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程教学大纲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程教学大纲（8篇）

1.《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程教学大纲 篇一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程教学案例

案例1：强权与生命被蹂躏的缩影

鸦片，学名罂粟，最早在唐朝中期作为药材由阿拉伯人传入中国。由于它有镇痛、止泻、催眠的功效，自明代以来，中国法律许可输入鸦片供医疗使用，但每箱需纳税3万美元左右。但鸦片又是一种毒品，久吸易成瘾。“其初不过纨绔子弟，习为奢靡，尚知敛戢。嗣后上自官府、缙绅，下至工商、优隶，以至妇女、僧尼、道士，随在吸食”。长期吸食鸦片上瘾之人，形容枯槁，奄奄若病，“如睡魔，如死尸，倾家荡产，败德伤人”。

鸦片进入东北，主要有两条道路，一是海路，由东南沿海至天津和奉天各海口。二是陆路，由天津经山海关至奉天。1832年，英船北上，闯入连云岛海口，登岸入城，这是西方殖民者首次从海路登陆，侵入我国东北，试图贩卖鸦片。1838年，英国贩卖烟土的地点主要有：锦城的天桥厂，海城的没沟营、田庄台，盖平的连云岛，金州的貔子窝，岫岩厅的大孤山等。此外，还有一些美国商船也贩卖鸦片。

早在19世纪下半期，清政府就先后颁布多条禁烟令，明令禁止在中国走私鸦片，不过鸦片走私仍蔓延到清政府“封禁”的“龙兴之地”——东北。据统计，自1839年6月-1840年5月，盛京将军耆英在奉天等地查获的烟土共2400余两，烟具180多件，缴获烟土、烟膏454两。拿获烟贩40余名，这在全国禁烟运动中也算是轰轰烈烈的一项成果。

全国禁烟运动的开展，使英国的鸦片贸易受到很大打击，英国政府为了保护肮脏的鸦片走私和迫使中国开放商品市场，于1840年6月正式发动侵华的鸦片战争。

鸦片战争爆发后，英军对辽东半岛进行了数次侵扰。清政府曾命盛京将军派兵巡查沿岸各港口，防止英军舰队北窜。同时，颁布敕谕，命令盛京将军耆英：如果英军舰队驶入盛京沿海，不要在海面上与他们交战，要根据情况堵住各登陆地点，防止英军登陆；如果他们已经登岸，就要尽全力予以剿除。

在清政府的眼里，盛京被认为是清王朝兴起的“根本重地”，能否保证盛京 1 的安全，是能否保证整个“龙兴之地”安危的关键。在鸦片战争期间，清政府对东北的局势十分关注。首先，敕谕吉林将军、黑龙江将军各备兵一千，听候调遣。根据局势派往山海关、锦州及省城的关隘要处，适当减少省内驻兵，或以换防等方式充实海防。同时，组织沿海村民，修筑土堡，放哨瞭望，一旦出现敌情，兵民配合作战。对商人、绅士、市民等捐资修建城堡的，给予奖励。其次，在旅顺口等地安置大炮，除在已有的大炮中挑选大而又准的运送盛京海岸各隘外，还采办铁料铸造新炮十余门(二千斤以上的大炮，都命名为“巩定将军”；一千斤和一千五百斤的大炮，都命名为“振武”。)，这些大炮全部安置在复州、金州等海口，防御英军入侵。另外，还制造枪支与火药，以供官兵操练和保证发射大炮之需。其三，及时给盛京将军下达作战指示，通报南方各地的战况，以作好应战准备。1841年2月5日，英船驶至山海关、秦皇岛一带，一部分英军登岸，被耆英布置的官军全部歼灭。这样的战斗虽然不多，但却给英军以一定的打击。

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清政府签订了丧权辱国的《天津条约》。1860年春，英法联军分别占领大连湾和烟台，封锁渤海湾，为进一步进攻天津和北京做准备。

英国侵略者的暴行，激起旅大民众极大愤慨。他们纷纷组织起来，以各种方式同英军展开不屈不挠的斗争。金州海口的居民组织团练，坚决不给英军任何接济，对“暗向各处村屯井内下药”的奸细，严拿严办。各商铺都把货物藏起来，坚决不与英军交易。

1860年7月，英国的一艘兵舰驶入旅顺口，四艘兵舰驶入羊头洼，停泊之后，纵兵登岸，抢掠粮食，这两个地方的乡民聚集了二三千人，手举刀枪棍棒喊杀追逐，英军吓得狼狈不堪，逃回船上，掉头驶出口外，不敢停留。就连当时的盛京将军也承认：“洋人尚有畏惧百姓之心”。在人民的打击下，英军不久便撤出了旅大。

案例2日益开放的视野：薛福成眼中的西方文明

薛福成(1838-1894)，字叔耘，号庸庵，江苏无锡人，是洋务运动后期激进派的代表人物。

他早年潜心于传统的“经世之学”，后盘桓于曾国藩和李鸿章麾下，为他们筹办洋务多方赞襄策划。1884年中法战争期间，任浙江宁绍台道。1888年任湖 南安察使，次年以钦差大臣(公使)的身份出使英法意比四国。

薛福成眼中的西方文明之一，是“西学中源”思想：西学中的制作因于《考工》，测算昉于《周髀》。唐一行铜轮之转，效之为车船；无驸马火器之遗，演之为枪炮。由是智创巧述，日异月新。《墨子》一书“导西学之先者甚多”，第13卷《鲁问》、《公输》数篇，机器、船械之学之所自出也。第15卷《旗帜》一篇，西人举旗灯以达言语之法之所自出也。又按《墨子》所云：“近中，则所见大，景亦大；远中，则所见小，景亦小”。今之作千里镜、显微镜者，皆不出此言范围。《庄子·外物》云：“木与木相摩，则燃；金与火相守，则流”。此电学、化学之权舆也。《吕氏春秋·似顺论》云：“漆淖、水淖，合两淖则为蹇，湿之则为乾。金柔、锡柔，合两柔则为刚，燔之则为淖”，此化学之所自出也。

薛福成眼中的西方文明之二，是充分肯定产业革命的技术成果以及工业化在商业发展中所居的基础地位：“英人用机器织造洋布，一夫可抵百夫之力，故工省价廉”。“论西人致富之术，非工不足以开商之源，则工又为其基，而商为其用。迩者英人经营国事，上下一心，殚精竭虑，工商之务，蒸蒸日上，其富强甲于地球诸国。诸国从而效之，迭起争雄，泰西强盛之势，遂为亘古所未有”。

薛福成眼中的西方文明之三，是强调文明演变的综合平衡系统性，他借用一位出使随员的笔，将西国富强之源概括为五个方面：一是通民气：设议院，遇事昌言无忌；凡不便于民者，必设法以更张之。二是保民生：人身家田产器，绝无意外之虞；告退官员，赡以半俸；老病弁兵，养之终身；老幼废疾，阵亡子息，皆设局教育之。三是牖民衷：年甫孩提，教以认字；稍长，教以文义；量其材质，分习算绘气化各学，或专一事一艺。四是养民耻：西国无残忍之刑，但国人皆知畏刑，是为养耻之效。五是阜民财：尽地力，讲水利、种植、气化之学；尽人力，各擅专门，通工易事，济以机器，时省工倍；尽财力，设公司银号，蜘蛛之积，入股生息，汇成大工大贾。上述内容显示，此时的薛福成，其思维视野已经超越了现代化的器物层面，而深入至作为“内在文明”的制度层面和精神层面。这时，他对技术的审视也开始置于社会大背景下，从而使其技术观具有显而易见的社会性。用他自己的话说：“有此五端，知西国所以坐致富强者，全在养民教民上用功；而世之侈谈西法者，仅曰精制造、利军火、广船械，抑末也”。

薛福成眼中的西方文明之四，是澄清中国能否使用机器问题。当时，中国有 3 论者认为，“中国人民之众，十倍于各国。议者谓：若广用机器，不啻夺贫民之生机，使之不能自食其力；故西洋以善用机器为养民之法，中国当以屏除机器为养民之法”。对此，薛福成据理力争、加以驳斥：屏除机器只能导致“人所能造之物而我不能造”；“中国之货，非但不能售于各国，并不能售于本国”；中国“非但不能成货以与西人争利，且争购西人之货以自供其用”。因此，“故守不用机器、调剂贫民之说者，此中古以前闭关独治之时势，而非所施于今日也”。

讨论题：

如何评价“西学中源”思想？

洋务运动后期的激进派思想是否偏离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变革范式？

案例3：太平天国的纲领性文件 ——《天朝田亩制度》和《资政新篇》

《天朝田亩制度》和 《资政新篇》是太平天国具有纲领性的文献。颁布于1853年的《天朝田亩制度》，主要内容是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

在土地分配上,主张“耕者有其田”。规定：“凡分田，照人口，不论男妇，算其家人口多寡，人多则分多，人寡则分寡，杂以九等”。十六岁以上的男女均得一全份，十五岁以下的减其半。又规定“此处不足，则迁彼处，彼处不足，则迁此处”，以及“丰荒相通”，互相赈济。其目标是建立“有田同耕，有饭同食，有衣同穿，有钱同使，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的“天下大同”的理想社会。

在副业生产和收入分配上，实施圣库制度。规定：“凡天下，树墙下以桑。凡妇蚕绩缝衣裳。凡天下，每家五母鸡，二母彘，无失其时。凡当收成时，两司马督伍长，除足其二十五家每人所食可接新谷外，余则归国库。凡麦、豆、苎麻、布帛、鸡、犬各物及银钱亦然”。其分配原则是“天下人人不受私，物物归上主”。“凡二十五家中所有婚娶弥月喜事，俱用国库，但有限式，不得多用一钱。如一家有婚娶弥月事，给钱一千，谷一百斤，通天下皆一式”。

在军政合一、寓兵于农的军事系统中，建立了乡官制度。规定：“凡一军典分田二，典刑法二，典钱谷二，典入二，典出二，俱一正一副，即以师帅、旅帅兼摄。当其任者掌其事，不当其事者亦赞其事。凡一军一切生死黜陟等事，军帅 详监军，监军详钦命总制，钦命总制次详将军、侍卫、指挥、检点、丞相，丞相禀军师，军师奏天王，天王降旨，军师遵行。功勋等臣世食天禄，其后来归从者，每军每家设一人为伍卒，有警则首领统之为兵，杀敌捕贼；无事则首领督之为农，耕田奉尚”。

1859年颁布的《资政新篇》，由洪秀全的族弟洪仁玕所著，其内容分为 “用人察失类”、“风风类”、“法法类”和“刑刑类”四个部分。

在“用人察失类”中，洪仁玕提出要“禁朋党之弊”，加强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他反对“不务实学，专事浮文”的坏风气。指出：不要“甘居鞑妖之下”，要推翻清政府，建立一个“新天新地新世界”。

在“风风类”中，洪仁玕提出要除掉旧习俗，如女子缠足、养鸟斗蟀、戒箍手镯等，主张兴办医院、学馆、四民院等。他特别强调指出：“火船、火车、钟镖、电火表”等，是“有用之物”，是“正正堂堂之技”，“永古可行者也”。

在“法法类”中，洪仁玕列举的内容较广泛。兴车马之利，制造火轮车，准许专利。兴舟楫之利，制造火船气船。开银行、兴保险，并准许“富民”设立银行。兴器皿技艺，“有能造精奇利便者，准其自售”。开采矿藏，“有民探出者准其禀报，爵为总领，准其招民采取”。建立邮政事业，兴邮亭，设书信馆，不仅国家设立邮亭，而且准许“富民”察明设立。建立医院、跛盲聋哑院、鳏寡孤独院。兴乡官，兴乡兵。准许富者雇工，但不得用奴。除九流，禁止游手好闲，人人都要劳动，包括“富贵”的人在内。在“法法类”中，洪仁玕再次强调加强中央集中统一领导，并建议用“新闻篇或暗柜”来揭露“弄弊者”。洪仁玕主张向外国学习，与外通商，并列举了世界各国的兴衰情况，作为借鉴。

在“刑刑类”中，洪仁玕指出要“善待轻犯”，死罪用绞刑，不用斩首、分尸、点天灯等酷刑。他主张教育为先，反对“不教而杀”。在“刑刑类”中，洪仁玕提出了“与番人并雄之法”，反对“拘拘不与人交接”的做法，主张与外国自由通商，交流文化，但要坚持独立自主原则，要有“一定之章程，一定之礼法，方不致妄生别议”。

讨论题：

1．《天朝田亩制度》和《资政新篇》有哪些不同点？这些不同点说明什么？ 2．《天朝田亩制度》和《资政新篇》的历史局限性和意义有哪些？

案例4：洋务运动时期的变革范式——体用论

“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简称“体用论”。该思想出台的前提，是认可中国的“体”和西方的“用”，恰如李鸿章所言：“中国文武制度，事事远出西人之上，独火器万不能及。„„中国欲自强，则莫如学习外国利器，欲学习外国利器，则莫如觅制器之器，师其法，而不必尽用其人”。

“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凝结着几代知识和政治精英的思想。1861年，道光进士冯桂芬在《校邠庐抗议》中提出的“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是“体用论”雏形。1895年，沈毓桂发表文章《救时策》，首次使用“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术语。1898年，张之洞发表文章《劝学篇》，对“体用论”进行系统阐发，强调用洋器维护中国的封建宗法制度。此外，王韬和郑观应等人，也于19世纪末期对“体用论”有所表述。

“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是洋务派在践行“师夷之长技以制夷”过程中所选择的应对外来冲击与挑战的文化变革与融合机制。“师夷之长技以制夷”包含着对“夷”这一同一对象既“师”又“制”的矛盾。在“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实践中，必然导致中西的交汇和碰撞。在此进程中，中学和西学如何定位？这恰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所要回答的。“体”与“用”的关系，还被表述为“道”与“器”、“本”与“末”、“主”与“辅”的关系。

针对“体用论”的功能与意义，美国汉学家艾恺(Guy S.Alitto)于20世纪末期在其用汉语撰写的《世界范围内的反现代化思潮》一书中提出了“文化辩解说”，即“当一个文化单元或民族对峙于现代化时,其知识分子经常感到一种为其向现代化国家做文化引借辩解的必要„„19世纪的中国‘体’、‘用’——精髓与功用,实质与技术——之辩是用来为向西方引借辩解的最适用方式”。

甲午战败，洋务派“坐知有洋务,而不知有国务”的弊端暴露无遗。幻想的破灭催生了民族的觉醒，中国朝野终于“知旧法之不足恃”，从而为洋务运动以后中国现代化倡行者突破“体用论”范式提供了必要的先导。随着戊戌变法、清末预备立宪和辛亥革命向制度现代化的转向，尤其是20世纪初“全盘西化论”的出台,“中体西用论”随之终结，中国人对西方文明的认识也实现了“由用到 体”、“自器及道”的转型。

讨论题：

结合案例，对“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思想进行评价。

案例5 昙花一现的百日维新

1898年5月29日，恭亲王奕病逝，翁同龢权利增加，康有为充分利用这一机会，分别代御史杨深秀和侍读学士徐致靖（均倾向维新）拟折，敦促光绪帝进行变法，两折于6月1日和8日先后呈送给光绪帝，光绪帝顺水推舟，立即将徐折送颐和园“恭呈慈览”，同时通过庆亲王奕劻要求慈禧太后给他变法的权力，并对奕劻说：“太后若仍不给我事权，我愿退让此位，不甘做亡国之君。”慈禧听到此话“怒甚”，说：“他不愿坐此位，我已早不愿他坐之。”经奕劻“力劝”，慈禧才说：“由他去办，俟办不出模样再说。”御史奕劻以“太后不禁皇上办事复命”。光绪帝得讯后仍不放心，6月9日亲自到颐和园“请安”，当面向慈禧太后提出定国是、实行变法的要求。次日，光绪帝令翁同龢草拟诏定国是上谕呈慈禧审阅。11日光绪帝还宫，召集军机大臣会议，颁发《明定国是》诏。诏书首先指出：“数年以来，中外臣工讲求实务，多主自强变法”，但遭到所谓“老成忧国”者的阻挠，议论纷纷，莫衷一是。接着宣布：“国是不定，则号令不行”，在诏书的最后，提出要设立京师大学堂，培养人才。

《明定国是》诏书明确规定变法维新为“国是”（基本国策），标志着百日维新的开始。维新变法运动进入高潮。

6月16日，光绪帝在颐和园仁寿殿终于见到了早就想见的康有为。在光绪帝循例问了康有为的年岁和出身后，君臣之间编就变法事宜展开了对话。据《康南海自编年谱》记载，对话大致如下：

康有为：“现在列强交迫，分割在即，中国已到生死关头了。” 光绪帝：“这都是那班守旧的人造成的。”

康有为：“皇上圣明，洞悉病源，既知病源，就可对症下药了。既知守旧导致今日之祸，则非尽变旧法实行维新不能自强。”

光绪帝：“今日诚非变法不可。”

康有为：“近年来并非不讲求变法，但都是少变而不是全变，举其一而不改其二，所以没有成效，就好比一座已经破败宫殿，如果只是小修小补，暴风雨一来还是要倒的，必须将它拆掉，重新设计、重新建造才行。数十年诸臣所说的变法，都是略变其一端，而未曾筹及全体，而且，所谓‘变法’，必须是从制度法 律变起，否则，只能算‘变事’，不是‘变法’。臣请皇上变法，一定要先统筹全局而全变之，其中应该先开制度局而变法律。”“西方讲求300年，日本施行30年，均致富强，以中国国土之大，人民之众，变法3年就可自立，以后更会蒸蒸日上。”“以皇上之圣，图自强在一反掌间耳”。

康有为：“皇上既见及此，为何迟迟不行动而坐看走向危亡呢？” 光绪帝斜视了一下帘外，叹了口气说：“有人掣肘，叫我怎么办？” 康有为：“皇上可以就现有的权力做能做到的事，虽然不能尽变，但能抓住重要的事做几件，也足以救中国。只是现今的大臣都老迈守旧，不明世界大势，要想依靠他们，就如缘木求鱼。”

康有为又转变话题说：“今日之患，在我民智不开，而民智不开之故，在于八股取士。学八股者，不读秦汉以后之书，更不考地球各国之事，却可以至高官。现在群臣济济，却没有能担大事者。皆由八股取士造成。”

光绪帝：“是这样，西人皆为有用之学，而我们中国皆为无用之学，所以导致了今天的局面。”

召见康有为后，光绪帝大为感奋，本想给他一个较高的职衔予以重用，但是在刚毅、荣禄的阻挠下，只传旨任命康有为在总理衙门章京上行走，这样的官职是没有资格见皇帝的。作为弥补，光绪帝准许康有为专折奏事。自此，康有为利用这一权力，频频上书，将他的办法主张一项项具体化，还与梁启超等人指导光绪帝推行变法。

光绪帝根据康有为和其他臣工的建议，连续发布维新诏书。从6月11日起到9月21日的短短103天内，光绪帝发布了184件新政上谕，平均每天1.7件，其中9月12日这一天，颁布了11件新政诏书。其中经济方面主要有：设立农工商总局，开垦荒地；提倡私人办实业，奖励发明创造；设立铁路、矿务总局；鼓励商办铁路、矿业；裁撤驿站，设立邮政局；改革财政，创办国家银行，编制国家预决算。军事方面主要有：严查保甲，实行团练；裁减绿营，淘汰冗兵，采用新法编练陆海军。文教方面主要有：改革科举制度，废除八股，改试策论；改书院和为学堂；鼓励地方和私人办学，创设京师大学堂，各级学堂一律兼习中学和西学；准许民间创立报馆、学会；设立译书局，翻译外国新书；派人出国留学、游历。政治方面主要有：广开言路，准许各级官员及民众上书言事，严禁官吏阻格；删改则例，撤消重叠闲散的中央机构詹事府、通政司、鸿胪寺、太常寺、太仆寺、大理寺、光禄寺等机构，地方上裁撤广东、湖北、云南巡抚。裁撤东河总督及不办运务之粮道以及其他庸员；取消旗人的寄生特权，准其自谋生计。

除了以上这些经过诏令颁布推行者外，在这期间，康有为还曾几度奏请“开国会，立宪法”。终因当时阻力太大，没有象其他措施一样发布诏书施行。在维 8 新派的努力下，十九世纪末中国确实出现了一派崭新的气象，“上自朝廷，下至士人，纷言变法，” “家家言时务，人人谈西学”的活跃政治局面，大有百废俱兴之势，“中国之富强，可计日而待。”外国人也大加赞颂，“以为新中国即将出现。”

