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导读

史记导读（5篇）

1.史记导读 篇一

《史记》叙事艺术探微

远有班固云“汉之得人，于滋为盛。儒雅则公孙弘、董仲舒、儿宽……文章则司马迁、相如。”①近有鲁迅“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司马迁散文的艺术成就，代表了汉代文学的高峰。如上所评价的正是《史记》在语言艺术上所取得的卓越成就。《史记》作为一部杰出的古代散文著作，除语言艺术上的绝伦之外，使其在文学史上取得一席之位并谱下光辉的篇章的最突出的成就还有它的章法结构、历史叙事与人物刻画方面的突破。这里主要就其语言艺术、章法与叙事方法作初步的探讨。

（一）《史记》的语言艺术性

《史记》作为一部纪传体通史，记载了上至黄帝，下至西汉武帝时代的兴衰沿革，各色人物以及与其相应的故事传说在这样一条奔涌的历史长河里跳跃，成为口嚼不烂的经典，为历代人所传诵。人物历史事件纵横交错，相辅相成，在平凡的事件中蕴涵深刻的思想哲理，而司马迁是如何做到的呢？如果采用平淡无奇的叙事手法，固然能将故事内容交代清楚，却无法将事件之间的内在关联、人物性格的典型意义、故事内容的思想感情完美的体现出来，而司马迁之所以克服了一般历史叙事的弊病，恰恰在于他具有非凡的语言驾驭能力，也就是说《史记》的成功秘诀之一正是它的语言的艺术性。所以说，《史记》的本质是人物传记的散文，一些非人物传记虽大都带有政论性色彩，但更是典型的散文叙事。下面就其所取得的语言成就做一下简略的阐述：

首先，作者叙述、描写语言的准确、生动、传神。且看《留侯世家》张良取履的精彩片段：

良尝间从容步游下邳圯上，有一老父，衣褐，至良所，直堕其履圯下，顾谓良曰：“孺子，下取履！”良鄂然，欲殴之。为其老，强忍，下取履。父曰：“履我！”良业为取履，因长跪履之。父以足受，笑而去。良殊大惊，随目之。父去里所，复还，曰：“孺子可教矣。后五日平明，与我会此。”良因怪之，跪曰：“诺。”五日平明，良往。父已先在，怒曰：“与老人期，后，何也？”去，曰：“后五日早会。”五日鸡鸣，良往，父又先在，复怒曰：“后，何也？”去，曰：“后五日复早来。”五日，良夜未半往。有顷，父亦来，喜曰：“当如是。”出一编书，曰：“读此则为王者师矣。后十年兴。十三年孺子见我济北，谷城山下黄石即我矣。”遂去，无他言，不复见。旦日视其书，乃《太公兵法》也。良因异之，常习诵读之。②

司马迁正是通过这样一种生动传神的叙事，一方面巧妙地推动了故事情节的发展，并使之极具神秘性与趣味性。凡圣人必有奇遇，这里并没有说他如何“圣贤”云云，却赋予了张以神性，奠定了“汉初三杰”的基础，预示其将成为刘邦的左膀右臂以及成为刘政治军事生涯中的重要转折点之一的基础，无疑具有重要的意义；另一方面更突出了人物的个性特征，揭示出使其名留青史的内在因素。司马迁对张良“下取履”、“长跪履之”、“夜未半往”等动作的描写，以及对他“愕然”、“强忍”、“大惊”、“随目之”等人物心理的刻画，把张良的谦虚、克制、忍让、有礼貌等优秀品质写得令人感动。眉目间的神情、心理活动的一张一弛引人入胜，一个活灵活现有血有肉的人物顿时跃然纸上了。

《史记》语言描写的生动传神准确还表现在对各种紧张激烈场面的描写上。如《荆轲刺秦王》中描写秦廷惊变的扣人心弦的场面：

轲既取图奉之，发图，图穷而匕首见。因左手把秦王之袖，而右手持匕首揕之。未至身，秦王惊，自引而起，绝袖。拔剑，剑长，操其室。时恐急，剑坚，故不可立拔。荆轲逐秦王，秦王还柱而走。群臣惊愕，卒起不意，尽失其度。而秦法，群臣侍殿上者，不得持尺兵；诸郎中执兵，皆阵殿下，非有诏不得上。方急时，不及召下兵，以故荆轲逐秦王，而卒惶急无以击轲，而乃以手共搏之。是时，侍医夏无且以其所奉药囊提轲。秦王方还柱走，卒惶急不知所为。左右乃曰：“王负剑！王负剑！”遂拔以击荆轲，断其左股。荆轲废，乃引其匕首提秦王，不中，中柱。秦王复击轲，被八创。③

作者在狭小的空间中紧紧抓住动人一刻，深入表现，无论是画面布局还是人物形态的描绘、动势均表现出高超的技艺。

又如《廉颇蔺相如列传》中展现蔺天才外交能力的场面：

秦王饮酒酣，曰：“寡人窃闻赵王好音，请奏瑟。”赵王鼓瑟。秦御史前书曰：“某年月日，秦王与赵王会饮，令赵王鼓瑟。”蔺相如前曰：“赵王窃闻秦王善为秦声，请奏盆鲊秦王，以相娱乐。”秦王怒，不许。于是相如前进缶，因跪请秦王。秦王不肯击缶。相如曰：“五步之内，相如请得以颈血溅大王矣！”左右欲刃相如，相如张目叱之，左右皆靡。于是秦王不怿，为一击缶。相如顾召赵御史书曰：“某年月日，秦王为赵王击缶。”秦之群臣曰：“请以赵十五城为秦王寿。”蔺相如亦曰：“请以秦之咸阳为赵王寿。”④

以及《项羽本纪》中的鸿门宴等等。运用这种手法不仅使内容更加严密，而且使文势急中有缓、有起有伏，形成波澜。

其次，是人物语言的高度个性化。《史记》中人物形形色色，性格特征明显，人物形象栩栩如生。当然，这跟他别具匠心的个性语言描写是分不开的。清代王鸣盛说：“项之言，悍而戾；刘之言，津津不胜其歆羡矣。”⑤《陈涉世家》中陈涉语：“壮士不死则矣，死即举大名耳王侯将相宁有种乎？”⑥等等，个性鲜明。此外，议论语言的感情饱满、风神飘逸，语言风格浑厚，富有韵律感、气势感。

（二）史记的章法与叙事手法

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说，他修旨的宗旨是“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他以十二本纪为纲领，十表、八书作补充，以世家、列传为枝叶，形成纵横交错、内容庞大的叙事网络，其中有“序帝王”、“记侯国”、“系时事”、“详制度”、“志人物”。“成一家之言”是说他要在记叙历史中阐明历史演变的因果关系，表明自己的态度。叙事说理，水乳交融。刘向、杨雄叹服司马迁的叙事手法，称赞他“善序事理、辩而不华、质而不俚”。⑦吴见思语：“《史记》一书，一参差错落、穿插变化为奇，而笔法句法，绝无一律。”⑧刘熙载云：“《史记》叙事，文外无穷，虽一溪一壑，皆与长江大河相若。”⑨这都指出司马迁叙事技法高超，言外有意，各线叙事交错，浑然一体，波澜壮阔。经典之作有《项羽本纪》、《高祖本纪》、《魏其武安侯列传》等等。《史记》各层次人物传记的排列基本以时间为顺序，又兼顾各传记的内在联系，它有分传，又有合传，合传则遵循以类相从原则。如果将《魏其武安侯列传》的三位主人公窦婴、田玢、灌夫分别立传，则只是多个人的几个事件的简单组合而已，在整部《史记》中将会显得累赘而无意义。而司马迁以三人为主线，穿插许多历史人物，共同构成一副政治风云图，把西汉宫廷内外的矛盾斗争的丑恶揭露得淋漓尽致，具有深刻的社会历史意义。正如清人郭嵩涛云：“魏其、武安、灌将军，个人有以其盛衰相次言之，合三传为一传，而情事益显。”⑩

人物传记采用了许多生活琐事组织故事，生动反映出人物性格，有些以小见大，预示出人物将来成功的性格因素，如张良取履中闪耀着忍让、克制、谦虚、理智的光辉；有些则揭示出人物人性的弱点，暗示人物将来的处事动因，隐藏着悲剧的命运。如《李斯列传》开头对李斯小时的环境及其言行的描写，事虽小却集中体现出他的人生观、价值观，正如李斯所言：“故诟莫大于卑贱，而悲哀莫于穷困。”⑾最终导致悲剧的命运。

《史记》中作者巧妙地将自己的思想、评价融入其中，鲜明地表达了自己的爱憎情感，突出了其叙事散文的艺术特色，具有浓郁的抒情性，形成独有的“太史公曰”。这种独创性使《史记》脱离枯燥的史事记载，使其更具文学性，能更充分的表达主题。《荆轲传》末载鲁句践语：“嗟乎，惜其不讲于刺剑之术也。”司马迁既慨叹英雄气短，又探求原因，惋惜剑术不精。《项羽本纪》末：

太史公曰：吾闻之周生曰“舜目盖重瞳子”，又闻项羽亦重瞳子。羽岂其苗裔邪？何兴之暴也！夫秦失其政，陈涉首难，豪杰蜂起，相与并争，不可胜数。然羽非有尺寸，乘势起陇亩之中，三年，遂将五诸侯灭秦，分裂天下，而封王侯，政由羽出，号为“霸王”，位虽不终，近古以来未尝有也，及羽背关怀楚，放逐义帝而自立，怨王侯叛己，难矣。自矜功伐，奋其私智而不师古。谓霸王之业，欲以力征经营天下。五年卒亡其国，身死东城，尚不觉寐而不自责，过矣。乃引“天亡我，非用兵之罪也”，岂不谬哉！⑿

可见，司马迁对历史事件的认识并不只停留在表面现象上，往往体现出一中追根溯源的精神。他先是肯定了项羽“近古以来未尝有”之功绩，表示赞赏。既而揭示项羽“五年卒亡其国，身死东城”的原因，即“自矜功伐”，“不师古”“欲以力征经营天下”。可谓一针见血，入木三分啊。最后批评他死不悔改，引用“天亡我，非用兵之罪也”，画龙点睛，突出了文章的主题。而这种情感基调更是贯穿全文的始终，并在人物典型方面发挥重要作用，塑造了一大批活生生的缔造历史的丰功伟绩者、令人产生悲痛感的悲剧英雄和讽刺性的卑鄙可笑的小丑。故事内容蕴涵强烈的批判意识，展示了当时社会生活百态及其变迁。

当然议论的渗入，情感的流露可能导致与史实的冲突。除了司马迁本身的原因，其中包括自身认知结构、身世境遇之感，即所谓的“发愤以著书”之外，作者为了阐述自己的立场，因而对人物语言、故事情节发展的叙述可能偏向于一种情感，甚至对人物的评价偏激了或陷入宿命论。当然，这是一个不可回避的历史局限问题。但如果只是纯客观的叙述而不带任何情感，那么它的艺术性将消失殆尽，巧妙的构思与细腻的笔法将毫无用武之地，司马迁在文学史上的地位，也许也将从青史上除名了。

