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因素

2025-03-12

文化因素（精选11篇）

1.文化因素篇一

现代企业文化创新的影响因素(一)

生态问题对企业文化的根本性影响当今不论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受到生态危机的重重影响,资源短缺、环境恶化以及人口问题、生存质量问题等,阻碍着人类文明的进程,了解最具体的磁力反应釜信息,生态危机表面上是自然环境受到污染,生态平衡遭到破坏,而实质上是人类文化的危机,了解最具体的直流电机磁瓦信息,是大自然对“科技万能”的理性主义的无情报复.生态问题的根本出路在于重塑生态文化,即摈弃“反自然”的文化,抛弃“发展科学技术以征服自然便意味着社会的进步”的错误观念,建立尊重自然的文化,遵照人和自然和谐发展的价值原则,实现人和自然的共同繁荣.当前,许多学者、企业家转向学习中国传统文化的生态智慧,在中国文化智慧的启示下寻找人、企业、自然和谐发展之路.(二)

经济、文化一体化趋势是企业文化不断创新的诱因

经济文化一体化发展趋势是知识经济的产物,也是促使企业文化不断创新的客观诱因.21世纪的基本特征就是在整个经济结构中文化含量日益增大.具体到商业活动中,商品成为文化的载体,企业经营活动的每个环节几乎无不贯穿着个性化的文化特质,体现着企业的集体价值判断、经营思想及行为规范.经济与文化的一体化发展,规定了企业的发展模式,所以在知识经济时代企业的竞争是产品的竞争、科技的竞争,更是个性化文化的竞争.(三)

经济全球化对开放性文化的内在要求

越来越多的企业将全球作为销售市场、生产车间和资源获取地,民族文化达到空前的交融、碰撞,这正是企业文化创新的促生力量.总之,了解最具体的PE保护膜信息,打破狭隘、封锁的文化模式,以平等、包容、开放的精神兼容并蓄各种文化流派,取人之长,为我所用,是全球经济一体化和文化开放的内在要求.(四)

市场观念对传统文化的挑战外儒内道的中国传统文化,有一些不适合市场经济的部分,比如“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的割断义利关系的不正确的义利观;过分讲求中庸之道而造成的淡薄的竞争观念;其它如家长观念,了解最具体的网格铝箔信息,个人专制,平均主义等.这些落后的文化观念在我国长期的计划经济体制下反而得以强化.市场经济体制的全面建立,市场观念的深入人心,给文化变革带来了内在的压力.品质文化、顾客导向、竞争观念、绩效管理等已逐渐成为新文化的基石.四、我国现代企业文化创新的策略

(一)以唯物史观重新审视企业文化,形成中国特色企业文化理念

人类文化是一个大的系统,这个系统又分为若干个子系统,了解最具体的螺旋板式换热器信息,并且形成一个等级结构.企业文化作为人类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具有人类文化的一般特征,它受人类社会一般发展规律的制约,同时,了解最具体的热电偶信息,企业文化又作为一种亚文化而具有自身特有的内在规定性,产生于企业自身的实践活动并由这一实践活动所决定.唯物史观为我们解读“企业文化”范畴提供了哲学基础,也为企业文化创新提供了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唯物史观认为,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因此,我们应该采取理论分析与实证研究相结合的方法,从现实的企业实践活动中研究和发现企业文化的本质和发展规律,从而实现对企业文化的创新与发展.中国企业文化创新应根据中国企业发展的实际情况和要求,确立中国特色企业文化理念.在当代,中国企业文化创新的方向必须与中国先进文化前进的方向一致.(二)

注重弘扬民族文化,着力于以文化因素去挖掘企业的潜力,树立中国特色企业形象

企业文化总是以亚文化的形式存在于社会大文化的背景之中.世界上许多着名的品牌正是由于注入了民族的文化,才在世界范围内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以企业文化建设为基础的整体企业形象的竞争是21

世纪企业竞争的基本趋势.企业文化要适应经济全球化的需要就首先必须具有突出的民族特色.凡是能够走向世界的企业文化,大都是建立在特定的民族文化基础之上,了解最具体的保利龙机械信息,并与该民族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发展水平密切相关的企业文化.万宝路公司开始生产的产品是女士专用烟,经营状况渐渐地变差.为改善状况,了解最具体的玻璃钢桥架信息,公司开始改变定位.那时,美国正兴起淘金热,西部牛仔奋发向上,朝气蓬勃,为西部的开发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西部牛仔也因此成了美国精神的象征.于是万宝路决定将产品定位于西部牛仔形象上.万宝路的这次策划取得了成功.消费者接受了这一形象的改变,尤其是广大男性消费者,把万宝路看成是一种身份的象征.而万宝路也成为世界最有价值的品牌之一.世界上的其他着名品牌,如日本的松下电器、法国的波儿多、韩国的三星等无不体现着自己独特的富有个性与民族精粹的文化底蕴.(三)

融东、西方企业文化精髓的创新取向企业文化管理思想的产生和传播曾经历了“由东方到西方,再由西方到全世界”的过程.从这个意义上来讲,企业文化的哲学文化的渊源是在中国.儒家文化是东方文化的代表,它强调内在的和谐与统一,主张“和为贵”,它所倡导的“齐家先修身,治国先齐家”的整体主义思想对现代企业文化建设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只有重视企业内部“人”的因素,才能发挥企业整体团队的优势,实现企业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的平衡发展;老子主张的是一种顺其自然的、授权的和宽松的管理方式,这也是一种哲学理念,也会对企业文化起借鉴作用;法家主张“法治”,反对“人治”,特别强调管理制度的建设,倡导法家的精神:不要把企业持续经营的基础寄托在个别的领导人的英明之上,而是建立在一套廉明公正的组织规范和平等客观的标准之上,即惟有健全合理的制度,才能为企业带来稳定性,了解最具体的焊接滚轮架信息,并使企业持续成长,这也可以说是一种企业的法制文化:中国古代的《孙子兵法》在领导的作用、方法、环境及领导者的素质等方面的精辟见解也对于现代的企业文化管理有重要的借鉴价值.然而,在企业文化管理的理论研究和具体实践方面,西方国家却走在了前面,因此,中国企业文化创新必须借鉴和吸收西方优秀企业文化理论成果.美国对企业文化以人为本的企业理念的重新认识,揭示了东西方国家不同民族文化传统背景影响下的企业文化,了解最具体的远红外加热器信息,具有横向借鉴和沟通的必要和可能.中国在企业文化创新中也只有通过这种比较才能更好地认识自己,创造新的中国特色的企业文化.总之,现代中国企业文化创新在借鉴西方先进的企业文化理论的同时,要更加深深扎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沃土之中.

2.文化因素篇二

1. 宇宙观的不同

中国文化认为人与自然、精神与物质、主体与客体、凡人与神灵是互相依存、和谐统一的。而西方文化认为人与自然、精神与物质、主体与客体、凡人与神灵是界限分明、并存与对立的。基督教认为上帝创造人间世界, 笛卡尔的“物质”与“心灵”两种实体论等尽管说法不一, 但都把灵魂、精神、上帝等与现实的客观世界区分开来, 把人与自然、主体与客体对立起来。这种对立的宇宙观使精神无形中成为改造自然界的一种巨大的、能动的力量, 成为世界发展的动力。因此, 西方文化重视人对外界的征服和改造。西方人总把自然作为自己的对立面进行探索和研究, 科学家们一方面不断地做科学试验, 寻求征服自然之道, 另一方面认为自己的科研成果不过是发现了某一自然法则, 并承认自然规律的不可抗拒。中国文化认为阴阳依存, 统一为道, 即太极。庄子认为:天地与我并生, 而万物与我惟一, 人与天地万物为一体是中国文化对宇宙的基本态度。汉语中有很多成语反映了这种态度, 如“天随人愿”、“吉人天相”等, 天和人总是相通的。人们计划一件事情, 总会考虑到“天时、地利、人和”的条件。中国人认为, 人是自然界所生的, 是自然界的一部分, 自然界中许多动物、植物都是跟我同时存在的, 应该爱护它们。这一“天人合一”的思想在中国很有影响。

2. 价值观的不同

西方文化非常崇尚个人主义, “随遇而安”被看作是缺乏进取精神的表现, 是懒惰、无能的同义语, 为社会和个人所不取。人本位的思想根植于他们心中, 人们崇尚独立思考, 独立判断, 依靠自己的能力去实现个人利益, 并且认为个人利益至高无上。西方人的平等意识、自我中心意识和独立意识较强, 不允许别人侵犯自己的权利, 个人利益永远是属于第一位的, 自己只对自己负责, 每个人的生存方式和质量完全取决于自己的能力, 因为他们知道, 只要自己努力, 就一定能取得成功。因此在西方商务活动中, 人们既不习惯关心和帮助他人, 同时更不习惯接受他人的帮助, 因为接受帮助只会表明自己无能, 而主动帮助他人则会被误认为蔑视对方, 甚至是干涉别人私事。在别人没有主动提出时, 不要轻易施助于人。在中国文化中, 集体取向占据主导地位, 追求个人发展被视为是一种严重的个人主义, 必然会受到谴责。人们都以“我为人人、人人为我”为行为准则, 东方的道德观强调无私奉献, 乐于助人是一种高尚的美德。

3. 思维方式的不同

文化差异的各类具象表现, 大多可归因为思维模式的不同。我国前驻德国大使卢秋田将中西方主要的思维和文化差异总结为4点:东方人讲求整体性, 而西方人更注重个体性;东方人重视求同思维, 而西方人往往追求求异思维;东方人重义轻利, 而西方人则更注重原则性;东方人的感情表达间接、含蓄, 而西方人的感情表达则直接、外露。他认为, 东西方思维的差异是一个民族在历史发展的长河中, 自觉不自觉地以固定的思维模式来看待问题而形成的。霍夫斯第坦德认为, 中国人的思维方式与西方人确实有区别:中国人擅长感性直觉思维, 西方人擅长理性逻辑思维;中国人强调整体, 西方人更注重个体;中国人的思维以道德为标准, 西方人的思维则以科学为标准;中国人的思维轨迹是曲线的、圆形的;西方人的思维轨迹则是直线的。

