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电信简史(精选8篇)
1.中国电信简史 篇一
中国黄金发展简史
(一)中国古代黄金矿业的历史渊源
通过考古发掘成果表明,人类发现和使用黄金迄今已有7000年的历史。我国黄金的开采和使用亦至少有4000年的历史。大约在新石器时代就已经认识了黄金。
根据考古工作者发掘出的各种金器的出土墓葬或遗址的年代,最早的为商代早期。如河南郑州商代早期墓葬中出土的珥形金饰,河南辉县殷代墓葬和河南安阳小屯殷墟出土的金块、金箔、金叶都证明了我国早在3500年以前就已开始使用黄金,并掌握了加工制作金的工艺技术。
中国黄金生产在世界黄金发展史上留下了自己深深的印痕,构成了世界黄金史的重要篇章。从世界采金史来看,大多数国家都是从采淘砂金开始的。我国采金活动始于奴隶社会早期,淘洗的砂金是从含金的砂砾层中得到的,古称“河金”或“麸金”,后来又根据砂金赋存地质条件的差异,分为“水砂中”淘洗的砂金和“平地掘井”开采的砂金两种。脉金的开采时代远远晚于砂金,大约起于唐代、宋代之间。劳动人民为获得宝贵的黄金付出了巨大的力量,唐代诗人刘禹锡把生产黄金的艰辛和贵族们的奢侈写入诗中:“日照澄州江雾开,淘金女伴满江隈,美人首饰侯王印,尽是沙中浪底来。”北京平谷出土的商代金臂钏、耳环,四川广汉出土的周朝金手杖,汉朝来自湖南长沙马王堆的金缕玉衣,唐代的纯金十二环锡禅杖,明代的耀眼的金装饰,件件文物展示了中华民族采金历史的悠久和制金技艺的高超。中国黄金生产始于商、兴于汉、衰于两晋南北朝,复于唐。唐以后的宋、元、明、清,对黄金时而禁采,时而开禁,高亢和低迷交替出现,阻碍了我们这个民族快速发展黄金生产的脚步。
(二)我国重点产金区开采史
山东招远素有“金城天府”的美称,又有“金都”之誉名。它不论在黄金生产上,还是在金矿地质与成矿规律上,都具有重要的地位。
在胶东西部掖县、招远、栖霞三县中,金都招远的金矿开发最早。招远在境域之内,北北东向的招平断裂带把招远县一分为二。东半部主要为变质岩分布区,与栖霞相似。西半部为花岗岩类分布区,它南延至平度,北延至蓬莱,构成一长度超过140km,宽度超过40~50km的复式岩带。招远玲珑石英脉型金矿与罗峰-台上蚀变岩带,便位于该带中部的东缘;掖县新城-焦家金矿带与三山岛-仓上蚀变岩金矿带,便位于该带中部的西缘。
由于玲珑金矿属石英脉型,自然金粒度较粗,常见明金>0.0125~0.1mm的占51.79%,加上脉体边界清晰,容易辨认,脉群又十分密集,便于开采,而且大部分出露地表,引人注目,因此在胶东西部三县中,玲珑金矿开发最早,相传北宋真宗景德四年(公年1007年),便已派大臣潘美来玲珑督采黄金。较栖霞早260年,较掖县至少早960年。
招远采金虽较栖霞与掖县为早,但胶东采金仍较鲁西为晚,而胶东西部又晚于胶东东部,先秦时(公元前221年以前)泰山产金记载初见于《山海经·东山经》(夏湘蓉等,1980),以后又见于《汉书·武帝传》:“泰山见黄金”(章鸿钊,1927)。而胶东采金记载初见于《元和郡县志》(唐李吉甫),所记为隋(文帝杨坚)开皇十八年(公元607年),牟州刺史辛公义于昌阳(今莱阳)县东一百里黄银坑(在今乳山境内)冶铸黄银(即银金矿)。故胶东采金较鲁西至少晚800~1000年,而胶东西部较东部采金至少晚300年。但胶东所以能超越鲁西,胶东西部所以能超越东部,后来居上,甚至在全国遥遥领先,显然与胶东金矿资源尤其是金都招远金矿资源丰富并获得大力开发有关。
唐代采金机构分布于六州,但以南方砂金为主,胶东并不是重点。北宋时已将胶东划分为登、莱二州,到北宋太祖建隆元年(公元960年)全国采金的监(主管)、税(税务)、冶(冶厂)、场(采场)、坑(矿坑)只分布于四州一郡,而且并不包括胶东登莱二州,还不如唐代。到北宋中期,宋英宗治平年间(公元1064~1067年)增为六州十一冶,并将登、莱二州亦包括进来,六州中胶东已占其二,但还不是重点。到了宋神宗元丰元年(公元1078年)又增为二十五州,已为唐代的4倍,其中登、莱两州黄金年产量高达9583两,占全国总产量的89.5%,才使胶东产金在全国居于举足轻重的地位。
明代金都招远金矿开采更盛,明天启元年(公元1621年),又派太监魏忠贤来玲珑督采黄金,地域和规模更加扩大,据《招远县志·艺文》(清张作励等,公元1660年)载毛贽咏《金华山》:“明季金穴千百处,樵夫持斧砍秦松”反映了当时的开采之盛况。金华山在招远县城西北20km,玲珑金矿西南30km处,矗立于招远西北部的平原之上,海拔192.3m。它西有望儿山金矿,东有蚕庄金矿,西南有黄埠岭金矿,东南有灵山金矿,西北有河东、河西金矿,东北有前孙家、洼孙家金矿,它本身因受金华山断裂剪切,山形扭曲,也有金矿化。明代金华山一带金穴已达千百处,可见招远西部原生金矿开采之兴盛了。另根据《招远县志·山川》中记载:此时砂金的开采也属极盛时期。“淘金河在县西北四十里,东北十五里入界河”按淘金河发源于招远西北部灵北(灵山-北截)断裂带北缘,它先后穿过金华山、望儿山等一系列断裂带,向北流入界河。沿途金矿化十分密集,盛产砂金,淘金者众,淘金河也因此而得名。
到清末光绪年间,当胶东东部牟平一带金矿开发处于收缩停顿阶段时,在胶东西部的金都招远,不仅西北部蚀变岩型原生金矿与砂金获得大量开发,玲珑石英脉型金矿由于吸收官商与侨商投资,而且引进国外先进技术与设备,产量大增。光绪二十三年至二十四年(公元1897~1898年)玲珑金矿矿工多达3000人,年产金7000两、银1300两。当时仅玲珑一个矿的产金量,已相当北宋元丰年间全国年产量的65.36%,胶东全部金产量的73.05%,可见金都招远在清末全国所占的重要位置。
四顾胶东金矿与金都招远开发史,可见胶东黄金生产自北宋以来在全国几度领先,虽历经千年,不但至今不衰,反而蒸蒸日上,实与胶东金矿资源,尤其是招远金矿资源十分丰富有关,也与人们对它们的认识不断加深、技术不断进步有关。
(三)我国历代黄金产地的分布
我国古籍丰富,对历代王朝的金矿产地、采金活动的盛况、金矿的描述和金矿床等都有详尽程度不同的记载。就黄金产地而言,先秦时期:云南有丽水、湖南有洞庭、湖北有汉水、河南有汝河。汉至北宋,山东有蓬莱、掖县,陕西有西城(今安康)洛南,四川有眉州、广元,至元明清各朝,金矿产地剧增,河北有迁安、丰润,山西有忻州,江西有饶州、抚州,山东有栖霞、莱州,安徽有池州,湖南有岳州,陕西有蓝田。此外,四川、云南、两广、东北三省皆有金矿产出,且有很多地方延续到现在仍是我国重要的产金基地及重要的产金省。
2.中国电信简史 篇二
文化育人策略即“所谓教书育人、管理育人、服务育人、环境育人, 说到底, 都是文化育人”。文化“三进”即“把工业文化融入职业学校, 做到产业文化进教育、工业文化进校园、企业文化进课堂”。
(一) “中国制造2025”和“工匠精神”急需产业文化
为了有效工作必须敬业、负责和诚信, 必须具有团队意识和合作能力, 必须具有环保意识和能力。教育应该为学习者能够终身持续地学习各种知识、价值观、态度、能力和技能创造条件。职业教育应成为丰富人的精神世界的一种方式, 受教育者不只是被开发的对象和增加财富的源泉, 而且要成为发展的中心和终极目标。
(二) 职业院校产业文化建设的缺失
职业教育在规模快速扩张的同时文化建设严重落后, 已经并且必将会严重制约我国职业教育甚至是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我国职业教育已经进入大规模、批量化地培养高素质技能型人才的阶段。目前职业教育最主要的矛盾是经济快速健康的发展的劳动力需求与落后的职业教育人才培养质量之间的矛盾!职业教育培养的人才大部分要走向企业的一线岗位, 而现代企业需要的员工, 不仅要有熟练的技术, 还必须有较高的文化修养, 因为企业的生命力越来越需要文化的滋养。所以职业院校加强企业文化教育是大势所趋。
二、《中国IT产业文化简史》开发的实践
我院是信息技术类职业院校, 开设的专业主要有电子信息工程、应用电子技术、通信工程、计算机网络等IT类专业。我院在办学过程中自觉地加强与工业文化的对接, 践行高校文化育人的根本要求, 深化实践, 使校园文化建设特色鲜明。几年前, 我院就率先在高职院校中尝试开设了“行业文化”课程。
