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老龄化趋势分析

人口老龄化趋势分析（共9篇）

1.人口老龄化趋势分析 篇一

人口老龄化趋势及应对措施

所谓人口老龄化，是指老年人在总人口中的相对比例上升，按国际通行的标准，60岁以上的老年人口或65岁以上的老年人口在总人口中的比例超过10%和7%，即可看作是达到了人口老龄化。这种变化既可以是由年龄金字塔底部少儿人口增长减慢所造成，也可以是顶部的老年人口增长加速所导致，人口学中称之为底部老龄化和顶部老龄化。发达国家经历了由底部老龄化到顶部老龄化的漫长演变过程。而我国，由于计划生育政策和人口预期寿命的延长，底部老龄化与顶部老龄化同时“夹击”，人口老龄化的速度发展很快，形势越发严峻。

一、我国老龄化人口的现状 1.我国老龄人口绝对值为世界之冠

由于我国人口基数大，加上20多年改革开放，人民生活水平日益提高，医疗卫生条件得到明显改善，人口预期寿命日益延长，老年人口逐年增加，到目前已接近1.32亿，我国成为全世界老年人口最多的国家，占世界老年人总数的1/5，占亚洲老年人口的1/2。解决好我国老年人口问题，对亚洲和世界来说举足轻重。

2.人口老龄化发展速度快

如上所述，由于底部老龄化与顶部老龄化同时作用，我国人口年龄结构从成年型进入老年型仅用了18年左右的时

间，与发达国家相比，速度十分惊人。法国完成这一过程用了115年，瑞士用了85年，美国用了60年，英国用了45年，最短的日本也用了25年。由于我国人口政策的作用，改变了世界老龄人口的发展格局，即人口老龄化不仅成为发达国家的问题，而且也已经开始成为发展中国家的问题。

3.我国人口未富先老，对经济压力很大

发达国家人口老龄化伴随着城市化和工业化，呈渐进的步伐。当它们的65岁以上老龄人口达到7%时，人均GNP一般在1万美元以上。而我国进入老龄化国家时，人均GNP仅为800美元，发达国家的人口是先富后老，我国是未富先老，人口老龄化对经济的压力很大。

4.老年人口在区域分布上不均衡

在东部经济发达地区和大中城市，人口已经进入老龄化阶段。如上海市老年人口2000年已达238万，占总人口的18.5%，到2025年将达到最高峰468.8万，占总人口的32.7%；北京2000年老年人口为188万，占总人口的14.6%，到2025年将会猛增到416万，老年人口的比例接近30%，大大超过现在发达国家人口老龄化的程度。而在中西部地区，人口老龄化的程度低于东部。

另外，人口老龄化的趋势，就静态而言，由于农村婴儿出生率高于城市，因此老龄化程度城市高于农村；但就动态而言，由于农村越来越多的青壮年携带子女流入城镇，因此

城乡老龄化的程度正在接近，农村人口老龄化的问题也愈益突出。

5.老龄人口高龄化趋势十分明显

人口学中认定，60-69岁为低龄老年人口，70-79岁为中龄老年人口，80岁以上为高龄老年人口。过去说“人活70古来稀”，现在说“活到70不稀奇”。我国高龄老年人口以每年5.4%的速度增长，高龄人口已从1990年的800万增长到2000年的1100万，到2020年将达到2780万。高龄人口丧偶和患病的机率高，高龄女性多于男性，高龄老人生活自理能力差。因此他们不仅需要经济上的供养，而且需要生活上的照料。

二、人口老龄化对社会经济的影响

一般认为，人口老龄化将会从多个方面影响到我国经济的持续增长能力，会带来社会抚养比不断提高，劳动力的负担和成本加大；加大消费性人口比例，降低生产性人口比例；劳动力年龄结构“老化”将严重影响到劳动生产率。

（一）老龄化对消费的影响

劳动年龄人口增长停止或者说老龄人口比例增加在一定时期内并不必然带来储蓄率的下降，相反还有可能使储蓄率进一步上升。在老龄化的初期阶段，昕进入老龄阶段的人往往都有较高的储蓄率和储蓄倾向，有人把老龄化的初期阶段看成是第二次“人口红利”期。只要能够发挥好储蓄的资

金效率，让资本得到合理的回报，则第二次“人口红利”仍有可能为经济增长继续诸如“活力”。

（二）人口老龄化考验社会养老保险机制

劳动和社会保障部透露，在退休人员每年以6%的速度递增的情况下，养老保险个人帐户空帐以每年1000亿元的规模增加。与此同时，目前我国80%以上的劳动者基本没有养老保险。据劳动和社会保障部统计，1980年在在职职工与退休人员的供养比是13：1，而到2003年，这个比例已经变成3：1.预计到2020年，领取养老锦的退休者将超过1亿人，供养比例将达到2.5：1。

（三）公共产品的供给不足以应对越来越多的老龄人 老龄群体是医疗卫生资源的重要消息对象。卫生部曾经有过统计，60岁以上老人慢性病患病率是全部人口患病率的3.2倍，伤残率是全部人口平均消耗卫生资源的1.9倍。然而，我国卫生医疗事业发展较经济发展却相对滞后，老年人看病难、看不起病的问题尤为突出。

实行计划生育以来，城市形成了不少“四二一”家庭结构，目前很多年轻人需赡养思维老年人，如果社会不能提供更多更好的养老场所，照顾老人将是年轻人的重负。

三、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的措施

（一）改变传统老龄观：从“健康老龄化”向“积极老龄化”转变

“健康老龄化”是指个人进入老年期时在躯体、心理、智力、社会和经济五个方面的功能仍能保持良好状态。一个国家或地区的老年人中若有较大比例属于健康老龄化，老年人的作用能够充分发挥，老龄化的负面影响到制约或缓解，则其老龄化过程或现象就可能是健康的老龄化或成功的老龄化。健康老龄化是我们应对老龄化挑战的基本战略，但它还不是我们的终极目标，如何是老年人群成为社会发展的建设性力量，者才是最重要的。因此，我们必须结合时代精神，超越健康老龄化这一较为传统的观念，实现向“积极老龄化”观念的转变。

（二）建立以家庭养老为主的多元化养老模式 东方文化和价值观十分推崇家庭养老，“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就非常典型地宣扬了养老责任高于个人发展的理念。多少年来，家庭养老一直是我国唯一的养老模式，在促进代际和谐和社会稳定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表现出了强大的生命力和优越性。进入老龄化社会后，尽管这一模式收到了挑战，但我们仍然坚持家庭养老的主体地位不动摇。此外，为了更好地应对人口老龄化挑战，还必须进一步完善社会养老服务体系，使社会化养老成为家庭养老模式的有益补充，可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进行培育：

第一，积极培育为老年人服务的各种社会组织。各类社会组织在我国还处在一个初步成长阶段，他们的发育需要国

家的法律和制度促进，以便更充分地发挥其在社会事务中的作用，成为应对人口老龄化的一支生力军。

第二，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通过市场机制，鼓励企业多向老龄事业投资，减轻国家公共资金的投入。发展老年产业，满足老年人多层次多方面的需求，创新多种服务方式，推进社会化养老。老年产业可以把服务延伸到准老人，在保险、理财、住宅、保健等方面为他们提供服务，让准老人做好进入老年期的各种准备。

第三，发挥社区为老年人服务的优势。我国社会力量养老的一个制度创新是以社区为依托，推行居家养老，这是中国特色的应对人口老龄化的积极举措。在社区养老能更有效地利用既有资源，老年人也可以在自己熟悉的环境里安度晚年。

（三）发展老年医学，延长“生活期望寿命” 我国自然人均期望寿命在国际上处于较高水平，但老年群体的生活期望寿命在世界上还比较低，即居民的健康生活时间较短。因疾病、伤残丧失生活能力的老人显著增加，给国家、社会和家庭都带来了沉重负担。随着我国进入老龄化社会，各项医疗费用的进一步增加将给社会经济带来更大负担。解决医疗负担过重问题是解决一系列人口老龄化社会问题的重要一环。为此，要大力发展老年医学，实现医疗资源的平衡性，特别是要做好老年初级卫生保健工作，为老年人

