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地缘政治现状

中国的地缘政治现状（8篇）

1.中国的地缘政治现状 篇一

中国石油安全与地缘政治

地缘政治已成为目前各国在矿产资源安全供应问题上推行全球资源战略的.理论基础,外交战略、进口多元化和勘查开发境外石油成为石油地缘政治的三项战略.中国石油地缘政治的应对战略是:主攻周边,维持中东,发展非洲.

作 者：王家枢  作者单位：国土资源部信息中心,北京,100812 刊 名：资源・产业  PKU英文刊名：RESOURCES & INDUSTRIES 年，卷(期)： 6(1) 分类号：F061.5 F416.22 关键词：石油供应   地缘政治   战略   国家安全   中国  

2.中国的地缘政治现状 篇二

关键词：“一带一路”,周边外交,地缘战略,政治经济战略

“一带一路”战略正逐渐成为新时期中国对外政治经济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在“一带一路”实施过程中存在着复杂性、不确定性和多元性的影响因素给中国地缘政治经济战略带来诸多困难和挑战。中国倡导“一带一路”对于周边地缘关系影响是极为复杂的。中国和平发展需要周边地区的支持和配合。“一带一路”是一项以经济发展为依托,促进中国政治外交不断发展的重要战略。因此,加强多“一带一路”环境下中国地缘政治经济战略机制的研究是十分必要的。

一、“一带一路”环境下中国周边地缘政治经济战略机制

地缘政治经济主要研究地理环境之下政治经济的发展状况。结合地理因素的影响,国家间的政治经济动态变化形成了国家间地缘政治经济战略机制。一个国家的重大战略调整会直接影响到国际形势的变化。地缘政治机制的变化会释放巨大的地缘能量,对重塑地缘环境和地缘关系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充分利用本国地缘政治的优势,积极运筹地缘政治战略,有效的促进本国外交政治的开展。“一带一路”作为中国新时期一项重要的对外战略,对中国和周边地区的独院政治经济发展有重要的影响。

“一道一路”战略有利于拓展周边地缘环境。传统意义上的地缘关系指的是在地理上与中国接壤国家或地区,文化上与中国相通的国家或地区。随着国家实力的增强、国家利益的要求,地缘关系的概念扩展到“大周边”的范围。根据与中国在地理和文化想的关联,形成层层递进的周边战略。“一带一路”战略的提出有利于中国加强同周边各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的联系,真正的实现地缘关系。一方面,“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能够促进中国与远东地区的联系,将中国的地缘关系不断扩大。另一方面,“一带一路”战略能够很好的推进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扩大战略空间,减少与西方国家的直接地缘竞争。再次,“一带一路”整合了亚洲各个地区与欧洲等地区的联系,实现亚欧大陆之间的政治经济,拓展了中国的地缘政治经济空间。总而言之,“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有利于整合政治经济资源,拓展中国地缘空间,提升中国国际影响力。

“一带一路”战略能够带动周边地缘政治经济的发展。“一带一路”战略能够有效的化解中国崛起所带来经济压力和政治压力。经济压力主要指我国经济产能过剩和资本过剩带来的经济问题,政治问题主要指中国崛起引发的周边国家和西方国家的猜忌和防范。在中国发展过程中,我国西部地缘环境下的政治经济长期融合发展不良的状态。新中国建立后,我国试图以友好睦邻的政治政策来促进中国与周边各国的友好关系。但是效果并不明显,经济政治上的发展依然受到美国等资本主义大国的制约。“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有助于,密切双方的关系,加强中东地区与中国的政治经济联系。一方面,“一带一路”战略实施有助于解决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的经济产能过剩和经济资本过剩问题,极大的发挥地缘经济实力。另一方面,“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可哟有效的带动周边各国各地区的经济文化发展,增强各国对中国的认可度和亲切度,促进中国和周边各国的友好外交的开展。“一带一路”是一项涵盖了地域经济发展和地域政治的发展大战略,这时中国从传统的陆权国家向海陆权复合型国家全面转变的重要策略。在开展地缘政治经济工作时,要充分考虑中国面临的国内外经济文化矛盾和国际争议,认清和平友好发展是中国政治经济发展追求的最终目标。

“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为地缘政治经济战略机制的发展提供有好的地缘关系。地缘关系就是指不同区域之间彼此的认知态度,受到政治、经济、文化等因素的影响。总体而言,周国是一个幅员辽阔的国家,与中国接壤的国家众多,但对中国的态度却不一而足,严重的影响到中国开展对外政治经济工作。中国与众多国家虽然在文化上接近,彼此间经济文化交流频繁,但是随着中国的崛起,这些国家对中国的防范意识和排斥心理也日益加强。“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将“民心相通”作为重点目标进行建设,能够促进多元文化的碰撞和融合,促进地缘关系的进一步密切。“一带一路”的实施,友谊路加强国家与国家、地区与地区之间的互惠共赢和友好发展,增强中国对于周边各国的影响力,加强中国的综合国力。

“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有助于释放地缘经济能量,提高我国政治国际地位。“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能够为中国的地缘经济实力的发展提供众多优惠条件。将产能过剩,劳动力不足、资本过剩等经济发展制约因素得到很好的解决。通过资本输出、能源输入、人员交换等手段促进中国和周边各国的经济的共同发展。这就说明,“一带一路”战略可以有效的激发周边各国的发展潜力,实现经济优势互补,最大程度的促进有地缘关系的各国政治经济发展。一方面,有利于打造出更为开放、包容、和谐的扩径机文化交往氛围,促进各各国间的友好交往,有助于维护世界和平。另一方面,在世界范围内创造新的经济增长点,实现中国和周边各国共同发展的历史使命,为世界和平和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再次,“一带一路”经济发展战略有助于推进人民币国际化的进程。促进中国与世界各国的经济交往进程,降级金融风暴的危险指数,为维护区域经济的长远发展做出巨大贡献。

二、“一带一路”环境下中国政治经济面临的挑战

在“一带一路”大环境下,中国的地缘政治经济机制推行面临着一系列的挑战和风险,这就要求我们不断加强地缘运筹,促进周边地缘环境的进一步优化。

在面临“一带一路”环境下中国政治经济机制的困难和挑战时,首先要处理好地缘经济与其他地缘效应之间的关系。“一带一路”主要是一个促进经济发展的大战略,旨在通过加强各国在交通、能源、资本等经济方面的交流,促进经济的进一步发展,达到资源高效配置和市场深度配合的目的。但是中国和周边各国的发展也会带来一些挑战。一方面,中国的高速发展会让周边各国的危机感加强,对中国产生排斥意识和抵制行为。对此,中国要进一步加强和周边各国的交流和合作,让周边各国感受到中国和平的诚意,带动周边各国发展促进战略互信、安全共享的意识构建。另一方面要加强合作,减少地域风险。“一带一路”沿线许多国家政局不稳,给“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带来的巨大的困扰。再次那种为要适合奉守和平共处五项原则,遵守市场规律和国际通行准则,加强多边合作化机制,利用法律手段维护中国的政治经济安全。再次,“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多视觉、多重地缘统筹,尽最大可能的维护经济繁荣和国家安全。

三、总结

在一带一路环境下实施地缘政治经济机制,重塑中国地缘关系内的政治经济关系,对促进中国与周边各国的经济发展,提高中国的国际地位有重要的作用。但是在实施新的地缘政治经济机制时,我们也应该清醒的看到中国面临的挑战,坚守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维护中国的长治久安、和平发展。

参考文献

[1]张宏军.西方外部性理论研究述评.经济问题,2007,29(2):14-16.

[2]石海明,刘戟锋.西方在信息时代处于强势地位,中国应防落入陷阱.科技日报,2011-03-01.

3.中国千年外交与地缘政治 篇三

中国千年外交主要是周边地缘外交

中国千年外交是在一个相对封闭的地理区域内展开的。东南方向浩瀚的太平洋、西南和西面的青藏高原、中亚荒原和北方的蒙古高原成为了古代中国人不可逾越的障碍。地理环境与生产力水平决定了中国千年外交的对象主要是周边国家和政权。中国千年外交史基本上是一部周边地缘外交史。

中国长期以来是世界地缘政治中的主要力量之一。中国是古代东亚文明的中心，近代帝国主义列强角逐的战场，冷战时期美苏争夺的“中间地带”，多极世界中的亚太区域中心。中国独特的地缘战略地位历来为各国战略家所重视。

地缘政治的思想在中国源远流长，孔子、老子、孙子等人的论著中无不包含着丰富的地缘政治思想，春秋战国时期脍炙人口的“合纵连横”、“远交近攻”等地缘政治战略思想，甚至早在夏商时代的“五服制度”，在一定程度上也可看作是一种地缘政治体系。中国古代的地缘政治思想家都是政治家、军事家和外交家，与西方动辄以整个世界为研究对象不同，中国古代集中考察与中国紧密相关的政权的地缘关系，很少关注遥远的“战略要点”。

中国千年外交史上的周边地缘外交主要是塞防外交。这是因为古代中国东临大海，少有外患；西部高山峻岭，交通困难；南部崇山险恶，成为天然屏障；只有与北方草原之间的天然屏障作用较弱，因此，北方游牧民族政权常常成为中原王朝的重大忧患。数千年来，匈奴人、阿拉伯人、蒙古人三大游牧民族，在欧亚大陆上东征西杀，横冲直撞，极大地影响和改变了世界政治格局。中原王朝与这三大游牧民族建立的草原王朝都发生过对抗。公元751年的怛罗斯战役，唐军被阿拉伯大军打得大败。匈奴人和蒙古人则多次南下，其他少数民族政权也常常染指塞内。蒙古人、契丹人、金人等入主中原后，又受到来自塞外的其他少数民族政权的进攻，这使得塞防成为千年中国国防和外交的基本主线。在俄罗斯帝国控制中亚之前，虽然中亚的政治格局几经变迁，阿拉伯王朝，塔赫尔王朝、萨法尔王朝及塞尔柱王朝等先后出现在中亚历史舞台上，中国对中亚地区仍有着强大的影响力。13世纪，中国元朝再次确立了对中亚的政治隶属关系。清朝前期，中亚许多王国向清帝国俯首称臣。进入近代，中亚地区的主导者先是俄罗斯帝国而后是苏联。19世纪60年代末，沙俄开始向中亚扩张，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亚各民族已完全丧失了独立地位，直到苏联在1991年解体之前，都一直处于俄罗斯人的统治之下。这一时期，俄罗斯不仅基本切断了中国同中亚历史上的直接联系，而且强占、割占了数百万平方公里的中国领土，成为掠夺中国领土最多的国家，中国的地缘政治环境由此严重恶化。1991年苏联解体，中亚五国独立，中国与中亚地区恢复了直接交往，中国的地缘政治环境明显改善。古代历史上除了南宋和明朝中早期外，中国并不注重海洋地缘政治。中国海上邻国中除了某段时期的日本外，没有其他邻国对中国历史产生过大的影响。

周边地缘环境总体上逐步复杂化

中国土地的广阔加上它自给自足的经济体制，奠定了三个主要地缘政治目标：维持汉民族腹地的统一；维持对非汉族缓冲地区的控制；防范外国对中国沿海的入侵。与此目标相适应，中国千年地缘外交的目标是维护中国在东亚国际秩序中的主导地位。中国主导东亚国际秩序的外交体系称为“朝贡体系”、“册封体制”、“华夷秩序”、“天朝礼治体系”或“中国的世界秩序”等。上述提法因各国学者基于研究角度的不同而有所差异，总体上看，都是基于这样的一种事实：在东亚，以中国为中心的独特地区体系源于先秦（西周-东周），固化于两汉，发展于唐宋，集成于明清，衰落于晚清。中国周边地缘政治环境总体上逐步复杂化。

清中期以后中国的地缘环境和战略态势，随着西方殖民者的到来、俄罗斯的东进战略与日本的崛起开始明显恶化。此前，中国周边一直没有世界性头号强国出现，中国同当时世界上其他主要强国从未发生过正面冲撞与战略对抗。这为中国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拓展外交空间提供了良好的地缘环境。鸦片战争以降，塞防、海防同时告急，不仅从北面来的俄罗斯洋枪洋炮的进攻取代了游牧民族传统的金戈铁马的进攻，而且西南有从印度威胁西藏、从缅甸威胁云南的西方头号强国英国，有从越南威胁广西、云南的法国，东北、福建受到日本的直接威胁，而海上的威胁更是源源不断，英、法、美、德、日、俄都有远东舰队游弋于中国东部和南部海洋，中国已成为一个四战之地。1874年12月10日，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在洋洋万言的《筹议海防折》中分析了中国面临的前所未有的严峻形势：“东南海疆万余里，各国通商传教，来往自如。阳托和好之名，阴怀吞噬之计，一国生事，诸国构煽，实为数千年未有之变局。”（《清史稿·李鸿章传》）鸦片战争后的百余年间，西方列强从海上入侵中国达84次，入侵舰艇达1860多艘次，入侵兵力达47万人。