(一) 组织精兵强将、吸纳企业人员组成编写队伍
从我院计算机学院、通信学院、电子工程学院等选择经验丰富、专业背景强、教学能力好的教师组成教材编写团队, 并且聘请了电信公司、移动公司、联想电脑公司的工程技术人员作为顾问。
(二) 召开论证会, 听取专家意见, 确定编写原则
(1) 以事说史, 史中见人, 突出标志性人物、事件; (2) 图文并茂。要有史图、数据表格等, 史论要精辟; (3) 脉络清晰、深入浅出, 可读性强; (4) 透过表象, 看出本质;每章结尾有小结点评等。
(三) 广泛走访企业, 到企业实地调研, 确定编写提纲。
(1) 文献研究:查阅与课题相关的国内外文献资料, 包括历史著作、考古发现、行业企业志、地方志以及重要的人物传记, 将这些资料汇集起来, 梳理出历史的延续和发展线索。 (2) 比较分析:通过对同一产业在不同环境下, 或不同产业在相同环境下的比较分析, 既看到其中的差别, 又能找到具有普遍意义的共同特征和规律。 (3) 实地调研:通过参观博物馆、走访企业、访问企业员工等方法, 近距离地获取生动、翔实的历史信息, 增强学习的现场感, 深化对历史的认识。
(四) 开发数字化资源、进行网络教学
为拓展产业文化史教育的多样化学习方式, 提高学习的有效性和便捷性, 应将教育内容向行业企业和社会拓展, 利用现代信息技术对上述课程、教材和资源进行数字化开发, 建立中国IT产业文化史的教育资源库, 搭建数字化网络学习平台。收集查阅第一手权威系统的文字、图片、视频等资料。
三、《中国IT产业文化简史》教材开发后的新探索
在产业文化进教育方面, 我院迈出了关键扎实的一步, 已经取得了一些成绩, 在高职院校中具有一定的影响。除了已经开发出了《中国IT产业文化简史》教材, 今后还有一系列新的举措等待我们去实施。
(一) 建设IT文化展馆
培养学生的职业认同感和归属感, 营造专业文化。第一部分为IT技术发展史, 以各阶段信息产业设备等典型产品展示IT产业和网络技术的发展, 以图片、展板、多媒体演示等形式展示信息技术的发展。第二部分为IT典型企业文化, 展示联想、华为等不同阶段的代表性产品。
(二) 企业化的实训文化建设
引入企业运行机制, 加强实训中心的建设。尽可能地给学生创造各种仿真的工作环境, 实训场所要最大化地模拟企业场景, 实训器材的摆放、规章制度的要求、教师的演练都要与企业岗位的工作环境相一致, 并通过实物、标语、展板、易拉宝、文化墙的形式展现企业精神和工作气氛。
(三) 在校园内设立企业文化长廊
设立优秀企业家及名人名言宣传灯箱, 楼宇内摆置合作企业标识, 教师办公区按照企业格局设置, 使学生在真实或模拟的职业环境中学习技术、熟悉工作流程。
参考文献
[1]余祖光.先进工业文化进入职业院校校园的研究[J].职业技术教育, 2010 (22) .
3.中国“夫人外交”简史 篇三
1963年4月13日,时任国家主席刘少奇携同夫人王光美、国务院副总理兼外交部长陈毅访问印度尼西亚。新中国的“第一夫人”走向世界的历程由此开启。其后的1966年3月到4月,王光美還陪同刘少奇出访过巴基斯坦、阿富汗和缅甸。
自江泽民担任国家主席以来,国家领导人夫人陪同出访方式渐成惯例。新华社曾广泛记录了江泽民夫人王冶坪、胡锦涛夫人刘永清的相关努力。1998年11月访问俄罗斯期间,王冶坪受时任俄总统叶利钦的夫人邀请共饮早茶;同年11月访问日本期间,在时任日本首相的夫人陪同下观看日本传统和服的表演;2006年6月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期间,刘永清会见出席峰会的成员国元首夫人和贵宾夫人,并同她们一起观看中国少年儿童的书法表演和艺术表演,参观中国传统工艺陈列;当年11月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期间,与非洲国家代表团团长夫人一起观看中国残疾人艺术团的大型专场演出《我的梦》;2008年奥运会期间,胡锦涛和夫人刘永清举行国宴招待来华的80多位国家元首,并被认为“中国的奥运外交也是一枚金牌”。
而现任中国第一夫人彭丽媛,更是将中国的文化底蕴传向世界,在国际社会产生了广泛影响。(本报综合)
4.中国民建简史 篇四
中国民主建国会(简称民建)是主要由经济界人士和其他专家学者组成的政党,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政治格局中的参政党,是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组成单位。民建于1945年在重庆成立,迄今已有半个多世纪的光荣历史。半个多世纪以来,民建团结、联系经济界和有关知识界人士,与中国共产党亲密合作,为我国的革命、建设和改革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
一、成立之初的政党活动
抗日战争胜利以后,中国面临光明与黑暗两种前途。民族工商业者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压迫摧残下,已濒于破产境地。为团结自救,争取光明前途,一部分爱国的民族工商业者和与其有联系的文教界知识分子,在中国共产党的影响下,高举爱国主义旗帜,联合起来成立了民主建国会这一政治组织。民建成立大会于1945年12月16日在重庆白象街西南实业大厦召开,主要发起人有黄炎培、胡厥文、章乃器、施复亮、孙起孟等。其政治纲领的核心是要求民主和建设,集中反映了我国爱国工商业者和知识分子反对独裁统治,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压迫的政治要求。这一政治主张与人民要求和平民主的愿望完全一致,同中国共产党提出建设新民主主义国家的主张相呼应,表明了民建从诞生之日起就具有爱国、革命、进步的性质。民建的诞生,是我国爱国工商业者和知识分子争取光明前途作出的历史抉择。
民建成立后,积极投身于争取和平民主、反对内战独裁的爱国民主运动。为促使旧政协会议成功,民建积极提供意见并多次举行报告演讲会,宣传动员社会舆论支持,有力地配合了中共在旧政协会议上的斗争。在“沧白堂”、“校场口”、“下关”等事件中,与国民党反动势力开展了针锋相对的斗争,揭露其扼杀民主运动、坚持独裁内战的阴谋,以促进民众觉醒。民建积极参加国统区“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等政治斗争,声援配合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解放战争。在全国解放前夕,民建又通过多种渠道,以各种方式向广大群众、特别是工商界介绍解放战争形势,介绍解放区情况,宣传解释中共经济政策,安定人心,为迎接解放和建立新中国作出了贡献。
1948年响应中共“五一口号”,是民建前进道路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它标志着民建确立了接受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政治路线。民建确认并接受中共的领导,有其认识发展的形成过程,是内在因素和外部条件所决定的。
首先,民建是一个以民族资产阶级为主要社会基础的政党。由于在经济上、政治上的软弱,决定了民族资产阶级具有两面性,既有革命性的一面,又有妥协性的一面。前者是其区别于官僚资产阶级成为革命同盟军的客观依据,后者决定了民族资产阶级不可能成为革命的领导力量,只有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才能实现自身的政治目标。
