腐败的思想道德根源分析

腐败的思想道德根源分析（精选15篇）

1.腐败的思想道德根源分析 篇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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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让寿险成为家庭财务支出的一部分》银行债券篇之十六

剖析银行腐败的根源

最近银监会官员谈银行业大要案治理，提出银行业腐败的根源是什么？说是腐败的根源就是利益的驱动。如果真的如此，我相信和珅回来不会同意，他无权的时候还四处借钱，他也有利益驱动，可就是无人送钱，腐败不了。他有了权，人家才会行贿，在利益的驱动下，他有一种贪财思想作基础才会受贿。你没有权你想腐败都腐败不了。在我看来腐败的根源来自于“绝对权力”，为什么要加绝对两个字呢？因为按我们的说法我们共产党的干部你的权力来自于人民，按理你无权动用公款，动用权力得到好处，说明你腐败分子在享受特权。

银监会的干部们小心你们“后院起火”。你们的人大多数是从人民银行分过去的吧。以往专业银行到人民银行办事好多情况是“有理无钱莫进来”。专业银行为什么要送钱不是因为你们有‘权’。人民银行作为管理行有权，官僚主义，办事效率长期底下，专业银行无奈呀！现在这些人到了银监会不会改得这么好吧！我希望你们不要执法犯法，“后院起火”。为大家做点“包公”榜样。听说当时贪官污吏听了“包公”名，腐败分子胆战心惊，说明解决腐败的最佳方法还是要任用好人。

现在银行好多干部是计划经济体制与市场经济体制转轨过程中的产物。随着改革开放不断深入，好多人受“拜金主义”的思想影响，使好多人产生“金钱至上”的观念，在‘计划’与‘市场’的选择过程中，受一股歪风的影响，他们的思想没有好好改造，从‘现实’出发，好多干部寻找升官发财的途径，他们发现“送礼”这条途径最佳。送礼多升官快，当了官有了权就用公款、行贿来填补送礼的空穴。同时人事体制制度滞后，使那些在当时能真正洁身自好，品德优秀、才能较佳的人才能提拔上来的不多。这样就产生连锁反应，产生“送礼品牌”效应。在一些银行干部内心深处扎了根，产生了‘权力至上’的思想，‘个人唯上’的观念，用人‘唯亲’的标准，形成‘圈子’文化，固步自封。不能跨越视野，走群众路线这条宽阔的道路。

虽然经过学习有一定的转变，但没有脱胎换骨，因此在用人问题上不能与时俱进。到现时一个科级干部群众不满意还能稳坐泰山，过年过节送礼之风还普遍。有人就说国外先进企业不是老板说了算，一个本质的区别就是这个企业你是姓‘私’还是姓‘公’，如果百姓连选择自己满意的都不能满足，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建立和谐的社会从何谈起！有人要问不是贴了告示吗？大家心里有底，任一个干部一个人或几个人说了算，这个告示作用有多大？任好一个科级干部是我们用干部的基础工作，打好了基础，我们干部队伍‘这座墙’才会 1

牢固。

江泽民同志说得好：“选准用好一个人，就等于树立一面旗帜”。实践证明一个地市分行行长，我们任用好了，能带好一片，任用不好能影响带坏一片。到现在为止还有那个干部出了问题，领导帮他跑关系，打招呼，为什么？就是怕引火烧身。难怪腐败分子精于找靠山，说到底你说是不是特权在作怪！按理说你的权力是人民给的，腐败分子不会承认这个观点，他会说领导给的。在他们内心深处无形中形成特权思想。有了特权为所欲为，银监会你去他细调查不良贷款上升还是下降，我们的检查不是流于形式的多，员工多数人对领导干部满意不满意？

我看过好多中央领导的文章和他们的讲话，上面的用人指导思想，用人原则多么好，可是到底下执行就是不好，说明我们的干部存在的问题很多。我们还可以“以史为镜”来说明用人的重要性。唐玄宗李隆基开始为巩固他的统治，他的改革思想使他任人唯贤，他任用姚崇、张说等名相，政治清明，出现了“开元盛世”；随着环境变化产生了“妄自尊大”的思想，使他任人为亲，任用李林甫、杨国忠等奸臣，腐败盛行，导致了“安史之乱”。毛泽东同志在《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和作用》一文中指出“„„，没有多数德才兼备的领导干部，是不能完成其历史任务的。”

我们要完成按照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要求，加快推进和谐社会建设的目标。不整治腐败不行，你要整治腐败，首先要发动群众，提高群众反腐的自觉性，还要一支战斗有力的反腐队伍，关键还是要用好人。人没有用好，他就会滥用权力为自己谋利益形成腐败。人用好了，他不会滥用职权，用上等的人才他会为民着想，公正处事，帮我们还能清除腐败分子。为什么我们好人有时得不到回报，就是制度上没有真正保证他们安全。为长治久安，还要有好的制度来保证。

为什么有人讲“行长经济”，这就说明我们的行长享有特权，我们的制度不完善、不健全。有人说是讲行长权力过大，照这样说权力越大腐败就更严重，我不同意这个观点，温家宝总理说得好：“目前，各级政府仍然管了许多不应该管又管不好的事，而不少应该由政府管理的事却没有管好，一些部门之间职责不清、管理方式落后、办事效率不高。”是啊说得精彩！你行长权力大能成为腐败的理由，是你行长管了不该你管的事，要管的你没有去管，有些行长关系到员工的切身利益的事他没有管，关系到有个人的只要沾到边他会全身投入地管。

有些东西领导没有权力，例如按人之常情，你领导没有做好你不能指责员工，可是有的领导对自己的子女宽松得很，指责员工无所顾及。一方面说明我们好的思想文化建设没有搞好，另一方面说明我们的制度发挥作用不够，要么是制度不

健全。其实我们好多内控制度还比较好，为什么执行起来就打折扣呢？为什么管仲的政令通俗而易执行呢？他认为老百姓所盼望的事情，他就去办；老百姓所讨厌的事情，他就废除，管仲深知制度的重要性，但他制定制度的时候是以百姓满意不满意为准则。是我们的内控制度员工不满意吗？不是，是员工有抵触情绪，因为有些制度对员工有用对领导无用。你腐败无人约束，我做事你还有这么条条框框。为什么出现一些领导干部员工不满意，说明我人事制度上让腐败分子钻了空子。我们的人事制度不健全，不健全的直接原因就是用人上没有真正走群众路线，在制度上，不是形式上要真正让百姓当家作主，在银行里一个科级干部就是要让员工来选，因为他真接面对员工，员工非常了解，甚至可以扩大地市分行行长。往上员工就了解得少了，但打好了基石，问题少得多。有制度监督，员工监督，你说腐败分子有藏身之地？因此我们说制度是保障。

有了好的制度，没有好的企业文化不行。制度是死的，制度起的作用只能限制腐败问题少发生，规范干部的行为，让大家有个判定的标准。如果干部思想上出了问题，他照样会挖空心思搞腐败。有人说资源是会枯竭的，唯有文化才会生生不息。因此中央领导提出：“坚持以人为本，全面贯彻落实科学的发展观。”有深远的意义。这说明的政策多么好，是我们的银行，特别是下级行没有理解企业文化的真谛。人在不断变化当中，如果我们不加强学习，加强教育，好人有可能会变坏，只有让领导干部时时刻刻有好的思想，才能在用人上充满生机，才能“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知得失。”，不会误人，不会害人。什么是我们好的企业文化，就是形成坚持‘以人为本’的文化氛围，全面贯彻落实科学的发展观。古人云：“为政之道，要在得人”。在这方面我们银行还差得很多。

有了好的思想不谋发展不行，我们谋发展不简单理解为发展经济，是全面的发展。一个人生存的目的都想追求幸福安康的生活，我们反腐败的目的也是让百姓过安康的日子。你不谋发展，落后就要挨打，你在挨打还有心思想别的吗？剖析银行腐败的根源是“绝对权力”，解决最好的方法是长期用好人，为腐败市场范围缩小，是要有好的制度，真正能长治久安是要好的思想文化，最理想的办法是谋发展。

2.腐败的思想道德根源分析 篇二

首先, 在神话观念上, 中国神话中的神是超凡入圣的神怪, 形象上多为神和兽的共存而远离人, 多为半人半兽、具有无所不能力量的怪物、抽象道德概念的化身, 人与神的分界比较明显。希腊神话则强调神与人的结合, 将神高度人格化, 体现出以人为本的倾向。由于它的出现是“已经站在文明时代”的门槛上了, 因而强调的是人的力量、人的才智、人的奋斗精神, 从某种意义上说, 希腊的神话是更“人话”了。

其次, 在神话的意蕴上, 希腊神话有着丰富而朴素的哲理内涵, 比如《伊利亚特》。中国神话则充满了坚忍不拔的苦斗精神, 比较多的是简单地传达人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最后, 中希神话在体制与流传上也有很大区别。希腊神话体制较大、内容丰富、也有系统性。如《伊利亚特》、《奥德赛》等史诗。而且希腊神话对后世文学艺术影响极大, 不少内容和形象成了欧洲文学艺术的土壤。相比之下, 中国神话则零乱短小, 对后世的影响也小, 一些神话故事不是转向历史便是走向宗教, 没能在文学殿堂展现它瑰奇的色彩。

那么什么造成了这些差别呢?

我认为, 这是和中西方的地理环境、人民当时的生活方式、神话产生的时间, 以及所有的哲学都是有关系的。

如鲁迅先生所说:“华土之民, 先居黄河流域, 颇乏天惠, 其声也勤, 故重实际而黜玄想, 更不能集古传以成大文。”中国文化的摇篮在黄河流域, 先民们世世代代以农耕为业, 日出而作, 日入而息。生产工具的落后, 使他们劳作艰苦;而土地的束缚, 又使他们很少迁徙。这种单调、固定、艰辛的农业劳动, 使中国古人比较重实际而轻玄想, 他们不能也不愿把传说熔铸成巨制。而希腊地处欧亚非交通要冲, 特别发达的航海与贸易业使古希腊人的流动性很大, 他们思想活跃, 富于幻想。四处流浪的行“似乎不把洋人的东西全拿来就毫无出路, 似乎不把祖宗留下来的那份遗产全扔掉就无法使国福民强。”西方人的自豪和自信也在20世纪的最初十年中膨胀到了极点:二十世纪是西方的世纪。

两次世界大战摧毁了欧洲, 美国和苏联取代了欧洲的霸主地位, 使欧洲人乃至西方人开始思考, 到底自己的文化思想出了什么问题?为什么号称世界上最文明、开化的文明, 导致了两次空前的灾难?中国人也在思考:洋人的东西真的就那么好吗?

