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都市农业发展的现状、问题与对策

日本都市农业发展的现状、问题与对策（共9篇）

1.日本都市农业发展的现状、问题与对策 篇一

日本遗弃化学武器问题的现状与对策

鲁义

2013-1-29 14:21:32 来源：《日本学刊》(京)2008年3期

作者简介：鲁义，国际关系学院国际政治系教授。

内容提要：日本战时遗弃在华的化学武器，对当地民众的生命安全和生态环境造成严重伤害和影响。日方在销毁化武问题上一直持消极、拖延立场，并拒绝对中方受害者给予赔偿。在日本国内，一些人否认历史事实，企图推卸日本应承担的销毁责任。现在，日方将销毁化武的最后时限推迟到2012年4月。在未来的四年时间里，如何敦促日方恪守承诺、切实履约，中方应加强对后续工作的研究和对应。

关 键 词：日遗化武 处理现状 伤害赔偿 应对措施

近年来，日本战时遗弃在华的化学武器（以下称“日遗化武”）以及由此对当地居民造成的伤害事件，严重影响到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稳定，引起各界民众的高度关注。按照原来的规定，2007年4月是日本承诺彻底销毁日遗化武的最后时间。现在，日遗化武处理进展如何？日本国内有何动向？日遗化武对中国民众造成的伤害如何解决？笔者拟对上述问题进行分析。

一 日遗化武的分布及处理现状

日本投降前夕，在中国内地到底遗弃了多少化学武器？目前尚不清楚。根据中方统计，截至2006年9月，在19个省、市、自治区的近100个地点相继发现了日遗化武，而且数量巨大。①这些日遗化武发现点大致可以分为这样几种类型：(1)中方早期发现并已销毁了的化武。此类化武涉及17个地点，数量最多的是黑龙江省尚志市和富锦县，分别为20余万发和10余万发，早在1959年和1960年中方就将其销毁了。(2)当地发现后逐级上报但尚未最后确认的埋藏点。此种类型多达43个地点，其中黑龙江省和吉林省境内最多，分别为12处和9处。(3)中方已经调查确认、但尚未向日方通报的发现点。此种类型涉及南自广东省北到黑龙江省的23个地点，大部分为化学炮弹，目前在托管处封存。(4)中日双方共同调查后已经确认的发现点。此类涉及14个省（自治区）的55个地点。其中最多的是黑龙江省，有18处之多。而在同一地点埋藏量最多的是吉林省敦化市哈尔巴岭，该处埋有各类化学炮弹和毒剂筒约30余万发（件）②。目前日方发布的有关日遗化武的数量及挖掘信息，指的是第四种类型。

早在20世纪80年代末，中方就向日方发出照会，通报了中国境内的日遗化武问题，要求日本政府负起责任，采取妥善处理措施。但是，日本方面反应消极，甚至公然否认侵华期间遗弃过化学弹剂。1997年国际《禁止化学武器公约》生效，以及1999年中日双方签署《关于销毁中国境内日本遗弃化学武器的备忘录》后，日方态度才有所改变。按其规定，日方应提供一切必要的资金、技术、专家、设施和其他资源，诚实履行作为遗弃国应承担的义务，在2007年4月前销毁遗弃在华的全部化学武器。

