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之毛泽东

论文之毛泽东（精选8篇）

1.论文之毛泽东 篇一

任何一个成功人士，他的成功之术是很诱人的，可是我们学不到，而成功之道是可以学的。成功之术，犹如硕果累累的参天大树，是经年累月生长出来的，我们企图一个晚上或者几个晚上学到，是不可能的。而成功之道，则是关于这棵树从小树长成大树的机理，是揭示这棵树发芽、拔干、抽枝、生叶、开花、结果的规律，是提炼成功者具有普遍意义的道理。只有学习和领悟了成功之道，我们才能真正生长出自己的、原创的、独特的成功之术。简言之，“道”是共性，“术”是个性。共性可学，个性不可学。

毛泽东成功之术，更是难以模仿。毛泽东是千年一帝，是民族大英雄，是超越孔子的圣人，又是新时代的大禅师……他的成就无与伦比，他的成功之术更是让人叹为观止。可是，为什么有些人学习毛泽东，却越来越不像毛泽东呢?为什么有些人学习毛泽东，却越来越愚蠢呢?为什么有些人学习毛泽东，却把事业引向了灾难的深渊呢?因为他们没有掌握正确的学习方法，他们总是试图直接学习毛泽东的成功之术，譬如学习毛泽东的战术技巧、毛泽东的斗争谋略等，有些人甚至简单的学习毛泽东吃红烧肉、写毛体字、搞八大军区等等表面的东西，焉能不败?

毛泽东成功之道，是真正值得学习，也是可以学习得到的。毛泽东成功之道是普遍的，他与人类世界所有成功人士的成功之道，是完全相通的。我们向毛泽东学习，就要学习他的这种具有普遍意义的成功之道，修炼自己从一个凡人到一个不平凡的人，从一个无知的人到一个有智慧的人，从一个没有影响的人到一个影响世界的人，那么，毛泽东的成功之道究竟是什么?本次缘起汇特邀北京百丈文化咨询公司总裁、毛泽东思想研究专家黄东涛先生为大家揭秘。

2.论文之毛泽东 篇二

此文是毛泽东在《新青年》上发表的著名的体育论文, 是迄今为止发现的公开发表的最早的文章。毛泽东当时在第一师范已近一年, 深刻体会到中国传统思想对教育的影响:使学生忙于学业而荒废其余。在写给黎锦熙的信中可以看出其体育思想的雏形:“弟始闻体魄精神不能并完, 且官骸肌络及而定, 不复再可改易, 今乃知其不然, 身心可以并完也, 而官骸亦无时不可改易也”。此后不久, 在杨昌济的鼓励之下写了这篇文章。

1、自身的实践经历

毛泽东自小身体虚弱, 母亲由于在他的两个哥哥的夭折, 给毛泽东拜后山的观音石为“干娘”, 希望能够保佑他健康成长。由于生于农民家庭, 经常进行田间劳作, 这使毛泽东的体质由弱变强, 正如他自己所言。“至于弱者, 则恒自闵其身之下全, 而惧其生之不永, 兢业自持。久之遂变而为强矣。吾生而弱乎, 或者天之诱我以至于强, 未可知也。”并且毛泽东也感受到了强健身体的益处。

2、中西方伟大人物的教育作用

毛泽东读过很多人物传记, 尧、舜、禹、拿破仑、华盛顿, 从他们生平经历中, 毛泽东意识到要想有所作为, 必须有健康而强健的身体。其次, 毛泽东在长沙图书馆读过泡尔生的《伦理学原理》, 其中的“意志主义”对毛泽东的影响巨大, 是他体育思想的源泉。

3、杨昌济、陈独秀的影响

毛泽东还深受两个人的影响。一是老师杨昌济, 杨昌济早年留学德国, 注重身体锻炼。一生之中都坚持洗冷水浴。这些对毛泽东体育思想有重要影响。二是中国五四运动的旗手陈独秀。陈独秀的《今日之教育方针》专门探讨中华民族体格培养和体育价值这节, 使毛泽东开始关注体育对中华民族的影响。因此在杨昌济、陈独秀的鼓励之下写下此文。

二、《体育之研究》对体育史的贡献

《体育之研究》中明确指出了体育的真义、体育的地位、体育的目的及意义、体育的原则等问题。弥补了体育史上的空白。

1、体育的真义与地位

毛泽东写这篇文章时, 看到中国“国力苶弱, 武风不振, 民族之体质, 日趋轻细。”对中华民族的前途担忧, 希望借此文章唤醒民众, 拯救国家。他首先向民众解释何为体育, “体育者, 人类自其养生之道, 使身体平均发达, 而有规则次序之可言者也”。毛泽东这一对体育的解释是准确的, 是基于体质人类学和生物学得出的科学定义。他将体育放在教育的第一位, 认为只有有了强健的身体, 才能让德育、智育有载体。

2、体育的作用

体育对于人来说有四个方面的好处。首先, 可以强筋骨, 筋骨强则体质由弱变强, 从而可以去做有意义的事情。其次, 非第强筋骨也, 又足以增知识。有一个健康的身体, 才能去学习当今的百科之学。再次, 非第增知识也, 又足以调感情。在运动中人可以使人们摆脱一切私心杂念, 使心情舒畅。最后, 非第调感情也, 又足以强意志。加强体育锻炼可以增强人们的忍耐力和抗打击能力。

3、体育运动的原则及目的

在进行体育锻炼时, 应该坚持三个原则。首先, 体育锻炼须主观自觉。锻炼是强身之本, 以个人而言, 可以延年益寿, 以国家民族而言, 可以富国强民。而这一切必须是在自觉的基础上。其次, 有恒才能获得体育之功效, 这是毛泽东文中所体现的“凡事皆宜有恒, 运动亦然”的终身体育思想。再次, “兴味者运动之始, 快乐者运动之终, 兴味生于进行, 快乐生于结果”。从而把终生体育与趣味体育有机地联系起来。只要坚持这三个原则, 辅之以恰当的方法, 就会实现体育的目的:“动以营生也, 此浅言之;动以卫国也, 此大言之”。

三、现实意义

毛泽东《体育之研究》中折射出的体育思想, 对当前的全民健身运动和学校体育活动仍具有一定指导意义。

1、对全民健身运动现实指导意义

毛泽东的体育观关键在于增进个人健康, 把个人锻炼与整个国家、民族的前途命运结合在一起。这种增强全体人民的体质、实现国家强大的体育观对全民健身活动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针对当前中国体育发展的现状, 要以毛泽东提出的“发展体育运动, 增强人民体质”和“普及和提高相结合”为原则, 实施“全民健身计划”, 通过体育运动锻炼身体, 提高全民族的身体素质, 实现对毛泽东体育思想的肯定与回归。

2、对学校体育运动的现实意义

“体育一道, 配德育与智育, 而德智皆寄于体。无体是无德智也”, 这体现了毛泽东三育并重的思想, 并且将体育放在第一位。这种体育第一的体育观对于改变当下轻视体育, 只重智育的教育思想具有现实意义。

当今“升学率”的魔绳死死地捆住了教育, 许多学校片面追求“升学率”, 将素质教育变成应试教育, 大量的学习负担和升学压力造成了当今“高分低能”, 思想政治素质差及身体虚弱等不良现象, 严重违背了教育的方针。

针对这一现象, 党中央、国务院继承发扬毛泽东德智体全面发展的素质教育观, 发布《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教育的意见》, 为提高大学生思想政治素质, 促进大学生全面发展指明了道路, 许多中学也开始减轻学生负担, 开设音、体、美等课程。把“每天锻炼一小时, 健康工作五十年, 幸福生活一辈子”落实到实处。