变法运动遭到了封建守旧分子等人的抵制和反对。大学士刚毅曾于慈禧面前“伏地痛哭”，指责维新变法，表示“痛心疾首于新政，必尽罢之而后快。”大学士徐桐甚至宣称：“宁可亡国，不可变法。”李鸿章、奕劻等人也相随附和。在地方上督、抚、布按等封疆大吏、地主豪绅等守旧势力，对“明定国是”诏书颁布后，多数人反对，不执行改革的各项谕旨。一是“敷衍塞责，任意迁延”。二是置若罔闻，不予理采。凡遇诏下，“枢臣俱模棱不奉，或言不懂，或言未办过。”廷臣以为不便者，“多依违其间，口不言而腹非。”地方上除湖南巡抚陈宝箴尚真心支持新政外，无论中央与地方，“下有老耄守旧之大臣，屡经严责而不怕；上有揽权猜忌之西后，一切请命而不行；故皇上与康先生之所欲改革者，百分未得其一焉。”八股考试废除后没有后续措施，导致“触数百翰林，数千进士，数万举人，数十万秀才，数百万童生之怒。”对裁撤闲衙后冗员之安置事先未作妥善考虑，加之在裁撤中采取了一些强行封查的办法，使一些中下层人员顿时失业，无法度日。“京师闲散衙门被裁者不下十数处，连带关系因之失职失业者将及万人。朝野震骇，颇有民不聊生之感”。裁撤绿营和让旗人自谋生计，以致使这些为数众多的营兵和旗人感到恐慌，诅咒新政。

还在6月15日，慈禧强迫光绪帝下谕，免去“帝党”翁同龢的协办大学士、户部尚书职务，驱逐回江苏原籍。剪除了维新派在朝廷上的一大支柱，切断了康、梁等人和光绪帝之间的一座桥梁，这对光绪帝和康有为是致命的一击，光绪帝吓得“惊魂万里，涕泪千行，竟日不食。”同一天，慈禧又迫使光绪帝下谕，今后凡新任二品以上大员要具折到慈禧处谢恩，把用人大权紧紧抓到她自己手里。这天，慈禧还强迫光绪帝任命她的亲信荣禄署直隶总督，下谕着直隶总督王文韶入京。不久，荣禄便由署理而实授，并加文渊阁大学士衔，统率甘军（董福祥）、武毅军（聂士诚）、新建陆军（袁世凯）“三军”。这是慈禧控制军权，手握屠刀，待机而动的阴险措施。

守旧党刚毅、王文韶、裕禄等人认为，要扼杀维新变法，“必先求得慈禧之助，更须与荣禄联合。”慈禧在发动政变前，命令怀塔布、杨崇伊往天津、与直隶总督荣禄密商，预定十月间（10月19日，即农历九月初五日），慈禧偕光绪帝到天津阅兵时，荣禄将举行兵变，废弃光绪帝。维新派也知道这是“废立之举”，但毫无准备，深感大祸临头。9月18日，康有为接到光绪的密诏，“今联位几不保”，要他们“设法相救”。可康有为等人无兵无民，只好铤而走险，孤注一掷，9 想把掌握新建陆军的袁世凯拉过来对付荣禄，并幻想得到英、日等国的支持，以挽救败局。但是，当时由于维新派对袁世凯的两面派嘴脸，缺乏认识，甚至还认为“可救上者，只此一人。”

9月19日深夜，谭嗣同只身带着极端危险的侥幸心去到袁世凯的寓所。谭嗣同曾先说了几句试探的话，问袁世凯是否知道天津阅兵的密谋。接着便把来访的目的坦率地说了出来。要袁世凯带兵杀荣禄，即调一万人星夜入颐和园，捉拿刚毅、裕禄、怀塔布、许应□等人入刑部监狱，以救皇上，可以立下很大的功勋。并以手抚摸自己的脖子说：“如果你不愿救皇上，向那拉氏告密，杀了我的头，也可以得大官。”狡猾的袁世凯激昂地说：“你把我袁某看作什么人！皇上是我们共同的‘圣主’，救护的责任是你的，也是我的。”还说：“阅兵时，如果皇上迅速跑到我袁某的军营里，杀一个荣禄就象杀条狗一样”。同时，又借口事机紧迫，须立即回天津部署。谭嗣同以为策划已经成功，便满意地告辞了袁。9月20日，光绪帝再召见袁世凯，袁也再次表达了自己的“忠诚”。当晚，他急忙赶回天津，到总署衙门向荣禄告密。荣禄得到袁密报，立即连夜专车进京，往颐和园面告慈禧，维新派被出卖了。慈禧感到自己有被劫持危险，当即决计提前下毒手。

21日凌晨，慈禧带大批随从，自颐和园赶回皇宫，先将光绪帝囚禁在中南海的瀛台。慈禧即以光绪帝名义下一谕旨，“言帝得病甚重”，对外则诡称光绪帝“有病不能亲政”。当时，北京谣言四起，都说光绪帝病重，按照慈禧的意旨派出心腹太监十余人昼夜“监视（光绪帝）行状，于是帝始不能自由”，成为阶下囚。

政变后第三天，慈禧开始 “临朝训政”，又恢复了她的“一统天下”。任命她的亲信戴漪、荣禄、启秀等为军机大臣。接着，她以“结党营私，莠言乱政”的罪名，下令屠杀维新派人士。9月28日，不经审讯，在北京菜市口杀害谭嗣同、刘光帝、林旭、杨秀深、杨锐、康广仁等六人，时号为“戊戌六君子”。那时，“天天抓人，但外间谣传还要大批杀人。”北京城内缇骑四出，风声鹤唳，可以说是“鸡飞蛋打，连根拔净，”大有将与维新有关的“帝党”分子一网打尽的趋向。

维新派首领康、梁等，在英、日等帝国主义护持下，逃往国外。慈禧“密令各省严拿治罪”。后来又派刘学询、庆宽两人以“考察商务”为名去日本，谋乘间刺死梁启超，但无隙可乘，不成而返。1900年初，慈禧又派李鸿章任两广总督，并令查抄康、梁两人“家产，逮捕家属，铲除坟墓，”又悬赏十万金捉拿康、梁。在英、日等国严密庇护下，终无所得。李鸿章将此情况报告慈禧，慈禧大怒，随手取玉壶砸碎，愤愤地说：“此仇必报。”

慈禧发动政变成功后，即下令推翻新政，恢复旧制。1898年9月26日，恢复了已被裁撤的詹事府、通政司、大理寺等六个闲散衙门，取消士民上书的诏令，10 除已办的大学堂和中小学堂外停止开办新式学堂。10月9日，下令恢复八股取士制，设京城的农工商总局予以裁撤，还下令查禁全国所有报纸并捉拿各报主笔。11日，下令禁止成立会社。经过一番“整顿”，百日维新期间所颁行的新政，除大学堂外，尽废无余。“一切新政悉行罢免，改革之事，遂成泡影。”然而，官复原职的守旧官僚，对慈禧却感激涕零。他们掩饰不住内心的喜悦而又有点害怕地说：“数月来寝不安，食不饱，今始有命焉，非我皇太后，如何得了也！”

至此，仅仅维持了一百零三天的维新变法运动就如昙花一现一般迅速地夭折了。中国又回到了死气沉沉没有生机的“尘天粪地”之中。

案例6：维新派对洋务运动的评价——梁启超眼中的李鸿章

1901年11月7日，李鸿章死于北京的贤良寺。他离开这个世界不过50天，梁启超就写出一本《李鸿章传》，对李鸿章从事的洋务运动别有一番介绍和评价，值得借鉴。

在梁启超看来，李鸿章在洋务上的功绩主要在于他的认识和眼光比较敏锐，看到了时局的变化，才主张搞洋务，并具有忠君爱国思想，具体表现在：李鸿章具有世界眼光，已经看到世界大势的变化，要求改变成法。1872年，他上奏清廷，指出中国目前处在一个“三千年未有之变局”，世界各国都来要求与中国立约通商，聚集于中国。倘若再苟安下去，忘了两次鸦片战争的疮痛，中国就很难再独立、富强起来。l875年。他又指出，现在东南沿海一万多里，各国通商传教，往来自如，并深入各省腹地，“阳托和好之名，阴怀吞噬计。”而西方科技、交通发达，轮船、电报之速，瞬息千里，更是中国数千年未遇之强敌。因此，他援引《易经》“穷则变，变则通”的古训，要求“力破成见，以求实际”。

从与西方的接触中，李鸿章深深感受到西方船坚炮利，而中国军队“平内乱有余，御外侮不足”。“方今强邻环逼，藩属倾危，岂可稍存侥幸无事之心，顿忘厝火积薪之诫”？尤其是东邻日本明治维新后日益强大，“狡焉思呈”，一旦侵略中国，其危害“更甚于西洋诸国”。李鸿章之所以大力筹办海防，兴办北洋水师不遗余力，“大半为制驭日本起见”。

除了军事之外，李鸿章办的洋务还有商务，同样是为了独立自强。当时，西方列强对中国进行经济侵略，使中国在经济上也丧失了独立性。李鸿章认为，与 其听任洋人在内地开设铁路、电线，不如中国自行仿办，既可以“权自我操”，又可以抵制西方的经济侵略。

李鸿章重视培养人才，他指出“人才难得”，要兴办海军，必须同时培养人才；若没有人才，北洋水师就会如同“画饼”，无法实现。因此，在甲午战争前，他曾经三次向西方派遣留学生，并在天津设立武备学堂、医学堂，培养出一大批人才，如严复、刘步蟾、萨镇冰、林永升等，都为中国的海军事业做出一定贡献。

李鸿章开展的洋务活动虽然有声有色，但这场洋务运动依然失败了，并没有达到使中国独立富强的目的。梁启超指出，李鸿章所办的洋务林林总总，但归结起来，主要有两个方面：一为军事，二为商务，因为李鸿章的眼光有限，“坐知有洋务，而不知有国务，以为洋人所务者，仅于如彼云云也”。

由于阶级与时代的局限，李鸿章在洋务运动上的过错也非常明显。李鸿章既不知国务，也没有真正懂得洋务。李鸿章鼠目寸光，相信“中国文武制度，事事远出西人之上，独火器万不能及”，办洋务只要学一点西方船、炮、铁路、机器就够了，却对“西国所以富强之原，茫乎未有闻焉”。正由于李鸿章不知国务，不了解国家富强的根本所在，所以他办的洋务只是小修小补，“仅摭拾泰西皮毛”，“弥缝补苴”，当然达不到使国家富强的目的。李鸿章没有充分利用自己的地位和力量，进行应有的工作。梁启超认为，李鸿章虽然意识到世界形势的变局，知道不可以苟安，却私心过重，又不学无术，在行动上瞻前顾后，疑虑重重，不肯真正为洋务运动付出全部力量。李鸿章所办的商务之所以失利，是由于执行了“官督商办主义”造成的。对此，梁启超没有具体的说明。当时，清朝的国家机器已经腐朽，李鸿章办的企业动辄规定要“官督商办”，其结果也就可想而知了。

对于李鸿章，梁启超有三句评价：“吾敬李鸿章之才，吾惜李鸿章之识，吾悲李鸿章之遇”。正因为梁启超过于同情李鸿章之所“遇”，因而在字里行间，有意无意地将李鸿章描绘成一位具有变法维新思想的爱国者，对李鸿章的许多过失则所恕太多，所责却显得不够。

梁启超为什么会那样同情和宽恕李鸿章的过失？这不能不和他的阶级局限性有联系。首先，梁氏作为资产阶级维新派的代表，具有软弱性，这种软弱也反映在梁氏对李鸿章的评价上。其次，梁氏本人是从封建士大夫转化而来的民族资产阶级上层代表，从小就受到很深的封建伦理的教育，因而他对李鸿章的“忠” 12 和“犬马恋主之诚”加以肯定，进而对李鸿章在办外交活动中的奉命妥协、退让给予过分的同情和宽恕。

讨论题：

1．结合本案例，分析李鸿章在洋务运动中所扮演的角色。2．如何正确评价李鸿章在洋务运动中的功过得失？

案例7： “弱国无外交”的真实写照 ——《马关条约》和三国干涉还辽

从1894年8月1日中日甲午战争正式宣战到平壤、黄海战役之前，由于战争胜败尚未定局，慈禧太后等人暂时不敢公开进行求和活动，列强也暂时中止了“调解”。但随日军的步步进逼和清军的接连溃败，慈禧太后的求和之心又急切起来。1894年9月底，慈禧太后起用中法战争期间被她罢黜的恭亲王奕主持总理衙门，负责出面请求英国联合美、俄两国共同调停中日战争，但没有获得任何结果。

11月初，日军侵入辽东，形势危急。清政府又转请美国驻北京公使田贝出面调停，还召集美、英、法、德、俄等国公使会谈，要求他们的政府参与干涉。由于美国政府认为对清政府进行讹诈的时机已到，加之美国又想单独操纵中日和谈，所以表示愿意居间“调停”。11月6日，根据本国政府的训令，美国驻日公使谭恩通知日本政府：战争要适可而止，“如果把中国打垮，英、法、俄等强国将以维持秩序为名，瓜分中国”，从而给日本带来不利。11月21日，田贝见日军攻占旅顺已成定局，便正式向总理衙门表示：愿以“传言人”身份为中日两国斡旋。由于害怕日军乘胜进犯京津，慈禧太后求和心切。她不顾光绪皇帝等人的反对，支持奕委托田贝秘密向日本疏通。1895年1月14日，清政府正式派户部侍郎张荫桓和湖南巡抚邵友濂为全权大臣，并聘请美国前任国务卿科士达为顾问，赴日求和。

当时，日军正进攻威海卫，日本政府不愿立即休战议和，便借口张荫桓、邵友濂“全权不足”，拒绝谈判。日本首相伊藤博文表示：必须由恭亲王奕或李鸿章充任全权代表，并以割地赔款为“议和”条件，才能开议，否则不必派代表 前往。日军占领威海卫后，气焰更加嚣张。已成惊弓之鸟的慈禧太后，决定解除对李鸿章的一切处分，任命他为“头等全权大臣”，前往日本办理交涉事宜。李鸿章深知，这次议和的最大难题是割地问题。奉召到京后，他首先拜访列强驻京公使，请求美、俄、英、法等国出面干涉，以促使日本放弃割地要求。对此，英美等国公使表示拒绝。俄国公使表面上虚与周旋，暗地里却企图乘机和日本进行分赃，并暗示日本：若能保证俄国在中国东北和渤海湾周围地区的特权，俄国将支持日本割占台湾。日本探明俄国的真实意图后，进一步坚定了割占台湾的决心。

争取外国斡旋的活动到处碰壁后，李鸿章只得不惜一切代价向日本求和。为了不承担割地的罪责，他表示只有给他割让土地的全权后才能赴日。慈禧太后称病不出，传话李鸿章，要他“一切遵上旨”。光绪皇帝既不敢与慈禧太后公开决裂，又盼望湘军能在辽东扭转败局，所以一直犹豫不决。3月初，清军在辽东全面溃败，为形势所迫，光绪皇帝终于让恭亲王奕代传他的“面谕”，表示可以授予李鸿章“以商让土地之权”。

1895年3月14日，李鸿章带着儿子李经方、美国顾问科士达等，由天津乘船去日本。20日，李鸿章同日本首相伊藤博文、外交大臣陆奥宗光及美国顾问端迪臣，在马关的春帆楼开始谈判。伊藤博文等人从一开始就摆出战胜者的骄横态度，肆意勒索，并派军攻占澎湖。李鸿章要求停止军事行动和减轻勒索，被伊藤博文拒绝。24日，在回寓所途中李鸿章被日本暴徒刺伤。事件发生后，日本政府担心列强借口干涉，宣布除台湾、澎湖列岛地区外，其他战地立即停战。4月1日，中日双方代表重开谈判。日本提出苛刻媾和条款，诸如中国割让奉天南部、台湾、澎湖列岛，赔偿日军费白银三亿两等。清政府指示李鸿章“竭力申说”，尽量争取减少割地赔款。4月10日，日本提出最后修正案，伊藤博文只准李鸿章说“允、不允两句话而已”，并以战争再起和进攻北京相威胁。4月17日，李鸿章终于和日本代表签订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

条约的主要内容有：中国承认日本对朝鲜的控制；割让辽东半岛、台湾全岛及所有附属岛屿和澎湖列岛给日本；赔偿军费二万万两白银；增开沙市、重庆、苏州、杭州四个通商口岸，日船可沿内河驶入以上各口；允许日本臣民在中国通商口岸设立工厂，产品运销内地只按进口货纳税，并准在内地设栈寄存。条约中还规定：为保证中国履行条款，日军暂时占领威海卫。

《马关条约》签订后，俄英等国争先恐后地掠夺在华利权，强租海港，划分“势力范围”，使中国面临被瓜分的严重危机。在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狂潮中，俄国充当急先锋。19世纪90年代初，俄国动工修筑西伯利亚铁路，并策划将该路穿越中国东北北部，从而控制这一地区。1895年初，俄国资产阶级的喉舌《新闻报》，竟鼓吹利用中日战争的“大好时机”，“干净利落地解决中国问题，由欧洲有关的几个主要国家加以瓜分”。《马关条约》的主要内容之一，是清政府把辽东半岛割让给日本。俄国政府认为，这是对俄国独霸东北的直接威胁，不能听任所为。财政大臣维特还强调说：“为俄国的最大利益着想，要求维持中国的原状”，“决不可让日本渗透到中国的心脏而在辽东半岛攫得立足点”。1895年4月17日，即《马关条约》签字的那一天，俄国政府正式向法、德两国政府建议：三国联合劝告日本退还辽东半岛，如不应允，即“对日本在海上采取共同军事行动”。

法国是俄国在欧洲的盟国，愿意参与干涉，并借机向清政府邀功索赏。德国是后起的帝国主义国家，渴望在远东地区夺取殖民地。尽管它在欧洲长期与俄、法为敌，但这次却欣然同意与俄、法两国在远东合作，其目的有二：一是借此机会与俄国接近，设法松动和离间俄、法在欧洲的同盟关系；二是把俄国的视线转移到东方，减轻其对德国东方边境的威胁；三是希望得到中国的感激，实现从中国割占一个海军基地的夙愿。俄、法、德三国各有打算，互相利用，促成了以俄国为主轴的“三国干涉还辽”。

1895年4月23日，三国驻日公使各奉本国政府训令，分别照会日本政府，要求其退出辽东半岛。三国海军也同时出现在日本海面，大有顷刻兵戎相见之势。日本政府自忖无力与三国作战，急向英美两国求援。然而，英美两国既不愿意冒此风险，也害怕日本在华势力过分膨胀，都劝告日本接受三国的要求。于是，日本被迫退还辽东半岛，向中国索取了3000万两白银作“赎辽费”。“三国干涉还辽”成为19世纪末列强瓜分中国狂潮的开端。

讨论题：1.以《马关条约》的内容为楔入点，分析该条约给中国带来的危害。2.“三国干涉还辽”说明了什么？

案例8：制度变革思想的嬗变轨迹——康有为的系列上书 1888-1898年，康有为先后给光绪皇帝上书七次，大声呼吁变法，即1888年12 月的《上清帝第一书》，1895年5月的《上清帝第二书》（即公车上书）、《上清帝第三书》，1895年6月的《上清帝第四书》，1898年1月的《上清帝第五书》、《上清帝第六书》、《上清帝第七书》。从这七次上书中，可清晰地寻绎康有为制度变革思想的嬗变轨迹：《上清帝第一书》为第一阶段，是政治制度改革思想萌芽时期；《第二书》、《第三书》、《第四书》、《第五书》为第二阶段，是他的基本政治纲领——君主立宪思想的形成时期；《第六书》、《第七书》为第三阶段，是其思想渐趋保守的时期。

在《上清帝第一书》中，康有为指出西方列强步步入侵——“比者日谋高丽，而伺于东，英启藏卫，而窥川滇于西；俄筑铁路于北，而迫盛京；法煽乱民于南，以取滇粤”，中国的民族危机日益深重，并提出了“变成法”的建议。不过，这里的“法”,指的是笼统的治国之道，并非专指政治制度。而且，这次上书的侧重点在于劝皇帝下决心“变法”，而不在于劝皇帝怎样变法。关于如何变法，康有为也没有考虑成熟，只是含糊地建议“增设训议之官，置天下耆贤，以抒下情”，表现出朦胧的学习西方议会制度的愿望。甲午战后，中国的民族危机越来越深重，康有为对中国和对西方的认识都加深了，逐渐形成了君主立宪的制度变革的思想。他认为，导致中国贫弱的根源是落后的政治制度：“夫中国二千年来，以法治天下，而今国势贫弱，至于危迫者，盖法弊致然也”。而此前的洋务运动，只是对原有的政治体制进行修修补补，“徒糜巨款，无救危败，反为攻者借口”，“非尽弃旧心，再立堂构，无以除旧弊，维新气象”。