一般说来，销毁日遗化武要经过这样几道程序，即挖掘回收、辨认分类、临时封存、解体和无害化处理。其中，无害化处理是销毁日遗化武最终所要达到的结果。它不仅仅是销毁日遗化武弹体本身，还要对销毁过程中的排烟、排水、排气和由此产生的废弃物，以及在挖掘回收过程中被弹体污染的土壤等进行处理，全部实现无害化。只有这些程序全都完成，销毁工作才算结束。现在，《公约》和《备忘录》规定的销毁期限早已经超过，日方是否信守承诺，给中方特别是在日遗化武埋藏地周边生活和工作的民众一个满意的交代呢？答案令人失望。目前的状况是：(1)由于日方拒绝向中方提供日遗化武遗弃地点及数量的相关信息，日遗化武的总体情况难以把握。目前所能采取的措施，只能是对已知和可疑地点的掌控，而其他地点的不确定性和突发性情况可能会随时发生。日方对此从未提出过有效的防范建议和措施。(2)从1995年3月日方首次派员到吉林省敦化市哈尔巴岭现场调查开始，到2007年2月止，日方来华作业60余次，共挖掘回收日遗化武37499件，清理出被污染土壤等近200余吨，并对其实行了封存处理。③但是，对于日遗化武数量最多的吉林省敦化市哈尔巴岭和另外三个发现点的挖掘回收工作尚未开始。(3)经过长时间的国内外考察和试验，2004年日方最终决定采用“高温燃烧”技术来销毁日遗化武，并计划在敦化建设大型销毁工厂，以便集中处理该地数量巨大的日遗化武。目前建设工程刚刚开工，何时竣工并开始无害化处理，还是个未知数。外交部处理日遗化武问题办公室主任刘毅仁称：“目前，所有已经发现并被临时安全化处理的化学武器没有一枚被销毁。”④(4)《禁止化学武器公约》对化学武器的遗弃国在各阶段的销毁时限及数量作出了明确的规定。依据该规定，日本应在1999年建成必要的销毁设施并完成相关试验，2000年销毁日遗化武总量的10%以上，2002年销毁20%，2004年销毁45%，十年内即2007年4月全部销毁完毕。如果销毁不完，经与当事国协商获得同意后可以延长，但最长不得超过五年。实际上，日方在一开始就对履约工作消极拖延，做好了延长销毁期限的打算，并为此大造舆论。⑤2006年4月，日本向国际禁化组织提交申请，同年7月该组织同意日本将其销毁时限延长五年至2012年。日方在近十年的时间里，别说无害化处理，就连对已知的日遗化武埋藏点的最基础的挖掘工作还没做完，足见其销毁工作的缓慢程度。

中国政府对日遗化武问题极为重视。鉴于日方动作迟缓，未能切实履约的实际，中方在国际禁化组织大会等多种场合表示不满，敦促日方“全面履行公约义务，尽早拿出行之有效的解决办法”。除两国有关部门的具体交涉外，在中日首脑会谈时，日遗化武问题也多次被提上日程。1998年11月前国家主席江泽民访日，在双方发表的《中日联合宣言》中，日方重申，“诚恳对待日本遗弃在中国的化学武器问题，承担责任并尽快采取实际步骤销毁这些遗弃化学武器”⑥。2003年10月在泰国召开的亚太经合组织峰会上，国家主席胡锦涛会见日本首相小泉纯一郎，敦促日方快速、妥善处理日遗化武问题。2007年4月温家宝总理访日，双方首脑会谈后发表的《中日联合新闻公报》指出，双方对设立“处理日本遗弃在华化学武器日中联合机构”表示欢迎。为加快销毁进程，日方表示将根据中方提议引进移动式处理设备进行作业，中方对此表示欢迎。⑦

二 日遗化武对中国民众造成的伤害及其赔偿问题

日遗化武地点分布广泛，而且经过战后60多年的泥土掩埋，大部分已经严重锈蚀，有的已经泄露，对当地居民的生命财产安全和生态环境构成严重威胁和极大伤害。最令人担忧的是，到目前为止，日方从未向中方提供任何相关信息，已知的日遗化武都是在当地城市建设或者居民日常生活中被偶然发现的，这给中方在采取防范和对应措施时增加了难度。

吉林省敦化市莲花泡有居民80余户，200多口人。据当地居民说，由于地下埋有日遗化武，该区域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就寸草不生，近些年才长出些杂草，但庄稼仍无法生长。村民们赖以生存的大豆和玉米等农作物只能种在远处山上，那里“也是受过污染的”。1961年至今，该地已有80余人死于化学武器污染，其中70余人死因为骨癌或肺癌，7人直接受到日遗化武伤害。⑧另据吉林省有关方面的统计，从日本投降至1997年，敦化当地居民因化学武器致伤致残者众多，仅可以列举出姓名的致死者就多达747人。⑨有资料显示，新中国成立后，全国受到日遗化武伤害者超过2000人。⑩

