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建筑的演变

中国古代建筑的演变（精选8篇）

1.中国古代建筑的演变 篇一

中国古代学校演变

学校的产生

中国的教育是在原始社会诞生的，最初是渔猎和农耕等劳动技术的传授，传说中的“燧人氏教民钻木取火”，“伏羲氏教民结网捕鱼”，“神农氏教民制耒耕作”，就是一种证明。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分工的扩大，教育与生产劳动走向分离，成为一种专门的活动，需要在专门的场所进行，这就出现了学校。

文字记载显示，约在公元前17世纪以前的夏代已经出现了学校，如《孟子•滕文公上》说，“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不同名称的学校，可能担负着不同的教育任务。

目前，我们能够比较清晰了解的是周代的学校，因为周代建立的宗法制度需要通过一定的教育制度加以维护。大体说来，西周时期的学校分为“国学”和“乡学”两种。“国学”是设在周王朝都城和诸侯国都城的学校，供大贵族子弟就读；“乡学”是各地设立的地方学校，供普通贵族子弟就读。按照学习的程度，又分为“大学”和“小学”两类。小学是启蒙教育，除了识文断字以外，还要学习礼节仪式、音乐舞蹈、骑马射箭、书写计算等方面的基本知识。大学则在小学教育的基础上，进一步学习修身、治国、平天下的本领，以便日后参与国家治理。设在周王朝都城的大学叫做“辟雍”，规模较大，分作五个部分，“辟雍”居中，四面环以圆形水池，水南叫“成均”，学习乐舞；水北叫“上庠”，学习典籍；水东叫“东序”，学习干戈；水西叫“瞽宗”，学习礼德。中间的“辟雍”则是天子亲临讲学的地方。设在诸侯国都城的大学叫做“泮宫”，规模较小，规定只能环绕半圆，称为“泮水”。以上这些学校，都由国家控制，培养贵族子弟，一般庶民和奴隶都被剥夺了受教育的权利，这就是史书上所说的“官学”。私学的兴起

公元前8世纪以后，周王朝的统治逐渐衰微，各地的诸侯国逐渐强大，社会情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教育制度也随之变化。国家对“官学”的控制力逐渐丧失，许多典籍开始流落到民间，一些通晓诗书的知识阶层开始在社会生活中活跃起来，这就是我们习惯上所说的“士”。这些“士”凭借自己掌握的知识，聚众讲学，发表政见，力图为社会改造和发展指明一条路径，产生了许多思想流派，“私学”就在这种背景下产生了。孔子就是这种“私学”的创建者和儒家学派的创始人。黄金时代

春秋战国时期是中国思想学术史上的黄金时代，也是中国教育史的黄金时代。诸子百家争鸣的局面与稷下学宫的出现是那个时代思想与教育繁盛的明证。诸子百家

春秋战国时期群雄争斗的政治局面，为拥有知识财富的“士”提供了活跃的舞台，他们面对社会变化与发展，纷纷提出自己的见解和主张。由于他们各自的见解不同，又分别聚拢一些弟子宣讲与传授，从而形成了不同的学派，出现了中国历史上最有影响的“百家争鸣”的局面，这就是习惯上所说的“诸子百家”。

“百”是个约数，不是实数，表示很多。“儒家”以孔子、孟子、荀子等代表，崇尚“礼乐”、“仁义”，提倡“忠恕”和不偏不倚的“中庸”之道，主张“德治”和“仁政”，重视伦理道德教育和自我修养，倾向于积极进取，汉代以后成为中国社会的主体意识，影响中国文化数千年。“道家”以老子、庄子等代表，认为“道”是宇宙万物的本源，强调“道法自然”，弃仁绝义，清静无为，无为而治，倾向于消极退守，与儒家形成明显对立，但在后来的发展中互相影响，成为影响仅次于儒家的思想流派。“墨家”以墨翟为代表，主张不分亲疏，人人互爱互助，反对不义的侵略和兼并，提倡尊贤和节制用度等，强调功利，重视实践，因而涉及认识论、逻辑学、数学、力学、光学等领域，当时与儒家并称“显学”，可惜后来衰微。“法家”以慎到、申不害、商鞅、韩非为代表，主张强化君主专制，以严刑峻法治国，内部分为不同派别，而韩非集法家之大成，为建立统一的封建国家提供了理论根基。此外，还有辩论名实问题的“名家”，研究军事问题的“兵家”，提倡阴阳五行学说的“阴阳家”和以纵横之策游说诸侯的“纵横家”等等。稷下学宫

战国时代的齐国为了培养和延揽人才，实现富国强兵、争雄天下的政治目标，在都城临淄设立了一座学校，因位于稷门之下，故称“稷下学宫”。学宫不但有规模宏大的校舍设施，还有相当正规的教学活动和十分严格的规章制度。由于学宫实行“不任职而论国事”的方针，就读者只发议论而不担责任，因此学术氛围浓厚，思想自由活跃，学派林立并存，各派之间围绕天人关系、古今之变、礼法、义利等问题展开辩论，四方游士、各国学者纷至沓来，最盛时期的游学之士多达数千人。至齐威王、齐宣王时代，稷下学宫的规模和成就达到顶峰，成为战国时期诸子百家荟萃的中心。战国时期的名士邹衍、淳于髡、慎到等都曾在此学习，孟子和荀子又曾在此任职，而荀子曾三度出任学宫的“祭酒”（学宫的最高领导人）。古代学校的两大系统

古代教育也是两条腿走路，即官学与私学。两个系统又拥有不同的学校。古代官学 太学与国子监

太学原本指周代设立在天子都城的学校，也称“辟雍”。到公元前135年，汉武帝接受董仲舒的建议，在长安设立了国家最高学府，取名“太学”，以五经博士为教授，置博士弟子50人，历经发展，到公元一世纪末的王莽掌政时期，太学弟子已多达一万余人，到公元二世纪的东汉中期，设立在洛阳的太学，就读学生竟多达三万人，可见中国古代官学规模之大。公元278年，晋武帝在太学之外，又设立更高一级的“国子学”，招收五品以上官员的子弟入学，而原来的太学，则招收六品以下的官员子弟。

国子监由晋代的国子学发展而来，至公元六世纪，隋文帝改国子监为“国子寺”，统一管理国子学、太学等，尔后又将国子寺改为“国子监”，唐代沿袭旧制，在国子监下设立国子学、太学、四门学、律学、书学、算学等不同类型的学校，称为“六学”。六学之中，国子学地位最高，吸收三品以上官员子弟入学，太学吸收五品以上官员子弟，其他则吸收低级官员子弟，还可吸收一定数量的庶民子弟，同时还有日本和朝鲜半岛的外国学生前来留学。唐代以后，国子监几经变化，到明代成为兼有教育管理机关和最高学府两种性质的东西，到清代又取代太学，成为国家唯一的最高学府，职权范围已大大缩小。国子监的教师分为“博士”和“助教”，他们的最高领导人仍称为“祭酒”，副手称“司业”，协助祭酒工作，以下有“监丞”，负责制度和纪律；“典薄”，负责文书财会；“典籍”，负责图书资料。凡是入监读书的学生统统称为“监生”，因出身与入学方式各异而有不同的称呼。现存完好的国子监在北京，是元、明、清三代国子监的旧址。古代私学 私塾与书院

私塾在古代又称“学塾”、“教馆”、“乡塾”、“家塾”等，历史渊源很早，《尚书》中已有记载，单称“塾”。西周时期，塾是乡学的一种。一般认为，孔子创立的私学就应当属于“塾”。“私塾”的名称是近代以来的事。按照施行教学的程度，人们把私塾分成“蒙馆”和“经馆”两类。蒙馆的学生主要为儿童，重点是识字和启蒙；经馆的学生则主要是成年人，学习的目的是为了应对科举。私塾在设置方面，又分为“义塾”、“族塾”、“家塾”和“自设馆”等。义塾是公益性的，面向清贫家庭的子弟；族塾则属于宗族内部办学，往往设在宗祠内，招收本族子弟就读；家塾是富家大户聘请名师宿儒在家专门教授自己的子女；自设馆是塾师自行设馆招生，不拘姓氏。私塾教师的文化水平悬差别很大，既有名师大儒，也有粗通文墨的平庸之辈。由于中国小农经济发展缓慢平稳，私塾的教学形式与内容也很少变化，大量存在的私塾为古代教育的普及起了很大作用。

书院是中国古代教育的一种特殊形式，有点类似今天的私立大学。它最早出现在公元639年的唐代初年，是一个私人读书治学的场所。其后，唐朝中央政府设立“书院”，用于收藏和校勘图书。到公元十世纪中叶的宋代初年，作为教育机构的书院才真正兴起。这是因为国家统一之后的文教事业还处于落后状态，而广大读书人又迫切希望通过求学获取功名，这就为书院的诞生和发展提供了一个契机，并很快出现了书院教育的第一个高潮，后来随着理学的兴起，到南宋时期又出现了书院教育的第二个高潮。公元十三世纪元朝建立后，加强对书院的官方控制，使书院教育逐渐走向官学化。公元十六世纪的明代中叶，随理学的又一次活跃，出现了书院教育的第三个高潮，而在公元十八世纪的清朝建立后，书院已完全被官方控制，演变为官学的附庸。

总观书院教育，其教学内容与官学并无太大不同，但它以研究和讲解理学为根本，除了名师讲授，注重学生自学，同时提倡学术自由和辩论，这都是书院教育有益于后世的特点所在。历史上最著名的书院是北宋初年的四大书院：石鼓书院（在今湖南衡阳市）、岳麓书院（在今湖南长沙市）、睢阳书院（在今河南商丘市）和白鹿洞书院（在今江西庐山），另一说有嵩阳书院（在今河南登封市）而无石鼓书院，其中，以白鹿洞书院和岳麓书院影响最大。

