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南北朝诗歌的发展

魏晋南北朝诗歌的发展（共10篇）

1.魏晋南北朝诗歌的发展 篇一

中国古代文学名著选讲之魏晋南北朝诗歌赏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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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晋南北朝时期，政权更替频繁，战争连绵不断。在这个特别的乱世时代，诸多文化交替，相互影响相互渗透。并且涌现出了大批的文人雅士，甚至不乏像曹操这样满腔抱负的乱世枭雄。对于曹操的诗歌，我有一些看法想谈谈。就以《观沧海》为例：

《观沧海》 曹操

东临碣石，以观沧海。水何澹澹，山岛竦峙。树木丛生，百草丰茂。秋风萧瑟，洪波涌起。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里。幸甚至哉，歌以咏志。

这是一首借景抒情的四言古体诗，先看标题，《观沧海》的“观”字有一种统领全诗的意义，是全诗的线索。接下来的诗歌内容以“观”字展开，分为实景与虚景。前四句为实景，后两句为虚景。曹操登上碣石山，看到澎湃的大海，心中的壮志豪情油然而生。但他并没有直抒胸臆，而是借描绘波涛汹涌的大海来抒发自己的壮志。他先写出自己所观到的实景，有静又有动。动的是“水何澹澹”“秋风萧瑟，洪波涌起”，分别写了大海在远景与近景时的大海，前一句先描了个大海远景的一般轮廓，到了后一句，面对瑟瑟秋风，诗人心中仍激荡着无限壮志，如同所看到的汹涌起伏的大海；静的是“山岛竦峙”“树木丛生，百草丰茂”，远处竦峙的山岛让大海看上起更加壮阔，草木茂盛丰美，不惧萧瑟秋风，给人一种盎然的诗意。描绘完自己看到的美丽实景，诗人开始了他的想象。后面这两句为诗人看到浩荡的大海所想象的虚景：“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里。”意思是“匆匆远行的日月，就好像出自大海之中，灿烂无比的满天繁星，就好像出自大海间。” 这是全诗最能展现诗人博大胸襟的诗句了，也奠定了全诗苍凉慷慨的感情基调。

这首诗从实到虚，动静结合，诗人将眼中景、胸中情交融，即把大海浩瀚无垠，吞吐日月的恢弘之景与自己踌躇满志，意气昂扬，雄心勃勃，气吞山河的心情完美的融合，再用诗句表达出来，不愧为流传千古的经典之作。

自制律诗

《临窗叹秋景》 独居庭院深，倚窗叹斜阳。枯木遭人弃，落花无人睬。世间可有情，苦思不得解。忽闻秋风起，疑是良人来。

2.魏晋南北朝诗歌的发展 篇二

魏晋南北朝是中国政治上最混乱、社会上最苦痛的时代, 正相对应于先秦出现的百家争鸣局面, 同样在精神史上却是极自由、极解放的, 带来一个时代的自觉, 而这一时代的主体是人的个性意识的觉醒, 促进了全社会对于人的价值、人生的意义的认识, 进而促进了“文的自觉”。“文的自觉”这一概念最先是由日本铃木虎雄在《魏晋南北朝时代的文学论》中提出, 而后鲁迅先生在《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中再次明确了这一概念“他说诗赋不必寓教训, 反对当时那些寓训勉于诗赋的见解, 用近代的文学眼光来看, 曹丕的一个时代可说是“文学的自觉时代”, 或如近代所说是为艺术而艺术 (Art for Art's Sake) 的一派。”这个“为艺术而艺术”的自由的文学自觉时代, 必然带来文学本质观念的改变, 对于文学是什么, 有了新的认识。这种观念上的自觉, 必然影响到当时的诗歌创作。

魏晋南北朝“文的自觉”包含三个层次的自觉:创作主体的自觉、文学本质观念的自觉、文学理论批评的自觉。实现了从外部研究转入了内部规律研究, 并进一步明确了文学的本质, 开始强调文学的独立性、审美性、真实性与主体性, 这对当时的诗歌创作产生了重要影响。

一、对诗歌创作的抒情性的影响

文学在魏晋南北朝的“文的自觉”时代实现了独立, 从道德伦理层面脱离, 使文学的抒情性本质回归, 彰显了创作主体, 注重个人情感的抒发。这对当时诗歌的影响是巨大的, 如建安诗歌多是对于人生短暂的自我感慨的抒发, 并有着极强的创作个性:曹操擅四言, 风格较为质朴;曹丕乃七言之祖, 语言风格较秀美;而曹植擅五言且兼具风骨与文采是当时诗歌的最杰出的代表, 正如钟嵘《诗品》所言曹植“骨气奇高, 词彩华茂, 气韵沉雄, 体被文质”。到了正始时期, 反映民生疾苦和抒发豪情壮志的作品减少了, 抒写个人忧愤的诗歌增多了, 如阮籍的代表作《咏怀诗》开创了中国文学史上政治抒情组诗的先河。

钟嵘在《诗品序》中提到“五言居文词之要, 是众作之有滋味者也, 故云会於流俗。岂不以指事造形, 穷情写物, 最为详切者耶?”五言比四言决非语言表现形式上多一字与少一字的问题, 而是改变了诗体形式、扩大了诗境的容量表达、咏吟有回旋的余地这即是“指事造形穷情与物最为详切”有滋味者便在于此。如文人的个人抒情之作《古诗十九首》, 对生死的哀伤、对人生短促的反复咏叹其沉郁和悲凉的效果是四言形式难以企及的, 此着重表明五言更有利于个人情感的抒发, 并列举了优秀的五言诗句“陈思赠弟, 仲宣《七哀》, 公干思友, 阮籍《咏怀》, 子卿“双凫”……鲍照戍边, 太冲《咏史》, 颜延入洛, 陶公咏贫之制, 惠连《捣衣》之作, 斯皆五言之警策者也。”由此可见五言诗的繁荣发展是注重个人情感抒发的结果。

凡事过犹不及, 过分注重个人情感的抒发, 使得诗人的眼界只放于自身而忽略掉了整个社会的存在, 只关注自己的内心情感和身边琐屑的事物, 致使诗歌的内容单调贫乏、情感细腻却不动人, “尚词而病於理” (严羽《沧浪诗话》) 。关于这种情况魏征曾在《文学传序》中具体谈到宫体诗便是典型代表:“梁自大同之后, 雅道沦缺, 渐乖典则, 争驰新巧。……其意浅而繁, 其文匿而彩, 词尚轻险, 情多哀思。”如萧纲的《咏内人昼眠》“北窗聊就枕, 南檐日未斜。……梦笑开娇靥, 眠鬟压落花。簟文生玉腕, 香汗浸红纱。”这首诗只是描绘了一幅美人昼眠图:梦绽娇靥、鬟压落花、席印玉腕、汗浸红纱, 可谓活色生香, 艳光逼人, 极富感观刺激性甚至是欲望挑逗性。没有什么“情”抒发, 而是用辞采浓艳细腻描绘了女性的外在形态美, 并没有呈现出鲜明的情感生命与独特个性。

以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到诗歌主体性的自觉文学本质观, 对于诗歌抒情性有着重大影响。这一本质观念的转变使诗歌的“缘情”本质回归, 获得独立地位, 并侧重于个人情感的抒发, 使得更便于抒情的五言诗得到繁荣发展。然而, 物极必反, 以至于使个人抒情成为诗歌的全部内容, 虽细腻但却毫无“滋味”可言。

二、对诗歌艺术形式创造的影响

“文的自觉”的文学本质观念强调文学的审美性追求, 这就带来当时的诗歌创作注重艺术形式, 如善于选用清词丽句, 配以谐和的音韵, 表达其纤丽的情思, 追求辞藻的华美、骈偶、声律、用典, 成为普遍使用的手段。

沈约正式提出了近体格律诗的“四声八病”说及声韵理论, 推动了诗歌创作的实践, 形成了新体诗“永明体”, 即如《南史 • 陆厥传》所云:“汝南周颙善识声韵, 约等文皆用宫商, 将平上去入为四声。以此制韵, 有平头、上尾、蜂腰、鹤膝。五字之中音韵悉异, 两句之内, 角徵不同, 不可增减。世呼为永明体。”

永明体的产生, 标志着中国古典诗歌的一大进步。在诗歌的格律声韵、对仗排偶、遣词造句, 以及构思、意境等方面, 都较古体诗更为工巧华美、严整精练。如齐梁时期的杰出诗人谢朓就是永明体的代表诗人, 他的千古名句“余霞散成绮, 澄江静如练”, 选择了富有时令和环境色彩的词语来描写, 比喻巧妙、色调和谐、对仗工整, 浑然天成。谢朓曾经说过“好诗圆美流转如弹丸”, 这就要求诗歌语言的清晰流畅与声韵的铿锵婉转相统一, 如《游东田》“戚戚苦无悰, 携手共行乐。寻云陟累榭, 随山望菌阁。远树暧阡阡, 生烟纷漠漠……”此诗情景相生, 充满诗情画意, 尤其是“戚戚“”阡阡”“漠漠”等双音词的运用, 使得音韵铿锵而富于变化。

然而过分僵硬地遵循格律声韵的理论, 声病的限制, 也不免对诗歌产生负面影响。这在钟嵘的《诗品序》中对当时声律之风提出的批判可见一斑:“唯见范晔、谢庄颇识之耳。尝欲进《知音论》, 未就。王元长创其首, 谢、沈约扬其波。三贤或贵公子孙, ……襞积细微, 专相凌架。故使文多拘忌, 伤其真美。余谓文制本须讽读, 不可蹇碍, 但令清浊通流, 口吻调利, 斯为足矣。至平上去入, 则余病未能;蜂腰、鹤膝, 闾里已具。”

在辞藻方面, 追求华美及骈偶的运用。刘勰在《丽辞》中对于偶对进行了分类论述“故丽辞之体, 凡有四对:言对为易, 事对为难, 反对为优, 正对为劣。言对者, 双比空辞者也;事对者, 并举人验者也;反对者, 理殊趣合者也;正对者, 事异义同者也。”与此同时, 讲究清词丽句, 配以谐和的音韵, 表达其纤丽的情思, 形成了“宫体诗”。宫体诗在格律方面在继承永明体的基础的上有了进一步发展, 注重辞藻、对偶、声律。然而过分注重辞藻华丽的追求导致了“而去圣久远, 文体解散, 辞人爱奇, 言贵浮诡, 饰羽尚画, 文绣鞶帨, 离本弥甚, 将遂讹滥。” (《文心雕龙 • 序志》) 这种过分强调辞采反而使其情理被遮蔽而更加不明, 致使诗歌内容贫乏, 单纯咏物而毫无寄托, 只讲究词藻与对偶, 如萧纲的《咏云》“浮云舒五色, 玛瑙映霜天。玉叶散秋影, 金风飘紫烟。”

