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管理创新中的辩证逻辑思想汇报（精选8篇）
1.社会管理创新中的辩证逻辑思想汇报 篇一
党组6月份理论学习专题内容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内在逻辑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一个主题鲜明、内容丰富、思想深邃、博大精深的完整的科学理论体系。从整体内容结构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体系由“八个明确”和十四条基本方略两部分内容构成，这两部分内容各有侧重又相互统一，共同构成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完整体系。那么，两部分内容之间的内在逻辑关系是什么？二者怎样构成一个既相互区别又相互联系的内在统一体？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回答了“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时代课题
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明确指出：“经过长期努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这是我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我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的确立，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创立提供了客观基础和现实要求。
新时代必然带来新变化，新变化必然催生新理论。既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那么这个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时代主题是什么？针对这个问题，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强调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改革开放以来党的全部理论和实践的主题，是党和人民历尽千辛万苦、付出巨大代价取得的根本成就。”既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的全部理论和实践的主题，那么作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主题，理所当然也应当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主题，在不同的历史阶段有不同的表现方式。在改革开放之初，这一主题表现为“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之后又相继表现为“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等主题形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主题体现为什么形式呢？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国内外形势变化和我国各项事业发展都给我们提出了一个重大时代课题，这就是必须从理论和实践结合上系统回答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很显然，“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主题在新时代条件下的具体表现形式。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就是围绕“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时代主题而展开的，它是对这一重大时代主题的深刻揭示和科学回答。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八个明确”和十四条基本方略虽然侧重点各有不同，但它们共同揭示和回答的主题只有一个。牢牢把握“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时代主题，是我们深刻认识和把握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体系的一把“金钥匙”。
“八个明确”从世界观的高度侧重揭示和回答了“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时代课题
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体系中，“八个明确”主要侧重的是对“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时代课题的揭示和回答，它是在顶层设计层面的宏观规划，是属于世界观层面的基本内容。正是这些内容，为我们明确了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总目标、总任务、总体布局、战略布局和发展方向、发展方式、发展动力、战略步骤、外部条件、政治保证等基本问题。
一是明确了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总任务和总目标。根据十九大报告的阐释，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总任务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总目标是“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基础上，分两步走在本世纪中叶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总任务和总目标的确定，为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规划了宏伟蓝图，为当代中国共产党人确立了新的历史使命和责任担当。
二是明确了新时代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社会发展的不同时期或不同阶段，其主要矛盾也是不同的。党的十九大根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这一新的历史方位，明确作出了“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的重要论断。社会主要矛盾的新概括，为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了重要的政策决策依据。
三是明确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总体布局和战略布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总体布局指的是包括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的“五位一体”总体布局；战略布局指的是包括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的“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确立，为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了建设路径和战略重点，为进一步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提供了坚实的客观基础。
四是明确了新时代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经过近四十年的改革开放，我国社会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在总结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基本经验的基础上，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再次向全党提出了“必须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不断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任务。全面深化改革总目标的确定，为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了鲜明的发展方向和目标导向。
五是明确了新时代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总目标。全面依法治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和重要保障。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强调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总目标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强调指出：“必须把党的领导贯彻落实到依法治国全过程和各方面，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完善以宪法为核心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新时代全面依法治国总目标的确立，为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了重要的法治保障。
六是明确了新时代的强军目标。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指出：“建设一支听党指挥、能打胜仗、作风优良的人民军队，是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支撑。”党的十九大站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战略高度，明确提出了“力争到2035年基本实现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到本世纪中叶把人民军队全面建成世界一流军队”的战略目标。新时代强军目标的确立，为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了坚实的军事和国防保障。
