认为个人的自由平等权利是天赋的秉性，而认为是社会过程的产物，是人们奋斗争取的结果，政治参与则是争取和扩大个人权利的最有效途径。只有通过积极的政治参与，个人的权利才能得到最充分的实现。社竤主义者从实质上把政治权利界定为个人参与政治决策的权利，因而把个人广泛的政治参与当作是民主政治的基础。这种观点也被“新中派”广为接受：“民主的推动力需要通过发现新的参政方法而得以加强，这些方法能使公民参与那些与其自身利益相关的决策。因为长期以来，在‘代议民主’与‘直接民主’之间形成了虚假的对立。事实上，在一个成熟的社会里，在制订影响人民生活的重大决策时，代表们若能充分考虑人民的意见并鼓励公开的争论，那就能够制订出更好的政策。”

6.西方行政管理理论 篇六

“思维全球化,行为当地化”的全球性思维模式是对跨国管理者能力的挑战。鉴于此,该文将分析克拉克洪与斯乔贝克的六大价值理论、霍夫斯泰德的五个文化维度理论及特罗姆皮纳斯的七大文化架构理论。这3个最有影响的跨文化理论的基本模型,来帮助跨国管理者理解国家文化和商业文化的差异,解释和预测特定群体的文化行为,实现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下顺利进行各项商务活动。

在克拉克洪与斯乔贝克的六大价值取向理论中,不同的价值取向作用于商务活动的切入点不尽相同。对人性看法的不同使跨文化管理者在管理活动中采取的价值取向和行为方式不尽相同。在个人主义取向的商业组织中,管理者在制定管理策略时,应采取激励的方式以满足个人的需求;而在集体主义主导的商业组织中,个人服从集体的价值导向根植于人们的思想,管理者应采取集体的激励措施和决策方式。具有行动取向的人工作勤奋,期待较高的酬报和职位晋升,具有战胜挑战的驱动性;而安于现状取向的员工勤奋工作的导向不强,希望在生活和社会之间取得平衡,注重人际间及人与自然环境的和谐。亚洲人重视公共空间,愿意组织和参加公开的活动;而欧洲人更重视私人空间,经常在封闭的空间里工作,管理者在空间设计上应注意不同背景下的差异。东方文化关注过去,尊重传统,在具有这种文化取向的公司中,年长者易受到尊重,而西方文化注重现在,追求奋斗,以实现舒适的生活。在霍夫斯泰德的文化维度理论中,高权力距离的社会里,等级观念比较强,管理者具有权威性,与员工的工资差别大,下级应该服从上级,倾向于自上而下的决策方式;低权力距离的社会中,人人平等,没有等级观念,管理者和员工的工资差别小,职务的高低是可以调整的,倾向于自下而上的决策方式,善于吸纳底层的意见。在管理过程中,集体主义的晋升重资历,报酬按群体成员身份和组织家长制分配;个人主义的晋升注重个人的业绩,以市场为导向,报酬按业绩高低分配。男性化文化在管理过程中体现权利主义,强调业绩的增长,工作是中心,追求卓越;而女性化文化则更富有参与性,强调生活质量,工作不是中心。高不确定性回避文化的管理者一般从资深者或忠诚者中选拔,避免竞争,较多的准则程序,避免风险;低不确定性回避文化则根据过去的工作表现或教育水平选拔管理者,相互竞争,成文的规章制度较少,承担风险。短期导向文化的晋升基于技能贡献,是快速的,以直接的奖酬为激励方式;长期导向文化的晋升是缓慢的,培养员工的技能和忠诚,以个人和公司的未来发展为长期目标。

在特罗姆皮纳斯的文化架构理论中,在企业经营管理方面,普遍主义文化注重客观的规章制度,业务流程正规化;特殊主义文化则强调人情关系和信任,而非正式的规章制度,不严格执行合同,按照具体情况具体对待。个人主义在管理决策方面运用个人激励手段如工作表现,提供个人的主动权;而集体主义注重团体斗志和凝聚力,设立团体目标。文化组织形式的多元化影响管理者与员工的沟通方式,中性的和情感的文化趋向在双方沟通过程中的作用至关重要,合理的沟通方式会使管理工作更加有效。具体型文化在管理策略上运用目标和标准,生活上公私分明,给出清楚明确的指示;弥散型文化则尝试不断改进,生活上公私不太明显,运用含糊的指示给予职员自由发挥的余地。以个人成就为导向的社会文化中,人们尊重有知识和技能的高素质管理人才,报酬按业绩高低进行支付,而不是按资历、工龄或其他因素,员工敢于挑战管理者的错误;在归属导向的文化中,人们往往尊重那些资历深的管理人员,报酬更倾向于按资历、工龄或其他因素进行支付。在相信自然支配人的文化中,管理者相信环境只能被接受,人们并不重视规划,工作计划必须调整以适应其他的优先考虑;在支持人类支配环境说法的文化中,管理者通常是积极主动的,他们相信环境能被改变,他们所做的战略计划和对企业的运行方式也反映了这样的信仰。