全球化浪潮早已不是什么新鲜的概念, 而中国在这股浪潮中如何自处, 则是近二十年不断争论的话题。我们不应再抱着一种仰视的心态去审视西方, 将“西方”等同于“先进”, 无论是否理解, 是否适合中国, 都要搬来;更不应当将“传统”一概视为“过时”, 恩格斯指出:“人们只要不是无谓地停留在它们的面前, 而是深入到大厦里面去, 就会发现无数的珍宝, 这些珍宝就是在今天也还保持充分的价值。”

在如今全球化无可阻挡的环境下, 任何文化和思想都不可能在一个社会或者国家中占据统治地位, 那么如何对待外来文化;如何使传统适应现代, 个人认为:其一要客观, 平静的对待它们, 正如很多历史学家所指出的:在对待一种社会文化或思想时, 必须首先考虑其产生的背景和社会环境。其二则如徐光启所吟诗人, 对加工神话传说十分感兴趣, 他们不断吸收各个民族部落的冒险故事, 使远古神话更完整、生动。

其次, 从产生时间上来看。希腊神话产生的时间比较靠近文字产生时间, 神话创作出来之后, 在民间吟唱不久便用文字固定下来, 由于期间距离不过几百年, 保存也就容易, 内容也相对稳定。而中国神话产生在原始社会母权制时代, 离文字产生十分遥远, 无法系统加工, 保存, 而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是中国文化的主流, 孔子注重实际, “不语怪力乱神”。后来鲁迅先生说过:“孔子出, 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等实用为教, 不欲言鬼神, 太古荒唐之说, 俱为儒者所不道, 故其后不特无所光大, 而又有散亡。”这就造成了中国古代神话的散乱, 少于系统的整理。

再次, 中西神话所表达的想象力是不同的, 中国的神话小说受道教与佛教的影响, 想象力也是丰富的, 比如《西游记》、《封神演义》。但是受到伦理道德情感的约束, 神界是高于人界在道德上更符合人的道德理想的。这样中国神话相对于西方神话的想象力就显得不够彻底, 还是会受到中国传统的伦理学的影响。中国的伦理学具有哲学的意义, 主要是儒家和道家的哲学影响。也就是说, 想象力必须不能被现世的功利目的拴住翅膀, 而《论语》中的“不语怪力乱神”, 《庄子》中的“六合之外, 圣人存而不论”, 事实上正是中国文学想象力翅膀上的铅坠。而西方神话的想象力是与哲学的本体论的热情探索一致, 总在虚构一个超越现实的神话世界和上帝之城, 所以西方神话的想象力就颇为丰富而且颇多世外之音。从荷马史诗、但丁的《神曲》、歌德的《浮士德》, 一直到现代诗人叶芝的神话系统, 庞大的超越现世的想象力已经成为西方文学的传统。加之西方文学执著于个体的人的命运, 且受到宗教的影响, 往往能够凝视个人与神——即在哲学家那里的绝对实体——的近乎永恒的矛盾冲突与生命投入, 神只是永远不会死去的勇猛的人。希腊神话和史诗中的天神们也是具有恶劣的品质与情操, 他们有的以种种仁爱为怀, 有放纵的情欲、性格、行为、动作, 也有各种贪婪、残忍、凶暴、险毒的心思、情绪、观念。

综合以上的分析, 中西神话必定由于各自的生长土壤而形成了各自鲜明的特点, 在文学领域也有着截然不同的存在状态了。

参考文献

[1]白云涛著.1990.7, 《酒神的欢歌与日神的沉咏》.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

3.公权腐败的根源在于公权垄断 篇三

哪些公权能产生腐败收益？最常见的就是所谓的“行政审批权”。掌握“审批权”的官员，利用手中的“大红公章”，就能轻而易举地获取巨额的贿赂。而那些本来就是假冒伪劣的产品，要想走向市场，获得合法的生产和销售权，商家必然要采取行贿的办法来打通掌握审批大权的政府官员。在行贿与受贿的利益链条上，不法生产者和掌握审批大权的官员们，双双都获益，这就是我们说的公权腐败收益。

从郑筱萸案件中不难看出，郑筱萸利用手中掌握的药品生产批准文号这一特定的审批权，竟然给6种假药换发了药品生产文号，而这些假药被生产出来之后，直接受到侵害的就是普通民众，其社会危害性和负面影响力是非同一般的。

一个郑筱萸被判了死刑，可在公权的背后，还有多少像郑筱萸这样的腐败官员在做着权钱交易的勾当？还有多少行政审批权让一个人或几个人把持着？的确，对郑筱萸的判决，彰显了中央反腐的决心，但是，该案的教训更值得人们深思。中纪委负责人在分析此案时得出五大教训，其中一条就是行政审批权力配置不科学，制约不合理，运行不公开，监管不到位。可是，我国的行政审批权基本上是一把手说了算，又能如何做到监管到位？所以，笔者认为，如果不能有效地从制度上遏制人事权力及行政审批权力的垄断性，其他一切努力都是苍白无力的。

4.社会腐败亏其根源之一角 篇四

摘要：纵观千古，历朝历代贪污腐败之现象屡见不鲜，究其根源，乃少时长者影响之过错，乃少时不辨优良而学之之过错，乃少时未有报国青莲做人之过错。为长者者近急功近利，美其名曰护家护子，爱家爱子，其不然其作为，为子者看在眼里记在心里。久而久之，少年视官场商场污垢为常事，少年之志仅仅为功名利禄，思想腐化，扼杀了人的真性情。将常人腐化为野兽，将有志之士腐化为行尸走兽，也将社会变成可怕的“黑洞“。

关键词：少年家长社会腐败教育

正文：在中国乃至世界贪污腐败对我们来说是一点点都不陌生。他们假公济私、急功近利、谋财害命等等的行为，他们被拉到法院受审，被拉到刑场受刑，大家才张开大嘴批斗来批斗去的，而不想想自己有无此行为，不用此血淋淋的例子去教育子女，使之树雄心立壮志，好使之成为一个清廉之人。更有甚者呀!他们教育孩子在社会上要“聪明“一点,此“聪明”之意是什么?是腐败得更巧妙更高明更让人查觉不出来,这就是为人父母吗?刑场上、法庭上的贪污腐败之人想必也受过长者的“聪明”的指点，只不过是有点落伍了吧！

社会腐败归因于那些有不良目的的人，这些人也是受那些前辈的真传。也就是在其少年之时有不良的思想，受到社会、家长的传染，最终成为了腐败之人的一分子！

少年时国家发展社会进步的动力之源，没有少年不能称其为国家，没有少年不能称起有发展。所以少年于国于民都是不可缺少的，还有少年的接受新事物的能力真是惊人，面对好不了解，从未接触过的东西事物。他们都会以惊人的速度学会，而且触类旁通。这就是成人所望尘莫及的。由于这样，少年会很容易就接受家长对他们不经意间的教育，若家长不注意，继续灌溉，腐败分子其实已经诞生了，只是等待等待机会去展示他们的“才能”了。

以前我接触一个人，他的家庭不是特别的富裕，一看就是相当的单纯，出世一定不深，可我不经意间的一个问题“你将来想干啥？”他的回答真是让我一惊，一惊“花钱买个官，之后弄点钱！”这就话就然说的很自然，我只有冷笑一下！

这就是当代大学生的头脑中的东西，不是壮志雄心，不是想保家卫国，而是„..这就不得不让我们深思一下。中国少年怎么了？？？

少年游腐败思想究其根源就是其接受的教育出现了很大的问题，无论是家长、学校还是社会都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那么现在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呢？如何解决腐败呢？说解决的确有很大的难度，可我们重视起来就没有有什么困难而言。大奸大恶腐败至极的人可能是不好回头了，那我们就用法律的手的手段。可是，对于少年只要我们有正确的教育方式，让他们有理想有抱负，将腐败的根源逐出头脑，这无不是个上策！

于家长，要思想积极向上，不要给孩子灌输“要好好学习，将来要高官厚禄，好享清福！”千万不要让孩子这样的进步，这样的进步是孩子更急功近利，心理变态志向扭曲，一个天使就这样变成了魔鬼。家长望子成龙，望女成凤这固然正确，可是，一定要为他们的将来好好考虑，不要让他们只活在名、利、权中，让他们有自己的天空，去干出自己的事业。

于学校，学校乃教书育人，为国家培养人才之地，其责任和在其中起到的作用是可想而知的。所以，学校之中应是没有污垢的，为师者经新授课传其建国心和报国志。可是学校真的是没有污垢吗？答案是否定的，那么学校和中国教育的改革是迫在眉睫。

于社会，由于本人处世不深，对其不知、不解、不言！

5.深挖思想根源 找准整改目标 篇五

找准整改目标

全员思想作风整顿查摆整改阶段总结

公司全员思想作风整顿活动深入开展后，我根据公司活动意见要求，总结和发扬第一阶段的经验，第二阶段的查摆，和转段阶段的整改，实事求是地继续积极深入地开展此项活动和工作。首先，我结合自己的工作实际,逐一的查找自身各项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并做好记录;同时广泛征求本部门领导成员的意见，抱着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的态度，诚恳、虚心地接受大家给我指出的问题，并真诚地向大家征求改正的方法，力争使自己各项认识不断提高且有全新的改观。一人自查众人帮，通过自己深刻的自查、反省和同志们的帮助、查摆，我清楚地认识到自己在以下几个方面还有待于改正,并在领导和同志们的帮助下，采取有效的措施力争得到整改提高：

一、自己的各项工作标准还需提高。多年来陈旧的思想和工作理念始终还左右着我，创新意识匮乏。故而导致工作节奏滞缓，不能适应当今形势的需要，跟不上企业发展的步伐。通过这次活动认识到，努力学习新的采购经营之道，寻求这方面的知识，运用听到的、学到的制定出相关措施，努力改观自己的各项意识，提高自己的积极性、主动性，使自己的工作目标不断提高等方面还有待于加强。为此我将在今后的工作中，要从思想上努力提高自己工作的积极性、主动性，广泛学习、寻求新的适应当前形势的采购经营之道，虚心向同行取经学艺，认真征求领导和同事们的意见，使自己的各项工作标准得到提升。

二、责任心、事业心、节能降耗意识还需进一步提高。作为企业的一名老职工，身为公司煤炭采购人员，肩负着我们企业的经营成本和安全生产的职责。有时对自己的工作职责认识不够，在质量把关上还存在“就差一点点”、“差不多就行”等观念。通过思想作风整顿后，我真正的明白“我努力工作为了谁？”的含义，做为企业的“主人翁”，就应该像对待自己的家一样对待自己的企业，彻底消除对企业不利的任何观念，千方百计的降低企业的经营成本，为我们企业创得一丝一毫、点点滴滴的效益，这是我们采购人员义不容辞的责任。

三、思想观念还跟不上目前形势发展的要求。由于缺乏自觉的学习和对公司的各项思想教育活动有时不够重视，从而对公司目前面临的严峻形势和企业现状认识不清，表现在实际工作中就是危机感、紧迫感不强，缺乏锲而不舍的精神，工作主动性、积极性还有待进一步提高，在主动与客户开发和联系上有时还存在着“等、靠”的现象。因此，我要努力改观自己的思想观念，努力提高工作的主动性、积极性，经常的利用回公司或在外时，通过各种渠道，时时了解关注公司的各项活动，学习领会各类文件精神，切实关注企业面临形势和发展需要，且要密切关注全国煤炭形势动态变化，分析市场并提出建议，为营造我公司良好的煤炭采购环境作出贡献。

四、安全生产意识还不强。董事长曾多次讲过安全生产是天字

号的大事。但是我还有时还认为安全是生产上的事，与我们关系不大的想法，有时只顾做业务，忽视了因煤炭质量带来的生产不安全因素，也忽视了在外的日常工作、交通等安全工作，从而使我们的安全意识得不到有效提高。故而，我们要按照公司今年将安全管理作为天字号工程的总体思路要求，结合当前开展的全员思想作风整顿活动，并根据“集团公司“5.13”事故追忆暨安全生产工作会议”的精神要求，真正弄明白安全是生产的命脉，是家庭幸福的保障，牢记“安全是企业最大的效益”的口号，努力提高日常的安全意识，严把煤炭采购质量关，为公司创造良好的安全生产秩序，为我们公司的安全生产再上台阶起到促进的作用。

综上所述问题，我已经进行了深深地反思，并继续寻求领导及同志们的帮助下，找准整改目标和举措，力争完美的解决查摆出的问题，不断更新提高自己的观念和认识，且在各项工作中起到表率作用。要通过自己的不懈努力，为我公司的发展壮大做贡献。

太原办事处

高峰

6.思想汇报——腐败 篇六

腐败这个词，我们似乎听过无数次，电视上播放的有关题材的连续剧也不断出现，例如黑洞，黑冰„„，从这个重现率很高的词语中我们可以知道，它的确存在于我们中，而且是广泛存在于我们的党员干部队伍中。在市场经济高度发展的今天，一些党员不顾党的法律，置党的优良传统于不顾，敢于以身试法，大大损害了党在人们心中的形象。特别是最近陈良宇的事情让我更深刻的认识到了这个词的意义。