七是明确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的大国外交战略。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指出：“中国共产党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的政党，也是为人类进步事业而奋斗的政党。中国共产党始终把为人类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作为自己的使命。”为了实现这一重要使命，我们党明确提出要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旗帜，推动建设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呼吁各国人民同心协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八是明确了新时代加强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新要求。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对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也提出了新要求。面对“四大考验”和“四大危险”，必须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不断提高党的建设质量，努力把党建设成为始终走在时代前列、人民衷心拥护、勇于自我革命、经得起各种风浪考验、朝气蓬勃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
十四条基本方略从方法论的高度侧重揭示和回答了“新时代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时代课题
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体系中，十四条基本方略主要侧重的是对“新时代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时代课题的揭示和回答，它是在行动纲领层面对这一时代课题的具体部署，是属于方法论层面的基本内容。正是这些内容，为我们明确了新时代在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过程中，我国经济、政治、法治、科技、文化、教育、民生、民族、宗教、社会、生态文明、国家安全、国防和军队、“一国两制”和祖国统一、统一战线、外交、党的建设等各方面的具体政策导向和基本方略。正确理解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的基本方略，需要从两个层面来全面把握。
第一个层面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总方略”，它包括“坚持党对一切工作的领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全面深化改革”。这三条是从整体角度讲的，它要求我们必须在各个领域、各项工作中都始终坚持党对一切工作的领导，提高党把方向、谋大局、定政策、促改革的能力和定力，确保党始终总揽全局、协调各方；在各个领域、各项工作中都要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把党的群众路线贯彻到治国理政全部活动中去，积极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在各个领域、各项工作中都要始终坚持全面深化改革，不断破除一切不合时宜的思想观念和体制机制弊端，坚定不移地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不断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第二个层面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具体方略”，它包括在经济建设领域必须“坚持新发展理念”，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在政治建设领域必须“坚持人民当家作主”和“坚持全面依法治国”，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保证把人民当家作主落实到国家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之中，把党的领导贯彻落实到依法治国全过程和各方面，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在文化建设领域必须“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通过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不断构筑中国精神、中国价值和中国力量；在社会建设领域必须“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保证全体人民在共建共享发展中有更多获得感，不断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在生态文明建设领域必须“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坚定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加快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建设美丽中国；在国家安全领域必须“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坚持国家利益至上，以人民安全为宗旨，健全国家安全体系，加强国家安全法治保障；在国防和军队建设领域必须“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坚持走中国特色强军之路，全面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一支听党指挥、能打胜仗、作风优良的人民军队；在港澳台工作领域必须“坚持‘一国两制’和推进祖国统一”；在外交领域必须“坚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恪守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的外交政策宗旨；在党的建设领域必须“坚持全面从严治党”，根据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把党的政治建设摆在首位，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同向发力，统筹推进党的各项建设。
2.社会管理创新中的辩证逻辑思想汇报 篇二
一、道家的“无为”思想及其内涵
老子认为任何事物都要顺应它自身的情况去发展, 不必参与外界的意志去制约, 事物本身就具有潜在性和可能性。“自然”就是道, 它就是规律, 就是法则。老子的这些论述实际上反映了其学说的精髓和本质, 简而言之, 就是倡导一种“无为而治, 道法自然”的思想。
《道德经》的许多章中都用了“无为”一词, 在许多章阐述到“无为”思想。因此, “无为而治”是老子管理思想的中心内容。老子的管理思想是以“道”为基础的。道法自然, 反映在管理思想上即要求管理者要遵循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 正确决策与领导, 减少对决策执行活动的干预。同时, 老子的“无为”, 我们不能仅从字面上把它理解为不要任何作为。“无为”在这里是指不做任何违反自然规律、有损道德规范、违反社会法则、有害众生的事。并不是什么都不做, 而是含有不妄为、不乱为、顺应客观态势、尊重自然规律的意思。《老子》六十三章所说的“为无为, 事无事”, 即以无为的态度去有所作为, 以不生事的方法去处理事务, 这就是老子的“无为”的确切涵义。老子说过“无为而无不为”, 意思是说:不妄为, 就没有什么事情做不成的。这里, “无为”乃是一种立身处世的态度和方法, “无不为”是指不妄为所产生的效果。因此, 老子所讲的“无为”并不是消极等待, 毫无作为的, 而是“为而不恃”、“为而不争”, 即以“无为”的态度去“为”, 去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
老子“无为”的哲学, 博大精深, 源远流长, 它已经作为一种道德精神和传统文化, 内化到当代中国人的头脑中, 从而对人们行事具有现实的指导意义。“无为而治”运用到现代管理也就是把有形的管理融人到无形的管理中去, 通过“无为”的管理, 使被管理者由他人管理转化为自我管理, 使管理达到“润物细无声”的境界, 从而以最小的管理行为去获得最佳的管理效果, 最终实现“无为而治”的目的, 达到“无为而无不为”的境界。
二、道家“无为”思想对企业文化的影响
1.企业文化中的授权——“道常无为而无不为”
无为而治是中国道家思想的核心原则。“道常无为而无不为。侯王若能守之, 万物将自化。”作为企业的管理者只有在“小事”上有所不为, 才能在“大事”上有所为。高层领导者在识贤、求贤、用贤上决策时有所为, 在人才的具体工作执行时则无所为, 不越位管理。防止掉入“事事欲有为, 事事不可为”的陷阱。在中国古代, 人们从历代治国经验中, 早已认识到“君闲臣忙国必兴, 君忙臣闲国必衰”的道理。文化的作用在于尊重个体的自主性、调动其积极性、启发个体的自觉性从而充分发挥其效用。在一个企业中, 只有充分的发挥每一个成员的功能, 才能达到企业资源的最优组合。作为领导者应当把握企业的宏观战略目标, 不应当在企业的具体事物中插手过多。要充分的信任相关部门的员工, 只有领导“无为”了, 才能换来企业员工的“有为”。我们经常可以看到某些企业中的领导者非常的“有为”, 凡事都要求员工向其请示和汇报, 要求一切按照他的要求去办, 虽然这样的领导很是负责, 能力很强, 但往往并不能把企业搞好, 这就是没有遵循道家思想中的“无为而无不为”。对于现代企业领导者, 要做到在“大事上有所为, 在小事上有所不为”, 充分调动与发挥企业各级管理者和全体员工的主动精神和创造意识, 而不是越俎代庖。这样才能整合智慧, 把事情做好;这样才能使队伍得到锻炼, 不断走向成熟。