2 西方跨文化管理理论评述

2.1 对克拉克洪和斯乔贝克六大价值取向理论的评述

克拉克洪和斯乔贝克的六大价值取向理论有助于人们理解不同的文化现象,在跨文化管理过程中管理者可以提前规避由文化差异带来的文化碰撞。但是此理论把人的价值观进行了二元分化,进入了非左即右的极端境况,因此管理者在运用该理论时要根据实际情况合理把握。

特定的群体有各自独有的价值取向、观念和行为方式,人们能以此来区分不同的文化。克拉克洪和斯乔贝克的六大价值取向理论对跨文化管理者如何组织公司、如何定位管理模式有指导性意义。

2.2 对霍夫斯泰德的文化维度理论的评述

迄今为止,在跨文化管理的研究领域中,霍夫斯泰德较为系统的对文化维度进行分析,从而提出了著名的五大文化维度理论。该理论对跨文化的组织模式、不同文化背景下的职员的价值观影响深远。

当然,此文化分析框架也存在质疑,一是以静态的角度研究文化,缺少文化演变的动态分析。二是研究对象是管理者,而不是普通职员。三是研究的地点是同一个跨国公司,其研究结果的可信度和对其他跨国公司的参照价值遭到一些学者的质疑。四是数据的收集时间集中在七十年代,这些数据产生的因素可能只是这一时期的分析假象,社会的逐步现代化可能会弱化当时的文化差异。

纵观当今学者对跨文化理论的研究,无不是在霍夫斯泰德的文化维度理论基础上的延伸和完善。该理论以全新的视角来帮助人们认识文化差异,用独特的分析工具进行有效的跨文化管理分析。由此它在跨文化理论界的地位可见一斑。霍夫斯泰德的理论界定了社会文化和企业文化二者之间的关系,它为跨文化管理的深入研究奠定了基础。该理论框架的独特的价值体系,对于启发研究者的思想、探究民族间文化差异和文化障碍提供了方法论和研究模式,对跨文化管理理论的发展和建设具有开拓性的意义。

2.3 对特罗姆皮纳斯的文化架构理论的评述

特罗姆皮纳斯的文化架构理论更适应商业的需要,而非学术的需要。它汇集了许多学者的思想:克拉克洪和斯乔贝克的特殊论和普遍论;霍夫斯泰德的集体主义和个人主义;劳伦的具体型和弥散型;霍尔的时间定位,并从不同文化背景下的管理人员的交互过程中提炼出一些实际的技巧。

然而文化理论的协作和整体分析并不意味着跨国管理人员能容易地从中寻求答案。他的研究在某些方面存在缺陷:缺乏霍夫斯泰德的清晰度,调查者的定义模糊,既包括管理者,也包括从政人员,缺乏统一性。

特罗姆皮纳斯的文化架构理论没有实证研究为积淀,但他提出了一些独到的文化维度理论,以此我们可以用更丰富和全面的视角去了解文化和文化间的差异,从而准确预测管理过程中可能出现的文化冲突,并给予及时的妥善解决。在国际商务管理进程中,采取何种交易方式,运用哪些工作方式,如何避免矛盾冲突等这些管理细节都需要我们提前了解业务往来者的文化背景和文化取向,因此文化架构理论的作用重大。

