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武术文化的哲学基础

试论武术文化的哲学基础（精选16篇）

1.试论武术文化的哲学基础 篇一

试论科学发展观的哲学基础

王益昆

（四川大学09级电气信息学院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专业，0943031186）

内容摘要：

科学发展观是对党的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关于发展的重要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是马克思主义关于发展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集中体现，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指导方针，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坚持和贯彻的重大战略思想。其通过对发展是第一要义、以人为本是核心、全面协调可持续是基本要求、统筹兼顾是根本方法等内涵的阐述，集中体现了唯物主义世界观、方法论、价值观对我国发展的指导作用，这是科学发展观之所以“科学”的世界观方法论的哲学基础。

关键词： 科学发展观、哲学基础、世界观、方法论

什么是科学发展观？科学发展观本身就是一个发展观，它是中国共产党人，运用唯物辩证法原理，在摸索和探寻中囯经济社会前进道路时的看法和观点，是一个系统化、理论化的世界观，从理论上看它属应用哲学范畴。科学发展观在理论上有两个来源：一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唯物辩证法，这是理论哲学来源；二是应用哲学来源，就是毛泽东的《实践论》和《矛盾论》，邓小平理论中的实事求是。其具体体现为：

一、科学发展观的第一要义是发展，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辩证唯物史观的体现

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认为，生产力是人类社会生存和发展的基础，是人类社会一切经济形式、生产关系、社会制度变化演进的根源，是社会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我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人口多、底子薄、发展很不平衡，要建成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要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必须坚持不懈地抓好发展这个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不能动摇、不能放松。科学发展观把发展作为第一要义，强调把握发展规律、创新发展理念、转变发展方式、破解发展难题，提高发展质量和效益，实现又好又快发展，充分体现了唯物史观关于生产力的理论。

二、科学发展观的核心是以人为本，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历史唯物史观的体现

科学发展观以人为本的理念，是唯物史观关于人民群众历史主体地位、人民群众是历史创造者的思想在发展问题上的必然体现。唯物史观认为，人是历史的主体，是社会历史的创造者。只有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才能准确把握科学发展观以人为本的本质要求，才能澄清在以人为本问题上产生的各种疑惑和思想混乱。

三、科学发展观的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唯物辩证法的体现

唯物辩证法认为，发展不是事物的一般的运动状态，而是特指事物前进上升的运动变化，是新事物的产生，旧事物的灭亡，即事物辩证的运动过程。科学发展观就是以辩证发展观为哲学基础的，这具体表现在以下四方面。第一、辩证的发展观就是矛盾的发展观。矛盾是事物发展的动力，矛盾具有普遍性，辩证的发展观就是要用矛盾的原理和方法论去解决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一系列矛盾。

第二、辩证的发展观就是全面的发展观。任何事物的发展都是一个系统的发展过程，系统的各个因素在发展中相互联系、相互作用，构成了系统的整体发展。辩证的发展观是把社会看成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在发展过程中要全面兼顾构成系统的各个要素。

第三、辩证的发展观就是协调的发展观。必须系统、全面、协调推进经济社会发展，只有经济发展，忽视其他发展，最终是其他社会发展要拖经济发展的后腿，整体发展还是上不去；只有城市发展，不解决农村发展，农村拖住城市后腿，最终整体发展还是上不去；没有农村的小康，就没有全国的小康；只有东部、沿海地区的发展，不大力推进中西部发展，也没有整体的健康发展。

第四、辩证的发展观就是可持续的发展观。坚持可持续发展观要注意以下三点：一是物质资源的可持续性。二是人文资源包括知识、信息、文化资源等发展。三是政治资源，包括民主政治、法律体系、政治格局、领导核心等发展 胡锦涛在十七大报告中强调，科学发展观，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全面发展，就是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全面推进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建设，实现经济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坚持全面发展，是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指导我国发展必然得出的结论。

四、科学发展观的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的具体应用

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必须坚持统筹兼顾的根本方法。坚持统筹兼顾，就是要从全局出发，系统设计，通盘考虑，照顾到方方面面，协调好各种关系，发挥各方面的积极性，实现局部与局部、局部与全局良性互动和最优发展。在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实践中，坚持发展是第一要义，坚持以人为本，坚持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都需要坚持统筹兼顾的根本方法，这是在发展问题上坚持唯物辩证法的方法论的必然要求和具体体现。

科学发展观是唯物辩证法在处理中国经济社会发展问题时的延伸，是我党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成果。总而言之，只有从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高度来看问题，才能充分认识科学发展观的重大意义，全面把握科学发展观的深刻内涵。

参考文献： 《论科学发展观的哲学基础》

《科学发展观与哲学的内在联系》

《从哲学观点看科学发展观》

2.试论武术文化的哲学基础 篇二

一、狄尔泰生命哲学基本思想概述

狄尔泰的生命概念有着非常独特的含义, 强调生命的主观性和精神性, 他说:“我仅将‘生命’一词用于人的世界。”[1]他认为, 表达是人生活的客观化, 包括意向对象的客观化、主体意向性与对象之间构成的意向关系的客观化。生活的客观化使得原先主观色彩很浓的“体验”固定在一个客观的事实表达上, 即人的心灵内在体验是通过表达 (语言、姿态、文字或艺术符号、科学符号、行为符号等) 来使人们得到理解的。[2]只有通过他人的手势、声音和行动与我们感官的接触, 我们才能大体意识到他人的内心生活。[3]生命的丰富性, 决定了生命表达方式的多样性。从人的表情、姿态到文学、艺术、法律, 狄尔泰认为这些都是生命的表达方式, 并将这种表达方式分为三类:语言表现、行为表现、体验表现。语言表现指以语言为基础的科学和理论判断, 包括概念、判断和理论等;行为表现指人有目的的行为。体验表现指人的表情、姿态、声调等。这些表现形式相辅相成, 共同构成了狄尔泰表达方式的基础。

二、基于狄尔泰的生命哲学构建有生命力的历史课堂

从狄尔泰的生命哲学中可以看出, 生命与历史在同一意义上使用的, “生命”的范畴和“历史”的范畴可以互换使用。在新课程改革大力倡导尊重生命、体现人格的理念下, 狄尔泰的生命哲学给历史教学带来了一些启示。

1. 历史教学观的改变

传统教学理论认为教学是“特殊的认识活动”, 即教学是学生在教师的指导下, 以掌握间接经验为目的的有计划、有组织、有目的的活动。在这一认识的指导下, 课堂教学的重点就落在知识的传授、学生认知能力的发展、对教材的研究、对教学过程的设计和对教学方法的研究上。其目的都是为了促进学生对客观知识的掌握。把丰富复杂、变动不居的课堂教学过程简括为特殊的认识活动, 把它从整体的生命活动中抽象、隔离出来, 是传统课堂教学观的最根本缺陷。[4]在这一教学认识的指导下, 历史教学弊端重重, 重知识, 轻情感;教学方法陈旧, 教学方式单一;教师对历史知识的讲授, 只停留于公式化的说教、程式化的分析和记忆性的结论上, 忽视学生对历史过程的情感体验, 忽略了历史学科以德育人、以史育人的独特教育作用。教学评价单一片面, 将学生的考试成绩作为教师教学评价的主要依据, 忽视学生的情感、态度等非智力因素的发展, 影响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培养。这些问题的存在, 严重地制约着新课程标准的有效实施和课程目标的有效实现。

根据狄尔泰的生命哲学思想理念, 在教学中应该将课堂教学看作是师生人生中一段重要的生命经历。课堂是学生学校生活的最基本构成部分, 它的质量, 直接影响到学生当前以及今后的多方面发展和成长;对于教师而言, 课堂教学是其职业生活最基本的构成部分, 它的质量, 直接影响教师对职业的感受、态度和专业水平的发展、生命价值的体现。[5]因此, 历史教学, 首先应树立以人为本的历史教学观。由于历史知识过去性的特点, 决定了历史不能再现, 但是教师的教学却应该是具有生命力的历史运动过程。以人为本, 尊重学生的体验, 帮助学生认识和理解过去的历史, 并以史为鉴, 把握今天, 展望未来。激发学生的情感体验, 树立正确的价值观, 扩展其生命的历程。就课堂本身这段历程而言, 它不仅成为学生丰富的、有质量的生命的一部分, 更是教师生命广度的扩展, 课堂成为师生共同体验、充实生命的平台。

2. 对历史的体验

狄尔泰说:“我的哲学的基本观点是迄今为止, 还没有一个人把他的哲学探讨奠定在充分而又全面的经验整体的基础之上, 并因而使之奠定在现实的全部完满性的基础上。”[6]在狄尔泰看来, 所有经过抽象的东西都包含在体验本身之中, 经验参与了个人对意义的感受与体验, 个体正是凭借其对生命的经验和生活的体悟不断充实自我、完善自我的。而每个生命都是教育的对象和主体, 他们都有其独特的生命体验和生命追求, 为此, 教师应该充分关注学生的生命体验, 发挥体验在教育中的价值作用。

历史课堂中实施体验教学有其天然的可行性。第一, 历史活动的主角是人, “人”这一共同的属性, 使我们今天的人可以根据具体的历史条件去设想前人的活动, 体验前人的感受。第二, 学生个体的大量知识以及以往的个体经验, 有利于历史知识的建构。在信息媒介高度发达的今天, 学生通过书籍、报纸、杂志、影视、网络等传媒及自身的生活实践, 大脑不断地接受各种历史知识的刺激。在课堂教学中, 学生不断积累的历史概念, 经过概念同化成为新的历史概念的背景资料。这些都是再次体验“历史”的有利条件。第三, 现实是历史的延续, 今天的学生可以通过各种形式的体验、探究活动, 研究与历史相关的现实, 追溯过去, 展望未来。

在实施体验教学时, 教师要注意以下几点。

第一, 学生是学习的主体、体验的主体, 更是发展的主体。因此, 在课堂教学中, 要突出和保障学生的主体地位, 把学生置于动态、开放、生动、多元的教学情境中, 留给学生足够多的时间和空间, 保证学生有充分的机会参与、体验, 调动他们动脑、动手、动口的积极性。让学生尽可能地充分体验历史人物、事件及历史背景的发展过程, 在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中理解和掌握知识, 并将其内化为自己的一部分, 使学习的过程变成知识“再创造”的过程。

第二, 教师要注意教学过程的互动。学生是学习的主体, 教师是教学的主导。从教到学, 都是在教学双方相互作用、共同参与体验下完成的。教师要创造条件让学生体验, 学生要在体验中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

第三, 在具体教学过程中, 教师要注意通过运用情景再现、角色扮演等情境的创设, 启发学生以现行历史教材为内容, 进行自由表达、探究、讨论的体验。增加学生的社会阅历和生活积累, 增强对社会的认识、理解及体验感悟能力。

第四, 注重史料的完整、丰富和立体。史料是历史研究的基石, 由于历史具有过去性和不可再现性, 呈现在我们面前的只是史料记载而不是历史本身, 历史的主体和客体始终存在着时空上的异位与分离, 因此我们必须为学生提供认识、理解、感悟历史的更直观、更活泼、更多样的丰富的史料, 激发学生的探究欲望, 还原一个真实的历史, 加深学生对历史的体验, 丰富学生的生命。

3. 自由的表达

在个体的生存、发展中, 表达起着重要的作用。表达不仅是个体素质发展水平的展现, 而且还是个体间交流、沟通、共享的重要手段和途径。基于对狄尔泰生命表现的理解, 在教学中, 表达已经超越了“说”和“做”的狭隘范畴, 它是对个体整体素质的体现。表达不仅体现于教育的结果, 而且贯穿于教育的过程, 更是教育目的之一。[7]

因此, 在教学中, 首先, 教师要充分认识表达的意义和价值。表达已不再是单纯的提问, 简单的读课文, 更不是单纯的检验学习结果的方法。表达通过它丰富多彩的形式不仅展现了学生对知识的理解, 而且展现了对他人和社会的理解。其次, 教师在课堂上要给予学生充分表达的机会和环境, 营造轻松的愉快的教学环境。在教学设计中充分地考虑到学生的需要, 把握课堂教学的节奏, 根据实际情况引导学生充分地表达, 采取多种多样性的表达方式。教师要包容学生多种多样的表达方式, 体会倾听他们的感受, 了解他们的成长需求。

新课程改革强调构建充满生命力的课堂, 而狄尔泰的生命哲学无疑已成为这一理念的强大助推力, 其对生命的独特定义时刻提醒我们, “人”不单纯是一个血肉个体, 而是与周遭的世界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参与历史建构、生命无限扩展的人;教师再也不能把学生视为单纯的知识的接受者, 而是一个时时有体验、刻刻在成长的生命个体。因此, 狄尔泰的生命哲学为构建有生命力的历史课堂, 从教学观念、教学方法、课堂的组织等都提供着有意义的指导。

参考文献

[1][6][英]H.P.里克曼.狄尔泰[M].殷晓蓉, 吴晓明, 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9.