诗歌中的用典在当时也是非常流行, 这在某种程度上增加诗歌的底蕴与历史感, 但是过分的运用反而伤害了文学艺术的抒情本质, 正如陆机在《文赋》中所言:“至乎吟咏情性, 亦何贵於用事?”“颜延、谢庄, 尤为繁密, 於时化之……遂乃句无虚语, 语无虚字, 拘挛补衲, 蠹文已甚。但自然英旨, 罕值其人。词既失高, 则宜加事义。虽谢天才, 且表学问, 亦一理乎!”当诗歌成为历史典故的堆砌, 便失掉了诗歌的根本, 成了胸有点墨炫于人的手段。

由上所述可以看到, 关于诗歌本质的审美观, 对当时诗歌艺术形式, 特别是诗歌的语言形式产生的影响是巨大的, 形成了新体诗, 并为后来的格律诗的形成奠定了基础。当然由于过分片面地追求形式美, 在某种程度上, 伤害了诗歌的抒情本质。

三、对诗歌境界创造的影响

“文的自觉”的“真实”文学本质观, 对诗歌创作的影响, 主要表现在对诗歌境界的创造上, 使这一时期的诗歌创作, 更侧重于追求一种绚烂之极而归于平淡的自然境界, 在此影响下的诗歌创作实践以东晋的陶渊明为代表。自然, 不仅是陶渊明的人生旨趣即追求自己本来的、未经世俗异化的、天真性情, 同时更重要的是其诗歌艺术的总体特征。这首先表现在他所独创的诗歌题材——田园诗, 此题材多描写的是田园景物的甜美与田园生活的质朴, 表现自己悠然自得的心境。如陶诗《饮酒》其五“结庐在人境, 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采菊东篱下, 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 飞鸟相与还此中有真意, 欲辨已忘言。”他无意于模山范水, 注重的是主观精神与客观景物的相与为一, 正与创作主体的虚静要求相契合, 并且点出了言意之辨, 认为言有尽而意无穷, 注重一种抽象的自然境界中的真实, 语言并非未经锤炼, 只是不露痕迹, 正如元好问所言“一语天然万古新, 豪华落尽见真淳”。

与之相对不容忽视的是开创山水诗题材的谢灵运在诗歌中所追求的真实的自然境界, 唐释皎然在《诗式》中说:谢灵运诗歌的“自然”, 既不同于李陵、苏武那种“天与真性, 发言自高, 未有作用”的自然, 而是“为文真于性情, 尚于作用, 不顾词彩而风流自然”。并且, 沈德潜曾将谢灵运的诗歌与陶渊明作比较, “陶诗合下自然, 不可及处, 在真在厚。谢诗经营而反于自然, 不可及处, 在新在俊。陶诗胜人在不排, 谢诗胜人正在排。”

此外唐朝伟大诗人李白所追求的清新自然的艺术境界源于元嘉三大家之一鲍照的影响, 被其称之为“清水出芙蓉, 天然去雕饰”。如鲍诗《拟行路难》“泻水置平地, 各自东西南北流。人生亦有命, 安能行叹复坐愁。酌酒以自宽, 举杯断绝歌路难。心非木石岂无感?吞声踯躅不敢言。”全诗只言一字“愁”, 却并未直接疾呼, 而是“妙在不曾说破, 读之自然生愁” (沈德潜《古诗源》)

无论是谢灵运诗歌的写实, 陶渊明的写意, 还是鲍照的拟乐府, 都旨在创造一种真实的自然审美理想。由此而得诗歌本质的真实观, 对当时诗歌境界的创造有着极大的影响, 开创了中国诗歌史上非常重要的新的诗歌体裁——田园诗与山水诗, 并达到一个高峰。同时, 对于后来唐诗的发展与繁荣有着直接而重大的影响。

综上所述, 魏晋南北朝时期“文的自觉”的文学本质观对于当时及后来的诗歌发展起了积极作用, 尤其是唐诗的繁荣。但是由于片面地追求形式美, 过分运用各种表现技巧使得作品内容贫乏, 情调低下, 风格绮靡。然而, 不可否认自魏晋南北朝“文的自觉”的文学本质观始, 文学才获得了独立而繁荣发展的可能。

摘要：魏晋南北朝“文的自觉”的文学本质观侧重强调文学的独立性、审美性、真实性与主体性, 此文学观念的转变对于当时的诗歌创作实践有着巨大影响, 表现在创作中更加注重个人情感的抒发, 更加懂得运用各种艺术手法, 更加自觉地追求一种自然境界。

关键词：魏晋南北朝,文的自觉,文学本质观,诗歌创作

参考文献

[1]郭绍虞.中国历代文论选[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2.

[2]胡红梅, 胡晓林.魏晋“人的觉醒”与“文学的自觉”[J].河南理工大学学报, 2010, 11, (2) :147-152.

3.魏晋南北朝诗歌的发展 篇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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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G623.41 文献标识码：B文章编号：1008-925X（2012）11-0095-01

摘 要 本文试将其放置在古代文学背景中，旨在从其纷繁复杂的文学现象中梳理出其总体特征，于学理上探寻其自身的变异脉络及与它时段文学的内在联系，呈显其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上的地位、作用和影响。

关键词 魏晋南北朝；发展历程；文人集团

魏晋南北朝是指东汉建安年代到隋朝统一约 400 年的历史时期，这一历史时期由于国家分裂，政局比较动荡，以致政治腐败，经济衰落，人民生活苦不堪言。而政局的动荡又导致了集团间的权利之争，使许多有志之士怀才不遇，甚至遭受杀身之祸，是历史上少有的恐怖时代。诞生在这一时期的魏晋南北朝文学因为其特殊的历史原因呈现出独特的特征！

1 魏晋南北朝文学产生的思想文化背景

1.1 士族门阀制度是魏晋南北朝政治生活的重要特点。

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士族特殊的阶级地位，使其拥有很强的独立性和社会力量，他们垄断政治，世袭贵族，这样就造成了寒门庶族没有仕进的机会，导致“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的局面。

这种社会现象使这一时期的文学创作呈现出庶族强烈抗争士族控制政治权利、倾泻不满的现象。

1.2 就思想状况而言。

魏晋南北朝是中国历史上一个思想发展的重要历史时期，也是中国历史上思想最活跃的时期，是继战国“百家争鸣”以后又一个思想解放的时代。随着儒家的衰微，新的人生价值观、生活观，社会伦理观不断产生，哲学的本体论、思辩逻辑不断发展。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出现了儒、佛、道三教鼎立的局面，玄学、佛教和道教都对文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2 魏晋南北朝文学的发展历程

魏晋南北朝文学的发展历程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即建安、正始文学、两晋文学及南北朝文学。历时约 400 年！

建安文学是魏晋南北朝文学的开端，这一时候的代表作家包括曹氏父子即三曹，还有围绕在他们周围的“建安七子”

以及女作家蔡琰等。这一时期的文学作品以描写社会动乱和民生疾苦为主，诗风大都慷慨激昂，悲壮但刚健有力，史称“建安风骨”。

在文学史上，正始文学泛指魏朝后期的文学。这一时期的文人以“竹林七贤”（七贤指阮籍、嵇康、阮咸、山涛、向秀、刘伶、王戎）为代表。处在魏晋换代之际的正始文学，被司马氏掌权后形成的政治恐怖所影响。这一时期的文人面对政治的黑暗，选择了老庄的“无为而治”做消极抵抗，这一时期的文学也真实的反映了现实，只是与慷慨悲壮的建安文学相比，这一时期的文学大多是忧生的嗟叹。

两晋文学又分为东晋文学和西晋文学。

东晋文学时期，一些代表性的文艺作品在语言上有了新的探索，呈现出对繁缛、对仗等形式美的追求。这一时期对门阀制度的抗议、寒士不平之鸣的作品尤其突出，成为富有光彩的亮点。东晋文学最富特色的是山水田园诗，山水诗的代表人物是南朝的谢灵运和齐代的谢眺。最有成就的田园诗人则是伟大的诗人陶渊明，他擅于从日常的小事情中挖掘出诗意，将自然提升为美的至高境界。

在南北朝文学最有代表性的就是南北朝民歌，这个时期还出现出现了南北方发展不均衡的现象，这一点在南北朝民歌上有很好的体现，南朝民歌大都反映的是人民真挚纯洁的爱情生活，风格清丽婉转，而北朝民歌则反映着北方动乱不安的社会现实和人民的深重苦难，风格粗狂刚健，这些都与当时南北方的社会现实有关。

3 魏晋南北朝文学的发展特点

南北朝文学在中国的文学史上具有很重要的作用，中国的文学在这一时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中国的文人就是从这一时期开始，逐渐能够按照自己的意志驾驭文学创作的规律，也就是对文学创作及其发展的客观规律有了相当的认识和把握，进入相对自由的创作状态，即鲁迅先生所说的“是文学的自觉时代”。

3.1 魏晋南北朝文学自觉地重要标志：

一般来说，所谓文学自觉分为三个方面，一是文学从文学从广义的学术中分化出来，成为独立的一个门类；二是对文学的各种体裁有了比较细致的区分和认识；对文学的审美特性有了自觉的追求。而对于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文学自觉地特点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文学开始脱离了经学的附庸地位，从“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的道德功利目的转为非功利的供人欣赏的艺术形式。

在魏晋南北朝时期，文学创作服务于政治教化的要求减弱了。文学变成了个人的行为，可以自由的抒发生活体验和情感，使文学固有的抒情性得到了淋漓盡致的发挥，儒家的“发乎情，止乎礼义”的观念在此时几乎已被淡忘了，例如，汉代的大赋到魏晋南北朝时期则演化为抒情小赋，作家开始在小赋中抒发自己的内心情感，写出了独特的感情内蕴。

（2）在魏晋南北朝时期，文学样式趋于精致化。在这一时期五言古诗得到长足发展，并趋于成熟，七言七言歌行体得以确立，并为唐诗的发展奠定了基础，齐梁时期，更是创作出了一种新诗体即“永明体”，这种诗体是律诗的前身，梁陈时期出现的宫体诗扩大了诗歌的领域，体现了新的美学追求。

3.2 魏晋南北朝文学发展的另一个特点是文人集团活跃：

在魏晋南北朝时期，文学普遍受到重视，文人的地位因此提高。因此进入到文人的社交活动，成为了一种可以提高身份的高雅的活动，文人集团因此形成。在魏晋南北朝时期最被后人称道是建安时代以曹氏父子“三曹”为首的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文人集团和魏末晋初以阮籍、嵇康为首的“竹林七贤”，此外，还有西晋时候一权臣贾谧为首包括陆机、左思等人在内的“二十四友”、东晋时以王羲之、谢安为中心的文学交游、齐代的“竟陵八友”

还有梁代的帝王太子们各自组成的具有相当规模的文人集团，这些文学集团间的活动，对当时文学的发展和演变起着重要的作用，他们不仅刺激了文学的兴盛和发展，而且文学集团在举办活动中的相互影响，使文人思想发生碰撞。常常会产生新的文学思想，使文学风格多样化，刺激了文学理论的发展。

综上所述，魏晋南北朝时期确实是文学的自觉时代，也是我国文学史上一个承前启后的重要阶段。它标志着一个新的文学时代的到来，并且对后世文学的发展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参考文献 

4.佛教对魏晋南北朝物质文化的影响 篇四

佛教对魏晋南北朝物质文化的影响

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在社会上广泛传播.它不仅影响了当时人们的思想意识,同时也影响了此时期的.物质文化.文章试图通过大量的文献资料、历史遗迹与考古发现来探求佛教在物质文化各方面的渗透与影响.