所谓“立堂构”，就是从根本上进行制度变革，在《第二书》、《第三书》、《第四书》中表现为设“议郎”。这是康有为提出的比较完整的仿行议会制度的方案：“特诏颁行海内，令士民公举博古今、通中外、明政体、方正直言之士，略分府县，约十万户而举一人，不论已仕未仕，皆得充选，因用汉制，名曰议郎。„„俾轮班入直，以备顾问。并准其随时请对，上驳诏书，下达民词”。“凡内外兴革大政、筹饷事宜，皆令会议，三占从二，下部施行”。“议郎”之名虽沿自汉代，但兼具咨询和立法两种职能，可以“上驳诏书，下达民词”，职权很大，已经近似于西方的“议员”。

特别是在《第五书》中，康有为的君主立宪思想表现得更为明显。他建议光绪帝“以俄国大彼得之心为心法，以日本明治之政为政法”，将国家大事交付国会讨论——“自兹国事附国会议行”，重新修订宪法：“采择万国律例，定宪法公私之分”，并改革官制，“停捐纳，汰冗员，专职司，以正官制”。

不过，在《第六书》和《第七书》中，康有为提出了三条变法纲领——“大誓群臣以定国是”，“立对策所以征贤才”，“开制度局以定宪法”。第一条纲领，是将维新变法确定为国家的大政方针；第二条纲领，是为变法事业准备人才。其中，最关键、最核心的是第三条变法纲领——“开制度局以定宪法”。具体做法是：“特置制度局于内廷，妙选天下通才十数人为修撰，派王大臣总裁„„每日值内，共同讨论”政治制度，请皇帝“亲临”，并设立法律、度支等12个局，负责施行“制度局所议定之新政”。

需要指出的是，这些“天下通才”并非如“议郎”由各府县公举产生，而是由皇帝钦定——“妙选”；制度局则是一个推行变法的行政总机关，也只对皇帝负责，这与康有为此前多次提议开设的“议院”、“国会”不可同日而语。

康有为的《第六书》与《第五书》时间相差不到一个月，而他的政治主张却出现很大变化，制度变革思想也由进步趋向保守。这其中有多方面的原因，如斗争策略上的转变、光绪帝支持变法等，但更重要的是康有为的个人际遇。

康有为素来自视甚高，很有一番政治抱负，曾多次上书光绪，希望皇帝注重选拔人才，表达了他作为新兴的资产阶级强烈的参政愿望，却长期郁郁不得志。1898年1月24日，光绪帝派五大臣——荣禄、翁同和、李鸿章、廖寿恒、张荫桓在总理衙门召见康有为，询问变法事宜。康有为意识到自己即将官运亨通，在写给胞弟康广仁的一封信中兴奋之情溢于言表：“总署延见，问治天下之故，乃自有总署以来所无，举朝以为旷典„„或则加五品卿入军机，或设参议行走”。

当时，反对新政的顽固守旧势力非常强大，维新派力量弱小，变法事业举步维艰。在康有为看来，光绪是一位“大有为之君”，可以依靠光绪“以君权雷厉风行”，“拔通才以济时艰”。因此，康有为才“幡然变计”，放弃以前的立宪法、开国会等限制君权的改革政治制度的主张，转而提倡依靠君权来推行变法。因此，在其发表的《答人论议院书》中，康有为宣称：“今日之言议院、言民权者，是助守旧者以自亡其国者也”，公开放弃自己以前坚持的议院观，表明他的政治制 17 度变革思想已经出现倒退，也反映了以康有为为首的维新派在政治上的软弱性和保守性。

讨论题：

如何认识以康有为为首的维新派在政治上的软弱性和妥协性？

案例9：近代中国的革命元勋——孙中山

孙中山（1866-1925），名文，字德明，号逸仙，中国民主革命的伟大先行者。因为他曾化名中山樵，所以人们也称之为孙中山。

1866年11月12日，孙中山出生在广东香山县翠亨村的一个佃农家庭。与许多农家孩子一样，他从小就参加劳动，并喜欢听太平天国老兵讲故事。满清朝廷的腐败，人民群众英勇反抗的壮举，在他幼小的心灵中留下深深的印记。1879年，孙中山去檀香山读书。三年后肆业，他的英文成绩全班第一，夏威夷国王亲自为他颁奖。1883年，孙中山又到夏威夷最高学府——奥阿厚学院读预科班，半年后肄业。同年，孙中山回国，途中遇到清朝税吏勒索，使他进一步感受到清廷的腐败。1885年，中国军队取得镇南关大捷，却要向法国割地赔款，使青年孙中山受到很大刺激，并立志要“决倾覆清廷，创建民国”。1886年秋，孙中山考进广州博济医院附设的南华医校，次年转入香港西医学院。在香港求学期间，孙中山经常与同学陈少白、尤列、杨鹤龄等人纵论时政，称颂太平天国，被人称为“四大寇”，他也自诩为“洪秀全第二”。

1894年5月，孙中山抱着一线希望来到天津，上书朝廷重臣李鸿章，陈说救国大计，指出“欧洲富强之本，不尽在于船坚炮利，垒固兵强，而在于人能尽其才，地能尽其利，物能尽其用，货能畅其流”。但是，李鸿章却对此不予理会。

甲午战争爆发后，清军连吃败仗。孙中山意识到清政府已经无药可救，于是前往檀香山，成立中国最早的民主革命团体“兴中会”，以“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合众政府”为入会誓词，提出了推翻封建统治、建立民主共和国的革命纲领。随后，孙中山以行动向清廷宣战，先后发动乙未广州起义、惠州起义，都以失败告终。

1905年8月，以兴中会、华兴会、光复会等革命团体为基础，孙中山在日 本东京创建“同盟会”，并被推举为总理，他提出的“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的宗旨也被采纳为同盟会纲领。在《民报》发刊词中，孙中山将这个纲领归结为民族、民权、民生的三大主义。

1911年10月，武昌起义爆发，各省纷纷宣布“独立”。12月底，孙中山回国，被各省代表会议选为临时大总统。次年1月1日，孙中山在南京就职，组成中华民国临时政府。2月12日，末代皇帝溥仪被迫退位，长达2000多年的君主专制制度结束了。3月11日，孙中山颁布了具有资产阶级共和国宪法性质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

由于受到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强大压力，革命党自身又涣散无力，孙中山被迫让位于袁世凯。此后，孙中山积极宣传民生主义，并亲自担任全国铁路督办，准备大修铁路。今天的三峡工程、青藏铁路等建设项目，孙中山都已经想到了。

1913年春，袁世凯暗杀了国民党领袖宋教仁，孙中山发动“二次革命”，失败后流亡日本，组建中华革命党。1915年，袁世凯倒行逆施，公然复辟帝制，孙中山发表宣言，号召全国人民与袁世凯这个独夫民贼开展斗争。1917年，由于段棋瑞为首的北洋军阀拒绝恢复《临时约法》和国会，孙中山在广州建立军政府，被推举为大元帅，发动护法战争。在西南军阀排挤下，孙中山被迫辞去大元帅之职。第一次护法战争的失败，使他认识到南北军阀都是“一丘之貉”。

1918到1920年，孙中山隐居上海，撰写《建国方略》，提出了改造和建设中国的宏伟计划。十月革命胜利后，孙中山致电列宁，祝贺俄国革命取得伟大胜利。1919年，五四运动的胜利给孙中山以很大鼓舞。1920年，孙中山开始与苏俄接触，会见共产国际代表马林，讨论建立革命政党和革命武装。

1922年，孙中山在广州就任非常大总统，准备挥师北伐。可是，他一手扶植的广东军阀陈炯明却发动叛乱。陈炯明的叛变，对孙中山打击很大。经过深刻的反思，他决定接受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的帮助，欢迎李大钊等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1923年，他与苏联代表越飞发表《孙文—越飞宣言》，奠定了联俄的基础。随后，孙中山在广州重建陆海军大本营，加紧改组国民党。

1924年1月，在孙中山主持下，国民党“一大”在广州召开，通过新的党纲、党章，确立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并重新解释了三民主义，充实了反帝、反封建的内容。这标志着孙中山的革命思想和革命事业发展到一个新 19 阶段。

同年10月，冯玉祥在北京发动政变，邀请孙中山北上共商国事。在北上途中，孙中山提出了废除不平等条约、召开国民会议的主张。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在北京不幸病逝。在逝世前夕，他签署了《国事遗嘱》、《家事遗嘱》和《致苏俄遗书》，总结了40年的革命经验，指出“必须唤起民众”，“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发出了“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的号召。1929年，孙中山的遗体移葬南京紫金山。

讨论题：

1．孙中山为什么会走上革命道路？

2．在辛亥革命中，孙中山发挥了什么样的作用？

案例10：锢塞人才的牢笼——科举制度

科举制度是继中国古代世卿世禄制、察举制和九品中正制之后的一种新的选官制度,是中国封建王朝设立科目进行考试、用以选拔官吏的制度。这一制度始创于隋朝，形成于唐朝，中经宋、辽、金、元、明各朝，一直延续到清朝末年。

科举制度的实质，是从读书人中选拔学而优者授予官职。相对于以前的各种选官制度而言，这种制度是较为公平和公正的，在历史上起到抑制门阀、奖拔寒庶的作用，为官僚阶层精英地位的确立和行使权力提供了合法依据。科举制度确立后，由此进入仕途的人被称为“正途”。科举制度对确立文化中国的性格特征起到重要作用，在较长时期内，“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成为中华民族普遍的价值取向。在18世纪，法国重农学派的经济学家魁奈曾说：在中华帝国，“没有任何一个都市、城镇或乡村没有教师在向青年人讲授怎样读书和写作”。英国传教士麦高温在1860年来华，曾先后在上海和厦门传教，1909年他出版《中国人生活的明与暗》一书。在论及中国的教育时，他说：“中国人笃信教育。不论是高官或是平民，是富人或是穷人，他们对教育的看法都是绝对一致的。而且，如果不是因为家里太穷或是因为父母没有足够的威慑力迫使孩子去学习的话，孩子们是必须要上学去的”。“在西方，一个人可以通过多种途径成为杰出的一员或获得显赫的社会地位，如国会议员，或者在某个政府部门中担任主管，而这些职 位都能使他在公众面前得以抛头露面。但在中国，这些途径狭窄得只剩下一条，即从学校教室里走出来的一条路”。为了增加科举的吸引力，历代皇帝都不断地给士人和科举中榜者以种种特殊待遇，如宋真宗就亲自作《劝学诗》：“富家不用买良田，书中自有千钟粟。安房不用架高梁，书中自有黄金屋。娶妻莫恨无良媒，书中自有颜如玉。出门莫恨无随人，书中车马多如簇。男儿欲遂平生志，六经勤向窗前读”，以劝诱才俊人士勤勉读书。

从科举制度建立伊始，儒家经典就是科举考试的重要内容。到明清时期，科举考试进入以八股作为取士主要标准的阶段，考试形式日趋呆板，考试内容流于空疏。根据《明史》卷70《选举志二》所载，应考文章略仿宋朝时的经义，但要以古人语气写作，文体用排偶，因其主干部分分为起股、中股、后股和末股四个段落，每个段落都有两段相比偶的文字，合共八股，故称为“八股文”。这种文体写起来难度较大，要模仿数千年前古人的语气和思维进行写作，即所谓“代圣贤立言”。

对此，顾炎武在《日知录》中批评道：“八股之害，等于焚书，败坏人才，有甚于咸阳之郊所坑者”。清朝乾嘉时吴江人徐灵胎写过一首《刺时文道情》：“读书人，最不济。烂时文，烂如泥。国家本为求才计，谁知道变作了欺人计。三句承题，两句破题，摇尾摇头，便是圣门高弟。可知道三通四史是何等文章？汉祖唐宗是哪朝皇帝？案头放高头讲意，店里买新科利器。读得来肩背高低，口角嘘唏。甘蔗渣儿嚼了又嚼，有何滋味？辜负光阴，白白昏迷一世。就教他骗得高官，也是百姓朝廷的晦气”。余秋雨在《十万进士》中说：“科举制度发展到范进、孔乙己的时代确已弊多利少，然而这种历史的蜕变也是非常深刻的。蜕变何以发生？有无避免的可能？一切修补的努力是怎么失败的？这些问题都值得我们细细品味”。

讨论题：

1．结合当前我国的教育现状，分析科举制度对我国教育发展的影响和启示。2．如何理解“科举制度的兴衰史对我国当前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和公开选拔干部考试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这句话？

案例11：惊天动地的壮举——张学良东北易帜

张作霖遇难后，东北就像一只换了舵手而处于风雨飘摇之中的航船，东北三省的前途和命运，都系在年轻的统治者张学良身上，当时，他所面临的最紧迫问题，就是东北向何处去。张学良字汉卿，辽宁海城县人，1901年生，张作霖的长子。1919年7月毕业于东三省陆军讲武堂，授予炮兵上校衔。随后晋升旅长，协助张作霖整军。1924年9月第二次直奉战争中任震威军第三军军长，在山海关一带作战。1925年春，率部进驻天津，升任陆军上将。1928年4月任奉军正太、京汉线总指挥与北伐军作战。张作霖被日本炸死后，奉军全线向东北撤退，集结于滦河以东。这时27岁的张学良于6月17日秘密回到沈阳，在张作相等元老辅佐下就任奉天军务督办和东北保安总司令，初步稳定了东北局势。张学良鉴于皇姑屯事件的教训，集国耻与家仇于一身，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罪恶阴谋有了更清醒的认识，7月1日，通电宣布与南京方面停止军事行动，绝不妨碍统一，并派代表与蒋介石联络，商谈东北易帜。

张学良毅然易帜的决定犹如晴天霹雳，打乱了日本人的如意算盘。日本田中义一首相密电沈阳的日本总领事林久治郎，几度晤见张学良，提出勿与南方妥协的警告。7月19日，日方把田中的意图面告张学良，其内容有：

一、南京国民政府含有共产色彩，且地位尚未稳定，东北目前犯不着与南京方面发生联系；

二、如果国民政府以武力进攻东北，日本愿意出兵相助；

三、如果东北财政发生困难，日本正金银行愿予充分接济。张学良看了田中的三点建议，很冷静地表示：“东三省政治以民意为决定。如果人民主张改制，我是难以抗拒的。” 林久治郎的阴谋失败后，日本关东军司令冈村中将又会晤张学良，正告张学良不要易帜，否则“关东军是不会坐视不问的”。张学良迫于日本的压力，原定7月24日东三省通电易帜的日子，不得不改期进行。8月4日，张作霖的葬礼如期开始了。张学良在阵阵哀乐声中走来，他披麻戴孝，双手举着一把燃烧的香，缓缓地跪下，向父亲敬香。他站起身，一眼看见南京政府方面送来的挽联：“噩耗传来，几使山河变色；兴邦多难，应怜风雨同舟。”张学良心中有一种说不出的感激之情。

在东北易帜的背后，反映了日美两国在华争夺势力范围的斗争。美国支持蒋介石统一东北。蒋介石和张学良分别通过外交途径争取美英等国的支持，使日本 22 陷于孤立地位。8月，蒋介石命在美国访问的孙科、伍朝枢就近宣布真相，揭露日本干涉东北易帜的行为。9月，蒋介石派张群以参加阅兵典礼的名义访日，要求日本首相田中不要干涉东北易帜事。11月3日，张学良派莫德惠为特使赴东京参加日皇加冕典礼，终于促使田中对莫表示东北易帜“是中国内政问题”而加以默许。12月29日，张学良等联名通电全国宣布：“于即日起宣布遵守三民主义，服从国民政府，改易旗帜。”辽宁、吉林、黑龙江、热河四省同时换旗。 至此蒋介石在形式上完成了全国的统一。他通过二次北伐和东北易帜，结束了长期分裂割据之混乱局面，维护了国家领土主权的完整，推动了中国社会的进步发展，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

案例12：灭亡中国的霸权条约——《二十一条》

1914年8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日本企图乘机扩张其在中国的侵略势力，借口对德宣战，派遣军队在中国的山东半岛登陆，向德国侵占下的青岛和胶济铁路沿线进兵，企图夺取德国在山东的权益。对此，袁世凯政府竟宣布“局外中立”，并划出战区供日本作战，听任其武装占领青岛及胶济铁路全线。日军所经之处，“骚扰甚重”，“民不堪累”。

日军攻占青岛后，日本政府认为向中国提出扩大侵略权益要求的时机已到。于是，在1915年1月18日，命日本驻华公使日置益向袁世凯递交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他一面恫吓袁世凯说：中国革命党人与日本“政府外许多有钱有势的日本人保有十分密切的联系”，“除非中国政府给予友谊的明确证明，日本政府也许不可能阻止这些人在中国煽动骚乱”；一面又引诱袁世凯说：“如果总统现在接受这些要求，日本人民将深信总统的感情是友好的，而且日本政府以后可能对袁总统提供帮助”。日置益还对外交部长曹汝霖露骨地表示：“中国如欲改国体为复辟，则敝国必赞成”。显然，日本是以支持袁世凯复辟帝制作为交涉的引诱手段之一。

《二十一条》共分五号，其主要内容是：中国政府承认日本享有德国在山东的一切权利，并加以扩大；要求将旅大租借期限及南满、安奉两铁路期限延长为99年，并承认日本在南满及内蒙东部的特殊权利；中日合办汉冶萍公司，未经公司同意，不准他人开采附近矿山；中国沿海港湾及岛屿，不得租借或割让给其 他国家；要求中国中央政府聘用日本人为政治、财政、军事等顾问，中国警政及兵工厂由中日合办，将武昌至九江、南昌至杭州、潮州间之铁路建筑权给与日本，允许日本在福建省有投资修筑铁路及开采矿产的优先权。

日本政府深知，这种把中国变成日本殖民地的企图，必将激起中国人民的强烈反对。所以，训令日置益当面向袁世凯提出要求：“愿大总统赐以接受，迅速商议解决，并守秘密。”在袁世凯看来，在西方列强正忙于欧战之时，日本势力迅速扩张。只有取得日本的支持，才可以复辟称帝。于是，他派外交总长陆徵祥、次长曹汝霖与日本代表秘密谈判。在谈判期间，日本以“换防”为名，增兵大连、青岛、塘沽等地。经过几个月的秘密谈判，日本以最后通牒的方式，迫使袁世凯于5月9日接受《二十一条》的绝大部分内容。

《二十一条》的谈判与签订，在全国激起强烈的愤慨和反抗。上海、北京、天津、杭州等地的商民、学生及海外华侨，纷纷集会抗议日本的侵略行径，要求政府拒绝日本的无理要求。反日爱国团体纷纷涌现，上海有“国民对日同志会”、“外交后援会”、“救国急进会”，杭州有“爱国会”，山东有“救亡团”，江西有“妇女救国会”，广东有“中华商务救亡会”，四川有“国事研究会”等。3月间，上海绅、商、学各界联合发起召开国民大会，到会者近4万人。大会决议提倡国货，拒用日货。各地纷起响应，迅速形成遍及全国的抵制日货运动。1915年上半年，日本输华商品价值较上年下降1790万美元。在汉口，愤怒的人群涌上街头，举行游行示威，捣毁日本商店，使日本侵略者被迫取消原定的“庆祝会”。北京举行集会示威，每次有众多的群众参加。烟台人民“相戒不卖货物给日人”。各地青年学生纷纷组织团体，进行爱国救亡斗争。全国教育联合会决定，各学校每年以5月9日为“国耻纪念日”。海外华侨也发动了爱国运动，他们宣传、捐款，并抵制日货。由于全国的反日爱国运动，使得《二十一条》不能付诸实行。袁世凯对各阶层群众的爱国行动，一概污蔑为“排外之观念，为野蛮无知之举动”，并发布《大总统申令》，“严加取缔”，“严拿惩办”。

案例13：一座挖不尽的精神富矿——长征

长征是一个说不完的历史话题、一座挖不尽的精神富矿。几支万人上下、装 备简陋的部队，硬是突破百万敌军的围追堵截，战胜雪山沼泽的重重阻隔，超越饥寒伤病的生存极限，实现了三军大会师、战略大转移的目标。从细微处探究一下红军的战地生活，更能够丰富和深化我们对长征精神的思考。