腐败在我们党员干部中存在，而且在一定时期内是不可能被消灭的。这就是说对反腐败的斗争是一项长期的工作，一刻也不能松懈。无论是在改革开放初期，还是在建设社会主义新时期，我们都要继续贯彻邓小平同志提出的两个文明一起抓，而且两手都要硬，不但物质文明要抓好，同时对精神文明也不能怠慢！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特别是党的十五大以来，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采取了一系列重大举措，切实加强领导。经过全党和全社会的共同努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深入开展，取得了新的明显成效。

实践证明，党中央对反腐败斗争形势的认识是清醒的，惩治腐败的态度是坚决的，党中央确定的反腐败指导思想、基本原则、工作格局、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是完全正确的。党的十五大选举产生的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坚决贯彻党中央的部署，认真执行党章规定的各项任务，不断加大工作力度，推动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持续深入开展，为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作出了努力！！想当初每一个党员干部捧着誓词，庄重地宣读时，我们就应该有准备，加入中国共产党这个光荣的组织就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就要经历各种巨大的考验。应该说我们也都是抱着这种初衷的，但在为社会主义事业奋斗的历程中，我们有些同志败下来！

看着我们周围的人一天比一天潇洒，上酒楼，洗桑拿，开着名牌的车子，住着高级洋房，这时心理不平衡起来。便想尝试一下那些滋味，孰不知伊甸园中的禁果是偷吃不得的，一旦咬一口，那就要付出代价的，但一些党员干部依然没能清醒的意识到啊，纵使周围的人去劝，也做无用功，贪吃的念头不断涌现，对物质的享受欲望不断增大，最终东窗事发，只好接受人民对他的制裁。

外边不法分子利用各种手段去引诱党员干部深陷其中，他们首先会对党员干部的亲人进行各种利诱，遇到有些人的思想觉悟不高的情况下，就拼命施放烟雾弹（即是糖衣炮弹），要知道并不是没一个人都能抵挡得住的，于是受骗的人只好拉自己的亲人下水了。还有的不法分子是设下陷阱让党员干部自己踩进去，让他欲罢不能。例如给他们灌酒，下蒙汗药，然后设计抓住他们的把柄，以致用来要挟他们，最后逼他们就范。

怎么说，自愿也好，或者说是身不由己也好，终究是违背了作为党员的意志，做了对人民不利的事！我们要想成为一名合格的共产党员就要严于利己，同时也要严于利自己周围的人，洁身自爱，时常反省，时刻保持与党组织的密切关系，不断地加强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江泽民“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的学习，不断的提高自己的思想觉悟，或许才能更好的抵制外来的各种诱惑！

同时加强党风建设，严格维护和执行党的纪律也是极其必要的。党风是一个政党党性和世界观的外在表现。一个政党具有什么样的党性和世界观，就有什么样的党风。理论联系实际是我们党的思想作风，也是工作作风。历史证明：什么时候坚持了理论联系实际的作风，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我们党就能正确分析形势，使革命和建设不断胜利的发展；什么时候理论脱离了实际，不是犯了教条主义，就是犯经验主义的错误，造成工作指导上面的失误。胡锦涛同志1997年在中央纪委第八次会上强调指出：“许多干部犯错误总是从量变到质变，开始往往有个缺口，但由于没有批评，任其所以，日积月累，最后铸成大错。这个问题发生的原因之一是平时缺乏批评与自我批评。所以我再三提醒大家，要注意发扬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优良传统，这一点我们要坚持下去。”作为当代的大学生，在我们学好科学文化知识的同时，一定要注意提高自己的思想修养，不断自我完善，自我提高，成为党的优秀的接班人。

7.腐败的思想道德根源分析 篇七

关键词：中国人,西方人,中国科学,西方科学,认识,差异

从20世纪初开始,中国学术界就一直争论“中国古代究竟有无科学”这一问题,经过广泛深入讨论,尤其是近20多年来的激烈争论,学术界现在基本形成了一个共识:要回答“中国古代究竟有无科学”这一问题,实际上要取决于我们应当如何理解或如何定义“科学”这个概念。然而,不同的人完全可以对“科学”作不同解释或不同的定义,究竟应当以哪一种解释或定义为准呢?没有。这就是对这一问题长期争论不休的最主要原因。

但我们完全可以换一个角度来讨论这一问题,即把科学看做是多元的,这样一来,问题就可以迎刃而解了。假如有人问,中国有“人”吗?或中国有“艺术”吗?或中国有“哲学”吗?或中国有宗教吗?这个问题再明白不过了,中国当然有人,有艺术,有哲学,有宗教。但是很显然,中国只有黄皮肤、黑眼睛的被几千年儒家文化塑造的中国人,只有中国艺术,只有中国哲学,只有中国宗教。中国没有白皮肤、蓝眼睛的被古希腊文化和希伯莱文化塑造的西方人,没有西方特色的艺术(如油画),没有西方意义上的哲学(如柏拉图、康德的哲学),也没有西方式的宗教(如基督教)。同样,中国有科学吗?有,但它没有西方意义上的科学。

既然中国的科学和西方的科学是不同形态的科学,就好比中国的艺术、道德、哲学、宗教和人与西方的艺术、道德、哲学、宗教和人不同一样,那么,它们之间有哪些本质差异或不同特点呢?它们之间的这些差异是由什么原因造成的呢?这当然是我们必须要搞清楚的重要问题。

一中西方科学之间的差异

中西方人由于文化模式和思想观念不同,因而认知模式或认知格式塔也存在重大差异,这种认知模式或认知格式塔的不同导致了中西方人对自然界的不同认识——不同的科学形态。中西方科学之间的差异是本质的、全面的,主要可以归结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 中国科学注重对自然现象的描述,西方科学注重探索自然现象背后的原因

中国科学只注重描述或记录自然现象,几乎从不探究这些现象为什么如此产生的原因,中国传统科学的许多经典著作,如《徐霞客游记》、《墨经》、《梦溪笔谈》等都是对自然现象的忠实描述。

西方科学与此恰好相反:不注重对自然现象的描述和记录,而注重用原因对自然现象为什么会如此出现进行合理的解释。木头为什么会浮在水面上,是因为水对它有向上的浮力;世界上为什么有如此繁多的物质形态,是因为组成物质的原子经过不同的排列组合形成的,等等。纵观西方科学,它之所以在当今世界一枝独秀,并能够诞生出近代技术,其最主要原因就在于此。

(二) 中国科学偏重于实用,西方科学偏重于求知

中国历史上的科学都是为实用目的服务的,或者说都具有明显的实用价值,像《黄帝内经》、《伤寒杂病论》、《神农本草经》、《本草纲目》、《周髀算经》、《九章算术》、《齐民要术》、《农政全书》、《农桑辑要》等著作都是为治病、制定历法、农业生产等目的服务的。即使有些科学著作中记录了少量没有什么实用价值的自然现象,大都也被归到“趣闻轶事”中。

与此不同,西方科学的目的主要是为了求知或探索自然界的奥秘,西方人甚至把它看做是科学的唯一目的,他们极少考虑科学的实用价值。从古希腊开始,亚里士多德研究物理学、动物学,阿基米德研究静力学,欧几里得研究几何学等,都没有什么实用价值。文艺复兴以后直到今天,西方近代科学的诞生和发展与生产实践几乎没有什么关系,更不是由生产实践推动的。事实上,西方科学的几乎所有重大理论的诞生都与实用目的无关。

(三)中国科学不注重对知识进行严格检验,西方科学注重对知识进行严格检验

中国科学由于主要是对自然现象本身的描述或记录,本质上属于经验知识或经验总结,因此,逻辑分析和经验检验对之都不适用。这样一来,中国科学既不对知识进行严格的逻辑分析,也不考虑用经验事实对知识进行严格检验,因为经验知识内部本身就没有什么逻辑联系,经验事实也不能证明经验知识本身。比如说,人们知道施肥能够促进粮食增产;春天来了,气温会升高,柳树会发芽。像这样的经验知识或知其然的知识无法进行经验检验,因为它们本身就是经验。

西方科学的本质由于是用原因解释现象,而且必须用同一原因解释与此相关的一类现象,因此,猜测的原因究竟对不对,当然必须进行严格检验。所以,西方科学非常注重对知识进行逻辑分析和经验检验:通过逻辑分析,揭示出科学理论体系内部的悖论、佯谬等,从而推动科学的发展;通过经验事实,尤其是通过实验方法获得的精确的、系统的、典型的、定向的、纯粹的经验事实,对科学理论进行确证或证伪。

(四)中国科学概念不明晰,西方科学概念非常明晰

中国科学喜欢用直觉、模糊、整体、意会的方式理解有关知识,即讲究对知识的“只可意会,不可言传”性,不注重对相关概念进行严格定义。以中医学为例,清代学者程国彭在《医学心悟》中说:“病有总要,寒、热、虚、实、表、里、阴、阳八字而已。病情概不外此,则辨证之法,亦不出此。”中医治病也确实是以这八个字为基本原则的,但究竟什么叫寒,什么叫热,什么叫虚,什么叫实,什么叫表,什么叫里等?却从来没有一本医学著作对它们进行严格定义过,如何对寒、热、虚、实、表、里、阴、阳等进行理解,当然只能靠直觉、意会。正由于中国科学概念本身的模糊性、思辨性、意会性,所以这些“概念”永远无法得到精确、定量的理解或解释。

西方科学则相反,它的概念不仅特别多,而且对每一个概念都无一例外地进行严格定义,因此概念的内涵和外延都非常明晰。诸如什么叫加速度、力、质量、重量、理想气体、角动量、动能、势能、熵、焓,什么叫化学元素、分子、原子、酸、碱、盐、氧化反应、还原反应、惰性气体等,都经过了严格定义,没有一点模糊性。

(五)中国科学注重定性认识,西方科学注重定量认识

人们从直觉上就体会到,中国科学知识几乎都是定性方面的认识,定量认识极少,像《黄帝内经》、《伤寒杂病论》、《梦溪笔谈》、《墨经》、《抱朴子》、《齐民要术》、《农政全书》等著作中几乎没有任何数学推导、数学公式或数学计算。中国科学不重视用数学描述或推导有关知识与中国科学直觉、意会的特点直接相关,因为用直觉、意会方法认识事物,只能认识事物的定性特点,而不能进行精确的数量分析或数学推导。

而西方科学特别注重用数学方法描述有关知识,无论哪一门自然科学学科都几乎无一例外地普遍运用数学推导、数学分析和数学计算来表征、论证有关内容。正如马克思所说,“一门科学只有成功地运用数学时,才算达到了完善的地步。”[1]

中国科学与西方科学之间的差异除以上五个主要方面外,还存在其他方面的差异,如中国科学发展过程是渐进式的,而西方科学的发展呈现出明显的突变性,即经常经历范式的转换;中国科学作为对自然界的认识具有明显的经验性,而西方科学作为对自然界的认识几乎都是以理论体系的形式存在的;等等。

二中西方科学之间差异的思想根源

从总体上看,中西方科学作为整体,它们之间的差异与中西方民族之间在思想观念方面的差异几乎完全一致。比如说,中国科学知识的模糊性、意会性,不注重对概念严格定义,不善于用数学方法进行推导等,与中国人偏重于辩证思维、偏重于对知识的意会、偏重于整体思维的思维方式直接相关;西方科学知识追求精确,追求概念的明晰,追求用数学方法推导和论证知识,与西方人热衷于理性主义的思维方式密切相关。具体看来,中西方科学之间差异的思想根源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中国人相信“眼见为实”,西方人崇尚用理性思维探究现象背后的原因

