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维是哪个朝代的诗人

2024-12-02

王维是哪个朝代的诗人（精选9篇）

1.哪个朝代当官好？篇一

首先，当然要保证自己的生命安全，尽量不要选择战乱的时代，否则一不小心被大字不识的兵砍了，不划算。接下来，就要选择和平时期的不同朝代了。

秦代之前，当官以世袭为主，有个好爸爸比什么都重要，这个主要靠投胎。如果你很有学问，周游列国，用你的三寸不烂之舌征服诸侯，也可以求官，比如百里奚，秦穆公听说他是个贤人，派人以五張黑公羊皮把他从楚国换回，拜为上大夫。

秦代命短，不考虑。汉代做官就不用非得拼爹了，有了察举制度，地方官会在地方上考察贤人，推举当官。考察的科目以孝廉、茂才、察廉、光禄四科为主。总的来看，这种选官方式最看重的是思想品德。

现在我们跳过打仗打得一塌糊涂的三国两晋南北朝，进入繁荣安定的隋唐。好消息是，科举开始了，你可以通过一肚子学问考上公务员，成为治世之名臣。

不过，建议你不要急于体验大唐盛世。因为对当官者来说，好日子还在后面。

宋代，对，就是历史书上描述为“积贫积弱”的宋代。

在大部分时间里，虽然有游牧民族的威胁，但是宋代还是一个和平而安定的时代，制度、文化都比较成熟，经济也相当发达。最主要的是，在宋代当官比较安全，除非太作死，一般不会掉脑袋，尤其不会因为写了什么诗掉脑袋，也不会动不动在朝堂上扒了裤子打屁股。

科举考试发展到宋代，已经“家不尚族谱，身不重乡贯”，只要文章、诗赋做得好，就可录取。有劝人读书的诗云：天子重英豪，文章教尔曹。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少小须勤学，文章可立身。满朝朱紫贵，尽是读书人。

宋代对读书这件事重视到什么程度呢？仁宗、英宗、神宗三朝宰相韩琦曾经说：“东华门外以状元唱出者乃好儿”，意思是，在我大宋朝，只有中了状元，从东华门外唱出的才是好男儿，别的都不算。

可是作为穿越的现代人，跑到那时候跟人拼谁的《五经》《三礼》念得好，那未免对自己太狠了些。当然，如果你是北京大学古典文献学或者古代文学的博士，当我没说。

所幸，宋代还为穿越者保留了一条捷径——走后门。

你捐赠给国家一大笔钱粮，就可以做一个低级的文官或者武官。但是“穿办”不推荐这种方法，因为进纳出身的官，会很受鄙视。一般人们会将其视为“豪猾兼并之徒，屠酤市贩之辈”，为人不齿。而且宋代朝廷故意打压进纳为官者，不许跟州县官员交往，不能按官员身份减税，不能跟宗室结亲。这么憋屈的官，不如不当。

在宋代，县尉是基层干部，待遇那是相当一般。按照规定，一个县尉的工资，大概是十贯钱。这笔钱能干什么呢？一般寻常年景，米价是三十到六十文钱一斗，每人每天吃饭要一升半米，加上十文钱左右的柴盐酱菜，一个月生活花不到一贯钱，十贯够你养活自己了。

如果你不打算贪污舞弊，为祸乡里，那么最好还是赶紧努力升迁。

由于你不是通过正经科举考试得到的官，所以，在升迁上会有一点麻烦。

作为基层干部，考察你的无非是工作成绩，做县尉，县里盗贼平息，治安状况大幅改善，那就是能员，值得嘉许。但是这还不够，你需要采取一点非常手段，主要是制造舆论，因为“官声”也是非常重要的，它甚至能让你打破出身的瓶颈。（叶慈荐自《文苑》）

责编：Ester

2.李清照是哪个朝代的诗人篇二

公元1084年，李清照出生在一个士大夫的官宦之家。李清照的父亲是当时有名的大诗人苏轼的学生，所以素有文学底蕴，家中藏书丰厚。李清照自幼生活在这样一个家庭，自小在家中长辈的熏陶下，对于文学典籍自然而然就有了兴趣，慢慢地也向这方面学习。

李清照年少时，跟随父亲来到都城生活，在繁华的都城中，激起了李清照极大的创意。李清照此时不仅会写诗，也学会了作词，书写了一片流传至今的著作《如梦令》。

公元1101年，李清照刚好18岁，这在古代都已经可以说是晚婚了。李清照与赵明诚结婚后，两人都对文学典籍感兴趣，可以说是情投意合。虽然生活清贫，但知己相陪，但也充满着温馨的感觉。

1102年，李清照婚后第二年，李清照因当时的朝廷党争，被迫离开都城。和丈夫赵明诚一起，来到青州居住，李清照在此定居后，将居所唤作归来堂。李清照两人在青州生活了，因丈夫为官素有功绩，被调往淄洲为官。不幸的是，刚好异族入侵，李清照只好带着两人收藏的书籍开始了逃亡生涯。

1129年，李清照的丈夫官至江宁知府，在异族入侵后，放弃了城池。与李清照逃往到湖州，在逃亡途中，李清照的丈夫赵明诚因疾病突发，不幸逝世。李清照悲痛欲绝，在安葬了丈夫之后，抛弃了许多繁重的典籍，带着轻便的书籍向南方逃亡。

3.孟浩然哪个朝代的诗人篇三

孟浩然的诗歌成就：

盛唐山水田园诗派的第一人，“兴象”创作的先行者

盛唐时期形成的以王维、孟浩然为代表的诗歌流派，又称田园诗派，后人为了突出两人对田园诗派的突出作用也称为：“王孟诗派”。该派有陶渊明、“二谢”(谢灵运、谢朓)诗之长，以山水田园风光和隐逸生活为主要题材，风格冲淡自然。孟浩然的诗已摆脱了禄唐应制咏物的狭隘境界，更多地抒发了个人怀抱，给开元诗坛带来了新鲜气息，并博得时人的倾慕。孟浩然是唐代第一个创作山水诗的诗人，是王维的先行者。他的旅游诗描写逼真，《望洞庭湖赠张丞相》写得气势磅礴，格调浑成。

孟浩然的一生经历比较简单，他诗歌创作的题材也比较单一。孟诗绝大部分为五言短篇，多写山水田园和隐居的逸兴以及羁旅行役的心情。其中虽不无愤世嫉俗之词，但是更多的是属于诗人的自我表现。孟诗不事雕饰,伫兴造思,富有超妙自得之趣，而不流于寒俭枯瘠。他善于发掘自然和生活之美，即景会心，写出一时真切的感受。如《秋登万山寄张五》、《夏日南亭怀辛大》、《过故人庄》、《春晓》、《宿建德江》、《夜归鹿门歌》等篇，自然浑成，而意境清迥，韵致流溢。

在孟浩然这里，山水诗中的形象，已不再是山水原形的描摹，也不是在其中简单地加入了自己的情感，而是采用了表现手法，将山水形象的刻划与自己的思想感情及性情气质的展现合而为一，因而使其山水诗中形象的刻画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使其山水诗中的形象提升为艺术形象的一种高级形态亦即‘意象’。可以说在孟浩然之前，还没有哪位诗人在山水诗中如此深深地打上作者本人性情气质的个性印记。