2.企业文化中的制度建设——“治大国若烹小鲜”
道家的管理哲学是“治大国若烹小鲜”。治国必须坚持政策的一贯性, 政策多变则扰民。这就是老子说的, 治理大国好比煎小鱼一样, 不能常常去搅动它。而是依据客观规律, 在适当的时间、适当的地点、以适当的方式顺其规律促使其变化而已。治大国若烹小鲜, 企业管理亦然。在管理中如何做到“治大国若烹小鲜”这样的境界呢?其一, 管得少不是不管, 而是管理者要抓住管理的关键。这个关键是管理者的角色定位, 做自己职责范围内的事, 不越权管理。要求企业管理者透过复杂的表面现象, 洞察问题的本质, 化繁为简, 管理简单化。其二, 管得少才是管得好。管理实际上是对人的一种管控活动。控制的最高境界是少控制、不控制。如果管理部下时“天天搅动小鱼”, 就不是一种好的管理方法。其三, 经营管理要建立合理预期, 政策的不确定性, 使员工、供应商、顾客无法建立合理预期。行为短期性、不确定性增强, 使企业的稳定性减弱, 使企业长期发展面临风险因素增强。
管理的基础说到底是一种企业文化的建设, 任何一种管理都必须适应自己的民族文化土壤和社会历史背景, 都必须同自己的民族文化相结合。因此, 对道家管理思想中的积极方面加以继承、发扬, 对于提高现代企业管理的水平, 具有重要的作用。
三、道家“无为”思想在现代企业管理中的实现
道家的思想启示着我们在现在企业管理中要做到以下几点:
1.上善若水, 水利万物而不争。我们要保持真知灼见, 保证企业宽松的经营环境;清静无为, 守中抱一。我们要守住目标, 建立一套比较好的制度与系统, 这样就能像流水一样疏导我们的员工, 自然用不着强硬的强迫手段;“以顺待逆, 以逸待劳, 以卑待骄, 以静待躁。”“以顺待逆”, 先看对方的实力再采取应对措施;“以逸待劳”, 让对方劳累了我们再出手;“以卑待骄”, 你必须做到谦卑, 才能对付对方的骄纵;“以静待躁”, 你必须以平静来牵制对方的急躁。这都是一个卓越的领导者应该尽心培养的素质。
2.若要达到“无为而治, 道法自然”的境界, 企业管理者本身必须具备虚怀若谷, 胸襟开阔的素质;必须要有“容人、容事”的气度和风范。一个成功的现代企业领导者, 如果要做到“无为而治, 道法自然”, 就必须在干部和员工的使用上实行“君无为而臣有为”的管理方法, 这就要求企业管理者必须具备伯乐寻千里马, 刘备三顾茅庐的精神, 真正做到“用人不疑, 疑人不用”, 以充分调动企业各级管理者和全体员工的主动性和创造性。从企业管理的角度来讲, 必须建立一套“道法自然”, 适合本企业特点、有前瞻性、与时俱进的管理机制, 企业才能灵活自如、游刃有余地运作。被誉为日本“经营之神”的松下幸之助回答“你的经营秘诀是什么”时, 强调:“我并没有什么秘诀, 我经营的唯一方法是经常顺应自然的法则去做事。”松下幸之助的这种管理理念实际上已从另一方面对老子“无为而治, 道法自然”一说进行了充分肯定。
3.老子说“柔弱胜刚强”“清静为天下正”。它要求领导在建立职能组织机构时, 持一种“无为放任”的态度, 除把必要的权利集中在自己手中外, 应把更多的权利下放给下属, 这样才能使下属更好地顺应实际办事, 调动工作的积极性。这样上下配合, 各司其职, 才能做好工作。通过放权的“无为”, 有效克服传统权力控制型组织对企业学习力的侵蚀以达到使基层组织“自我化育”。只有创建学习型组织, 才能打破传统等级权力控制型的组织结构, 实现组织扁平化, 达到“无为而为”的有机管理的理想境界。这就要求企业高层领导由高高在上的发号施令者的角色, 转变为设计师、仆人和教师的角色。这也是老子的“无为而治”的思想中对领导者“有所为有所不为”的要求。
四、总结
中国古代强调管理的最高目标是“无为而治”。“无为”是道家的哲学思想, 即顺应自然的变化之意。要按照“道”即客观规律办事, 而“道常无为”, 所以, 管理者就要“处无为之事, 行不言之教”。中国古代哲学的最高范畴也是“道”, 老子提出“人法地, 地法天, 天法道, 道法自然”, 这里的道就是人类社会运行的规律, 就是说人们必须按照客观规律办事, 以自然为法, 而不要把自己的意志强加给自然界。从管理的角度讲, 就是要求管理者必须遵循企业管理的客观规律, 一切从规律才能取得良好的效果, 实现组织的自然和谐与个人自由的协调发展。
摘要：中国传统文化中蕴含着丰富的管理思想和谋略, 以“无为而治”为其核心的道家文化在中国的现代管理中打下了深深的烙印, 它在提高领导者素质、提升企业竞争力等方面起到了一定作用。本文旨在研究道家文化与现代企业的关系, 为现代管理工作提供借鉴, 从而提高管理的有效性。
关键词：无为而治,企业管理,内在一致性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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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墨子》管理思想的内在逻辑 篇三
同先秦诸子其他各家相比，《墨子》一书显然具有自己的特色。首先，由于墨学中绝，《墨子》流传过程中造成的错简、遗漏、讹误、脱衍相当多，有的地方几乎无法通读。同时，也许正是因为同一原因，《墨子》中保留了传抄下来的大量古体字和异体字。直到清代以前，很少有人对《墨子》进行考证注释。第二，《墨子》的作者至今没有定论，作为墨子本人思想的最主要的记载，其中哪些是墨子自己所作，哪些是弟子所记，哪些是后人撺入，学界众说纷纭。第三，《墨子》的文笔过于质朴，重视实用而内涵不足。细读《墨子》就不难发现，即便是“子墨子曰”的语录，也很少看见《论语》中“引而不发，跃如也”的句式，而多有师傅训诫学徒的口吻，书中充满命令、禁止、斥责、唠叨一类话语。凡是需要进行严密分析的概念，往往只是在列举现象后立即给出结论；凡是具体制作器械排列军阵的方法，反倒陈述过于细致。关于墨学思想的丰富性，多是后人根据只言片语的推论，这种推论带有浓厚的当代气息。近代的“西学中源说”首推《墨子》，正是其文字特色的一个折射。当然，这并非说《墨子》没有思想性，而是说墨子自以为他所说的道理都不言而喻，依据《墨子》解读其思想需要补充大量的逻辑环节。更有意思的是，今人往往把墨子作为古代逻辑思想的代表之一，尤其是《经》和《经说》，确实是名辩思想的汇集。然而，《经》和《经说》的逻辑，如果不是刻意拔高就不难发现，它不过是一种缺乏思想内涵的论辩之术，同今天看到的大专辩论会或者电视辩论会所遵循的逻辑差不多，并非学术著作挖掘内涵的说理。而在《墨子》最重要的十论中，则难以看到严密的逻辑推理，其论证之粗浅为诸子之冠。也许，正是因为十论的推理不足，墨家才在其后补充了《经》《经说》和大小《取》作为附加说明。
今本《墨子》主要内容可以分为以下五个部分：
一是通说，包括《亲士》《修身》《所染》《法仪》《七患》《辞过》《三辨》七篇，这是墨子关于道德与人格、政治与社会、修养与行为的整体论述。
二是专论，包括《尚贤》《尚同》《兼爱》《非攻》《节用》《节葬》《天志》《明鬼》《非乐》《非命》《非儒》十一部分。每部分都有上中下三篇，佚九篇，现存二十四篇。学界一般认为，除《非儒》是论战性质的以外，其余十篇，就是墨子思想十论。上中下三篇的内容是重复的，仅仅是话语详略不同，人们由此推断，这种分篇，应当是墨家一分为三之后各派对墨学思想的不同记录。墨子的管理思想集中表现在十论之中。尽管墨子没有说明十论的逻辑关系，然而其思想架构已经相当明显。
三是经辨，包括《经》上下、《经说》上下、大小《取》六篇。学界多认为，这一部分是后期墨学的作品，但也有人强调，《经》和《经说》反映了墨学的基本思想和基本准则，大小《取》反映了名辩方法，不一定晚出。本文认为，由于墨家学说质朴无华，在前两部分通说和专论中基本是命令式语句，只适用于给自己的门徒布道，在与儒家以及其他诸子的争论中难以占到上风，所以用这一部分作为说理方式的补充。后世论证墨辨，多注重这一部分。
四是实录，包括《耕柱》《贵义》《公孟》《鲁问》《公输》五篇。这是墨子言论行为的部分记录，属于墨子弟子所记，与孔门弟子的《论语》类似。
五是技术和兵法，包括《备城门》到《杂守》二十篇，佚九篇，现存十一篇。是守城攻防的技术方法，既有器械制作应用，又有驻防布阵。这部分内容的具体操作性较强，可以从中看出相应的管理举措，后世往往从中发掘墨学的科技思想。
在《墨子》的十论中，占据核心位置的是“兼爱”。墨子认为，管理社会的本质，是处理人与人的相互关系，进而“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而在人际关系中，最基本的准则就是“兼相爱，交相利”。要想治理天下，就必须考察天下因何而乱。根据墨子的考察，他认为天下动乱的根源在于“不相爱”，而“不相爱”的动机是自爱和自利。“今诸侯独知爱其国，不爱人之国，是以不惮举其国以攻人之国。今家主独知爱其家，而不爱人之家，是以不惮举其家以篡人之家。今人独知爱其身，不爱人之身，是以不惮举其身以贼人之身。”（《兼爱中》）父子反目，兄弟阋墙，君臣相残，诸侯兼并，究其原因都是为了自身利益而不惜坑害他人。只要人人都互相关爱，就足以解决一切纷争。所以墨子说：“今天下之士君子，忠实欲天下之富，而恶其贫，欲天下之治，而恶其乱，当兼相爱，交相利。此圣王之法，天下之治道也，不可不务为也。”（同上）。墨子论证“兼爱”的逻辑十分简单：只要人人都像爱自己一样爱别人，就会天下太平。“视人之国，若视其国；视人之家，若视其家；视人之身，若视其身。是故诸侯相爱，则不野战；家主相爱，则不相篡；人与人相爱，则不相贼；君臣相爱则惠忠，父子相爱则慈孝，兄弟相爱则和调。天下之人皆相爱，强不执弱，众不劫寡，富不侮贫，贵不敖贱，诈不欺愚。凡天下祸篡怨恨可使毋起者，以相爱生也，是以仁者誉之。”（同上）可以说，墨子在中国历史上最早唱出“让世界充满爱”的旋律。他所说的治理，可以看作是倡导一种“关爱式治理”，其具体方法可归纳为“以兼易别”，即以爱人如爱己的“兼”替代只爱己不爱人的“别”。
墨子并不提倡自虐，也不反对自利。他没有提出“无私奉献”。如果没有自爱和自利，“兼相爱”和“交相利”也就失去了逻辑上的支撑点。墨子仅仅是反对人我有别，倡导推己及人。墨子甚至根本没有考虑“兼爱”在现实中是否行得通的问题。他认为，“兼爱”推行起来再简单不过了。假定有两个人，一人害人以利己，另一人则爱人如爱己，只要智力正常，都不愿与前者打交道，都愿意同后者交朋友。既然人人都是这种心理，自然兼能胜别，关键在于上位者是否愿意推行，执政者能否以身作则。“夫爱人者，人必从而爱之；利人者，人必从而利之；恶人者，人必从而恶之；害人者，人必从而害之。此何难之有？特上弗以为政，士不以为行故也。”（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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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墨子回避了利益冲突问题，特别是忽略了害人以利己的问题。他仅仅是笼统地强调“无穷不害兼”，选择性地证明自己的观点。现实生活中，爱人与爱己、利己与利他的关系远比墨子所言要复杂得多。墨子所主张的“兼相爱，交相利”，十分敏锐地抓住了管理需要追求“双赢”、促成“共生共存”的思想进路，由此而在先秦诸子中独树一帜。然而，墨子并未展开对双赢形成条件的论证，他只是指出天下之乱起于不相爱，把努力方向定位于“兼爱”，理直气壮地告诉人们：“若使天下兼相爱，国与国不相攻，家与家不相乱，盗贼无有，君臣父子皆能孝慈，若此，则天下治。”（《兼爱上》）但是，现实中不“兼爱”的例子太多了，即便能够找出个别“兼爱”的例子（墨子就以夏禹等人为例），在概率上也是难以说服人的。于是，为了使自己的观点能够立于不败之地，墨子放弃了对“兼爱”的现实论证，转而从上天和鬼神世界寻找“兼爱”的根据。所谓“天志”和“明鬼”，就是墨子找到的形而上理论支撑。