司马迁高超的叙事手法使故事内容条理清晰，显得游刃有余。各篇都有贯穿始终的主线，同时穿插多条辅线，有详有略，使各色人物充分显示出自身的光点与斑点，次要人物与次要事件的推波助澜，使故事情节高潮迭起，回味无穷。

总之，单从《史记》的语言艺术与叙事手法来说，就已开创了我国古代艺术叙事的新领地，为后来几百几千年乃至今都产生重要的影响。无数文人墨客文学家们纷纷钻入这片领域，司马迁和他的《史记》作为一股潮流，几千年以来从没有停止过，并将继续涌向前方

2.《史记》故事 篇二

轩辕天子 出自《史记·五帝本纪》网开一面 出自《史记·殷本纪》

囊血射天 出自《史记·殷本纪》酒肉池林 出自《史记·殷本纪》

左支右绌 出自《史记·周本纪》焚书坑儒 出自《史记·秦始皇本纪》

指鹿为马 出自《史记·秦始皇本纪》拔山扛鼎 出自《史记·项羽本纪》先发制人 出自《史记·项羽本纪》破釜沉舟 出自《史记·项羽本纪》

鸿门宴 出自《史记·项羽本纪》项庄舞剑，意在沛公 出自《史记·项羽本纪》沐猴而冠 出自《史记·项羽本纪》霸王别姬 出自《史记·项羽本纪》

四面楚歌 出自《史记·项羽本纪》无颜见江东父老 出自《史记·项羽本纪》一败涂地 出自《史记·高祖本纪》约法三章 出自《史记·高祖本纪》

明修栈道，暗度陈仓 出自《史记·高祖本纪》运筹帷幄 出自《史记·高祖本纪》高屋建瓴 出自《史记·高祖本纪》卧薪尝胆 出自《史记·越王勾践世家》鸟尽弓藏 出自《史记·越王勾践世家》一狐之腋 出自《史记·赵世家》招摇过市 出自《史记·孔子世家》韦编三绝 出自《史记·孔子世家》

鸿鹄之志 出自《史记·陈涉世家》积毁销骨 出自《史记·张仪列传》

毛遂自荐 出自《史记·平原君列传》脱颖而出 出自《史记·平原君列传》歃血为盟 出自《史记·平原君列传》因人成事 出自《史记·平原君列传》一言九鼎 出自《史记·平原君列传》完璧归赵 出自《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负荆请罪 出自《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怒发冲冠 出自《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刎颈之交 出自《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胶柱鼓瑟 出自《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纸上谈兵 出自《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一字千金 出自《史记·吕不韦列传》奇货可居 出自《史记·吕不韦列传》图穷匕见 出自《史记·刺客列传》背水一战 出自《史记·淮阴侯列传》肝脑涂地 出自《史记·淮阴侯列传》多多益善 出自《史记·淮阴侯列传》鸡鸣狗盗 出自《史记·孟尝君列传》狡兔三窟 出自《史记·孟尝君列传》

破釜沉舟 秦朝末年，秦军大将章邯攻打赵国。赵军退守巨鹿(今河北平乡西南)，并被秦军重重包围。楚怀王于是封宋义为上将军，项羽为副将率军救援赵国。宋义引兵至安阳(今山东曹县东南)后，接连46天按兵不动，对此项羽十分不満，于是要求进军决战，解困赵国。但宋义却希望秦赵两军交战后待秦军力竭之后才进攻。但此时军中粮草缺乏士卒困顿，而宋义仍旧饮酒自顾，项羽见此忍无可忍，进营帐杀了宋义，并声称他叛国反楚。于是将士们则拥项羽为上将军。项羽杀宋义的事，威震楚国，名闻诸侯。随后，他率所有军队悉数渡黄河前去营救赵国以解巨鹿之围。项羽在全军渡黄河之后他下令把所有的船只凿沉，打破烧饭用的锅，烧掉自己的营房，只带三天干粮，以此表决一死战，没有一点后退的打算。正是这样已无退路的大军到了巨鹿外围，并包围了秦军和截断秦军外联的通道。楚军战士以一当十，杀伐声惊天动地。经过九次的激战，楚军最终大破秦军。而前来增援的其他各路诸侯却都因胆怯，不敢近前。楚军的骁勇善战大大提高了项羽的声威。以至战胜后，项羽于辕门接见各路诸侯时，各诸侯皆不敢正眼眼看项羽。后来，“皆沉船，破釜甑”演化为成语“破釜沉舟”，以比喻拚死一战，决心很大。

“卧薪尝胆”是我国家喻户晓的典故。说的是春秋时期越王勾践被吴王夫差打败后，力图雪耻，激励自己，在屋内悬一苦胆出人、坐卧都要尝尝，使不忘受辱之苦。睡觉时不用床铺和被褥，睡在木柴上面，使不忘亡国之痛。经过这样多年的磨砺，终于使越国强盛起来，打败了吴国。但是，卧薪尝胆的典故始于何时？据有关吴越史料的书籍，战国时期的《左传》中“定公”

和“哀公”篇中，有越王勾践和昊王夫差的详细记载，而没有勾践卧薪尝胆之记录。另一战国时的著作《国语》中，也无勾践卧薪尝胆之说。至东汉期间，《越绝书》和《吴越春秋》著作中，只有在“勾践归国外传”中，有勾践“悬胆于户，出人尝之，不绝于口”之句，而无“卧薪”之说。“卧薪尝胆”作为成语，最早见于北宋大文豪苏轼所著的《拟孙权答曹操书》游戏性的书信体裁文中，设想孙权在三国鼎立之时，曾经“卧薪尝胆”，但这与勾践毫无关系。到了南宋，吕祖谦在《左氏传记》书中，曾有吴王夫差“坐薪尝胆”，但只是“坐薪”，不是“卧薪”，只是“夫差”，不是“勾践”。到了明代，张博在《春秋列国论》书中，也是“夫差即位，卧薪尝胆”，虽有“卧薪尝胆”，但亦是指夫差。后来，在真德秀的《戊辰四月上殿奏扎》，和黄震的《古今记要》、《黄氏日抄》两书中，才开始有勾践“卧薪尝胆”之说。明末，梁辰鱼所著《浣沙记》剧本中，将勾践“卧薪尝胆”作为传奇，加以渲染。冯梦龙也在《东周列国志》中多次讲到勾践“卧薪尝胆”之事。清初，吴乘权编的《纲鉴易知录》，亦有“勾践反国，乃苦身焦思，卧薪尝胆”之句。从此，越王勾践“卧薪尝胆”之故事，就愈传愈广，成为我国的成语典故了。

“负荆请罪”这则成语的荆是落叶丛生灌木，高四五尺，茎坚硬，可作杖。背着荆杖，表示服罪，向当事人请罪。形容主动向人认错、道歉，自请严厉责罚。

这个成语来源于《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廉颇闻之，肉袒负荆，因宾客至蔺相如门谢罪，曰：“鄙贱之人，不知将军宽之至此也！”卒相与欢，为刎颈之交。

战国时代，赵惠文王因蔺相如办外交有功，拜蔺相如为上卿，官位在廉颇大将之上。廉颇因此心中不快，觉得自己功劳卓著，很不服气，扬言要当面侮辱蔺相如。相如知道后，不愿意和廉颇争位次先后，便处处留意，避让廉颇，上朝时假称有病，以便回避。有一次，蔺相如乘车外出，远远望见廉颇的车子迎面而来，急忙叫手下人把车赶到小巷里避开。相如手下的人便以为相如害怕廉颇，非常气愤。蔺相如对他们解释说；“秦国这样强大，我都不怕，廉将军又有什么可怕呢？所以我想，强横的秦国今天之所以不敢对我们赵国轻易用兵，只是因为赵国有我和廉将军两人。如果我和廉将军两人不能和睦相处，互相攻击，像老虎一样相斗，结果必定有一虎受伤，秦国就会趁机侵略赵国。我所以对廉将军避让，是因为我把国家的安危放在前头，不计较私人的怨恨。”

蔺相如这番话，使他手下的人极为感动。相如手下的人也学习蔺相如的样子，对廉颇手下的人处处谦让。此事传到了廉颇的耳中，廉颇为相如如此宽大的胸怀深深感动，更觉得自已十分惭愧。于是脱掉上衣，在背上绑了一根荆杖，请人领到相如家请罪，并沉痛地说； “我是个粗陋浅薄之人，真想不到将军对我如此宽容。”

3.史记读书笔记 篇三

一、导言：

文学史上研究一位作家，通常先研究作家的生平事迹及其所生活的时代，这样就可以将作家放置于他所处的那个时代来加以评述，避免用现时代的标准来对古人求全责备。这一研究方法的提出出自《孟子》一书。孟子曰：“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论其世也。是尚友也。”意思是说吟咏他们的诗歌，研究他们的著作，不了解他们的为人，可以吗？所以要讨论他那个时代，这就是追溯历史与古人交朋友。由此可知研究生平事迹及其所生活的时代是与古人交友的方法与途径。

（补孟子知人论世说，原文如下：

《孟子·万章章句下》：孟子谓万章曰：“一乡之善士斯友一乡之善士，一国之善士斯友一国之善士，天下之善士斯友天下之善士。以友天下之善士为未足，又尚论古之人。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论其世也。是尚友也。”一个乡村的、国都的、天下的优秀人物便和一个乡村、国都、天下的优秀人物交朋友。认为和天下的优秀人物交朋友还不够，便又追论古代的人物。我们截取最后一段，只不过是为了论证说明的需要，断章取义罢了。孟子这段论述交朋友的言论，我想可以这样阐释：首先自己应是一个值得别人交的朋友，这个值得的标准是优秀，即所谓善士；其次，应与天下间优秀的人物交朋友；最后，与天下优秀的人交朋友你还觉得不够，就与古之圣贤交朋友。也就是说先与现实中的人物交朋友，再与历史中的人物交朋友。做到第一点需要修身，第二个层次恐怕少有人做到，能与世间风云人物之一二交友就已经是非常了不起了。如今现实的情况是我们若从事古代文学专业，就须尽快步入第三个层次，与古人交朋友。事实上我们大都达不到与古人交友的层次，这不是说古人比今人高明，我们现代人不够资格与古人交友，而是古今之间认知尚且困难，理解就更不易了。不理解就谈不上知心，不知心当然就算不得好友了。与古人交友是寂寞孤独的，老子说：“子（孔子）所言者，其人与骨皆已朽矣，独其言在耳。”（《史记·老子韩非列传》）钻故纸堆去找朋友，只能是单向交流，他讲你听，任你赞叹或批评，他在九泉之下也无法给你回应。不甘寂寞的人不可能与古人为友。孤独寂寞毕竟不是生命的健康状态，为了摆脱孤独的命运，出路只有一条，与研究古人的人做朋友，孤独的人因为共同的工作或事业走到一起。所以我的观点是学古代文学的学生除了多读经典，也应以文会友，多交现实的朋友，借以冲淡身上的酸腐气。）