中国文化注重综合观察, 寻求直觉顿悟。而西方文化侧重具体分析, 抽象推理。中国思维的特点首先在于其整体性, 重视综合的倾向。中国古代历朝都是以皇帝为中心的政治、社会体系和伦理观念, 是大一统的形式。中国人写文章注重文章的连贯性和整体的一致性。中医看病也是通过望、闻、问、切注意全身的综合症状, 其把脉、抓药、甚至熬药的时间、吃药的多少并没有严格的定量, 全靠直觉。中国的烹饪也多用模糊的概念, 如:放盐“一勺”, 并不会规定多大的勺。中国的绘画艺术重在写意, 注重整体的神、意境的传达, 其直觉思维可见一斑。西式思维的特点是其实际性, 注重分析的倾向。近代实验科学的始祖培根创立了归纳法, 强调用归纳的、理性的方法去整理感性材料。此后, 西方注重实证的特点经久不衰, 他们认为科学惟一的目的是发现自然规律, 这只有靠观察和实验才能做到。西医看病, 先给病人做各种化验, 得到数据后, 分析数据, 再做诊断。厨师烹饪, 各种配料严格计算, 操作程序严格规定了先后, 普通人家的厨房里也会出现天平, 用来称量各种配料的重量。

4. 时间观的不同

西方人的时间观和金钱观是联系在一起的, 时间就是金钱的观念根深蒂固, 所以非常珍惜时间, 在生活中往往对时间都做了精心的安排和计划, 并养成了按时赴约的好习惯。在西方, 要拜访某人, 必须事先通知或约定, 并说明拜访的目的、时间和地点, 经商定后方可进行。如美国、德国、瑞士, 这些国家的商务人员习惯在同一个时间段只做一项工作, 其优点是可以集中注意力, 全身心地投入到工作中去, 然后迅速地转移到另一项工作, 有助于提高工作时间的使用效率。以商业拜会为例, 拜访者总是十分守时。他们认为, 过早到达可能给人过于急切, 或过于空闲的印象;迟到让人等候则让人感觉缺乏诚意, 不尊重人。而中国人在时间的使用上具有很大的随意性, 一般不会像西方人那样严格地按照计划进行, 西方人对此往往感到不适应。

中国文化认为冬去春来, 周而复始, 因此常常向后看, 立足于历史。西方文化认为时间是单向飞逝, 去而不返, 所以多向前看, 着眼于未来。中国文化认为昼夜更迭、季节交替, 是一种环形的运动状态。总体上有时间充裕感, 做事慢慢来。人们相信失去的东西还有时间补救。语言中有许多都是“慢”字当头:慢走、慢用、慢慢欣赏、慢慢来等等。中国人总是与过去的老朋友保持长久的联系, 认为老朋友是他过去的历史人脉。中国文化中还有一种倾向, 相信轮回, 认为“善有善报, 恶有恶报, 不是不报, 时间未到”, 认为这辈人可以为下辈人积德行善。西方文化认为时间是一切事物的吞噬者, 好比是一条直线, 是一种线性的单项持续运动。根据犹太基督教的传说, 时间不是圆形的周而复始的运动, 它是有始有终的。线性时间观使西方人总觉得时间一去不复返, 因而有着强烈的紧缺意识。这种紧缺意识使西方人总是向前看, 一切着眼于未来。

二、对中西文化比较的认识

由于种族、时代、环境的不同, 造成了中西不同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乃至价值取向。基本上是蓝色的海洋文明与黄色的农耕文明之间的对立。前者为了生存, 不得不征服恶劣的大海, 于是发展了征服自然和掠夺自然的性格。后者靠天吃饭, 有稳定的种植业, 不需征服自然, 自然的恩惠是与他们的祈祷联系在一起的。大船与铁镐的区别就在于一者为征服之用, 一者为适应之用。为什么西方多围湖建厂, 造现代化大都市的建筑;而中国的建筑大都依山傍水, 即使无条件也要创造条件, 比如苏州园林、圆明园就是例证。西方人发展了自然界的唯一神———基督, 使人类有了彼岸世界。超越有罪的今生乃是到达彼岸的条件, 却又热爱世俗的生活, 造成灵与肉的分裂。中国人没有自己的主神, 自然就是自己亲近的对象, 通过修身养性可以与自然融合为一体。主张“内圣外王”的入世观就是灵肉一致的明显例证。西方人相信人是有罪的, 所以有了罪感文化和耶稣的救赎。中国人相信人是善的, 所以有了儒家的修齐治平为荣的耻感文化。中国人相信道德的自我完善, 所以强调以德治国。总之, 中西之间是一动一静, 一张一弛, 凡是这样的比喻无不为我们认识中西之间的差异提供了一种参照。

三、结语

我们之所以要对中西方文化进行对比, 其目的是通过对比, 提示不同文化之间的相同点和相异点, 重点是相异点及其可能造成的文化误解和文化冲突;通过文化对比, 发掘文化差异和文化冲突的根源, 总结出规律性的特点。正如吕叔湘先生在谈到语言对比的必要性时说:“一种事物的特点, 要跟别的事物比较才显出来”, 吕先生的这一理论无疑也适用于文化对比。只有预见到在交际之中可能出现的文化冲突;在交际过程中才能主动地、自觉地排除文化干扰, 避免文化冲突, 创造双方共同接受的交际氛围。

摘要：随着跨国度、跨地域之间的交往日益频繁, 在国际交往中需要掌握各国之间的文化差异。详尽了解中西文化中存在的一些差异, 可以提升对外交际的有效性, 可以在交际中避免发生误会, 可以在交往中减少文化冲突, 从而培养出更多具有跨文化交际能力的人才。

关键词：中国,西方,文化差异,比较

参考文献

[1]王菊泉, 郑立信.英汉语言文化对比研究[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004.

[2]胡文仲.跨文化交际学概论[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1999.

[3]贾玉新.跨文化交际学[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003.

[4]关世杰.跨文化交流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5.

3.文化因素篇三

关键词：跨文化交际文化因素语用失误成因分析

在不同民族形成以及相互接触和融合的过程中，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不断加快，国家之间的交往日益频繁，在这一交往过程中，同时融合了不同文化的交流。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在交际过程中最易犯的毛病是误以为对方与自己没有什么两样。一旦发现对方的行为与自己的预期甚远，就会困惑、失望，造成跨文化交际的失败。在跨文化交际中，差异现象多种多样，从文化方面来讲，在价值观念、思维方式、宗教信仰等方面中西方之间存在一定的差异。

1 文化传统不同

语言作为文化的反映和载体，其文化传统是构成语言运用的重要因素。无论汉语、英语，亦或其他任何一种语言都有着悠久的历史和丰富的文化蕴涵。经过数千年的不断的积累和发展，在今天看来，英语、汉语的表层结构形式已经迥异，同样，在文化结构、蕴涵等方面也存在较大的差异性。这两种文化传统的内涵是熔铸了历史上不同时期的文化因素。

1.1 汉民族文化传统特征

汉民族文化有着五千年光辉灿烂的文明史，其历史悠久，内涵丰富。自商周时期开始直至五四运动，数千年来汉民族文化精神可谓一脉相承，从未出现断裂与缺失，进而在一定程度上形成鲜明的传统特色，在汉民族文化中，浓厚的封建礼教色彩最为主要，其中，以孔孟为代表的儒家建立、推崇“仁义礼智信”的观念，在汉语文化中，“君臣，父子”的等级观念占据主导地位。受这种文化传统的影响，人们往往注重名分、讲究理论，同时强调人之间的关系，以及长幼有序，名正言顺，上下有别等。所谓君就是一国之父，臣就是国君之子。等级分明基础上的人际关系和谐，对汉语语用的影响非常深远，直到今日还在潜移默化的影响着现代人类的语用。

1.2 汉英文化传统的差异

相比较而言，与英语国家的文化传统相比，汉民族文化传统有着本质的不同。与汉民族文化背景下的传统不同，英美国家并不崇尚等级分明与人际和谐，在这些国家崇尚人际关系的平等性与竞争。对于英国来说，由于其封建社会时期比较短，资本主义发展较早，并且社会形态要求人们讲究民主、自由和平等，在这种情况下，人与人之间相互独立，崇尚冒险和竞争，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进一步改变生活。在英美人眼中，“平等性”大于“权势性”，没有绝对的权威。英美人做事讲究效率，不拘小节，对任何人都平等相待。在美国，无论什么级别，什么背景，人们都会直呼其名，他们相信“All men are created equal”。

2 价值观念不同

汉语价值观念中最主要的是集体主义取向，强调群体，贬低个人， “与集体保持一致”这是汉文化的传统美德与要求。在汉语文化中，如果个人脱离集体，那么将会受到蔑视。在价值观方面，汉语主张以心换心，以仁待人。长期以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逐渐成为中国人民的最高道德标准规范。在实际交际过程中，中国人往往通过“自谦”的方式进一步表示谦虚。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自我观念主要体现为对自我进行否定，倡导保持无我的精神状态。对于某人因某小事取得成绩或者做了件好事受到别人的赞美时，在不同的国家，受表扬者的态度表现出一定的差异性。例如在西方，通过迎合对方的方式，受表扬者予以接受，以此肯定和尊重对方；然而，在中国，人们通常情况下通过“否认”或“自谦”的方式予以拒绝，进而在一定程度上上表示礼貌、谦逊。在西方文化中，个人主义是社会的主流价值观，在美国，这种价值观主导一切。这种突出自我的思想意识，在西方的交际中，人们敢于标榜和突出自我，并且敢说敢做，积极表现自己。在这些国家， “隐私”是公民不可侵犯的权利，如果询问打听别人的年龄、收入、婚姻等私事，那么将会被视为干涉个人的隐私权，在这种情况下，侵犯别人隐私权将会令人难以容忍。

再有，汉民族文化受到儒家学说的长期影响，对于汉民族的文化来说，忠恕、中庸等已经成为心理积淀，在一定程度上逐渐形成汉族文化求稳的价值取向。日常生活中，人们重视家庭和乐安宁，追求社会稳定，“父母在不远游”。反映在语用上，就是“安分守己”、“知足常乐”、“小富即安”等，这些都是该价值观的直接外化。以美国文化为代表的西方文化正好相反，在各个方面体现求变的价值取向。对于既有的秩序，美国人往往难以满足，喜欢标新立异，在“变”的过程中，力求体现他们所推崇和追求的新意。在美国人心中，变化就是不断创新，就是打破常规，不管变化的结果如何，他们都愿意去进行不断尝试。美国人重要的价值观念就是“万物皆变”。

3 思维方式的不同

在西方文化背景下，西方人的思维方式与苏格拉底开创的逻辑思辨方式有着很深的渊源，崇尚个体思维，认为在个体对立中才能存在整体。在思维习惯上，西方人经常表现出在“同”中求“异”。以重形合而有别于东方重意合的特性，在语言上得以充分的反映。在日常交往过程中，人们多用非人称主语和被动句，主语很少省略。而在中方的思维方式中，通常情况下，偏重形象思维，在中西方文字形式上，这一点可以看出。在思维方面，汉语往往倾向于整体思维、情感思维，注重主客体融合。在语言上这种思维方式重意合。