[2][3]邹进.现代德国文化教育学[M].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 1992.

[4][5]叶澜.让课堂焕发出生命活力[J].教师之友, 2004 (1) .

3.传承与创新中的文化观哲学观基础 篇三

关键词：传承 创新 原则

一、保护和传承花儿的契机

自从“五四运动”以来，先辈们为了寻求救国之路，文化上的求新让我们一不小心丢掉了自己的根，仿佛一夜之间我们的一切都不如外国的好，这实在是因为有了太多的挫败感后，继而形成自卑丧失自信的心理表现。到了二十个世纪六十年代，有些人到了晚年，转而讲述儒家的思想，重新提倡孔孟之学，以求内心的悔意。比如我们大陆的季羡林，台湾的钱穆，南怀瑾等人都为保存和传承我们历史传统文化付出了自己一生的心力。随着这些巨儒们不懈的推动，已形成的风气虽然没有完全改变，但保护传统文化的意识已深入人心，这是我们保护和传承“花儿”保存有价值历史文化记忆的契机之一。

2010年1月西北民间艺术“花儿”正式列入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这是我们保护和传承“花儿”的契机之二。“花儿”正式列入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为我们保存自己的有价值的历史文化记忆提供了有力支持和良好的环境。

二、传承与创新中应遵循的原则

（一）传承与创新中的文化观基础

1.文化的独立性要求我们在保护和传承“花儿”中要保持原生态“花儿”的原汁原味不做改变

现代新儒家（通过弘扬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学精粹，融合西方近代文化精神，以创建中国新文化为目标的一种学术思潮或学术群落）的代表人物之一张君劢，早在1922年《欧洲文化之危机及中国新文化之趋向》一文中指出：“文化为物，发之自内，其性质为自我的，独立的，虽因外界之交通，而思想上有互换的地方，然一洲或一国之固有文化之成立，必其国民自身有特殊人生观，有特种创作。”这是我们保持原生态“花儿”原汁原味不变的文化观基础。

2.文化的依赖性要求我们必须在保持原生态“花儿”原汁原味的基础上进行加工和改编

但张君劢又认为：“世界尽管分了几大洲，分好多国；文化上总是甲承受乙，乙承受丙，相互依赖处甚多。而且流速甚快。”所以说文化又是无国界，相互依赖的，具有依赖性的特征。这是我们在保持传统花儿“原汁原味”不变的基础上进行加工改编的文化观基础。

《茉莉花》被普契尼运用西洋的配器技法及和声手段，成功地从中国“小桥弯弯桨声欸乃的江南，红菱肥藕烟雨潇潇的江南，箫声笛韵的江南，吴侬软语的江南”走了出去。她仿佛是一位散发着茉莉花般清香的少女，虽是羞羞答答的小家碧玉，却因为有了国际形象设计师与化妆师的精心打扮，成了闻名于国际的大家闺秀。让主要以基督教文化为基础的西方世界一窥东方闺秀的芳顔与神韵。

普契尼把我国江苏民歌《茉莉花》成功地融入西洋歌剧，在现代西方人的心中，《茉莉花》几乎代表了中国元素与中国气息。这一事例充分体现了文化无国界，具有相互依赖性的特征。

（二）“花儿”传承中的哲学观基础

1.历史哲学之变要求我们在传统“花儿”基础上要进行改编和再创作

现代新儒家的代表人物之一徐复观的历史哲学认为：变化是构成历史的基本要素之一。因为历史是在变化中运行的，离开了变化就无所谓历史，因此，变化是历史的实体。钱穆认为，历史和文化是同一的。历史有变，文化也有变。

2.历史哲学之常要求我们在保护和传承“花儿”时要保持原生态“花儿”的原汁原味不做改变

徐复观的历史哲学认为：“变固然是历史的实体。但若在变中发现不了不变的因素......也不能构成历史。”历史和文化是同一的。历史有常，文化也有常，也有其不变的因素。

郭正清的文章《花儿之未来“传统的保护和现代的发展”》一文中对保护的内涵给出了界定：他说“保护”一词主要有两个层面的意义，第一层面就是传统意义上的不加任何修改的原生态的“花儿”，第二层面就是为了适应时代要求而在传统花儿基础上创作改编的“新花儿”。

无独有偶，柯杨在《花儿的传承、保护与创新》中也指出：“抢救、保护、继承和弘扬原创性的花儿音乐及其唱词，不得作任何改动，是一项保护非物质民间文化遗产和保存有价值的历史文化记忆的重大国际义务，而在传统花儿基础上进行改编和再创作，则是适应时代的进步和需要而从事的创造性劳动，两者各有其必要性和重要性，应當‘车走车路，马走马路’，各不相扰。”

因为这就如同一个孩子在他出生后，虽然他的父母已经把他造成了这个样子，但在成长的过程中，还需要父母、学校、社会的修理才能使他立足于社会，并生存下去。“花儿”赖以生存的生态环境就是它的父母，而我们就是使“花儿”更美、更艳的园丁和学校，国际的大舞台则是“花儿”需要立足的大社会。

传承中保持文化的原汁原味不变是为了传承，是文化独立性、文化之常的体现。传承中坚持在不变中求变是为了更好地传承，是文化依赖性、文化之变的体现。

参考文献：

[1]张君劢.欧洲文化之危机及中国新文化之趋向[J].东方杂志，1922，（03）.

[2]徐复观.两汉思想史[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

[3]张君仁，邢艳艳.1980——1999年的花儿研究——《花儿学术史》研究之三[J].中国音乐，2013，（02）.

作者简介：

[1]陈虎（1962-），男，西北师范大学音乐学院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

4.试论哲学的效用性 篇四

试论哲学的效用性

哲学的抽象性、思辨性、间接性,导致其不具备直接的实际效用,哲学工作陷入困境和低潮.其原因在于人们急功近利,哲学从中心走向边缘,内容陈旧、落后于时代,缺乏对人的.关心;然而哲学还是有世界观、人生观、意识形态、文化教育、理论解释、分析批判、启发预见等巨大效用.

作 者：黄立本  作者单位：浙江工商职业技术学院,浙江,宁波,315012 刊 名：浙江工商职业技术学院学报 英文刊名：JOURNAL OF ZHEJIANG BUSINESS TECHNOLOGY INSTITUTE 年，卷(期)： 2(1) 分类号：B2 关键词：哲学   效用   困境  

5.和谐社会的哲学基础 篇五

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其基本内容是：一要建立起人与人之间互相尊重、互相信任的社会关系；二要全体人民各尽所能、各得其所、和谐相处；三要和谐兴国、和谐创业、和谐安邦。胡锦涛总书记指出，建设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必须提高管理社会事务的本领、协调利益关系的本领、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本领和维护社会稳定的本领。深刻领会并认真贯彻这一重要理念，对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进而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物质与意识的辩证关系指出，世界是物质的，物质第一性，意识第二性，而意识对物质又具有能动的反作用。这一原理就要求我们做一切事情首先从实际出发。人的实践活动依赖于客观世界，客观世界的规律性制约着人的实践活动。我们通过实践改造世界，就是认识和利用客观规律，通过一定的物质手段作用于客观世界。人们要取得实践的成功的胜利，就必须正确认识客观实际的发展规律，按客观规律办事。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任务的提出，就是从我国国情出发得出的必然结论。

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中我们了解到社会生活本质上是实践的，而和谐社会的提出是人类在实践活动中创造出来的,它是实践活动的展开形式。同时，和谐社会是人作为实践主体对人类社会的把握。当今世界出现的生态、环境、人口、资源等全球危机问题，使人们越来越认识到正确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的重要性。而人民群众作为实践的主体，是创造和谐社会的决定力量，就必然承认了构成社会的人是从事实践活动的人，推动社会运动的力量是千百万人的社会实践活动。

马克思哲学认为，事物是处在普遍联系与永恒发展之中的，任何事物都不可能孤立存在，都同其他事物处于一定的相互联系之中。这就反映了我们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时候，为什么必须要实现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和社会文明的协调发展。在事物的永恒发展中提到，事物的相互联系包含事物的相互作用，而相互作用必然导致事物的运动、变化和发展。而发展的实质是新事物的产生和旧事物的灭亡。在社会历史领域内，新事物是社会上先进的，富有创造力的人们创造性活动的产物，它从根本上符合人们群众的利益和要求，能够得到人们群众的拥护，因而必然战胜旧事物。所以构建和谐社会的提出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要求和结果，是顺应历史发展趋势的。

在唯物辩证法中，矛盾是反映事物内部或事物之间的对立统一关系的哲学范畴。对立统一分别体现了矛盾的两种基本属性。矛盾的同一性和矛盾的斗争性是相互联结、相辅相成的，没有斗争性就没有同一性，斗争性寓于同一性之中，没有同一性也没有斗争性。而矛盾的同一性和矛盾的斗争性在事物发展中具有重要作用，矛盾的斗争性和矛盾的同一性在事物发展过程中是相互结合共同发生作用的。运用矛盾的同一性和矛盾的斗争性的原理指导实践，还要正确把握和谐对事物发展的作用。和谐是矛盾的一种特殊表现形式，体现着矛盾双方的相互依存、相互促进、共同发展。但和谐并不意味着矛盾的绝对统一。和谐是相对的有条件的，只有在矛盾双方处于平衡。协调、合作的情况下，事物才展现出和谐状态。社会的和谐、人与自然的和谐，都是在不断解决矛盾的过程中实现的。事物是多样性的统一，和谐本质就在于协调事物内部各种因素的相互关系，促成最有利于事物发展的状态。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就是在发展的基础上正确处理各种社会矛盾的历史过程和社会结果。

6.论科学发展观的哲学基础 篇六

吴燕

外国语学院

10级英语

100405012

摘要： 科学发展观引领着中国近年来至未来发展，既是唯物论又是辩证法，也是历史观又是价值观，是对马克思主义发展理论的丰富与发展，也是当代中国的发展哲学。不管是全面发展、协调发展，还是可持续发展，归根结底都是为了人，是为了人的全面发展，是马克思主义关于发展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集中体现，遵循科学发展观与大自然和谐生活。

关键字：实践 以人为本 辩证唯物主义 人与自然

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要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即“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科学发展观是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运用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深刻剖析当代世界与中国的发展态势、全面总结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历史经验而提出的重大战略思想。马克思主义的世

界观和方法论是科学发展观的哲学基础，是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的科学依据。只有从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高度来看问题，才能充分认识科学发展观的重大意义，全面把握科学发展观的深刻内涵。

