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主义

女性主义（精选8篇）

1.女性主义 篇一

女性主义论文

伴随着时代的发展，女性主义的地位变得越来越重要。今日女性主义在揭示欲望的政治化和后现代的理论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哈钦认为女性主义与后现代主义之间存在着许多的融合点，同时存在着差异性。不过，女性主义给后现代主义带来很多的启示。

一、女性主义的多样性

女性主义Feminism的词源来自法语的“féminisme”一词，现在学者普遍认为是法国的哲学家、乌托邦社会学家查尔斯傅立叶在1837创造了这个词--“féminisme”。后来该词在世界的各个地方开始开始被使用，在1872年出现在荷兰，19世纪90年代开始在英国使用，19出现美国。哈钦在《后现代主义的政治学》ThePoliticsofPostmod-ernism中指出用“女权主义们”(Feminisms)的复数形式虽然略显笨拙但是却是很准确的，因为女权主义的种类几乎和女权主义者的数量一样多。女权主义可分为：个人女权主义、存在女权主义、性积极女权主义、女同性恋女权主义、后女权主义……正是这些不同流派的女权主义，为后现代主义理论提供了视点转换，这也体现了对后现代差异性的尊重，女性主义的许多社会理论及文化实践清楚的证明文化的多样性，也体现了她们对不同种族、阶级、性取向方面的尊重。这些女权主义话语融入在后现代主义之中，使得后现代主义的多样性更加的饱满。

二、女性主义们和后现代主义

女性主义们与后现代主义上存在着许多的交融点，但是同时也存在的许多的不同。这种交融点体现在以下：第一在再现问题上，女性主义和后现代主义都认为再现已经不再是一个中立的过程，深深的嵌入了社会的意识形态，“今日很少人会否认，女权主义们对艺术实践所带来的改变：透过新的形式、关于再现的新的.自我认知，以及性别经验的环境和特质者两者全新的感知”[2];第二在性别和政治的混合上，在哈钦看来女性主义和后现代主义都认为，欲望不单单是个人的欲望，而是与文化和政治息息相关的;第三在艺术观上，哈钦认为女性主义和后现代主义都是文化权威普遍出现危机的一部分，它们为社会的某本质上觉醒而努力，并且它们都认为艺术是社会的符号，深深的嵌入价值系统的符号之中;尽管女性主义和后现代主义两者有着很多的相融点，但是哈钦认为不可以将女性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画上等号。两者之间的区别体现在一下几点：第一在政治上，后现代主义有着明显的两面性，“既共谋、亦驳斥着其在内运作的文化支配体”[3]，而女性主义有着自己的抗争目标，这样是为什么女性主义拒绝加入后现代主义正营的原因之一，女性主义担心她们的政治议程将会被后现代主义的双重编码所危害，或者担心有可能从此女性主义成为后现代主义的附属。从此也可以看出女性主义和后现代主义在政治性上有着较大的区别;第二在对戏仿的运用上，哈钦认为女性主义有着明显的性别倾向，而后现代主义在运用戏仿上却没有明显特点的性别指向。例如科布丝在《模特儿的快感》中通过将女性的肉体弄得支离破碎，显示了所呈现的意象，通过这种方式将男性的凝视牢牢的把握，可以看出有着明显的性别倾向。而在后现代主义中，拉莫斯的《花花公子》“解构这种特定男性欲望的高雅艺术常规，但却没有提供具体的性别的回应。”[4]

三、后现代主义为女性主义指明的出路

女性主义通过她们独特的形式去挑战父权及男性为基础的文化实践活动，也带来了丰硕的成果。但是哈钦认为女性主义不顾一切朝着基于女性主义受压抑的信念前进，而认为自己的信念更加的接近真理。哈钦认为女性主义这样的道路会走进死胡同。虽然后现代主义不是为女性主义提供理论的工厂，后现代主义却也能为女性主义提供一些思路。针对性别的指涉来说，后现代主义及反对男性主义优越女性主义的论调，同时也反对女性主义优越于男性主义的论调，因为后现代主义认为社会意识形态本身“意味暗示社会实践及呈现系统的全讯息集体”[5]。后现代主义在政治上的混乱，是因为其双重编码的缘故，既嵌入有共谋性又有批判性，而女性主义在使用戏仿之时就不会存在这样的混乱。正是带有双重编码的戏仿给女性主义在视觉艺术指明出路，“所以女性主义们的后现代策略办法，问题不大，但它可能亦是让女性主义的视觉艺术存在的唯一方法”[6]

四、女性主义给后现代带来的启示

虽然女性主义拒绝加入后现代主义，但是女性主义在再现观和历史观上的确给后现代主义带来很大的启迪。女性主义认为欲望不单单的是个人的欲望而是牵涉着政治、文化、经济等等的方方面面，这样女性主义的矛头通过肉体、主体再现指涉了父权主义的男性基础。在另外的一个方面，女性主义对什么构成了历史的有效叙述体?进行了深入的探讨，表明：我们在解读历史的时候，应该讲个人的叙述如，期刊，信件，忏悔录，传记，自传，自我写照这些形式加以考虑，因为个人的叙述也是公众的叙述，它们构成了历史叙述的有效方式。

2.女性主义 篇二

女性主义是一个开放的体系, 它的理论需要在实践中不断补充和完善。对待马克思主义, 女性主义经历了一个由吸收和利用到补充和修正的过程。西蒙·德·波伏娃 (Simone de Beauvoir) 是最早对马克思主义的妇女理论提出异议的女性主义者。在《第二性》一书中, 她虽然肯定了生物学、精神分析学和历史唯物主义对揭示女人所作的一些贡献, 但她认为这些理论和学说都存在一些问题。在考察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的论述时, 波伏娃认为恩格斯概括的理论体系比生物学、精神分析学的理论体系前进了一步, 但同时又指出恩格斯忽视了最重要的一些问题。概括地说, 她对恩格斯的批判有三点:第一, 恩格斯没有能够指明整个历史的转折点从公有制向私有制过渡是怎样发生的;第二, 恩格斯没有清楚地说明私有制是否必然要涉及对女人的奴役, 而是假设有一条把人和财产联在一起的利益纽带;第三, 恩格斯仅仅谈到社会主义要废除家庭, 让妇女同男人一样自由参加公共生产, 这种解决方法显得太抽象, 因为恩格斯仅仅强调了女子的生产功能, 而忽略了其生殖功能和其生产功能同样重要。

托里·莫伊 (Toril Moi) 曾进行过将马克思主义与解构主义相结合的尝试。她肯定了法国女性主义在理论研究上的贡献, 同时也指出她们对阶级及政治不够关注, 在不同程度上背离了马克思主义立场。与法国女性主义者相比, 美国的激进女性主义者似乎对阶级及政治比较感兴趣。例如, 在对阶级的分析中, 凯特·米利特 (Kate Millet) 借鉴了马克思主义的有关论述, 但对经济决定论不完全赞同。通过对男权制社会的观察和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分析, 米利特发现, 在男权制社会, 女性的等级式地位最容易引起混乱的地方在阶级领域;在资本主义社会, 一个人的地位取决于阶级的经济、社会和教育状况, 但对于女性来说, 情况并非如此。她注意到, 男权社会中的男人由于地位不同而对性别的态度也有所不同, 他更多地是单凭自己的性别来宣称自己的权威, 实际上他常常不得不与他阶级中具有经济实力的妇女分享权力, 而在中上层阶级中, 男性往往不必直言男权制, 因为他们享有这种地位, 在任何情况下都拥有更大的权力。米利特还指出, 分析阶级类别的问题引发了各种矛盾, 工人阶级在被资产阶级同化过程中, 其道德观和性态度也被同化了;男权制社会中阶级的主要后果之一是导致了两个女人的相互敌视, 在过去是妓女和妻子间的强烈敌对情绪, 现在则是职业妇女和家庭主妇间的极端仇视, 男性凭借自己的各种优势, 挑动疏远的两个女人互为敌人。米利特由此而看到了妇女中存在着次要的地位划分, 德行有等级之分, 美貌和年龄也有等级之分;女人往往能够超越男权制社会中通常的那个阶级分层, 因为无论女性的出身和教育程度如何, 她永久的阶级关系比男性要少, 经济上的依附性使她与任何一个阶级的联系都是附带的、间接的和临时的。这些论述在一定程度上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的妇女理论。值得一提的是, 莫伊对美国以伊莱恩·肖沃尔特 (Elaine Showalter) 、桑德拉·吉尔伯特 (Sandra Gilbert) 及苏珊·格巴 (Susan Gubar) 为代表的激进主义持批判的态度, 认为她们的做法是父权制的翻版:在差异的名义下拒绝男性象征秩序、标榜女性特征、强调以妇女为中心, 这不是在消除二元对立, 而是在重建家长式等级制。总的来说, 莫伊试图寻找马克思主义与解构主义结合的途径, 也试图在法国女性主义和美国女性主义中寻找契合点, 但她的努力并不是很成功, 主要表现在理论阐述与现实内容和环境因素不能很好地相互照应。

3.作为女性或　女性主义的荷马 篇三

通常人们认为，《伊利亚特》是男性的，阳刚的；《奥德赛》是女性的，阴柔的。而后者的阴柔美又比较集中地体现在史诗的女主人公珀涅罗珀身上。甚至有学者指出 《奥德赛》中存在着一种“珀涅罗珀诗学”。我们知道，“诗学”一词最早可以追溯到亚里士多德的《诗学》（Poetics）。“诗学”一词源于古希腊文，其原义为“制作的技艺”。在古希腊人看来，诗人作诗，就像鞋匠做鞋一样，靠自己的技艺制作产品。“诗学”（poietike techne）就是“作诗的技艺”的简化。因此，从该词的本义来讲似乎更应该译为“创作法、创作学”。刘小枫教授便将该词译为“诗术”。珀涅罗珀一直在为公公编织寿衣，这种编织也是一种“诗学”，它以隐喻的方式指向诗歌的创作。珀涅罗珀也在编织故事，并编织自己的生命故事的经纬，可以说，“一个从事纺织的珀涅罗珀就是一个隐喻意义上的诗人”（ 陈戎女《荷马的世界——现代阐释与比较》，中华书局，2009年版）。从这个意义上说，荷马就是一个珀涅罗珀式的说唱诗人。