4 宗教信仰不同

汉英两种语言在这方面的差异表现的十分明显。汉语受道教和佛教的影响最大，而英语则主要受基督教的影响，在英汉两种语言的表层都留下了不少反映各自宗教信仰的词语。汉语中有菩萨、修行、红尘、取经、慈悲等。英语有God，angel，confession，holy land 等。更重要的是，两种语言的宗教信仰形成了各自不同的深层文化语境，潜移默化地影响其语用，从而使语用的面貌形成了差异。在《圣经》中，记载着这么一个故事：耶稣和他的十二个门徒逾越节聚会。在晚餐时，耶稣说：“你们中有一个人要出卖我。”果然，门徒中的犹大向统治者告发了耶稣，耶稣被钉死在十字架上。当时晚餐桌上正好是十三个人，人们就认为是这个“13”带来了不幸。在北欧神话中也有一段故事：一天，在天堂的一次宴会上，有十二神上座就餐。突然，凶神洛基闯入了宴会，使宴席上人数成了“13”。由于洛基搞了阴谋，结果使最高的神奥丁的儿子——代表“善”的巴尔德尔中箭身亡。人们认为，这也是“13”带来的灾难。所以，欧美国家的人非常忌讳“13”这个数字。在这些国家的电影院里，没有编号“13”的座位。在一些住宅区，没有13号门牌，编号从12号一直跳到14号，或者用12号A、12号B来表示。

5 语言意象的不同

在语言中，语言意象是文化传统、价值观念的沉淀，同时也是组成文化语境的重要部分。在文化传统、价值观念等方面，由于汉英之间存在一定的差异，使得汉英语言意象在一定程度上也呈现出较大的差异性。

典故作为引发语言不同意向的重要因素，在汉语的背后，丰富的历史故事形成众多的成语，通常情况下，这些成语多为四个字，并且语言精练，例如“叶公好龙”、“守株待兔”、“滥竽充数”、“画蛇添足”等等。英语中也有许多意象是由历史或典故而来。如希腊神话中的特洛伊木马的故事，普罗米修斯的故事。再如“a Pandoras box”（潘多拉之盒）就源于希腊神话传说，这个短语的意象是：“灾难、麻烦和祸害的根源。”语言意象是一种文化的积淀，本民族的人对此都会有大致相同的感悟，而其他民族的人则可能产生理解上的距离，也会造成语用失误。

参考文献：

[1]唐红方.跨文化语用失误研究[M].西南交通大学出版社，2007（11）.

[2]胡文仲.跨文化交际学概论[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99.

[3]许果，梅林.论中西方价值观差异及表现[J].渝州大学学报，2012（12）.

4.对外汉语教学中的文化因素篇四

郭海玲，云南师范大学08级汉语国际教育方向教育硕士

摘要：语言与文化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语言是文化的载体，蕴含着丰富的文化内涵。在对外汉语教学中，应有效的导入文化教学，以加深学习者对汉语言准确地理解，提高汉语交际能力。文化的导入应该注意循序渐进，同时在适当的阶段加强文化导入的深度和广度，以求在语言教学的同时，有效传扬中华文化，改善中西文化交流中，中国文化的严重“逆差”。关键词：语言教学文化意识交际

当今的世界，全球化是一个仍在不断发展的现实。最早从经济领域开始的全球化，从上世纪80年代末逐渐向社会、文化领域蔓延。其在社会、文化领域中主要表现为“不同民族的全球流动性（通过移民、旅游和外籍劳工）和技术标准的全球性统一。”1 高度发达的现代交通、通讯技术，尤其是互联网技术，对全球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的全球化起了极大的推动作用。世界各国不再是孤立发展、遥不可及的，它们像处于一个庞大网络中，人们在网络中能很容易的交流、沟通、流动。在这样的背景下，跨文化交际成为普遍现象。一门语言的传播程度历来都与国势盛衰紧密相连。自20世纪末以来，中国经济的腾飞、综合国力的增强不知不觉间促进了汉语的推广。越来越多的中国人有能力走出国门，到世界各个角落游历、求学或工作，他们把汉语和中国文化带到了国外；同时，世界的眼光也被中国的迅速崛起所吸引。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萌生对中国的兴趣，对汉语的兴趣，他们想掌握汉语，以便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为自己争取更多的机会。国外某某学校开始开设汉语选修课的消息不断传来，而中国也对汉语热做出积极的回应，开始向世界推介汉语言和中国文化。从2004年第一所“孔子学院”在韩国汉城成立至今，全世界已经有三百多所孔子学院和近三百个孔子课堂，覆盖了全球近88个国家和地区。如何更有效的推广汉语及其中国文化，如何帮助汉语学习者掌握汉语，并最终能用汉语在工作、生活中进行成功的交际，在教学中如何处理语言教学和文化教学的比重，这些是对外汉语教学实践中无法回避的问题。

一、语言教学的成功离不开文化教学

语言教学必须包括文化教学，这是由语言和文化的关系决定的。语言和文化的关系在学界早已达成共识。语言是文化的符号，是文化的载体，一个民族的语言反映了该民族的特征，不仅包含着“该民族的历史和文化背景，而且蕴藏着该民族对人生的看法、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2 语言和文化是相互依存、相互制约、水乳交融的关系。文化在语言中的渗透极为普遍，中国文化对于汉语的渗透尤其如此，在语音、文字、词汇、甚至语法中都可发现语言的影响力。汉字包含着丰富的文化信息，如“天”字，下方的“大”是一个正面斜展双臂的人形，上方的“一”指示人的头顶，在这个字中，天的概念和人的概念联系在一起，体现的是中国文化中“天人合一”的世界观。汉语中表达思想、感情的词多从心旁，如忘、想、忆、愿、怨、愁、恕、悦、愠、忍等，这反映了中国古人在对客观世界的认识中认为心是思维、感觉的器官。汉语中大量的词语反映了中国文化独特张庭伟.解读全球化：全球评价及地方对策.[J]城市规划学刊 2006.5.2 邓炎昌.语言与文化pp.159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出版, 1989 1 1 的方面，有关于历史、地理、政治制度、宗教信仰、习俗等方面的, 有来自文学作品、文化典籍、宗教文献和民间口语的。这些词，在词典中的解释由于受限于篇幅，要么过于简单、笼统，要么就是没有收录进去，在教学中如果不对其产生的文化背景和文化内涵加以解释，是很难理解的。如中国人自称“不才、老朽、鄙人”等；称自己妻子为“贱内、拙荆、糟糠”；称自己的儿子“贱子、犬子”；而称自己的见解为“浅见、陋见、谬见”，自己的著作则为“拙著、拙文、拙作”。这些在教学中都应和学生解释清楚，并不是自己的见解、作品真的不好，也不是自己真的无才，妻子真的笨拙下贱，或者养了只狗并视之为子，而是和中国文化中视谦虚为美德，对谦虚的尊崇有关的。有些国人皆知的说法，但在词典中查不到的，是学习者的难点。如“东西”一词。曾有母语非汉语的老师示范“这是东西吗？”的否定式。甲老师指着自己问：“我是东西吗？”乙老师摇摇头说：“不，你不是东西。”甲老师又指指乙老师问：“你是东西吗？”乙老师摇摇头说：“不，我不是东西。”像“不是东西”这样的惯用语，在学习中不把它的内涵讲情楚，到时只会造成交际中的尴尬。所以，在对外汉语教学中，对于文化词语，词典只能作为一种辅助，更多的是需要老师就学生的程度，进行有针对性的、有效的文化概念的解释。

语言教学中必须导入文化因素，这是由语言学习的最终目的---语言运用能力决定的。衡量语言教学成功与否的最终标准就是能否用目的语达到有效的交际目的。文化在语言中具有很强的渗透性，想要用一门语言实现成功的交际，是离不开目的语文化意识的。建立、增强学习者目的语文化意识，可以提高学习者的语用能力，使他们不但说得对，还能说得得体。可以说，文化意识对于成功的交际至少起着和语言能力同等重要的作用。对目的语文化了解得越多，越能促进语言交际能力的发展，语言就越得体。英国语言学家尼尔.史密斯在论及语言的交际模式时说，言语交际的基本模式包括下列说话人和听话人共知的因素：1.一套

3语言知识;2.一套非语言知识和信念;3.一套推理规则。史密斯的话准确地揭示出语言交际不仅仅需要共知的词汇和语法，还需要有共知的文化语境，即对某一特定文化的社会规范和习俗的了解和认同。文化差异可能对语言信息的获得产生负面影响，造成交际障碍。例如：A:你最近怎么样？B:简直把我忙死了。A:看来你是个大忙人喽！B:瞎忙，没忙什么。4这个对话的词句都很简单，但在非本族语的学习者看来,A说话却是自相矛盾的。其实这样的表达在汉语中很多，本来是花了很大功夫写了一篇文章，却要说“胡乱凑了一篇”，准备了一桌丰盛的美食招待客人，非要说“简单的吃点吧”。表现的是一种谦虚的态度。因为忙通常和成就感联系在一起，越忙就显得成就越大，所以回答“瞎忙，没忙什么”谦虚地表示自己所忙的事没什么大不了的。

语言中穿插文化的学习还可以增强语言学习的兴趣，提升学习效果。如汉字的学习。汉字大部分都是由两个以上的单位构成的，具有可拆卸性。对于母语非汉语的学习者，汉字是最难学最枯燥的部分，但若在汉字教学中穿插进一些文化内涵的介绍，或者利用汉字的可拆卸性作一些猜谜游戏，既可增加趣味性，也可带来良好的教学效果。如在讲“合”字时，可以穿插刘义庆《世说新语》中的这个故事：

人饷魏武帝一杯酪，魏武啖少许，盖头上题“合”字以示众。众莫能解，次至杨修，修便啖，曰：“公教人啖一口也，复何疑？”

杨德峰.汉语与文化交际 pp.134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 4杨德峰.汉语与文化交际pp.1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 3

相信这样的故事会让学习者充分领略汉字的魅力，每一个笔画都不再是没有意义的别扭的线条了。

二、弘扬中国文化，改善“文化逆差”

