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新人大工作思路 破解群众信访难题

创新人大工作思路 破解群众信访难题（精选8篇）

1.创新人大工作思路 破解群众信访难题 篇一

创新工作方式方法 破解信访维稳难题

——均州路办事处信访维稳工作做法

均州路办事处地处全市政治、经济、文化、商业中心，下辖8个社区，1.98万户5.6万人, 其中：流动人口2523 户近9675人,特殊人群127人，弱势群体358人；宗教场所 2个，商业网点 3628 个，出租房屋4121处。市级以上督办的重点信访人11人。近年来，我处紧紧围绕“三宜”城市的目标，采取“法律引导、制度督导、政策主导、感情疏导”的工作原则，下大力气化解信访积案，理顺信访秩序。同时，结合实际探索创新新时期基层信访工作方式方法，建立完善了“处党委统一领导、联席会议协调、信访维稳部门督促落实、相关部门各尽其责、全社会齐抓共管”的信访工作格局。今年以来，市级以上督办的重点信访人从11人化解到目前3人，办事处越级非正常实现“0”人次突破。

一是班子带案下访，集中会诊化解。

办事处坚持和落实领导信访接待制度，对信访积案实行带案下访，在深入分析案情、找准问题症结的基础上，分门别类采取化解措施，确保案结事了。对重大信访事项，实行领导包案、部门负责制度，从“层层转交办”转为集中办“一竿子插到底”，对于问题复杂、涉及面广的信访案件，通过居民听证、律师介入、涉事单位联席会等形式分析研判，制订化解方案，使信访工作任务落到实处。

在处理五代区58户回迁安置工作上，办事处党委采取专班跟进服务、涉事部门联动服务等方式推动回迁工作。为了拿出可行方案，办事处组建工作专班协同律师一起走访群众，赴武汉、襄阳聘请专家会商解决，最终制订出异地安置方案。经过不懈努力，最终促成58户居民选址安家。二是特困人员帮扶，集中政策化解。

对一些利益诉求无政策依据，但生活确有困难的信访人，办事处通过资金补助等方式，帮助信访人解决生活中的实际困难，对辖区符合低保和救济救助条件的城市居民及其他困难群众中实行低保，做到了应保尽保；认真落实“双拥”优抚政策，残疾人服务工作，下岗职工再就业，城市居民医保，法律援助服务，爱心超市等。

目前，全处低保对象达1800多户，4100多人。办理下岗人员优惠证1035人，安排110多名下岗职工进入社区公益岗再就业，110余人得到法律援助服务，13984人参加城镇医保。

三是思想教育引导，真情服务暖化。

办事处将辖区划分成若干个责任片区，建立包保责任网格，让街办干部包社区，社区干部包小区，网格员包楼栋，信息员包住户，临街商户中心店长包街道，形成了以街办综治信访维稳中心、8个社区、56名网格员、268名信息员和109户中心店长为主体的平安建设网格化管理体系。在化解历史疑难案件时，落实“定人、定时、定岗、包化解”责任制，实行包保责任，一包到底。

办事处通过综治信访维稳便民中心，开展说事谈心化解矛盾。做到“居民诉求我来听、心中疑惑我来解、弱势群体我来帮、矛盾纠纷我来调”。家住泰山庙社区的老人肖某上访多年，平时爱捡一些塑料废品换烟酒，时间一长，家里废品堆积如山，很容易引起火灾，夏天气味更是难闻，左邻右舍意见较大。为此，社区专门开展换位思考大讨论，要求社区干部理解、善待、关爱肖某，动真情、用真心、使真劲，解开老肖的心结。3名社区干部上门与老肖沟通交流，化解矛盾。最终，在社区干部的帮助下，肖某将家中堆积的废品清理干净，解除了左邻右舍心中的隐忧。

2.创新人大工作思路 破解群众信访难题 篇二

创先争优群众评议工作总结的报告

为切实抓好我所创先争优活动，确保活动取得实效，根据城关区卫生局党委《关于以破解难题活动为重点，深入开展创先争优群众评议工作的通知》（城创组发„2012‟1号）要求，我所党支部高度重视、多措并举、狠抓落实，结合工作实际，制定工作实施方案。党支部将民主生活会与群众评议大会结合起来，对领导班子和党员进行了点评，在党员、群众和服务对象中开展评议。现将我所创先争优活动群众评议工作总结汇报如下：

一、加强领导，精心安排

根据区卫生局党委的通知要求，我所党支部及时召开支部会议，研究讨论并制定了《城关区妇幼保健所创先争优活动群众评议工作实施方案》，要求支部与全所党员严格按照方案制定的各项措施，认真抓好落实，确保活动的顺利实施。

二、结合工作，认真评议

2月8日，我所召开了有全体党员参加的创先争优活动群众评议大会，会议由党支部书记xx同志主持。会议重点围绕五个方面的问题进行：一是业务工作与重点任务的完成情况；二是党组织和党员认真开展公开承诺，切实兑现公开承诺情况；三是促进社会和谐，服务人民群众，为群众办实事，解决群众关心的热点 难点问题情况；四是履行党组织职责，解决制约党建工作发展的突出问题，积极创建“五个好”、“五带头”党组织，发挥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和开展创先争优活动情况；五是班子建设、民主管理、党风廉政建设等情况。

（一）领导点评

在此次会议上，党支部书记xx同志对班子成员从工作任务完成、公开承诺完成、干部作风建设、工作效率等方面进行了点评，认为班子成员对各自分管的工作认真负责，能够按时完成工作任务，对未分管的工作，也能够按照领导批示积极开展工作。希望好的方面要继续保持和发扬，对存在的问题，要联系工作实际提出了整改意见，抓好整改落实。