珀涅罗珀是荷马史诗中一个光彩夺目的女性形象，她和俄狄修斯具有很多相似的品性和特质。“智谋”是他俩都具有的，并且，“智谋”是他俩共同的生存武器，在“斗智”方面他们夫妻二人可谓难分伯仲，他们在史诗中也的确有过“智慧”的交锋。这里似乎也透露出史诗作者的男女平等意识和女性思想。作为求婚者之一的安提诺奥斯，对珀涅罗珀的智慧有着清醒的认识。在他眼中，“从未见古代人中有何人如此智慧，/美发的阿开奥斯妇女中没有，即使提罗、/阿尔克墨涅和华髻的米克涅也难相比拟，/她们谁也不及珀涅罗珀工于心计” 。而另一位求婚者安菲墨冬，甚至在死后阴魂到了冥府也还在赞扬珀涅罗珀：“她终于不得不违愿地把那匹布织完。/待她把那匹宽布织完，把布匹浆洗，/给我们展示，光灿如同太阳或明月。”珀涅罗珀的智慧和人生似乎完美无缺，她最终织造的那匹光亮斑斓的织布，似乎可以看作是她智慧的象征物。

从某种意义上说，荷马史诗不外乎就是女人争夺战，《伊利亚特》的战争争夺的是海伦；《奥德赛》中俄狄修斯和求婚人争夺的是珀涅罗珀。史诗中的英雄用生命去争夺属于他的女人，于是，女人成为了男人战争的根源。早在特洛亚战争爆发之前，有许多英雄都向海伦求婚。海伦的父亲采用俄狄修斯的主意，让所有求婚者立誓决不对海伦未来的配偶动武，并在海伦夫妇婚姻遭到麻烦时给予帮助。阿伽门农兄弟日后正是利用这一誓言召集起一支远征特洛亚的庞大军队。海伦是一个复杂的充满魅力的形象。她的倾国倾城的美，她的诱惑力和洞察力，她的矛盾和复杂，使我们难以对她进行定性分析。海伦的美举世皆知。荷马史诗《伊利亚特》第三卷这样描写海伦的美。两军战斗间隙，女神将海伦请上特洛亚城门，那些特洛亚的长老们：

坐在斯开埃城门上面，他们年老，

无力参加战斗，却是很好的演说家，

很像森林深处爬在树上的知了，

发出百合花似的悠扬高亢的歌声，

特洛亚的领袖们就是这样坐在望楼上。他们望见海伦来到望楼上面，

便彼此轻声说出有翼飞翔的话语：

“特洛亚人和胫甲精美的阿开奥斯人

为这样一个妇人长期遭受苦难，

无可抱怨；看起来她很像永生的女神。”

西方著名荷马研究专家皮埃尔·维达尔-纳杰指出：“渗透到希腊文明核心当中的那种美”，“在荷马时代，是通过海伦这样迷人而又危险的人物来展现的”。“海伦是个美人，但是她把自己看成是一条母狗……因此，从古至今多少代，由于她的种种矛盾的特性，海伦代表着永恒女性的形象。”（《荷马的世界》，王莹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也许当初正是由于海伦的形象，使荷马产生了吟唱和编制史诗的兴趣和欲望。正如在《伊利亚特》中，荷马通过海伦之口对帕里斯说道：“是宙斯给我们两人带来这不幸的命运，日后我们将成为后世的人的歌题。”

荷马在史诗中塑造了一系列美好的女性形象，这些女性形象堪称完美，比如完美的母亲，如忒提斯；完美的妻子，如安德洛马克；完美的少女，如瑙西卡。荷马的注意力主要集中在这些古老传说中最美好最迷人的女性身上。对于海伦，荷马虽有所批评，但仍多有赞扬和爱护，最后给了她不错的结局。她在特洛亚城毁灭后平安回到了斯巴达，仍然是王后，仍然管理着她的后宫。荷马对于那些声名狼藉的女子要么不愿提及，要么一句带过。譬如荷马史诗中从未让阿伽门农的妻子克吕泰默斯特拉正面出场，有关于她的故事总通过他者之口来叙述。这当然表明了荷马对女性的态度和立场。

比较而言，《伊利亚特》中的女性并不多，但战争的缘由是因为海伦被劫持而引发的，而只要特洛亚人肯归还海伦，战争随时可以停止。史诗又是由阿喀琉斯和阿伽门农为了克丽塞伊斯和贝丽塞伊斯这两个女人而发生冲突开始的。“荷马没有说过在围城的十年里，亚该亚人的军营中曾有一个孩子出生过。”在特洛亚一方，荷马描写过赫卡柏、卡桑德拉和安德洛马克。赫卡柏既是老人又是王后，卡桑德拉是公主和预言家，安德洛马克是唯一被荷马认定为妻子和母亲的人。总之，以上这些女性角色虽然出场不多，但也足以使《伊利亚特》有一个特定的女性视野，即从不同的女性角色，譬如女俘、妻子、半神女子、女先知等的眼睛来看待这场战争，以及这场战争给她们家庭造成的难以想象的灾难。

安德洛马克无疑是荷马史诗中最重要女性形象之一。安德洛马克（Andromache）的名字兼有“男人”（Andro）和“战斗（mache）”的含义。这似乎是在暗示：安德洛马克其实是一个渴望像男子一样去战斗的女子。安德洛马克在与赫克托耳见最后一面时，讲述了自己家族的故事。这个故事表明了一个女人的战争观：战争毁灭家庭。安德洛马克没有讲述战争双方的攻城略地和激烈厮杀，她所突出的是战争的破坏性和毁灭性后果，她的父亲、母亲和兄弟都死于战火，她除了丈夫和儿子外已经一无所有。当然，随着特洛亚城的毁灭，她的丈夫和儿子最终也未能幸免于难。

安德洛马克在荷马心中的地位如此崇高、如此重要，以至于在《奥德赛》中，当主人公俄狄修斯听到得摩多科斯吟唱特洛亚城被毁灭的故事后，不禁心中悲怆、潸然泪下：

有如妇人悲恸着扑向自己的丈夫，

他在自己的城池和人民面前倒下，

保卫城市和孩子们免遭残忍的苦难；

妇人看见他正在死去作最后的挣扎，

不由得抱住他放声哭泣；在她身后，

敌人用长枪拍打她的后背和肩头，

要把她带去奴役，忍受劳苦和忧愁，

强烈的悲痛顿然使她面颊变憔悴；

俄狄修斯也这样睫毛下流出忧伤的泪水。

俄狄修斯这位杰出的英雄，在这里被荷马比作了安德洛马克。而史诗中那位特洛亚王子帕里斯，作为小伙子他过于漂亮，他的头发和他的美貌是那位金色的阿弗洛狄特赠与他的美妙礼物。这位还没有完全长大成年的青年，在史诗中其实是一位半男半女的王子。

与《伊利亚特》相比，《奥德赛》中的女性世界全然不同。《奥德赛》里出现了众多的女性角色。这其中有亲切神奇的女神卡吕普索，具有魔法而充满肉感和诱惑的基尔克，天真无邪、清纯大方的少女瑙西卡，能干贤明、广受爱戴的王后阿瑞塔，忠贞而又充满智慧和胆识的珀涅罗珀，以及对俄狄修斯眷顾有加的女神雅典娜。这些女性总是给主人公俄狄修斯提供及时的帮助。女性角色直接或间接地影响了俄狄修斯的行动和归程。当然，史诗中也写了一些女妖，但她们的作用更多地在于对比和烘托那些正面的女性形象。因此，英国人理查德·本特利说：“《奥德赛》史诗是为一群女性而创作的。”英国作家萨缪尔·勃特勒说，《奥德赛》是由一位女性创作的，而且这位女性只能是瑙西卡……这是她的化名，其背后可能隐藏着一位住在西西里岛的希腊公主（皮埃尔·维达尔-纳杰《荷马的世界》，王莹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当然，也有人说，《奥德赛》的作者即便不是一位女性，至少也是一位具有女权主义意识的男性。

总之，荷马史诗的世界也并非是一个纯然的男性主宰的世界，女性的世界也绚丽多姿，色彩缤纷。荷马史诗表达了某种女性主义的观念，当然这种观念与今日的女性主义观念是大有区别的，但是，现今的女性主义观念与古希腊的女性观念并非没有联系，作为西方文学与文化的源头，荷马史诗中诸种观念在漫长的历史发展时期得到了继承和进一步阐发，并成为西方女性观念史中的一部分。

4.国内生态女性主义研讨 篇四

1．生态女性主义在中国的引入和传播

我国对生态女性主义的接受最早是从对生态女性主义作品的译介开始的。《寂静的春天》是我国最早的一部与生态女性主义有关的译著，该书被视为是生态女性主义的奠基之作。书中描写了滥用农药、杀虫剂给生物及人类带来的严重危害，从环境污染的角度唤起人们对忽略的环境问题的关注。当时的美国总统肯尼迪也在一份报告中支持了卡森的见解。该书出版后，在美国和全世界产生了广泛和深远的影响，拉开了美国现代环境保护运动的序幕。尽管该书并不是真正以生态女性主义的身份在中国登台亮相的，但它在客观上为国内生态女性主义研究奠定了基础。之后，国内虽然陆续译介了《自然女性》、《自然之死》、《真实之复兴》、《女性主义与对自然的主宰》等一些与生态女性主义相关的著作，但总体而言，我国在对西方生态女性主义相关论著的译介方面成果较少。

世纪 90 年代中后期，中国学界开始集中关注生态女性主义文化思潮，拉开了生态女性主义研究的序幕。1996 年，《国外社会科学》刊登了关春玲写的《西方生态女权主义研究综述》，这是国内最早的一篇关于西方生态女性主义研究的综述性文章。该文简要介绍了生态女性主义研究出现的新特点，论述了生态女性主义的主要流派及其观