墨子所说的“天志”就是上天的意志。国内学者出于唯物论的评价尺度，对“天志”的批评较多，或者贬低其在墨子思想中的位置，实际上，“天志”在墨子思想中居于最高地位。对于现实中人们常见的相贼相害，墨子认为，这是人类自身的缺陷造成的。人具有认知局限，“天下士君子，知小而不知大也。”（《天志上》）只有“天志”才可公正无私，涵盖一切。矫正人类认识缺陷的方法就是遵循“天志”。“顺天意者，兼相爱，交相利，必得赏；反天意者，别相恶，交相贼，必得罚。”（同上）禹汤文武这些圣王，就是顺天意的典型，其治理可称为义政；桀纣幽厉这些暴王，就是反天意的典型，其治理可称为暴政。把“兼爱”上升为“天志”，就取得了无可置疑的正当性。所以，墨子说：“我有天志，譬若轮人之有规，匠人之有矩，轮匠执其规、矩，以度天下之方圜，曰：‘中者是也，不中者非也。’今天下之士君子之书不可胜载，言语不可尽计，上说诸侯，下说列士，其于仁义则大相远也。何以知之？曰：我得天下之明法以度之。”（同上）墨子的“天志”，同古希腊提出的自然法学说相似，可以说就是自然法理论的中国版本。“义自天出”。“今天下之君子，中实将欲尊道利民，本察仁义之本，天之意不可不慎也。”（《天志中》）爱人利人，顺天之意，就可得天之赏；憎人贼人，反天之意，就会受天之罚。“上利乎天，中利乎鬼，下利乎人，三利无所不利，是谓天德。”由此，“天志”成为墨子衡量是非的尺度。墨子的“天志”，与老子的“道”、孔子的“命”具有同等重要的思想史意义。
除了“天志”外，墨子还用鬼神作为“兼爱”正当性的第二重证明。墨子认为，鬼神能够“赏贤而罚暴”，相信鬼神和不相信鬼神，行为会有极大区别。而史书的记载，祭祀的实施，都说明鬼神是确实存在的。如果说，“天志”是看不见的存在，那么，鬼神在墨子眼里就是看得见的存在。所以，作为行为正当性的尺度，鬼神比“天志”距离人世又更进了一步。“尝若鬼神之能赏贤如罚暴也，盖本施之国家，施之万民，实所以治国家、利万民之道也。”（《明鬼下》）和儒家的因神设教相比，墨家的“明鬼”之说则相信神力。在《墨子》一书中，多次把天、鬼、人并列，其权威依次递降：天以最高权威在无形中支撑“兼爱”的正当性，鬼以有形的赏罚把“兼爱”由正当性推进到现实性，人以无差别的推己及人把求利行为变成天下之利。
实现“兼爱”的内政举措是“尚贤”。国家治乱系于贤良，“国有贤良之士众，则国家之治厚；贤良之士寡，则国家之治薄。故大人之务，将在于众贤而已。”（《尚贤上》）其基本准则是：“虽在农与工肆之人，有能则举之。高予之爵，重予之禄，任之以事，断予之令。”“以德就列，以官服事，以劳殿赏，量功而分禄。故官无常贵而民无终贱。有能则举之，无能则下之。”（同上）“故古者圣王甚尊尚贤而任使能，不党父兄，不偏贵富，不嬖颜色。贤者举而上之，富而贵之，以为官长，不肖者抑而废之，贫而贱之，以为徒役。”（《尚贤中》）社会的等级和贤能的档次相匹配，各在其位，秩序井然。这一方面的事例极多，三代圣王尧舜禹汤文武，全被墨子拉来作为“尚贤”的代表。现实中的王公大人，马病了知道寻找良医，弓坏了知道寻找良匠，但治理国家却不论贤能，只讲骨肉之亲、出身富贵、面目姣好，这就像用哑巴当使者，用聋子充乐师，“明于小而不明于大”。当然，士人也要追求为贤。墨子给出的士人为贤之道是：“有力者疾以助人，有财者勉以分人，有道者劝以教人。”（《尚贤下》）
实现“兼爱”的外交举措是“非攻”。窃人物品是不义，而以战争手段兼并他国却受到赞誉，这是价值观上的混乱。墨子称：“今小为非，则知而非之；大为非攻国，则不知而非，从而誉之，谓之义。此可谓知义与不义之辩乎？是以知天下之君子也，辩义与不义之乱也。”（《非攻上》）正是这种价值观的混乱，导致攻伐不绝。墨子认为，各国土地有馀，民众不足，“今尽王民之死，严下上之患，以争虚城，则是弃所不足，而重所有馀也。为政若此，非国之务者也。”（《非攻中》）赞成战争的人会说，南有楚、吴，北有齐、晋，这些大国的地位，就是战争打出来的。墨子反驳道，少数国家得利，多数小国被灭，就像医生用药，万人服药，只有四五个人痊愈，不合天道。当今天下诸侯以坚甲利兵攻伐无罪之国，这是逆天行事。至于禹征有苗，汤伐桀，武王伐纣，则是顺天应人，不能叫做“攻”，只能叫做“诛”。所以，墨子认为，“当若繁为攻伐，此实天下之巨害也。”（《非攻下》）在国家关系上，只有“非攻”才可兴利除害。
墨子并不擅长说理，他的思想过于朴素。现实中的情景，也同墨子的主张大相径庭。因此，如何平息概念上的争论，做到思想上的统一，需要另辟蹊径。假设墨子遇到孟子，他会被孟子的唾沫星子淹死；假设墨子遇到庄子，他会被庄子的言辞噎死；假设墨子遇到荀子，他会被荀子的论证逼死；假设墨子遇到韩非，他会被韩非的犀利气死。对此，墨子的应对是“尚同”。他认为，在原始社会，没有权威，一人一义。“是以人是其义，以非人之义，故交相非也。”（《尚同上》）人类社会的丛林状态由此而生。为了走出每个人以其他人为敌的丛林，诞生了政长，建立了天子、三公、诸侯直到最基层的乡里政长，形成了金字塔统治结构。墨子设想的这一结构，政长的贤能程度与其所处等级匹配。由下至上，里长、乡长、诸侯国君、天子，上之所是，下皆是之；上之所非，下皆非之。上有过则规谏，下有善则举荐。最重要的是“上同而不下比”，使思想统一到最高统治者那里。墨子也承认上面不能保证绝对正确，所以他允许规谏，却不允许不同。保证天子正确性的方法是接受“天志”，以“天志”为最终裁判。飘风苦雨，灾祸疾疫，就是上天对不同于天的施罚。圣王顺应天意，同时以五刑来处罚不能上同于天的百姓。由此，墨子设计出一个充满中国特色的圣贤治理架构，这个架构毫无疑问是专制政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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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子以“尚同”取消个体的思想主体性，却以“非命”推进个体的行为主体性。这二者并不矛盾。“尚同”是为了保证观念上的一致性，“非命”是为了保证行为上的积极性。前者是齐心，后者是协力。墨子认为，治理国家为何不得力，就是因为命定论在作怪。一旦命定论支配人的行动，个人努力就没有任何意义。所以，墨子专门提出“三表法”，用以排斥命定论。首先，观察上古圣王之事，就会发现没有宿命，汤武统治则天下治，桀纣统治则天下乱，治乱在人为。其次，观察百姓耳目之实，宿命无人能见，无人能识，“自古以及今，生民以来者，亦尝有闻命之声，见命之体者乎？则未尝有也。”（《非命中》）再次，观察刑政之效。穷民贪婪懒惰而导致衣食不足，不责怪自己不努力，反而声称命中注定受穷；暴君淫逸奢侈而倾覆国家，不责怪自己为政不善，反而归之于命运不好，这说明宿命不过是自身行为不当的遁词。国家安危和个人贫富都是出于自为，可见，墨子主张行为改变命运。
如何保证“兼爱”社会的资源，墨子从实用出发，提出“节用”、“节葬”、“非乐”。作为来自社会下层的思想家，墨子力主去无用之费，兴有用之利。例如，衣服不求华丽，能有冬暖夏凉的实效足矣；宫室不求堂皇，能够避寒暑、挡风雨足矣；各种物品器用，一概以是否有利于实用效果定取舍。“去无用之费，圣王之道，天下之大利也。”（《节用上》）“凡足以奉给民用，则止。诸加费不加于民利者，圣王弗为。”（《节用中》）墨子明确反对儒家的丧葬制度，倡导薄葬。他所拟定的丧葬之法为：“棺三寸，足以朽骨；衣三领，足以朽肉。掘地之深，下无沮漏，气无发泄于上，垄足以期其所，则止矣。哭往哭来，反，从事乎衣食之财，佴乎祭祀，以致孝于亲。”（《节葬下》）对于儒家倡导的礼乐制度，墨子也不以为然，主张“非乐”。他指出，民有三患，“饥者不得食，寒者不得衣，劳者不得息”。国有治乱，“强劫弱，众暴寡，诈欺愚，贵傲贱，寇乱盗贼并兴，不可禁止也”。对此，音乐没有任何益处。“厚措敛乎万民，以为大锺、鸣鼓、琴瑟、竽笙之声，以求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而无补也。”作乐是亏夺民众衣食之财，用有限的资源去填充无用的奢靡之窟，所以，墨子主张彻底禁绝声乐。
到此，墨子十论的管理思想逻辑结构就可以清晰地展现出来了。他的思想内核是利益计算基础上的“兼爱”。他所说的“兼爱”基本不属于情感之爱，而是以是否有用来衡量的利益之爱。从“兼相爱，交相利”出发，墨子认识到管理的本质是实现互利。为了“兼爱”，墨子希望人们能够无差别地对待人己关系和人人关系，由此，墨子否定了所有权的必要性和人与人的差别性，开创了“太平”“大同”的先声。从积极意义讲，这种“兼爱”以社会的绝对平等为标的；从消极意义讲，这种“兼爱”排除了效用区别和价值区别。所以，他的理想在现实社会中只能流于空想。为了实现这种理想，墨子主张对内“尚贤”，对外“非攻”，以“尚同”来统一思想，以“非命”来激励行动，以“节用”、“节葬”、“非乐”来保证物质资源的支持。所有这些理想的正当性和合理性，依赖于“天志”和鬼神的精神引导。这种对理想社会的想象和追求令人神往，可以有效地吸引社会下层追随者。墨学成为显学，与此不无关系。然而，墨学一旦付诸实践，立即就会遇到难以逾越的障碍。“兼爱”是以对等回报为前提的，在墨者组织内完全可以做到，但对“外人”的不对等回报行为，墨者没有任何制约和惩罚手段，只能靠自己的付出来感化“外人”。由此，率先做出牺牲成为墨者的门槛，对于牺牲的要求又会衍生出强制性的纪律和高难度的规则，强制性纪律的成本和社会回报的不对等，只能靠不断强化道义来平衡。由此又会产生出巨大的悖论：追求平等却带来了专制，解放思想却禁锢了头脑，道义越高尚则自身越贫乏，理想越丰满则实现越渺茫。当墨者为了实现自己的理想可以牺牲一切时，才能够称之为真正的墨者。然而当这种牺牲得不到社会回报时，希望的篝火就只剩下灰烬。在社会积聚起易燃物时，残留的火星有可能引发另外的篝火，不过，篝火的主角已经不再是墨者。
4.社会管理创新中的辩证逻辑思想汇报 篇四
系统辩证学与和谐社会的构建及管理
以差异协同律为核心的系统辩证学为和谐社会的构建和管理提供了一种新的.理论视角,它扬弃了哲学对和谐的理解,把整体、秩序、协同作为构建和管理和谐社会的要素.管理科学要有效地处理复杂环境中涌现出来的不确定性,就应将系统辩证学作为管理和谐社会的一种理论指南.
作 者：杨必仪 YANG Byyi 作者单位：重庆教育学院学报编辑部,重庆,400067刊 名：系统科学学报 PKU英文刊名：CHINESE JOURNAL OF SYSTEMS SCIENCE年，卷(期)：200715(2)分类号：C94 N94-02关键词：差异协同律 系统辩证学 和谐社会 构建 管理
5.社会管理创新中的辩证逻辑思想汇报 篇五
摘要：