在毛泽东的体育思想的指导之下, 我国的学校体育事业应该以奥运英雄的事迹为标杆, 发扬奥运精神, 在青年学生当中掀起一场强身健体、健康向上的体育锻炼的热潮。

摘要：毛泽东的《体育之研究》集中体现出了其体育思想, 毛泽东在文中主要阐述了体育的真义、体育的地位、体育的目的及意义、体育的原则等问题。现今, 这些思想仍然对全民健身和学校体育运动具有明显的指导作用。

关键词：毛泽东,《体育之研究》,全民健身,学校体育运动

参考文献

[1]徐日晖、李声笑:《毛泽东早期文稿》, 湖南出版社出版, 1990年。

[2]赵广丰:《毛泽东体育思想与后奥运时代的中国体育》, 《菏泽学院学报》, 2010, 3。

3.毛泽民在盐池 篇三

1936年6月21日，红军西征解放了盐池，建立了红色革命政权中共盐池县委和盐池县城市革命委员会。盐池刚解放时，由于战争和国民党马鸿逵的反动宣传，当地百姓一时还不了解党的政策，工匠、商贩停工停商，满目萧条，百废待兴。盐池县虽地广人稀，但却是资源丰富，盛产“咸盐”、“皮毛”和“甜甘草”，素有“三宝”之称。1936年7月，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国民经济部部长毛泽民同志携夫人钱希钧、工矿科长高登榜等风尘仆仆赶到盐池，帮助恢复和发展生产，指导开展经济工作。

毛泽民同志听取盐池县城市革命委员会汇报后，讲到“盐池刚解放，群众对共产党的政策还不大了解，现在的关键问题，是要多向群众宣传党的经济政策，使苏维埃货币在人民群众中建立起信誉。”他耐心教给大家一些宣传发动群众的方法。苏维埃政府的同志们按照毛部长所说的办法分头行动，县城市革命委员会主席王锡林带领一部分人在城里召集群众大会，向群众宣传党的政策，并动员商号开门营业；县武装部部长牛占彪带领一部分人到县城周围的村庄向农民作宣传，动员他们进城卖米面，卖柴禾。毛泽民还指示城市革命委员会发布安民告示，外地商贩可以自由来盐池做生意，驮盐的脚户可以自由出入，法幣和苏票一样通行，自由兑换，买卖公平，不许囤积居奇，买空卖空等。不几天，盐池县城民心安定，各商号相继开门，农民进城买卖，盐池的市场活跃了起来。

1936年7月22日，中央发布《关于土地改革的指示》，盐池县在开展土地斗争中对党的政策理解不深，掌握得不准，执行政策水平不高，工作中出现了一些问题，比较突出的有两件事：一是四区雷记沟游击队的叛变；二是打土豪，曾出现了扩大化，把有些本不该关押的人扣押起来了。毛泽民同志发现这些情况后，及时提出纠正意见，并深入群众耐心细致地做思想工作。在毛部长和三边特委书记贾拓夫的领导下，大家立即纠正错误：一派县委组织部长王敬民同志去郑记堡子做叛变游击队的争取教育工作；二当即释放在押的王维善、唐文焕等人，并退还了毛生秀等人的牛、羊、骆驼等财物。这些行动影响非常大，那些外逃的地主、富商闻讯后纷纷回乡操持家业。

为了便利广大劳动群众买卖货物，加大政府对市场的调控力度，毛部长亲自指导由城市革命委员会开办的陕甘宁边区的第一个城市消费合作社，经营油、盐、酱、醋、火柴、毛巾和布匹、文具、锄头、犁铧等人民生活、生产的必需品，收购本地“三宝”（成盐、皮毛、甜甘草）向敌占区出售，换取边区军民急需的布匹等日用杂货，供应人民生活，支援前线。

1936年10月，在毛部长的指导下，盐池县成立了陕甘宁边区的第一个税务局，并在盐池五个区政府中建了四个税务所（税务局在县城，一区除外）。政策规定的税率都较低。

毛泽民同志在盐池开展经济工作的同时，始终把贯彻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放在首位。1936年7月，毛泽民同志与驻盐池西征红军政治部主任刘晓研究决定，将盐池境内的北大池、苟池等盐湖划给绥远（现内蒙古）蒙民管理。

毛泽民在盐池期间，几乎天天要到盐池各地去考察指导工作，为方便工作，盐池县委的同志们考虑到毛泽民工作很辛苦，吃饭往往不准时，就给毛泽民的警卫员配备了必要的行军物资，又专门送了一只铜手炉，这样在行军中就可以加热干粮喝到热水。开始毛泽民没有注意，后来发现每次总能很快喝到热水、吃到热干粮，便问其原因，警卫员就向毛泽民展示了这只铜手炉，并告知铜手炉的用法：将铜手炉的盖子揭开，里面放上盐池地区小煤窑出产的一种叫做“砟子”的无烟煤，用一根火柴就能点着，这种无烟煤火力旺，热效快。毛泽民听警卫员说完，就拿起铜手炉来仔细端详，感慨地说道：“在南方很少见到这种东西，如果在红军长征翻越雪山时，有这样的铜手炉就可以挽救许多红军指战员的生命。”后来在盐池工作的毛泽民，每天都要拿起铜手炉看一看，有时还亲自用铜手炉热干粮，喜爱有加。直到1936年12月，毛泽民、钱希钧夫妇离开盐池，将铜手炉留给盐池县委。宁夏博物馆成立后，回汉支队政委梁大均将这件珍贵的铜手炉捐赠给博物馆。细观此铜手炉，光泽度极好，红铜制造，长方形，长16厘米，宽12.5厘米，高7厘米。有一个长28厘米的提手，盖子中间有一圆形“寿”字装饰，盖子其他部位则全部为镂空花格图案。铜手炉又称“袖炉”“手熏”“火笼”，是旧时宫廷乃至民间普遍使用的掌中取暖工具。

博物馆人员访问原盐池县第一任城市革命委员会主席王锡林，这位当年负责陪同毛泽民在盐池工作过的老人，谈起毛泽民在盐池的工作时仍然满怀感恩思念之情。

毛泽民同志以他卓越的经济才能，组织恢复和发展了盐池经济，使之成为陕甘宁边区的经济大后方，有力地支援了中国革命事业和边区建设。在他的指导下，盐池人民对革命根据地的巩固和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

4.论文之毛泽东 篇四

通过通读毛泽东同志的《为人民服务》，让我深刻地体会到了共产党的宗旨“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在战争年代，像张思德同志那样忠实为人民服务的共产党员很有代表性。毛泽东同志说：“我们党领导的队伍八路军、新四军是革命的队伍，是为解放人民，是彻底为人民的利益工作的队伍”。在和平年代，我们共产党员在各个不同的领域也一样要让人民的利益得到保障。

“人固有一列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这是古人司马迁的话。人死要死的有意义。毛泽东同志就明确指出了“为人民的利益而死就比泰山还重，替法西斯卖力，替剥削人民和压迫人民的人去死，就比鸿毛还轻”。张思德这样的同志为人民的利益而死的，他的死是比泰山还要重。

现在，社会的发展很快，物质生活很丰富，有些同志经不住种种诱惑，贪污腐化等现象不时发生，拜金主义，功利主义，个人主义非常严重，有的人甚至于利用手中的权利大肆乱用，给国家和人民的利益带来了巨大的损失，赖昌星之流就是如此。现在高校中也频频出现贪污、乱收费、乱摊派等现象。但从总体上讲，目前主流还是好的，如吴天祥、任长霞、同国知等到人就是真正为人民利益而生的，他们的事迹，是我们应该深入学习，并时时刻刻牢记的，把他们的精神带到我们的工作中、生活当中去，真正在平凡的岗位上为人民谋利益。

