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民国大学》有感

2024-12-16

读《民国大学》有感(精选7篇)

1.读《民国大学》有感 篇一

读《民国总统档案》有感 中国的皇帝制,沿袭了2132年,其间一共出现了408位皇帝。中国过去的历史一直都是以皇帝为本,所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于是,自嬴政统一天下自封为第一位皇帝后,中国2132年的历史就只上演两幕戏:一幕是夺取皇位,一幕是捍卫皇位。

然而封建制最终被取代,中华民国建立,在终结帝制之后,短短38年,有八个人坐上了大总统的宝座。《民国总统档案》让我了解了这段历史。

你或许知道中国历史上出现过408位皇帝,却未必了解末代皇帝的之后的八大总统。因为这些总统,时间里被妖魔化得太厉害,以至于除孙中山外,余下的总统就等于“军阀”,“反动”,翻开历史书,或者是语文课本,都会看到这些总统被批判的体无完肤。然而事实的真相并不是这样。

《民国总统档案》为杨雪舞所作,2011年8月由人民日报出版社出版发行,共379页,280千字。全书由八个部分构成,分别讲述八位总统的生平以及作者点评。

帝制终结者孙中山

孙中山是中国历史上举足轻重的人物,作为三民主

义的倡导者,中国国民党创始人,中国国民党总理,他

被中国国民党成为国父:作为首举彻底反封建的旗帜,开启共和终结帝制“革命的旗帜”,他被中国共产党称

为“革命的先行者”,“中共的老师”。穷其一生,他只

为一件事而努力奋斗,那就是:起共和而终帝制,振兴

我中华。(摘自原文)

孙中山先生的事迹不必多说,各种影视作品中经

常出现,历史书上对孙中山的评价也较为正确。

中国封建社会的传统就是推翻皇帝,然后自己做

皇帝。千百年来没有改变过。然而到孙中山这里却彻底

改变了,他要终结帝制,让民主在中国扎根。

按照书中的说法,它主要有三大功劳:

第一,他建立了三民主义的思想体系;

第二,他领导辛亥革命,推翻了帝制,结束了中国两千多年的皇帝统治,实现了政治体制的的大变革。是当时的中华民国为亚洲第一个共和

国;

第三,他成功改组了国民党,实行了国共合作。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古今中外的许多伟大人物,大都是有功有过,二孙中山却是个例外,纵观他的一生,有什么过,他是历史上少有的有大功但没大过的人物。这让后面的七位总统望尘莫及。

孙中山为了推翻清王朝,将大总统之位交给袁世凯,虽是无奈之举,不过孙中山是为大局着想。而且其本人也确实没有很强的权力欲望。他的目的是为了推翻清王朝,建立民主国家,至于谁来做总统,他并不在乎。不过这也是迫不得已,北洋大臣袁世凯手握重兵,革命军的实力远远不如袁世凯,一直打下去也不会有什么好结果。他与袁世凯会面后也确实认为袁世凯“可与为善,绝无不忠民国之意”,黄兴也认为袁世凯为“今日中国第一人物”。只不过这个袁世凯让他们失望了。

袁世凯刺杀宋教仁而后称帝,孙中山依然领导“二次革命”,旗帜鲜明地反对袁世凯。

孙中山先生为人称道的还有他与宋庆龄的爱情故事。

“二次革命”

失败后孙中山最

坚定的追随者宋

耀如随他一起到

了日本,之后宋庆

龄也去了日本,就

在宋庆龄到日本

不久,她的姐姐宋

霭龄要回上海与

孙祥熙结婚,于是

宋庆龄替代了姐

姐,成为孙中山的秘书。孙中山仅比

宋庆龄的父亲宋

耀如小三岁,受到

了各个方面的压

力。孙中山与宋庆

龄都表现的极其

执着,最后冲破了

重重压力,走到了

一起。对此,我深

受感动:执着的爱

爱情可以冲破一

切!同时也让我明

白要对自己所追求的事业,爱情,有一种执着,有一种不顾一切为之奋斗的精神!

个人评价:(均为本人个人看法)

人格魅力:五星

政治能力:四星

军事才能:三星半

一代枭雄袁世凯

袁世凯是中国近代史上最引人

注目,最让人争议,说起来最为尴尬的人。有人因为他编练新军,倡导变法,提议废除科举制度,逼迫清帝退位等大

胆地称赞他为“改革派人物中的第一

人”,“中华民国之第一华盛顿”,也有

人因为他戊戌告密,镇压革命,复辟帝

制,出卖国权而斥责他为背信弃义的小

人,卖国贼等。然而纵管他的一生,他

还是功大于过的。

袁世凯背负一生骂名,主要就是

因为他倒行逆施,复辟帝制。

袁世凯年少时跟许多热血青年

一样,怀有远大的志向,再加上机缘巧

合,与出众的政治才能,最终成为影响

全中国的大人物。

他的生平我不想详细描述,只是说一些比较感慨的地方。他年轻时参与了平定壬午兵变,并立了大功,这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次对宗藩国实施保护,此后国力衰弱,有心无力了。