中国人认为亲身体验到的事实是决不会错的,是绝对真实的,因此中国人很不善于寻找现象或事实背后的原因,尤其是不善于甚至不敢探究自然现象背后的原因。清代学者阮元曾说:“天道渊微,非人力所能窥测”,所以人们应当“言其所当然,而不复强求其所以然。此古人立言之慎也。”[2]阮元的话确实代表了中国人对认识自然界的一种普遍看法,一种普遍思维方式,即认为“天道”或自然现象的原因是人无法窥测的,是“天机”,因此人们永远只能“言其所当然”(只描述客观现象或事实),而不能“强求其所以然”(揭示现象背后的原因)。这样一来,中国人认识自然界就只注重认识现象,而不探究现象背后的原因。

西方人则不同,他们认为,人通过感官感知到的现实世界并不是真实的,而是虚假的、变幻莫测的,是容易迷惑人的,在这种现象世界的背后存在一个真实的世界,它是现象世界的原因,但人们只能用理性思维才能把握现象背后的原因。

这一思想肇始于赫拉克利特的“逻各斯”(Logos)学说,其后的巴门尼德进一步继承发展了这一思想,并把它推向极端。巴门尼德甚至认为,“凡不能设想的就都是不可能的,即令感官告诉我们它的确发生了。”[3]54“因此,感官不能发现真理,只有思维才能发现真理。感官知觉是非实在,是非存在;只有思维才是实在的,是真实的。”[3]54-55

亚里士多德把认识现象背后的原因看做是哲学探索的最基本任务,并对此进行了详细论述。他明确指出,“认识是我们研究的目的,人们在掌握一样东西的为什么(即根本原因)之前,是不会认为自己认识了它的。”[4]133 在他看来,“智慧就是有关某些原理与原因的知识,”[5]3因为“明白了原理与原因,其他一切由此可得明白。”[5]4

不用说,古希腊人的这种鄙视感性认识,坚持用理性思维认识世界,热衷于认识现象背后原因的学术传统,后来被整个西方文化所继承,从而成了推动西方科学不断向前发展的重要动力。

(二) 中国人注重直觉和意会,西方人注重逻辑推理和对概念的严格定义

直觉性和意会性是中国人传统思维方式的一个重要特点。直觉和意会思维方式的最主要表现形式就是对概念不作严格定义,不运用严密的逻辑方法演绎推理出有关结论,而是在人类经验直观的基础上运用想象力理解有关知识,即通过“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方法去理解和认识世界。

老庄就主张废思、废学,以无知、无思、无欲之心去直觉客观世界的本原——道,这种方法实质就是凭直觉、意会和想象去认识、理解事物。明代的王阳明也认为,“心外无物”,“心外无理”,因此要认识事物的“理”,只要转向人内心的“良知”即可。

与中国人注重用直觉和意会的方式认识和理解事物不同,西方人注重用逻辑推理的方式去推演客观世界的知识,揭示事物现象背后的原因。其实,理性思维的本质或核心就是“合逻辑地推理”,而“合逻辑地推理”的前提则是对概念的严格定义,如果概念的内涵不清晰,当然就谈不上逻辑推理。注重对概念进行严格定义的传统始于苏格拉底,正如亚里士多德所说,“有两样东西可以归功于苏格拉底,这就是归纳论证和一般定义。这两样东西都是科学的出发点。”[4]26 苏格拉底的这种重视对概念的严格定义,并在此基础上对知识进行逻辑分析和推理的传统被整个西方文化所继承。

(三) 中国人崇尚用定性的整体观认识事物,西方人崇尚用分析和数学方法认识事物

中国人历来认为任何一个事物都是一个整体,因此认识事物必须从整体上去进行把握。《周易》中就把天地万物都看成是来源于太极,太极是宇宙之初的混沌状态;哲学上的“元气说”认为宇宙万物都是由元气演化而来。像中医学理论及其医治方式也非常明显地体现出中国人的整体思维方式。

而西方人从古希腊开始就一直认为,世界上的任何事物都是由部分构成的,而且各个组成部分的性质和特点是不同的,因此要想认识事物,首先就必须把事物分成不同的组成部分,然后再对这些部分分别进行认识。

古希腊哲学家的分析思想在文艺复兴后得到了进一步深化。笛卡儿在《谈谈方法》中对如何用分析方法认识事物进行了深入研究,提出了人类认识世界的四条方法论原则,其中“第二条是:把我所审查的每一个难题按照可能和必要的程度分成若干部分,以便一一妥善解决。第三条是:按次序进行我的思考,从最简单、最容易认识的对象开始,一点一点逐步上升,直到认识复杂的对象,就连那些本来没有先后关系的东西,也给它们设定一个次序。”[6]除笛卡儿之外,西方许多哲学家、科学家都对用分析方法认识世界进行了深入研究。

值得指出的是,西方人的分析思想和用数学方法对自然界、对事物进行定量和精确认识的思想是密不可分的,是相互依赖的:分析需要数学的精确推导,数学需要以分析为基础。西方人热衷于用数学方法描述自然界,揭示自然界奥秘的思想无疑起源于毕达哥拉斯派的哲学思想。毕达哥拉斯认为“数”是宇宙的本原,他提出了“万物皆数”的口号,因此,认识自然界当然必须用数学进行描述。

总而言之,西方人热衷于用分析方法和数学方法认识自然界,揭示自然界奥秘的传统不仅使西方科学具有明显的精确化或定量化特征,而且也有力地推动了西方科学不断向前发展。

(四)中国人崇尚古人、权威,倾向于“述而不作”,西方人具有强烈的怀疑和批判精神、喜欢标新立异

中国人受孔子“信而好古”和“述而不作”思想的影响很深,因此崇尚古人、死人、权威的心态很离谱。中国的封建统治者出于他们维护旧秩序、旧体制的目的,也有意识地压制新思想的诞生。这样一来,封建统治者长期有意识、有目的的思想禁锢和人们的崇古保守思想就相互“促进”,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从而非常成功地泯灭了中国人的怀疑、批判和创新精神。

西方人从古希腊开始就具有强烈的怀疑和批判精神,喜欢标新立异。西方人的怀疑和批判精神滥觞于公元前3世纪皮浪的怀疑主义。皮浪认为,“没有一件事件可以固定下来当做教训,因此我们对任何一个命题都可以说出相反的命题来。”[4]177 皮浪及其之后的怀疑主义思想不仅代表了古希腊罗马时期的一种哲学思想,而且对整个西方学术的发展都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

亚里士多德的“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的名言就充分体现了西方人具有强烈的怀疑和批判精神,不相信任何权威的学术态度。近代以来,第一个提出把怀疑方法当做学术研究的重要方法的人是笛卡儿。他在《谈谈方法》中列举了研究学术问题的四条原则,其中“第一条是,决不把任何我没有明确地认识其为真的东西当做真的加以接受,也就是说,小心避免仓促的判断和偏见,只把那些十分清楚明白地呈现在我的心智之前,使我根本无法怀疑的东西放进我的判断之中。”[4]364 在笛卡儿看来,人类的几乎任何认识都是值得怀疑的,都不能作为真的东西贸然接受,唯一清楚明白、无可置疑的就是“我思故我在”。作为西方哲学史上“哥白尼式”的人物,康德创立了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批判哲学”体系。当代科学哲学家波普尔明确指出,“科学的态度就是批判的态度。”因此,他在科学哲学上创立了所谓的“批判理性主义”。

总之,西方人从古希腊开始直到今天所具有的怀疑和批判精神,喜欢标新立异的传统直接推动了西方科学在证伪中不断前进。事实表明,在科学上怀疑和批判精神与创新精神是一对孪生兄弟:没有怀疑和批判,就没有创新;没有创新,也不需要怀疑和批判。

结语

我们扼要讨论了中西方科学之间的差异及其主要思想根源,当然除这些思想根源外,还有其他政治、经济、教育方面的根源,但这些政治、经济、教育方面的原因都是次要的、从属的,因为严格地讲,这些原因根本不属于真正的原因,而仅仅是文化基质的结果。

中西方科学作为在各自哲学、文化基质上生长起来的不同的科学形态,在几乎所有方面都存在明显差异,它们之间的差异是整体的、本质的、全方位的。很显然,中西方科学之间巨大差异的根本原因是由于中西方人在文化核心层面,即在思维方式、价值取向、信仰信念这些思想观念方面存在本质的、基本的不同。这就是说,中国科学作为中国人认识自然界的成果,是中国人思想观念的产物,西方科学作为西方人认识自然界的成果,是西方人思想观念的产物,中西方的科学与它们各自的思想观念是完全吻合的,从实际情况看,也的确如此。这当然也意味着,西方近代科学在西方国家得到迅猛发展是必然的,而中国科学工作者要想在科学方面作出重大创新,就必须有意识地加强西方科学文化的熏陶。

参考文献

[1]拉法格.回忆马克思恩格斯[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3:7.

[2]阮元.畴人传:卷46[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386.

[3]丹皮尔.科学史[M].李珩,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75.

[4]北大哲学系外国哲学史教研室.西方哲学原著选读[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

[5]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M].吴寿彭,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59.

8.腐败的思想道德根源分析 篇八

一

在反腐问题上，目前有两种常见的思路。一种思路是寄希望于政治手段，抓出一个个贪官，造成一连串震慑，使人们不敢贪、不再贪。另一种思路是寄望于建立民主体制，通过分权制衡来反腐。

这两种思路各有自身的合理性，但很难说就找到了反腐败的治本之策。

首先看第一种思路，它实际上就是中国古代法家治理思维的现代翻版。这种思维方式相信严刑峻法，其有效运作的前提是中央集权。虽然在短期内有一定效果，但不能促进体制外下情上达的道路畅通，无法建立体制内自我约束的良性机制。从长远看，法家式治理无益于形成开放、透明、健全的权力系统，而是相反，容易导致专制、集权甚至极权，后者恰恰被公认为腐败的重要制度根源。更重要的是，法家式治理的人性论基础是性恶论，把人民当成小人来防范，把官员当成奴隶来管制，无助于确立人民的独立人格，无益于培养官员的主体意识。按照它的逻辑，人们因为害怕才不贪不腐，一旦不怕则必贪必腐。然而，一套以人与人相互监控构成的体制，也容易因为人与人相互勾结而归于无效；一套以人与人互不信任为基础的制度，也必因为人与人相互猜忌而走向瓦解。以严刑峻法为主要特点的治理思维，之所以长期受到儒家的抨击，正是由于上述诸多原因，中国过去几千年的历史已经证明法家式反腐行不通。

第二种思路实际上是民主反腐思路。这种思路，就其倡导权力的公开化、透明化而言，无疑有极大的合理性和诱惑力，所以在今天非常流行。然而，这套治理思路的局限性也是极其严重的。首先，一些学者的研究已经证明，在全世界范围内，政治民主化与腐败程度并无明确的反比关系。恰恰相反，不少自我标榜政治大幅民主化的国家，腐败程度不但没降低，反而继续盛行，只是表现形式有所不同罢了。其次，我认为，以分权制衡、多党竞争为特色的西方民主体制并不完全符合中国文化的习性，因为它无助于在中国文化土壤中迅速确立有效的权威，产生巨大的社会凝聚力，因而也未必能在短期内形成抑制腐败的有效机制。

因此，我认为，上述两种相反的治理思路——一个主张集权，一个主张分权——虽然各有自身的理论依据，但均不是在中国文化中治理腐败的治本之策。什么是中国文化中治理腐败比较根本的政策方向呢？

二

我认为从儒家思想看，有两个值得我们深思的方向。

第一，导致今天腐败的主要根源之一是部分官员的信仰失落。我们必须认识到，国家官员作为这个社会的治理群体，他们的整体精神面貌极大地决定了国家机构能否良好运作；如果官员群体的精神世界不健全，即使再好的制度也无法正常运转，还谈什么制度设计、体制改革，因此不能寄望用制度来解决一切，以为民主可根除腐败。从反腐的角度看，即使再好的制度，也不是没有漏洞可钻；即使再严密的法网，也难以抵挡大面积的群体性腐败。