5.论文之毛泽东 篇五

——比较阅读欣赏《沁园春.长沙》和《沁园春.雪》

教学目的：

1、比较学习两首诗，了解伟大领袖政治家马泽东的博大胸襟和卓著的文采；

2、欣赏诗词创作中叙述、描写、抒情等多种表达方式相结合的方法

教学方法： 比较法 导读法

教学过程：

导读：毛泽东，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他的理论著作是指导革命和建设的法宝，同时，他行有余力的诗词创作，艺术性很高，充满革命豪情，响誉海内外。一个外国人曾说：“一个诗人赢得了一个新中国”。这样的评价实不为过。

插入介绍毛泽东生平简介

毛泽东，字润之，笔名子任。1893年12月26日生于湖南湘潭韶山冲一个农民家庭。1976年9月9日在北京逝世。中国人民的领袖，马克思主义者，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战略家和理论家，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解放军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要缔造者和领导人，诗人，书法家。中国共产党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1936～1976），中国共产党中央政治局主席（1943～1945）和中央委员会主席（1945～1976），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主席（1949～1954）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1954～1959）。

开篇：从这节课起，老师将带领同学们走进毛诗词，领略雄奇扩大的艺术魅力，感受他老人家作为一代伟人的才情韬略。

一、比较《沁园春 长沙》、《沁园春 雪》，领会其诗歌魅力：

范读、朗读、默读《沁园春·长沙》，二者比较，寻找规律： ·沁园春——词牌规定了：全诗分上下两阕，上阕四句十三行，下阕五句十二行； 整首诗押同一韵，且一韵到底，如《长沙》中的“头、流、由、浮（属同一韵部）游、稠、侯、遒、舟” ·皆将叙述、描写、抒情结合的手法问：我们能否将一首词改写成一篇融合 叙述、描写、抒情于一体的散文呢？

分析《沁园春·长沙》，体会作者的思想感情：

上阕着重写景。“独立寒秋，湘江北去，橘子洲头。”

一开始，首先采用叙述方法，交代了事件的时间“寒秋”、地点“湘江”边橘子洲头、人物——作者。此句可否这样解释？我独自伫立在湘江边的橘子洲头，任深秋的寒风吹打着我，滔滔不绝的江水从脚下流过。诗词一开头便把我们带进一个高远的深秋镜界中。这不正象我们写记叙文的开头？与此相似的还有《琵琶行》的开头“浔阳江头夜送客，枫夜荻花秋瑟瑟。”

很快，作者转入对周围环境的具体描写。“看万山红遍，层林尽染；漫江碧透，百舸争流。鹰击长空，鱼翔潜底，万类霜天竞自由”。其中‘看’是领字，引领以下内容。远看：作者看到眼前的岳麓山，枫林经霜后，嫣红一片。同是他还联想到了祖国无数山岳的景象。“万山”意镜高远，雄阔。近观：脚下的湘江，秋水澄澈，碧波万倾。江面上，千帆竞发，百舸争渡，一派生气勃勃的景象。仰视：雄鹰在长空奋翅振羽，自由飞翔。俯瞰：清澈的江水中，鱼群摆尾，任意遨游，他们时而浮出水面，时而又潜入水底。“万类霜天竞自由”这句加以总括。万事万物，自然界一切有生命的东西，都是那么自由自在，生气蓬勃，催人奋进！作者一短短几行诗，描绘出一幅立体的江南秋景，这不正如那些画家笔下浓墨重彩的山水画吗？

而我们在写散文时不也常常采用这种按空间顺序细致描写的方法吗？（试写一段文字，要求采用此法，描写春晨或秋天的丰收景象）

面对此景，作者浮想联翩。（简介时代背景）文学作品的鉴赏，只有了解作者创作的时代境况、创作动机，进入作品所描绘的艺术氛围中，调动联想与想象，读者才能真正领悟作者借以抒发的思想和情意。作品写于己于人1925年秋，毛泽东将离开湖南前往当时革命活动的中心广州。临行前，他又来到湘江边。驻足江边，他想了很多。他想及近年来的社会巨变：从表面上看1911——1925年，国内、国际，局势动荡。辛亥革命、第一次世界大战、俄国十月革命、五四运动、中国共产党的建立等一系列事件相继发生，而中国怎样才能改变贫穷落后的局面？中国人民何时才能摆脱帝国列强的欺凌获的自由呢？革命局势又由谁来主宰呢？作者感慨惆怅之余，发出了由衷的质问：“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作者还忆起当年在长沙读书时，与同学蔡和森、何叔衡等在湘江边游玩的情景。“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书生意气，挥斥（自由奔放）方遒（正当旺盛有力）”。他们才华横溢、立志救国。“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粪土当年万户侯”。他们发表激浊扬清的文章，抨击黑暗，宣传革命，鄙视当时的“万户侯”——反动军阀。这一时期，毛在长沙创办了《湘江评论》，成立了马克思主义研究会，为1921年共产党的成立，在湖南地区做了思想上、组织上的充分准备。此时此刻，作者心潮激荡，尽情倾吐，字里行间洋溢着一代革命青年强烈的爱国热情和凌云壮志。

“曾记否，到中流击水，浪遏飞舟？”结尾又为我们描绘了一幅基动人心的画：革命青年在激流中奋臂划水，掀起的波浪甚至阻住了飞速前行的船这里才用象征手法，抒发了诗人炽热昂扬的革命情怀，和奋发前进的坚定信念。

欣赏点：

全诗立意高远，联想丰富，气势磅礴，催人奋发。诗人巧妙地融叙事、写景、抒情于一体，充分地抒写了强烈的爱国激情和广阔的革命襟怀。现在读来，仍令人钦敬、振奋、激动不已。

二、沁园春·雪

北国风光，千里冰封，万里雪飘。

望长城内外，惟余莽莽；大河上下，顿失滔滔。(余 通：馀)山舞银蛇，原驰蜡象，欲与天公试比高。(原驰 原作：原驱)须晴日，看红装素裹，分外妖娆。(红装 一作：银装)江山如此多娇，引无数英雄竞折腰。

惜秦皇汉武，略输文采；唐宗宋祖，稍逊风骚。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只识弯弓射大雕。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

作品注释

⑴北国：该词源于中国古代的分裂时期，如东晋称十六国等为北国，南北朝时代南方的各朝代称在北方与之对抗的各朝代为北国等。毛泽东诗中的“北国”使人在不觉中产生出一种中国疆土广大的民族自豪感。

⑵雪：此词作于红一方面军1936年2月由陕北准备东渡黄河进入山西省西部的时候。作者在1945年10月7日给柳亚子信中说，此词作于“初到陕北看见大雪时”。

⑶馀：剩下。此字一作“余”，但刊出的书法作品中写作“馀”，以此为准。莽莽：无边无际。

⑷大河上下：大河，指黄河。大河上下，犹言整条黄河。⑸山舞银蛇，原驰蜡象：群山好像（一条条）银蛇在舞动。高原（上的丘陵）好像（许多）白象在奔跑。“原”指高原，即秦晋高原。蜡象，白色的象。

⑹天公：指天，即命运。

⑺红装素裹：形容雪后天晴，红日和白雪交相辉映的壮丽景色。红装，原指妇女的艳装，这里指红日为大地披上了红装。素裹，原指妇女的淡装，这里指皑皑白雪覆盖着大地。

⑻竞折腰：折腰，倾倒，躬着腰侍候。这里是说争着为江山奔走操劳。⑼风骚：本指《诗经》里的《国风》和《楚辞》里的《离骚》，后来泛指文章辞藻。

⑽一代天骄：指可以称雄一世的英雄人物，泛指非常著名，有才能的人物。天骄，“天之骄子”的省略语。意思是上天所骄纵宠爱的人，成吉思汗即是。汉时匈奴自称。后来也泛称强盛的少数名族或其首领。