提供适当、及时的初级保健照顾。这主要包括疾病的早期发现、及时治疗、医疗管理和后期照顾等环节。发展老年医学是解决老龄化带来医疗费用增加问题的重要途径。因为越早发现疾病，就越容易治疗。如果保健系统错过了及时诊治老龄病的机会而造成了老龄病的增加与恶化，就会进一步增加社会负担，加大人口老龄化对社会经济的影响。

（四）推进老年立法，维护老年人合法权益

解决人口老龄化问题需要加快建立和完善相关法律法规，依法推进我国老龄事业。我国1996年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但有关老年工作的法制建设仍滞后于老龄化的发展，在处理很多涉及老年人民事纠纷时缺乏专项法律依据。为了切实维护老年人权益，发展老龄事业，应尽快制定社区服务法、老年人住宅法和老年福利法等。实践证明，建立健全老年法律法规体系，可以更好地调整涉及老年人的法律关系，制裁侵犯老年人合法权益的不法行为，促进家庭和睦，为弘扬中华民族尊老，爱老的优良传统和作风提供保障。

（五）实行弹性退休制度，合理利用老年人才 适时提高劳动年龄的上限，是劳动年龄人才比重和供养系数保持在有利经济发展的水平上，劳动年龄人口在总体人口中处于核心和支配地位。劳动年龄人口比重高表明劳动力资源丰富，供养系数低，有利经济发展；劳动年龄人口比重

低会导致劳动力资源减少和供养系数加大而制约经济发展。我国以59岁为劳动年龄上限，是上世纪50年代根据当时的生产力水平和人均预期寿命确定的。50年来，我国的社会生产力水平已大大提高，人均预期寿命已延长到70岁，如果退休年龄扔维持在50年前的水平，则对于劳动资源的有效开发利用以及人口老龄化危机的应对都不利。因此，我国可以借鉴国外的经验，实行弹性退休制度，对一些技术含量较高的行业和产业，适当放宽推许年龄。国家可以通过技术开发和培训学习提高人们适应劳动力市场的能力，延缓退休年龄，缓解人口老龄化压力。各地可以建立老年人才库，合理利用老年人才，使一部分力所能及的老人，例如教师、医生、律师、科技人员等重返职场，或者投入社区，加入到为老年人服务的行列，缓解我国社会保障所面临的压力。

2.人口老龄化趋势分析 篇二

首先我们了解一下2000年到2010年11年间非户籍人口的变化, 2000年至2010年广东省的非户籍人口在2003年至2004年间有着明显的差异, 反映了在这段时间流动人口的增多, 也可能增幅是2004年以前和2004年及之后数据的统计口径不一致造成的, 说明了流动人口波动性。从2004年及以后的数据, 可以发现这三年 (2008-2010年) 非户籍人口在快速增长, 年增长率分别为25.8%、8.5%和8.8%。

为了获得广东省非户籍人口数据, 我们将常住人口数量与户籍人口数量求差。由于广东统计年鉴2012年仅记载了2000年、以及2005年至2011年的常住人口数量, 考虑到2000年和2011年抽样调查数据的可靠性, 我们将仅用2005年至2010年的数据为分析所用。

从画出的人口图示显示, 2005年至2010年间非户籍人口的数量呈现直线增长的趋势。并不是平稳的时间序列, 所以在使用模型来建模预测的时候是要进行差分的。与户籍人口不同, 非户籍人口的数据收集困难, 现有的数据资料相对户籍人口要匮乏的多, 仅有总的非户籍人口数量这一信息可利用。为了充分展示非户籍人口可能的变化趋势情况, 我们利用ES模型对其进行预测。从预测的结果中显示ES模型的AIC=40.11817, 下图1展示了对未来十年非户籍人口总量的预测情况, 其具体数值见表1所示。

在图1中, 2005-2010年为已知的数据, 2011-2020年为预测数据。在后面的10年中, 黑色的直线表示非户籍人口总量预测值, 黄色区域为非户籍人口总量预测值的80%的置信区间, 橙色构成95%的置信区间。从此模型的预测结果看, 非户籍人口的数量呈现增长的趋势, 鉴于非户籍人口数据收集困难、信息量少的事实, 与户籍人口分析相比较, 其模型的预测结果准确度比户籍人口预测的准确度相对来说差一些, 但是这种方法在预测人口方面还是比较实用的方法。

摘要：本文主要针对广东省非户籍人口的定量分析, 所采用的模型是指数平滑 (Exponential Smoothing, 简称ES) 模型, 析的过程中是使用的R统计软件。

关键词：ES模型,非户籍人口,人口预测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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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省际人口迁移趋势预测及特点分析 篇三

摘要：在城镇化背景下，人口城乡、省际迁移的理论和实证研究成为国内外学者持续关注的热点。以自然人口预测模型为基础，根据第五次人口普查和第六次人口普查相关数据可以得到广东、北京、上海、浙江、安徽、河南、湖南和江西8省市的人口迁移率。通过8省市的人口迁移率对这些省市2010～2100年的人口迁移结构趋势进行预测，发现：人口迁移表现出长远积累性和选择变化性；迁入地区逐渐集中，迁出地区逐渐分散；各省市人口迁移在2050～2070年均表现出先增后减趋势，其中，北京和上海人口迁入最多且女性迁移人数与男性持平或高于男性，而浙江和广东人口迁移趋势发生逆转。

中图分类号：F241.22； C921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9-4474（2016）05-0117-06

Key words： population migration； migrants； household registration system （Hukou）； urbanization； population forecast； regional economy； census

Abstract： In this paper， a natural population forecast model is established and correspondent population mobility of Guangdong， Beijing， Shanghai， Zhejiang， Anhui， Henan， Hunan and Jiangxi calculated according to demographic data from the “Fifth National Census” and “Sixth National Census”. Prediction of the trend and characteristics of population migration in the abovementioned provinces in 2010-2100 shows that the population migration will cumulate over a long term and feature variation in the destinations chosen. The population immigration and emigration respectively show a trend of concentration and dispersion. The population migration in the provinces in 2050-2070 will first increase and then decrease. Among them， Beijing and Shanghai has the largest number of migrants with number of females equivalent to that of males or higher number of females， and Zhejiang and Guangdong population migration show a trend of reversal.

人口迁移这一社会现象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城市化、工业化的加速，其规模也逐渐扩大；而不同省份和地区的经济发展程度、资本聚集程度、产业结构分布与变迁、人口规模和社会关系等的差异促使人口迁移出现规模、结构上的省级特点。《中国流动人口发展报告2015》显示，“十二五”期间，我国流动人口年均增长约800万人，截至2014年末已经达到253亿人，流动人口居住长期化趋势日益明显，预计2020年我国流动迁移人口将逐渐增加到291亿〔1〕。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调查数据显示，城镇跨省流入人口规模最大的前5个省份依次为广东（195669万人）、浙江（87728万人）、上海（78473万人）、北京（63459万人）、江苏（53446万人），合计4787万人，占全国跨省流入人口总量的669%。跨省流出人口规模超过300万人的省份有8个，依次为安徽（77281万人）、四川（72952万人）、河南（71635万人）、湖南（62836万人）、湖北（50485万人）、江西（49710万人）、广西（36212万人）、河北（30345万人），合计达4515万人，占全国跨省流出人口总量的631%〔2〕。可以发现，京津冀、珠三角、长三角三大经济圈的大中城市（省份）与中西部省份在人口净迁移方面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人口迁入和迁出呈现集中和固化的趋势。在国内生育率持续偏低、死亡率逐渐减小的人口学特征下，人口的迁入和迁出是否会依旧保持地域间“强者更强”的趋势是需要研究的课题。