他有很强的军事才能,他的政治能力更是登峰造极。他出卖过自己的恩师李鸿章,出卖维新派,逼清退位。

顺便说一下李鸿章,李鸿章由于甲午战败,成了替罪羊签订了《马关条约》。这在历史书中都有提到过,记忆力好的同学应该还能记得赔了多少两白银,开放多少个地方为通商口岸等等。于是历史就将李鸿章定为卖国贼。可是我觉得事实并不是这样。被迫签订不平等条约其实也是无奈之举,当时甲午战败,李鸿章的北洋基本上都打没了,还有什么资格跟人家谈条件。如果不签的话,好,接着打,看看你清王朝还拿什么打,到那时可能就不是白银和土地的问题了。这种问题不是他能解决的,拒不签字,李宗仁做过这事,后面会提到,结果百万大军过长江,把国民党赶到台湾去了,当然这是后话。李鸿章的历史我不是特别清楚,有空的话也会读一下他的传记。不过就我所知,他不应该背负骂名,还有慈禧。他们所倡导的洋务运动对当时的中国社会进步起到了很大的作用,而他们也是一心想把这个国家治理好,只不过当时的清政府已是无药可医了。

小学时看过一个电视剧,忘记名字了,那部电视剧就把李鸿章,慈禧,荣禄,袁世凯等人描写成正面人物,尤其是袁世凯,甚至有男一号的气派。不过当时这部电视剧很多人谩骂,因为把那些人演的太正派了。我也只是发表一下自己的看法,只是对历史较感兴趣,读的书,了解的资料也有限,但是我觉得我们不能以偏概全,应该以不同的角度审视历史人物,功过自由史学家来评说,但是不要因历史书和影视作品对某些人怀有偏见。

扯得有点远,还是说袁世凯。袁世凯的很多举动都被人们认为过河拆桥,忘恩负义。这一点,袁世凯心里也很明白,他不是十恶不赦的坏蛋,他也有自己的良知,只是,时代要求他这样做。那个波澜起伏的晚晴政局,不找棵坚实的大树是很难生存下去的,更别提仕途的发展。成功的政客几个不是靠弄阴谋玩手段上位的。汉高祖刘邦,大家都知道,就是个无赖吗!唐太宗李世民,我就不提他弄死他哥的事了。所以,对于这种不道德的行为,在某些程度上,还是应该采取宽容的态度。

袁世凯练兵很厉害,我印象比较深的是每月他都亲自给官兵发饷银,这在那个电视剧中也看到了,这一方面让官兵知道饷银是他袁世凯给的,另一方面也杜绝了层层克扣的恶习。

袁世凯镇压义和团运动。说到义和团我又想扯远点。历史书对起义大多是持支持态度的,学到义和团这段好像是义和团抗击八国联军云云。可四处破坏教堂,攻击教民,滥杀无辜,拆毁电杆,破坏铁路,这也是他们干的啊!前些日子

挺大物老师说过有些起义时很邪恶的,我懂了,据说唐代的黄巢还有吃人的事,不提了。

八国联军侵华的时候,袁世凯同许多地方督抚一样,得到清政府的命令:率军拱卫京师“勤王”!袁世凯,用现在的话来说,很纠结!久经沙场的袁世凯很清楚,与十一国宣战,必败无疑。作为一个地方巡抚,又手握重兵,不“勤王” 慈禧饶不了他,出兵的话,只会毁了这只既是国家又是自己的精锐之师。最后他采取了两面讨好的奸猾之计。最后的结果就是慈禧和列强都很看好他。不得不佩服他的政治能力。当然,想骂他也是应该的。毕竟这种行为很不江湖,可是,那些政客们又有哪个江湖呢!梁启超的说法很有道理,袁世凯“善变”,出了是他心中没有一个让他相信的主子,另一个是他心中没有一种坚定地人生信仰。在当时的环境影响下,袁世凯除了权力,似乎在没有相信过其他。也正是个原因,使功大于过的袁世凯背负了一生的骂名。

对于这件事的评价是:袁世凯在清政府对十一国宣战前后一系列诡诈的行动,对中国人民来说,是有积极意义的。在当时的情况下,袁世凯如果真不顾一切地按照慈禧的宣召书行事,也不可能是中国反败为胜,而只会扩大战争。最后结果,好一点是《辛丑条约》赔款数额大大增加;差一点是慈禧与光绪落入联军之手,成为他们的傀儡政府。

对于作者的评价,不管你信不信,反正我是信了。

袁世凯一生最大的两件事就

是当总统和做皇帝了。历史书上说

袁世凯窃取辛亥革命的果实,确实

是这样。当时袁世凯拥兵自重,革

命军根本无招架之力。于是双方和

谈,孙中山承诺只要袁世凯逼清帝

退位,大总统之位“虚位以待”。袁

世凯最后当上了大总统,如果就这

样结束了他也会得到应有的历史评

价,可是他这个时候脑残地想做皇

帝!这可是冒天下之大不韪的事!

结果众叛亲离,连自己的亲信段祺瑞,徐世昌,冯国璋也反对他。当了80天皇帝,退位了。退位不到两个月,忧愤成疾,死翘翘了.╮(╯▽╰)╭

到此我还想多说一些,有人说袁世凯有很大的野心,包括这本书的作者也是。我倒不这样认为。我觉得人的欲望是随着他的地位与权力的上升而慢慢壮大的。袁最初确实是想保家卫国,胸怀天下,只不过他地位越来越高,权力越来越大,导致他的野心膨胀。最后不得善终。就如同一个高三学生本来只想考个普通本科,结果成绩越来越好,模拟考试到六百八九十分,他当然会想:我要考清华!曹操也是这样,最初也是个热血青年,看过曹操传的都知道曹操年少有为,一心报效国家,讨伐董卓时,大多诸侯按兵不动,挚友两支部队冲到最前,一个是孙坚,一个是曹操。后来迎献帝到许,把献帝都感动的稀里哗啦的。只是最后权倾朝野,又平定了北方,自己实在是太牛了,窜汉了。他还好一点,至少活着时没有称帝。