我们既然研究《史记》，那么司马迁的生平及其时代的研究也应在必然之列。借此我们想获得一点对司马迁的认知，这是我们理解《史记》的基石。

1、司马迁的家族谱系及生平事迹 司马迁研究

研究司马迁的生平，我们从其家族谱系的研究开始，因为自古成名作家往往家学渊源深厚，家族传统对其影响深远。

研究司马迁家族谱系及生平，其可靠的资料很少，主要有《史记·太史公自序》和班固《汉书·司马迁传》。要读懂《太史公自序》就必须参考“三家注”，即宋（此宋非赵匡胤陈桥兵变后建立的赵宋，而是刘裕经过“金戈铁马”建立的刘宋，即南朝宋、齐、梁、陈的那个宋，说起刘裕，辛弃疾有首词提到他，《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古》：“斜阳草树，寻常巷陌，人道寄奴曾住。想当年，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刘裕小名寄奴；金戈，青铜戈；铁马，披着铁甲的马。刘裕出生时亲娘就死了，家里人连自己都养不活，何况一个孩子，于是准备弃婴，他的姨娘闻讯赶来把他抱回家抚养，从此开始寄人篱下的生活，所以名寄奴。长大后为改变自己的命运，他参了军，由于作战勇猛，屡立战功，作了将军。他没有受过教育，少受陈见的束缚，有胆略见识，做事往往出人意表，他靠军功，靠北伐树立了自己的权威，培植自己的亲信势力，推翻东晋没落王朝，入主宫廷。）裴骃的《史记集解》，唐司马贞的《史记索隐》，张守节的《史记正义》。《司马迁传》大部分都是直接引用《太史公自序》，增加了司马迁写给他朋友任安的一封信——《报任安书》，其中提及了司马迁后代子孙的情况，很多人都以为司马迁受宫刑，定然是无后了，其实他有一个女儿，受宫刑是在他结婚生子之后。

司马迁在自序中将其家族谱系追溯到颛顼时期。虽不一定可靠，但也有必要一提。在五帝（三皇：伏羲氏作八卦，燧人氏砖木取火，神农氏尝百草；五帝：皇帝、颛顼、帝喾、唐尧、虞舜。《易大传》：古者伏羲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之一的颛顼时代，重为天官，观星象，黎为地官，看风水。经唐尧虞舜夏禹商汤之后，重黎二氏合一，司马氏就是重黎氏中的一支，司马氏世世代代掌管周朝的历史，虽为史官，但仍具老祖宗的遗传，占卜星历样样精通。周朝衰微，有识之士纷纷出逃，如老子见周室大厦将倾，遂骑青牛，西出函谷关隐居去了。司马氏这一族人也走了，跑到晋国之后，家族成员分散，有的去了卫国，有的去了赵国，有的去了秦国。用句俗语来描述这种现象，可称之为树倒猢狲散。历史上将这种文化人离开周王室奔向诸侯国的现象称为文化下移。文化下移带来了士阶层（即知识分子）的崛起。

选择的方向不同，前途自然各异。以史为鉴，有资于治道，故卫国的一支有人爬到了丞相的位置。跑到其他两个国家的司马氏成员都转了专业，在赵国的一支弃文从武，学习剑术，以剑道显名；在秦国的一支投笔从戎，作了将军。那个作了将军的司马氏成员名叫司马错。这个司马错想来口才智慧还算不错，曾与“三寸之舌，强于百万雄狮”的张仪在秦廷辩论，张仪从政治的角度出发，主张伐韩以威胁周天子，“周自知不能救，九鼎宝器必出，据九鼎，案图籍，挟天子以令 2

诸侯，天下莫敢不听，此王业也。”司马错从经济角度出发，主张伐蜀以加强国内的经济基础，他说：“欲富国者，务广其地，欲强兵者，务富其民”，且攻韩，劫周天子，会刺激东方大国的注意，只有伐蜀能得实利，谁也不会干涉，正是“拔一国而天下不以为暴，利尽西海而天下不以为贪”，可谓眼光长远。秦惠王听取了司马错的意见，并让他带兵拿下了蜀地（四川成都）。司马错的儿子史书无载，他的孙子司马靳是武安君白起的部下，在秦赵长平之战时，跟着白起坑杀了赵军降卒四十五万人。本来可趁长平之战的胜利，一鼓作气，围攻赵国都城邯郸城，但当时身为丞相的应侯范睢恐白起的功劳太大，自己的地位不保，遂以士卒疲敝为由建议秦昭王将白起召回。白起被迫班师回朝之后，心里很不爽，以后每次出征，他都称病不行，之后秦国在战场上节节失利，秦昭王又请他出征，他还是不肯为将，太不给秦昭王面子了，秦昭王一生气，就将他处死了。可能司马靳是白起手下得力的将领，是忠心的追随者，也就一同被处死。司马靳的儿子史籍亦无载，他的孙子司马昌在秦始皇时做过主管铁的官，应该是个肥缺，铁是重要的生产资料，这种垄断行业的官员自然是生活无忧的了。司马昌的儿子叫司马毋怿，做过汉市长，汉市是地名，汉市长就是汉市这个地方的地方长官，估计与我们现在的镇长同级。司马毋怿的儿子司马喜为五大夫，五表示爵位等级，是大夫中较低的等级。司马喜的儿子司马谈，即司马迁的父亲，从司马谈这一代开始，又干起了老本行，做回了史官，成为汉朝的太史令。

司马迁序家谱大概是跟屈原学的，屈原在《离骚》里的第一句话就说：“帝高阳之苗裔兮，朕皇考曰伯庸（高阳即颛顼，先秦时无论贵贱皆可自称朕，秦始皇时开始为帝王专用，父死曰考，母死曰妣，有个成语叫如丧考妣，就是说像死了父母一样伤痛，含贬义。皇考，即远祖）现代社会仍有人序家谱，它给同姓人之间拉关系提供了机会，见了面也许会说，百年前大家本是一家人。人都有点虚荣心，大家都往富贵者身上靠。穷人序家谱表示我们祖辈曾富贵过，富人序家谱表示我们祖辈原本就是富贵人家，自身的富贵是命定的传统。序家谱的现象说明我们有一种血缘情结，司马迁亦不能例外，并且他的一部《史记》也正是依照中华民族是炎黄子孙这一血缘一统论建构的。

司马谈向唐都学习天文，向杨何学习《易经》，向黄子学习道论，在学术史上有一篇非常出名的文——《论六家要旨》，对阴阳、儒、墨、名、法、道德六家作了评论，有点学术综合的味道在里面。当然，先秦诸子不止上述六家，据班固《汉书·艺文志》载有九流十家。司马谈的三个老师，杨何我们知之甚少，唐都后来与司马迁一起制定过太初历，想来应是个长寿的人，至于黄子，其真名已不可考，子是敬称。两汉初期流行黄老学说，一般来说黄指黄帝，老指老子，后来有人疑心这个黄与黄子也有莫大关系，史书虽未载其名，却记载了他与辕固生（四家诗中齐诗的开创者）在汉景帝前争论汤武革命（商汤伐夏桀，武王伐纣）。3

《儒林列传》中黄生曰：“汤武非受命，乃弑也。”商汤、周武王不是承受天命，是以下犯上，是弑君。他用儒家的理论以下犯上曰弑来质问和挑衅辕固生，辕固生曰：“不然，夫桀纣虐乱，天下之心，皆归汤武，汤武与天下之心，而诛桀纣。桀纣之民，不为之使，而归汤武，汤武不得已而立，非受命而何！”黄生曰：“冠虽敝，加于首，履虽新，必关于足，何者，上下之分也。今桀纣虽失道，然君上也，汤武虽圣，臣下也。夫主有失行，臣下不能正言匡过，以尊天子，反因过而诛之，代立践南面，非弑而何也。”辕固生没法解释，厚着脸皮说：“必若所云，是高帝代秦，即天子位，非耶？”直接诉诸统治者的权威来压倒论敌，结果弄得汉景帝不好意思，忙出来解围，“言学者不言汤武受命，不为愚”，这次辩论不欢而散，以后就再也没有人敢讨论这个问题了。

司马迁的生年至今尚无定论，主要有两种说法，一种认为他出生于公元前135年，一种认为他出生于公元前145年，前后相去有十年。这两种说法都是根由《太史公自序》的两条注。《自序》原文：“太史公„„卒三岁，而迁为太史令，紬史记石室金匮之书，五年而当太初元年。”在“迁为太史令”下，司马贞《索隐》说太史令年二十八，在“太初元年”下，张守节《正义》说迁年四十二岁。

司马谈死于元封元年，即公元前110年，“卒三岁”就到了元封三年，公元前108年，若《索隐》是正确的，这一年司马迁二十八岁，那么他就应该生于公元前135年，即汉武帝建元六年。太初元年是公元前104年，若《正义》正确，这一年司马迁四十二岁，那么司马迁应该生于公元前145年，即汉景帝中元五年。王国维的《太史公年考》及郑鹤声的《司马迁年谱》支持张守节，李长之的《司马迁生年为建元六年辨》及郭沫若《太史公行年考有问题》支持司马贞。我也是李长之的支持者。

生年考订，有人觉得无关紧要，相差十年没有大关系，只要不是相差的太离谱。事实上大谬不然，只有通过考证确定原始材料，我们的研究才有根基，我们的结论才经得起考验。鲁迅曾称赞《史记》是“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汉文学史纲要》），之所以将其与屈原的《离骚》相提并论，是因为《史记》中亦充满了浓烈的情感和奇特的浪漫，若司马迁晚生十年，《史记》便是他三十二岁到四十几岁的作品，是一部血气方刚、精力弥漫的壮年人的作品，正好与《史记》中的浓烈情感，浪漫情怀相适应；若是早生十年，《史记》就是他四十二岁到五十几岁的作品，是一部成年人的作品，年龄越大，理性的束缚就越深，浪漫的激情恐怕少有了，与《史记》奔放的激情有些不类。

司马迁生于龙门，即今天陕西省韩城县附近的龙门，相传那里曾有一座龙门山，大禹治水时为疏导黄河，将此山劈成两半，对峙在黄河的东西两岸，就像敞开着的两扇门，地势非常险要，只有神龙才能由此飞腾而上，所以人们称它为龙门。每年春天，有许多大鲤鱼逆流而上，游集于龙门之下，竞相跳跃，跳上龙门，4

便有云雨相随，化龙升天，民间“鲤鱼跃龙门”的故事就是由此而来。司马迁就诞生在这样一个充满神话色彩的地方。

在司马谈未入长安做太史令之前，他们一家人都在乡下以农为业，过着农耕放牧的生活。司马迁自己说：“十岁诵古文。”恐怕就是十岁跟随父亲到了京师（长安），随孔安国学过古文《尚书》。他的少年时代，正是国家最热闹的时代，大将军卫青出征匈奴，大获全胜；张骞奉命通西域；立乐府，由大文学家司马相如作词，大音乐家李延年制谱并演奏。