一、理论基础及文献综述（一）理论基础

西南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17卷第5期马少楠省际人口迁移趋势预测及特点分析国际社会理论界对人口迁移的概念界定与不考虑户籍转移的人口学意义上的定义相一致，即将离开原住地半年及以上的人口统称为人口迁移，我国对构成人口迁移的时间定义历经三次调整后于1995年和国际接轨。早期的人口迁移理论主要由西方学者提出，被广泛接受的是D.J.Bogue的“推力—拉力”理论，该理论认为人们出于改善自身经济状况的目的进行迁移〔3〕。国外学者通过研究迁移人口的性别、年龄、迁移距离等因素，认为城镇居民比乡村居民有较高的迁移可能性，城镇人口迁移以青年人口为主，而且女性的迁移倾向普遍强于男性。美国社会学家吉佛将“万有引力定律”引入维拉模型，认为两地之间的迁移人口与两地人口规模成正比，与迁移距离成反比〔4〕。之后，越来越多的学者将教育水平、年龄结构、收入、失业率等因素引入引力模型，反映人口迁移的规模和特征随地区间社会经济要素的变动而变化的情况。新古典经济学家认为区域间劳动力的供给和需求差异是促使劳动力在不同区域主动调整的关键原因，人口迁移是劳动力区域调整的宏观表现。舒尔茨的人力资本理论将个体的迁移视为人力资本的投资。也有研究者发现，迁移率和人口净迁入量分别与人均收入成正相关关系〔5〕。新家庭迁移理论认为家庭会影响个人决策，于是在新古典经济学理论的基础上提出，影响个人迁移行为的因素有可能是家庭追求最大化经济利益和最小化风险的折中策略，也有可能是为了充分利用家庭资源才进行城市和农村的周期性往返。双重劳动力市场理论认为不同劳动力市场对劳动者有不同的素质要求。专业知识和技术水平较高的本地员工与上层劳动力市场有着较高的匹配度，而人力资本水平较低的外来员工只能与下层劳动力市场形成匹配，同时，不同劳动力市场的员工在薪资待遇和福利政策方面存在较大差异〔6〕。发展经济学中的人口迁移理论来源于刘易斯和托达罗经济发展理论。刘易斯模型按照劳动边际收益率的差异将一国经济部门区分为农业部门和工业部门，认为差异的存在促使劳动力在两个不同部门之间流动，进而表现为人口从农村到城市的迁移，托达罗模型弥补了刘易斯模型对工业部门失业问题的忽视现象，提出劳动力从农村向城市的流动，源于人们对城市工业部门的收入报以较高的预期。该模型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即使城市失业现象严重也能够吸引农村劳动力持续流入的原因〔7〕。美国人口学家Rogers根据劳动迁移理论和人力资本理论提出了年龄—迁移率理论模型，认为人口迁移概率随不同年龄阶段表现不同。一般情况下，幼儿阶段人口迁移概率较高，经过初等义务教育阶段的下降趋势后将在20～30岁达到顶峰，随后呈现缓慢下降趋势，而50～60岁阶段会有第三次的迁移小高峰〔8〕。

（二）文献综述

西方社会市场经济体制下人口自由迁移与流动非常正常，西方学者早在20世纪初就对人口迁移机制、迁移途径、人口迁移与城市化、人口迁移影响因素、迁移模型等方面进行了大量的探索和研究，形成了系统的研究理论和方法。我国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才有以张善余、王桂新和严善平等为代表的学者对人口流动的内在机制、空间分布、结构变化、影响因素和迁移人口属性进行定量分析〔9～14〕。通过阅读和整理相关文献，我们发现国内外学者对人口迁移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五个方面，分别是人口迁移空间特征、人口迁移的途径和模型、人口迁移的原因及影响因素、人口迁移政策、人口迁移与城市化的关系，表1即为具体的研究内容和代表学者〔15～20〕。可以发现，人口迁移动因、影响因素、空间分布及对人口迁移对社会经济生活的影响等是中西方学者研究的热点，一般认为较高的人均收入、教育水平、社会保障水平和生活水平是吸引中青年跨行政区域求学、就业和定居的主要原因，同时两地迁移距离、家庭决策和社会文化因素也会对人口迁移产生影响。

但同时也可以发现，上述研究多集中于人口迁移结构特征和影响因素的分析，针对人口迁移趋势的预测研究较少。虽然陈沁、宋铮根据第五、六两次人口普查数据建立了全国人口预测模型，得到了人口的“乡—城”分年龄和性别的迁移率，并通过预测2010～2100年的乡城迁移人口规模反映了城镇化背景下中国人口的乡城迁移特征〔21〕。但我国幅员辽阔，东部、中部和西部省市拥有不同的自然资源、人力资源和产业政策，这使得省际间城市化水平和经济增速存在明显的区域差异。以上三个因素对人口迁移的研究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和作用，因此，本文通过建立省际人口迁移模型，选取八个典型省市分析其人口迁移特征并对人口迁移趋势进行长期预测，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证明不同省市人口迁移的性别、年龄特征和趋势差异，为省际社会保障等相关研究提供政策思路。

二、人口模型及数据来源本文根据文献〔21〕建立城乡人口迁移模型的思路确定省际人口迁移率的计算方法，其中，自然人口的预测沿用原有模型结构，但为了突出省际间人口的迁出和迁入特性，将迁移率之前的符号改为正号，r值为正表示人口迁入，r值为负表示人口迁出。整理相应省市2000年和2010年分年龄人口死亡率和出生率、育龄妇女生育率和总人口数，建立自然人口预测模型：

分别代表各省份女、男性以及年龄。θit代表出生时的性别比例，bjt代表育龄妇女在该年龄的生育率，di，jt代表分年龄和性别的人口死亡率。其中，Ni，jt是预测的人口，Mi，jt是普查人口数，Ni，0t代表预测的新生儿数量，ri，j各省份分年龄和性别的迁移率。考虑到数据可获得性和模型计算方便，本文的人口预测以10年为间隔，将年龄分成0，1～9，……，90～99，100岁及以上12组，预测中的育龄妇女生育率取2000年普查数据的12倍。模型计算发现以2000年全国人口普查数据为基础预测得出2010年全国人口总数与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拟合较好（见图1）。图1中除10～19岁年龄组人口比普查数据略高外，其余年龄人口数量几乎与普查数据一致，70～79岁及以上预测人口比普查人口数据低。这一方面是因为模型中人口死亡率和生育率保持与2000年一致，未考虑到实际医疗水平的提高能够显著减小少儿死亡率，同时提高老年人口寿命；另一方面也可能存在10～29岁的人群出国求学、高龄老人回国养老等情况。

在图1结果的基础上，本文根据《中国养老金发展报告2014》和《中国养老金发展报告2012》，按劳动力跨省流动数量排名和城镇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损失额度排名，分别选取广东、浙江、上海、北京为典型劳动力流入省份，选安徽、河南、湖南和江西为典型劳动力流出省份；以各省份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为基础预测其2010年人口总数，通过与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对比得到迁移人口数（此处的迁移人口既包括短期流动人口，也包括长期迁移人口），就可以反推算出各省市分年龄和性别的人口迁移率。

三、人口迁移结构及趋势预测（一）人口迁移率

假设分性别、年龄的省际人口迁移率在模型中保持不变，则有：

Mi，j2010=Ni，j2010×∏10k=1（1+ri，j）。（1）

式（1）表示2010年实际人口数据是2010年预测的自然人口数据经过10年的人口迁移形成的，其中r是人口迁移率。将各省市2010年人口普查数据和2010年人口预测数据带入式（1），就能推算得出各省份分性别和年龄的人口迁移率。图2是对各省市劳动年龄人口的迁移率数据按流入/流出省市和人口性别的整理和比较，以便得到劳动年龄人口迁移的年龄和性别特征。从图2中可以看出人口迁移主要集中在20～39岁年龄段。其中北京和上海20～29岁年龄段的人口迁入率高达008，显著高于广东和浙江省平均003的迁入率，除了广东20～29岁男性人口迁入率高于该年龄段的女性外，各省份男女迁入比例基本相近；而人口迁出省份中20～29岁年龄段的男女迁出率差异较大，迁出人口主要为男性，而且安徽人口迁出率和迁移率的性别差异在四个迁出省份中最大，男性迁出率高达003，是该年龄段女性迁出率的两倍。考虑到学生求学、女性婚假和经济发展程度等因素，北京和上海20～49岁人口迁入率明显高于其他两省也较为合理；在人口迁出省份中除了劳动年龄人口，50～69岁人口也有迁出趋势，这主要是因为这些省份年轻人口出省工作后，年迈的老人出于想得到子女的照料也随之迁移。