3 跨文化管理研究的反思

跨文化管理虽然不是一门界限清晰的学科,但它提供了解决文化差异引起的冲突、摩擦等问题的方法,缓和了由文化差异造成的影响,它的意义重大。因此,众多跨国商务从业人员应该提高跨文化敏感性即一种创造性的“文化协同法”,加强换位思考的能力以应对国际管理过程中的诸多问题。文化是一种途径和原动力,它可以帮助我们发掘集体力量、释放创造力、增强宽容度以及扩展视野。跨文化管理的关键是明确其任务“不是去中和或包容文化差异,而是应该依赖于这种差异”。依赖这种差异就需要培养跨文化的学习与参与能力,打造用批判的眼光解决棘手问题的开放平台。改变对文化差异影响的认识,把它作为竞争的优势资源而不是跨文化商业活动的障碍。

以上这些理论框架为后人对跨文化管理的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和创新动力。它们被全球学者们广泛沿用,并被公认为无可挑剔的典范。但是如果这些权威的研究,被“放之四海而皆准”,就会导致学术上的麻木不仁,很多没有被发现的文化维度容易被忽视。因此学者们要摆脱固有的跨文化著作的束缚,用积极的眼光去探索未被发掘的领域,实现跨文化管理研究的连贯性。

跨文化管理研究的重点是给文化变量对管理人员的行为和绩效所产生的影响作出解释。它的研究通常是某个特定的国家的文化背景下进行的,但由此产生的理论框架常常被应用于其他国家的文化背景中,这造成了跨文化管理研究进程中的民族中心主义。虽然理论界的这种单一性文化及比较性的研究仍很必要,但它对于当今处在竞争激烈环境下的跨国公司来说远远不够,也缺乏相应的关联性。因此,学者们有必要摆脱保守的文化概念和方法论,帮助重新形成科学的跨文化管理研究领域。

摘要：商业世界瞬息万变,商业往来使整个世界日益相互依赖。全球性思维模式要求管理者“思维全球化,行为当地化”。同时,企业预期目标的实现情况,在于能否利用文化的融合和能否消除文化差异带来的弊端。只有树立跨文化的思想路线,建立一种多元化、包容性的企业文化,才能使跨国企业的管理顺利进行。这是经济全球化环境下跨国企业面临的共同课题。在目前企业经营国际化的形势下,只有明确跨文化商务管理的理论根源,才能使跨国企业在激烈竞争的实践中立于不败之地。

7.西方市民社会理论演进 篇七

关键词：古典市民社会；现代市民社会；当代市民社会；政治国家

中图分类号：D09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 （2011） 29-0021-02

市民社会概念在西方源远流长，它是一个具有悠久历史和丰富内涵的范畴。市民社会孕育并演进于西方，西方的市民社会理论在不同的时代有着不同的内涵，对西方社会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西方市民社会理论的演进大致分为三个阶段：古典市民社会理论时期、现代市民社会理论时期、当代市民社会理论时期。

一、古典市民社会理论

所谓的西方古典市民社会是指古希腊诸城邦国家和古罗马城邦国家的统治部族生存于其间的社会组织样式。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一书中，提出了“Politike Koinonia”（政治共同体）这一概念，在亚里士多德的眼中，市民社会这一概念有着多重含义，它既指政治共同体，又指文明社会，城邦的出现是古希腊从野蛮走向文明、从部落走向国家的标志，也是希腊区别于周围野蛮民族的标志。“城邦的成长出于人类'生活'的发展，而其实际的存在却是为了优良的生活。”[1]102亚里士多德的市民社会理论奠定了古典市民社会理论传统的基础，开启了市民社会理论的滥觞。

公元前一世纪，西塞罗将“Politike Koinonia”转译成拉丁文“Societas Civilis”，第一次明确了市民社会概念，市民社会是指“单一国家，而且也指业已发达到出现城市的文明政治共同体的生活状况。这些共同体有自己的法典民法，有一定程度的礼仪和都市特性（野蛮人和前城市文化不属于市民社会）、市民合作及依据民法生活并受其调整、以及'城市生活'和'商业艺术'的优雅情致”[2]125。由此可以看出，西塞罗的市民社会理论与亚里士多德的市民社会概念有些差别，他在继承亚里士多德思想的同时也有所创新，指出市民社会在政治文明和文明社会的涵义之上，法律在市民社会中的重要作用。

至17-18世纪，为反对君权神授思想，市民社会概念再次受到重视。这时的市民社会已不仅仅包括城邦式国家，更多的是指疆土广阔、国民众多的国家共同体。与这种市民社会相对的另一种社会状态为自然状态，即在国家产生前的一种无政府状态。他们认为自然状态中人的自由是没有保障的、人不断处于危险和恐惧中，为了克服自然状态的这些缺陷，人们将一部分权力让渡国家，订立社会契约，让国家对人们的生活施与保护。契约论者对市民社会的概括仍未超出亚里士多德与西塞罗对市民社会的界定。总之，在古典市民社会论者那里，市民社会是与自然野蛮状态相区别的文明社会，并且市民社会内化于国家之中。