在孔子学院以雨后春笋般的速度在世界各地纷纷落成之时，在世界似乎掀起了汉语热时，我们有必要对汉语国际教育教学实践中语言教学和文化教学的状况作一个总结。汉语国际教育的目的应该由两部分组成：推广汉语，推介中华文化。可在多数的对外汉语教学中，语言教学实际上成了唯一最终的目的，文化教学仅只作为语言教学的辅助，没有明确的作为教学主体。在对外汉语教学实践中，文化传播的深度和广度都是十分欠缺的。诚如一位学者所言：“孔子学院仅仅还处在教汉语、太极拳的阶段，这些当然也是中国文化，但仅仅是‘术’，还不是‘道’。西方文化进入中国，首先就传播他们的价值理念，我们当然也应该传播我们的理念。”5据统计数据显示，多年来我国图书进出口贸易大约是10：1的逆差，出口的图书主要是到一些亚洲国家和我国港澳台地区，面对欧美的逆差则达100：1以上。2004年，从美国引进图书版权4068种，输出14种；从英国引进2030种，输出16种。在电影业，影片出口的逆差更不用说了。中国已跃升为白色家电的最大出口国，而在文化产品方面却面临巨大的逆差。以儒释道为思想精髓的中国文化包含有很多优秀的元素，如孔子的“仁者爱人”，老子的“道法自然”等，这些优秀的元素也越来越受到西方哲学家的推崇。如西方人一直崇尚的是人对自然的征服，可面临工业的高度发展给我们居住的地球带来不可逆转的破坏，而人们也一定程度上尝到了自己种下的恶果之时，很多西方学者开始重新审视中国文化中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自然观。我们在为祖先的智慧骄傲的同时，有责任把优秀的文化传扬出去，真正使世界了解中国、喜爱中国。对外汉语教学的课堂就是传扬中国优秀文化的最佳平台。

三、文化教学的途径

文化信息可随文讲解。在学习具体语言点的过程中，如汉字、词汇的学习中，穿插进与之相关的文化内容，使学习者对语言及使用的场合有更深地了解，使抽象的语言符号更加形象、更具文化意义。导入的目的语文化的知识要力求实用性、趣味性，以便能对学生的日常交际提供指导，尤其对于初级阶段的学习者来说。如打招呼是初学一门语言时较早学习的内容。在学习者已经学会“你好！”以及一天中不同时间的招呼方式，如“早上/中午/下午/晚上好”之后，就可以适时引入现实生活中老百姓常用的招呼方式“吃了吗？”和“去哪儿呢？”初来乍到的西方人听到这样的招呼，常感困惑，会想“难道对方想请我吃饭？去哪儿是我的事，干嘛要这么八卦呢？”当他回答“还没吃呢？”正等着对方发出邀请，却再也没有下文了。这样的问候方式，在对外汉语教材中不会出现，但在现实生活中是中国老百姓的常用语，为了避免将来交际中不必要的麻烦和误解，应该向学习者解释清楚，这两种问候方式和“你好”的功能是一样的，无论你吃了、没吃，对方都不是真的在意，而对于“去哪儿呢？”这样的问题，也无需太敏感，你可以笼统的回答“出去”或“回去”，这样也不会真的触犯个人的隐私。

导入文化信息时，适当将中国文化与学习者的本族文化进行对比，增强文化意识、提高语用能力。例如在讲“朋友”一词时，若学习者来自英语国家，可以对比一下中西方文化对朋友的理解。在西方文化中，个人利益是首位的，比起自 5转引自 http://culture.people.com.cn/GB/22219/10596758.html

己来，朋友是次要的。如“Love your friend but look after yourself”（爱朋友但要照顾自己），“Hunger knows no friend”（饥饿不识朋友）, “Never catch at a falling knife or a falling friend”（千万不要接正在掉落的刀或落难中的朋友）。但中国文化强调集体观念，个人利益排在国家、集体、家庭、朋友利益之后。友情重于个人利益已成为公认的道德观,君子必须有为朋友两肋插刀的义气。因此，汉语中有这样的谚语：士为知己者死；不求同日生，只愿同日死；在家靠父母，出外靠朋友。在习俗方面，不同文化间的差异也很明显。就拿狗来说，狗在汉语中是卑微的动物，和狗有关的词大都含贬义，如狼心狗肺、狐朋狗友、狗腿子等。谚语中狗的形象也不好：狗嘴里吐不出象牙来；好狗不挡道；狗改不了吃屎；牛眼看人高，狗眼看人低。而在西方英语国家中，狗是人类最忠实的朋友，吃狗肉被看作野蛮人的行为。有关狗的谚语，除了一部分因受其他语言的影响含有贬义外，都是褒义的。幸运的人被称为“lucky dog”，还有诸如“Every dog has his day.”（人人皆有出头日）；“Love me, love my dog.”（爱屋及乌）；“Old dog will not learn new tricks.”（老人学不了新东西）等等。

导入文化信息时，还要注意循序渐进，不能贪多求全，毕竟，文化意识的培养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另外，教师在介绍文化信息时，应注意系统性原则，能将散落在教学中的相关的知识点联系起来，启发、引导学生感悟新知，思考文化现象背后深层的思维习惯、行为模式、道德观念等。除了随文讲解之外，高级阶段的学生应该开设专门的文化课，系统学习中国的传统文化，在文化课中适当选取中国文化的典籍进行研读。

在语言和文化的习得过程中，文化环境的构建是很重要的。除了课堂学习，要鼓励学生多与当地人接触，积极融入当地人的生活，乘车、购物、看电影、看喜剧、做客、聚会、宴请、旅游、参观博物馆等，真正沉浸在中国文化中，从日常生活的点点滴滴中感悟中国文化。在中国学习汉语，有现成的最佳的文化环境。可是，现在越来越多的汉语课堂设在国外，在非汉语环境下学习，学生没有真实的、直观的语言环境来强化和扩充课堂所学，给教学带来很大的障碍，构建有利于教学的环境显得尤其重要。可以设计有中国特色的教学环境，如对教室进行适当的装饰，可以用诸如中国的剪纸、窗花或中国结等，在教室中提供一些中国特有的娱乐项目如象棋、跳棋、毽子等；课间播放中国音乐等。每逢中国传统节日，可以在教室里通过图片、图像等方式介绍相关的习俗，并模拟传统的庆祝方式。还可以创设汉语角、组织汉语晚会、中国文化知识竞赛等，鼓励学习者学习中国文化，提高语言学习的兴趣。在教学中教师可以采用目前较为新颖的“体演式”教学法，将文化具化为一些具体场景，让学生在体验中学习。也可以通过影视作品，观察人们思维方式，行为习惯的差异。

在对外汉语教学中，应始终坚持文化的导入，这是语言学习的需要，也是最终能进行成功交际的需要。今后的教学中还应加强文化教育的深度和广度。对外汉语教师应注意提高自身传统文化的修养，始终坚持语言和文化并重的策略，不仅成为语言的教授者，更要成为文化的传播者。

工作单位：昆明理工大学外国语言文化学院 650093

参考文献：

5.文化因素对英语听说教学的影响篇五

语言是人类用来表达思想、传递感情的交际工具,英语作为被广泛使用的国际语言,已融入到国际政治、经济商贸、信息交流等各个领域.提高英语教学的质量,使学生能熟练地掌握一门外语,并具有一定的听、说、读、写、译能力就成为英语教学的紧迫任务.培养学生的语言运用能力,特别是听说能力,就成为重中之重.听说是所有语言学习中最复杂、最灵敏的部分,是语言交际的最重要途径与手段.它不仅要求实践者有大量词汇、完整的语法体系、丰富的背景知识,还要求实践者接收(听)、表达(说)的准确无误,要大脑不断作出瞬间的.快速反映与判断,然后将存储的死的语言信号逻辑地传达出去变成活的信息载体.

作者：王丽琴作者单位：山西太原师范学院刊名：教学与管理（理论版） PKU英文刊名：JOURNAL OF TEACHING AND MANAGEMENT 年，卷(期)： “”(10) 分类号：H3 关键词：

6.企业劳动关系之文化因素影响分析篇六

企业劳动关系之文化因素影响分析2007-02-06 12:27:1

2企业文化：优胜劣汰还是融合进化？企业劳动关系是指企业组织中存在的管理方与雇员之间、管理方内部和雇员内部的权利安排，以及由这种权利安排所形成的人员行为方式、人员间的关系、矛盾冲突和协调冲突的机制。

劳动关系从本质上讲是一种经济利益关系，但又不仅仅是经济利益关系。说它是一种经济利益关系，是因为劳动关系是一种产权关系，产权必然和经济利益联系在一起。劳动关系的双方—雇员与管理方（严格说是企业主）—作为两个不同的产权主体，是为了实现各自的利益才通过一系列契约走到一起，形成企业，企业是契约的连接体。因而，企业劳动关系的构建和劳动争议的处理，必须充分考虑到双方的经济利益，以最大程度上满足双方的经济利益为基本原则。劳动关系的协调与否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雇员的经济利益要求能否得到满足、作为独立的产权主体，其利益能否得到充分的体现。

但是劳动关系又不仅仅是一种经济利益关系。企业不但是员工实现其经济利益要求的场所，同时也是一种情感交流的地方，也是雇员实现自我价值的一种载体。在某种程度上，企业甚至扮演了部分家的角色——这一点在日本的企业表现的尤其突出。在日本企业实行终身雇佣制，而日本的企业家也认为，一旦员工进入企业，企业就必须为员工的生老病死负责。因此，日本的员工几乎把企业当成了自己的第二个家。根据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人们的需求是多方面的，且是一种递进关系，即只有当前一种的需求得到满足才会产生下一个需求。他认为，人类有五种呈递进关

系的需求：生理需求、安全需求、爱的需求、尊重的需求和自我实现的需求。生理需求和安全需求是低层次的需求，相当于经济利益要求。除此以外，员工还有爱的需求、尊重的需求和自我实现的需求等高层次的需求。这些需求是客观存在的，非简单的经济利益所能涵盖得了的。因而，劳动关系并非是一种纯粹的经济利益关系，而是一种比其他任何一种经济关系都更多地渗透着社会、文化及政治关系的经济关系。其中文化因素对劳动关系的形成和构建具有特殊的影响。

文化是一种相当宽泛的概念，“从广义上讲，是指人类社会历史实践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从狭义上讲，是指社会的意识形态，以及与之相适应的制度和组织结构”（据辞海解释）为了研究的需要，在此，我们将文化区分为宏观层面的文化和微观层面的文化（这里所指主要是企业文化）。这里宏观层面的文化基本等同于上

面的文化狭义上的理解，但我们更强调处于不同文化层面上的国家或民族的思维方式、行为方式和民族性格等内在因素。企业劳动关系作为一种特殊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不可避免地要打上文化的烙印。一个国家、民族和地区的企业劳动关系所体现出整体上的一种共性，里面有宏观层面文化作用的深刻内涵；而单个企业劳动关系所体现出的异质性，则有微观层面文化（企业文化）的影响。因此，我们在研究文化因素对企业劳动关系的影响时，将从这两个层面上加以探讨。

一、宏观文化对企业劳动关系的影响

有学者对文化的构成进行了分析。日本学者名和太郎在《经济与文化》中将文化分成三个部分：物质部分、动态部分和心理部分。其实我们在这里探讨的对企业劳动关系产生影响的文化是其心理部分。因为属于心理的和内隐的文化部分是最难改变的。所谓“洋装虽然穿

