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等教育出版社

高等教育出版社（精选8篇）

1.高等教育出版社 篇一

一次有人问苏格拉底：“当你得到的回报是非正义的，你将如何对待别人?”苏格拉底的回答是：在任何情况之下，永远不要伤害别人。因此，在极端的情况下，苏格拉底宁可准备赴死，也不愿意逃跑以躲避法律的“定罪”。

这让我想起了一位校长。他是二战后一名纳，粹集中营的幸存者，后来成为美国一所学校校长。每当有新老师来到学校时，他就会给这位老师一封信，这封信是这样写的：

亲爱的老师：我是一名集中营的幸存者，我亲眼看到人所不应该见到的悲剧：毒气室由学有专长的工程师建造;妇女由学识渊博的医生毒死;儿童是由训练有素的护士杀害。所以，我怀疑教育的意义，我对你们唯一的请求是：请回到教育的根本，帮助学生成为具有人性的人，你们的努力，不应该造就学识渊博的怪物，或者是多才多艺的变态狂或受过教育的屠夫。我始终相信，只有孩子具有人性的情况下，读书写字算术的能力才有价值……

我想，作为教育者，要使学生具有人性的人首先是用自己的言行教他们永远不要伤害别人;然而反观教育群体，时有老师奸污学生、体罚学生等现象发生，何也?

当下的教育过分强调学生的发展，反而忽略了教师的自我发展。一旦教师离开了自我发展，教育就难以深入发展;教育之所以称之为教育，在于教育者首先是自我教育的人，唯有自我教育方可教育他人。

试问一些不讲诚信的老师如何教学生去讲诚信?不懂得感恩的教师如何教学生去懂得感恩?古人讲反求诸己，躬自厚而薄责于人，追求的便是自我教育。

想起某年高考，由于学生要去另一所中学考试，我班学生由别班班主任带队，但晚上返校时一学生很委屈地跟我说：“某某班的班主任不让我们上车，她说先让她的学生上了，我们才上，我们都被赶了下来。”听了这话，我当时真不敢相信，但学生委屈的眼神告诉我，这是真的。更让人匪夷所思的是这位班主任却是一名优秀班主任。这样的教育如何谈得上真正的教育，这样的教育培养出来的孩子只能是自私狭隘的人。

七年前福建《新教师》杂志卷首语栏目曾推出我的“一点教育”观：对于立人，我们可以这样概括，幸福一点、诗意一点、快乐一点、阳光一点、高尚一点、纯粹一点、无私一点、诚信一点、自主一点、自由一点、发展一点、个性一点。

“一点教育”观当初主要指向学生的，现在我以为更适合在教育者身上，让我们主动成为这样的人，方可把学生培养成这这样的人。因为我更相信教育是言传身教的。

而让我们感到危机的是，教育者并没充当好教育者该有的角色。比方说，现在一些学校为了迎合检查，教师公然作假，做假事、做假人、说假话，教育之瘤毒可见一斑。“蓬生麻中，不扶自直;白沙在捏，与之俱黑。”若学生在这样的环境之下成长，教育的土壤何其恶也。

教育，当让教育者自我教育，让我们主动成长。唯有如此，教育的源头才有活水，教育的清流才可润泽孩子，教育才能称得上教育。

作者：吴春来

公众号： 春来咏语

2.高等教育出版社 篇二

一、关于《哲学》的性质的讨论

关于高等教育的思考和探索相比关于教育的思考和探索晚得多, 一般来说, 西方的教育思想必然追溯到苏格拉底、柏拉图等古希腊先哲们, 东方教育思想溯源可至孔孟、老庄等先秦诸子。但是, 关于高等教育的系统性思考却是伴随着现代意义上的高等教育机构的出现而出现的, 这肇始于18世纪末19世纪初哥廷根大学和哈勒大学的改革, 以及柏林大学的建立, 这是高等教育和大学在大多数语境中互相代称的历史根源。自那时起, 哲学的一般原理和高等教育的关系便日益紧密起来, 在高等教育理论和实践中都能找寻到相关的哲学理论基础。20世纪40年代美国教育哲学学会 (Philosophy of Education Society in United States) 成立, 曾任执行委员和会长的布鲁贝克不仅研究教育哲学, 更将目光投向了高等教育哲学, 该书即是他试图用哲学理论解释美国高等教育现象的代表作。

那么, 该书是否属于理论构建的学术著作呢?关于这个问题, 首先要分析理论构建的基本特征。本文认为, 一项研究是否属于理论构建的研究需要考察三个基本要素, 即基本概念、思维方式和理论体系。概念的提出对于理论的重要性相当于一栋大厦的基石, 它是理论研究的始点, 概念不清将会导致理论建构的致命问题。思维方式是研究者在研究中对命题进行综合、分析、归纳、演绎的抽象的、创造性的过程, 应自始至终具有连贯性。理论体系是经由概念扩展后, 运用链条原理把概念、范畴、原理体系化。一般来说, 理论构建的路径是先界定基本概念, 再运用一定的思维方式创建理论体系。因此, 讨论《哲学》是否属于理论构建的学术著作, 关键看它的三个要素是否完备。

书中, 布鲁贝克创设了“高深知识”、“认识论”、“政治论”, 并把“高深知识”视为高等教育与中等、初等教育的主要差别, 并作为解决高等教育合法性危机的基本概念和全部研究的切入点。他还认为“认识论”是以追求知识为目的的高等教育哲学, “政治论”是以高深知识解决复杂的社会问题为目的的高等教育哲学。在书中的各个章节, 布鲁贝克始终围绕“高深知识”, 用“认识论”和“政治论”平行地分析各类问题和各种关系, 既是对以上基本概念的延伸, 又体现了其思维方式的连贯性。

除了基本概念和思维方式, 还需考察该理论是否完成了对某一现象的观察与描述, 是否厘清了事物与相关关系, 是否具有普遍适用性, 是否构建了理论体系。从根本上说, 《哲学》中实现了对美国高等教育的把握和描述, 它对高深学问、学术自治、学术自由、高等教育为谁服务、普通教育和专业教育、高等教育学、治学的道德、作为教会的大学等美国高等教育中的主要问题进行了深入剖析, 对高等院校、教师 (教授) 、学生、社会、教会、政府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细致梳理, 在此基础上, 作者表达了认识论和政治论互相融合, 但要保持高深学问的相对独立和自由。正因为如此, 布鲁贝克大量引用和批判他人的观点和看法, 使得该书绝不同于教科书, 也不同于一般的理论建构著作。加之该书的英文版书名为 《On the Philosophy of Higher Education》, 而不是 《The Philosophy of Higher Education》, 以至于有学者把该书归为历史批判性著作, 而不是建构性著作。

二、关于《哲学》的研究方法的讨论

《哲学》第一章中提出的“认识论”和“政治论”一直被视为该书的逻辑起点, 甚至被视为高等教育理论研究的逻辑起点。根据书中内容, 认识论是指以追求知识为目的的高等教育论;政治论则是把高等教育作为政治的分支、强调高等教育对国家和社会发展的作用。布鲁贝克梳理了二者在美国高等教育发展中影响力此消彼长的历史, 认为它们从建国时期到19世纪末及以后“交替地在美国的高等学府中占据统治地位”, 但是, 如果仅以此就断定认识论和政治论是布鲁贝克高等教育哲学的逻辑起点是否可取?

布鲁贝克在指出认知论和政治论之间矛盾的时候说:“其矛盾之处在于, 探讨高深学问的认识论方法设法摆脱价值影响, 而政治论方法则必须考虑价值问题”, 在这里, 尤其注意“认识论方法”和“政治论方法”的表述方式, 可见, 布鲁贝克将二者视为研究方法或研究范式的可能性较大。其次, 第一章中指出“大学确立它的地位的主要途径有两种, 即存在着两种主要的高等教育哲学, 一种哲学主要是以认识论为基础, 另一种哲学则以政治论为基础”。也就是说, 二者是布鲁贝克高等教育哲学的基础, 是作者对美国高等教育现象做出的规律性总结, 既不是教育活动, 也不是从原始教育形式开始的教育现象, 不能简单视为“教育存在”, 如赵军所说“需知政治论哲学和认识论哲学不过是布鲁贝克对美国高等教育哲学流派内部矛盾和冲突的一种归纳”。再次, 这句话还指向了价值关联的根本问题———高深学问, 进而指出了隐含在关于高深学问纷争背后的哲学流派, 分别是理性主义、工具主义、存在主义和分析哲学, 这才是布鲁贝克关于高等教育的真正哲学思考。所以, 不宜把认识论和政治论作为该书的逻辑起点, 更不能作为高等教育哲学的逻辑起点。

回到书中导言, 布鲁贝克指出该书“围绕着这些问题的主旋律‘E’调[E代表专门知识 (expertise) ———即深奥的探求———它构成了高深的学问] 展开论述”, 又指出“精深的专门知识本身就是问题和答案两方面的特殊部分”, 就此可以大胆推断“高深学问”作为逻辑起点更为恰当。因为, 高深学问是被抽象化了的高等教育的教育内容, 连接着教师与学生, 连接着社会与高校;学术自由、学术自治、高等教育的功能等都由高深学问推论而得, 它们可以相互规定;认识论和政治论不过是高深学问在社会中的演化。因此, 布鲁贝克寻求的“各种问题的共同基点”实际上是寻求研究的逻辑起点, 也就是“高深学问”。