很久以前就读过一些当事人的长征日记，如今再读林伯渠、关向应、童小鹏、陈伯钧、肖锋、韦国清、李黎林、徐梦秋等人长征途中的日记，仍能从字里行间看到这些戴着眼镜的战士在枪声稀疏的片刻，匆匆忙忙写上几行字，让自己的精神舒展歇息一下。写日记成了他们的精神滋补、生活方式、心灵漫步，这是何等的豪迈、洒脱！请看陈伯钧1935年6月5日的一段日记：“越甘竹山，下小平子，悬崖数丈，绝壁时生，石坎参杂，烂泥殊深，攀葛附藤，举足难进„„而我不但越过石达开受困顿之绝地，反而西北出天全，东逼汉源，使敌人全取守势，东奔西驰。这亦是我战略指导之机动与神速、战士之坚信勇猛所致。”恬淡干净的文字里，洋溢着作者身处险境时的从容、镇定和自信。

长征将士的精神文化生活是丰富多彩的。比写日记更具理性的有成仿吾对德文版《共产党宣言》的诵读宣讲，徐特立对识字课本的研修普及；比写日记更显活跃的有朱德对篮球赛的组织，聂荣臻对话剧《庐山之雪》角色的演绎，邓小平对《红星报》的编辑，廖承志对木刻作品的打磨；比写日记更加浪漫的有大量的长征诗作。毛泽东诗词是其集大成者：“天高云淡，望断南飞雁。”寥寥数字，不仅勾勒了高天远地静穆寥阔的宏大景观，而且抒写了作者从容明朗的博大胸怀和对老区战友的牵挂伤怀。“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苍山如海，残阳如血。”在谋兵布阵、运筹帷幄的间隙，他的思绪不时超越战地、飞驰九霄，在历史和哲学的时空感叹民族命运、抒发悲悯情怀。

长征部队的这种文化品位、精神特质、恢宏气象在它的政策上有更系统的展示。秋毫无犯的群众政策就不必说了，与人民群众生死与共、血脉相连的鱼水关系也不必说了，它的往往被人忽略的民族、宗教、工商政策却从一个方面凸显了它的高度、远见、勃勃生机和旺盛生命力。军事博物馆收藏了不少长征途中红军张贴的尊重少数民族、保护宗教信仰和寺院的布告、标语。其中的一件是经过甘肃回族聚居区时发布的“八要十不准”的内部文告：“要保护清真寺，要保护回商，要遵守回民风俗习惯。”“不准打回民土豪，不准在清真寺周围吵闹„„”红军经过贵州的茅台镇时，立刻在各酒厂门口贴上了不得干扰正常经营的布告。25 这样的军队、这样的领导、这样的政策，一开始就从根本上把自己置于一个历史、文化和精神的制高点上。正如外国一位作家所说的那样：“长征是一篇史诗，在人类活动史上是无可比拟的。”仅仅用规模、装备衡量战斗力，向来都是片面的；凝聚力、向心力、影响力、精神力、意志力，向来都是战斗力的重要构成要素。拥有了这种政治、文化、精神和心理优势的红军，它的发展、壮大和胜利是必然的，是谁都挡不住的。

案例14：恶魔的部队 吃人的历史——“731”的罪恶

“731”，这原本是一串极其普通的数字，但是，当我们把它与侵华日军相连之后，它就成了一把魔鬼的钥匙，这把钥匙将为我们打开一段痛苦记忆的闸门，去揭密比魔鬼还要凶残的侵华日军对中国人民犯下的累累罪行！

20世纪30年代，日本帝国主义为实现其独霸亚洲、称雄世界的政治野心，在兵力不足，又严重缺乏五金矿产资源的情况下，公然违背国际公法，秘密策划了细菌战的战争阴谋，并选择了“满洲”这块最新的殖民地，加快细菌战的研究，以期早日用于实战。从1936年起关东军选定在哈尔滨市东南二十公里的平房地区，正式建立秘密的细菌武器研制基地，组建了以细菌战专家、军医中将石井四郎为首的细菌杀人工厂，对外称“关东军防疫给水部”，1941年6月改称“第731部队”，在“防疫给水”的幌子下，为细菌战做准备，专门从事致命性细菌武器的研制和使用，甚至利用活人进行灭绝人性的细菌试验。

731部队，就其规模来说，实属世界上最大的细菌工厂，占地30多平方公里，俨然一座庞大的军用市镇，拥有庞大的军事设施，建有专用飞机场，有可容3000人住宿的建筑群，有发电厂、专用铁路线、医院、学校、大礼堂、运动场、马场、神社、多种试验室和研究室以及监狱。军事设施的周围用高墙围着，墙上架设着高压电网，墙外构筑一道防护壕，戒备森严，绝对保密，外人不准涉足。基地的周围被划为禁区，神秘莫测，飞机不准经其上空，火车在其前站就要放下窗帘，任何人不得窥视。周围几十里内村庄的居民，也在日本兵的严密检查和监视之下。人们通常把这个充满神秘、恐怖的地方叫做“六十里地国境线”。731是一个拥有3000多人的庞大机构，部队本部下设八个部。第一部主要从事鼠疫、霍乱、副伤寒、赤痢、炭疽等病毒的研究，并用活人做实验，为此特设用来关押实验者的秘密监狱。第二部主要进行有关细菌炸弹的开发和测试，并负责培育和繁殖供散布瘟疫的寄生虫，如跳蚤、田鼠等。第三部表面上主要负责医院管理和净水处理，实际上是被分配制造细菌炸弹。第四部主管生产各种细菌，负责管理生产病原菌的设备和储存与保养随时生产出来的细菌。第五部负责731部队新队员的培训，训练使用细菌武器的人员。另外还设有总务部、资材部、诊疗部，并有一个直属航空队。

731部队拥有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研究设备，最大的细菌生产规模。原731部队生产部长川岛清少将在伯力军事法庭供认：该部可以“每月制造300公斤鼠疫菌，500—600公斤炭疽菌，或800—900公斤的伤寒、副伤寒、赤痢菌，或1,000公斤霍乱菌。

日本军国主义者不仅疯狂地进行细菌武器的制造，而且还大量地利用活人进行惨无人道的罪恶试验。日军利用活人试验，名目繁多，手段极其残忍。菌液注射试验，即将含有病菌的溶液注入被实验者的静脉，将被实验者关在透明的隔离室内，观察其病变的过程，他们把受细菌试验的活人称为“木头”，待被实验者被细菌吞噬死亡后，即刻将其投入炼人炉。

冻伤治疗试验：即在有低温设备的特殊实验室里，凝冻人的身体，造成人工冻伤，以研究冻伤后生理上的变化及预防和医治的方法。由于入侵苏联是日本早已既定的目标，因此日本关东军对预防冻伤的问题异常重视。冻伤试验的任务主要由731部队第一部承担。在电影《黑太阳“七三一”》中曾再现了冻伤试验过程中令人毛骨悚然的景象。一位妇女在日本兵的看押下，在冰天雪地的室外裸露着小臂和双手，日本兵不断地往上浇水，并把手和手臂上冻成的冰敲掉，然后将她拉到室内，强行把冻得已经僵硬的双手放到热水中。随后，一位日本军官当着十几个日本娃娃兵的面，把手放到这位妇女的手臂上，使劲往下一撕，妇女手臂上的皮、肉全部脱落，惨白的手骨露了出来„„。另外，把健康的人和鼠疫患者关在一起，研究鼠疫的传染过程，进行人与马、猴之间的血液交换试验，人体倒悬试验，空气静脉注射试验等等也都是他们的试验项目。除室内试验外，还有在类似战斗环境下的野外活人细菌战试验，更有甚者，为了得到健康、鲜活的标本，27 竟对活人进行活体解剖。多少无辜的生灵被虐杀，多少人惨死在魔鬼的屠刀之下！

731部队进行人体实验的研究和对中国平民的细菌攻击惨无人道、并严重违反国际法，日军担心细菌战的事实一旦被揭露，必然涉及到天皇的战争责任问题。因此，当苏军向日本关东军发起攻击之际，日本侵略者从1945年8月10日起就开始进行了毁灭证据和撤退人员的工作。为了毁灭罪证，杀害了作细菌试验用的“木头”约405人；同时，派工兵炸毁建筑、设施，全部731部队成员优先坐军列撤离。为彻底保守秘密，在撤退之际，石井四郎要求队员们随时带着氰化物。在长春火车站和釜山港，石井命令队员们在复员后，要严守秘密，不得相互联络，不得担任公职；此外，还用氰化物毒毙了约40名被细菌感染的队员。

尽管历史已经过去了大半个世纪，但研究并揭示“731”的重重黑幕，揭露这一段魔鬼吃人的历史，揭露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罪行，对于中日两国人民，乃至世界人民都具有重要意义。正如著名历史学家章开沅所说：“我们回忆充满恐怖与罪行的往事，决不是为了复仇，而是为了寻求真理与伸张正义，同时也是为了汲取历史经验，教育包括日本在内的全世界人民，反对侵略战争，维护世界和平”，“给全球以和平，给人类以慈悲。”

案例15铁血将军——杨靖宇

在白山黑水的历史画卷中,有一位英雄的名字格外引人注目，在东北抗联艰苦的斗争岁月中，他驰骋密林雪海，在极为困难的条件下领导抗日游击战争，最终孤身御敌、舍身殉国，他的英名和足迹至今仍然镌刻在辽阔的黑土地上，他就是东北抗日联军第一路军总司令兼政治委员，铁血将军——杨靖宇。

杨靖宇生于河南省确山县李湾村的一个农民家庭。他在青少年时代就立下了救民于水火、以天下为己任的远大志向。参加革命之后，在家乡河南省积极开展农民运动，从事地下工作。其间他曾5次被捕入狱，屡受酷刑，但始终坚贞不屈。

九一八事变后受党组织的派遣，杨靖宇来到东北开辟新的工作，先是担任了中共哈尔滨市委书记兼满洲省委军委代理书记，随后又被派往南满，负责组建了南满游击队，任政治委员，创建了以磐石红石砬子为中心的游击根据地。1933年9月杨靖宇被任命为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一军第一独立师师长兼政治委员。1934年4月他联合17支抗日武装成立抗日联合军总指挥部，任总指挥。后任东北抗 日联军第一军军长兼政治委员、东北抗日联军第一路军总司令兼政治委员。他率领东北抗日联军，长期转战东南满大地，在林海雪原的艰苦环境中与日寇血战，威震东北。

东北抗联第一路军组建后，以长白山区为根据地，把东满、南满游击区更加紧密地连接在一起，频频向敌人展开进攻，取得了很多重大战斗的胜利。抗联第一路军的英勇作战，有力地打击和牵制了敌人，因而，日本侵略者把东北抗联视为“心腹之患”、“治安之癌”，急欲除之而后快。1938年lO月，全国抗日战争转入相持阶段以后，为了巩固后方军事和物资供应基地，日军抽调了大量兵力向东北抗日联军展开军事进攻，进攻重点就是杨靖宇领导的东北抗联第一路军。

由于敌我力量过于悬殊，敌人在政治经济上的封锁，以及抗联在东北孤军奋战，得不到关内军队和人民的协作与支援，杨靖宇和他的抗联一路军陷入绝境当中。为保存实力，避免同敌人正面拼消耗，杨靖宇指挥部队分路突围，并将掩护部队突围的艰巨任务留给了自己。

为掩护主力部队突围，杨靖宇率部不仅要与数十倍的敌人进行殊死搏斗(当时日伪讨伐部队数万人，抗联部队仅几百人)，而且还要承受饥饿和严寒的考验。

1940年1月下旬，敌人从叛徒口中得到杨靖宇的行踪，部队再陷重围。在如此险恶的环境下，杨靖宇依然沉着坚毅，在冰天雪地中率领身边仅存的几十人顽强苦战。在最后的时刻，他首先考虑的是“多活一个人就多一份革命力量”，因此他命令部下寻机突围，“逼着”几位带伤的战士安全转移，把死亡留给了自己。2月22日，被敌人连续围追堵截的杨靖宇饥寒与伤病交加，身边的战士大多壮烈牺牲，最后的两个贴身警卫聂东华、朱文范也在下山寻粮中不幸遇难。2月23日，杨靖宇只身一人来到濛江县(现靖宇县)保安村西南的三道崴子，这时，敌人又蜂拥包围上来。面对凶残的敌人，他背倚树干，双手握枪，把满腔仇恨凝聚在枪口上，与敌人展开了激战，最终不幸胸部中弹，壮烈殉国，牺牲的时候年仅35岁。

日军根据连续追踪估算，杨靖宇缺粮已有半个月，完全断食也已在5天以上，能够在零下30多度的气温下存活并坚持战斗，简直是一个谜。为了解开这个谜，凶狠残暴的敌人解剖了将军的胃，发现他的胃里竟没有一颗粮食，有的只是树皮、草根和棉絮。

对杨靖宇及其所率领的抗联战士，在困难面前知难而进、锲而不舍的斗争精神，党中央给予了很高的评价。1938年11月5日，中共中央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致杨靖宇及全体东北抗日联军将士的电文中指出：杨靖宇和他领导的东北抗日联军，是“在冰天雪地与敌周旋七年多的不怕困苦艰难奋斗之模范的东北抗日军队。”

案例16：重大的战略决策——“向南防御，向北发展”

中国抗日战争胜利后，世界关注战后的中国，东北则处于举足轻重的地位。它成为美、苏和国、共“三国四方”争夺的战略要地，更是共产党同国民党的必争之地。面对这种态势，毛泽东高瞻远瞩地指出：“只要我们有了东北，那么中国革命就有了巩固的基础。”因此，东北的归属决定着中国两个前途、两种命运大决战的走向。

东北地区(当时包括热河及内蒙古地区)总面积为130万平方公里，约占全国总面积的9.2％，其战略地位尤为突出。第一，东北地区幅员辽阔，物产丰富，工业发达，交通便利，是当时中国高度发达的现代化工业地区。据日伪1944年的调查统汁，铁矿蕴藏量为38亿吨，煤的蕴藏量228亿吨。还有各种有色金属矿以及各种非金属矿，如铜、铅、锌以及石棉、云母、芒硝、天然碱、石墨、莹石等。东北的铁路交通运输极为便利，“八·一五”前，分布在东北的铁路有1.4万公里，占全国铁路总长1/2以上。东北地区土质肥沃，有广大的松辽平原，可耕地面积达3273公顷，已耕地面积达1800公顷。出产50种以上的农作物，年产将近2000万吨的粮谷，以大豆、高粱、谷子、苞米等种植物居多。其中大豆的产量占当时世界大豆产量60％以上。第二，东北地区是改变中国革命根据地长期被敌人包围局面的战略支撑点。它背靠社会主义国家苏联，西与蒙古接壤，东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为邻，南与冀热辽解放区和整个华北解放区联成一片。控制东北，可以变东北为我们的战略后方。第三，东北地区是抗战胜利后最有利于发展人民革命力量的地区。日本投降前，国民党在东北没有一兵一卒，其主力部队还远在大西南，与东北相隔一个辽阔的解放区，运兵到东北非常困难。而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东北抗日联军，曾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和日本帝国主义进行了长期、艰苦卓绝的斗争，给东北人民留下了深刻的影响。随着战后国内形势的变化，中共中央提出了“向南防御，向北发展”的战略决策，这是战后中共走的最高超的一步棋。当时，主持中央工作的刘少奇致电在重庆谈判的毛泽东、周恩来，将这一战略思想和盘托出：我们必须在冀东、热河控制重兵，除现在派去东北部队外，必须屯集至少5万军队在冀东，以备苏联红军撤退时能抢先进入东北。因此，现在必须立即计划调集10万至15万军队到冀东、热河一带。否则将会来不及，对东北与热河的控制，均将没有保障。为了实现这一计划，我们全国战略必须确定向北推进、向南防御的方针。19日，毛泽东、周恩来回电表示完全赞成。当天，刘少奇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将江南的新四军主力粟裕部、八路军王震部撤回江北；山东调6万兵出去，3万海运去东北，3万经陆路到冀东；派李富春为冀热辽中央局书记，林彪为司令员，肖劲光、李运昌为副司令员，罗荣桓调东北。会后，刘少奇代表党中央起草了给各中央局《目前任务和战略部署》的指示电，正式提出了“全国战略方针是向北发展，向南防御”。这样一来就出现了“举国大搬兵”的格局，鲁、冀、热、察、晋、陕、绥等省大量主力部队北移东北，华北、华中地区兵力则由南方八省及时补充。

1945年11月，国民党军队已占领山海关至锦州一线，并欲继续北犯，同时，苏联承诺“将收复地方移交国民党”。鉴于这种复杂情况，党中央适时调整战略方针，作出了“让开大路，占领两厢”的正确决策。12月28日，中共中央给东北局发出《关于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的指示》。据此，东北局派出大批干部深入广大农村，发动群众，全面展开建设巩固的东北根据地的工作。

案例17：威武雄师——翻身农民参军参战

土地改革的伟大胜利，使黑龙江地区广大农民在政治上、经济上彻底翻身，思想觉悟大大提高，革命热情空前高涨。他们真心拥护共产党，自觉自愿地投入到解放战争中来，并提出了“穷人翻身坐天下，自己参军来保驾”的口号。涌现出许多妻送郎、父送子、兄弟同参军的感人故事。为解放战争的胜利作出了巨大贡献。

黑龙江地区各省在创建根据地开始，就动员大批贫苦农民和进步青年参军，31 同时组建地方人民武装。1946年春，国民党反动派极力扩大内战，为抵御国民党军队的进攻，东北民主联军急需扩充军队，黑龙江地区作为军事政治根据地，为前线提供兵员是义不容辞的责任。4月下旬，北满分局发出指示，要求各省输送新兵，补充主力部队。各省积极行动起来，合江省动员新兵3600人。松江省和哈尔滨市委动员1500新兵奔赴前线。

1947年夏初，我军在全国各个战场先后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反攻。东北战场的形势也发生了有利于我军的重大变化。1947年5月至1948年3月，为根本扭转东北战局，我军发起了夏季、秋季、冬季攻势。为确保胜利，需要补充大量兵员。于是，各省迅速展开大规模的参军动员工作。

在党和人民政府的领导下，在土地改革运动胜利的鼓舞下，广大劳动群众、知识青年革命热情高涨，许多共产党员、干部和农会积极分子带头参军。出身贫苦、体格健康的青壮年农民纷纷自愿报名参军，城乡各地出现参军的热潮。庆安县七区模范村新兴屯朝鲜族老人金基铉，1946年将大儿子送去参军，在战斗中光荣牺牲，1947年，老人又把小儿子送上战场，并嘱咐他：“不光为你哥哥报仇，还要为广大人民报仇”。泰来县7天时间就有450人报名参军。珠河县组建一个“赵尚志团”，半月之内有1100人参加。哈尔滨市经过半个月动员有2000多人参军，超过原计划500人。合江省仅7月上半月就有7000多人入伍，超过原计划1倍。

东北全境解放后，为支援全国解放战争，黑龙江地区各省继续动员新兵。据不完全统计，解放战争中黑龙江地区共有41万人参军补充主力，参军人数占人口的4%，条件合格的青壮年大部分参了军。

黑龙江地区广大人民群众，在热烈参军上前线的同时，积极踊跃地参加战勤支前活动，涌现了许多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l947年1月3日，北满的东北民主联军为配合南满部队“四保临江”作战，先后三次向南跨过松花江打击敌人。靠近前线的松江、嫩江、哈尔滨等省市首先承担起了战勤服务。在“三下江南”战役中，翻身后的农民积极响应党的号召，强壮劳力纷纷要求参加担架队上前线，把好车好马用于战勤。他们顶着严寒，冒着敌人的炮火，勇敢地抢运伤员，输送军需物资。仅阿城、巴彦、木兰、通河、五常5县出动民工就达3万人。哈尔滨市动员民工5500多人、大车1819辆，还出动130名医护人员到前线救治伤员。

各省组织的战勤队随军转战，有的行程数千里，有的时间长达半年之久。战勤队在前线不顾敌人的炮火和飞机的轰炸，长途跋涉向前线输送粮食、弹药、运送伤员，有时还直接参加作战，出现了许多动人的英雄事迹。阿城县参战队一位副连长，在战场上被地雷炸伤，部队要送他回后方医院，他仍坚持留在战场。肇州县一位民工自己身上负了两处伤，还坚持把伤员背下来。北安的一位民工，为前线运送弹药8天8夜没有睡觉，直到昏倒在野外冻坏了手脚，醒来后还是坚持把弹药送到了战场。