点(关春玲 1996:25-30)。之后，国内许多专家学者纷纷撰文探讨妇女和环境的关系，从多个角度对生态女性主义进行介绍与研究。以中国学术期刊网数据库为数据来源，对近十五年来国内重要期刊发表的有关生态女性主义的论文进行整理分析后，笔者发现我国对生态女性主义的研究是从哲学、伦理学、宗教等方面开始的，前期的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这些领域。1996 年，曹南燕和刘兵二人合作发表了《生态女性主义及其意义》，论述了女性与生态运动相结合的原因，较为详细地评述了生态女性主义对传统哲学的批判，以及生态女性主义提出的新的价值观和伦理学，并对生态女性主义的意义做出分析和总结(曹南燕、刘兵 1996:54-60)。之后，陈喜荣(2002:525)在《生态女性主义述评》中，把生态女性主义归为后现代主义的一个分支，指出生态女性主义与后现代主义在反对传统哲学中的二元论方面具有共性，又有区别。该文还详细陈述了生态女性主义本体论的建设性贡献，指出“非二元论是生态女性主义认识论根据”。台湾的李慧利(2004:93)在《儒学与生态女性主义》中指出，儒学“天人一体”的概念“并不制止人类对自然的干预行为”，“承认了人与自然的关系，并不等于支持了某一种环境伦理。”二元论究竟是不是对妇女和自然双重压迫的根源?这个问题仍将继续探讨下去。李建珊和赵媛媛(2008:1-6)在《生态女性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一文中提出，生态女性主义可以借鉴吸收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有机整体观、“天人合一”的思想和仁爱观念，这有助于生态女性主义思想的深化和发展。

2000 年，肖巍在《妇女研究论丛》上发表了《生态女性主义及其伦理文化》一文，这是典型的从伦理学角度研究生态女性主义的论文(肖巍 2000:37-41)。2007 年，香港树仁大学王建元发表了《生态伦理与中国神话》一文，该文尝试从中国古代神话(特别是有关女神的)中发掘生态女性主义的论点，以期提炼出中国古典文化中的生态伦理(王建元 2007:35-43)。

此外，四川大学陈霞(2000:37-40)的《道教贵柔守雌女性观与生态女权思想》一文是国内第一篇将生态女性主义与宗教研究结合起来的学术论文，该文以生态女性主义思想为参照，探讨了中国道教独特的女性观念及其对妇女、生态环境和可持续发展问题的意义。作者指出，柔弱不是一种结果，而是一种策略，这是雌性反应的方式。如果我们尊重理解这种方式，在对待自然和社会时，不要盲目进取、以强力征服自然，也不要用暴力不公压制女性，反而能保全人类赖以生存的生态环境和男人与女人之间的和谐，从而提高我们的生活质量。2010年，李瑞虹的《绿色神学:女性主义神学家鲁塞尔的生态思想探究》对美国女神学家鲁赛尔的生态女性主义思想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和评述(李瑞虹 2010:93-100)。

近些年来，生态女性主义作为一种理论概念已经正式进入文学研究领域。中国期刊网上的数据表明，从文学视角对生态女性主义的研究呈现多维度的局面，涉及批评理论研究、文本研究以及对生态女性

主义文学研究的研究等。2002 年韦清琦在《外国文学》上发表的《方兴未艾的绿色文学研究———生态批评》一文中提出，生态女性主义“是生态批评发展到第三阶段的产物，研究的前景相当乐观”(韦清琦2002:35-36)。同年，陈晓兰(2002:42-48)在《文艺理论与批评》上发表的《为人类“他者”的自然———当代西方生态批评》一文中把生态女性主义看作“生态批评”的一个重要类型，是最激进的非马克思主义批评，同时也是最具潜力的批评。从 2004 年开始，一批运用生态女性主义视角对作品加以阐析的论文涌现出来，例如左金梅的论文《〈千亩农庄〉的生态女权主义思想》，戴桂玉的论文《从〈丧钟为谁而鸣〉管窥海明威的生态女性主义意识》，王文惠的论文《从生态女权主义视角对〈简•爱〉的重新读解》，张燕的论文《寻归自然，呼唤和谐人性———艾丽斯•沃克小说的生态女性主义思想刍议》，吴琳的论文《解读“海洋三部曲”的生态女性主义思想》、《单乳女性家族回忆录———〈避风港〉的生态女性主义思想解读》等。笔者近些年来一直从事生态女性主义文学作品和批评理论的研究，力图将生态女性主义文学理论与文学批评实践研究相结合。2008 年，笔者完成了以生态女性主义批评为研究对象的博士论文《美国生态女性主义批评研究》，论文对生态女性主义文化思潮和批判理论进行了深入而细致的研究，着重探讨了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理论，对生态女性主义代表作家的作品进行阐析和解读，试图为国内的生态女性主义文学研究提供可资借鉴的资源，为国内的生态女性主义批评研究提供理论和实践上的支持。

5.女性主义与比较文学 篇五

一、概述

1、概念厘清

女性文学有三种字面上的含义：一是研究女性作家创作的文学；二是研究描写女性生活的文学；三是研究表现出女性意识的文学。

在大多数情况下，女性文学只是指第一种含义：女性作家创作的文学。

这里仍然有一个问题：那是不是女性作家创作的文学就可以全都称为女性文学？因此，这里仍然要两说：一个是女性作家创作的作品里面没有表现女性意识；另一个是女性作家创作的作品里面充分表现了女性意识。那么哪一种才是女性文学？

答案是后一种才是我们所指的女性文学，即那些女性作家创作的、充分表现了女性意识的文学。但是，这些文学并不一定描写女性生活的。可以是描写大社会的，但她同样表现了一定的女性意识，则可以称之为女性文学。

因此，在这里，女性文学的含义是：表现了女性意识的、女性作家创作的文学。它可以专门描写女性生活，也可以描写其他人的生活或反映大社会的情况。

2、女性主义和女权主义 Feminism 在中国，有两种翻译：女性主义或女权主义。

顾名思义，女权主义，是为女性争取权利，这些权利包括选举权、平等的受教育权、同工同酬的权利等等一些关于那个所谓的“人”所该拥有的一切权利，说白了，就是男人拥有的那些权利，女性也要拥有。这是作为一个“人”最基本的保障。

女性主义，是认为，在那些基本的人的权利之外，女性还有自己独特的性别意识，比如为母亲的意识、一直以来被压制在家庭与社会地位底下之列所造成了历史创伤（纵观历史上，文学中的女性形象不外乎两类：一类是天使圣母一般的，天使是那些贞女、圣母是那些孟母啊、贾母啊、岳飞那英雄的母亲啊之类的；另一类是魔鬼下流的，比如妖狐鬼怪中美若仙子的女性，比如潘金莲之流水性杨花的女性、还是那些乱国的女性；总之，当国家亡时，人们指责是女性祸国殃民，当国家兴时，女性的地位也不见得高到哪里去；历史上，在以儒家文化传统为主流的封建社会里，女性的地位一直被处于边缘：孔子的那一句话唯小人与女人难养也。让女性一直背负一个负面的、消极的、底下的包袱。）、一直现在仍然存在的歧视现象所给女性带来的压力等等。这些是女性独有的意识，或许只有女性作家才能够书写出来的意识，因为那些是需要个体体验的意识。

从女权主义到女性主义的过渡，一般认为是从上世纪七十年代以后开始。在此之前，学界认为feminism这一流派的主要任务是争取社会权利和权益。随着女性的选举权、受教育权获得之后，女性的关注点投射到女性自己的意识方面，并且认为，女性的革命比一场社会革命所需的时间更长，因此任务更重。只要有歧视存在，只要女性还被潜意识认为是第二性，那么女性主义的任务就仍然没有完成。

女性主义这一大流派之下，其思想意识并非那么统一。在文学方面，由原先的女权思想（比如秋瑾为革命的思想）、到女性主义哲学思想（比如那些从西方引进来的哲学思想，有波伏瓦、克里斯蒂娃、阿伦特、伍尔夫、桑塔格、西苏、伊利格瑞等等），再到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引进西方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话语，比如凯特米莱特的性别政治话语、玛丽艾尔曼的阳物批评话语、艾莲娜肖瓦尔特的姐妹情谊话语、吉尔伯特的女性的精神疯狂话语等等），中国的女性文学与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在西方话语的提醒、启示之下，在改革开放以来，始终没有间断它的发展势头。

在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发展到性别批评，期间还有酷儿理论，中国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也随之进入了性别批评时代。

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与性别批评的不同在于，前者只关注女性作家创作的那些带有明显的女性意识的作品；后者在于关注男性作家和女性作家那些在表现性别意识方面独特的作品。比如说，在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之下，在中国当代文学范围内，学者只去关注陈染、林白、徐坤、王安忆、刘索拉等作家的作品；在性别批评之下，学者们也去关注那些男性作家的作品，比如在90年代性话语大兴之时，有贾平凹的《废都》、陈忠实的《白鹿原》、莫言的一系列作品，还有苏童的《妻妾成群》、《大红灯笼高高挂》等一系列作品，在这些作品里，性别批评作者注意到，这些男性作家喜欢去女性的身体不厌其烦地性色彩描写，而且对于强奸的描写几乎乐此不疲。然而，在九十年代的女性作家那里，陈染、林白的身体写作，对于女性身体的描写，是唯美的，是自立的，是不屈不饶的，女性的身体是自我做主的。也就是说，在男性作家那里，女性的身体是被窥视的，是好似一个个具有窥阴癖的作家在向一个个具有窥阴癖的读者描写那具客体的女性身体；而在陈染、林白作家笔下，女性身体是自我书写的、是自我在表达自己的需要、欲望，是由身体的自我主张而达致精神上的自我独立。这是两种完全不同的身体书写。这些的深刻的揭露只有在性别批评当中才实现了。

在市场经济之下，女性被再次沦陷为消费对象，一具客体，一个卖点，难道这与传统的对于女性的看法有何不一致？传统观念认为女性就是性的代表，就是一具被消费的客体。在市场经济之下，可悲的是女性的命运仍然如此。

因此，在当下，许多社会上的权利不管是名义上的也好还是实际上的，女性的地位所有上升。但在人们的潜意识里，在这个男权社会里，女性的命运并没有好多少。因此，女性主义还需要继续存在下去。

而且，在当今西方学术界，如果你不了解女性主义或性别话语，那么你就过时就是老土，就是顽固的男权分子。如果你不但不了解女性主义，而且你还公然发表反对女性主义的言论和思想，那么你势必被逐出这个地球，并永不遣返。除非你以后别在公共场合发言，否则你的反女性主义言论将让你身败名裂，并永世不得翻身。