三、关于对中国高等教育哲学研究的启示

近现代以来, 中国的经济社会变革无不受到西方国家的影响, 教育概莫能外。仅就高等教育而言, 来自西方的影响主要表现在几个方面:一是, 欧美国家高等教育的发展推动了中国高等教育体系的建立和完善;二是, 西方政治思想中民主、自由等观念的传播催生了近现代高等教育的诞生;三是, 教会大学推动了科学教育在中国的发展;四是曾留学欧美的学生中产生了一批著名的教育家推动了高等教育的改革, 如蔡元培、胡适等;五是, 改革开放后, 越来越多的西方高等教育教育名著被翻译为中文在国内发行, 扩大了国内学者的研究视野。

这里有几个原因:一是, 书名体现了作者的创新和魄力, 无论是英文版的《On the Philosophy of Higher Education》, 还是中文版的《高等教育哲学》, 在高等教育的学术专著中都是罕见的;二是, 译者王承绪的学术影响力, 作为国内比较教育学的泰斗, 王先生的每一部译著都能引起学界的高度重视, 《哲学》也不例外;三是, 我国高等教育理论研究起步较晚, 第一本《高等教育学》 (上册) 于1984年才得以出版发行, 对国内学者而言, 尚缺乏对高等教育的一般问题进行哲学思考, 把哲学的一般原理与教育理论和教育实践结合起来还存在诸多困难。基于此, 布鲁贝克的《哲学》激发了国内众人对高等教育的深入思考和研究, 其中相当一部分是对该书的诠释和解读。

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历程则明显不同, 概括如下:近代初期中国政治社会的急剧变革对高等教育的亟需, 建国后意识形态对高等教育的深刻影响, 改革开放后高等教育的复苏和发展, 20世纪末高等教育机构数量和学生人数激增, 21世纪后高等教育质量提升与建设世界一流水平大学需求凸显。如果按照布鲁贝克的哲学基础分析, 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始终与社会需要联系紧密, 即占统治地位的是政治论。实际上, 中国真正现代意义上的大学的稳定发展只能从恢复高考后算起, 距今不到40年的时间, 与美国200余年的高等教育发展史相比, 犹如一个充满好奇心和求知欲的孩童和一个成熟的中年人的区别。而中国高等教育哲学的起步更晚, 2004年才出现了第一本《高等教育哲学》 (张楚廷著, 高等教育出版社) 的专著, 学科建设还远远落后于高等教育实践的发展, 实难和美国高等教育哲学研究的繁荣相比。这其中, 布鲁贝克的《哲学》恐怕“难辞其咎”, 因为它占据中国学者头脑的时间实在是太长了, 难怪有人对中国高等教育哲学发出“读经30年, 自醒才3年”的感慨。所以, 在对西方名著的研读中如何避免陷入“西方中心主义”, 构建“中国化”的理论, 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以为, 《哲学》一书对中国高等教育哲学发展的方法启示远多于内容启示。

第一, 在研究目的方面, 当时, 布鲁贝克创作《哲学》一书的意图非常明确, 即“普遍性”、“根本性”、“整体性”, 也就是说, 布鲁贝克一开始抱有努力透视现象去研究问题的本质的明确目的, 这本身就值得借鉴。当前中国高等教育实践中的诸多问题已经引发了研究者的广泛思考, 如高等教育的大众化、学术自治、通识教育、专业教育、职业教育、高等教育质量的提升、大学的办学理念、大学的功能等, 本文认为, 这些问题与美国高等教育中曾出现的矛盾只是“形似”。与上个世纪美国高等教育改革的历史背景大相径庭的是, 当前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全球化程度的日益加深、现代与后现代伴随着传统与现代的历史背景。因此, 在高等教育哲学理论构建中, 必须明确研究目的, 即旨在解决高等教育中的根本问题, 澄清高等教育的基本概念和基本关系, 引导中国的高等教育理论和实践的发展, 同时促进教育哲学的发展。

第二, 在研究对象方面, 布鲁贝克直指高等教育的根本问题———高深学问, 并展开一系列讨论。在国内, 关于高等教育方面的研究较多关注具有现实意义的问题, 缺乏战略性思考。“由于教育哲学需要获得对事物的整体性把握, 这种目标要求教育哲学不能以直接描述事物某一细小特征的数据为处理对象”, 只对其中的特殊、具体问题进行分析和研究, 只能提出局部的、短期的、具体的解决方案, 不能实现整体性的、普遍性的、长期性、系统性的理论构建。这种研究的缺憾在于对研究对象的选择, 不是过于抽象, 就是过于具体, 不能把“一般”与“特殊”、“根本”与“具体”结合起来, 以至于既不能指导具体的教育实践, 又没能上升到哲学的高度, 不能从根本上革新高等教育理论。

第三, 在具体的研究方法方面, 布鲁贝克在每一章中都沿用了对高深知识、教师 (教授) 、学生等基本要素逐个分析的方法, 也就是说, 在高等教育哲学的研究中, 从分析事物基本要素入手比从分析事物外部环境更重要, 归纳和演绎比问卷调查和实验法更重要。如果仅徘徊在对外部因素或环境 (外因) 的分析和梳理中, 例如, 国内研究者较多重视政治、经济、文化等因素对高等教育影响的研究, 结论也都集中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因素与有高等教育关系紧密、相互作用, 教育不能脱离政治、经济、文化环境独立存在, 高等教育改革需要一系列社会改革配合等观点上, 这样的研究虽然对全面分析高等教育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却始终无法得出清晰的、具有普遍性意义的高等教育哲学理论。

第四, 在研究主体方面, 布鲁贝克拥有哲学博士学位, 长期讲授教育哲学的课程, 终生致力于教育哲学、高等教育和教育史的研究, 其著作在美国具有深远的影响力。所以, 哲学与高等教育的结合不仅需要研究者的壮志雄心, 更需要研究者具备扎实的教育理论基础和较高的哲学素养。中国教育哲学经过长达一个世纪的发展 (其间曾中断30年) 已经取得了长足进步, 建立了较为完备的理论体系;国外高等教育哲学历史久远, 成果丰硕;国内高校和研究机构相关专业稳定发展, 相关学会活动频繁, 这些都是高等教育哲学发展的有利条件。研究者们要充分利用这些条件, 努力总结教育实践经验, 综合教育理论与哲学理论, 提升学术研究水平。

当然, 《哲学》所体现出来的研究方法并非完美。布鲁贝克陈述自己观点的时候比较隐晦, 通篇夹杂着的其他学者的观点也给读者设置了不少障碍, 使得其“澄清问题”、“平衡问题”的结论若隐若现。再加上译本与原著总有一定差异, 对一些核心概念 (如认识论、政治论、学术自治论) 的解读总会受到语境的干扰, 影响了对该书思想的正确解读。当前, 中国高等教育改革困难重重、矛盾纵横交错, 如果理论研究和应用研究以模糊的、隐晦的方式表达, 不但对促进教育实践发展无益, 还可能会扩大问题的复杂性, 不利于学术研究积极作用的发挥。

高等教育哲学的发展还有赖于其他学科的成熟, 尤其是居于上位的哲学的发展。近年来, 鉴于文化哲学的兴起和发展, 已有学者从文化哲学的视角思考对高等教育展开研究, 如衣俊卿、王冀生、董云川等, 希望他们的共同努力能翻开中国高等教育哲学发展史新的一页。综上, 从根本上说, 中国高等教育哲学的发展亟须高等教育方法论的建构和发展, 亟须跳出《高等教育哲学》看中国的高等教育哲学。

参考文献

[1][美]布鲁巴克.高等教育哲学[M].王承绪, 译.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社, 1987:序2, 4, 10, 4, 8, 12, 10, 11, 27.

[2]张斌贤, 刘慧珍.西方高等教育哲学[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7:1.

[3]杨杏芳.“读经30年, 自醒才3年”——论中国高等教育哲学研究畸形的学术发展道路[J].江苏高教, 2009, (7) :7-10.

[4]余清臣.逻辑的方法之用——论教育哲学研究方法[J].教育学报, 2010, (10) :14.