白鹿洞书院是我国最早开展讲学的书院，在江西庐山五老峰下，唐代已是名流李渤的读书场所。公元十世纪时建为“学馆”，宋代初年改为书院，到南宋理学家朱熹来此主持和讲学，白鹿洞书院才闻名天下，朱熹制定的《白鹿洞书院学规》，明确规定了如何为学、修身、接物，为书院教育奠定办学宗旨，并为其他后起书院所遵循。目前书院旧址保存基本完好。岳麓书院在湖南长沙岳麓山下，公元976年创建，后不断修葺扩建，至南宋时张栻、朱熹等大儒在此讲学，学生多达千人，名播天下，为传播儒家文化，培养潇湘人才贡献巨大，历经沧桑，大部分建筑保存完好，现仍为湖南大学校址，是名副其实的千年学府。

新式学堂的兴起与古代学校的终结

新式学堂：十九世纪下半叶的清朝末年，兴起向西方学习先进生产技术的“洋务运动”虽然以失败告终，但它在一定程度上刺激了资本主义生产力的发展，也催生了中国的近代新式教育。1862年，首创“京师同文馆”，研习外语，是中国第一所新式学堂，随后，洋务派在各地又兴建船政学堂、水师学堂等技术和军事学堂，这些学堂与旧有的官学、私学已有本质不同。1895年以后，随着“北洋大学堂”（今天津大学前身）和“京师大学堂”（今北京大学前身）的设立，现代新式教育已成不可阻挡之势，各种科目的学堂如雨后春笋出现。

光绪三十一年（公元1905年），清朝政府下令废除科举考试，旧式教育宣告正式结束，近代新式教育正式走上前台，原有的各级官学和书院纷纷改为新式学堂。新式学堂的培养目标已不是各级官吏，而是通晓专业技术的人才；学习内容已不是原来的四书五经，而是各种专业知识和技能；教学方式和学习期限都具有了新式教育的特征。

古代学校教育被新式教育所取代，这是历史的必然。但古代的教育也留下了宝贵的教育智慧，能够为完善我们今天的教育，起到积极的作用。

大学的产生

在欧洲的中世纪学校非常少，在基督教控制着全部的精神生活和文化的时候，只有非常少量的、非常小规模的学校是建在修道院里的和由教会直接掌控。他们基本上不研究私塾的学问，也不探究自然的奥秘。由于欧洲和阿拉伯的交往，特别是两次大翻译运动，提供了大量的新鲜的知识到了欧洲。这个时候欧洲的学者迫切要求能够有一种新的心态，新的组织形式，新的活动方式来接纳和搜索这些文化。于是在欧洲世界出现了最早的大学，最早的大学出现在今天意大利的普罗尼亚。在1800年普罗尼亚三所职业学校，一所是法律的，一所是医学的等，这三所学校联合起来成立了一所大学。这个大学是由学生掌握大学的领导权的，由学生给教师发工资，由学生决定到底聘用哪一位学者做教授，而且学生有权力让教学效果不佳的教授离开。

在公元1160年的时候，巴黎圣母院教会办了一所学校叫做巴黎大学。在1167年的时候，在巴黎大学学习的一群学生回到英国，创办了牛津大学。又过了几十年，牛津大学的一部分学生和教师，不满意牛津大学的主张，就分离出来了，自己又创办了剑桥大学，这就是世界上最早的四所大学。当时的大学主要是修四门课程，神学、文学、法律和医学，一般修三到四年就可以本科毕业了。如果还要继续深造，还有四门课可以修，就是数学、几何、天文学和音乐，修完这四门课以后就可以获得硕士学位了。大学的出现在人类历史上是有划时代的意义的。它为探究人类智慧的学者提供了一个思考、研究的场所。日后，人类许多重要的思想，新的科学发展和重要的技术都在大学里出现的。美国第一所大学——哈佛大学

15世纪末由欧洲通往美洲的大西洋航道被意大义航海家哥伦布开辟出来以后，欧洲人纷纷远涉从洋，来到时美洲这块奇异而军事富饶的土地上建立殖民地。17世纪初，首批英国殖民到时达北美东海岸，在那里开拓了自己的“伊甸园”新英格兰。移民中有100多名清教徒，曾在英国的牛津大学受过古典式的教育。为了让他们的子孙后代后代在新的家园也能受到这种教育他们于1636年在马萨诸赛洲的查尔斯河畔首建美国历史上第一所学府——哈佛学院。1780年即美利坚合众国建立的第4年，已经有140多年历史的哈佛学院升格为哈佛大学。

世界上最早的学校诞生在苏美尔，这就是“泥版书屋”。这所学校建造于公元前3500年左右，比埃及最早的宫廷学校还要早1000年左右。

20世纪30年代，法国考古学家安德烈·帕罗特在两河流域上游的名城马里发掘出了一所房舍，被认为是现今发掘的世界上最早的学校。这所房舍包括一条信道和两间房屋，大间房屋长44英尺、宽25英尺；小间面积为大间的1/3。大间排列着4排石凳，可坐45人左右；小间排列着3排石凳，可坐20人左右，很像一所学校的教室。房中没有讲课用的讲台，但发现了很多泥版，像是学生的作业。这所房舍靠近王宫，附近还有泥版文书的储存地，因此，考古学家推断，这是一所学校，建造时间在公元前3500年左右，是人类最早的学校。如果这一推断正确，那么美索不达米亚的学校要比古埃及于公元前2500年出现宫廷学校早1000年左右！

2.中国古代建筑的演变 篇二

流行于中国古代的两大哲学派别主要是孔子的儒学和老子的道学,儒学主张入世,主张心系天下关心社会的发展以及国家的治理;而道学主张出世,主张个人对名利的淡薄。中国古代的文人士大夫在青云得志的时候,总会以儒家来激励自己,在仕途不顺的时候,则会以道家来宽慰自己,他们总是徘徊在儒家与道家之间[1]。

比较有意思的是,儒家与道家都主张“天人合一”的世界观。因此,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进程中,这一思想促进了中国古代的建筑与大自然的相互呼应,相互融合与协调,而不是与之相对立。中国古代的建筑与园林总有一种与环境融为一体的,犹如天然形成的一般的气质。

我们境内已知的最早的人类住所是天然的岩洞,自从我们的老祖先从巢居和穴居的栖身处走出来的时候,就开始了居住空间的建设,在建筑材料的选择上,由于受到生产力条件的限制,最早的古代建筑以夯土(中国古代以重物夯制的方式把松软的土变平整和压实)和木材为主,确切说是夯土墙和木构架。

在中国古代的氏族社会,至今发现的建筑遗址数以千计,甚至出现了房屋的遗址。由于我国地域之大,在不同的地理,气候,材料条件的影响下,建筑的营建方式和建筑材料的选择也各种各样。在浙江余姚的河姆渡村发现了至今约六千到七千年的建筑遗址,这是目前已知的最早采用榫卯技术构筑木结构的房屋。目前发掘到的遗址部分显示为长在23 m左右,进深约8 m左右的木构架,专家进行相关的推测,认为可能是一座长条形状的体量巨大的干阑式的建筑。

这一建筑遗址出土的木构件显示,其柱,梁,枋,板等结构已经使用了榫卯方式,且很有可能是使用石器进行的加工,专家推测有可能当时长江下流的木结构建筑技术略高于别的地区。

而在同时期的黄河流域则流行所谓的“木骨泥墙”式房屋,由于黄河流域有广阔而丰厚的黄土层,土质均匀细腻,且含有一定的石灰质,经过加工不易倒塌,因此便于人们通过挖掘来建立洞穴,至今陕西地区仍然有居民居住在窑洞当中。陕西西安的半坡村遗址目前已经发掘面积为南北大约300 m,东西大约200 m的遗址显示,仰韶文化时期后期的建筑已经发展为地面建筑,其建筑立面主要使用木骨架上扎结植物的枝条然后涂泥浆的方法,而屋顶的制作方法也近似相同。为了防止屋顶的坍塌,在房间室内会用木柱子做支撑,根据房间的大小,木柱子的数目也不等,这时候远远没有形成以后的建筑模数和建筑制作规律化。为了防潮,人们会使用火来烧烤建筑的内墙壁和地面,使之陶化,有的建筑铺设了地面防水层,使用材料仍然是木材或者植物。

在手工艺制陶技术发展的基础上,建筑用的瓦出现了,瓦的出现是一个建筑发展史的标志,标志了人们建造工艺的提升,大约在西周时期,瓦第一次出现在建筑上,使得当时的建筑从“茅茨土阶”的简陋阶段发展到了比较高级的样式阶段,到了春秋时期,建筑上大量使用了瓦,瓦当时也逐渐成为艺术创作的样式,瓦钉也已经出现,用于瓦与屋顶的固定,瓦的材料本质上来说还是泥土。

值得一提的是,此时的铁开始参与到建筑活动中来,但仅仅是作为配角而存在,主要用来固定木结构。到了战国时期,铁质工具用来进行农业生产的同时,对建筑用的木材也可以进行更加精细的加工,出现了斧、锯、锥、凿等工具的使用。同时,战国时期我国出现了大块的空心砖,到了西汉出现了楔形的和有榫的砖,最后大大促进了石材建筑的发展。

两汉之后的上千年间,我们国家的建筑材料保持了一个稳定发展的阶段,在保持木材,石材,铁器的基础上,基本没有新的材料的使用,以至于中国古代的建筑有详细的所谓“大木作”之称呼,到明代砖作为建材开始广泛被社会采用,据记载明代大量使用“空斗墙”,明代出现了琉璃面砖和琉璃瓦,用于建筑立面和屋顶的装饰,到清代随着中西交流的逐渐加深和西方工业革命的开展,开始有一些新型的材料被中国建筑师和匠人所采用,例如清代乾隆年间从国外引进了玻璃,玻璃的出现使得原本纸糊的窗户得到了极大的改进,室内空间开始变得透彻和明亮。石材在建筑中的使用也有所突破,新型的建筑材料和建筑手法总是首先应用到皇家建筑中,满清皇室曾经大量兴建皇家建筑和园林,除了京师北京之外,这些建筑和园林遍布承德、热河等地,在一些皇家园林中,如圆明园的长春园里出现了巴洛克风格的欧式建筑,其大量使用石材,在周围的中式传统建筑群中显得别具一格。