诚然，一套健全的制度，可以有效防范许多人的腐败堕落；但是只有官员自身有了坚定的信仰，才能真正从内心深处杜绝腐败，成为反腐最强大的动力。事实上，今天许多官员腐败堕落的重要根源之一，恰因为他们没有崇高的精神追求，所以自然会在金钱、财富和女色等方面寻找满足，因为他们无法想像在财富和情色之外，世界上还有什么让他们感到刺激、兴奋的东西。另一方面，一个人权位越高，越是需要坚定的信仰。因为位高权重必然伴随更多的诱惑、更大的挑战，对内在品质的要求也更高。尽管不能指望所有官员都有坚定的信仰、高尚的情操，但至少整个官场的潮流不应当由没有坚定信仰和高尚情操的人主导。

应当承认，过去30多年来，意识形态领域大刀阔斧的改革颇见成效，但是，这些改革之所以并未解决信仰危机的顽症，主要是因为未能找到个体信仰的真正落脚点。我们必须认识到，信仰的对象只有建立在超越感性需要的、非功利性的超验目标之上，才能真正牢固。国家需要、民族利益、经济成就、人民生活等，这些具体可见的功利价值，诚然有强大的合理性，但直接拿来作为个体信仰的对象未必总是牢固的。多年来，我们在信仰和道德教育上停留在集体主义和爱国主义这两点上，而不能面对和回答每一个个体生动、丰富的精神和情感需求，这也是今天信仰失落的重要理论原因。

如何才能走出严重的信仰危机？我一直认为，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一个重要传统可以给我们以重要启发，那就是“修身”。我认为，过去数千年来，中国人在信仰上走的是一条与基督教、伊斯兰教等非常不同的道路，那就是：不把任何一个具体的外在目标——包括鬼神或某个理想王国——当作信仰对象。孔子主张“敬鬼神而远之”，历代儒家不仅不把鬼神也不把某种脱离当下生命需要的远大目标当作信仰的主要对象。孔子“己立立人、己达达人”的“为己”精神，表明他认为信仰的主要任务不过就是一个不断完善自己、成就自己、实现自己的过程，因为信仰的本质在于“成人”，不能脱离个体生命的需要；孟子“亲亲、仁民、爱物”的爱有差等思想，表明儒家信仰的建立不是简单地献身于国家或社会，而是指从当下亲亲之爱做起，扩充光大而至于爱民济物。

那么，儒家修身思想如何能让人建立起牢固的个人信仰呢？这套思想的最大特点就是，把信仰理解为一个动态的过程，对生命价值和意义的体验过程。因此，所谓儒家式或中国式信仰，就是对自己生命意义与价值的信仰，其中包含生命尊严和人格独立性的确立。它的超验基础在于：与万物同流，与天地同在。因此，“天人合一”是中国人对生命不朽的追求，也代表古代中国人精神信仰的最高境界。

我认为，从儒家修身传统出发，重建人民群众的信仰世界，给千千万万群众找到了合理的信仰方向，对于从根本上反腐以及进行治理现代化改革来说是可以尝试的一个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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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第二，今天导致腐败的另一个更深刻的原因是全社会“一切向钱看”的风气。我认为，在腐败问题上，我们不能只看到制度问题，还应该看到风气问题。我们不能忽略的一件事是，在中国文化中，社会风气对每个人的影响极大。社会风气好比一只“看不见的手”，深刻地支配着每一个人的行为。任何官员，无论地位多高、身份多特殊，都在一定程度上是社会风气的产物，至少受社会风气制约。因为每个官员同时也是生活在社会中的人，生活在由自己的亲戚六眷、邻里朋友、同学师长等所构成的复杂而庞大的关系网中。一方面，他们会面临来自社会各方面关系的压力；另一方面，他们也需要在自己的社会关系中找到感情寄托和精神归宿。因此，从中国文化的特点看，社会关系往往是个人腐败的重要根源，社会风气往往是官员腐败的重要温床。当社会风气败坏、人们一切向钱看时，官员所受到的来自社会的强大压力，是推动其走向腐败的最重要力量之一。

今天的腐败现象，在很大程度上正是我们这个时代一切向钱看的社会风气的产物。须知，即使是再好的制度，也未必能抵挡强大的风气。当社会风气一切向钱看，人们会自然把那些阻碍自己金钱利益的制度视为毒瘤，动用一切资源来瓦解它，使之变成废纸。当社会风气向钱看，官员们也会容易把个人收入视为首要目标，想尽办法来捞钱，从而产生一切向钱看的官场风气。因此，今天反腐最重要、最紧迫的任务之一，在我看来就是改造当前一切向钱看的风气。如果整个社会的风气健全了，人们更看重的不是物质财富而精神财富，不是挣钱多多而赢利正当，腐败就会丧失巨大的社会温床。如果社会风气健康向上，人们宁愿清贫俭朴也不愿坑蒙拐骗，宁愿心安理得而不愿行贿受贿，就会视权钱交易为可耻、视行贿受贿为肮脏。

那么，怎样才能扭转当前一切向钱看的功利风气呢？我们必须明白，中国文化中“上行下效”的特点极为明显，国家政策导向对全社会的影响无与伦比。对此，古人早就有清醒、深刻的认识。孟子曰：“一正君而国定矣。”（《孟子·离娄》）《孝经》则更深刻地指出：

先王见教之可以化民也，是故先之以博爱，而民莫遗其亲；陈之以德义，而民兴行；先之以敬让，而民不争；导之以礼乐，而民和睦；示之以好恶，而民知禁。《诗》云：“赫赫师尹，民具尔瞻。”

这段话讲的正是国家政策和官员行为对全社会无与伦比的引导作用。据此，一个国家的大政方针，切忌好大喜功；一个国家的政策改革，切忌以利为本。对于中国这样极重人伦关系的文化来说，人与人之间，尤其是上与下之间、政府与社会之间的相互影响异常深刻。另一方面，我们应当清醒地认识到，把政权的合法性主要建立于物质利益基础上，有时会导致适得其反的效果。孔子云：放于利而行，多怨。（《论语·里仁》）当政府指望用经济利益来满足人们的需求时，人的欲望也同时被调动起来，而变得欲壑难填、无法满足。孟子曰：“上下交征利，而国危矣。”（《孟子·梁惠王上》）追逐个人利益本来是人们正常的欲望，但一旦不能正确引导，它所潜含的自我中心倾向就会甚嚣尘上，摧残健全的心理，毁坏正常的秩序。《大学》曰：“国不以利为利，以义为利也。”这是指国家大政方针必须正确引导人们如何追逐利益。今天全社会的浮躁功利，在一定程度上正是由于国家政策的短视、功利，未能正确引导人们对理想生活秩序的向往。

腐败作为一种现象，也许是任何社会、任何制度下都无法彻底根除的。每一个国家或者同一个国家在不同时代的腐败，可能有特定的原因，但是如果不能找到克服信仰危机的有效途径，不能扭转当前一切向钱看的社会风气，我想，反腐永远达不到治本。

9.思想政治之论-腐败 篇九

专业：电子信息科学与技术 班级：电子09-2任课教师：鄢建江 姓名：林李毅学号：17成 绩：

反 腐 败

一、腐败的实质：

现在世界各国研究廉政问题的学者和反贪机构对于腐败的根源有共同的看法。他们一致确认，运用公共权力为己谋私，已成为腐败的主要目的和实质要素。而形成腐败的私利包括物质经济利益、权利利益、名誉利益及其他形式的利益。所拥有的权力则沦为腐败者个人化的工具。从这个角度，我们可以把腐败定义为权力主体非法运用公共权力为己谋取私人利益的行为。就其实质而言，腐败应该说是公与私的矛盾，假如个人没有的贪念，腐败行为也就不会发生。

二、腐败的危害：

前几年，理论界对腐败的各种错误观点做出严厉的批判，让我们充分认识到腐败的危害性。从现在看来，腐败对社会的影响是十分可怕的。它严重地损害了老百姓的切身利益，让普通劳动者承受高额的物价，加上停滞不前的工资水平，导致普通劳动者的生活水平直线下降，这已成为是不争的事实。腐败不仅仅削弱政府的道德和政治威信，降低政府的执行能力，危害经济建设，破坏改革开放，阻碍民主政治建设和行政管理现代化，造成低效率和社会不公，浪费大量的人力物力，而且危害党风和社会风气，危害政权稳定，如果带到一定程度势必引起社会动荡和政治**。腐败所引发的后果是不堪设想的。有学者认为，腐败具有极强的弥散性、渗透性和毒害性，并深刻地指出它的危害性在于：动摇公共权利主体的合法性，破坏政治关系，阻碍或破坏政治过程，阻挠和中断政治发展，毒化社会政治心理，动摇政府的合法性，破坏正常的经济秩序，影响国民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腐败现象如果得不到有效遏制，腐败则会侵入社会的思想文化领域，毒化整个社的风气、瓦解和动摇政治制度和阶级基础。纵观历史，一个时代的兴衰无不与腐败紧密联系起来。腐败已经成为国家在新世纪里稳定前进，国富民安的一个重大而难以铲除的隐患，其危害之巨、之广、之久，不能不引起相当的重视。相关部门应该从法律、行政、司法等领域制定切实可行的防范和打击措施，与腐败分子和腐败现象作长期而不懈的斗争。

三、腐败的现象：

腐败现象不仅涉及社会经济、法律、道德问题，而且对社会生活的各方面造成广泛而深刻的影响。据有关部门统计，现在腐败又有新现象：集体行贿、集体截留、集体走私、集体骗税、集体贪赃、集体渎职、集体倒卖、集体造假、集体浪费等，总之，所有经济犯罪或违纪的形式都可以以集体的名义进行。这些“集体投资”犯罪或违纪的人，以为可以抱成一团，“串案窝案”，一致对外，分担风险，而造成法不治众。这种情况甚至形成了所谓“法人犯罪案”。同时腐败的形式也呈多样化,有执法犯

法，体制漏洞，行业垄断，红黑勾结，模范变质，暴力贪赃，公款行贿等多种形式。以行业垄断为例，一些与金融、股票、保险、外贸、海关、房地产、流通部门以及有国家特殊政策保护的行业的有关的国家工作人员，利用权钱交易，比其他任何行业都更容易获得私利。这几年以房地产业最为突出，全国各地的地价直线狂飙，大部分的一线城市的地价无不超过10万元每平方米，高额地价的缘由与各地地王的频频出现紧密联系，而地王的出现则是与国土局的腐败贪污铁定是脱不了关系的，令老百姓更气愤的是高额的房价还得让我们自己承受，花费的是我们十几年用血汗换回的积蓄，这不是让民众为房地产商和国土局的腐败买单吗？

四、反腐败的重要性：

这几年，国家出台了一系列的防腐措施，其中以家庭财产申报制为代表的反腐制度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反腐败法》的出台为社会议论的焦点。与此同时，胡锦涛指出：“坚决惩治和有效预防腐败，关系人心向背和党的生死存亡，是党必须始终抓好的重大历史任务。”将反腐败提高到关系到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高度，足见党中央对反腐败的紧迫感和腐败危害的危机感。我们相信，中国社会将面临一场深刻的变革。反腐败，也必将为中国的发展注入新鲜的血液。而这未来10年，也是我们党正处在历史上最兴旺发达的时候惩治腐败顽症，不仅仅是我，相信会有更多的民众对此充满了希望。

五、廉洁修身从现在做起：

10.思想汇报2--反腐败有感 篇十

腐败这个词，我们听过无数次，电视上播放的有关题材的连续剧也不断出现，例如黑洞，黑冰„„，从这个重现率很高的词语中我们可以知道，它的确存在于我们中，而且是广泛存在于我们的党员干部队伍中。