作 者：姚香勤 作者单位：新乡市博物馆,河南,新乡,453003刊 名：平原大学学报英文刊名：JOURNAL OF PINGYUAN UNIVERSITY年，卷(期)：19(3)分类号：B948关键词：佛教 物质文化 魏晋南北朝

5.诗词推荐2魏晋南北朝 篇五

已是三月，春天正一路赶来，天气刚好不冷不热。

旷野里荒草酝酿繁华，花朵捡拾流浪的灵魂，我趁机沐浴阳光，采撷温暖，一缕一缕，放在心上，也任尘封的一些心情悄然苏醒。

魏晋南北朝诗歌

“三曹”“七子”

三曹：东汉末年到曹魏间,曹操与其子曹丕、曹植在政治上的地位和文学上的成就，对当时的文坛很有影响，是建安文学的代表，所以后人合称之为“三曹”。

七子：孔融、陈琳、王粲、徐干、阮瑀、应玚、刘桢，这七人大体上代表了建安时期除曹氏父子而外的优秀作者，得到后世普遍承认。

曹操是建安时期杰出的文学家和建安文学新局面的开创者，开创了建安文学的新风气，风格清俊通脱。

龟虽寿(曹操)

神龟虽寿，犹有竟时。腾蛇乘雾，终为土灰。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盈缩之期，不但在天； 养怡之福，可得永年。幸甚至哉，歌以咏志。

诗中融哲理思考、慷慨激情和艺术形象于一炉，表现了诗人老当益壮、积极进取的人生态度，充满诗人对生活的真切体验，有着一种真挚而浓烈的感情力量；哲理与诗情又是通过形象化的手法表现出来的，述理、明志、抒情在具体的艺术形象中实现了完美的结合。

观沧海(曹操)东临碣石，以观沧海。水何澹澹，山岛竦峙。树木丛生，百草丰茂。秋风萧瑟，洪波涌起。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里。

幸甚至哉，歌以咏志。

建安十二年（公元207年）曹操北征乌桓得胜回师途中，行军到海边，途经碣石山，登山观海，一时兴起所作。诗人用饱蘸浪漫主义激情的大笔，所勾勒出的大海吞吐日月、包蕴万千的壮丽景象；描绘了祖国河山的雄伟壮丽，既刻画了高山大海的壮阔，更表达了诗人以景托志，胸怀天下的进取精神。

短歌行(曹操)

对酒当歌，人生几何？ 譬如朝露，去日苦多。慨当以慷，忧思难忘。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青青子衿，悠悠我心。但为君故，沉吟至今。呦呦鹿鸣，食野之苹。

我有嘉宾，鼓瑟吹笙。明明如月，何时可掇。忧从中来，不可断绝。越陌度阡，枉用相存。契阔谈宴，心念旧恩。月明星稀，乌鹊南飞。绕树三匝，何枝可依？ 山不厌高，海不厌深。周公吐哺，天下归心。

这首诗通过宴会的歌唱，以沉稳顿挫的笔调抒写了诗人求贤如渴的思想和统一天下的雄心壮志；第二首诗表明作者在有生之年只效法周文王姬昌，绝不作晋文公重耳，向内外臣僚及天下表明心迹，使他的内外政敌都无懈可击。这两首诗是政治性很强的作品，而其政治内容和意义完全熔铸在浓郁的抒情意境中。全诗内容深厚，庄重典雅，感情充沛，尤其是第一首，充分发挥了诗歌创作的特长，准确而巧妙地运用了比兴手法，来达到寓理于情，以情感人的目的，历来被视为曹操的代表作。

曹丕擅长诗文及辞赋，其名作有《燕歌行》、《与吴质书》等，其中《燕歌行》全诗均用七言，句句押韵，在中国七言诗的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是第一首可以考证的七言诗。

燕歌行(曹丕)秋风萧瑟天气凉，草木摇落露为霜，群燕辞归雁南翔。念君客游思断肠，慊慊思归恋故乡，何为淹留寄他方？ 贱妾茕茕守空房，忧来思君不敢忘，不觉泪下沾衣裳。援琴鸣弦发清商，短歌微吟不能长。明月皎皎照我床，星汉西流夜未央。牵牛织女遥相望，尔独何辜限河梁？

这是今存最早的一首完整的七言诗。它叙述了一位女子对丈夫的思念。笔致委婉，语言清丽，感情缠绵。这首诗突出的特点是写景与抒情的巧妙交融。王夫之称此诗“倾情，倾度，倾声，古今无两”，虽是溢美之辞；但此诗实为叠韵歌行之祖，对后世七言歌行的创作有很大影响。

曹植是第一个大力创作五言诗的作家，他把文人五言诗的发展推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峰，标志着文人五言诗的完全成熟，他的散文和辞赋也表现出了很高的思想性和艺术性，有《洛神赋》美不胜收、《与吴季重书》和《与杨祖徳书》是两篇有名的散文诗札。

杂诗(曹植)南国有佳人，容华若桃李。朝游江北岸，夕宿潇湘沚。时俗薄朱颜，谁为发皓齿？ 俯仰岁将暮，荣耀难久恃。

这首诗是曹植后期所作，采用比喻手法，表现了他怀才不遇的苦闷。曹植不但文才很高，而且具有政治抱负，希求建功立业，垂名青史。曹操一度想立曹植为太子，结果没有实现。曹操死后，他备受其兄曹丕（魏文帝）、侄子曹叡（魏明帝）的猜忌和压抑，屡徙封地，连生活都很不安定，根本谈不上实现政治抱负。这首诗以佳人自比：佳人的容貌艳若桃李之花，比喻自己才能的杰出；“时俗”二句，说佳人的美貌和歌唱才能都不为时人所赏识，比喻自己怀才不遇；“俯仰”二句，说时光流驶，佳人的容华难以久恃，寄寓了自己盛年时无法施展抱负的深沉慨叹。

七步诗(曹植)

煮豆燃豆萁，豆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

取譬之妙，用语之巧，而且在刹那间脱口而出，实在令人叹为观止。“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二语，千百年来已成为人们劝戒避免兄弟阋墙、自相残杀的普遍用语，说明此诗在人民中流传极广。

刘桢是建安文学集团的重要成员，与曹氏关系密切。他的诗刚劲挺拔，卓荦不凡。曹丕称“其五言诗之善者，妙绝时人”。

赠从弟(刘桢)

亭亭山上松，瑟瑟谷中风。风声一何盛，松枝一何劲。冰霜正惨凄，终岁常端正。岂不罹凝寒，松柏有本性。

《赠从弟》共三首，为其代表作，尤以第二首著称于世。本诗貌似咏物，实为言志，借青松之刚劲，明志向之坚贞。全诗由表及里，由此及彼，寓意高远，气壮脱俗。

王粲少有才名，为著名学者蔡邕所赏识。初平二年(192年)，因关中骚乱，前往荆州依靠刘表，客居荆州十余年，有志不伸，心怀颇郁郁。建安十三年(208年)，曹操南征荆州，不久，刘表病逝，其子刘琮举州投降，王粲也归曹操，深得曹氏父子信赖，赐爵关内侯。建安十八年(213年)，魏王国建立，王粲任侍中。建安二十二年(216年)，王粲随曹操南征孙权，于北还途中病逝，终年四十一岁。王粲善属文，其诗赋为建安七子之冠，又与曹植并称“曹王”。

七哀诗(王粲)西京乱无象，豺虎方遘患。复弃中国去，委身适荆蛮。亲戚对我悲，朋友相追攀。出门无所见，白骨蔽平原。路有饥妇人，抱子弃草间。顾闻号泣声，挥涕独不还。“未知身死处，何能两相完？”驱马弃之去，不忍听此言。南登霸陵岸，回首望长安，悟彼下泉人，喟然伤心肝。

《七哀诗》，是一种中国传统诗歌体裁，起自汉末，以反映战乱、瘟疫、死亡、离别、失意等为主要内容。与宫廷诗相对应，有鲜明的民间色彩。从汉代的建安七子王粲，到晋朝的张载，再到唐朝的杜甫，诗歌形式、内容、水平在一步步扩大、充实、提高。虽然《七哀诗》在中国传统诗歌队伍里，是弱小的群体，史来不被人重视，但是却不能忽视她的存在，抹杀她的功绩。《七哀诗》的成就，在于有悲天悯人的情怀，细致入微的描写、真实客观的记录。《七哀诗》现存的作品中，以汉代的建安七子王粲的《七哀诗》为最早，这首《西京乱无象》最能代表汉魏风骨，堪称典范之作。用举重若轻之法，典型概括了战乱给人们带来的灾难，读来令人为之落泪。

竹林七贤

魏正始年间(240-249)，嵇康、阮籍、山涛、向秀、刘伶、王戎及阮咸七人常聚在当时的山阳县竹林之下，肆意酣畅，世谓竹林七贤。竹林七贤的作品基本上继承了建安文学的精神，但由于当时的血腥统治，作家不能直抒胸臆，所以不得不采用比兴、象征、神话等手法，隐晦曲折地表达自己的思想感情。

嵇康，“竹林七贤”的精神领袖。曾娶曹操曾孙女，官曹魏中散大夫，世称嵇中散。后因得罪钟会，为其构陷，而被司马昭处死。

赠秀才入军·其十四(嵇康)息徒兰圃，秣马华山。流磻平皋，垂纶长川。目送归鸿，手挥五弦。俯仰自得，游心太玄。嘉彼钓翁，得鱼忘筌。郢人逝矣，谁与尽言？

赠秀才入军是嵇康所写的一组四言古诗，为送他哥哥嵇喜参军而作。本篇原列第十四首，诗人想象嵇喜行军之暇领略山水乐趣的情景。此诗中“目送归鸿，手挥五弦”二句是历来为人们所称道的妙句。它以凝练的语言传写出高士飘然出世、心游物外的风神，传达出一种悠然自得、与造化相侔的哲理境界。