鸦片战争之后,随着中国的国门被打开,中西交流力度也越来越大,西方的建筑材料随着帝国主义的枪炮也来到中国,钢铁技术、钢筋混凝土、玻璃、金属等都逐渐成为中国新式建筑的有力支撑点。随着清政府颐和园的修建以及最后几座皇家陵墓的修建,中国绵延千年的木结构为主的建筑体系,在官方工程系统中终止了活动,虽然在民间仍然有所延续,但已经逐渐推出主流的舞台。

此时远在欧洲法国巴黎的一些高等建筑艺术院校中,开始出现折中主义的建筑风格,这种风格也逐渐漂洋过海来到近代中国。20世纪30年代以后,中国开始出现一些时尚的新型住宅,如上海铜仁路的吴同文宅,这些新住宅广泛采用了钢筋混凝土结构和大片玻璃等新型材料,采用新的建筑结构,装置了电梯,弹簧地板,采用了玻璃顶棚等新的设施,整体建筑空间在新材料的作用下显得通透和流畅。这些新的建筑材料在沿海一些开放城市首先登陆和普及,1929-1933年的世界性经济危机中,西方很多国家在远东地区的商行极力向中国倾售新型建筑材料,客观地说,这也加快了中国建筑的发展。

总体来说,中国的建筑材料的发展规律是从天然材料开始,发展到各种新型的人造材料,且人造建材的种类越来越多,性能越来越良好,新材料满足了各种建筑风格的需求,也催生建筑风格形式的新的变化。

2 中国建筑风格形式的演进与变化

中国建筑风格与生产力发展水平、中国哲学思想、官方的统治思想以及建筑材料密切相关。中国的建筑形式则与社会各个阶层的需要密切相关。

远古的原始社会中,劳动人民居住天然的岩洞,这是我国境内已经知道的最早的人类的居住形式。《韩非子》说:“上古之世,人民少而禽兽众,人民不胜禽兽虫蛇,有圣人作,构木为巢,以避群害。”这句话提出了巢居的住所形式,有专家猜测这或许是地势低洼潮湿而多虫蛇的地区采用的一种原始居住形式,而一些地势很高的地区,人民则可以直接开凿洞穴进行居住。这是由于生产力底下的前提下,人民改造自然的能力极其有限,因此只能因地制宜去发挥智慧创造安全的居住空间。

距今六千到七千年前,当我国进入氏族社会的时候,开始有人造房屋的出现,其代表样式主要为两种:一种是长江流域河流密集地区由巢居发展而来的干阑式建筑,比较典型的代表是河姆渡村发掘出土的河姆渡房屋,如图1所示;第二种是北方黄河流域由穴居发展而来的木骨泥墙建筑。

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时期的房屋已经出现相对精细的建筑结构,木构件遗物有柱、梁、枋、板等,而且很多构件上都有榫卯,如图2所示,有的有一处,有的有多处,榫卯结构大大增强了建筑的耐风性和抗震性,使其居住起来更加安全。这些榫卯由当时的石器工具加工,可见当时的手工艺技术也达到了一定的水平,木材从这一时期开始在古代建筑中发挥决定性作用,且由于地势低洼的原因,为了防止潮湿,很多建筑有木架的台基。

同一时期里,北方黄河流域的仰韶文化的龙山文化中,广泛采用木骨架上扎结枝条后涂以泥浆的做法来制作房屋,房屋的室内为了安全期间,使用数量不等的木柱子作为支撑,为了巩固房屋,立面和地面会采用细腻的泥土涂抹或者烧烤,使之陶化,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降低潮湿,室内地面上出现了防水层,材料为木材或者植物,由于在室内生活,因此,这些房屋设计的有烧火的坑穴和相关的排烟口。在这些建筑的建设中,木材和泥土发挥了决定性作用,由于这些材料的限制,当时应该不会有多层的房屋和建筑,值得注意的是,这时期北方的建筑也爱选择地势相对高的地方选址搭建,而这些高的地势也具有台基的雏形。

台基是中国古典建筑的一大特色,有人俗称中国古代建筑为“三段”式建筑,即一间中国古典建筑通常由屋顶,屋身和台基组成,西方古典建筑也有台基或者类似于台基的结构,如雅典卫城的帕特农神庙也出现了几阶的踏步[2],相对于西方古典建筑,中国建筑更加强调台基,早期的中国建筑台基还是由夯土制作,最早的目的是为了防潮防水,加上建筑本身有一定的重量,为了保证建筑物完工之后不会出现塌陷的安全问题,也需要一个坚实有力的台基,台基后来逐渐用来代表封建等级制度,据说西周时期出现的高台建筑就可以看作是台基的顶峰表现。

早期的台基主要用夯土筑成,后来则在建造过程中在夯土的表面包砌砖石,有的甚至还有压阑石、角柱和间柱。还有一大类的台基由佛教中的座演变过来,称为须弥座,图3所示,其形体的表面有复杂的装饰纹样,广泛用于高级的建筑中,如宫殿、寺庙,塔的基座等,目前最早记录的须弥座见北朝时期的石窟艺术中,发展至唐代其样式到巅峰,非常华丽,具有很强的装饰性,宋辽等时期继承了这种风格,须弥座至元代开始简化,明清时期的须弥座则主张上下的对称形式。

中国古代木构架建筑的主要结构部分称为“大木作”,也就是建筑的主体,通常由“柱、梁、枋、檩”组成,把木艺在建筑学上推向了一个淋漓尽致的高潮,宋代的李诫根据实际经验著有《营造法式》一书,系统地论述了建筑的设计与施工工艺,大木作如图4所示。

大木作集中体现了中国传统建筑的精华,其正面相邻的两个檐柱间的水平距离称为“开间”,也叫“面阔”,开间这一叫法一直沿用到当代的建筑,我们通常称室内空间的水平横向距离为“开间”。由于中国古代理法和哲学的作用,建筑的开间数在汉朝之后大多采用十一以下的奇数(也有少量的偶数开间建筑)。一般来说,民间的建筑用三至五开间,官方的宫殿建筑、宗教的庙宇建筑、政府的署衙建筑用五到七开间,如果用到九开间以上,说明这个建筑是非常正式非常隆重的,例如唐代长安大明宫含元殿和清代北京故宫太和殿则采用了十一开间的规格。

由于建筑屋顶的重量,因此,建筑的柱子就要起到承重的作用,把屋顶的重量传达给台基。

柱子同样采用木材来制作,有的在建筑的四周,有的在建筑的室内,但几乎没有纯粹用来装饰的柱子而都是有一定的承重任务的。中国古代柱子大多使用圆形的剖面,秦朝出现过方形的柱子,汉代的柱子样子更多,增加了八角、束竹、凹楞、人像等新的式样。在上千年的建筑建造中,柱子的位置出现过所有调整的时候,宋代的一些建筑将室内的柱子向内移动,称为“移柱造”,还有一些建筑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减少了柱子,称为“减柱造”。

斗拱是中国古代建筑中特有的一个结构,同样由木材制成,其作用在于在横梁和立柱之间挑出以承重,将屋檐的荷载经过斗拱专递到立柱,在周朝的青铜器中,斗拱的形象第一次出现,发展到后来出现各种样式,也有单层斗拱和多层斗拱之分,唐朝时候斗拱形式达到一个大的发展阶段,宋朝时候发展到成熟阶段,在北宋的《营造法式》中将斗拱用材分为八等。到明清之后斗拱的尺寸也越来越小,其实用性也有所降低,最后主要是用来进行建筑立面的装饰。

中国古代建筑的屋架则是封建等级的直接体现,常见的屋架都是山形的顶,常见的屋顶有庑殿顶、歇山顶、悬山顶、硬山顶等,其等级不同,分别用于不同的建筑类型。最高等级的建筑如故宫太和殿,则使用了庑殿顶,一般来说,只有皇家建筑和孔庙才可以使用这类屋顶,庑殿顶的样式如图5所示。

歇山顶的样式则结合了直线和斜线的样式,在侧面山墙上保持了一个小的三角形立面,视觉效果感觉棱角分明,结构清晰,这种类型的屋顶在宋元时期最为流行,在封建等级最严格的时代,只有五品官吏家的正堂才可以使用歇山顶,其样式如图6所示。

相对于庑殿顶和歇山顶,悬山顶和硬山顶则为广大中下层人民所使用,这两种屋顶的样式看起来更加轻松,气质更加随和,结构更加简单。

有了整体的木构架,古代建筑墙体常见的有夯土墙和土坯墙,其中夯土墙则是最古老的形式,后来出现了砖墙,最早见于一些墓室中。明代是我国砖结构大发展的时期,大量的建筑、城墙使用到了砖,有的建筑因为砖的使用而减少了柱子的使用。

中国古代建筑的屋顶也经历了材料和式样的变化,从早起的茅草、泥土到后来的陶筒、琉璃瓦,从形式上越来越美观,从结构上越来越坚固,尤其是琉璃瓦具有很好的抗水性,同时把建筑装饰的金碧辉煌。

近代中国建筑形式变化很大,主要是西方折中主义风格的到来,1840年鸦片战争后的一些开放口岸城市率先出现了西方样式的建筑,这是一个承上启下,新旧交接,中西融合的建筑过渡时期。

建筑结构科学的发展是建筑发展的重要成就,西方的力学、结构学传入中国后,使我国改变了过去建筑沿用传统法式的做法,而采用了能够科学分析和定量计算的建筑结构科学。1863年,上海法租界承建公董局大1863楼,中国工匠魏荣昌中标,这一个事件开创了中国建筑工匠由传统水木业走向近代承包营造业的时代。如下图所示是一个新型建筑的例子,即北京北洋军阀政府陆军部的大楼。