腐败的再认识，始于与老师的一次谈话中，在这次交流中使我对反腐败又多了一些体会。

腐败在我们党员干部中存在，而且在一定时期内是不可能被消灭的。这就是说对反腐败的斗争是一项长期的工作，一刻也不能松懈。无论是在改革开放初期，还是在建设社会主义新时期，我们都要继续贯彻邓小平同志提出的两个文明一起抓，而且两手都要硬，不但物质文明要抓好，同时对精神文明也不能怠慢！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特别是党的十五大以来，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采取了一系列重大举措，切实加强领导。经过全党和全社会的共同努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深入开展，取得了新的明显成效。

实践证明，党中央对反腐败斗争形势的认识是清醒的，惩治腐败的态度是坚决的，党中央确定的反腐败指导思想、基本原则、工作格局、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是完全正确的。党的十五大选举产生的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坚决贯彻党中央的部署，认真执行党章规定的各项任务，不断加大工作力度，推动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持续深入开展，为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作出了努力！

十六大产生了党的第四代领导集体，年轻而充满朝气，新的领导集体采取的反腐败措施会更硬。不仅会努力作到从严治党，依法治党，完善法律制度，加强普法宣传，提高广大人民群众，特别是党员干部的法律意识，而且会尽量作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

腐败的出现是党对党员干部的一次重大考验，想当初每一个党员干部捧着誓词，庄重地宣读时，我们就应该有准备,加入中国共产党这个光荣的组织就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就要经历各种巨大的考验。应该说我们也都是抱着这种初衷的，但在为社会主义事业奋斗的历程中，我们有些同志败下来！

看我们周围的人一天比一天潇洒，上酒楼，洗桑拿，开着名牌的车子，住着高级洋房，这时心理不平衡起来。便想尝试一下那些滋味，孰不知伊甸园中的禁果是偷吃不得的，一旦咬一口，那就要付出代价的，但一些党员干部依然没能清醒的意识到啊，纵使周围的人去劝，也做无用功，贪吃的念头不断涌现，对物质的享受欲望不断增大，最终东窗事发，只好接受人民对他的制裁。

外边不法分子利用各种手段去引诱党员干部深陷其中，他们首先会对党员干部的亲人进行各种利诱，遇到有些人的思想觉悟不高的情况下，就拼命施放烟雾弹，要知道并不是没一个人都能抵挡得住的，于是受骗的人只好拉自己的亲人下水了。还有的不法分子是设下陷阱让党员干部自己踩进去，让他欲罢不能。

11.腐败的思想道德根源分析 篇十一

关键词：邓小平,治理腐败,反腐败斗争

早在1989年6月9日, 邓小平在接见首都戒严部队军以上干部的讲话中指出:“要两手抓, 一手要抓改革开放, 一手要抓严厉打击经济犯罪。”此外, 他又在不同场合多次地讲到治理腐败的问题, 可以说他的治理腐败思想已形成完整的体系。纵观并且重温邓小平的治理腐败思想, 对于指导我们党内的反腐败斗争有着十分重要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

1 治理腐败要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路线“一个中心, 两个基本点”中的“一个中心”, 就是指的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从这一基本路线出发, 邓小平在论述新时期各项工作的定位及其与中心工作的相互关系时, 始终坚持一个基本观点:“要把经济建设当作中心。……其他一切任务都要服从这个中心, 围绕这个中心, 决不能干扰它, 冲击它。”从这个基本观点中可以看出, 反腐败必须服从和服务于经济建设这个全党全国工作的中心, 而不能偏离、更不能冲击这个中心;要寓于经济建设和现代化发展过程之中, 而不能游离其外。反腐败对于党和国家的前途命运至关重要, 但它不能脱离中心工作孤立地存在和发展, 它要在经济建设和改革开放的大背景、大环境中去布局、去运作, 要放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大局中去把握。这就是按照邓小平的思路对新时期反腐败的整体定位。

可见, 在反腐败与中心工作的关系上, 邓小平始终强调反腐败要为经济建设这一中心工作提供保证, 这表明, 经济建设与反腐败是主从关系;同时, 反腐败对于经济建设又有着特殊的重要作用, 即保证作用。所谓“保证”就是按照邓小平的理论, 一方面是消除经济建设和现代化过程中不可避免出现的障碍, 为经济建设提供良好的政治环境和社会环境;另一方面, 是保障经济建设和改革开放沿着正确的轨道和发展方向前进, 避免它走入邪路, 避免它变质。同时我们还可以看出, 反腐败服从和服务于经济建设这个中心, 不是消极被动的, 它同时又是高层的保证。

2 治理腐败要把依靠群众和加强法制结合起来

邓小平的依靠群众治理腐败思想:

一是人民群众痛恨腐败, 希望反腐败, 人民群众是反腐败的基本力量。新时期的反腐败不搞群众运动, 但必须依靠人民群众, 这是一个基本的方针。

二是新时期的反腐败要遵循社会主义法制原则。廉政建设要靠法制, 搞法制靠得住些。要通过法规纪律克服消极腐败现象, 运用法律武器同经济犯罪行为和腐败行为作斗争。要完备法律体系。要建立健全监督和惩治腐败的专门机构。

三是反腐败既要依靠人民群众又要遵循法制原则, 要有领导、有秩序、有步骤的进行, 而不搞群众运动, 其结合点主要是实行人民群众信访等主要制度与党和国家机关受理人民群众举报的专门机构铁面无私的工作相结合, 归结起来就是反腐败要依靠群众在党的领导下, 在法制轨道上有秩序、有步骤地进行。

3 治理腐败要把制度建设做为根本

邓小平在《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中指出:“我们过去发生的各种错误, 固然与某些领导人的思想、作风有关, 但是组织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问题更重要。”在这篇文章中, 他尖锐的指出党和国家现行的一些具体制度中存在着不少弊端, 主要是官僚主义现象、领导干部职务终身制现象和形形色色的特权现象, 并且对这些现象和制度成因作了系统的、实质性的剖析。循着邓小平的思路, 可以这样理解:党和政府机关中反复出现的消极腐败现象, 往往与某种制度、体制、机制的缺陷和弊端直接相关联。如果这种缺陷和弊端不能得到实质性的改变, 消极腐败现象的死而复生、反复出现就是难以避免的。进而我们还可以作这样的认识:从制度、体制、机制上透析消极腐败现象的成因, 这是邓小平对消极腐败现象成因分析的一个重要创新点, 是我们党对这个问题认识深化的一个重要标志。

在从制度方面分析消极腐败现象成因的基础上, 邓小平十分重视通过制度改革和建设去治理消极腐败现象, 并对此多有论述, 形成他的制度治腐思想:一方面, 要革除或改变导致、助长消极腐败现象发生的制度, 这属于“破”的方面;另一方面, 要建立、完善能够抑制和防范消极腐败现象滋长的制度, 这属于“立”的方面。邓小平这方面思想的意义在于, 通过建立健全的、好的、科学的制度, 可以防范、制约党和国家工作人员, 特别是领导干部的行为;由于制度的严谨、严密, 可以使有腐败意识和动机的人难以发生腐败行为, 从而为廉洁、廉政提供制度也是更根本、更稳定的保证。

4 实现和保证经济的发展是治理腐败的基本条件

邓小平关于减少和最终消除腐败现象要以经济的发展为基础的思想, 是以唯物史观为理论基础的。按照邓小平的思路, 我们可以这样理解:消极腐败是一种社会历史现象, 它的存在与一定的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状况相联系, 它的消除也以一定的社会经济、政治、文化水平为基础。邓小平对这个问题有多处论述, 概括起来有两方面的基本的观点:

一是“经济基础论”。邓小平指出:“物质是基础, 人民的生活好起来, 文化水平提高了, 精神面貌会有很大变化。我们对刑事犯罪活动的打击是必要的, 今后还要继续打击下去, 但是只靠打击并不能解决根本问题。翻两番, 把经济搞上去才是真正治本的途径。当然, 我们总还要做教育工作、人的工作, 那是永远不能少的。但经济发展是个基础, 在这个基础上工作就好做了。”

二是“综合作用论。”邓小平指出:“社会主义优越性最终要体现在生产力能够更好的发展上去。

……我相信, 随着经济的发展, 随着科学文化和教育水平的提高, 随着民主和法制建设的加强, 目前社会上那些消极的现象也必然会逐步减少并最终消除。”

邓小平的上述思想表明:

一是经济的发展是最终消除各种消极腐败现象、推进各项工作和社会发展的基础性力量;尽管经济力量不是唯一起作用的力量, 它不能代替其他力量的作用, 但它是其他力量发生作用的基础。

二是社会主义首要的任务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 同时又是全面发展、全面进步的。逐步减少和最终消除消极腐败现象, 是社会主义的经济和政治思想文化教育、科学技术、民主法制、惩处整治等综合因素和力量交互作用的结果, 经济以外的其他力量的作用也是必不可少的。

12.腐败的思想道德根源分析 篇十二

方运驰 江泽民总书记曾指出：“开展党风廉政建设，教育和管理，德治和法治，必须双管齐下。”这一重要论述，精辟地总结了改革开放条件下我党开展党风廉政建设的新鲜经验，丰富和发展了邓小平关于“两手抓”的科学理论，为我们在新形势下坚持从源头上防范和治理腐败、提高党风廉政建设的整体工作水平和实际成效，提供了新的强大思想武器和科学的指导原则。正确理解并自觉运用这一思想武器，对于我们全面实现源头治腐的各项目标任务，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加强德治是构筑牢固的思想道德防线，消除腐败的思想动因。

腐败的滋长蔓延，根源之一在于一些党员干部自身思想道德防线的失守。这就决定了，从源头上防治腐败，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要下功夫祛除党员干部思想上的病毒，疗救其道德上的缺失，使之筑起牢固的思想道德防线。

要使防治腐败工作取得成效,必须不断地对教育方式、方法进行改革和创新,不断充实教育内容,创新教育形式,拓展教育渠道。从思想道德教育的内容来看,首先,要着力进行社会主义道德原则规范的教育。如以为人民服务为核心,以集体主义为原则,以“五爱”为基本要求,“爱国守法、明礼诚信、团结友善、勤俭自强、敬业奉献”20字基本道德规范等,结合单位实际,不断地将这些道德规范灌输到职工的头脑中去。只有掌握了这些原则和规范,才能懂得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什么可以做,什么不能做，什么应该提倡,什么必须反对,从而认清道德选择的方向,掌握道德评价的尺度。也只有掌握了这些原则和规范,才谈得上继承和发扬优良的道德传统,确立社会主义的道德理想和信念,并在行动上努力践行。其次,要进行道德理论的教育,大力普及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的基本知识,使职工不但知其然,而且知其所以然。不但要讲清是什么,更要说明为什么,这就要诉诸道德理论的力量。因此,决不能把道德教育理解为仅仅是道德规范,甚至仅仅是守则、纪律的训导,它必须包括道德理论的教育。职工道德素质的稳定提高,必然离不开道德理论素养的同步提高。只有具备起码的道德理论素养,才能把对道德原则和规范的掌握上升到道德观和道德信念的高度。可以断言,人们一旦服从某种道德理论,他们就会自觉自愿地践行基于这种理论的道德规范,甚至择定为人生信仰,从而达成道德教育的长远之功。

(一)加强思想道德教育

我办干部职工的思想道德教育,首先要抓好政治素质的培养,重点解决好理想、信念、宗旨问题。干部职工政治素质的培养,应当坚持科学的发展观,不断发展和改善教育形式,增强针对性和有效性:一要变“只讲理”为“理利并举”。思想政治教育应当承认、正视这个事实,要维护职工的正当利益,引导他们正确对待个人利益,在个人利益与国家利益、集体利益不能兼顾时,舍小利而顾大局。实际上,讲“利”就把“理”蕴涵在其中了。二要变“束缚式”为“激励式”。一个单位、一个部门制定必要的管理规范是必须的,但还要善于创造激励机制,高度信任、爱护每一个干部和职工,千方百计挖掘他们的创造之源,支持他们的创造精神,鼓励他们奋发向上。三要变“远”典型为“近”典型。典型