清淡自然的诗风

孟浩然的诗歌主要表达隐居闲适、羁旅愁思，诗风则清淡自然，以五言古诗见长。

孟浩然是唐代第一个倾大力写作山水诗的诗人。他主要写山水诗，是山水田园诗派代表之一，他前期主要写政治诗与边塞游侠诗，后期主要写山水诗。其诗今存二百余首，大部分是他在漫游途中写下的山水行旅诗，也有他在登临游览家乡一带的万山、岘山和鹿门山时所写的`遣兴之作。还有少数诗篇是写田园村居生活的。诗中取材的地域范围相当广大。

山水景物是南朝诗歌最重要的题材，经历长期发展，取得了显著的成就。到孟浩然，山水诗又被提升到新的境界，这主要表现在：诗中情和景的关系，不仅是彼此衬托，而且常常是水乳交融般的密合;诗的意境，由于剔除了一切不必要、不谐调的成分，而显得更加单纯明净;诗的结构也更加完美。孟浩然在旅程中偏爱水行，如他自己所说：“为多山水乐，频作泛舟行。”(《经七里滩》)他的诗经常写到漫游于南国水乡所见的优美景色和由此引发的情趣，如《耶溪泛舟》)

房日晰在《略谈孟浩然诗风的清与淡》一文中指出：“纵观孟诗，其诗风之淡，大致有三：一为思想感情的淡，没有激切的情绪的流露;二为诗意表现的淡，没有浓烈的诗意的展示;三为语言色彩的淡，没有绚丽色彩的描绘。

丰富的山水诗歌意境

孟浩然山水诗的意境，以一种富于生机的恬静居多。但是他也能够以宏丽的文笔表现壮伟的江山。如《彭蠡湖中望庐山》。清人潘德舆以此诗和《早发渔浦潭》为例，说孟诗“精力浑健，俯视一切”(《养一斋诗话》)，正道出了其意兴勃郁的重要特征。盛唐著名诗评家殷璠喜用“兴象”一词论诗，在评述孟浩然的两句诗时，也说“无论兴象，兼复故实”(见《河岳英灵集》)。所谓“兴象”，是指诗人的情感、精神对物象的统摄，使之和诗人心灵的颤动融为一体，从而获得生命、具有个性和活力。重“兴象”其实也是孟浩然诗普遍的特点。这通过几首不同的作品之间的比较，可以看得更清楚。《望洞庭湖赠张丞相》《宿桐庐江寄广陵旧游》《宿建德江》这三首诗都写了江湖水景，但性格各异。第一首作于孟应聘入张九龄幕府时。他为自己的抱负能够有一试的机会而兴奋，曾写下“感激遂弹冠，安能守固穷”(《书怀贻京邑同好》)、“故人今在位，歧路莫迟回”(《送丁大凤进士赴举呈张九龄》)之类诗句。正是这种昂奋的情绪，使他写下了“气蒸云梦泽，波撼岳阳城”这样气势磅礴的名句。第二、三首均作于落第后南游吴越之日，前者以风鸣江急的激越动荡之景写自己悲凉的内心骚动，后者则以野旷江清的静景写寂寞的游子情怀，它们的神采气韵是很不相同的。本之以“兴”，出之以“象”，突出主要的情绪感受而把两者统一起来，构筑起完整的意境，这是孟浩然写景诗的重要贡献。

创造性的诗歌表现

出入古近的体格饶有洒脱自在的情致，也是孟诗创造性的表现之一。孟浩然诗歌的语言，不钩奇抉异而又洗脱凡近，“语淡而味终不薄”(沈德潜《唐诗别裁集》)。他的一些诗往往在白描之中见整炼之致，经纬绵密处却似不经意道出，表现出很高的艺术功力。例如他的名篇《过故人庄》。通篇侃侃叙来，似说家常，和陶渊明的《饮酒》等诗风格相近，但陶写的是古体，这首诗却是近体。“绿树村边合，青山郭外斜”这一联句，画龙点睛地勾勒出一个环抱在青山绿树之中的村落的典型环境。还有那一首妇孺能诵的五绝《春晓》，也是以天然不觉其巧的语言，写出微妙的惜春之情。

另外，孟浩然在诗体的运用上往往突破固有程式的拘限，读来别有滋味。例如《舟中晓望》诗，平仄声律全合五律格式，但中两联不作骈偶，似古似律。胡应麟《诗薮》认为此类诗“自是六朝短古，加以声律，便觉神韵超然。”又如《夜归鹿门山歌》，这是一首歌行体的诗，但通篇只是把夜归的行程一路写下来，不事铺张。其篇制规模类似近体，并吸收了近体诗语言简约的特点，而突出歌行体的蝉联句法，读来颇有行云流水之妙。

独特的诗歌美学观

在诗歌创作的艺术形式方面，孟浩然也有其独特的见解。他主张诗歌要用形象思维，通过诗的语言塑造形象，通过形象显示诗歌的意旨。读者“弃象忘言”而得意。他在《本阇黎新亭作》诗中写道：“弃象玄应悟，忘言理必该。静中何所得?吟咏也徒哉!”孟浩然借用了佛学和道家哲学中的“弃象忘言”说，提倡诗歌创作的抒情言志、表情达意不必太直露，要有弦外之音，象外之旨。

孟浩然还主张作诗不必受近体格律的束缚，应当“一气挥洒，妙极自然”。《孟浩然集》有诗267首，其中五言古诗63首，七言古诗6首，五言律诗130首，七言律诗4首，五言排律37首，五言绝句19首，七言绝句8首。从中可以看出，除69首古风外，全是近体诗，而五言律诗又最多。可以说他是盛唐诗人大量写作近体诗的第一人。但这些诗大都不能算是严格合律的近体诗。如《舟中晚望》、《洛下送奚三还扬州》、《洞庭湖寄阎九》、《都下送辛大之鄂》、《与诸子登岘山》等诗，皆与五言律诗的对偶不合。但诗品家对它们的评价却相当高。严羽《沧浪诗话》就说：“皆文从字顺，音韵铿锵”。

近体诗的律式，在孟浩然之前的杜审言那里已经完全成熟了。杜审言也是襄阳人，他不能不知道。那么，他为什么不沿着老杜的路子走呢?对此施补华《岘佣说诗》认为：“五言律有中二语不对者，有全不对者，须一气挥洒，妙极自然。初学人当讲究对仗，不能臻此化境。”这就是说，孟浩然五言律不合律有其深层次的美学原因。他追求自然美，是对初唐过多追求形式美的矫正。他把古风与近体来了一次整合，他的近体多为古风化的近体。将近体诗的格律精神与古风的自然平和有机的结合起来，从而达到了一种“兴象玲珑”的艺术境界。读孟浩然的诗，看不到近体格律的束缚，而是有行云流水般的自然。既接受近体格律，有不被近体格律所累，一切以自然为第一标准。

孟浩然的趣闻：

唐代开元年间诗人，其诗多自然淳朴之风，而其与另一位大诗人很要好。待诏于皇朝，一天，招来商谈风雅吟咏，忽然遇上来居住处，惊吓得藏匿于床下。王维不敢隐瞒有朋友在这儿，便奏报给了玄宗，玄宗高兴地说：“我平时已听说过这个人。”因此召见孟浩然问他：“你带得诗来吗?”浩然答道：“我偶然来，未能带上。”玄宗说：“那你就献诗一首。”浩然拜谢后，便念诗说：