⑾俱往矣：都已经过去了。俱，都。⑿数：数得着、称得上。作品译文

北方的风光，千里冰封冻，万里雪花飘。望长城内外，只剩下 江山如此多娇；无边无际白茫茫一片；宽广的黄河上下，顿时失去了滔滔水势。山岭好像银白色的蟒蛇在飞舞，高原上的丘陵好像许多白象在奔跑，它们都想与老天爷比比高。要等到晴天的时候，看红艳艳的阳光和白皑皑的冰雪交相辉映，分外美好。

江山如此媚娇，引得无数英雄竞相倾倒。只可惜秦始皇、汉武帝，略差文学才华；唐太宗、宋太祖，稍逊文治功劳。称雄一世的人物成吉思汗，只知道拉弓射大雕。这些人物全都过去了，称得上能建功立业的英雄人物，还要看今天的人们。

创作背景编辑

这首词是1936年2月，毛泽东率军从陕北瓦窑堡出发，准备进入黄河进入山西西部的时候。在袁家沟登山观雪景后作的，1935年10月红军完成了伟大的长征，胜利到达抗日前线的陕北革命根据地，给全国人民极大的鼓舞。年底党中央政治局召开了“瓦窑堡会议”，制定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12月27日。毛泽东又作了《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对当时的形势作了深刻的分析，会上决定渡过黄河东征。1936年2月，毛泽东便亲自率领红军渡过黄河进行东征，到华北抗日前线对日作战。途经陕北清涧县袁家沟时，适逢大雪。面对着雪花纷飞的壮丽河山，联系当时蓬勃发展的革命形势，毛泽东怀着革命必胜的坚定信念，写下了这首气势磅礴、雄浑豪放的诗篇，词中以咏雪起兴，赞美祖国的江山，评论祖国的历史，歌颂祖国的今天，憧憬祖国的未来。1945年秋，毛泽东赴重庆谈判时，赠给柳亚子先生。1945年10月14日《雪》公开发表于重庆《新民报晚刊》，引起轰动。一时间重庆的骚人墨客，纷纷填词唱和，更有一些别有用心者，据说想要填出超过这一首词的。据大致统计，从1945年11月到1946年2月，国内报刊发表《沁园春》和词30余首，无出其右者。由此可看出此词真可谓冠绝千古。[4]

欣赏点

《沁园春·雪》分上下阕。上阕因雪起兴，借雪景抒写情怀。起笔不凡，“北国风光，千里冰封，万里雪飘。”不先写“雪”字，而首推“北国风光”，不仅突出了诗人对北方雪景的感受印象，而且造境独到优雅，可以冠结全篇。接着是对雪景的大笔铺陈，“望长城内外，惟余莽莽；大河上下，顿失滔滔。”大雪覆盖了一切，黄河也失去了滔滔流动貌，无边无际的茫茫雪景。这里“惟余莽莽”“顿失滔滔”凸现了北方雪景的深度。“山舞银蛇，原驰蜡象，欲与天公试比高。”可谓静中写动，披满白雪、连绵起伏的群山，像银蛇舞动，而白雪皑皑的高原丘陵地带，像蜡白色的象群在奔兀。群山高原与低垂的冬雪云天相连成一片，因而作者信手拈来“欲与天公试比高”之句。“银蛇”“蜡象”两个生动比喻，赋予雪境以生命感，且有动中见静的艺术效果。“水到渠成”地引出“须晴日，看红装素裹，分外妖娆”。一个“红装素裹”的美人的象征，初步形成此词的意境。

上阕描写乍暖还寒的北国雪景，展现伟大祖国的壮丽山河。前三句“北国风光，千里冰封，万里雪飘”，总写北国雪景，把读者引入一个冰天雪地、广袤无垠的银色世界。“北国风光”是上片内容的总领句。“千里”“万里”两句是交错说的，即千万里都是冰封，千万里都是雪飘。诗人登高远望，眼界极为广阔，但是“千里”“万里”都远非目力所及，是诗人的视野在想像之中延伸扩展，意境更加开阔，气魄非常宏大。天地茫茫，纯然一色，包容一切。“冰封”凝然安静，“雪飘”舞姿轻盈，静动相衬，静穆之中又有飘舞的动态。

第四句至第七句“望长城内外，惟余莽莽；大河上下，顿失滔滔”，是对雪景的大笔铺陈。“望”字统领下文，直至“欲与天公试比高”句。“望”，有登高远眺的意思并有很大的想像成分，它显示了诗人自身的形象，使人感受到作者那豪迈的意兴。“望”字之下，展现了长城、黄河、山脉、高原这些最能反映北国风貌的雄伟景观，也正是中国的形象。“长城内外”是从南到北，“大河上下”是自西向东，地域如此广袤，正与前面“千里”“万里”两句相照应。意境的大气磅礴，显示了诗人博大的胸怀，雄伟的气魄。“惟余莽莽”“顿失滔滔”分别照应“雪飘”“冰封”。“惟余”二字，强化了白茫茫的壮阔景象。“顿失”二字，则写出变化之速，寒威之烈，又使人联想到未冰封时大河滚滚滔滔的雄壮气势。此四句用视觉形象，赋予冰封雪飘的风光以更为具体更为丰富的直觉，更显气象的奇伟雄浑。

第八句至第十句“山舞银蛇，原驰蜡象，欲与天公试比高“，运用了动态描写，表现了活泼奔放的气势。加上“欲与天公试比高”一句，表现“山”“原”与天相连，更有一种奋发的态势和竞争的活力。“山”“原”都是静物，写它们“舞”“驰”，这化静为动的浪漫想像，固然因在大雪飘飞中远望山势和丘陵绵延起伏，确有山舞原驰的动感，更因诗人情感的跃动，使作者眼前的大自然也显得生气勃勃，生动活跃。

第十一句至第十三句”须晴日，看红装素裹，分外妖娆“写的是虚景，与前十句写眼前的实景形成对比，想像雪后晴日当空的景象，翻出一派新的气象。雪中的景象在苍茫中显得雄伟，雪后的景象则显得娇艳。“看”字与“望”字照应；“红装素裹”，把江山美景比做少女的衣装，形容红日与白雪交相辉映的艳丽景象。“分外妖娆”，赞美的激情溢于言表。

下阕由毛泽东主席对祖国山河的壮丽而感叹，并引出秦皇汉武等英雄人物，纵论历代英雄人物，抒发作者伟大的抱负及胸怀。

第十四句至第十五句”江山如此多娇，引无数英雄竞折腰“，可谓承上启下，将全词连接得天衣无缝。“江山如此多娇”承上，总括上片的写景，对“北国风光”作总评；“引无数英雄竞折腰”启下，展开对历代英雄的评论，抒发诗人的抱负。这一过渡使全词浑然一体，给人严丝合缝、完整无隙的感受。

祖国的山河如此美好，难怪引得古今许多英雄人物为之倾倒，争着为统一天下而奋斗。一个“竞”字，写出英雄之间激烈的争斗，写出一代代英雄的相继崛起和衰落的经历。“折腰”的形象，展示了每位英雄人物为之倾倒的姿态，并揭示了为之奋斗的动机。

第十六句至第二十二句”惜秦皇汉武，略输文采；唐宗宋祖，稍逊风骚。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只识弯弓射大雕“，以“惜”字总领七个句子，展开对历代英雄人物的评论。诗人于历代帝王中举出五位很有代表性的人物，展开一幅幅历史画卷，使评论得以具体形象地展开，如同翻阅一部千秋史册，一一加以评说。一个“惜”字，定下对历代英雄人物的评论基调，饱含惋惜之情而又有批判。然而措词极有分寸，“略输文采”“稍逊风骚”，并不是一概否定。至于成吉思汗，欲抑先扬，在起伏的文势中不但有惋惜之极的意味，而且用了“只识”二字而带有嘲讽之意。“弯弓射大雕”，非常传神地表现了成吉思汗只恃武功而不知文治的形象。[4]