但是女性需要思想，需要哲学，需要倾听不同的言论，而且女性主义哲学一直都在如此做。而且，女性主义哲学已经在当下它的意义远远超出了自身的那个含义，而代表了一种为弱势群体而发言的思想。同性恋话语也是在女性主义的启发和引导之下蓬勃发展。后殖民主义话语和女性主义话语一道，在为弱势群体争取话语权方面，它们始终是一股不能被忽视的力量。

二、西方女性主义

在当今学术界，女性主义取代了女权主义的说法，因此在这里一律用女性主义这个称谓。

1、动力来源

首先，妇女解放运动及其理论成果，是女性主义哲学理论的前提和来源，也是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和性别批评的前提和来源。

其次，女性文学传统和世界范围内的女性文学实践是女性主义理论和批评的内在动力和基础。

最后，20世纪文学理论和批评的多元发展，为女性主义理论和批评提供了思维模式和方法论参照。

由于强调的理论重心、秉承的文学观念及采纳的研究方法上的差异，欧美女性主义诗学大致分为美、英、法三家学派。一般来说，美国女性主义诗学较为注重对文本的批评实践，而在英国批评界，由于存在深厚的左派传统，马克思主义的或社会主义的女性主义研究较为突出，对文化研究表现出更大的关切。学者们更加擅长将女性所受的压迫与资本主义对劳动力的剥削形式联系起来，将女性有报酬与无报酬的劳动与其在资本主义经济中的作用联系起来进行考察。而法国由于是新精神分析、解构理论与语言学等当代重要理论思潮的中心之一，号称法国最具代表性的三大女性主义学者埃莱娜·西苏、露 2 丝·伊利格瑞和朱丽亚·克里斯特瓦(Julia Kristeva)均深受上述思潮的影响，故女性主义诗学更加注重理论方面的建构。

2、西方女性主义批评的内容

（1）审视与批判以男性为中心的文化传统，揭露文学文本、文学现象、文学观念、文学标准等等中间潜藏的性别信息，努力运用文学批判功能呼唤男女两性真正尊重的相互关系与平等意识，最终使女性在经济、政治、法律、文化、教育与家庭内部等方面获得与男性等同的权利和地位，探索和谐、完美的两性关系的可能性。

（2）通过对文学史、文学理论和批评史等的重新梳理与挖掘，尝试以注入了性别意识的新的文学观念重构文学传统。

（3）通过对文本的细读多察女性作品中存在的特殊意象、运用的题材、表达的主题、塑造的形象、蕴涵的情感等等，寻找文本中存在的隐喻、象征、反讽、暗示或者对男性创作的戏拟，关注女性创作的特殊语言与风格，考察女性创作中所接受的男性作家与女性作家的影响及其分别在她们自己创作中的表现，梳理并确立女性文学的传统；

（4）研究女性写作与其生理及心理经验之间的可能联系，尝试建立一套适用于对妇女作家与作品进行恰如其分的公正评价的“女性美学”体系；

（5）在立足于自己的性别立场的前提下，还要将性别维度与文学批评的其他维度结合起来，避免文学批评的简单化、政治化与主观随意性，努力建立具有自己的鲜明特色而又符合具体文学实际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理论。

三、中国女性主义

在大的学术背景之下，在主流方面，中国没有像西方那样的理论体系，同样，也没有自己的女性主义理论。只能说有自己的女性主义批评。

我们所说的中国女性主义实际上指的是西方女性主义理论在中国，或者说中国女性主义文学批评。

1、对于中国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我们还得从历史谈起。

严格意义上说，中国本土的妇女解放运动从时间上要比欧洲晚一个世纪。与西方妇女自发、自觉地为自身性别群体的利益而奋起抗争有所不同的是，中国妇女运动的首倡者与先行者往往是一些具有启蒙思想的男性知识分子，这也先在地决定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妇女解放运动男女放同作战、反抗封建专制主义对女性与男性的共同桎梏的基本特征，这和西方激进的女权运动中男女二元对立的普遍状态构成明显的差异。

在从19世纪60年代初到19世纪末这段较长的历史时期内，以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为代表的晚清维新派知识分子，以西方自由民主观念为参照，开始对中国妇女的地位与人权问题进行思考。

康有为便以“人类平等是几何公理”为立论的基础，站在人道主义的立场上，提出了“男女各有自主之权”的主张；

在西风东渐、女子教育逐渐被提上议事日程的背景下，梁启超写下《倡设女学堂启》一文，将两性平等与合作看成是富国强民的先决条件，认为美国“胜”、日本“强”的关键正在于“男女平权之论，大倡于美，而渐行于动的日本”之故；

谭嗣同则在著名的《仁学》一书中认为“男女同为天地之菁英，同有无量之盛德大业”，故而理应“平等相均”。在此过程中，西方来华传教士所进行的一系列对妇女教育启蒙的努力，亦可说打开了介绍西方妇女解放运动的最早的窗户。他们的工作和中国启蒙思想家们的主张相互呼应与补充，有力地推进了中国妇女解放运动的进程。

根据史料，1844年，英国女性爱尔德赛夫人(Miss Aldersay，在浙江宁波创办了中国第一所教会女子学校。

“据统计，到1877年，基督教新教在华所设女日校有82所，寄宿女39所，共招收女学生2101人；天主教教会创办的女子学校数量更多。”②女学的开设，开创了中国女性接受正规学校教育的先河，亦为维新派知识分子寻求中国女性自由解放之路提供了有益的启示。

中日甲午战争之后，作为维新运动的有机组成部分，具有中国特色的妇女运动开始兴起，针对以缠足为代表的对女性身体进行扭曲与戕害的一系列行为的不缠足运动和本土女学的兴办，旨在使中国妇女获得身体与心灵的双重解放。

1898年，中国人自行创办的第一所女子学校经正女学在上海开学，成为中国近代妇女教育史上具有重要意义的事件之一。

1902年，蔡元培等亦在上海创办爱国女学。

“1907年，清政府颁布了中国第一个女学章程，女子教育初步获得合法地位，官办女子小学和师范学堂推广到各省。

1905年，在华基督教诸差会联合创办了华北女子协和大学，为中国高等女子教育之始。”

随着受教育程度的提高和民主意识的增强，进人20世纪之后，中国妇女的主体性也逐渐增强。她们纷纷自己兴办团体、创办报刊、出版图书。据不完全统计，1901-1911年问涌现出的妇女团体达四十多个，妇女报刊有三十余份。

这其间最有影响的妇女报刊有陈撷芬1899年在上海创办的《女报》、1902年在上海创办的《女学报》，丁初我1904年在上海创办的《女子世界》，秋瑾1907年在上海创办的《中国女报》等等。

在图书出版领域，1903年在上海大同书局出版的《女界钟》，可谓学界公认的中国本土第一部专门研究妇女问题、倡导女权的著作。作者金天翮响亮地提出了妇女应享有“入学、交友、营业、掌握财产、出入自由、婚姻自由之权利”的主张，被誉为“妇女界的卢梭”。

该时期最著名的妇女运动领袖是秋瑾，她提出了在当时最为完备的妇女解放主张，如男女平等、婚姻自由和经济自主、反对缠足、提倡女学、妇女参政等等。女权作为“天赋人权”启蒙思想的组成部分也在秋瑾著名的《勉女权歌》中表现了出来：“吾辈爱自由，勉励自由一杯酒。男女平权天赋就，岂甘居牛后？”③

辛亥革命期间，女性同男性一样，战斗在政治斗争与军事斗争的前线，参政议政意识进一步滋长。1912年，由于中华民国临时政府颁布的《临时约法》中没有对妇女权利做出相应规定，女子参政同志会和其他几个妇女团体便联合成立了女子参政同盟会，上书临时大总统孙中山，提出了修改《临时约法》的主张。在请愿受挫后，她们又通电全国，表示不承认《临时约法》，并提出了“实行男女平等权利、普及女子教育、实行一夫一妻制、提倡婚姻自由”等九条政纲，形成了具有一定规模和影响力的妇女运动。到了波澜壮阔的反帝反封建的五四新文化运动中，长期居于弱势地位的妇女更是成为人们关注的中心。妇女解放成为实现民主与人权的基本前提与重要标志。陈独秀、李大钊、鲁迅、胡适等新文化运动的主将纷纷发表文章或文学作品，用民主的思想和科学的精神对妇女贞操问题、男女社交公开问题、婚姻家庭问题、女子教育问题等进行了深入的剖析。随着挪威剧作家易卜生的社会问题名剧《玩偶之家》引人中国，中国文学艺术界对妇女解放问题的强烈共鸣集中体现在对《玩偶，之家》的介绍、讨论与热演上。“‘五四’主要新文化刊物——如《新青年》、《新潮》、《每周评论》、《少年中国》等常常组织家庭问题、社会问题、妇女问题的热烈讨论，其始作俑者往往颇受易卜生的影响。”①五四时期甚至还出现了一种特殊的、专门塑造娜拉式女性主人公的戏剧“娜拉剧”。“1919年，胡适的《终身大事》拉开了‘娜拉剧’的序①那位勇敢赶冲出玩偶之家、挣脱被玩弄的依附地位的西方女性娜拉，唤起了许多中国女性把握自己的命运的美好希望。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在借重外来之利器以抗拒封建桎梏的国人心目中，娜拉的出走似乎多地被解读出追求个性解放的社会人的意义，而不是抗拒夫权与父权桎梏的女性个体的意义。也就是说，娜拉所代表的与其说是一个冲出西方核心家庭与夫权制度的“女人”，还不如说是一个从中国传统封建大家庭和家长制中被解放出来的“人”。由于中国读者与观众反抗封建专制的历史处境和追求个性自由的现实心理预期，他们对易卜生作品的接受便很微妙地从原著所强调的性别重心转移至社会问题之上了。从接受美学的意义上而言，中国读者与观众的这种择与失落，是与中国的历史文化背景、现实政治需要以及妇女解动的基本特征紧密相连的。