袁世凯是个有争议的人,不管怎么争,对中国人民而言他是一个功大于过的人,推动了中国历史向前迈进的人。

从袁世凯的个人能力来说,他有任事之才,治军之能,为近代中国难得的务实干练之臣。

他的功劳主要有:一,废科举;二,建新军;三,办实业;四,高举立宪大旗。(摘自原文)

个人评价:

人格魅力:二星

政治能力:五星

军事才能:四星

(未完待续)

2.读《民国大学》有感 篇二

“核心课程是学校提供给本科生的一系列基础课,学生须从中选出几门作为必修课。其目的,是让学生在进入知识的细枝末节之前,能够对其所置身的世界有一个框架性的理解和探索”。外国文化、历史学、文学和艺术、道德伦理、定量推理、科学和社会分析组成了哈佛的七大“核心课程”。以“道德伦理”课程为例,所给的课程包括《民主与平等》《正义》《自我,自由与存在》等14门课程;而“科学”课程则包括《宇宙中的物质》《爱因斯坦革命》《环境的风险与灾难》等11门课程。

刘瑜对“本科新生研讨会”的课程印象至深,在这份名单里,她感兴趣的就有37门之多。“对于一个求知欲旺盛的人来说,这些课程简直就是一场饕餮之宴,让你举着筷子,却不知该从何下手”。作者也因此发出心声:不知道我们的清华和北大,能给那些刚刚迈出人生中重要一步的18岁的青年,开出上述37门课中的几门?

我是一名高中教师,对于当前国内大学的课程设置知之甚少,但对于高中的课程改革还是略知一二的,尤其是我所任教的复旦附中。众所周知,复旦附中被誉为沪上最像大学的一所高中,“学在复旦附中”成为初中优秀毕业生的向往。我相信,不大的校区之所以有如此魅力,追求的一定不是“大楼之大”。复旦附中长期以来致力于探索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学校课程与教学目标的实现,非常重视拓展型、研究型课程的个性化、特色化和多样化。建校至今,不断通过适当的途径引导学生感受复旦附中的文化积淀,学习复旦附中特色课程,进而提升着学生们的综合素养。

2010年以来,为进一步满足学生发展的需要,在广泛调研和深入听取意见的基础上,复旦附中的校本课程建设最终确定了八个板块的核心课程,这个涵盖德智体美劳等诸方面的课程框架,突出“以兴趣促进学生,以理趣启发学生,以情趣打动学生,以知识丰富学生,以能力提升学生”的课程思想。其意图是让学生在开始研究树木之前,能够先看一眼森林。最好能够把这个森林的“地图”印在脑海里,以后走到再偏僻的道路上,也不至于迷失方向。

课程建设的终极目标是完善学生的知识和能力结构。无论是哈佛大学的七大“核心课程”,还是复旦附中的八个板块,其差异也许仅在于层阶不同而已。对于基础教育而言,一所高中的学校精神的本质,一定不是为了让人们变得如何深奥,而恰恰是如何恢复学生的天真。天真的人,才会意犹未尽地、孜孜不倦地追问关于精彩世界的道理,关于自然和社会之奥妙。我们基础教育需要造就的,应该是康德式的天真、达尔文式的天真、爱因斯坦式的天真、雨果式的天真等。

3.读《民国出版史》 篇三

2011年6月,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吴永贵的《民国出版史》是近几年出版史著作中内容厚重、独具特色的力作。通读这部近80万字的巨著,笔者以为,该书有几个突出特点。

一是鲜明的时代特色。民国时期在我国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只是短暂的一瞬,从1911至1949年,只有38年的历史。在这当中,中国社会风云变幻不定,时局动荡不稳,中华民族处于内外交困的危难之时。其间历经洪宪章制、军伐混战、五四新文化运动、北伐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等。作为文化事业重要组成部分的出版业,处于新旧世纪之交,新思潮迭起,革故鼎新,适值晚清出版业向新型现代出版业转型时代。本书作者站在历史巨变的关口,以概述晚清出版业向近现代新型出版业转型为切入点,采用纵横结合相互交叉的论述方法,围绕民国出版业的形成、发展、兴盛之艰难历程,对各个历史时期的重要出版机构、出版人物、编辑出版活动、经营管理、重要出版物分布与类型,尤其是教书科的出版、出版法规与审查制度等,进行了宏观的考察,多侧面、多角度、全景式地缔构了民国时期一幅绚烂的出版蓝图,可谓内容厚重。一册在手,民国时期出版业的概貌尽收眼底。从作者对民国出版业全面的展示与考察中凸现了民国时期出版业鲜明的时代特色。转型时期的民国出版业具有时间短暂、变化急速;民营出版机构群体崛起,竞争激烈;出版人重视出版质量,精心经营;环境险恶,艰难前行等特点。上述几点,打上了民国出版业鲜明的时代烙印。