第二十三句至第二十五句”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俱往矣”三字，言有尽而意无穷，有画龙点睛之妙。将中国封建社会的历史一笔带过，转向诗人所处的当今时代，点出全词“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的主题。“今朝”是一个新的时代，新的时代需要新的风流人物来带领。“今朝”的风流人物不负历史的使命，超越于历史上的英雄人物，具有更卓越的才能，并且必将创造空前伟大的业绩，是诗人坚定的自信和伟大的抱负。这震撼千古的结语，发出了超越历史的宣言，道出了改造世界的壮志。那一刻思接千载，那一刻洞悉未来，那一刻豪情万丈，那一刻傲视古今。

《沁园春·雪》突出体现了毛泽东词风的雄健、大气。作为领袖毛泽东的博大的胸襟和抱负，与广阔雄奇的北国雪景发生同构，作者目接“千里”“万里”，“欲与天公试比高”；视通几千年，指点江山主沉浮。充分展示了雄阔豪放、气势磅礴的风格。

全词用字遣词，设喻用典，明快有力，挥洒自如，辞义畅达，一泻千里。毛泽东讲究词章格律，但又不刻意追求。全词合律入韵，似无意而为之。虽属旧体却给人以面貌一新之感。不单是从词境中表达出的新的精神世界，而首先是意象表达系统的词语，鲜活生动，凝练通俗，易诵易唱易记。

6.论文之毛泽东 篇六

为庆祝建党91周年，重温党的光辉历史，缅怀党的丰功伟绩，推进省体育馆党的建设，省体育馆党委组织党员干部赴湖南韶山进行革命传统教育。

在革命圣地韶山，党员们怀着崇敬的心情参观了毛故居、铜像广场、主席纪念馆等众多革命遗址遗迹。走进韶山，走进毛主席的故乡，古朴的故居，亮堂的博物馆，每个角落无不体现了凝重的历史。这些参观活动使全体党员干部终于亲身的感受到了主席一生的艰辛，一生的荣耀，对主席的一生有了充分的了解。毛同志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践结合起来，领导我们党和人民，找到了一条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正确道路。他把一生都献给了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和解放事业。充分领略了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为了中国革命和中华民族解放事业胸怀理想、不畏艰难、英勇奋斗、甚至献身捐躯的伟大抱负、崇高的理想信念和热爱人民的博大情怀，深刻体会了韶山人民在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所形成的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的韶山精神。

通过这次教育活动，全馆党员干部深刻地体会到，作为新中国的体育工作者，在面对产业工作新挑战的今天，我们必须继承遗志，奋发进取！继承发扬韶山精神，就要强化学习意识和创新意识，不断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在当前严峻的经济形势下，我们不熟悉、不了解、不懂的东西很多。我们必须坚持学习、学习、再学习。时常都要用科学发展观的眼光和思维来思考、分析、处理、解决问题。坚持良好学风和理论联系实际，发扬创新精神，形成新认识，开辟新境界。看一次展览，听一次介绍，不仅给我们带来了一些感触和感动，而且，重要和可贵的是我们可以把这样一种感悟和收获转变为实际行动，并持久地坚持下去。在今后的工作中，我们要以老一辈为榜样，始终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不断开拓进取，勇往直前，深入扎实地开展好政治、文化和业务学习，为体育馆的发展出谋划策，为早日实现一千万的目标添砖加瓦，以优异成绩喜迎党的十八大。

7.论文之毛泽东 篇七

毛泽东的签名如同他的书法,每个时期都有不同的特点。二十世纪30年代前,即毛泽东的早年签名较为传统,特色不明显。之后经历了三个时期的不同特点。30年代至40年代初期,由于处于战争年代,行笔快捷,更注重实用性,此时的“毛”字首笔无撇,而拖长似圆弧,“毛泽”两字利用草书线条构成一幅抽象画,被称为长枪大戟式签名。四十年代中期至新中国成立初,由于革命形势的好转和新政权的建立,无时不感染着毛泽东的心情乃至书法,此时期的签名“毛”字从短撇至长撇,签名逐渐达到出神入化程度,被称为潇洒式签名。50年代中期至1965年,此时作者常以磅礴的气势,奔流的笔法,签名可谓千姿百态,美不胜收,进入了行草艺术的颠峰时期。毛泽东的晚年,由于“文革”和他自己身体健康原因,影响了毛泽东潜心作书,签名已没有以前那样的精品出现。

毛泽东留世的签名作品,多为自作诗词、书信等书法作品中署款的签名。这里的签名是整个作品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并增加了整体作品的动态之美,起到补白、呼应作用。而单就签名本身可称为一件十分完整的作品,这是一般书家难以做到的。毛泽东的签名有行、楷、草不同书体,而同一书体,也几无相同。基本上看不到上下垂直或左右平行规范工整的签名。从时间上,其书法风貌几乎年年月月时时都在求新求变。在空间上,同一幅作品,不同时间、不同环境、不同求字对象,风貌相差甚远。尤其是五六十年代的行草签名,表现尤显突出。书写“毛泽东”三字,有时似大河流水,摇曳流动,大小、浓淡、轻重、黑白有序搭配,相互衬映,形成若干个波浪和峰尖、峰谷。有时如节日里舞龙灯,龙头、龙身、龙尾刹那间以快捷的速度,以不同的动作、姿态,升降、腾挪、跳跃、翻滚,但永远保持一个运动的整体和节奏动作,洋溢着伟人的浑厚文学修养和高度的浪漫主义精神,从而调动读者的情感,震动读者的心弦。

据统计,“毛泽东”三字的写法多达167种,基本上看不到上下垂直或左右平行很规范工整的签名,从而增加作品整体动态变化之美,有时甚至可弥补作品正文章法的某些缺撼。这种签名的变化,证明毛泽东的书法生涯中,从时间上,其书法风貌几乎是年年月月时时都在求新求变。在空间上,同一篇作品,不同的时间,不同的环境,不同的求字对象,风貌相差甚远。这一变化,在毛泽东50年代以后的作品中的草体签名尤显得突出,使字扭动、旋转,达到富有变化的新颖动感。

8.毛泽民肩负特殊使命的莫斯科之行 篇八

苏联首脑层最关心自己的领土安全，毛泽民刚到莫斯科，共产国际执委会便紧急通知他汇报新疆问题

毛泽民在共产国际党校中国分部刚安顿下来，就接到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任弼时的紧急指示，要他写一份详细的关于新疆情形的报告。几天后，在苏联养病的八路军一一五师师长林彪，又给毛泽民带来指示：“随时准备去国际汇报新疆的最新情况。”

进入1939年，整个欧洲大陆弥漫着战争的烟云。莫斯科首脑层最担心德、日两国联手发起进攻，使苏联陷入东西两线同时作战的不利境地。而新疆目前的情势令人担忧。新疆“八办”成立仅9个月，新疆督办盛世才与中共代表邓发之间即产生巨大的隔阂。这不能不引起莫斯科首脑层的高度关注。

苏联与中国新疆有长达3000多公里的共同边境。苏联从本国边境安全考虑，自然希望有个亲苏的新疆政府。1933年靠政变成为新疆最高统治者的盛世才心机诡秘，他知道只有打起亲苏反帝的旗号，取得苏联的援助，才能巩固自己在新疆的统治。1935年，盛世才在联共党员和进步人士的帮助下，提出“反帝、亲苏、民平（民族平等）、清廉、和平、建设”六大政策，他的一系列做法迷惑了不少人，也赢得了新疆各族各阶层人民的拥护。

1937年12月，八路军驻新疆办事处在迪化正式建立。中共中央派政治局候补委员邓发（化名方林）出任中共驻新疆代表。新疆“八办”成为中共在新疆的指挥、联络中心，也是延安和莫斯科之间干部往来的中转站。