（二）群众评议

此次群众评议通过召开民主生活会、发放群众评议测评表和个别访谈的形式进行，广泛征求意见，进一步健全工作机制。

1、以召开民主生活会的形式评议。参加会议36人，接受评议的党员15人。会议主要对领导班子和党员进行点评，对五个方面的问题进行讨论。征求到的意见建议经过认真归纳整理，共有3方面问题：一是对政治理论集中学习重视程度不够；二是在开展活动时推陈出新不够；三是个别党员对创先争优活动的内涵理解不清。

2、以发放群众评议测评表的形式评议。参加此次问卷调查的人数为50人，其中：普通党员15人；入党积极分子3人，群众 12人；服务对象20人，发放群众评议测评表50份，收回有效问卷50份，满意度达98%。

3、以个别访谈的形式评议。对业务科室主任、护士长等10人分别进行谈话，了解各科室对党支部开展创先争优活动的认识和了解。

三、下一阶段工作计划及整改措施

按照此次会议的安排部署，我所在下一阶段工作中将主要抓好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

1、进一步加强学习。把学习作为一个长期的任务切实抓紧抓好，进一步健全和完善学习制度，制订科学合理的学习计划，确保学习的时间和质量。重点要加强对十七届六中全会精神和各类业务知识的学习，努力提高工作能力和业务水平。通过学习，不断提高理论素养，牢固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

2、切实转变工作作风。要进一步加强党性修养和锻炼，着力解决自身存在的问题，牢固树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意识，切实转变工作作风，及时听取群众意见，解决实际问题，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

3、创新方式，提高工作效率。要创新学习方式，提高学习效果；创新工作方式，在业务工作上取得新突破，增加新亮点，形成“勤思考、勤调研、勤总结”的习惯。

4、对照征求意见认真整改。对照领导点评提出的问题及群众评议征求到的意见建议，制定具体的整改方案，进一步明确责任 人及工作时限要求，逐条逐项对照整改。对查找和征求到的个人存在的问题，相关责任人也要认真归纳总结，针对问题提出具体的解决办法。

3.创新人大工作思路 破解群众信访难题 篇三

破解社会稳定新难题

随着后金融危机的影响、城镇化建设的推进，各项政策的深化和社会利益关系的调整，社会矛盾呈现高发态势，信访工作面临的形势越来越严峻，遇到的问题越来越难解决。作为农村基层干部，如何做好新形势下的信访工作，是一个值得研究和探讨的课题。

一、当前基层信访工作出现的新特点

1、问题种类比较多。过去，农村矛盾纠纷主要是以家庭矛盾和邻里矛盾为主，随着农村改革的不断深化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完善，农村社会矛盾呈现多样化。主要表现为换届选举问题、土地征用问题、房屋拆迁安臵问题、侵权问题、村干部作风问题、农村财务问题、违章建筑问题等，而且呈现出几种类型的信访交叉在一起，或由一种信访引发出其它信访。

2、涉及层面比较广。由于农村改革大部分政策都关系到绝大多数农村群众的切身利益和今后发展问题，应该说是群众利益调整的问题，因此牵涉层面较广。许多信访件的起因往往与群众的生产、生活关系密切，如土地征用、房屋拆迁、公共安全事件、环保事故、选举问题等引发的矛盾，牵涉群众少则几十人，多则上百人，甚至牵涉几个村，给社会稳定造成严重的威胁。

3、违规几率比较高。由于许多农村信访的群众受“法不责众”、“民意难违”等心理因素影响，抱着人越多越有理越容易解决的想法，容易形成参与人数多、影响涉及面大、局面难控制的群体性上访事件。许多信访群众对政府抱有不信任情绪，有了问题不是向村或镇街道反映，而是组织群体性上访，或采取越级上访的办法，给党委、政府施加压力。目前，群体上访、越级上访、无理上访有不断增多的趋势。

4、调处难度比较大。由于目前农村分户经营、单独生产，群体性活动少、流动人员多，村一级基层组织的集体制约和监督力相对降低，传统的村民治理模式已失去了外部客观环境。再加上许多农村信访问题的处理要牵扯到多个部门，部门之间衔接难，调处结果往往很难让群众满意。客观上就又把矛盾返回给了基层党委政府，而党委政府权力有限，其结果造成干群关系紧张。

二、当前基层信访问题的成因及实际信访工作中碰到的问题 当前信访问题之所以会成为基层党委、政府的难事，有其客观的原因，主要有两个方面：

1、当前信访问题成因

一是改革快速推进，利益格局大幅度调整。从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先后已有集体企业转制、机关事业单位人事制度改革、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等；还有在推进农村城市化建设的进程中，开展的旧村改造、土地征用、房屋拆迁等。通过改革，也确实让多数人得到了实惠，也难免有人利益受损。尤其随着时间的推移，有的改革措施和工作制度连贯性上的缺陷逐步暴露出来，日积月累，社会矛盾呈现出高发和难以化解的态势。

二是群众维权意识上升，但法制观念相对淡薄。从信访状况看，相当部分涉法涉诉和政策性上访，群众从自身利益甚至利益最大化出发，误解相关政策和法律法规，误解政府工作人员，不适当地提出许多超越客观实际的苛刻要求。信“上”不信“下”，有问题不找基层政府和具体部门，只找上级部门，认为大领导才能解决问题；信“多”不信“少”，不论什么事，多找几个部门和领导反映总不会错；信“闹”不信“理”, 不管有理无理，先闹再说，认为“大闹大解决、小闹小解决、不闹不解决”；四是信“访”不信“法”, 既使是典型的涉法问题，也会第一时间寻求政府部门上访解决，而不是走司法途径解决。