在联合国常任理事国中，中国的地缘政治环境相对较差。首先，中国处于亚洲大陆的东部，与14个国家接壤，中国的邻国数量世界第一。相邻国家越多，国家间关系历史悠久，利害关系越错综复杂。其次，中国强邻环伺，北面是国土面积最大的国家和军事大国俄罗斯，东面是经济强国日本，南面是人口大国印度，这3个国家在近代以前对中国根本不构成威胁。再次，常任理事国中，只有中国的领土没有实现统一，台湾问题的存在使中国不得不面对一个特殊的地缘政治环境。历史的关系和现实的利益矛盾交织在一起，使得中国在处理地缘政治和周边外交问题上颇费心思。中国所处的区域地缘政治环境与英国和美国崛起时相比，明显处于不利的状况：英国四面环海，进退自如；美国海岸线广阔，远离欧亚列强，周边没有强邻。印度从地缘政治角度说，其战略优势也胜过中国，它与动荡不安的中东地区隔着一个巴基斯坦，面向印度洋，扼守着世界石油的主要产地——波斯湾，周边没有一个邻国会主动攻击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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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中国和当代中国地缘政治中的最大问题刚好倒过来了。如果说塞防是古代中国地缘政治中的最大问题，那么，海防则成为当代中国地缘政治中的最大问题。近代中国最大之痛是海权丧失致列强瓜分中国，甲午战争失败使制海权落入日本手中，日本向亚洲大陆扩张的野心实现，中国由此走向半殖民地的屈辱境地，两岸至今未统一，成为中华民族挥之不去的伤痛。这是中国几千年来周边地缘政治中最大的变数。近年来，中国的黄海、东海和南海一直不太平，一个个挑事者向中国叫板，特别是2012年以来事端不断。“一国生事，诸国构煽”，乃系相当准确的表述。在中国地缘政治问题当中，最严峻的问题之一是南海问题，包括海上岛屿问题，与越南、马来西亚、菲律宾等国的领海主权争端问题等。中国成为海洋国家的梦想不可能通过向东延伸来实现。那么，作为唯一通道的南海，就有着非同一般的地位。

在古代，中国解决自身地缘政治问题，只需要和周边国家打交道。但自19世纪中叶以来，出现了欧美大国的因素，英、俄、美等国接踵而来，这是中国周边地缘环境复杂化的主要原因。美国在亚洲的驻军，以及和东南亚、东亚一些国家的同盟关系，体现了美国“全球主义”的地缘政治战略，美国极力维持各地区的平衡，从而阻止有可能完全主导某一地区的大国的崛起，防止其挑战美国的单极霸主地位。东盟提出的所谓“大国均势战略”就是基于美国的这种地缘政治战略，中国地缘政治中的最大挑战之一是有的周边国家和地区狐假虎威，企图借助区域外的大国力量制衡中国，故意使中国与某些国家的双边问题国际化。

吸取中国历史上地缘外交的经验与教训

——克服中国古代地缘政治思想中缺乏海权观念这一致命弱点。中国古代地缘政治思想是典型的大陆性地缘政治观。中国并不是缺乏航海传统的国家，至迟在春秋时代就有了海上运输和海军，但却缺乏对海洋战略价值的重视。马汉的海权论虽已流行了100年，不少国人对海洋之于中国的意义却不得要领。古代中国只有郑和具有海洋战略眼光，郑和航海比哥伦布早87年，七次航海，仅首次航海就有舰船208艘，舰队人员达28000人；哥伦布四次航海总共才有30艘大小船只，装备及人员配备远不及郑和的船队。郑和虽然是进入南太平洋和南大西洋的中国第一个航海家，然而他作为宦官的悲惨出身注定了他的成功只能加重主流社会对航海的敌视。1422年，趁郑和远在海外之际，帝国官僚们终于让皇帝放弃了海外扩张的企圖，理由是：外面的世界太大了，让我们感到恐惧。当西欧为了建立海军不惜向威尼斯银行家借贷时，郑和却被召回，兵部将郑和船队数十年舍生忘死才得到的具有重要战略价值的航海资料销毁，舰船在海港中腐烂掉，同时下令停止建造远洋舰船，严禁海外私人贸易。郑和舰队本来粉碎了来自马六甲海峡等的一系列挑战，明帝国获得了控制这些战略要地的合法性，从而可以控制亚欧国际航路。然而，地缘战略思想，特别是海权意识的缺乏，使中国将近在咫尺的制海权拱手让与他人，否则当时葡萄牙人根本没有机会进入远东。这一切加在一起，造成一个可悲的结局，这就是一直延续下来的国防战略中的“大陆军主义”，海军发展长期滞后，中国从未成就海上霸权。郑和若地下有知，是否会死不瞑目？为海防一再呐喊的李鸿章是近代历史上最早具有海权观念、最早看到海防重要性的战略家和外交家，他与左宗棠之间的海防塞防之争，凸显了中国缺乏现代海洋意识。本来这场争论的实质是国防资源投放的重点，然而，李鸿章加强海防的呐喊却被扣上“卖国”的帽子。

——中国地缘战略和外交的要义应是最大限度地维护中国自身的利益，特别是国家安全和民众的福祉。中国主导的东亚国际体系总体说在历史上维持了东亚地区的稳定，也维护了自身的利益，朝贡体制在古代对中国和周边国家来说总体上是双赢的。但不可否认，古代中国超过必要、合理的限度，应邻国要求出兵打仗，为邻国利益买单，影响中国自身利益甚至给中国百姓带来灾难的例子并不罕见。在中国近代和当代国际关系史上，屡有朝鲜、越南、柬埔寨等周边弱小邻国情势变化使中国卷入与日、法、美、苏等大国间的争斗乃至战争的经历。外交在本质上也是一种利益的博弈，中国千年外交史上鲜有利己不利人的霸权外交，但利人不利己、花钱不讨好的赔本外交并不少见，这种情况，对中国社会自身的经济和政治发展，产生了长远的影响，其是是非非、利弊得失，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总结这方面的经验教训，对维护和发展中国的地缘政治利益非常必要。

——维护领土利益，特别是维护具有战略意义的领土利益是维护中国地缘政治利益的关键。在古代中国，既有不少对失去领土耿耿于怀的事例，如大宋一直图谋收复燕云十六州；也有不少对失去土地并不在乎的事例，如大清对俄罗斯割去大片领土常常并不十分在意。清入主中原，一方面使国土面积较明朝大幅增加，中国成为拥有一千多万平方公里的空前统一的国家；另一方面，对海外开疆扩土不感兴趣。1753年（乾隆十八年），苏禄苏丹国（今菲律宾）向清廷上《请奉纳版图表文》，请求将本国土地、丁户编入大清版图，使菲律宾成为中国的一部分，以便依托中国，得到庇护。但此时的乾隆皇帝正奉行闭关锁国政策，对海岸线以外毫无兴趣，甚至认为华侨都是“汉奸”，死不足惜。在这种思维定势下，他对纯属“外人”的苏禄请求根本不在意，苏禄希望成为“中国固有领土”的请求被婉言谢绝。1776年，在美国独立的同一年，来自广东梅县的华人牵头，曾在世界第三大岛——东南亚的加里曼丹岛西部建立了一个兰芳共和国。这个华人国家刚刚建国，就派人回国，觐见乾隆皇帝，想把西婆罗洲这一大块土地纳入大清版图，或变成藩属国家。但乾隆根本不想理睬这些“天朝弃民”，也不承认这个国家。兰芳共和国携手当地土著居民，抵抗西方殖民者的入侵长达 107年，直到19世纪末才被荷兰殖民者所灭。试想，如乾隆当时不拒绝，现在的南海是什么格局？一个不争的历史事实是：中国接二连三失去海参崴、唐努乌梁海、夜莺岛等具有战略意义的要地，地缘战略环境大大恶化了。罗斯福总统在开罗会议上，两次提出将日本强占的琉球群岛交还中国，他对蒋介石说：“我反复考虑，琉球群岛在台湾的东北面，面向太平洋，是你们的东部屏障，战略地位极其重要。你们收复了台湾，如果不得到琉球，台湾也不会有安全。更重要的是，此岛不能让侵略成性的日本长期占领，是不是与台湾及澎湖列岛一并交给你们管辖？”（《激荡中国海》，王佩云著，作家出版社出版2010年版）想不到蒋介石两次加以拒绝，罗斯福百思不得其解，由此埋下了钓鱼岛问题的祸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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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北亚自古以来在中国周边地缘政治环境中占有特殊的地位。东北亚问题的实质是中国与朝鲜和日本的关系。朝鲜多数时候保持了对中国的宗藩关系，日本则基本上始终不承认中国在东亚国际体系中的主导地位。日本的岛国地位塑造了日本人的岛国心态，吃硬不吃软是日本的个性。同日本打交道必须实力特别强大，而且强大的实力必须得到验证，它才会同你“友好”、和平相处。如果将它的实力彻底摧毁，它甚至还会心甘情愿地成为你的盟友。否则，日本会敢于向你挑战，比如对唐朝和明朝，以及对沙皇俄国和二战时期的美国。日本一直企图在亚洲大陆取得立足之地。地理环境决定了日本要想在大陆伸足，必先对朝鲜下手。朝鲜同中国的关系通常被比喻成“唇齿关系”，从地缘环境看，朝鲜是中国的战略壁垒，中国往往成为朝鲜最重要的保护国。古代政治家们考虑更多的是如何保护朝鲜作为中国藩属国的利益不受侵犯，朝鲜的地理环境决定了受到欺负时，总是向中国伸出求援之手，中国多次有意无意地被卷进朝日冲突之中。公元663年爆发的中日之间的第一次战争，日本完败，接着，664年、671年，唐朝先后派遣强大的海军舰队访日，明为交通使团，实际上可以说是示威，是军事威慑。日本因此谨慎起来，老实了约1000年。扩张野心受挫的日本感受到中国唐朝的强大、文化的先进，它不仅从朝鲜半岛抽身而退，而且以后不断派遣“遣唐使”。此举虽被人一厢情愿地看成是中日友好交往的一段历史佳话，但从日本长期向亚洲大陆扩张的历史行为看，同时也是它以此刺探唐朝的虚实以便超越中国战胜中国，绝非单纯为友谊而来。万历皇帝在1592年发起了援朝抗日战争，前后历时七年，明朝“几举海内之全力”，用兵数十万，费银近800万两，历经战与和的反复，最终异常艰苦地赢得了胜利，使日本元气大丧，300年间无力觊觎中国大陆。为什么要抗日援朝？万历皇帝在平倭诏书中明确说：“朝鲜失，则国门开。”万历皇帝的确具有地缘政治的思想。1840年开始，东北亚的宗藩、朝贡体制被西方列强逐渐打破，一个半世纪以来，列国纷争、大国博弈成为东北亚地区的常态。二战结束后，东北亚成为两大阵营角力的疆场。有人说：自古以来，日本的扩张方向就是大陆，中国是其地缘政治上的历史性障碍，中国即使主观上丝毫不想威胁日本，中国的存在就是日本的不舒服。而一个强大的中国存在，日本更感到特别别扭。这或许就是日本对中国长期的“历史情结”。日本天然的扩张欲望决定了历史上中日交往敌意胜于友好，冲突多于合作。中日关系的这一历史性质，可以说至今没有改变。日本借助美国恢复国力后，又开始挑衅中国，“一阔脸就变”的历史习性无根本变化。东北亚地缘政治的历史凸现了某种规律：日本在中日交手中失败一次，东北亚就稳定一段时间，中日随之会友好一个时期。日本在白江口海战、露梁海海战、抗日战争中败于中国的历史证明了这一点。如果日本战胜了中国，它就会得寸进尺。例如，日本在打赢甲午战争后不久，又全面发动了对中国的侵略战争。因此，维持东北亚的稳定，中国必须在军事力量上保持绝对优势，这是把握和处理东北亚地缘战略不能忽视的关键。