3.高等教育出版社 篇三

关键词：中国；日本；高等教育；教学方法

随着我国教育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和发展，大学生的素质教育越来越受到关注，提升大学生的综合能力和文化素养，是当前大学教育教学的目的。通过优化高等教育教学方法，可以有效的激发大学生学习的积极性，提升大学生的思维能力和创新能力。因此，针对我国当前高等教育教学方法中存在的问题加以解决显得尤为重要。课堂教学是进行高校教育的主要场所，在高等教育教学方法应用的过程中，一定要注重培养理论知识与实际能力相结合，教师要为大学生在日常的课堂教学中创造一个公平实践的舞台，让大学生去充分的展现自己，这样可以有效激发大学生学习兴趣，进而促进大学生素质与能力的全面提升。应用科学有效教学方法是新课程改革的要求，也是知识经济发展的重要需求。但是当前我国高等教育在应用教学方法过程中还存在着这样或者那样的问题，因此，改进和提升我国教育教学方法显得十分有必要，应注意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以完善和发展我国的教育教学水平。

一、我国高等教育教学方法现存的问题

（一）教学环节存在明显问题

一是教学内容老套，方法过于单一。很长时间内我国高等教育教学方法和教学内容都没有过多改变，内容陈旧落后，无法与时俱进，应用领域真正体现学术价值课题与例题越来越少[1-3]。教学方法方面，教师始终采取理论传授方式，黑板加粉笔老旧方法不知道延续了多少年，在课程设置方面仍然以练习课和理论课为主，缺少实践性教学方法；二是教学时并不重视培养学生创造能力与思维能力。很多高等教育教师教学时还是将教材与自身作为中心，和学生情感交流很少，单纯注重知识传授与记录，缺少必要引导过程，这也让学生陷入尴尬被动地位，留给他们思考空间太过有限，学生创造才能没有施展平台，这对学生创造能力激发构成了非常大的阻碍；三是教学流程太过死板，教师创造性无法发挥。现如今，整体教学阶段，教师在按固定教学大纲传授知识时，其实也是比较被动的，通过固定课时传授固定内容[4-6]。因而，从事教学活动时，教师无法针对学生切身情况还有各专业需求对教学内容做出改变，更缺少时间与精力分析研究学生感兴趣内容。这势必对教师教学自由构成了限制，教师创造性与能动性受到约束，对学生各项能力提升是极为不利的。

（二）学生环节存在明显问题

其一，学生并未意识到高等教育课程学习的必要性。而且很多高等教育课程内容使用价值不是很高，缺乏实用性。尤其我国高等教育实行严进宽出策略，换而言之，只要学生考上了大学，只要不在高等教育日常教学中掉队太严重，学生就等同于拿到了文凭，未来就业也等于拥有了敲门砖，所以学生们普遍认为学习就跟得上就行，从小学到初中该尽力也都尽了，进入高等教育学习阶段也该放松放松了[7-8]。所以学习吊儿郎当，并不把高等教育当回事。也有很多人认为实际工作生活涉及不到太多高等教育知识，因而忽略了学习数学重要作用，这在思想方面对学生学习动力与兴趣构成很大限制[9-10]。其二，大学生在学习方法和习惯上都存在着很多的误区。在很多的高等教育考试过程中，笔试占了比较大的一部分，很多考试对大学生的考查中只重视学生对书本知识的掌握程度，而忽视了对大学生创新能力和意识的考查。同时，在日常的学习中学生也不注意学习方法和学习的习惯，完全依赖教师的讲解，学生不能够独立思考，缺乏自主学习和创新能力和意识。另外，教师本身素质也会对学生学习积极性构成影响。有些教师并未对学生个体差异给予足够尊重，致使学生主观能动性未能充分发挥，从而限制了其成绩的提升与能力的培养。

二、日本高等教育教学方法

（一）教学理念

我国高等教育教学方法采用填鸭式教学为主，应试型教育占据主流，盲目追求速度的教学理论导致大学生的创新思维被完全抑制。日本高等教育教学方法要求高等教育人员应该在实际的教学过程中着重培养大学生突破传统的学习思维，不能仅仅是教师教什么就学什么，而是要敢于对一切知识说“不”，也就是说教师要培养大学生能够面对问题，多角度、多层次的对问题进行思考。由于我国高等教育以往僵化保守的课堂教学严重缺乏创新，对行为的创新更是比较肤浅[11-13]。当前我国对大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呼声很大，而这也是社会讨论的重点，文化多样性的影响以及互联网计算机技术的普及，为大学生提供了更多的信息获取渠道，直接极大地影响学生的精神和理想甚至个性的发展，通过改革以往填鸭式教学模式与思想，可使其在学习文化知识或获取信息的过程中，有勇气去揭示事物或矛盾的性质，大胆创新。因此，我国高等教育人员应该根据时代的发展，不断更新教育观念，站在大学生的角度去鼓励大学生进行独立思考和判断，为大学生提供更广阔展现自己的空间，培养学生成为国家与社会所需的应用型人才。

（二）教学模式

想要寻找到新時期最切实可行的高等教育教学方法，最先要做的便是对传统课堂教学体系中的精华予以继承，可以说继承作为事物发展与延续的桥梁，在高等教育教学方法发展的整个历史时期它都是客观存在的。教学方法产生与发展，是伴随教育演变进行的，也是在继承优良传统前提下补充与改革而来的，尤其新课改背景下将传统教学体系中的精华部分当作改革前提，进而加上自主探索、经验总结与沟通合作等方法，对学生积极学习、勇敢探索与实践给予鼓励，以提高学生的动手操作能力。在日本高等教育过程中教师已经不再是命令学生去学习的主人，而转身变为辅助学生学习的助手。教学方法伴随教育起源而发展，尤其现今知识经济时代，更有很多先进的教学方法涌现出来。所以，对传统文化精髓继承基础上，再对时代前沿进行学习从而取长补短，进而进入正式课程内容，待新课讲完后再做复习式归纳，达到课堂内容融会贯通，重难点着重学习，对知识才会理解得更为扎实，学习也不再是以往的死记硬背，而是真正了解了其中要义，而以上内容正是高等教育教学方法以后发展的道路。

（三）学生處于融洽教学氛围中学习热情更高

以往我国的高等教育课堂中，教学模式比较单一，氛围非常古板，站在大学生角度讲，已经过了初高中接受枯燥教学的过程，结果在大学中还是这样，就会出现厌学现象，很多大学生直接就不来上课，即使来上课也不会认真听讲，严重制约了高等教育的教学成果与持续发展。而且我国各个阶段的教学，均过于重视理论知识的传授，实践能力往往容易被忽视，这主要原因就是为了追求完成教学指标、提升分数，这种情况的最大弊端就是使大学生的思维固化，养成了机械式的被动。而实际上人才的培养，是一个综合性极强的过程，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乃是必然，而实践能力的养成重在实践教学，而做好实践教学的最关键因素就是确保能够让大学生有足够多的机会去操作，这样才能更好地加深对知识的理解，进而来达到创新的目的。日本高等教育主张教师要为学生构建起良好的课堂氛围和环境，进而让学生在轻松的环境中学习[14]。例如：教师可适时适度组织一些小竞赛帮助学生集中注意力，缓解紧张的学习情绪，相信会有很多大学生能够接受这种教学方法，让枯燥无味的课堂变得活跃起来，让学生可以各抒己见，通过竞赛平台充分展示自己，同时在这样的积极竞争环境中促进大学生综合能力的提高。

三、创新高等教育教学方法的作用

（一）有利于提高教学水平和质量

在高等教育教学方法过程中注重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能够有效地提高我国高等教育教学水平和质量。在我国传统应试教育理念中，教师侧重于对学生的书本知识的讲授，对学生创新能力的培养却有所忽视，以“灌溉式”、“填鸭式”的教学模式为主，学生难以充分发挥自身的主观能动性，不利于创新能力的提高和创新思维模式的形成[15]。通过创新高等教育教学方法，教师在教学过程中更为重视对学生创新能力的培养，通过积极有效地改进自身教学过程中存在的不足，及时调整课堂教学计划，能够有效的提升课堂教学的艺术性，减轻学生的学习压力，实现师生的双向发展与全面互动。同时，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能够有效的提升学生的学习水平和效率，实现教学效益的最大化。

（二）有利于加快教育体制改革的进程

通过对先进的高等教育教学方法理念的学习和合理借鉴，相关教育人员更加注重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这从某方面来讲也更有利于加快教育体制的改革进程[16-17]。现阶段，在教育体制改革的时代背景之下，我国高等教育体系也逐渐开始以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为主要目标，创新能力的培养在对学生进行素质培养、能力提升和实践能力强化的同时，也是践行我国素质教育的重要方略，素质教育以以人为本为主要精神，创新能力的培养是高等教育的重要内容，也是我国培养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的重要途径。同时，教育体制是教育实践的理论框架，教育实践是教育体制的形式载体，在高等教育中通过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可以进一步扩展教育体制改革的范畴，深化教育程度，推动教育改革的长远发展。我国高等教育教学理念还需要不断发展与突破，期望我国专家学者结合世界优秀的高等教育教学理念，同时紧密联系我国国情，提出适合我国师生的高等教育教学方法。

四、结语

综上所述，当前及时解决我国高等教育教学方法中存在的问题是非常必要的，这同大学生未来就业与生活都存在着很密切的关系。高等教育具有一定特殊性，学习内容更加专业化，同时发展空间巨大。放眼我国高等教育教学方法应用现状，不难看出，目前在我国高等教育教学方法中还是存在有诸多问题的，虽然已经意识到应用科学教学方法对于高等教育事业的重要性，但短期内进步的幅度依然比较迟缓。因此，教师应该站在我国全面实行素质化教育的背景下，为了不断完善高等教育教学体系，需要利用更具生动性、多样性和现代性的教学方法开展一系列课堂教学活动。基于此，在吸收和借鉴国外先进教学理念的过程中，改进和完善我国教学理念，发展特色的符合我国国情的科学合理的高等教育教学理念，以此才能全面贯彻素质教育标准，完成提升大学生学习与应用能力的最终目标。

【参考文献】

[1]何玮，庄婷婷.日本女子高等教育机构的最新动态——基于五所女子高校的微观考察[J].日本问题研究，2014（05）：50-56.