一：马克思主义实践中体现为科学发展观

历史的考察是有前提的，“它从现实的前提出发，它一刻也不离开这种前提。它的前提是人，但不是处在某种虚幻的离群索居和固定不变状态中的人，而是处在现实地、可以通过经验观察到的、在一定条件下进行的发展过程中的人;其次，马克思主义认为，必须进行生产，才能满足人的需要，人也只有通过生产，才能最终和动物区别开来，获得真正的解放 [1].但随着历史发展，马克思不可能想到一百多年人类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是摆在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共产党人面前的一个新课题，正是在这种新的社会环境中，中国共产党人针对新情况，总结国内外共产主义运动的经验和教训，根据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实际情况。提出了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

科学发展观的全面发展既包括经济发展，也包括社会发展；既包括物质文明建设，也包括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促进全面发展，首先要正确处理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的关系。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经济一直保持高速增长，但也出现了一些不可回避的问题：我们的经济发展中，高投资、高能耗、高污染现象依然存在；农村与城市相比发展缓慢，城乡差距、地区差距呈扩大趋势；在经济与社会发展关系上，社会发展相对滞后；在人与自然关系方面，出现了资源过度开发、生态破坏、污染严重、气候异常、灾害频发等现象。这些问题说明我们固然需要加快发展经济，但更为重要的是要形成经济和社会相互促进、全面发展的良好格局。只有四个文明共同建设，才能实现经济、社会、政治、文化全面发展的目标。这里，我们就必须在马克思正确世界观方法论的带领下做出我们的一切决定，来完善我们的计划。

二：科学发展观以辩证唯物主义体现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方法论

马克思理论联系现实告诉我们在实践和交往活动，人们联合成一个有机的整体。科学的发展观从本质上说，其哲学依据就是发现矛盾、认识矛盾、解决矛盾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观。说到底，就是运用马克思主义对立统一的观点，认识和解决社会发展过程中的一系列矛盾和问题。科学发展观在中国未来发展的问题上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社会有机体思想、事物普遍联系和发展的观点，坚持了历史辩证法，社会有机体是唯物史观的一个重要范畴。这一范畴表明，人类社会形成和发展于人的生产实践和交往活动之中，是以生产方式为基础的各种社会因素、社会关系相互作用、相互依存、有机联系的整体。

在这个整体中，科学发展观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注重社会整体发展的有机性、整体性和社会发展的多因素的相互作用(合力)。科学发展观强调的“全面发展”、“协调发展”、“可持续发展”、“和谐发展”体认了社会发展的有机性和整体性特点，既坚持了生产力对社会发展的决定性作用，又注重发挥上层建筑因素(包括政治体制改革、社会建设和社会管理等)和意识形态、文化因素对社会生活和社会发展的巨大影响及反作用，很好地坚持了历史辩证法。下面我们就谈几个不同发展观：

（一）辩证的发展观是全面的发展观

辩证的发展应当是系统的、全面的、保持内在各要素均衡的发展，也就是说，任何健康的发展，都应当是全面的发展，而不能是片面的、畸形的、不均衡的、单一突进的发展。在发展过程中，要全面地兼顾到系统构成的各个要素。社会发展是全面的，必须看到它是一个经济社会发展的系统工程，必须系统、全面、协调推进经济社会发展。

（二）辩证的发展观是协调的发展观

事物是普遍联系的，一事物不是孤立存在，而是在与它事物的联系中存在的，一事物离开与它事物的联系，就谈不上存在，更谈不上发展。因此，按照辩证法，要从事物的相互联系中把握事物的发展。只有以协调、兼顾的观点和方法处理发展的问题，才符合社会发展本身的辩证法。

（三）辩证的发展观就是可持续的发展观 辩证法讲发展，是要求连续的、保持内在发展能力的健康发展。任何一个事物的发展，包括社会发展，一定要有可持续的发展能力。健康的、正常的发展应是持续的、有后劲的发展。

所以说马克思主义义有一系列基本原理和观点，但贯穿这一系列原理和观点中的根本观点，则是毛哲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就是科学发展观的灵魂。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我们观察和解决一切问题的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是我们提出的科学发展观的哲学依据。只有从哲学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高度，解决对发展问题的科学认识，才能从根本上树立和坚持科学发展观。历史唯物主泽东所说的：“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2]

三：科学发展观和马克思主义人本观坚持以人为本，一切都是为了人民

人民组成国家，国家依靠人民，而我们所做的一切，全是围绕“人民”二字展开，我们祖国新一代必须牢记以下观点：

（一）坚持以人为本，这是科学发展观的本质和核心

马克思主义人认为“以人为本”发展观的哲学根源，这是在对“以神为本”、“以物为本”思潮和旧人本主义思想的批判中，在对社会历史进行科学分析中得出的科学结论，是从现实的人出发，以现实的人为动力，以现实的人的发展为目的的思想理论。

“以人为本”的发展观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群众史观，揭示了社会发展的动力深深蕴含于人民群众之中。只有坚持“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科学发展观的贯彻落实，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不断推进才有无穷无尽的动力。[3] “以人为本”发展观坚持了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全面发展思想。马克思、恩格斯指出：未来社会将是“一个更高级的、以每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为基本原则的社会形式”。这揭示了无产阶级的最终价值取向是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人的全面发展理论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中占据核心地位，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中，人不仅仅是经济社会发展的手段，更重要的是经济社会发展的目的，在经济社会发展中必须以人为本，关心人，解放人，发展人，促进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4]

（二）一切为了人的全面发展

除了坚持以人为本，是科学发展观的本质和核心。还有一句话，不管是全面发展、协调发展，还是可持续发展，归根结底都是为了人，是为了人的全面发展。科学发展观的基本价值取向所以也是以人为本，把人为最高价值主体，把为广大人民群众谋利益作为最高价值追求，把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作为最高价值理想。[5]以人为本，就是要把满足人的全面需要和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围绕人们的生存、享受和发展的需求，提供充足的物质文化产品和服务。

所以说实践科学发展观的动力以人民为本。这就是相信群众、依靠群众，集中体现了历史是人民群众创造的，人民群众是历史活动的主体，是历史发展的动力和源泉这一历史唯物主义的真谛。只有以人民为本，才能充分调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才能产生最大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四：“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政治基础

除了以人为本外，我们可以从另一个角度----科学发展观的价值内涵来看世界，“科学”在这里当然具有拒斥非科学的盲目追求之意，但同时也做出价值层面的规定，即确立社会发展的积极向度，其目的在于促进人的素质提高与人格养成。[6]科学发展观的价值规定主要指个人在发展过程中致力于社会进步以及在社会发展过程中致力于人的价值实现，即根据人性的自然和社会规定提升社会生活的质量，重视人们对社会发展状况的实际反应，对社会公共事务的管理提出符合人性的期望。

在科技水平日新月异的当今时代，把握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政治基础至关重要，因为人们的生存境遇远没有抵达个性自由的程度。在这个意义上，抛开具有费尔巴哈话语形式的马克思早期语境不谈，从物象化逻辑审视人的社会存在，深入理解马克思对自然与社会关系这句大有深意的价值表述是极为必要的：“社会是人同自然界完成了的本质的统一，是自然界的真正复活，是人的实现了的自然主义和自然界的实现了的人道主义。”[7]

其中，马克思的观点的深刻含义在于，人们要想真正处理好人与自然的关系，只能以和谐的人与人的关系为前提。也就是说，人们只有通过以政治方式为主的社会实践手段不断改造不合理的社会制度，不断消除人与人之间存在的利益上相互对立的社会集团的状况，扬弃“资本的统治”对人的发展的抑制，才能逐渐处理好人与自然的关系，实现可持续发展与生态和谐，抵达尘世生活的彼岸。

参考文献：

[1]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73页 [2] 《毛泽东选集》，第3卷，1031页

7.论刑法信仰的哲学基础 篇七

一、刑法信仰的客观基础

1. 刑法理性之诠释

(1) 刑法理性的历史维度。在古希腊罗马时期, 思维敏捷的法学家把法律提到伦理性的高度加以赞扬;同时, 他们十分重视从社会文化伦理角度解读法的精神本质, 将其看成是深藏在实定法之后的最高价值主体, 从而确立法律的至高无上的地位, 并有力地保护了当时城邦自由民从事商品经济的活动。不容质疑, 法学家们对法律的崇高追求并达到适应当时经济状况的需要, 很大程度激发了当时城邦人民对法律的崇高情感, 即对法律的信仰之理念。而这种信仰的产生, 无疑促成了当时城邦社会法治精神的形成, 加快了罗马城邦国家告别原始共同体的人治模式, 进入依法而治的法治化的历史进程之中。

综观古希腊罗马和西方国家的法治历史, 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国家公众的法律信仰的培养对于其法治化的形成, 其作用是非常重要的。培养社会公众的法律信仰就能很好地促成一国法治精神的形成, 从而达到一国法治化状态的确立。而上述的古希腊罗马和西方对法律的崇高追求之情以及信仰之理性认识正是我们应该借鉴的, 这对于我国法治国家的构筑以及法制现代化的建设是不无裨益的。

(2) 刑法理性的哲学蕴意。康德、黑格尔哲学都根基于理性, 黑格尔甚至认为理性是世界的灵魂, 理性居住在世界中, 理性构成世界的、内在的、深邃的本性, 或者说理性是世界的共性。理性反映在思想领域就是要求人们不受约束的情感、欲望走向理智, 用清醒、冷静的眼光对待世界, 表现为人们对权力运作的警惕以及因此而来的对正式的、制度化的 (尤其是法律) 社会规则的期盼, 表现为人们对人类共同命运、人类共同需求的基本认同, 表现为对某些普适性价值、人类社会发展基本规律的承认。刑法理性, 不仅仅是对刑法基本范畴的理性认识, 更重要的是在理性认识的基础上, 对刑法目的的执著追求和对人类报复情节的自觉节制。从这个意义上讲, 刑法理性就是国家在制定和适用刑法时所表现出来的自觉设定目的、不断寻求合理有效的惩罚方式以及自我克制的特性。

刑法本身是人类理性的产物, 理性之于刑法所以重要, 是因为无论是刑法的产生还是刑法的存续, 都须臾不能离开理性的指引, 而且在评价刑法优劣的标准上不可或缺。阿奎那认为, 法律在依赖于理性的范围内自有其指导性力量和支配行为的权威性。正是如此, 立法机关的宣示才设定了义务, 并且才能作为该社会的有效法律而存在。从刑法的本性来看, 它的产生本身就是为了把基于人类本能的报复限制在一定的范围之内, 以便使没有犯罪的人不受报复行动的伤害, 使犯罪的人不受其应得的报复之外的伤害。

2. 正义之弘扬

正义是法律产生的理性根源, 法律实现的理性基础, 法律的最终归宿。当人们将正义作为一种价值取向标准, 并且成为获得一定社会认同的理念时, 总要想法使它能够在生活中得到最大的目标实现。而达到这一目的就要借助一定社会中人们共同认同的一种手段。“法律与宗教一荣俱荣, 一损俱损;如果我们希望法律继续有效, 我们就不能不重视人们对法律的献身激情 (这种情感本质上是宗教的) , 正是此类激情使法律具有了仪式、传统、权威和普遍性。”因而刑法现代化的过程, 也就是刑法神圣化的过程。只有刑法神圣, 才能唤起公民对刑法的热爱, 确立公民对刑法的忠诚。刑法的神圣不是来自刑法的强制和威慑, 而是来自刑法现代精神与品格的塑造, 那就是正义——一个永恒不变的主题。