是靠培养、靠挖掘的。注重发现、树立、宣传本单位的典型,虽然他们的事迹没有远典型硬,荣誉没有远典型高,影响没有远典型大,但他们的榜样作用更真切,更能被群众接受。

(二)、加强职业道德教育

加强职业道德建设,是纠正社会不正之风的重要措施之一。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如果行业不正之风长期盛行,市场上不守信誉,假冒伪劣等现象得不到遏制,势必会造成经济无序、腐败严重、社会不稳的后果。把提高职工的职业道德水平,纠正行业的不正之风,作为一件奉献社会、造福民众的大事和好事来抓,作为一项反对腐败的重要措施来抓,必将对整个社会风气的根本好转产生巨大的推动作用。

二、加强法治是防治腐败的根本保证

法纪松弛，对权力行为缺乏有效的制约、监控，其结果往往导致权力腐败的案件频频发生。因此，在新形势下，要从根本上遏制和防范腐败，不仅需要全面加强德治，而且需要全面加强法治，努力构筑牢固的党纪国法防线。要把加强法治作为一项紧迫任务，不断地健全并严格实施规范权力行为的法规制度（包括党内法规），努力使法规制度内化为广大党员干部的自觉行动，并用以对权力行为实施刚性制约，真正做到依法制权，依法治官，依法行政。从当前来说，着重是要抓好以下主要环节：

一是要强化法治意识。执政党的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的法治意识如何，对党的作风形象和建设法治国家都有着直接而巨大的影响。从当前情况看，尽管改革开放以来领导干部的法治意识有了明显增强，但同实现法治社会的目标要求仍有较大差距。因此，加强法治，必须从抓领导干部的法治意识入手，着力使他

们深刻理解，建设法治国家是国家和民族走向现代文明的必然趋势，是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之一；引导他们确立法律至上的理念，正确认识和处理权与法的关系，防止和克服权大于法的现象；使他们增强民主平等意识，克服等级观念、特权观念，坚持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同时，每个党员干部都要带头认真学习法律法规、党纪政纪条规，并要结合一些典型案例加深理解，增强法纪观念，切实遵纪守法，管住管好自己，以实际行为维护法纪的权威性、严肃性，促进党风廉政建设。

二是要强化以法制权的监督制约机制。减少以至根本遏制权力腐败，关键在于建立一整套便利、管用的权力制约机制，依法对权力运作实施有效的监督，使之合乎法制规范。为此，必须适当分解并合理配臵权力，把决策、执行、监督等三权分离开来，形成相互制衡的关系，切实改变过分集权于个人的状况；规范财权、用人权和重大事项决策权的运作程序，强化对领导干部职权行为的监控机制，对权钱交易、买官卖官之类的腐败行为实施重点防范；完善加强事前、事中监督制度，强化对领导干部违法违纪行为的防范预警机制，切实改变监督滞后的状况；加大对打击报复举报人行为的查处力度，切实保障群众依法行使民主监督的权利，并通过深化政务公开等制度，加强对权力运作过程的民主监督；进一步理顺监督体制，提高人大作为权力机关的实际地位，强化纪检监察机关等专门监督机构的地位作用，使之真正能依法制权、以权制权。

三是要坚持依法行政，依法办事。执政党的党员干部是否依法行政、依法办事，是衡量社会法治实现程度的主要标志之一。因此，他们更应该自觉地以法规制度来规范自己的职务行为，模

范地执行国家的法律、政令。从目前情况看，尽管党员干部依法办事的素质已经有了明显的提高，但存在问题仍然比较多，如为部门利益而违法违规搞“三乱”、违反统计法造假帐报假数据、司法不公甚至搞刑讯逼供、一些部门在起草部门法规过程中搞“法律谋私”或“政策谋私”等。这就需要我们抓住一些群众关注的热点问题，加强查纠监督，力求使党员干部的职务行为纳入法制轨道，真正体现公众的意志和利益，这样才能有力地推进法治，使党风政风不断好转。

四是要大力纠正执纪执法偏软偏宽的现象。法治能不能“治”，关键在于对违法违纪案件是否从严查处，对腐败分子是否依法严惩不贷。因此，必须坚决纠正一些地方和单位执纪执法失之于宽、失之于软的现象，加大对违法违纪案件的查处力度。特别是对领导干部中的大案要案，更要抓住不放，一查到底，果断处理。对目无法纪，胆敢以身试法、胡作非为的干部，如胡长清、成克杰之流，必须用重典，做到不论是谁，不论职务多高，该受什么处分就给什么处分，该重判的坚决重判，决不手软。同时，对有些领导干部为违法违纪者说情开脱、有些单位不按处分决定执行纪律，要严肃批评，及时纠正；对袒护、包庇违法违纪者，瞒案不报、压案不办，或设臵障碍、阻挠查处等错误行为，更要严肃处理，坚决制止。这样才能充分发挥法纪的威力，有效地堵住引发违法犯罪的漏洞。

三、把德治与法治有机地统一于党风廉政建设的实践 德治和法治作为治党治政的基本手段，各有其特定的优势和不可替代的作用。德治主要是依靠教育、劝谏、引导等方式，使人们接受正确的理想信念、道德规范，进而内化为一种自我约束

力量。这种内在的道德力量一旦形成，往往能够长期地发挥自律 作用，即使有时制度全、无人监督，也能使人做到修身正已，自我完善。我们加强德治，就可以充分发挥其所独具的自律性、预防性和长效性的优势，为实现源头治腐奠定坚实的思想道德基础。特别是领导干部，因其地位特殊，他们的德治搞好了，就会在社会群体中产生“放大”效应，带动广大干部群众见贤思齐，修身立德。法治则是运用法律、通过国家强制力保证实施的，带有强制性的特点，对人的行为来说，是一种外在的硬约束。法治的这种强身性作用对遏制腐败、震慑腐败分子是不可或缺的。特别是当前违法违纪案件还居高不下的情况下，更是需要充分发挥法治的强制和震慑作用。否则就会助长腐败的蔓延滋长。德治和法治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加强德治，必须要以法治作为有力的保证。因为只有依靠法治，发挥法律纪律武器的威力，依法惩处违法乱纪分子，才足以警示世人，做到查处一案，教育一片。我们既要防止只讲德治忽视法治的偏向，又要防止只抓法治不抓德治的偏向，努力做到德治与法治同时并举，双管齐下，相互渗透，融而为一。这样才能不断提高标本兼治、综合治理的成效，推进党风廉政建设深入健康发展。

13.腐败的思想道德根源分析 篇十三

“四风”问题的根源分析和破解设想

早在延安整风时期，毛泽东同志就严厉指出过党内存在的各种不好风气，并通过整风运动成功地净化了全党，不仅为革命的胜利提供了精神支撑，而且开创了执政初期的一代党风、一代政风、一代军风和一代民风，造就了以雷锋精神、焦裕禄精神、大庆精神、大寨精神、两弹一星精神等为代表的伟大时代精神。

随着执政日久，为不断清除党内日积月累的不良风气，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下了很大决心，花了很多心思，也想了很多办法。特别是从1956年整风运动，到后来的“四清”，再到“文化大革命”，最后几乎是用政治革命的方式来保证党不变质，保证党永远保持革命的优良作风和本色。后来的事实证明，依靠群众运动的方式清除党内不良风气的办法是不成功的，其代价太大，得不偿失。

因此，改革开放以后，毅然放弃用群众运动方式整党整风的决策是正确的。但问题是新的、更好的办法呢？存在的问题总得解决呀？我们总不能说毛泽东1966年发动“文化大革命”是无事生非吧？我们也不能说1956年整风运动是空穴来风吧？更不能说黄炎培先生1945年与毛泽东“窑洞对”时警示中国共产党不要重蹈历史周期律的覆辙是杞人忧天吧？“文化大革命”的办法和做法是错误的，但毛泽东想通过“文化大革命”解决的很多问题是客观存在的，高度关注并想办法下决心彻底解决这些问题的初衷也是值得肯定的。1956年整风运动动员时，毛泽东就说过这样的担忧，进城7年了，军队住进了营房，干部住进了高楼大厦，我们这个党已经变得不那么好了，我们的很多干部开始脱离人民群众了，这次整风运动就是要让人民群众给我们党提意见，给我们的干部挑毛病，以此重新整好我们党。

不靠运动的老办法，新的更好的办法是靠制度，靠民主，靠法治。取向当然是好的，但问题是靠什么样的制度？靠什么样的民主、法治？具体怎么建设怎么操作？具体依靠谁来设计、建设和操作？如何确保这种制度办法既不需要付出群众运动方式的代价，又能切实解决毛泽东想解决而没有解决的问题？这一系列问题如果得不到有效的回答和解决，党风建设就将面临非常尴尬的局面：旧的办法不能用，新的办法想不到，或者所谓的新办法不管用。

历史告诉我们，结束过去仅仅意味着结束过去，并不一定意味着开辟未来﹔批评过去的错误容易，超越过去的错误却很艰难。

我们经历过的上个世纪80年代初期的整党，的确没有再搞群众运动，但改进党风的效果并不理想。包括后来又搞的一些“活动”，也远远没有达到预期的目的。现在我们党存在的“精神懈怠、能力不足、脱离群众、消极腐败”四种危险，以及“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的不良风气，与长达30余年来我们党一直还没有摆脱这种尴尬局面有直接关系，与一直还没有真正找到科学的管用的制度办法来有效促进党的作风建设有直接关系。而且时间越长，党风积累的问题就会越多，甚至一些小问题会演变成大问题，一些局部问题就会演变成全局问题，个别干部的不良习气会演变成大的风气。换句话说，目前党内严重存在的“四风”问题，其根源主要是新近30余年来党风问题长期积累，但一直没有找到管用办法得到有效遏制的结果。

当然，期间国内外发生的一些事件又催化了“四风”问题的膨胀。一是苏东剧变对当时全党带来的集体性信仰焦虑问题，比如共产主义还是值得奋斗的目标吗？如果说苏共那么多共产党的领袖都不再相信，我们还要继续相信吗？苏共的失败是不是意味着共产主义的失败？等等。这种信仰的焦虑如果得不到及时治愈，一些党的干部后来出什么问题就都不足为怪了。现在看来，这种信仰危机的持续影响并没有消

失。二是改革开放以后价值多元对主流意识形态所带来的冲击，特别是在我们发展中遇到一些问题的时候，比如社会差别、分配不公、环境恶化、食品安全、政府和社会诚信的双重缺失等等，如果不能理性对待，也会使一些人在信仰这个根本问题上产生动摇。三是对市场经济的误读、误导为享乐主义、奢靡之风提供依据。似乎市场经济就必须物欲横流，人就必须自私自利放荡不羁，甚至有个别专家声称腐败是市场经济的润滑剂，理直气壮为腐化堕落摇旗吶喊，极力宣扬中国最大的进步就是以金钱面前人人平等代替了特权的不公，有钱就有一切比有权就有一切文明得多。这些话让所有市场经济的鼻祖国家都目瞪口呆，殊不知现代市场经济运行所需要的不仅是法治的保障，更需要的是市场主体必备的价值精神，这种精神不仅不是对私欲物欲的放纵，恰恰是教徒一样的克勤克俭，是高度的自我克制和社会责任。四是一些腐败大案要案在网络媒体上的极度渲染，使人们对公权拥有者产生了妖魔化的倾向，似乎所有官员都与抓起来的腐败分子一个德行。所有这些因素都直接或间接地对党的一些干部的信念信仰产生了负面影响。而信仰一旦迷失，防线不攻自破。对于我们这样一个一直注重思想建党的大党来说，思想防线不牢，对作风的影响就会更大。