在身，我心依然是中国心”是也！这种浸透到国民骨子里的文化才是使劳动关系呈现出国家或地区异质性的深层次原因。

企业劳动关系作为工业关系的一种，它是伴随着工业文明的兴起而兴起的，没有工业企业的产生，也就不会有企业劳动关系的产生。但是近代的工业文明是始于西方的，真正意义上的企业也是最初产生于西方的，因而企业劳动关系也是诞生于此。随着企业这种生产组织在全球范围内的展开，劳动关系也深入到世界各地。这种发源于欧美的劳动关系，在其传播和扩散当中却发生了异化，最显著的表现是同为现代意义上的企业，其劳动关系无论从模式还是内容上东西方都存在显著的差异。那么唯一可以解释的便是文化因素在东西方劳动关系的构建当中，起了重要的影响。

让我们来具体考察一下东西方两种文化对劳动关系的影响。以日本和美国为例。日美作为领先世界的经济强国，虽然同是实行市场经济制度，但两国的企业劳动关系却存在显著的差异：日本的企业劳动关系是典型的“家庭关系”，而美国则是严格的“契约关系”。

家庭关系是以其成员有共同利益的存在为前提。存在这种劳动关系的组织或企业是由一群有单一权威结构，有一套共同价值、共同兴趣、共同目标的人结合而成的稳固团体。企业内实行的是基于权利主义的家长制管理，管理方根据法定授权行事，没有必要在决策和行动过程中通过谈判来征得雇员的同意。在处理劳动关系时，管理部门的注意力集中在人际关系方面，要求雇员加强对企业的忠诚。与这种劳动关系模式相适应的是日本独具特色的其他两种企业制度——终身雇佣制和年功序列制。应该说这种劳动关系模式的形成是和日本民族性格和文化分不开的。

日本儒教注重人伦关系，要求忠君孝亲，取信朋友，强调长幼尊卑，礼仪秩序。日本的武士道精神要求对国家、民族和主人绝对忠诚，推崇视死如归的英雄气概，忍耐刻苦的韧性意志。日本儒教和武士道精神的结合形成了日本的民族性格，忠诚、忍耐、刻苦和绝对服从。企业文化中，人情占有中心地位，由人群构成的集体至高无上。日本企业文化重视人自身，重视人际关系的和谐。为了对员工负责，使员工死心塌地为企业服务，日本企业大多采用了终身雇佣、年序列工资等制度，突出了企业与员工利益的合一，使日本企业成为全体人员的“命运共同体”、“大家庭”，消除了欧美企业管理者和操作者之间的鸿沟，也减少了劳资双方的对立和紧张，有效地阻止了罢工的发生，提高了企业的经济效益。正是这种文化特征造就了日本独特的“家庭关系”劳动关系模式，因为“家庭关系”以各方利益一致为基础，而日本文化强化了这一点。

契约关系的确立以各方利益不一致为前提，企业作为一种契约的出现，就是人们对工业化过程中形成的利益多

元化的普遍承认。在这种劳动关系模式中，管理方和雇员追求的目标是不一致的。管理放追求的是效率、产量、投资者的利益，而雇员的目标是改善“工作”本身，他们关心的是优厚的薪水、良好的工作条件、完善的劳动保险、更有意义的工作等。雇主和雇员双方都必须承认对方的利益，而且，随时随地通过谈判来达成协议并制定出行为规范和再谈判规则，才有助于建立起一种和谐的劳动关系。

美国这种典型的“契约关系”是同美国文化当中“个人主义”以及注重个人利益分不开的。美国是一个由移民组成的年轻的国家，文化根基浅，僵化的传统文化不多，全社会都突出重视个人的作用。与我们提倡的“我为人人，人人为我”相反，他们认为，个人是为自己的利益和幸福而奋斗的，只要这种努力只要在法律法规允许的范围之内，就应该得到鼓励和赞同。全体社会成员通过这种主观上的个人努力，就能达到全社会福

利的增进和提高，即“人人为己，上帝为大家”。同时，作为个人主义的自我保护，个人作为国家的一个公民，有强烈的法制观念，它要求团体不能抹杀个人，只能在个人愿意交出的一些权利上控制个人。因而，基于权利主义的“家庭关系”在美国是难以接受的，反映在企业劳动关系上，协调雇员和雇主之间关系的只能是通过一系列的契约来完成。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美日劳动关系的差异，说明在不同种文化熏陶下的劳动关系也呈现出其特有的异质性。那么文化的作用是如何体现的呢？

美国学者克莱德·克鲁克洪在《文化与个人》中指出，“文化是使人适应他自己环境的调节者；一种文化就是‘人调节他们生活环境的总和’。的确，文化是一种适应的产物，但最好应该说，文化就是人对社会与自己关系的一种调节。”从这个意义上说，文化在调节企业劳动关系方面起重要作用。劳动关系的调节可以分为“显性调节”和“隐性调节”。

前者是指通过预先制订的一系列规章制度，来明确劳动关系的主体双方的权利和义务，一旦发生劳动争议和纠纷，则以此为准绳，从制度上来修复业已破坏的劳动关系。这是调节劳动关系的基本手段，但在这之外还需要一种补充手段——隐性调节。劳动关系的协调和处理仅仅依赖于制度和法规是不行的，因为制度法规总会留下空缺，而且其调节也过于刚性，成本高，失之变通和灵活，在处理劳动关系过程中，容易产生新的矛盾，因而迫切需要辅之以隐性调节。因为隐性调节（也可称之为柔性调节）能从思想和观念上规范劳动关系的主体双方认可和自觉遵守双方约定的规章制度，而且，一旦出现分歧，也易于达到沟通和理解，从而能尽快恢复业已破坏的劳动关系。文化正好充当了这种角色。

在调节劳动关系时，如果能遵循当地的文化习惯，则能够减少冲突的发生，而调节起来也具有高效率。因为，文化通常以习惯的形式存在，凡以习惯形式

存在的规范大都有很大的惯性，因而有很强的控制力。由于习惯的顽固性，按习惯办事，其制度成本也往往最低，而要“移风易俗”，则要付出高昂的制度变革成本。因而在处理劳动关系过程中，一定要遵循当地的文化风俗习惯，逆之而行，只会使劳动关系趋于紧张和恶化，甚至会引发大规模的冲突。

这一点在跨国公司的跨文化管理中，有其值得注意和重视。

所谓跨文化管理，是要求国际企业的经理们改变传统的单元文化管理观念，把管理中心转向对企业所具有的多元文化的把握和文化差异的认识上，克服多元文化和文化差异带来的困难，实现不同文化的协同作用，充分发挥多元文化和文化差异所具有的潜能优势，建立新型企业文化，使企业在激烈竞争中脱颖而出。

跨国公司在跨国经营中遇到的棘手的问题之一便是如何来协调和管理具有多元文化背景的员工，其劳动关系的

处理需要面临着更多的文化因素的挑战。跨国企业的经营管理人员希望生活在其他文化环境中的人们与自己一样，能按自己的方式处理问题，也希望他人的工作责任和权利也与自己社会中的情况一样，但这些想法往往落空或遭到失败。而如果经理人员又没有意识到这一点，甚至认为员工和自己过不去，则会使管理方与雇员之间的关系处于紧张状态，长期下去，则会使劳动关系趋于恶化。

因此跨国公司的经营管理人员具备的一个基本素质便是文化意识（）。文化意识是指跨国公司的经营管理人员对经营所在国的文化传统及其对商务活动影响的认识和了解。而具体到人力资源管理上，则是要求管理者对其属下员工的文化背景、生活习惯、行为方式和思考方式等有深入的了解，能站在对方文化背景的立场上，来处理劳动关系问题。因为许多劳动关系纠纷的产生、劳资矛盾的激化并非是简单的双方在经济利益

上的博弈的失衡，相当大的一部分是因为劳动关系的主体双方由于文化背景的差异，从而造成一种文化碰撞，而这种文化上的不协调，致使劳动关系的和谐度的侵害面更加广泛，因为对一种文化的忽视和不理解，就是对一个群体的忽视和不理解，而这会公司带来巨大的损失。这一点在跨国公司中表现的尤其明显。以广州标致公司为例，其在中国的“短命”便是因为公司的管理方未能很好地解决跨文化管理的问题。举其中的一个对复印机管理的小例子，便能“管中窥豹”。法方的管理人员的习惯是，随到随用，无需专人看管，没有必要增加办公室人员，坚决反对中方人员提出的专人看管的办法，沿用国外普遍采用的无人看管，机器放在办公室通道，用者随时自行打开复印机使用。结果由于一些中方人员擅自

操作或大量复印私人东西，造成设备的损坏和纸张的大量浪费，最后不得不改用专人看管。由此可见，文化意识的缺乏导致管理上的举步维艰，俯视皆是。

二、企业文化对企业劳动关系的协调和影响——建立“心理契约”

上一节主要讲的是宏观文化对企业劳动关系的影响，这种影响是广泛的且是企业文化的基础。那么具体到一个企业，其企业文化对企业劳动关系的构建和影响，以及是如何影响的，则是本节需要探讨的问题。

企业文化（）是世纪年代末年代初发源于美国的一种新兴的企业管理理论，代表的是一种全新的管理理念，但对其理解却是见仁见智。就我们的理解以及研究问题的需要，我们把企业文化界定为：企业文化就是一种企业全体成员所奉行和遵守的价值观，通过这种价值观的塑造，能够使管理方和雇员达成目标一致，从而协调行动，形成群体竞争意识。它是一种强调以人为中心、以各种文化手段为调节形式、以激发成员自觉行为为目的的“软管理”方式，因此

它不同于传统的那些把人作为管理对象、通过外在手段促使组织和所属成员努力工作的所谓科学管理理论和管理方式。

企业文化对劳动关系的协调和影响正是通过共同价值观的塑造和群体竞争意识的培养，从而，在劳动关系主体双方形成一种“心理契约”而达到的。

“心理契约”是作为经济契约或者说“显性契约”的对立面而出现的。“心理契约”强调员工与组织之间的相互理解和信任，它是建立在彼此以诚相待的基础上。“心理契约”包含有组织对员工的期望和员工对组织的期望两个互动的方面，任何一方期望的落空都会造成“心理契约”的失败。期望的不一致或者说对“心理契约”理解的不一致是造成这种失败的主要原因。