“读万卷书，行万里路。”陶潜说：“少时壮且厉，抚剑独行游。”司马迁说：“二十而南游江、淮，上会稽、探禹穴，窥九嶷，浮于沅、湘，；北涉汶、泗，讲业齐鲁之都，观孔子之遗风，乡射邹、峄，厄困鄱、薛，彭城，过梁、楚以归。”他旅行的路线已无可考，大致经过以下几个地方：

湖南长沙：屈原自沉汨罗江；贾谊不得意抑郁而死。

九嶷山，虞舜屠龙力竭而死之后所葬之地

浙江会稽山，即会计，传说夏禹曾在此山会集诸侯记功封爵，因此得名，是禹所葬之地。山上有一洞穴，传说夏禹曾进去过，因此称为禹穴。会稽又是夏禹后裔越王勾践的都城。

姑苏山（苏州市）山东曲阜，孔里，孔庙

薛（山东滕县），“其俗闾里率多暴桀子弟”，孟尝君好客养士，大量招致天下豪杰侠客，有六万多胡人家迁居薛城，遂形成豪强风气。

江苏徐州（彭城），楚霸王项羽的。彭城西北沛郡是曹参、周勃、樊哙、夏侯婴的故乡；沛郡以西的丰县，是萧何与刘邦的家乡；沛郡的靳县，是陈涉、吴广起义的地方。

河南开封（魏大梁），魏公子信陵君礼遇夷门（大梁城东门的名字）看守老人侯嬴，老人献窃符救赵之计。

司马迁旅游回来之后，进入仕途，做了郎中（皇帝侍从），多次陪着汉武帝巡视郡县和祭祀五帝。南越王赵它的丞相吕嘉弑王反叛，汉武帝令路博德领军讨伐。不久夜郎、邛、笮、滇等国先后归顺汉朝，等这些地区局势稳定之后，汉武帝就派专人视察和安抚，《自序》“奉使郄正巴蜀以南，南略邛、笮、昆明”，可能这时司马迁已得武帝信任。

在司马迁出使期间，武帝决定封禅。所谓封禅是古代帝王在泰山和梁父（泰山下的小山）祭祀天地，“告太平于天，报群神之功”，并标明自己是上天之子，受天命以统治天下万物。秦始皇也曾去泰山封禅，很不巧的是那天遇到暴风雨，弄得很狼狈，嬴政在松树下躲雨，因遮雨之功，遂封松树为“五大夫”。儒生听说秦始皇遇到风雨，都暗暗讥笑他，认为他没有多大功德，不配举行这种大典。5

其实，哪里跟什么功德相关，只因秦始皇出门之前没有看天气预报。

汉武帝封禅，司马谈本是跟着的，但他在途中竟然病倒了，只好留在洛阳治病，没法参与那笼中的盛典，遗憾非常，他说：“今天子接千岁之统，封泰山，而余不得从行，是命也夫，命也夫！”恰逢司马迁出使归来，得知父亲重病，赶到洛阳。司马迁知命不久矣，拉着儿子的手流着泪说：“余先周室之太史也。自上世尝显功名于虞夏，典之官事。后世中衰，绝于予乎？汝复为太史，则续吾祖矣。”司马谈想接过老祖宗手中的接力棒，但他现在已没有力气跑下去了，只有把这根棒子交给儿子，怕儿子不重视，以孝的名义给儿子以压力，“夫孝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扬名后世，以显父母，此孝之大者。”言外之意是说，我就快不行了，侍奉我就不必了，事不事君我不管，但一定得立身扬名，接过我的事业，把这本史书写完。这样，我死也瞑目了。“幽历之后，王道缺，礼乐衰，孔子修旧起废，论诗书，作春秋，则学者至今则之。自获麟以来四百有余岁，而诸侯相兼，史记放绝。今汉兴，海内一统，明主贤君忠臣死义之士，余为太史而弗论载，废天下之史文，余甚惧焉，汝其念哉！”向孔子学习，自孔子绝笔之后，再也没有人写史了，这正是你完成伟业，成为第二个孔子，扬名立身的好机会。司马迁流着眼泪应承父亲的嘱托：“小子不敏，请悉论先人所次旧闻，弗敢阙！”我虽然不聪明，也定要试一试，不辜负您的教诲和期望。

司马谈死后不久，司马迁便赶到泰山向武帝复命，同时参加了封禅大典。这次封禅是在公元前110年（即武帝元封元年）举行，武帝因此特地把年号改为“元封”，表示“是岁始建汉家之封”（《自序》）。封禅完毕之后，武帝帅师巡边，出长城，北登单于台（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向匈奴炫耀了一下自己的十八万骑兵。武帝听信方士的话，想求见所谓蓬莱神仙，以求长生不老，便继续往各地去巡祭天地。后来跑遍名山大川，还出过海，也没能遇到神仙，只好闷闷不乐地回到甘泉宫。不过在此之间，他也做了件好事。早在公元前132年，黄河在瓠子（河南濮阳）决了口，泛滥成灾，当时武帝曾命汲黯、郑当时征发犯人去堵塞决口，可武安侯田蚡却认为：江河之决皆天事，未易以人力为强塞，塞之未必应天。武帝觉得他说得对，做事不能违反天意，便改变主意，中止了塞河工程。这次巡祭山川，总算想起了这未完工的塞河工程。他派汲仁征发兵卒数万人去恢复塞河工程，自己随后亲自视察，并令文武百官负薪塞河。塞河工程的艰巨场面感动了汉武帝，作了两首悲凉的楚歌，感叹“河伯不仁，泛滥不止”，默祷“宣房塞兮万福来”。事后，武帝在瓠子新堤上兴建了宣房宫，以示纪念。司马迁扈从武帝，亦亲临其地，感到水利对于民生的重要，遂作《河渠书》。

司马谈死后三年，即公元前108年，司马迁二十八岁，父亲的三年之丧过后，司马迁子承父业，做了太史令（在汉代，通称太史公）。应劭《汉官仪》：太史令，属太常，秩六百石，掌天时星历，凡岁，奏新年历，凡国祭祀丧娶之事，奏良日，6

国有瑞应灾异，掌记之。主要掌管天文星历和占卜祭祀的事情，同时兼管文书和记载朝廷大事，在汉代统治者眼里，不过是一种低贱的职司，“文史星历，近乎卜祝之间”（《报任安书》），与算命卜卦的巫师相近，可见身份地位低下。尽管如此，历代的史官并不因此感到卑微，他们往往为人正直，不屈服于权势，为记载天下大事的职责而自豪。

司马迁当了太史令之后，就开始收集资料，为写《史记》做准备，他感觉到这是他义不容辞的历史责任，他说：“先人有言：‘自周公卒五百岁而有孔子，孔子卒后至于今五百岁，有能绍明世（继承政治清明的时代），正《易传》，继《春秋》，本《诗》、《书》、《礼》、《乐》之际’，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让焉。”（《自序》）周公与孔子之间，孔子与司马迁之间是否真的相继隔了五百年，恐怕未必，不必细究，这句话也就是个心理暗示：轮到我了！将自己所从事的事业神圣化，找到完成这一艰巨事业的精神支柱。

写《史记》是其一辈子的事业，但不是他的职业，他既然领受俸禄，自然还得去执行自己职分以内的事。古代统治者相信战国阴阳家邹衍的“五德终始说”，以金、木、水、火、土五种物质相生相克的原理，附会帝王的更迭和朝代的兴替。秦人认为自己承应水德，所以采用《颛顼历》，因为颛顼以水德王。“兵来将挡，水来土掩”，土克水，汉灭秦，自然汉朝承应土德，《颛顼历》不再适应新兴的汉帝国。武帝既已完成封禅大典，表明汉家已经名正言顺地统治了天下，这就要求用新的一套典章制度去巩固自己的政权，改历成为改制中的重大项目之一。

改历的工作由司马迁、唐都、落下闳、邓平等人共同担负，公元前104年，新历制成，朝廷宣布改历，此历法名《太初历》，即流传了两千多年的夏历。和因封禅而改元一样，武帝又把年号元封改为太初。

过了五年安静著书的日子之后，第六年（即公元前99年）司马迁的人生发生转折。这一年李陵带兵与匈奴战，兵败投降匈奴，未能自杀殉节。司马迁为李陵辩护，触怒汉武帝，遭受牢狱之灾。一年后，被判诬上，定为死罪。当时刑法规定：判处死刑的人，如果能用钱赎罪，或者改受宫刑，都可以免死。司马迁官微家贫，拿不出巨款，又得不到朋友的帮助，为了完成他的著作，他毅然接受宫刑。

公元前96年，司马迁四十岁，出狱后做了中书令，中书令虽是一种掌管机要的显职，但却是宦官。公元前93年，他给朋友任安写了一封回信——《报任安书》，申明自己隐忍苟活是为了发愤著书。

关于发愤著书，司马迁有一段流传很广的话：昔西伯拘羑里，演《周易》；孔子厄陈蔡，作《春秋》；屈原放逐著《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而论兵法；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些人皆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而思 7

来者。

1、《史记·鲁仲连列传》：昔者九侯、鄂侯、文王，纣之三公也。九侯有子而好，献之于纣，纣以为恶，醢九侯。鄂侯争之强、辩之疾，故脯鄂侯。文王闻之，喟然而叹，故拘之羑里之库百日，欲令之死。

西伯侯姬昌是纣王手下的一名高官，后因武王伐纣成功才被追封为文王。文王因与纣王审美观不同而被拘留。据鲁仲连所说，九侯、鄂侯、文王是商纣王手下地位极尊的大臣，九侯有个女儿，长得很漂亮，是一个温柔贤惠的美女，九侯为讨主子欢心就把女儿献给纣王作妃子，没想到纣王不但不领情，反觉得姑娘不中他的意，心里很不爽，大约那姑娘在纣王眼里是个木头型的冷美人，看过《封神榜》的人都知道纣王喜欢的是妲己那种狐媚型的娇艳女子。纣王心中不称意，就下令把九侯剁成肉酱出气，鄂侯为九侯争辩，说九侯是一片忠心，无意触怒大王。纣王迁怒于人，把鄂侯做成了人肉干。文王不敢强辩，只微微叹了口气，纣王不好因叹口气就杀掉重臣，只好关他的禁闭。“羑”通“牖”，即今河南省汤阴县以北的牖城。坐牢无事，正好读书，文王研究起八卦图，相传八卦为伏羲所画：

（记忆卦画口诀：乾三连，坤六断，震仰盂，巽下断，坎中满，离中虚，艮覆碗，兑上缺）

为表示复杂的客观世界，八种符号远远不够，文王就将符号按上下位置排列组合得六十四卦。

2、《论语·卫灵公》：在陈绝粮，从者病，莫能兴。子路愠见曰：“君子亦有穷乎？”子曰：“君子固穷，小人穷斯滥矣。”