阮籍，建安七子之一阮瑀之子。建安以来第一个全力创作五言诗的人，其《咏怀诗》把八十二首五言诗连在一起，编成一部庞大的组诗，并塑造了一个悲愤诗人的艺术形象，这本身就是一个极有意义的创举，一个显著的成就，在五言诗的发展史上奠定了基础，开创了新的境界，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对后世作家产生了重大影响。

咏怀八十二首·其一(阮籍)夜中不能寐，起坐弹鸣琴。薄帷鉴明月，清风吹我襟。孤鸿号外野，翔鸟鸣北林。徘徊将何见？忧思独伤心。

诗歌表达了诗人内心愤懑、悲凉、落寞、忧虑等复杂的感情。不过，尽管诗人发出“忧思独伤心”的长叹，却始终没有把“忧思”直接说破，而是“直举情形色相以示人”，将内心的情绪含蕴在形象的描写中。

左思，西晋文学家，自幼其貌不扬却才华出众，《三都赋》颇被当时称颂，造成“洛阳纸贵”。

咏史(左思)

郁郁涧底松，离离山上苗。以彼径寸茎，荫此百尺条。世胄蹑高位，英俊沉下僚。地势使之然，由来非一朝。金张藉旧业，七叶珥汉貂。冯公岂不伟，白首不见招。

这首诗写在门阀制度下，有才能的人，因为出身寒微而受到压抑，而无才能的世家大族子弟却能占据要位，造成“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的不平现象。

张翰，西晋文学家，字季鹰，父亲是三国孙吴的大鸿胪张俨。吴郡吴县（今苏州）人。生卒年不详，葬于芦墟二十九都南役圩。张翰性格放纵不拘，时人比之为阮籍，号“江东步兵”。齐王执政，辟为大司马东曹掾，见祸乱方兴，以秋风起思吴中菰菜、莼羹、鲈鱼为由辞官而归。

思吴江歌(张翰)

秋风起兮木叶飞，吴江水兮鲈正肥。三千里兮家未归，恨难禁兮仰天悲。

此诗通过对作者对于秋天的到来，想起故乡的秋景和鲈鱼的肥美等，来表达了作者思归之情。

陶渊明（352或365年—427年），字元亮，又名潜，私谥“靖节”，世称靖节先生。浔阳柴桑人。东晋末至南朝宋初期伟大的诗人、辞赋家。曾任江州祭酒、建威参军、镇军参军、彭泽县令等职，最末一次出仕为彭泽县令，八十多天便弃职而去，从此归隐田园。他是中国第一位田园诗人，被称为“古今隐逸诗人之宗 ”，有《陶渊明集》。

归园田居·其一(陶渊明)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

误落尘网中，一去三十年。(误落 一作：误入)

羁鸟恋旧林，池鱼思故渊。开荒南野际，守拙归园田。方宅十余亩，草屋八九间。榆柳荫后檐，桃李罗堂前。暧暧远人村，依依墟里烟。

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颠。(颠 通 巅)

户庭无尘杂，虚室有余闲。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

归园田居·其三(陶渊明)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道狭草木长，夕露沾我衣。衣沾不足惜，但使愿无违。

陶渊明因无法忍受官场的污浊与世俗的束缚，坚决地辞官归隐，躬耕田园。脱离仕途的那种轻松之感，返回自然的那种欣悦之情，还有清静的田园、淳朴的交往、躬耕的体验，使得这组诗成为杰出的田园诗章。

这组诗生动地描写了诗人归隐后的生活和感受，抒发了作者辞官归隐后的愉快心情和乡居乐趣，从而表现了他对田园生活的热爱，表现出劳动者的喜悦；同时又隐含了对官场黑暗腐败的生活的厌恶之感，表现了作者不愿同流合污，为保持完整的人格和高尚的情操而甘受田间生活的艰辛。组诗集中体现了陶渊明追求自由、安于清贫、隐逸山野、洁身自好、远离官场、超脱世俗的美好情操。陶渊明写“归园田居”其实是写作者自己理想的故居。

饮酒·其五(陶渊明)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

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

陶渊明是中国文学史上第一个大量写饮酒诗的诗人。他的以“醉人”的语态或指责是非颠倒、毁誉雷同的上流社会；或反映仕途的险恶；或表现诗人退出官场后怡然陶醉的心情；或表现诗人在困顿中的牢骚不平。

杂诗（陶渊明）

人生无根蒂，飘如陌上尘。分散逐风转，此已非常身。落地为兄弟，何必骨肉亲！得欢当作乐，斗酒聚比邻。盛年不重来，一日难再晨。及时当勉励，岁月不待人。

陶渊明《杂诗》共有十二首，此为第一首。这组《杂诗》，实即“不拘流例，遇物即言”的杂感诗。可以说，慨叹人生之无常，感喟生命之短暂，是这组《杂诗》的基调。这种关于“人生无常”“生命短暂”的叹喟，是在《诗经》《楚辞》中即已能听到的，但只是到了汉末魏晋时代，这种悲伤才在更深更广的程度上扩展开来，从《古诗十九首》到“三曹”，从“竹林七贤”到“二陆”，从刘琨到陶渊明，这种叹喟变得越发凄凉悲怆，越发深厚沉重，以至成为整个时代的典型音调。这种音调，在今天看来不无消极悲观的意味，但在当时特定的社会条件下，却反映了人的觉醒，是时代的进步。

谢灵运，南北朝时期杰出的诗人、文学家、旅行家。他所开创的山水诗，把自然界的美景引进诗中，使山水成为独立的审美对象。他的创作，不仅把诗歌从“淡乎寡味”的玄理中解放了出来，而且加强了诗歌的艺术技巧和表现力，并影响了一代诗风。

登池上楼(谢灵运)

潜虬媚幽姿，飞鸿响远音。薄霄愧云浮，栖川怍渊沉。进德智所拙，退耕力不任。徇禄反穷海，卧疴对空林。衾枕昧节候，褰开暂窥临。倾耳聆波澜，举目眺岖嵚。初景革绪风，新阳改故阴。池塘生春草，园柳变鸣禽。祁祁伤豳歌，萋萋感楚吟。索居易永久，离群难处心。持操岂独古，无闷征在今。

此诗抒写诗人久病初起登楼临眺时的所见所感，描写了自然景物的可爱，抒发了自己官场失意的颓丧心情和进退失据的无奈情绪，最终表示了归隐的愿望。

鲍照，南朝宋杰出的文学家、诗人，世称“鲍参军”。与颜延之、谢灵运同为宋元嘉时代的著名诗人，合称“元嘉三大家”，其诗歌注意描写山水，讲究对仗和辞藻，世称“元嘉体”。

梅花落(鲍照)中庭多杂树，偏为梅咨嗟。问君何独然？

念其霜中能作花，露中能作实。摇荡春风媚春日，念尔零落逐风飚，徒有霜华无霜质。

此诗主要是托讽之辞。作者以梅花象征一般无节操的士大夫，纵使在艰难日子显示出抗霜抗露的特质，可是，一旦有权贵招手，就赶紧摇荡著腰肢去谄媚他们了。

谢眺，南朝齐诗人，并善辞赋和散文。唐代李白，在《宣州谢朓楼饯别校书叔云》中吟道：“蓬莱文章建安骨，中间小谢又清发。俱怀逸兴壮思飞，可上九天揽明月。”这是对谢朓诗歌的最恰当的评价。李白自己一生追求的便是象谢朓诗歌所体现的“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的清新自然的艺术风格。此外谢朓的诗歌，对盛唐“诗佛”王维、“诗圣”杜甫的影响也是显而易见的。这一切都充分说明了谢朓在中国诗歌艺术的发展史上，有着特殊的贡献。

晚登三山还望京邑(谢朓)灞涘望长安，河阳视京县。白日丽飞甍，参差皆可见。余霞散成绮，澄江静如练。喧鸟覆春洲，杂英满芳甸。去矣方滞淫，怀哉罢欢宴。佳期怅何许，泪下如流霰。有情知望乡，谁能鬒不变？

此诗写登山临江所见到的春晚之景以及遥望京师而引起的故乡之思。全诗十四句，前两句交代离京的原因和路程，领起望乡之意；中六句写景，描绘登山所望见的景色；后六句写情，抒发人生感慨。其中“余霞散成绮，澄江静如练”是千古传诵的名句。

吴均，字叔庠，吴兴故鄣人。南朝梁时期的文学家。好学有俊才，其诗文深受沈约的称赞。其诗清新，且多为反映社会现实之作。其文工于写景，诗文自成一家，常描写山水景物，称为“吴均体”，开创一代诗风。

山中杂诗(吴均)

山际见来烟，竹中窥落日。鸟向檐上飞，云从窗里出。

这首小诗经单纯白描的手法，展现出了一片山村的景象，俨然是一幅绝妙的写生画。用以形成一种特殊的环境，给人以新鲜的感觉，用的就是这种格调。

徐陵，字孝穆，南朝著名诗人和文学家，诗文皆以轻靡绮艳见称。今存《徐孝穆集》6卷和《玉台新咏》10卷。关山月(徐陵)关山三五月，客子忆秦川。思妇高楼上，当窗应未眠。星旗映疏勒，云阵上祁连。战气今如此，从军复几年。

南北朝时期诗人徐陵用汉代乐府古题吟咏故事的一首抒情五言诗。

全诗通过将士征战四方的历程，影射出思念之情，期盼战争尽快结束，表达了诗人反对战争，向往和平的心情。敕勒歌(北朝民歌)敕勒川，阴山下。天似穹庐，笼盖四野。

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

是南北朝时期黄河以北的北朝流传的一首民歌，一般认为是由鲜卑语译成汉语的。民歌歌咏了北国草原壮丽富饶的风光，抒写敕勒人热爱家乡热爱生活的豪情。

有些句子，我们遇见它时少不经事，只是默默记在心间。当我们走过许多地方，路过很多风景，遇到很多人，被爱过，也被伤害过。忽然的某一天，我们突然读懂了分别时天上的那片云，读懂了归乡时的炊烟，懂了望眼欲穿的思念。

6.魏晋南北朝诗歌的发展 篇六

关键词：魏晋南北朝,法制发展,特点,地位

一、魏晋南北朝时期法律发展情况概述

(一)三国时期

三国时期,魏蜀吴三足鼎立,在基本沿袭汉朝的法律是同时也结合自己的实际情况有所创新。其中蜀国以汉朝正统自居,基本沿袭汉制,并且在蜀汉建立初期,即由诸葛亮等人来制定《蜀科》。在其后诸葛亮主政时期,科教严明,更是提出“以法治蜀”的主张,陆续制定“法检”、“科令”、“军令”等篇目,史称“刑政虽峻而无怨者,以其用心平而劝诫明也”。同样,吴国也基本沿用汉制,但也在孙权的主持下对法令有两次较大的立法活动。