北阙休上书，南才归蔽庐。

不才明主弃，多病故人疏。

白发催年老，青阳逼岁除。

永怀愁不寐，松月夜窗虚。

这就是玄宗开元十六年(728)诗人到长安应试，没有考中，心情很低落时作下的一首诗。我们都看得出来，在诗中他发泄了一种怀才不遇的怨愤之情。他说自己不再希望能得到朝廷的重用，所以又回到南山中我那破旧的草庐里了。因为自己缺少才干，所以被明主遗弃;最近身体多病，连朋友也不常来往了。时光流逝，头上的白发也增加了。岁月就这样无情地流淌着，新的一年又要来到了。很多的愁绪困扰着，使得自己彻夜不能安睡。

4.苏轼杜牧是哪个朝代的篇四

苏轼

(1037-1101)字子瞻，号东坡居士，眉州眉山(今属四川)人。苏洵子。嘉祐二年(1057)与弟辙同登进士。授大理评事，签书凤翔府判官。熙宁二年(1069)，父丧守制期满还朝，为判官告院。与王安石政见不合，反对推行新法，自请外任，出为杭州通判。迁知密州(今山东诸城)，移知徐州。元丰二年(1079)，罹“乌台诗案”，责授黄州(今湖北黄冈)团练副使，本州安置。哲宗立，高太后临朝，被复为朝奉郎知登州(今山东蓬莱);任未旬日，除起居舍人，迁中书舍人，又迁翰林学士知制诰，知礼部贡举。元祐四年(1089)出知杭州，后改知颍州，知扬州、定州。元祐八年(1093)哲宗亲政，被远贬惠州(今广东惠阳)，再贬儋州(今海南儋县)。徽宗即位，遇赦北归，建中靖国元年(1101)卒于常州(今属江苏)，年六十五，葬于汝州郏城县(今河南郏县)。

高宗朝，赠太师，谥文忠。《宋史》、《东都事略》有传。诗、词、文、书、画均卓然大家，著有《东坡全集》一百十五卷、《东坡乐府》三卷。为“唐宋八大家”之一，词学上，为北宋词坛豪放派主要作家之一。

杜牧

(公元803-约852年)唐代诗人，汉族，字牧之，号樊川居士，京兆万年(今陕西西安)人，宰相杜佑之孙，杜荀鹤之父。唐文宗大和二年进士，授宏文馆校书郎。后赴江西观察使幕，转淮南节度使幕，又入观察使幕。史馆修撰，膳部、比部、司勋员外郎，黄州、池州、睦州刺史等职，最终官至中书舍人。晚唐杰出诗人，尤以七言绝句著称。擅长文赋，其《阿房宫赋》为后世传诵。注重军事，写下了不少军事论文，还曾注释《孙子》。有《樊川文集》二十卷传世，为其外甥裴延翰所编，其中诗四卷。又有宋人补编的《樊川外集》和《樊川别集》各一卷。《全唐诗》收诗八卷晚唐诗多柔靡，牧之以峻峭矫之。七绝龙有逸韵远神，晚唐诸家让渠独步。

人称“小杜”，以别于杜甫。与李商隐并称“小李杜”。牧之有抱负，好言兵，以济世之才自诩。工行草书。《宣和书谱》云：“牧作行草，气格雄健，与其文章相表里。”董其昌《容台集》称：“余所见颜、柳以后，若温飞卿与(杜)牧之亦名家也。”谓其书”大有六朝风韵”。传世墨迹有《张好好诗》。著作甚富，主要著有《樊川文集》、《旧唐书》卷百四十七、《新唐书》卷百六十六皆有传。《张好好诗》，行草墨迹，太和八年(834)所书，此时年32岁。帖为麻笺，纵28.2厘米，横162厘米，46行，总322字。从整幅诗卷中可以看出，其书法深得六朝人风韵。真迹现藏故宫博物院。此篇书法作品气势连绵，墨笔酣畅，因是诗稿，所以更得朴实无华之美。卷首尾有宋、元、明、清人的题签、题跋印章。曾经宋直和分府、贾似道、明项子京张孝思、清梁清标、乾隆、嘉庆、宣统内府及张伯驹收藏。曾著录于《宣和书谱》、《容台集》、《平生壮观》、《大观录》等。杜牧由于以诗称著，故其书名为诗名所掩盖。此书刻入《秋碧堂法帖》。延光室、日本《昭和法帖大系》均有影印。杜牧晚年居长安南樊川别墅,故后世称“杜樊川”

轶事典故

十年之约

杜牧在宣州幕下任书记时，听说湖州美女如云，便到湖州游玩。湖州刺史崔君素知杜牧诗名，盛情款待。

崔把本州所有名妓唤来，供杜挑选。可杜牧看了又看，有些遗憾地说：“美是很美啊!但还不够尽善尽美。”又说：“我希望能在江边举行一次竞渡的娱乐活动，让全湖州的人都来观看。到时候我就在人群中慢慢地走着，细细地寻找，希望或许能找到我看中的人。” 湖州刺史按照杜牧的意愿，举行了这样一次竞渡活动。那天，两岸围观的人密密麻麻，可杜牧挑了一天，直至傍晚，竟没有找到一个合意的。眼看就要收船靠岸，在人群中，有一位乡村老妇人，带领一个女孩子，大约十几岁。杜牧看了好一会，激动地说：“这个女孩子真是天姿国色，先前的那些真等于虚有其人啊!”就将这母女俩接到船上来谈话。这母女俩都很害怕。杜牧说：“不是马上就娶她，只是要订下迎娶的`日期。”老妇人说：“将来若是违约失信，又应当怎么办呢?”杜牧说：“不到十年，我必然来这里作郡守。如果十年不来，就按照你们的意思嫁给别人吧。”女孩的母亲同意。杜牧便给了贵重的聘礼。

分别后，杜牧一直想念着湖州，想念着这位女孩子。可杜牧官职较低，不能提出调任湖州的请求。后来杜牧出任黄州、池州和睦州刺史，都不是杜牧的本意。等到杜牧的好朋友周墀出任宰相，杜牧便接连写了三封信，请求出任湖州刺史。大中三年，杜牧四十七岁，获得湖州刺史的职位。此时距离与当年那母女俩约定的时间，已经过去了十四年。那位女孩子已经出嫁三年，生了三个孩子。杜牧将女孩的母亲叫来。这老妇人带了外孙来见杜牧。杜牧责问说：“从前你已经答应将女儿许配给我，为什么要违背诺言呢?”老妇人说：“原来的约定是十年，可你十年过了，没有来。这才出嫁的。”杜牧取出盟约看了看，想了想，说：“她讲得很有道理。若是强迫她，是会闹出祸事来的。”便送给老妇人很多礼物，让她走了。为着这件伤心事，杜牧写下了《叹花》。

藏书之家

入仕后累官至迁膳部员外郎。被李德裕排挤，而后复为用。入朝，官至中书舍人。所作《感怀诗》、《过华清宫绝句》、《赤壁》、《江南春》、《泊秦淮》、《山行》等，意义深婉，风格飘逸。藏书亦多，祖父杜佑，德宗时曾为宰相，撰《通典》200卷。杜牧继承杜氏家族遗书，为此撰诗文记述称：“旧第开朱门，长安城中央。第中无一物，万卷书满堂”。杜牧自己亦阅遍所藏诗书，自称：“经书括根本，史书阅兴亡。高摘屈宋艳，浓薰班马香。李杜泛浩浩，韩柳摩苍苍。” 生平所作诗文颇多，去世后，由外甥裴延翰编辑为《樊川文集》20卷，收文450篇。