孔子游历于陈国、蔡国之间，楚王听说孔子是个贤人，就派人去迎接他，陈、蔡两国的执政大夫心里就犯了嘀咕，心想：楚国是邻近的大国，孔子一旦为楚国所用，我们这些小国的执政大夫就危险了，因为我们的执政观念和方法与孔子的想法不和，他得势之后，肯定会拿咱开刀，于是相约发兵围住孔子师徒一行人，不让他们到楚国去。后来子贡溜了出来，找到楚昭王，楚昭王派兵迎接孔子，孔子才逃过一劫。

鲁哀公十四年春天，鲁国的三桓（孟孙氏、叔孙氏、季孙氏）之一的叔孙氏手底下的一个小兵捕获了一只麒麟（龙、凤、龟、麟，四大神兽），麒麟，圣兽，只有在太平盛世时才出现，乱世而现，其命恐不久。孔子见麟而叹，自己的命运就像这只麒麟。转念一想，我不能就这样如蝼蚁般死去，“君子病没世而名不称焉，吾道不行矣，吾何以自见于后世哉？乃因史记而作春秋，上至隐公，下讫哀公十四年，十二公。”共242年。

孔子为何而作春秋？

《孟子·滕文公》：世道衰微，邪说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惧，作春秋。春秋，天子之事也；是故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

董仲舒：周道衰微，孔子为鲁司寇，诸侯害之，大夫壅之。孔子知言之不用，道之不行也，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以为天下仪表，贬天子、退诸侯，以达王事而已矣。

孔子曰：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于行事之深切著明也。

《十二诸侯年表》：孔子明王道，干七十余君，莫能用，故西观周室，论史记旧闻，兴于鲁而次春秋，上记隐下至哀之获麟，得其辞文，去其烦重，以制义法，王道备，人事浃（jiā，融洽）。

次，排列，加工，整理，融入自己的政治理想，较符合孔子“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的声明。

3、楚怀王使屈原造为宪令，屈平属草稿未定，上官大夫见而欲夺之，屈平不与，因谗之曰：“王使屈平为令，众莫不知，每一令出，平伐其功，以为非我莫能为也。”王怒而疏屈平，屈平疾王听之不聪也，谗谄之蔽明也，邪曲之害公也，方正之不容也，故忧愁幽思而作离骚，离骚者，犹离忧也。

也有人认为楚怀王的儿子楚倾襄王放逐屈原于湖南长沙而后作离骚。

4、《论语》：“巧言、令色、足恭，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匿怨而友其人，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将左丘明放在前面，借以自重，看来左丘明应是比孔子年纪大些的长者，是个品格高尚的人。孔子活了73岁，左丘明恐怕比他要长寿，因为据《十二诸侯年表》在孔子死后，“鲁君子左丘明惧弟子人人异端，各安其意，失其真，故因孔子史记具论其语，成左氏春秋。”

5、同学之间的倾轧。孙膑与庞涓都师从鬼谷子学习兵法，他们还有两个同学：苏秦、张仪，学得是游说（外交，又名国际关系）。苏秦、张仪，一个合纵，一个连横，事业不同，却也能相互帮助，苏秦先富贵，资助张仪游说秦王，张仪在秦国立足后，发誓只要苏秦在一天，就不会破坏他的合纵事业。孙膑与庞涓两个人就不同了，庞涓先在魏国得意，荣升大将军，怕孙膑出山后，自己那点能耐敌不过孙膑，地位名誉不保，遂先下手为强，把孙膑招来，借魏王之手将孙膑两 9

脚砍掉（膑刑），还在他脸上刻字（黥刑），使他无法在社会上立足。后来齐国的使者来魏都大梁访问，孙膑抓住机会跟齐使见面，齐使慧眼识英才，把他偷运到齐国，齐威王拜孙膑为军师，后来在齐魏交兵时，用减灶法诱敌深入，大败庞涓于马陵。

6、吕不韦为秦相时，学习战国四公子（春申君、信陵君、平原君、孟尝君）的养士遗风，养士三千人，使人人著文，集食客所著文成《吕氏春秋》。书成，悬之咸阳市，置千金其上，有易一字者辄与之。

后因嫪毐后宫淫乱之事而受牵连，同时嬴政为掌大权，遂让吕不韦归其封国。

7、韩非口吃但擅文章，见韩之削弱，以书谏韩王，韩王不能用。《孤愤》、《五蠹》之书传至秦，秦王见之，曰：“嗟乎，寡人得见此人与之游，死不恨矣。”

囚秦乃因同学李斯（同师从荀子），李斯忌贤害能，用“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原理阐明韩非为韩国王室后裔，必不肯尽心为秦国办事，人才不为己用，就得杀掉以除后患。于是秦始皇将韩非囚禁，李斯乘机毒杀。其实早在《谏逐客书》中，李斯就批驳过“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观点，现在他却拿以前批判过的观点来害人，可见为了名利，人可以随时改变立场。

8、《诗经》305篇，绝大多数都是爱情诗，圣贤发愤为作的也有，如表现亡国之叹的《黍离》。

司马迁整段话比物连类，不顾其实，书愤而已。

司马迁具体卒于何年，因何而死，史书典籍均无明确记载，至今尚无定论。《史记·太史公自序》中司马迁自序其生平事迹，但他不能预测自己何时死，因何而死，更不可能记录。《汉书·司马迁传》中班固本应该记载司马迁之死的，却没有记载。司马贞的《史记索引》和张守节的《史记正义》亦未尝注明。清代学者王鸣盛在《十七史商榷》卷一《子长游踪》中说：“（迁）后为中书令，卒必在武帝之末„„巫蛊之狱，戾太子之败，迁固亲见之。又四年武帝崩，《汉书》本传于《报任安书》后言迁卒，则在武帝末，或更至昭帝也。”他判断司马迁死在武帝末至昭帝初这段时期之内，但未说怎么死的。近代学者王国维在《太史公行年考》中说：“要之，史公卒年虽未可遽知，然视为与武帝相终始，当无大误也。”认为司马迁死于汉武帝统治末期，约在后元二年前后，也未说怎么死的。司马迁卒年已不可确考，“与武帝相终始”，几已成定论，为大多数学者所接受，然其死因却尚可争论。

郭沫若先生在《太史公行年考有问题》一文中说：“似乎司马迁之死，有点不明不白„„可能是不自然的骤死。”第二年郭沫若先生在《关于司马迁之死》一文中推测司马迁可能是再度下狱而死，对“不自然的骤死”作了解释。郭沫若先生主要根据两条材料：

其一，在《太史公自序》篇末，裴骃《史记集解》引卫宏《汉书旧仪注》：

司马迁作《景帝本纪》，极言其短及武帝之过，武帝怒而削去之。后坐举李陵，陵降匈奴，故下迁蚕室。有怨言，下狱死。其二，葛洪在《西经杂记》卷六说：

（迁）作《景帝本纪》，极言其短及武帝之过，帝怒而削去之。后坐举李陵，陵降匈奴，下迁蚕室，有怨言，下狱死。

葛洪所论基本与卫宏所述一致。同样的材料还被陈寿引用到《三国志·魏书·王朗传》中，王朗之子王肃与魏明帝曹叡问对，曹叡问：“司马迁以受刑之故，内怀隐切，著《史记》非贬孝武，令人切齿。”王肃对曰：“汉武帝闻其述《史记》，取孝景及己本纪览之，于是大怒，削而投之。„„后遭李陵事，遂下迁蚕室。以为隐切在孝武，而不在于史迁也。”

卫宏是东汉初年有名的学者，他的话可信度应该高一点，葛洪与陈寿都是晋代人，他们的记述很可能就是根据卫宏的言论。

“有怨言，下狱死”，是因果句，“有怨言”是因，“下狱死”是果，司马迁果真是因有怨言而下狱死的吗？

依据上述材料的记载，我们可以做出如下推测：

汉武帝听说司马迁写《史记》（那时司马迁自名曰《太史公书》），就让他把已完成的部分拿给自己看，想先睹为快，看过之后，对司马迁的“实话实说”很生气，便将他自己的本纪和他父亲景帝的本纪都削去了。本想治司马迁的罪，但恐授人以柄，落下个心胸狭窄的名声。后来逮着司马迁为李陵降匈奴辩护的机会，找了个大不敬、污蔑君上的理由，将司马迁下狱治罪。当时刑法规定，判处死刑的人，如果能用钱去赎罪，或者去受腐刑（宫刑），都可以免死。司马迁官微家贫，俸禄才每年六百石，拿不出巨款来给自己赎身，又得不到朋友的救助，为了完成《史记》，他选择了另外一个可以活命的方法，自请受宫刑。在狱中幽囚了四年之后，于公元前96年出狱。

《汉书·司马迁传》说：“迁既被刑之后，为中书令，尊宠任职。”司马迁毕竟是个不可多得的人才，至少文章写得好，《汉书·公孙弘传》说：“汉之得人，于兹为盛，„„文章则司马迁、相如。”文章才情与当时的大文豪司马相如并列，有“西汉文章两司马”之称。武帝觉得挫了司马迁的锐气，今后使用起来肯定顺手，且司马迁比一般的后宫宦官强多了，于是就提拔司马迁做了宦官之中的高级官员——中书令。中书令是个什么样的官呢？据卫宏《汉旧仪》说：“中书令领赞尚书，出入奏事，秩千石。”（《大唐六典》卷九引）其职务是将皇帝的诏令下达至尚书，并将尚书的奏疏呈给皇帝，相当于皇帝的秘书。在皇帝身边做事就是近臣，沾着帝王的光，且俸禄一千石，相对于坐冷板凳看书写书的六百石太史令，说“尊宠任职”并不为过。但司马迁心里很痛苦，他说：“仆以口语遇遭此祸，重为乡党戮笑，污辱先人，亦何面目复上父母之丘墓乎？虽累百世，垢弥甚耳！11

是以肠一日而九回，居则忽忽若有所亡，出则不知所如往。每念斯耻，汗未尝不发背沾衣也。”（《报任安书》）写《史记》成为司马迁唯一活着的精神支柱，“所以隐忍苟活，函粪土之中而不辞者，恨私心有所不尽，鄙没世而文采不表于后也。”（《报任安书》）他牢记祸从口出的深刻教训，定然不会再在武帝面前评论是非了，他需要安全地将《史记》写完，在未完成之前，他不当有怨言。《史记》于何时完成的呢？王国维在《太史公行年考》中说：“今观《史记》中最晚之记事，得信为出自公手者，唯《匈奴列传》之李广利投降匈奴事，余皆出后人续补也。”李广利帅兵出击匈奴，兵败投降是在公元前90年（即武帝征和三年）。据此，可能司马迁就在这一年作了《太史公自序》，《太史公自序》末尾说：“凡百三十篇，五十二万六千五百字，为《太史公书》。”把《史记》一书的目录篇数字数都总结了出来，那么可能就在这一年，他完成了《史记》。在此期间，他给朋友任安写过一封信，这就是有名的《报任安书》，征和二年写的，信里说自己已没有资格，也不想再“推贤荐士”，为别人说好话了，虽然对于自己的受刑有牢骚和抱怨，但他第二年还活得好好的，证明武帝并未将他怎样。从受刑到写完《史记》，司马迁隐忍了约九年时间，没有必要九年后突然愤愤不平，抱怨不断，引起汉武帝的注意，而再次下狱受刑。即使是因为巨著完成，心里已然毫无顾忌，突然大胆起来，也不至于故意口出怨言，在武帝面前自寻死路，要知道，即使你著述完成，“藏之名山，副在京师”（《太史公自序》）武帝也可以找出来，随时将其毕生心血付之一炬的。司马迁没有必要开罪汉武帝，这一点，他心里应当是清楚的，即使是因为伟业完成，也不至于狂悖。