西方新的建筑材料传入了中国,催生了新的建筑形式,近代建筑的主体结构有砖木混合结构、砖钢筋混凝土混合结构,钢和钢筋混凝土框架结构。

19世纪中期就出现了砖木混合结构,当时建造的外国古典样式的大楼普遍采用这种结构。虽然采用的仍是传统建筑材料,但其结构相对于传统结构有很大改进之处,使得当时的建筑可以做到更高的层数,如1891年建成的上海中期江海关可以达到5层。

砖和钢筋混凝土混合结构约在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期在中国开始普及,这类建筑的立面用很厚的砖石进行承重,楼层间用工字钢固定,建造这样的建筑会使用大量的钢材,如1903年建成的哈尔滨中东铁路管理局办公楼就是砖和钢筋混凝土结构。

总体来说,中国近代的建筑技术在建材种类、结构计算、施工工艺、设备水平等方面有了重大的突破和发展,但由于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国情,建筑材料工业基础的薄弱,近代中国的建筑行业没有得到充分的发展,这体现了建筑发展在中国近代历史的局限性。

3 建筑材料和建筑样式的关系

3.中国古代刑罚制度的演变及原因 篇三

关键词：刑罚；演变过程；演变原因

一、中国古代刑罚的雏形

关于中国古代刑罚阶段的划分，学界有多种观点，究其原因其起源阶段的确定具有重要作用。“灋，刑也，平之如水，从水；廌，所以触不直者去之，从去。”（许慎？《说文解字》）据此可知，古代的法即是刑。通说认为，夏朝的建立是中国国家和法形成的标志。据此，夏朝建立之前的原始社会时期，是中国古代法的雏形阶段，也是中国古代刑罚的雏形阶段。

据记载，此时期主要是以肉刑为主的惩戒手段，是夏商周奴隶制五刑形成的起源。《尚书？吕刑》说：“苗民弗用灵，制以刑。惟作五虐之刑，曰法，杀戮无辜。”《尚书？舜典》载：“象以典刑，流宥五刑，鞭做官刑，扑作教刑……”

二、中国古代刑罚的演变过程

1.中国古代刑罚的早期发展阶段

夏商周时期是以奴隶制五刑为中心的刑法体系形成和发展时期，各朝又各有其特点，尤其以周朝的刑罚制度对后世产生较大影响。

夏朝刑罚的最大特点是沿袭原始社会后期的刑罚雏形成，《左传》记载，“昏、墨、贼、杀，皋陶之刑也。”商朝制定众多刑罚，而且刑罚严酷，出现诸如炮烙、醢、脯等酷刑。周朝形成以墨、劓、宫、髌、大辟加上赎、鞭、扑、流等九刑的奴隶刑罚体系，对后世影响深远。

2.中国古代刑罚的进一步发展阶段

秦朝刑罚繁多而残酷。据出土的云梦秦简记载，秦朝法律包括《秦律十八种》等近30种之多。其刑罚非常严酷，死刑执行残酷随意，有车裂、枭首、弃市、腰斩、族刑等十几种之多。

汉朝受秦亡和德主思想的影响，刑罚较为轻缓。汉文帝因缇萦上书而为之所动，下令废除肉刑。但由于“外有轻刑之名，内实杀之。”（班固？《汉书刑法志》）汉景帝时，颁布《箠令》以改文帝时期肉刑改革的弊端。汉文景帝时期的刑罚改革为后世五刑的确立奠定了基础。

魏晋南北朝时期，封建制五刑初步形成，罪名、刑名诸方面有新的发展，其刑罚制度逐渐文明规范。《曹魏律》恢复五刑之名。《晋律》以死、徒、笞、罚金、赎刑作五刑。《北魏律》始定制死、流、徒、鞭、杖五刑，初步形成以劳役刑为中心的五刑体系。北周时沿袭北魏的五刑体系，但由轻至重，并按道里远近划流刑为五等制。

3.中国古代刑罚制度的稳定巩固阶段

宋朝时期基本沿用前代封建制五刑，同时出现新的刑种。宋初受慎刑思想的影响，宽宥死刑，设刺配刑，改刑罚严苛弊端，设折杖法。但北宋出现古代最为残酷的死刑行刑方式之一—凌迟。

元明清时期基本沿袭唐宋的五刑制度。但元朝受蒙古人治国影响，其刑罚带有明显的蒙古民族旧俗。而明朝时期刑罚日益严酷，死刑适用范围有所扩大，出现枭首等刑种。清朝是封建末代王朝，其刑罚制度已达到相当完备的程度，但死刑制度有残酷化的趋势，其死刑分为斩立决和监侯两类，同时出现枭首、戮尸等酷刑，适用范围较明朝有所发展。

1911年，清政府颁布《大清新刑律》，标志着以封建制五刑为中心的中国古代刑罚制度的终结。《大清新刑律》将死刑、无期徒刑、有期徒刑、拘留、罚金规定为法定刑。至此，封建刑罚体系走向消亡。

三、中国古代刑罚演变的原因

1.社会进步和经济发展是古代刑罚制度演变的根本原因

经济基础决定作为上层建筑一分部分的刑罚制度的演变，但其变化有时会滞后于生产关系的发展，各个时期各有其特点。

原始社会末期生产力水平大幅提高，出现私有制和社会阶层，生产关系开始向奴隶制生产关系过渡，但作为上层建筑的国家、政权没有形成，其刑罚方式多为原始社会的习惯风俗和习惯法，没有形成完整的系统，其是刑罚制度的雏形时期。

夏商周时期社会经济得到发展，奴隶制生产关系逐步形成，作为上层建筑的以奴隶制五刑为中心的刑罚制度得以确立，尤其是周朝奴隶制社会经济繁荣，奴隶制刑罚制度成熟完善。

战国、秦汉时期是奴隶生产关系到封建生产关系初步形成时期，以徒流刑为中心的刑罚体系带有明显的奴隶制色彩。为适应社会生产发展的需要，西汉文景帝时，改革刑罚，废除肉刑，自此新的刑罚体系开始酝酿。魏晋南北朝时期，战争不断，人口锐减，对社会生产力造成严重破坏，统治者为维护统治，促进社会经济发展，进一步废除宫刑，改革死刑，调整刑罚种类和等级，初步形成新的五刑体系。隋唐时期经济繁荣，达到封建社会的鼎盛时期，适应社会生产发展的以封建制五刑为中心的刑罚制度最终确立起来。随后的宋明清一直沿袭。

直到晚清，封建的小农经济被内外的资本主义经济破坏，加之清政府内忧外患，封建刑罚制度已不能适应社会发展和维护统治的需要，清政府才不得于1911年废除封建刑罚体系。

2.古代思想文化的发展是古代刑罚制度演变的重要原因

法律思想作为古代思想文化的一部分是立法的基础和前提，对古代刑罚制度体系的变化具有重要作用。虽然个别的刑罚与当朝思想文化不大相符，但并不妨碍思想文化对各朝代刑罚制度确立的重要性。

夏商刑罚制度残酷，带有明显的原始社会神权思想和野蛮文化形态。周朝受“明德慎罚”思想和“礼与刑”关系的影响，刑罚残酷程度有所减轻，但依旧有野蛮文化的烙印。秦朝采用“严刑峻法”思想，刑罚繁多残酷。自汉朝起，统治者采用儒家“君权神授”和“以仁治国”的思想文化，延续到清末，这与其思想文化适应统治者的需要分不开。自此刑罚制度也一改秦朝前的残酷繁多为轻缓精简，汉文帝废除肉刑，魏晋时期改死刑为绞斩两种等都是其表现。

四、结语

总体来说，中国古代刑罚制度经过几千年的演变，从单一无章的惩戒手段到有章可循的刑罚规律，最终形成适用范围广泛、功能完善、科学严谨的刑罚体系，是一个从野蛮向文明，由不完备向完备成熟的发展历程。虽然在发展的过程中，个别朝代的个别刑罚有倒退的现象，如元朝出现的刺字、劓刑，但对古代科学发达的中华法系的影响并不显著。而且像周朝的“三赦”之法，唐朝的“诸犯罪未发而自首者，原其罪。”等刑罚制度对于现代刑罚制度仍具有重要意义。

参考文献：

[1]张雪君.《中国古代刑罚制度》.[J].华人时刊（中旬刊），2012

[2]章超一.《论中国古代刑罚的演变》.[J].黑龍江史志，2013.

4.中国古代建筑的演变 篇四

——人教版历史必修一第一单元第三课

主讲人： 罗永艳

教学准备：

（一）、教学目标

1、知识与能力：识记世官制、察举制、九品中正制、科举制，理解科举制的影响；

2、过程与方法：通过史料、填表、探究等方法，培养学生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

3、情感与价值态度：通过古代选官制度的学习，教育学生树立正确的人才观，尊重知识和人才。

（二）教学重难点及依据

（1）重点：世官制、察举制、九品中正制、科举制

（2）难点：选官制度的影响

教法

学情分析：我们说只有了解了学情方可实现以学定教。本课的授课对象是高二学生，他们思想活跃，兴趣广泛，理性思维的能力有较大提高；在教学实际中，通过高一对必修Ⅰ的学习，他们对古代中国的政治制度应该有所了解，但掌握不好，理解不一定透彻。因此，本课主要采用讲述法、分析法、情景再现法、问题探究法。这样，既符合学生的心理发展特征，也利于培养和提高其历史思维能力。

学法

在学法指导上注重以学生为中心，指导学生在课前预习、自主学习、合作探究过程中的学习方法，借以培养学生自主学习、探究问题等各种能力。

教学设计与过程

教学设计：根据我校开展的“优质教学”行动研究课题，我确定了“高中历史自主学习教学模式的研究”课题，本课的教学设计主要是围绕这一课题及校情学情来设计的，分六步进行。第一：备：即备好课，做好课前准备；第二：提：即前一节告诉学生本节教学目标、重难点并提出问题，要求学生认真阅读教材相关内容及上网查材料;第三：查，即学生带着问题阅读教材、查材料、上网，解决问题；第四：议，即在教学中学生回答布置的问题，并对疑难问题进行探讨；第五：测，即做练习，理解本专题内容，使知识得到巩固；第六：小结，即总结本课知识，使学生对所学知识系统化。