知识经济的到来，对教育(www.xfhttp.com-雪风网络xfhttp教育网)提出了新的课题。为培养出具有高素质的创新人才，作者在教学实践中进行了长期探索。本文从课堂教学和实验教学两个方面论述了在中学化学教学中对学生进行辩证唯物主义思想教育(www.xfhttp.com-雪风网络xfhttp教育网)一些切实可行的方法。
关键词：
辩证唯物主义教育(www.xfhttp.com-雪风网络xfhttp教育网);世界物质性;对立统一规律;实验教学;自然渗透
中学化学教学就其所涉及到的化学基本概念、理论、原理和定律来说,其本身就蕴含着丰富的辩证唯物主义思想。因此,通过化学教学向学生进行辩证唯物主义教育(www.xfhttp.com-雪风网络xfhttp教育网)不仅是必要的,也是可能的。九年义务教育(www.xfhttp.com-雪风网络xfhttp教育网)全日制初中化学教学大纲中明确要求：教师可结合物质的结构、分类、性质、化学反应的条件以及变化规律等内容的讲授,对学生进行辩证唯物主义观点的教育(www.xfhttp.com-雪风网络xfhttp教育网)。帮助学生破除迷信,树立起科学的世界观。使他们初步具备识别伪科学的能力。
向学生进行辩证唯物主义教育(www.xfhttp.com-雪风网络xfhttp教育网),将有助于学生认识能力和学习质量的提高。它能给学生提供一种科学信念,即客观世界是可以认识的,人们有能力把握自然规律。有了这种信念,学生的思想就会受到鼓舞和激励,促使他们解放思想,在探索自然界的奥秘中,敢于披荆斩棘,开拓进取。作为一名教师,在教学中有目的地将辩证唯物主义的思想寓于化学教学中,培养学生树立起科学的世界观,从而真正做到既教书、又育人之目的。
一、“世界物质性”和“物质运动的永恒性”教育(www.xfhttp.com-雪风网络xfhttp教育网)
(1) 静止是相对的运动是绝对的
辩证唯物主义认为：世界的本质是物质的.。地球上的一切客观物体都是由百余种化学元素所组成，即使是生物体的化学成分也仅仅是碳、氢、氧、氮等为数不多的元素。从19世纪开始，人类对自然界的认识从宏观深入到微观，认识到原子也是可分的。自20世纪30年代以来，科学工作者不断发现了一系列新的微观粒子，但这些基本粒子仍不是最小的，它们还有其自身的层次结构。同时还认为：运动是物质的存在方式和根本属性，“没有运动的物质和没有物质的运动是同样不可想像的”。任何形式的物质运动都有其主体和运动方式，所以人们认识物质，就是认识物质的运动形式，物质的不同运动形式构成了不同学科的研究对象。
初学化学者一般兴趣都比较浓厚,求知欲较强。对五彩缤纷的化学变化情趣盎然。然而,当他们遇到一些比较抽象的概念时,又往往感到枯燥乏味。因此,要处理好这个问题,教师可以把抽象的理论与直观的化学实验有机地结合起来,使学生自然地接受辩证唯物主义思想。例如,初三化学第一章千变万化的化学世界,学生自然最先想知道的就是
6.逻辑思维在科技创新中的作用 篇六
当今时代，人类社会步入了一个科技创新不断涌现的重要时期，面对世界科技发展的大势，面对日趋激烈的国际竞争，我们只有全力发挥全民族的创新精神，才能把握先机，赢得发展的主动权。早在1995年的全国科技大会上，江泽民同志就指出：“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2006年胡锦涛同志在全国科技大会上指出：“科技创新，关键在人才。杰出科学家和科学技术人才群体，是国家科技事业发展的决定性因素。当前，人才竞争正成为国际竞争的一个焦点。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大国，都把科技人力资源视为战略资源和提升国家竞争力的核心因素，大力加强科技人力资源能力建设。源源不断地培养造就大批高素质的具有蓬勃创新精神的科技人才，直接关系到我国科技事业的前途，直接关系到国家和民族的未来。”要培养造就大批的具有蓬勃创新精神的科技人才，就必须重视逻辑思维在科技创新中的作用。逻辑思维不但自身有创新功能，而且它还对我们的创新活动起着重大的推动作用。
一、逻辑思维和科技创新的含义
什么是逻辑思维? “逻辑思维是指人脑的一种理性活动, 是以概念、判断、推理为主要特征的思维形式。在人的认识过程中, 思维主体把感性认识阶段获得的对事物认识的信息材料抽象成概念, 运用概念进行判断, 运用判断进行推理, 从而产生新的思想认识，人脑的这种活动过程就是逻辑思维。”逻辑思维方法的种类：分为狭义的逻辑思维方法和广义的逻辑思维方法。前者是形式逻辑方法，如归纳法和演绎法、分析方法和综合方法、比较和分类与类比法等等。后者是指一切逻辑思维方法，即包括一切逻辑思维形式、规律和规则，如从抽象的规定上升到思维中的具体、逻辑方法与历史方法的统一等辨证逻辑思维方法，均属此列，因此广义的逻辑思维方法包括形式逻辑思维方法和辨证逻辑思维方法。
那什么是科技创新呢？要知道什么是科技创新，我们首先来看看社么是创新：创新是指个体根据一定的目标和任务，运用一切已知的条件，产生出新颖、有价值的成果(精神成果、社会成果、物质成果)的认知和行为过程。所谓“科技创新”是指应用新知识、新技术、新工艺，采用新的生产方式和经营管理模式，开拓生产新领域，开发高新产品，提高产品质量，提供新服务，占据新市场，取得新效益。“科技创新”的涵义很广，既包括自身或单位内部研究开发的科技成果，也涵盖从国外引进的新技术、新工艺、新品种、新设备等，如何让技术创新发挥巨大的作用，关键是取决于科技成果的转化应用速度
有人认为, 逻辑思维只能把我们引向同义反复, 它不会创造任何新的东西, 本身不能提供任何新的科学原理, 事实上, 这种完全否认逻辑思维创新功能的观点是失之偏颇的, 逻辑思维不但自身有创新功能, 而且还是直觉、灵感、联想等创新思维方式的前提和基础。逻辑思维是人们在实际思维过程中总结和提炼出来的关于思维的模式、规律和规则, 是“人的实践经过千百万次的重复, 它在人的意识中以逻辑的格固定下来”①, 它不但没有限制人的思维的创新性, 相反, 逻辑思维自身有着很强的创新功能，而且对推动科技创新起着重大的作用。
二、逻辑思维在科技创新中的作用
（一）由逻辑思维的概念可以看出，概念、判断、推理是逻辑思维的具体形式, 而这些具体形式本身就具有创新功能。
概念的形成过程是具有创新性的。概念虽然以感性认识为基础, 虽然来源于感觉和表象, 但它又不同于感觉和表象。概念属于认识的理性阶段, 它不是生动的直观, 它已经抓住了事物的本质和内部联系, 概念能把握感觉和表象所不能把握的东西。所以, 概念对事物的反映不是机械的摹写, 而是一种创新, 如果没有概念的这种创新, 人们对事物的认识只能停留在片面的、现象的层面上, 无法把握事物的本质。判断是对事物情况有所断定的思维形式。要对事物作出恰当的判断, 不应当只看到事物这一方面的情况, 也应当看到事物其它方面的情况, 不应当只看到事物的目前的情况, 也应当看到事物的过去的历史情况与将来的发展情况, 而且还要在事物的各个方面与各个因素中, 看出哪些方面或因素是主要的、本质的, 哪些方面或因素是次要的、非本质的, 这要求我们有关于事物的丰富实践与深刻认识, 可见, 作为逻辑思维形式的判断不同于直接陈述感官所反映的情况, 它是经过逻辑分析加工整理后才对事物情况作出断定, 这种断定相对于简单的陈述而言就是一种创新。推理是由一个或一些已知判断推出另一个新判断的思维形式。推理所得出的结论是根据已知判断所推出的新判断, 因而它本身所具有的创新性就更为明显。它是我们在纷繁的万物中不断地有所发现、有所发明、有所创造的有力武器。演绎推理是从一般性知识的前提推出个别性知识的结论, 它的前提和结论之间有必然的联系, 人们在提出新的思想, 新的观点的时候往往要借助于演绎推理的指导和证明, 否则的话, 这种创新就是盲目的创新。归纳推理是从个别性知识的前提推出一般性知识结论的推理, 它的结论已远远超出前提的范围而具有一般性、普遍性, 人们往往要借助于归纳推理发现新的知识, 从经验的事实中找出普遍的特征, 因此它更是一种极富创新功能的推理方法。类比推理是根据两类对象在一系列属性上是相同的, 而且已知其中一类对象还具有其它的属性, 由此推出另一类对象也具有同样其它属性的结论, 这种推理是在比较的基础上得出新的结论, 它同样是从事创造性思维的重要手段, 用来比较的属性是已知知识, 是原有知识, 而断定其另外的属性则是创新知识, 因此, 类比推理是立足在已有知识的基础上, 进一步发展科学的一种有效的探索方法, 在科学研究中具有开阔思路, 提供线索, 举一反三, 触类旁通的作用,可见, 推理本身就具有非常明显的创新功能, 正如恩格斯所说: “甚至形式逻辑也首先是探寻新结果的方法, 由已知进到未知的方法。”②
（二）逻辑思维是创新思维的前提和基础
直觉、灵感、联想通常被称为非逻辑思维和创新思维。如有些学者认为:“非逻辑思维主要包括幻想、想象、直觉和灵感..如果形式逻辑的功能在于‘发现’, 那么, 非逻辑思维的功能则在于‘突破’ 和‘创新’。”直觉、灵感和联想在创新思维活动中确实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但不能把它们理解成创新思维的全部, 也不能把它们与逻辑思维完全对立起来, 不能说逻辑思维不是创新思维, 直觉、灵感、联想才是创新思维。逻辑学作为一门工具性的学科，理应更加贴近生活，而逻辑思维是人们在学习、工作中所不能缺少的基本思维。从经典观点看，逻辑思维是以概念、判断、推理等思维形式为手段的思维活动。人们在认识对象或改造客观世界过程中，对对象本身的确认、对象本身的性质或评价以及对象与对象间的关系及发展的内在机制，都不能离开思维形式。从思维过程方面看，逻辑思维是按逻辑的秩序一步一步来完成的，即一个环节扣一个环节的连锁联系，而每一个进程都有明确的依据，只要在任何一个环节上缺少依据或依据不当，整个思维过程的有效性将会丧失。人们在思维过程如果没有形成敏捷的思路，思维是无法展开的。就如一个企业的生产、消费、分配及效益等方面，在任何一个环节上的失误，都会给整个企业生产带来损失，所以，逻辑思维本身就是一个严密联系系统。从思维的目的方面看，思维一方面有利于人以丰富思想、启迪思路、独辟蹊径和“举一反三”思维方法的提高。而最重要的是以获得准确可靠知识为目的，这也应该成为逻辑思维的一个根本特征，也是它的创新所在，逻辑思维没有创新，就没有生命力。创新思维是人们通过实践总结出来的一种把逻辑思维(概念、判断、推理)和非逻辑思维(直觉、想象、灵感等)结合起来的一种综合性思维形式。它是人们在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过程中，自觉地、能动地把逻辑思维方法和非逻辑思维方法运用于实践过程，并取得独创性、开拓性和新颖性成果的一种思维活动。逻辑思维和非逻辑思维的辩证结合，运用于实际，是开展创新思维的必要途径。逻辑思维可以发现真理，但发现真理只是认识的起点，是认识的开端，而发展真理、达到改造客观世界的目的才是认识的归宿。只有创新思维才能更好地实现这个任务。发展创新思维是为了充分发掘人类创造潜能，培养优秀人才。恩格斯讲过，形式逻辑是形成新结果的方法。可见，逻辑思维对人类思维的发展，是起决定性的作用。创新思维的创造力的产生要依靠思维能力，靠想象力和观察力，综合产生的创造性思维，即通常说的，现代人的智力。创新思维的产生，需要思维的创新。创新与守旧是一对矛盾，是发展与保守的斗争。现实生活中的惰性、守旧、僵化，思维中的随机、片面、主观，恐怕比比皆是，这对决策、社会经济以至整个事业的发展，都会带来严重的后果。