[2]何晓芳，李冲，迟景明.知识经济时代的中日高等教育改革——第五届中日高等教育论坛综述[J].高等教育研究，2011（10）：106-109.

[3]赵幸.中国和日本高等教育近代化进程之比较[J].经营管理者，2014（19）：240-241.

[4]董有志.日本高等教育的认可型评价认证——日本对美国高等教育认证经验的借鉴和超越[J].中国高等教育评估，2010（01）：74-78.

[5]黄凤羽，彭媛.发达国家高等教育财政投入机制研究[J].理论与现代化，2010（04）：123-127.

[6]陈曦.日本高等教育国际化策略——以“留学生30万人计划”为例[J].比较教育研究，2010（10）：35-39.

[7]施雨丹.使命再定义：日本高等教育发展进程中的国立大学改革[J].高等教育研究，2016（03）：104-109.

[8]张美娟，张婷，王仕密.媒介融合环境下日本出版高等教育现状述评[J].出版科学，2012（01）：18-22.

[9]王玉珊.日本教育信息化发展及其启示[J].东北财经大学学报，2012（03）：83-86.

[10]许长青.当代日本高等教育财政体制改革目标导向研究[J].教育学术月刊，2014（04）：47-57.

[11]陆道坤.清末民初中国高等师范教育体制的“日本模式”[J].大学教育科学，2012（05）：71-77.

[12]叶磊.日本高等职业教育的体系结构及其办学启示[J].教育与职业，2012（35）：15-17.

[13]马岩，肖甦.日本留学生扩招政策与高等教育国际化进程[J].比较教育研究，2012（12）：64-69.

[14]李文英，刘云.战后日本高等职业教育的发展特点[J].日本问题研究，2013（04）：80-83.

[15]陈廷柱，孙丽芝.变革中的高等教育及其对高等教育研究的挑战——中国高等教育学会高等教育学专业委员会2013年学术年会综述[J].高等教育研究，2013（12）：102-105.

[16]AcomparativestudyonthecurriculaofphysicaleducationteachertrainingforjuniorhighschoolsinChinaandJapan[J].JapaneseJournalofSportEducationStudies，2012（07）：94-95.

4.高等教育出版社 篇四

高等教育经济学理论与中国高等教育创新范文

潘懋元先生是我国著名的教育家。他的巨大贡献不仅在于他开创了高等教育学这个新的学科领域,还在于他丰富的教育理论和高等教育思想及其在实践中的应用。研究潘懋元先生的高等教育经济学理论可以更全面系统地理解和领会潘懋元先生的高等教育理论及其思想体系,避免因片面理解而产生的错误认识,同时对促进高等教育经济学的发展、促进高等教育科学的多学科研究是非常有益的。

一、高等教育与经济的关系

高等教育经济学是研究高等教育与经济的关系及其发展规律的科学,高等教育与经济的关系是高等教育经济学所必须研究的核心问题。从潘懋元先生的大量著作中,我们可以充分地领会到这一点。在他创造性地提出教育的两条规律(即教育的内部关系规律和教育的外部关系规律)中,他将正确处理教育与经济的关系作为教育的外部规律的重要成分之一详加论述,并以此贯穿于他的高等教育经济学理论中。

他提出,“教育必须与社会相适应:一方面,教育要受一定的经济、政治、文化等所制约;另一方面,教育对一定的经济、政治、文化发展起作用,以推动社会的进步。”在这里,他将经济置于政治、文化之前,表明了他对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与经济关系的新认识。就高等教育发展而言,“最基本的制约因素是生产力与科技发展水平的制约因素。……高等教育的发展规模与速度、专业的设置与课程的选择、自然科学与工程技术科学的教学内容、现代化教学手段的运用,无不直接受生产力与科学技术所制约。”而生产力与科学技术的发展也离不开教育,要求教育为其服务。事实上,教育本身具有巨大的经济功能。“教育的最基本功能就是劳动力的再生产,把可能的劳动力转化为现实的劳动力,把一般劳动力培养成为具有一定的生产知识、劳动技能、有觉悟、有文化素养的特殊的劳动力,以促进生产力的提高。”

通过对二战后经济发展迅速的国家和地区的高等教育和经济关系的比较研究,潘懋元先生认为,职业性、应用性、技术性的高等教育,对经济发展起直接作用。这些国家或地区经济的起飞和加速发展,得力于这类高等教育所提供的人才资源。他对“文革”期间教育的极其浓厚的政治化提出了强烈的批评,当时的教育是“以阶级斗争为纲,”“批评所谓„白专道路‟,忽视教育要为国民经济发展服务,这就违反了教育要与经济发展相适应的规律,以致教学质量下降,不但不能很好地培养出社会主义四化建设所需要的人才,也不利于巩固无产阶级政权。”他非常赞赏“教育必须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社会主义建设必须依靠教育”的教育发展方针,强调教育要为经济建设服务,这是与我国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进行改革开放的形式相适应的。高等教育是培养专门人才的教育,这些人才将直接走向经济部门担任专门工作,解决各种实际问题。因此,对于高等教育的发展应持积极态度,而不应囿于将教育看作是纯粹消费事业的传统观念。

但另一方面,他反对将教育的经济功能扩大化,反对“教育商品化”。他认为,“教育商品化”是只看到商品经济对教育的积极作用,而忽视其消极影响,整个教育实践偏重于经济效益(姑且不论经济效益如何)。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既有产品性的一面,但又有社会性的一面,而“教育的商品化”是将教育的社会性的一面也商品化了,这是应该反对的。不应该将“教育商品化”等同于“教育产业化”。无论是“教育政治化”还是“教育商品化”,由于未能把教育与经济的关系正确处理好,因此都必然会影响教育的综合效益,不利于教育多种功能的发挥。如何正确处理高等教育与经济的关系呢?根据教育的内、外部关系规律和我国高等教育发展的实际,潘懋元先生富有创见性地提出了两条基本的原则:(1)要全面适应不要片面适应;(2)要主动适应不要被动适应。经济是社会发展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我国现阶段发展的中心工作,但是教育与社会适应不能局限于教育适应于经济的发展而忽视适应其它方面的发展。“教育与社会发展适应是全面的适应,任何只强调某一方面的适应而不顾其它方面是否适应,这种片面性的所谓„适应‟,必将走向全面的不适应。”教育与经济、社会发展的主动适应不是盲目的“紧跟”形势,不是不加批判适应一切,尤其是那些不利于教育事业发展的消极的、落后的、有偏差的、错误的东西,而是“对积极面的适应,抓住积极因素,充分发挥它的积极作用”。“凡符合教育自身规律,有利于提高教育质量,有利于提高教育事业的发展与改革的,一般说是积极的、正确的;否则,可能是消极的、错误的。”他提醒人们:“教育的失误要经过很长时间才能纠正过来,不但不利于教育事业的发展,最终必将危及经济及社会的进步。”

分析潘懋元先生有关高等教育与经济关系的论述,我们可以深刻领会到他在这个重大理论问题上的创造性。其一,他认为研究和处理高等教育与经济的关系不能脱离高等教育与社会的政治、文化发展的关系,用纯经济学的观点难以全面、科学地解决高等教育发展中的问题。其二,在现代社会中,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因此他强调,在探讨高等教育与经济的关系时要将高等教育与生产力、科学技术的关系联系起来考虑,将科学技术融入经济中共同与高等教育发生关系。这一点是以往的高等教育经济学研究中所普遍忽视的问题。高等教育所培养的是高级专门人才,如果现代经济发展中科技含量不足,势必影响经济对高级专门人才的吸收能力,既影响高等教育的发展又影响经济的繁荣。

知识经济的兴起进一步佐证了他有关高等教育与经济关系的论点,同时更激发了他深入探讨高等教育与知识经济关系的热情。他认为,“知识经济是以知识为基础的经济,知识成为生产力内在要素,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是经济发展的主导力量。积累与传播知识、培养人才、发展科学技术、创新知识的高等教育(大学),也就从经济社会的边缘走进经济以至整个社会的中心。”“知识经济时代大学从经济社会边缘走进社会中心,体现了知识经济的本质特点,也体现了知识经济与大学之间内在的关联性和一致性。”在知识经济中,“知识是经济的最基本的资源和生产的最核心要素……知识驱动经济,知识创造财富。在知识经济时代,社会沿着两大方面展开:一方面是经济的知识化趋势,另一方面是知识的经济趋势……在某种意义上,大学所从事的活动,也可以说是一种经济行为。以知识为中心的经济和以知识为中心的大学教育,发生了许多重合。二者统一于知识这个共同的基础之上”,高等教育与经济的关系由此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两者可能融为一体。“从理论上讲,在知识经济时代拥有知识优势的大学,应当是一方首富。”我们坚信他的这一宏伟构想能在不久成为现实。