三是部分基层组织战斗力不强，干部执行力较弱。实践证明，干部执行力强，工作深入扎实，信访稳定效果便好。反之，干部执行力弱，是导致信访稳定事项不断产生和难以化解的重要原因。有的干部对需要关心和解决的群众利益事项久拖不决、酿成是非；有的不愿、不敢接触矛盾，对群众上访采取推、拖、躲的办法，使小事情变成大事件等等。当然，信访工作一定程度上存在“重排查轻预防、重牵头责任轻部门联动、重接访轻走访、重出警轻处臵、重稳控轻化解”等现象。

四是攀比性矛盾突出，个人利益期望最大化。从目前农村信访突出问题看，集中表现为各种主体之间经济利益冲突，主要由涉及群众利益问题的政策考虑不周引发的，与政策调整变动大、前后衔接不足、群众得到的利益和实惠相对受损有关。在不同时间、不同地区适用不同政策，群众得到的经济补偿差异较大，加之群众的攀比心理和期望值较高，经济利益矛盾驱使他们走上集体上访之路。

2、信访实际工作中碰到的问题

一是主管谁负责与属地管理原则未细化。对信访事件简单地以属地原则要求当地政府处臵，但当地政府对部分上访人反映的诉求却没有具体的处理职权，例如：部分信访人反映的是市直机关或其他部门的信访事项，但只是单一的要求上访人居住地政府处臵。

二是信访交办程序不规范。存在上级组织多头交办、重复交办现象。法院终审、信访终结的案件继续交办也比较多，甲地负责的事项交给乙地办也有发生。

三是对违法上访惩处不得力。目前，重访、缠访、闹访有禁无止，与对违法上访者惩处不力有关。主要是缺失规范群众上访现场秩序的文件，没有及时将《信访条例》和《治安处罚法》的相关规定结合并具体实施，严重影响机关企事业单位正常秩序，导致闹访者、缠访者气焰越来越嚣张，客观上为闹访人、缠访人壮了胆。

三、加强和改进当前信访工作的对策与建议

由于大量信访事件，是在改革过程中产生的，它的最终解决也离不开改革发展。只有持续快速健康地加快城乡一体化建设进程，尤其是进一步转变政府管理职能、加强法制建设，加大社会事业民生投入，缩小群体之间的利益差距，才能从源头上减少信访事项。当然，作为基层镇（街）干部，需要有直接面对和处臵信访工作的能力，而现在的信访工作是一项融教育学、心理学、语言学、法学等为一体的一门艺术，要求我们必须具备较高的政策水平和专业知识，还要具备一定的接访技巧和心理学知识。在实际工作中关键是把握好接访和处臵信访两大环节。

1、接访环节

一是对待初访者。一般初访者态度是比较好的，作为接待人员首先要认真对待，耐心仔细听取其反映的情况，让其把反映的问题一五一十地讲完，然后根据反映的问题让其提供一些必要的证据和线索，对不能解决或无法查处的问题要向其讲明原委，另外，还需讲明我们的工作程序、方法和有关规定，如及时向领导汇报，还要进行调查，如何与上访人员见面反馈办理情况等，使上访者满意而归。

二是对待抱有试探心理的上访者。他们上访就是想摸摸底，如有些人想把某些村干部拉下马，自己当干部；有些政策掌握不清楚进行咨询等。在接待这类人员时必须立场坚定、旗臶鲜明，本着对“举报人、被举报人、组织”三负责的精神，把党纪条规讲清楚，绝不能含糊回答问题。通过接访，使上访者放弃不切合实际的想法和不合理要求。

三是对待情绪激动的上访者。他们的表现一般是脾气暴躁，反映的问题容易带有片面性，认为自己反映的问题高于一切，由于他们情绪偏激、一旦问题没有按他们的思路和要求得到解决就会发火，把矛头指向工作人员。在接待这类人员时，必须要有耐心，认真倾听其陈

述，耐心宣传、解释，不要针对他们的陈述立刻加以反驳或者是训斥，要教育他们从大局出发，全面看问题。对于那些无理纠缠者，要不卑不亢，对其进行严厉批评。

四是对待集体上访者。集体上访一般具有集中性、紧迫性和危险性的特点。接待中要坚持原则，掌握好政策。对于有理有据的问题，要明确给予肯定，尽快上报领导批示调查。对基本合理的要求，要尽力给予调查解决。对要求过高的，一时不能解决的，要讲清道理，做好解释。对无理要求的，要理直气壮地批评教育，要让多数集体访人员感到我们是秉公办事。同时，在对待集体访中，要抓住“三种人”，一是突出挑头人。最具有煽动力、鼓动性，集中力量做好其思想工作；二是找准关系人。通过找上访人熟悉的朋友或利害关系人做思想工作；三是说服跟访人。有的人是迫不得已，但碍于共同利益，又不好走，生怕人家说。就要抓住这些人的心理，主动出面，分头沟通，给他们台阶，使他们先退出。