二、刑法信仰的主观基础:公众的认同和信任

一个高度发达的法治社会对人们所要求的不仅仅是遵守法律, 而且更重要的是应该信仰法律。刑法信仰不仅仅甚至主要不是指对现行刑事法律规范的信仰, 而在更深层次上意味着对刑事法律在整个社会的有效运行的信赖, 对法治这种社会治理模式的有效性的信任, 以及对法治状态下的符合社会正义、公平、理性和秩序的行为的心理认同和自愿遵从。诚然, 一项法律要获得完全的效力, 就必须使人们相信法律是他们自己的, 而要使人们相信和信仰, 法律则必须具有神圣性和权威性。保持刑法与市民感觉、国民规范意识之间的一致性, 以保持刑法的亲和力, 并使之获得公众对刑法的认同感, 这是刑法信仰的关键所在。

1. 公众对刑法规范的认同

在公众的刑法认同中特别强调规范的重要性, 规范之所以被市民所接受, 主要是由社会关系以及利益的相互所决定的。刑法规范有效性的切实发挥和价值性的充分体现, 公众对刑法的认同尤为重要, 刑法的存在才有意义, 所以, 行为、规范、刑法、公众认同之间具有高度的一致性。公众对刑法规范的认同感主要是对法规范、法秩序重要性的抽象体认 (对规范重要性的认同) 。每一个人在希望他人放弃使用暴力或做出合理行为时, 自己首先必须保证放弃使用暴力或做出合理行为。所以, 市民刑法感觉产生于这种对利益、规范和惩罚相互性的平衡和计较之中。

公众规范认同感对犯罪的影响是双重的:一方面, 部分市民感觉的异化促进了犯罪。经济发展、社会转型导致各种冲突不断出现, 个人的认同感被撕裂, 一些基本的权利, 如宗教信仰、经济平等权、表达自由权、文化权利等受到直接威胁或间接地被侵害, 而“认同感被伤害的人, 比那些拥有稳定的认同感的人”更易有犯罪行为。换言之, 认同的问题“促进”了犯罪。另一方面, 公众认同感总体上对认定犯罪提供支援。虽然刑法与文化传统以及价值系统的联系特别密切, 但是, 几乎所有的法律文化对大多数刑事犯罪形态的认定都是一样的, 至少从汉穆拉比法典以来的成文法中我们得知, 法律所关注的利益, 一直以来都是刑法所保护的。对此, 国民规范意识是普遍地给予承认的。充分发挥国民规范意识的作用, 对于恢复被犯罪所破坏的社会秩序是比较重要的。

2. 法益之维护

法律是伴随着利益的分化、私有制和国家的产生而产生的, 因此, 法律与利益是密不可分的。无论任何时代、任何国家的法律都是围绕如何调整和保护一定的利益 (主要是统治阶级的利益) 而展开的。但是, 法益的概念不是自古就有的, 它是西方刑法学者在探讨犯罪本质的过程中, 作为“法益侵害说”被提出来, 并逐步得到公认的。

保护法益是刑法的首要任务, 刑罚的制裁目的, 在于以国家强制力为后盾, 保护法益, 故有法益即刑法保护客体之说。因此, 从刑法法益的作用上讲, 西方刑法学者认为, 保护法益是刑法规范存在及其强制制裁权力的正当根据, 德国刑法学者甚至认为刑法就是一部“法益保护法”, 无论个人利益还是社会利益和国家利益紧密相关, 国家必须运用禁止规定和命令规定保护各种利益。刑法目的与犯罪本质有对应性, 唯有如此, 刑法才能符合公众的一般信念。在公众确认生活利益的重要性以后, 立法者也会据此以刑法典的形式固定、确保这些利益即公众认同的重要利益, 实现刑法的法益保护机能。确知法益保护和公众认同之间的关联性尤为突出, 从而使得刑法法益具有决定刑法存立和发展方向的重要作用。

三、结语

法律得到遵守并不是来源于它的强制力, 而是它能够成为一种社会信仰, 成为社会的基本价值观念。只有树立对刑法的信仰才能激发起人们心中自觉遵守刑法的意愿, 使公众与法律处于一种良性合作的关系中。当公众与法律处于良性的合作关系时, 其内心的情感与刑法的要求一致时, 他就会积极主动地遵守刑法, 甚至把刑法看作是自己生存的必要条件。

摘要：刑法信仰是社会主体对社会法的现象的一种特殊的主观把握方式, 本文从客观和主观两方面对刑法信仰进行深刻审视, 并深入研讨“刑法信仰的哲学基础”这一鲜见命题, 从而探言只有刑法信仰的客观基础——理性、正义以及主观基础——认同、信任的有机统一, 才是实现中国刑法现代化的必由出路。

关键词：正义,理性,刑法认同、信任

参考文献

[1]田宏杰.中国刑法现代化研究[M].北京:中国方正出版社, 2000.78-85.

[2][美]E.博登海默著, 邓正来译.法理学:法律哲学与法律方法[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1999.90-101.

[3][美]哈罗德·J.伯尔曼著, 梁治平译.法律与宗教[M].北京:三联书店, 1991.89-96.

[4][美]昂格尔著, 吴玉章, 周汉华译.现代社会中的法律[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1994.78-86.

[5]谢晖.法律信仰的理念与基础[M].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 1997.156-160.

8.试论教育哲学的功用 篇八

关键词：教育；教育哲学；功用

G40-02

教育哲学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是因为教育哲学有其他学科所不能替代的功能。明确教育哲学的功用不但可以促进教育实践的积极发展，也能使教育哲学理论自身得到繁荣。

一、理性的反省

石中英说过：“教育哲学的研究总是从内在的方面来看待外在的问题，在思维方向上始终有一种内在的注视，如果说哲学是对事物的寻根究底的反思，那么教育哲学就是对教育问题的寻根究底的反思，其目的是不断提高教育者对教育生活的感受力、理解力和判断力。” 哲学是一种思想活动，它总是带有指向性的，即有着思想的针对性，作为理论思维科学的哲学，它的基本功能就是思维，从这可以总结出，教育哲学，本身带有很浓重的哲学味道，但是说到哲学，人们总是敬而远之，认为哲学是很神圣、非常玄虚的东西，因此对它产生敬畏感。教育哲学是哲学意味很重的一门学科，但是我们没必要对它敬而远之，因为哲学是人之学，只要每个人都有一种打破砂锅问到底的精神，就已经有了自己的哲学观念，在当下，无论是教育理论界还是实践领域中，我们都缺少苏格拉底精神，缺乏真正的理性反省，在教育过程中迷失了自我，对教育问题没有自己的思考能力，试想想看，在教育生活中，我们无意识的思索的一些问题，已经不经意间的在与哲学相亲相近了，而且进入了哲学思考的境界了，在教育过程中，无论是学生还是老师，总免不了提一些带有哲学意味的问题。对于这些问题，我想只要我们懂得了教育哲学就能顺利的使我们解决这些难题，时常的进行理性的反省，在我们欣赏感性魅力的同时更要注重理性的丰满，教育哲学就在于他给我们提供了一个真正能使自己头脑清醒的方法，顿悟和反思应然而生。

二、探求教育本真

教育的重要性为大多数人所公认，但是教育的本质，教育的目标，价值等重大理论问题，都需要教育哲学对其进行深入的探讨、批判、反思。在古希腊，哲学是一门无所不包的知识体系，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数学、社会学等就从哲学中分离出来，这样使哲学成了一门纯粹的智慧之学，教育也是沿着这一轨迹前进的，当我们把目光转向当今社会中纷繁复杂的教育体系时，会发现他们正在为各种不同的“分支学科”的旗帜下奋斗着。因此，教育哲必须从根本上理解教育，寻求教育的本真，必须跟那些把教育理解为经济活动、政治活动、文化活动等具体的研究的观点有所不同，教育哲学必须为教育提供一种独特的理解方式，即从超越的角度来回答“教育是什么”等这样的教育元问题，也就是说，教育哲学必须说明“教育”之何以成为教育而不是其他活动。从根本上说，教育哲学是对教育问题进行独特的哲学思考的产物，这种思考是从独特的视角考察教育问题，并对教育实践或教育理论陈述提供指导，同时，它又是关于教育的特殊研究对某种哲学思想加以检验，它不仅吸取哲学与教育学的研究成果丰富自身，更重要的是以自身的研究成果丰富与检验哲学，这才算的上真正的教育哲学研究。

三、端正学习者的态度

这里所指的学习者是一切有学习能力的人，不仅是专门研究教育哲学的研究者，还包括教师，学生，以及其他领域内关心并且学习教育哲学的人。当下现实生活中，有些人指责教育的无能为力，又有些指责教育理论没有发挥作用，没有鼎力相助，也就是通常我们所说的理论没有联系实际，指导实际的能力太差。原因是觉着自己没有对社会作出巨大的贡献，作出的成果也不能得到社会的认可，自认倒霉走到这条路上来了。这种想法是缺乏自信的表现，俗话说干一行爱一行，我们自己在从事这项工作或者说这项研究，就应该努力的去发现这门学科的魅力，而不是去抱怨自己认错了门，不敢说要出什么成绩来报答社会，但至少我们可以从中发现研究的乐趣，取得对自己有益的东西就足矣。如果一个教育没有教育哲学，失去反思意识，成为纯粹的教育的工具，成为一个被动地、消极地、执行命令的教育者，而这样的教育者注定是成不了一个好的教育者的。学习教育哲学，在更广义的层面上，就可以让学习者打消这些想法，在更高一个层面上来看待自己所从事的职业，正确的来看待自己的成功和失败。因为教育哲学就是对教育事件、教育生活、教育问题寻根究底的反思，寻根究底的目的就是增加我们的教育智慧，打破一切的形式主义、打破一切的教条主义、打破一切的习惯、框框。因此，学习教育哲学是百利而无一害的，不但能促进我们教育事业的发展，还能改变个人处世态度，更加合理客观的看待万事万物。

四、滋长着教育智慧

“智慧”二字囊括了人类追求的最高境界，是最优雅、最从容、最睿智、最有理想的完人。探讨教育哲学的功能不能不谈“智慧”一词，追问教育智慧的问题本然地也是教育哲学的使命，因为哲学向来被命定为爱智慧，而教育哲学就是对教育智慧本真的求索方式。从宏观上讲，教育智慧是良好教育的一种内在品质，表现为真正意义上尊重生命、关注个体、崇尚智慧追求人生幸福的教育境界，作为教育的一种内在品质，教育智慧是应当渗透、内化于包括教师和学生教育活动。从微观的层面来看，教育智慧就是在具体的教育情景中，通过教师的教育行为来体现的，蕴含在教育目的、价值、任务中，但绝对不是知识的传授，但是智慧的获得需要在获取知识、经验的过程中经由教育的悉心呵护而不断得到开启、丰富和发展。

教育智慧可以帮助我们有利的解决教育过程中出现的一系列问题，教育智慧要达到科学与艺术结合的境界，充分展现出个性的独特风格。教育如果没有教育智慧，就像是没有灵魂的躯体一样，毫无生机与活力。教育过程中最关键的教师来说，不但要把教育当作自己的工作，更应该是一种享受。

在人类认识和发展的实践中，教育哲学的功能也体现在具体的矛盾要求中，然而这些都是与时俱进的。不管是已经存在的功能也好，还是应然状态的功能也罢，只要这些功能真正发挥出来、各有所用的时候，就是我们教育事业繁花似锦、蒸蒸日上的时候。我不仅相信今天，更相信明天！

参考文献：

[1]刘文霞.教育哲学应有的意蕴[J].教育研究，2001，（3）.

[2]刘鹏利.论教育哲学的批判功能[J].河南社会科学，2005，11（6）.

[3]石中英.20世纪中国教育哲学的回顾与展望[J].教育研究与实验，2000，（5）.