（二）人口迁移趋势

将各省市分性别和年龄段的人口迁移率再次带入式（1），即可推算出各省市2010年至2100年的人口迁移规模和性别特征，同时，可以近一步观察各省市人口迁移的长期趋势。图3呈现的就是2010～2100年间各省市分性别的迁移人口趋势。

从图3中可以发现：（1）各省份人口迁移经历先增后降趋势。人口迁移高峰期主要集中在2050～2070年，之后逐年减少。（2）北京市是人口迁入最多的城市，其次是广东和上海。河南是人口迁出最多的省份，其次是安徽、湖南和江西。（3）浙江省人口从2040年开始迁出，广东省女性从2080年起开始迁出，出现人口迁移逆转的现象。（4）北京和上海的女性拥有与男性相同的迁移趋势，且人数与男性持平或高于男性，而其余省份的男性和女性迁移趋势不一致，且男性迁移人数普遍高于女性。

如上所述，人口迁移峰值出现在2050～2070年，经历先增后降或逆转现象，一方面说明了人口迁移的长远性和累积性，即人口迁移的优势或劣势并不会马上显现出来；另一方面也说明了人口迁移的选择性和变化性，即今日的人口迁入大省并不一定具备持久的人口吸引力，有可能在未来变成人口迁出省市，而传统的人口迁出大省也并非将长久处于人口迁出状态。北京、上海、广东等省市的迁入人口数量与河南、安徽、湖南等地的人口迁出数量之差，反映了人口迁入省市的集中性和人口迁出省市的分散性。长三角、珠三角等地以其强劲的经济发展势头、优质的教育和生活资源吸引了大量中西部省市的劳动力迁入，而众多中、西部二三线省市成为劳动力输送者，持续为发达省市造血，同时为自身劳动力市场的供需失衡埋下隐患。北京和上海的迁移人口性别差异明显小于其他省份，说明经图3人口流入、流出省市迁移人数济发展程度越高，职业性别歧视越小，女性社会经济地位越高，有利于吸引女性人口流入；另一方面，各省女性迁移人数的逐年提高也和中国产业结构调整有关。纺织业、服装制造业、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等劳动密集型轻工业和第三产业的快速发展，增加了对女性就业者的大量需求。

四、总结本文结合两期人口普查数据建立了省际自然人口预测模型，计算了8个省市分年龄和性别的人口迁移率，并预测了未来90年各省人口迁移趋势。发现人口省际迁移具有长远性、累积性、选择性和变化性四个特点。各省市的人口迁移均会经历先增后减的趋势；中青年是迁移主力，但老年人迁移意愿也逐渐凸显；人口迁移趋势的性别差异在不同省市间表现不同。

中国地区之间日益频繁的人口流动与迁移通过影响省际间劳动力和资本的重新配置，会逐渐改变一个地区的产业结构，从而对当地居民和迁移者本身的求学、就业、医疗、养老等问题产生重大影响。因此，在人口省际迁移规模逐渐加大，迁入地和迁出地的分布逐渐呈现聚集和固化特征的背景下，合理的预测中国人口的省际迁移结构和趋势，前瞻性的调整省际产业结构是促进就业和社会保障政策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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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张善余.关于我国人口迁移的几个问题〔J〕.人口研究，1992，（2）：16-22.

〔11〕王桂新.我国省际人口迁移与距离关系之探讨〔J〕.人口与经济，1993，（2）：3-8.

〔12〕王桂新.我国省际人口迁移迁入目的地选择过程的年龄模式及其特征〔J〕.人口与经济，1995，（6）：40-49.

〔13〕王桂新.中国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及差异与人口迁移关系之研究〔J〕.人口与经济，1997，（1）：50-56.

〔14〕严善平.中国九十年代地区间人口迁移的实态及其机制〔J〕.社会学研究，1998，（2）：69-76.

〔15〕张善余.世界大都市圈的人口发展及特征分析〔J〕.城市规划，2003，（3）：37-42.

〔16〕张善余，俞路，彭际作.当代中国女性人口迁移的发展及其结构特征〔J〕.市场与人口分析，2005，（2）：13-19.

〔17〕段成荣.省际人口迁移迁入地选择的影响因素分析〔J〕.人口研究，2001，（1）：56-61.

〔18〕王桂新，潘泽瀚.我国流动人口的空间分布及其影响因素——基于第六次人口普查资料的分析〔J〕.现代城市研究，2013，（3）：4-11，32.

〔19〕朱传耿，顾朝林，张伟.中国城市流动人口影响因素的定量研究〔J〕.人口学刊，2002，（2）：9-12，45.

〔20〕朱传耿，马荣华，甄峰，顾朝林.中国城市流动人口的空间结构〔J〕.人文地理，2002，（1）：65-68.

〔21〕陈沁，宋铮.城市化将如何应对老龄化？——从中国城乡人口流动到养老金平衡的视角〔J〕.金融研究，2013，（6）：1-15.

4.人口老龄化趋势分析 篇四

一、人口老龄化现状

人口老龄化包括两个方面含义：一是指老年人口相对增多，在总人口中所占比例不断上升的过程；二是指人口结构呈现老年状态，进入老龄化社会。国际上的通常看法是，当一个国家或地区的60岁以上老年人口占人口总数的10%，或65岁以上老年人口占人口总数的7%，同时14岁及以下人口占总人口比重低于30%并逐渐缩小，即意味着这个国家或地区的处于老龄化社会。

我国第六次人口普查从2010年11月1日零时开始，11月10日结束，主要数据已于2011年4月28日发布。此次人口普查登记的全国总人口为1339724852人，与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相比，十年增加7390万人，增长5.84%，年平均增长0.57%，比1990年到2000年的年平均增长率1.07%下降0.5个百分点。数据表明，十年来我国人口增长处于低生育水平阶段。

这次人口普查，0-14岁人口占16.60%，比2000年人口普查下降

6.29个百分点；60岁及以上人口占13.26%，比2000年人口普查上升2.93个百分点，其中65岁及以上人口占8.87%，比2000年人口普查上升1.91个百分点，人口年龄结构明显呈现出老龄化的特征。

我国人口老龄化的主要特点是：人口老龄化提前达到高峰，在社会处于发展中的状态下进入人口老龄化，即“未富先老”，与发达国家的“先富后老”形成明显对比。因此，解决问题较发达国家也更为艰巨。

二、人口老龄化的原因

造成中国人口老龄化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最主要、最直接的原因有两个方面：一是长期以来实行计划生育政策出现的较低生育率。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长期以来人们最关心的问题在于人口的数量控制上，为了控制人口过快增长，减轻人口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压力，上个世纪70年代我国开始实行计划生育的基本国策，由此大大降低了人口出生率。另一方面是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科学技术的进步，人民医疗条件的改善和生活水平的提高，人类在健康和长寿方面取得了惊人的成就，人类寿命大大延长。

这两个方面造成年轻人口比重的进一步降低和老年人口比重的相对提高，因此，使得中国的人口老龄化现象尤为突出。

三、人口老龄化对社会发展的影响

人口老龄化对社会发展的负面影响是不言而喻的，在这里，我主要从对经济发展，养老问题和社会保障三个方面着手。

就经济发展方面来说，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的一个有利条件在于拥有大量的劳动力资源。在过去的20年里，劳动力的充足供给和高储备率，为中国的经济增长带来了可观的“人口红利”，但随着人口结构的变化，人口老龄化的加剧，中国的“人口红利”即将枯竭，而“上有老，下有小”的社会结构也将变成“上有老，而下无小”的非正常社会结构，这将会使发展中的社会陷入劳动力短缺的状况。特别是对于还是劳动密集型的我们国家来说更是一个巨大的打击。

人口老龄化对中国的养老模式也有一定影响，养老问题是社会面临的最主要的经济和社会问题之一。俗话说“老有所养”，而这“老有所养”应该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经济保障，二是生活照料。从经济保障方面来说，不管是社会还是家庭养老，老龄化的加剧，都将增加经济负担；从生活照料方面来看，老龄化的加剧，子女们可能会出现心有余而力不足的状况，特别是对于那些夫妻双方均是独生子女的家庭来说更会是一种严峻的挑战。