根据盛世才向莫斯科和共产国际的请求，中共首先派出二三十名德才兼备的干部，进入新疆文化教育、军事、民运、财政等机关。他们都是经过长期革命斗争考验的党的负责干部。如原中华苏维埃国家银行行长毛泽民，化名周彬，任新疆财政厅代厅长；红军大学政治部主任徐梦秋，化名孟一鸣，任教育厅长；红九军团政治部主任黄火青，化名黄民孚，任新疆民众反帝联合会副委员长；海外留学归来的原中共东京支部支部书记林基路，任新疆学院教务长。随后，又陆续有一批中共党员来新疆工作。中共在新人员坚决执行党的民族统一战线政策，艰苦工作，所领导的部门在工作上都取得相对的成功。

1938年8月，盛世才以就医为名，秘密前往莫斯科。他感到自己手中已经有了政治资本，便可以向莫斯科讨价还价了。他向斯大林要“党票”，要支援，却被斯大林一一拒绝。盛世才败兴而归。他耿耿于怀，认定中共代表邓发在捣鬼，要在新疆向他夺权。

这时，第三次全疆各族人民代表大会（简称“三全大会”）在迪化召开，会前会后发生的一系列的事情，更让生性多疑的盛世才怒火中烧。

大会召开之前，黄火青主持修改反帝会章程。在反帝会宗旨一条中，他写入了“依照孙中山先生的革命三民主义”的字样。盛世才心里很不舒服，他认为自己在新疆的地位是至高无上的。

大会开幕时，新疆学院的学生印刷了一本革命歌集在会上散发。歌集的封面上依次印有孙中山、蒋介石、毛泽东、朱德和盛世才的头像。盛世才看到自己被排在最后一个很恼火，认为共产党故意在群众中降低他的地位。

大会的成功使与会代表对在新共产党人有了极大的好感和更深刻的印象。而参加大会的90%的高层领导人都是中共党员。与会名单恰恰又是盛世才本人拟定的。盛世才认为自己是在替共产党创造机会，争取了群众。

“三全大会”之后，盛世才再也憋不住了，把所有怨气都撒在邓发身上，大有不共戴天之势。盛世才眼中的那些帮助新疆工作的“功臣”，转而成了矛盾和摩擦的制造者，不仅记过、扣薪，有的还被调离岗位，发配到边远地区去工作。毛泽民也因财政厅档案室无端起火（疑似人为纵火），烧了两间房子和全部卷宗，背上记大过一次，罚薪一月的处分。盛世才却欲盖弥彰地说，正因为案情发生在毛泽民请病假不负责任的时期，所以给他的处分比较轻。

盛世才曾几次约毛泽民谈话，发泄对邓发的怨气。毛泽民耐心地向盛世才解释说：“我们的工作难免存在缺点。但方林是中共高层领导人之一，是工人出身的好同志，绝不会有个人野心。”对于毛泽民的解释，盛世才很不满意。盛世才一反常态的种种表现，给中共在新疆的统战工作敲响了警钟！

在共产国际党校中国分部自习室，毛泽民用了一周时间，完成了《关于新疆情形的报告》，向共产国际执委会详细报告新疆形势变化的真实状况，他希望由共产国际出面，拿出具体办法，尽快打破中共驻新疆代表邓发与盛世才之间的僵局。任弼时仔细阅读了毛泽民的《报告》，认为内容翔实、准确，完全符合中共中央对新疆工作的精神。他未作任何修改，便直接将《报告》送达共产国际执委会。

这年9月中旬，中共中央副主席周恩来到莫斯科医治臂伤。毛泽民到克里姆林宫医院看望周恩来时，与他充分交换了意见。谈话后，毛泽民又给季米特洛夫写了一封信，再次重申了关于中共驻新疆代表易人问题的建议。

毛泽民在信中指出：“盛之为人，盛的缺点，以布尔塞维克眼光看，是很不好的。”但从反法西斯斗争的全局考虑，“今天是统一战线，他今天在苏联帮助下，还保存了新疆没有入帝国主义手中，今天还想与苏联和中共弄好，就应该尽一切可能去弄好。”“因此，为了顾全统一战线，为了保全苏联、国际与中共各方面之联系，为了中国抗战的国际援助等”，“党最好另外派人去新疆领导，才能避免盛那些不必要的误会。因此，我认为另外派人为最好”。

毛泽民的建议与共产国际的考虑是一致。不久，周恩来与季米特洛夫共同签发了一封致中共中央的电报。中共中央从全局考虑，决定立即调回邓发，由不久前从苏联回国的中共一大代表陈潭秋接任中共驻新疆代表和新疆“八办”负责人。

季米特洛夫要他写一份全面反映中国党工作情况的报告，毛泽民用犀利的笔锋戳穿王明的“天方夜谭”

毛泽民对新疆情形的深刻分析，以及在研究中国问题会议上的精彩发言，给共产国际执委会领导人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为了谈话方便，共产国际干部部将毛泽民的住处从中国党校搬到了柳克斯饭店。马特维洛夫部长多次与他深入交谈，推心置腹地交换意见。马特维洛夫为毛泽民与季米特洛夫总书记之间建立了联系，多次在其间传递指示和书信。季米特洛夫深感中国党这些年所发生的错误远比过去估计的要严重得多。他通过马特维洛夫，向毛泽民转述，要他写一份全面反映中国共产党工作情况的报告。

接到任务后，毛泽民集中阅读和研究党的历史文件，写下厚厚一沓读书心得。当他感到手中的学习材料还有欠缺，对于一些问题还需要进一步研究和考证时，季米特洛夫及时给予支持。苏共中央档案馆借出资料，提供毛泽民阅读。

究竟以怎样的形式向共产国际呈交这份报告？毛泽民决定以一名中共普通老党员的身份，用自己的所见所闻，向共产国际执委会提交一份《党内某些重要文件的读后感》。

毛泽民的《读后感》很快被译成俄文，被打印在16开公文纸上，共75页。这份俄文文件通篇用铅笔做满了记号，重点段落旁边画有单线或双线，有些文字下边还画了圈。从这些重点记号来看，执委会领导人对中国党发生的重大事件、党内机会主义领导人的错误论点，以及毛泽民对这些错误论点的定性分析，最为重视。这份《读后感》主要包括“痛苦的教训与经验”和“关于某些事实的造假和歪曲”两部分。其中对中共建党以来“左”倾错误的梳理和批判占了三分之二的篇幅，而重中之重又是剖析立三路线产生的背景和基础，以及随之而来的第三次“左”倾路线给中国党和中国革命造成的更加巨大的损失和危害。

在毛泽民阅读俄共（布）十七大和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有关中国问题的发言材料时，当他看到米夫、王明编造的大量令人瞠目结舌的谎言，气愤至极，他将这些谎言逐条记录下来，以“关于对某些事实的造假和歪曲”为题，给以有理有据的批驳。

早在一年前，在斯大林发动的“肃反”运动中，米夫被怀疑为反革命，已被苏联国家安全部门秘密枪决。而米夫对中国党造成的重大影响，却远远没有肃清。毛泽民的第一个目标，即对准王明的后台——原共产国际东方部部长米夫。随后，毛泽民针对王明在联共（布）第十七次代表大会上的“天方夜谭”——对红军根据地，红军歼敌、缴获数字等不着边际的、连篇累牍的夸大和造假，给予不留情面的“回敬”。

王明说：“在1934年1月联共（布）第十七次代表大会前，中国苏区，即稳定的地区和有游击队行动的地区，面积总计为135万平方公里。仅稳定的苏区就有68万平方公里，比法国的面积大19.1％，比德国的面积大31.3％，比日本的面积大54.15％，比英国的面积大64.5％。此时，红军正规部队已经超过35万多人，非正规部队，即武装支队有60万多人，此外，还有数百万各种半武装的群众组织。”