赌酒取姬

5.杜康是哪个朝代的人篇五

又传说，杜康就是少康。而少康曾是夏朝的国君。他家弟兄三人。老大叫太康，老二叫杜康，老三叫小康。他爹是谁。就应叫康师傅吧。

杜康是哪个朝代?曹操是杜康的超级粉丝。杜康的名传天下，实得益于曹操。但是又听到一个新说法，说曹操有个偏头疼毛病，并不喜欢饮酒。他的传世名作《短歌行》中写的“何以解忧，唯有杜康”，并不是指的杜康酒。有人解读说，曹操有个小妾叫杜康。

在运城市盐湖区冯村乡的东边，有一个老杜村。相传是我国酿酒发明家，夏代杜康故里。杜村便由此而得名。该村位于鸣条岗上，村南有一个南北长21米，东西宽11米，高3米的墓冢，这便是杜康墓。在抗日战争前，这块墓地石人石兽两行，大小碑碣林立，杜康庙位于墓前，周围翠柏遮天。在老杜村里，还有杜康祠和“杜康故里”石牌坊等建筑。这些皆毁于侵华日军的“三光政策”。

距杜村8公里的东北方，是王苑乡的刘村庄，在刘村庄西北坡地上，有一个高1米，周长9米的小墓冢，相传是西晋“竹林七贤”之一刘伶之墓。墓前有清咸丰四年(1854年)立的“晋竹林名贤刘夫子讳伶之墓”石碑一通。故村名原称刘村，相传一夜之间，刘姓人家突然都不知去向，剩下的王姓人家搬到村东二里许居住，即改村名为刘村庄。

杜康

刘伶，字伯伦，西晋沛国人，生性放荡不羁，嗜酒如命，他常乘一鹿车，携一壶酒，并告诉随从人员，“如果那天我死了，埋掉就行了。”

在杜村和刘村庄一带，古往今来，一向流传着一个杜康酿酒醉刘伶的传奇故事，人们不仅仅要问，杜康是夏代人，刘伶是西晋时期人，两个朝代相隔年近，其不是一个荒诞无稽的奇谈怪论吗?其不知，此乃王母娘娘刻意安排的一场人间闹剧。

且说杜康当年因造酒闻名，消息传到天宫，被玉帝封为酒仙，掌管天宫酒业。刘伶原是王母娘娘的一个书童，在天宫嗜酒成癖，因偷喝了王母娘娘“蟠桃宴”上的“御酒”，又打碎了王母玉石酒杯，王母娘娘一怒之下，刘伶便被贬下凡投胎，此时正是西晋，书童投胎到沛国刘门，取名曰伶，字伯伦，他虽然自幼聪颖，勤奋好学，后成为“竹林七贤”之一。但酒性不改，整日以酒为乐。

忽一日，王母娘娘掐指一算，书童下界已到归期，只是无人超度，何能归来，于是便想出一个主意：刘伶因嗜酒遭贬，还应以酒点化。这便想起了酒仙杜康，她唤来杜康，如此这般交代了几句。

杜康奉命下至凡间，行至鸣条岗上，在安邑通往刘村庄的大道旁，即是此刻的老杜村村南，开了一个酒店。取名“杜康酒家”。一日，刘伶乘坐鹿车，来到酒店门前，抬头一看，“杜康酒家”几个大字映入眼帘。门两边一副对联写道：“猛虎一杯山中醉，蛟龙两盏海底眠”。门前旗杆上高挑着招牌：“三杯但是岗”。心想：谁人如此大胆，竞敢妄称“杜康酒家”。刘伶下了鹿车，走进酒店，只见一位白发老翁正在等客。问过姓名，正是杜康。杜康见刘伶进来，急忙起身笑嘻嘻迎上前问道：“客官是吃酒吧?

刘伶上前深施一礼，说道：“正是，正是。你店里卖的但是真杜康酒?”

杜康说：“这还有假，不信一饮便知。”

刘伶又问：“有好酒多少?”

杜康答：“不多，一坛。”

刘伶一听，哈哈大笑，言道：“既是酒家，怎样只有一坛酒?”

杜康说：“我这一坛酒，能喝百人，贤士岂有百人酒量?”

刘伶正色答道：“方园百里，谁不知我刘伶酒量，竞敢拿一坛酒吓唬我。”

杜康将刘伶请到酒桌前坐下，郑重其事地说：“我只敢卖你一杯，三杯都不敢给你。你若喝过量了，我可吃罪不起!你若执意多喝，请给我写个字据。出了事，我不担干系。”

刘伶也不示弱，让杜康快拿纸笔来。杜康将纸笔递于刘伶，只见刘伶写道：“刘伶酒如命，倾坛能饮尽，若被酒醉倒，三倍付酒钱。”

杜康收了字据，搬出一坛酒来，先给刘伶斟了一杯，只见刘伶一饮而尽。一杯酒下肚，刘伶暗暗吃惊，只觉酒味非凡，香气扑鼻，平生从未饮过如此好酒，但他仍不示弱，端起第二杯，只饮了半杯，就觉头晕目眩，硬着头皮，将酒饮干。两杯酒下肚，已是晕晕乎乎，头重脚轻。心想，自我堂堂刘伶，夸下海口，要喝一坛，如今才饮两杯，竞败下阵来，岂不让人笑掉大牙，败了我刘伶的名声。想到此，又强打精神，端起第三杯，一饮而尽。三杯酒下肚，只觉天旋地转，两眼发黑，随从人员忙将其搀扶上鹿车，急忙回到家中。回到家里，倒床便睡，一连七日，不省人事，恰似死去一般。家里人无耐，只好备了棺木，将其安葬。

不觉过了三年，杜康依然酒翁打扮，向刘伶家走去。到了门首，叩门求见，一妇人出门来迎，见是一老翁，白发如银，精神饱满，相貌堂堂。遂问道：“客官何事叩门?”杜康说：“此家但是刘伶贤士府第?”妇人答：“正是，客人找他何事?”杜康答：“刘贤士三年前在我酒店饮酒三杯，未付分文，并夸下海口，若是酒醉，三倍付给酒钱。老朽是前来讨还酒钱的。”妇人听后，顿时怒火填胸，指着杜康说：“我夫已死三年，正不知他因何而亡，原先是喝了你店毒酒，你好大胆，竞敢来讨酒钱，我还要到官府状告你毒死我夫之罪，正好送上门来。”杜康不慌不忙说道：“你家夫君不是死了，是酒喝醉了，还未醒来。”妇人那里相信，依然纠缠不休。顿时门前聚集了好多乡邻，大家都不相信刘伶是酒喝醉了。这时，有一个乡邻上前给刘伶夫人说：“这位老翁言说刘贤弟是酒醉未醒，何不开棺一看，若真是酒醉，其不更好。若人已死，再见官也不迟。”刘伶夫人觉得这样也可。便有几个后生拿了镢铣，来到刘伶墓前，挖开坟墓，打开棺盖。但见刘伶面色红润，似熟睡一般，正在大家疑惑之时，只见杜康走到刘伶棺材前，嘴吹一口气，用手在刘伶头上轻轻一拍，说到：“起来吧，贤弟，王母有令，随我回天宫。”众人听了，都茫然不解其意。却见刘伶