二、高等教育体制与经济体制

自本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我国的经济体制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如何适应经济体制的改革与经济的发展,成为高等教育界的热门话题。对此,潘懋元先生作了系统而又科学、精辟的阐述。他认为,市场经济对高等教育的挑战,主要作用于教育体制,通过体制改革以促进教学改革。“教育体制改革是教学改革的前提与保证,体制不改革,教学改革很难展开……一切体制改革工作,必须围绕着(教学)这个核心”,而其中高等教育管理体制受到的冲击最大。针对理论界有关市场经济对高等教育的冲击的种种议论,潘懋元先生明确指出:市场经济对高等教育的冲击,具有客观必然性,是由教育的外部关系规律所决定的。高等教育是专业教育,决定了他与经济、政治、文化以及科技的关系比基础教育更为直接、更为密切,因此,高等教育受市场经济的冲击就更为尖锐,更为深刻,高等教育要想独立于市场经济之外是绝不可能的。他认为,“市场经济对高等教育的冲击作用,具有积极的与消极的两重性,市场经济的积极作用主要表现在能够使高等教育领域引进竞争机制和效益原则,能够激励高等教育不断地自我发展、自我完善。”但是,在价值观方面,市场经济所遵循的是价值规律,而其驱动力是逐利思想,不利于我国高等教育培养目标的实施。“在运行机制方面,市场经济是按价值规律和供求变化来进行市场调节的,这种调节在一定程度上是自发的、盲目的,市场行为的短期性、速效性、波动性非常突出,与教育的周期长、稳定性、滞后性、长效性等特点相冲突。”为了克服市场经济对高等教育的消极影响,发挥其积极作用,潘懋元先生提出,高等教育必须全面、主动适应市场经济(参见第一部分),扬长避短,促进高等教育与市场经济的共同发展。

由于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的引入和发展,我国的经济体制发生了深刻变化,非公有经济得到很大发展,对原来建立在计划经济基础上的高等教育提出了巨大挑战。潘懋元先生敏锐地抓住这一影响我国高等教育发展进程的强大因素和动力,率先提出了在我国大力发展民办高等教育的富有战略性和超前意识的观点。早在80年代末,潘懋元先生就指出,“30多年来,我国不复存在私立高等教育体制,乃是经济体制决定的”。自80年代末、90年代初,“由于城乡合作经济、个体经济和民营经济的发展,更由于这些经济成分在生产水平上的提高,民办高等学校的出现与发展就有其必然性。”民办高等教育,作为一种教育体制,“有利于鼓励社会各方面力量集资办学,广开财路,增办高校”;“有利于调整高等教育结构,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需要。……引进竞争机制,促进教育改革的深化”;“有利于开发智力资源,征聘所需师资”,实现教育资源的共享,降低整个高等教育系统的运作成本。所以,尽管民办高等教育在发展过程中出现了某些令人担忧的现象,如质量问题、盈利问题等,但是只要政府在目标质量上严格管理,在人事、财务上不要干涉过多,允许其自主经营,确认其社会地位,将民办高校纳入国家高等教育体系中,并给予适当的资助,那么,民办高校一定会在我国得到快速发展。后来的事实证明了他的远见卓识。迄今,民办高校已逾千所,成为我国高等教育体系中不可忽视的一支重要力量。在他的倡议、参与和指导下,我国民办高等教育理论研究也蓬勃展开。鉴于潘懋元先生在民办高等教育发展中的巨大贡献,中国民办高等教育委员会授予他“中国民办高等教育创业奖(理论奖)”的崇高荣誉。

三、高等教育结构与经济结构

按照传统的教育经济学的理解,经济的技术结构决定教育的层次结构,产业结构、行业结构决定教育的专业结构。潘懋元先生突破了这种传统的思想,另辟蹊径,根据现代社会经济、科技的各种状况,将经济的技术结构、产业结构和行业结构联系成一个有机的整体,分析经济结构对高等教育结构的影响。“从层次结构看,中国的产业结构大量的还是劳动密集型和低技术密集型的产业,需要大量的专科层次的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因此,高等教育的发展必须趋向低重心”。所以,他非常赞赏高等专科教育、成人教育、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在培养专科层次人才方面所起的巨大作用。他认为,在经济改革与发展中,高等专科教育的地位与作用越来越重要。他反对将专科划入低于本科的一个层次中去,“高等专科教育与本科教育,是高等教育(或称第三级教育)系统中的同一个层次的两个并列的子系统。它们基本区别在于培养目标与规格,不在于年限与水平。”

在经济发展中,职业的种类日趋多样化,与产业结构、部门行业结构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职业结构对高等教育专业结构的影响引起了潘懋元先生的高度关注。一方面,对于依据社会的热门职业而设置的热门专业,如经济信息、文秘、广告、证券交易、房地产经营等,他给予了充分肯定:“由于市场经济起调节作用,专业课程、教材往应用方面倾斜,在一定程度上纠正了高等教育脱离社会需要的弊端。”另一方面,对其中出现的某些偏颇,如自然科学人才的数量与质量的削弱、师范院校的不被重视,表现了一定的忧虑,并希望在发展中加以克服。教育的外部关系规律启示我们:高等教育的发展离不开经济的发展水平和规模。这就决定了我国在高等教育发展中不能搞一刀切,而要因地制宜,各具特色。“生产力发展水平是制约高等教育各种水平的决定性因素,而中国各地区的生产力发展水平是不平衡的”。从经济发展趋势来看,中国经济将要走的是发展区域经济与地方经济的道路,“如果说,区域经济的发展与教育发展有着密切的联系,那么对于具有明显经济功能的高等教育来说,加强两者之间的联系就更为重要。”由于中国经济发展的不平衡,由于中国经济改革的政策之一是发展区域与地方经济,因此,必须实行高等教育地方化,使高等教育适应地方经济发展,为地方经济服务,成为地方的文化科学中心;使高等教育管理的权限属于地方,并以地方财政拨款作为办学资金的主要来源。在他和邬大光教授看来,“高等教育地方化对地方经济的发展能够作出较为敏感的反应,可以部分地满足地方经济的需求与有计划商品经济的发展”,“有利于集资办学”,“有利于深化高等教育内部改革”,使高校与地方经济发展保持最密切联系,促进高等学校潜力的充分发挥。

就农村而言,随着农村经济、特别是发达地区农村经济的快速发展,农村出现了一定程度的高等教育需求,潘懋元先生及时、敏锐地预见了这种需求,率先倡导并开展高等教育如何通向农村问题的研究。他认为,“中国的现代化建设,不能忘记农村的现代化建设;„科教兴国‟战略不能不包括„科教兴农‟战略;中国高等教育大众化,也不能不包括广大的农村青年接受高等教育,并在农村创造就业机会。”尤其是“在经济发展水平比较高的地区,乡镇企业在地方经济发展中占据着重要地位,存在着对高等教育的极大需求。……高等教育必须适应农村经济发展的现实状况和需求,为我国农村经济发展服务。……在我国高等教育发展达到一定程度之后,高等教育通向农村问题,是一个带战略性的问题。”在他的指导下,一名博士研究生完成了以“高等教育通向农村”为题的博士论文。他们认为,“以高等教育通向农村,并不是主张把大学办到农村,而是在人才培养规格、专业课程设置等方面,考虑农村经济发展需要,高校的科学研究和技术开发、社会服务等也要面向农村经济;要建立和健全促使大学毕业生乐于到农村工作的机制。同时,要探索高等教育通向农村的制度化教育形式。”可以预见,这些思想和建议,对我国高等教育今后的改革和发展,必将起到巨大的积极作用。

四、高等教育投资与经济效益

高等教育的经费投入是高等教育发展的物质基础,同时也反映了国家、个人、社会等对高等教育的重视程度。一个国家的政府,对于教育事业的重视如何,与其看他那庄严的誓言,不如看它的教育经费预算;教育事业计划能否实现,也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政府的拨款。潘懋元先生认为,国家是教育的最大受益者,因为教育的经济效益,虽然不能直接、立即体现在市场经济交换过程中,却存在于社会之中;教育不仅有经济效益,而且是国家的综合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各国教育经费,主要由政府承担是合理的。但是,教育经费主要由政府承

担并不等于只能由政府承担。实践证明,“在计划经济体制下,中国高等教育经费,全部依靠政府财政拨款,这种单一的投资体制,大大限制了高等教育事业的发展。”在此情形下,“如果高等教育发展过快,势必挤占基础教育、职业教育的经费,影响义务教育的普及和职业教育的发展。”面对上述困扰中国高等教育发展的种种矛盾问题,潘懋元先生提出,“改革教育投资体制,多渠道筹集资金以充实教育经费。在中国当前国家财政困难的情况下,这是必然的选择,也是人们所能理解的。”他认为,高等教育是国家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教育投资体制应以国家财政拨款为主,多种渠道集资为辅,并在实践中不断完善。对不断提高的学费额标准和奖学金受益面低、款额低的状况,潘懋元先生表示了极大的关注。他强调,“向大学生收学费,要充分调查研究一般家庭的承受力,不应只着眼于少数富裕家庭的收入。否则,许多有才能的优秀青年,将被排斥在大学门之外。”当然,民办高等学校的学费可以略高一些。