近年来，日遗化武伤人事件仍在发生。2003年8月，齐齐哈尔市发生了震惊中外的毒剂泄漏事件，造成了1人死亡、43人受伤的人间惨剧。2004年7月，吉林省敦化市两名儿童在河水中玩耍时触摸到日遗化武泄漏的毒液，手脚等部位出现红肿溃烂。2005年6月，广州番禺三位居民在河岸搬运泥沙时受到日遗化武的伤害。

2006年3月，黑龙江省对51名日遗化武受害者进行了包括呼吸、皮肤、眼科等九个项目的体检，结果令人震惊。所有受害者的眼睛均受到不同程度的伤害，视力逐年下降，多数人的皮肤已经受损，一些人呼吸道损伤严重，免疫力呈下降趋势。在场的日方医师也认为，受害者的病情已经从急性转成了慢性，他们的健康状况不容乐观。(11)

对于日遗化武给中国民众造成的严重伤害和受害人提出的极为正常的赔偿要求，日本方面要么置之不理，不承担责任，要么避重就轻，敷衍了事。中国原告在经过几年的苦苦等待之后，东京地方法院终于在2003年5月作出判决，承认“日军在中国遗弃化学武器是违法的”，但是以“日本要在主权之外的中国回收化学武器是困难的”为由，驳回中方受害者的赔偿请求，判其败诉。同年9月，在另一起诉讼案的一审判决中，东京地方法院认为“政府未能积极向中方提供化学武器的遗弃地点和处理方法，在日中邦交正常化后也未履行其义务，从而导致事故发生”，判日本政府向受害者及其遗属赔偿1.9亿日元。日本政府对此判决不服，提出上诉。时任日本首相的小泉纯一郎在得知判决结果后表示，相似的案件竟然会出现完全不同的判决结果，希望法务省和外务省就此事进行协调。(12)在此后的二审判决中，法院认定了日军遗弃和隐瞒毒气弹的事实，但还是驳回了中国原告的诉讼请求。

齐齐哈尔事件发生后，迫于国内外舆论的强大压力，日本政府向受害人支付了“医疗费和慰问金”，但不承认是赔偿。

日方为什么拒绝对中方受害者进行赔偿？表面上看，所谓异地管辖权是其拒绝承担赔偿责任的理由，而实际上，日方最为担心的是因某一赔偿判例引起连锁反应。日本发动的侵华战争给中国人民造成了极大的灾难。现在，中国民众对日索赔诉讼案件几十起，日方均以各种理由推脱搪塞，中方无一例胜诉。拒绝赔偿是日方坚守的底线。它可以承认“遗弃化武”，承认化学武器“对中国人造成了伤害”，甚至可以承认“侵略”，但就是拒绝赔偿，不愿为历史承担责任。对日方来说，如果只对某一案件的受害人给以赔偿或许并不难，但该判决一旦确立，就犹如其堤坝被豁开了一道口子，整个大坝将有全面决堤的危险，这是日方绝对不愿意看到的。况且，赔偿还直接涉及对侵略历史事实的认定等问题，日方当然不希望将原本就比较复杂、他们一直不愿直面的历史问题因此搞得更加复杂，当然更不希望使日本在历史问题上更加被动。

三 日本国内的另类声音及其主张

为了尽快销毁日遗化武，中方对日方的工作始终给以大力支持和积极协助。在每次的挖掘回收作业现场，中方都派出专家协助日方工作，还派出保卫、医护等相关人员予以配合，有时人数多达几百人。日方对此非常满意，称如果没有中方的支持和配合，完成现场作业“简直是不可想象的”。(13)对于已经挖掘回收但尚未进行无害化处理的大量日遗化武，中方在东北、华北、华东等地专门建立了七个日遗化武托管库，而在尚未建库的其他地区临时租用了十个设施作为临时托管所，进行集中保管，并安排专业警卫人员对上述库房进行24小时值守，以确保万无一失。应该说，中方在协助日方处理日遗化武方面尽职尽责，做了大量艰苦细致的工作。