打了个哈欠，睁开眼连声赞道：“好酒!好酒!”随即坐了起来，众乡邻皆大惊失色，称赞杜康真神人也。刘夫人忙上前，面带笑容，搀扶起刘伶。正要开口说话，但见墓穴之中升起一团青烟，团团旋转，把刘伶旋在其中，随即杜康也被烟团旋起，冉冉升腾，越升越高。只见杜康在空中将随身携带的搭裢向下一扔，化为一条白练，徐徐飘下。众人拾起一看，上有一首七言诗四句：

刘伶本非凡夫子，原是王母一书童。

因酒遭贬下凡界，今已罪满回天宫。

6.曾巩是哪个朝代篇六

曾巩出身儒学世家，祖父曾致尧、父亲曾易占皆为北宋名臣。曾巩天资聪慧，记忆力超群，幼时读诗书，脱口能吟诵，年十二即能为文。嘉祐二年(1057)，进士及第，任太平州司法参军，以明习律令，量刑适当而闻名。熙宁二年(1069)，任《宋英宗实录》检讨，不久被外放越州通判。熙宁五年(1072)后，历任齐州、襄州、洪州、福州、明州、亳州、沧州等知州。元丰四年(1081)，以史学才能被委任史官修撰，管勾编修院，判太常寺兼礼仪事。元丰六年(1083)，卒于江宁府(今江苏南京)，追谥为“文定”。

曾巩为政廉洁奉公，勤于政事，关心民生疾苦，与曾肇、曾布、曾纡、曾纮、曾协、曾敦并称“南丰七曾”。曾巩文学成就突出，其文“古雅、平正、冲和”，位列唐宋八大家，世称“南丰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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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巩人物生平

年幼聪慧

曾巩祖上世代为学者，祖父曾致尧作过尚书户部郎中，父亲曾易占为太常博士。曾巩天资聪慧，记忆力非常强，幼时读诗书，脱口能吟诵，与兄长曾晔一道，勤学苦读，自幼就表现出良好的天赋。十二岁时，曾尝试写作《六论》，提笔立成，文辞很有气魄。1032-1034年，曾巩之父曾易占任泰州府如皋县令(如皋文庙“名宦祠”有祀)，因如皋学风淳正，胡瑗、王惟熙、王观、王觌、王俊乂等皆学有大成，故曾易占将14岁的曾巩带来如皋，寄读于中禅寺东厢房，曾巩在如皋度过了两个寒暑。到了二十岁，曾巩名声已传播到四方。

结识良友

曾巩18岁时(1037年)，随父赴京，以文相识王安石，结成挚友，登欧阳修之门以后，就向欧阳修推荐了王安石并。20岁入太学，上书欧阳修并献《时务策》，此后，他不但认识了欧阳修，结交了王安石，而且已经同杜衍、范仲淹等都有书信来往，投献文章，议论时政，陈述为人处世的态度。自此名闻天下。但因其擅长策论，轻于应举时文，故屡试不第。

庆历七年(1047年)，其父去世，只好辍学回归故里，侍奉继母。曾巩品性孝顺父母，与兄弟友爱，父亲去世后，他侍奉继母无微不至，在家境衰败，抚育四个弟弟、九个妹妹。

嘉祐二年(1058年)，欧阳修主持会试，坚持以古文、策论为主，诗赋为辅命题，曾巩才与其弟曾牟、曾布及堂弟曾阜一同登进士第一。

任职历程

北宋嘉祐四年(1059年)，任太平州(今安徽当涂县)司法参军，以明习律令，量刑适当而闻名。

北宋嘉佑五年(1060年)，由欧阳修举荐到京师当馆阁校勘、集贤校理，理校出《战国策》《说苑》《新序》《梁书》《陈书》《唐令》《李太白集》《鲍溶诗集》和《列女传》等大量古籍，对历代图书作了很多整理工作，并撰写了大量序文。

北宋熙宁二年(1069年)，任《宋英宗实录》检讨，不久被外放越州(今浙江绍兴)通判。这一年发生了饥荒，曾巩就张贴告示晓谕所属的各县，劝说富人如实申报自己储存的粮食，共有十五万石，让他们将这些粮食比照常平仓的价格稍稍提高一点后卖给百姓。百姓得以就近方便地买到粮食，又不出家乡，而且粮食有余。曾巩又让官府借给农民种子，让他们随秋季的赋税一起偿还，使得农事没有耽误。

北宋熙宁五年(1072年)后，历任齐州、襄州、洪州、福州、明州(浙江省宁波市)、亳州等知州。

曾巩为政廉洁奉公，勤于政事，关心民生疾苦。他根据王安石的新法宗旨，结合实际情况加以实施。致力于平反冤狱、维护治安、打击豪强、救灾防疫、疏河架桥、设置驿馆、修缮城池、兴办学校、削减公文、整顿吏治、废除苛捐杂税，深受群众拥戴。

晚年生活

北宋元丰三年(1080年)，改任沧州(今河北)知州，途经京城开封时，宋神宗召见。宋神宗对其“节约为理财之要”的建议大为赞赏，留任为三班院勾判。

北宋元丰四年(1081年)，朝廷认为曾巩的史学能比得上士大夫，适宜掌管五朝史事。任为史官修撰，管勾编修院，判太常寺兼礼仪事。

北宋元丰五年(1082年)四月，擢拜中书舍人。曾巩述说年岁已老，望另选贤能。有《授中书舍人举刘攽自代状》，表示谦退。同年九月，曾巩即遭母丧，因而罢职。

北宋元丰六年(1083年)四月，曾巩卒于江宁府(今江苏南京)，终年65岁。后葬于南丰源头崇觉寺右。

主要成就

文学成就

散文

曾巩是运动的积极参与者，宋代新古文运动的骨干。接受了欧阳修在古文创作上的主张，他在古文理论方面主张先道后文，文道结合，主张“文以明道”。他的散文大都是“明道”之作，文风以“古雅、平正、冲和”见称。其文风则源于六经又集司马迁、韩愈两家之长，古雅本正，温厚典雅，章法严谨，长于说理，为时人及后辈所师范。曾巩为文，自然淳朴，而不甚讲究文采。

曾巩文章的特色体现在几个不同的方面。首先是论事之文写得纡余委备，委婉曲折。其次，曾巩文章虽质朴少文，然亦时有摇曳之姿，纵横开合。赠序之文，尤有特点。再有，善于记叙，其特点是条理分明，无不达之意。还有长于记叙、不多写景，例如《醒心亭记》、《游山记》等。但也有极刻画之工，如《道山亭记》。《墨池记》和《越州赵公救灾记》熔记事、议论、抒情于一炉，深刻有力，通情达理。他的书、序和铭也是很好的散文。当西昆体盛行时，他和欧阳修等人的散文，一揖雕琢堆砌之风，专趋平易自然。