导入：中国古代的选官制度是中国古代政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随国家的诞生而诞生，它的产生为政治服务，也和政治制度的形成和发展一样，经历了一个从简单到复杂，从低级到高级的发展过程，对中国古代政治制度和社会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中国古代的选官制度是选拔人才的制度。历代选官制度的内容也十分广泛，包括多种选官途径，但是每一历史时期，总有一两种选官途径处于主导地位，它们对政治的发展起着重要的影响，是这一时期选官制度的主要代表形式。

提问：大家回忆前面学习的内容，历史上我国古代选官制度，萌芽于何时？（原始社会末期的禅让制），教师补充：它的正式形成，则是进入阶级社会以后的事情。

在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选官制度的发展大致可分为三个大阶段。即：世官制、察举 制和科举制三个时代。

一、古代选官制度的萌芽

在原始氏族社会里，部落以及部落联盟的首领是经过集体协商和民主选举产生的。当时由于生产力水平很低，人们只能依靠共同劳动来维持生存，而且生产工具和劳动所获都归集体所有，大家共尽义务，享有同等权利，所以这时还没有作为统治者的“官”也没有作为被统治者“民”。部落首领只是部落事务的管理者。中国古代黄帝和尧舜禹相“禅让”的传说，具体的反映了当时的选拔人才的情况。

二、中国古代选官制度的发展

禹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王朝夏朝，死后，其子启破坏了禅让制度。《礼记?礼运》记述了当时出现了“大人世及以为礼”的世官制。这里的“大人”，旧注释为“诸侯”，实际还包括官吏，而“世及”之法不仅仅是诸侯的传位原则，同时也是官吏的任用规程。在这种制度下公门有公，卿门有卿，贱有常辱，贵有常荣，赏不能劝其努力，罚亦不能戒其怠惰。至奴隶社会鼎盛的西周，世官制也进入鼎盛时期。

提问：周世官制的特点是怎样的？（它与当时推行的宗法制、分封制紧密结合。那些担任王室和诸侯国官职的大小贵族，在继承权位之前必须接受国学的教育，然后便受封为各级封君。他们均遵照嫡长子继承制的原则代代相袭，占有封地，所以也就世代垄断官职。）

事实上，封建制度确立以前的“世卿世禄”制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并不能称之为真正的选官制度，就是因为“选”这个字并没有能够体现出来。因而，中国古代的选官制度真正的发展时期应该在春秋战国以后。

（一）、商鞅变法的军功爵制

春秋战国时期，是我国历史一个社会大变革时期。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王室衰微，诸侯的争霸和兼并战争打破了传统的分封制的安排，“礼崩乐坏”、旧的宗法制度，世官制失去了赖以生存的土壤。一些大国出于争霸斗争的需要，唯贤唯功的新选官制渐建立，世官制由此告终。

例如：秦国的商鞅变法中废除了世官制，开始按军功受爵，打破了贵族的世官制度。

（二）、两汉的察举制

秦汉是我国古代出现的空前大一统时期。秦始皇首创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中央设有三公九卿，地方有郡守和县令，这一系列官员的产生是由皇帝直接任免，皇帝通过掌握官吏任免权而控制了中央和地方的人事大权，皇帝任免的官吏都是他信任的大臣，间接地把权力集中到皇帝手中。

汉朝建立后，随着国家的统一和强大，幅员辽阔，自然需要大批官吏。众多的官员显然需要相对稳定的选官制度。汉朝首创了察举制度。察举即选举，是一种由下而上推选人才为官的制度，是两汉选用官吏的最主要途径。汉武帝以前，是察举制产生，确立时期。察举制初期以“乡举里选”为依据，注重乡里舆论对某位士人德才评判的权威性。此外皇帝还征召才能之士，令官吏陪同入京，授予官职。汉武帝以后则是察举制的规范发展时期，按郡国人口率察举，每岁举孝廉，秀才两科，即岁举性科目。察举制的确立和实施，对当时统治人才的选拔、任用以及社会的安定，均产生了重要的作用。东汉以后，察举制度日趋腐朽，出现了一批世代为官，把持中央或地方政权的豪门大族，累世公卿的世家大族因此形成并发展起来。东汉中期以后，宦官把持用人大权，选官制度更加腐朽，出现“举秀才，不知书；察孝廉，父别居”的腐朽局面。东汉末，由于天下丧乱，人士流移，考详无地。察举制名存实亡。

（三）、魏晋南北朝的九品中正制

三国时期，曹操为了发展自己的势力，采用“唯才是举”的用人政策，曹丕当政时延续了曹操时的用人政策，并且又为了更好的选拔人才，创立了“九品中正制”，并一直贯穿整个魏晋南北朝时期。（具体做法是：中央选择“贤有识鉴”的官员兼任本州的中正官，察访士人，评列九品，作为授官的依据；中正评定士人，家世、才能并重。曹魏后期，尤其到了晋朝，九品中正制发生了变化，不再是选拔人才的途径。由于中正官一职为世家大族所垄断，他们在评定品级时，已经背离了“不计门第”的原则。选官任人主要看门第家世，出现了“上品无寒门，下品无世族”等级森严的局面。）“九品中正制”是东汉以来世家大族发展到一定程度的产物，它加速了魏晋以来士族制度的形成和发展。

隋唐之间发生了祸及天下的大规模的农民起义战争，在战争中士族和门阀势力衰落，中小地主逐渐兴起，九品中正制遂为新兴的科举制所取代。

（四）、隋唐元明清时期的科举制

科举制在中国实行了1300年左右，其形式和内容随着历史的发展而不断的变化。科举制，产生于隋 完善于唐 发展于北宋 衰落于明清

概况：

1、产生：

①隋文帝废除九品中正制，开始采用分科考试的方法选拔官员。②隋炀帝时，建进士科，科举制形成。

2、完善：

①唐朝继承和完善科举制度。

②贞观年间，增加考试科目，以进士、明经两科为主。③武则天时，增加科举取士的人数，首创武举和殿试。

④开元年间，任用高官主持考试，提高科举考试地位，后成定制。

3、发展：

北宋的科举制比唐朝有了进一步发展，考试分为乡试、省试、殿试三级，严格科举考试程序，录取权由皇帝直接掌握，殿试成为定制。考试科目逐渐减少，进士科成为最主要科目。实行糊名制，防止考官舞弊；录取名额比唐朝大大增加。北宋的科举制可以说是公开考试，公平竞争，公正录取，扩大了北宋的统治基础。

两宋时建立的少数民族政权辽、夏、金，以及宋之后蒙古人建立的元朝，也都无一例外的延用了科举制度。

4、成熟和衰落：

①明朝沿袭了前代科举取士制度。为严厉控制士人的思想，科举试卷仅从儒家的四书、五经中命题，而且只准用程、朱理学的观点，不许发挥个人见解；答卷的文体，有严格的规定，分八个部分，称为“八股文”。其严重地束缚了人们的思想。

②1905年，清政府废除了科举制度。·评价：（学生合作讨论）

（多媒体显示）积极作用：冲破了世家大族垄断仕途的局面，扩大了官吏来源，扩大和巩固封建统治的政治基础，提高了官员的文化素质，促进了教育和文化事业的发展。

教师讲解：科举制在开创之初的隋唐之际起了很大的积极作用：开放考试，吸收了不少寒士的进入政权，有益于扩大和巩固封建统治的基础，改变了封建前期世族门阀把持朝政的局面；广大庶族地主通过科举入仕做官，给封建政权注入了生机和活力；选拔官吏从此有了文化知识水平的客观依据，有利于形成高素质的文官队伍；读书、考试、做官三者联系，把权位和学识结合起来，营造了中华民族尊师重教的传统，刻苦勤奋读书的氛围；促进了文学的繁荣，如唐以诗赋取士，促进唐诗的繁荣。

（多媒体显示）消极作用：①明清实行八股取士，严重束缚士人的思想，脱离实际的学风盛行。

②清末科举制度严重阻碍了科学文化的发展，是导致近代中国自然科学落后的重要原因之一。

③科举制度不利于知识创新，更不利于创新人才的培养。

教师讲解：科举制使选拔官吏的方法，从当时世界范围来看，无疑是十分先进的。但随着中央集权政治的高度发展，明清的科举完全笼罩在封建文化专制主义之下。明清 “八股取士”实质上是一种文化专制，这严重禁锢了士人的思想，极大地束缚了知识分子的创造性，也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科技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是中国近代落后于西方的文化因素。

清末戊戌变法改革科举制，废八股，改试策论。直到1905年，在中国古代选官史上存在了近一千三百年的科举制，最终被废除。

小结：中国古代选官制度经历了漫长的历史时期，从奴隶制国家夏朝的建立，到清朝末年“科举制”的废除止，在中国历史上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是中国古代历史上最重要的典章制度之一，是中国古代文明发展的重要标志。

合作探究及拓展：共有三个问题：一是如何评价科举考试的作用？二是中国古代选官制度变化的规律？三是中国古代选官制度应吸取的历史教训？通过思考、讨论完成，突破难点。

5.中国古代建筑的演变 篇五

我们不难发现，持续了1300年之久的科举制，曾经闪耀过璀璨的光芒。在科举制消逝了近百年 的今天，我们仍能感受到科举时代所积淀的传统文化之无处不在。在经历了盲目而激烈的批判之后，科举制又 渐渐为世人所慎思、所吸纳。作为中国古代一种大规模的国家考试，科举以选拔优秀人才担任政府官职为鹄的，对中国历史上的政治、经济、军事、社会、文化、教育等各方面都产生过不可估量的深远影响。从教育的角 度看，由于深受“学而优则仕”的观念影响，封建时代办学的目的是“储才以应科目”，足见科举对教育的影 响之大。科举废除已近百年，其对教育的影响却弥漫并积淀为现实基因的一部分。探讨科举制下考试与教育的 关系，有利于我们今天的教育考试改革鉴古知今、趋利避害。