[4]石中英.教育哲学[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

9.谈谈和谐社会的哲学基础1 篇九

社会和谐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是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的重要保证。和谐社会包括社会系统和自然生态系统之间以及社会系统内部的协调发展与和谐相处，即人类与自然的和谐及人与人之间的和谐。每一个人内心的和谐、安详有关系。其中，社会是否公平是能否实现社会和谐的关键之一。一个和谐的社会，必定是公平的社会。从这个意义上说，构建和谐社会，也就是建设更为公平的社会。

自古以来，社会平等、安定、和谐，是人们追求的共同愿望和理想。和谐，从字意上解释，“和”由“禾”和“口”组成，意思是人人有饭吃；“谐”由“言”和“皆”组成，意思是人人皆可说话。“和谐”即人们不仅有饭吃，而且能发表自己的意见。进而言之，和谐是指事物协调、均衡、有序的发展状态。社会和谐是指社会共同体内各种要素处于一种相互依存、相互协调、相互促进的状态。在我国，人民内部矛盾成为国家政治生活、经济生活、文化生活和社会生活的主题，也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主题。正确认识和妥善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与其他矛盾，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关键。

一、和谐社会的价值目标：以人的全面发展为根本 和谐社会，既是一种社会理想，又是一种社会实践。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从其本质上说，就是一种人的主体价值得到充分尊重，人的主体作用得到充分发挥，人人各尽其能、各得其所而又和谐相处的社会，其追求的价值目标是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任何社会都是个矛盾结构，由矛盾的斗争性与同一性组成，缺一不可。但不同性质的社会，矛盾的斗争性与同一性就有不同的属性和内涵。在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矛盾的斗争性不是敌对阶级社会那种对抗性斗争，而是非对抗性斗争，人民内部矛盾要“用和平的方法”、“民主的方法”、“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方法”，摆事实，讲道理，以理服人。容许申辩和辩护。通过改革发展完善法制，调整政策、发挥社会中介组织的作用等方式，使大量的复杂的人民内部矛盾得到解决，达到在新基础上新的和谐。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提出，彰显了人的主体价值实现的有效途径和实现机制。能否做到这一点，是社会主义社会能否和谐发展的关键.二、构建和谐社会：也就是建设更为公平的社会。现代社会公平主要表现在六个方面。

第一，权利公平。在现代社会，社会公平首先意味着社会权利上的公平，也就是社会制度安排和非制度安排给每个社会主体生存、发展的机会是平等的，劳动权利、受教育机会、职业选择等不受家庭背景、种族、性别以及资本占有状况等因素的限制和影响。

第二，机会公平。社会主体参与社会活动，要求社会确保机会均等，这是实现权利公平的前提。机会公平意味着要满足人的不同层次需要和不同人的不同层次需要，是一种立体状网络式的公平。一方面要求社会多提供机会，另一方面社会制度安排要保证所有机会是均等的。

第三，规则公平。社会主体参与社会活动，要求规则必须是公平的，只有规则公平的前提下，才能实现机会、权利的公平，保证效率的提高。即是说，政府不仅要保证在制度和规则面前所有社会主体一律平等，还要保证社会主体享有平等的规则。

第四，效率公平。社会公平要以效率为前提和基础。也就是，社会公平观念首先要以整个社会的发展为出发点和目的，必须与效率联在一起。抛开效的社会发展、人的发展、社会公平，有失偏颇，也没有意义。一方面，效率决定公平，效率的水平决定公平的程度。没有效率，充其量只是低水平的公平。另一方面，效率又来源于公平，没有公平就难以有效率。这样，就形成了一种新的公平观念———效率公平。其实质，就是竞争公平和发展公平。它是就整个社会而言的公平，是社会进步的基石。

第五，分配公平。分配公平是社会公平的根本内涵和最高层次。分配是否公平，不仅关系到效率的高低，对社会制度的变革和社会秩序的维护与稳定也起着决定性作用。实现分配公平，有赖于合理的社会分配机制的建立，其中分配制度和分配政策起着极为重要的、直接的作用。

第六，社会保障公平。在现代社会，人的生存权、发展权必须得到尊重和保护，为此，要建立健全社会的保障体系。特别是对贫困群众，以及缺乏参与社会选择、社会竞争能力亦即缺乏劳动能力的人和遭遇各种灾难的人，政府和社会必须提供社会保障，为其生存、发展提供基本的物质生活条件。这是政府的责任和社会的义务，同时也有利于社会的和谐发展。在现代社会，权利公平、机会公平、规则公平、效率公平、分配公平、社会保障公平相互联系，互为一体，构成一个完整的社会公平体系。我国是一个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国家，又处于经济体制转轨时期，出现了收入差距扩大等突出问题，因而分配公平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必须高度重视调节社会分配不公问题。在调节过程中，要注意构筑权利公平、机会公平、规则公平和分配公平的制度基础和社会道德基础，使收入分配调节最终建立在权利公平、机会公平、规则公平和效率公平的基础之上。总之，建设和谐社会，核心是发展社会公平，也就是要不断维护、发展和实现权利公平、机会公平、规则公平、效率公平、分配公平和社会保障公平。

三、从实际出发：当前中国的国情需要建设和谐社会，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理论的唯物论基础

马克思主义唯物论认为，世界在本质上是在时间和空间中有规律地运动着的统一的物质世界，物质是第一性的，意识是第二性的，物质决定意识。人在认识世界时，就要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地按照事物的本来面目来理解和把握世界。因此，和谐（统一）成为社会主义发展的社会动力，尤其是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和谐居于矛盾主导方面，起着主导作用。因为：和谐可以提高自主、自立、自强的能力，提高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开创新局面的能力，提高驾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能力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能力；和谐可以增强向心力、凝聚力、战斗力，清除各种内耗和离心倾向，形成充满活力的和谐的坚强集体，保持社会稳定，促进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和谐可以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化解多方面的矛盾，融合成为强大的“合力”，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作出更大贡献。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巩固党执政的社会基础和实现党执政的历史任务的必然要求。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经济社会的发展，我国工人阶级队伍不断扩大，也出现了一些新的社会阶层。为了不断巩固党的阶级基础，并把新的社会阶层团结和凝聚在党的周围，扩大党执

政的群众基础，就必须最广泛最充分地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提供广泛的力量支持，形成全体人民各尽所能、各得其所而又和谐相处的局面。

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理论的认识论基础

10.试论武术文化的哲学基础 篇十

试论马克思哲学的生存论转向--读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

哲学始终是人类对时代主题的反思性追问,是对养育自身的时代精神的自我理解.当生存与发展在公共实践中成为世界主题之时,哲学终于将自己专注的目光投射在人类生存境遇之上,“生存哲学的转向”成为主题性哲学的时代就必然到来.马克思哲学在其存在论的基础上揭示了前概念、前逻辑、前反思的世界,呈现了人与自然的原初生存关联,从而跃出了知识论路向,开启了注重用现实的实践改变世界的.哲学的生存论路向,构成了哲学革命的全新地平线,由此鲜明地指证了马克思哲学超越近代哲学框架的当代性质.

作 者：王艳萍 作者单位：安徽师范大学,经济法政学院,安徽,芜湖,241000刊 名：淮北煤炭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英文刊名：JOURNAL OF HUABEI COAL INDUSTRY TEACHERS COLLEGE(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年，卷(期)：24(1)分类号：A123关键词：知识论路向 生存论路向 存在论 对象性活动 实践

11.建构主义教育理论的哲学基础 篇十一

受实证主义的影响，科学界将经验证实原则奉为经典。而波普尔从科学的迅猛发展中得到了“反其道而行之”的启示，提出了“经验证伪原则”，它认为我们可以通过经验的归纳来证明某种理论，经验的确证只是暂时说明了某种理论与经验的一致。相反，经验也可以证伪一种理论，任何理论都逃脱不了被证伪的厄运。猜测——证伪——再猜测——再证伪……这就是科学逼近真理的道路。在波普尔的基础上，库权威性和拉上学托斯又发展了这种思想。总体来说，他们动摇了人们对知识可靠性的迷信，人们不再把已有的知识看成是永远灵验的金钥匙，这对当今的建构主义有着很大的启示。

维特根斯坦提出的“语言游戏说”也同样对建构主义有很大的启示，他认为说话者在根据一定的规则，用语词做各种游戏时，拼词只是工具，它们本身并没有意思，它的意义是我们按照自己的使用目的而赋予它们的。另外，维特根斯坦还提出了“家族相似”的概念，认为事物只是在某种意义上有着共同的特点，但不存在绝对的普遍规律，每种事物都是独特的。当今的建构主义者提出，没有对事物唯一正确的理解，只要我们的理解有助于问题的解决，就算达到了目的。同时，他们还极力主张具体，反对抽象和概括，这都与这种思想有关的。

二、皮亚杰发生认识论

皮亚杰认为，儿童是由内部动因促使其发展的，所以，儿童是主动的活动者，生活经验只对其发展的速度起着加快或减慢的作用。在认识过程中，同化是把环境因素纳入主体已有的图式中，以丰富和加强主体的动作，引起图式的量的变化；顺应则是主体的图式不能同化客体，必须建立新图式或调整原有图式，引起图式的质的变化，使主体适应环境。同化和顺应是同时发生、共存发展的，并且二者相互包含。皮亚杰还认为，人们认识事物必须依赖原先已经形成的图式，凡能在行为中可以重复和概括的东西，我们都称之为图式。智力就是适应，适应是同化和顺应的平衡。他用有机体和环境之间的关系来说明智力发展与同化、顺应的关系，正是在有机体作用于环境（同化作用）和环境作用于有机体（顺应作用）的条件下，二者在“不平衡——平衡——不平衡”的循环往复中，智力才由低到高，不断地得到丰富和发展。最后，皮亚杰认为，主体的认知结构是通过主客体相互作用而建构起来的，他批判了传统的经验论忽视认识的主体能动性的错误，指出认识在本质上是主动的，从而突出和强调了主体在认识中的地位和作用。

三、维果斯基的社会文化发展理论

维果斯基强调社会文化历史的作用，特别强调了活动和社会交往在人的高级心理机能发展中的突出作用。他认为，高级的心理机能来源于外部动作的内化，这种内化不仅通过教学，也通过日常生活、游戏和劳动等来实现。另外，内在的智力动作也能外化为实际动作，使主观见之于客观。内化和外化的桥梁便是人的活动。另外，维果斯基的“最近发展区”理论对正确理解教育与发展的关系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对当今的建构主义者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四、奥苏贝尔的有意义接受说

有意义学习的产生既受材料本身的影响（逻辑意义），也受学习者自身因素的影响（积极学习的心向和原有的认知结构）。能与原有知识建立起实质性和非人为联系的材料称为有逻辑意义的材料。逻辑意义、积极心向和原有认知结构使材料具有了潜在意义，而具有潜在意义的材料与原有认知结构会发生作用，改造原有的认知结构，才使新知识具有了心理意义。

参考文献：

[1]黎黑.心理学史[M].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1998.

[2]郭本禹.西方心理学的新进展[M].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2007.

[3]李子建，宋萑.建构主义的理论之二——自主的学习[J].全球教育展望，2007，（4）.