鉴于民办高等学校在我国高等教育发展中所起的作用,潘懋元先生呼吁政府从财力上扶持民办高校。他指出,民办高校的经费来源,主要是办学者的捐赠、学生的学费以及学校自身的收入。但在办学过程、尤其在发展过程中,似乎不应理解为政府不给予必要的资助。因为在中国,“当前发展民办高等教育,公有制以外的社会财力,远不如资本主义国家财团资财雄厚,个人的财力更为有限;收学生学费,则必须考虑一般工资收入者的承受力。所以,政府有一定的资助是必要的。”对于民办高校的营利性问题,他是这样看的:中国的教育法明确规定“不得以营利为办学宗旨”,这是符合教育事业的社会性质的。但是,教育又有产品性的一面。他认为,在市场经济体制下,私人及私营企业投资办高等教育,可否以营利为目的,尚值得研究,不宜过早下结论。在另一方面,“不得以营利为目的”不等于学校不得从事营利性活动。公立高等学校,尚且可以通过营利活动筹集经费,何况私立高等学校。

在高等教育发展中,投入了一定的教育经费,是否就一定能产生相应的经济效益呢?潘懋元先生不以为然。他回顾本世纪60年代,人力资本理论在西方流行时,许多国家受其影响,大量投资发展高等教育。但大规模的投入并未能产生预期的经济效益。他认为,这主要是因为这些国家(主要是发展中国家)“由于高等教育规模膨胀过快,一方面国家财力不胜负担,另一方面社会经济的发展水平尚不能提供足够的就业岗位,大学毕业生失业问题严重。”也就是忽视了高等教育发展的其它社会条件,忽视了高等教育发展的非经济功用。在他看来,单纯追求教育的经济效益,也许在某一历史时期或某种特定条件下,有暂时的效果,但是最终将影响教育整体功能的发挥。与经济效益相比,教育的其它效益,往往表现为隐性的。但是随着现代社会的发展,这种隐性的非经济效益将逐步发展为显性的联系,并将起着更为深远的作用。在他的倡导下产生了“高等教育的综合效益观”之新思想:“教育的效益不只是体现在经济上,也体现在政治上、道德上、文化上以及社会的其它诸多方面。……社会进步,是社会诸多因素的综合体现,教育的最终目的在于推动社会的不断进步,因而教育的效益也是综合的”。

他认为,高等学校自身的经济效益要讲,但更要着眼于社会效益,要讲国家的经济效益,以培养人才的质量和数量作为衡量学校工作的准绳。他强烈呼吁,“必须高度重视教育的整体功能与综合效益,建立可以评价的综合指标体系,使教育决策与教育实践有所遵循,这是摆在我们教育工作者面前的重要任务”。

五、高等教育供求关系与高等教育大众化

高等教育供求关系反映高等教育在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等方面对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科技等需求和个人需求的适应状况。实现高等教育的供求平衡是教育外部关系规律的客观要求。潘懋元先生认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社会对应用性人才的需求量增大,必然要求与社会发展有着直接联系的高等教育在专业结构、培养目标和规格、课程教材上都趋向应用人才的培养,这是任何高校所无法回避的。在学习他的有关著作时,我们可以发现,下述思想显得尤为突出。第一,社会对高等教育的需求是多方面的,有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科技等意义上的需求,因而要求高等教育充分发挥其政治功能、经济功能、文化功能等多种功能,满足上述多种需求。第二,应从可持续发展的发展观出发,保持高等教育供求关系的平衡。急功近利的发展观只会加剧高等教育供求的不平衡,阻碍高等教育(供方)和社会、个人(需方)的健康发展。高等教育对市场经济的“全面适应”和“主动适应”观点,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潘懋元先生有关正确处理高等教育供求关系的指导思想。随着国民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公民接受高等教育的愿望也日趋强烈。为此,潘懋元先生呼吁,高等教育的发展要注意满足个体的高等教育需求。

他寄希望于即将到来的21世纪,通过实现高等教育的大众化,既持高等教育与个体之间的供求平衡。他认为,高等教育大众化是必然的趋势,而不是“要不要”的问题。就现实来讲,“中国高等教育大众化,既不应该徘徊不前,也不应该操之过急。应当解放思想,实事求是,适度超前发展。”针对在我国推行高等教育大众化过程中可能出现的大学毕业生就业难的问题,潘懋元先生置之坦然:其一,“大学毕业生的职业岗位,不是一个常数,而是一个变数。一方面,随着经济的发展,社会的进步,需要高等教育水平的职业岗位必将增加;另一方面,大学毕业生进入社会,推动经济与社会的发展进步,那就不是只占据一个岗位,而可能是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其二,大学毕业生多了,可能出现“高才低就”,“从短期看,可能是一种浪费。但从经济与社会的发展看,未必不是好事。”

由于高等教育大众化是一种不同于精英教育模式的高等教育发展的新形式或新思路,因此,潘懋元先生强调指出,一方面,“不能用精英教育的培养目标与规格、学术方向与标准……办学体制与管理体制等来规范大众化高等教育”;另一方面,“大众化高等教育并不排斥而应包括精英教育作为它的组成部分”,采取多种形式积极发展高等教育,是我国实现高等教育大众化的重要途径和出路。为了解决高等教育大众化与政府资金投入不足的矛盾,潘懋元先生提出了颇具创意的“节支”与“增收”的方法。“节支,就是采取非精英教育的消费水平以扩大高等教育”,在保证一定比例的精英教育条件下,发展类似国外的社区学院、成人高等学校、开放大学、远距离高等教育,以减轻高等教育大众化的资金负担。“增收,就是发展私立(民办)高等教育,以吸收法人或私人投资和学生较高的学费。”他坚信,“在21世纪,教育消费将成为国民消费强有力的增长点,投资者也看好这一教育产业。”“如果按照教育作为一种产业的性质,对民办高等教育的投入,允许给予适当的回报,并加强立法管理,将为高等教育大众化的资金投入开辟一条重要的增收途径”,使我国高等教育在大众化过程中顺利通过征途中的关隘。

5.基础教育与高等教育[范文] 篇五

这一期《新世纪》周刊，下面这篇报道最吸引我注意，请注意思考结尾引述的斯科特教授建议。我们应尽早将掠夺中国高教资源的教育部改为国民基础教育委员会，争取在人口老龄化高峰阶段将9年义务教育扩展为12年义务教育，前提是民间自由教育与官办教育和官督民办教育形成充分自由的竞争格局。

这一期“黑马安邦”，是重磅的„„。读者应首先读我写的标签（关键词），然后再读下面的报道。

财新《新世纪》 记者 蓝方

17岁的吴君（化名）终于说服了父亲。2014新年将至之际，他计划彻底告别学校去宁波打工。

在秦岭深处一所县级职业教育中心，他将成为原有41个学生的“数控班”中第33个辍学的学生。

吴君在此只上了近六个月的课，此外以实习的名义在南方打了三个月的工。“学校里根本学不到想学的东西。”他对财新记者说。与其在课堂上终日睡觉无所事事、在工厂里做学生工被克扣工资，吴君更愿意早日去大城市打拼。

这并非个案。美国斯坦福大学、中国科学院农业政策研究中心发起，北京大学中国教育财政科学研究所、陕西师范大学教育实验经济研究所参加的“农村教育行动计划”（REAP）测算，全国至少220万中职学生在一年级辍学。2114万中职学生平均辍学率10.7%。西部61%的学生在中职毕业前离开学校。

“学生的行为选择最说明问题：他们都看到了，上中职很无奈。” REAP项目主任、美国斯坦福大学发展经济学教授Scott Rozelle说。所谓中职，指的是面向初中毕业生提供的高中阶段职业技能教育，具体由中等专业学校、职业高中、成人中专和技工学校四类学校提供。

这是中国的教育政策制定者不愿意承认的事实。从2000年开始，中国普通劳动力工资上涨迅速，许多工厂陆续外迁。随着产业升级、经济转型，中国需要大量职业技术人才，加大职业教育的思路由此逐渐成型。

为了激励更多的学生选择职业教育，中国在2006年着手建立职业教育的补贴制度。2009年，中职学校开始对农村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和涉农专业学生免学费；到2012年，优惠政策已扩大到所有农村学生、城市涉农专业学生和家庭经济困难学生。此外，涉农专业学生和非涉农专业家庭经济困难学生，每生每年还有1500元的助学金补贴。2012年，中国对中职学生的补助就投入了285亿元，比2006年增长了34.68倍。

中职教育的招生规模不断扩大。2009年，教育部的中职招生指标首次超过普高。当年的官方统计中，中职学生占高中阶段教育招生数的比重达到扩招以来的最高点，超过普高达到51%。

教育部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司的有关负责人介绍，近年来中职院校每年的招生数量在700万-800万间，其中80%是农村的学生。对城市中无法考学的流动儿童，各地也将职业教育作为他们的出路。免费的中职教育在一定程度上被视作对教育公平的弥补，对农村、流动家庭的“馈赠”。

政府大规模投入却随着学生大量流失而打了水漂。REAP的研究进一步揭示了学生辍学的原因：入学一年后，中职学生的基本学习能力大幅度退步；相较同等水平的普高学生，中职学生所谓的专业技能也无实质性的优势。当调研员们问到还没有辍学的孩子为什么不走，他们的回答都是：我的父母不答应。

“中国的中职学校，成了一个高中阶段的托儿所。”Scott说，“没有多少学生满意。”