1949年以后，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在保障男女平等、男女同工同酬等基本国策的指导下，一系列的行政指令与法律条条文纷纷出台，它们分别从政策与法律的层面确认了中国妇女应当享受的劳动、接受教育、就业、婚姻自主等基本人权。《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第6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废除束缚妇女的封建制度。妇女在政治的、经济的、文化教育的、社会的生活各方面，均有与男子平等的权利。”1953年的《选举法》规定了妇女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1954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以根本大法的形式规定：“妇女在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社会的和家庭的生活等方面享有同男子平等的权利。”随后，国家还陆续制定颁布了与妇女地位相关的《婚姻法》、《选举法》、《继承法》、《民法》、《刑法》等十余部基本法和40种行政法规与条例，以及八十多种地方性法规。1992年，又颁布实施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障法》，为实现男女权利平等、保护妇女特殊利益、禁止歧视和残害妇女提供了法律保证。此外，中国政府还颁布了一些与妇女利益有关的法令，如《关于严惩拐卖、绑架妇女儿童犯罪分子的决定》等等。因此，以国家立法的形式确立和保障妇女的地位和权利，构成新中国以来中国妇女解放运动最显著的特点。较之世界上不少国家和地区，中国妇女在受教育的普遍程度和受教育层次上、在爱情与婚姻自主权的获得与使用上、在参政议政的参与程度上、在社会劳动权利保障等方面，都是远远走在前列的。

总之，在有关妇女发展的问题上，原来人们曾经乐观地以为，只要实现了阶级解放和民族解放，女性问题就会迎刃而解。然而，历史与现实却告诉我们，妇女问题只是被暂时遮蔽了而已，它远没有得到解决，在新的社会阶段甚至发展到了更加严重的程度。由此看来，较之表层的政令法规，潜藏的文化价值观的力量更为强大、影响更为深远、矫正也更为不易。

正如波伏瓦所说：妇女解放要远比一场社会革命需要的时间更长。

2、本土的妇女运动甫一开始，便呈现出两个基本的特点： 一是参与者中极少有女性，更遑论由女性自觉发起。即便运动中有少数知识女性，但她们要么是维新派知识分子的配偶、女儿，要么便是其他女眷，因耳濡目染了亲人的先进思想而萌生了初步的女性觉醒意识。由于长期的封建伦理观念的压制，中国女性并未获得普遍的觉醒，运动的倡议者往往是男性，运动因而也呈现出自上而下的启蒙特征，这就使妇女缺乏追求自身性别群体独立解放的自觉意识，相反具有依赖性。但同时，这也使中国妇女解放运动先天地不具备与男性之问剑拔弩张的对立紧张意味，而往往呈现出温和友好的协作特征。这一特点一直延续到五四时期，甚至抗战与解放战争时期也是如此。

二是由于中国妇女运动本身即是民族危亡的特定历史背景下作为救亡图存的维新变法的一部分，因此它自始即与民族危亡与国家命运紧密相连，在以后的漫长岁月中也始终保持了这一特征。

这也导致了中国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也往往呈现以下特点：

（1）趋向宏大话语。更喜欢将女性作品的意识、思想作为社会改革和革命的一部分去分析，这一趋向实际上有意无意的忽略了那些表现女性意识的作品的独特性。

（2）批评重于理论。中国女性主义批评成果较为显著，但理论却显不足。

（3）散重于集中。体系性不够，各说各话，并不能称为一个流派，或一个组织，力量单薄。

3、西方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在中国的传播及中国女性主义的发展

第一次译介高潮：大约始自1986年，中国学术界出现了将妇女问题上升到理论与学术的层面进行探索的趋向。一系列呼吁和身体力行地展开妇女研究的文章出现了，它们因最先刊登于各大报刊上而拥有了更为广泛的读者群，也为妇女研究的学术化与理论化更有效地造出了舆论上的声势。第一次高潮的标志性成果之一，便是介绍性文字与学术论文的大批出现。如1986年间，即有李小江在《外国文学研究》第2期上发表的《英国女性文学的觉醒》、王逢振在《外国文学动态》第3期上发表的《关于女权主义批评的思索》、柳门在《读书》第7期上发表的《欧洲女权运动之星的陨落：西蒙娜·德·波伏瓦的逝世及其生平与著作》、孔海立在上海的《社会科学》杂志第8期上发表的《一股极为盛行的文艺思潮在美国：女权主义文学批评》、谭大立在《南京大学学报》增刊上发表的《“理论风暴中的一个经验孤儿”——西方女权主义批评的产生和发展》

第二次高潮：进入20世纪90年代之后，中国社会开始经历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市场经济全面启动并逐渐获得了体制和意识形态上的双重合法性。商品化、物质化的潮流使作为精神产品的文学与学批评退居到了社会的边缘，成了一个灰姑娘。清高并自恃优越的‘人文知识分子也一下子滑落到了文化的边缘，产生了无名的失落与失重之感。物质的喧嚣与欲望的泛滥冲击着正统的道德准则与意形态，轻飘而非厚重的生活追求成为相当一部分人的价值信条。理想的消解与价值的失衡促使意识形态领域多元化局面的出现，也成文学创作与批评领域多元化形态出现的基本语境。

物质化、世俗化、大众化和消费化的趋向，也对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的女性主义诗学发展产生了影响。女性主义的基本宗旨是通过对以男性为中心的传统文化的审视与批判，揭露文学文本、文学现象、文学观念、文学标准等等中间潜藏的性别歧视信息，暴露化、符码化的性别角色的人为性质，努力运用其文化批判功能和审美教育功能，呼唤男女两性之间真正尊重的相互关系和平等意识。

世妇会之后，中国的女性主义诗学研究在前述两次浪潮的基础上依然保持了稳健的发展 势头。虽然引起轰动效应、广有影响的学术力作并不多见，在多元化背景下的女性文学写作也不再成为文坛一致瞩目的热点，但女性主义的观念、立场与研究方法却深入人心，成为学者们观照历史与文化现象时不容忽视的重要分析范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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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女性主义视角下的《伤逝》研究 篇六

摘要：在中国几千年的封建文明历史中，妇女始终被当做男权制度化的附属品，男权意识象无形的枷锁,禁锢着妇女的精神与肉体。在根深蒂固的男尊女卑封建思想的禁锢下，女权主义运动在中国遭受重重阻力，发展非常缓慢。进入二十一世纪，在新的历史变革时期，中国社会的封建残余思想有所抬头，性别歧视在某些领域在加重，两性平等的认识被歪曲，女性的道德观念与价值观念受到不良思想的影响与误导，中国女权主义的发展面临着新的挑战。《伤逝》是鲁迅先生唯一的一篇爱情题材小说，表面上看，《伤逝》是一个爱情悲剧，而悲剧的背后，是鲁迅先生对当时中国女性地位的深刻认识，里面包含着鲁迅先生对妇女个性解放与社会变革之间的关系的思考与反省，这对我国当前社会转型时期的女权主义的发展，具有一定的启示作用。

关键词：伤逝；女性主义；男权思想

一、绪论

（一）研究背景、目的与意义

1、研究背景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中国与世界的联系日渐紧密,国外的各种文化思潮也进入中国,并对中国的政治、哲学、文学以及学科研究方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其中，女性主义在中国的发展尤为突出，其经历了一个从单纯的理论认知，到理论创建，最终在实践中逐渐中国本土文化的痛苦融合过程。

中国几千年的文明历史中，妇女始终被当做男权制度化的附属品，男权意识象无形的枷锁,禁锢着妇女的精神与肉体。中国传统文化中浓厚的男权特征,成为女权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最大障碍，增加了女权主义在中国的传播难度。

严重的男权思想，也使中国女性文学的生存与历史文化背景与西方的产生巨大差异,并在叙事方式、文体特征、性别意识以及情感世界等，都形成独特的特质。由于种种原因，学界对中国女性文学的关注和发掘不够，这无疑限制女性文学的影响了，因此，需要逐步的加以解决。

《伤逝》是鲁迅先生唯一的一篇爱情题材小说，九十年前，鲁迅就已经敏锐的认识到，女性的觉醒，不仅仅是依靠女性自身的独立意识与对自由的勇敢追求就能实现。《伤逝》表面上看是一个爱情悲剧，而悲剧的背后是鲁迅先生对当时中国女性地位的认识，还有对妇女个性解放与社会变革之间的关系的思考。深入分析鲁迅对女性社会地位、经济地位、性别平等的解读，以及《伤逝》对近、现代中国女性爱情观、价值观的影响作用，进一步研究《伤逝》中关于两性关系的思想认识对和谐社会建设下中国女性发展的现实意义。

2、研究目的与意义

“五.四”时期，女权主义运动传入中国，为这个具有几千年封建历史的封建大国的妇女展示一种全新的思想观念。但是，在根深蒂固的男尊女卑封建思想的禁锢下，女权主义运动在中国遭受重重阻力，发展非常缓慢。近百年来，中国的女性主义思维更注重于现实的需要与实际利益的争取，而很少从宏观上将女性主义发展与宏观的社会背景相结合，从社会发展的角度规划女性主义的发展远景，这导致了女权思潮的发展与整个社会的发展思潮处于疏离的状态。由于过于注重务实性，女性主义理论的发展相对滞后。这也导致女性主义在中国的发展诉求大 多数情况下非常温和，甚至卑微，在潜意识中承认男权制，只求能发出自己的声音，或希望引起男权的注意或重视，从主观上已经放弃了两性平等的追求。

《伤逝》是鲁迅先生唯一的一篇爱情题材小说，九十年前，鲁迅就已经敏锐的认识到，女性的觉醒，不仅仅是依靠女性自身的独立意识与对自由的勇敢追求就能实现。女性在爱情婚姻中的自由追求、个性解放，只有在整个社会的思想意识解放的环境下才能真正实现；妇女的人格独立，必须建立在女性获得相应的经济地位、政治地位的基础上，才可能拥有光明的前途。也就是说，妇女解放的问题，与社会制度的变革有着密切的联系。新时期的女性主义在中国应该如何发展？如何确立正确的发展目标，就成为新时期中国女性主义发展必须解决的问题。新中国建立后，党和政府致力于妇女的思想解放，为此做了大量的工作，中国妇女的政治地位得到了全面的保障。但是，在中国经济取得重大发展的历史变革时期，封建残余思想也有所抬头，性别歧视在某些领域在加重，两性平等的认识被歪曲，女性的道德观念与价值观念受到不良思想的影响与误导，中国女权主义的发展面临着新的挑战。