二是突出出版机构、出版人物两大主干。全书十三章,作者以四章的篇幅侧重写出版机构与出版人物,构成全书的一个主线。出版机构是出版活动的主体,是出版物市场竞争的主体,也是出版人进行编辑出版、施展才能的舞台。民国时期,由于历史的政治原因,一时间学术团体丛生,各类各样的民营出版机构林立。据不完全统计,当时各种不同类型的出版机构上万家,真是八仙过海,各显其能。在时局艰难夹缝中生存的出版机构中,有的善于经营,抓住机遇,迅猛发展,虽屡遭劫难,不改其志,在艰难中站稳了脚根,在同业竞争中愈战愈强;有的经营机构定位不准,方向不明,资金匮乏,不善运作,在经营中失利,朝生夕灭,销声匿迹。但这些大大小小的出版机构都有各自的经验、教训值得总结,以供后人借鉴。作者采用了突出重点与概述相结合的方法,重点介绍评析了有代表性的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世界书局等七大出版机构的办社经验。而对其他小出版机构的某些特点、出色之处也略作介绍。这些都便于我们了解当时出版机构的概况,作为历史经验,从中吸取教益。

一部出版史在某种意义上说是一批杰出出版家活动的历史。因为杰出出版人是推动事业发展前进的强大动力,是影响出版业发展最活跃的因子。民国时期出版业一度的繁荣发展,是与一大批出版人的努力奉献分不开的。作者用浓重的笔墨为张元济、王云五,陆费逵、章锡琛、邹韬奋、叶圣陶、赵家壁等20多位重量级人物以列传的方式详加介绍、评析,而对这一时期在某些方面有突出贡献的近百个出版人也都作了概括介绍。这些灿若群星的出版人,尽管他们的经历各异,所处环境不同,但他们有一个共同点就是以出版工作为己任,为民族和国家的利益着想,为发展社会文化而不懈努力,即使面对外敌势力的压迫、国民党在文化上的高压禁令及文化围剿,他们也从不屈服,显示了高尚的民族气节和为真理而斗争的崇高精神。

学术著作也可以写得生动活泼点。为了更好地展示出版人物的光辉业绩,教育后人,在介绍这些人物时,作者重视对人物精神世界的揭示,重视对人物个性特征作形象化的描写,以增强感染力与可读性,达到可信、可敬、可学的效果。如张元济的以开发民智、振兴中华为己任,竭力改变旧制,提倡新学,重才、爱才、识才,广泛吸引人才,虚怀若谷,主动让贤的高风亮节;王云五的好学精干,讲求实效,科学管理的高超运作;陆费逵的善观时局、审时度势、远见卓识的精明;邹韬奋热爱人民、真诚地为人民服务、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堪称出版事业的模范。他们全心为读者服务的感人业绩跃然纸上,其人格魅力给人们留下了深刻印象。

三是史料丰富翔实。出版史的研究要立足于从历史事实中概括出带有规律性的东西,做到总结经验、借鉴过去、利在当今、启示后人。出版史的写作应在掌握大量一手史料的基础上进行总结概括,做到论从史出,真实可信。本书作者在写作中对资料的运用颇下功夫,可谓广泛收集、旁征博引。粗略统计,书中引用资料近1?100多条,来源于古今中外图书报刊和文献档案,增强了本书内容的厚重感和可信度。加之本书内容这一时段和当前距离较近,民国时期出版业的功过得失及其教训,对今天的影响比较直接,更值得研读。

任何一部著作若想至善至美,实难做到。从更高更严要求,本书尚存在一些不足。一是作为完整的民国出版史,其内容应涵盖图书、期刊、印刷、发行等各个方面,特别是在出版业中占重要地位的期刊,应在书中放在重要位置。在上世纪30年代,不仅期刊众多,而且名刊云集,在当时影响之大,可以与图书比肩,可惜该书对期刊的研究显得薄弱。二是对某些出版人物介绍过简,特别是中国共产党在早期出版活动中曾有过重大出版贡献的陈独秀、李达、张闻天等应详加介绍,这方面显得不足。

4.读《读大学,究竟读什么》有感 篇四

曾经夜夜憧憬的大学梦如今已经实现。但在大学里,并没有当初想象中的那份欣喜,我们开始迷茫,开始颓废,开始堕落。因为我们不知道读大学究竟读什么,大学究竟和高中除了知识更难,学校更大,老师学历更高以外还有什么区别?读了这本书,我明白了...

大学是我们从学校踏入社会的跳板,社会上的招聘单位是用人才的地方而非培养人才的地方。在踏入社会之前,我们就要把自己的能力提升到最高,这时,能力的提升有多方面的,学习能力,独立思考的能力,人际交往的能力,科技创新的能力,社会需要具备综合素质的人才。于是使很多人想到了兼职,既赚钱又锻炼能力。然而为打工而打工,最终可能一无所获。首先在打工之前,明白自己的身份是学生而不是打工者,如果做大量的兼职工作而荒废学业那就成了兼职学生,那上大学和不上大学没什么区别了。另外,做兼职工作的目的是锻炼自己的能力而不是赚钱,有所选择地做兼职才有用。既然大学以提升能力为主,那我们在学习时就应该重点学习系统分析的能力,独立思考解决问题的能力而不是记住更多的学术观点,否则,大学生活就只是在更大的高中校园里学习而已。大学学子被称为国家的栋梁,社会改革的先锋,民族振兴的希望不仅仅是他们的知识有多渊博,文化水平有多高,而是他们能够对某问题深入分析,究其本质,并采取相应的解决办法。