其次,尖锐的政治斗争,使民建逐渐认识到国民党的专制统治不可能建立和平、民主、富强的国家,而中国共产党代表了国家、民族和人民的根本利益,是振兴中华的希望所在,只有依靠中国共产党才能建立和平、民主、富强的新中国。正是基于共同的政治斗争需要,各民主党派和各界进步力量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结成了广泛的统一战线,与中共密切合作,互相声援配合,共同并肩战斗。这种局面的形成,是新民主主义革命发展的必然结果。
随后,民建参加由毛泽东领衔的10个党派《反对北大西洋公约联合声明》的署名,特别是针对美国国务院关于美中关系白皮书,发表《加强内部团结和警惕,答告美帝好梦做不成》的声明,表明了中华民族资产阶级终于懂得只有跟着共产党走新民主主义之路,才是自己惟一的光明前途。这一《声明》,也是民建对自身成立以来政治活动、政治立场的总结,昭告世人自己所选择的政治道路和政治前途。毛泽东对这一声明给予了高度赞扬和肯定:“民建发言人对白皮书的声明写得极好,这对于民族资产阶级的教育作用是极大的。民建的这一类文件(生动的积极的有原则的有前途的有希望的),当使民建建立自己的主动性,而这种主动性是一个政党必不可少的”。
二、建国初期的政党实践
新中国成立前后,民建积极参加了新政协的筹备和《共同纲领》的制定,并把《共同纲领》作为民建的政治纲领,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团结、教育、推动会员顺应历史发展潮流,为新中国的建设献计出力。
民建积极宣传中共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学习贯彻《共同纲领》,参加政权建设,参与政协协商,教育推动会员进行自我改造,带动工商界人士爱国守法、依法纳税、支援国家建设,为发展生产、繁荣经济,争取财政状况根本好转,做了大量有效的工作。在参加土改、镇反、抗美援朝、“三反”、“五反”运动中,高举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旗帜,作出了突出贡献。在1952年7月召开的民建第二次总会扩大会议上,民主建国会更名为“中国民主建国会”,并推选黄炎培为主任委员。
1953年中国共产党提出过渡时期总路线后,为了推动国家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实现对工商业者进行团结、教育、改造的任务,民建积极组织会员及其所联系的工商业者学习过渡时期总路线,帮助他们在思想上适应所有制变革的要求,在行动上配合政府经过国家资本主义途径,比较顺利地实现了全行业公私合营。
在这一过程中,民建组织发挥了“一教育、二代表”的特殊的历史作用。一方面,教育会员和所联系的工商业者自觉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积极参加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培养工商业者会员成为工商界骨干分子,发挥带头、模范、桥梁作用;另一方面,切实代表和反映民族工商业者的合法利益和要求,协助中共和政府制定和贯彻对工商业者的政策,尽了自己的光荣历史责任。由于中国共产党制定了符合中国国情的正确政策,以及广大爱国工商业者和进步分子的积极配合,我国顺利完成了对资改造任务。在对资改造过程中,由于对社会主义认识上的不完善,也出现了一些缺点和失误,但整体上可称为社会主义历史上最光辉的胜利之一。
我国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将要转入全面的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但是,由于指导方针上“左”的错误,导致了反右斗争扩大化,直至发生了“十年**”。这个时期,民建与工商联协作,帮助会员和所联系群众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学习社会主义理论和中共的方针政策,推动会员进行自我教育,认识社会发展规律,提高爱国主义、社会主义觉悟,收到积极效果。民建一大和一届二中全会就民族资产阶级的两面性问题开展辩论,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毛泽东对民建的自我教育给予高度评价。民建二大采取“神仙会”的方式,对当时我国工商业者所处的地位、工商业者与中共的关系、工商业者应有的权利与义务等问题取得共识,使会员进一步坚定了跟着共产党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心。经过自我教育,逐步形成了“听毛主席的话、跟共产党走、走社会主义道路”的行动纲领。
在“十年**”中,民建被迫停止活动。在非常困难的时候,广大会员仍然坚信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道路,与共产党一道经受了严峻的政治考验。
三、新时期的重要作用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重新确立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经过拨乱反正,把工作重点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轨道上来,开创了我国历史发展的新的时期。
随着国内社会阶级状况的变化,邓小平在全国政协五届二次会议上指出,经过社会主义改造,我国资本家阶级中有劳动能力的绝大多数人已经成为社会主义社会中自食其力的劳动者。现在,他们作为劳动者,正在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贡献力量。我国各民主党派已经成为各自所联系的一部分社会主义劳动者和一部分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的政治联盟,都是共产党领导的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政治力量。这是对民主党派所作的历史的、科学的结论。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的指引下,民建召开了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根据新的形势和任务,制定了“坚定不移跟党走、尽心竭力为四化”的行动纲领,把工作重点转移到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上来。这个纲领的提出,体现了民建在总结50年代“听、跟、走”的长期实践基础上,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拥护和坚持中共的路线方针,并结合自身实际,发挥主动性,为经济建设服务的要求。大会选举了新的中央委员会,并在三届一中全会上选举胡厥文为中央委员会主任委员。会议以后,民建各级组织经过积极探索和实践,形成了以经济咨询服务、工商专业培训为主要形式的为四化服务的新路子,发挥了民建的特点优势,调动了广大会员的积极性,开创了具有自身工作特色的新途径,取得了显著效益。
民建四大以中共十二大提出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思想为指导,回顾总结并形成了民建实现工作重点转移、开展为四化服务的基本经验,更鲜明地强调把中共的路线、方针、政策同民建的具体实际密切结合起来。这一经验的总结,把民建坚持中共的领导和发挥自身的主动性辩证地统一起来,奠定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坚持和发展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更好地发挥参政议政、民主监督作用的指导思想。这一指导思想是对民建几十年来实践的概括,具有长远的指导意义。在这一指导思想的统领下,各级组织和广大会员充分发挥民建的特点和优势,积极参加国家的经济建设和改革开放的实践,并发挥了重要作用。1987年11月,胡厥文向民建中央提出辞去主席职务、建议由孙起孟担任主席。在同年12月召开的四届七次常委会上,选举孙起孟为民建中央主席。