毛泽民针锋相对：“这种说法像是天方夜谭，远不符合实际情况。我认为，1934年，稳定的苏区最多是王明同志所说的三分之一或四分之一，整个苏区的人口不超过400万到500万。”“到1934年初，全中国的正规红军共有15万人。这是最大数字。”“如果我们有王明同志所说的如此之多的军事力量，那么，国民党政府早就被推翻了！”

毛泽民援引王明的这段发言，以及毛泽民的批驳和更正，共产国际领导人阅读时，在段落旁边全都画了标注重点的双线。

毛泽民是中华苏维埃国家银行行长，又是没收征集委员会的领导人之一。每逢红军有重大作战行动，毛泽民都要随部队到前方筹粮筹款，他对苏区的财政状况和红军每次战斗的俘虏、缴获情况，了如指掌。按照王明的说法，1933年1月至4月，有3万国民党军投向红军，那么，国家银行就要有3万人的军费和给养支出，这样大的数字，作为国家银行行长的毛泽民能不知道吗？

王明在报告中还谈到白区和苏区党组织的状况：“1933年，中共有党员41.6万人，其中白区在1930年有1万名党员……到1933年，为6万多名。”

毛泽民动怒了！他手中握有铁一般的证据——1937年12月中共中央组织局编制的中共党员状况统计表。党中央责成毛泽民，将其带到莫斯科，直接交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看着表中仅存的党员数字，毛泽民痛心疾首，“左”倾错误路线葬送了革命，葬送了党，“白区的党组织几乎全部被破坏！白区的党员怎么会有6万名呢？！”

毛泽民几乎用尽了所有可以表达愤怒的词语：歪曲事实、推卸责任、颠倒黑白、痴人说梦……毛泽民在莫斯科大胆揭露王明编造的一系列谎言，在共产国际领导人面前，戳穿了王明假马克思主义的西洋镜！

在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史档案馆保存的一份共产国际档案，就是共产国际干部部综合各方面的情况向季米特洛夫总书记提交的书面报告，报告指出：“鉴于王明在其工作和活动中所表现出来的一系列含混不清和令人可疑之处，以及他在联共（布）第十七次代表大会、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十三次全会和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上向领导人提供了虚假情况汇报等无可争辩的事实，因此应当建议中共领导人不要将王明放到党的最重要和最主要领导岗位上去。”

这里特别需要提及的是，毛泽民的《读后感》写在1939年下半年，距离延安整风——全党普遍的马克思主义教育运动，早了近3年的时间。

一个只读过4年私塾的韶山农民，一个始终从事经济领导工作的工农干部，据他自己所述“因我是泽东同志之亲兄弟，党内许多重要事件并不告诉我。泽东同志也因避免借口，党内斗争从未和我谈过。因此，我所知道的，也仅上述那很少的一点” 。那么，为什么他在莫斯科对党的路线和政治斗争的脉络能梳理得这样清楚，分析得这样透彻？

毛泽民于192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是我党最早的党员之一。他亲历了中国共产党所走过的艰难、曲折的全过程。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毛泽民在党中央机关工作，经历了复杂斗争环境，加之兄长毛泽东的影响和熏陶，因此对党内问题的分析有独到的见解，从不随波逐流，始终保持清醒的头脑和坚定的政治立场。

共产国际监委会审查李德的会议结束后，毛泽民和刘亚楼、林彪联署一份发人深省的报告

在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斗争中，红军遭受惨重损失，中央苏区全部丧失，共产国际迫切希望了解和弄清导致重大失败的主要原因。先期到达苏联的陈云、王稼祥、任弼时等已经向共产国际作过汇报，共产国际还想从其他中国同志那里了解更多的东西。毛泽东的弟弟毛泽民的到来，当然是个绝好的机会。在交换意见时，毛泽民客观、坦率地向马特维洛夫谈了自己的看法。他说：

中央根据地是在毛泽东和朱德的领导下，红军花费多年艰苦努力创建并巩固起来的。在粉碎了国民党军第三次“围剿”后，中央苏区进入鼎盛时期，建立了拥有包括21个县、5万平方公里土地、250万人口、10万红军的中国国内最大的革命根据地。但在1932年以后的几年里，长期坚持在中心城市的中共临时中央在上海呆不下去了，那里的领导人陆续来到江西，先是“钦差大臣满天飞”，而后就是“残酷斗争，无情打击”。他们把毛泽东在长期武装斗争中总结出来的、适合弱小红军作战特点的“游击战”和“运动战”之战略战术，当作“经验之谈”。本来在根据地握有实权的毛泽东，逐渐成了“光杆司令”，他的党、军、政三权依次被削夺。

在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战斗中，中共中央临时负责人博古和军事顾问李德，不顾国民党进攻军队装备、兵力和供给占据极大优势的情况，竟采取“御敌于国门之外”的方针，摆开架势与国民党军“决战”，眼看着红军花费数年艰难创造、巩固的苏区被葬送，苏维埃给与人民的果实被反动豪绅地主收回，红军空前减员，力量受到极大的削弱……

听过毛泽民一五一十的汇报，马特维洛夫极为愤慨，他怒斥李德是“法西斯探狗的阴谋家”，称博古是“这个法西斯探狗的帮凶”！他还告诉毛泽民：“据有关部门认真查证，李德根本不是共产国际派出的代表，有关调查材料不久将会正式公布。共产国际监委会正准备解决他的问题。”

闻听这一情况，毛泽民大为震惊。他愈加感到这次莫斯科之行所肩负的重要责任。他决定将自己所知道的一切都写出来，帮助共产国际全面、系统地了解博古、李德所犯的严重错误，以及“左”倾错误路线在中央苏区所造下的罪孽。经过认真地思考和回忆，毛泽民撰写了一份近万字的汇报材料《关于博古、李德等同志领导党和红军的错误问题》，呈报给共产国际执委会。

12月29日，共产国际监委会审查和处理李德问题的会议正式开始。中共中央副主席周恩来、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任弼时，以及毛泽民、刘亚楼、杨至成等出席了这次严肃的审查批判会。

会议开始，周恩来按照遵义会议决议的精神，首先陈述了李德的主要错误，如第五次反“围剿”的战略方针和“短促突击”等战术原则，对“福建事变”的处理和长征转移的决策，都有严重错误。周恩来也表示自己当时执行了李德的方针决策，没能及时批评抵制，对造成错误同样负有责任。随后，周恩来请来自中央苏区、亲历第五次反“围剿”失利的同志们为他的“起诉”作证。

第一个发言的是原中央红军红一军团二师政委刘亚楼。刘亚楼结合红二师在第五次反“围剿”中浴血战斗的经历，系统地陈述了李德所犯的军事保守主义和逃跑主义的错误。

接下来发言的是被称作中央红军“大管家”的杨至成。1934年4月，在广昌保卫战中，李德和博古不接受毛泽东以红军主力转入外线进攻，以调动敌人的建议，命令红军以所谓“集中对集中”、“堡垒对堡垒”，与敌人进行“正规战”。杨至成领导的总供给部把全部武器、弹药都运上阵地，也无法抵挡敌人密集的枪弹。中央苏区的北大门被敌人攻破。因后勤保障不利，杨至成被贬为队列科长，带领着工兵无休止地筑堡垒、挖战壕。杨至成越说越恼火，他指着李德的鼻子怒斥道：“李德同志，你不是军事专家吗？我打了这么多年仗，还从来没见过像你这样愚蠢的打法！我不知道，将来见了马克思，你这个号称红色军事家的德国人，怎么去向你的‘老祖宗交代！”

最后发言的是毛泽民。他简要地介绍了从1931年第三次反“围剿”胜利后，到1935年遵义会议期间，发生在中央苏区的两条路线斗争中，博古和李德是怎样一步步地排挤中国工农红军和中华苏维埃的缔造者毛泽东，剥夺了他对红军的领导权和指挥权，巩固的苏区是如何被葬送，以及红军被迫进行战略转移的惨痛经过。随后，他深入揭露了由于博古、李德的错误给中国革命和红军带来的严重危害。当在座的外国同志得知，这位发言的中国同志正是中共领导人毛泽东的胞弟时，无不投去好奇与钦佩的目光。