但是，日本一些媒体对中方的工作却视而不见，反倒无中生有地编造谣言或者发布不实消息，称中方利用销毁日遗化武之机另有所图，极力诋毁中方的善意和所做的工作。例如，有报道说，中方提出除在吉林省敦化市哈尔巴岭外，“还要在其他地方建销毁工厂”。这样，日方的整个“预算要超过1万亿日元”。与销毁工厂配套建设的发电站，实际上“几千千瓦就足够了”，但中方却坚持“要建几万千瓦的发电站，还要有一个直升机场”，以便日后“转为军用”。另外，修建的作业用道路“宽阔”且“相当坚实，可以跑坦克和装甲车”，因为该地距俄罗斯和朝鲜近，战略位置重要，中方有“军事上的考虑”，等等。这些报道实在是太离谱，妨碍了日本民众和国际社会对日本销毁日遗化武真实情况的了解，对销毁工作构成严重干扰，而且在日本社会造成了相当大的负面影响。鉴此，2006年1月，日本政府负责处理该项工作的“遗弃化学武器处理担当室”破例发表声明，对一些新闻报道中提到的有关问题逐一订正，称报道内容“不符合事实”、“中方从未提出过”、“转为军用纯属猜想”，等等。(14)于是，媒体报道中喧嚣一时的不实之词才被澄清。

然而，一波未平，一波又起。2006年，有人在日本山形县“西伯利亚史料馆”发现了一批“重要史料”，即日本投降时被解除武装的记录——手写的“武器交接书”。该文书共600余份，详细记载了1945年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后日军向所在地山西的国民党军上缴武器的情况。其中记录了各种枪支弹药的种类及数量，日军上缴者和中方接收军官的签名及手印，涉及人员达几十人。日本《正论》杂志以此为题，从当年的6月号起连续发表关于日遗化武的相关文章和当事者证言，对该文书进行分析和推论。文章称，日本战败时将武器弹药全部上缴给了中国军队（指国民党军队），在满洲（指中国东北）则上缴给中国军队和苏联军队了，这其中自然包括化学武器，因此日方不存在遗弃行为。如果说遗弃的话，也不是日本遗弃的，而是中国和苏联军队接收之后由他们遗弃的。还有一日本老兵出来作证说，当年在敦化日军将化学武器上缴给了苏军。当有人质疑“武器交接书”中并没有化学武器的记录因而不足为凭时，作者称，鉴于当时的情况，不可能直接写化学武器，只能用片假名的“隐语”来表示。(15)

上述文章发表后，在日本社会引起很大反响。有人为之欢呼，称新发现的文书“具有极其珍贵的意义”，它将会使日本遗弃化学武器的说法“有180度的改变”，日本也就“不用再承担销毁的责任”了。也有人痛骂时任日本首相的村山富市和外相河野洋平是“卖国贼”，对中国的主张“忍气吞声”、“全盘接受”。还有人提出要国际社会和中国给日本“恢复名誉”，使其“摆脱罪恶感和自责的痛苦”。当然，也有人公开站出来反对，要作者尊重历史事实，不要给读者造成“认识混乱”。(16)日本政府对此事非常重视，但因为事关重大，官方的表态则比较慎重。2006年5月，时任内阁官房长官的安倍晋三表示，政府将对此事进行认真的调查。2007年2月，日本“遗弃化学武器处理担当室”室长高松明在众议院回答质询时说：“如果能够发现将化学武器上缴给中国或苏联的正式文书的话，日本负责销毁日遗化武的基本结构就会发生变化。”(17)

上述文书的发现，虽然令日本一些人士一时为之高兴，但根本改变不了日本侵略者当年遗弃化学武器的历史事实。近年来不断有日本老兵勇敢地站出来，揭发日军当年为销毁罪证遗弃化学武器的行径。2005年7月，日本老兵木村和律师一起来到黑龙江省巴彦县兴隆镇，为日军当年遗弃毒弹作证。木村说，当年“曾亲手在兴隆镇埋下了毒气弹和炸弹”。毒气弹被投进水井里，井口距水面十多米深。当时为了多处理一些毒弹，就将弹箱拆毁，将毒气弹直接扔入水中。(18)这是时隔一年后木村第二次专程到该地指认遗弃化武现场。2006年3月，81岁的吉田勇雄来到哈尔滨市郊周家镇，寻找他当年在这里遗弃的化学炮弹。吉田回忆说，1945年他在关东军独立辎重兵第57大队任二等兵。在苏联红军进攻哈尔滨时，上司命令他们将200多枚毒气弹投进距离周家火车站不远的一口水井里。(19)在日本国内，86岁的小林利男和79岁的兴梠治照得知在中国发生的毒气伤人事件后，亲自到法庭作证，揭露当年在上司的命令下参与掩埋毒气弹的事实，称这是日军有组织的遗弃行为。(20)日军当年在华遗弃化学武器的真实情况，由此可见一斑。