科举制度是指朝廷允许普通人士和官员自愿向官府报名，然后经过分科考试，依照成绩从中选取人才和授给官职的一种制度。

科举在中国古代总的来说是弊大于利的。

从制度的角度来说，科举制度确实是中国古代的伟大发明。

一、科举的积极作用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体现在文化方面。

首先，科举制度使得中国的文化精华得到传承。作为考试内容，读书人最重要的就是学习知识，而在当时最重要的就是学习古代文化知识。一个书生没有饱读文化思想的精华所在何谈治国之道。这样一来，中国文化就延绵不绝的传承下去。

其次，科举也不断发展和丰富着中国文化，如果没有科举制度也就没有，中国古代的灿烂的文化。如诗、词、歌、赋的发展与繁荣；唐小说的兴起与发展。如此说来，科举制度对于文化的传承与发展确实有着不可轻视的作用

二、从科举制度对社会以及封建统治的作用来看。

科举制度是为了选拔官员而设立的。这样的一种选官模式，一定程度上，减少了任用官员的主观作用，体现出了任人唯才、唯贤，淡化了世族、门第的影响。形式上给几乎每一个人提供了可以进入仕途的均等机会，而且确实使大批中小地主及知识分子进入到封建国家统治机构中来，为封建统治阶级拓宽了政治基础，提高社会的行政效率。

三、从个人角度来看

科举作为社会上入仕为官的唯一重要途径，很大程度上激发了人们的求知欲望。想要在科举考试中取得好成绩，拥有渊博的知识是必须的。一个出身普通家庭的人想要进入朝廷，高榜题名，然后升官晋爵，光宗耀祖，飞黄腾达，全家富贵，一切的一切，都是依靠科举考试。

由此看，科举制度的实行在古代是积极的作用是主要的。但随着科举制度的发展,特别是在封建社会下,科举制度的弊端也日益突现。

一、由于统治者改变考试内容使科举成为束缚知识分子思想的枷锁。八股取士，原来用意我想可能是，用固定的格式写，便于考官评分，以示“公平”。后来却成了统治者控制思想的工具，压抑了那些本来不擅长科举科目的人的思想，也使一些知识分子，无法在学术上思想上进行创新。从而导致了思想上的落后，使科学技术的发展也停滞不前。甚至产生像孔乙己那样的科举牺牲者。

二、科举制度也产生了家庭悲剧。由于科举制度及第者享有丰富的优待的荣誉，而且科举也是普通人出头的重要途径，因此经常会有贫士高中之后抛妻弃子的悲剧发生。

三、科举制度导致官场腐败。随着历史车轮的推进，出现了科举制度的政治化，天地君亲师的教育又造成了师门关系的盛行。这样造成了严重的师门裙带关系现象。这些师门关系在官场中互相拉帮结派，并且官官相护。这就不利于国家建设一个公正公平公开的社会良好制度。造成了官场的黑暗和社会的混乱。

四、科举制严重影响了人们的文化心理，改变了人们的价值观念。科举成为最吸引人的事业，读书成了最有意义和价值的活动，科举及第与否成为人生极喜极悲的重大因素。相信陈世美的丑名是无人不知晓了，虽然这很重要的原因在于当事人的思想价值观，和责任感，但是科举毕竟给了它这样一块生存的土壤。

6.古代奏议演变简论 篇六

古代奏议演变简论

奏议是古人留下的一笔宝贵遗产,它兼具史料价值和文学价值,亦可为当今公文写作和新闻报道提供借鉴.因此,探索奏议的演变过程与规律既有学术价值,又有很大现实意义.从总体上看,奏议在几千年的演变中大体遵循着如下规律:由简单趋于复杂,由公开转向秘密,实用性增强,文学性减少.

作 者：张光华 ZHANG Guang-hua  作者单位：南开大学,历史学院,天津,300071 刊 名：临沂师范学院学报 英文刊名：JOURNAL OF LINYI NORMAL UNIVERSITY 年，卷(期)： 30(2) 分类号：H052 关键词：奏议   价值   演变规律  

7.中国古代建筑的演变 篇七

社会救济是就贫济困,具有随意、慈善、施舍、临时性的特点,目的在于解决一时的生活问题。慈善事业一般是指建立在捐献基础之上的民营社会性救助事业。这里的捐献可以指捐钱、捐物或捐献劳务[1]。国家立法指导社会保障活动之前,不同国家和地区都有民间自发的、临时性的以救灾济贫活动为主要形式的慈善活动。现代社会救助源于历史上的社会救济和慈善事业,去除了恩赐和怜悯的因素,是救灾济贫、保障民生和社会公平的制度。研究中国古代的社会救济和慈善事业对当今的社会救助和公益慈善事业具有借鉴作用,本文所指的社会救济和慈善事业统一指古代社会官府和民间组织的各种救济行为。

二、中国古代社会救济和慈善事业的思想基础

1.诸子百家学说。社会救济和慈善是为了社会更好地发展,创造更好的社会,中国古代先秦诸子百家对如何创造更好的社会提出了很多观点。孔子提出的“理想社会”是“大同”和“小康”。孟子对孔子的思想进行了发展扩充,提出了仁、义、理、智四个道德“善端”,以推行仁政来治理社会,推恩于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是最好的写照,目标是建立一个“尊贤使能,俊杰在位”的仁政社会。老子提出了“小国寡民”的理想社会,庄子则提出要建立一个心迹无所使、行为无目的、没有上下高低好坏生死之别、没有君子小人之分、安全自然和谐的社会。要求人们效法天道,顺应自然,不偏私、不占有、不尚奢华,多予少取,在社会生活中多做善事,特别是要矜老恤孤,怜悯贫病;做善事时不居功、不自夸,而是自然而然的行为。墨子主张按劳动来分配社会成果,同时倡导人际间的互帮互助,提出兼爱说,“兼相爱,交相利”。管子把恤民和救灾视为施政纲领中的重要一目,提出要实行善政,通穷济困,同时强调道德规范在社会治理中的作用,将礼义廉耻做的国之四维,缺一不可。

2.宗教思想。(1)道教。道教产生于东汉时期,是本土宗教,对中国慈善思想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道教的慈善思想主要有:①周穷救急的公益慈善伦理理念,即天下的财产是归天下人所有的,应该让这些财产通过流通达到“周穷救急”的目的;②善恶报应的公益慈善伦理赏罚观,道教在善恶报应方面主张一种“承负说”,即:自身的善恶行为对自身有影响的同时还会影响子孙的福禄;③力行公益慈善是修行修仙的重要途径,只有多做善事,不做恶事才能修行修仙成功[2]。(2)佛教。佛教是外来宗教,但是对中国却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佛教本身内涵具有慈善思想,主要有:①慈悲心,即要保持一个慈悲的心怀去包容万事万物,是中国佛教的主要道德观念和根本精神,他们把普度众生、救济全人类脱离生死苦海视为最高的慈悲善行。②业报论,即存在因果报应轮回的说法,鼓励主张人们多做善事,期待得到一个好的因果轮回,经过人们的思考总结得出了经典的“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福祸观,至今对中国具有重大的影响[3]。

三、中国古代社会救济和慈善事业的历史进程

1.先秦时期:探索阶段。先秦时期是过渡时期,从原始社会、奴隶社会过渡到封建社会,封建社会需要统一的社会,各种社会制度处于探索阶段,统治者为了维护自身统治创办了一些社会救济和慈善事业的雏形。(1)灾害救济。西周初年设置了专门灾害时期的慈善救济机构,在西周六官中“地官”下设有大司徒,主要负责灾害救济,消除饥饿贫困,即“以荒政十有二,聚万民。一曰散利,二曰薄征,三曰缓刑,四曰弛力,五曰舍禁,六曰去饥,七曰眚礼,八曰杀哀,九曰蕃乐,十曰多昏,十有一曰索鬼神,十有二曰除盗贼”。春秋战国时期,在周朝的基础上进一步完善了相关制度,同时增加了“平籴、通籴制度”等措施,目的是保持物价稳定,但是此时的灾害救济只是“临荒开仓”,只是短期的救济行为。(2)养老敬老。春秋战国时期,增加了很多恤老的措施,如生活待遇方面、劳役、兵役等多领域对老年人予以照顾,值得称赞的一点是,国家会根据不同年龄段的老人提出不同的照顾政策,实行分级别的国家赡养方式。(3)保护妇孺。对保护妇孺举措的探索是先秦时期社会救济和慈善事业的重要内容,春秋战国时期,战争频发,兵源十分重要,同时农业生产方面需要充足的劳动力,因此春秋战国时期各国都将保护妇孺放在重要位置,实施相应的保护政策,其中力度比较大的是越国,越王勾践曾专门规定要善待妇孺、鼓励生育,当然最终目的是增值人口,恢复国力[4]。

2.两汉时期:初步发展阶段。汉王朝建立后,为恢复社会经济发展,尽快提高国家实力,汉朝初实行无为而治、休养生息,实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仁治国,进一步促进了社会救济和慈善事业的发展,同时社会救助思想和制度在继承原有的基础上,理论和实践均得到丰富和完善。(1)灾害救助。汉朝的灾害救助的更加程序化、制度化,汉朝政府高度重视灾害救助,设立了严格的查灾、报灾制度,减少灾害损失,使得受灾群众更快更好的得到救助。同时,在先秦储粮备荒的基础上确立了“平仓制度”;在筹资渠道上借助了社会有经济能力的人,即“捐输制度”,即有经济实力的人在受灾时期能够投入到社会救灾工作中,贡献人力、物力、财力等。(2)弱势群体保护。西汉吸取秦朝暴政亡国的教训,特别注意在整理国家时实行仁政,因秦暴政亡国而更加注重仁政。重视对鳏寡孤独、老幼病残等弱势人群实施保护和救助,在蠲免徭役、收取赋税等多方面均对弱势群体以特殊照顾。(3)民间宗族救助。随着宗族聚居的发展和扩充,贫困救济、抚恤幼孤、丧葬救助等宗族内部互助的民间慈善事业得到进步和发展,也为国家的各项救助减缓压力。