二、现代市民社会理论

现代市民社会坚持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的二分法，强调市民社会体系由非政治性的社会所组成，这种意义上的市民社会概念主要是由黑格尔开始并由马克思加以完善的。黑格尔第一次明确地将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区分开来，他认为市民社会是介于国家和家庭之间的特殊性伦理范畴。“黑格尔的市民社会并不是那个使用了数世纪的与政治社会具有相同含义的古老概念，而是体现在黑格尔哲学中的一个比较性概念。这一意义上的市民社会与国家相对立，并部分独立于国家。它包括那些不能与国家相混淆或者不能为国家所淹没的社会生活领域。”[3]3

黑格尔的市民社会理论包括三个环节，“第一，通过个人得劳动以及通过其他一切人的劳动与需要的满足，使需要得到中介，个人得到满足——即需要的体系。第二，包括在上列体系中的自由这一普遍的现实性——即通过司法对所有权的保护。第三，通过警察和同业公会来预防遗留在上列两个体系中的偶然性，并把特殊利益作为共同利益关怀。”[4]203黑格尔在对构成市民社会主要内容的“需要体系”的论述中，比较清晰地阐明了市民社会的本质特征，即它是一个以满足需要为目的、以劳动为手段的社会生活领域，具有经济性和私人性。而个体的独立人格、私有财产等要有法律和司法制度加以保障，以消除市民社会中因为社会地位不平等造成的社会不安定。

在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关系上，黑格尔认为，“在市民社会，每个人都是以自身为目的，其他的一切在他看来都是虚无”，“市民社会是个人私利的战场，是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场，同样，市民社会也是私人利益跟特殊公共事物冲突的舞台。”[4]309因而黑格尔认为市民社会必须由国家来调节。在黑格尔看来，作为精神发展阶段的市民社会，既是对家庭的否定，同时最终必须整合于国家之中，因为国家在伦理上既包含了家庭和市民社会，同时又高于市民社会，国家是家庭和市民社会的基础。

马克思创立的唯物主义历史观就是从批判黑格尔的法哲学开始的。马克思指出，“黑格尔把市民社会和政治社会的分离看作是一对矛盾，这是他较深刻的地方，但是错误的是：他满足于只从表面上解决这种矛盾。”[5]338马克思在扬弃黑格尔市民社会理论的基础上，从社会关系特别是经济关系中寻求对市民社会的说明，完善并推进了现代市民社会理论的发展。

马克思认为，“市民社会包括各个个人在生产力发展一定阶段上的一切物质交往，它包括该阶段上的整个商业生活和工业生活。”[6]41至此，马克思的市民概念与黑格尔的市民社会概念有了明显的区别，虽然两者的市民社会概念同是属于与政治国家相对立的经济领域，但黑格尔的市民社会内容包括需要体系、警察、同业公会、法律和司法制度，而马克思的市民社会概念基本上把包括在黑格尔市民社会中的司法和政府内务行政表现剔除在外，把它们归为政治上层建筑，而市民社会概念即为经济基础。

在国家和市民社会的关系上，马克思指出，黑格尔把市民社会与国家的关系倒置了。马克思认为，“实际上，家庭和市民社会是国家的前提，它们才是真正的活动者；而思辨的思维却把这一切头足倒置”[7]250，“政治国家没有家庭和市民社会的天然基础和市民社会的人为基础就不可能存在，他们是国家的必要条件。”[7]252从而马克思得出了是市民社会决定国家而非国家制约和决定市民社会的结论。

马克思充分肯定了市民社会的积极作用，但也对市民社会自身的缺陷进行了无情的批判。市场经济要求生产、交换的自由平等，排斥国家的超经济强制，市场经济发展的内在要求最终通过政治革命将市民社会和政治国家在现实中分离开来。政治解放是人在政治生活、经济生活和社会生活得到解放，与前资本主义社会相比，政治解放是一大进步。但是，马克思认为政治解放本身不是、也无法实现人类解放。马克思把市民社会批判引入政治经济学领域，从而展开了对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及其建制的深入揭示与批判。对市民社会的异化现象的超越方式，与黑格尔的在国家范围内的调节不同，马克思认为政治解放打碎国家机器、推翻市民社会是不够的，一定要通过政治解放进而达到社会解放和人的解放。