那么，日本新发现的交接文书能说明什么呢？文章的作者也承认，文书的真伪还需要验证。即便该文书是真的，也只是当年山西日军被解除武器及其数量的记录，并不能代表日军在中国其他地方解除武装的情况。况且，文书中并没有化学武器方面的内容。此其一。经日本防卫省军事专家对其验证，“用片假名的隐语来表示”化学武器的推论“不能成立”。文中的片假名标记属于当时日军的正常记录，并非“隐语”，不代表化学武器。此其二。其三，在上述的所谓“重要发现”之后，日本官方和民间的后续调查结果未能对其提供佐证和支持。就连日本外务省委托智囊机构进行调查过程中提交的“中期报告”也承认，“还不能得出化学武器上缴给中方的结论”(21)。既然如此，日本一些人精心编织的妄图否认历史事实、推卸日本销毁化学武器责任的一切不实之词也就不值得一驳了。

四 关于销毁日遗化武的建议与对策

鉴于日本政府对日遗化武给中国环境和周边民众造成的严重影响和伤害的现实一直采取的消极对应、能拖则拖的态度，以及日本社会中始终有人歪曲、否认历史事实的做法，笔者呼吁我国有关方面应该进一步加强对日遗化武问题的研究，结合处理过程中出现的新情况及时调整对应措施，推动日方加快工作，早日彻底销毁日遗化武，使当地民众能过上安全、安心、安定的生活。为此，笔者建议：

（一）加强对日遗化武危害性的宣传

根据对已经发生的多起日遗化武伤人事件的分析可以看出，日遗化武的遗弃地点散乱，其挖掘与找寻工作无规律可循，大多是在城建施工或者当地居民正常的生产生活过程中被偶然发现的。而当事人是在对其没有任何警觉、甚至完全无知的状态下受到伤害的。因此，加强对日遗化武危害性的宣传就显得格外重要。关于日遗化武的宣传，应包括日遗化武的种类、危害性、简单的识别方法、发现可疑之物的报警办法，以及一旦受到伤害后的自救措施等等。由于日遗化武分布广泛，而且各地遗弃数量不同，除在全国性媒体宣传外，各重点地区要结合各地实际情况加强宣传，切实提高民众的防范意识，避免受到伤害。

（二）及时公开必要的信息

日遗化武对生态环境和居民生命安全构成严重威胁，但是中国民众对日遗化武的分布情况、中日双方围绕该问题的交涉、日方应承担的责任、特别是日方处理的最新进展状况等信息知之甚少。近年来有媒体对此作过一些报道，但主要是以突发性事件为中心，而且内容极为有限。其主要原因是缺少信息源，相关信息不公开。如果是因为考虑到当地民众的情绪，避免产生不必要的恐慌，有关方面对日方挖掘现场和作业进展采取一定程度的保密措施，是可以理解的。但是，这只能是暂时的、阶段性的措施。一旦作业完成，便应向民众公开结果和安全状况。及时公开必要的信息，可以提高公众的认知程度，减少当地民众的担心和不必要的恐慌，还可以减少政府压力，有利于从民众层面敦促日方加快履约，可谓好处多多。

（三）对日遗化武的受害者给以援助

长期以来，日遗化武的受害者忍受着伤痛和精神上的折磨，严重者年纪轻轻就丧失了劳动能力，有的人因此家庭破裂，生活极度困苦，成为和平时期因战争遗留问题而受害、需要援助和关照的特殊群体。对这一群体要采取特殊的有针对性的援助方式，例如建立受害者援护制度，依其伤害程度发放生活或医疗补助金；组织有关部门定期为其做免费体检，提供法律援助和司法服务。在政府层面，可否考虑要求日方设立“日遗化武受害者基金”，在财力上为其提供帮助。