——地缘战略位置的作用十分重要，但正確的战略方针和外交谋划，可以克服地缘战略位置上先天的不足。俾斯麦时代的德国集中战略和外交资源，避实就虚，扬长避短，纵横捭阖，三战三胜，终于实现了德意志的统一。德国强大起来后，威廉二世却让德国陷入两面作战，最后竟一败涂地。改革开放前的中国在地缘政治环境上处于被孤立、被包围的状态，后来中国抓住机遇，排除阻力，不怕干扰，果断实现中日、中韩等建交，为后来的改革开放奠定了良好的地缘政治基础。这充分说明事在人为，如果没有正确的战略和外交谋划，良好的地缘战略优势就难以发挥作用；而处在不利的地缘战略位置时，仔细分析自己的战略环境，做出正确的战略部署和外交规划，也可以逐步弥补地缘政治环境的不足。不变的是地缘自然环境和国家利益，可变的是周边政治环境和敌友关系。敌人或朋友关系的界定，一切都在不断调整变动之中，而决定这一变化的关键是国家的核心利益。

——外交必须围绕维护和巩固国家的安全边界和利益边界来展开。国家安全边界是指国家对其分布于主权之外的利益的可控制与保护程度，即寻求国家安全的纵深空间。国家利益边界是指国家在对外交往中获得利益的最大范围和程度。在闭关自守的时代，安全边界与利益边界基本重合。在全球化时代，安全边界向立体拓展，利益边界向境外延伸，“边界”的概念在不断拓展。传统的边界概念与领土、主权联系在一起，基本上可称为“领土边界”，这时，国家追求安全边界的行动主要是寻找、确定、维护国家的天然疆界，如山脉、海洋，甚至是人为的关隘等，古代长城就说明了这一点。随着人类活动空间的扩展，海洋已不是阻碍人类往来的障碍而是人类交流的又一新的通道，“边界”就不仅仅局限在与领土的关系上了。在全球化时代，多维的边界使安全不再只是邻国间的事，一国的安全不可能局限于一国边界之内，因此有了国家领土边界安全和国家安全边界的差异，有了主权范围以内的利益和主权范围以外的利益的区别。中国在21世纪要成长为世界性大国，审视中国的周边环境，构建中国新形势下的安全观，寻求和维护中国的安全边界就成为地缘政治的首要任务。与此同时，还必须考虑外交如何适应中国逐渐发展的全球利益的需要。中国现在的全球利益还很不明显，但这种利益正在成长，中国正在成为资源消费大国，也拥有了越来越多的全球利益，随着全球利益的增长，中国必然需要不断完善自己的全球地缘战略。

21世纪是“亚太世纪”，更确切地说，是亚太地区国家主导国际关系的世纪。东亚是亚太地区的核心地带，中国处在不断扩展的亚太地区的地理中心，有可能成为亚太地区最重要的力量中心。这一地位将使中国成为亚太地区的地缘中心国。从地缘政治的视角看，实现中华民族的复兴体现在中国应当首先在亚洲崛起。中国如果不能在亚洲崛起，则绝对不能在世界崛起。中国地缘政治的重点理应放在自己的亚洲近邻。复兴的内涵是什么？复兴不是要恢复当年中国主导的东亚体系，不等于重建以中国为朝贡对象的朝贡体系——这既不现实，也不可能——但至少应当是恢复古代中国在周边地缘政治中那样的影响力吧？在上述李鸿章那份著名的海防奏折里，李鸿章说：“以中国之大，而无自强自立之时，非惟可忧，抑亦可耻。”今天，我们探讨中国千年外交与地缘政治的关系，回思中国地缘政治变迁的历史，心情依然难以平静。

原载于《同舟共进》2012年第12期，转载请注明出处

4.从地缘政治看台湾问题 篇四

台湾在整个亚太地缘政治格局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所谓牵一发而动全身.台湾问题不仅是中国的主权问题,也是中国的海权以及保证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问题.而台湾还与日本实现政治大国、军事大国和美国控制亚太格局有着非比寻常的关系.首先。台湾于中国可谓具有生死攸关的意义。

台湾东临太平洋，东北邻琉球群岛，相隔约600公里；南界巴士海峡，与菲律宾相隔约300公里；西隔台湾海峡与福建相望。台湾是亚洲六大陆的的前卫，西太平洋的桥头堡。而台湾海峡是欧亚航线必经的通道，也是东南亚和东北亚之间航空及海运的必经之地。台湾是中国守卫大陆内地的前哨,也是中国面向太平洋的门户，意义可谓生死攸关。

从地图上很容易看出，从日本到东盟，中国基本上处于美国岛链战略包围中，中国的活动区域受到严重的限制。而东南沿海一带是我国经济的黄金地带，最发达的工业基地也基本在此范围内。中国要想突破美国的岛链限制，保护沿海发达地区的经济的发展，必须在太平洋地区找到一个安全的入海口，而台湾是中国面向太平洋最便捷的门户,是实现其海权利益的东海前沿基地。“统一台湾，中国北可遏制日本军事对中国东北再次觊觎的可能，南可与海南省一道对中国南沙主权诸岛屿形成巨大的钳型保护，并由此对通过马六甲海峡的中国海运安全产生有效的保障；西可扩展中国东南安全空间，对中国东南沿海黄金经济带形成前锋拱卫。”中国军队就可以东出太平洋扩大海防纵深，从而更好地保护大陆沿海和内地的安全。如果台湾不统一,中国是一个连小国都敢来取一勺饮的受遏制的大国.“台独”一旦得逞,南沙就会不保,中国原本就不太乐观的海权就将受到毁灭性打击.中国通往欧洲的航线将受到阻截,且失去南沙丰富的海洋空间和资源,而在中国经济发展中处于前沿地带的东南沿海地区,就将失去保护屏障,直接受到日本和美国的威胁.到那时中国就相当于一个内陆国家.中国将丧失大国地位,其安全权和发展权乃至生存权将受到致命性打击.台湾于中国的地缘政治意义,可谓牵一发而动全身.台湾问题意味着中国对延续百年的海权地缘政治的根本挑战,无论如何中国非得统一台湾,这关乎一个历史大国的信誉、生存以及发展.同样，台湾对于延伸日本的安全空间也具有重要意义。

纵观历史,日本一直在谋求政治大国和军事大国的地位，冲破雅尔塔体系的束缚。而日本是一个岛国，资源贫乏，市场狭小，缺乏发展的地缘政治空间。“日本的地缘政治条件四面掣肘，极其脆弱。在北方，俄国人踩着“北方四岛”后尾。南方还有美国在冲绳岛牵着日本的缰绳。中间还有亚洲国家不断的敲打日本右翼们的脊梁骨。”根据马汉的理论，要控制海洋，必须控制海上交通线；而控制海上交通线，就必须控制关键的海上据点。所以日本要发展，必须在海洋空间上大作文章，占领更多的岛屿，从而利用《国际海洋法公约》，以获取岛屿周围半径200海里海洋资源和海洋权益。

日本有难以割舍的台湾情节，早在甲午战争时就侵占过台湾，而且台海地区是日本能源渠道的咽喉地带，台湾对于延伸日本的安全空间有重要意义。拥有台湾，日本可以控制太平洋到印度洋再到欧洲最便捷的马六甲海峡通道，日本岛屿和台湾岛形成弧形岛链对中国进行遏制，阻挠中国向东、向南发展，而俄罗斯也将被限制在亚洲北部发展，那么日本在亚洲就可以雄霸一方，甚至可以在亚太地区和美国相抗衡，到时日本就可以称得上真正意义上的大国了。

这就是日本为什么一直盯着台湾不放的原因了。而台湾问题上，钓鱼岛就是关键了。拥有钓鱼岛，也就拥有了钓鱼岛周围半径为200海里的庞大海域以及周围海域内的石油、天然气、矿产等重要资源，及其领海、领空的交通、运输权和未来潜在的资源。那么根据《国际海洋公约》关于“主权国家以200海里内的海域为其经济专属区”的条款，日本就可以利用钓鱼岛来和中国争夺台湾了。

“台独”分子就是明白这些，才想寻求日本的帮助，日本也想通过“台独”分子牵制中国，他们有着共同的利益关系，旨在建立一个“台日同盟”。

另外，台湾问题的最终结果也将影响到美国利益。

从中美建交前的美国第七舰队封锁台湾海峡到建交后发表《联合公报》，从美国一面承认“一个中国”的事实到一面又对台军售，可以看出对于中国台湾问题，美国既不希望中国统一台湾，又不希望台湾独立。

美国对中国设置的岛链限制，台湾是重要的组成部分，只要台湾不统一，台湾当局继续走“亲美路线”，美国就可以控制中国的制海权，截断中国向南发展的道路，阻止中国在亚太地区的影响扩大，防止所谓的“中国威胁”产生。，台海统一是东亚地缘政治格局的重大变化。地缘政治的变化将触及到美国的利益。那么美国是不是愿意台湾独立呢？事实告诉我们不是。美国至少在形式上是承认台湾属于中国的。如果台湾独立，日本和台湾必将走到一起，结成“同盟关系”，中国将会受到前所未有的限制。前面说过这样最大的受益者是日本，到时美国将难以控制亚太地区的局面。美国不会把台湾给日本，当年正是因为日本在甲午战争后拿走了台湾，才有后来日本法西斯的崛起和珍珠港事件。“如果中国垮下去，亚洲就出现了一个大的政治黑洞，印度、日本就会起来，俄罗斯力量就会南下，美国就无法收拾局面。”且美国如果以武力支持台湾独立，中国将会进行殊死抵抗，中国可不是科索沃、阿富汗和伊拉克，美国将不再是像现在这样陷入战争泥潭不可自拔这么简单。所以美国最希望中国台湾维持现状，这是美国最大的利益选择。现状不变，美国可以依靠台湾牵制中国，同时和台湾进行军事贸易获取巨大的经济利润，遏制住日本通往能源基地航线的咽喉部位，从而控制整个亚太地区。

5.中国的地缘政治现状 篇五

2015-03-11 印印泥

摘自 凤凰博报

中国政治的现状，要从两方面来讲，一是中国的国际政治格局中的地位、面临形势与未来走向。即中国外交政治思路与对国际政治走向的影响，国家利益的维护与国际地位的提高，并由此对世界政治格局产生的影响。二是中国的国内政治现状，中国最高层领导面临政治形势所作的选择及这种选择将产生的不同后果。本文是我对中国政治现状的分析与对未来中国可能采用的方针政策的预测。一家之言，仅供参考。

一，中国国际政治形势与中国的对策

中国国际政治形势，处在一个较好的发展时期。这首先得益于中国经济因为没有完全走自由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照搬美国经济模式，保留了一定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成分，保留了具有决定性作用的国有企业的经济大框架，金融业、重工业、交通、电力、钢铁等掌握在国家手上，保证了国家经济的相对独立，从而经受住了金融危机的考验。由于国内经济形势受资本主义社会金融危机的影响较小，国家有大量资金迅速注入确保国内经济稳定，从而站稳了阵脚。也因这种经济稳定，而成为世界经济复苏的“发动机”。这种经济实力，使得中国在世界政治与国际事务中影响力得到了一定的加强。由于美国与西方阵营深受金融危机影响，经济低潮尚未摆脱，这势必带来这个欧美集团一定程度上的各自为政以图自保，这种各自为政以图自保，使得西方阵营的外交政策产生了分歧，对中国的政治压迫迫于经济形势有所松懈。欧盟集团对中国的态度与美国鹰派的态度有所区别，美国鹰派孤掌难鸣，对中国的扼杀能力有所降低。与此同时，在国际上出现了容许中国壮大力量的心理准备，甚至出现了G2论调，即所谓中美共治观点。中国强大不可阻挡，正成为国际社会一种共识。这是中国在国际政治上有利的一面。另一方面我们也应看到，随着中国的强大，美国鹰派与其他铁杆反华分子，在鼓噪要趁中国还没真正强大到无法扼制之时，要借对华开战来转移国内经济危机矛盾，试图通过战争度过经济危机。近来中国南海局势，周围国家对中国南海主权不约而同提出挑战，以这些国家的军事与经济实力，显然与中国是不好对抗的，为何敢挑战中国，还不是因为背后有着大国作后盾？这些国家不过是走到前台而已。我敢断定，如果发生战争，这些国家也不过是打的代理战争，某大国会不会借此以试中国的底线，这有待继续观察，并对此保持警惕。但美国加强对西太平洋的实力投放，加强对岛链封锁，这是连瞎子都看得到的事实。意欲何为，也是值得警惕的。中国的对策是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的国策，坚持世界多元、多极政治力量共治的原则，这既利于不树强敌为和平发展减少阻力，也有利于与世界发达国家共担负世界发展各项责任，从而在全球事务上不必摊上不应承担的责任，维护国家利益。中国走和平发展路线，并不意味着放弃武力保卫自身利益，如果不识时务的国家执意要侵略中国利益，中国是有决心打一场局部战争的。