《伤逝》表面上看是一个爱情悲剧，而悲剧的背后是鲁迅先生对当时中国女性地位的认识，还有对妇女个性解放与社会变革之间的关系的思考。这对我国当前社会转型时期的女权主义发展具有一定的启示作用，也对我国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中的两性发展提供了积极的指导作用。

（二）研究现状

长期以来，对《伤逝》的研究一直是文学研究的热点，人文研究方面主要从三个角度入手，一是鲁迅的爱情婚姻观；二是《伤逝》中的爱情悲剧问题；三是《伤逝》中的女性主义思想。

一、从鲁迅的爱情婚姻观角度研究。陈晓萍认为，《伤逝》带给我们的思考和启迪是:爱情婚姻的选择其实就是生活方式的一种选择；爱情婚姻需要一定的经济基础,作为女性一定要自强自立；爱情婚姻需要呵护和经营。赵淑芳认为，《伤逝》中子君的悲剧具有深刻的社会批判意义，鲁迅的爱情婚姻观对后人具有教育启迪意义。马素梅指出，《伤逝》涓生与子君对爱情婚姻自由的追求，是对当时年轻学生爱情婚姻观的真实反映，因而其启迪意义更大。这些研究更多的强调了婚姻自由与婚姻基础，对女性的独立地位研究不深。

二、从《伤逝》中的爱情悲剧问题入手进行研究。和肖毅认为，《伤逝》具有超出作品文学价值本身以外的其它更重要的社会价值，涓生与子君的爱情悲剧，时至今日仍然具有很好的启迪意义。雷立英、李文斌认为，鲁迅对涓生与子君爱情失败原因的探讨，引人深思。王相杰、赵海峰研究认为，造成造成子君之死的更深层次的原因在于人与人之间的隔膜与冷漠。以上研究启迪大家，避免爱情悲剧的关键是，女性必须有独立的经济地位与独立人格。

三，从《伤逝》所反映的女性主义思想进行研究。袁德渠认为，《伤逝》反映了“五.四”时期的中国的妇女解放运动只停留于政治解放层面,始终未化到社会解放层面。张虹认为，《伤逝》的悲剧说明，在一个社会资源、社会权利基本都掌握男性手里的社会中,新女性的成长无疑更加艰难,从子君的毁灭，就充分展示了旧时代女性在自我解放的道理上所面临的巨大困境,而这一切，只有通过女性意识的不断崛起与成长，才能使女性真正走向解放。洪永春认为，《伤逝》悲剧性的爱情中融入了鲁迅对“五.四”时期个性解放运动的深入思考，即爱情模式、家庭模式和双方的主观，并不是造成悲剧的主客观原因,从而警醒人们更清晰地了解造成悲剧的症结所在。研究说明了长期的封建思想枷锁的打破不是一场政治运动就能解决掉，需要整个社会经过长期的不懈努力来推进，女性思想解放是全社会的问题。

（三）研究的主要内容、方法与思路

1、主要研究内容

在新时期背景下，和谐社会建设中的女性主义，遇到了很多新的发展问题，众多女性在经济生活质量大大提高之后，精神上的需求出现了断裂，过分的物质追求使得部分女性在道德上堕落，将女性主义歪曲为“性”解放与奢侈物质生活的追求，最终在身体上和精神上都受到了伤害。本文主要从鲁迅对女性问题的思考方面，深入分析鲁迅对女性社会地位、经济地位、性别平等的解读，以及《伤逝》对近、现代中国女性爱情观、价值观的影响作用，进一步研究《伤逝》中关于两性关系的思想认识对和谐社会建设下中国女性发展的现实意义。

2、研究方法

文献研究法。阅读鲁迅《伤逝》原文及鲁迅的其他作品，深入了解鲁迅作品的思想内涵；通过相关搜索，阅读学习《伤逝》相关的研究文章，全面了解《伤逝》相关的各种学术观点及研究动向。归纳整理法。深入研读《伤逝》，查找《伤逝》相关的研究文献，阅读梳理文献，并进行归纳整理分类。

资料分析法。在分类的基础上，分别对各类文献进行深入的研读，并结合当前我国女性思想发展中的问题进行深入分析，以期为新时期女性主义思想的发展提供建设性参考。

二、中国女性主义的发展历程

（一）女性主义在中国的发展与变化

在人类文明进程中，性别压迫的存在是不争的事实。在很长的历史时期内，女性在全世界范围内是一个受压迫、受歧视的等级，但女性反抗压迫、争取话语权力的努力也从未停息过，女性主义的出现和发展，就是不懈抗争的硕果之一。

中国是男权主宰社会的最古老的国家，性别压迫的传统根深蒂固。19世纪末，随着国门被打开，西学东渐，“男女平等”的思想传入中国，中国的男性维新革命家，从政治远谋的发展需要出发，开启了近代中国妇女解放思想的历程与女性主义的社会实践活动。“五四”时期，以“民主”和“科学”为指导的新民主思想,展开了对传统旧文化的颠覆,其中，反封建的最重要内容就是，推动妇女解放。伴随妇女解放事业的开展，大批作家通过作品宣扬婚姻自主，鼓吹个性解放，中国女性文学开始崭露头角，并对传统的中国女性角色定位发起了挑战，并成为新知识女青年挑战封建婚姻制度的精神支柱。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至今,中国的女性主义发展又经历了两个高潮。一个是在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在学术界的推动下，大批国外女性主义经典著作以及女性主义代表作品,被翻译并推向中国社会，为新时期的中国女性主义研究与批评打下了厚实的文化基础。到九十年代中期，第四届世界妇女大会在中国召开，成为中国女性主义文学发展的契机，并因此与中国文化进一步融合。此后，多个影响重大的妇女问题研讨会的相继召开,使得关注女性现状，研究女性问题等，成为中国学界的一种时尚和潮流。中国因此涌现出一大批有深度、有很大影响力的女性主义研究著作，中国女性主义因此而走向成熟。

中国的女性主义具有自己非常突出的特色，即除了提出女男平等之外，更特别强调了女性必须具有自己独立的人格与地位，可见，中国女性主义的发展要求起点更高。

（二）当前中国女性文学对女性独立的表现

第四届世界妇女大会在中国的召开，成为中国女性主义文学发展的契机，并因此与中国文化进一步融合。此后，多个影响重大的妇女问题研讨会的相继召开,使得关注女性现状、研究女性问题等，成为中国学界的一种时尚和潮流。女性作家如雨后春笋，各类女性书籍应运而生，整个中国社会中，写女性、女性写作成为一股时尚潮流。一方面，相比于八十年代，女性主义文学创作潮流更加强大，流派更多，并呈多元发展。另一方面，对女性主义的研究更加深入，涌现出一大批有深度、具有很大影响力的女性主义研究著作。这一时期，是中国女性（指内地）性别意识大面积苏醒的年代，也是中国女性自觉培育性别意识的年代。

随着中国市场经济的确立与快速发展，正个社会的商品化与物欲膨胀也日益突出，这也对中国的女性文学发展提出了新的挑战。新的社会环境下，要求中国女性作家，在复杂的文化背景下，必须以独特的艺术眼光与智慧，从更深的层次、更广的角度来审视中国的社会与女性的现实，以端正女性主义文学创作潮流的方向。这一时期，中国女性文学的最大特点是，通过话语权力来强调与发出自己的声音。女性主义也从潜隐的话语转变为公开谈论的话题。女性主义已经成为引导一批女作家从事写作的自觉意识，从而具备了文学思潮的意味。

随着女作家对社会上和文学创作中的男性中心主义的批判的持续深化，终于在我国出现了明确标榜女性主义的文学创作潮流，它同文学理论批评中的女性主义批评汇聚在一起，形成了一股颇有声势的女性主义文学思潮。

在女性写作不断深化的历程中，女性文学获得了空前的创作空间和突破点，相当数量的女作家已经不再受主流文学的左右，进入了反对传统男性中心标准和价值，倡导女性权利和价值，要求自主权以及自我发现这个阶段。市场经济背景下，女性主义思潮呈多元发展，西方激进女性主义理论的引入，也催生了中国激进女性主义文学的创作，其最大的特点就是对男性文化的激烈反抗，还有对男性话语的强烈背叛，最终使女性主义创作从主流文学中独立出来，为女性话语权开辟出新的空间。

三、女性主义角度下的《伤逝》批评

（一）不现实的爱情童话

《伤逝》中，因为爱情，为了纯真热烈的爱情，涓生与子君选择了私奔，脱 离了一切家族束缚，开始了一段向往自由的梦幻之旅。和普通的年轻人一样，脱离了家族束缚，意味着脱离了家族的支持，子君和涓生，一个每天操持油盐酱醋，一个外出谋划生计，是典型的男主外女主内模式。

同居开始的日子格外美好，心中有着无限的期待。可随之而来的，便是生活琐碎与冲突分歧。外来的打击接踵而至，他们没有盼来所谓的安宁幸福，与最初的开始也渐行渐远了。

在实际中，子君与涓生爱的方式远没有预想中的热烈幸福。首先反映出的，是两人不同的爱情观和价值观，或者说，现实的婚姻生活，给了子君价值观不留情的改变。涓生追求的是性格志趣上的相同与契合，他期望子君成为他的精神伴侣，在茅椽蓬牖之时，也能“红袖添香夜读书”的浪漫；这原本也是子君的追求，但现实却与理想背道而驰。在艰难与贫苦的生活中，涓生忙于抄写公文和信件，便责怪子君“不如从前幽静与体贴了”。而子君所做出的一切行为，则是在尝试着成为一个可以料理一切家事的贤妻良母。她尽心打理生活，安排涓生的日常起居，饲养油鸡和小狗，却在无形中忽视以至于放弃了与涓生之间的精神交流。她从一个让涓生认为“中国女性并不是无法可施”的新女性代表，一个敢于像《玩偶之家》中的娜拉一样出走，离开黑暗旧家庭的人物，变成了为涓生所不齿的俗女子，逐渐在柴米油盐中渐趋庸俗，封建传统色彩的思想，也在她的价值观中一点一点显现出来。