要实现思维创新，使思维更敏捷、更科学、更全面，确实要有一个转变过程，转换思维方式。建立创新思维是提高全民素质的基础工程，必须把创新思维提高到全民教育对策的重要位置。现在人类正迈入高速发展的信息时代，科学技术日新月异向前发展，创新思维是时代的要求。随着世界经济一体化的发展趋势，过去依靠少数人的聪明才智占领世界市场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今天综合国力的竞争，关系到全民素质的整体竞争，要占领世界市场，要发展科学技术，必须提高国民素质。毋庸置疑，科学思维的创新能力，是全民基础素质的重要组成部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有关专家预言，“面向21世纪的合格劳动者，应该掌握三张证书，即学历证书、资格证书及事业心和开拓能力证书。如果没有事业心和开拓精神的证书，就跨不了21 世纪的门槛。开拓精神是创新思维的核心，拥有创新能力，才能适应千变万化的形势。逻辑思维与创新思维有密切联系，两者是在创新的层面上实现辩证的统一。逻辑思维要实现变更、创新，才富有生命力，创新思维离开了逻辑思维就无从谈起，两者是基础与发展的关系，没有基础，就没有创新与发展，逻辑思维在运用概念、判断和推理的思维形式。是在相对稳定的形式上的认识，即从静态方面对思维对象的考察与分析，创新思维打破了传统思维的框架，给逻辑思维赋予全新的内容，以独创、开拓的思维方式对思维对象的考察与分析，两者可谓平衡与开拓的关系;逻辑思维往往以严格的思维方式和规则进行思维活动，这一方面表现了逻辑思维的严密性，但也表现了它存在一种遵循常规的局限性，创新思维是对常规思维方法的超越，它打破常规，意在创新，所以两者也体现了保守与创新的关系。在逻辑思维的基础建立创新思维，提高创新意识，是时代发展的需要，是提高全民素质的必由之路。
（三）逻辑思维对我们的创新活动起着重大的推动作用。
逻辑学研究思维的逻辑结构及其规律和规则, 这些结构、规律和规则往往可以简化为一些由符号组成的形式系统, 具有极强的可操作性, 它可以成为我们认识事物的工具, 运用这些工具, 就能使我们更科学地认识事物、更准确地表达思想、论证事理, 使我们的思维符合客观事物的发生发展规律, 这对于我们的创新活动产生了重大的影响。第一, 运用逻辑方法收集获取材料事实是创新的必要准备知识的创新, 要建立在大量的经验事实的基础上, 知识和经验越丰富, 也就越能观察和发现新的问题, 越能有效地选择适合于自己进行创新活动的领域, 也就越能开辟出创造性的新天地来。没有了对于材料事实的收集, 创新只能是无本之木, 无水之源。要科学地、有效地收集材料, 需要掌握一定的逻辑方法, 这种逻辑方法有很多, 但概括起来主要有观察、实验、模拟、社会调查等等。第二, 运用逻辑规则分析批判既成知识是创新的逻辑起点发现问题是知识创新的起点, 而问题的发现总是在既成知识的基础上展开的, 任何创新都是对现有事物的否定, 只有通过对现有事物缺陷的分析和批判, 才能发现其自身的局限性, 才能提出问题, 也才能创造出高于它、超越它的新事物、新理论。如果我们没有了这种批判, 对已有的知识只是一味地全盘接受, 那么人们的认识就永远只能停留在已有的知识水平上, 创新就只能是一句空话。而贯穿在这种科学的批判性思维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的理论基础, 就是逻辑学的基本原理和基本规则。第三, 运用逻辑方法加工整理经验材料是创新的重要途径科学理论和科学定律具有普遍性和深刻性的特征, 所以, 知识创新的本质应该是一个从经验上升到理论的过程, 要完成这一过程, 就要对收集的经验材料进行整理和加工, 正如爱因斯坦所说: “科学家必须在庞杂的经验事实中间抓住某些可用精密公式表示的普遍特征, 由此探索自然界的普遍真理。”③可见要得出新的、更高层次的科学知识和科学理论, 就必须运用比较、分类、分析、综合、概括等一系列的逻辑方法对所得到的经验材料进行科学的加工和整理, 从中找到带有规律性的东西, 这是创新的一条重要途径, 即使是象直觉、灵感、联想等这些通常被称为非逻辑思维和创造性思维的形式, 也不过是在千万次的逻辑分析的基础上的一种“顿悟”, 也必须要有逻辑思维作它的准备。第四, 运用逻辑程序检验论证所得理论是创新的可靠保证。科学创新的目的在于要达到对客观事物的新的本质的、规律性的认识, 人们通过创新活动所得到的认识是否正确, 还需要运用一定的逻辑程序对它进行严格的检验, 如果对一个新思想、新理论不能作出逻辑上的解释和论证, 就不能算做一个论证严密的科学理论和科学观点, 当然, 这种逻辑检验的基础是实践, 逻辑分析的规则是在人类实践千百万次的重复中固定下来的,逻辑证明的结果要直接或间接地接受实践的检验。第五, 运用逻辑手段扩展深化新的理论是创新的层次升华创新的生命力在于永远超越, 永远出“新”, 人们通过创新得到了新的知识、新的理论, 这并不是创新的结束, 而是新的创新的开始, 人们可以通过相应的逻辑手段扩大人类认识事物的范围, 使认识超出现有的领域, 或者透过现象概括出它的更为一般本质, 使认识在原有的基础上进一步深化, 由此及彼, 由表及里, 从而帮助人们获得更新的认识, 开始又一层次上的创新, 正是通过这样一种方式, 人类的新知识才会源源不断地生产出来。综上所述, 逻辑思维与创新能力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 它不但自身具有创新功能, 而且还可以为我们的创新活动提供必要的工具,能够极大地推动创新活动的发展，因此我们必须重视学习逻辑知识, 积极培养逻辑思维,培养出一批具有具有创新能力的科技人才。为民族的进步和国家的兴旺提供智力支持。
参考文献: ① 列宁:《哲学笔记》, 人民出版社, 1974 年版, 第233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M].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72年版.第174页.③ 爱因斯坦文集(第一卷)[M].上海: 商务印书馆，1977年版.第76页.④ 杨宏郝《论逻辑思维的创新功能——兼论逻辑思维与创新思维的关系》《学术论坛》，2001 年第1 期(总第144 期)⑤ 尚秋荣 , 王秋玲《论逻辑思维与创新能力》，《廊坊师范学院学报》，2004 年6 月，第20 卷 第2 期
7.例谈辩证思想在数学解题中的应用 篇七
众所周知, 唯物辩证法的范畴是我们认识事物的科学的思维形式.唯物辩证法的每一对范畴都是对立统一的.数学中存在着大量既对立又统一的范畴关系, 如运动与静止、特殊与一般、局部与整体、正与负、已知与未知、常量与变量等等.徐利治先生倡导的“关系—映射—反演原理”, 则是利用矛盾对立, 并最后得以统一的绝好例子.恩格斯曾有一个著名的论断:数学, 辩证的辅助工具和表现形式. 数学与唯物辩证法的这种天然联系, 使得我们在解决数学问题时, 若能利用好范畴间的辩证关系将会对解题思路的发现大有裨益.
1 利用运动与静止的辩证关系
辩证唯物主义认为:物质是运动的, 运动是物质的本质属性, 运动是绝对的;同时承认静止的存在是有条件的、相对的, 即动中有静, 静中有动, 动静结合, 在数学解题中被广泛应用.
例1 一个长轴长为2a, 短轴长为2b的椭圆在第一象限内滚动, 并且始终与两坐标轴相切, 求该椭圆的中心O1的轨迹方程.
分析 直接求O1的轨迹方程较难, 注意到:相对而言坐标轴是静止的, 椭圆是运动的, 若二者的动静关系相对变化, 即椭圆视为固定不动, 而与之相切的坐标转动.则原题就转化为一个与之相关的熟悉的命题:“求证:椭圆
再回到原问题, 则O1的轨迹为第一象限内到原点O的距离为定长
2 利用正与反的辩证关系
对于某些数学问题, 当从正面思考难以解决时就转向反面思考, 当用直接法解决不能奏效时就转向用间接法, 当命题难以被证明时就转而举反例加以否定.这种对数学问题正面解决有困难而转向反面寻求解法的策略在数学习题中的运用称为正难则反.
2.1 反证法
通过证明题断的反面不能成立, 从而肯定题断的正面成立.
例2 已知a, b, c都是小于1的正数, 求证: (1-a) b, (1-b) c, (1-c) a不能同时大于
分析 直接证明3个乘积不能同时大于
以上第一式两边同乘以a, 得
考虑到
两边同乘以b, 得
由 (1) , (2) , 得
类似地可得b<c, c<a.
综合以上结果有a<b<c<a, 这显然是不成立的, 故原命题是正确的.
2.2 淘汰法
淘汰法也称排除法, 就是考虑某个问题中的一切情形, 通过去掉其中不合要求的部分, 而得到合乎要求的部分的一种解题方法.
例3 某种大炮击中目标的概率是0.3, 只要以多少门这样的大炮同时射击一次, 就可以使击中目标的概率超过95%?
分析 设n门大炮同时射击一次, 就可以击中目标.为了求这一事件的概率, 运用淘汰法, 先求出事件“n门大炮同时射击一次, 其中没有一门大炮击中目标”的概率, 即为 (1-0.3) n.于是得击中目标的概率为P=1- (1-0.3) n.由题意1- (1-0.3) n>95%, 即 (0.7) n<0.05, 所以
2.3 常量与变量的换位
在解决有关变量的问题时, 由于思维定势的影响, 人们总是习惯抓住变量不放, 这在很多情况下是正确的, 但在抓住变量解题较为困难时, 可考虑常量与变量的换位.
例4 解方程
分析 本题若按解三次方程的方法求解, 相当困难, 如果能根据题目特点, 把常量
解得
所以
2.4 构造反例
例5 能否说函数f (x) 在[a, b]上存在反函数, 则f (x) 在[a, b]上单调呢?
分析不能.只需构造反例即可, 例如:定义在[-1, 1]上函数在[-1, 1]上并不单调, 但f (x) 存在反函数, 实际上f-1 (x) =f (x) .
3 利用特殊与一般的辩证关系
一般性即普遍性, 辩证唯物主义认为, 普遍性寓于特殊性之中, 并通过特殊性表现出来, 没有特殊性就没有普遍性, 普遍性是许许多多特殊事物共同具有的, 它存在于各种特殊性之中.另一方面, 特殊性也离不开普遍性, 各种事物总是和其同类的其他事物有共同之处, 总要服从这类事物的一般规律.应用普遍性和特殊性的辩证关系解题可分为两类:
3.1 特殊化法
利用对特殊情况的分析, 求解一般化问题.
例6 若A, B是锐角三角形的2个内角, 则复数z= (cos A-sin A) +i (sin B-cos A) 在复平面内对应的点位于 ( ) .
(A) 第一象限 (B) 第二象限
(C) 第三象限 (D) 第四象限
分析 考虑锐角三角形的一个特例正三角形. 由A=B=60°, 得
3.2 一般化法
通过对一般化结论的研究, 解决某些特殊问题.
例7 证明5099>99!.
分析 此题左右两边都是天文数字, 如果不进一步推导出更一般的关系式, 是很难解决的, 观察两个数50与99, 不难猜想具有关系式
所以
4 利用具体与抽象的辩证关系
人们对事物的认识, 总是循着从具体到抽象, 由抽象到具体的辩证途径一步步走向深入的.认识具体是认识抽象的入门向导.因此, 对抽象形式, 通过观察, 试验联想等手段寻出适合条件的具体形式, 如数、式、形等, 往往成为关键环节.相应的“具体”一旦寻出, 便可以从对“具体”的研究中得到启示, 洞察出解题思路.