中共十三大提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制定了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在进行经济体制改革的同时,提出了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任务。强调现阶段要致力于基本制度的完善,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建五大认真贯彻中共十三大精神,在指导思想上明确了民建的基本职能是政党职能,要以发挥政党职能为自己的根本职责,为发展社会生产力,深化改革,发挥积极作用。1989年《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意见》的颁布,标志着中国特色政党制度的新的里程碑,有力地促进了民主党派参政党作用的发挥。民建各级组织根据这个文件精神和民建五大的要求,多渠道、多层次、多形式地开展参政议政工作,围绕改革与建设,广泛开展调查研究,提出了一些重大建议。同时,着眼于提高全会的组织程度、觉悟程度,提高参政党意识,进一步加强自身建设,取得了新的进步。
中共十四大系统总结了改革开放14年来的基本经验,提出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加快改革开放、推动经济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的战略部署。面对新形势和自身发展的要求,民建六大提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本会要努力成为在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政治格局中,能够掌握较高主动性的,在参政议政、实施民主监督中确能发挥积极作用的,在自身建设上有较系统的理论认识和比较健全的工作机制、充满活力的参政党,努力开创发挥参政党职能和自身建设的新局面,把民建建设成为有自己特色的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政党。会议以后,按照六大精神,民建各级组织围绕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就国有大中型企业、农业和农村、区域经济发展,以及多党合作等经济政治领域的一些重大问题深入调查研究,提出建议和提案,取得了显著成就。特别是关于把多党合作写入宪法的建议,得到了中共中央的采纳,正式写入八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通过的宪法修正案。以扶贫开发工作为重点,切实有效地开展为两个文明建设服务活动,发挥了自身的特点优势。同时,自身建设得到进一步加强,会员达到6万多人。在1996年12月召开的民建六届五中全会上,接受了孙起孟辞去主席职务的请求,选举成思危为民建中央主席,新老合作交替迈出了新的步伐。
四、新世纪的光荣使命
在中共十五大精神指引下,民建召开了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大会选举了新一届领导集体,顺利实现了领导集体的新老交替。大会确定了把民建建设成为理论上清醒、政治上坚定、组织上巩固、机制上健全和充满活力的致力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参政党的目标。
在新一届领导集体的带领下,全会认真贯彻落实中共十五大和民建七大精神,围绕国家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重大问题,开展调查研究,积极建言献策,反映社情民意,广泛开展社会服务,取得了积极而丰富的成果。七大期间,民建中央向中共中央、国务院提出建议12件,向全国政协提交提案34件、发言12件,全国政协民建界委员提交提案共计3990件。民建中央关于发展我国风险投资事业的建议,得到了社会各界的赞同,推动了这项事业的迅速发展。在九届二次全国人大通过的宪法修正案中,民建提出的将邓小平理论作为国家指导思想,把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作为我国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等建议得到采纳。民建中央领导同志在高层政治协商活动中,求真务实地发表意见,得到了重视和肯定。反映社情民意的工作力度进一步加大,为中共和政府提供了决策参考,在协调关系、化解矛盾、维护稳定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中共十六大把“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作为执政党长期坚持的指导思想,提出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为民建更好地发挥参政党作用提供了前所未有的环境和舞台。为此,民建召开了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总结了七大以来的实践经验,确定了与时俱进、奋发有为,建设适应新世纪要求参政党的行动纲领,动员全会为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建功立业。八大以后,全会在新一届领导集体的带领下,各级组织切实加强自身建设,认真履行参政党职能,各方面工作都取得了明显的成效。通过深入学习“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中共十六大精神,学习中共中央致民建八大贺词和胡锦涛走访民建中央机关的讲话,为坚持和发展新世纪的多党合作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在抗击非典过程中,民建中央领导同志在政治协商会上提出的有关建议,受到高度重视。奋战在抗击非典一线的民建会员舍生忘死,救死扶伤。在政府部门担任领导职务的民建会员勇挑重担,尽职尽责。各级组织、广大会员和机关工作人员情系疫区,踊跃捐款捐物,价值达1.4亿元,有8个先进集体和331位先进个人受到会中央的表彰。参政议政工作有了新的发展,许多意见和建议受到中共中央、国务院的高度重视。社会服务工作有了新的提高,举办了中国民营经济发展论坛、中国风险投资论坛、中国中小企业经济论坛。对外联络工作也取得了新的进展。在自身建设上更加注重制度化、规范化。
与此同时,民建的组织不断得到发展,会员总数由恢复工作初期的1.8万人发展到现在的9.4万多人,其中大多数为经济界和其他方面的代表性人士。成员的素质不断提高,结构不断改善,队伍建设得到加强。到2003年底,全会有2311名会员担任各级人大代表,12076名会员担任各级政协委员,在区、县以上各级政府和司法机关担任领导职务的有1364人,担任特邀(约)行政、司法监察等职务的人员有2929人。
民建半个多世纪走过的道路,是顺应历史和时代的要求不断发展、不断前进的光辉道路。在长期的实践中,民建形成了坚持爱国主义和社会主义、坚持接受中国共产党领导、坚持自我教育的优良传统,形成了同经济界密切联系的历史特点。