指出，尽管心理契约是内隐的，但它却是组织行为的一个重要决定因素。等人认为，心理契约在组织中的作用有三个方面：一是可以减少雇用双方的不

安全感，因为正式协议不可能涉及雇用关系的方方面面，而心理契约可以填补正式协议留下的空白；二是可以规范雇员的行为，雇员以组织对自己所负的责任来衡量自己对待组织的每一行为，以其作为调节自己行为的标准；三是可使雇员对发生在组织中的事件产生情感性的反应。指出，心理契约在员工愿望如角色、社会、经济等与其绩效表现之间起着重要的调节作用。

研究证明，“心理契约”达成与否是影响劳动关系的一大因素，许多情况下甚至会导致劳动关系的的解体。一项调查表明，新员工在一年内离职的主要原因是他们认为与组织之间的心理契约没有实现，而在公司工作两年的员工当中，仍有表示公司违背了他们的心理契约。“心理契约”遭到违背而不选择离职，是因为员工经过理性分析，认为离职的成本高于心理契约遭到违背所受到的损失，但是这样的员工留在企业，却会对企业的劳动关系造成相当的负面影响。

因为，员工对组织的期望没有实现，肯定会降低员工对组织的工作热情，工作效率会大大下降，不利于公司目标的实现。比如，等人研究发现，心理契约受到严重破坏时，雇员和组织之间的关系会变得更具有交易性，雇员会把他们的注意从契约关系当中解脱出来，更多地关注眼前的直接利益。等人的研究进一步指出，交易型关系的破坏，会导致三种结果：或公开谈判，或调整工作投入，或选择离职——无论哪种情况，都是对劳动关系的伤害；从劳动关系方面讲，员工会认为是公司的管理方即经理们，没有兑现他们的承诺，使其期望落空，从而会在员工中间造成对管理方的一种怨恨甚至是敌对的情绪，使劳动关系处于紧张状态。因而，为了避免这种情况的发生，使

劳动关系走到正常的轨道，必须高度重视“心理契约”的达成。如果不引起重视，任由其遭到破坏，那么优秀的员工会选择离开，留下的则效率低下，形

成一种“逆淘汰”，长期下去，不但劳动关系面临解体的危险，整个企业也会因为内部空虚而有倒闭之虞。

那么如何达成“心理契约”？如何使已经建立起来的“心理契约”免遭破坏？通过加强企业文化建设也许能够达到这一点。

前面说过，“心理契约”是双方期望的互动，其达成需要双方对契约的理解一致。然而期望是内隐的，不会公之于众，而且不同的员工对公司的期望也是不一致的。企业所要做的就是尽量使双方的期望保持一致，管理方通过与员工进行开诚布公的沟通交流，了解员工对公司的期望，倾听其对公司的意见，有助于“心理契约”的达成，但是这远远不够，解决问题的根本办法是在公司全体成员当成形成一种共有的价值观念，提高员工对公司目标的认可度，同员工建立一种休戚与共的劳动关系，从而把员工努力工作的动机转化成内在的行为，这样才能够在宏观层面上，使管理方和

雇员达成期望的一致。应该说企业文化就是在这方面努力的。

企业文化强调价值观和核心思想，能够统一员工的思想，具有强大的凝聚功能和激励效果。优秀的企业文化，赋予企业的独具特色的经营思想、经营作风、组织结构与决策方式，成为凝聚企业内部各种力量的“粘合剂”，为企业的生存、竞争和发展，带来勃勃生机与活力。企业的凝聚力，是由两个基本点相互联系与相互依存的方面决定的。其一是企业对其内部成员的吸引力；其二是企业内部成员之间的人际吸引力。美国管理学家西蒙和马奇认为，个人对企业目标的认同程度，是影响企业凝聚力的关键因素。而一种强势的企业文化则可以强化个人对企业目标的认同度，从而，具有凝聚功能。

企业文化能够对员工形成一种激励，这种激励是基于组织与员工之间的相互信任和理解。劳动关系主体双方以诚相待，开诚布公，就能够最大限度减

少误会的发生，统一全体员工努力的方向。

总之，优秀的企业文化能够最大限度的有利于“心理契约”的达成，从而能够有利于建立起一种和谐的劳动关系。

三、结语

劳动关系从广义上讲属于文化范畴，文化在劳动关系的构建中具有不可忽视的影响。企业在在构建和处理劳动关系时，必须考虑文化的因素；从文化的角度来审视和处理劳动关系，能够使劳动关系的双方从纷繁复杂的劳动法规和制度中解脱出来，从而，少一分生硬，多一分人文关怀——这也是本文的目的所在。

一般将译做劳动关系，就本文的研究层次而言，也许更符合我们所指的劳动关系，这里主要是指管理学意义上的概念。

这里所指主要是地方文化或地域文化，而不是民族文化。因为就影响劳动关系的宏观层面文化而言，民族文化

过于宽泛，地域或地方文化才是需要考察的重点。比如，中国具有统一的中华民族文化，但是因其幅员辽阔，各地方文化相差极大，不同地区和省份的人，行为和思考方式也有所差别，因而在研究时应该进行区分和细化。

这里所指的文化是宏观文化，本节下同。

当然广泛意义上的劳动关系，自人类从事生产劳动以来就已经存在了，但存在于公司企业意义上的劳动关系则是自近代始，起源于欧美。

赵履宽等：《现代劳动经济学》，第页，中国劳动出版社，年版

杨忠：《跨文化管理：国际企业管理新模式》，《太平洋学报》，年第期

谭力文等：《国际企业管理》，第页，武汉大学出版社，××年月

刘光明：《中外企业文化案例》，第页，经济管理出版社，年月

转引自陈加洲等：《组织中的心理契约》，《管理科学学报》，年第期

7.对外汉语文化因素的教学篇七

文化是一个广泛的概念, 是人类在历史长河中所创造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总和。正如美国教育家爱德华·霍尔指出:“文化是人类生活的环境, 人类生活的各个方面无不受着文化的影响, 并随着文化的变化而变化, 或者说, 文化决定人的存在, 包括自我表达的方式以及感情流露的方式, 思维方式, 行为方式, 解决问题的方式等等。正是这些在一般情况下十分明显, 习以为常, 然而又很少加以研究的文化方面以最深刻和最微妙的方式影响着人们的行为。”既然文化因素渗透到精神物质的所有领域, 而不同民族、不同国家的文化都存在不同程度的差异。这种差异性会引起不同的文化感受, 造成语言理解与表达的障碍。但语言教学毕竟不同于文化研修课程, 那么, 如何进行对外汉语的文化因素教学呢?

我们应该先在观念上弄清两个问题。

第一, 弄清语言教学中的文化因素不同于单纯的文化教学。在对外汉语语言教学中, 文化因素的教学是服务于语言教学的。其主要目的在于解除语言理解与语言交际的障碍。这里“文化”的界定, 是那些成为汉语学习者学习汉语、理解汉语、使用汉语和掌握汉语的障碍的文化。被称为语言交际文化:是“隐含在语言系统中, 反映一个民族价值观念、是非标准、社会习俗、心理状态、思维方式等, 跟语言理论和语言使用密切的一种特殊的文化因素。” (吕必松《对外汉语教学概论》) 。

第二, 充分重视对外汉语教学的文化因素。一方面, 正如吕必松指出:“从语言学习和语言教学的解读研究语言, 就必须研究语言与文化的关系, 因为语言理解和语言使用都离不开一定的文化因素。”从某种意义上说, 没有完全脱离了文化的语言, 文化是语言学习的一部分。另一方面, 对外汉语教学中的文化——交际文化是“隐含的”, 是“本民族往往‘习而不察’, 只有通过不同语言和文化的对比研究, 才能发现其特征。” (吕必松) 因“习而不察”这种交际文化被忽略时极其容易的, 但作为第二语言的学习者很可能是学习的重点和难点。

有了这样的观念之后, 我们可以依照如下两大方面的原则进行教学。

第一, 根据学生受体的具体情形循序渐进地进行。学生是教学中的主体, 对外汉语教学应考虑到学生的具体情形, 诸如年龄、有无汉语基础或汉语程度、母语文化背景等等。对于零基础或初级阶段的学习者来说, 应该让学生了解浅层的普遍的应急的文化现象, 比如问候、称呼、询问、自我介绍等实用交际方式, 要教会他们使用最简单最少歧义的说话方式, 也要让他们理解接受最常听见的表达方式:比如问候别人说“你好”, 被人问候你的方式可能是“干嘛”“去哪”“吃饭了”等等。高级阶段的学生就有必要渗透更多更复杂的文化成分。另一个重要因素是学生的母语文化背景。不同国家民族文化背景的差异程度不同, 应该整合相同的文化因素, 降低学习难度。通常日韩与中国文化有许多相同或相近之处, 善加利用, 会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对西方国家的学生遇到的文化障碍会更多, 文化差异是学习的重点和难点。如“红色”, 英美人联想到气愤、罪行, 在汉文化中, 则象征着喜气、吉祥、热烈。“她现在很红”这样的表达英美人就很难理解。再如汉语中“个人努力”“个人奋斗”与英语的“individualism”存在着很大的文化差异, 与“个人主义”相差就更远。另外一点, 成人学习者和儿童受教者的情况也不一样, 成人理解力强, 儿童模仿力强, 应因材施教, 分别对待。

第二, 根据汉语言的特点有针对性地进行。从汉语言本身来看, 汉语言语音、词汇、语法都有自己的文化特点, 在语用中体现出来的文化差异更加鲜明。

汉语语音在诸语言因素中文化差异相对较小。汉语声调是难点, 儿化和轻声带有较浓的文化特点。

词汇是语言的建筑材料, 文化差异最明显的体现者。词汇教学中词义教学最难。教学中也应该遵循循序渐进的原则, 从最基本的概念意义 (理性意义) 入手, 渐渐带进词汇的色彩意义;从相对稳定的静态的语言意义渐次学习更为多变的、具体个别的语用意义。

语法是语言的结构规律。汉语作为意合语言, 语法规则不同于其他语言, 应该尽早让学生理解语序、虚词、语义关系对组织汉语语句的重要意义。尤其对于英语国家的学习者对于有文化基础、受过较高学校教育的学习者来说, 由于理解力较强, 语法有助于学生较快地学会组织语言, 但对于低龄语言学习者来说, 不能强行灌输语法知识。

参考文献

[1]陈建民.语言与文化面面观[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 1988.

[2]郑炎昌.语言与文化[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1989.

8.翻译中文化因素的介入篇八

关键词：文化因素；思维方式；翻译

［中图分类号］H31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2831(2007)12-0066-2

Abstract: Culture conflict and unification is playing a leading role in the 21^st century. Cross-cultural thought is more often used in translation. The results of translation theory and practice have proven its possibility.