人口老龄化对中国的社会保障体系有重大影响。推行社会养老保障体系，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但在选择社会保障模式时须考虑人口老龄化问题。从发达国家的经验来看，用于老年人口的养老支出，虽然与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和人们的收入水平密切相关，但还是以老年人口的规模及比重为主要衡量标准。因此，老龄化的加剧，会使老年人口负担系数不断增大，加重社会负担，使老年社会保障费用大幅增加，加大政府的财政支出。

机遇与挑战往往并存，人口老龄化对社会发展的影响也一样。老

龄化人口增加在对社会形成压力的同时，也意味着我国有着巨大的养老和社会保障建设需求，这也将创造一个庞大的消费市场。比如说老龄消费。无疑，老年人的消费市场有着巨大的空间，如果能把握住这个机遇，肯定会有丰厚的回报。近来，一些地方政府在土地、税收、信贷、财政等方面给予政策支持，调动投资者的积极性，探索老龄产业发展路径。我们有理由相信，不远的将来，中国将会产生越来越多具有品牌号召力、社会影响力的养老服务机构。

四、面对人口老龄化的相关对策

人口老龄化是世界人口发展所面临的共同问题，在充分借鉴国外经验的基础上，要从我国的实际出发，探索出具有我国特色的解决人口老龄化问题的途径。

人口老龄化主要表现之一在于劳动力缺乏，所以，面对人口老龄化的加剧，劳动密集型将不再适用于中国的经济发展，这就需要我国加快经济转型，让经济增长方式从低劳动生产率转向高劳动生产率，提高产品的附加值、提升产业的竞争力，为应付老龄化社会提供充足的经济基础，以便我们用更少的劳动生产力支撑起更加庞大的老龄社会。

我国人口老龄化的主要原因之一在于长期实行计划生育的基本国策，面临着如今这种老龄化的社会状况，这就要求我们要与时俱进，在坚持的同时在这个基础上兼顾当前和长远，科学研究、认真评估，慎重地、逐步地完善计划生育政策。过去理解计划生育就是独生子女

政策，但是现在这个观点需要不断改变，少生并不是说“只生一个”，我们不仅要保持社会可持续发展，也要重视社会人口结构分布。

另外，我们要完善养老福利政策和社会保障制度，健全老年人医疗保健防护体系，创建健康老龄化和积极老龄化，使老年人成为社会发展的建设性力量。

参考文献：

1、《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主要数据公报》2011年4月28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

2、《中国老年人口》2007年4月田雪原

3、《中国人口老龄化问题研究》1990年曲海波

5.人口分析会议主持词 篇五

大会主要有四项议程：一是传达全市半年人口形势分析会议精神，分析我县半年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形势;二是宣读通报批评决定;原创：三是乡镇表态发言;四是县政府姚县长讲话。

现在大会开始。

同志们，今天会议各项议程已全部进行完毕。上面，安平同志传达了全市半年人口形势分析会议精神，通报分析了我县上半年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形势;思勤同志宣读了通报批评决定;营头镇做了表态发言;建社同志代表县委、县政府作了重要讲话，我完全同意。下面，就如何贯彻落实今天会议精神，我再强调以下几点：

一是要认真传达落实好今天会议精神。各乡镇、各部门会后要尽快召开党委会和计划生育工作专题会议，认真学习和传达今天的会议精神，研究分析本乡镇、本部门计划生育工作形势，找准薄弱环节，议定整改措施，狠抓工作落实。乡镇要把会议精神传达到村组和中心户长，部门要传达到全体班子成员和全体党员干部，使落实这次会议精神成为全体干部群众的自觉行动，确保完成全年计划生育各项目标任务。各乡镇、各部门要在月日前将会议精神贯彻落实情况书面报县计生局。

二是要进一步细化工作措施。各乡镇、各部门要按照会议要求，对下半年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进行全面的安排部署，对照目标任务，细化工作措施，抓住关键环节，责任落实到人，切实按照姚县长讲的六个方面工作内容，抓重点、突难点，统筹兼顾，集中时间，集中精力，集中人员，在全县迅速掀起计划生育工作高潮。特别是今天通报批评的个乡镇和村，要静下心来，认真思考，寻找漏洞，针对问题，制定出切实可行的补救措施，扎实整改，迎头赶上。计生局要指派专人，下乡进村，检查指导，确保整改到位。

三是要以先进性教育活动为契机，切实转变作风，努力促进当前几项工作的落实。

⒈想尽千方百计完成人口计划。上面虽然黄牌警告和通报批评了几个村，但是全县的主流是好的，希望其它乡镇要举一反三，自我加压，坚定完成人口计划的决心和信心，彻底消灭死角死面，确保完成全年任务。县计生局要会同县委督导组尽快安排对通报批评的乡镇整改情况进行一次督导检查，专题向县委、县政府汇报。

⒉结合月份“三查”工作对节育措施落实和重点对象“三查”情况开展清查清理。全年各项节育措施的落实、原创：重点对象“三查”任务和各项计划生育优惠政策月底以前要全部完成，落实兑现。

⒊计划生育综合改革试点工作目前已在全县全面展开，各乡镇要按照县上下发的实施方案要求和工作规范，逐条逐项抓好落实，月底以前全面完成任务。

6.流动人口数据分析论文 篇六

内容摘要：本文使用全国流动人口社会融合与心理健康专项调查数据，利用无序多分类Logistic回归模型，着重考察流动人口的总体健康和心理健康对其城市居留意愿的影响。研究发现，健康是影响流动人口居留意愿的重要因素。总体健康情况和心理健康情况好的流动人口更愿意留在城市长期居留。

关键词：流动人口;居留意愿;总体健康;心理健康;无序多分类Logistic回归

一、引言

随着我国人口流动性不断加强，中国已经进入由人口迁移和流动主导人口态势的时期。在新型城镇化背景下，流动人口已成为我国城市人口中不可或缺的群体。他们的去留受到诸多因素的影响，而健康是他们得以在城市生活、工作的基本前提。流动人口的健康状况不仅影响他们在城市的生活质量，还可能影响其继续留在城市生活的意愿。