民建之所以能够在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各个历史阶段遵从社会发展规律,不断前进和发展,一方面是有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和适合我国国情的多党合作制度;另一方面源于民建各级组织和广大成员的不断努力。从民建自身来看,其主要因素是:第一,爱国主义的思想基础。民主革命时期,民建成员中绝大多数人具有爱国主义的思想,这是不断前进的共同思想基础和主要动力。在我国具体历史条件下,只要坚持和发展爱国主义,其结果往往会通向社会主义,这是合乎历史发展规律的。第二,在社会实践中锻炼提高。在民主革命时期,积极参加反对国民党独裁统治的斗争;进入社会主义时期,又以极大的热忱参加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和改革事业。不仅为我国的革命、建设和改革事业作出了有益的贡献,而且在坚持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与中共的亲密合作中,不断增加共识和一致性,使民建政治纲领的水平得到不断提高。第三,骨干的积极作用。在民建的历史发展进程中,逐步形成了一个进步的核心力量。他们的带头作用,团结了大多数成员和所联系的群众不断进步。第四,自我教育的优良传统。建国以来,民建在各个历史时期,坚持和发扬自我教育的优良传统,组织成员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使成员在思想上得到提高,从而能够适应社会发展的要求,不断前进。
5.《中国哲学简史》读书笔记 篇五
作为现代中国哲学史上一个无从回避的重要人物,冯友兰先生一生于哲学上的研究不可不谓之一波三折。且不论其晚年在经历了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浩劫而所留下的种种饱受争议乃至批判的篇章,单就先生作为“现代新儒家”的奠基人和集大成者,任何一位有志于了解中国哲学的发展、思想文化的发展的青年,都应当去拜读冯友兰先生的著作一二。李慎之先生亦曾言:“中国人了解、学习、研究中国哲学,冯友兰先生是可超而不可越的人物。”
在《中国哲学小史》中,冯友兰回答说:“至于我,我所说的哲学,就是对于人生的有系统的反思的思想”。冯先生亦曾言“今欲求中国哲学史, 其主要工作之一, 即就中国历史上各种学问中, 将其可以西洋哲学名之者, 选出而叙述之”。由此可以看出,冯友兰走的是以西释中的道路,即以西方哲学为框架——知识论,认识论和宇宙论——叙述中国哲学史。
出于以中国哲学自身发展的逻辑为基础的哲学史观,冯友兰先生明确的将其划分为三个阶段,即早期“隐者”阶段的杨朱,以“避”为其核心;以老子为代表的第二阶段,尝试揭示宇宙事物变化的规律;再到以庄子为代表的第三阶段,“宇宙为我,我亦宇宙”。
对于什么是中国哲学和核心观念,冯友兰先生在第一章提出了以下的看法:
专就中国哲学中主要传统说,我们若了解它,我们不能说它是入世的,固然也不能说它是出世的。它既入世而又出世。有位哲学家讲
到宋代的新儒家,这样地描写他:“不离日用常行内,直到先天未画前。”这正是小国哲学要努力做到的。有了这种精神,它就是最理想主义的,同时又是最现实主义的;它是很实用的,但是并不肤浅。入世与出世是对立的,正如现实主义与理想主义也是对立的。中国哲学的任务,就是把这些反命题统一成一个合命题。这并不是说,这些反命题都被取消了。它们还在那里,但是已经被统一起来,成为一个合命题的整体。如何统一起来?这是中国哲学所求解决的问题。求解决这个问题,是中国哲学的精神。
以冯友兰的观点来看,中国哲学中一直是两种传统所并行的,即儒家的“入世”精神和道家的“出世”态度。正是在这两者之间不断地探寻一种平衡,完善了中国人和精神内核:
“因为儒家“游方之内”,显得比道家入世一些;因为道家“游方之外”,显得比儒家出世一些。这两种趋势彼此对立,但是也互相补充。两者演习着一种力的平衡。这使得中国人对于入世和出世具有良好的平衡感。”
从这个关于中国哲学精神核心的描述,我们可以清楚的看出,此时的冯友兰已经完成了他本人新儒学思想的构建。表面上看,这个表述是基于贯穿中国思想史历程的儒道两家的互补作出的综合评价,然而冯友兰随后提到。
有位哲学家讲到宋代的新儒家,这样地描写他:“不离日用常行内,直到先天未画前。”这正是小国哲学要努力做到的。有了这种精神,它就是最理想主义的,同时又是最现实主义的;它是很实用的,但是并不肤浅。
这里提到的宋代的新儒家,恰恰是冯友兰自身“新理学”体系的基础。由此我们可以看出,这种对于“入世”和“出世”和平和与统一的追求,既是中国哲学精神的核心,更是冯友兰先生在将程朱理学继承改造之后对于儒家传统所强调的“内圣外王”终极追求的演进。
也正因为如此,《中国哲学小史》对于中国哲学的认知和表达不再局限于原有的“同情之了解”,而是将中国哲学的发展脉络融于其自身“新理学”的体系中后作出的风格更趋统一的再现。
在全书的最后一章“中国哲学在当代世界”中,冯友兰先生提到了他对人生境界的经典论述:
冯友兰先生对于人生境界的划分来自于“觉解”。“觉”就是自觉,“解”则是了解。这种自觉的了解首先是知识的。在这里,哲学的三条主线——即认识论、知识论和宇宙论被统一到了一种自我了解和反思的层次中去,这恰恰和开篇第一章中所提出的核心哲学观相对应,即“对于人生的有系统的反思的思想”。
中国哲学的作用或任务就在于提升人的精神境界。在冯先生看来人的精神境界有四个层次,自然境界、功利境界的人,是人现在就是的人;道德境界、天地境界的人,是人应该成为的人。前两者是自然的产物,后两者是精神的创造。自然境界最低,往上是功利境界,再往上是道德境界,最后是天地境界。它们之所以如此,是由于自然境界,几乎不需要觉解;功利境界、道德境界,需要较多的觉解;天地境界则需要最多的觉解。道德境界有道德价值,天地境界有超道德价
值。
读完《中国哲学小史》一书,仿佛在中国上下几千年的思想海洋中畅游了一番。耳边时时回荡着先哲们对于事物的认知与表述,或睿智机辩,或大巧不工,无不展示了在漫漫时间长河中中国人的思考与追求,引人遐思。
冯友兰先生的《中国哲学小史》固然是中国哲学史著中的精品,然而若不能知人论世,上溯冯先生执笔之时的精神面貌,便信以史书为史实,而全然不知作者于其中灌注的精神和风骨,岂不谬哉?“‘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此哲学家所应自期许者也。况我国家民族,值贞元之会,当绝续之交,通天人之际,达古今之变,明内圣外王之道者,岂可不尽所欲言,以为我国家致水平,我亿兆安身立命之用乎?虽不能至,心向往之。非日能之,愿学焉。此《新理学》《新事论》《新世训》,及此书所由作也。”
6.中国足疗发展简史(模版) 篇六
我国是足部疗法起源最早的国家,几千年前的中国就有关于足部按摩的记载。据今两千多年前的经典医著《黄帝内经》中 “ 足心篇 ” 之 “ 观趾法 ”(一种诊疗方法);隋朝高僧所撰《摩河止观》之 “ 意守足 ”(常擦足心,能治多种疾病);汉代神医华佗著于《华佗秘笈》之 “ 足心道 ”(意即足底的学问);司马迁《史记》之 “ 俞跗用足病 ”(“ 俞 ” 通 “ 愈 ”,跗指足背);就详细介绍了全身的经络和腧穴,其中有许多是足部的穴位,如肝经的大敦、行间、太冲、内庭、陷谷、冲阳、解溪等等。《素头号.举痛论》明确地指出:“按之则气血散,故按之痛。”《素问.厥论》说:“ 阳气起于足五趾之表,阴气起于足五趾之里。”认为足三阴经起于足,足三阳经止于足,足三阴经和足三阳经又与手三阴、手三阳经相互关联,奇经八脉中阴、阳维脉,阴、阳跷脉起于足部,这样足部就与全身脏腑器官通过经脉联系起来,这说明我们的祖先早已认识到脚部的许多敏感反映点(胸穴)与人体内脏器官的关系,指出:脏腑有病可以通过经络反映到体表穴位,根据不同穴位的症状可以推断相关的脏腑功能出现了问题。为足部治疗提供了理论依据,并发现了足部的许多腧穴和足部跗阳脉诊病法,足部穴位可反映及治疗全身多种疾病,通过对足部进行按摩、针灸等治疗,相应的内脏功能紊乱可以得到纠正,使人体恢复健康,减少疾病发生,起到保健延年的作用。从医学发展史来看,足疗的起源远远早于其他疗法。