这局部战争有四大可能性：一，中国的军力与经济能承受，二，台海形势有利于中国集中军力在其他地区打一场局部战争。三，就像美国人想知道中国的战力一样，中国最高领导层也需要通过战争来了解一下自身的战斗力，以及世界政治力量在这场局部战争中所作出的动作反应。从而知己知彼，对自己未来的在国际政治博弈中更好地走出自己的棋步。四，惩一儆百。通过对某一国的迅速、准确、有力的打击，完胜之下主动收兵，军事开局外交善后，改善南海形势。和平开发是中国的目的，以打促和，也是中国在被逼得退无所退之下的不得不选的国际政治策略。通过战争，对敢轻启挑衅的外国进行警告。倾中国一国之军力（陆、海、空、岸炮、常规导弹与二炮），在西太平洋地区进行一场非核的局部战争，纵使某大国参战，鹿死谁手也在未定之数。若某大国不按对垒原则对中国大陆发动战争，中国也可以采用超限战，以潜艇突破封锁，跳出内线到敌后方作战，也可以攻击敌国大陆。视战争需要，有限核武战争与生化武器战争也是在可考虑之列。因为战争是以不被战败为目的的。一切有效手段都可以考虑。——这种后果，其实也是敌对国家虽欲扼制中国强大而终究不敢动手的原因。因为选择对抗与战争，只会两败俱伤。尤其中国掌握了机动发射洲际导弹技术与海基发射洲际导弹能力，具有二次打击的能力，在不能确保可摧毁中国所有核武的前提下，任何国家都不敢发起一场对中国的侵略战争。中国储存几十年的被淘汰的武器弹药若用在战场，并不增加中国多少战争成本，而通过战争锻炼军队与战力，中国只有在未来战争中获得战争经验与经过战争考验的将领军人这一宝贵财富。还可以以此来完善国家动员社会力量的组织机制，用战争来对社会财富作国家与民间财富的调整，增强国家实力与民族凝聚力。

在国际政治格局中，引人注目的是美国与日本的国策在悄然发生变化。在朝鲜发射卫星问题上我们可以看到华盛顿所作的克制，这可解读为美国在短期内不想在亚洲发动一场战争。本想藉日美安保条约称霸亚洲的日本，看清了美国的基本国策后，不得不改变了亚洲政策。经济与政治形势，使得日本与中国和美国两国的外交政策发生了若干微妙的变化，日本正向中国靠近。未来十年，日中会不会走得更近，从而主导西太平洋地域政治走向，让亚洲成为亚洲人的亚洲，这是值得关注的一点。而中俄背靠背团结互为战略纵深，这也是中俄对美国岛链压迫与北约东扩的有力后盾。中国对巴基斯坦外交政策正发生微妙的变化，这是为了搞好与印度的关系，也是为了减少后方压力以全力对付前方来自太平洋的军事压力。

中国的国际政策，还是想求得一个相对稳定的和平期，发展自己国家实力，这实力包括经济实力与军事实力、文化软实力。中国哲学是不战而屈人之兵。能通过经济与其他手段可以达到目的的事，决不选择战争。通过发展经济，从而实现自己的强国愿景，增加在世界事务与地区事务中的发言的份量，这是中国国际政治的不变方针。这也便是和平发展的本意。从台海形势的变化来看，中国的策略是成功的，它不说已彻底瓦解了台湾独立势力，但至少是消除了至少一半台湾民众的一半敌意，三通的实现是两岸走向和平发展的前兆与前提。日本以后将是第二个台湾——敌意将被慢慢消解，和平的因素在增加。战斗是建立在能战胜的基础上的，日本意识到中国不可战胜，它就不会选择与中国对抗之路。只要不对抗，和平就发展就会有希望。日本在二战中所提出的本来属于欺骗日本国内民众与中国民众的口号——东亚共荣，有可能在新世纪新形势下以一种新的方式实现：日本获得中国的土地资源、人力资源与市场，中国获得日本的资金、技术与企业与社会管理经验，从而优势互补，获得双赢。这种东亚共荣前景，如果是在和平友好基础上、本着互利原则实施，是符合中日两国人民共同利益的。而若中日联手，日本不再需要美国的核保护伞，日美联盟出现分裂，美国势力可能要被迫逐渐退出亚洲地区。中国军事力量在十年内将得到进一步发展，随着中国建成航母与核潜艇与常规潜艇的数量的进一步增加，中国军事力量走出第一岛链，打破第二岛链封锁也是正常的发展趋势。预警机与电子战飞机船只主要能飞到开到第一岛链以外，第二岛链就不攻自破了。因为在预警之下，中国二炮力量可以使战略防御的纵深延伸到第二岛链位置。北斗系统的强化与GPS系统的接近崩溃，也使中美军事力量产生一定的变化，对中国有利。但中国利用这些变化，只不过是为了求得自身的安全，而不是对美国全球军事最强国的地位发动挑战，抢夺美国人在全球的利益。——但有一点可以肯定的，中国会以和平的方式，用经济策略来维护与扩大自己的国家利益，其中有一部分利益份额是来自美国原来所多占的。

我想，中国国际政治策略，基本是走这样的路线：和平发展，与邻国友好相处，对中俄关系、中日关系与中印关系都会处理好，保持原则，增强友谊。对美也是强调合作与对话。因为中国不希望在发展时期遇到战争影响自己的强大发展。

二，中国国内政治形势与当局的政治选择

与国际政治形势相比，中国国内政治形势较为严峻。这突出表现在以下领域：一，官员腐败前所未有的严重。制度腐败——法律保障与制度安排的政府权力性腐败同样严重。二，社会公平在三十年来遭到严重践踏，两极分化严重。社会资源分配严重不平等。农民与工人利益遭到侵占。三，权力的取得与支配存在严重问题。四，人权与自由度没得到有力保障。

针对上述五大问题，中共意识到了形势严峻，打击腐败的力度在加大的同时，对预防官员腐败犯罪作了制度上的限制，出台了一系列针对性政策，加强了对官员的审计工作与强化了监督功能。但对制度腐败——法律保障与制度安排的政府权力性腐败，尚缺乏整改措施。如公务员的工薪，在社会上明显高于教师队伍，南京大学的校长都对此有所怨言，公开发表文章予以指责。相对工农阶层而言，教师还是好的。公务员的工薪，相对城市居民与农村人口的人均收入，要高出五倍至十倍甚至二十倍。（中国农村人员人均收入为五千元人民币不到。城市居民收入平均约为一万五千元收入。）公务员，如经济发达地区的公务员，年收入达到六位数，十几万与几十万收入者不等。央企高管作为公务员的特殊群体，更是薪酬高出中国人均收入几十倍与上百倍，年收入从几十万到几千万元不等——而这是由法律制度保证的，不算个人腐败——这种利用掌握权力为自己阶层多占社会财富的行为，引起了全国人民普遍的愤怒。——如何纠正这种畸型高收入的制度性腐败，成为中国共产党面前一道严峻的课题。是维护既得利益者利益，还是维护社会公平，考验着执政党的执政良知与执政党所标榜的社会主义原则是否真正得到实行。二，社会公平问题依旧是一个严重的问题。对弱势群体的工人利益与农民利益，缺乏有力的保护。工人在工业生产中支出与收入不成正比，福利与薪酬无法维持他们过着稍为象样的生活。在目前中国，一个人的一生需要开支，从童年起到老年止，维持一个生命的需求，包括受教育、结婚、医疗、生育、养老、住房、衣食与必要的文化消费，约为120万元。以六十岁退休二十岁参加工作四十年工作时间计，每年增均收入得三万元才行——因为私有企业是不给工人发退休工资的。事实上，中国劳动能力最强壮年龄段的产业工人工资，年收入平均不到一万五千元。工人营养严重不良，恶劣的工作环境对健康损害非常大。工作时间严重超出。在工人利益维护上，中国工会是无力的。农民利益，更是受到了严重的工农业产品剪刀差的侵害，耕地被国家与商业团体人、工厂主征用时，农民获得的赔偿远低于应得标准。国家向农民提供的公共服务与公共产品：配套的水利工程、优质价廉的化肥种子农药与免费的科学技术指导，严重不足。三农问题是制约中国发展最严重的问题。三，政府官员的权力的取得与使用存在严重问题：缺乏民意基础。基层与中层官员不是选举出来的，而是任命为主的。权力使用缺乏民意机构必要的监督。政府开支不够透明。官员的财产公示制度还没得到建立。四，人权，尤其是公民的文化与政治发展权利没得到有力的保护。缺乏公民参与政治与社会管理的公平竞争上岗的途径。

社会公平与三农问题，中央政府也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但措施尚不够有力。对富人的征税太低，没体现出二次分配的公平程度。基层选举直选，直选同时由基层村级向乡镇级推进。这种努力我们已经看到，但尚未形成普遍模式。县级选举没展开，一个县域内的经济权力就意味着还没被人民所掌握，由民意支配使用，体现社会资源使用公平。官员财产公示制度正在酝酿中，何时得到执行，令人拭目以待。干部任命中的公示制度对权力的取得有着一种约束力，待聘用干部的公开答辩，令干部使用透明度有所加强。但总的来说，干部的任命与使用，尚不够透明。民众的参与力度还不够。人权方面，我们注意到，出版权正开始逐步放开，出版行为向商业行为回归，为人们的文化权利的实现提供了制度保证。网络上自由言论程度较高。但政治发展权利方面，限制尚多，没有提供足够的空间让人发展。政党法与结社法规尚未单独制定出来。

从大的方面来说，中共执政党正如外国观察家所看到的那样，正由革命党向执政党角色转化，并吸引西方社会民主党的经验，向全民党转化。执政党与参政党的政治模式，是有别于美国两党制的另一政治模式，从政治实践上来说，是成功的，比较稳定地执行国家意志，国家利益可以得到较好的维护。但从另一方面，参政党只限于几个民主党派显然是不够的，不利于其他政治力量参政。如何放开、吸收其他政治力量、尤其是新鲜的政治血液进入国家政治生活，这是一个新课题。全靠在体制内成长，并不是一条最好的路线，应该多路并举。

人大代表选举与政协委员的选拔，存在着问题。人大代表不是按界别人数确定，官员占太多，民意体现不够。以往的人大代表的参政议政能力与政治热情、政治智慧不够。政协委员也存在着同样问题。有些学者、演员、专业人才显然不是合适的政治人才，摆进人大政协是滥竽充数。这些对国家作出贡献、在业界有声望的人，国家可以通过其他方式表彰他们，而不是把他们放在一个不合适的位置上，使他们的业务能力与国家政治运行的技术成熟性，受到双重损失。

未来十年，中国政府会在上述问题上有所调整政策方针。如果调整好，中国社会就会稳步有序地发展，如果不进行有力的改革，任由问题严重下去，可能会带来严重的政治危机，会引发社会动荡。

可以肯定的是，中国国内目前结构，还是非常稳定的。除了上述问题外，无论是民族问题、宗教问题都不会引发大的**。“民主派”要想彻底推翻中共统治，取而代之，无论是从政治力量还是执政经验、政治智慧、政治人才储备，都是不足的，若想有所作为，除了加入中共执政的政治大合唱，别无良法以实现自己的治理国家的理想。在政治路线上，坚持社会主义的左翼力量会渐渐得到加强，这与社会公平的潮流趋势是一致的。但左翼的主张实现，也只能通过法律途径积极参政来进行，否则也只会带来社会动荡，对民族振兴大业与国家利益不利。从目前看，左翼的主张虽然不乏激进者，但在行动上是理性的、温和的、遵照法律途径来申述其主张的。由于缺少旗手与组织，虽然左翼的潜在力量强大，但目前的力量还是薄弱的，尚未构成对现实政治的影响力。不过，左翼思想符合民心。如果政府政策不向左微调，切实照顾到社会公平，左翼力量就有可能得到更多的民意支持，在未来成为与政府路线分庭抗礼的一股政治力量，可能会引由左翼发动的“玫瑰革命”与左翼主导的政治变革。这些变革，在拉美国家已成为现实。