Key words: culture factor, thinking method, translation

21世纪将是和平、发展、信息的世纪，是东西方文化冲突又融合的世纪，是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文化不断汇集、冲突、选择、交融的世纪。而翻译作为跨文化的语言信息转换，在这文化融合的过程中起着桥梁的连接作用。

1. 文化差异与思维方式

西方文化主要有三个来源：希腊文化、罗马文化与希伯莱（基督教）文化。中西两种不同类型的文化产生了两种不同的思维方式。中国的儒家、道家文化都以直觉思维为主导，这就是主体在充分的思维准备前提下，未经有意识的逻辑思维而直接获得某种知识的能力，突然在认识发生上的质变与飞跃。直接思维的特点是从整体上把握事物，中国文化强调整体，忽视个体，强调义务责任，忽视个体权利；相反，西方传统哲学思维是以主客体对立为出发点，人们对世界的认识形成一系列相互对立的概念与范畴，对外部事物的反映不是靠直觉感性的认识，而是依赖抽象理性的表述，是一种分析性逻辑思维模式。西方思维是把事物分解为各个组成部分，进行细致入微的分析。分析思维的结果是将个体与部分置于首位，使西方文化产生了个体主义与自由主义。了解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的真谛，有利于在翻译过程中进行客观的比较、分析及正确的鉴别和选择。

翻译教学中的跨文化意识包涵了三层意思：一是指揭示外国语言的外国文化内涵；二是点明由于中西文化差异而形成思维方式及语言表达方式上的差异；三是翻译过程中排除母语文化及汉语思维方式的干扰，努力习惯西方的思维方式，掌握并应用地道的外国语言进行翻译。“语言是文化的载体”，外语中所包涵的异民族特性、世界观、道德观、价值观等深层文化对翻译有着深刻的启示。

2. 构词上的文化内涵与翻译

不同民族语言的不同构词法透视出各民族不同文化及价值取向。例如，英语中的词缀反映了英语国家的社会现象和英美人的价值取向。美国人极其崇拜“个人主义”，只要看看英文词典中的合成词，有多少词是self-（自身、自我）为前缀的，就可以看出“自我意识”在美国日常生活中所占的位置是何等重要。笔者出于好奇，特查阅了《新英汉词典》，以self-为前缀的词共有188个，其中有部分贬义词，大部分为褒义或中性词。如self-control（自制），self-esteem（自尊），self-confidence（自信），self-reliance（自力更生）等等。无论是褒义还是贬义，均透示出美国人十分强调自身自我的主观能动作用。

再如，gate的词义是“门”。近些年来接连不断地出现Irangate(伊朗门)，Whiterivergate(白水门)，Monicagate（莫尼卡门）之类的词，往往让人在翻译时不解其意。词中的gate已经失去原来的词义，是美国新闻界造出来的新词根，是重大事件与丑闻的代名词，因此在翻译时便一一译为：伊朗事件、白水受贿案、克林顿桃色丑闻等等。其实，英语中表示“丑闻”的专用词为scandal，又为什么用gate取代呢？原因是20世纪70年代美国的水门事件“Watergate”曾轰动了十年之久，因而记者们认为gate比scandal更具有震撼力，更富有政治色彩和渲染作用，于是从水门事件后以gate结尾表示“丑闻”的词愈来愈多。近年来gate变成了名副其实的后缀，具有较强的构词能力。事隔50年后，白宫政治家们再次追究1949年失掉中国这块肥肉责任之丑闻一批露，新闻媒体立刻出现了“Chinagate”（中国门）这一字样。

3. 词义之异文化联想与翻译

各种语言在表达共同的抽象概念时，在各自独特的社会制度和传统文化氛围中，必然会产生附加在词汇本意概念之外的不同的联想意义。例如，英语中的individualism（个人主义）反映了西方人的“个人”价值观。《韦氏英语词典》（第二版）对其涵义有如下解释：1）直译为个人；2）个人特色；3）经济活动中个人自由不受政府制约的市场经济；4）国家为每个人存在，而不是个人为国家存在；5）个人兴趣是人类活动目标。凡符合以上5个原则的行为均可称“个人主义”。可见，在美国个人主义这个词是褒义的，它所提倡的主体意识是独立自主、独立思考、自食其力、自力更生、自我奋斗。它与汉语中的“个人主义”是截然不同的两个概念；与汉语中的“个人主义”意义相对应的词应是egoistic。美国人崇尚美式的个人主义，如孩子刚学走路摔倒了，美国母亲虽然心疼，但并不急于将孩子抱起来，而是鼓励孩子自己爬起来。美国人对孩子的爱表现在培养孩子的自身的求生和竞争能力上。

虽然仅仅是一个单词，却蕴含了美国人深层的文化观念和价值取向。带着母语的文化理念去翻译外语往往会造成对异国文化的误解。

4. 语言文化的多种定义

从文化知识背景来看，不同地域的人，不同知识背景的人，不同语言文化的人其范围原型不太一样。语言是文化的一种表现形式。由于文化的不同，语言的形式和内容也可能不同。译者要全面反映作家的个性气质，除了像老舍先生所说要对外国作家有深刻的了解，知道他思想上、艺术上的地位特点外，还涉及其智力、情感和思想等多方面的非语言因素。（罗新璋，1984）从文化的语义来说，汉语和英语的概念从一开始就大相径庭，但在经历了漫长的语义发展和演变过程之后，其基本含义已趋渐同。国内外学者曾先后从各自学科的角度出发予以多种界定，这些定义分别由世界上著名的人类学家、社会学家、心理分析家、哲学家、化学家、生物学家、经济学家、地理学家和政治家所解释。有学者把文化的定义分为七组，并给予总数性的评论，这对翻译起到了异向性的作用。七组定义分别为：（1）描述性的定义：文化或文明是一个复杂的整体，它包括知识、信仰、艺术、法律、伦理道德、风俗和作为社会成员的人通过学习而获得的任何其它能力和习惯；（2）历史性的定义：一个群体的文化是指这一群体所生活的社会遗传结构的总和，而这些社会遗传结构又因这一群体人特定的历史生活和种族特点而获得其社会意义；（3）行为规范性的定义：某个社会或部落所遵循的生活方式被称作文化，它包括所有标准化的社会传统行为；（4）心理性的定义：文化是指某一特定时期的人们为试图达到他们的目的而使用的技术、机械、智力和精神的总和。文化包括人类为达到个人或社会目的所采用的方法手段；（5）不完整性的定义：文化可以定义为是一个社会所做、所思的事情；（6）结构性的定义：文化是一个反映行为的相互关联和相互依赖的习惯模式系统；（7）遗传性的定义：我们所说的文化是指人类生产或创造的，而后传给其他人，特别是传给下一代的每一件物品、习惯、观念、制度、思维模式和行为模式。综上所述，翻译只有通晓古今文化的变通规律，明白各种不同文化的背景，才能以恰如其分的文辞、得体的文笔、符合规范的文体译出原作者的风格，表现出原作品的神韵，把文化因素、语言因素、审美因素、心理因素结合在一起，全面地反映原作品个性与气质。翻译标准是译者翻译实践的行为准则，是人们用来评判翻译质量的尺度。文化是社会行为的习惯（Bourdieu, 1977），因此翻译过程中把握原语的意图，使译者获得与原文一样的语用效果，需根据目的语的文化因素介入，译出源语的真实含义。

该文同时发表在“雅信达英语互动网”www.EnglishVod.net和“认真企业网站”www.TopEnglish.net。

参考文献

Bourdieu, P. Outline of a Theory of Practice[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7.

9.国际商务活动中的文化因素篇九

国际商务活动中的文化因素

各民族的文化存在着很大的差异,而文化在观念上指导人们在社会中的行为方式,也影响国际商务中各种各样的活动.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加快,这样的影响也越来越突出.研究不同民族文化差异及其对国际商务活动的影响,能有力地促进企业迅速走向国际市场.

作者：王玉平作者单位：大连民族学院,外国语言文化系,辽宁,大连,116600刊名：大连民族学院学报英文刊名：JOURNAL OF DALIAN NATIONALITIES UNIVERSITY年，卷(期)：6(5)分类号：G05关键词：文化商务分析

10.文化因素篇十

安全文化的内容、影响因素及作用机制

安全文化研究反映了现代安全管理向社会控制的发展.大多研究在态度与价值观水平上采用问卷调查的方式研究安全文化,也称安全气氛研究,不同研究中安全文化的维度结构差异很大;另一种研究取向则主张采用各种定性方法研究组织现象背后的基本意会.民族文化、生产特点与组织环境等因素都对安全文化产生影响,而安全文化则通过个体变量影响组织的.安全绩效.该文进一步分析了研究分歧的原因以及组织水平研究中变量整合水平问题.文章认为,应该采用三角方法来测量安全文化,弄清它的原因及结果,以指导安全管理实践.

作者：于广涛王二平作者单位：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北京,100101 刊名：心理科学进展 PKU CSSCI英文刊名：ADVANCES IN PSYCHOLOGICAL SCIENCE 年，卷(期)：2004 12(1) 分类号：B849:C93 关键词：安全文化安全气氛三角方法

11.甘肃武威汉代木雕文化因素分析篇十一

关键词：武威；汉代木雕；文化因素

从1956年至今，甘肃武威地区的磨嘴子汉墓群陆续发掘了一批汉代墓葬，时代从西汉晚期延续至东汉晚期。墓中出土了一系列珍贵的木雕文物，即武威汉代木雕。目前考古学界对这方面的关注较少，相关的论述，很大部分来自于美术学领域，如冯昌泰的《论武威汉代木雕的造型特点》等。另外也有从考古学的角度进行的，如张鹏川的《中国汉代木雕艺术》等。但遗憾的是对武威汉代木雕的考古学研究并没有深入下去，很多问题也没有得到解决。本文准备通过对武威汉代木雕进行初步的分期分类，然后进行深入的的文化分析研究。

一、武威汉代木雕的分类

武威汉代木雕大多是由当地广泛种植的白杨木雕刻成的。从雕刻技法上来说，小件木雕多采用单块木料刻成，大件木雕则是以多块木料用榫卯嵌合而成的，例如立马俑、独角兽俑等。这里对武威汉代木雕进行分类，主要侧重于造型的角度。

（一）人物俑

1.侍人俑。

Ⅰ式侍人俑以白色为底色，用粗墨笔绘平顶圆帽、头发、五官以及衣袖，双手拱于腹前，作恭立待命状。宽大的衣袖突出明显，下垂处呈圆角方形。此式全为男性（图一，1）。

Ⅱ式侍人俑仍以白色打底，但用墨笔绘帽子、五官、衣襟时，一反Ⅰ式浓墨重笔的画法，而是使用了细致的笔法进行勾绘。双手下垂或拱于腹前，下垂衣袖有长有短，大致呈椭圆形（图一，2）。