他的议论性散文特点是：剖析微言，阐明疑义，卓然自立，分析辨难，不露锋芒。《唐论》就是其中的代表作。《战国策目录序》论辩人理，气势磅礴，极为时人所推崇。

他的记叙性散文特点是：记事翔实而有情致，论理切题而又生动。《寄欧阳舍人书》和《上福州执政书》历来被誉为书简范文。叙事委婉深沉，语言简洁凝练，结构十分严谨。

曾巩作为唐宋八大家之一，有《元丰类稿》和《隆平集》传世，从他传世的文集来看，他的兴趣主要在于史传、策论一类的应用文。尤其是他从事史书编纂工作多年，对史传碑志的写作较有研究。对他有关应用文的理论进行研究和总结，对现代应用文的发展有指导意义。

曾巩的散文作品中，其名篇大都属于记体散文，如《墨池记》、《学舍记》等。而后人在编选散文集时，曾巩的记体散文入选篇目一直居高不下。如茅坤的《唐宋八大家文钞》，其在《南丰文钞引》中云：“予录其疏札状六首，书十五首，序三十一首，记传二十八首，论议杂著哀词七首。嗟呼!曾之序记为最，而志铭稍不及，然于文苑中当如汉所称古之三老祭酒是已，学者不可不知。”

曾巩散文主要有三类：人事杂记类、工程营造类、寺院记和学记类。

人事杂记类：曾巩的人事杂记类所占篇数最多，也最能表现出他记体散文内容的特点。在人事杂记类中，记事类作品相对要多一些，这些记事类作品大都有借记事发议论的特点，在内容上就表现为说理很多。

工程营造类：在曾巩39篇记体散文中，记叙城池的兴废和水利工程的营造也是很重要的一个内容。曾巩强调经世致用的观点，认为文章应该为现实服务，反映并解决现实的问题，这符合“文以载道”的观点。他在《王子直文集序》中有言：“文章之得失，岂不系于治乱哉?”便是最好的证明。而曾巩的这部分作品正体现了他的这种文学思想。

寺院记和学记类：曾巩历来被称为“醇儒”，他对儒道极其推崇和恪守，因而他常常在文中表达复兴儒道的思想。而恢复儒家思想正统地位的愿望与佛教兴盛的现实情况相悖逆，所以曾巩在不止一篇的文章中批评佛教，表达对佛教的不满。曾巩的记体散文与其儒家学者的思想紧密联系。曾巩希望通过详尽的说理达到“文以明道”的功效，希望通过对道德高尚文人地赞颂让世人明白道德修养的.重要，希望详实地记载工程营造以达到“文以载道”的作用，更希望通过反佛和兴学实现他儒学复兴的理想。

曾巩记体散文的结构特色是曲折谨严。曾巩为文非常注意构架，朱熹在《朱子语类》中云：“退之南丰之文，却是布置。”因而在这样精心的营构下，曾巩的记体散文的第一个特点就是严谨有条理。如其《越州赵公救灾记》，文章一开始就先交代越公在饥荒到来之前所做的各种准备，怎么发放粮食，什么时间发放，在哪些地点发放，针对不同的人有不同的发放措施，对弃婴的收养等等，这些曾巩都详细而有条理的记了下来。最后笔锋自然转到表现赵公其人的赈灾有方、敢于担当、勤政为民的高尚人格和光辉形象上。这么多纷繁复杂的内容，在曾巩的笔下却有条不紊，有头有尾，足见曾巩严谨条理的散文功力。曾巩记体散文结构上富有条理，论述严谨的特点。这样的结构特点在曾巩记体散文中还有很多体现。如《醒心亭记》。其次，曾巩记体散文在结构上还有迂回曲折的特点。

一巩记体散文的语言特色是质朴尚议。北宋时期，浮靡文风的西昆体和险怪艰浬的太学体都曾一度成为文人们争相学习的对象，就连文坛领袖欧阳修也曾用力学习过骈文。但是随着政治革新的需要，这种文风越来越无法承担起社会变革的重任。宋仁宗嘉祐二年，欧阳修利用主贡的机会，大加痛斥太学体的士，身体力行的在创作中提倡简约自然的文风，曾巩作为师从于他的弟子必然会参与到这样的创作中去。曾巩赞叹上古的经典不仅用简单凝炼的语言准确记录事情的始末，并且这其中精微细致的深意和细节也传达的滴水不漏。他对这些精简语言的推崇正体现出曾巩对简约文风的追求。其实曾巩在自己的散文创作实践中。简约的文风也是得到了充分的体现，主要表现为以下三个方面。首先，在语言色彩上，曾巩的语言客观朴实。其次，在语言表达上，曾巩的语言表现出多议论的特点。最后，曾巩的语言力求准确。

曾巩记体散文的情感特色是理性冷静。曾巩总是被人称为“醇儒”，刘熙载《艺概》就这样评价道：“曾文穷尽事理，其气味尔雅深厚，令人想见硕人之宽。”曾巩的散文，很少有激烈的情感表达，这一点自然与他语言上多议论的特点有关，但在字里行间常让人感到是曾巩自己对情感的一种克制。古文运动将载道的重任加到散文的身上，这使得情感在散文中的表达空间变得有限，加之曾巩自身对儒道的推崇，更使得的他的散文中正平和，在情感上表现出一种理性冷静的特征。

曾巩的散文特色的形成主要取决于两个方面，一个是曾巩对中正平和的文风的喜好，另一方面则是人生态度的影响。曾巩在思想上曾巩推崇儒学，在文章的美感追求上曾巩则喜好学习刘向的文风。除了在思想和文风学习上偏好的影响，曾巩坎坷的人生经历也是影响其风格形成的因素之一。曾巩十八岁开始参加科举考试，但是直到三十九岁才金榜题名。古人七十古来稀，快四十的曾巩才在求仕的路途上获得了第一次成功，从十八岁到三十九岁这二十多年间，仕途的不顺和生活的坎坷磨炼出曾巩坚韦刃的性格。使得他在经历了人生的大悲大喜之后，反而能以一种淡薄的心态去面对人世的一切，反应到文学作品中便内化为一种沉稳淡定的风格。曾巩一生命途多舛，但他始终都是坚强冷静的面对，自身的性格和生活的磨砺赐予了曾巩从容踏实、客观冷静的心境，从而在他创作的诗文中也深深的烙上这样的印记。

诗词

曾巩的主要成就在文，亦能诗。存诗400余首，其诗特点是比较质朴，雄浑超逸，含义深刻，略似其文，格调超逸，字句清新，但有些也存在宋诗言文言理的通病，但为文所掩，不受重视。他不但善赋体，也有诗长于比兴，形象鲜明，颇得唐人神韵。他的各体诗中以七绝的成就最高，精深，工密，颇有风致。如《西楼》《城南》《咏柳》等写景抒情的佳作。就“八大家”而论，他的诗不如韩、柳、欧、王与苏轼，却胜于苏洵、苏辙。词仅存《赏南枝》一首。其诗文曾被选译成英文，在国外发行。

第一，纪实诗。曾巩的纪实诗继承和发扬了唐代杜甫现实主义诗歌文学传统，以反映社会现实、关注民间疾苦、揭弊政、评国事为主要内容，表现了他关注民生、济世兴邦的儒家思想。曾巩所生活的加上自然灾害频发，百姓生活苦不堪言。曾巩以诗歌真实描写了民生疾苦的状况。在《追租》这首诗中，一句“山下穷割剥”写出了饥荒之年农民还要被层层盘剥的悲惨境遇，由此抨击地方官吏“暴吏理宜除”，并提出“浮费义可削”的政策主张。这首诗没有中国古代诗歌传统的写景抒情，而是赤裸裸地针砭时弊，体现了曾巩关注民生疾一脉相承。与《追租》的主题思想类似的还有：描写虫灾肆掠、揭批官忧国忧民忧时的《边将》《胡使》《嗟叹》等等。曾巩的纪实诗除了对民生疾苦毫无遮掩地写实之外，还对积贫积弱的北宋王朝政局建言献策，有力地增强了文学在中国古代政治发展中的地位与作用。