清代学者王鸣盛认为卫宏的话不足信，他说：“今观《景纪》绝不言其短。又迁下蚕室在天汉三年，后为中书令，尊宠任职，其卒在昭帝初，距获罪被刑盖已十余年矣，何得谓‘下蚕室，有怨言，下狱死’乎？与情事全不合，皆非是。”观卫宏所言，“下蚕室”，“有怨言”，“下狱死”，三个短句连接紧密，节奏紧凑，其间隔时间定不太长，依王鸣盛考证，司马迁下蚕室受宫刑至卒于昭帝初，期间约隔十余年，卫宏的话自然就与情理不合。

郭沫若先生又根据桓宽《盐铁论·周秦》中的有关论述推测司马迁可能是再次下狱死，其记载如下：

今无行之人，贪利以陷其身，蒙戮辱而捐礼仪，恒于苟生。何者？一日下蚕室，创未瘳，宿卫人主，出入宫殿，由得受俸禄，食大官享赐，身以尊荣，妻子获其饶。故或载卿相之列，就刀锯而不见闵，况众庶乎？

文中所谓“今”，指距离盐铁会议召开的昭帝始元六年（公元前81年）很近的年代。当时有的人下蚕室成为太监之后为皇帝所用，做皇帝的跟班，俸禄丰厚，地位显耀，与司马迁经历类似，郭沫若先生疑心这有的人就是暗指司马迁。司马迁受宫刑后做了中书令，官阶很高，可谓“载卿相之列”，“就刀锯”很像是指司 12

马迁再次下狱死。当时做了太监而后为人主所用，身以尊荣的人，何止司马迁一人，且所谓“就刀锯”不一定就是指死刑。司马迁在《报任安书》说：“奈何令刀锯之余荐天下豪俊哉！”“刀锯”指的是宫刑。仔细分析《盐铁论》中的这段文字，“故或载卿相之列，就刀锯而不见闵”，应当这样理解：所以有的人靠做太监爬到与卿相等列的位置，他们因此而受到宫刑的痛苦是得不到君子的理解和同情的。“不见闵”的原因早已由上句——“无行之人，贪利以陷其身”——交待清楚。更何况司马迁不是“无行”、“贪利”之人，他“绝宾客之知，忘室家之业，日夜思竭其不肖之材力，务一心营职，以求亲媚于主上”（《报任安书》），可谓尽职尽责；他“推言陵功，欲以广主上之意，塞睚眦之辞”（《报任安书》），可谓正直敢言。如果说他贪，也不过是贪名而已，而非贪利，他重名，欲“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太史公自序》）。桓宽是有识见的学者，虽瞧不起太监，也不至于污蔑司马迁。

朱似愚在《从“史记”的整理说到司马迁的卒年》一文中较支持郭沫若先生的观点，他说：“卫宏的话，正是郭沫若先生所谓‘不自然的骤死’的一个有力的证明。”他也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如果司马迁不是因为这样的文字之祸而死，则最有可能的就是武帝所说‘巫蛊之祸，流及士大夫’（《汉书·车千秋传》）之无辜牺牲者了。”因巫蛊之祸而死的人数以万计，司马迁见及巫蛊案，《史记》中有不少证据，如《田叔列传》：“田仁主闭守门，坐纵太子，下吏诛死。”那么司马迁是因巫蛊案受牵连而死的吗？武帝只是说“流及士大夫”，司马迁当时已不在士人君子之林，不可能受祸。司马迁说：“乡者，仆亦尝厕下大夫之列”（《报任安书》），曾为太史令，太史令在下大夫之列，而今他已是太监，早不在大夫之列了。又说：“乃欲仰首信眉，论列是非，不亦轻朝廷，羞当世之士邪！（《报任安书》）”证明他与士人君子不再是同类。一个不再“论列是非”的人，一般不会再受牵连。

那么司马迁究竟是怎样死的呢？李长之在《司马迁的人格与风格》中说：“以他（司马迁）的倔强，自杀很有可能，他觉得任务已了，或者就不必苟活了的吧。——《史记》的创作，差不多占了他半生！”笔者亦疑心他是自杀的，他将全部的激情与热血都熔铸在《史记》里，《史记》成书之后，他不用再含辱忍垢、隐忍苟活了，面带微笑、含泪而死，当是他人生的结局。面带微笑是因为他完成了父亲临终前的嘱托，完成了父亲未竟的事业，算是对父亲有交待了，且以他的才气和呕心沥血的努力，《史记》定然会盛传于世，“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应该是做得到的。眼中含泪是因为可遗憾的事情太多，自己受了宫刑，有辱祖先，断了司马家族的香火，无颜见黄泉之中的父母先人。没有一个真正的知己，只能在孤独中离开人世，太凄凉。

司马迁的情感极浓烈，有一种说不出的苦闷寂寞在，他不止是愤懑，也有同 13

情与热爱在。他羡慕管鲍之交，憎恨“富贵多士，贫贱寡友”（《孟尝君列传》）的世态人情；他同情自沉汨罗江的屈原，称其“忧愁幽思而作《离骚》”，每观其文，“悲其志”，“未尝不垂涕”；他爱奇，尤爱人中之奇（杨雄《法言·君子篇》：“多爱不忍，子长也！仲尼多爱，爱义也。子长多爱，爱奇也。”），项羽、李广都是才气过人，有着英雄的魄力与豪情，这样快意的英雄竟都是自刎而死。这些人都是和司马迁的精神最相连属的，所以写到他们的文章——《屈原列传》、《项羽本纪》、《李将军列传》，也便是《史记》中最精彩的篇章。司马迁“早失二亲，无兄弟之亲，独身孤立”（《报任安书》）；虽然有一个女儿，但女儿早已嫁给了后来官至丞相的扬敞；在下狱遭刑时，“交游莫救，左右亲近不为一言”（《报任安书》），感叹世态炎凉、人情淡薄，恐怕这之后连一个说话的朋友也不再有。只有写《史记》是他唯一的精神支柱，他可以借历史人物抒情，在历史里宣泄他的爱恨情仇。《史记》完成之后，他连这块最后的精神家园也失去了，失去了自语的平台，连同多年来的坚忍，终于可以轻松了，紧张过度的神经也就突然间断裂了。

桓宽在《盐铁论·周秦》中说：“古者，君子不近刑人，刑人非人也，身放殛而辱后世，故无贤不肖，莫不耻也。”受过宫刑的人在士人君子眼中就不再是人了，人人以之为耻，遇见宦官，这些君子恐怕会以白眼相待。司马迁本欲“列于君子之林”（《报任安书》），但他却为君子所不耻了。司马迁崇拜孔子，他继《春秋》而作《史记》，对孔子是“心向往之”，入孔庙则“只回留之，不能去”（《孔子世家》），然而“昔卫灵公与雍渠载，孔子适陈”（《报任安书》），连自己的精神偶像孔子也以太监为耻，怎么不能让他伤痛欲绝。

4.《史记》之项羽论 篇四

《史记》是我国最早的纪传体通史.这部书共一百三十篇,五十二万多字.此书也开创了纪传体史书的形式,对后来历朝历代的正史,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我们先谈《史记》。读它，我有一个感觉，就是我是在和活人谈话。司马迁，好人。好人经常倒霉，我对他很同情，也很佩服，觉得他这一辈子没有白活。

《史记》是一部什么样的书？大家都知道，它是一部史书，而且是史部第一，就像希罗多德之于希腊，我们也是把司马迁当“史学之父”。但此书之意义，我理解，却并不在于它是开了纪传体的头。相反，它的意义在哪儿？我看，倒是在于它不是一部以朝代为断限，干巴巴罗列帝王将相，孳孳于一姓兴亡的狭义史书，像晚于它又模仿它的其他二十多部现在称为“正史”的书。我欣赏它，是因为它视野开阔，胸襟博大，早于它的事，它做了总结；晚于它的事，它开了头。它是一部上起轩辕，下迄孝武，“究天人之际，穷古今之变”的“大历史”。当时的“古代史”、“近代史”和“当代史”，它都讲到了。特别是他叙事生动，笔端熔铸感情，让人读着不枯燥，而且越想越有意思。

史记中印象深刻的就是刘邦和项羽的本纪，其实这两位是古今往来最受争议的，支持刘邦还是项羽。。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想法，而我比较赞赏项羽。

项 羽

力拔山兮气盖世，时不利兮骓不逝。骓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

一段往事，一个英雄，一个美人，还有一匹乌骓马正在踏上征程。历史描述的模糊经过些许钻石的打磨，几缕无意的柳絮擦拭后人的双眸。一道强光炸开的空间，映入纠缠多维的时空，扭曲着恒星的静止和流星的速度，一切都是闭弦和开弦的冲动划下的残留。虚虚实实,亦真亦假,幻想的虚空和现实的场景纠葛在一起,使历史的描述就像量子理论的测不准定理一样让人琢磨不定。在今人的眼里，项羽留给后人的是对他的崇拜、伤心和遗憾。崇拜是因为项羽的英雄气概和对爱情的忠贞。伤心是因为项羽的失败。遗憾是因为项羽的残暴、短视和愚钝。这些对项羽的认识都是基于《史记》的生动记载。由于现今的《史记》有被人篡改过的嫌疑，所以对项羽的描述需要从新做一些推测。

《史记》项羽本纪里对项羽的一些描述现简述如下：

（1）项羽是楚将项燕的后代。项羽身材高大,力能扛鼎,才气过人。当时的吴中子弟都很忌惮项羽。

（2）陈胜起义后,24岁的项羽跟随他的季父项梁在吴中起兵。陈婴、黥布、蒲将军及刘邦都先后加入项梁的队伍。后项梁听从范增的计策,求得楚怀王孙心民间,立为楚怀王,以从民望。项梁自号武信君。

（3）项梁与齐田荣及司马龙且一起救东阿,大破秦军于东阿。后田荣引兵归国,逐齐王田假,立田儋子市为齐王。田假跑到了楚。假相田角亡走赵,角弟田间是原来的齐将,也在赵国。当时，项梁已破东阿下军，数次使人邀齐国出兵一起西击秦国，田荣提出要楚国杀田假，赵国杀田角和田间的条件，项梁及赵国都没有答应，所以田荣不出兵。后项梁西攻秦国，秦国发大部队支援秦将章邯。在定陶这地方，秦朝军队大破楚军，项梁也在这次失败中牺牲。这样就使楚国及赵国跟田荣有了很大的矛盾。