据统计，在夏、秋、冬三季攻势中，松江省出民工130979人，担架14844副，大车21433辆，马15723匹；嫩江省出民工23688人，大车1793辆，马7323匹；合江省出民工9638人，大车734辆，马2286匹；黑龙江省出民工16629人，担架2281副，大车1212辆，马5617匹；牡丹江省出民工4730人，马8620匹。

辽沈战役开始后，合江、黑龙江、松江、嫩江省委分别发出关于加强战勤、支援前线的指示和决定。嫩江省和黑龙江省还组成支前委员会，紧急动员民工参战，并部署接收伤兵和收容俘虏的准备工作。松江省分两批出动民工1万多人、担架2000副、大车1100多辆、马2687匹。嫩江省出动两个大车队、4个担架队共8200多名民工。其中龙江县的500多民工，随军转战2000多里，参加了解放锦州、辽西、沈阳等战斗，215人立功受奖。

东北全境解放后，黑龙江地区各省有数万民工组成担架队和大车队，随军进关参加了平津战役。

据不完全统计，解放战争中黑龙江地区各省共动员民工130万人次，出动担架2.5万副、大车3万辆、马13万匹；哈尔滨还出动汽车司机1000多人次，医护人员2000多人次。正是这支由广大农民以及劳动群众积极参与组成的威武雄师，驰骋于东北大地，为赢得东北解放以及全中国的解放做出了伟大贡献。

讨论题：

1.结合案例，分析翻身的黑龙江地区广大农民参军参战、支援前线的动力是什么？

2.黑龙江地区广大农民参军参战、支援前线对东北战局和全国解放战争的影响是什么？

案例18：共和国的北大仓——黑龙江垦区的新发展

北大荒，这块世界著名的三大黑土带之一，被美誉为“地球人”胸前的一枚黑宝石。经过垦区人民60多年的开发建设，北大荒已经变成了神奇、美丽、富饶的北大仓。

开发建设北大荒，是党中央、国务院和中央军委的重大战略决策，是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一项宏伟事业，受到了党的三代领导集体的高度重视和亲切关怀。在1947年，第一批荣复军人按照党中央“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的指示，转战北大荒，创建了我国第一批机械化农场，有力地支援了人民解放战争。50年代中后期，王震将军率领10万复转官兵进军北大荒，掀开了北大荒开发史上最壮丽的一页。响应党中央、国务院的号召，先后有14万复转官兵、5万大专院校毕业生、20万支边青年和54万城市知识青年来到北大荒。

60多年来，三代北大荒人用自已的汗水、泪水和血水，为确保国家粮食安全，做出了艰苦卓绝的奋斗和牺牲。把“北大荒”建设成了我国规模最大的国有农场群，成为全国闻名、世界知名的国家重要商品粮生产基地和粮食后备基地。

垦区土地控制面积5.435万平方公里。2006年，农作物播种面积达3523.5万亩；粮豆总产量达113.2亿公斤，占全省粮食总产量的29.9%，粮食增加量占全省的58.6%；粮食交售量201.8亿斤，粮食商品率高达89.1%，商品粮调出量占全国可调出量的四分之一，可解决京、津、沪和解放军陆海空三军指战员一年的口粮，被誉称为国家“抓得住、调得动、能应对突发事件”的“中华大粮仓”。

1998年3月，经国务院批准，垦区组建北大荒集团，进入全国120家大型企业集团试点行列。在全国500家大型企业农业行业中排名第一。垦区农业装备水平在全国领先，拥有当今世界先进的农业机械。垦区初步实现农业科技现代化，科技成果转化率达67%，科技贡献率达63%，比全国平均水平高出20个百分点。垦区成为一个以粮食生产为主，农、林、牧、渔全面发展，工、商、运、建、服综合经营，政、社、企一体，社会形态比较完整的经济社会区域。

昔日“天苍苍，地茫茫，一片衰草枯苇塘”的“北大荒”变成了繁荣富庶的“北大仓”。同时也铸就了厚重的北大荒精神（即：艰苦奋斗，勇于开拓，顾全

大局，无私奉献），并创造了独树一帜的北大荒文化。北大荒文化既是独具特色的，又是北大荒所独有的。大农业成就的超前性，产业化建设的时代性，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开放性，现代农业的示范性和辐射性，犹如北国一朵绽放的奇葩，正为世人所关注。

目前，垦区与美国、俄罗斯、日本、英国、德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韩国、意大利、丹麦、泰国、新加坡、荷兰、以色列、香港等20多个国家和地区，开展了经贸洽谈、技术合作、考察访问等各种外事交流活动。开放的北大荒，正以崭新的风貌走向世界。

案例19：中国工人之先锋——王进喜

作为全国著名劳动模范，王进喜是大庆人的杰出代表，也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战士。在大庆石油会战初期，他被誉为“铁人”。

1923年9月，王进喜生于甘肃省玉门县赤金村一个贫农家庭。6岁时，给地主放牛，也曾拉着双目失明的父亲去要饭。15岁时，到玉门油矿当童工。1949年玉门解放后，王进喜到钻井队工作，先后做钻井工、司钻、钻井队长。1956年4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70年11月15日，王进喜因病逝世。

1959年，王进喜创年钻井进尺7．1万米的全国最高纪录。其一年的钻井进尺，相当于旧中国42年钻井进尺的总和。同年，王进喜被评为全国劳动模范，出席了全国群英会，参加了建国10周年庆典之观礼。

1960年4月2日，从玉门发出的钻机要运抵萨尔图，可当时吊车、汽车、拖拉机数量非常有限，使60多吨重的钻机设备无法卸车、搬运和安装。王进喜对大家说：“遇见困难怎么办?这就像打仗一样，不能退下来。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只能上，不能等；只准干，不准拖!”为此，他带领全队把钻机化整为零，采用人拉肩扛的办法把钻机和设备从火车上卸下来，运到马家窑附近的萨55井，并顺利安装。其间，王进喜从没离开车站和井场，连续苦干三天三夜。房东赵大娘看见王进喜如此拼命，便对工人们说：“你们的王队长可真是个铁人哪!”之后，会战领导小组做出决定，号召全油田职工“学习铁人王进喜，人人做铁人”。会后，即掀起向“铁人”学习的高潮。

“宁肯少活20年，拼命也要拿下大油田!”这不仅是王进喜不止一次说过的话，而且也是他时时刻刻都在实践着的誓言。第一口井完钻后，王进喜指挥放架子时，被滚堆的钻杆砸伤了脚，当时就昏过去。当他醒来时，看见几个工人正围着他施救，而此时井架还没放下来，就说：“我又不是泥捏的，哪能碰一下就散了!”说完，他站起来继续指挥放架子、搬家。领导知道后，把他送进医院，他又从医院跑到第二口井(2589井)的井场，拄着双拐指挥打井。钻到约700米时，突然发生井喷。当时，井场没有压井用的重晶石粉，经过研究，决定采取用加水泥的办法提高泥浆的比重以压井喷。水泥加进泥浆池就沉底，又没有搅拌器，王进喜就扔掉拐杖，奋不顾身地跳进泥浆池，用身体搅拌泥浆。最后，经过全队工人的奋战，终于压住了井喷，保住了钻机和油井。

1960年4月29日，在萨尔图万人广场召开的石油会战誓师动员大会上，王进喜和其他红旗手骑马戴花绕场一周。会后，大会战正式打响，“学铁人、做铁人”活动更加轰轰烈烈。

1961年2月，王进喜担任钻井指挥部钻井二大队大队长，负责管理十几个钻井队。他经常身背干粮袋，骑着自己在玉门时买的摩托车，深入到各井队井场，调查研究，检查指导工作，为基层解决生产、技术、生活和工人思想上的各种实际问题。为打出井斜不超过三度的直井，他住在井队，同钻井技术人员和钻井工人一起研究、试验，终于摸索出一套打直井的办法，钻成了最大井斜只有0．5度的笔直井。钻井二大队远离油田中心，工人生活不方便，他就起早贪晚，带领工人开荒种地、烧砖盖房，办起了商店、粮店、邮局、卫生所，盖起了职工宿舍和家属住房，建起了生活服务基地。为使孩子们就近入学，还亲自当校长办起—个“苇棚小学”。

1965年，王进喜任钻井指挥部副指挥。他说：“我当了干部，仍然是个钻工”。虽然他自己保持着艰苦朴素的生活作风，而对职工的生活却格外关心。职工的住房、用水、交通、孩子入学、伤病医疗等，大事小事都亲自过问，帮助解决困难。

“文化大革命”期间，王进喜被打进“牛棚”，受到残酷迫害。为确保油田生产建设不受损失，保卫党和人民群众的利益，他不顾个人安危，和广大职工一起，同林彪、“四人帮”进行坚决斗争。

王进喜经常说：“我这一辈子就是要干好一件事情：快快地发展我国的石油工业。”为了实现这一理想，为改变我国石油工业的落后面貌，在长达30多年的艰难探索中，王进喜吃大苦，耐大劳，积劳成疾，患有严重的胃病和关节炎。在去玉门参加全国石油工业现场会的归途中，他胃病发作，被送到北京治疗，经医院确诊为晚期胃癌。在病重时，他想到的不是个人和小家庭，而是大庆油田的生产建设和广大职工与家属。他嘱咐来探视的干部，回去为职工、家属和前线井队解决生活困难。此外，他还自己拿钱托人买药为职工消灭臭虫。为了解决他的困难，组织上给他一些补助，他都一笔笔记帐，临终前从枕头下取出来交给组织。

在大庆开发建设的历史上，乃至在我国石油工业的发展史上，王进喜都占有重要的地位。他留给我们的“铁人精神”，将永远是鼓舞大庆职工前进的思想动力。大庆广大职工一直在向“铁人”王进喜学习，开展“学铁人、立新功”活动。党中央对王进喜给予高度评价，正如1971年6月20日《人民日报》的题为《工业学大庆》的社论所言：“王进喜同志是毛主席表彰过的那种老实人，是发扬大庆油田‘三老四严’等革命作风的榜样。”

讨论题: 结合案例谈谈在新时期条件下我们应该如何把“铁人精神”发扬光大？

2.《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程教学大纲 篇二

(一) “纲要”课的教学目的

中宣部、教育部《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高等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若干意见》及其贯彻实施方案中明确规定:“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以下简称“纲要”) 课主要是讲授“中国近代以来抵御外来侵略、争取民族独立、推翻反动统治、实现人民解放的历史。帮助学生了解国史、国情, 深刻领会历史和人民是怎样选择了马克思主义、选择了中国共产党、选择了社会主义道路”[1]。就是通过对中国近现代历史的叙述和分析, 帮助大学生了解国史、国情, 懂得“三个选择”的必要性和正确性, 这是在教学中必须首先应该明确和特别注意贯穿的一个基本思想。

(二) “纲要”课与中学历史课、大学专业历史课的关系

中学历史课中, 关于中国近现代史的基本史实学生都已经学过, 进入大学时, 学生对中国近现代历史的重大事件、重要人物已经有一个基本的了解, 这对“纲要”课的开设有很大影响。但中学时的学习只是对中国近现代史有一个基本的了解, 而不是深入的理解, 学生对历史发展的脉络, 还需要完整地把握。而“纲要”课教材上限是1840年, 下限是2007年160多年的历史, 这种“大历史”的写法和教学有利于学生对历史发展的整体脉络理解得更加清晰。

(三) “纲要”课与“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概论”课的关系

两者之间有一定的联系, “纲要”课主要讲述1840年至现在的历史发展, 使学生理解“三个选择”的历史必然。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形成和发展, 也离不开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历史发展, 也不可能不讲授历史背景。在教学中, 必然会有一些历史知识的交叉。但两者之间的区别是很明显的, “纲要”课虽然注重理论性, 但毕竟是讲“史”, 是要用基本史实去阐明中国近现代的基本问题和相关的理论点, 而“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概论”则更多地是讲“论”, 因此, 是完全可以避免大量简单重复的。

二、准确把握教材, 构建专题式教学内容体系

教材是课程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 是提高教学水平的前提和基础。教材具有系统性、完整性、规范性的特点。“纲要”课教材是由全国专家组成员编写, 是专家集体智慧的结晶, 又经过了层层审批, 是很有权威性的。但在教学中, 教师肯定不能完全重复教材, 在课堂上照般教材。教学体系既要遵循和依据教材, 又要在把握教材的基础上超越教材。

由于受课时的限制, 重庆理工大学开设这门课理论教学只有26个课时, 要讲清讲透160多年的历史显然不可能, 所以, 根据教学目的与“纲要”课的教学体系, 并参照多年的教学经验, 可以进行专题讲授。专题讲授的内容既遵循了教材编写的逻辑结构, 又重点突出, 即从总体上把握历史发展的脉络和规律, 又深刻阐述重大历史问题, 有很强的针对性, 内容丰富, 涉及近代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发展脉络。虽然学生对一些基本史实有一定的了解, 但对很多问题还存在着疑惑, 通过深入的专题讲解, 可以解决学生很多疑惑, 帮助学生更好地理解“三个选择”的历史必然性, 这样也合理地分布了时间。因此, 在教学中要紧扣当代大学生普遍关注的问题, 着重从正面加以阐述和说明, 帮助大学生澄清一些模糊的认识, 通过专题讲述, 帮助学生了解近现代中国历史的发展轨迹。

三、改进教学方法, 提高教学质量, 实行互动式研讨型教学模式

根据“纲要”课的特点, 选择学生易于接受的教学方法, 要树立以学生为本的观点, 要尊重学生, 关心学生, 把握学生思想实际, 选择恰当的教学方法因势利导, 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 要从学生的思想实际出发, 以提高学生的思想理论素质为根本, 以教学内容进学生头脑为目的。互动式教学就是要以教师为主导、学生为主体, 实现师生互动, 让学生参与教学, 师生共同讨论问题, 研究问题, 得出科学结论, 学生会更加信服, 这无疑会大大提高教学效果, 提高教学质量。

(一) 教师教学要有激情

高质量的教学, 教师是关键。从总体上讲, 大学的思想政治理论课是比较难讲的。学生既不喜欢也不相信, 而且对所学专业也没多大帮助, 所以不感兴趣。但是, 如果教师准备充分, 熟练掌握理论知识, 并以激昂饱满的情绪进行讲解, 并能信手拈来, 声情并茂, 富于表情的启发式教学方式向学生讲授内容, 也会收到好的教学效果, 让学生真正学有所获。比如, 讲到毛泽东的诗词, 可以和同学们一起朗诵, 有的诗词后来编成了脍炙人口的歌曲, 也可以和同学们一起唱, 这在活跃课堂气氛的基础上, 也使学生对领袖发自内心的敬仰, 从而激励自己发奋学习。教师的内功是很重要的, 教师要对所教的理论“诚教之, 笃信之, 躬行之”, 要具备过硬的思想政治素质和较高的理论素养。

(二) 课堂讲授与讨论、录象相结合

在教学中可以重视课堂讨论, 让学生参与到教学中来, 形成师生的互动讨论, 以平等的态度与学生共同探讨热点和难点问题, 在赢得学生的好感和支持中提高自身的威信。如何上好讨论课, 对教师也提出了一个挑战。教学相长, 同学们的发言也给教师很大启发。作为教师, 我们要不断地拓宽自己的知识面, 这样才能更好地引导学生思考问题, 正所谓“要给学生一碗水, 自己得有一桶水”。

在教学中还可适当放一些录像, 比如, 《复兴之路》《大国崛起》《孙中山》《国庆纪事》《抗战》等, 这些录像、电影会增加学生的学习兴趣, 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 开阔学生的视野, 加深学生的印象, 可以让学生看完录象后, 写出观后感来, 从而达到爱国主义教育的目的。

(三) 采取灵活的考试方式

在考试方面, 重庆理工大学采取灵活宽松的考核方法, 平时成绩与期末考试各占一半, 平时成绩包括自学教材写读书笔记、课堂讨论写小论文、写学习“纲要”课的心得体会、看录象写观后感, 以及考勤等共50分, 期末考试出100分的题, 折合50分, 其中选择题有60分, 材料分析题有40分, 根据原始材料来分析问题, 扭转学生死记硬背的学习习惯。

(四) 采取多种教学模式

1. 重点问题解析。

主要是针对大学生关心、关注的中国近现代历史的若干重大理论问题进行重点解读和分析, 特别注意联系当前形势与本课程相关的思想认识问题和大学生经常关注或感到困惑的一些敏感问题, 有针对性地解析相关重大历史事件的缘由, 着眼于从正面引领学生客观分析历史, 真正发挥思想政治理论课对大学生的释疑、解惑、明理的特殊作用。

2. 事件和人物点评。

主要是对历史上所发生的重大事件和相关事件中对中国近现代历史有影响的重要历史人物进行客观地分析和评价, 这是“纲要”课教学不可缺少的重要辅助内容。通过对重大事件和历史人物的点评, 特别是对杰出历史人物的“立德、立功、立言”的分析和研究, 使大学生在学会做人、做事、做学问方面受到不同程度的启迪。

3. 历史背景透视。

主要是针对中国近现代历史若干重大问题发生的原因及其对近现代社会的影响, 通过珍贵历史镜头再现重大理论问题产生的历史背景, 揭示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发展的客观规律及其基本走向, 实现其思想政治理论课潜移默化的教育功能。

4.“走出去, 请进来, 学生登讲台”。

这是创新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有效形式。“走出去”是指组织学生走出课堂参观考察历史遗址和遗迹;“请进来”是指请老红军进课堂讲长征;“学生登讲台”是指课程结束后学生以演讲的形式自己总结学习“纲要”课的最深感悟, 让历史告诉未来, 学历史有所思, 思历史有所悟, 从而达到学有所获。

5. 利用现代化教学手段。

现代多媒体信息具有丰富性、多样性、便捷性、交互性等特点, 教师的教育观念应从单向传授知识为主转向以教会学生学习为主;从以培养学生回答问题的能力为主转向鼓励学生提出问题, 并自己寻找和研究正确答案;从以培养学生掌握书本知识为主转向培养学生学会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等实践能力。所以, 可制作专题教学课件, 以重大事件和重要历史人物的珍贵镜头和翔实档案资料, 配以一些历史专家的叙述和点评作支撑, 从而提高教育的功能, 无疑会收到好的效果。

参考文献

3.《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程教学大纲 篇三

【关键词】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教学 问题探析

【基金项目】湖南省2015年度普通高等学校教学改革研究项目，“《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程研究性教学探索”（课题编号621）阶段性研究成果。

【中图分类号】G42【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3089（2016）08-0047-01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作为大学本科学生必修的思想政治理论课之一，起于2006年，十年来的教学实践表明，教学中存在诸多问题，导致教学效果不佳，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混淆了《中国近现代史纲要》作为思想政治理论课与《中国近现代史》作为一门历史课的教学目标。

一般来说，历史课的要求是着重讲清楚历史事件的前因后果，来龙去脉，也就是侧重于“是什么”。而《中国近现代史纲要》作为思想政治理论课，是帮助大学生了解国史、国情，深刻领会历史和人民是怎样选择了马克思主义、选择了中国共产党、选择了社会主义道路以及如何选择改革开放的，进而确立并增强对于中国共产党、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的信念，坚持改革开放不动摇。比如说当我们讲授“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的形成”的内容时，一些教师就对诸如“西安事变”的经过讲得非常详细，而对于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要倡导国共合作、国民党为什么愿意合作，承认中国共产党的合法地位等内容讲得很简单。这样一来，就不能体现《中国近现代史纲要》作为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思想性和对学生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作用，因此，思想政治理论课不是一般地向学生传授知识的公共课，而是塑造大学生思想灵魂的课程。

二、没有很好地把教材体系转化为教学体系。

很多教师在实际教学中存在着两种倾向：一种是将教材体系直接等同于教学体系，不作创造性地转换，将教材变成教条；另一种是严重脱离教材，在课堂上任意发挥，视教材为参考书。这两种教学方式带来的教学效果是不会很好的。要克服这两种倾向，必须要按照中宣部、教育部在教社科[2008]5号文件中所指出的“思想政治理理论课教师要以教材为教学基本遵循，在教材体系转化上下功夫，真正做到融会贯通、熟练驾驭、精辟讲解”，把教材体系恰当地转化为教学体系。我认为，首先教师本人要深入领会教材内容及其实质，然后编写教案、教学设计（在这里，以专题研究式或问题探讨式设计易于引起学生的注意），最后制作多媒体课件。例如，当我们讲到第四章第三节中国革命的新局面时，教学程序可以这样：我国近代的主要矛盾和主要历史任务→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的制定→民主革命纲领的实践和共产党的政治影响→国共两党合作的原因→合作的基本情况（合作的方式、政治基础、革命实践）→大革命中的中国共产党的作用→国共两党合作的破裂。