涓生希望子君能与他在精神地位上真正平等，但却做不到尊重子君；涓生对于子君的生活安排近乎嫌弃，却从未试图去帮助子君远离这种琐碎的生活。他的自私与软弱，还有对温情的吝啬，将子君越推越远，最终将他们之间的爱情送进坟墓。

子君的爱，是被现实和理想的差距所剥夺的，而涓生的爱，则是因为子君价值观的逐渐偏离而消逝。小家庭的幸福与安宁逐渐凝固，浪漫也终于难以为继。

（二）不对等的婚姻关系

子君与涓生的爱情婚姻模式具有非常强的代表性。在旧中国，女性被看做是男性的附庸，男性可以为所欲为的向她们转嫁各种压力。旧中国女性的生活现状，几乎完全是依附着男性而存在，女性对自己的命运完全没有权利把握。由于命运把握男权的受理，女性只能作为男性的附属品，在被压迫中艰难挣扎。《伤逝》 6 中的子君，在与涓生同居后，失去了当初主动追求爱情的积极思想，无论是物质上还是精神上，都完全依赖于涓生，几乎完全丧失了自我，回归到传统女性的角色中，把自己置身于被动的劣势地位。同居后的子君，在其身上已经看不到新女性的特色，而是像传统女性一样，遵循着中国传统的“男主外，女主内”的旧封建婚姻模式，将自己的生活重心与乐趣，完全寄托在涓生的身上，服侍涓生成为她生活的全部意义，而她自己对此毫无觉悟，非常满意的扮演着传统妻子的角色。本是两人一起追求爱情、平等、独立，但是，同居后的涓生，扮演的是家长的角色，而子君在涓生面前，从未开口表达自己的意愿，在两人的婚姻生活中，子君完全失去了话语权。当涓生最后说出：“我已经不爱你了”时，子君依然只有沉默，最终被涓生当沉重的包袱甩掉。沉默的子君，没有了思想，失去了尊严，她的命运，只能任由涓生摆布，最终在沉默中死去。

婚后的子君，不仅没有表现出当初追求爱情时的主动精神，反而自觉回归到封建男权文化所规定的传统女性角色中去，表现出了非常典型的传统女性弱点，这就是对男人的屈从与依附，这种完全没有自我的屈从与依附，也是造成两人爱情悲剧的主要原因，更是其人生悲剧的致命弱点。

表面上看，《伤逝》中子君的悲剧根源，是由于涓生的狠心抛弃，最终使其抑郁而终。而实质上，子君悲剧的发生，是家庭中两性关系的不对等，是中国几千年男权中心文化的残酷毒害。在以男权为中心的传统文化压迫下，子君们丧失自我，只能从物质上和精神上屈从与依附男人生活。

（三）缺乏社会基础的性别意识觉醒

男权为主的传统文化，无时无刻从根本上影响着子君的人生与生活。她大胆追求爱情，努力争当新女性，但是，她的追求却不彻底，在爱情的维护上，没有摆脱掉封建伦理道德观念的羁绊和束缚，最终使自己陷入沉默与绝望。

在中国长期的封建社会中，“男尊女卑”思想根深蒂固，妇女处于社会最底层，“夫为妻纲”是妇女必须要遵守的社会道德准则。在封建礼教的束缚下，女性是男人传宗接代的生育工具；在男权面前，女性完全没有自己的主体意识。在封建伦理、封建道德的多层压迫下，女性的心理完全被奴化。

对于子君，鲁迅先生“怒其不争”的态度非常明显，他通过子君这个形象，对女性自身所表现出的麻木与愚昧进行了针砭，通过揭出其病苦，来引起社会的 7 关注，以期能唤起女性走向自我解放的勇气。子君的结局，形象地揭示这样一个道理，如果整个社会制度不进行变革，没有政治、经济上的解放，那么，孤立女性个体对个性自由、婚姻自主的追求，是无法冲破封建家庭的牢笼的。离开政治、经济上的独立解放，所谓的妇女解放，只不过是一种主观上的幻想而已。

四、《伤逝》对中国女性爱情观与价值观的启迪与影响

（一）子君的性别意识并没有真正觉醒

女性对新思想的接受，并不意味着她们全都选择了与传统的女性角色彻底决裂的姿态和立场，现代女性对性别认同的不同思考，不仅是对传统而现代的复杂性的一种变现，也是对女性精神的丰富性的彰显。

五四新文化运动迫使女性开始对自身的性别认同进行思考，然而，对于女性来说，实现个体的自主独立过程中，所面临的问题，显然比男性更多更复杂。五四思想浪潮促使女性的“人的觉醒”，也唤醒了女性的性别意识，但这并不代表着女性就能回答怎样才是“我”，或什么是“我自己”的问题。女界先锋所倡导的“男女平权”，只是被作为女人与男人争取平等地位的行为，而没有从意识上认识到，这是女性要求男人和女人一样，承担平等的责任与义务。女性的性别意识觉醒，是将男性作为参照物，来要求性别平等，以男性的价值标准，来衡量自身的价值，而没有确立一套属于女性自己、涵盖女性性别需求的价值评判体系，就注定女性在建立性别意识时，又面临一系列新的性别认同问题，使得女人追求“人”的独立过程，必将中付出更多的艰辛。“女性自我意识”觉醒，是女人成长和发展为“人”的基础与前提。在《伤逝》中，子君以新女性为追求目标，但却没有确立自己的自立自强的标准，而是在同居后选择屈从和依附涓生，其“女性自我意识”并没有真正觉醒，这也是导致其婚姻失败、死亡的致命原因。鲁迅在《伤逝》中的潜在观点是：只是在语言上表达对自由婚姻的追求，并不是真生的新女性，真正的新女性，应该具有独立的自我意识及独立的生活能力。

（二）子君的思想并没有真正独立

五四”新文化运动中，首先出现了女性一词，它的内涵体现了“五四”知识分子对西方资产阶级自由、平等思想的理解和接受。强调的正是追求个人价值、追求婚姻自主、走出封建家庭的“新女性”形象。《伤逝》中的子君一样，喊出了“我是我自己的，他们谁也没有干涉我的权利!”她们冲破“父母之命，媒妁 之言”的婚姻罗网，主宰自己的婚姻大事。

在子君的理解范围内，涓生是她的爱人、丈夫，也是她的依靠，她以全部的身心来爱着涓生，维护着他们的关系。在一种长期历史积淀下来的女性惰性心理支配下，子君才从父权的家庭走出，就又自觉自愿地将自己置于夫权之下，以期得到一种稳定的保障。她的柔顺与服从，她对涓生的“旧式”的爱，都使她不能摆脱女性的软弱与平俗，不能以一种积极的方式去争取自己生活与爱的自由，任将自己勇敢争取来的爱情葬送在凡俗生活的摩擦中。子君的悲剧乃是一个尚处于半“新”半“旧”状态中的女性的悲剧，一个受过个性解放启蒙，而思想意识的出发点仍停留在男性中心范式里的女性的悲剧。

鲁迅写作《伤逝》的最深刻之处，在于深刻的揭示出女性在长期封建历史下形成的思想惰性的深重。他虽然让子君无畏的说出了：“我是我自己的”，而在婚后却又让子君选入失语，陷身于男权的罗网中；他让涓生积极主张男女平等，而又在同居生活中暴露出男权思想。鲁迅就是通过这种看似矛盾，却又非常切合中国社会现实的男女两性冲突中，展现女性觉醒的痛苦，来说明子君的悲剧，源于其女性思想并没有真正独立。

（三）两性不平等造成爱情悲剧

涓生虽然受到了新文化新运动的启蒙，追求独立，自由与平等，也努力去实现了，但这新思想显然没有进入骨髓，他的骨髓里沉淀的还是封建礼教中男性至上的观念；子君致死也没有明白 “独立平等”的真实含义。她没有自己的工作、事业和理想，爱人和家庭是她全部人生的整体。进入婚姻生活后，就和普通的家庭妇女没有两样了，她从来都不曾有过真正意义上的“自我”。在那样的时代背景和社会环境下，她做出了新思想影响下的行动，却没有真正彻底的接受这些新思想，最终被爱情所遗弃。

五、结论

《伤逝》的爱情悲剧虽然带有浓重的时代烙印，但是，其对爱情的诠释即使放到现代社会，仍然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鲁迅对两性婚姻关系的诠释，对女性婚姻地位的解读，对当代青年建立健康阳光的恋爱婚姻观等，都具有很好的指导意义。《伤逝》的主题思想告诉我们，婚姻并紧紧要以爱情为基础，更需要保持各自人格上的独立平等，并以责任和义务为纽带，在社会发展中跟上时代的 思想潮流。

参考文献

7.素食主义生态女性主义形成初探 篇七

关键词：素食主义,环境危机,动物解放,怜悯之心

1. 素食主义生态女性主义产生背景

1.1 全球野生动物危机是素食主义生态女性主义产生的社会背景

二十世纪以来, 生态危机逐渐开始成为世界各国面临的一个严重问题, 随着西方工业文明的高度发展, 人类活动对包括野生动物在内的森林生物多样性造成了严重威胁, 其中包括不可持续和违规利用野生动物, 狩猎和贸易野生动物对非目标物种造成的危害等。目前, 热带森林动物区系的丧失已经到了危机的程度。栖息地退化, 加上对哺乳动物、鸟类、爬行动物和两栖动物的过度捕杀已经引起森林的退化和生物多样性的严重丧失, 成为全球面临的严峻挑战。在我国某些地区, 各种珍稀野生动物在餐桌上屡禁不止, 野生动物的商业化养殖和医学实验不断泛滥, 动物解放和保护再度引发了社会的广泛谈论及国际性生态会议的高度重视。

1.2 女性主义的包容性是素食主义生态女性主义产生的理论背景

生态女性主义作为女性主义发展的第二次浪潮, 自诞生以来就与动物解放密不可分。其对动物所持的态度也大相径庭, 一部分生态女性主义者反对人类中心主义, 认为人类的活动必然会造成对动物的压迫, 且认为物种歧视离不开种族主义、性别歧视、阶级歧视、异性恋主义及自然主义;另一部分生态女性主义者却决而不谈人类之外的动物, 甚至部分女性主义学者坚决维护人类中心主义。素食主义生态女性主义认为后两种观点违背了女性主义的理论基础。正如素食主义生态主义学者琳达·波克所说, “生态女性主义之所以十分具有说服力就在于它有极强的包容性, 它从来不只谈‘女性’, 而是可以对任何不合理的事物提出质疑。”素食主义生态女性主义借鉴了女性主义中“个体即为政治”的学说并将之运用到实践当中, 从科学和经济发展的角度阐述了饮食选择的政治背景。素食主义生态女性主义正是在这样一个兼容并包的温床上才能够形成且不断发展。