而在三国中,魏国的法制发展最为突出。从立法上来看,魏国制定的《新律》是三国时期最重要的立法活动,魏律在篇目上相比汉律大为精简,同时在体例上也做出了重大变革,将《具律》改为《刑名》置于律首。与此同时,魏国在刑罚改革和司法制度方面也都较前朝有所创新。

(二)两晋时期

泰始三年,晋武帝诏颁《晋律》,史称《泰始律》。该律又经张斐和杜预作注释,与律文一起通行全国。《晋律》无论是从立法技术还是立法内容都有较大的进步,例如,晋律从刑名中分出《法例》篇,完善了刑法总则的内容;首次将服制列入律典,称为我国古代法律儒家化的重要标志。《晋律》为东晋和南朝沿用,是魏晋南北朝时期施行时间最长的一部法典,影响深远。

(三)南北朝时期

南北朝时期,我国北方地区政权更迭频繁,因此北朝的立法活动也相对较多。北魏孝文帝时期根据汉律,参酌魏晋律经过“综合比较,取精用宏”,集当时律典之大成,制定颁布《北魏律》,在刑名、罪名和刑罚原则等方面都有新的发展。北魏后来分裂为东魏和西魏,东魏制定《麟趾格》,西魏编订《大统式》,使得“格”和“式”称为隋唐时期重要的法律形式。

北齐建立后,以北魏律为基础编成《北齐律》十二篇,并且首创《名例律》,进一步的突出了法典总则的性质和地位,使得律典的结构更加规范。十二篇的律典体例也代表了当时法典编纂技术的最高水平。并且《北齐律》首次规定了重罪十条,即后来十恶重罪的前身,丰富了传统法典的内容。与此同时,《北齐律》在首次确立了死、流、徒、杖、鞭的封建制五刑。后来的北周仿《尚书》制定《大律》,较为繁复,为后世所弃。

南朝的法律基本沿用晋律,变动较少,虽然也有编律等立法活动,但由于统治集团并不重视,固步自封,因此与北朝相比较为落后。

二、魏晋南北朝时期法律制度发展的特点

(一)在法典编纂上立法频繁、形式多样,体例简洁新颖

魏晋南北朝时期政权更迭频繁,法典众多,形式多样。从早期魏晋时期沿用汉律中“律令科比”的立法形式,到后来东魏制定的《麟趾格》和西魏制定《大统式》,既有对秦汉以来法律制度的传承,又有自己独特创新。

在法典的体例上则有了重大的进步,一方面删繁就简,针对纷繁复杂的汉律进行大幅度的删减,从汉律60篇经过历代删减到最后形成12篇的法典体例,并为隋唐所取法。另一方面,对法典体例进行改革,突出法典总则的作用,进一步理顺了法典篇目之间的内在逻辑,同样影响深远。

(二)在立法技术和内容上推陈出新

得益于魏晋南北朝时期我国传统律学的发展,魏晋南北朝时期在立法技术上也有很大的进步。《晋律》对以前的律令进行精简,使得律文和字数均较汉律大为精简;同时将律与令分开,明确“律以正罪名,令以存事制”,解决了汉律以来律令混杂、矛盾的局面;增加律注,便于法律的理解与使用等。其后的《北齐律》也以“科条简要”著称。在立法内容上也推陈出新。一方面,将儒家的精神和礼法融入立法之中,例如《晋律》首次将服制入罪,《北齐律》确立了重罪十条的罪名;另一方面,结合本民族的习惯法对汉族法律制度进行改造,例如北朝对于婚姻的法律规定明显受到了游牧民族习惯法的影响。

(三)在刑罚制度上日趋规范

自汉文帝刑罚改革开始,旧的五刑体系开始逐渐的退出历史舞台,统治者开始探索新的刑罚制度,魏晋南北朝时期继续了汉对旧的刑罚体制的改革,使得刑法日益文明和宽缓:包括限制族刑和连坐;减少肉刑,废除宫刑;规范死刑的执行;定流行为减死之刑等,最终初步形成了以劳役型为主的新的五刑体系。

(四)在法律思想上法律儒家主导,多元并存

魏晋南北朝时期是我国古代史上少数思想控制相对较弱,各种学派并存的时期之一。但是尽管有佛教、道教以及玄学的冲击,儒学仍然是社会中的主流价值观,并且得到了进一步的强化。这点体现在法律制度的发展中便是儒家的精神、原则以及礼法开始进入成文法,成为法律上的制度,具体包括准五服以制罪、八议、官当、重罪十条等。

三、魏晋南北朝时期法律发展特点的原因

(一)秦汉时期法律发展奠定的良好基础

秦汉时期是我国出现成文法之后第一次大一统的时期,也是对春秋战国时期各派学说实践和探索的重要时期。在这一时期,既有秦朝时期的缘法而治,严刑峻法,也有西汉初年“黄老思想”下的“约法省刑”以及后来汉武帝时期“德主刑辅”指导下的礼法并用。可以说秦汉时期是我国古代法律由学说走向规范,由杂乱走向统一的重要阶段。秦汉时期无论是立法形式、刑罚制度或者司法与监察制度都有很大的发展,特别是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开启我国古代法律儒家化的进程。但由于立法技术的欠缺,使得法律渊源复杂多样,法典篇目繁多,彼此歧义甚至前后冲突,但也为其后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改革与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基础与丰富素材。

(二)政权频繁更迭带来的立法活动频繁与制度革新

魏晋南北朝时期是我国历史大分裂时期之一,也是我国历史上政权更迭最频繁的时期,在长达四百年的时间里有三十多个王朝交替兴灭。政权的更迭势必伴随着立法活动的频繁,每一个新生的政权或者王朝都试图通过颁布施行新的法律来证明和巩固自己统治,同时为了区别于前朝的法律,又必须在前朝的法律基础上有所创新甚至彻底推翻原来法律体系。因此,政权更迭带来的立法活动频繁刺激了法律制度的全面发展,频繁立法活动和改革也为我国古代法律制度的发展进行了有益的探索。这里边既有像魏《新律》和《晋律》对汉代法律进行结构和篇目上的成功尝试,也有像北周仿古改制的失败经验。

同时,不断的政权轮替与外部其他政权威胁,使得统治者迫于压力必须进行立法和技术的创新。例如,由于常年的战乱加上士族门阀对于人口的隐瞒导致我国北方地区人口户籍显著急剧下降,加上来自外部割据政权的战争的威胁,南北朝的统治者迫于内政和外部压力不得不对于刑法处罚都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包括废除肉刑,减少株连等,其主要目的便是节约劳动力资源,增加兵源和税收。这样的改革使得我国古代的刑法日益摆脱奴隶制肉刑的残酷走向规范和文明,最终初步形成新的封建制五刑体系。

(三)相对宽松的政治和文化环境促进了各种学说和理论的出现

魏晋南北朝时期,由于长期的分裂割据对外用兵加上士族门阀势力的扩大,打破了原有的统一的局面,开始出现各种不同的思想流派。相比汉武帝时期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的思想“大一统”,魏晋时期思想界不再是儒家一家之言,玄学和律学大行其道,成为魏晋时期重要的思想流派,同时佛教和道教也得到了了广泛的传播,各种学派在思想文化领域相互碰撞。

具体到法律制度的领域,一方面是律学的蓬勃发展,魏晋南北朝时期是我国传统律学发展的重要阶段。汉代引经注律,章句众多,但并未摆脱对于经学的附庸地位。从魏晋之际开始,律学开始摆脱传统法家帝王之术或者传统经学经典和研究方法的桎梏,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律学研究的内容也日渐专业化和规范化。于此同时,出现了很多律家,各代律家释律,盛况空前。仅程树德在《九朝律考》中提及的各朝律家就有数十人,它们从不同的角度出发,或著书立说,针砭时弊,或编法注律、参与立法,都对法律制度的发展做出了自己的贡献。例如,这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就是张斐和杜预,二人所著的律注也代表了当时律学的最高水平。另一方面,表面上看,魏晋时期的玄学超脱社会,不理俗事,但实际上它们讨论的问题具有很强的现实指导性,为律学提供了辨名析理的方法,也为法律的发展起到了推动作用。

(四)游牧民族政权怀着进取和包容精神对于汉文化的吸收和改革

西晋时期,塞外众多的游牧民族在八王之乱后纷纷起兵建立自己的政权并与南方的汉族政权形成对峙。在北朝的游牧民族入主中原之后,富于积极进取的精神,由游牧文化迅速的向封建的农业文化转变,无论是在经济、政治、思想、文化上都保持了改革的态势。特别是为了巩固统治和缓和民族矛盾,在对待汉族文化上,北朝的统治者采取了积极吸收和学习的态度。具体到法律发展上来看,作为重要统治工具,法律制度也得到了北朝游牧民族政权的重视,例如北魏孝文帝曾四次亲自参与法律的编订。同时北朝的统治者也重用崔浩等汉族知识分子,结合秦汉以来的法律制度发展的经验以及本民族的一些习惯法来修订法律。因此造就了北朝法律制度的迅猛发展和鲜明的特色,并为我国古代法律制度的发展增添了新的血液。

四、魏晋南北朝时期法律发展的历史地位

(一)魏晋南北朝时期法律发展在我国古代法制发展史上具有承上启下的关键作用

首先在立法技术上,魏晋南北朝时期是对我国秦汉时期的立法技术的一次全面的总结和完善,并且这段时间的探索和创新也为后来隋唐时期高超的立法技术奠定了基础。其次在刑罚改革上,魏晋南北朝时期延续汉文帝以来的刑法改革并最终完成有肉刑为主的奴隶制五刑向劳役刑为主的封建制五刑转变,成为隋唐及其以后朝代刑罚体制的蓝本。最后在法律指导思想上,魏晋南北朝时期是儒家的精神和伦理学说全面成文化和法典化的重要时期,基本完成了礼法结合,由礼入法的过程,标志着中华法系基本定型,为隋唐时期中华法系的成熟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二)魏晋南北朝时期可能是我国古代法制史上最后一个勇于破旧立新的时代

一方面魏晋南北朝可以说是我国古代思想和法律史最后一个“百家争鸣”的时代,自唐开始,儒家学说牢牢控制着思想领域,很难有学说可以像玄学或者律学这样影响撼动儒家学说的统治地位;而《唐律疏议》成为后来各朝立法的范本,虽有改进,但只是原有体制的小修小补或者编纂形式的变化,在指导思想、法典内容和刑罚体制上再难有根本的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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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魏晋南北朝反贪的启示 篇七