2、处臵信访环节

一是研究合理的。对一些信访事由，要认真地研究，慎重地答复。确实是合理的诉求，提出符合政策的可操作性的处理方案。

二是抵制无理的。没有正当理由，想通过跑、闹，达到什么目的，坚决不予理睬。

三是引导合法的。对合法的诉求问题，不但引导他继续依法维权，而且还要提供法律援助。

四是稳控重点的。通过化整为零、切块包干、分兵把守、责任到人等措施，确保重点信访对象在重要节点不脱控。

五是处臵违法的。要及时收集固定证据，切实加大对非正常上访人员教育训诫和依法处理力度，坚决制止“以闹求决、以访谋利”的行为、对多次抱团、重复恶意进京非访的人员，坚决予以打击惩处。

4.创新人大工作思路 破解群众信访难题 篇四

热点不断，政府重视

 盘点2003年的“三农”问题，可用“热点不断、高度重视”来概括。

 早在春天，非典来袭，让人们看到了农村公共卫生体系建设的重要性。随后，华东各地全面启动农村医疗建设。江西等地出台政策，加大对农村卫生院投资，加快农村医药体系建设试点。全国特殊疾病免费医疗也将写入有关法律，为农村患者带来福音。

 年中，安徽省把粮食补贴方式改革扩大到全省。财政补贴给粮食流通领域的钱，第一次直接送到农民手里。农民既没有出卖农产品、也没有出卖劳动力就从国家财政拿到钱，过去还从未有过。

 农村费改税在安徽、江西试点成功之后，今年又在全国推广。费改税全面推广与粮食直补，使农民负担大大减轻。仅在江西，实行费改税一年可为全省农民实际减负50亿元，这个数字相当于江西省全年财政收入近14。

 夏秋之交，淮河流域一场大涝、江南一场大旱，让人们再度把目光投向农村。而这期间粮油价格波动，引发了全社会对粮食安全、耕地保护问题的再认识，引发了国土资源垂直管理的改革。

 最让人难以忘怀的，是温家宝总理在四川农村一次随机的造访。一位朴实的农村妇女向总理倾吐了最难办的事：农民工的工资难以兑现。不久，清欠农民工工资在全国各地进行，一批批农民终于拿到了他们的血汗钱。

 岁末，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胡锦涛在山东、河南专门就解决好“三农”问题进行考察。“各级党委和政府切实把增加农民收入作为农业和农村工作的中心任务，坚持多予、少取、放活的方针”；“农民工辛辛苦苦工作了一年，一定要保证他们拿到应得的报酬”；“在清理已有拖欠的同时，要完善有关法规制度，加强市场监管，从源头上防止发生新的拖欠”„„总书记的话，既表达了党中央、国务院对广大农民的深情暖意，同时也是对各级党委和政府的殷切要求，即一定要解决好“三农”问题。

 农产品涨价搅动市场

 围绕“三农”话题，农产品涨价现象引起特别关注，这次涨价是在农产品连续6年价格下滑之后的第一次上涨，经济学家称之为恢复性价格增长。

 粮食产量的减少，无疑是涨价的诱因之一。粮食产量是如何减少的？两个“跌破”的说法比较权威：一个“跌破”是粮食播种面积跌破15亿亩，比1998年减少了2亿亩；另一个“跌破”是粮食总产量跌破4500亿公斤，可能在4350亿公斤上下。这样的粮食面积和产量，确实给粮食问题敲响了警钟。

 农业部人士分析说，“跌破”有两个主因：其一是结构性调减。一个时期以来，农业结构调整存有误区，简单地压“粮”扩“经”，使粮食种植面积不断下滑；其二是大量耕地被占用。高速公路和各类开发区等建设用地，使耕地面积大幅度减少。前者是结构调整过程中出现的问题，解决起来比较容易；后一个原因与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相伴，绝不能放任自流。

 尽管粮价开始上涨，但没有引起多大波动。因为，这次粮价虽然在短时期内上涨幅度较大，但目前的价格仅相当于1998年的85%，与2000年的粮价基本持平。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研究部部长韩俊认为，这次粮价上涨是合理回归，这表明粮价低迷周期结束，正进入反弹阶段。

 还有人提出，虽然粮价涨了，但真正受益的并不是农民，而是中间环节。由此可以看出，农产品的涨价，是市场供需的反映，在越来越完善的市场经济环境中并不可怕。但如何让农民在粮价上涨中获得利益，倒是值得关注的。

 统筹城乡发展成为新思路

 细究各种各样的“三农”事件，有一个特点很明显，就农业谈农业的情况越来越少，更多时候是把它放在城乡一体化的背景下统筹解决。

 十六届三中全会系统提出了统筹式发展观，而“五个统筹”中“统筹城乡发展”被放在了首位。城乡统筹发展，是对工业与农业、城市与农村、城市居民与农民通盘考虑、整体发展的战略思想。要改变过去重城市、轻农村，“工农隔离、城乡分治”的观念和做法，通过体制改革和政策调整，把解决“三农”问题放在优先位置，加大对农业的支持和保护，实现以工促农、以城带乡，促进农业与工业、农村与城市经济协调发展，社会全面进步。

 事实上，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交融，“三农”问题已和城市发展互相纠结，密不可分。比如，农产品涨价，城市居民立刻有强烈反应；清理农业耕地被占，与城市化和工业园区相关连；农村公共卫生体系的被重视与建立，与非典时期城里人的公共安全受到威胁相关；农民增收的重要途径，在非农业领域，在农村以外；有人甚至提出，解决“三农”问题的惟一出路，就是让一半农民变为市民。可见，不统筹城乡发展，“三农”问题无法解决。