2. 素食主义女性主义形成的根源

素食主义生态女性主义最初在一些行动主义者如卡罗尔·亚当斯、琳达·波克、格蕊塔·高德等的学说中得到了详细的阐述, 然而其根源要追溯到行动主义和女性主义中关于动物怜悯之心学说、解放理论以及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中的反文化运动了。

2.1 怜悯之心

今天, 许多人选择成为素食主义者并非由于传统, 而是出于对动物残酷遭遇的一种怜悯之心。迄今为止, 动物经受的苦难人尽皆知。在美国, 每年用于各种实验的动物数量高达一千七百万到七千万之间;在农场, 每天有六十亿动物被屠宰, 这相当于全球的人口数量;乳制品工业使很多小牛刚生下来四个月就要被屠宰, 与母亲分离, 毫无自由;鸡鸭被成群的关在笼子里, 其自然的生命周期也由十五到二十年缩短至两年, 有的由于被注射激素缩短至几个月。母猪被关在铁笼里, 在经历人工授精、怀孕、生育等过程后, 还来不及哺育, 它们的幼崽就已经被强行带走了。动物实验的残忍程度更是难以想象, 试验者通过捕杀、注射、焚烧、断尾等一些列残忍的手段将其应用于现代工业, 这无异于一场打着拯救人类的旗号而进行的冠冕堂皇的大屠杀。

素食主义者正是出于对动物的同情选择素食的。然而, 既然人类拥有怜悯之心, 又是如何导致如此局面的。因为人类的怜悯之心已经慢慢被一些利益的追逐者控制, 渐渐麻木, 他们宣扬人权至上, 却忽视动物权利;他们一味夸大动物产业链带来的眼前利益, 却忽视生态遭到破坏后的无穷贻害;他们坚持人类是地球的主宰, 宣扬人类要征服自然, 成为强者, 却破坏了人类与其赖以生存的生态环境的和谐共存关系。因此, 素质主义生态女性主义者认为这种怜悯之心是很脆弱的, 这种怜悯之心是经过思考和判断之后理性的怜悯之心, 而非人类的本能;是对动物的怜悯之心, 而非对其他人的怜悯之心。只有怜悯之心成为人类的信念, 动物才能免于这种残忍的遭遇, 人类才能免遭身处地球之上的孤独和孤立。

2.2 动物解放

彼得·辛格的《动物解放》 (1975) 和汤姆·里根的《论动物权利》 (1983) 中均提到, 对动物的保卫应当是理性的, 而非感性。现在有关动物解放的理论和实践都是建立在辛格的功利主义和里根的动物权利理论的基础上。二者都反对人类中心主义, 辛格认为, 人类遭受疾苦若得不到关怀是不道德的, 同样, 如果一种生物有感知快乐和痛苦的能力, 那它也应当享有同其他有感知能力物种同等的权利。里根的去本体论思想则是基于人的理性和智慧而非人类的感知能力。他提到, 若将人类看做自身的目的而非他人的手段这一点在道德上是合情合理的, 那么将非人类动物看做是人类的手段就势必导致物种歧视, 有失公正。然而, 格鲁恩就里根的观点提出了质疑并给出了答案, “如果人类的行为只有理性作为驱动力的话, 那么一些人知道这些理论, 为什么还要去捕杀动物呢?当然纯粹依靠感性做决定是站不住脚的, 同样纯粹依靠理性所做的决定亦有不可靠。”素食主义生态女性主义者也对此进行了总结, 即只有将怜悯之心和基于文化和政治背景所做的理性分析才能给予人类最值得信赖的伦理和行为导向。

2.3 文化解构

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后期越南战争之后, 许多反文化的行动主义者也开始崇尚素食主义, 并将这种较为温和的饮食习惯作为非暴力的一种支持。许多反文化的行动主义者认为, 非暴力的原则不仅应当运用到国际政治、种族关系、人际关系中, 同样也应当运用到人与动物及人类的饮食习惯中去, 因为动物和人类一样同样能够感受到死亡的痛苦。

结语

如今, 素食主义生态女性主义已臻于成熟, 其包容性更为生态女性的完善和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 并预示着未来的方向。同时在国际上, 也为物种歧视与生态主义相关性提供了理论依据, 进一步推动着环境正义的进程。

参考文献

8.男人与女性主义 篇八

在知乎这个男性用户偏多的网络社区里，活跃着一批身为男性的女性主义者。他们不将此妖魔化避而不谈，不义愤填膺摇旗呐喊，而是摆出事实和观点，平和、系统地在讨论。

“你不必是女人，也可以成为女性主义者。”希拉在《男人与女性主义》一书里如是说。确实，倡导性别平等是超越男女的，说“性别平等是全人类的事情”也并非夸张。

2014年9月，艾玛-沃森在联合国以妇女署亲善大使的身份做了一次关于女权主义和性别平等的演讲，演讲结束时，全场起立鼓掌。这并非一场貌美女明星参与公益活动的例行作秀，而是一次言之有物、逻辑严密的优秀演讲。十分钟的时间里，艾玛号召男性加入支持性别平等的行动，这并非是让男性作出的牺牲，而是为了社会的公平与高效，也是为了男性自己的生活，而作出的观念上的改变。

按照男权社会对女性的传统定位，女性应当以家庭为重，成为温柔的情人、体贴的妻子和慈爱的母亲。当女性失去了教育权，就剥夺了她身份上潜在的权利。而受到良好教育的女性也有许多因社会期待，而放弃了更想做的事业，还有很多人将社会期待内化为“伪自我期待”而止步于更广阔的世界和自我。女性主义希望一个社会能够充分挖掘所有人的潜力，而不要白白浪费一半的人口，那样的社会将是更公平的、更有效率的，也更有创新活力的。

也许有人说男女天生具有差异性，女人天生擅长语言艺术、家务琐事，男人更擅长数学哲学、户外探险，让他们做更适合的事情岂不更有利于社会的高效运转？

统计上，可能确实存在男性和女性对不同领域擅长程度的差别，但实际上，同一性别中的个体差异远大于不同性别之间的差异。在知乎上，谢苇在差异性的回答里引用了一个例子，他说假如女性中有60%擅长文学艺术，40%擅长科学技术，男性比例相反。那么我们的社会应该从一开始就把女性全部导向文学艺术，男性全部导向科学技术吗？如果比例是80%与20%呢？99%与1%呢？“男性领域”或“女性领域”的说法对男女都是束缚。为每个独立个体提供多样成长的营养和充分探索自我的机会，不让世界因为“这不是他/她的领域”而失去一位女性探险家或一位男性化妆师。

当每个人发掘自己隐藏的能量，整个社会会更高效地流动起来。如果为此而支持女性主义依然觉得抽象，不如把目光转向一个普通男性身边最亲近的人一一他的伴侣，他的母亲，他的姐妹。

当妻子被性骚扰甚至潜规则而她的同事不用承担责任，当女儿高考结束时在招生简章上看到心仪大学的女生分数线比男生高50分；当妻子在工作上受到同工不同酬待遇并在职业发展上遭遇天花板；当女儿被老公和婆婆当成生孩子机器，以“丈夫管教妻子天经地义”为理由被家庭暴力……

在最亲近的人因性别而遭到歧视时，男性又将以怎样的态度来面对？

知乎上有一个问题说“作为一名生活在中国的女性，你在何种场景下感受到了歧视？”，获得赞同票数最高的回答来自一名27岁的匿名用户，她说：“中国女性的青春太短暂了”。27岁，未婚夫劈腿，然后分手。如果在美剧里，女主角伤心地结束一段恋情，调整好心情，会继续约会、继续恋爱、继续美好的生活。而在当下中国的现实世界，回答者经历着来自最亲近人的歧视。父母一代守着“婚姻是一个女人最终的归宿”的想法，认为“30岁之前不结婚会很丢人”。

大概很多看过欲望都市的人会记得那句话一一“Single and Fabulous”，女孩拥有在任何年纪追求爱情、陷入爱情的权利。但今年9月，45岁的王菲再度恋爱时，微博评论下有大量“作为一个妈怎么能这样”的言论。人们喜欢对私人生活指手画脚，尤其是女性的私生活。

女权是平权，一个独立的人应当拥有处置自己生活的权利，可以自由选择在适合的时间和适合的人结婚，也可以选择终身不婚而不受流言蜚语。

两百多年前，法国《人权与公民权利宣言》和美国《人权宣言》中，“人权”一词仅指代男人的权利，女人被排除在外。在这条漫长的争取人权的路上，虽然整个社会对此的意识渐渐养成，但性别歧视问题一直都在身边兜兜转转，从未消解。

那么，如果你的女儿、你的恋人遭遇歧视，作为一个爱她的男性会站出来捍卫她的平等权利吗？

不仅是为了女人，支持女性主义也是为了男人自己。女性主义要解放的是每个人生为人的平等权利，因为男权社会压抑的不仅仅是女性，也是男性自身。

当男性感到悲伤脆弱时，他们倾向于将情感吞没隐忍，因为男性被社会赋予了“坚强”的形象负担。当男性在婚姻里工资低于女方时，会感到丢人，因为社会告诉男人“你有养家的责任”。一些男性因为害怕被嘲笑“不够男人”而被迫抽烟、喝酒或做出自己非常讨厌的事情。一些男性假装自己喜欢体育、游戏或军事，被迫进行“男性化”的职业选择。男权社会以“男性气质”和“社会分工”绑架了男性。如果你也只是想活得更轻松自由些，那其实你也是女性主义的支持者。

时间进入201 5年，距离法国大革命女性领袖奥兰普-德古热发表《女性与女性公民权宣言》已过去224年。这漫长的两个世纪所有人为性别平等的努力已产生极大的改变，男人在女性主义话题中发出越来越多支持的声音。一切微小的变化都具有意义，哪怕只是一个普通的男性成为一个女性主义者，并为此感到骄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