例8 设函数f (x) 的定义域关于原点对称, 且存在常数a>0, 使f (a) =1, 又
分析 由
事实上, 由已知得
故
所以4a为它的一个周期.
5 利用数与形的辩证关系
数与形是数学问题的两个相互关联的侧面, 即指数关系和空间形式之间的辩证统一.但两者又有着各自的优势, 所以解题时若能将数与形相互转化, 取长补短, 将大大有利于问题的解决.利用数与形的辩证关系解题, 实际上就是数形结合的思想.
例9 已知F1是椭圆5x2+9y2=45的左焦点, P是此椭圆上的动点, A (1, 1) 是一定点, 求|PA|+|PF1|的最大值.
分析 若直接利用距离公式建立函数关系式求最值, 由于是二次根式的最值问题, 则求解有困难.但若利用定义有|PA|+|PF1|=|PA|+6-|PF2|, 再借助图形马上意识到可以利用三角形两边之差小于第三边的性质, 当点P是AF2延长线与椭圆交点时, |PA|-|PF2|最大, 此点P即为满足条件的点, 问题可解.
6 利用进与退的辩证关系
以退求进, 先进后退, 是利用进退的辩证关系, 辩证地解数学问题的基本策略, 也是培养创造思维能力的一般研究方法.
6.1 以退求进
例10 抛物线 (y+1) 2=4 (x+1) 的焦点坐标是 ( ) .
(A) (0, -1) (B) (2, 2) (C) (1, -2) (D) (3, 2)
分析 将非标准形式的曲线, 退至标准形式, 则焦点坐标易求, 再回到非标准形式, 则问题可解.令y1=y+1, x1=x+1, 原方程化为y
6.2 以进求退
见例7, 该例题将问题推进到一般情况来求解, 反映了以进求退的解题策略.
7 利用分解与组合 (即局部与整体) 的辩证关系
分解思想 为了降低问题的难度, 有时需要把一个复杂问题分解成若干个简单问题去解决, 包括条件分解、结论分解、方法过程分解等.组合思想是指从全局看问题, 整体地把握条件和结论之间的联系, 摆脱局部细节中一时难以弄清的数量关系的纠缠, 以探求解题思路或优化解题过程的思想方法, 也称为整体思想.
7.1 将问题分解
例11 椭圆ax2+by2=1与直线x+y=1相交于A, B两点, 若
分析 原题可分为3个小题:
(Ⅰ) 借助条件“
(Ⅱ) 借助条件“弦AB中点C与椭圆中心连线的斜率为
(Ⅲ) 利用 (Ⅰ) (Ⅱ) 结论求出a, b.
7.2 从整体看问题
例12 对于一切大于1的自然数n, 证明:
分析 此题解法较多, 如运用数学归纳法, 一般人容易想到, 但推证并不轻松.若从整体看问题, 可得一个十分简洁的解法:设
易见A>B, 于是有
8.社会管理创新中的辩证逻辑思想汇报 篇八
一、社会管理需要政府管理的“意志刚性”
管理学家西蒙曾经说过：管理的全过程就是决策。这样的决策无疑包含了管理者的智慧和意志。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和公民社会的日益勃兴，当前复杂的社会形势、加剧的利益分化和多元的社会心理，使社会管理面临着严峻的挑战。如此情形下，肩负着繁重社会管理任务的政府部门，必须在丰富的社会管理实践中不断涵养自己的管理智慧，并熔铸和体现为刚强的管理意志，才能确保实现最佳的管理效果。
（一）社会管理的“意志刚性”何以必要？
社会管理不仅面临着艰巨的任务，也面临着错综复杂的利益关系。各社会主体为了在社会利益的分配中获有足够的话语权，以促进本部门（个人）利益的最大化，必然想尽办法逃避或对抗对自己追求私益的管理，甚至不惜妨碍他者和公共利益的实现。因此，肩负着增进社会公共利益使命的政府管理者，在社会管理中必须体现出不容质疑的“意志刚性”，对任何有损社会公共利益的部门（个人）的行为施以严格的管理，以确保实现社会的公平正义，维护社会整体的和谐稳定。
1.社会管理过程的矛盾性
马克思主义认为，矛盾无处不在，无时不有。同样，在社会管理过程中也充斥着丰富多样和不断发展变化的矛盾，如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的矛盾，局部利益与整体利益的矛盾，眼前利益与长远利益的矛盾等。随着改革的逐步深入，有些矛盾还比较突出和尖锐。如城市化推进中的因征地拆迁纷争、社会分配领域的两极分化、教育资源配置的城乡差距过大、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异质化趋势，等等，几乎社会管理的每个领域都存在着比较复杂的矛盾，有赖于社会管理者的管理智慧。
2.社会管理目标的向善性
所谓“善”，是个人和社会发展的终极目标，体现了工具价值和目的价值的统一。社会管理中的“善”，不仅指社会的共同福利和全体成员的共同幸福，这是目的“善”；也指社会管理过程中管理宗旨、手段、方法、力度等的适度和正当性，至少不对社会的长期发展和个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构成损害，这是工具“善”。社会管理对目的“善”和工具“善”的伦理追求，要求社会管理者采取一切可能的手段阻止影响“善”实现的不利因素，促进社会意志的统一。
3.社会管理任务的艰巨性
社会管理有着十分广阔的管理谱系。从广义上说，社会管理是指由社会成员组成专门机构对社会的经济、政治和文化事务进行的统筹管理；狭义上是指在特定条件下，由权力部门授权对不能划归已有经济、政治和文化部门管理的公共事务进行的专门管理。社会管理说到底是对人的管理和服务[1]。“人”的生老病死、教育就业、安全保障、衣食住行、公共空间等全在社会管理的范畴之中。随着我国服务型政府建设的加快，原本由政府管理的内容将逐步过渡给社会管理，因此必须有高度发育的公民社会以及主体精神和参与意识充分觉醒的现代公民。这就要求政府采取切实措施培育各类社会组织，健全各类社会管理法规制度，推动公民社会建设。
4.社会管理对象的多元性
随着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我国社会经济成分、组织形式、就业方式、利益关系和分配方式日益多样化，单位覆盖的范围越来越小，越来越多的“单位人”变成社会人[2]。而且，社会“人”的构成、诉求、阶层日益多元化，流动性日益增强，增加了社会管理的难度，必须由被动、弹性的管理过渡到主动、刚性的管理。就城市来说，不仅有常住居民，还包括外来务工者、自由职业者、个体经营者、流动摊贩、外来旅游者等，由此引发一系列对变动中的“人”的管理，以及由“人”带来的物流和资金流的管理，管理的复杂性不断增大，必须抓紧建立相应的社会管理机制。
（二）社会管理的“意志刚性”何以实现？
党的十七大提出要建立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社会管理体制。而政府应更加注重发挥在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中的职能作用，负责具体的组织管理，包括建立健全社会管理的政策法规，建立健全社会保障制度、建立健全公共突发事件应急机制，推进社会事业管理体制改革等[3]。总体上说，社会管理的“刚性”来源于管理的法规、标准、目标、计划、政策、制度等。
1.社会管理的法规、标准
在法制层面上，社会管理的“刚性”包括宏观、中观和微观三个层次。从宏观上说，对应社会管理内容的不断增多，国家必须抓紧健全社会管理的法规体系，如社会保障法、社会救助法等；从中观上说，各级地方政府要立足本地区实际，出台各类规章规范，如盲流管理条例、外来务工人员暂住条例等；从微观上说，各行业部门要着手编制和普及推广相应的管理标准，以统一管理的行动，增加管理的透明度和公平性，如城市管理的市容管理标准、河道管理标准、数字城管处置标准等。
2.社会管理的目标、计划
各级政府作为社会管理的牵头者和组织者，要及时编制便于社会管理体系各部门执行的各类管理目标和计划，既包括中长期规划，也包括近期重点突破的发展目标，使社会管理呈现出一定的发展层次。目标的制定必须立足本地实际，科学、全面，兼顾各方面利益，确保社会的和谐发展。同时，目标的实现有赖于各时段科学、务实的实施计划，如城市管理中有建设清洁宜居城市的总目标，也有各年度的专项及日常工作计划，如截污纳管、街面保洁、庭院改善、路面修缮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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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社会管理的政策、制度
系统、刚性、科学的政策和制度是社会管理得以顺利实施并取得实效的有力保障。换言之，充足、刚性的政策、制度资源是强化社会管理的重要前提。由于社会管理内容的宽广性，不同的社会管理领域有着自成体系的政策、制度资源，因此，社会管理各部门应把政策、制度建设作为强化社会管理的重要举措，力推人本化、标准化、精细化和专业化管理。如对流动摊贩的管理，杭州坚持“堵疏结合”，既建立全面的管理制度，对影响道路通行和破坏城市秩序的摊点实施严格管理，同时又坚持“以人为本”，在适当地段和时段开设早市、夜市等，实现集中、规范管理，并在税收、租赁等方面给以政策扶持，使管理与营生的矛盾得以缓解。
4.社会管理的措施、手段
最主要是建立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政策和制度落实机制。当前，要重点建立六大机制：一是目标考核机制。为确保社会管理目标的实现和计划的实施，要建立层层分解落实的目标考核制度，以进一步增强社会管理的“意志刚性”。二是利益协调机制。主要目的是引导社会公民树立正确的利益观，调节不合理的利益关系。三是诉求表达机制。要畅通社情民意的表达渠道，使社会各阶层的利益诉求能准确、便捷地到达相应层面并获得响应。如城市管理部门要经常开展“三进四问”（进广场、进社区、进家庭和问情于民、问计于民、问需于民、问绩于民）活动。四是矛盾调处机制。将源头治理和长效管理结合起来，及时发现各类社会风险和隐患，确保社会稳定。五是权益保障机制。建立并完善利益补偿和救助保障机制，扩大社会就业，推进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促进社会公平。六是责任监督机制。对社会管理的职责履行、政策落实、行为选择、目标实现等实施全面监督，确保社会管理的和谐、高效。