误人子弟

“我相信，在北上广、江浙，会有一些不坏的中职学校。但在内地，尤其在中西部，合格的中职学校少之又少。”Scott说。REAP团队从2011年开始研究中国的中职教育对人力资本发展的影响。走访了上百所中职院校后，Scott对中国中职教育的印象是：良莠不齐。首先是招生的混乱。多数学校两季招生，且常因招不满学生推迟开学，不少学校秋季学期要到10月底才能开课。

其次是课程的开设缺乏科学的依据和规则。Scott介绍，REAP本来抽样了300所中职学校的计算机专业，但11月开学时调研，只有250所学校真正开课。第二学年再回访，只有180所学校还在继续教——其他70所学校的计算机专业则因学生流失、人数不够而撤并。“中国教育系统搞各种各样的评估，从小学、初中、普高到大学，都有教学评估。”Scott说，“惟独职业高中，没有规范的评估。”其三是实习的混乱。“就看当地的工厂，谁需要工人，临时把学生弄到工厂里，实习两三个月。”REAP项目组一成员认为这无助于提高学生的技能。

如此混乱的职业教育，究竟能在多大程度上提升中国的人力资本？REAP的研究由此从两个维度开展：一是考察学生的职业技能究竟有无提升。中等职业教育的首要职能，就是帮助年轻人获得市场需要的中等职业技能；二是考察学生的基本能力，如在数学、阅读、科学认知方面的能力。Scott认为，一个快速变化的劳动力市场需要劳动者具有终身学习的能力，而这都是以语文、数学这样的课程培养的基本素养为基础。

项目组随机抽取陕西、浙江两省超过1万名的计算机专业中职学生及学习了计算机课程的普高学生，在高一年级开始和结束的两个时间点，对他们进行数学和计算机技能方面的标准化测试。对比两次数据，又对缺席的学生进行个案追踪，确定最终的辍学率等数据。REAP最后发现，在数学能力上，中职学生的分数不仅被普高学生拉开差距，而且和自己入学时相比都在退步。而学习了一年计算机专业的中职学生，和平常一周仅开一两节计算机课程的普高学生相比，计算机的技能并没有明显优势，甚至进步的速度还显得更慢。“学不到东西，学生当然就辍学。”Scott说。研究显示，与同等水平的普通高中相比，职业学校的辍学率高出了4个百分点，低收入家庭和学困学生的辍学率明显更高。在高一一年，中职学校的学生流失率达到了10.7%，内陆贫困地区更高达22%。

“中国在这样的中职教育上进行大规模的投资，就是大浪费。”Scott说。

数百亿元补贴虚掷

这显然不是教育部门期望的结果。

“中职教育对农村家庭是最实际的选择。”教育部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司的一位负责人介绍，根据教育部的测算，农村学生若选读中职，三年的花费是1.5万-2万元，但若选择普高、考大学，家庭平均支出5.5万-6万元。与大学生就业难形成对比，中职就业率在95%以上，学生能学到技能、找到一份好工作，给家庭带来收益。“国家对农村职业教育比普通高中投入更多。目的就是帮助农村学生掌握技能，更好就业。”

这一思路背后是无奈的现实。中国竞争性的高中教育体系下，中西部的农村地区本来优质教育资源有限。农村学生接受的基础教育质量低下，考不上好的高中，与一流大学更是无缘。REAP的另一项研究显示，贫穷农村地区的高考录取率只有15%到20%。

随着大学扩招，大学生就业问题年年成为热点。中国社科院社会学所的《2014年中国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称，农村家庭出身的普通本科毕业生失业率高达30.5%，成为就业最困难的群体。“知识改变命运”，在中国农村正被颠覆。

面对农村学生对优质高中教育资源的渴求，中国的策略并非加强和扩大农村普通高中，而是在调整教育结构，把一半学生向职业教育分流。由上至下，很多地方把普通高中与职业高中“学生比大体相当”作为一项考核指标。

由此带来争抢生源的招生乱象。长期研究职业教育的湖南省教科院研究员欧阳河说，各学校普遍把招生任务摊派给教职员工，完不成任务的教师甚至不能续聘，招一个学生发劳务费400-1000元。许多初中不堪其扰，甚至规定，“捡破烂的和中职学校招生的不准入内”。“现在不仅给老师摊派任务，还给学生回扣。”吉林一所省级重点中职学校的老师更为无奈，“学校都免费了，要倒给学生钱。哪个给钱多，学生去哪个。”为了保证本地“普职比”达标，很多县只许学生报考本县的职教中心，反而让市级、省级的学校招生更难。与此同时，为了招进来的学生不流失，各学校也想尽办法。REAP成员、陕西师范大学教育实验经济研究所所长史耀疆介绍，部分学校的做法是克扣学费。学生在开学时照常交学费，一学年结束、交了第二年学费后，学校再把上一年的学费退给学生。国家所发的1500元助学金补贴，打在学生实名的银行卡里，而这张卡也由班主任集中管理。REAP团队在河南调研的103所学校，部分学生的资助卡都扣在班主任手里。

即便如此，西部大多数地区“普职比”仍远达不到1:1。在陕西某县，普高学生8000多人，职高学生仅1500多人。该县教育局副局长感叹，“差得太远了。”

上级教育管理者对此并非不知情。西部某省一退休的教育厅官员告诉财新记者，在“普职比”“大体相当”的要求下，上报的数据处处作假。“但要应付上面，我们也只能要错的数据。”他举例，一些职教中心招生困难，都是高考复读生在校内上课，学校既能出租教室，又能借此虚报招生数，“报上来500人，真的学生只有200人”。至于多领的补贴去了哪儿，“只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今年5月，两起职业院校套领补贴的事件先后被曝光。其中江西应用工程职业学院以分散办学为名，虚假编造学籍，违规套取国家助学金1892.25万元。

2012年8月，湖北省纪委通报，2007年至2010年，湖北省教育厅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处工作人员，对虚构的中职学生学籍未严格审查，致湖北应用技术学校骗取国家助学专项资金73.764万元，湖北现代科技学校骗取263.55万元。

虚报学生人数、编造虚假中职学生档案以套取学费补贴和国家助学金，在中职教育领域相当普遍，甚至已成“公开的秘密”。职教学校太多了

“最要命的问题是，发展中职这个方向就是错的。”在Scott看来，下一步的讨论不仅是如何提高中职教学质量，更重要的是要放弃扩大中职教育的思路，加大农村地区的普通高中投入。

背后的道理并不复杂。“教育是为了未来。”Scott解释，中国正处在经济转型、产业升级的变革时期。产业人才的培养，需要更有远见，“要看到2030年的中国需要的是什么。”Scott认为，对劳动者而言，他需要的不是当前这些即将被淘汰的产业所要求的技能，需要的是一个学习的工具和适应新环境的能力。“他们需要学习怎么去学习。”

对于“大学生过剩”的说法，Scott也坚决反对。Scott认为，中国舆论对大学生就业难的理解有偏差。“每年7月毕业，有一些学生没有就业，但到了第二年5月再看呢？学生刚毕业时，工资当然低，他没有经验，完全可能比不上一个有经验的农民工。但是五年后再看他的成长呢？”

Scott认为，企业真正需要的人才，应该是企业自己培养。“学生有了学习能力，企业根据自己的需求进行培训，有什么是学不会的？”浙江一真空器皿制造企业的人事负责人对财新记者说：“中职学生毕业后招进来，一开始肯定不能用。”他介绍，新员工进厂后，有2-3个月的培训期，以老员工带徒弟的方式进行大量实操训练。至于学生们在学校里的所学，他认为有用的还是学生的基本素养。“中国的职业教育体系到了做大调整的时候了。”欧阳河介绍，中国中职、高职规模都很大，中职“教能过剩”的问题已经凸显。在他看来，中国在普及高中阶段教育过程中，应适时减少中职规模，维持高职的现有规模。

而中国目前有1.2663万所中职院校、88万名专职教师和119万名教职工。“绝不可能说不办就不办，说减少规模就能减少规模。”一位中职学校校长说。

在业界看来，更现实的路径，还是如何有效提高教学质量，让学生们在学校学有所得。

与公办中职院校生源流失形成鲜明对比，一些民营技能培训机构颇受追捧。

“我们真正把工厂搬进了学校。”山东蓝翔高级技工学校负责招生的吴主任介绍，不同于公立学校第三年才集中把学生送到校外实习的模式，蓝翔校园内建有多种形式的“工厂”，“上课和上岗一样，就在机器跟前学”。

为了保障教学质量，学校更是花重金开发课本，开设不同学制、等级的课程，建立严格的质量监管体系。教师的考核激励，则与学生的就业情况、专业考核等直接挂钩。

当然，蓝翔技校的收费也是出名的高。吴主任介绍，普通专业平均而言，一年的学费在1万元以上。即便如此，学校每学期招生都在2万人左右，规模还在不断扩大。

北京现代职业学校合作办学办公室主任武舒军认为，民营学校有强烈的生存压力，对市场行业变化极为敏感，在专业、课程、学制等方面也更有灵活性。“公立学校不是他们的对手。”他最大的希望是，政府能给学校更多些自主权。

“中国现在就是需要灵活的职业教育。”北京理工大学教育研究院教授杨东平介绍，民国时期的职业教育就是这种模式。“每个人可以根据自己的发展需求，到各种社会机构里去学自己觉得有用的东西。”