（四）加强对后续工作的研究和对应

依据双方协商结果，日方将销毁日遗化武的最后时限推迟了五年。对日方来说，这是处心积虑得到的满意结果。但对中方来说则是不得不接受的现实。那么，到2012年4月日方能完成销毁日遗化武吗？根据对目前日方的态度和作业进程的分析，笔者认为，其可能性令人怀疑。严酷的现实逼迫中方现在必须考虑这样的问题：在未来的四年时间内，采取怎样的措施能够促使日本恪守承诺、切实履约？如果日方在推迟后的时间段依然不能完成销毁工作，中方有怎样的对应措施？在2012年规定的期限之后，如果新发现了日遗化武又该如何处理？这些问题需要有关方面认真研究，尽早考虑应对措施。

注释：

①参见石建华主编：《日本遗弃化学武器回收技术规程》，中国经济出版社，2007年第2-7页。数字为笔者统计。

②对该数字中日双方有争论，日方认定的数字也前后不一。30余万发（件）为日方最后认定的数字。

③参见《中国强烈要求日本尽快处理遗弃在华化学武器》，http://，2006年11月23日。

(21)http://www.iza.ne.jp/news/newsartics/diplomacy/96804/.

2.日本都市农业发展的现状、问题与对策 篇二

成都是四川省省会，也是西部中心城市。近年来，成都加快推进领先发展、科学发展、又好又快发展的总体定位，努力打造“西部经济核心增长极”，着力建设现代生态田园城市。

但是，随着成都经济社会的高速发展，成都市中心城区的人口高度集中，人口密度远远超过了日本东京，中国香港，北京，上海等国际一流城市，过高的人口密度导致水资源供需矛盾日益加大，同时也给水资源管理和保护带来巨大压力，中心城区水环境加速恶化。

搞清楚成都市中心城区的水资源现状，找出存在的问题，采取有效措施加强管理和保护，实现水资源的可持续开发和利用，对于成都市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对于世界生态田园城市构想的实现，都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1 现状

1.1 水资源水环境现状

成都市位于四川盆地西部，其中心城区位于成都平原中部，所辖锦江区、成华区、金牛区、青羊区、武侯区、高新区。中心城区有两条河流，它们是锦江、沙河。锦江、沙河构成了一个人工和自然复合的水环境系统，它们通过地面径流、土壤渗滤、地下水渗入与地表层、土壤等自然地理要素发生着密切联系，同时又通过污水处理厂、泵站、城市给排水管网构成城市水环境系统。

成都市中心城区多年平均降雨量3.7亿m3，多年平均径流量2亿m3，锦江平均多年径流量5亿m3，地下水资源量0.47亿m3，人均生活用水283 L/d。中心城区年供水量130 985万m3，年用水量130 985万m3;中心城区污水处理规模134万t/d，污水处理量36 072万t。

1.2 水资源管理体制

2006年年初，成都市委市政府进行了部门职能整合，成立了成都市水务局，从此实现成都市城市水源、城市供水、城市用水和城市排水水务一体化管理。

2 存在的问题

2.1 供需矛盾突出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不断加快，城市人口的剧增，目前成都市已发展成为拥有千万人的特大城市。然而，原有的供水设施已不能满足日益增长的人口的需要，而新的供水设施的建设未跟上城市扩张的步伐，造成供水能力不足，供需矛盾加剧。

2.2 污染和破坏严重

城市人口的增长增加了污水排放量，给城市污水处理带来了极大压力。由于处理能力不足，部分污水未经处理排放，造成城市水域受到不同程度污染，水环境恶化。

部分未被污水管网覆盖区域的污水直接排入河道或沟渠，造成河流水质污染，河道生态遭到破坏。还有部分沿街餐饮商家将油污倒入城市水篦子，倾倒的油污通过雨水管网最终排入河道，造成河道水质严重污染。

2.3 利用率低

城区部分企业未建立节约用水制度，即使建立认真执行的也不多，一些企业漏水现象严重，浪费了水资源。同时，居民生活用水也存在浪费现象，目前，城区居民生活用水浪费现象比过去已有所遏制，但居民的节水意识还相当薄弱，部分居民浪费现象严重。

3 应对措施

3.1 提高认识，统一思想

水资源可持续利用是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战略问题，成都市作为特大城市，在水资源问题上高度重视，采取切实有力的措施，认真做好城市供水、节水和水污染防治工作。