二、文献综述

(一)居留意愿的概念界定及影响因素

在流动人口居留意愿的研究中，主要通过询问流动人口是否愿意长期生活(或定居)在所在城市，根据流动人口的回答判断其居留意愿，部分研究也称之为迁移意愿。有学者将居留意愿定义为外来人口进入流入地并在该地工作生活一段时期后对未来迁居安排的愿望和想法(黄晨曦，)[1]。流动人口对居留意愿的回答一般分为：打算居留、没想好和不打算居留三种情况。但是，大多数研究将流动人口的居留意愿分为“打算”居留和“不打算”居留两种决策。在处理“没想好”的决策时大致有两种方式：一是将“不打算”居留和“没想好”合并为“不打算”居留;二是将“没想好”的样本删去。值得注意的是，调查数据显示，“没想好”的流动人口所占比重较大[2]，如果用以上方法简单处理，可能会丢失重要信息。因为“没想好”是流动人口面对城市定居和离开时所表现出的一种矛盾和模糊的心理状态，也是对理想与现实的双重考量和犹豫。因此，本研究在考察流动人口迁移意愿时保留了“打算”居留、“没想好”和“不打算”居留三种情况。关于流动人口居留意愿影响因素的研究较为丰富，总的来说，可以大致分以下四个方面。一是个体特征，主要体现在性别、年龄和受教育程度三个方面。基于不同对象的研究显示，性别对流动人口居留意愿的影响有所不同。对就业青年来说，男性与女性在城市居留意愿方面没有显著差异(杨东亮，)[3]。基于苏南三市的研究发现，男性流动人口的居留意愿更强烈(姚俊，)[4]。另有研究表明，女性更倾向于在城市定居(韩正等，)[5]。年龄和受教育程度对流动人口的城市居留意愿均产生积极影响。年龄偏大的流动人口更愿意居留在城市，特别是30~50岁人群的城市居留意愿最强烈，“90后”流动人口更多地倾向于“没想好”是否居留城市(于潇等，2017)[6]，他们表现出“举棋不定”的特点(扈新强，2017)[7]。研究表明，受教育程度较高的流动人口更愿意留在城市生活(王春兰等，;申秋红，;孙力强等，2017)[8-10]。二是家庭特征。对流动人口而言，影响他们迁移意愿的因素主要是婚姻状况和在流入地同住的家庭成员状况。婚姻对流动人口迁移意愿的影响暂未得到一致结论。一些研究发现，在婚的流动人口城市居留意愿强烈(杨东亮等，2016;于潇等，2017)[3,6];部分研究者认为已婚流动人口可能面对夫妻分居、子女教育等问题，他们的城市居留意愿并不强烈(王春兰等，2007)[8]，而未婚者较少受家庭拖累，迁移成本低，容易定居城市(姚俊，2009)[4];也有学者认为，流动人口为追求经济利益而流动，婚姻对迁移意愿的影响并不显著(申秋红，2012;郭晨啸，2011)[9,11]。家庭成员的陪伴是决定流动人口是否在大城市居留的关键因素(扈新强，2017)[7]。共同居住的家庭成员数量越多的流动青年越可能有明确的留京意愿(孙力强等，2017)[10]。正如亲和力假说认为，以亲缘、血缘为纽带的社会网络对流动人口迁移具有阻碍影响(孙力强等，2017;张华初等，)[10,12]，在居留地没有随迁家庭成员的流动人口返迁的可能性更高(赵艳枝，)[13]。但部分学者认为，随迁人员越多，居留的可能性越小，这是因为随迁人口越多，导致在流入城市的生活成本越高，进而降低了居留意愿(申秋红，2012)[9]。三是经济-社会-心理特征。经济-社会-心理特征主要涉及收入、职业、就业单位、就业身份、住房、社会保障和身份认同等方面。经济因素是流动人口迁移流动的主要原因，收入是经济因素的直接体现。研究表明，收入越高，流动人口城市居留意愿越强烈(于潇等，2017;孙力强等，2017)[6,10]。从职业特征来看，在国有单位工作的流动人口定居城市的意愿更强，其次是民营单位，再次是外资单位(夏显力等，2012)[14]。“专业技术及办事人员”和“商业服务业人员”具有较强的城市居留意愿，雇主身份的流动人口城市居留意愿强烈(于潇等，2017)[6]。城市的高房价是流动人口面对的重要迁移成本(李斌，)[15]，在大城市中，流动人口主要以租房来解决住房问题。对流动人口来说，是否拥有住房是影响他们是否定居城市的重要考量。研究显示，拥有自购房的流动人口比租住房屋的人有更强烈的居留意愿(申秋红，2012;孙力强等，2017;张华初等，2015;赵艳枝，2006)[9-10,12-13]。享受医疗保险能够提升流动人口的城市居留意愿(于潇等，2017)[6]。也有学者认为，流动人口的居留意愿并非一定随着参保而增强(乔楠等，2017)[15]。值得注意的是，城镇职工医疗保险具有“门槛”效应，它增强了流入地的吸引力，能显著提升流动人口的居留意愿。身份认同、心理融入水平越高，城市居留意愿越高(韩正等，2017)[5]。四是流动特征。流动人口的城市居留意愿可能受到流动经历的影响而产生变化，处于不同流动阶段的流动人口的居留意愿也存在较大差异。流动人口的流动特征大致可以从流动范围、流动时长、流入城市类型三个方面进行了解。研究表明，近距离(跨县)流动的流动人口城市居留意愿更强烈(杨东亮等，2016)[3]。流动人口迁入时间越长，越倾向于在城市定居(韩正等，2017;申秋红，2012;张华初等，2015)[5,9,12]。因为流动人口在城市“不断沉淀”，居留时间越久，长期居留的概率越高(任远，2006)[16]。由于中国区域发展不平衡，在东部省份的流动人口比中部和西部更希望在迁入地定居(韩正等，2017)[5]。从不同经济发展区域来看，长三角地区和环渤海地区对青年流动人口的吸引力较大，居留意愿较强;珠三角地区是青年流动人口居留意愿较弱的地区(杨东亮等，2016)[3]。基于以上文献分析发现，笔者发现在探讨流动人口居留意愿的各类影响因素时较少涉及健康对流动人口居留意愿的作用。流动人口作为城市人口的重要组成部分，健康是其从事劳动的基本条件，也是影响个人社会经济活动和生活质量的重要因素。在人口频繁流动的背景下，个人健康状况的好坏决定着其流动机会和流动决策(牛建林，)[17]。因此，本文重点关注健康对流动人口城市居留意愿的影响。

(二)理论基础及研究假设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对健康的定义，健康不仅指一个人身体有没有出现疾病或虚弱现象，还是指一个人生理上、心理上和社会上的完好状态。个人的迁移选择往往与其健康状况密切相关。当前，关于健康与迁移流动的理论主要有健康选择效应、健康损耗效应和“三文鱼偏误”效应。健康选择效应是指个人在迁出地的健康状况决定了自身是否能够进入流入地。它表明移民(流动人口)的健康存在选择性，考虑到迁移者(流动人口)在迁入地会面对很多压力和困难，那些健康和强壮的人更可能产生迁移(流动)行为。因此，在流入地他们仍然能够表现出明显的健康优势。健康损耗效应是指在迁入地，迁移者(流动人口)需要适应新的生理和社会环境，这可能会引起迁移者(流动人口)生理和心理健康状况的变化。为适应迁入地的环境，迁移者(流动人口)的健康状况会存在一定程度的损耗。在迁入地，迁移者(流动人口)的健康状况会影响到谁留下来，谁将返回迁出地。“三文鱼偏误”效应就假定健康状况相对较差的迁移者可能返回迁出地，健康状况较好的迁移者(流动人口)更可能留在城市(WhiteMJ，2016)[18]。流动人口的迁移选择与健康状况密切相关。本文的实证研究主要考察流动人口健康状况对其长期居留城市意愿的影响。根据“三文鱼偏误”假说，健康出现问题的流动人口出于生活成本、社会保障需求等方面的考虑，这些人更可能返回迁出地，那么身体健康状况较差的流动人口居留城市的意愿较低，身体健康程度较好的流动人口更可能留在城市生活。同样，从心理健康角度出发，拥有较差心理健康的流动人口无法适应城市生活，他们更倾向于返回迁出地，心理健康程度较好的流动人口，更倾向于居留在城市生活，他们的居留意愿更强烈。因此，本文从流动人口的.总体健康和心理健康两方面检验流动人口的居留意愿是否存在“三文鱼偏误”假说。基于以上理论，本研究提出以下假设。假设1：流动人口的总体健康状况越好，越倾向于长期居留城市。假设2：流动人口的心理健康状况越好，越倾向于长期居留城市。

三、数据来源、主要变量及方法

(一)数据来源

为深入了解流动人口的健康状况对其城市居留意愿的影响，本文使用国家卫生计生委流动人口司20全国流动人口社会融合与心理健康专项调查数据检验其效应。该调查采用问卷调查法，按规模大小成比例的概率抽样(ProbabilityProportionatetoSizeSampling，PSS)方法进行抽样。调查的流动人口界定为在流入地居住1个月以上，非本区(县、市)户口的15~59周岁流入人口，调查包括北京市朝阳区、山东省青岛市、福建省厦门市、浙江省嘉兴市、广东省深圳市和中山市、河南省郑州市和四川省成都市8个市(区)，有效样本量为15999人。本次调查涉及流动人口的就业与收入支出、基本公共卫生和医疗服务、婚育状况与计划生育服务、社会融合与健康等信息。

(二)主要变量

1.因变量。居留意愿。本研究通过题目“您是否打算在本地长期居住(5年以上)?”来测量，回答分为愿意，不愿意，没想好。打算长期居留在本地的视为具有城市居留意愿，不打算长期居留本地视为没有城市居留意愿，没想好是否长期居留本地的视为仍在考虑中。2.核心自变量。在现有研究中，大多以一般自评健康状况和健康体测指标综合反映人群的健康水平(齐亚强等，2012)[19]。本研究在探讨流动人口的健康对居留意愿的影响时，将健康分为总体健康和心理健康两个方面。(1)总体健康。流动人口的总体健康通过生活质量测评量表(SF-36量表)中关于总体健康(GeneralHealth)的6个题项进行测量，该量表用于测量个体对自身健康状况及其发展趋势的评价。量表得分在6~30分，分数越高，健康状况越好。(2)心理健康。心理疾患情况用凯斯勒心理疾患量表(K6)测量，该量表询问被调查者过去30天的情绪，主要测量指标为紧张、绝望、不安或烦躁、太沮丧以至于什么都不能让您愉快、做每一件事情都很费劲、无价值。对以上选项进行反向赋值(“全部时间”=4，“大部分时间”=3，“一部分时间”=2，“偶尔”=1，“无”=0)，最终将各题项得分加总，总分为0~24分。分数越高，心理疾患的危险性越高，个体的心理健康状况越差。3.控制变量。基于文献的梳理，本研究选取的控制变量包括以下4个方面：个人特征、家庭特征、经济-社会-心理特征和流动特征。