3.唐宋时期:成熟阶段。(1)仓廪制度。唐代吸取汉代“储粮备荒”的做法完善了“仓廪制度”,宋朝在此基础上添设常平仓、惠民仓、义仓、广惠仓等[5]。(2)悲田养病坊。悲田养病坊是中国古代以来第一个较为成熟的专门对鳏寡孤独、老弱病残以及其他贫困人口的慈善救助机构,唐代这类的机构很多,但是以悲田养病坊最为典型。宋代根据唐代经验先后设立福田院、居养院,专门收养乞丐、鳏寡孤独和残障人士。(3)婴幼儿救助。宋朝时期弃婴溺婴现象随着数量的增多和范围的扩大,成为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引起宋朝政府的高度重视,根据这些情况和国家实际设立了举子仓、慈幼局、慈幼庄和婴儿局等慈善机构,这些机构专门用来收养被遗弃的婴幼儿,减少溺婴现象。(4)贫困死者救助。宋朝不仅关注对生者的慈善救助,同时也关注一些生前贫困的死者,他们或者亲人因为贫困买不起棺木和其他殡葬设施,无法进行安葬,针对这一现象宋朝政府设立了官置公墓性质的漏泽园,解决相应的问题。(5)民间慈善。唐代,宗族救助很普遍;宋代,出现了族田、族产和族学等,为长期性的宗族救助提供了各项保障。同时,出现了“乡约”,即地缘性的救助,覆盖到水火、盗贼、疾病、死丧、孤弱、诬枉和贫困等,民间慈善得到较大发展。

4.明清时期:鼎盛阶段。(1)灾害预防救助制度。相较于唐宋时期,明清时期的仓廪制度更加完善,明朝的预备仓政、社仓、义仓及常平仓等制度,清朝形成了省会、州郡、乡村、市镇覆盖全面的备荒仓储体系。同时在救灾方面也日趋成熟和完善[6]。(2)老幼孤残救助。老幼孤残一直是社会上的主要弱势群体和救助对象,明清两代均官方设立了养济院、育婴堂等,覆盖范围不断扩大。(3)疾病与死亡救助。疾病和死亡一直是威胁人类生命健康的重要因素,明清时期普遍设立了治疗疾病和安置贫困死者的惠民药局、栖流所和漏泽园。同时,官办的慈善机构加入了新的因素,建立了“官督商办”和“官督绅办”的新类型。(4)民间慈善。明清时期的民间慈善更加发展,民间慈善组织的数量、经费、人员、机构设立都有增加,赈灾济贫、修桥铺路、捐资办学等更加普遍,相应的影响也更加广泛[7]。

四、中国古代社会救济和慈善事业的特征

1.政府主体、民间辅助。全面分析解读中国古代的社会救济和慈善事业,不难发现政府在其中起到主体的作用,民间慈善起到辅助性的作用,这与统治者的统治政策和保持社会安定有很大关系,民间慈善没有政府的支持很难发展和成体系。但是值得一提的是,到明清时期的官办慈善机构已经涉及了人的生老病死等多方面。

2.带有宗教色彩。中国古代的社会救济和慈善事业受宗教影响较深,道教、佛教在中国古代产生了深远影响,特别是民间慈善,不管是宗族慈善还是宗教慈善起初都带着浓浓的宗教色彩,信奉宗教的教义,而且宗教组织的慈善一直贯穿中国古代始终[8]。

3.各自为政、缺少合作。中国古代慈善两大主体是官府和民间,虽然在中国古代社会救济和慈善事业的发展过程中都作出了自己的贡献,但是两者都各自为政,缺少合作,没有形成资源的融合推动更好的发展,仅在明清时期出现“官督商办”和“官督绅办”的新类型,但是归根结底不是官府慈善和民间慈善的有效结合。

4.制度缺乏、监督缺失。任何制度或政策的落实都必须有一个合理的监督体制和监督人员,否则会出现一些制度漏洞。中国古代的社会救济和慈善事业从无到有到不断发展达到鼎盛,注重的仅仅是措施和制度本身,缺少与之相匹配的监督制度,这很可能造成在社会救济和慈善事业发展过程中出现救济资源挪为他用,发挥不出相应作用的情况。

参考文献

[1]陈良瑾.社会救助与社会福利[M].中国劳动社会保障出版社,2009(9).

[2]彭柏林.论道家和道教的公益慈善伦理思想[J].云梦学刊,2014(35).

[3]林志刚.中国佛教慈善理论体系刍论[J].世界宗教文化,2012(5).

[4]徐大友.先秦慈善事业的倡导与实施[J].中原文化研究,2014(3).

[5]曾桂林.中国古代慈善事业史研究概述[J].文化学刊,2009(1).

[6]谢忠强.试论古代慈善事业的历史沿革[J].延边大学学报,2010(43).

[7]姚延玲.明清民间社会救济和慈善事业[J].黄河科技大学学报,2008(5).

8.中国古代建筑的演变 篇八

[关键词]连环图画“语-图”历史演变

中国连环叙事艺术的历史演变可谓源远流长。它建立在图像叙事的基础之上，伴随着中国古代叙事文类发展而衍生。在传承与演进的过程中，逐步形成了独特的叙事规律。

中国连环画的起源，连环画家陈光镒认为：“类似连环画的画。例如汉代武梁祠石刻壁画《出巡图》等，敦煌唐代壁画《舍生图》等，宋五代《韩熙载夜宴图》、《清明上河图》，明代《文姬归汉图》以及清末吴友如画宝等等，尤其是明代《文姬归汉图》（现存南京博物馆）是多幅册页组成，非常类似连环画。这些可以说是连环画的前身，它们都具有连续故事画的特色，这说明连环画出世不是偶然的，是源远流长的。”美术史家林树中对连环画的起源也有独到见解：“今天来探讨连环画史，要把它分成两个阶段，即以1925年为分界线，其前是连环画孕育的历史，其后是发展与成熟以至繁荣的历史，《辞海》认为‘中国古代的故事壁画，故事画卷及小说戏曲中的‘全相’等，即具有连环画性质。’基本是说对了，但还不够全面。因为这种连环性的图画应该上溯到汉代壁画以前战国的铜器画，而且古代故事壁画与故事画卷并非都具有‘连环图画’性质，有的只表现瞬间发生的事物且有空间的限制。例如河南洛阳烧沟西汉墓壁画《鸿门宴》及东汉武梁祠画像石中故事画，但却是独幅的，并无‘连环性’，严格地说，不能归之连环画史的范畴。”②林树中这里指出独幅画虽然也叙事，但是不具有连续性，还不能称之为真正意义上的连环画，他的观点为多数连环画学者接受。

本文以叙事学原理，从图像和语言叙事关系转换的角度，来考证中国古代连环图画的历史演变。对中国古代连环画从萌芽期到雏形期的历史演变过程，分两节进行分析研究。

一、“以图言文”的萌芽期——古代雕塑、壁画及卷轴画

远古时期，语言文字还不完备，多用图像来叙事。在古代石窟、寺庙壁画及卷轴画里，可以看到中国连环画的早期萌芽。赵宪章教授在《文学和图像关系研究中的若干问题》中指出：“口语时代的图像即原始社会留存下来的原始图像。就现有的考古学成果来看，原始图像包括人体装饰、陶器纹饰、史前雕塑和原始岩画等，题材涉及自然和社会、天文和地理、狩猎和农事、祭祀和礼仪、生殖和战争。它们和语言的关系明显地表现为‘以图言说’的特点，即用图像表达人类的所见所闻、所知所行、所想所信。也就是说，图像应当是原始先民的最主要的语言符号（并非所谓。结绳记事。）。这就是‘语-图’关系在口语时代的基本体态——‘语图一体’。例如原始岩画，就是一种典型的原始语言，是原始先人以图像表达他们的认知和信仰的语言符号。”③这种“以图言说”的特征——即图像代替语言文字叙事，是中国连环图画萌芽阶段主要的表达手段。具体表现在如下方面：

（一）石窟雕塑及壁画

北魏开始修建的山西云冈石窟，有许多连续性的故事画面出现。如第6窟描述释迦牟尼从诞生到成道的佛传故事画面。该窟墙壁绘有佛传壁画（据考为明代壁画），是一组连续的经变叙事画。第10窟的佛传浮雕，叙述的是经变故事，人物较多，造型各异，有骑马的、撑伞的、礼佛的，画面的情节完整，故事内容一目了然，堪称古代石窟石刻叙事作品中的代表。

四川大足石刻画面叙事性很强，且有多种表现形式。有的画面较小，在龛窟中属于次要的部分。有的是巨幅的摩崖造像。有的一龛为一幅，有相对的独立性，各龛连起来组成一个完整的佛传故事。有的是一套连环画面统一在一龛的造像之内。如有一“长卷”形式的《牧牛图》，雕出10个牧人和10头牛组成的农村生活画卷，其叙事特征十分明显。

现存于山东曲阜孔庙圣迹殿的石刻连环图画《圣迹图》，描述了孔子一生主要的活动。它一石一图，为浅浮雕，刻工精细，虽因年久风化，但人物形象仍清晰可见，每图皆有简短的说明文字，刻在图的空白处，显得既醒目又有概括性，是一套较完整的古代叙事性连环图画。

甘肃敦煌石窟壁画在中国连环画叙事史上具有重要意义。这些窟龛中保存着历代的雕塑、壁画、装饰画、画卷等许多精美绝伦的艺术品，其中有许多关于佛教故事的连环壁画。这些壁画不仅具有很高的艺术水准，而且叙事特征十分突出，如《九色鹿王本生图》《萨缍那本生故事》《舍身饲虎》《尸毗王本生》等，画面往往详细地叙述了经变中的各种故事，堪为后世叙事性壁画作品典范。