三、教学形式上存在单一的灌输式教学，缺乏探究性教学。

高等院校开设《中国近现代史纲要》的目的性十分明确，即通过让学生了解国史、国情，使之懂得我们的今天来之不易，从而增强他们的爱国热情，更加坚定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自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自信和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然而， 思想政治理论课成为“学生不欢迎，老师没兴趣”的现象十分普遍。课堂上“昏睡者有之，读小说者有之，背单词者有之，玩手机者有之” 。造成这种尴尬局面的原因除了课程设置、教材编写枯燥方面的原因外，另一个重要因素就是讲授的形式过于单一，通常是你说我听的灌输式教学，缺乏探究性。在这种教学模式下，学生在学习过程中缺少自主性，学习方法呆板，主体地位未能得到体现。为了增加《纲要》课程教学的实效性，教师应该本着以人为本、以学生为中心的理念，坚持教师的主导性和学生的主体性相统一的原则改革教学方法。在发挥教师课堂教学过程中的主导作用的同时，尊重学生个性，运用参与式、启发式、研讨式进行教学，从而发挥学生学习的主体能动性，提高学生的参与意识与积极性。

四、近现代地方史资源没有得到很好的应用。

由于全国统编教材需要考虑到各个方面的因素，《纲要》教材中所选内容并没有囊括近现代地方史所有资源，其内容具有概括性和不全面性。但有不少教师在讲课时照本宣科，书上有什么就讲什么，有多少就讲多少，跳不教材的框框，这样就使《纲要》课和大学生原来在高中学过的历史课并无多大区别，导致学生厌学现象的出现。其实各地的近现代地方史资源都相当丰富，在《纲要》课教学过程中，适当穿插当地近现代史资源能够起到多方面的效果，一是可以教学内容更加丰富；二是能吸引学生的注意力，增加对《纲要》课学习的兴趣；三是能拓展学生的视野，扩大学生的知识面，增加学生的信息量；四是体现了教师的专业知识水平，在学生心中树立更好的形象，赢得学生尊重。因此，《纲要》课教师平时要注意积累当地近现代史相关史料，在课堂上适时灵活加以应用，提高课堂教学效果。例如，当我讲到第六章中华民族的抗日战争的时候，提前要学生利用双休日参观遗留下来的一些碉堡、战豪等工施，历史博物馆对常德抗战的情况进行了解，上课时就要学生对了解的情况进行讲述，使近代地方史资源与教学内容有机结合起来。

五、教学中出现历史感与时代感的脱节。

《纲要》课程是以近现代中国人民的推翻封建制度、建立新中国，人民获得解放，赶跑帝国主义，实现民族独立为红线，通过讲授使大学生了解国史、国情，懂得选择马克思主义、选择中国共产党、选择社会主义是历史和人民的选择；在这里，相当部分的教师只罗列历史材料、历史史实，没有理解“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的真正内涵，把《纲要》课完完全全地讲成了历史课，使《纲要》课教学中历史感和时代感的脱节。这样就会使学生感到《纲要》课知识旧、道理空、距离远，导致学生学习热情不高，学生学习兴趣不浓，课堂教学气氛不足，当然教学效果也难尽人意。实事上，由于历史时间的连续性，使得近现代史任何节点的内容都影响着今天的现状与未来的走向，一般来说，当今重大事件都能在近现代史中找到根源。因此，通过把丰富多彩的历史进程和生动感人的时代素材结合起来进行讲述、讨论、评判，让学生认识到现在的发展源于历史的积淀；自觉地以史为鉴，深刻全面地认识当今世界。更好地培养学生的历史素养，提升他们的思想水平与政治觉悟，科学地认识、理解和关心人类社会的发展历程和未来的前途，增强他们的社会归属感和社会责任感，特别是讲到选择改革开放，摆脱贫穷落后，实现小康生活的内容时，通过把过去的贫穷、落后与现在的富裕、先进进行对比，把《纲要》课的历史感与时代感很好地结合起来。

参考文献：

[1]叶云招.《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程教学中存在的问题及对策浅析，广东科技学院2015-08-10发布：中国论文网，http：//www.xzbu.com/5/view-6886851.htm

4.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程论文 篇四

中国参与朝鲜战争前后的中苏关系变化

摘要：朝鲜战争的爆发，历来是一个复杂的话题，其各方发动战争、参加战争的动机，也不是一句话可以概括的。有观点认为，在这其中，中国与苏联的关系是战争爆发的一个重要因素之一。可以肯定，在朝鲜战争之前，中国与苏联的关系绝不是表面上那么团结友好，铁板一块。中苏双方的利益冲突，多多少少都对朝鲜战争进程产生了重要影响。但同时朝鲜战争也在很大程度上反作用于中苏关系，使得中苏关系的发展轨迹变得更加非同寻常。关键词：中苏关系、朝鲜战争、社会主义阵营、同盟关系、隐患。

学术史回顾：

要谈从朝鲜战争看中苏关系变化，首先还要从更早的时候中苏关系开始说起。沈志华先生认为，毛泽东一开始并不是苏共的坚定支持者，更没有把苏联当做真正的朋友。根据沈志华先生的看法，前前后后毛泽东与苏联的矛盾一点也不少。比如早些的西安事变，中共是希望借此机会来审判蒋介石，而苏联则坚持要留下蒋。又如之后的皖南事变，毛泽东忍无可忍，认为必须在军事上、政治上全面反攻，而苏联则立即在重庆召见周恩来和叶剑英反来对毛泽东的意见，保护蒋介石。所以，不仅毛泽东不看中斯大林，斯大林也是不相信毛泽东的。用沈志华先生的一段话来概括，就是“斯大林从保证国家安全利益出发，在战后的亚洲继承了沙皇俄国的传统战略，制定了以夺取太平洋出海口和不冻港为目标的外交方针。苏联实现这一目标的保证是雅尔塔协定和《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因此，斯大林对华政策的主要对象是国民党政府，重点在于保护和实现苏联在中国东北的利益，而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革命，则是苏联外交斗争中的借用力量。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苏联与中国共产党的关系，尽管存在着友好和互助的一面，但大体是在一种不愉快、不和谐的状态下开始的。”①可见，中苏关系并不是一直以来都像外表上看起来那么和谐统一。

回到朝鲜战争爆发之前。人们对朝鲜战争的缘由历来争论不休，史迪文·戈德温在《中国人眼中的朝鲜战争缘起——60年之后的一个评述》中提到这样一种“相对客观的描述”：“朝鲜战争是在一个复杂形势下产生的一个复杂问题，不能用简单的判断来解决。从内部看，它是南北方矛盾积累并不断激发的必然结果；从外部看，战争根源在于美苏划分势力范围的政策和冷战对峙，使朝鲜被人为地一分为二。应该说，没有朝鲜的分裂便不会有朝鲜战争，1而没有冷战对峙，朝鲜是不太可能分裂的。”②我们着眼于外部，朝鲜战争是美苏斗争的结果。“早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之初苏联就得到消息说, 美国曾经有一个‘把中共变成第二个铁托集团’的计划”③，这是苏联绝对不能接受的，所以，警惕美国一切破坏中苏关系的计划，加强与中国的关系，成为苏联的重要任务。1950年2月14日，中苏双方经过艰苦谈判，终于在毛泽东抵达莫斯科两个月之后缔结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然而这并不意味着一个铁板一块般的力量的成形，中苏之间的不信任仍然处处存在。沈志华总结道：“朝鲜战争是中苏结成同盟关系后第一次面临的最重大的国际问题，也是对这一同盟关系最重大的考验。而斯大林对这一问题的处理表明他对毛泽东是缺乏信任的，同时也反映出这一联盟中隐含的裂痕”④。从何看出斯大林对毛泽东的不信任？毛泽东在1949年12月访苏时曾明确向斯大林表示，中国刚刚建立，需要时间来发展经理，在此期间能否维持国际局势和平？斯大林表示，只要毛泽东和金日成不打，和平维持“20年都有可能”。但是在1950年1月 ①沈志华：《毛泽东、斯大林与朝鲜战争》，广东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18页。②刘金质等编：《当代中韩关系》，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第19页。

③沈志华：《中苏同盟、朝鲜战争与对日和约——东亚冷战格局形成的三部曲及其互动关系》，第175页。④沈志华:《毛泽东、斯大林与朝鲜战争》, 第158页。第 2 页

30日，斯大林就在回复什特科夫关于金日成抱怨苏联不让自己出兵南朝鲜的电报中表示，同意金日成的进攻计划。史料显示，中国高层对此虽然并不是一无所知，但“未能参与战争的详细谋划令毛泽东在后来相当愤怒”①。

在朝鲜战争爆发后，中国出兵之前，苏联与中国仍然对战争的走向存在分歧。1950年10月1日，斯大林给毛泽东发来电报，建议毛泽东“立即向三八线推进，哪怕只有五、六个师也好。”10月2日，毛泽东回电，指出现在不是中国出兵的的有利时机，特别是如果引起“美国与中国的公开对抗”，将有可能造成严重后果，现阶段不如“‘保持克制，暂不出兵’，2‘朝鲜在暂时失利的情况下可将斗争方式转变为游击战争’”②。在之后几天，斯大林再次致电毛泽东分析出兵与否的利害关系，毛泽东表示了对这些分析的赞同并且还表示中国可以出兵，但提出了苏联给予空军支援和武器装备贷款的条件。显然毛泽东是“完全了解中国介入朝鲜战争所面临的极大困难”的③，最终中共能够达成统一意见决定出兵，绝不是像苏联那样一开始就想好将直接军事援助朝鲜的责任抛给中国那么简单直接的。

那么中苏关系的变化的明显转折点在哪里呢？我们认为，这个转折点，正是中国出兵朝鲜。美国国务卿“艾奇逊1952年对丘吉尔说，在朝鲜战争之前，中苏分裂似乎是‘一种真正的可能性’，但是，中国介入朝鲜战争，使这个希望看来十分遥远，目前不可能实现”④。中苏关系的明显变化可以从美国的判断中察觉到。中国出兵之前，斯大林把中国看成是“半个铁托”，但在中国的志愿军跨过鸭绿江的那一刻，让斯大林真正放下心，从此将中国视为是真正坚定且不可或缺的盟友。毕竟中国出兵，不仅仅是为朝鲜作战，为中国作战，也是在为苏联作战，为整个社会主义阵营作战。自此以后，中国与苏联迎来了第一个蜜月期，关系紧密程度节节攀升，让美国不得不将分裂中苏视为“一个长远的目标，只能寄希望于未来，在短期内不可能实现”⑤。

总而言之，中苏关系在朝鲜战争之前是保留、猜疑较多的准同盟关系，在正式成为同盟之后，也有相当一段时间的不信任，直到朝鲜战争开始，中国派兵入朝，中苏同盟关系才真正变得坚定而亲密。

一、朝鲜战争爆发前中国的与相关国家的政治背景

1.朝鲜战争前的中朝关系背景

在朝鲜战争爆发后，毛泽东在“国内经济困难重重，军事上有没有充分准备和必成把握的不利条件下”，坚决主张派兵赴朝鲜作战，其历史与政治背景有着巨大的作用。

首先“从历史上来讲”中国曾长期保持着对朝鲜的宗主国的地位，由于地域上的相邻，中国东北地区与朝鲜长期有着广泛的文化与经济交流形成了唇齿相依的关系。特别是到了近代后，由于帝国主义列强对中国的觊觎，朝鲜常常被用作侵略中国的基地和跳板。

中国和朝鲜同时受到日本军国主义扩张的威胁，共同的命运把它们联系起来。日俄战争，特别是1910 年日本吞并朝鲜以后，大量的朝鲜人移民中国东北，并在那里开始了反抗日本侵略者的斗争。随着中国抗日战争的爆发，分散在中国北方的各种朝鲜抗日力量逐步联合起来，归属到中共和八路军的领导下。⑥ ①史迪文·戈德温：《中国人眼中的朝鲜战争缘起——60年之后的一个评述》，第13页。

②刘淑春：《俄刊公布斯大林就中国出兵朝鲜问题与毛泽东、金日成的往来函电》，《国外理论动态》，1996年第23期，第178页。

③沈志文：《中苏联盟与中国出兵朝鲜的决策——对中国和俄国文献资料的比较研究》，第12页。④李莉：《美国对中苏关系的认识与反应——从朝鲜战争爆发到苏共二十大》，第1页。⑤同上，第2页。

⑥沈志华：《“唇齿相依”还是“政治联姻”》，第2页。第 3 页

因此，朝鲜的命运与中国息息相关。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朝鲜共产主义者一直与中国共产党保持着密切的关系。从上世纪20年代开始许多朝鲜共产主义者就开始在中国从事革命活动，一些朝鲜革命志士还加入了新成立的中国共产党，金日成本人也曾一度是中共党员。上世纪30年代还参加了东北抗日联军的对日作战。30年代末40年代初，又有一批朝鲜共产主义者来到革命圣地延安，他们帮助中国军队抗击日本侵略者，为打败日本帝国主义做出了巨大的牺牲和贡献。中国内战开始以后，朝鲜作为中共军队的战略大后方，为中共打

3败蒋介石国民党军提供了巨大帮助。①

所以，毛泽东和中共领导人不可能忘记朝鲜人民对中国革命的支持，但是在另一方面，中朝关系也有着不和谐的一面。首先，金日成并不想让中国“过多干预朝鲜军事进攻计划”，所以在出兵之前并没有征求毛泽东意见。而金日成“迫于斯大林要求在5月12日秘密访问北京通报饿朝之间谈话结果”时，毛泽东有所保留，没有公开支持军事统一的计划，但是他也没有明确提出反对。但是毛泽东本人来讲，他不希望这个时候“在东北边境出现战争危机和紧张局势”。而朝鲜方面也并不希望中国过多的介入到朝鲜战争中去。

而从朝鲜方面来看，金日成既依靠中国，同时又警惕中国对朝鲜的过多干预。“在朝鲜战争爆发前，金日成在党内的权利受到了以朴宪永为代表的“南方派”和以朴日禹、金雄和武亭为代表的“中国派”的挑战。”而且，北朝鲜军队中的大量干部和士兵都是从中国回去的，有的还曾在延安接受过革命思想的洗礼。“在这种背景之下，金日成不可能将自己完全与中国紧紧地捆在一起，给予中国政府以充分的信任。”②

由此，中朝之间的关系并非想象的那么和谐，就在这时，中苏之间的关系，推动了中国出兵的事实。

2.朝鲜战争前的中苏关系背景

在朝鲜战争前，中苏关系大体上是基于《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当时，美国的亲共势力占了上风。1月5日杜鲁门发表了著名的关于台湾问题的演说，“声明台湾是中国的领土，如果在台湾海峡地区发生军事冲突，那是中国内战，美国不会干预。”并且因此，“在中苏谈判进入关键的时刻，美国的公开表态显然刺激了莫斯科，看来需要进一步加强与中国的关系。”

于是，在1949年时“由于毛泽东的固执态度，以及西方舆论对中苏关系现状猜测而形成的压力，斯大林在谈判中被迫让步”③，同意并且最终于1950年2月14日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

这一同盟建立的重要基础是“在政治和军事上对付美国的威胁”。中国共产党在夺取政权和巩固政权的斗争中需要苏联的支持和帮助，“以遏制美国干涉中国内战和颠覆新中国的企图”。而苏联与美国在亚洲的冷战中也需要“借助中国来牵制和打击美国的势力”④这一相互需要的关系，促进了条约的建立。

但是从经济和外交的角度观察中苏两国对新的条约的理解就不尽相同了。

首先，苏联的让步让中方在条约中收回了1945年失去的主权和利益。这一点，可以说是中方在《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中所取得的一大收获。可是，却也正是这一点，让中方欠了苏联一个大大的人情。

另一方面，在斯大林心中，虽与中国结成了互助同盟关系，但是中国不像朝鲜，完全是在苏联的支持和援助下建立起来的。斯大林还是对毛泽东和北京政权存在有疑虑和不信任。于是，借由中方收回主权利益这一点，斯大林提出作为一定的补偿措施，朝鲜问题需要加入 ①②吴宏亮：《抗美援朝保家卫国——毛泽东出兵朝鲜艰难决策的背后》，第2页、第3页。③沈志华：《斯大林、毛泽东与朝鲜战争再议——根据俄国档案文献的最新证据》，第6页。④吴宏亮：《抗美援朝保家卫国——毛泽东出兵朝鲜艰难决策的背后》，第6页。第 4 页

商议的日程之中。

对比当时，中国远远不可能脱离苏联，在各方面都需要俄方对于进攻台湾提供军事、政治上的援助。于是，稳固这一条约变成了中方所需要完成的最为迫切的事。

在当时新中国立足未稳，并且共产党正在加紧准备进攻台湾的事实下，中方并不希望中国的边境上爆发战争。这一点，俄方也是十分明确地。所以，当朝鲜战争爆发时，毛泽东非常清楚自己所处的尴尬境地，“袖手旁观”会受到朝鲜人民和莫斯科的指责，陷于不义之地。而且刚刚结成的中苏同盟关系就会遭到破坏。更主要的是中国还要“依靠苏联的支持来恢复经济和完成解放台湾的统一大业”。毛泽东并不希望在中、朝、苏三国关系上看到“朝鲜的天平偏向苏联一方”，同时“尽可能地保持对朝鲜的影响”，以“减少金日成对自己的猜忌以

4及斯大林对中国发展的疑虑和对其本人的不信任。”①

从此可以看出，在朝鲜战争初期，中苏同盟关系是十分微妙的。冷战时期的苏联，为了全面抗衡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非常需要“有中国这样东方大国来作为保证其远东安全的屏障”，同时也是其对“美国政策和实力进行试探的工具”。在战争条件下“维持这种同盟关系更是中国和苏联实现各自战略目标的必要保证”②。

二、中国参战前后中苏关系的具体分析

1949年的春天，有消息说美军即将从朝鲜南部撤出。而李承晚政权正在积极准备对北方的进攻。金日成此时一方面向斯大林寻求武器装备援助，一方面向毛泽东要求提供兵力支持。此时毛泽东的态度是同意让中共军队的朝鲜族军队全副武装开赴朝鲜。之所以毛同意将朝鲜族部队送往北朝鲜，是因为他支持通过武装革命来完成国家统一，并且他怀有崇高的革命道义。但是根据如下史料记载，“全朝鲜同志不要向南朝鲜发动进攻，而是等待更有利的形势”，因为北方采取的进攻会引起美国的干预，而中共的军队主力已经南下，“不可能迅速有力地给予支持。”③可以知道，中国此时是不支持金日成开战的。

9月3日，金日成向苏联使馆提出了一项主动进攻计划，即抢先“对南方采取军事行动，夺取瓮津半岛及从瓮津半岛以东到开城附近的部分南朝鲜地区，希望莫斯科批准采取这一行动。对此，苏联驻朝鲜大使和军事总顾问什特科夫表示支持。9月下旬，苏共中央政治局讨论了朝鲜的请求，并给予答复，拒绝批准金日成的计划。苏联一方面认为北朝鲜政治和军事都没有做好准备，另一方面，斯大林也十分忌讳美国的反应。莫斯科的意见是“在南朝鲜开展游击运动，建立解放区和准备全民族起义”④，同时加强军事力量，一边在南方发动进攻是实施反击。这就是说斯大林同毛泽东一样，赞同金日成实现祖国统一的主张，但反对直接使用军事进攻的手段。