对于每个大学生来说,走出校门以后面对的不只是一份工作,而是整个纷繁复杂的社会。如果说社会上的机遇是鱼,那我们在大学里的过程就是在织网,虽然网鱼可能只用一个网眼,但在捕鱼之前,我们不能确定这只鱼究竟会被哪个网眼捕到。图书馆确实是一个不错的“织网胜地”,这里虽不是天文地理,样样都全,但这里的书足够我们在以后的人生道路上受益匪浅了。所以,上大学一定要把图书馆这一资源利用好。尽可能地多读书,读好书。大学还有两个普遍的现象:考研,谈恋爱。

随着就业压力逐年增大,对人才要求愈来愈高,这使很多本科生决定考研,于是掀起了一股“考研风”。不得不承认,有一部分人通过考研,学到了更多的知识,得到了更好的工作,但也有一些人虽然考上了研,却成了“烟酒生”,毕业后仍然找不到工作,薪水甚至不如本科生,专科生,还有一些人成了“考研专业户”实在可悲可叹!所以在考研的时候,应仔细度量自身的情况,坚定考研的决心,再去考研,切不可盲目跟风,那样最终受伤害,受损失的只能是自己。大学的课余时间很多,一但无事可干就容易寂寞空虚,于是很多人想利用爱情来填补心灵的这份空虚。但爱情并非是寂寞的产物,因为寂寞去恋爱,那样得到的除了伤痕累累的心以外,再没有什么了。有缘千里来相会,无缘对面手难牵。面对爱情,我们能做到只有等待,并做好爱情以外的事情。或许我们已经有了这样一份爱情,此时,我们就要好好经营这份爱,协调好它与学业,朋友之间的关系,因为大学因丰富多彩而更有意义!

5.读《大学》有感 篇五

这个暑假重新拜读了经典儒家著作《大学》,这本书其实不长,全书宋代儒家大师朱熹统计一共有1753个字。其中分为两个部分,经和传,经有一章共205个字,传10章共1548字。然而就是这不到两千多字的文章中蕴含着巨多的哲理。如今我们随便写一篇文章就是3000字以上,硕士博士论文更是洋洋洒洒就到了几万字,还有些博文、知乎文章却读之无物。“不在高,有仙则灵;水不在深,有龙则灵。”看来墨不在多,有意则灵呀。

这次读后感重点分享我特别喜欢的句子,也是对我非常有启发的句子。“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刚开始还真把“大学”当成我们的大学,但是这里的“大学”是大学在古代其含义有两种:“博学”之态;与“小学”相对的“大人之学”。古代儿童八岁上小学,主要学习“洒扫、应对、进退、礼乐射御书数”之类的文化课和基本的礼节。十五岁后可进入大学,开始学习伦理、政治、哲学等“穷理正心,修己治人”的学问。两种含义虽有明显的区别之处,但都有“博学”之意。解释过来就是:《大学》的宗旨,在于弘扬高尚的德行,在于关爱人民,在于达到最高境界的善。“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我自己理解的意思是:知道应达到的境界才能意志坚定,志向坚定才能够沉静,沉静才能够心神安定,心神安定才能思虑周详,思虑周详才能够有所收获。《大学》里面有很多类似的句子,总是从大到小,从宏观到微观地给我们讲道理,告诉我们我们确实可以做大事,但是我们需要一步一步从小处着手,只有把一件件小事做好了,把基础打牢了,这样我们才有可能实现最终目标。所谓“万丈高楼平地起”讲的就是这意思。

《大学》其实就是告诉我们怎么做人的一部儒学著作,在其中它特别强调诚信,指出诚信是安身立命之本。“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这段话中最后落脚点到了格物致知,但是也在告诉我们“诚”,其实我觉得“诚”也并不是讲的诚意,一个人对别人要诚信,对自己也要诚意。很多人都喜欢自己骗自己,有时候明明知道事实不是他所想的,他却偏偏自己安慰自己。有时候明明想做成一件事情,明明知道做那件事情自己需要付出什么努力,但是由于自己的懒惰恐惧贪婪最终还是没有做,自己忽悠自己。“学者不可以不诚,不诚无以为善,不诚无以为君子。修学不以诚,则事杂;为学不以诚,则事败;自谋不以诚,则是欺其心而弃其忠;与人不以诚,则是丧其德而增人之怨”。这段话告诉我们作为一个“学者”要“诚”,如果不“诚”,那么就不能做善事,也不可能是善良有善心的。这是在做人方面,做事方面也是一样做学问,学习心得事物,如果不诚心,那么事情最后也是做不好的。现代社会中很多人只注重短期利益,眼光却不放长远,殊不知,不守信约,我们可能有暂时的财利;有了诚信,我们却会获得终生的财富。诚信是安身立命之本,是人生成功的基石。在成长中,我们每个人都应该注重修养诚信的美德,它将会使我们未来的人生和事业受益匪浅。

“大德教化,兼善天下;小德川流,独善其身”。在《大学》中还强调我们要修身,认为做人的要诀就在于把全部的力量用于提高自身的品德修养。古人也说过“兰芳不厌古幽,君子不为名修”、“高于微言,所以修身”、“芝兰生于幽林,不以无人而不苦;君子道玄而修德,不为穷困而改节”,可见古人对于修身是多么的看重。在《大学》中写道“为天下及国,莫如以德,莫如行义。以德行义,不赏而民劝,不罚而邪止”。治理天下和国家,严峻刑法虽可收敛一时,但却会引起潜在的忧患,不如修养道德,推行仁义,广布德择,凭借德政,推行仁义,则山不可当,水不可阻。从中我们可以看出儒家的治国理念﹣﹣推行仁政。其实纵观整个《大学》,它无处不在给我们传递正能量,无论是治理国家还是做人它都告诉我们要仁义,要诚信,要着眼长远,要温和。我认为身处在这个物欲横流、快节奏的社会,我们需要静下心来,读读老祖宗的书,听听他们的话,及时摆正自己的心态,更需要的是“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时刻唤醒我们心中的善良。人之性好比千里马,因后天气拘物弊,有的变成千里马,有的变成驽马,有的变成病马。我们本性善良,只因物欲所扰,情欲所障,而迷失了自我。所以我们一定要了解人生的真谛,认识自己,修将自己,明白大道之本,识透生命之源,成就自己。