新疆克孜尔石窟的附属窟库木土拉石窟，在第43窟洞壁上，有着大量关于佛教经变的故事画，且画幅是连续着的，每幅间用廊柱隔开，每幅画上端用古龟兹文作说明，一幅一页相对应，形式颇类似于今天连环画的文学脚本，据考证该壁画是在公元前后出现的，这是迄今为止我国发现最早的具有连环画萌芽性质的壁画。

还有许多分布全国各地的石窟壁画，蕴藏着大量的连环图画内容，这里不再一一列举。

（二）寺庙壁画

中国寺庙众多且分布较广，大都有宣传教义的壁画。其中以山西永乐宫和四川觉苑寺壁画最具代表性。位于山西省永济县的道教名观永乐宫建于公元13-14世纪，宫内至今完好地保存着许多精美壁画，其中有两套描绘道教首领王重阳得道成仙的传记连环图画。（图5）画面上二百八十多位神仙组成8组，在统一中求得变化，以免单调平板，显示了作者高妙的构图技巧和匠心。这套壁画虽是一套宗教宣传画，但描绘出了丰富多彩的人间风俗画图，是现存元代叙事性绘画的杰出作品，在中国连环画发展史上占有特殊的地位。

四川觉苑寺壁画为西南地区具代表性的古代寺庙壁画作品。明代《释氏源流》一书就是根据该壁画整理编撰而成，书里部分画面不受时空限制，将不同场景展现于同一画幅之中，体现了中国古代叙事图像的特点。觉苑寺里的壁画内容为佛传本生故事，每幅既可独立叙述一个故事，同时和上下幅又有连续性，具有早期连环画的萌芽性质。新编《剑阁觉苑寺明代壁画》第88图是这样描述的：

释文88，降伏六师：本故事取材于《贤愚因缘经》，当时佛在王舍城竹园精舍中说法。其时，瓶沙王已皈依佛教，无奈弟弟执迷不悟，不肯听从王兄劝告，并且派人去通知六师，共议如何对付佛。六师悉集，皆口出狂言与佛比试。国王同意，即领六师，并请佛同到试场。这时，佛升宝座之上，左有帝释，右为梵王护持，国王大臣，万众围观。佛徐伸臂，以手按座，即有五大神王，推拉拖拽六师；金刚密迹举起金刚杵，杵头出火，吓得六师惊恐万分，仓皇逃走。徒众求哀忏悔，愿为成沙门。

该释文对相应壁画作描述，故事情节生动完整，叙事性很强，完全可以独自成篇。觉苑寺壁画无论是内容还是形式，早期连环画的萌芽之状都尽显其中。

（三）卷轴画

我国古代绘画历史久远，种类繁多。特别是有卷轴画之后，为画面提供了更大的表现空间，使单个人物画更加细致精彩，群像故事画也有了发挥的余地。用连续的画面来表现人物画卷成为常见的形式。它们有的是根据历史传说故事或现成作品编绘的，有的则是现实生活的写照，充分显示了连环画可以直观叙述的特点。叙事性较强的有如下几幅。

《洛神赋图》是东晋顾恺之依据曹植《洛神赋》而画。画家没有将山、水、树、石画成孤立形象，而是倾注着自己的感情，运用散点透视法，力图从原赋内容出发，使人物情景相互交融，有序地展开故事叙述。感人的一段描绘的是曹植与洛神相逢，洛神却无奈离去的情景。画家用连续的图像来安排情节塑造形象，充分体现诗人哀怨缠绵的思想情感。该画是我国最早出现的一套以连续画面形式叙事的长卷画轴。

传为五代时期顾闳中的《韩熙载夜宴图》是我国现存最早的一部描述当时生活的纪实体连环画图长卷。该图描绘了五代南唐重要政治家、文人韩熙载与其友在家中宴饮寻欢的情景。图分5部分，疏疏密密，主人公韩熙载始终在场。《韩熙载夜宴图》无论从题跋还是画面来看，都已经具备完整的叙事情节、叙事环境，把人物的心理活动、人物的性格都烘托了出来。

《晋文公复国图》是宋代画家李唐描绘的春秋时晋国的公子重耳流亡在外，经历了宋、郑、楚、秦等国，后回到自己的国家里做了晋侯。故事描写细致而生动，构图的形式是连环画图式的，情节曲折而繁复，是一幅难得的巨作。长卷共分6段，每段都有文字说明和图画相对应。各段之间以人物车马的行进显示故事的进展和图画的连续性，是非常典型的古代叙事画。

《清明上河图》传为宋代画家张择端所作。全图以汴梁城郊起，步步往城区展开，直到虹桥部分形成高潮。该图虽不是表现连续的故事，却描绘了完整而连续的场面，既有空间感又有时间跨度，是一幅具有重要参考价值的风俗叙事图。

通过以上研究发现无论是古代雕塑、壁画还是卷轴画，都可以图像来地代替语言文字进行叙事，这样的叙述往往具有概括性、直接性和说明性等特征，但是又往往缺少完整的情节性和生动的叙事性特点，这表明中国连环画的发展尚处于萌芽期，为后来连环画雏形的到来奠定了基础。

二、“以图插文”的雏形期——明、清的插图及版画

自隋、唐之际发明印刷术以来就有了木刻版画艺术。如敦煌石窟保存下来的唐代刊印的《金刚般若波罗密多经》的扉页插图。到了明代，由于出版事业的发达更促进了版画艺术的繁荣，达到了鼎盛时期。当时的市民文学，如戏曲小说等，出版极为兴盛，书商为了吸引更多的读者，便在书中附加插图，以利于推销。明清时代的书籍插图，经典的作品常常不限一种，如《西厢记》《水浒传》《三国演义》等，都有多种插图，各具特色。由于这些书籍表现了丰富多样的生活，不仅有中心人物还有很强的故事性。元明时期，随着戏剧和文学的繁荣兴起，在小说和剧本中插入连环性的插图更加盛行。这一时期所流行的章回体文学书籍，也插入了一些线描插图，一些书一回故事就有一幅插图，因此被俗称为“回回图”。“回回图”不但增加了书籍的观赏性，又使线描插图这种艺术形式为大众所熟悉和喜爱。现国家图书馆藏元刻《平相三国志》、明刻《西厢记》、清刻《红楼梦》就是其代表作。在清末民初连环画形成之前，明、清小说插图和版画就是中国连环画的雏形。代表作品有以下几部。

《西厢记》在明代有多种版本，明弘治年间岳家刊本《新刊大字魁本全相参增奇妙注释西厢记》是第一部比较完整的戏曲故事。它有5卷，共161页，每页上图下文，每图都有一个标题。每题所画不限于一页，根据内容的需要可长可短，有的一页一图，有的多达七八页接连表示一个连续的故事内容。“这种连图，使画面更加开阔完整，也加强了画面的连续性，但也有些是为了凑篇幅而故意拉长的，那就不足取了。作品人物造型、环境背景的刻画都较为成功，是明代中期版画的代表作品。”⑧综上所述可以看出插图的确为原作增色不少。不管作者的创作意图是否明确，由于他们是以多幅连续画面将原作故事图画化，用图画来叙述《西厢记》的故事内容，增强了小说的通俗性和可读性。

《耕织图》属于古代生产题材的连环画图，用连续图像客观叙述古代生产活动的全过程，形象生动直观易懂。“《耕织图》是中国最有名的绘刻农业生产劳动过程的有连续性的画册。中国历来是农业国家，主要依靠农业生产，历代的帝王主要也是依靠剥削农民。所以，不但人民重视农业生产劳动，帝王也着重于倡导耕织。因为倡导，他们就有‘藉田’和‘天子亲耕祀太社’一些制度。有时，还敕命名画家、名刻手，绘刻有关耕织的连环画册，以唤起‘群臣们’注意‘倡导’。”⑩在中国最早出现的“耕织图”是元末王祯的《农书》。日本农学专家天野元之助认为“王祯《农书》是（中国古代农书中）最有魅力的（著作）。”

清代康熙年间，焦秉贞绘、朱圭刻的《耕织图》，耕织各23图。此外还有从播种到拣染的《棉花图》、以描绘盐民晒盐劳动的《熬波图》等。这些生产题材的连环画图虽然缺少故事情节，但却完整地描述了某一项生产活动的全过程，有一定的实用价值。这些耕织图和小说插图相比改变了图画的从属地位，成为表现生活的主体，大大提高了图像叙事的功能。在文图结合方面，有的只有标题，有的虽有较多的文字，但也只起简单的说明作用。它的出现为由插图过渡到独立形式的连环画起着奠基的作用，亦为连环画图的叙事功能开辟了新的用武之地。

又如《金瓶梅》《全相平话三国志》《西游记》《天工开物》等，这些都可称之为中国连环画早期雏形的代表。其中明万历丁巳刻本《金瓶梅》每回前皆附插图两幅，对该回目故事内容加以图说，叙事特征十分明显。加之《金瓶梅》的故事在民间广为流传，故该书对后来连环画的形成，有着重要的影响。如第52回《应伯爵山洞戏春娇潘金莲花园调爱婿》插图和标题相呼应，达到了非常好的叙事效果。明代宋应星编写的《天工开物》一书里利用单幅或者多幅的插图，配上和画面相适应的文字，说明劳动人民的生产过程，这本杰出的著作显示古人已在利用连环画图这种形式进行生产技术教育，且达到了颇为圆熟的程度。

年画是我国传统的绘画形式，内容丰富，其中有些就是以连环画图的形式来表现的。有的是多幅画，有的则用一幅画来叙述故事。“由于版画艺术的兴起，使得连环画的大量制作、印行成为可能，所以得到空前的繁荣和发展。可惜到了清代，统治者常以‘诲淫诲盗’为理由，禁止民间戏曲小说流行，使插图连环画逐渐衰退下来。这期间年画中的连环画却得到发展，成为木刻连环画的又一朵新花。”但这种畸形发展对连环画的形成作用是有限的，终究成不了气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