1950年1月中旬,金日成通过苏联驻朝大使什特科夫向斯大林再次提出了武力统一朝鲜的问题,这一次斯大林的态度发生了改变。1月3 0日,斯大林回电什特科夫, 要他转告金日成说,在这件事上我准备帮助他。3月间,苏联满足了北朝鲜关于提前使用1951年贷款以及军事和技术援助的要求。4月,金日成一行访问了莫斯科。⑤这次会议上，斯大林最终同意了金日成的方案。为什么苏联会在此时改变态度呢？我们分析认为，此时正值《中苏友好互助同盟条约》签订不久，为了弥补苏联在中国东北即将失去的权益,苏联支持金日成发动战争,武力统一朝鲜。而同意北朝鲜的军事行动对苏联可以产生一举两得的效果。北朝鲜的军事行动如果成功, 苏联在远东的战略地位将进一步得到巩固；如果失败,由此而导致的中朝和中苏、苏朝边境地区的紧张局势将迫使中国政府把注意力转移到上述地区来, 推迟解放台 ①吴宏亮：《抗美援朝保家卫国——毛泽东出兵朝鲜艰难决策的背后》，第7页。②刘淑春：《俄刊公布斯大林就中国出兵朝鲜问题与毛泽东、金日成的往来函电》，第3页。③④沈志华，《斯大林、毛泽东与朝鲜战争再议》第2页 ⑤宋晓芹，《苏联与朝鲜战争》第2页 第 5 页

湾的行动。假如美国进攻到同时，沈志华先生也认为，苏联支持朝鲜的进攻计划是因为斯大林对局势估计过于乐观。他认为北朝鲜的实力远远大于南朝鲜,相信北朝鲜不需要中国的帮助,就能在短时间内取得朝鲜战争的胜利,从而排斥中国插手朝鲜问题。在之前，斯大林最关心的是美国的动态。而在此时,美国开始改变远东政策,从亚洲收缩兵力。1946年6月美国已经完成了从朝鲜半岛的撤军,而这“标志着美国在亚洲基本上完成了以收缩力量和防线为特征的战略调整”。莫斯科注意到,在美国国务卿艾奇逊1月12日的讲话中提到美国的远东防御范围时是把韩国排除在外的。金日成的作战计划中也反复说明这场战役将会迅速取得胜利，没有美国插手的时间。所以，斯大林最后同意了北朝鲜的计划。

正如前文所说，莫斯科在朝鲜战争即将爆发时态度是十分积极的。当时苏联向朝鲜军派遣了大量的军事顾问。并且，1950年，苏联支援朝鲜的军事物资就达到八亿七千万卢布。斯大林对朝鲜的战局十分关心，他希望苏联支持的是一场速战速决的战争。总的来说，在美军仁川登陆之前，苏联对朝鲜战争采取的是非常积极的方针，但是有一点斯大林十分明确，就是莫斯科不能公开和直接卷入这场战争。而朝鲜战争的爆发并没有引发中国政府的特别重视，在美国决定全面介入朝鲜战争的同时，全国重心都还集中在轰轰烈烈的土地改革上，因此中国方面战争开始时的应对措施只是外交上的沟通与交涉。在美国介入后，苏联首先让驻华大使罗申几次转告中国领导人，提出与朝鲜方面尽快联系，决定是否在边境集中兵力待敌人越过三八线后进行支援等建议。

仁川登陆后，朝鲜方面战况急转直下。中国陆续发表声明，表明了己方立场。9月22日，称“居留在中国的朝鲜人民有权力回去保卫祖国”。9月25日，聂荣臻对印度驻华大使潘尼迦说：“必须不惜任何代价制止美国的侵略行径”。9月30日，周恩来发表演说：“中国人民决不能容忍外国的侵略，也不能听任帝国主义者对自己的邻人肆行侵略而置之不理。”①

中国方面表达了逐步明确的参战态度，在国际局势上缓解了盟友苏联在朝鲜半岛的压力，但是美国方面并没有重视中国方面的意见，继续扩大战果。只有态度没有行动是不够的，随着朝鲜战局的变化苏联和中国都面临着巨大的压力。同盟双方开始对是否出兵进行了比较直接的电报交流，甚至周恩来和林彪亲赴苏联与斯大林面谈就出兵一事磋商。

10月2日和3日，来自毛泽东的电报被转达给斯大林。但是，同一时间，中俄方面却有两份内容关于出兵但是决定却迥异的电报。经过很多学者考证，大致确定这两封电报都出自毛泽东，只不过只有一封由苏联大使罗申被转达给斯大林，另一封没有发出去。

未发的一封对于中国立即出兵朝鲜是持支持态度的，电报的一部分是这样的：“我们决定用志愿军名义派一部分军队至朝鲜境内和美国及其走狗李承晚的军队作战，援助朝鲜同志。我们认为这样做是必要的„„”②，除此，电报还有提到不利情况、初步战略部署、物资援助等方面。

然而发出的一封电报对立刻出兵持暂缓态度，列举了几点不利后果，“首先，派遣几个师过去，是很难解决朝鲜问题的„„其次，这样做极有可能引起美国与中国的公开对抗，其

5后果是把苏联也卷入到战争来„„”③，充分表达中国方面的谨慎态度。两封截然不同的电报表明了中国方面的立场：中国没有盲目地服从或是接受盟友苏联方面的建议，而是更多的考虑到自身利益。同盟双方还处于没有多少信任和合作，仅仅是互相试探的谨慎的同盟阶段。这一点从周恩来参加的黑海会谈也可以看出来。

周恩来的机要秘书康一民回忆说周恩来参加黑海会谈的目的就是向苏联告知中国的出兵决定，并商讨武器装备的援助问题。通过一份署名为“第4784号密码电报”的重要档案，①潘力：《毛泽东，斯大林与朝鲜战争——兼论冷战在亚洲的起源》，第146页。②同上，150~151页。③同上，第159页。第 6 页

可以知道在1950年10月11日周恩来与斯大林会谈上，双方已经商定中国军队不再开赴朝鲜作战。从原文中第一点“尽管国际形势有利，但中国军队目前尚未做好准备，就不要越过朝鲜边界，以免陷于不利局面”①可以直接看出。当然，苏联的军事援助是中国方面对于中苏同盟的最重要最急迫最关切的问题。电报中同时也揭露了中国拒绝先出动陆军的主要原因——苏联空军援助两个月后才能出动。周恩来本人后来说到：他是带着两种意见去的，或者出兵，或者不出兵，主要就是希望得到苏联的空军援助。会议的内容和立场众说纷纭，最后结果却可以确定。中国暂不派军队入朝作战，同时建议金日成撤离北朝鲜。这一点是得到周恩来和斯大林共同认可的。

黑海会谈并没有达到双方开始最想要的结果，即中国出兵同时苏联出动空军进行援助，但考虑到种种复杂利益纠纷，最后双方还是达成了一致。尽管双方就这一决策达成一致，为了自己国家的利益都没有做出很大的牺牲或妥协，但对于一个战略同盟来说却并无益处，特别是朝鲜方面继仁川登陆后开始走向颓势，开始败退。

其中关于苏联对中国的空军援助问题就能够反应两个国家在自己的利益立场上的一些考量。斯大林之前曾答应过出动空军掩护中国军队。6斯大林在7月13日经罗申转给中国领导人的电报中再次明确表示：“我们尚不知道您是否已决定在中朝边界部署9个中国师。如果您已做出这样的决定，那么我们准备给您派去一个配备1 2 4架飞机的喷气式歼击机师，用于掩护这些部队。”；“我们打算由我们的飞行员培训中国飞行员两到三个月，然后把全部装备转交给你们的飞行员。我们打算让在上海的航空师也这样做。”②由此可以推断，在美国军队尚未越过三八线时，斯大林极力鼓动中国出兵，并表示愿意出动空军给以协助，以便稳定朝鲜战局。当美军越过三八线，中国出兵态度又犹豫不决，此时制胜的可能性便大大减小。又根据沈志华先生在论文《斯大林毛泽东与朝鲜战争再议》提到，此时美国空军不断对苏联进行挑衅。这种情况下，为了极力避免与美国的冲突，斯大林自然对中国要求空军援助采取推脱的态度。也正因为如此，当1 3日毛泽东再次通报中国陆军可以先行出动，但要苏联保证两个月后提供空中支援时，斯大林不得不明确表示，即使将来苏联空军出动，也不会进入朝鲜上空作战。这就是说，中国军队必须孤军奋斗。

最后，当中国军队在朝鲜第一次胜利后，苏联战斗机也终于出现在鸭绿江上空。总结起来，苏联空军的援助可谓来的一波三折。根据中苏条约，早在战争之前苏联空军就已经来到中国。当北朝鲜面对美国军队节节溃败时，中国出兵便被提上日程。而苏联方面，这时并不想中国过早出兵，因为这涉及到其在朝鲜的地位和影响问题，空军援助上态度也含糊不清。到美军突破三八线时，斯大林担心与美国发生直接的军事冲突，也怀疑毛的诚意，拒绝了中国的空军援助请求。直到中国军队开向朝鲜，并取得阶段胜利后，斯大林才组建空军航空师为中国军队后方提供空中掩护。并且，从始至终，苏联空军都只在后方活动。

我们可以看见，朝鲜战争是一场以小见大的战争。苏联将朝鲜视作自己在远东的一片重要势力范围。相比于朝鲜战争的得失，苏联更注重在这个过程中与美国的全球博弈的得失。在前期，基于合理考虑，苏联和中国的立场是一致的，都不支持金日成的进攻计划。可是斯大林逐渐开始认为，北朝鲜有相当大的获胜把握，美国也难以借机插手朝鲜战争，他便同意了北朝鲜的军事进攻。并且决策期间并没有让中国参与其中。很显然，苏、中双方都明白这个决策的受益者无疑是苏联，中国有很大可能会成为受害者。

前期，的确，北朝鲜一路凯歌高奏。可当美军参与战争后，形势迅速逆转。但此时苏联并没有支持中国马上出兵。因为苏联不想与美国发生军事冲突，也对中国的诚意充满怀疑，甚至仍然想着通过秘密外交手段解决问题。此时，中国的境况十分窘迫。假设放弃北朝鲜，苏联势必让金日成在东北建立流亡政府，而美国则会继续大举进犯。而根据中苏友好条约，①沈志华，《斯大林、毛泽东与朝鲜战争再议》第10页。②同上，第12页。第 7 页

苏联将派大军援助中国。即使是以胜利告终，好不容易争取回来的东北利益又会重回到苏联手上最后，当毛泽东在当时社会主义阵营极为困难的条件下决定派兵入朝作战，挽救朝鲜及社会主义阵营于水深火热之中，这一举措在很大程度上消除了斯大林对中共的疑虑，于是理所当然的，中苏的同盟关系在那时变得更为紧密了。

中苏关系的亲密有哪些具体体现呢？比如在1950年12月4日，苏联副外长葛罗米柯在与中国大使王稼祥谈话时就强调，中国人必须最大限度地利用机会，并建议中国军队“趁热

7打铁”①，越过三八线，继续乘胜追击。第二天，周恩来就美苏上述两项备忘录发表了题为《关于对日和约问题的声明》。声明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是代表中国人民的唯一合法政府，它必须参加对日和约的准备、拟制与签订”关于台湾、澎湖列岛、萨哈林岛南部及千岛群岛的归属已经分别由开罗宣言和雅尔塔协定予以解决，“完全没有重新讨论的理由”。声明还谴责美国不愿从日本撤军，“并且利用日本作为侵略朝鲜、侵略中国的战争基地”，以及公开武装日本和企图使日本成为美国的殖民地②。这些意见自然是反映了苏联的立场，只是莫斯科不愿直接出面而已。并且就在两国大使会谈的前一天，毛泽东就在会见金日成时提出：“敌人有可能要求停战, 我们认为必须敌人承认撤出朝鲜而首先撤至三八线以南, 方能谈判停战。最好我们不仅拿下平壤, 而且拿下汉城, 主要是消灭敌人首先是全歼伪军, 对促进美帝撤兵会更有力量。”③毛泽东之所以和苏联方面的意见不谋而合，如此的默契绝不是凑巧，而应当是中苏两方密切交流的结果。而可想而知，中国和苏联在这次可看成天衣无缝的合作中关系又大大加深了。除此之外，《关于对日和约问题的声明》是中国政府首次全面地阐述对日媾和问题的观点和立场，而中国政府之所以有如此大的气魄，不仅仅是因为自身的强大决心，还有因为身后强大的苏联大国“后盾”。

三、总结

在朝鲜战争之前，刚刚建立的中国需要长期的平稳发展，需要与周边国家建立良好的外交关系。但是复杂的形势，不允许中国冷眼相对、袖手旁观。为了在国际范围内更富有竞争力，中国必须选择与苏联走的更近，即便这意味付出相当沉重的代价。前期中国与苏联的互相猜疑，互相保留，在当时看来是难以避免的，毕竟两个接壤巨人国家在都渴望成为一方强国时，是不可能毫无冲突的。苏联在朝鲜战争之前希望在让中国有一定发展的同时又控制、牵制住中国，既让中国成为社会主义阵营的重要力量，又避免其成为主要力量。中国则希望借助苏联的帮助来大力发展自身，摆脱贫困窘迫的状态。但朝鲜战争的爆发无疑在一定程度上打乱了大家的计划。后来，中国在自身困难重重的情况下进军朝鲜，还是让苏联十分感动的，这大大加强了中苏的同盟关系。两国关系前所未有的高涨，也让中国从中收获了不少利益，在朝鲜战争后为自身发展提供了坚实的保障。不过，不得不说，当时苏联虽然与中国关系紧密，但处处出于对自身利益的考虑，在战争中还是做出了一些对中国不利的决策，也没有提供足够的帮助。这是中苏关系在变得相当紧密之后任然存在的一些隐患。

其实中苏关系，并不是一个富有争议性的话题，也不是一个鲜有人涉足的领域。那么，为什么我们小组仍然选择这个话题作为论文主题呢？因为我们认为，无论是当时的中苏关系，还是当今的中俄关系，都是影响到中国能否在风云变幻的国际形势中立于不败之地的关键因素。因此对中苏关系的分析，有利于我们以史为鉴，使得自身在今后的发展中更加顺畅。①沈志华：《朝鲜战争俄国档案馆的解密文件》, 台北中研院近代史所史料丛刊（48），2003年7月, 第635—636页。

②世界知识出版社：《国际条约集（1950—1952）》, 世界知识出版社, 1961年, 第354—358、360、361页。

5.《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程教学大纲 篇五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程论文

论文题目：浅谈戊戌变法

学生专业班级：食品10级质检3班

学生姓名：QQ582251001

任课教师：

完成时间：2011年11月2日

2011年11月2日

戊戌变法

前言：戊戌变法是否有立宪性质问题，从它的领导者来看，康有为是此次运动的重要代表人物，他的思想变化，以及反映其思想的言论、奏折成为判断戊戌变法性质的重要依据。

关键词：戊戌变法 康有为 梁启超 维新运动

1895年4月，日本逼迫中国在日本马关签定《马关条约》的消息传到北京，康有为发动在北京应试的1300多名举人联名上书光绪皇帝，痛陈民族危亡的严峻形势，提出拒和、迁都、练兵、变法的主张。史称“公车上书”。这次上书，对清政府触动不大，却轰动了全国。“公车上书”揭开了维新变法的序幕。为了把维新变法推向高潮。1895年8月，康有为、梁启超等人在北京出版《中外纪闻》，鼓吹变法；组织强学会。1896年8月，《时务报》在上海创刊，成为维新派宣传变法的舆论中心。1897年冬，严复在天津主编《国闻报》，成为与《时务报》齐名的在北方宣传维新变法的重要阵地。1898年2月，谭嗣同、唐才常等人在湖南成立了强学会，创办了《湘报》。在康、梁等维新志士的宣传、组织和影响下，全国议论时政的风气逐渐形成。到1897年底，各地已建立以变法自强为宗旨的学会33个，新式学堂17所，出版报刊19种。到1898年，学会、学堂和报馆达300多个。1897年11月，德国强占胶州湾，法国强租广州湾,英国强租借后来被成为新界的地区和威海卫，全国人心激愤，维新运动从理论宣传转到政治实践。12月，康有为第五次上书，陈述列强瓜分中国，形势迫在眉睫。1898年1月29日，康有为上《应诏统筹全局折》，4月，康有为、梁启超在北京发起成立保国会，为变法维新作了直接准备 在维新人士和帝党官员的积极推动下，1898年6月11日，光绪皇帝颁布“明定国是诏”诏书，宣布变法。新政从此日开始，到9月21日慈禧太后发动政变为止，历时103天，史称“百日维新”。

在此期间，光绪皇帝根据康有为等人的建议，颁布了一系列变法诏书和谕令。主要内容有：经济上，设立农工商局、路矿总局，提倡开办实业；修筑铁路，开采矿藏；组织商会；改革财政。政治上，广开言路，允许士民上书言事；裁汰绿营，编练新军。文化上，废八股，兴西学；创办京师大学堂；设译书局，派留学生；奖励科学著作和发明。这些革新政令，目的在于学习西方文化、科学技术和经营管理制度，发展资本主义，建立君主立宪政体，使国家富强。

新政措施虽未触及封建统治的基础，但是，这些措施代表了新兴资产阶级的利益，为封建顽固势力所不容。清政府中的一些权贵显宦、守旧官僚对新政措施阳奉阴违，托词抗命。慈禧太后在光绪皇帝宣布变法的第五天，就迫使光绪连下三谕，控制了人事任免和京津地区的军政大权，准备发动政变。“百日维新”开始后，清政府中的守旧派不能容忍维新运动的发展。有人上书慈禧太后，要求杀了康有为、梁启超；奕劻、李莲英跪请太后“垂帘听政”；御史杨崇伊多次到天津与荣禄密谋；甚至宫廷内外传言将废除光绪，另立皇帝。9月中，光绪皇帝几次密诏维新派商议对策，但维新派既无实权，又束手无策，只得向光绪皇帝建议重用袁世凯，以对付荣禄。

16、17日，光绪皇帝两次召见袁世凯，授予侍郎；18日夜，谭嗣同密访袁世凯，劝袁杀荣禄，举兵救驾。事后，被袁世凯出卖。

1898年9月21日凌晨，慈禧太后突然从颐和园赶回紫禁城，直入光绪皇帝寝宫，将光绪皇帝囚禁于中南海瀛台；然后发布训政诏书，再次临朝“训政”，“戊戌政变”成功。戊戌政变后，慈禧太后下令捕杀在逃的康有为、梁启超；逮捕谭嗣同、杨深秀、林旭、杨锐、刘光第、康广仁、徐致靖、张荫桓等人。9月28日，在北京菜市将谭嗣同、杨锐、刘光第、林旭、杨深秀、康广仁六人杀害；徐致靖处以永远监禁；张荫桓被遣戍新疆。所有新政措施，除7月开办的京师大学堂(今北京大学)外，全部都被废止。从6月11日至9月21日，进行了103天的变法维新，以戊戌变法宣告失败。：根本原因；（1）19世纪末民族危机严重。——历史使命：救亡图存。（原因主要原因是帝国主义的侵略；重要原因是清政府腐朽统治。（2）19世纪末（甲午战争后）民族资本主义初步发展——历史使命：发展资本主义。原因见前。（3）民族资产阶级登上历史舞台（标志——1894年“公车上书”）（4）90年代：资产阶级维新思想进一步发展。（早期维新思想：时间：19世纪60年代后；原因：西方资本主义思想的传入和中华民族资本主义的产生。代表人物：王蹈、郑观应。主张：经济上发展民族工商业，与外国展开商战；文化上学习传播西方的自然科学；政治上主张实行君主立宪。）

1840年鸦片战争战败后，中国跟世界的关系出现前所未见的改变。接连的外忧内患，使清政府及一众知识份子逐渐醒觉到必须要改变以自强。咸丰、同治年间开始，清政府进行洋务运动，希望能够“师夷长技以制夷”，改良生产技术。各地先後引入外国新科技，开设矿业、工厂，建设铁路、架设电报网，培训技术人材；在军事上亦建立了远东最具规模的北洋水师。1894年至1895年发生甲午战争，清政府被日本打败，北洋水师全军覆没。证明只靠经济上洋务运动未能根本改变中国的落後。于是出现了要求从更基本层面，包括政治体制上，进行变法维新的声音

维新运动开始于1895年于北京发生的公车上书。当时齐集在北京参与科举会试的十八省举人，收到《马关条约》中，中国割去台湾及辽东，并向日本赔款二万万两的消息，一时间群情激动，4月，康有为、梁启超作成上皇帝的万言书，提出拒和、迁都及变法的主张，得到一千多参加科举考试的人的连署。5月2日，康、梁二人，十八省举人及数千市民，集合在都察院门前要求代奏。因为外省举人到京是由朝廷的公车接送，事件亦被称为公车上书。虽然公车上书在当时没有得到直接实质的後果，但却形成了国民问政的风气，之後亦催生了各式各样不同的议政团体。当中由康、梁二人发起的强学会最为声势浩大，更曾一度得到帝师翁同龢、南洋大臣张之洞等清朝高级官员的支持。