 2003年，“三农”问题发展的脉络表明，就“农”谈“农”的思路已经改变，统筹城乡发展已成为新的思路。

 《华东新闻》

5.创新人大工作思路 破解群众信访难题 篇五

管理注重实效

今年以来，新化县曹家镇党委政府认真领会胡锦涛总书记2月19日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社会管理及其创新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重要讲话精神，以群众工作统领信访工作，社会管理实现创新突破，社会大局实现了和谐稳定。

该镇针对社会管理长期存在的涉军问题多、村企矛盾多、群众诉求多等“三多”问题，采取主动出击，不断加强和完善信访工作模式，促进社会管理创新。一是把信访工作纳入党委政府的重要议事日程，常抓不懈。二是把信访工作纳入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同步管理；三是把信访工作纳入各级岗位目标管理责任制，量化考核，四是把信访工作纳入党政领导绩效评定，奖惩挂钩；通过以上举措实施，构建了职责与任务相统一，牵头与配合相协调，推进与督办相配套，考核与奖惩相结合的体制机制，形成了为民服务“零距离”，代办事务“零搁置”，干群关系“零隔阂”的良好工作格局。2011年，曹家镇在全国重大活动比较多，特护时间比较长，县乡村三级换届选举的形势下，妥善做好全镇100余“七九”战士，伤残军人的稳控工作；及时调处全市新农村建设示范村水竹村与周边四村饮水项目以及向红工业园映鸿集团和梽木山村之间的土地纠纷问题；正确应对因村组换届选举可能出现的各种不稳定事件，防止大规模上访事件发生。对于那些在“情理之中，法度之外”的信访积案、老案、个案，镇财政配套专项资金5万元，妥善予以解决，上半年实现了去市赴省上访量为零的好成绩。

2011-8-17

6.以改革创新破解教育发展难题 篇六

新华网北京７月３０日电（新华社特约评论员）《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２０１０―２０２０年）》把改革创新列为今后１０年教育工作基本方针的重要内容，提出以改革创新为动力，推动教育的科学发展。这是总结改革开放３０年教育发展历史经验得出的重要结论，也是实现教育规划纲要战略目标的根本保证。

改革创新是我国改革开放３０多年来教育实现跨越式发展的基本经验。以１９８５年《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１９９３年《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和１９９９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的发布和实施为标志，我国教育改革以体制改革为突破口，初步实现了从计划经济体制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中的教育体制转轨，解放了教育生产力，实现了中国教育的历史性跨越。事实证明：改革创新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的必由之路。

现在，我们正站在一个新的历史起点上进入新世纪的第二个１０年，中国教育的改革与发展也进入新的历史阶段，面临着新情况、新矛盾、新问题，存在着不少制约教育科学发展的难题。主要是我国人才培养模式不适应经济社会发展对全面发展和创新人才的需求，在“有学上”的问题基本解决后，“上好学”的问题日益突出，政府、学校、社会之间的关系仍未走出传统的框架，学校办学自主权和教育家办学问题仍未取得突破性进展。解决这些难题，只有靠深化改革，以改革促发展，在改革中实现发展。

教育规划纲要把人才培养体制的改革作为教育体制改革的核心，把考试招生制度改革作为突破口，把建设现代学校制度、办学体制改革、政府治理制度改革、扩大对外开放作为一个整体，突出体现了改革的系统性和协调性，使教育改革综合配套、全面系统地推进。人才培养观念、模式、体制的改革创新，是教育规划纲要的亮点，回应了人民的热切期盼，也体现了国家对培养新型人才的迫切要求。不仅强调人人成才、多样化人才等人才观念的更新，学思结合、知行统一、因材施教等人才培养模式的创新，更在评价、考试、招生制度的改革上作了积极稳妥的部署，为把学生从沉重的课业负担中解放出来，让学生的潜能得到充分的发展创造有利的制度环境。

政府、学校、社会的关系始终是教育体制改革的关键性问题。教育规划纲要明确提出“政校分开、管办分离”，确保学校办学自主权，建设“依法治校、教授治学、民主管理、社会参与”现代学校制度。这无疑为建立新型的政校关系、学校与社会的关系、行政权力与学术权力的关系提供了制度性的保障，也对学校治理结构，乃至政府的管理职能和管理方式作出了方向性的规定，为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体制绘制了实施蓝图。

目前，教育改革已进入“深水区”，难度大、压力大、矛盾也比较多。与经济体制改革相比，社会事业改革相对滞后，教育体制亟待改革，但相对于其他社会事业领域，教育领域的改革要复杂得多。教育改革不仅要求体制机制转变，也涉及利益格局调整，特别由于教育是培养人的事业，周期长，教育改革的成败直接影响亿万学生的成长，影响国民素质和国家竞争力。我们必须充分认识改革的长期性、艰巨性和复杂性，必须加强领导、周密部署、统筹安排、扎实推进。

改革是一个过程，有阶段之分，需要在教育规划纲要确定的教育改革总体目标、重点领域和配套政策措施的基础上，立足当前与兼顾长远相结合，与国家总体改革趋势相符合，与其他领域改革相协调，综合改革与专项改革相结合，着眼于事关全局的关键领域和薄弱环节确定改革重点，进一步明确教育改革工作的“路线图”和“时间表”。当前，教育改革要适应经济社会发展需要，努力促进教育公平、提高教育质量，在创新人才培养模式、改革教学内容

方法、完善考试招生制度、扩大高校办学自主权、深化办学体制改革、扩大教育开放、健全教育投入保障机制、加强省级政府教育统筹等方面，加大力度、加快进度，重点突破、整体推进。