6.中国的地缘政治现状 篇六

本文作者在冷战结束后的第7年，写下这本书。布氏在此背景下，为美国在最大的对手轰然倒下后的7年里，做出美国的全球战略构想，美国此时已经是全球霸主，在苏联的倒下，美国在历史、现实和未来的角度看，得欧亚大陆的天下者，即是全球的天下者。进而对苏联的倒下出现的在欧亚大陆的上以及周边的各种状况做出了一一的分析和论述。书中视欧亚大陆为一个大棋局：“地缘战略棋手”法、德、俄、中、印有能力、有民族意志在其国境之外运用力量或影响去改变现有地缘政治状况以及影响美国的利益；“地缘政治支轴国家”乌克兰、阿塞拜疆、韩国、土耳其和伊朗则处于敏感的地理位置以及它们潜在的脆弱状态对地缘战略棋手行为能造成影响。在此我读了此书做了粗略的笔记，主要从作者介绍、文章主要内容和对文章的反思和现实意义三个方面来介绍。

一、作者简介布热津斯基，1928年3月28日生于波兰华沙，著名的波兰裔美国国际关系学者、地缘战略家、国务活动家、外交家。卡特政府的国家安全顾问，美国国家安全事务助理（1977～1981），美国重量级智囊之一。1928年3月出生于波兰华沙，其父为1938年波兰驻加拿大蒙特利尔总领事，幼年随父母生活在国外。1945年全家定居加拿大。

1949年毕业于加拿大麦吉尔大学，1950年就读于美国哈佛大学，1953年获哲学博士学位。同年移居美国，1958年加入美国籍。1956年任哈佛大学俄国研究中心和国际问题中心助理教授、副研究员。1960年任哥伦比亚大学国际法和政治学副教授。1961年任J.F.肯尼迪外交政策顾问。1961年任社会科学研究学会当代中国问题联合委员会成员。1962年任哥伦比亚大学国际法教授和哥伦比

亚大学国际动态研究所所长。1962年后任国务院和兰德公司顾问。1966年任国务院政策计划委员会委员。1973年与大通曼哈顿银行董事长戴维·洛克菲勒(D共同发起组织美、欧、日“三边委员会”，任主任。1977年任J·卡特政府国家安全事务助理，为中美关系的发展做出重大贡献，支持中美建交。1981年后，任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教授、乔治顿大学战略与国际问题中心高级顾问。1987年3月起任美国－中国协会副主席。现任华盛顿战略和国际问题研究中心理事和约翰霍普金斯大学高级国际研究院教授。曾获总统自由勋章。主要著有《大失败 20世纪共产主义的兴亡》、《大失控—21世纪前夜的全球动荡》、《美国的抉择——是王道还是霸道》、《两个时代之间－美国在电子技术时代的任务》、《大博弈——全球政治觉醒对美国的挑战》《实力与原则——布热津斯基回忆录》等12著作。

二、文章的主要内容

本书分为七章，分为四个大的部分。第一章是第一部分，是对新兴的霸权，即现代意义的全球性大国的界定；第二章为第二部分，是对欧亚大陆的整体战略地位分析；第三至第六章是第三部分，是对具体的战略要地分析；第七章为第四部分，是对美国在欧亚大陆的地缘战略总体分析。

第一章是第一部分：是对新兴的霸权，即现代意义的全球性大国的界定

从美国的1898年的美西战争胜利，门罗主义外交政策维持西半球地位，再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地缘政治膨胀和短暂机遇，到最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全球战争胜利，美国完成走上全球大国道路，再此苏联是与美国争霸和可以抗衡的世界大国。双方竞争各有优势，而美国在政治民主、经济、文化、科技以及体系结构相对占优；在历史上的罗马帝国、中国个朝代、西班牙和英国等世界其他帝国在军事力量、经济、技术实力、文化以及交往和控制的范围都有其局限性，不能称得上真正意义上的世界大国；美国要建立全球体系，要反映美国国内经验的社会和政治制度多元性，即建立一个标准式的美国模式和美国的世界，作者认为这不是每个民众的想法，而是美国民主思想、经济发展、技术先进、发达通讯和文化吸引等的作用。

第二章为第二部分：是对欧亚大陆的整体战略地位分析

在欧亚大陆上，美国在苏联的倒下，便想建立一个美国的世界。面对苏联的倒下出现欧亚大陆中间地带，“地缘战略棋手”法、德、俄、中、印有能力、有民族意志在其国境之外运用力量或影响去改变现有地缘政治状况以及影响美国的利益；“地缘政治支轴国家”乌克兰、阿塞拜疆、韩国、土耳其和伊朗则处于敏感的地理位置以及它们潜在的脆弱状态对地缘战略棋手行为能造成影响。

第三至第六章是第三部分：是对具体的战略要地分析

美国把在政治民主、共同价值观和总体相同的宗教以及相近的文化的欧洲作为在亚欧推广民主的桥头堡；在法国和德国之间的地缘政治范围，分别对美国有着不同的地缘政治影响。而美国的在总体目标上反对法国、支持亲美的德国、介入欧洲统一和加强欧美军事的联合以及对俄罗斯的遏制或隔开，因此在短期、长期中实施北约东扩和欧盟东扩主要吞噬俄罗斯地缘利益。在冷战结束后出现的黑洞，即欧亚大陆的“心脏地带”的东欧、高加索地区和中亚地区。这里一直是苏联的地缘政治战略地，有邻近突厥语的土耳其，伊斯兰世界的阿拉伯国家，亚洲内陆的阿富汗和中国。在对俄罗斯的战略想法上，在对俄的友好西化俄方与对立中选择，而俄方的各种势力博弈和政治精英以及军方人士决定美苏走向或俄继续苏联的地缘利益，从现在看来那是符合俄罗斯的战略利益，而美国和欧洲支持俄的战略要地乌克兰独立。再此俄罗斯在面临地缘政治多元性和反对加入欧洲民主国家而排斥在外的困境，这也是后来美欧东扩采用缓慢吞噬策略。在成为欧亚大陆的巴尔干的的9个国家中，民族众多和民族矛盾多、民族混杂复杂、文化繁多复杂再加上这地区的资源丰富和经济相对贫困，地区很不平衡。大国在这地区的利益争夺重叠成为地区焦点。美国对此采取不统治不排他的利益共享的军事制衡企图。而面对远东的中国视为美国未来最大对手，美国把韩国和西太平洋部分岛国作为遏制未来中国强大的立足点，用日本来阻碍中国亚洲大国和世界大国的实现。中国作为地区性大国在军事、经济的发展和政治民主化以及人权问题的阻碍，还有这个对朝鲜和俄罗斯远东历史经济问题，涉及中国的地区利益。而美国把盟国日本经济和军事地区大国，但孤立于本地区的实际国际性大国。美国欲东亚实现中美日的地缘政治平衡关系。中国在资金和技术依赖西方又与日本相制衡，使美国的均势策略在全球体系减少远东负担。而韩国也是中美地缘利益直接点，面对朝鲜半岛统一和保持与日本密切关系，远东中国是美国的最大对

手急需力量均势。

第七章为第四部分：是对美国在欧亚大陆的地缘战略总体分析。

美国作为目前唯一的全球性超级大国，利用军事制衡亚欧大陆分配力量。在欧洲依靠法德两国推行民主和支持。俄罗斯的前途不确定性和对中国的在台湾问题上阻碍中美关系，实现和施压导致中国民主化。在欧亚大陆地缘战略上，美国要做好计划和步骤反击对手。培育真正伙伴，欧洲和北约东扩依靠德法国支持，遏制俄罗斯反击野心和加强对俄罗斯的安全保证。拉拢乌克兰和支持高加索国家以及中亚国家的独立性。推土耳其欧，改善与伊朗关系，推进和拉拢印度抗衡中国。加强中国对话免遭中国在远东赶出。欲在扩大北约加上俄罗斯以及中日形成欧亚安全体系。在长期的世界情况看，美国的经济、科技、文化、民族结构宗教等的影响和因素，还有网络的发展美国成为最后一个全球性超级大国。

三、对文章的反思和现实意义

作者对全球性大国的界定只是在于确立美国的话语权和优越感。西班牙、英国控制的土地和贸易相比美国要强，而且其经济、军事的控制或半控制。而基督教的传播也是重要方面。虽然美国有文化上的优越感，但也出现对他国的直接干涉和国内的分裂主义？美国发动的越南战争、朝鲜战争和入侵格拉纳达等。对美国全球性大国界定的四个方面，作者没有用政治力量来衡量，当然美国的目的也是谋求全球的政治霸权，虽然美国在全球确立了霸主而对他国为所欲为美国政治标准，但只是在谋求国家利益为核心时有时限制。美国认为其文化、民主吸引力，对全球世界各国的青年有着很强吸引力，那么既然有很强的吸引力，为什么对中东伊斯兰主义、共产主义以及极权政府或政权的担心而进行渗透、干涉、打击，这明显是美国建霸权的战略选择。美国经济模式的吸引力增长，但建立在优势地位的全球市场以及美国控制或控股占绝对权的体系控制着体系的运作，这与美国善意无关。而在中亚地区也要加强上合组织的体系联系，限制和排除美军事存在是中俄以及中亚的良策。对于美国在乌克兰的战略上成功了，是乌克兰走近欧美 而与俄罗斯疏远及对抗，但克里米亚的入俄，其技术是失败了，克里米亚入俄也使俄在东南出海外有了战略要地。当然这也对俄罗斯地缘政治来说是一种牵制，对中国的西太平洋问题是否有机会或被美遏制，还取决于欧洲的统一对乌克兰干预程度，而欧洲独立与美国主导目的的差异很大，因此中国欧洲关系要加强和合作，主要注重与德法两国的关系。即使美俄关系和缓但处于战略安全困境中。美国战略均势与欧亚大陆建立各种组织都有美国势力并维持组织均势，即达到美国控制世界的目的。美国对这目的实施也在开展，运用各地区和各国地区矛盾、民族矛盾以及种种矛盾维持实力渗透和存在，比如高加索民族问题、土耳其民族问题、伊朗民族问题、俄罗斯车臣民族问题以及中国的新疆西藏问题。当然这些地区资源对美国战略意义重大。如继续存在或中美日的大三角讲出现并且影响美日同盟，但情况没有那么乐观。美国也不乐意中日韩共同体的形成，可能共同体出现美国势力排除于外，进而美国可能也进入东亚共同体实现均势状态，达到遏制中国以及日本。而在东南亚将是现实版的遏制中国战略但中国要保持和加强与东盟的关系将是上策。

7.论地缘政治的“对抗性”思维 篇七

[关键词]地缘政治“对抗性”核威慑相互依赖

中图分类号：D8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7－1369(2009)5－0056－05

地缘政治的基本逻辑：权力决定利益

地缘政治学是“把地理视为影响甚至决定国家政治行为的一个基本因素，”“根据各种地理要素和政治格局的地域形势，分析并预测世界或地区范围内的战略形势及有关国家的政治行为”的理论。以政治学的视角解读地理要素，并得出具有政治内涵的结论是地缘政治理论的基本特点。

政治最基本的概念是“权力”和“利益”。争取权力以影响利益分配是最基本的政治行为。从静态的视角分析，地缘政治通常表现为“一国家所占地球部分与地球整体之间的关系”，以及因此而产生的“与其余国家间的相互关系”。由于地理要素具有独特的客观性，因此，它通常被视为“国家权力状态中最稳定因素。”

从动态的视角考察，地缘政治更多体现为某个国家超越本国领土范围，谋求“影响或控制它视为具有战略意义的领土”的行为。在动态的国际环境中，国家间的地理关系更多衍射出强者与弱者、主动与被动、主导与服从等一系列不平衡的权力和利益关系。

地缘政治是自然地理被赋予政治影响的结果。自然地理和一般的地理关系并不属于政治范畴。然而，当客观的地理关系被纳入政治视野，无论静态的分析，还是动态的考察，政治行为人便不可能在其进行政治活动，处理政治关系，或者规划政治权力版图的时候，摆脱“利益”的立场，改变从“权力”角度认识、权衡和利用地理要素的思维惯性。从而，当权力指向特定地理位置，而地理在权力的审视下表现为利益的时候，地缘政治的基本逻辑便与政治别无二致。

从国际政治范畴看，某一地理要素的地缘政治权力和利益并不完全属于领有它的国家。通常情况下，地理要素以其自身的特点可以分出三种类型：有战略价值的无主地、有战略价值却非强国领土的地区、有战略价值亦为强国领有或控制的地区。按照这一类分，地缘政治行为大致也可以分为三种，即：对无主地的权力和利益争夺(如早期的南极开发)；对弱国控制权的争夺(如中东地区)；为争夺世界权力而进行的深入本土的对抗(如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德国进攻苏联)。