Ⅲ式侍人俑彩绘更加精致，以细笔画法画出人物的帽子、头发、五官、衣襟及袖口等，较为写实。人物双手拱于腹前，衣袖更加宽大，下垂处呈斜角或圆角长方形。此式男女俑均有（图一，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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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一侍人俑

1.西汉晚期M1出土（采自张朋川《中国汉代木雕艺术》85、86页）

2.新莽至东汉早期M22出土（采自《考古》1960年第9期）3.新莽至东汉早期M6出土（采自《考古与文物》2012年第五期）

2.舞女俑。舞女俑有对舞俑和独舞俑两种组合，有彩绘，面部五官基本被省略，主要突出的是动态的翩翩舞姿。由于是多民族聚居之地，武威向来盛行乐舞，舞女俑应该就是这种风气的写照。

3.六博俑。出土于西汉晚期48号墓，两位老者对面跪坐，中间置一用白彩绘局的木质棋盘。身着右衽长袍，梳圆髻，留胡须，全身以黑白为主色。现场感极强。

（二）动物俑。

1.立马俑

立马俑高度约在50——90厘米之间，它在武威汉代木雕中的延续时间很长，从西汉晚期至东汉晚期的墓葬中均有发现。按其造型的不同，大致可分为以下3式：

Ⅰ式立马颈曲似鸡鸣，头小，下颌夸张性拉长，剑锋斜齿，鼻翼分三到四层，翘尾，无马鬃（图二，1）。

Ⅱ式立马颈稍变短，弯曲程度降低，头部稍变大，下颌减短，剑锋斜齿，鼻翼涂黑无分层，翘尾，无马鬃（图二，2、3）。

Ⅲ式立马颈粗短，头部刻画粗略，下颌恢复正常马的标准，鼻翼不明显，尾微垂，有马鬃（图二，4）。

1 2 3

图二立马俑

1.西汉晚期M48出土 2..东汉早期M26、54出土

（分别采自张鹏川《中国汉代木雕艺术》25、22、24、28页）

2.木牛俑

至迟在西汉时期，随着“军事屯田”与“徙民实边”政策的推行，牛耕技术在甘肃河西地区逐渐普及开来。木牛目视前方，身躯健壮有力。有的木牛拉着牛车，有的拉着木犁，表现了田间劳作的情景。

3.群鸡俑

鸡也是武威汉代木雕的重要形象之一，时代从西汉晚期延续到东汉中期，有的两三只栖于木架，有的成对栖于木条，也有的零散分布。木鸡用墨笔或朱笔绘出眼睛、喙、翅膀、尾巴，具有浓厚的田园气息。

4.独角兽俑

独角兽身躯如羊，俯首扬尾，独角奋力前刺，身上用红色和黑色绘成卷毛、鳞甲状的纹样。据考为中国古代神话传说中的神兽獬豸。在甘肃武威磨嘴子汉墓中，出土了数十件獬豸，按其造型大致可分为3式：

Ⅰ式独角兽脊背平缓，头部和身体组成一个大致的长方体，腿部较细（图三，1）。

Ⅱ式独角兽脊背和脖颈相接处有较明显的起伏，头部和身体区分明显，腿较Ⅰ式粗（图三，2）。

Ⅲ式独角兽自低俯的头部至扬起的尾部，全身呈波浪起伏状，雕刻、绘画都较前两式精细（图三，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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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三独角兽俑

在以上木雕中，最具代表性的有侍人俑、立马俑、独角兽俑等，后面也将以这几种木雕的造型变化为主要内容进行分期研究。

二、武威汉代木雕的分期

武威汉代木雕贯穿了磨嘴子汉墓群的整个时代，从西汉晚期到东汉晚期，经历了一个由盛而衰的历程。这个历程大致可以划分为3期。

第一期：西汉晚期。

这是武威磨嘴子汉墓的初始期。墓葬中与木雕同出的随葬品包括陶罐、陶壶、陶甑、陶灶、铜镜、五铢钱等，具有明显的西汉特征。在立马造型中，Ⅰ式和Ⅱ式共存，侍人俑、独角兽俑也主要为Ⅰ式，造型雄浑，彩绘明艳。西汉晚期48号墓出土的六博俑，以精确的手法表现出了两位老者全神贯注进行博弈的紧张气氛，这应是死者生前的日常生活写照。总的来说，武威汉代木雕在西汉晚期具有明显的成熟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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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期：新莽至东汉早期。

墓葬形式与第一期相同，随葬品中出现大量货泉等新莽货币。侍人俑Ⅱ式、Ⅲ式、Ⅳ式共存，拱手、垂袖、男女俑经常同墓出土。立马俑主要为Ⅱ式，独角兽俑Ⅱ式、Ⅲ式共存，呈波状起伏的背脊造型更加突出了獬豸抵邪触恶、向前冲刺的的力量感。和第一期相比，这一时期的木雕的彩绘风格更加细腻，侍人俑的五官及交领都采用了细笔画法。另外，同一木雕种类之下的造型也更加多样，比如侍人俑常有Ⅱ、Ⅲ、Ⅳ三式同时出土，组合更加复杂。从这些迹象可以发现，武威汉代木雕在这一时期有了进一步发展，无论是雕刻还是彩绘，它们都更加彰显了地域文化特色，这是武威汉代木雕的繁荣时期。

第三期：东汉中晚期。

这一时期出土木雕文物较少，侍人俑由于腐朽的原因，五官不可明鉴。立马俑有Ⅱ式、Ⅲ式共存，但数量大不如前。独角兽俑依然是是脊背有起伏的Ⅲ式，但晚期未有发现。群鸡俑多用木板削成，制造较前两期粗略。总之，这一时期的木雕更加侧重明器的象征意义。随着磨嘴子汉墓的消失，武威汉代木雕在这一时期最终走向衰落。

从上面的类型、年代分析可以看出，武威汉代木雕在西汉晚期随着磨嘴子汉墓的开始而成熟，从新莽到东汉早期则进入进一步的文化交融期。结合武威在丝绸之路上的的重要交通地位，会发现武威汉代木雕并不是由单一的文化因素构成的，外来文化因素可能占有重要的地位。

三、武威汉代木雕的文化因素

武威汉代木雕是由多种外来文化结合本地特色形成的，这在上面的时代分析中已得出较明确的答案。下面将根据全国范围内出土的木雕俑资料，对武威汉代木雕的具体文化因素构成进行分析。

（一）中原汉文化

文献记载，霍去病在河西击败匈奴后，汉武帝在这里设置了酒泉、武威、敦煌、张掖四郡以加强管理。为了加强巩固，他进行了大规模的军事屯田和“徙民实边”活动。这些屯田的士兵和被徙的百姓大都来自关中、关东地区，其中不乏因犯罪而徙来的豪族和技术娴熟的工匠。事实上，磨嘴子汉墓中有一部分已经标明了墓主籍贯，皆是从内地迁徙过来的汉人。

这种文化交融的情况在木雕中有明确的表现。如武威木雕中的独角神兽獬豸，《后汉书·舆服志下》有记载：“獬豸，神羊，能辨别曲直。楚王尝获之，故以为冠。” 这种冠即名“獬豸冠”，自秦至清都是朝廷监察机构中执法人员的“法冠”。因此，在武威地区作为镇墓兽而存在的獬豸形象，在我国古代汉文化中是“明辨”与“正义”的象征，这正是儒家思想的体现。

（二）南方楚文化

从战国开始，楚墓中就开始大量使用木雕俑作为陪葬明器。当时的木俑是作为奴隶的形象出现的，大多数只具有人的大致轮廓。自汉以来，湘、鄂地区继续沿袭楚文化传统，如马王堆一号西汉墓出土的侍人俑，五官清晰，色彩明艳，侍人俑彩绘纹饰与武威木雕中马鞍上的云气纹有很大相似之处。西汉中晚期，深受楚文化影响的吴越地区开始出现大量木俑。其中江苏邗江胡坊、姚庄墓出土的成组动物木雕，为武威木雕中的大批动物俑奠定了基础。张朋川在《中国汉代木雕艺术》的前言中认为，武威汉代木雕艺术是由楚文化木雕艺术以四川为跳板，经过青海进入甘肃而发展出来的，这个观点值得注意。

（三）西域文化

这里主要指新疆地区。此地区最早的木雕俑出土于春秋时期的哈密焉不拉克村墓地。木俑突出长而大的鼻子，具有明显的少数民族特征。1994年吐鲁番交河故城沟北1号台地西汉墓中，也出土了4件木俑。其通体由圆木雕成，周身施白彩，双眼绘墨，嘴唇涂朱，脑后绘黑色短发，在特征上与武威木雕有很大的相似之处。总之，由于部落的迁徙、丝绸之路的交通，新疆地区的木雕文化影响到东部的河西走廊是极有可能的。

四、结语

武威作为东段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一向是东西方文化交流、民族汇聚融合的地方，这在武威汉代木雕中得到了明确的体现。武威汉代木雕文化因素的多样性，是南方、中原和西域多个区域的文化在这里汇聚融合的结果。总之，由于丝绸之路的开通和加强，经济文化交流在全国范围内日益频繁，武威的社会文化面貌也表现出了更加丰富而多样化的特征。

参考文献

[1]冯昌泰：《论武威汉代木雕的造型特点》，西安美术学院，硕士研究生学位论文，2012年。

[2][5]陈贤儒：《甘肃武威磨嘴子汉墓发掘》，《考古》1960年第9期，第6——11页。

[3] 王辉、赵雪野等：《2003 年甘肃武威磨咀子墓地发掘简报》，《考古与文物》2012年第5期，第28——38页。

[4]杜斗城：《河西汉墓记》，《敦煌学辑刊》1992年第1期，第79-84页。

[6][南朝·宋] 范晔：《后汉书》，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卷一百二十，志第三十。

[7]陈剑：《马王堆装饰艺术源流研究》，湖南师范大学，硕士研究生学位论文，2009年。

[8]张学涛：《扬州西汉墓陪葬木俑初探》，《扬州教育学院学报》2012 年9 月第30 卷第3 期。

[9]张鹏川主编：《中国汉代木雕艺术》辽宁：辽宁美术出版社，2003年19月第一版。

[10]张平、艾尔肯·米吉提等：《新疆哈密焉不拉克墓地》，《考古学报》1989年第3期。

[11]赵静、郭建国等：《1996年年新疆吐鲁番交河故衅沟西墓地汉晋墓葬发掘简报》，《考古》1997年第9期，第98——104页。

附记：此项研究得到2014年西北民族大学“国家级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项目编号：201410742034）资助。本文在写作和修改的过程中得到西北民族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朱悦梅老师和陈亚军老师的悉心指导，在此致以衷心的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