7.创新人大工作思路 破解群众信访难题 篇七

[作者: 中山联社 蒋纪华点击数: 2116更新时间: 2009-12-21]

农村融资难可以说由来已久，即使在发达国家也有类似的难题。我国农村金融体系建设起步早，但发挥的效果有限，农信社管理体制几经变革，制度建设长期不顺畅，存在10年之久的农村合作基金会在1999年被国务院统一取缔。进入2000年，在农村推行信用村建设和小额贷款模式，取得了突破性进展，2003年农信社深化改革，成效明显，大多数信用社恢复盈利能力，步入良性循环的轨道。但是农村金融需求仍然远大于正规金融机构的供给，值得深入探讨农信小额贷款难的深层次原因。

一、中国农户小额贷款的历史供给研究

（一）中国农户小额信用贷款需求仍未得到充分满足。据统计，我国现约有2．4亿农户，其中有贷款需求的农户至少有1．2亿户，而且“三农”资金缺口每年约在l万亿元。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2009年6月13日发布《中国农村金融发展研究报告》显示，非正规金融占中国农村金融市场的半壁江山，农户从正规金融机构获得的资金主要用于生产性投入，从非正规金融渠道获得的资金主要用于消费支出，这是未能充分满足农村金融需求的有效例证。

（二）农户小额贷款难题的历史渊源。我国突出的城乡二元经济结构，是造成农村金融市场“贫血”的根本性原因。在长期重点扶持工业政策的指引下，工业品和农产品价格“剪刀差”长期存在，引导农村资金不断流向工业和城市。同时由于农户数量多、金额小、交易成本高、风险大的先天不足，农户小额贷款开展缓慢，即使有国际机构和政府部门的推动，由于缺乏内在的推动力，从规模和效益上，农户小额信用贷款都不尽人意。

（三）中国小额农户贷款实践历程。根据张转方教授的研究，我国小额信贷最早从1981年联合国国际农业发展基金在内蒙古8旗开展的北方草原与畜牧发展项目开始，经过了四个阶段的发展历程。第一阶段为试点阶段，主要在国际资金和技术支持下，由国内非政府组织操作，多采用孟加拉国乡村银行模式下的“小组贷款”形式（可见对孟加拉国尤努斯银行的借鉴由来已久），由于大多数项目没有后续资金，小额信贷不可持续。第二阶段是项目扩展阶段，由农业银行和农业发展银行主导“政策性小额信贷扶贫项目”，以“扶贫贴息贷款”的形式发放到户，由于“造血”功能的缺失，项目减少了贫困人口的数量，但过多侧重于“补贴”性质，贷款还款率低，财政压力大。第三阶段为农村正规金融机构全面介入和各类项目进入制度化建设阶段，农信社为主导，在新用户和信用村建设的基础上，开展“农户小额信用贷款”和“农户联保贷款”。第四阶段是商业性小额贷款组织试点阶段，在银监会推动下，小额贷款公司、村镇银行、农村资金互助社建立，小额贷款体系日趋完善。

二、小额信贷的国际考察

表1：格莱珉银行历年主要经营指标

（Key Information of Grameen Bank in USD）

1995-2007年（单位：百万美元）

指标 1995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利润 0.37 1.03 6.12 7.00 15.21 20.00 1.56存款 94.77 162.77 227.66 343.52 482.92 634.28 758.9

贷款 294.77 218.04 274.04 331.76 427.25 475.74 529.544 存款/贷款 32% 75% 83% 104% 113% 133% 143%投放贷款 333.17 271.99 369.32 435.10 611.74 726.97 731.49贷款累计额 1404.60 3667.52 4180.21 4615.31 5227.05 5954.02 6685.5贷款会员（百万）2.07 2.48 3.12 4.06 5.58 6.91 7.41覆盖乡村数量 35,533 41,636 43,681 48,472 59,912 74462 80678雇员数量（人）12,420 11,709 11,855 13,049 16,142 20885 25283支行数量 1055 1178 1195 1358 1735 2319 2481

数据来源：格莱珉银行官方网站 http://，笔者翻译。

国际上比较成功的模式有孟加拉国的格莱珉银行和印度尼西亚人民银行。其中，孟加拉国格莱珉银行（简称GB）由该国的经济学博士尤努斯创建，又称“穷人银行”，以帮助穷人脱贫为己任，同时提供给书培训、教育等社会服务，具有福利主义的倾向，96%以上贷款者为农村妇女，单笔金额小，在50美元到100美元之间。不需要担保和抵押，利用农村“熟人社会”的特点，建立贷款者村民小组，相互监督，降低违约风险。贷款的利息要高于商业银行利率，达到了16%～20%。实行“总行－分行－支行－营业所”的组织结构，该行贷款会员数量不断扩大，2007年会员数量741万人，覆盖孟加拉80678个乡村，支行2481个，聘用员工25283人，存款7.59亿美元，贷款5.30亿美元，累计实现贷款66.86亿美元，连续9年实现盈利。

印度尼西亚人民银行（简称BRI）主张走商业化的道路，更注重盈利，贷款在300美元以下，不需要任何抵押，300美元以上的贷款，可以用汽车、土地等物品作为抵押。贷款利率为年利32%（可浮动）。

可以看出，两种银行模式具有以下相似点：认为穷人也具有生存的能力，每个人都有获得贷款的权利，而且穷人也是讲信用的，无偿的慈善会抑制穷人的主动性和创造力的发挥，因此贷款可以实行比较高的利率。