在古代,由于自然界的意外袭击或某些原因造成身体的损伤,使身体产生疼痛不适等症状,人们有意或无意中用手或其他器具触及足部某些部位,发现疼痛缓解,症状减轻,发现劳累后用热水洗脚后可解除疲劳等,人们逐渐认识到通过对足部的刺激可治疗疾病。经过长期的探索和总结,渐渐地演化为现在的足部按摩法、足穴针灸法、足部敷贴法、足部熏浴法、足部功法等足疗法。根据有关史料,我国长沙马王推出的医学文献《五十二病方》中就有“温烫”、“药摩”、“外洗”等内病外治的记载。公元前三世纪,东汉医学家张仲景《伤寒论》等书及汉代司马迁所著《史记》、《素问●举痛篇》均对足浴对人体的好处作了详细介绍,说明中国人很早就对足部按摩有益于健康有很深的了解。足针治疗疾病,足疗中国早在《灵枢.根结》中即有刺窍阴、至阳、历兑、冲阳等穴以泻充盛之气的记载。晋代皇甫谧的《针灸甲乙经》中也有所述,且内容较前更为丰富。足部贴敷法治病,在原始社会,原始人就曾用泥土、草叶敷裹伤口。《内经》中记载用白酒掺和桂粉涂敷中风的血脉,是外敷法较早的文字记载。宋代文豪苏东坡先生对养生颇有研究,对坚持摩擦足底涌泉穴对身体的益处就大加赞赏,称 “ 其效不甚觉,但积累至百余日,功用不可量 ……若信而行之,必有大益。”明代《普济方》内记述用生附子研末,和葱涎为泥,敷涌泉穴,来治疗鼻渊。足部熏浴法治病,在清代吴尚先的《理瀹骈文》中就有二十余首熏蒸方药。足部功法历史悠久,在古代医书中就有许多足功法的记载。在清代潘霨 所著《内功图说》中,就有心功、身功、首功、面功、手功、足功、背功、腰功、肾功等治疗疾病的论述。明朝时期,足部按摩得到进一步发展。但是,由于中国两千多年封建社会的封建意识和习俗使人的脚藏而不露,赤踝裸足为大不雅,后因封建礼教、女子裹脚等轻视足部健康的 “ 政策 ”、民风严重阻碍了足疗的学术发展,大大影响了该疗法的健康发展。特别是到了清末年间,这一中国历史文化遗产更是遭到了外国列强的残酷掠夺,一度在国内 “ 销声匿迹 ”,使得这一古老医术濒临失传。
1、中国式足部按摩在唐代传入日本、朝鲜.元朝以后又传入欧洲,被称为“足心道”疗法。
2、20世纪初,美国医生威廉•菲茨杰拉德以现代医学方法研究整理足部反射疗法的成果,于1917年发表了《区域疗法》(Zone Therapy)一书.3、十九世纪三十年代,美国印古哈姆《足的故事》专门介绍了 “ 足部按摩疗法 ”。
4、一九七五年,瑞士玛鲁卡多《足反射疗法》,从学术上总结了人类关于足部反射区的自然疗法。5、20世纪80年代在台湾传教的瑞士神父吴若石先生用“中国古代的足部按摩术”治好了他多年的风湿关节炎,并发表了《若石健康法——足部反射自学手册》一书.1982年台湾成立了“国际若石健康研究会”;6、1985年英国现代医学协会将足部推拿法定为现代医学“足部反射区疗法”;7、1988年,中国足疗之父扬茗茗老师在北京创建若石保健咨询服务中心,同年组建中国若石健康法专业委员会。8、1989年在美国加州召开了足反射疗法会议.9、1990年在日东京举行了国际若石健康法学术研讨会,使足部健康反射疗法在国际上崭露头角.10、1991年,“中国足部反射区健康法研究会” 于北京正式挂牌成立,足部按摩健康法在国内亦得到了重视。11、1994年,中国足疗之父扬茗茗老师出版发行了《若石健康法——足部保健按摩实用手册》三种版本和教学录像带。12、1997年,扬茗茗老师组织起草了《足部按摩师国家标准》《国家职业资格培训鉴定教材》以及试题和考核办法。13、1997年6月18日,在泉城济南解放桥诞生了第一家专业足体保健店——良子足疗,1998年7月,富侨足疗保健在重庆九龙坡毛线沟创立;从此足疗保健行业的两大连锁品牌,绽放神州大地。14、1999年1月,“足部按摩师国家职业标准”通过了国家鉴定,经国务院批准国家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将足部按摩师国家职业标准纳入《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分类大典》。足部按摩师正式成为中国政府承认的一个工种而服务于社会,填补了中国职业分类的空白。15、1999 年国家职业资格工作委员会足部按摩专业委员会正式成立,劳动部任命杨茗茗先生为国家职业资格工作委员会足部按摩专业委员会主任,负责组织足部按摩师职业教材编写、职业标准制定和题库的开发。16、1999年11月为了统一规范足部按摩师国家职业标准,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在黄山培训部举办了全国首届高级足部按摩师和足部按摩师考评员培训班,当时有34名同志考取了国家高级足部按摩师和足部按摩师考评员资格。至此,足部保健行业逐步走向职业化、标准化的发展轨道。这不仅充分体现出国家对这一职业的重视程度,更为足部保健行业的规范发展奠定了技术理论基础。17、2000年杨茗茗老师创建了北京若石保健按摩职业技能培训学校并任校长,成为全国品牌最大的专业足部按摩学校,并为我国的足部保健行业培养了大批专业人才。18、2004年为培养高技能人才,我国修订了《足部按摩师国家职业标准》和《教程》,增加了足部按摩师技师级别,使足部按摩行业的技术水平提升到一个新的专业高度。19、2007年,6月22日华夏良子德国巴特基辛根店正式开业,它的成功建立标志着中国足疗走向世界。20、2007年8月,《足浴保健经营技术规范》行业标准,编号为:SB/T10441-2007,商务部批准已于2008年5月1日起实施;
7.信息科学及其发展简史探讨 篇七
1.1 信息科学的概念
信息科学是以信息和信息能(Information Energy,或者Info-energy)作为研究对象,以信息的本质特征和信息运动规律作为研究内容,以信息方法为手段,以扩展人类智能为主要研究目标的一门科学。简而言之,信息科学是关于宇宙间信息现象的知识体系。它讨论信息对象的存在方式和变化的规律。它由信息哲学提供本体论支持、方法论指导和价值论约束。
1.2 信息科学的研究内容
信息科学的研究内容是在各个信息领域(比如自然、生物、社会等)中信息的个性特性和运动变化的特殊规律,以及贯穿一切领域的信息共性和共同规律。在认识的不同领域和不同层次上,它都要回答信息是什么,信息有什么基本性质,信息运动的规律是什么,信息运动的动力学原理是什么等等。
1.3 信息科学的基本结构
从总体上说,信息科学分为两个大的部门:"理论信息学"(Theoretical Informatics)和"应用信息学"(Applied Informatics)。
理论信息学又叫"一般信息学"(General Informatics)。理论信息学是对一切信息现象、对每一门信息学科都适用的公共理论,它通用于解决每一个具体领域的信息理论问题,是整个信息科学的基础和核心。
在应用信息学的学科中,计算机科学、通信理论和控制理论比较特殊,是关于人造的信息处理工具的科学,我们称之为"工具信息学"(Tool Informatics)。这三门工具信息学学科在几乎所有的科学知识领域中都得到应用,使得相应的学科计算机化、智能化、信息化,从而产生该领域中的一门信息学。我们统称这些信息学为"领域信息学"(Domain Informatics),也可以称之为"部门信息学(Department Informatics)。因此,应用信息学可以分为工具信息学和领域信息学两个分支[1]。
我们认为关于信息的知识体系是一个庞大的学科群,包含信息科学和信息哲学两个大的类别。按照学科抽象程度的高低,可以把关于信息的知识体系分为不同的层次,如图1所示。
钱学森把当代科学横向划分为四个层次:哲学、基础科学、技术科学、工程技术。类似地,我们可以把信息科学划分为:信息哲学、信息理论、信息技术、信息工程。这里,信息技术和信息工程合起来大致等于领域信息学的内容,即主要是关于信息技术及其应用的知识。理论信息学是信息理论的核心。如果说,理论信息学主要回答"为什么"的问题,那么领域信息学主要回答"怎么样"的问题。钟义信明确地指出,信息科学的基本学科体系或层次是: (1) 信息科学的哲学研究,或称之为信息哲学; (2) 信息科学的基础理论研究; (3) 信息科学的技术应用研究[2]。
2 应用信息学及其分类