6.读大学有感 篇六

读《大学》之前,觉得“太阳底下无新事”这一英国谚语言过其实。细读《大学》后,方知此言不虚。毫不夸大地说,区区1750余字至少包含了政治学、社会学、管理学和人生哲学等诸多领域的重要道理。从上大学到现在已有16年,到今天才真正通读了一下儒学经典《大学》,读后觉得相见恨晚,有豁然开朗之感。当我们迷茫于该如何做人、行事并希望有所作为时,真该从我们具有几千年历史的儒学经典中寻找答案。因此,对我而言,读过《大学》才算真正读过大学。

《大学》原为《礼记》第四十二篇,据称为曾子(即曾参)所作。北宋理学家程颢、程颐二兄弟将它从《礼记》中抽出,独立成篇,南宋理学集大成者朱熹将它与《中庸》、《论语》和《孟子》合编注释,称为“四书”,与“五经”并称,为中国近千年来的儒学经典。《大学》作为“四书”之首,绝不是偶然,它是儒学的入门之作,为人们理解儒学的其它经典奠定了基础。

《大学》开篇就给我们指明了治国安邦学问的宗旨“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即所谓“三纲”。这个很厉害,可以说对我们现代社会仍有指导作用。所谓“明明德”意思是提倡高尚的品德。我们社会主义国家的治理国家的方略是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并举,选拔干部的标准是“德才兼备,以德为先”。这表明,《大 1

学》所提倡的高尚品德对现在的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仍有重要的实际指导意义。虽然中国古代法家思想也曾被一些统治者,主要是秦始皇所重视,但是真正意义上的依法治国思想主要来源于西方,也的确为人类文明做出了重要贡献。我们同时要知道,以德治国可是中国的先哲首先提出来的。实际上,要想建设和谐社会,法与德必须并行,不可偏废。原因是,法不是万能的,对公民行为的规范范围是有限的,其留下的空白需要德去填补。所谓“亲民”指的是要人弃旧图新。这就更了不起了。在我们大多数人的潜意识里,一谈到儒学,就想到了守旧、保守甚至封建。所谓的“祖宗之法不可变”、“利不百,不变法;功不十,不易器”等等,给人一种守旧的印象。历史上的变法者基本上没有什么好下场,轻者去官流放,重者株连九族。实际上,这只是历代既得利益者有意歪曲儒学,断章取义,以维护自身的既得利益而已。我们无论如何也不要忘记,作为儒学经典“四书五经”之首的《大学》开篇就告诉我们要弃旧图新。温家宝总理也曾引用过中国历史上著名改革家王安石的名言,“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要求我们排除一切困难和艰难险阻,坚持改革开放,与时俱进。所谓“止于至善”是指使人达到最完善的境界。这就与被我们奉为圭臬的马克思主义的一些基本观点有异曲同工之妙。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建设共产主义的根本目的是实现人的解放和人的全面发展,也就是使人达到自身发展的最完善境界。这表明,我们先哲关于人的发展的观点比马克思至少早了2000年。

那么怎样才能实现以上三个目标,即“三纲”呢?《大学》紧接着为我们指明了人生进修的阶梯“八目”,即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格物是指对世间万物进行分析研究,致知是指得到正确的认知,诚意是指个人的意念要真诚,正心是指端正个人的思想,修身是指修养个人的品行,齐家是指管好自己的家庭和家族,治国是指治理好国家,平天下是指使天下太平,实现和谐社会。按照儒家的观点,“格、致、诚、正、修、齐、治、平”之间有着深刻的内在逻辑关系,不可颠倒或错乱。其中,“格、致、诚、正、修”是“内修”,是为了实现“明明德”,即提倡高尚的品德,完全可以通过个人的努力实现;“齐、治、平”是“外治”,是为了实现“亲民”,即通过弃旧图新来完成家齐、国治和天下平的宏伟事业;而将以上“八目”调整到恰到好处,就能实现“止于至善”。

实际上,“八目”的要求无论对实现我们个人的成功还是达到整个社会的和谐都有积极的指导意义。具体来说,包括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要加强学习研究,掌握知识,即格物致知。只有通过不断学习,研究事物之间的客观规律,才能掌握安身立命、治国平天下的本领。这也与国家提倡的终身学习的观点相契合。而现实的情况是,社会上一部分人错误地认为,自己已经大学甚至研究生毕业了,已经掌握了做人做事的基本知识,足够应付了。殊不知,社会发展一日千里,不加强学习,更新知识,很快就会被

社会所淘汰。

第二、要意念真诚,端正思想,不断提高自身的思想修养,即诚意正心修身。这在各种思想和价值观交相激荡,特别是物欲横流的当下,这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什么贪污腐败、问题奶粉、地沟油、暴力拆迁和伪造曹操墓等等事件的层出不穷,显然与人们心术不正,道德败坏和急功近利有关。