门阀士族为了追求腐朽的享乐生活，就要利用权力大肆贪污受贿。而皇帝既然把他们作为统治基础，要依靠他们，也就放纵他们，这就使他们贪污腐败本性更加恶性膨胀。西晋时代官场普遍盛行贪贿之风，许多官吏“求纳受贿，不知纪极，生官死赠，非货不行”，以至出现了《钱神论》这样的讥世之作。从刘毅的《论九品有八损疏》及王沈的《释时论》，更加可以看到权贵们居高位，士子们趋炎附势，以及一桩桩肮脏的幕后交易。东晋完全沿袭了西晋的弊政，以送故迎新和“恤贫”等种种名目容忍门阀贵族的贪污行为。王谢桓庾等大族，哪一家不是追求财富和生活享乐？南朝虽出现了“寒人掌机要”的历史现象，但对门阀贵族仍给予照顾，他们在任官期内仍可大肆聚敛财富。北朝后期门阀贵族的贪婪和奢侈完全可以与西晋比美。可以说，魏晋南北朝时期比较严重的贪污现象与门阀制度是分不开的，它是贪污的社会根源。

在南朝出现的“寒门掌机要”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冲击了门阀制度，但这些寒人文化素质差，他们仅凭九品中正制是不可能把持大权的，而主要通过接近皇帝而受到宠幸，成为恩幸，才被委以重任。他们是一群暴发户，当他们一朝大权得手，便拼命聚敛挥霍，无论是在中央当中书舍人，或在地方上做典签，都是如此。

由此可见，不受或少受制约的特权是贪污腐败的根源，一个社会的贪污程度往往是和其特权受制约程度成反比的。要抑制贪污，一定要有对官吏权力有所制约的切实制度和措施。

魏晋南北朝的历史证明，反贪活动和社会改革往往是相互联系、相辅相成的。改革需要有一个良好的前提环境，一切改革都要靠人去执行，改革的成败不仅决定于其改革措施正确与否，而且决定于执行改革的人的素质。中国历史上众多改革中的有些改革，其内容并无什么问题，但由于执行改革的人素质差，最终造成了严重的不良后果，例如王莽改革中的五均、赊贷及六管措施，王安石变法中也有类似情况。

但是另一方面，只有坚持改革的领导者，才能比较坚决地反贪。因为改革家一般都是有作为的政治家，他们往往把廉政作为其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决不会容忍贪污腐败行为的肆虐。曹操是个具有革新精神的政治家，他就十分重视整饬吏治，对敢于打击豪强的地方官，如司马芝、杨沛、满宠等，都加以鼓励和支持。由于曹操的提倡，“天下之士，莫不以廉节自励。”十六国中的后赵石勒以张宾为谋主，多方改革，在他统治时期，吏治也比较清明。前秦苻坚在王猛辅佐下，实行改革，抑制豪强，加强法治，其御史中丞执法不避亲贵，制裁贪污官吏，从而很快地澄清了吏治，达到了“兵强国富”的效果。魏孝文帝改革更是比较典型的事例，他在班行俸禄后，规定不准官吏再经商谋利，官吏贪污绢一匹，就处死刑。他大张旗鼓地整顿吏治，严格执法惩治贪污，即使亲戚也不讲情面。班禄这一年秋天，刺史以下官吏有四十多人因贪赃被处死。由此可见，改革需要以廉政反贪为前提，否则改革就会失败；同时，只有作为改革家的领导者才能在实践中把反贪工作贯彻下去，把反贪倡廉作为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并取得较好的成效。

8.魏晋南北朝诗歌的发展 篇八

1、通过“祖冲之和圆周率”与《九章算术》，贾思勰和《齐民要术》与原始农耕、先秦农业、秦汉农业成就，郦道元《水经注》与张衡地动仪功用的比较，认识课题“承上启下”的。

2、指导学生通过阅读“神奇的小棍”、动手“割圆”等活动，体会我国古代数学的发展线索，培养跨学科的综合思维能力从优秀历史人物和文化成果中汲取精神营养，注重文化修养和素质。

3、认识当时的科技成就既承上启下，又为人类贡献了宝贵的文化财富;立志继承中华民族的优良科技传统，发扬创新精神，形成开拓进取意识，争取为人类做出更大的贡献。

教学重难点

教学重点：祖冲之和圆周率。

教学难点：圆周率的概念及其推算方法，以及立志继承中华民族的优良科技传统，发扬创新精神，形成开拓进取意识，争取为人类做出更大的贡献。

教学过程

导入新课

1、解释课题：课题“承上启下”的涵义是指魏晋南北朝的文化上承秦汉、下启隋唐，是一个重要的转折时期。魏晋南北朝的文化不但我国历史上有着重要地位，而且在世界上也得到重视。

2、过渡讲解、置疑：这个时期的著名数学家、天文学家、机械制造家祖冲之就受到全世界人民的爱戴。人们用祖冲之为月球上的一座环形山和太阳系中的一颗小行星命名。可见祖冲之那个时代的科技成就是全世界最棒的。那时科技成就究竟怎样?为什么会有那么高的水平?(背景)

组织学生学习和探究新课

一、祖冲之和圆周率

指导学生阅读110页“祖冲之和圆周率”课文以及插图《古代骨算筹》、《祖冲之》画像以及113页“自由阅读卡·神奇的小棍”、112页“活动与探究1·动动手”,小组活动并思考回答：

1、112页“活动与探究1·动动手”:怎样削最圆?哪个最接近圆的周长?有什么相似之处?(先画出内切正多边形，边数越多，削成的形状越接近圆形。正192边形最接近圆的周长。都是通过耐心切割的方法，使正多边形越来越接近圆形。)

2、什么叫做圆周率?祖冲之推算出的圆周率是多少?这项成就领先于世界多少年?(圆的周长和直径之间的比例叫做圆周率。祖冲之推算出的圆周率在3.1415926和3.1415927之间。这项成就领先于世界近1000年。)

3、祖冲之最值得学习的地方是什么?(注意学习前人成就而不盲从，孜孜不倦地进行科学实践，在天文预测、机械制造、数学推算等实践活动中具有耐心细致、勤奋刻苦的品质。)

过渡讲解：此时与祖冲之同样享有盛名的还有农学家贾思勰和地理学家郦道元。

二、贾思勰和《齐民要术》

指导学生阅读111页“贾思勰和《齐民要术》”课文以及插图《贾思勰种植农作物》、《贾思勰》画像等，思考回答：

1、我国原始农耕时期，就已经领先于世界种植哪三种农作物?(水稻、粟、蔬菜)

2、我国汉朝农业耕作水平怎样?(已经安装犁壁耕地，使用耧车播种，掌握二牛抬杠的牛耕法，能够大规模治理黄河和兴修水利等)

3、贾思勰的代表作是哪一部书?属于哪一门科学?历史地位怎样?(贾思勰的代表作是《齐民要术》，属于农业科学，是我国现存的第一部完整的农书，在世界农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三、郦道元和《水经注》

指导阅读111-112页“郦道元和《水经注》”课文、插图《水经注》书影及其“文献资料”,思考回答：《水经注》的性质、内容、文字特色是什么?(它是一部综合性的地理学著作。内容以注录全国水道系统为纲，详细介绍江河流经地区的山川城镇、地形物产、风土人情、历史古迹等。特色是文字优美，对景物的描写如诗如画。)

9.魏晋南北朝色彩研究论文 篇九

魏晋南北朝时期在整个陶瓷发展史上，是一个承前启后的时期。

在全国方位内，大约可分为南方和北方两个系统。在南方，前期陶瓷烧造以浙江为中心，有著名的越窑、瓯窑、婺州窑、德清窑和均山窑等，后扩展到湖南湖北等地。主要产品有青瓷和黑瓷。此外，常用褐彩打破单一的青釉，使之更加活泼。用褐彩装饰的另一特色是在器物表面上书写文字，这种装饰手法在后来的唐、五代时期大为盛兴。

在北方，由于战乱中原一带遭受严重破坏，陶瓷业衰退，制瓷业直到北朝时期才出现。因此技术相对落后，但邢窑制瓷工人克服了铁对呈色的干扰，创烧了对后世有深远意义的陶瓷品种一“白瓷”，为后来青花、釉里红、五彩、斗彩、粉彩等各种彩瓷的出现奠定了基础。

陶瓷色彩总述：

通过对魏晋南北朝时期南北方的陶瓷进行分析，我们可以概括出其色彩的大概风貌。南方越窑的青瓷色相主要偏灰绿色调，中明度以及低纯度。在色彩搭配上，主要以单一色调为主，但为了打破颜色的单调，常在青釉上辅以褐彩。德清窑的黑瓷则主要以黑色为主，辅以陶土颜色进行点缀。北方瓷器从色相上来看比较丰富既有白、淡黄、浅绿等高明度、低纯度的色彩外，还有低明度、中纯度的褐色;白瓷的发明对后世陶瓷的发展有这至关重要的作用。由于北朝瓷器注重使用，所以不论青瓷、白瓷或黑瓷，都以素面为主，极少装饰。

2.金银工艺品

魏晋南北朝时期，金银除仍用来铸造货币、鎏镀佛像以外，用于制作各种工艺品和装饰品增多。这时期的金银器除了国产的以外，还有不少是通过丝绸之路从拜占庭、波斯等地传入的。主要有造型特殊的胡瓶、盘、杯、碗等容器，以及指环等装饰品。金属工艺品色彩总述：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金银器色彩在色相上主要是纯正的金色，在明度上偏于中低明度，纯度普遍较高。

3.染织工艺品

在织绣工艺方面，织机普遍使用。西南和西北地区开始生产精美的棉布，那时的棉布叫白迭，被视为可以与绢帛同等的上等纺织品。1946年在阿斯塔那墓发现的织出了“富且昌宜侯天王延命长”铭的前凉织成履，履用褐红、白、黑、蓝、黄、土黄、金黄、绿八色丝线编织而成，色泽如新。

在印染工艺方面，染料的使用与秦汉时差别较大，一些主要色调中的主要染料被一些新的染料所更新。如红色调染料，红花染色取代了茜草;黄色染料方面，地黄逐步取代了栀子、黄栌、黄檗(音b6)等;蓝色染料，随着木蓝的输入，制靛技术的兴起，而取代了昔日的蓼蓝和菘蓝。

染织品色彩总述： .