三、中国小额信贷问题的经济学解释

大量的研究结构表明，全国各地大部分农户普遍难以从农村正规金融机构获得贷款。有学者认为，目前民间借贷的比重很大，约占农户借款的70%左右。制约农户小额信贷难的因素主要源于以下几个方面：

（一）小额贷款机构缺少全国统一的机构。GB和BRI的组织结构非常相似，都有全国总部、大区分行、地方支行和小的营业所，不同的机构职责不同，总部负责制定规章制度、监管、人事管理、外部关系协调等大的方面，越靠近基层，更多负责业务的具体操作。在中国的小额信贷实践中，缺少全国统一的组织架构（农业银行更多地从事商业银行业务），无论是农信社，还是小额贷款公司，都各自为政，不同地区有不同的规定和管理办法，虽然经营灵活，但同时也失去了统一的培训和管理，防范风险能力往往偏弱。

（二）偏低利率导致小额信贷资金的短缺性供给与非理性需求。想要发挥出小额信贷的效用，资金的供给和需求也必须遵循市场规律。小额信贷业务利率由国家管制，虽给予相关优惠，但仍相对较低。这将导致很多问题：一是低利率不能弥补成本，资金供给减少，导致小额信贷不能可持续发展。二是低利率导致大量的需求，同时产生高违约率。借款者认为小额信贷是一种“白送”的礼品，可

图1：利率管制下的小额信贷需求供给曲线

以不按期归还甚至根本不必归还，从而造成低还贷率。三是低利率往往使贷款难以达到真正贫困者手中。因为低利率使部分借贷者有利可图，产生了经济寻租。最终表现为农村小额信用贷款大部分没有得到满足。如图所示，市场均衡的需求和供给决定了一个市场均衡

价格：利率R0和信贷量Q0，此时的市场利率是偏高的。在政府对小额信贷利率进行管制时，利率降低为R1（R1< R0）,而市场的需求数量上升到Q2，市场供给数量降低为Q1，Q2—Q1的差额就是市场未满足的数量。

（三）小额信贷的客户定位存在偏差。由于利率的管制，发放微型贷款的收益远远不能弥补成本，因此，金融机构选取的客户对象范围狭窄，多为家庭较为富裕的农户或个体工商户，而广大急需贷款的较贫困家庭往往不能提供所需的担保或抵押而获得不到小额资金支持。GB和BRI开展的微型额度贷款，约合几百元人民币的贷款在中国农村金融市场就很少能够看到。从根本上讲，之所以金融机构不愿意发放微型贷款，一是由于利率的管制，贷款需要有一定的规模才能获益；二是由于对穷人缺乏信任，不敢发放无担保贷款。

四、破解难题的制度建议

（一）树立“穷人也讲诚信”的理念。近年来，农信社真正支农贷款余额增长缓慢的主要原因，是对缺乏抵押物的农户诚信状况没有信心。只有让农户意识到，小额信贷不等同于扶贫贷款，它是以还本付息为首要条件的，而不是对农户的补贴，只有这样，才能实现小额信贷的良性、商业化运作。

（二）合理引导资金“回流”农村。农村金融市场贫血，小额信贷就缺少资金的支持，各级政府应拓宽融资渠道，综合运用财税杠杆和货币政策工具，定向实行税收减免和费用补贴，引导更多信贷资金和社会资金投向农村金融市场。

（三）适当调整小额信贷利率水平。由于我国对于高利贷仍相当敏感，而民间借贷利率一般明显高于同档次银行贷款利率，被认为扰乱了正常的金融秩序。对于小额贷款来说，如果无法采用高利率，小额贷款模式实际难以与民间非正规的发达的信贷进行竞争，其经营往往难以持续。如何规范小额贷款的高利率行为是关键。对此，可以借鉴南非《高利贷豁免法》做法。南非金融机构贷款利率超过21％是违法的。但是，对于5 000美元以下的贷款，不管是组织还是个人，不管利率是多少，到小额贷款管理机构登记并缴纳一定的登记费即可。只要登记就被认为是合法的。针对我国实际，可确定一定的贷款额度，在额度以下，贷款利率可以在一定范围内浮动，而超过额度则要实行商业银行的利率。既防止利率过高，又要防止部分机构化整为零，冒名发放小额贷款。

（四）明确小额信贷客户的范围。与国外的GB和BRI模式有区别，中国贫困人口的数量已大幅减少，因此小额信贷的客户标准不仅包括贫困线以下人口，还应将从事家庭养殖、小作坊生产的农户纳入进来，同时小额信贷的资金额度应适当提高。

8.创新人大工作思路 破解群众信访难题 篇八

——深圳市社会管理创新工作调研

时间:2010年09月01日 09时00分来源:《求是》作者:本刊记者 杨绍华 易赛键

今年是深圳经济特区建立30周年。30年来，深圳在经济快速发展、社会全面进步的同时，社会管理工作也面临流动人口服务管理难、历史遗留问题解决难、社会治安管理难等诸多难题。近年来，深圳市委市政府以改革创新精神破解社会管理难题，坚持党委政府主导、维护群众利益、大胆改革创新、依法依规管理、源头治理五个原则，从五个方面入手深入推进社会管理创新，取得了显著成效，为探索新形势下社会管理创新工作积累了宝贵经验。