第三、要成就一番事业,即齐家治国平天下。儒家讲究的是积极入世,鼓励人们为社会和天下苍生做贡献。我们当胸怀天下,在家庭管理紧紧有条的基础上为国家和社会做出自己的贡献。当然,人的个性、天赋、能力各异,也不可能要求大家都去做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但是要在我们力所能及的情况下,积极工作,做好自己分内的事情。切勿得过且过,一生碌碌无为。

《大学》在开篇旗帜鲜明地提出 “三纲八目”后,紧接着花了大量的篇幅展开了系统的论述和说理。时间尽管过去了两千余年,但是其中许多思想历久弥新,对当下中国如何凝聚人心、建设和谐社会和实现中华的再次崛起具有现实的指导意义。这些思想主要包括:

一是革新思想。上文中已经提到,这是《大学》非常难能可贵之处。正如《大学》引用商汤刻在澡盆上的箴言,“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连商汤都注意到,既然要革新,就必须天天革新,革新了以后还要革新。目前,我国仍需要进一步深化改革,不改革就没有出路,不改革就不可能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和发展中出现的新问题。

二是民本思想。《大学》中闪耀着民本思想的光辉,为历代贤君所推崇。例如,“如保赤子”,要像保护婴儿那样保护平民百姓;“尧舜帅天下以仁,而民从之;桀纣帅天下以暴,而民从之”,要像尧舜一样对百姓施仁政,否则就会落得像桀纣一样的下场;“得众得国,失众失国”,得到民众的支持才能得到国家,否则将国破人亡。虽然中国古代的民本思想与现代民主思想尚有一段距离,但是这种思想显然还没有过时,对我们建设中国当代民主政治仍具有借鉴意义。

7.读《民国大学》有感 篇七

民国时期中国大学制度在政府的宏观政策法令和教育爱国人士的具体办学实践的合力推动下, 逐渐步入了现代化发展轨道。

一、学习原型转换下的政府法规政策

自清末到辛亥革命前的近10年时间里, 中国高等教育在理论、制度、实践层面都是“以日为师”, 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成立后, 蔡元培积极推行教育改革, 他借鉴德国大学模式, 试图摆脱日本模式对中国大学发展的影响。1912年教育部颁布了民国的第一个学制, 即“壬子癸丑学制”。后来陆续颁布的《大学规程》、《大学令》等法规, 初步勾勒出民初大学制度的法律框架, 为民国大学迈进现代化提供了外部制度支撑, 建立了校内设评议会、教授会的管理体制, 显示了现代大学内部运作的重要特征。

民国成立后不久, 袁世凯篡取了革命果实, 在教育界掀起了复古逆流, 但这并未从根本上影响中国高等教育现代化的走向。新知识分子崛起并成为教育改革的主要推动力量, 美国教育界的实用主义和进步主义理论契合了当时中国教育的需求, 广大知识分子发起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 许多大学校长由留美学者担任, 引进了美国大学办学制度和理念, 于是中国大学制度开始向访美过渡。1922年“壬戌学制”出台, 1924年颁布了《国立大学条例》, 重新规定了国立大学的内部组织制度, 这些制度设计基本沿袭了美国大学制度。《国立大学条例》和《壬戌学制》的出台标志着中国现代大学制度从模仿日本向模仿美国这一转变的完成。[2]

二、基层教育界的具体办学实践

1、北大模式

“壬子癸丑学制”、《大学令》等虽然在制度上使中国大学现代化向前迈进了一大步, 但这些制度要落实到具体办学中还需要后续实践推动。1917年蔡元培担任北京大学校长, 他深受洪堡大学理念影响, 重视高深知识研究, 强调“为了学术而学术”。蔡元培首先提出了“大学是研究高深学问的场所”的主张, 从根本上转变中国大学性质和学生观念, 使学校真正成为研究学问的地方。[3]他倡导学术独立, 为培养学术气氛, 实行“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办学方针。在大学管理体制上, 设评议会, 确立教授在大学管理中的核心地位, 首开“教授治校”先河, 设教授会, 实行民主管理。

2、东南大学模式

1919年郭秉文担任东南大学校长, 与蔡元培一样, 郭秉文主张学术自由、学者治校, 在校内管理制度上与北大改革基本相似。不同的是, 郭秉文办学以美国大学制度为参照, 主张大学应走出“象牙塔”, 融进社会生活, 依靠社会力量办大学, 这一点应用在制度改革上便是高校领导体制———学校董事会的新尝试。董事会成员包括工商业人士、政府官员、教授以及社会各方面教育专家。郭秉文强调政府管理, 更重视借助社会的力量, 倡导“公办民助”的多渠道经费来源和办学模式, 致力于建设真正的“综合性大学”。

无论是“美国模式”还是“洪堡模式”都强调大学自治和学术自由的大学理念, 大学理念是属于“形而上”的哲学范畴, 要把这种观念层面的办学追求转化为具体的办学实践, 还有赖于具体制度的支撑。蔡元培和郭秉文做到了这点, 他们都把“学术自由”、“学者治校”贯彻到了具体大学制度改革中, 使得大学理念得以制度化。[4]北大和东南大学成为当时中国最具现代意义的大学。