第二，咏史诗。中国古代文人雅士多偏好以咏史来借古讽今和抒发情怀。曾巩的诗歌也经常以缅怀历史人物、评价历史事件来表情达意。曾巩总能以惺惺相惜的姿态与心态去追思感受前人中那些与他理想抱负相似的人的精神世界，从而缅怀先圣、宽慰自我、排解忧愁、坚定决心。例如在《扬颜》一诗中，曾巩敬慕扬雄的立言不朽和颜回的立德不朽，以两人执著求道精神激励自己进业修德。再比如曾巩的《读五代史》，诗文以历史讽喻现实，以史谏言北宋统治者革借管仲与鲍叔牙之交推崇诚信道德的《论交》;表达渴望明主、隐含壮志难酬之情的《隆中》;谏言选贤举能、反对排斥贤臣的《垓下》等等。曾巩的咏史诗或委婉言志，或直言改革，其托物喻人的文笔都源于现实又立意高远，凸显了他恩泽天下、救民济世的儒家仁义思想。

第三，离别诗。离别愁绪是古代诗人借诗所抒之情当中最为常见的一种情怀。在《曾巩集》中有100余首诗歌蕴含离别之情。例如诗《奉和滁州九咏九首》显示，曾巩看望身在滁州的欧阳修返回时，离愁别绪顿生，对欧阳修的才学与人品大加赞赏。再比如《上杜相公》中所言，曾巩前去拜访仰慕已久、刚刚去职宰相的杜衍，临别时曾巩表达了对两人友情的珍重和对杜衍的敬仰之情。曾巩的此类诗歌还有：怀念好友王安石的《寄介甫诗》《江上怀介甫》;惜别友人的《送陈商学士》;感伤人才离去、叮嘱学生的《送钱生》;送别、劝慰失意者的《酬吴仲庶龙图暮春感怀》《送孙颖贤》;怀念、惜别亲人的景交融，感染力极强。此外，离别诗也是曾巩本人各个重要人生阶段与思想状态的真实记录。

教育贡献

曾巩的思想属儒学体系，他赞同孔孟的哲学观点，强调“仁”和“致诚”，认为只要按照“中庸之道”虚心自省、正诚修身就能认识世界和主宰世界。在政治上他反对兼并政策，主张发展农业和广开言路。他在任地方官时，以“仁”为怀。

曾巩在王安石变法期间主张在不失先王意旨的前提下，对法制作必要的改革。在行动上，他能够维护新法，在齐州为官时，能力行保甲之法，使州人安居乐业。他师承司马迁、韩愈和欧阳修，主张“文以明道”，把欧阳修的“事信、言文”观点推广到史传文学和碑铭文字上。他强调只有加强道德修养，才足以发难显之情，写“明道”之文。

曾巩重视兴教劝学，培养人才。他培养了一批名儒，陈师道、王无咎、曾肇和曾布受业于他。曾巩治学严谨，每力学以求之，深思以索之，使知其要，识其微。在抚州居所侧建有“兴鲁书院”，并亲自定学规、执教席，推动抚州学风。在南丰“子固公园”，有曾巩幼时读书处──读书岩、曾文定公祠、仰风亭、思贤堂，县博物馆亦建在其内。

校藏书籍

曾巩一生用功读书，极嗜藏书，从政之便，广览博收。家里藏古籍二万余卷，收集篆刻五百卷，名为《金石录》。著作有《元丰类稿》、《续元丰类稿》、《隆平集》和《外集》等。他都加以校勘，至老不倦。《列女传》、《李太白集》和《陈书》等都曾经过他的校勘。任职于史馆时，埋头整理《战国策》、《说苑》两书，他访求采录，才免于散失。他每校一书，必撰序文。并校订《南齐书》、《梁书》、《陈书》三史。在编校古书时所作的目录序，如《战国策·目录序》、《烈女传·目录序》、《新序·目录序》等。

任职政绩

越州：下令让富户出售粮食

1069年，在京城任职数年的曾巩，因在王安石与司马光关于变法的争执中把两边都得罪了，遂向宋神宗请求外调。宋神宗安排曾巩出任越州(今浙江绍兴)通判。

曾巩到任后，随即察民情、访贫苦、搞调研。越州从酒坊征收赋税，供衙门使用。酒坊钱有限，不够财政开支，不足部分分摊到老百姓身上征收，确定了7年的期限。期限已到，衙门却仍旧重税，横征暴敛，没有按规定停征。曾巩了解情况后，马上停止了这笔赋税的征收。

接着碰上饥荒，灾情严重，民生凋敝。曾巩便安排人广贴告示，要求各县富户如实申报自家粮食的储量。富户们申报上来储量达到15万石后，他立刻发布政令，要求各地富户以比常平仓粮价略高一点的价格向百姓出售粮食，从而使饥民能就近购买，无异于雪中送炭。还筹集了5万钱的资金，借给农户购买种子。

齐州：一举端掉“霸王社”

1071年，曾巩调任齐州(今山东济南)知州。

有一周姓富户，其子周高为富不仁，横行乡里，民愤极大，但周家“力能动权贵”，与地方官沆瀣一气。曾巩初来乍到，搜集证据，将周高法办。章丘一带有一伙叫做“霸王社”的土豪，杀人越货，无恶不做，曾巩派兵将他们悉数抓获，将31名罪犯判刑，发配边疆。他还在齐州开创了“保伍”之法，以5户为一保，监督出入，实行外来人口登记，有盗贼则鸣鼓相援。通过曾巩的治理，齐州盗、劫等犯罪明显下降，由治安案件多发之州变成了平安之州，风气为之一清。

曾巩既勤政，又务实，而且凡事能从实际出发。为治理黄河，朝廷从各地调集民工，要从齐州调丁2万。当曾巩听说一些地方的户口有漏登、瞒报现象后，马上决定开展人口普查工作，从下至上，层层上报，反复核实，最后发现，9丁抽1就能满足征丁之需。他的这一务实作风，使许多寻常百姓免去了徭役之苦，减轻了他们的负担。

曾巩在齐州的政绩还有他推行王安石的新法，刺激了农业生产;修建齐州北水门，解决了困扰齐州城多年的水患问题;疏浚了大明湖。后人在千佛山建曾公祠，在大明湖畔建南丰祠(曾巩又称南丰先生)，为了纪念曾巩为齐州所作的巨大贡献。

洪州：把官舍改为临时收容所

1076年，曾巩调任洪州(今江西南昌)知州，兼江南西路兵马都钤辖(武职，主要负责防务)。

任职之初，恰逢江西瘟疫流行。曾巩赶紧调配救灾物资，迅速命令各县、镇储备防疫药物，以备万一。他安排人腾出州衙门的官舍，作为临时收容所，给那些生病的士兵和染病无力自养的百姓居住，不但分派医生给他们治病，还给他们免费提供饮食和衣被。他派人随时记录疫情，把染病和没染病者均登记造册，及时汇总，然后从国库调拨资金，按轻重缓急，依次有序地分发救济款。