二、社会管理必须实现“刚性意志”的“柔性执行”
由于发展的阶段性和管理对象的差异性，社会管理的“刚性意志”在实施过程中必然会遇到来自各方面的阻力。因此，必须推行柔性的社会管理才能有效化解这一矛盾，其原因是：
（一）“刚性意志”的刚性化执行会造成大面积“杀伤”
管理的“刚性”是管理高效的前提。但这种刚性化执行却寓于管理的统一性之中。这种管理行为的整齐划一在有效遏制各种社会乱象的同时，也势必挤压了一部分弱势群众的生存空间，如城市中以摊点经营为生的职业者，他们的利益诉求和生存权必不可免地要受到侵占，由此引发与城市管理者的矛盾。
（二）“刚性意志”的刚性化执行容易激发对抗，异化管理本质
由于管理者和被管理者的天生矛盾性，管理者的“刚性”，尤其是妨碍被管理者利益实现的“过度刚性”，必然要遭受来自被管理者的情绪抵触甚至行为对抗，有时，“刚性”的作用力越强，对抗的反作用力也越大。在此种情况下，社会管理的终极目标必将难以实现，并恶化管理者和被管理者的心理认同，形成心理定势，造成恶性循环，使管理双方本应产生的合作关系异化为对抗关系。
（三）“刚性意志”的刚性化执行容易超越界限，产生权力异化
根据亚当·斯密的“经济人”假说，利己乃人之本性，人们从事经济活动，都是“为他”的利己之心所驱动“而付出的”竭诚努力[4]。由于社会管理的主体是“人”，因而由“人”执行的社会管理“刚性意志”必然具有与生俱来的自利性。孟德斯鸠有句名言：一切权力都有被滥用的倾向。权力使用到有边界的地方才停止。英国历史学家阿克顿说：权力必然导致腐败，绝对的权力产生绝对的腐败。因此，社会管理者的“意志刚性”在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过程中也有被滥用的风险。如近年来饱受社会诟病的城管执法现象，固然有被恶意炒作的妖魔化倾向，但客观上说，也有执法主体的“乱执法”、“违规执法”的原因。
（四）“刚性意志”的刚性化执行恶化政府形象，产生“塔西坨陷阱”
实践证明，社会管理的“刚性意志”超过一定限度必将对社会心理造成损伤，尤其是社会管理中的“自利”行为，使公众对政府的公信力产生质疑，弱化了政府权威，产生公信力危机的“塔西坨陷阱”（通俗地讲，就是当一个部门失去公信力时，无论说真话还是假话，做好事还是坏事，都会被认为是说假话、做坏事）。“塔西坨陷阱”的存在不仅使社会管理丧失了群众基础，也增加了日后社会管理的难度。
（五）“刚性意志”的刚性化执行缺乏人文关怀，容易激化社会矛盾
社会阶层的多元性直接导致了社会管理的多样性。由于多年来我国经济与社会建设“一条腿长，一条腿短”现象的存在，社会建设发展缓慢，社会管理的层次性和阶段性尤为不足。同时，由于社会管理的功利性，因而在一些地方的不同领域，推行的社会管理往往简单机械、整齐划一，刚性化执行已大大超越了社会底层的可承受程度及生存状态，使管理“刚性”披上了“冷漠”的外衣，激化了社会矛盾。
三、刚柔相济：管与被管的两音和谐
“意志刚性”与“执行柔性”是社会管理取得最佳效果的两个方面。在社会管理过程中，必须正确理解这两者之间的辩证关系，把握好实施的分寸和尺度，越界的“刚性”和过度的“柔性”都会使社会管理的效果大打折扣，甚至走向反面。具体来说，“意志刚性”是社会管理的必要条件，管理者只有坚定地将其贯彻于社会管理的全过程，才能确保既定目标、政策、措施等管理决策的顺利实施，达到社会管理的目的；但“意志刚性”的权力膨胀、过分张扬、一视同仁等内在属性，容易挫伤民众并殃及自身的执行效果，必须实现管理意志的“柔性执行”。反之，“柔性执行”缓解了管理者与被管理者的矛盾和冲突，为社会管理敷上了一层润滑剂，但过度的“柔性”会大幅度稀释“意志刚性”的权威，弱化社会管理效果，使社会管理由“刚性”变为“柔性”以致可有可无的“弹性”。因此，在社会管理过程中，既有管理意志的“刚性”，也有管理执行的“柔性”，刚柔相济，才能实现管与被管的“两音和谐”，提高社会管理的效果。
（一）提高社会管理者素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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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者的素质是社会管理取得良好效果的先决条件。在社会管理过程中，管理者具备了较高的文化素质、法制素质、道德素质、政策执行素质和良好的实践能力，才能妥善把握好“意志刚性”和“执行柔性”的关系，既能把“刚性”约束在合情、合理、合法、合度的范围内，又能以自己的人格魅力和亲善形象赢得被管理者的理解、支持和参与，使社会管理始终在和谐、愉悦的氛围中进行，确保社会管理“意志刚性”得到广泛的社会认同。
（二）管理沟通，决策民主，刚柔渐趋统一
管理者对全社会的管理必须遵循“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这一马克思主义群众路线，要经常深入一线，深入实际，深入群众，了解群众所思所盼所想，在此基础上进行集中梳理，科学提炼，形成社会管理的各项政策、制度和举措，并在实施过程中加强与社会各界群众的沟通，反复征询意见，不断加以修改和完善，进一步提高管理决策的开放性、民主性和科学性，条件成熟时也可以吸收公众参与社会管理，充当社会的“代言人”，使管理沟通机制化、经常化、规范化。由于社会管理决策中内含了“社会智力因素”的积累，因而确保社会管理赢得更广泛的社会认同，既增强了社会管理的“意志刚性”，也减小了管理执行的难度，使社会管理始终在和风细雨中进行。
（三）堵疏结合，体现人文关怀，不搞“一刀切”
社会管理的根本目的是为了使社会归于和谐、秩序、幸福、美好。当前，我国地区和个人发展水平的差异，导致了社会管理对象多元化，也增加了社会管理工作的难度。有鉴于此，社会管理一方面要加大对触犯社会秩序行为的惩治力度，该堵的一定要堵；同时在法律和政策允许的范围内，将政策的坚定性和措施的灵活性有机结合起来，设法为社会弱势群体营造一定的生存空间，并健全社会保障、救济、扶助制度，受损的给予补偿，困难的给予救助，不公的予以纠正，对社会弱势群体体现充分的人文关怀，安抚失衡的社会情绪。
（四）稳步实施，注重“刚性意志”执行的梯度
由于事物的两面性，一项管理措施的出台，往往既能使社会一部分人受益，也会使一部分人受损。因而，要建立社会管理“刚性意志”的试错机制，每一项社会管理政策、计划、措施的出台，必须坚持先期试点、稳步铺开、逐步完善的原则，在颁布初期应先在具备条件的地区和领域搞好试点，待时机成熟时再向全社会推广，并逐步纠正试行中的不足和问题，如此，才能有效避免因社会对政策的大面积抵制而产生的动荡，化解政策执行的风险。
（五）完善社会保障，体现社会公平
社会管理说到底是对“人”的管理，为此，必须充分尊重人的各项权利，尽力满足“人”各方面的合理诉求。当前，由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不平衡性，一些地区、一些领域、一些阶层中的“五有”问题尚未得到有效解决，有些是由于经济发展的滞后性，有些是由于社会分配的不公平性，累积到一定程度都会成为影响社会和谐的主要隐患，是当前社会管理面临的主要挑战。因此，建立深层次、广领域、全覆盖的社会保障制度，通过经济、社会的发展解决分配不公和机会不均等问题，让发展的成果惠及全体社会公众，是一项紧迫任务。
（六）体现先进理念，寓服务于管理
要适应我国政府体制的服务型转向，进一步树立先进的社会管理理念，逐步从“习惯管控”转到“为民服务”上来。“服务”理念的确立，一方面能使社会管理者牢固确立公仆意识，增强控制“意志刚性”过度膨胀的自觉性，防止管理意志的扭曲和管理权力的私有化；另一方面，也能使社会管理者在管理执行中主动俯下身子，设身处地想民所想，急民所急，将管理过程变成一种实实在在的为民服务过程。
（七）加大法规宣传，安抚社会心理，营造和谐管理氛围
社会管理法规意识的淡薄和社会心理的失衡，是社会管理容易诱发社会矛盾的重要因素。社会管理中，既要加大对管理者自身的法规教育和宣传，从根本上杜绝“执法违法”的现象；也要借助广播、电视、报纸、网络等媒体以及宣传册、橱窗等载体，深入开展社会管理法规的普及运动，增加公众对相关法规知识的了解和把握，既能用法规知识为自己维权，并始终在法规的范围内从事社会活动，也能通过强大的民意加大管理者滥用权力的压力，促使管理者掌好权，用好权。同时，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滋生的两极分化、社会不公、权力腐败等消极现象引发的“仇富”、“仇官”等社会心理，既要强化源头治理，也要通过强有力的宣传进行安抚，力求让民众看清主流，看见希望，看见政府为此付出的努力，从而营造和谐的社会管理氛围。
总之，在社会管理中，唯有正确把握管理者与被管理者的矛盾运动，妥善处理好管理者“刚性意志”和“柔性执行”的辩证关系，才能避免社会管理本质的异化，使社会管理沿着既定的轨道运行，产生双赢的管理效果，发挥在社会建设中的主导作用，并在我国和谐社会的构建中实现自身的工具价值和目的价值。
参考文献：
[1][2][3]杨宜勇.创新社会管理体制的着力点[N].人民日报，2011，11，19，第7版.
[4]罗布特·海尔布罗纳.几位著名经济思想家的生平、时代和思想[M].蔡受伯，马建唐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4：50.
（责任编辑：赵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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