理念创新——开启社会管理创新的闸门 树立以人为本理念，做到管理与服务相结合，在管理中体现服务，在服务中强化管理，通过改善对社会、企业和基层的服务，推动社会管理创新。树立源头管理理念，实现管理科学高效常态化，通过构建行政责任、法治政府建设指标、政府绩效评估指标、行政电子监察四大体系，形成人大政协监督、政府公共关系、政务公开、社会监督四大平台，建立依法管理、常态管理、有序管理的长效管理机制。树立综合治理理念，部门协同形成合力，完善综治基层基础工作体系、综治工作责任体系、社会治安防控体系、平安深圳建设体系、社会管理服务工作体系。树立依靠群众理念，扩大公众参与，建立专业性社会工作者队伍，建立联防队、巡逻队、治安理事会等各种群防群治组织，动员群众积极参与治安管理。

体制机制创新——构建基础性关键性社会管理制度

为破解基层社会治安、社会稳定方面力量分散、多头管理的难题，深圳创新街道综治信访维稳工作体制，夯实基层社会管理基础，在全市57个街道设立综治信访维稳中心，把信访维稳与综合治理工作相结合，把“中心”建设与加强社会管理工作相结合，对社会管理各项任务进行分解、排查、处置，提高基层的矛盾纠纷化解能力和社会治安防控能力。创新出租屋流动人口管理体制。2003年底，根据人口形势发生的变化，深圳市率先对出租屋管理体制进行改革，按照“房户合一、以房管人”的模式，整合原公安户管员和房屋租赁管理队伍，成立了隶属综治部门的市、区、街道、社区四级流动人口和出租屋综合管理机构，按照一定比例组建协管队伍，完善了管理网络。近年来，他们不断加大管理、服务和执法工作力度，推行“旅业式”、“物业式”、“单位自管式”、“散居包片式”和“院区围合式”五种出租屋管理模式，完善信息通报反馈机制，建立流动人口分类管理机制，实行出租屋编码卡制度和出租屋管理的“普查”、“抽查”和“倒查”制度，有效提升了社会治安和城市管理水平。建立“大调解”机制，实现人民调解、行政调解与司法调解的良性互动，建立专职调解员制度，构建起“以专带兼、专兼结合、网络化”的“大调解”格局，建立人民调解组织与信访、公安、法院等部门的调解联动工作机制及警民联调机制，切实解决了大量纠纷难题。

手段创新——运用高科技手段实现社会动态管理

一是运用网格化手段，实现社会管理精细化。依据辖区面积、居住人口状况、出租屋间数、工厂商铺数、治安情况、地理环境及管理难易度等因素，将社区划分为若干责任网格，实行“一格多员”（管理员、协管员、督导员、警员等）责任捆绑管理模式，实行“多网合一，一网多格；一格多员，全员参与；同格同责，同奖同罚”，实现事前主动防范、常态化治本管理。二是运用信息化手段，实现社会管理动态化。加强街道综治信访维稳中心信息平台标准化建设，健全出租屋和流动人口信息管理系统，按照实有房屋全部纳入管理和人来登记、人住管理、人走注销的要求，认真做好房屋普查登记和流动人口信息采集工作，及时摸清全市出租屋和流动人口的底数，人口信息做到了实时动态管理和资源共享。三是运用科技化手段，实现社会管理数字化。在治安、城管、打击非法营运、春运购票人流疏导、口岸物流监控等方面使用电子监控系统，及时发现线索和搜集相关证据，对加强动态防控、震慑违法犯罪分子发挥了重要作用。深圳市首创的“路灯杆报警定位标识”系统，提高了指挥处置效率。

基层基础建设创新——综治工作全面覆盖、守护平安

一是强化城中村、旧屋村、同乡村管理。深入推进城中村和旧屋村改造和整治，推广“围合院区式”创建和“门禁卡加视频”做法，提高小区物业管理覆盖率，做好群防群治工作。把建立预警机制与村规民约自我管理相结合。在同业同籍人员居住较集中的区域（同乡村），探索建立党支部进行自我管理。通过强化“三村”管理，刑事治安案件发案数明显下降，居民安全感和满意度明显提高。二是强化

特殊区域的综合管理。在深圳机场成立场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委员会、场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办公室、场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信访维稳中心，在罗湖口岸、火车站设立严管区，在大型企业、重点场所组建综治工作室，在龙岗区所属海域建立“海上大综管”机制，扩大综治工作覆盖面。三是强化多种平安创建活动。加强对安全文明小区的日常管理、动态管理和长效机制建设，确保小区管得好、不滑坡。四是强化群防群治组织建设和管理。广泛发动群众开展邻里守望、看家护院活动。充分发挥共产党员、公职人员作用，调动外来人员积极性，组成群众看护队伍，推进“红袖章”工程，在社区楼院易发案时间段、易发案路段和易发案部位开展看护巡逻，在技防设施监控不到的背街小巷和未封闭楼院加强看护布控。

一是建立部门考核量化指标体系。根据综治各成员单位的职能分工，重新确定综治目标管理责任，逐一量化，形成新的综治委成员单位目标责任量化考核体系，全面评价各部门综治责任制落实情况。二是完善各区责任制考核体系。把以往分别进行的综治目标责任制考核、安全文明小区检查验收与出租屋流动人口管理工作抽查考核合并统一进行，既减轻了基层工作负担，又增强了综治工作合力。对专项工作设置专项评分和特别扣分条款。三是落实综治责任奖惩制度。坚持对年度综治目标责任制落实情况进行考评，兑现奖惩，增强综治工作的荣誉感、责任感。加大责任追究力度，严格落实综治“一票否决权”制。四是实施综治巡视制度。由政法综治部门牵头，组织综治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