在接下来的会上，马特维洛夫揭发了一个骇人听闻的事实：李德并不是共产国际的代表，东方部和中共代表团都没有派他当军事顾问。据有关方面查证，李德原是苏军总参谋部派到远东搞情报工作的。后来，他到了上海，在共产国际驻华办事处遇见博古。李德与博古原来就认识，就被博古弄到苏区，成了军事顾问，硬是被捧了出来。

共产国际审查李德的第一次会议结束后，监委会主席福洛林专门找毛泽民谈话，希望能将中国同志在审查会上的发言和意见，用最精练的语言概括出来，提交给执委会。

在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史档案馆收藏的毛泽民的档案卷宗里，有一份由王松（刘亚楼）、李进（林彪）、周全（毛泽民）联署的《关于中国党在反对敌人（第）五次“围剿”中的错误问题》的报告，落款时间是：1940年1月8日。报告正是根据福洛林的要求撰写的。

这份报告只有3000多字，他们以毛泽东《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为依据，概述中国党在第五次反“围剿”中的错误，而导致失败的错误方针是从1932年1月开始的。其第一阶段是军事冒险主义，第二阶段转到军事保守主义，最后第三阶段造成逃跑主义，直到1935年1月的遵义会议，错误方针才宣告破产。报告分别指出了各次错误的负责者，还提出了一系列发人深省的质疑：

李德不是共产国际代表，也不是由共产国际派去中国的，为什么成为中国党的“太上皇”？

博古连真正的中共中央委员都不是，为什么成为中国党的总负责人？

博古犯了严重的错误，他和他的几个主要助手为什么“现在在党内仍然有相当的位置和相当重要的工作”？

“遵义会议这样重要的决议案”为什么历时3年之久，“尚未到达国际主席团”？“我们不了解过去中国驻国际代表团在干什么”？！

……

刘亚楼、林彪和毛泽民提出一连串的疑问，其实都与王明有直接的关系。王明从1931年秋天去苏联，到1937年底回到延安，一直是中共驻共产国际主席团负责人，在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上，又当选为执委会主席团委员和政治书记处候补书记，他把自己完全凌驾在党中央之上。毛泽民他们向“左”倾宗派主义奋勇宣战。在莫斯科拉开序幕的这场斗争，无疑是遵义会议的继续！

王明不能代表中共做七大组织报告！毛泽民义正词严。共产国际高度评价毛泽民在莫斯科期间所做的工作

1940年1月22日，根据共产国际执委会和苏联内务部的安排，毛泽民即将离开莫斯科回国。最初，盛世才批准他到苏联治病的时间只有4个月。而此时，他离开迪化已经整整8个月了。他的归期一拖再拖，是因为共产国际希望他能参加有关中国问题的一系列重要研究和讨论。

即将离开莫斯科的那个夜晚，毛泽民回顾着8个月来的经历，回想着见到季米特洛夫时的情景。他非常感谢季米特洛夫和马特维洛夫能够让他在共产国际高级别的会议上，为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党伸张正义。

几天前（1月17日），毛泽民参加了由季米特洛夫亲自主持的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会议。

毛泽民没有想到，自己能参加共产国际执委会中国委员会会议，更没有想到季米特洛夫诚恳地请他发言。但周恩来报告中提到的，“七大组织报告由王明同志做”这件事，让毛泽民久久不能平静，他为中国党今后的前途和命运担忧。这无疑会为中国党埋下更大的隐患和危机！当然，这不是周恩来个人的意见，而是党中央的意见。

毛泽民认真回顾了自1937年11月29日王明回到延安后的种种表现：

12月9日党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会议的第一天，王明根据共产国际的旨意作了题为《如何继续全国抗战与争取抗战胜利呢？》的报告，提出了比较系统的右倾机会主义主张。王明以共产国际代表自居，他的鼓噪对与会者影响很大。毛泽东曾经说过：十二月会议时“我是孤立的。当时，我别的都承认，只有持久战、游击战、统战原则下的独立自主等原则问题，我是坚持到底的”。

在十二月会议上，中央政治局还作出一项决定：由周恩来、王明、博古、叶剑英组成中共中央代表团，负责与国民党谈判；由周恩来、博古、项英、董必武组织中共中央长江局，领导南部中国党的工作。而在12月23日，中共代表团和中共长江局到达武汉后的第一次联席会议上，即决定将中央代表团与长江局合并，由王明任书记。3天后，王明就以中共中央名义发表《中国共产党对时局宣言》，大有另立中央之企图。

1938年2月9日，不经毛泽东同意，王明就以毛泽东个人的名义发表对《新中华报》记者的公开谈话；他不同意毛泽东关于抗战阶段的划分，故而拒绝在武汉《新华日报》发表毛泽东的《论持久战》；他不同意延安先斩后奏在华北成立晋察冀边区政府，居高临下地对书记处横加批评；他公然提议停止中共中央机关刊物《解放》在延安的发行，主张改在武汉印刷制版……特别让中共中央书记处领导人难以容忍的是，在张国焘叛逃，王稼祥、任弼时在莫斯科，武汉的政治局委员人数经常超过延安的情况下，王明居然提出延安中央书记处不具合法性，指责张闻天和毛泽东不应以中央书记处的名义发布指示和文件。

……

毛泽民的心情很沉重，他想，既然共产国际执委会允许自己发表意见，就应该毫无保留地把问题讲透彻。他提笔给季米特洛夫写信，言简意赅地提出三点书面意见：

首先，提出中国党的组织纪律问题。由于中国党过去对于党的组织纪律欠重视，因而造成既非中央委员、又毫无革命实际工作经验、更无任何革命功绩的博古，握着党中央最高领导实权，加上李德的关系，使得中央苏区在第五次反“围剿”中遭受失败，红军遭到极大的削弱，党的组织受到极大的摧残，这是血的教训。

毛泽民提议：在即将召开的中共七大，应具体讨论党的组织纪律问题，根据共产国际章程，在中国党的党章中严格规定党的组织纪律，使以后不再重犯，才能保证中国党正确执行国际路线与中国党的党纲和政纲。

其次，提出中共七大会议报告人的问题。他认为，由王明做七大组织报告是不妥当的，“因王明同志从未做过中国党的组织工作”，“也不参加中国党的实际工作”，“如果他做组织报告，恐如在国际七次大会，联共十七次大会中的演词一样，成为漂亮的外交式的演词，这是不应该的”。毛泽民建议，最好由周恩来做统战工作报告，由做了几年实际工作的张闻天做组织工作报告。

最后，毛泽民谈到，中国党过去吃亏最大的就是喜欢提出过早过“左”的口号，过去教训绝不应忘记。

毛泽民离开莫斯科后，共产国际执委会连续召开会议，与周恩来、任弼时一道分析中共干部状况，并就有关中共七大的召开时间及人事安排问题进行磋商。

这年2月，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作出关于中共代表（周恩来）报告的决议，肯定中共的政治路线是正确的，当前动员千百万中国人民来克服投降主义的危险是共产党的中心任务。书记处还对中共组织干部问题作出重要决议。

3月初，周恩来、任弼时一行启程回国。3月17日，季米特洛夫在一封发送给毛泽东的电报中指出：“周恩来将会将一切情况转告您本人，我们就中国事务和问题进行了探讨并达成了一致意见。应当认真地分析研究这一切并完全独立自主地作出最终决议。”

毛泽民离开莫斯科一年后，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干部部出具鉴定材料，高度评价毛泽民在莫斯科期间，“提供了一系列有关中共中央实际情况的珍贵资料。协助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研究中共干部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