地理要素的不可移动性决定了地缘政治权力和利益的排他性，也决定了地缘政治理论和现实决策的“对抗性”思维模式。尽管经历了核时代避免核战争的约束，以及全球化时代国家间利益相互依赖的影响，地缘政治已不再是国际权力和利益体系中的核心要素，但是，在其能够继续发挥作用的战略空间，这一基本的思维模式仍然被保留了下来。

传统地缘政治理论的“对抗性”思维

虽然“地理学与政治学的任何结合都将导致战争和征服”的结论有失偏颇，但是，大多数人“都不会否认地理因素对国际关系的影响力”，并理解甚至认同“国际关系史实际上就是海权与陆权的对抗史”，“海权与陆权是一对天敌”等观点。传统地缘政治学“陆权论”、“海权论”和“空权论”就是以这样的对立与冲突为逻辑起点的。

“心脏地带说”、“边缘地带说”、“生存空间论”、“破碎地带说”是“陆权论”的四大学说。尽管各学说理论分析和结论各有侧重，但是，海权与陆权的冲突和对立却是所有学说共同的逻辑起点。麦金德的“心脏地带说”沿着海上强国和陆地强国利益对立和权力冲突的思路，把英、法、意等海洋国家视为自由世界的代表，把位于欧亚大陆中部地区的沙俄等国视为自由世界所建立的国际秩序的挑战者，提出了海上强国将因无法掌握世界枢纽地带的权力而面临威胁的观点。为了制约心脏地带的陆权强国，麦金德提出了“统治东欧——控制‘心脏地带——控制‘世界岛——控制世界”这一著名的地缘政治公式，以及如果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苏联战胜德国，“成为世界最强大的陆权强国，”那么海权国家就必须联合遏制苏联才能维持世界权力平衡的观点。

与麦金德一样，豪斯霍夫、斯派克曼与科恩也是以陆海对立为起点演绎自己的学说的。所不同的是，豪斯霍夫试图通过建立庞大的陆权帝国以最终战胜海权，而斯派克曼和科恩则从陆地的边缘地带找到了遏制陆权的新途径。斯派克曼指出俄国夺取外海不冻港才是海权强国最大的威胁，巩固“边缘地带”的权力才是应对挑战的根本所在；而科恩则认为包括中东和东南亚地区在内“破碎地带”是海权国家赢得世界权力的重要基点。

海权理论的“对抗性”建立在海权的基本概念上。按照海权论鼻祖马汉的观点，所谓海权的历史不过“是国家间竞争、相互敌意，以及那种频繁地在战争过程中达到暴力顶峰的描述”。马汉认为，海军和海军对特定海上地理要素的控制是海权实现的必要条件。为了在海权的冲突中取得胜利，一个国家必须“重视海军，大力发展海军”。海军除了“在战时保卫海岸”的任务之外，“还有更多的事情要做”。

参照马汉对美国海权战略的理解，美国海军的战略指向包括两个层次。其一是涵盖加勒比海、墨西哥湾、巴拿马地峡的“安全海权”，其二是辐射整个东亚太平洋地区的“利益海权”。所谓海军“更多要做的事”不仅包括排斥欧洲国家的势力渗入“安全海权”的范围，而且包括有效控制“加勒比海、巴拿马地峡周围大陆、夏威夷、菲律宾”等广阔的“利益海权”范围。

由于杜黑创制“空权论”的初衷指导战争，而不是发展地缘政治理论，因此，“空权论”比传统地缘政治的其他理论更强调矛盾的对抗性。在杜黑看来，“空中战场是决定性的战场”，而“空权论”的核心也就是“制空权”。所谓“制空权”就是“阻止敌人飞行的同时保证自己能飞行”。

传统地缘政治理论的“对抗性”思维深刻地影响了20世纪上半期的人类历史。德日法西斯的“生存空间”、“大东亚共荣”，以及二战前西方各国疯狂的海军军备竞赛等无不映射着以地理空间为目标的战略对抗。

核威慑下地缘政治的对抗与妥协

由于地缘政治矛盾多属主权和安全等外交手段不易协调的问题，因此，地缘政治冲突也多与战争和战争威胁相关。近代战争理论普遍承认，战争是“迫使敌人服从我们意志的一种暴力行为”，而暴力的相互作用往往使军事行动趋向极端，最大限度地使用暴力，直至彻底摧毁敌国。在这种理论影响下，传统地缘政治的对抗性思维也多呈现极端化和绝对化的特征。然而，战争是政治通过另一种手段的延续。战争的目的并不是战争本身，而是为了通过暴力所获的权力夺取利益。核武器的出现改变了战争，限制

了地缘政治冲突的极端性。

冷战是世界地缘政治的全面对抗。然而，尽管这一时期地缘政治的矛盾和对立波及全球，但是，地缘政治对抗和冲突的烈度却没有无限制地扩大。围绕地缘政治冲突而进行的战争也主要是常规战争和代理人战争。妥协与对抗并存的特征取代了传统地缘政治矛盾的不可调和性与矛盾解决过程中的极端性。是否会引发核战争成为冷战时期解决地缘政治冲突时政策选择的底线。

然而，核战争全面毁灭的威胁并没有使地缘政治的“对抗性”完全消失。冷战时期的地缘政治对抗性仍然在不触及核战争的“安全范围”内继续蔓延。这种特定烈度范围内的对抗不仅表现在二战结束之际，西方国家极力尽力获取欧亚大陆“边缘地带”控制权，以及联合起来抗衡占据“心脏地带”的苏联等战略设想中，而且表现在美国单独占领日本、“杜鲁门主义”、“柏林危机”、中东战争、“东南亚条约组织”，以及苏联入侵阿富汗、租借越南金兰湾海军基地等一系列军事政治的事件中。

在全球陆地的对峙和较量外，海洋也被史无前例地纳入全球对抗的范围。一方面，美国凭借强大的海军优势和遍布全球的盟国几乎控制了地中海、印度洋、大西洋和太平洋上所有战略要地。另一方面，苏联则根据戈尔什科夫的“国家海上威力论”提出了“建立一支与本国利益相适应的强大海军”，实施海军进攻战略，“结束由传统海军列强完全控制海洋局面”的战略目标。

在霸权国家全球对抗的夹缝中，饱受殖民主义侵略的发展中国家也开始探索本国的地缘战略。然而，在“传统”地缘政治思维的影响下，这些发展中国家提出的地缘政治理论并没有超越“对抗性”思维的禁锢。

20世纪60年代，潘尼迦以海权为切入点，提出了印度的地缘政治战略。潘尼迦认为，“任何强国，只要掌握住绝对的制海权，又有力量打得起陆战，就可以控制印度帝国，独占其贸易，剥削其无穷资源”。为使印度未来不再“俯首听命于任何夺得印度洋海上霸权的国家，”印度必须建立一支足够强大的海军，获得“阿拉伯海和孟加拉湾这两个要害地区，”马六甲海峡、安达曼群岛一尼科巴群岛，以及亚丁湾、波斯湾、索科特拉群岛等地区的海权。潘尼迦独占印度洋的海权战略构想与马汉的海权论如出一辙。唯一不同的是，潘尼迦撇开了海权与陆权的对抗，以印度和意图控制印度洋的强国之间不可避免的矛盾为逻辑前提。

相互依赖中的地缘政治“对抗性”

20世纪70年代以后，随着“马歇尔计划”的实施，世界经济逐渐以美国市场为中心，形成涵盖欧洲、日本、中南美洲、东南亚等地市场的整体经济体系。虽然这一体系延续了世界经济旧秩序的某些特征，但是却使国家间关系出现了明显的相互依赖的特征。

90年代以来，在信息技术和经济全球化的推动下，国际社会的相互依赖程度更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世界相互依赖程度的加深从本质上约束了世界各国处理国家间关系的手段和方式。通过战争方式解决国家间矛盾的代价急剧飙升。在这种情况下，地缘政治矛盾的对抗烈度在引发核战的底线基础上又增加了成本与收益的计较。除非收益明显大于成本，否则不再把战争作为解决矛盾的主要手段。

经济全球化态势下，一个国家在国际社会的权力与科技、经济因素的联系更为密切。拥有世界尖端技术、生产高附加值产品的国家和拥有中低端技术、生产中低端产品的国家通过国际市场形成产业与市场的互补关系。占据尖端产品市场国家拥有比其他产品市场更强的议价能力，同时也掌握着影响世界市场利益流转的主动权。位于中低端产品市场的国家填补次级产品市场，在中低端市场的激烈竞争中实现经济发展。国际社会不同产品与市场之间的内在联系构成了不平衡的相互依赖关系。

国际市场的不平衡依赖为强国获取世界利益开通了新途径。这在客观上增加了传统地缘政治利益的可替代性。与此同时，由于经济结构升级被视为国家发展的关键，而稳定又是发展的前提，因此，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也重新评估了地缘政治利益的重要性。发展中国家发展战略的重新评估和强国可替代权力的获得使地缘政治利益的对抗性趋于弱化。

然而，相互依赖并没有根本上削弱地缘政治对抗性的基础。全球化时代，世界“核心区域”同时也是全球政治、经济、文化和军事力量中心的特征使世界权力出现了更大程度的集中。地缘政治权力毫无例外地掌握在强国手中。在国际社会走向相互依赖的过程中，地缘政治所代表的权力和利益与经济、政治、安全等权力与利益的关系发生了质变。掌握地缘政治权力可以影响相关国家之间的经济与政治关系。拥有国家间经济关系的主导权同样也可以影响地缘政治问题的走向。当相互依赖关系的深化使掌握地缘政治权力的世界强国获得可替代权力时候，强国对世界的权力被进一步强化。

当地缘政治权力和世界权力在不平衡的相互依赖中向强国手中集中的时候，世界权力的两极分化增强了超级大国和弱国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矛盾。在相互依赖带来地缘政治利益的对抗性普遍弱化的同时，地缘政治权力的对抗性却在不平衡和权力与利益的两极分化中被逐渐强化。

地缘政治对抗性思维的逆向延续

现实世界地缘政治对抗性的延续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其一是大国间的地缘政治对抗；其二是强国对地缘战略要地的控制；其三是弱国对世界强国权力的极端反抗。欧洲地区，尽管苏联解体消除了美俄之间的意识形态对立，但是，却没有改变美俄两国之间的地缘政治关系。“潜在的来自俄罗斯的威胁依然存在”，“一旦极端民族主义者上台，美国将需要北约应付来自东方的新的威胁”等观点仍是西方现实主义政治家审视俄罗斯的基本点。为了消除俄罗斯的威胁，20世纪90年代以来，美欧等国一直积极推动“北约东扩”，在中亚地区制造“颜色革命”，蚕食俄罗斯势力范围。2008年，北约首脑峰会决意在波兰和捷克境内部署反导系统，并意图接纳格鲁吉亚和乌克兰等国加入北约，以及俄罗斯在南澳塞梯的强硬政策表明，俄美欧之间的地缘政治对立关系仍将继续。

在亚洲地区，尽管中美经贸关系的发展使双方彼此倚重，美国也相信“中国的崛起并不意味着必然与西方发生权力冲突”，然而，这一切都无益于改变美国是中国崛起将“不可避免地结束美国主导的单极时代”的观念。沿着地缘政治对抗性的思维惯性，美国不仅一直致力于支持日本成为东亚地区大国的政策，而且还利用台湾问题、南海问题演绎所谓“中国威胁论”，试图对东亚地区“分而治之”。

与大国间地缘政治矛盾的对抗性相同，地缘政治热点地区同样存在着激烈的冲突。所不同的是这种冲突表现为强国对地缘战略要地的高强度控制，以及被控制国家和地区超越地区范围的极端反抗。20世纪90年代以来，美国通过伊拉克战争和对阿富汗战争几乎垄断了中东地区的地缘政治权力。然而，掌握绝对权力的美国却没办法在与“塔利班”及中东其他原教旨主义组织的对抗中取得最后胜利。“9·11”事件的发生改变了美国与中东地区的战略对抗形势，也将美国与中东反对势力的对抗推向极端。

结论

冷战结束后，美国的一霸回归塑造了世界地缘政治权力的高度集权模式。为了巩固权力，美国渴望自己有能力“主宰欧亚大陆”，并且能够“控制世界最先进和经济最发达的三个地区中的两个”，然后实现“控制了欧亚大陆就自然而然地控制了非洲”的战略目标。美国的地缘战略留住了俄美、中美之间的地缘政治对立关系，消弭了日本、东南亚国家和中国之间的地缘政治信心，激化了中东地区地缘政治冲突。20世纪90年代以来经济全球化所深化的国际间相互依赖关系并没有彻底改变地缘政治的对抗性特征。