3.2 优化配置，多渠道保障城市供水

1)统一规划。

制定城市水资源综合规划，进一步查清成都市水资源现状，在分析水资源承载能力的基础上，做到水资源合理开发、高效利用、优化配置、全面节约、有效保护、综合治理、科学管理，促进和保障城市人口、资源、环境和经济的协调发展，以水资源的可持续利用支撑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2)加强地下水资源开发利用的统一管理。

科学确定供水源次序，城市用水做到先用地表水、后用地下水。同时以取水许可制度为核心，实现中心城区建筑工地抽取地下水资源的管理和保护，实现中心城区自备水取水用户管理。

3)坚决治理水污染，加强环境保护。

水污染问题不仅破坏了城市生态环境，还造成流域水质污染。为此，成都市采取措施解决水污染问题。a．加快污水处理厂的建设，扩大污水处理规模，提高污水处理能力。b．进行下河口的整治，从源头上治理水污染。c．要求新建项目建设污水处理回用设施，减少污水排放量。

3.3 节约用水，努力建设节水型城市

在建设节水型城市的过程中，成都市积极采取措施。1)大力开展城市节约用水宣传活动，提高市民的节水意识。2)要求新建项目的主体工程与节水设施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入使用。3)要求用水单位必须做到用水计划到位、节水措施到位、管水制度到位。

3.4 依法管理，提高城市水资源管理质量

以《水法》为依据，加强城市新建建设项目、自备水源用户取水管理。通过要求取水户办理《取水许可》，实现地下水资源有偿使用，让城市地下水资源保护工作落到实处，提高城市水资源管理水平。同时，依据《四川省城市排水管理条例》，加强城市排水管理，从源头上防止水污染。

摘要：简要介绍了成都市中心城区水资源现状,分析了目前供水、污水处理、利用率三方面存在的问题,探讨了应对措施,提出了优化配置保障供水,节约用水,加强管理等对策,以期实现水资源的可持续开发和利用。

关键词：中心城区,水资源,管理体制,供需矛盾

参考文献

3.日本都市农业发展的现状、问题与对策 篇三

关键词 都市农业 人力资源 开发

农业人力资源开发在农业的发展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西咸新区于2011年6月13日正式成立，在陕西省政府发布的《西咸新区总体规划》中，明确提出“要建设都市农业和城市建设高度融合的新区，发展以特色农业、休闲农业、外向型农业为特色的都市农业，建设西安国际化大都市的菜篮子基地和现代农业基地”。都市农业的发展在增加农民收入、带动地方经济发展、解决“三农”问题，提高农村地区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环境效益等方面具有深远的现实意义，同时也为该地区农业人力资源开发带来了挑战。

一、西咸新区都市农业人力资源现状

（一）西咸新区都市农业人力资源数量状况

据陕西省第二次农业普查数据显示：2006年末，全省农业从业人员1115.9万人，其中关中地区农业从业人员617.8万人，占55.36%。关中地区农业从业人员中男劳动力占49.5%，女劳动力占50.5%。由此可见，西咸新区都市农业人力资源数量丰富，具有较大地开发潜力。

（二）西咸新区都市农业技术人员状况

2006年末，全省共有农业技术人员5.13万人，其中，关中地区2.61万人。关中地区农业技术人员按职称分，初、中、高级农业技术人员分别为1.64万人、0.77万人和0.20万人。西咸新区都市农业的发展缺乏中高级职称的农业技术人员，目前从事农业的人员大多是根据经验来进行农作物的种植。

（三）西咸新区都市农业人力资源文化素质状况

关中地区的农业从业人员中，未上学的占13.9%，小学及初中文化程度的占80.7%，高中及大专以上文化程度的仅占5.4%。西咸新区都市农业人力资源总体文化素质偏低，这就使得人们对于新科技成果及信息反应迟钝，对于新技术不能迅速地接纳并应用于实际操作中。

二、西咸新区都市农业人力资源开发存在的问题

（一）缺乏健全的农业人力资源开发机构

都市农业人力资源开发需要专业的开发机构来进行。西咸新区与全国唯一的农科城杨凌相邻，地处杨凌的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拥有7个国家级重点学科和2个国家重点培育学科，为我省乃至全国培养了大批的高级农业骨干人才。但是面向广大文化素质偏低的农业从业人员的成人教育和职业教育类院校较少，且质量也不高。这就阻碍了都市农业人力资源的开发。