2.1 应用信息学的概念
应用信息学是在理论信息学之前发展起来的信息学科,它们主要是信息技术和信息技术在特定领域中具体应用的知识体系。前面已经提到,关于信息技术和工具的学科称之为工具信息学;关于信息技术与工具在各个领域中应用与开发的学科被称之为领域信息学。这样,应用信息学自然地分为工具信息学和领域信息学两类。领域信息学可以看成是工具信息学和相关技术在各个领域中应用的结果。
2.2 应用信息学的结构
应用信息学是一个庞大的学科群,有着它自己的结构和功能,需要分类型、分层次地加以研究,如图2所示。(该图的制作中参考了闫学杉于2004年9月14日在北京大学报告中的内容。)对于应用信息学所提供的思想资源进行梳理和综合,是建立理论信息学的必要条件。
3 理论信息学及其基本内容
3.1 理论信息学的概念
理论信息学的研究对象是一般意义上的信息和信息能,它的研究内容是在宇宙间一切信息现象中起作用的规律,它的研究方法是在各类信息过程中通用的程序和规则,它的研究目标是为领域信息学确立公共的理论基础,为整个信息科学大厦奠基,也为信息哲学提供科学依据。
3.2 理论信息学的目的和任务
理论信息学的研究和建立是为了解决我们在观察自然、社会和思维现象中的认识问题。具体地说,理论信息学研究的任务:揭示宇宙间一切过程的信息本质,刻画和描述信息过程的特征,分析过程中信息演变和创生的内在驱动力,刻画信息处理和生成能力转化的客观规律。有了这种一般的认识,就可以把应用信息学建立在坚实的理论基础之上,指导工具信息学和领域信息学的实际工作者减少盲目性、增加自觉性,做好工作,加速推动科学和社会的进步。
3.3 理论信息学的基本内容
理论信息学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 (1) 关于信息的最一般的概念,主要是信息的本质,信息的特性,信息的定义,信息的分类,信息的度量,信息与物质,信息与智能,信息熵与信息负熵,信息能与物理能,能量的统一与进化等; (2) 关于信息现象的一般原理,比如信息演化在"量"和"质"方面的守恒问题,信息过程的动力特性,信息能演变的趋势,信息与信息能之间的相互转化等; (3) 基于信息概念和信息原理的推论、结论、知识体系。
4 信息科学发展简史
4.1 信息概念的产生和变迁
关于信息概念的产生和变迁,闫学杉用以下的表格(表1)的形式给以简明的描述。
4.2 各领域的信息研究
4.2.1 图书馆学界的信息研究
20世纪60年代中期,计算机在文献检索试验方面闪露出的曙光,极大地刺激了图书馆学家们的兴趣,他们迅速地用"信息科学"这个概念来代表他们对文献信息的研究。
4.2.2 生物学领域的信息研究
20世纪50年代DNA发现后生物信息学高速发展,以计算机技术为研究手段和工具,同时采用数学、统计学的模型、模拟研究手法来解决生物科学的问题,因而成为生物学、统计学、数学、计算机学甚至工程学等多学科之间的交叉领域。
4.2.3 医学领域的信息研究
20世纪70年代后,学术界出现了医学信息学的概念。它是一门以医学信息为主要研究对象,以医学信息的运动规律及其应用方法为主要研究内容,以计算机为主要研究工具,以扩展医务工作者的信息功能(特别是智力功能)为主要研究目标的新兴交叉边缘学科。
4.2.4 其它领域对信息问题的研究
对于信息问题的关注和研究,几乎遍布所有的学术领域,比如哲学、语言学、经济学、艺术学、心理学、传播学、法学界等。
4.3 信息科学发展历史时期的区分
关于信息科学的发展,许多著作家都是以香农信息论为起点进行介绍,即把香农1948年发表《关于通信的数学理论》作为信息科学的开端。通信只是控制和计算的基础,信息过程的核心是计算,目的是控制。在一定意义上说,通信的重要性远不如计算和控制。"控制"只是极少数军事专家的工作,而"计算"更是身居象牙塔尖顶的时代,人们把通信理论说成是整个的"信息论"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但是,现在我们回顾这段历史,就不能从当时公众的接受程度看问题,必须从事实和科学的角度来研究信息科学理论发展的内在逻辑。为了明确理论信息学在整个人类科学知识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必须首先给信息科学历史的定位,可以把信息科学的发展分为五个历史时期:信息学史前期,工具信息学时期,领域信息学时期,理论信息学时期,统一信息学时期。信息学史前期与工具信息学时期的划分以1924年为界。所谓工具信息学是对通信信息论、控制论和早期计算机理论的统称。在20世纪30年代初期,通信、控制、计算的技术和理论都已经到了比较成熟的程度,但是靠科学家个人的努力和有限的财力,无法完成需要巨大投资和科学家通力合作的信息工程。通信、火炮控制以及计算机等方面的技术与工程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得到迅速发展。第一台现代电子数字计算机、通讯理论和控制论分别于1946-1948年间公诸于世。把整个工具信息学定为现代信息学的起点,显然是不合适的[3]。
在香农之前,人们已经发现通信的效率与可靠性之间的要求存在一种理论上的极限。在一定的条件下,要同时实现上述两个要求,会遇到不可克服的困难:要减少噪音的干扰,消息传输速率就得降低;反之,提高了传输速率,就不能有效地避免噪扰。这样,从电讯通信的实践中提出了一种发展相关数学理论的要求[4]。1924年,奈魁斯特和库普弗缪勒各自独立地提出,电讯信号的传输速率与信道频带宽度之间存在着比例关系。这种想法被哈特莱在1928年推广了。此外,哈特莱还提出,有可能用信号数的对数来作为信息的量度。信息是可测的,可以用数学方法对信息从数量上加以测度,这是信息论的一个重要概念基础。他明确指出,电信号通过频率、时间和幅度等基本参数的变化来反映所携带的信息,但是通信系统中信息数量的大小仅与发信者在字母表中对字母的选择方式有关,而与信息的语义无关。
控制理论发展的初期,在二战前是以反馈原理为基础的自动调节理论,主要用于工业控制。因为军事需要,它才用于设计飞机和船用自动驾驶仪、火炮定位系统、雷达跟踪系统等武器装备。二战前的机电计算机以继电器为元件,速度较慢,主要原因是没有将逻辑算法同开关电路结合起来。1937年,在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做研究生的香农在白煦教授的指导下,撰写了《接点电路的符号分析》的论文,解决了用电子线路实现布尔代数逻辑运算的问题,为电子计算机的研制开辟了道路[5]。
领域信息学的发展,以1959年为起点。因为在这一年,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莫尔电子工程学院首次提出"信息科学"的概念,用来代表一组计算机方面的课程[6]。自从计算机课程走进课堂,计算机被用来解决各个领域内的具体信息处理的问题,相应领域中特有的信息学就开始生长了。计算机普遍、广泛、深入地运用,是领域信息学大量涌现的主要原因。比如,在医学信息处理领域内,开始叫计算机医学应用,后来相关知识系统化,就形成医学信息学这个新的学科。
从1994年国际上召开第一次关于信息科学基础理论研究的会议,提出建立统一信息理论以来,开始了理论信息学的新时期。闫学杉提出统一信息学是关于"共性"的信息学,而部门信息学是关于"个性"的信息学[7]。两者也可以分别称之为一般信息学和领域信息学。它们进一步被分别称之为理论信息学和应用信息学,如同数学可以分为理论数学和应用数学一样。这种区分有利于指示两者之间的目标与分工,说明理论信息学的建构方式:对领域信息学的跨学科大综合。从1924年到1959年,以及从1959年到1994年,刚好都是35年。可以估计,从1994年算起,需要30年左右,也就是到2024年前后,即大约在奈魁斯特理论提出100周年时,理论信息学就可以成为一门完全成熟的学科。那以后,统一信息学的研究就可能全面展开了。
参考文献
[1]李宗荣.理论信息学:概念、原理与方法[J].医学信息, 2004, 17 (12) :783.