8.军队网络政治工作的现状 篇八

管 磊

建设信息化部队，打赢信息化战争，这是军队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也是世界主要军事强国在2l世纪中叶所不懈追求的军队建设与发展目标。虽然我军网络化建设起步较晚，但是由于网络技术的共享性及其迅速发展，我军政治工作网络化建设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并在实际工作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一、我军政治工作网络的基本概况

我军政治工作网络从第一个信息网络系统——海军政治工作信息网一组建以来，军队政治工作网络工程随着全军通信光缆工程的发展而迅速发展。目前全军主要有四个政治工作网络：海军政治工作信息网，全军军事训练信息网，全军宣传文化信息网，全军信息中心网。我们可以把这四个网统称为“军网”。

我军第一个政治工作互联网——海军政治工作信息网。于1998年2月正式启动建设。《解放军报》专门对此刊登了“海军建成我军第一个政治工作信息互联网”的消息，受到了全军的关注。同年10月海军政治工作信息网正式开放运行。该网是海军政治部根据江泽民主席“要以改革创新精神迎接世界军事发展的挑战”的号召，针对海军部队的特点而建设的，目的是为加强和改善海军思想政治教育，为政治机关和基层部队提供及时的政治工作信息服务。目前，该网的网络中心运作良好，并与分布在1.8万公里海岸线上的各部队陆续联通。海军政治工作信息网的成功建立，是我军对政治工作网络化的初步探索。总政于永波主任得知这一消息后指出：“江主席号召我们学习高科技，所谓高科技，关键是信息技术。现在信息技术运用得非常广泛，如果把信息技术引进政治工作，必然引起思想观念的巨大转变，是政治工作的一个重大变革。”并要求海军继续探索，把这件事抓紧抓好，尽快形成经验，向全军推广。

我军第二个政治工作互联网是全军军事训练信息网。它是在全军计算机技术服务中心的基础上建设而成的一个军队“教育科研网”。从1989年3月至1993年，总参谋部军训部根据全军军事训练、院校教学使用计算机迅速发展的实际，在全军先后成立了八大计算机技术服务中心，即华北、东北、华东、华南、西南、西北、华中、山东计算机技术服务中心。到1998年12月，在全军各中心的共同努力下，全军军事训练信息网基本体系组建完成。军事训练信息网的目的是总部为适应全军教育训练、院校教学需要而统一设置的信息网络，是保证军队计算机模拟训练和军校计算机教学的基本力量。

我军第三个政治工作互联网是全军宣传文化信息网。该网于1999年3月开始筹建，主办单位是总政宣传部宣传文化信息中心。1999年12月，全军宣传文化信息网与各大军区、军兵种联通，部分已经联到军、师。到今年4月，该网与全军军以上单位建立了正常联结，80％的师、旅与上级建立了联结，北京军区某师部分已经联到了班。全军宣传文化信息网是以加强改进部队思想政治教育和加强军营文化建设为出发点。最初目的是为指导员提供政治工作教育参考资料和为部队的文化活动提供素材。但现在的应用已经远远超出了这个范围。

我军第四个政治工作互联网是全军信息中心网。也叫全军指挥自动化网，是依托全军指挥自动通信网直接扩建而成的。目前正在建设的全军指挥自动化三期网(310工程)是现行的指挥自动化网(--期网)的换代升级工程。它实现了以下三个方面的转变：从专用网络向开放系统(TCP／IP)网络转变，从信息传递向信息传递／信息服务／信息处理转变，从面向作战部门向面向全军转变。它是联结各军区各单位局域网的一个大型广域网，上至总部，下至师旅以上部队(重点方向到团)。为作战指挥系统提供一个统一的网络环境，是全军各级机关、部队各类业务管理系统的共享信息处理平台。指挥自动化三期网与各单位的办公局域网通过信息中心的网络设备互相联接，各级局域网中服务器和终端加入三期网，实现全网计算机间的信息互通。需要说明的一点是，最初的自动化指挥网与现在的信息网是完全不同的两个网。信息网络是一个具有开放性、交互性、综合性等网络基本特征的互联网；自动化指挥网则纯粹是个通信指挥网，只是完成上传下达的通信指挥任务，它仅仅是一个封闭的、非交互的单一通信系统。

上述四个网络实际上是我军目前最大的四个广域网，它们共同组成了我军的“互联网”。从物理层面上看，这四个网络的主干线路都是以军队通信指挥网为依托的，各个网络在基层师旅团单位则有专门的通信线路。从功能层面上看，这四个网络相对独立，自成体系。在这四个网络中，海军政治工作信息网，全军宣传文化信息网以及军事指挥自动化网相互联通，全军军事训练信息网则在部分单位有限连通。此外，这四个网在物理层面上都不直接与国际互联网连接，也就是说军网在物理上是个“封闭的网”。在广州军区宣传文化信息中心调查时，中心的网管人员肖干事告诉我说，军网上发布的来自国际互联网的信息，如RANDO(兰登书社)、The U．S．Army(美国陆军)、Jane’s Fighting Ships(《简战舰》)、Newsweek(《新闻周刊》)等网站信息，是通过总政、装甲兵工程学院和信息工程大学的互联网信息采集站获得的，然后在军网上建立互联网站点的镜像。

二、我军政治工作网络的基本应用

科学地充分地应用网络，对我军来讲是一个崭新的课题，目前，军事工作在用，后勤工作在用，政治工作也在用，很难明确区分哪个网是用来做军事、后勤工作的，哪个网是用来做政治工作的，尤其是到了基层部队。而且，强调“结合渗透”是我军政治工作的传统做法，这就决定了网络政治工作必然渗透到四个军网中。如今，网络政治工作在思想工作方面的应用发展迅速，成效显著，而组织工作方面的应用因为涉及到许多保密问题没有解决，进展缓慢。

（一）政治工作网络在思想工作中的应用 近几年，许多单位在思想工作中，注意引进现代网络技术，不断改进政治工作的手段和方法，注意采取各种途径和方法提高思想工作信息收集、处理和反馈的效率，已经取得了不少成功的经验。北京军区某集团军的做法就很有代表性。该集团军把运用现代网络手段，作为提高思想政治教育的有效途径。首先，集团军信息中心在网络上建立了教学资源数据库，供各部队使用。他们投资500多万元在所属各部队建成局域网，收集、购买、转录千余部教学参考资料片，组织人员利用计算机多媒体技术，开发编制了马列全集、党的三代领导核心的重要论述、“三讲”正面教育、四个教育、法纪教育、党的建设、优良传统和高科技知识等8个方面的系列数据库，改变了传统思想政治教育资料缺乏的状况，使众多的教育内容得到较好的规范。其次，开辟网络课堂，使官兵坐在连队教室里，就能参与和接受团以上机关组织开展的教育活动。并针对当前部队的一些热点问题，采取“焦点访谈”、“实话实说”、“疑难追踪”等形式进行现场直播，在政治机关与基层开通热线电话，解答官兵的各种问题。第三，开设新闻时事专栏。对报纸、电视、广播等媒体上的重大政治理论、国内外大事、党的方针政策等政治教育资源，做到及时收集、及时整理贮存。第四，设立经常性思想政治工作难题会诊讨论区。为解决基层干部在工作中遇到的棘手问题，政治机关专门在网上设立了一个经常性思想政治工作难题会诊讨论区，由机关发动组织政工干部及其它官兵参与讨论，对经常性思想政治工作中遇到的难题进行讨论，最后由机关进行归纳总结，在网上形成比较完整系统的解决办法，供基层参考使用。从北京军区某集团军的情况及相关报道中我们可以看到，政治工作网络在思想工作中的应用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以网络为依托组织“网络教学”，提高思想政治教育的效果。如何改变思想政治教育效果不佳的状况一直是困扰我军思想政治教育的一个难题。政治工作网络的出现及多媒体教学手段的应用，为思想政治教育效果的提高提供了有效的支撑。传统思想政治教育以教员和教案为中心，受教育者只有接收的余地而无选择的余地。思想政治教育经常出现“一言堂”现象，内容重复多，没有新鲜感，教育效果差。部队利用网络进行教学，不但丰富了教育内容，而且更重要的是让受教育者从被动接收的角色转变为主动参与，从而提高了教育的效果。据沈阳军区某团政治处主任潘新华介绍，他们采取网上教学方法后，把教学任务分给各连指导员，让每个指导员平均每月精心准备一两课，然后把个人的教学成果共享。这样既把指导员从繁重的备课中解脱出来，又让他们能够把更多的时间用在调查摸底、搜集资料和做经常性思想工作上，从而有效地提高了指导员做工作的针对性、实效性。此外，网络教学还优化了教员队伍、节省教学资源、让部队能够快速组织教学，可以在不同层次、不同单位同时实施，特别是对偏远驻地的部(分)队的教学更为有利。因此，网络教学一开始，就受到了部队官兵的普遍欢迎。在很短的时间内，“网络课堂”在全军范围内从机关到连队迅速兴起，“网上教学”已逐渐成为新形势下军事、政治教学的一种主要形式。二是开展新闻宣传，及时向官兵传播党、国家和军队的重要指示精神。网络的最大优势在于其信息传递的及时性与广泛性。部队上了军网后，一改传统的获取信息主要靠报纸、广播的单一手段，可以及时从网上查阅国内外的重要新闻和部队的通知、指示等。各部队还利用网络开展各种特色宜传：北京军区某集团军某团开办了团队新闻栏目，每周一期，收录一周来团队的重大事件、好人好事。其中主要包括团队快讯、军营之星、连队新风、法制园地四项内容，基层连队可以随时浏览。为促使经常性思想教育更加经常，沈阳军区某部在网络上开展了“周有旅团新闻、月有焦点话题、季有专题评述”的活动。即每周都把有教育价值的好人好事、本单位工作动态编辑整理向全团播放一次；每月针对官兵关注的热点问题，组织官兵进行一次讨论；每季度针对国内外具有重大影响的事件，组织进行一次评述。这些快速、简便的教育活动，使战士随时清楚倡导什么，反对什么，使官兵始终在正确的舆论氛围中熏陶。战士们说：“团里的‘三有’使我们开阔了视野，增长了知识，是引导我们成长成才的好向导。”

三是开展经常性思想教育，增强经常性思想政治工作的快速反应能力。网络时代的到来，层出不穷的新情况、新问题，不时影响着官兵思想观念的变化，给经常性思想政治教育快速反应能力提出了挑战。为此，各部队充分运用现代化教学手段传递信息快、组织简便、形象直观的优点，针对改革调整、老兵退伍、入学提干等重大问题和经常性的热点问题，展开短、小、活、实的“疑难答辩”、“专题讲座”等教育活动，快速及时化解了官兵的思想疑虑。四是开辟特别讨论区，解决干部战士遇到的各种问题。如有的部队通过网络开办难题会诊，把基层干部在工作中遇到的棘手问题、疑难问题通过电子邮件发送到“难题会诊”栏目，政治部门发动全体政工干部献计献策，尔后机关进行归纳总结，在网上形成比较完整系统的解决办法，供连队参考使用。有的部队开辟专家论坛，定期聘请军内外专家专门解决官兵提出的各种疑问。还有的部队设立网上心理医院，宣传心理知识，解决官兵遇到的心理问题等等。

五是开展网络娱乐。各部队利用网上影视数据库，适时播放各种题材的电影，电视节目，满足官兵的娱乐需要。此外，有的部队利用网上的点歌台、五笔竞赛、棋牌擂台赛、计算机书库等开展形式多样的娱乐活动，既娱乐休闲又陶冶情操。

总之，政治工作网络使思想政。治教育进入了一个全新的阶段。传统的教育方法被网络化的手段所替代，既丰富了教育的内容，又拓展了教育的时空，还使官兵从消极接受教育转变为积极参与教育、开展自我教育，使思想政治工作因而更具有了广泛的群众性。

（二）政治工作网络在组织工作中的应用

政治工作网络在组织工作中的应用主要体现在机关办公网络化。所谓机关办公网络化，就是在机关各部门中建立局域网，利用网络进行政治工作决策、指挥，让机关各部门的业务全部在网上运行，真正实现无纸办公。政治机关办公网络系统一般由九大功能模块组成：公文管理、公共信息、个人信息、会议管理、人事档案管理、自动传真服务、文件管理、视频会议及电子邮件。根据我军建设的现状，目前政治机关办公网络化已经建成并应用于实践的是公文管理、公共信息、个人信息、会议管理及电子邮件系统。