(三)研究方法

本研究中流动人口的居留意愿分为打算居留、没想好和不打算居留，将“不打算”一类作为参照组。采用无序多分类Logistic回归模型验证健康对流动人口城市居留意愿的作用。

四、结果分析

(一)基本情况描述

调查数据显示，59.11%的流动人口愿意长期居住在本地，11.26%的流动人口明确表示不愿意长期居留在本地，29.63%的流动人口没想好是否长期居留本地。流动人口呈现出较好的总体健康和心理状态。流动人口平均自评总体健康得分为23.22分，心理疾患平均得分为3.24分，两者均属于良好的健康水平。

(二)流动人口城市居留意愿的影响因素

本部分重点分析总体健康和心理健康对流动人口的城市居留意愿的影响机制。限于篇幅，对流动人口城市居留意愿的回归分析只呈现包括总体健康、心理健康和控制变量的饱和模型结果。自评总体健康对流动人口的居留意愿具有显著影响。回归模型显示，与不愿意长期居留城市的流动人口相比，自评总体健康状况越好，其愿意居留城市的可能性越高。在控制其他变量的前提下，相对于不愿意留在城市长期居留的流动人口来说，自评总体健康状况每增加1分，流动人口愿意留在本地的可能性显著增加0.017个对数发生比，并且在统计学意义上显著。由此可见，自评总体健康得分增加显著提升了流动人口在城市的居留意愿。假设1得到验证。与不愿意长期居留城市的流动人口相比，心理疾患每增加1分，其愿意留在城市的可能性降低0.021个对数发生比，并且在统计学意义上显著。即心理健康较差，将降低流动人口的城市居留意愿。假设2得到验证。

五、结论与讨论

7.人口老龄化趋势分析 篇七

一、受小学及以上教育人口比例的提高幅度分析

1990—2010的20年间, 藏族受小学及以上教育人口比例的提高幅度整体上大于全体少数民族人口的整体水平, 藏族和全体少数民族整体的差距从39.38%缩小为22.31%。1990-2000年的10年间, 藏族人口中, 小学及以上学历的人口比例从30.89%上升为54.51%, 上升了23.62个百分点;全体少数民族整体的小学及以上学历人口比例从70.27%上升为86.92%, 提高了16.65%。在2000-2010年的10年间, 藏族人口中, 小学及以上学历人口比例从54.51上升为69.44%, 上升了14.93%;全体少数民族人口中, 小学及以上学历人口比例从86.92%上升为91.75%, 上升了4.83个百分点, 见表1。

数据来源:通过全国第四次、第五次和第六次人口普查资料计算所得。

二、受初中及以上教育人口比例的提高幅度分析

1990—2010的20年间, 藏族人口受初中及以上教育人口比例的提高幅度整体上低于全体少数民族, 且藏族和全体少数民族平均水平的差距拉大, 藏族和全体少数民族的差距从18.51%扩大为28.90%。1990-2000年的10年间, 藏族人口中初中及以上学历人口比例从8.25%上升为13.26%, 提高5.01个百分点;全体少数民族的比例从26.76%上升为39.37%, 提高12.61个百分点。2000-2010年的10年间, 藏族人口中受初中及以上教育的人口比例从13.26%上升为23.55%, 提高10.29个百分点;全体少数民族的该项指标从39.37%上升为52.45%, 提高13.08个百分点, 见表2。

数据来源:通过全国第四次、第五次和第六次人口普查资料计算所得。

三、受大专及以上教育的人口比例的提高幅度分析

1990—2010年的20年间, 藏族人口中受大专及以上教育人口比例的提高幅度整体上低于全体少数民族的整体水平, 且藏族和全体少数民族平均水平的差距拉大, 藏族和全体少数民族的差距从0.56%扩大为1.66%。1990-2000年的10年间, 藏族人口中受大专及以上教育人口比例从052%上升为1.35%, 提高0.83个百分点;全体少数民族的比例从1.08%上升为2.73%, 提高1.65个百分点。2000-2010年的10年间, 藏族人口中受大专及以上教育的人口比例从1.35%上升为5.47%, 提高1.38个百分点;全体少数民族人口的该项指标例从2.73%上升为7.13%, 提高4.40个百分点, 见表3。

数据来源:通过全国第四次、第五次和第六次人口普查资料计算所得。

以上对1990—2010年三次人口普查数据的对比分析发现, 二十年间, 从受小学及以上教育人口比例的指标来看, 藏族和全体少数民族人口平均水平的差距在缩小;在受初中及以上尤其是大专及以上教育的人口比例方面, 藏族人口近二十年的受教育状况落后于全体少数民族的平均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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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未来我国人口发展趋势 篇八

从国家公开数据上看，目前全国20—49岁已生育一孩的育龄妇女大概有1.7亿人，其中非独已生育一孩的妇女人数有1.2亿，扣除不符合生育二孩政策的妇女人数，“全面二孩”政策的目标人群大约有8 600万人，这个群体的规模是比较大的。

国家卫生计生委副主任王培安认为，政策实施后，短期内出生人口明显增加，生育水平有所回升。全国人口总量增幅不大，峰值延后2年左右，2029年达到峰值14.5亿人，到2050年总人口约13.8亿。到2050年可增加约3 000万劳动力，使老年人口占总人口比重降低2个百分点。

不过，河北大学经济学院院长王金营、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戈艳霞撰文指出，育龄妇女的生育意愿没有外界想象的那么高，总体来看，全国20—49岁有一孩的育龄妇女中，有再生育意愿的妇女占比还不到31%，其中城镇有再生育意愿的妇女比例只有25%，农村有再生育意愿的妇女比例只有40%。

人口学者易富贤认同以上观点。他认为，截至2015年5月31日，即实行单独二孩政策的424天，全国只有139万例“单独二孩”申请，减去政策实施前怀孕的18万例和政策实施后原本打算超生的30万例，实际只新增了56万例；以62.5%的出生（申请）比计算，全国也就只会多生35万人，低于国家卫计委的预测。因此，易富贤一直坚持一个观点：当前情况下，即使鼓励生育，我国人口也不会超过15亿。

根据国家卫生计生委等部门测算，实行“全面二孩”政策后，我国5年内将有1 700万人出生，2020年总人口约14.2亿，2029年总人口达到峰值14.5亿，2030年总人口开始净减少。

综合各种观点，未来20年内我国的人口将呈慢增长趋势。“全面二孩”政策实施后，在短期内，我国新生人口会有所增加，但人口总体规模仍将持续减少，老龄化仍会加重，劳动力减少和负担加重的情况不可避免。因此，人口老龄化、劳动力不断减少所带来的问题，并不能完全通过生育政策调整得到全面解决，而需要从完善公共政策、提高社会生产力等方面着手解决。

从长期来看，“全面二孩”政策的实施，不仅满足了人民群众的生育意愿，而且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人口的均衡发展，可以缓解人口规模快速下降和结构快速老化对社会经济发展产生的负面影响。王金营、戈艳霞两位学者预测，由于存在人口惯性，全面放开“二孩”政策在优化人口结构方面的效果，可能要到2080年以后才能显现出来。

（综合搜狐文化、腾讯文化、每经网等）

（责编 欧金昌）

9.劳动力人口转移问卷分析（范文） 篇九

调查分析员时间：

在过去30多年里，农村劳动力人口转移进入城镇务工经商成为城镇活力的新源泉，农村劳动力流向城镇以获得更高的要素收益成为城镇化的内在动力机制。在工业化、城镇化加速推进的情况下，城镇急需农村劳动力来补足日益扩大的劳动力供求缺口。农村劳动力人口的转移，加快了城镇的发展进程。对于农村劳动者而言，一方面，进城务工经商可以改善生计；另一方面，农村年轻人对创造财富和城市生活方式有着强烈的向往，年轻人进城具有越来越强烈的自我实现的需要。不过农村进城务工的劳动力也存在着与城镇化发展不相适应的一面。本次调查主要目的是了解农村劳动力人口转移就业工作的特点规律、趋势和存在的问题。此次调查内容主要包括农村劳动力人口的就业情况、职业技能情况、收入状况及农村劳动力社会保障情况等。