[2]钱学森.人体科学与当代科学技术发展纵横观[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6.3.
[3]杨沈.自然科学简史[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 1986.229-231.
[4]钟义信.信息科学原理 (第三版) [M].北京:北京邮电大学出版社, 2002.10.
[5]王身立.广义进化论[M].长沙: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 2000.7-8.
[6]闫学杉.关于21世纪信息科学发展的一些见解[J].科技导报, 1999, (8) :3-6.
8.读《美国文学简史》 篇八
在本书“后记”里说明本书的目的是“简略地介绍一下美国文学的发展情况、重要的流派、作家和作品,并努力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去分析,对他们作出初步的评价。”用马列主义的基本观点分析评价美国文学就是本书区别于其他美国文学史的最主要之处。本书在结合时代背景用阶级分析来研究流派和作家以及他们的作品的内容方面,常常有很好的见解。如在对惠特曼的分析和评价中作者们正确地把他作为美国十九世纪最杰出的诗人,美国新兴资产阶级最重要也是最后一位歌手,指出《草叶集》中讴歌的就是资本主义上升时期蓬勃发展的美国社会,就是美国自由资本主义时期关于民主和自由的理想;指出他把“自我”和“个人”理想化了的形象,和对祖国的山河的热情洋溢的歌颂,都是当时在发展时期的美国资产阶级对征服自然、掌握自己命运的充满信心的艺术表现。《草叶集》一个重要内容就是对劳动的歌颂和对各行各业劳动者的歌颂,作者们指出,这是惠特曼高于其他资产阶级民主主义作家的地方,联系到他的诗歌形式,即不受诗步和韵脚限制的所谓“自由诗”,也是一次重要革新,是同他在内容上的进步性一致的。而在南北战争之后,南部的蓄奴制被摧毁,资本主义迅速发展,逐渐进入垄断资本主义时期,惠特曼感到幻灭与失望,因之他的作品也从热情歌颂的诗歌转为社会批判性质的《民主展望》这类散文。这些介绍和评价对理解欣赏惠特曼都是很有帮助的。
本书对马克·吐温的分析介绍也较详尽。对他作品的思想内容,强调其社会讽刺的一面。在所有作品中推崇《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为他最优秀的作品,给予较深入的分析。我特别喜欢那段关于此书艺术风格的评论。作者指出它把现实主义的精心镂刻与浪漫主义的抒情描写结合在一起,把对人物心理的真实描写与幽默风趣的想象溶为一体,这确是搔到了痒处。这本书之所以使人喜爱,不就是在其亦庄亦谐,在那充满浪漫气氛的密西西比河上的阴晴朝夕之中展开了一幕具有严肃的社会内容的幽默戏剧,情节起伏,妙趣横生之处么?相比之下,作者对此书的姊妹篇《汤姆·索亚历险记》的评价,则未免把内容说得过于严肃,未尽妥当了。此外,在谈马克·吐温时若能把“美国式幽默”结合来介绍一下(书中提到了,但是没有发挥),就可以使他不那么显得是个类乎孤立的现象。作者没有注意及此,也许就是在本书中对马克·吐温的成名之作,当时风行一时的《跳蛙》这一短篇竟一字未提的原因吧?对马克·吐温后期的反帝作品,本书吸收了美国进步学者的研究成果,做了较详尽的介绍,这也是一般国外的美国文学史不大会收录的内容,而缺了这一方面,对马克·吐温的评价是不会全面的。
杰克·伦敦在本书中占有一章。对他的作品内容方面的评价基本上也是得当的。总的说来,本书对其作品的社会思想内容是用比较直接的手法来表现的作家的评价,如上述的惠特曼等,就比较好,而对别的一些手法不同的但也是重要作家如赫尔曼·麦尔维尔的处理,就不太能令人满意。麦尔维尔的小说《白鲸·莫比·的克》是一本世界名著,也是一本内容丰富复杂的书。凡是仔细读这书的人总会觉得这是一本不寻常的书,但好在那里,多年来论者甚多,却难有“定论”,也许竟永无定论也未可知。本书里提出了一个观点,说麦氏把巨鲸写成生产过程中的劳动对象和与人对立的因素,白鲸的形象实际上象征了当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展所带来的新的矛盾,它被写得强大可怕是反映了麦氏自己“对资本主义生产的巨大发展的不理解,对新的社会矛盾感到惶惑不安”。这个看法很新颖,但需要从麦尔维尔的思想中,特别要从作品本身中提出证据来,才能说服人,可是这一点,文学史的作者们没有能做到,这就未免有点使人感到不足。在这里,我想到一个问题:是不是一本文学史对每一个作家都要做一个政治和艺术的“鉴定”?能不能对有些作家一下还掌握不稳的可以采取“阙疑”的办法,暂不勉强做“结论”?可以把现有对他的评价介绍一下,也可不提出文学史作者自己的见解,而由读者通过读了这个作家的作品去自己判断哪种评价较为合理。这样岂不甚好?写文学史最好是有广泛的对时代和作家、作品的专题研究为基础,但是我们要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写文学史,而在美国文学中用这种观点进行专题研究的人,无论国内国外都是不多的,这就给史家增加了负担,造成了困难。因之象这样一本简史只要能把文学史上的时代、流派大致说清,对有关作家作品的基本事实能加以介绍,对多数主要作家的评价言之成理、持之有故,使人读后对了解这一国作家的作品能得到一定的帮助指导,就是做了很有益的事。这一点本书是做到了的。至于有些影响很大但不好分析而研究工作又没跟上的作家,对他们来个只“介”不“评”,引导读者自己去读他们的作品,然后大家一起来评,我看在现阶段我们自己写外国文学史时不妨一试。
这本书在对作家、作品的思想内容的分析上总的说是很好的。比较起来,在艺术分析上就简略得多。当然,这样一部简史在艺术分析上不可能要求详尽,但是有些重要而经常为人们谈起的知识还是应当向读者多介绍一点。如亨利·詹姆斯对现代小说的最大影响是在小说技巧方面,本书提到了詹姆斯的细致的心理描绘,也提到了他的“角度论”,但是语焉不详,对两者之间的内在联系以及和詹姆斯的作品中情节发展的关系也没有结合起来讲一下,并用实例来说明(短例可用如《波英顿的珍藏品》的开场,长些的可用如《使节》的最后一章)。如能那样,对读者了解这种技巧,就会更多一些启发,对我国文艺创作也可以有所借鉴。对欧·亨利的著名的使用出人意外的结局的方法,若能具体举一个短篇的情节来说明,就会清楚得多。当然在本书有些地方,对介绍作者艺术性也处理得很好,如艾米莉·狄更生那一段所引的几节诗虽是用来说明她作品的内容的,可是因为选得恰当,使读者对她的艺术风格也颇能得到些感性知识,比单靠叙述有效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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