（4）项梁死后，章邯以为楚军已不足忧，故渡河击赵，并大破赵军。楚怀王任宋义为上将军，项羽为次将，范增为末将，以救赵。宋义领军到安阳时，驻留四十六日不走，项羽因此跟宋义意见不合。后项羽杀宋义及其子，使人报楚怀王。楚怀王因此任项羽为上将军，当阳君、蒲将军皆属项羽。项羽杀宋义后，威震楚国。后项羽悉领三万军渡河，破釜沉舟，击败强于自己几倍的秦军。结果项羽声名远震，始为诸侯上将军，诸侯皆属项羽。之后，章邯驻军棘原，项羽驻军漳南，相持未战。秦军数却，秦二世怀疑章邯，章邯恐于秦内部的混乱会对自己不利，阴使人欲约项羽。约未成后，项羽攻击秦军，并大胜秦军。章邯再使人约项羽，项羽认为楚军粮草不多了，就同意了章邯的要求。在洹水南殷墟上，项羽与章邯结盟，并立章邯为雍王，置楚军中。后使秦降将长史司马欣为上将军，领秦降军为先锋，向咸阳开进。到了新安这地方，由于诸侯军吏侮辱秦降兵很过分，秦降兵有的想造反，结果被项羽知道。项羽恐秦降兵造反，于是跟黥布、蒲将军商量后，在新安城南坑杀秦兵二十余万人，独留下章邯、司马欣、都尉翳入秦。（5）项羽领军快到函谷关的时候，发现函谷关有兵把守，又听说刘邦已攻入咸阳，项羽大怒，使当阳君攻击函谷关，很快函谷关就被楚军攻破。项羽进入函谷关，驻军在新丰鸿门，号兵四十万。刘邦退出咸阳后驻军霸上，号兵十万。亚父范增对项羽说：“刘邦有大志，有天子气，应该乘机消灭刘邦。”。项羽不听从。还宴请刘邦到鸿门，在宴席中，范增想杀刘邦，被项羽阻止，刘邦乘机逃走。项羽驻军鸿门几天后，引兵西屠咸阳，杀秦降王子婴，烧秦宫室，火三月不灭，收其货宝妇女而东。

（6）项羽把自己的想法报告楚怀王，楚怀王同意项羽的意见。于是尊楚怀王为义帝。自封为西楚霸王，王九郡，定都彭城。并任命刘邦为汉王，管理巴、蜀、汉中。秦降将章邯为雍王，管辖原关中咸阳以西地区。秦降将司马欣为塞王，管辖原关中咸阳以东地区。秦降将董翳为翟王，管辖上郡地区。转任魏王豹为西魏王，管辖河东地区。转任齐王田市为胶东王。任齐将田都为齐王，都临辎。任楚将黥布为九江王。以及其他共十八位为王。齐将田荣未封王。当时项羽想自己封王的时候，他认为要先给诸侯封王，就跟诸侯说：“灭秦定天下是由各位冒性命危险，经过艰难的战斗而成功的。今天下已定，想任各位为王侯。另怀王虽无功，但是有给予王国统治的必要，所以怀王也要封国。”。诸侯们非常乐意就答应了。而项羽和范增很怀疑刘邦。由于原先有约定谁先攻入咸阳，就立谁为关中王，为了稳定现在的局势，原先的约定不能随意取消，以免诸侯反叛。于是封刘邦为汉王，因为巴、蜀和汉中也是关中之地。又计以秦降将章邯、司马欣、董翳阻挡汉东进。汉元年四月，诸侯各就国。项羽转徙义帝到长沙郴县，乃阴使衡山王和临江王击杀义帝于江中。二，楚怀王有下过“进入咸阳者，封关中王”的旨意吗

《史记》里对刘邦进攻三秦的正当理由是原先楚怀王有过“进入咸阳者，封关中王”的约定，而项羽没有履约，所以刘邦进攻封王后的三秦是取回自己本该有的东西，所以汉对三秦的占领是正义的。这会不会是汉王朝为了自己统治的正当性而对《史记》进行的有利王朝统治的篡改呢？这个问题的关键就是是否楚怀王有下过“进入咸阳者，封关中王”的约定。要回答是否下过这个约定需要对当时的背景做一些介绍。

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中国。公元前209年，秦始皇病逝后，陈胜在大泽乡起义，并迅速取得了一些战场上的胜利，接着原先六国的贵族和平民接连组织武装起义，项羽的季父项梁领导了楚国的起义，刘邦也加入项梁的军队。从秦始皇统一中国到原先六国纷起抗争，秦朝统一中国才十二年左右。也就是说秦朝的统一很不稳定。到陈胜起义后，全国陷入混乱，各枭雄拥兵自重，但原六国的民众大多都经历过原六国的统治，复国心很强烈，所以原六国枭雄们纷纷推出自己的王，项梁也推出楚怀王，其实楚怀王就是一个名义上的楚王，实际上就是一个傀儡。项梁在时，楚怀王的政令是一定要尊重项梁的意见的。但是总是会有人想取代项家的地位，于是在项梁死后不久，楚怀王就令宋义为上将军，结果是宋义被项羽杀死，项羽重夺项家在楚国的地位。这样就是说如果楚怀王下过“进入咸阳者，封关中王”的约定，这样能够自主的决定只有一个机会，就是在项梁死后到项羽重夺项家地位前的这段时间颁布。因为在项梁和项羽及项家人把持楚国的情况下，是决不会允许在项家没有十足的把握攻下咸阳的情况下就允许楚怀王下这样的约定的。但是在项梁死后到项羽重夺权前这段时间在时局上不可能颁布这样的约定。因为项梁死后，楚军损失惨重，防御是当时的重中之重，况且当时还派了大部分兵力去援救赵国，还要保留一部分兵力在楚国做防御力量，所以决不会在这样的条件下下达“进入咸阳者，封关中王”这样的主动进攻秦朝的命令。也就是说楚怀王要下达这样的约定在时机上有机会，但时局上不允许。说白点，楚怀王根本就没有下达过“进入咸阳者，封关中王”这样的约定，纯粹是汉王朝的杜撰。

三，刘邦为什么被封为汉王

刘邦被封为汉王是一定有这样的事的，但是被封汉王的原因和过程绝对不可能是像现今史记里描述的一样。根据当时的情况，现推测以下过程及原因。

项梁死后，楚怀王任宋义为上将军，率领楚国大部分兵力及项羽等北上救赵，刘邦部作为军力比较弱的军队驻守楚国境内以防御。不久，项羽杀了宋义，重夺项家在楚国的地位，并任上将军以救赵。项羽经过破釜沉舟，以三万兵马击败比自己强大几倍的秦朝军队后，再看到来救赵的诸侯军队，觉得时局已允许主动进攻秦朝了。所以一方面威势联合各诸侯，并被选为各诸侯的统领上将军，从北面向西进攻秦朝。一方面以楚怀王的名义，命刘邦部为南部进攻秦朝的主力，这也是为了保留项家力量在楚国，南北两面同时主动西向进攻秦朝。这样同时也可以分化秦朝军队的力量。刘邦部作为南部的主力，得到了楚国及项羽的相当大支持，从而从一个弱部变成了一个强大的军队。由于北部的秦朝章邯部队是秦朝的绝对主力，秦朝的大部分兵力在章邯部，河北方项羽遇到的阻力相当大。而河南方面的秦朝军队比起北方的章邯部弱得多，所以刘邦得以率部首先攻占了秦咸阳。在北方，项羽同意了章邯的投降条件，并且原秦朝将领司马欣和董翳在章邯事件中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所以项羽也快速到达了函谷关，并攻下函谷关。随后，刘邦部退出咸阳以待项羽进入及处置俘虏。项羽进入咸阳及处置俘虏后，得到楚怀王的同意，宣布分封王侯于天下。由于项羽想的是作为一个像春秋时代的霸业，且当时的天下局势也不允许项羽称帝。所以项羽就选择了做楚国的霸主以领天下，号西楚霸王。由于刘邦在当时的楚国中地位是比较低的，所以原楚国的地方就没有了刘邦封候的地盘。其它齐、赵、魏、燕、韩等国也一样不可能有容封刘邦为王的地盘。恰好刘邦攻入咸阳，对战胜秦朝是有功的，而另三位秦朝降将章邯、司马欣、董翳对秦朝的灭亡也起到了非常大的功劳，理应都封王。又由于章邯为王是投降的条件，所以只能把原秦朝（春秋时代）的地盘分给章邯、司马欣、董翳，而原秦朝（春秋时代）的地盘是不包括巴、蜀、汉中的。这样就剩下了巴、蜀、汉中这几个地盘了。于是以巴、蜀、汉中为刘邦为汉王的地盘。这样的分配在章邯方、刘邦方及各诸侯方都不会遭到反对。况且还可以刘邦军监督三秦的章邯等，以防秦地再叛乱。可以说，刘邦封汉王是项羽通过偷换秦朝的地理概念而对刘邦攻入咸阳的赏赐。

在感情上，老百姓是同情项羽的，这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汉朝人是不同情项羽的，在灭秦的战争年代，项羽在诸侯混战中的口碑就很恶劣。在老百姓的心目中，项羽和无道秦没有什么区别，特别是秦人非常狠他。他坑秦人二十万，想想这些人有多少亲人？何止百万？鲁国在项羽死后为他“守节”，那是以为项羽没死，看到项羽的人头后也是开城投降。这有可能是鲁国守城将领威慑于项羽的残暴，不敢不战而降。因为这有先例，不战而降，项羽绝对是不能饶恕的，陈平也是怕受牵连才投奔刘邦的。前面北宋的苏东坡说项羽为什么没有早死？而后面的南宋李清照说，项羽“不肯过江东”，李清照对项羽的同情更多的程度是落脚在对南宋朝廷的暗弱的不满和愤怒上。他的意思是南宋朝廷为什么不愤起一战！？那么以后老百姓对项羽普遍的同情则是在市民文学空前发展的明清两季，作为失败者的项羽具备了被市民欣赏和同情的流行元素，一直到今天都是如此，时代的审美趣味地迁移是比较慢的，甚至还有复古的趋势。项羽有哪些可同情的元素？A 贵族；B 英雄气概；C 美人；D 宝马；E 不可避免的失败而且绝不苟活地自杀。和哈姆雷特一样。这些和一个人的大脑的深度以及成败没有多大关系。按这个标准提取一下刘邦就是这样：A 小市民；B 无赖；C 好色；D 常常是落荒而逃；E 得天下。从项羽的这些个经典的同情流行元素，再过几百年，我想项羽还会是楚汉之战中被大众同情的主角。为什么说这些个元素是经典的市民同情元素，解释一下；贵族是市民所渴望不可及的，距离产生了美感，就是今天全世界都还在拿贵族说事；小市民生活的委琐，英雄气概是小市民所需要补的“钙”，因此更多的是处在一个欣赏的地位；美人就不用说了，这个触及到了动物的本能，和大猩猩一样；项羽的失败，是小市民的自我安慰。项羽的自杀则是对小市民的苦闷替代和滑脱。既有刺激，又有惊无险，出一身冷汗罢了。在同情项羽的道路上，说书和戏曲起到了重要牵引作用，一出《霸王别姬》听过后想不同情他都难，这时候，就不在是楚汉战争中的人事了