12.浅谈中国梦的哲学基础 篇十二

关键词：中国梦,哲学基础

习近平总书记在参观《复兴之路》展览时指出,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就是中华民族近代以来最伟大的梦想!这一时代解读, 既包含着对近代以来中国历史的深刻洞悉, 又彰显了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愿望和宏伟愿景, 为党带领人民开创未来指明了前进方向。习近平主席在第十二届全国人大会议闭幕式上发表重要讲话, 其核心内容围绕中国梦三个字展开, 论述了什么是中国梦, 是谁的中国梦, 怎样实现中国梦, 充分展现了他的哲学思维特色, 鲜明体现了以下哲学观点。

一、实践的观点

实践的观点是马克思主义哲学首要的和基本的观点, 也是我党长期坚持的基本观点, 它鲜明地体现在中国梦的重要论述中。

1、在实践的基础上提出问题

习近平主席在阐述了中华民族五千年连绵不断的文明历史是形成我们的民族精神和共同坚守的理想信念的重要源泉后指出: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奋斗目标,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就是要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

“中国梦”的第一要义, 就是要实现综合国力进一步跃升。如今, 我国经济总量已跃居世界第二位, 但人口多、底子薄、发展不平衡的状况并未根本改变。党的十八大描绘了到2020 年的宏伟目标, 小康社会全面发展:经济持续健康发展, 国内生产总值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 年翻一番, 科技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大幅上升, 进入创新型国家行列, 人民民主不断扩大, 文化软实力显著增强。这一指标体系, 构成了现阶段“中国梦”的基本图景。

实现中国梦必须走中国道路, 这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习近平主席习近平主席在讲话中指出:“这条道路来之不易, 它是在改革开放30 多年的伟大实践中走出来的, 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 多年的持续探索中走出来的, 是在对近代以来170 多年中华民族发展历程的深刻总结中走出来的, 是在对中华民族5000多年悠久文明的传承中走出来的, 具有深厚的历史渊源和广泛的现实基础。”这里习近平主席把中国道路用实践、探索、总结和传承四个词对四个历史阶段及时长, 进行高度凝练和概括, 我们也能够继续拓展和走好适合中国国情的发展道路。

2、以实践为起点进行科学总结

实现中国梦必须弘扬中国精神, 这就是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 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 既要弘扬中国古代的民族精神, 更要大力弘扬和培育近代以来中国人民在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实现国家富强和人民共同富裕的历史进程中形成的伟大民族精神, 为中华民族精神增添了富于时代精神的新内涵, 使中华民族精神进入一个崭新的发展阶段。

习近平主席在讲话中强调:“爱国主义始终是把中华民族坚强团结在一起的精神力量, 改革创新始终是鞭策我们在改革开放中与时俱进的精神力量。全国各族人民一定要弘扬伟大的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 不断增强团结一心的精神纽带、自强不息的精神动力, 永远朝气蓬勃迈向未来。”

3、在实践中丰富、发展和实现

任何一个能够引领民族发展进步的梦想都是美好的, 任何美好的梦想都必然伴随着时代的节拍、顺应现实条件的变化而变化。中华民族的复兴梦同样如此。在民族独立的梦想已经在艰苦卓绝的奋斗中得以实现之后, 我们又将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推动社会更加自由、平等、公正、法治, 将我们的生活家园建设得更加美丽等写在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上。对国家、民族、人民生活的这些美好愿景, 进一步丰富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内涵, 进一步赋予了“中国梦”丰富的内涵, 展现了“中国梦”的强大凝聚力和感召力。

二、群众的观点

唯物史观认为, 人民群众不仅是社会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创造者, 而且是变革社会的主要力量。毛泽东说过:“人民, 只有人民, 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习近平主席在与中外记者见面时说:“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 群众是真正的英雄, 人民群众是我们力量的源泉。

实现中国梦必须凝聚中国力量, 这就是中国各民族人民大团结的力量。国家富强、民族团结和人民幸福不仅是中国梦的本质, 也是13 亿中国人不懈追求的目标。习近平主席在讲话中指出:“中国梦归根到底是人民的梦, 必须紧紧依靠人民来实现, 必须不断为人民造福。”我们的人民是伟大的人民, 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 中国人民依靠自己的勤劳、勇敢、智慧, 开创了民族和睦共处的美好家园, 培育了历久弥新的优秀文化。我们的人民热爱生活, 期盼有更好的教育、有更稳定的工作、更满意的收入、更可靠的社会保障、更高水平的医疗卫生服务、更舒适的居住条件、更优美的环境, 期盼着孩子们能成长得更好, 工作得更好, 生活得更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习近平同志对中国梦的精辟阐述, 特色鲜明地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 是社会发展的决定力量。”

三、联系和发展的观点

联系和发展的观点是唯物辩证法的基本观点和总特征。中国梦的重要论述及实现途径都体现和丰富了这一观点。

习近平主席在讲话中指出:“中国梦是民族的梦, 也是每个中国人的梦。只要我们紧密团结, 万众一心, 为实现共同梦想而奋斗, 实现梦想的力量就无比强大, 我们每个人为实现自己梦想的努力就拥有广阔的空间。生活在我们伟大祖国和伟大时代的中国人民, 共同享有人生出彩的机会, 共同享有梦想成真的机会, 共同享有同祖国和时代一起成长与进步的机会。有梦想, 有机会, 有奋斗, 一切美好的东西都能够创造出来。”

有梦想。国家的梦想就是绝大多数人的理想, 就是一个国家自立于世界之林的奋斗目标, 当前我们国家的理想就是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 简言之就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有机会。对于我们国家而言, 现在最大的国情就是处于并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这个阶段的特点就是人口多, 底子薄, 生产力还相对落后, 经济不发达这样的国情决定了我们国家的主要矛盾是落后的生产力不能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和精神需要。“功崇惟志, 业广惟勤”因此善于利用、把握和创造机会, 于成功而言就近了一步。一个国家如此, 当然每个人也不例外。

有奋斗。具备前两者, 但没有艰苦奋斗和努力拼搏, 没有竞争的实力同样也不会成功可见, 奋斗是实现梦想, 把握机会的核心和关键。要实现梦想就要做好长期艰苦奋斗的准备, 要奋斗就会有牺牲。艰苦奋斗是走向成功或实现梦想的必经之路。

有梦想、有机会和有奋斗三者相辅相成、辩证统一。有梦想是前提, 有机会是客观条件, 而有奋斗则是实现梦想、把握机会, 使梦想成真的关键因素;梦想即是理想和信念, 机会即是公平正义和制度, 而奋斗则是实现梦想的重要途径和方法。

中国道路、中国精神和中国力量构成了实现中国梦的有机整体, 三者相辅相成, 辩证统一。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实现中国梦的前提, 由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构成的中国精神则是实现中国梦的动力, 由13 亿国人的勤劳和智慧汇集起来的中国力量则是实现中国梦的坚实基础和重要保障。

习近平主席用彻底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眼光, 用实践的、群众的、联系和发展的观点根据我国社会发展的现状和所处的历史阶段, 提出了中国梦这一重要科学论述。

参考文献

13.试论武术文化的哲学基础 篇十三

试论与时俱进的哲学内涵与创新的关系

与时俱进是马克思主义学说的本质特征,是深邃而崭新的哲学命题;与时俱进具有丰富的哲学内涵;与时俱进和创新是辩证统一的整体;与时俱进是历史、现实和未来的.思辨反映.

作 者：张明荣  作者单位：甘肃联合大学,甘肃,兰州,730000 刊 名：甘肃教育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英文刊名：JOURNAL OF GANSU EDUCATION COLLEGE (SOCIAL SCIENCES) 年，卷(期)： 19(1) 分类号：A8 关键词：与时俱进   哲学命题   开拓创新   辩证统一  

14.试论武术文化的哲学基础 篇十四

尼采年轻时便开始思考人生的哲学，对他影响深远的是叔本华的哲学思想，但是与叔本华悲观主义的消极厌世情绪不同的是尼采认为生命的本质不是求生存，而是创造，是一种强大的、不可遏制的创造冲动，即权利意志，超人统治论。尼采的思想影响深远，他改变了二十世纪思想界的面目。他的哲学研究的中心是人，出发点是人，归宿还是人，而且是现实生活中的每个人。唤醒人是尼采一生的根本任务。尼采不能容忍一个庸俗、虚伪、腐朽的生命，他倡导一个一个积极有为、乐观向上的、富于创造性的人格。尼采认为哲学本身关涉活生生的个人对于人生意义的不懈追求。这些思想对中国当代大学生的自我人生意义的探寻，自我价值的实现，人生目标的进取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尼采猛烈的抨击了传教士的虚伪、残酷和颓废的本质。中世纪的教会是制造罪恶的场所，传教士自称信封古老的信仰，却过着舒适的世俗生活。尼采说：“他们的途程上以血为标记, 而他们的愚蠢教人用血来证明真理。他们的生命是毫无生机的, 他们象尸体似的生活着!他们用黑色裹着全身!便在他们的说教里, 我嗅得出死者房间的恶臭。”事实上基督教已经名存实亡了。

“上帝死了！”尼采假借一个狂人的寓言，发布上帝的讣告：一天早上，有个狂人手提灯笼跑进市场不停地嚷道：“我寻找上帝！我寻找上帝！”——许多人围观着。他跳到人群中，叫嚷着：“上帝在哪里？我告诉你！我们杀死了他——你和我！”

上帝的死亡，是最后尼采发出“上帝死了”的疾呼，把人们拉回到现实世界。以往，人们生活在上帝的庇护下，对自己的命运逆来顺受将自己的命运交给上帝，现在，上帝死了，人们的命运就掌握在自己的手中了。

尼采所宣称的“上帝”不仅是指基督教中的上帝，同时也是指生活中的权威。宣称上帝已死就是要让人们从基督教和权威的束缚中解脱出来，投身于现实世界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而不是在上帝的庇护下无所作为或在权威的影子下亦步亦趋。

既然上帝死了，人就应当迈出坚实的一步去迎接恢复了人的地位的未来的曙光。

15.对外开放政策确立的哲学基础研究 篇十五

一、对外开放政策的确立包含着辩证唯物主义思想: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的观点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 毛泽东同志指出:“认清中国的国情, 乃是认清一切革命问题的基本的根据。”这是在辩证唯物主义关于主观认识一定要符合客观实际的基础上提出的, 从而准确的把握住了我国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这一基本国情, 并且提出了符合中国国情的革命战略和革命道路。最后, 领导中国人民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在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建立以后, 摆在共产党面前的一关键问题就是:全面理性地认识当时中国的基本国情, 并且能够将中国的具体实际和马克思主义有机的结合起来, 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在建设中国的社会主义的过程中, 有过积极的探索, 但在后来也出现了“左”的错误, 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都经历了曲折, 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在面对毛泽东思想的态度上出现的错误, 邓小平提出“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旗帜, 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因为“毛泽东思想的基本点就是实事求是, 就是把马列主义的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1] (P126) 介于此, 邓小平发动了解放思想的运动。邓小平讲到“只有解放思想了, 我们才能正确地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 解决过去遗留的问题, 解决新出现的一系列问题, 正确地改革同生产力迅速发展不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 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 确定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具体道路、方针、方法和措施。”[1] (P141)

以邓小平为核心的领导集体在端正思想、摆脱本本主义的前提下, 从中国的具体实际出发, 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地分析了中国的基本国情, 认识到“我国正在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期阶段”, 从而解决了上述提到的摆在中国共产党面前的关键问题。根据中国的基本国情以及中国所处的国际格局, 邓小平同志提出了要实行“对外开放政策”, 发展我国的国民经济, 提高综合国力, 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二、对外开放政策的确立包含着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批判精神:坚持辩证否定的观点

邓小平是在历史的反思中确立对外开放的政策的, 中国在历史上对世界做过重大的贡献, 但是后来我国发展长期处于停滞状态, 发展十分缓慢慢。六十年代后期我国的科学技术水平与世界上相比, 存在很大的差距, 经济上同发达国家相比, 相差二十几年、三十几年, 甚至更长时间, 所以, 我们有理由向世界先进国家学习。在过去的年代里, 如果像西方国家学习叫做“崇洋媚外”, 但是实践证明这完全是一种错误的观点。当年我们派了不少人出去, 知道了世界的发展面貌, 由此, 我们必须明白关起门来, 固步自封, 夜郎自大, 是根本发展而且是发达不起来的。因此, 我们必须转变陈旧的观念, 实行对外开放政策。