公文管理系统执行“收文”、“签报”“传阅件”和“档案室”的管理工作，并对文件的审批过程进行“统计”。公文管理系统能够实现公文的电子起草、传阅、审核、批示、签发和接收工作，处理反馈、催办、流程跟踪与统计、查询和归档等任务。部队利用公文管理系统办公，各种汇报材料、请示、批示文件、会议通知等办公内容进入局域网，用网络传输代替了人工递送，极大地提高了机关文书信息的传递速度，从而提高了机关办公效率。公共信息系统是为单位或某个工作组提供“公告栏”、“综合信息”、“讨论”和服务的系统。“公告栏”相当于日常办公中的公告板，提供一个发布各种公共信息如公告、通知、启事等的场所。“综合信息”提供一个轻松休闲的场所，大家可以在这个地方交流学习与工作的体会。“讨论”相当于一个非正式的会议，在这里，围绕一个中心议题，每个机关工作成员既可以“聆听”他人发表见解，也可以“陈述”自己的观点。．

个人信息系统为每个工作人员提供“个人文档”、“名片夹”。“个人文档”是个人资料保存库，可以用它来保存、管理任何有价值的资料。这些资料可以是摘录自书本杂志的，可以是从其它地方拷贝的，也可以是起草的文件的副本等等，内容不限。“名片夹”是一个容量很大而且易于查询的电子名片夹，可以将亲朋好友或业务伙伴等的信息输入在此。会议管理系统主要用于制定会议安排和发送会议通知、记录会议摘要。会议召集人在选择与会人员时能够方便地查看这些人员在会议召开期间是否空闲，制定出合理的会议安排，从而确保会议的出席率，提高会议的效率。由于受网络安全因素的影响，政治机关办公网络化目前仍然处于试运行阶段。虽然政治机关各业务部门开发了一些软件系统，但只局限于某一个部门内部使用。如总政干部部、总参三部政治部和总参三部计算机中心站联合研制成功的多媒体干部管理信息系统仅限于干部部门使用。当然，网络在组织工作的应用也在随着网络的发展而发展。

三、我军网络政治工作存在的主要问题

我军政治工作网络化在全军各级机关及全体官兵共同努力下，发展迅速，并取得了相当的成绩。但是，毕竟网络是个新事物，政治工作网络化尚处于探索阶段，不可避免地存在一些问题。这既有技术上的问题，也有体制上的问题，还有观念上的问题，如果不能及时解决，必然影响到我军政治工作网络化的进一步发展。

（一）认识上存在误区，理论研究相对滞后

1995年12月17日，在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江泽民主席指出：“军队的思想政治建设，一定要适应改革开放和军队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建设的新形势。紧密联系干部战士的思想实际，加强针对性、系统性和创造性。”这个重要指示为思想政治建设提出了更高的标准和要求，为做好新时期的政治工作指明了前进的方向。全军广大政治工作者积极落实江主席的指示，逐步认识到形势在发展，政治工作对象在变化，政治工作必须适应形势的要求，与时代脉搏一起跳动，进行不断的改革创新，彻底改变过去那种“我讲你听，我打你通”的陈旧教育方式，采取多种形式，借助网络技术，充分发挥网络教育手段的作用。这些认识上的提高为政治工作网络化提供了有利条件。但调查发现，我军部队也有不少政工干部对网络在政治工作中的重要作用认识不够，网络意识薄弱。他们习惯用老眼光和老方法去认识工作对象，总是“你有千变万化，我有一定之规”，对社会上纷繁复杂的信息和官兵多变的思想反应迟钝；对现代网络技术的蓬勃发展以及由此带来的深刻影响熟视无睹。在政治工作网络化的问题上认识更不统一。有的同志认为政治工作是我军传统优势，不同于军事工作，搞网络化没有太大必要；有的感到搞政治工作网络化没有现成的经验借鉴，信心不足，畏难情绪较大；有的强调搞网络化需要专门的人才，需要大量的经费，是领导和上级机关的事，存在与己无关和等靠的思想等等。概括起来说，在对政治工作网络化问题的认识上主要存在四个方面的误区：

其一，只要放上单位首页就可以高枕无忧。有的单位把政治工作网络化等同于设立一个网页，只要把单位政治工作的一般性业务内容“依葫芦画瓢”搬上网页就可以了。实际上，建立政治工作网页只是政治工作网络系统建设的一个方面。完整的政治工作网络系统除了要有好的网页外，还包括与之相关的数据库以及对网络安全的管理维护等。政治工作网络不仅是为了完成政治机关业务内容的上网，更重要的是利用网络的交互性形成一个虚拟政治机关，及时解决机关、基层政治工作中存在的问题，提高政治工作的效果。如果一个网络仅有一些无人管理维护的网页，有来无往还有谁来第二次。地方上有这样的网站，军队也有这样的网站。由于人手或其它方面的原因，没有专人复电子邮件和维护数据库，数据库查询功能不完善，网站内容更新不及时，使网站形同虚设。

其二，建网站主要是为了信息发布。把政治工作网络化误认为仅仅是为了发布信息，这是由于对网络功能的片面性认识造成的。信息发布只是发挥网络政治工作职能的一小部分。政治工作网络化，主要是利用网络的交互性、实时性、综合性等功能，结合政治工作实践尽可能地开展应用，如政治机关可以利用局域网对重大问题进行民主决策，提高决策的正确性；可以利用网络与社会建立军地联系，形成更大的教育体系，增强思想政治教育的效果等等。另外，对于政治工作网络建设中的信息采集、规划、管理也是一项专门工作，关系到网络的建设和发展，不能简单看待。

其三，先将网建起来，别的功能以后再说。有的单位为赶工程或是为了迎接检查，把政治工作网络化当作是建设一套网络设备。殊不知筹建一个网要花几千万元，成与败后果都由国家承担。如今信息技术日新月异，如不能有效利用网络，不如不建。网络建设是一个基础性的建设，方案选择要十分慎重，决不能看作是短期行为，要从我军整体建设目标出发，避免有了“网络没有车”，“先铺路后拉客”的现象出现。

其四，认为网站建设技术问题是主要的。政治工作网络是整个军队网络化的一部分，主要问题并不全在技术，军、政、后、装之间的相互协调和管理也十分重要。如果网络之间没有标准，相互之间不沟通，建网就没有意义了。政治工作网络要真正发挥其宣传教育功能，没有通信网络协调是办不到的。政治工作要与军事训练虚拟演练相结合，就必须协同军事、后勤、装备部门动作。

此外，在政治工作网络化的过程中一些人头脑中还存在一些落后的观念。这些观念主要有，等待观望的观念；相信“笔头”不信“键盘”的观念；认为网络“娇气”的观念等。这些观念严重影响着政治工作网络在实际工作中的应用。

理论是行动的先导，先进的军事理论，历来是军队建设得以健康发展的必要条件。我军政治工作理论研究既要立足现实，又必须有一定的超前意识。在针对新形势开展政治工作理论的研究上，总的感到，提问题的多，搞对策研究的少；被动应付的研究多，预测指导性研究少。有关“网络政治工作”理论方面的研究则尤为滞后，有的同志只看到信息化装备等“硬件”上的差距，对这方面理论研究的重要性认识不足，缺乏紧迫感。认识上的不统一，理论研究上的滞后是我军网络政治工作前进道路上的“绊脚石”。

（二）人员素质不适应，网络应用流于形式 虽然网络技术的发展为我军政治工作提供了良好的机遇和条件，但这并不意味着政治工作可以随着网络技术发展自然而然地得到加强和改进。要充分有效地利用好这些机遇和条件，实现网络政治工作，还有赖于广大政治工作者自身科学文化素质的极大提高。

从总体上看，我军拥有一支素质较高的政治工作干部队伍，他们政治思想好，有较扎实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功底和政治工作专业知识，热爱和安心政治工作。特别是近几年，在军委江主席“建设高素质干部队伍”的精神指引下，政工干部队伍整体素质不断增强，文化程度越来越高。到1997年，我军具有大专以上文凭的干部已由1978年的9％上升到58.8％，团以上领导干部90％已具有大学以上学历，其中军级领导班子成员达到90.2％，大军区级领导班子成员达到78.4％。但喜中有忧，我们不能盲目乐观。从知识结构上看，我军政工队伍的科学文化素质在总体上还比较低，即使具有大学以上文凭的政工干部，由于学的大都是文科，社会科学知识较强，自然科学方面的知识相对比较缺乏，缺乏吸取新知识、接收新观念的基础。在高技术面前，有一些政工干部虽然不是“文盲”，但实际上的确是“科盲”或“网络盲”。江主席向全军发出的“迅速掀起并形成一个广泛、深入、持久地学习现代科技特别是高科技知识的热潮”的号召后，有不少政工干部认识上并没有提高，观念上还没有转变，与己无关的思想不同程度的存在，认为学习现代科技知识主要是军事干部的事；有的借口事务太忙，没有精力和时间学；有的虽然热情很高，但由于基础较差，先天不足，学起来相当吃力，效果不明显等等。从部队情况来看，部队政工干部的科技素质普遍低于军事和后勤干部。某步兵团政治处18名机关干部，精通计算机的“风毛麟角”，只有一人。大部分同志回答不出什么是“网络技术”，对“网络化”、“数字化”等名词更是知之甚少。政工干部队伍的这种状况，很难适应我军网络政治工作的要求。

此外，政治工作网络覆盖面小，加之政工队伍人员素质与网络政治工作的差距，使得部队对政治工作网络的利用率不高。由于网络建设需要投入大量的资金，致使网络所能到达的基层单位有限。到2000年8月底止，全军基层连队能够上网的仍不到40％。网络信息的缺乏和单一，也使得政治工作网络只停留在看新闻、听讲课等简单应用上。至于要跟军事训练、演习结合，则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三）建设规划不系统，网络互联协调困难

在军委、总部和各级领导的倡导和支持下，通过各级干部的努力和实践，我军政治工作网络正朝着系统化、规范化和制度化方向发展，有力地提高了我军政治工作的针对性和有效性。但是也应承认，现有的网络在整体规划、规模结构建设上还存在许多不适应的地方。

一是没有统一的权威规划机构。政治工作网络化是一个系统工程，它不仅是政治机关的事，而且关系整个军队数字化建设。政治工作网络作为军队数字化建设的一个子系统，其建设必须纳入整个军队数字化建设之中，才能与军事网络、后勤网络等紧密结合，发挥其应有作用。目前，全军政治工作网络建设还没有一个统一的权威规划机构，对政治工作网络进行统一规划设计，部队政治工作网络建设自发性的居多。各部队的政治工作网络，从站点规划、域名规划、信箱规划、网页规划、主机规划等方面还缺乏统一的标准。特别是政治机关网站，它代表的是政治工作的领导机关，没有统一的规范和设计，难以显示其正式、权威。

二是专职机构和人员太少。目前，政治工作网络系统与政治工作决策中心、执行系统相比还显得薄弱。专门从事网络工作的机构，除了在大军区级以上单位政治部宣传部有一个l至5人(兼职或临时编制)的信息中心外，在军以下单位基本上还没有。尽管近些年在一些政治机关和基层部队也设置了一些研究员、信息员，但大都是兼职。由于网络系统过于薄弱，一些信息的收集、贮存等必不可少的任务，往往不得不由其它业务部门承办，降低了政治工作网络的效率，三是技术方案落后，网络扩展能力有限。网络技术方案是整个网络建设的最关键的环节，决定着政治工作网络的成败和生存周期的长短。部分单位在进行网络建设时，往往没有对网络技术方案进行充分论证，就匆忙上马建设。结果是投资了大量的资金却采用了落后的网络技术方案，既耗费了资金，又使网络落后于时代的发展，网络本身的扩展升级能力因而受到限制。由于我军政治工作网络建设还处于自发为主的建设阶段，政治工作网络建设没有一个权威机构进行统一协调、科学规划，加上机构人员的缺乏，部分局域网技术方案落后，致使政治工作网络在全军范围互联存在一定的困难。

（四）管理缺乏法规，网络存在事故隐患 为了保证网络的正常运转，必须对网络进行有效的管理。网络管理是控制一个复杂的计算机网络系统以使其具有最高效率的过程。网络管理分为技术管理，即在技术层面对网络进行管理，避免重要信息的盗用、修改等等；物理管理，即对网络的物理连接如路线、路由器等硬件设备进行管理，保证网络正常运行；人员管理，即对网络用户、系统管理员等人员的管理。在整个网络管理过程中，人员管理是最重要的也是最根本的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