当然，说到底，导致“四风”问题最根本的要素还是权力问题，是我们党执政后还没有在制度上成功解决如何授好权、掌好权、管好权、用好权、换好权的问题。这个根本课题解决不了，党风建设问题的尴尬困局就破解不了。而一旦这个艰难的课题有了解决的希望，全党就会燃起越来越多的信念信仰的希望，燃起越来越多党风刷新的希望。现在是到了必须下大决心解决这一课题的时候了。这也是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新的中央领导集体十八大以来最让全党振奋和信赖的原因所在，从八项规定到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让全党重新看到了重整纲纪党风的决心和信心。

如何在具体的可操作的制度机制层面为人民授好权、掌好权、管好权、用好权、换好权，让人民委托给我们党的执政权力为人民做最大的好事，而不犯或少犯错误，一旦犯了无法避免的错误，也能够在党的领导体制和国家政治体制的纠错机制中及时得到解决。这是破解作风建设困局的关键，也是超越运动模式依靠制度改善党风的关键。所以，就具体机制和方式而言，核心问题在于如何实现党管干部与发展民主的有机统一。而实现这种统一的具体机制是否应首先从以下三个方面突破。

一是通过党内民主选举制度与人民民主选举制度的互动理顺权力授受关系机制。具体来说，首先要通过党代表大会制度的完善和党内民主选举制度的完善，保证通过真正的党内民主制度安排，选举出各级各类国家公共权力的执掌者候选人，然后通过符合民主政治要求的宪法和法律制度程序，把这些候选人作为人事议案提交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议决，从而合理合法地进入国家政权机构，并赋予他们明确而充分的权力以掌好权。

二是通过党内监督制度与国家监督制度的互动理顺权力运行关系机制。随着党内民主监督制度的完善，人大方面也需要依据《监督法》相应地建立和完善政治问责制度，并且，随着依法治国力度的不断加大，还要进一步建立不信任投票制、人大的弹劾罢免制以及主要责任人的引咎辞职制等，以增强人大监督的问责手段和力度，从而达到管好权的预期，真正把权力拥有者关进制度的笼子里。在此基础上，要为国家权力执行机关营造有利于提高执行力和执政效率的政治生态环境，以让他们能充分施展自己的施政才华和潜力，从而达到用好权的目的。

三是通过党内权力理性代谢机制与国家权力理性代谢机制的互动理顺权力自我更新的机制。应着力建立健全党内理性的政治代谢机制，实现“不换党换人”的预期，并且不是通过“七八年一次的大民主”方式“换人”，也不是用过去政治路线斗争的方式“换人”，而是通过真正的党内民主选举和人大选举以及严格的任期制度来实现“换人”的政治代谢，以从根本上走出中国政治“治乱循环”的人治怪圈，从根本上走出靠领袖人物挑选“接班人”或变相选接班人的非理性政治代谢机制，真正从科学的制度安排上实现党的“吐故纳新”和“更新换代”，实现党和国家制度的长治久安。

14.腐败的思想道德根源分析 篇十四

0 引言

直接生产作业由于生产现场多、危险性较大、涉及人员多，所以一直是生产管理的难点，统计资料显示，90%以上的事故发生在直接作业环节，对环境的污染和破坏、对人体健康的损害大多也是在直接作业过程中发生的。加强直接作业环节的管理，促进直接作业环节安全措施落实，保证作业安全进行，是生产的实际需要。直接作业违章行为的根源分析

动火、破土、进入受限空间、高处施工、起重、临时用电等作业,很容易发生涉及人身安全的伤害事故，因为这些作业都是由人直接实施和参与，所以统称为直接作业。通过油田直接作业违章分布规律的对比分析，可以看出直接作业施工现场人员违章分布比较广泛，安全生产的难度和压力比较大，结合日常监督检查情况分析，主要是安全生产的基础工作不扎实，现场执行力不强，本文从人、物和管理因素的角度，对原因进行了分析：

1.1 人员是直接作业过程中确保安全的首要因素。通过安全管理现状调查，人员的因素占有很大比例，通过分析，主要有以下原因：一是有的管理者不熟悉相关的法律法规和规定、制度，对安全管理人员配备标准、培训要求不清楚，注重对物的不安全状态对安全的影响，忽视了对人的不安全行为的研究和管理；有的安全管理人员责任心不强，没有严格执行规章制度和进行检查；同时有的管理者和被管理者存在侥幸麻痹思想；有的员工盲目自信，迷信自己的技术和经验，忽视工作的动态性和不确定性；有的员工没有预感到危险，盲目作业，对于安全培训过程中的再三强调置之不理，粗干、蛮干，从而导致违章；部分员工成分新，工作经验少，安全意识较差。这些不安全的行为，在很多情况下往往直接作用于已经存在的隐患而造成事故。

1.2 物的不安全状态是造成直接作业违章现象的直接原因。在所有的物的不安全状态，都与人的不安全行为或人的操作、管理失误有关。通过分析，在物的管理方面，主要存在以下问题：有的岗位和设备对机械能、电能、热能、化学能、声能、光能等能量发生意外释放没有预防控制方法；部分新设备在制造时对能量意外释放没有屏蔽或约束措施，存有本质不安全现状；部分现场和设备没有防护措施，人员意外的进入不安全场所导致伤害；有的设备或建筑场所把关不严，没有严格落实安全技术措施的标准；现场执行安全技术措施时，违反或没有执行消除、预防、减弱、隔离、连锁、警告的安全技术措施优选顺序，在操作时不能实现“机宜人、人适机、人机匹配”系统合理匹配原则。

1.3 安全管理不到位是发生直接作业违章的决定因素。首先是安全管理制度尚不健全，有的领导、部门、管理人员没有明确各自承担的责任和义务，只是对基层管理指标、责任进行了要求。其次有的安全管理人员素质尚达不到要求，提高这部分人员的素质是实现安全的重要保证。三是安全管理模式达不到工作要求。要改变重事故处理轻事故预防模式，做到安全管理的重心必须前移，对待问题、隐患、违章的重视程度和整治力度，要像对待抢险那样刻不容缓、全力以赴；四是引进的科技应用技术在安全管理方面还比较薄弱。

1.4 现场监督检查是制约直接作业环节的重要环节。通过对部分现场安全管理情况分析，部分安全监督管理人员技术素质及管理方式等方面，还存在部分问题。一是部分监督人员监督检查没重点，盯住了劳保护具穿戴等相对静态和容易辨识的表观违章行为，不善于通过观察分析和预判，及时发现纠正隐藏在直接作业过程中动态的和隐蔽性较强的潜在不安全行为。二是工作方法欠妥当，说服教育不及时，检查效果差。三是个别监督人员工作定位不准、责任心不强、工作不积极，不严格按照标准和制度办事，以至于在有些违章不能及时纠正。

1.5 承包商的安全管理是直接作业管理的薄弱环节。部分承包商安全管理水平较差，安全管理人员、安全设施、制度都不到位，形成了较大隐患。主要问题是安全管理部门对承包商不能进行有效监督和管理，致使承包商不能符合中心的安全管理要求。“谁主管，谁负责”、“谁签字，谁负责”的责任原则不能落实，部分责任部门不能对承包商进行有效监管。2 加强直接作业环节管理的对策

直接作业违章行为是引发事故的主要根源，是安全生产的大敌，需要各级安全监督和安全管理人员进一步统一思想、形成合力、齐抓共管。

2.1 加强安全管理的法制意识和责任意识。坚持“安全第一、预防为主”和以法治安全的方针，推进HSE管理体系的运行。要加强工业动火、进设备作业、吊装、临时用电、动土等施工作业过程的风险控制，严格执行操作票制度。

2.2 加强直接作业的规范行为。各级管理干部必须履行本职岗位的安全职责，不断提高敏锐的安全洞察力和安全技术素质，做到不违章指挥、不违章作业，并对发现的“三违”现象进行有效制止。要严格落实管理人员安全生产责任制，选拔优秀干部充实到安全管理队伍，为安全生产提供有力的组织保证。要建立健全班组安全管理标准，切实使职工明白什么样的操作行为是规范的，什么样的操作行为是不规范的，加强直接作业的规范行为。

2.3 强化直接作业教育培训。一是改变直接作业教育方式，采取寓教娱乐、有针对性培训方式，加强员工队伍培训。二是强化安全教育，严格考核。三是安全教育要有针对性教育，要与典型事故案例相结合，不断剖析事故根源，做到举一反三。

2.4 严格落实安全生产职责。落实安全生产职责，是安全生产工作客观规律的要求。安全生产作为一个系统工程，只有保证这一系统的每一环节、每一个部位、每一个工种达到本质安全，才能保证整个系统的安全生产。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制，首先要严格领导、机关部室、安全管理人员的安全考核，要责、权、利紧密结合，严把不合格品进口。其次，落实好班组长的安全责任。要定期对班组长进行安全考核，对那些不重视安全生产、不能落实安全责任制、班组安全隐患多、“三违”多、不适合从事班组安全管理的班组长要进行更换。

2.5 遏制“三违”行为。安全生产事关人的生命和国家财产的安全，要“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究之必狠”。职工的习惯性“三违”行为，是造成事故多发的最主要根源。要根治这些根源，就必须以严执法，才能遏制住“三违”、控制伤事故的发生，才能激发出广大职工遵章守纪的主动性、积极性，才能营造出浓厚的遵章守纪文化氛围。

2.6 强化直接作业细节管理。加强直接作业管理办法，必须从实出发，从解决问题入手，从一点一滴抓起，尤其注重抓细节，大事小事都要严肃认真对待。一要小隐患同大隐患一样对待，二要轻微事故同严重事故一样分析，三要轻微违章同严重违章一样处罚。

15.语言腐败导致道德堕落试卷 篇十五

一.单选题

1.根据本课程，道德不是知识而是一种做人原则，是一种行为规范；道德不重“言”，而重“行”。(分数:10分)

标准答案:A

学员答案:A

A.对

B.错

2.关于道德的说法中，正确的是（）。(分数:10分)

标准答案:A

学员答案:A

A.道德内含着一种重要的精神力量

B.道德是尊长对晚辈、下属进行有效管理的要求

C.道德不是“我”的要求，而是社会外加于“我”的规范

D.道德是无助者的呼唤

3.根据本课程，语言腐败和普通的一个自然人的撒谎是没有区别的。(分数:10分)

标准答案:B

学员答案:B

A.对

B.错

4.道德腐败是指人们出于经济的、政治的、意识形态的目的，随意改变词汇的含义，甚至赋予它们与原来的意思完全不同的含义，忽悠民众，操纵人心。(分数:10分)

标准答案:A

学员答案:A

A.对

B.错

5.英国思想家威廉(分数:10分)

标准答案:D

学员答案:D

A.说假话是人的天性

B.人说假话时，一般不知道自己是在说假话

C.人说假话时，一般不知道自己是在说假话

D.说假话是一个人道德堕落的开始

6.根据本课程，语言腐败一定是最大的道德堕落。(分数:10分)

标准答案:B

学员答案:B

A.对

B.错

7.根据本课程，轻微的语言腐败是技巧问题。(分数:10分)

标准答案:A

学员答案:A

A.对

B.错

8.无产阶级民主就是对人民民主，对敌人专政。(分数:10分)

标准答案:A

学员答案:A

A.对

B.错

二.多选题

1.根据本课程，语言腐败的严重后果有（）。(分数:10分)

标准答案:ABC

学员答案:ABC

A.严重破坏了语言的交流功能，导致人类智力的退化

B.毁坏了人们的道德

C.导致社会走向的高度不确定和不可预测性

D.破坏了人们的荣辱观

E.严重影响了人们的真实情感

2.道德的内容包括（）。(分数:10分)

标准答案:ACD

学员答案:ACD

A.道德意识

B.道德观念

C.道德关系

D.道德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