5.《史记》读书报告 篇五

摘要：

司马迁的《史记》，是一部百科全书式的通史巨著，也是一部光彩照人的文学名著。历代研究《史记》，均文史兼顾，两者齐头并进。但比较而言，从史的角度研究《史记》更为热闹，而《史记》的文学成就研究相对较弱。

关键词：文学思想审美观人物描写军事文学文学影响

目录：

一、司马迁的文学思想

二、司马迁的审美观

三、《史记》中的人物描写

四、《史记》对军事文学影响

五、先秦文化对《史记》的影响

六、《史记》对后代文化的影响

正 文：

一、司马迁的文学思想

过去人们比较重视对司马迁哲学、政治、史学思想的研究，而对其文学思想则不注意。司马迁有自成体系的文学思想，这首先在于他认识到文学与其他学术的区别，力图将文学从传统的庞杂的学术概念中分离出来，并给文学事业和文学家以崇高评价。司马迁还总结了丰富的文学发展的历史经验，参酌个人创作的体会，提出了以“发愤著书”为中心的文学创作理论；探索和实践了以典型化为主要内容的现实主义创作原则。此外，重视作品的思想内容和社会意义，重视作家的政治态度，重视作家人格和作品风格的统一等等，也是司马迁文学思想的重要内容。

二、司马迁的审美观

随着社会科学的不断发展以及美学的逐步建立，越来越多的人注意从美学方面来研究《史记》，出现了一种《史记》研究美学热。叶幼明《试论司马迁的美学思想》（《求索》）认为，“真实”和“雅”是司马迁的审美标准；“爱奇”是司马迁重要的审美原则，反映了司马迁独特的审美趣味。由于“爱奇”，使《史记》在思想内容和艺术表现方面都呈现了与众不同的风貌。李泽厚、刘纲纪主编的《中国美学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在论述司马迁的美学思想时认为，《太史公自序》中所说的“舒其愤”或“舒愤懑”，“正是司马迁美学思想的核心和实质所在”。这在“中国古代美学思想的发展上，有着划时代的深远意义”。宋嗣廉也认为，司马迁“发愤著书”的非“中和”美学思想，渗透在整部《史记》之中，这是形成《史记》雄浑悲壮的美学风格极其重要的因素。韩兆琦《司马迁的审美观》（《北京师大学报》）认为，司马迁的审美观有其时代性，还有突出的独特性，这主要的就是他分外喜爱悲剧英雄，喜爱那些对于当时社会、对于权势者、对于严重的恶劣环境敢于抗争的特立独行的人物。韩文还从历史背景、时代风尚、个人遭遇等五个方面全面论述了司马迁审美观形成的条件。

三、《史记》中的人物描写

人物描写《史记》开创了我国古代传记文学。司马迁以一人之力，在一部书里集中地为三千年历史人物立传，塑造了上百个栩栩如生、风姿有别的人物形象，极大地丰富了中国历史人物画廊，对后代的写人文学产生了巨大影响。因此，对司马迁写人艺术成就的探讨，一

直是《史记》研究的重点。

近十几年有别于以前的突出贡献是：

第一，对《史记》写人手法的分析，已经越来越精细，越来越深广。涉猎的问题之多，研究的方面之广，程度之深，都是前所未有的。

第二，司马迁笔下写得成功的人物很多，过去的分析、欣赏只限于项羽、刘邦等十来个人物上面。而如今对《史记》人物的分析评论，已经扩展到五六十个以上，《史记》中写得较出色的人物几乎都有文章评说。经过这样大范围的挖掘，司马迁写人的手法、写人的成就，可以使人看得更清楚，把握得更准确。

第三，提出了许多崭新的见解。如韩兆琦对《史记》所写的人物特点作了全面深入地研究后提出，《史记》不是一个普通的各色人物的画廊，而主要是一个豪迈的英雄人物的画廊；由于《史记》中的故事大都异常悲壮、异常惨烈，其主要人物大都是悲剧性的，因此，《史记》又不是一个普通的英雄人物的画廊，而主要是一个悲剧英雄人物的画廊；司马迁在中国文学史上特别以写悲剧人物而享盛名，《史记》则是一部以悲剧人物为主的文学作品（《史记评议赏析》）。韩文的这个观点，发人所未发，已经得到人们的普遍认可。又如自从扬雄指出司马迁有“爱奇”的特点后，历代众说纷纭，褒贬不一。刘振东《论司马迁之“爱奇”》（《文学评论》）一文集合各家之说予以评论，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司马迁之‘爱奇’，就是对于‘奇人’——有特异性的历史人物的推崇与偏爱，至于‘旁搜异闻’、‘多闻广载’等都是围绕着表现和突出有特异性的历史人物这一中心点派生的具体问题”。作者还认为，司马迁为了达到传奇人于天下的目的，在材料的选择上特别注意特异性的事迹和情节；在叙事中，特别注意情节的组织安排，从情节的曲折性、戏剧性突出人物事迹的特异性；突破史书的局限，调动各种艺术手段来增强内容的特异色彩，加强表达的特异效果。文章最后论述说《史记》奠定了中国叙事文学的民族传统特色。刘文关于司马迁“爱奇”主要是为了写人的意见，颇有新意。

四、《史记》对军事文学的影响

对军事文学的贡献描写战争，是《史记》的重要内容之一，也是《史记》最精彩的笔墨之一。司马迁写了大小凡数百次战争，写得虽详略不同，但大都真实生动，富有艺术魅力，不仅反映了史实，而且也为军事文学的创作提供了极为宝贵的经验。《史记》对军事文学的贡献，是近年新开辟的课题。陈辽《论史记对我国古典军事文学的杰出贡献》（《艺谭》）认为，《史记》突破了前人的军事文学创作，注意写出战争产生的根源和具有全国性的规模，注意描写对战争的全局起深远影响的历史事件和重要因素，以及高级指挥部的决策对战争进程和结局的影响。《史记》对我国古典军事文学的杰出贡献，还在于专门为统帅、参谋长、将领立传，以人物为中心比较具体地描绘某一战役、某一战斗，这是为编年体的军事文学所不及的。此外，《史记》在描写战争的场景和场面方面，也超过了前人而有其显著特色。从文学角度对《史记》战争文学进行探讨军事描写篇章的特点有四个：一是司马迁不是表面地写战争的一般情况，而是多方面地向深处开掘，尽量地触及到战争胜利的本质原因。正义感、人民性和爱国主义精神，是《史记》军事描写篇章的灵魂。二是对于历史上发生过的战争，司马迁不是不分大小、轻重一一记述，而是做了精心选择和剪裁。三是《史记》写战争不仅是历史的朴素记录，而且是有声有色的生动的彩色艺术画卷。四是以塑造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为中心，使真人真事的艺术处理具有一定的典型意义。

五、先秦文化对《史记》的影响

《史记》与先秦文学《史记》是先秦文化的集大成者，先秦文学对《史记》有极为深刻的影响，人们早已有所认识。但是对这种影响的纵横比较，深入探讨，到近些年来才兴盛起来。莫砺锋《左传人物描写艺术对史记的影响》（《南京大学学报》）专门讨论了《左传》在人物描写方面对《史记》的影响，认为在历史事件的叙述中展示人物形象，这种方法《左传》

开其端，后来在司马迁的笔下更趋成熟，终于成了史传文学的主要写作方式。其次，在细节描写中刻画人物性格方面，《左传》已经积累了许多很好的经验，对《史记》有着重要的借鉴作用。再次，关于通过对话刻画人物性格问题，如果说《左传》还只是滥觞之源的话，那么到了司马迁笔下，这种手法就发展成波澜壮阔的长江大河了。金家兴《史记人物描写的艺术创新》（《孝感师专学报》）将《史记》与《战国策》作了认真比较。

六、《史记》对后代文化的影响

对后代文学的影响《史记》对后代的影响之大，是任何一部历史著作所无法比拟的。近年来，出现了许多讨论《史记》对后代各类文学作品影响的文章，通过把《史记》放在渊源流长的中国文学发展的长河中的考察，进一步发现了《史记》的价值，肯定了它在中国文学史上的不朽地位。在这种讨论中，又以讨论《史记》与小说的关系最为热烈，成果最大。《史记》与小说有关系，早在明代就有人提出，但一直没有得到充分论述，而近十几年才得到人们的注意。《史记》现实主义的艺术创作方法也培育与影响了后世小说家；可以把具有很高文学价值的《史记》中的优秀传记，看成是“传记体的历史小说”，文章还认为，探索中国小说的形成期，应该追溯到《史记》；研究中国小说发展的规律及其特色，《史记》也不能被忽视。

韩文认为，《史记》中蕴藏着诸多小说因素，它对后世小说的影响。一是《史记》人物传的组织结构和它写人物事件的方法，为后代的小说创作所效仿、所继承；二是《史记》中的许多人物形象和故事情节常为后代的小说戏曲所模拟，这是一部伟大作品出现后所常有的情形；三是《史记》的语言影响着后世文言小说，尤其是唐人传奇与《聊斋志异》；四是《史记》记事的时间长，所记的事件多，是后代小说、戏曲取材创作的昆山邓林。

《史记》纪传体对我国小说传统风格的形成有着极为巨大的影响。我国古典小说在题材、结构、人物描写手法等各个方面，较之别的国家（特别是西方各国）的小说有着明显的不同。这种卓然独具的鲜明特点和传统风格的形成原因固然很多，但《史记》纪传体的影响则是其中最主要的原因之一。文章从历史人物传记体裁方面的影响、人物形象与故事情节方面的影响、人物描写方法方面的影响、题材方面的影响这四个方面，列举大量小说事例作了深入的比较论述。

结论：

总之，《史记》的文学成就研究已经取得了很多突破性进展。但是“优秀的作品无论你怎样探测它，都是探不到底的”（歌德语）。所以，怎样在原有的基础上“更上一层楼”，仍是《史记》研究者应该思考，并为之努力去做的工作。

参考书目及期刊：

姚凤林的《论司马迁的文学观》（《北方论丛》）

叶幼明《试论司马迁的美学思想》（《求索》）

李泽厚、刘纲纪主编的《中国美学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韩兆琦《司马迁的审美观》（《北京师大学报》）

韩文（《史记评议赏析》）

刘振东《论司马迁之“爱奇”》（《文学评论》）

陈辽《论史记对我国古典军事文学的杰出贡献》（《艺谭》）

莫砺锋《左传人物描写艺术对史记的影响》（《南京大学学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