三、当代市民社会理论

进入20世纪之后，市民社会问题的讨论又经历了两次高潮。第一次是在20世纪30年代，以葛兰西等人为代表；第二次是从20世纪80年代末开始至今，以哈贝马斯等人为代表。在这两次讨论中，市民社会理论的题域发生了重大的转变，市民社会的观念也被赋予了新的含义。

葛兰西在《狱中札记》中指出，“我们目前可以确定两个上层建筑的'阶层'：一个可称作'市民社会'，即通常称作'私人的'组织的总和；另一个是'政治国家'或'国家'。这两个阶层，一方面相当于统治集团通过社会行使的'霸权'职能，另一方面相当于国家和'司法'政府所行使的'直接统治'或管辖职能。”[8]204相对应的，政治社会的执行机构是军队、法庭、监狱等暴力工具；市民社会则是各种民间组织的总和，包括政党、工会、学校、教会、新闻机构等。与黑格尔和马克思不同，葛兰西认为市民社会不属于人们进行劳动生产和商品交换的经济交往领域，不属于经济基础，而是上层建筑的一个部分。在葛兰西看来，意识形态等同于市民社会，政治国家通过它实施着对社会的文化领导权。

哈贝马斯等人关于市民社会问题的讨论是沿着葛兰西所开拓的方向展开的，不过，哈贝马斯与葛兰西之间也有着明显的区别。哈贝马斯认为市民社会是随着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而形成的独立于国家的“私人自治领域”，它本身又由两个领域构成：一是私域，即以资本主义私人占有为基础的市场经济体系，它包括劳动力市场、资本市场、商品市场以及控制机制，私域构成了狭义的市民社会。二是公域，即由私人组成的，独立于政治国家的非官方组织所构成的社会文化系统，包括教会、文化团体、学会、运动和娱乐协会、市民论坛、市民协会、政治党派、工会和其他组织等等。哈贝马斯的市民社会观念中的第一个领域，基本上与黑格尔和马克思市民社会观念所指涉的范围相重合；其第二个领域则大致和葛兰西市民社会观念所指涉的范围相重合。这二者共同构成了独立于政治国家的私人自主的社会生活领域。在其思想发展后期，哈贝马斯又提出了主要以文化交往为内容的生活世界的概念，以弥补早期市民社会概念解释当今社会问题的不足，并把经济交往领域排除在市民社会范围之外。这样，他就把市民社会概念完全定义在文化的一维向度内。虽然当代西方的其他市民社会论者从不同的角度对市民社会进行了说明，但大多最终落实于文化的批判，而非经济的分析。

总之，市民社会理论在西方世界孕育和发展，市民社会观念也有着较为丰富的内涵。我们既不能从经济角度把市民社会看成单纯的商品交换关系领域，也不能仅仅从文化角度理解市民社会。

参考文献：

[1][古希腊]亚里士多德.政治学[M].吴寿彭,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3.

[2][英]戴维·米勒,韦农·波格丹诺.布莱克维尔政治学百科全书[K].邓正来,等,译.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2.

[3]亚当·塞利格曼.市民社会的美德[G]//邓正来.亚历山大.国家与市民社会.北京:中央编译局出版社,1999:3

[4]黑格尔.法哲学原理[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

[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2.

[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

[7]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5.

[8][意]安东尼奥·葛兰西.狱中札记.[M] 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1959.

8.西方行政管理理论 篇八

柏拉图

理式论

这是柏拉图在《理想国》中提出的，属于文学本体论范畴。

柏拉图认为在物质世界之外还有一个理式的世界。“理式”即真理，是绝对存在，理式是万物的模型，万物是它的摹本，现实是对理式的模仿，文艺又是对现实的模仿，相对于“理式”文艺是模仿的模仿，影子的影子。

理智的迷狂 这是柏拉图在“灵感说”提出的命题。他认为，高明的诗人都是凭灵感来创作，而灵感来自于两种途径：一是“神明凭附”，一是“灵魂回忆”。当诗人获得了这种诗神的灵感或在灵魂中回忆到了理念世界，就可能产生一种精神上的迷狂状态。灵感是通过“自力”获得的而不是通过凭附神力。无论迷狂，回忆还是灵感都是理性的存在方式。