6.教育部：进入高等教育普及阶段 篇六

高等教育质量首个国家报告

昨天上午，教育部高等教育教学评估中心发布了中国高等教育系列质量报告，包括1本总报告《中国高等教育质量报告》以及3本专题报告《中国工程教育质量报告》《全国新建本科院校教学质量监测报告》和《新型大学新成就——百所新建院校合格评估绩效报告》。这也是世界上首个高等教育质量的“国家报告”。

教育部高等教育教学评估中心主任吴岩介绍，4本报告统分结合、各有侧重，突出用数据和事实说话，研制过程中参考了4000多位评估认证专家的质量评估报告、700多所高等学校质量报告、基于高等教育质量监测国家数据平台的40多万个数据，并对20多万份专门调查问卷、数百人次深度访谈进行了系统分析整理统计。

高校毛入学率高于全球水平

质量报告数据显示，中国高等教育“体量”世界最大，人才培养为各行各业提供了强有力基础支撑。20在学总规模3647万人(其中普通高校本专科2625万人)，位居世界第一;各类高校2852所，位居世界第二;毛入学率40%，高于全球平均水平以及全球中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

同时，中国高等教育“硬件”建设数量上井喷式增长。与相比，全国高校教育经费总收入增加了3.6倍。从到底，全国高校固定资产总值增加42.15%，教学、科研仪器设备资产总值增加57%;全国高校专任教师数增加2倍多，且过半数专任教师具有研究生学位，45岁以下的青年教师占到专任教师总数的三分之二。

创新创业教育仍是高校软肋

7.莫让高等教育等同“身份教育” 篇七

一、高校解决就业难问题存在隐患

熊教授指出, 目前困扰社会的大学生就业难问题从2002年就开始显现, 而该年的毕业生是全国高校扩招之后的第一届, 比上一年增加了近40万人。虽然教育部门并不承认, 但是扩招带来的衍生问题实际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大学生就业难的问题。

他认为, 到目前为止, 国内高校对于毕业生就业难问题的解决办法存在很大隐患。把学生的就业和老师的奖金、晋升等挂钩, 直接导致高等教育注重的不是教学质量而仅仅是把学生推出校门。其次, 政府、学校动员大学毕业生到基层、到中西部就业也不能解决问题, 因为事实不是学生不愿意去那里就业, 而是这些地方所能提供的岗位也很有限。而且就部分中西部的学生而言, 并不存在就业观念上的问题, 这只是将东部沿海高校的学生心理放大到了全国了。此外, “以就业为导向”是目前很多高校提出的口号, 但这样培养出的学生既没有学术研究方面的能力, 职业技能也不过硬, 使得就业更难。

二、大学的好坏由“身份等级”决定

熊丙奇主张, 要解决就业难的问题, 最根本的是大学要进行改革。目前, 教育部门对大学的评价是以“就业率定生死”或者是通过本科教学评估。前者直接导致了高校教育以就业为目的的现象, 后者太过单一和行政化了。大学的优良好坏不是由其社会地位决定的, 而是由政府部门授予的身份等级决定的, 这也就导致了高等教育是一种“身份教育”。

所谓“身份教育”, 就是说大学培养的是具有大学身份的人, 而不是具有与大学生素质和能力相符的人才。不论是在求职过程中, 还是在硕士或博士研究生入学考试的过程中, 我们通常都是以学历来评价人, 高学历代表的是一种身份的认可, 渐渐演化成学历便代表了一个人的能力。为了满足社会对高学历的需求, 大学就不顾一切地不断制造高学历“人才”。这些毕业生虽然拥有高学历的身份, 但是他们缺乏实际的能力和与学历相符的素质, 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社会对大学毕业生的失望, 同时对高校的教学质量产生了怀疑。

三、高考改革要给高校自主招生权

熊丙奇认为, 要改变目前大学的现状首先是高考制度要改革, 改的不仅是考试内容, 而是要从理念上进行转变, 这就包括赋予受教育者自主选择权和给予高校自主招生权。让考生可以同时接到多所学校的录取通知书, 选择自己感兴趣的学校和专业, 这样才能使大学之间有真正的竞争压力, 从而提高大学的教育质量。反过来, 给予高校自主招生权, 则要求大学之间不应该有高低之分的行政级别, 在招生录取过程中也不应该有先后之分, 众多高校在同等条件下进行招生录取, 以自身实力吸引生源。这可以在很大程度上摆脱学历和学位由“国家承认”的尴尬局面。

8.高等教育出版社 篇八

关键词：高等职业教育；技能型人才；职业能力

任何一种职业培训，特别是职业教育，其根本目的都是使无业者有业、有业者乐业。职业教育的宗旨是培养社会生产生活中从事生产、服务和管理的一线高素质职业技能型人才。职业教育的发展应适应社会的发展规律，同时满足企业和社会的用人需求，为社会提供合格的职业人才。当然，职业教育还要适应人的个性发展，遵循教育的发展规律，塑造具有个性的合格的社会人才。职业教育只有让学生夯实自身的知识技能基础，才能以不变应万变，实现职业教育的真正目的。

一、高等职业教育的能力要素

职业教育所培养的个人能力也可以分解为职业能力、方法能力和社会能力三个方面。职业能力是指培训的学生要具有从事某项专业活动的知识与技能，有合理的知能结构。方法能力是指培训的学生在从事某项职业活动中所必须掌握的解决问题的工作方法以及学习方法。社会能力是指培训的学生在从事社会生产劳动时，所必须具备的行为规范、价值观念、人生观念等，要注重学生团队精神和为人处事方法的培养，为学生树立积极的人生态度与工作态度。

能力要素的三个方面的综合结果决定着学生在动态的职业生涯中的综合职业能力。当工作岗位发生变化或者劳动机构发生变动的时候，学生不会因为原有的知识技能的老化而束手无策；相反，应该能在变化的职场环境中寻找自己新的起始点，从而积极地去学习新的知识和技能，以达到一种更的高层次。

二、高等职业教育和普通高等教育的区别

高等职业教育是教育的一种类型而不是一个层次，和普通高等教育相比，高等职业教育具有其自身的特点。

1.培养目标不同

现代社会将人才分为两个大类和四种类型。第一个大类为科研类，包含学术型人才和工程型人才；第二个大类为职业类，包含技术型人才和技能型人才。普通高等教育培养的是第一类人才，即学术型人才和工程型人才，他们负责解决生产生活中出现的普遍问题，是通才。而高等职业教育培养的是第二类人才，即技术型人才和技能型人才，他们的主要任务是针对某一具体的工作岗位进行工作创新，是具有一定理论知识和操作技能的专门型人才。

2.课程设置不同

普通高等学校的专业设置是在社会形成的学科知识体系的基础上逐渐完成的，具有很强的本位专业学科特征。其强调基础教学，强调所教授知识的深度和系统性，严格地将课程体系划分为公共基础课程、专业基础课程、专业课程以及选修课程，并且这些课程在知识体系中相互贯通，紧密配合，形成一个有机联合的完整课程网络体系。

而高等职业教育的课程设置则更专注于学生实践能力的培养，并且可以随着岗位用人需求的变化而变化。至于高等职业教育课程的广度和深度，完全由该岗位所要求的能力技术和知识来确定，同时还可以由学生将来的去向来确定。因此，学生既可以系统地学习所有课程，也可以针对某种具体岗位技能进行学习。

3.教学组织不同

在当今的高等职业教育中，对学生能力的培养是教育过程的重中之重。因此，各种实践课、实训课、讨论课甚至生产性实训课等灵活多样的教学方式逐渐增加，极大程度地培养了学生独立思考、独立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以及独立工作的能力。通过将企业生产一线的工作任务作为教学内容，使学生真正在学校了解到以后工作岗位的工作内容，学生可成为熟练的专业技能型人才，实现了教学内容与工作岗位的零距离，职业院校与企业的零距离。

4.师资特色不同

普通高等教育中，特别注重教师的学历与学位以及对某一问题的研究深度。而在高等职业教育中，则是以岗位能力为本，更希望具有企业一线工作经历的高级技能型人才承担教学任务，因为高级技能型人才不仅具备了很强的理论知识而且具有丰富的工作经验，即满足“双师”素质。职业教育的性质还决定了职业院校应当聘请一部分企业的兼职教师来校任教，这样可以将生产过程中的先进技术引入教学内容，确保了教学过程的先进性。

三、结语

高等职业教育是一种教育类型而并非一种教育层次，它以培养高素质技能型人才作为主要的培养目标，着重培养学生的职业能力、方法能力以及社会能力。和普通高等教育相比，它具有自身的特点，表现为：高等职业教育培养在生产一线工作的高素质技能型人才，其课程设置与工作岗位紧密结合，其教学组织方法接近于企业的真实生产过程，其师资主要来源于具有企业一线工作经历的高级技能型人才。

参考文献：

[1]姜大源.职业技术教育原理[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1998.

[2]王占义.学习型高职院校构建中课程改革的思考[J].北方经贸，2005（6）：25-27.

[3]于凌云.实践性教学体系存在的问题及改革措施[J].职业技术教育，2006（32）：119-123.

[4]马树超.中国高等职业教育历史的抉择[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