福州：当官不与民争利

1077年，曾巩由洪州转任福州(今福建福州)知州。

福州任上，曾巩提出一个观点，当官不能与民争利。官府的蔬菜大量上市，扰乱了市场，导致菜价越来越低，以种菜为业的菜农卖不掉菜，收入大减。曾巩他立刻取消了朝廷还拨给一定面积的“职田”(权属国家的固定田产)，保障了菜农的利益。

7.苏轼是哪个朝代人篇七

(一)苏轼是哪个朝代人

宋代

(二)简介

苏轼(1037年1月8日—118月24日)，字子瞻，又字和仲，号铁冠道人、东坡居士，世称苏东坡、苏仙。汉族，眉州眉山(今属四川省眉山市)人，祖籍河北栾城，北宋文学家、书法家、画家。

嘉祐二年(1057年)，苏轼进士及第。宋神宗时曾在凤翔、杭州、密州、徐州、湖州等地任职。元丰三年(1080年)，因“乌台诗案”被贬为黄州团练副使。宋哲宗即位后，曾任翰林学士、侍读学士、礼部尚书等职，并出知杭州、颍州、扬州、定州等地，晚年因新党执政被贬惠州、儋州。宋徽宗时获大赦北还，途中于常州病逝。宋高宗时追赠太师，谥号“文忠” 。

苏轼是北宋中期的文坛领袖，在诗、词、散文、书、画等方面取得了很高的成就。其文纵横恣肆;其诗题材广阔，清新豪健，善用夸张比喻，独具风格，与黄庭坚并称“苏黄”;其词开豪放一派，与辛弃疾同是豪放派代表，并称“苏辛” ;其散文著述宏富，豪放自如，与欧阳修并称“欧苏”，为“唐宋八大家”之一。苏轼亦善书，为“宋四家”之一;工于画，尤擅墨竹、怪石、枯木等。有《东坡七集》、《东坡易传》、《东坡乐府》等传世。

(三)人物生平

早年经历

苏轼于宋仁宗景祐三年十二月十九日 (1037年1月8日)出生于眉州眉山，是初唐大臣苏味道之后。苏轼的父亲苏洵，即《三字经》里提到的“二十七，始发奋”的“苏老泉”。苏洵发奋虽晚，但是很用功。苏轼其名“轼”原意为车前的扶手，取其默默无闻却扶危救困，不可或缺之意。庆历八年(1048年)，苏洵因父丧居家，闭户读书，把自己以学识品行教授给苏轼与幼子苏辙。

苏轼生性放达，为人率真，深得道家风范。好交友、好美食，创造许多饮食精品，好品茗，亦雅好游山林。

进京应试

嘉祐元年(1056年)，苏轼首次出川赴京，参加朝廷的科举考试。苏洵带着二十一岁的苏轼、十九岁的苏辙，自偏僻的西蜀地区，沿江东下，于嘉祐二年(1057年)进京应试。

当时的主考官是文坛领袖欧阳修，小试官是诗坛宿将梅尧臣。俩人正锐意于诗文的革新，苏轼清新洒脱的文风，一下子把他们震动了。策论的题目是《刑赏忠厚之至论》，苏轼的《刑赏忠厚之至论》获得主考官欧阳修的.赏识，却因欧阳修误认为是自己的弟子曾巩所作，为了避嫌，使他只得第二。苏轼在文中写道：“皋陶为士，将杀人。皋陶曰杀之三，尧曰宥之三。”欧、梅二公既叹赏其文，却不知这几句话的出处。及苏轼谒谢，即以此问轼，苏轼答道：“何必知道出处!”欧阳修听后，不禁对苏轼的豪迈、敢于创新极为欣赏，而且预见了苏轼的将来：“此人可谓善读书，善用书，他日文章必独步天下。”

名动京师

在欧阳修的一再赞誉下，苏轼一时声名大噪。他每次有新的作品，马上就会传遍京师。当父子名动京师、正要大展身手时，突然传来苏轼苏辙的母亲病故的噩耗。二兄弟随父回乡奔丧。嘉祐四年(1059年)十月，守丧期满回京。嘉祐六年(1061年)，苏轼应中制科考试，即通常所谓的“三年京察”，入第三等，为“百年第一”，授大理评事、签书凤翔府判官。 4年后还朝，任判登闻鼓院。

治平二年(1065年)，苏洵病逝，苏轼、苏辙兄弟扶柩还乡，守孝三年。三年之后，苏轼还朝。此时，震动朝野的王安石变法开始。苏轼的许多师友，包括当初赏识他的欧阳修在内，因反对新法与新任宰相王安石政见不合，被迫离开京城。朝野旧雨凋零，苏轼眼中所看见的，已不是他20岁时所见的“平和世界”。

自请出京

熙宁四年(1071年)，苏轼上书谈论新法的弊病。王安石颇感生气愤怒，然后便让御史谢景在神宗面前陈说苏轼的过失。苏轼于是请求出京任职，被授为杭州通判。

8.花木兰是哪个朝代的人篇八

南北朝之说

拓跋焘登基之后，长期受到柔然侵扰的北魏帝国拉开了对柔然部落大反击的序幕。以当时的形势看，北魏最大的祸患不是南朝、也不是其他北方割据势力，而是盘踞漠北、气势旺盛的柔然。八王之乱以来，已经混战了一百五十年的中原地区之动荡是加剧，还是平息，就取决于北魏与柔然的生死决战。其中，公元429年是柔然败得极为惨痛的一年，双方都为这一场生死决战做了慎重的准备。

429年（太武皇帝(拓跋焘)神鹿二年），“秋七月，车驾东辕，至黑山，校数军，实班购王公将士各有差。”（《魏书》卷世祖纪）这时花木兰“昨日见军贴，可汗大点兵”。《木兰辞》中连花木兰父亲这样的年迈之老卒都要参军，可见情势之严重，国家已经没有多少选择的余地，必须动了真格的了。而历史上，也确实是在429年，北魏掏出了最后的血本，来跟柔然展开一决生死的大战。

花木兰替父从军。北魏皇帝拓跋焘率军一直将柔然赶到漠北,“北度燕然山”（《北史》卷86.蠕蠕传），燕然山即燕山，今蒙古共和国杭爱山。花木兰远离故土，发出“不闻爷娘唤女声，但闻燕山胡骑鸣瞅瞅”的感慨。

太武皇帝(拓跋焘)太平真君（441年）“行幸阴山之北”（《魏书》卷4，世祖纪）,花木兰从军正好12年“归来见天子，天子坐明堂”。天子接见花木兰，封她为五品尚书郎，她怕女儿身份暴露，犯下欺君之罪，提出“愿借明驼千里足，送儿还故乡”，史书的年代和木兰辞的12年相吻合。

但是又有证据说明木兰是汉朝时代的人。

《木兰辞》最早见于南北朝陈代，此前何承天(370-447)在《姓苑》中也曾提到木兰、《南齐书·州郡志》中提到在今湖北黄陂曾设过木兰县。依此推断，木兰生活的时代不会晚于南北朝，不会晚于何承天。所以，至少隋唐之说是难以服众的，木兰汉代说倒是有证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