在十九世纪七十年代, 我国已经意识到要想促进我国经济水平的发展, 提高我国的综合国力, 必须要实行对外开放政策。当时我们根本无法想象在七十年代的基础上在向前发展二十多年后的西方国家和我国的发展水平。当年我们制定的四个现代化的发展目标, 要在十九世纪末达到西方发达国家的水平已经很不容易了, 要想达到他们二十多年后的水平就更加不容易了。因此, “要想实现四个现代化, 就要善于学习, 大量取得国际上的帮助。”[1] (P133) 就我们当时的发展水平, 应该把引进国际上的先进技术和先进的设备作为我国经济发展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出发点。但是, 值得注意的是在向西方先进国家学习的过程中必须坚持辩证否定的观点。

我国实行的对外开放政策与过去的传统不是背道而驰的。邓小平讲到“我们的做法是, 好的传统必须保留, 但要根据新的情况来确定新的政策。”[1] (P133) 过去的行之有效的东西, 我们必须要保持下来, 应该特别提出的是我国的根本政治和经济制度, 即社会主义制度和社会主义公有制, 这些是坚决不能够动摇的, 必须得坚持的, 我们坚决不允许在发展的过程中产生一个新的资产阶级。“在坚持社会主义的条件下, 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出发, 将现代性的价值逐渐从资本主义制度中剥离出来, 并将其与社会主义的价值体系整合起来。”[2]我们向西方学习, 引进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和生产设备, 是为了发展生产力, 促进经济水平的健康、快速发展, 进而提高人们的生活水平, 实现四个现代化, 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完善社会主义制度, 发挥社会主义的优越性。至于发展的道路、政策、原则、速度、水平等等, 这些方面更加不能违背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这一根本的政治制度。

三、对外开放政策的确立包含着唯物辩证法思想:坚持发展的观点和内外因相结合的观点

(一) 坚持发展的观点

对外开放政策是为了适应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发展要求提出的, 也是为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需要服务的。对外开放政策的提出, 表明了我们党具有与时俱进、不断开拓创新的品质。[3]

对外开放政策以“发展对外贸易”、“引进先进设备”、“引进先进技术”、“有效利用外资”、“发展对外互助合作方式”、“设立经济特区和沿海开放城市”等等语言形式, 在内容上表达了党在经济建设和社会主义建设方面的与时俱进、不断开拓创新的辩证发展观。这首先表现在它立足于党在社会主义的建设与发展时期, 以辩证发展的观点认识和对待自己的使命。这特别表现为我们党在发展国民经济发展时期, 既把先进生产力作为既定的前提, 又以一种发展的观点对待这种前提, 即以推动先进生产力发展的理念来给自己提出要求。这种对于形势的观察、对于任务的确定, 总之是在先进性问题上的动态的发展的观点, 表明党在经济建设问题上坚持的一种辩证的发展观。

与时俱进是一个总的要求, 不断开拓创新是与时俱进的具体表现和实现形式。二者是密切联系和相辅相成的。对外开放政策向我们展示的与时俱进、不断开拓创新的辩证发展观, 在实行对外开放政策, 进行现代化建设的过程中, 必须以改革的精神推动中国社会主义的发展。

(二) 坚持内外因相结合的观点

邓小平运用内外因的辩证关系原理, 以及根据中国的基本国情, 确定了对外开放政策, 并且以自立更生为根本立足点。他指出:“我们搞的现代化, 是中国式的式的现代化, 我们建设的社会主义, 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我们主要是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和自身的条件, 以自力更生为主”[4] (P16) 中国的自身特点是底子薄, 而且人口多, 经济技术非常落后, 不可能在短期内提高综合国力, 在这样的具体国情下, 就更不能放弃自主和独立, 否则, 中国的经济必然要遭到摧残, 丧失主权, 这是历史的经验。因此, 我们只有坚持自力更生, 才能在保持独立和强大, 进而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邓小平反复强调要“实行对外开放必须要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 这是我们的立足点。”而且, 对外开放政策是一项需要长期坚持的基本国策。所以, 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坚持四项基本原则, 坚持改革开放, 大力发展生产力的今天, 必须坚持唯物辩证法内外因的辩证关系原理, 正确处理好自力更生与对外开放的关系。

结束语

综上所述, 对外开放政策是建立在辩证唯物主义和唯物辩证法的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基础之上的, 可以说是彻底地贯彻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 具有十分重大的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意义的。对外开放政策不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思想的直接阐述, 但不可否认它包含了深刻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道理——马克思主义的活的哲学。但是, 其包含的丰富性和深刻性有待进一步研究。

参考文献

[1]邓小平文选[M].人民出版社, 1994年7月.第2卷.

[2]陈尚伟.改革开放与中国的现代性建构[J].理论与现代化, 2009年5月, 第3期.

[3]梁树发.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哲学基础[J].中国人民大学学报, 2003年, 第4期.

16.于润洋音乐学术思想的哲学基础 篇十六

一、關于哲学基础的反思与探寻

于润洋《關于音乐基础理论研究的反思》(1988)一文，对理论品格和哲学基础问题作了深刻的反思。他指出，建国以来尤其是“文革”期间，我国包括音乐学在内的人文社科理论失去了其本来应有的品质，成为政治的工具，原因在于狭隘功利主义政治的全盘干预和完全笼罩。“在音乐界，由于政治对理论的粗暴干涉，事实上理论已经沦为政治批判的工具，它只能为当时的政治、政策服务，而失去自己独立的学术品格。”理论的贫乏影响到音乐实践，例如音乐批评，用狭隘的政治标准来对待音乐。“音乐批评事实上成了政治运动的工具。”理论的贫乏也影响到音乐学自身的研究，总是受狭隘政治功利束缚，谈不上有什么创新。因此音乐学要成为“‘理论’这个词本来所具有的深刻含义上的那种理论”，就要抛弃工具论，回归理论特有的、独立的品质，即非狭隘功利的基础研究的人文社会科学品质，特别是要找回坚实的哲学基础。为此他提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如何对待现存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问题，这就是哲学基础的问题，是音乐基础理论研究的“首要问题”。于润洋说，过去对马克思主义存在着僵化、教条、一成不变的理解，现在又出现怀疑论、过时论、否弃论。他明确指出这两种倾向都不可取，并相应提出坚持论、修正论、发展论。即要搞清楚坚持什么，修正什么，发展什么。与此相關的是如何对待新引介的西方哲学美学理论。针对改革开放初期我国学界充分利用政治松绑的自由，大量快速引进形形色色的西方现代理论，于润洋在充分肯定这种引进的同时，指出要避免盲目性、混乱性。于润洋指出，要在世界上成为音乐文化巨人，真正走在学术研究的前列，就要有坚实的哲学基础。因此要踏踏实实地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学说，研究和鉴别其他形形色色的哲学美学理论，并注意吸取我国传统文化中的理论资源。

本文认为，于润洋提出的反思问题在今天依然具有重要的警醒意义。如今，我国学界自改革开放早期引进西方“老三论”、“新三论”之后，又陆续引入了分析哲学美学、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现象学、释义学、接受美学、语义符号学、现代心理学理论、现代传播学、后现代主义理论、后殖民批评理论、女权主义和新女权主义理论、社会性别理论、酷儿理论、实用主义和新实用主义理论、环境哲学伦理学美学、生态哲学美学、身体哲学美学、全球化理论等。面对五彩纷呈的西方现代理论，我国学者做了大量的引介、分析和应用工作，而经典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和应用似乎达到了饱和状态，只在一些学术研究成果中时隐时现。在这样的时刻，于润洋说了一句耐人寻味的话：我研究了众多西方现代哲学，最终仍然选择马克思主义；在我看来，还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最深刻。这句话给我留下极深的印象，也是我曾指出要理解于润洋的学术观点，就要了解马克思主义的缘由。

2010年5月7日，罗小平和冯长春拜访了于润洋，随后出版了访谈录。在谈到音乐美学的元理论或哲学基础时，于润洋说，对比之后觉得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最具理论说服力、最清晰，同时也是最开放的哲学”。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基础，吸收现代西方种种哲学观念和思想才有保障。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他重拾马克思主义，并花了20年功夫分析吸收现代西方各种哲学的精华。这些思想在其他文论中也有同样的表述。

那么，于润洋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哪些基本原理?要对马克思主义做哪些发展?

“一位伟大的先哲曾经高屋建瓴地讲过这样一句深刻的话：‘一个民族想要站在科学发展的最高峰，就一刻也不能没有理论思维’。”于润洋引用最多的是恩格斯在《反杜林论》序言中的这句话。如《關于我国音乐学学科建设的几点想法》、《音乐学文集》序言等。而要有理论思维，坚实的哲学基础就是首要的了。于润洋在“改革开放30年”专题研讨会上，发表了专文《關于音乐学研究的若干问题思考》(2009)。该文再度强调理论的重要性，强调哲学基础的重要性。他说，任何一位学者都必须有自己的哲学立足点。面对当前形形色色的西方理论，不要迷失了自己的立场。当然，这种哲学立足点完全是个人的选择。于润洋非常明确地表明自己哲学基础的选择，即马克思主义。在他眼中，马克思主义是一种学术，是自己发自内心向往的学术，“这并不是因为马克思主义是我国官方意识形态的主流，对于我来说，它是一种学术，我所向往的学术。”在这里，他再次真诚地袒露自己选择马克思主义的心路历程：经过大量接触各种现代西方哲学，经过分析比较研究，内心从模糊困惑到清晰坚定，最终还是选择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对于我来说，马克思主义充满辩证意味的唯物史观是我的哲学立足点。这本来是我最初在青年时期就已经接受的立足点。自70年代后期起，在我的音乐学研究历程中，我曾接触了形形色色的哲学一美学理论，也曾有过近乎无所适从甚至彷徨、困惑的经历。但是在绕了一个圈子之后，在研究实践中经过认真的比较和甄别，最后我终于又回到了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观和历史观上来。”在于润洋心中，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价值超过了其他理论的价值。“因为在这个过程中经验告诉我，同形形色色的各种哲学观以及在这个基础上建立起来的美学观比较起来，只有这种哲学一美学观最清晰、最透彻、最有说服力，同时也是最开放、最具包容性，至少对我来说是如此。”为此，他提出重新学习马克思主义的问题，重点在于消除过去的曲解。我的理解是祛除过去狭隘政治功利对马克思主义的遮蔽和断章取义。

那么马克思主义理论非常丰富，应该从哪里着手呢?于润洋提议青年学者从以下一些经典进入：马克思的《關于费尔巴哈的提纲》、《(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1844年经济学一哲学手稿》的相關部分，恩格斯的《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致拉萨尔的信》、《反杜林论》等。从他的文论看，这些马克思主义经典也是他经常引用的。

反过来，于润洋认为对各种历史的和现代的西方哲学美学中的有利资源不应该拒绝和放弃，而应该批判地吸取其中的养分，为我所用。“尽管我有了这样一个哲学一美学立足点，但我并不主张简单地拒绝任何历史上的和当代的、有价值的非马克思主义哲学一美学理论资源。相反，应该清醒地、批判地借鉴它们，吸收它们，借以丰富和扩展自己的理论视野。我一向认为，只要是一种认真的、严肃的哲学一美学理论，尽管它们有可能与自己的理论立足点相冲突，但它总不会一无是处，总会有一些有价值的东西供我们借鉴或吸收。更何况马克思主义也应该随着时代、社会的变化和发展而要求自身的不断丰富和发展。”为此于润洋花费了20年时光去研究各种现代西方哲学，尽量开发其中的学术资源，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现在，他仍然在不断挖掘这些学术资源；有些成果并未发表，例如对存在主义、达尔豪斯哲学美学方法论的探讨等。此外，他还经常提醒学生關注学界研究的新成果，包括对中国古代哲学美学研究的新成果，例如对“意境”的探讨。这些都可见出于润洋学术视野的开阔性。