一、劳动力人口转移状况分析

1、劳动力人口转移的年龄状况

外出农村劳动力以青壮年为主。根据问卷调查显示：15岁-25岁占38%，26-35岁占35%，36-45岁以上的占23%，45岁以上的占4%，表明约73%的农村外出务工人员是35岁以下的青壮年劳动力，这部分青壮年劳动力中大部分是当前备受人们关注的“新生代农民工”。

2、农村劳动力人口转移的性别状况

本次调查结果显示外出农村劳动力中，男性比重大于女性，男、女分别为65%和35%，这可能与传统观念和城镇劳工需求有关。

3、农村劳动力人口转移的数量有进一步增长的趋势。

每户人家基本上都能保证有2人以上的劳动力，存在农村劳动力富余的现象，农村劳动力供给将进一步增加，加之城乡收入差距等原因，决定了劳动力人口转移在数量上还会保持增长的趋势。

4、农村劳动力人口转移的目的因为农村地区经济条件落后，人们的收入很低，无法满足生活的需要，所以65%的人们出于打工挣钱的目的，还有小部分青年出于外出增长见识的想法，农村劳动力向外地转移。

5、农村劳动力人口转移的务工收入状况

调查显示，打工收入仍然是农村家庭收入的主要来源。49%的家庭选择外出务工，工资年收入集中在10000-20000元之间。家庭的支出主要用修建住房，子女教育和其他消费支出。虽然收入在增加，但面对子女教育费用大、物价增长等问题，农村家庭负担仍然很重。

6、农村劳动力人口转移的方向

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地方35%的人选择发达的沿海城市，还有43%的人选择所居住的县区，有近距离选择的趋势。选择沿海城市的原因是需要高月收入满足家庭的需求，月薪大概要在2500元以上。而选择近距离区县的劳动力的月收入则

少一些，平均在1500元左右。农村劳动力进入城市，大多数从事建筑、服务、经商、运输等工作。

7、农村劳动力人口转移的途径

据本次调查，农民工进城务工还是存在着较大的自发性和盲目性，其中自己寻找和通过亲朋介绍工作的占68%，而通过有组织输出的只占21%，还有11%的人员通过其他途径获得工作。所以往往都是同村人在一个地方一个企业或公司工作，还有一部分人是通过政府部门的统一组织，去往新疆棉花种植产地或加入政府基础设施工程建设等。通过看招工广告和中介介绍出去务工的人只占11%左右，因为大部分人觉得招工信息和中介不可靠。

8、政府关于农村劳动力人口转移的措施

政府在给农民发布招工信息中起到了相应的作用，但只有22%的农民工对政府采取的措施感到满意。尽管乡镇就业服务平台基本建立，但由于受经费、编制等方面的限制，专门负责农民工培训和就业服务工作的人员还很少，一方面农民的基本情况、培训需求、就业愿望等信息无法摸底，另一方面市人力资源市场的培训就业信息又没有一个畅通的渠道尽快传递到农民手中，这是基层就业服务的缺失。

9、农村劳动力人口转移的文化素质和技能状况

据本次调查，外出务工农村劳动力的文化素质和技能总体偏低。在外出的农村劳动力中，大专及以上占13%，高中、中专、技能占15%，初中占42%，小学占29%，文盲半文盲占1%。由于农民工自身素质约束，在打工中很难获得较高收入。

10、农村劳动力人口转移中存在的问题

农村劳动力因为文化素质和技能较低，所以在外务工往往不能进入条件很好的公司和企业，收入也相对较低，最重要的是小孩的上学问题得不到解决，基本上小孩到初中就得回户籍所在地。45%的农民工认为工作环境不好，收入低不能满足家庭开支。38%的人没有与企业或公司签订劳动合同，缺乏维权意识。

11、农村劳动力人口转移前景

据本次调查，22%的农民因为土地流转转或国家政策等原因，户籍已经变为城市户籍，34%的农民在经济收入提高的基础上已经计划迁入城市户籍，还有44%的农民依然保留农村户籍。以此可看出未来农村劳动力人口进入城镇务工和定居的趋势很大。这就要求城市要不断创造和开辟新的就业渠道，千方百计增加就业岗位。但劳动力向城市转移必然会对农村的建设和发展造成相应的影响，这也就要求政府在统筹城乡规划政策上作出相应调整。我国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发展严重滞后，仅有34%的家庭加入了社会保障体系。而农村青壮年劳动力大规模地向城镇转移在一定程度上冲击了传统的农村家庭养老基础，必须尽快建立城乡统筹的养老保障制度。

二、调查结果

农村劳动力人口有效转移，是农民致富增收的重要渠道，农民外出经商务工，成为农民增收的重要途径，为农村经济的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对于农村劳动者

而言，一方面，进城务工经商可以改善生计；另一方面，城市是农村年轻人心中创业的乐土，年轻人进城具有越来越强烈的自我实现的需要，他们对创造财富和城市生活方式也有着强烈的向往。农村劳动力转移弥补了城镇日益扩大的劳动力供求缺口，有利于加速城镇化进程。

但根据调查农村劳动力人口转移还存在很多问题。

一是自发外出，无序流动。除境外劳务输出通过劳动部门外，68%的农村劳动力转移主要依靠亲朋好友或自发外出。由于不规范的劳务输出，这部分民工的劳动权益往往很难得到保障，因为没有签订劳动合同，极易造成用人单位拖欠民工工资、发生劳动争议等侵权行为。

二是劳动素质和技能层次低。在外出的农村劳动力中，大专及以上占13%，高中、中专、技能占15%，初中占42%，小学占29%，文盲半文盲占1%。文化偏低，使他们难以进入较高层次的产业，往往在低层次的产业中竞争，工资收入低，生活工作条件差，劳动福利待遇得不到较好保障，处于劣势求生状况。

三是转移趋势影响城乡协调发展。农村劳动力人口大量向沿海城市和当地发展较好的区县转移，必然导致农村劳动力的缺失，仅留老人和小孩在家，无法保证农村的经济建设。大量人口进入城市也会增加城市居民的就业压力，同时也会产生住房紧缺、交通拥挤等问题。

解决这些问题，应从多方面入手。一是政府需不断加大投入，进一步明确政府及相关部门在农村劳动力人口转移就业工作方面的工作职责，强化其行政职能，发挥部门优势，上下左右形成合力，把农村劳动力人口转移就业工作作为发展农村经济的一项重要工作来抓，才能使农村劳动力不断向有序转移，促进社会和谐稳定发展。二是加强对农民工的培训力度。政府应加大投入，从农民工的实际需要和企业用工需求出发，强化农民工技能培训，扩大培训规模，提高培训层次，增强培训的针对性、实效性，切实提高农民工的就业能力。三是深化户籍制度改革。加快落实放宽中小城市、小城镇特别是县城和中心镇落户条件的政策，促进符合条件的农业转移人口在城镇落户并享有与当地城镇居民同等的权益，增强农民工对城镇的归属感。四是推进保障性住房制度改革。多渠道、多形式改善农民工居住条件，鼓励有条件的城镇将有稳定职业并在城镇居住一定年限的农民工逐步纳入城镇住房保障体系，让农民工在城镇安居乐业。

三、调查分析总结

虽然现在农村还有很多富余劳动力，但劳动力供给并不是无限的。目前存在的城乡人口结构差异是二元经济的产物。随着城镇化的推进以及二元经济结构的破解，这一差异终将消失。这意味着，在本世纪中期，我们可能会面对劳动力短缺的问题，同时对劳动者素质的要求也会大大提高。适应这样的要求，提高劳动者素质成为重中之重，在继续推动农村人口向城镇转移的同时，要注重发展教育事业，让农村孩子获得优质教育资源，加强职业教育，着力培养学生的就业创业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