魏晋南北朝时期染织品色彩非常丰富，各个色相的色彩都有使用，这与当时民族间的交流及染料的更新与发展密不可分。色彩多倾向于使用中高纯度、中低明度的较为艳丽的色彩。色彩搭配方面，这个时期的织物大多是多种颜色搭配在一起，且搭配的非常协调。它们以大面积的色彩(单色或多色)作底，其他颜色织造纹样。红、绿、白、蓝、褐等色常用来做底，蓝、绿、黄、白做多用作织造纹样。

4.服饰

魏晋风度表现在当时的服饰文化中，特点是穿宽大的衣服、跟高齿屐，熏衣剃面，傅粉施朱，保持清秀的体形，望若神仙。这时期的男子多穿着衣襟开敞，衣袖宽大的袍衫，袒胸露怀，头上加幅巾或戴小帽，力求轻松自然、随意的感觉，和摇曳的风格，似仙女下凡，如曹植笔下的洛神的形象，魏晋南北朝时期贵族男性多以黑色、褐色、红色等中高纯度、中低明度的色彩作为服饰的主色;士人儒生则多以白色为主，以表现自己的潇洒自如、仙风道骨;而军士们以黑色铁甲为主，里面再配以红、白、黄等色的布衫。女性的服饰色彩多种多样，各种色相、纯度、明度的色彩均有使用，但主要以中等纯度和中等明度的暖色调为主，色彩搭配上多用对比的方法，其中一方面积较大，另一方较小，以形成调和。

5.绘画

魏晋南北朝绘画，承前启后，五彩缤纷。士人画家，改变汉代粗旷、繁复的风格，向精密技巧方向发展。南方出现了顾恺之、戴逵、陆探微、张僧繇等著名的`画家，北方出现了杨子华、曹仲达、田僧亮等诸多大家。其中顾恺之的《女史箴图》、《洛神赋图》代表着当时人物画的最高水平。

绘画色彩总述：

绘画上以墨线勾勒对象外形，以红、褐、白、绿等色为对象填色，画面风格淡雅、飘逸，完整再现了当时的人物风貌。水和时间的作用使得所使用的色彩现在看来倾向于中低纯度、中低明度。色彩搭配以类似色为主，避免画面色彩夸张，打破淡雅的风格。

石窟壁画由于年代久远，色彩上有很大的变化，因此现在看来，风格非常粗犷，色彩艳丽丰富。土红色带背景上花斑点点，人物肌肤的色调也十分耀眼。原来艳丽的肉红色，被氧化成一些粗黑的线条，具有特别动人的力量。色彩搭配上，多使用对比色，或红绿对比、或蓝橙对比，并以夸张的造型，表现对象的动感。 .

总结：

通过研究并提取各种资料中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常用色彩，可以大体推断出这个时期的色彩风貌。

NCS色彩分析： (如图l、图2、图3)

通过对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瓷器、金银器、染织工艺、服装、绘画等常用色彩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到，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色彩色相覆盖面比较广，常用色彩多集中在暖色系，即橙红色系。对NCS色相环上的红、绿、黄、蓝、黑、白三对原色及间色进行统计，可以看到这时期的应用色彩几乎囊括了色相环上的所有色相，但主要色彩大多集中在红色、黄色、绿色三大色相上，仅有极少部分蓝色。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色彩大部分都属于中、高明度，中、低纯度的范围。

由于南北方、民族、宗教之间的文化碰撞、融合，使得这一时期的色彩应用方面呈现出多种多样的变化，既有继承也有发展，对隋唐时期的色彩应用产生了重大影响。

参考文献

[1]朱和平.中国设计艺术史纲[M].长沙：湖南美术出版社，

[2]洪再新，中国美术史[M].杭州：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

[3]黄能馥，中国服饰通史[M]，北京：中国纺织出版社，.

10.魏晋南北朝考课文书的管理 篇十

关键词：魏晋南北朝考课文书文书管理

武官考课的主要标準是军功。这些军功记录于相关文书上，由专门部门保管，以作为事后考课该武官的档案材料。考课结果对武官的升降赏罚有重大影响。朝廷为打击军功考核过程中的作弊行为，力图建立高效有力的监控机制，考课与监察的紧密结合，正是这一努力的结果。

1魏晋、南朝的考课文书管理

军功作弊主要发生于两个领域。其一，战斗结束后，进行军功初步登录，不法者虚报战功、隐瞒损失。其二，军功初步登最后，将帅向朝廷汇报过程中，不法者趁机篡改军功文书。正是因为出现虚报军功、篡改军簿的现象，所以相应的监察核实制度是必需的。

为防范军功作假，两汉规定了军功登录造册制度。《汉书》卷50《冯唐传》注引如淳曰：“汉军法曰吏卒斩首，以尺籍书下县移郡，令人故行，不行夺劳二岁。伍符亦什伍之符，要节度也。”战斗结束后，军队有关部门要将士兵斩首级数、掠获数量等表示军功的项目记录在簿，“书其斩首之功于一尺之板”，然后“以尺籍书下县移郡”，也就是送交县郡，后由县郡按军功赐爵、赐田宅及相应的赏赐，军队向地方郡县送交“尺籍”的任务，必须由军队主管官吏亲自执行，两汉还建立了严格的检验制度，斩首捕虏的上报必须有专人验收确认后才会有效，对初步军功登录虚报不实者，要依法惩处。同时对将领互争军功亦给予严惩，如《汉书》卷6《武帝纪》：“楼船将军杨仆坐失亡多免为庶民，左将军荀彘坐争功弃市，”可见汉代对军功文书的监察办法已相当完善。

与汉代相承，魏晋南朝也存在大量的虚报军功的现象。《三国志》卷28《毋丘俭传》载曹魏后期，文钦为扬州刺史、前将军，“好增虏获，以徼宠赏”。文钦为将，经常虚报俘虏数量，以邀功请赏。晋武帝时，石鉴多次虚报战功。《晋书》卷44《石鉴传》：“时秦、凉为虏所败，遣(石)鉴都督陇右诸军事，坐论功虚伪免官。后为镇南将军、豫州刺史，坐讨吴贼虚张首级。”对此晋武帝诏曰：“鉴备大臣，吾所取信。往者西事，公欺朝廷，以败为得，竟不推究。中间黜免未久，寻复授用，冀能补过，而乃与下同诈……今遣归田里，终身不得复用，勿削爵土也。”石鉴为将，先因虚报战功、以败为胜被免官，后因虚报斩首数量而受罚。石鉴之例，虽不明载军功文书，但因事后朝廷进行核实，相应的军功文书必不可少。

为核实军功虚实，魏晋南朝之朝廷除临时委派大臣亲临前线巡察问访外，还进一步完善军功文书种类，以期建立相应文书管理制度，魏晋南朝存在着多种类型的军功文书，其称呼有“破贼文书”、“军书”、“军簿”和“勋簿”等。

破贼文书。《三国志》卷11《国渊传》：“破贼文书，旧以一为十，及(国)渊上首级，如其实数。”所谓“破贼文书”，当是记载军功的文书，斩首、掠获数量均要登记在文书上，战斗后要向朝廷汇报收获，按照以往惯例，将帅往往将斩获数目虚报，以鼓舞士气，稳定人心，同时也宣扬自己的军功，国渊据实上报文书，反倒成为特例。国渊事迹被南朝效仿，如刘宋时期，刘怀珍讨平亡命之乱，“宋文帝召问破贼事状。怀珍让功不肯当，亲人怪问焉，怀珍曰：，昔国子尼(即国渊)耻陈河间之级，吾岂能论邦域之捷哉。”

军书。军书涵义大体有二：其一，指军中檄文、褒赏文书、有关军队的命令等。如《梁书》卷14《江淹传》载齐高帝起兵创业，“是时军书表记，皆使(江)淹具草”；《梁书》卷30《徐搞传》载大通初，“王总戎北伐，以(徐)摘兼宁蛮府长史，参赞戎政，教命军书，多自搮出”；《陈书》卷16《赵知礼传》载陈霸先征讨时，赵知礼“为文赡速，每占授军书，下笔便就，率皆称旨”；《陈书》卷26《徐陵传》载徐陵“自有陈创业，文檄军书及禅授诏策，皆陵所制”。其二，指斩俘敌人数量、物资缴获数量等军功记录。如《梁书》卷12《韦数传》载粱武帝时，韦数以辅国将军都督王师北伐，取得重大胜利，“俘获万余级，牛马万数，绢满十间屋，悉充军赏。睿每昼接客旅，夜算军书，三更起张灯达曙，抚循其众，常如不及，故投募之士争归之”。梁武帝天监年间，王师北伐，“(徐)勉参掌军书，劬劳夙夜，动经数旬，乃一还宅”。(4)可见，“军书”就是有关军事征伐、战功统计之类的文书，是军队保留的军功原始记录。

军簿。齐高帝建元元年(479)十月诏曰：“荒远阙中正者。特许据军簿奏除。”在边远没有设置中正之处，根据军簿来选授官员。

勋簿。《南齐书》卷34《虞玩之传》载虞玩之上奏齐高帝曰：“自孝建已来，人勋者众，其中操干戈卫社稷者，三分殆无一焉。勋簿所领，而诈注辞籍，浮游世要，非官长所拘录，复为不少。寻苏峻平后，庾亮就温峤求勋簿，而峤不与，以为陶侃所上，多非实录……宋末落纽，此巧尤多。”虞玩之上表被朝廷采纳。虞玩之认为，东晋陶侃所上军功勋簿多有作弊，而刘宋诈注勋簿者尤甚，恳请检察户籍，以确保国家控制的编户齐民数量。陈武帝永定二年(558)十二月诏曰：“梁时旧仕，乱离播越，始还朝廷，多未铨序。又起兵已来，军勋甚众。选曹即条文武簿及节将应九流者，量其所拟。”陈武帝诏令吏部根据文武官考簿进行铨选，其中的“武簿”即指勋簿。

值得注意的是，上引“破贼文书”、“军书”并非等同于“勋簿”。“破贼文书”和“军书”均为军功的原始记录，尚未送至朝廷相关部门审核：而“勋簿”是根据军功原始记录而制定的军功簿，等待向朝廷汇报。《南齐书》卷46《萧惠基传》：“(宋明帝)泰始初……惠基西使千余部曲并欲论功，惠基毁除勋簿，竞无所用。”萧惠基为避免争功邀赏，毁坏勋簿，结果就无法依照勋簿进行奖赏了。这说明这种勋簿是统兵将领所制作的军功登记簿，并不发给立功的将士，所以勋簿被毁，行赏无从依靠。

2北朝的考课文书管理

军功文书作弊的现象同样出现于北朝。盗窃军功者多从勋簿下手，所用方法主要有篡改勋簿，虚报军功、虚增军阶、冒充官号。《魏书》卷11《后废帝纪》载中兴元年诏曰：“王度创开，彝伦方始，所班官秩，不改旧章。而无识之徒，因兹侥幸，谬增军级，虚名显位，皆言前朝所授，理难推抑。自非严为条制，无以防其伪窃。诸有虚增官号，为人发纠，罪从军法。若人格检核无名者，退为平民，终身禁