柏拉图的迷狂说揭示了灵感的来源和非理性特征,并极大地弘扬了非理性精神,但迷狂说在他整个理性主义体系下仍坚持了理性主义的立场。即“理智的迷狂”。

亚里士多德

《诗学》中悲剧的界定

悲剧是对于一个严肃、完整、有一定长度的行动的摹仿；它的媒介是语言，具有各种悦耳之音，分别在句的各部分使用；摹仿方式是借人物的动作表达，而不是采用叙述法，借引起怜悯与恐惧，来使这种情感得到陶冶。

《诗学》中的悲剧说

1.悲剧是对一个严肃，完整，有一定长度的行动的模仿（悲剧的特性---对行动的模仿）

2.悲剧是借由人物的动作来表达，而不是采用叙述法。（悲剧的主角---过失说）

3.悲剧借引起怜悯与恐惧而使这种情感得到陶冶。（悲剧的作用---陶冶说）

贺拉斯

《诗艺》的主要思想

1.继承了古希腊模仿说的传统

2.提出了古典主义的诗学原则（借鉴原则，合式原则）

3.阐述了寓教于乐的艺术功用

4.强调了诗人的基本修养（培养正确的判断力，加强人格修养，强调天才与苦练相结合，端正创作态度）

寓教于乐

这是贺拉斯在《诗艺》中提出的，是关于文艺特点与社会功能之间关系的概括。教，是指社会道德教育又指文化开发。教的具体功效是指崇尚美德，俭朴，正义，秩序，法律。教是目的，乐是手段。欣赏者总是审美体验中得到陶冶与教化。

寓教于乐揭示了文艺的本质特征，一书中包含的普遍性，真善美，必须通过明晰的个性化转化为个体感性可以直接接受的形式即艺术作品必须是形式与内容的美的融合与统一。

郎加纳斯

《论崇高》的主要思想

1.首次从审美的范畴提出了崇高的概念

2.艺术作品应当具有强烈的感染效果

3.强调作家的想象对艺术创作的重大作用

4.提出了评价艺术作品的普遍永恒的标准

《论崇高》的重要作用

1.对17,18世纪的欧洲文艺思想产生过重大作用，受古典主义者青被睐又为浪漫主义文学

与批评提供了武器。

2.郎拉加斯的文艺理论和批评实践，都标志着一代风气的转变。

布瓦洛

新古典主义的基本内涵

新古典主义是欧洲由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过渡时期形成的一种文学思潮和艺术理论。它发源于17世纪的法国，而布瓦洛《诗的艺术》正是这种思潮和理论的全面系统的总结。其特征表现在∶崇尚理性，主张摹仿自然，拥护王权，鼓吹规范化。

新古典主义诗学原则

1.膜拜理性原则

2.模仿自然原则

3.崇尚古典原则

4.劝戒惩罚的道德原则（尊爱道德原则）

填空

柏拉图追重要的文艺理论著作：《文艺对话集》

亚里士多德的文艺理论主要在《诗学》中阐发，创建了一个关于史诗和戏剧的理论体系。

罗马古典主义时代的文艺理论以贺拉斯的《诗艺》和朗加纳斯的《论崇高》为代表。

《论崇高》从审美范畴提出了崇高与风格两个概念，首次把崇高作为一种审美范畴来考察。（诗人必须先有伟大的人格才能有崇高的风格。）

西欧公元4世纪--13 世纪叫作中世纪，意为古典文化与文艺复兴这两个文化高峰之间的一段历史时期；是欧洲历史上的一个时代（主要是西欧），自西罗马帝国灭亡（公元476年）数百年后起，在世界范围内，封建制度占统治地位的时期，直到文艺复兴时期（公元1453年）之后，资本主义抬头的时期为止。

文艺复兴时期14世纪—17世纪，源于意大利，先驱是但丁。重要人物：达芬奇，拉斐尔，米开朗基罗。

雅典黄金时代：伯利克里时代（公元前443—前429）

在“理想国”中，认得灵魂分为理智，意志，情欲三部分，分别对应智慧，勇敢，节制三种美德。

柏拉图在早期写了一部美论《大希庇阿斯篇》。提出了美的本体，并与美的事物做出了截然区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