仅从于润洋在《现代西方音乐哲学导论》中如何对现象学、释义学和符号学作批判性借鉴，就可以窥一斑以见全豹。(读者可以从直接阅读中感受到这些，在此不赘述。)

概括起来说，于润洋通过对现代西方哲学的大量而深入的了解和分析，最后依然选择了马克思主义作为自己的哲学基础，同时吸收其他各哲学思想的有益成分，丰富自己的哲学底蕴。而在平时的音乐学研究中，于润洋处处显示出这种哲学基础和素养的作用和功力。

二、马克思主义的应用

其一，關于形而上学和二值逻辑。

“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虽然在相当广泛的、各依对象的性质而大小不同的领域中是正当的，甚至必要的，可是它每一次都迟早要达到一个界限，一超过这个界限，它就要变成片面的、狭隘的、抽象的，并且陷入不可解决的矛盾，因为它看到一个一个的事物，忘了它们互相间的联系；看到它们的存在，忘了它们的产生和消失；看到它们的静止，忘了它们的运动；因为它只见树木，不见森林。”恩格斯的这段话是于润洋在《關于我国音乐学学科建设的几点想法》一文中引用的。他是针对学科体系而言的。他指出当今建立了诸多学科，形成了学科体系，体现了学科的进步、缜密思维的成果，但是要警惕形而上学的僵化思维的影响。为此他提出要關注“普遍联系”，即学科问的普遍联系。包括音乐学内部各学科的局部之间、各音乐学子学科之间、音乐学与其他学科之间的普遍联系。他认为这样做具有“战略性的重要意义”。

恩格斯的这段话前面，对形而上学思维方式的二值逻辑进行了批评，指出它是“在绝对不相容的对立中思维”，如：是于不是，存在与不存在，正和负，原因和结果，“一个事物不能同时是自己又是别的东西”，等等。恩格斯列举了一些事例来证明二值逻辑的局限。本文认为在音乐领域亦然，二值逻辑往往无法解释艺术、审美现象。例如某人对一部音乐作品，过去不喜欢，现在喜欢，或者相反，都是对的。而按照二值逻辑，喜欢是对的，不喜欢就是错的，或者相反。作曲家的变化也如此，不能用二值逻辑来判断其变化前后的对错。此类判断在现实中并不少见。于润洋强调马克思主义普遍联系和關注变化的哲学思想，既有哲学基础方面的考虑，也有现实的针对性。他指出现实中的弊端：“学术视野的狭窄特别表现在：音乐学与相關人文学科之间、音乐学各子学科之间、甚至子学科的内部相互疏离甚至隔绝的现象相当普遍。”他列举音乐史学和音乐美学古代和近现代、东西方之间分隔或疏离的现象，并指出在其他学科也有不同程度的类似表现。他说，只有学科交叉研究才有望出现创新成果。这就是于润洋应用马克思主义“普遍联系”观的学术见地。

其二，關于历史唯物主义。

在论述音乐史学研究时，于润洋又引用恩格斯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中的话：“在表面上是偶然性在起作用的地方，这种偶然性始终是受内部的隐蔽着的规律支配的，而问题只是在于发现这些规律。”恩格斯在这篇文章中指出社会发展史和自然发展史根本不同之处在于，后者的动力全是盲目、不自觉的，“一般规律就表现在这些动力的相互作用中”；而前者的动力全是由自觉、有意识、追求某种目的的人产生的，尽管这些动力存在相互矛盾、冲突的现象，表面上似乎像自然发展那样充满偶然性，实际上其内部还是有规律可循的。恩格斯进一步指出：“旧唯物主义在历史领域内自己背叛了自己，因为它认为在历史领域中起作用的精神的动力是最终原因，而不去研究隐藏在这些动力后面的是什么，这些动力的动力是什么。”那么，这种“动力的动力”是什么呢?恩格斯认为是促使整个民族或阶级行动起来的、引起伟大历史变迁的动机，这种动机不是短暂的、暴发性的，而是持久的、自觉的，这种动机“明显地或不明显地、直接地或以思想的形式、甚至以幻想的形式反映在行动着的群众及其领袖即所谓伟大人物的头脑中的动因”。其中的“幻想的形式”，显然和文学艺术有關，和音乐有關。恩格斯明确指出探讨这样的动机才能把握历史发展的内部规律；“这是可以引导我们去探索那些在整个历史中以及个别时期和个别国家的历史中起支配作用的规律的唯一途径。”于润洋应用这样的唯物史观，探讨音乐学研究“理论与历史相互融合和渗透”的途径，指出像民族音乐学、世界音乐、音乐史学等音乐学子学科都不应该仅仅是现象、事实的收集和罗列，而是还要探究现象背后的历史动因。为此应關注哲学、史学理论、美学、社会学、心理学等层次的理论研究成果。反之，理论性、技术性强的学科如音乐美学、音乐创作技术理论等，则要重视历史的维度，避免纯理论、纯工艺的研究。进而他又指出，无论是历史还是理论，都应该有坚实的哲学立足点，在他看来那就是历史唯物论和辩证法。“多年来的实践告诉我，最清晰、最深刻因而也是最具理论一历史说服力的立足点是历史唯物论和辩证法”。

其三，關于辩证唯物主义。

于润洋在所有研究课题中，在面对所有问题时，都自觉采取辩证的态度，用辩证唯物主义来对待、处理、解决问题。这贯穿在他的所有文论中。除了对现代西方音乐哲学的探讨处处显示出辩证思维之外，还可以列举以下几个例子。

關于音乐的特性。于润洋在探讨艺术哲学问题时，处处留意音乐的特殊性。他发表的文论中，有许多专门的论述。如《器乐创作的规律》(《人民音乐》1979年第5期)、《电影音乐美学问题探讨》(《音乐研究》1982年第4期)、《音乐形式问题的美学探讨》(《中央音乐学院学报》1994年第1、2期)，特别是《關于音乐的特性问题》(《东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1期)、《从交响音乐鉴赏谈音乐的特性》(《中国大学教学》2003年第5期)等等。尤其是在直接探讨音乐特性的论文中，于润洋用辩证思维来分析音乐自身的特点。于润洋指出，人们总是不满足仅仅听音乐的声音这种物质世界的东西，而还要追寻“另一个世界”，即精神世界的东西。在他看来，音乐表现的精神世界，主要是情感。由于音乐具有非概念语义性和非视觉具象性，所以它所擅长的主要是表现情感。这既是音乐的局限，也是音乐的优势。在充分阐述音乐的这一特性之后，于润洋马上阐述另一方面的问题，即音乐形式自身的独特价值。他说，“音乐是人类情感的表现，这是长期以来人们的共识。它的缺陷在于，在强调这个原理时，既忽视了形式因素在音乐艺术中的独特性，又未能阐述音乐之所以能表现情感，其内在机制究竟是什么。”也就是说，在强调一方面时，他立即想到另一方面，从而避免了偏颇。这就体现了辩证唯物主义的思维特点。在同一篇论文中，于润洋充分肯定19世纪汉斯利克自律论音乐美学思想的贡献，指出汉斯利克用实证方法探究音乐自身，在当时过于强调情感表现的浪漫主义思潮滥觞期间具有特殊的历史纠偏的作用。同样地，于润洋从辩证法的角度指出自律论的偏颇。“在我们看来，音乐作为人类的一种精神创造物，同任何艺术一样，是人与人交往的一种特定手段。作曲家创作音乐作品，总是要意味着什么，向人们表达些什么，也就是以一种独特的方式传递某种‘信息’。这也就意味着：呈现于听众的听觉感知面前的这种感性的乐音结构实体，必定蕴含着某种‘意义’。这‘意义’就是人的内在心理体验，主要就是情绪一情感，而音乐形式正是这种人类情感的一种意义载体。”这个例子非常典型地说明，于润洋采取辩证思维看待音乐的形式和情感的關系。于润洋对这个问题的探讨，最后的结论本身充满了辩证性。他说：“一部音乐作品的‘意义’既不是存在于作品的声音结构之中，也不是存在于听者的意识活动之中，而是存在于作品的声音结构与听者的意识活动二者的藕合之中。可以说，一部音乐作品是在听者的鉴赏活动中得以最终完成的，而音乐作品中蕴含的‘意义’则是在经过听者在鉴赏过程中的参与后，在理解和领悟中才得以最终生成和实现的。”

于润洋在關于音乐作品的存在方式、音乐美的价值等论述中，也体现了音乐特性中的辩证性。關于后者他说：“音乐的美既不简单地是声音客体的属性，也不简单地只是接受主体的主观意识的产物，而是产生于这二者之间微妙的‘關系’之中。当声音客体中蕴藏着的审美属性同具有审美意识的接受者的审美感知之间在碰撞中发生契合的一瞬间，主体感到一种强烈的审美愉悦，于是音乐美就形成了。它产生于特定的‘關系’也即‘审美關系’之中，而任何‘价值’从哲学上讲，都只能在特定主客体‘關系’中生成。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确认音乐美作为审美關系的产物(欣赏主体对音乐客体总是有评价)，它是一种价值。……这是音乐美学元理论中一个很重要的问题……。”这种“關系哲学”所具有的辩证性是非常显著的。基于此，于润洋提出音乐作品的“二重存在方式”的论断，即物质和精神、主观和客观的双重存在。一方面，如果没有物质存在性，作为审美对象的音乐也就没有存在基础；另一方面，如果没有音乐耳朵的参与，音乐也就仅仅是一些物质性的声音，审美对象则无从谈起。

關于音乐学分析，1993年于润洋在《音乐研究》上以连载形式发表了一篇重要的、影响深远的长篇学术论文《歌剧<特里斯坦与伊索尔德)前奏曲与终曲的音乐学分析》。于润洋针对音乐研究领域存在两种分离的分析模式的现象，提出了著名的“音乐学分析”新模式。这种新模式已经获得国内所有音乐院校乃至整个音乐界的關注或认同和效法。原有的两种分析模式，一种是单纯的结构分析或称形态分析，另一种是社会历史分析。于润洋认为这两种分析都有各自的目的和合理性，但是如果要获得对作品的更高层次的认识或理解，则需要将二者结合并贯通起来。一方面在分别评价二者时体现了辩证思维，另一方面在将二者贯通起来时也体现了辩证特点。2010年于润洋在《人民音乐》发表了關于音乐分析的论文《谈谈音乐分析学的多元化建构》，论文也探讨了两种音乐分析模式，即形式分析和历史分析。于润洋指出应该辩证地看待音乐分析的问题，应该以恩格斯關于“美学分析”和“历史分析”辩证统一的思想作为音乐分析学科的指导思想。他指出上述两种分析模式应该结合起来，“二者之间的關系不仅不应是相互轻视、排斥、甚至否定，而应该是相互补充、相互参照，从某种意义上说，应该是相互支撑的。”理想的分析模式应该具有“既见树木，又见森林”的特征。

综上所述，于润洋经历了漫长的探索，在掌握大量学术信息基础上，通过自己的分析、反思和选择，最终坚定地以马克思主义为自己的哲学基础和立足点，把它应用到自己的学术研究中。在此基础上，他大量汲取现代西方哲学美学思潮中的有益成分，丰富马克思主义，也丰富自己的学养。正因如此，他的学术成果达到了有目共睹的高度。

宋瑾　中央音乐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