1895年4月，日本逼签《马关条约》的消息传到北京，康有为发动在北京应试的1300多名举人联名上书光绪皇帝，痛陈民族危亡的严峻形势，提出拒和、迁都、练兵、变法的主张。“公车上书”揭开了维新变法的序幕。

为了把维新变法推向高潮。1895年8月，康有为、梁启超等人在北京出版《中外纪闻》，鼓吹变法；组织强学会。1896年8月，《时务报》在上海创刊，成为维新派宣传变法的舆论中心。1897年冬，严复在天津主编《国闻报》，成为与《时务报》齐名的在北方宣传维新变法的重要阵地。1898年2月，谭嗣同、唐才常等人在湖南成立了南学会，创办了《湘报》。在康、梁等维新志士的宣传、组织和影响下，全国议论时政的风气逐渐形成。到1897年底，各地已建立以变法自强为宗旨的学会33个，新式学堂17所，出版报刊19种。到1898年，学会、学堂和报馆达300多个。1897年11月，德国强占胶州湾，全国人心激愤。12月，康有为第五次上书，陈述列强瓜分中国，形势迫在眉睫。1898年1月29日，康有为上《应诏统筹全局折》，4月，康有为、梁启超在北京发起成立保国会，为变法维新作了直接准备。

1897年末，山东发生曹州教案，两名德国传教士被杀。德国乘机侵占胶州湾（今青岛），俄国同时进占旅顺大连，法国进占广州湾(今广东湛江)，英国进占山东威海，并要求拓展九龙新界。列强意图瓜分刚败于日本的中国，在朝中再次敲响了警钟。

光绪皇帝虽然在1887年十七岁时已在名义上亲政，但实权一路仍然是掌握在慈禧太后的手里。面对列强瓜分的危险，光绪于1898年（戊戌年）向慈禧要求实际的权力，让他进行朝政的改革。1898年6月8日，徐致靖上书《请明定国是疏》（康有为代拟）请求光绪帝正式改变旧法，实施新政。上书后第三天6月11日，光绪颁布《定国是诏》，表明变更体制的决心，这亦是百日维新的开始。之后光绪召见康有为，调任他为章京行走，作为变法的智囊。其后又用谭嗣同、杨锐、林旭、刘光第等人，协助维新。

6.《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程教学大纲 篇六

我们在调查中发现（这些数据源自于“数据统计”）现在的大学生在学习这门课程中出现了很多的问题啊！我们首先要谈的就是学习这门课程的目的与收获。其实学习这门课程的目的很明显，我们在上面也提到了。但是大部分的同学认为开设这门课程是没有必要的，从调查结果来看，它居然占到了54%，如此惊人的数字啊！认为这么课程有开设的必要的人才只不过占到了16%相比之下简直少的可怜啊！大家都普遍认为中国近代史在高中已经学过很多内容了，所以没有开设的必要。对于学习的收获，大部分的人则偏向于对祖国的国情的基本了解和认识。这也是必须的，是我们当代大学生应该做的。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们学习了这么课程，我们对近代中国历史和人民选择了马克思主义、选择了中国共产党，选择了社会主义的有没有有什么样认识？也就是是说近代中国历史和人民为什么要选择马克思主义、选择中国共产党以及选择社会主义？模棱两可的人居多啊！这种现象不是怎么的好.占到了44%，还好清楚的人也不少，说明当中不乏热爱学习的人，占到了42%。这是唯一能让我们稍微安慰的一点。

下面我们要谈的是第二点，在学习这门课程的过程中阅读材料与参考书的问题。其实这也是个大问题，学习嘛，不外乎两点，一是听老师在讲台上面授课，二是自己阅读教科书。在大学当中，第二点显得更加重要。大学大部分时间都需要自己自学，老师将的只是一个引子，稍带的提点一下，自学怎么学？自学就是要你自己看着书学习。多看教材，多去找课外书。所以我们在学习这们课程的过程中也不例外。一节课才只有那么四十五分钟，老师即使讲的再好，也不会讲的那么仔细！关键还是靠自己。可是这样一来问题就出来了，你不看老师又不会对你怎么样。很明显，经常阅读的人不多嘛！调查分析，人数只占到了12%。完全没读过的居然占到了16%，不过还好，大部分还是期望60分万岁的，都趋向于考试前的几天阅读一下。教材都没多少人读，那参考书就更不用人说了。肯定是没有多少人会去自找苦

吃的。调查的数据显示：会读课外书的只占到了24%，大部分同学还是不会主动去读课外书的。

第三点是我们对学生自我评价的调查，这有助于学生自己彻底的认识自己、了解自己，更能发现自己在学习的过程中会出现那些毛病，能方便他们自己对照改正。调查发现他们对自己评价的原因众多。主要的原因是：

1、学习兴趣不浓，只是被动的上课。对于这一点很多学生都深有体会啊！主要是由于这课是公共必修课，所以他们不得以而去学的。也就成了所谓的被动上课，被逼的去上课哪还能谈什么学习兴趣呢？这点占得比例是最高的，达到了24%。

2、课外阅读和实践不够，这点都没什么，课外阅读嘛！一般人是不会去阅读参考书的。能阅读教材就已经很不错了。

3、知识积累不够，这也是正常的，上课不听课，课下不看书，哪来的什么知识啊！更别说积累了。

4、学习主动性不够，很少寻找老师的指导，像近代史这种公共必修课去找老师的人很少，除非是考研必考的科目，还有要补考的学生。大家都是求能过就行。所以学习主动性肯定也不会很高

5、懒于思考，没什么想法，这种情况不是很多。

6、不能积极参与课堂讨论，这种情况也很少，上课只要是老师说讨论，讨论的声音还是挺大声的。

7、经常缺课，这门课程缺课的现象，从调查上来看不是很多，但是也存在着一部分。

8、缺乏独立思考和研究能力，这种人就少之又少了，因为这也是个人能力的体现。综合上面的分析，对于学生自己评价这一块，主要偏向于对课程没有什么兴趣！曾经有人说过：“兴趣是最好的老师！”现在看来还是非常有道理的。

要想大学生对这门课程有更好的认识，教师课堂效果也是一个比较重要的元素。所以第四点我们主要分析的就是教师课堂效果。根据调查了解，老师讲课的深浅度适合学生理解水平是非常重要的，毕竟学生的理解能力不是老师所能决定的，所以对于这一点老师还是要好好考虑考虑的。还有就是上课多提问题进行讨论，促进学生思考。这点也是提升学生对这门课程积极性的最好的方法，还能让学生提高思考能力。还有评价比较好的是多媒体教学有效果，使我能够更好的掌握知识。现在多媒体教学都已经普及了，这样更直接，还能结合图片、视频以及一些其他的信息，也可以增加学生对课程的趣味性，学生有兴趣了，效果自然而然的就提升了。还有些是评价比较差的，比如说：上课讲课能促进学生的积极思考，能够指导学生去阅读课外参考书，教学有针对性。对于这些问题其实只要做的适当就行了。

在我们的课程教学中也不乏存在着某些问题，第五点我们主要分析一些课程教学中存在的问题。调查显示，教学存在的主要问题有：

1、进度太快

2、教师照本宣科

3、教师讲课内容太多

4、填鸭式教学，缺少师生互动

5、课程知识太深，不易接受

6、课程内容不能解决实际思想问题

7、课程讲授太多，缺少实践活动

8、考核方式单一，不能真正考核学生实际水平

这些都是很明显的教学问题，据我们口头调查了解，大学上课进度快也是正常的，因为一门课程一期只有那么多课时，老师为了完成教学进度，偶尔也会加快一点速度。教师照本宣科的事情，调查显示数据是17%，也不是很高。教师讲课的内容太多，这点和进度太快有点像似。也就是上的太快内容自然也就多了。其实在教学过程中师生互动显得尤为重要，因为那才是课堂的生机，如果老师一个人在台上讲，就会显得课堂死气沉沉，学生听起来也就没什么兴趣了。课程知识太深不易接受，这点不怎么高，只有一点点。一般的老师都不会讲太

难的知识，因为要照顾大部分学生。最主要的就是后面三个：课程的内容不能接触实际思想问题、缺少实践活动、理论的东西太多了。考察的方式也只有一种，也就是考试。这些都是我们课程教学中出现的问题，我们应该认识到这几点。

最后一点我们是对教学建议的一项调查，主要的是课堂教学的建议以及实践教学的建议。我们的主要目的就是看能不能理论与实践相结合。调查显示，教学建议偏重的就是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可是目前开设这门课程的大学，能够真正做到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学校并不多。实践方面比较偏重的就是社会调查，居然占到了74%。又是一个惊人的数目啊！

以上就是我们小组的所有调查分析结果。下面我们针对这次大学生对这门课程的认识的调查，我们也总结出了几点：

1、我们大学生应该要主动的对其进行学习，因为我们肩负着建设祖国的重任。

2、我们可以不去看参考书，但是教科书我们一定要看，因为那是基础，老师讲的只是重点，还有很多知识需要我们自己去看。

3、兴趣是培养起来的，不能因为刚一开始没兴趣就不学了，我们没兴趣就要自己学会培养兴趣，多积累知识。

4、老师可以上课多于同学交流，也可以提出一些问题让同学们进行讨论。最好的就是能尽量的上多媒体课，用图片和视频增加同学们的兴趣。

5、注重理论与实践的相结合，这才是重点。

7.《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程教学大纲 篇七

深入了解《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程的

目的、性质和课程要求

1. 明确纲要课程性质

《中共中央宣传部、教育部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高等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意见》 (以下简称“意见”) 及其实施方案的规定指出, 《纲要》是大学生必修的思想政治理论课, 而不是历史系学生的专业课, 它和其他思想政治理论课一起构成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有机整体。《纲要》不是一门纯粹的历史专业课, 如果仅仅按照前人研究近现代史提供的基本理论框架和主要线索为依据, 增加知识和理论分析的深度, 学生会反映这样的学习没有新意, 学习提不起兴趣。《纲要》的授课过程中必须围绕“一个主题、两个了解、三个选择”, 这样可以避免只是史料的简单堆积。

2. 明确《纲要》的教学内容和教学目标

“意见”规定, 要通过教学帮助学生了解近现代中国社会和革命发展的历史进程及其内在规律性。中国的近现代史, 就其主流和本质来说, 是中国一代又一代的仁人志士和人民群众为救亡图存和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英勇奋斗、艰苦探索的历史, 尤其是全国各族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 进行伟大的艰苦斗争、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和改革, 把一个极度贫弱的旧中国逐步变成一个初步繁荣昌盛、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社会主义新中国的历史。[1]

3.从现实实际出发, 了解大学生的学习实际状况

随着社会的发展, 现在大学生更注重学习给自己带来现实利益的知识, 而人文学科的知识需要长期的积累, 所以, 导致一些学生只关注专业课或者是应用学科的学习, 从而缺乏对人文学科的学习兴趣和关注, 尤其是思政课。因而, 学生在上《纲要》课时经常会出现学生睡觉、看小说等情况。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呢?第一, 学生在刚接触《纲要》课时进入了一个误区。学生只注重历史事件和人物片段, 容易产生偏狭的历史观和历史虚无主义。有的学生感觉历史枯燥无味, 往往对历史人物的隐私比较感兴趣, 比如:慈禧的情史, 或者喜欢解密历史之谜, 希望教学就像观看影片一样。这是由于长久以来“戏说”历史和小历史宣传方式对学生的影响。[2]因此, 学生对我们所讲的中国近现代史的内容不感兴趣。第二, 有的学生历史基础知识比较薄弱, 对所学内容不能很好理解, 自然降低了学习的兴趣。第三, 有的学生认为, 学习《纲要》就是为了考试。针对学生以上的学习和上课的实际状况, 必须制定针对性的教学计划, 运用灵活的教学方法, 帮助学生了解《纲要》的历史主题和历史任务。

创新《中国近现代史纲要》的教学方法

不断创新对《纲要》课的教学方法, 这是提高教学质量、教学水平、教学效果的根本途径。通过《纲要》的课堂讲述, 帮助学生深刻了解中国人民实现民族伟大复兴、建设现代化国家这一主题的历史进程。

1.重视《纲要》第一堂课的讲述

上好第一堂课对帮助学生了解学习内容, 建立正确的学习心态具有非常关键的作用。通过对近现代历史的讲述, 增强学生的思想道德修养, 深刻地体会中国共产党历史选择的必然性。我认为第一堂课应该做到:首先, 帮助学生解决为什么再次学习中国近现代史的疑问。学生只有解决了这个问题, 才能正确对待这门课程, 提高学习的积极性。其次, 通过对《纲要》的课程性质、目的的讲述让学生了解《纲要》不同于中学阶段所学的中国近代史, 也不同于历史专业课学生所学的专业历史。它是通过历史理论来反映中国近现代社会发展和革命发展的历史进程及其内在的规律性。

2. 巧妙地运用史实达到对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目的

对于中国近现代史, 学生往往只停留在对历史事件表层的认识上, 如果不放在历史的进程中去思考, 就很难理解和掌握史实, 这也会造成学生思维的偏狭与片面性。我们应从史实出发, 去解决学生学习的困惑。我们应该做到:第一, 帮助学生全面、科学地了解中国近代史, 帮助学生深刻体会。第二, 正确对待疑难历史问题, 不回避历史敏感问题。通过科学的分析, 加深学生对现存的历史观点和看法的认识, 并做到深刻理解。

3. 注意历史和现实的结合

如果只是针对历史而讲历史, 不能体现这门课的现实性, 也使学生缺乏学习的动力。要体现《纲要》的现实性, 就要让课程内容和现实联系起来。从学生的角度来说, 大学生都迫切想了解社会、适应社会, 我们应该满足学生的这种心理需求, 也就是把我们所讲的课程和现实联系起来, 运用史实帮助学生解决现实的困惑。例如:英国鸦片走私造成了旧中国的财政危机, 加重了人民的负担, 毒害了国人的身体和精神。我们可以把这一历史事件和当前毒品问题相比较, 学生就可以正确认识到鸦片的毒害性。

4. 教材体系向教学体系的转化

《纲要》教学的主要内容应重点在“纲”和“要”上, 而不可能涵盖中国近现代史的全部内容。[3]怎样才能在课堂中帮助学生学习及了解教材中的内容呢?如果仅仅在课堂中照搬教材内容肯定是不可取的, 这就需要教材体系向教学体系转化。我们应该注意:第一, 教学体系既要遵循和依照教材内容, 同时还要不同于教材的具体内容。教师在课堂中讲述的观点、历史实例等, 都要围绕着“三个选择”。第二, 教学中丰富教材内容。例如, 学生对鸦片战争危害的认识仅仅停留在赔款、割让土地的表面, 而在政治和文化方面的侵害了解的就不多。如果教师听之任之, 那学生对我们怎样选择了马克思主义、怎样选择了中国共产党、怎样选择了社会主义道路就很难了解和理解。针对学生现实的学习状态, 教师在课堂中应该给学生讲述曾经忽视的重要历史知识, 帮助学生架构科学的知识体系, 形成科学的历史观。

参考文献

[1][3]梁星亮, 杨洪.中国近现代史纲要专题教学研究[M].2009, 7:2～3, 17～19.

8.《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程教学大纲 篇八

关键词 教学 问题

如何改变《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程呈现教学模式僵化与疲软的现状，如何确实有效提高课程的教学效果，充分发挥其在思想政治理论教育的重要作用，是每一个从事本门课程教学的老师都要思考的问题。笔者认为《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程在教学中存在着四个方面的问题：一是教学内容历史性强而现实性较弱，其次是思想性太强而趣味性不足；再者是教学手段上理论性强而实践性少；最后是教学形式灌输性强而探究性少。

一、《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程教学中存在的问题

1、教学内容历史性强而现实性弱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主要是让学生了解国史、国情，深刻领会历史和人民怎样选择了马克思主义，怎样选择了中国共产党，怎样选择了社会主义道路，从历史角度承担着思想政治理论教育的功能，达到鉴史育人的目的。《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程的教学有很多老师是历史专业毕业的教师，有丰富的历史积累，在课堂上容易仅仅讲历史而讲历史，注重课程的历史性，而忽视了教学的教育性。这就偏离了本门课程开设的初衷，在一次学习进修的培训上，一位中山大学的教授就说：”上思政治课的老师可以上历史课，而上历史课的老师不一定会上《纲要》课。也正因为很多《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程的教学不联系现在，不与学生的实际结合起来，很多学生上起课来就觉得课程的内容离他们很远，加之有高中历史的基础，就更增加学生对本门课程的厌烦。“

2、教学内容思想性太强而趣味性不足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程讲述1840年以来中国的历史，里面有丰富的内容，但教材主要是通过不同的关键事件将这一段历史串联起来，以及相关事件的历史经验教训等。如果教师在教学中没有处理好教材与教学的关系，被教材局限，这样的教学容易让学生觉得老师在空洞的说教，逆反之心油然而生，无任何兴趣可言。

3、教学手段上理论性强而实践性少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程的教学主要是教师的课堂教学，虽然每学期都要求要有实践的课时安排，但很少落到实处。一方面是条件所限，如带学生去一些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实践考察，学生兴趣非常浓，但由于经费所限，一学期下来也只有寥寥无几的班级开展了。另一方面就是与本门课程的考核方式也有关系，考核只需期末笔试，对于有无实践考察，都没具体要求，同时有些教师也为了避免麻烦，实践性教学这一部分被剔除了。

4、教学形式灌输性强而探究性少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程的教学主要采取课堂讲授的形式，师生间形成“你说我听，你问我答”的僵化局面。在这种教学模式下，学生在学习过程中缺少自主性学习，学习方法呆板，主体地位未能得到体现。

二、《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程教学中存在问题的解决对策

针对本门课程特点和上述存在的教学问题，可从以下四个方面进行采取对策：首先是增强教学的现实性；其次是增强教学的趣味性；再者是增强教学实践性；最后是增强教学的探究性。

1、增强教学的现实性

“史学历来有经世致用的传统。追问历史是为了了解现实，关注现实。“《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程教学不仅是要让学生回顾历史，更重要的是要在引导学生走进历史后联系现实，面对当下与未来，这正如意大利史学理论家贝内德托 克罗齐曾提出的著名命题：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程教学的一个重要的目的就是通过历史引起现实的思索，打动现实的兴趣，以古鉴今、探今溯故，总结经验教训，才能避免重蹈历史的覆辙。 “这就要求教师要善于根据学生已有的史学知识和史学认知结构，关注社会热点、焦点或者难点问题，抓住学生思维活动中的热点和难点，创设问题情境，以引起学生内部认知矛盾的冲突，激起学生探究问题关联的欲望，通过教师的启发和诱导，经过学生积极主动的思考和分析，提出解决问题的方法和途径，从而提高教学的现实性。

2、增强教学的趣味性

历史本身就是丰富的故事，在教学的过程中穿插有趣的故事，可以有效活跃课堂气氛。每一历史事件都是由人发起的，在教学过程中可让学生收集关键人物的一些有趣故事，每一次课前可以让学生将准备故事与大家分享，既可以锻炼学生的能力，又可以活跃课堂的气氛，激发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在教学方法上，改变教师满堂讲的做法，可以图文并茂，讲解精辟，学生也乐于接受。

3、增强教学实践性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讲述的是我们自己的历史，每一个地方都发生过很多可歌可泣的历史故事，这是最生动的历史教材。我们在充分发挥课堂教学作用的同时，也要发挥实践教学的作用。受条件所限，教师可以在教学本门课程的一开始，就给学生布置实践教学的任务，学生可以利用假期、周末自由安排自己的实践时间和地点，学期结束前要求学生以报告的形式汇报实践教学的成果，丰富教学的形式。

4、增强教学的探究性

高等教育的核心问题是培养和造就富有创新精神和创新能力的高素质人才，这已成为人们的共识。《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程要增强教学的探究性，关键要培养学生的问题意识。培养学生的问题意识，首先教师要有强烈的问题意识。教师问题意识强烈，才能使教学不落入说教的巢窠。其次是倡导创造宽松和谐的教学和学术探讨气氛，让学生敢于质疑，善于质疑，让学生真正到达自主学习。最后是“教师应根据学生的认知水平精心设计各种问题情境，帮助学生进入思维状态，让问题成为学生思维的向导、指南。“

参考文献：

[1]赵剑.“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程教学中的史料运用[J].湖北科技学院学报，2014，（08）.

[2]闫团结.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程教学与大学生问题意识的培养[J].黑河学刊，2013，（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