锢。”也有篡改籍贯者，如《魏书》卷9《肃宗纪》载熙平二年(517年)春正月，诏曰：“偷窃军阶，亦悉沙汰。籍贯不实，普使纠案，听自归首，逋违加罪。”诏中尉元匡考定权衡。立功士兵虚报籍贯，估计北魏时期部分地区的士兵有着特殊的待遇。

针对勋簿作弊现象，大臣提出要加强监察和管理。《魏书》卷19《任城王元澄传》载孝明帝时，“御史中尉、东平王匡奏请取景明元年以来内外考簿、吏部除书、中兵勋案并诸殿最，欲以案校窃阶盗官之人，灵太后许之”。元匡请求将四种文书相互对照，以查验窃阶盗官者。四种文书，即内考簿、外考簿、吏部除书及中兵勋案，存放于不同部门，是有关军功的档案材料。内外考簿就是有关中央官和地方官的考簿，中兵勋案是统兵将领上奏给朝廷的军功文书。吏部除书是吏部根据文官考簿和武官勋簿授予宫职的文书。阎步克先生推测内考簿、外考簿对应着官阶，吏部勋簿和中兵勋簿对应着军阶。元匡所奏虽不被采纳，伹四种文书对校的监察办法被其后的卢同上奏朝廷并被采用。

北魏孝明帝时，人多窃冒军功。卢同多次上书孝明帝，内容主要涉及勋簿和勋券的制作和管理。

其一，旧有勋簿的纠察和审核。对于旧勋簿的纠察和管理，卢同提出互较勾检法。对旧勋簿进行检察纠正。《魏书》卷76《卢同传》：“肃宗世，朝政稍衰，人多窃冒军功。同阅吏部勋书，因加检覆，核得窃阶者三百余人。”卢同上书曰：“窃见吏部勋簿，多皆改换。乃校中兵奏按，并复乖舛。臣聊尔拣练，已得三百余人，明知隐而未露者，动有千数……请遣一都令史与令仆省事各一人，总集吏部、中兵二局勋簿，对勾奏按。若名级相应者，即于黄素楷书大字，具件阶级数，令本曹尚书以朱印印之。明造两通。一关吏部。一留兵局，与奏按对掌。进则防揩洗之伪，退则无改易之理。”

卢同因审阅“吏部勋书”而检核出盗窃军阶者，可知吏部存有军功簿。从卢同所奏可知：其一，旧勋簿存于吏部与中兵，“奏按”存于中兵；其二，由都令史与令仆省事对勾奏按，则二职有监察职责。其勾检方法是，拿吏部、中兵所藏勋簿与中兵所藏“奏按”三者相对照，若姓名与军阶无误者，再另造“黄素勋簿”，上书写军阶数，加盖七兵尚书朱印。新的黄素勋簿制成之后，仍要一式两份，一份与原有“奏按”同时保存于中兵局，一份送至吏部保存。三份文书保存于两处，互相对校，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防止涂改勋簿的发生。

其二，新勋簿的内容要完善，卢同进一步提出以后勋簿的制作方法：“从前以来，勋书上省，唯列姓名，不载本属，致令窃滥之徒轻为苟且。今请征职白民，具列本州、郡、县、三长之所：其实官正职者，亦列名贯，别录历阶。仰本军印记其上，然后印缝，各上所司，统将、都督并皆印记，然后列上行台。行台关太尉，太尉检练精实，乃始关刺省重究括，然后奏申。奏出之日，黄素朱印，关付吏部。”

卢同认为，旧勋簿制作简单，容易造假，新的勋簿制作要先列其姓名、籍贯、官职等级，军队加盖印章，将之封存，上送至上一级军队部门；统降、都督加盖印章，然后上送行台：行台再将勋书送至太尉，由太尉审核并送至七兵尚书“重究括”，最后上奏皇帝。皇帝批准“奏按”后，据之以制作新的黄素勋簿，并一式两份，存于吏部和中兵，当时平级之间文书往来称为“关”，“行台关太尉”说明行台与太尉也不属于同一系统，“行台不能直接奏申中央尚书，说明行台作为中央尚书分支机构的性质也发生了变化”。由卢同提出的勋书奏申次序办法，可知是层层汇报，并加印章，构成完整的军功汇报、勋簿制作和保存的系统。同卷接着载卢同上书云：“顷来非但偷阶冒名、改换勋簿而已，或一阶再取，或易名受级，凡如此者，其人不少。良由吏部无簿，防塞失方。何者?吏部加阶之后，簿不注记，缘此之故，易生侥幸。自今叙阶之后，名簿具注加补日月，尚书印记，然后付曹，郎中别作抄目，印记一如尚书，郎中自掌，递代相付。此制一行，差止奸罔。”

卢同谈到北魏末期(“顷来”)勋书作伪的情况，其原因是吏部无勋簿，无法与中兵所存勋簿相互核对，因而造成了盗窃军功的盛行。卢同建议以后吏部根据勋簿对将士授阶后，要注写日期，并由吏部尚书加盖印章，然后吏部郎中重抄一份，尚书亦加印记。勋簿和“抄目”均由尚书郎曹保管，“递代相付”，以免盗窃军功者得逞。上引卢同上书，孝明帝“诏从之”，可知卢同所提建议得以实施。

其三，对军功登录过程中相关文书的纠察和管理。上述卢同建议主要涉及旧勋簿的纠察和新勋簿的制订问题，而不涉及军功登录过程中的作弊行为。针对此问题，卢同再次上书孝明帝，建议制定“勋券”：“臣伏思黄素勋簿，政可粗止奸伪，然在军虚诈，猶未可尽。请自今在军阅簿之日，行台、军司、监军、都督各明立文按，处处记之。斩首成一阶已上，即令给券。一纸之上，当中大书，起行台、统军位号，勋人甲乙。斩三贼及被伤成阶已上，亦具书于券。各尽一行，当行竖裂。其券前后皆起年号日月，破某处陈，某官某勋，印记为验，一支付勋人，一支付行台，记至京，即送门下，别函守录。”

勋券与勋簿不同，勋券是军功的初始记录和凭证，勋簿是根据勋券审批后制定的：勋券可以交付个人，而勋簿必须交付国家相关部门，即吏部与中兵。在登录军功时，实行逐级上报制度，行台、军司、监军和都督均负有监督审核的责任，勋券上的内容有立功者的姓名、所在部队名号、作战地点和具体的军功。勋券制订后要居中拆分，“一支付勋人，一支付行台”，立功者手持一半勋券，作为立功的凭证，勋券一分为二，行台和立功者各执其一，二者合并构成完整的勋券，并均标柱印记，这略同于战国时期的上计簿剖分为二、君主地方官各执其一相互对照的做法。卢同建议将勋券送至门下省审核，这是因为，与南朝门下省相比，北朝的门下省地位较高，权限极大，常常参决尚书奏事，并有一定的封驳权。

其四，依据勋簿进行赏罚的原则。卢同还提出根据勋簿进行赏罚时要注意的几个原则：“又自迁都以来，戎车屡捷，所以征勋转多，叙不可尽者，良由岁久生奸，积年长伪，巧吏阶缘，偷增遂甚。请自今为始，诸有勋簿已经奏赏者，即广下远近，云某处勋判，咸令知闻。立格酬叙，以三年为断。其职人及出身，限内悉令铨除；实官及外号，随才加授。庶使酬勤者速申，立功者劝，事不经久，侥幸易息。或遭穷难，州无中正者，不在此限。”

卢同提到据勋簿行赏的几个原则：实名制、及时制度、公示制度。军功行赏要及时，免得日久生奸，明确地规定因军功受赏的最后期限；封赏后，要张榜公告，让天下皆知此人已经受赏。

其五，勋簿的制作要及时。卢

同上书：“又勋簿之法，征还之日即应申送。顷来行台、督将，至京始造，或一年二岁方上勋书。奸伪之原，实自由此。于今以后，军还之日便通勋簿，不听隔月。”

卢同上书以前的北魏，勋簿在军队返回京城后才制作，一年半载甚至两年后才上送勋书。从军队立功，到根据勋书受赏，间隔时久，易生奸伪，所以，卢同建议勋簿的制作要及时，军队凯旋之日，就要根据勋券制作勋书，及时上奏。卢同再次上书，结果是“诏复依行”。

卢同建议虽得到北魏孝明帝诏准并付诸实施，但盗窃军功现象不可能杜绝。《魏书》卷10《孝庄纪》载永安二年(529)秋七月，“诏以前朝勋书多窃冒，宜一切焚弃之，若立效灼然为时所知者，别加科赏。蕃客及边酋翻城降，有勋未叙者，不在焚断之限。北来军士及随驾文武、马渚立义，加汎五级：河北执事之官，二级；河南立义及迎驾之官，并中途扈从，亦二级。”可知孝明帝时期，勋书作假者甚多。孝庄帝在权臣的要挟下，一方面对前朝勋书多焚弃，另一方面又对自己的亲信和拥戴有功者普遍授阶，以收买人心，这样的做法只能使勋簿的管理更加混乱。

3中正參与考课文书管理

九品中正制是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选官制度。南北朝中正组织不仅负责品第官员，还参与了武官军簿的管理，能起到一定程度的监察作用，

南朝萧齐中正参与了武官军簿的管理。《南齐书》卷2《高帝纪下》载建元元年(479)十月诏曰：“宋元徽二年以来，诸从军得官者，未悉蒙禄，可催速下访，随正即给。才堪余任者，访洗量序。若四州士庶，本乡沦陷，簿籍不存，寻校无所，可听州郡保押，从实除奏。荒远阙中正者，特许据军簿奏除。或戍扦边役，末由旋反，听于同军各立五保，所隶有司，时为言列。”荒远之地因无中正设置，更无中正品簿可以核实，因此准许吏部根据军簿授官，亦可从反面说明，州郡置有中正者，需由中正负责提供中正品簿或类似材料，

北魏州中正负责考订军簿，可起到监察作用。前引《魏书·卢同传》载卢同上奏魏明帝时云，“庶使酬勤者速申，立功者劝，事不经久。侥幸易息。或遭穷难，州无中正者，不在此限”。武官考课的重要标准是军功，军功记录在军簿上，以备事后受赏。由于战争频繁，军功文书得不到及时保存，勋簿得不到及时制订，武官得不到及时受赏，出现了诸如窃冒军功等一系列问题。张旭华先生据“州无中正者，不在此限”，推测北魏州中正还负有考察军功、订正勋簿和防止窃名假冒军功等责任。军簿是武官考课的重要凭证，而中正负责考察军功、考订勋簿。可见北魏州中正参与了武官考课的过程，对军功考课能够起到一定程度的监察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