三、民国前期现代大学制度形成期的特点

1、强烈移植中的民族化探索。

中国传统高等教育缺乏现代大学的底蕴, 是移植他国大学制度的产物。究竟移植哪一国的大学制度为好, 就有了很强的比较性, 这也决定了在我国大学制度形成时期模式是非单一性的, 移植中有多元化探索特点, 才有了先后向日本、德国、美国借鉴学习的过程。虽然当时的大学制度具有较强的移植性, 带着明显的外来成分, 但并不是全盘抄袭的产物, 所有这些改革方案都包含了知识分子对大学理念、大学发展道路的思考, 折射了人们寻求构建切合中国国情的大学制度的努力, 如蔡元培、郭秉文、张伯苓等在大学改革中发挥了重大作用, 正是对现实需求的体悟和对西方大学制度的借鉴, 构成了我国现代大学制度形成的基本方式。

2、基于基层的自下而上的改革。

民国前期, 高等教育制度改革基本上是在中央政府对全国教育大局失去控制的局面下进行的。袁世凯称帝失败后, 北洋军阀陷入群龙无首的状态中, 无暇顾及大学制度建设。于是大批教育团体出现, 他们的活动直接左右着教育制度的改革方向。教育界人士更是身体力行, 积极投身于大学制度建设活动。从某种程度上说, “壬戌学制”中有关高等教育的规定和《国立大学条例》的颁行, 就是教育界集体智慧的结果。因此, 这一时期教育变革民间、基层发挥了很大作用, 具有明显的自下而上的特点。[5]

3、民国大学繁荣的短暂性。

当时的中国对欧美大学观念的接受都是源自学者个人的认知, 大学制度变革是在个别学者能力范围内渐进推动的, 这种模式在一定程度上契合了大学制度构建的内在逻辑, 但这种大学制度的自主构建是基于学者个人魅力的自我探索, 对大学发展来说也会是一种劣势。所以这种自治现象并没有持续多久就夭折了。正是由于当时大学制度的成功往往是与某个人的魅力人格联系在一起的, 就像蔡元培之于北京大学, 郭秉文之于东南大学, 他们的去留决定了大学命运。[6]再者, 当时的中国一直处于存在多重政治实体的不稳定状态, 中央政府缺乏全面推进大学制度改革的基础, 改革没有得到政府的有力支持和推广。所以随着南京国民政府实行“一党专政”, 大学开始背离大学自治和自由的现代大学精神, 大学随之衰落。

四、对我国现代大学制度建设的启示

我国大学制度发展至今经过多次重大调整, 已经逐步建立起自己的体系, 但仍存在许多问题。中国大学制度存在的缺陷, 基本是围绕大学存在严重的行政泛化, 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失衡, 高校实体性地位缺失。[7]反思民国前期现代大学制度的形成, 可以对中国现代大学制度建设提供不少启示。

首先, 现代大学制度建设需要政府的外部法律制度保障。民国前期现代大学制度的确立, 政府制定了较多的教育政策法令, 为大学发展提供法制化依据。尽管由于当时政局失序, 不少政策法令仅停留在纸面上, 没有完全得到落实, 但其毕竟在国家政策层面得到了体现。反观现在, 目前我国高等教育法制建设不能适应形势的变化, 大学法规建设滞后, 《高等教育法》逻辑结构不够严密, 很多方面没有涉及, 缺乏大学权力保障。中国当前大学制度的建设具有民国无法比拟的优势, 稳定的外部环境、强有力的国家政权, 为大学制度的法制化提供了良好的发展环境, 政府理应有能力提供完善的法律法规。

第二, 现代大学制度需要重构大学理念, 强化大学的学术力量。中国当前大学组织的行政泛化严重, 大学内部官本位盛行, 行政权力压制学术权力, 大学自治、教授治学、学术自由等观念没能真正得到体现。因此, 中国的大学制度必须做好“去行政化”, 在大学内真正形成“学术本位”的价值取向, 让大学回归知识性的本质属性, 强化大学面向社会自主办学的主体地位。

第三, 现代大学制度建设需着眼于转变政府职能, 平衡大学与政府的教育权力。大学与政府间教育权力的博弈与平衡推动着我国大学的发展进程, 形成了中国独特的大学制度与模式。[7]民国时期, 正是政府权力弱化, 而大学教育权力强化的阶段, 两者形成了互不干扰且相互平衡的关系, 使得民国大学作为研究高深知识的学府在政府干预和意识形态控制方面并没有受到太多的制约, 为大学的繁荣提供了前提。而现在高等教育体制政府集权管理不断加强, 形成了大学自主权严重缺失, 而政府高度集权的不平衡局面, 大学发展时刻被政府意志所干预。实际上, 大学与政府既是斗争的主体, 又是相互合作的主体, 政府需要打破权力垄断, 归还属于高校的教育权力, 双方在权力的合理分配中可以达到共融, 才能促进高校的长远发展。

现在的大学, 财力物力人力都有, 但发展为何仍与西方大学差距颇大, 无法取得实质性突破?中国要想真正建设世界一流大学, 建设现代大学制度, 不妨回顾历史, 回望民国大学。

参考文献

[1]许美德.中国的大学1895-1995:一个文化冲突的世纪[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 2000:66.

[2]张建奇, 杜驰.民国前期中国大学制度的确立[J].大学教育科学, 2005 (6) :63-64.

[3]曾华.民国时期大学发展及其制度选择[J].教育与考试, 2012 (4) :73-79.

[4][6]马延奇.大学转型:以制度建设为中心[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7:91.

[5]田正平, 高丽浩.中国高等教育百年史论[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 2006: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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