（二）缺乏大量的经费投入

都市农业人力资源开发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在我国的教育经费投入中，农村教育经费投入远远少于城市教育经费投入；在农村教育经费投入中，农村成人教育和职业教育经费投入更是少之又少。这种现象在陕西省尤为明显，经费不足直接影响了都市农业人力资源的开发。

（三）缺乏符合都市农业发展需要的开发内容

就目前的农村成人教育和职业教育院校而言，在专业设置方面，缺少符合都市农业发展需要的特色专业，大众化的专业较多；“短、平、快”的专业较少，长线专业较多。在教学内容方面，这些院校往往更注重理论教学，实践教学很难达到人才培养的要求，难以体现农村成人教育和职业教育特点。

（四）缺乏先进的开发手段

都市农业是一种新兴的农业发展模式，其特殊性要求在对农业人力资源进行开发时应采用灵活多样的开发模式。而目前的农村成人教育和职业教育院校还是以传统的教学方式为主，缺乏对多媒体技术的应用。同时校内实训设备和校外实习基地也较为缺乏。

三、西咸新区都市农业人力资源开发的对策

（一）建立健全的都市农业人力资源开发机构

健全的开发机构是都市农业人力资源开发的基础。我们应重视和加强农业类和水利类职业院校、西咸两市职业技术学院、农业中等职业学校、水利职业技术学校建设。在西咸新区所属的各县级职业教育中心开办涉农专业，培养适应现代粮食生产和流通方式的新型农民。面向设施农业、现代畜牧业、水产健康养殖和林业产业、农产品加工和流通、农田水利建设等领域，建立技术服务应用人才培养体系，支持农业结构战略性调整和现代粮食流通产业发展。紧紧围绕农业产业化和科技进步，将职业农民培养、现代产业理念和新技术推广服务作为农业职业教育的核心，推动农业技术集成化、劳动过程机械化、生产经营信息化。

（二）加大都市农业人力资源开发经费投入

都市农业人力资源开发需要大量的经费投入。我们应认真落实城市教育费附加30%用于职业教育的政策，重点用于支持农村、农业职业学校和水利职业技术学校发展。各级财政职业教育专项资金要向农村、农业职业教育倾斜。规范中等职业学校国家助学金和免学费资金发放和管理。在政府投入为主的基础上，积极拓宽经费来源，比如鼓励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其他社会组织和公民个人捐助面向农村的职业教育等，保障都市农业人力资源开发的进行。

（三）形成丰富的都市农业人力资源开发内容

根据西咸新区都市农业人力资源的特点，改革农村职业学校办学模式，推动“政府主导，行业指导，企业参与”办学，通过合并、共建、联办、划转等方式整合县域职业教育资源。根据当地主导产业、特色产业发展需要，调整专业结构，加强涉农专业，扩大办学规模，增强农村职业教育服务县域产业结构调整和发展方式转变的能力。对于未列入重点支持建设的县级职业教育中心，应把开展面向城乡劳动者的职业技能和农村实用技术培训作为首要任务，广泛开展农村劳动力就地就近转移职业技能培训和农村新产业、农业新技术培训，大力培养新型农民，增强农村职业教育服务县域经济社会发展能力。

（四）更新都市农业人力资源开发手段

都市农业人力资源开发应与西咸新区发展相一致，充分利用现代科技成果，增强都市农业人力资源开发的有效性。

首先，积极采用多媒体教学手段。多媒体教学生动、形象，且信息量大，能够增加农业从业人员的学习兴趣，有效地提高教学效果。

其次，针对农民学习特点，有效利用卫星电视、计算机网络、送教下乡、流动课堂车等形式，采取集中培训与个人自学相结合，课堂教学与生产实践相结合，现场指导与远程教育相结合，增强农民培训的实效性和针对性。以中老年农民和留守妇女为培训对象，广泛开展农村实用技能培训，提高农民从事现代农业生产和经营服务的能力；以青壮年为主要对象，开展农村劳动力转移及进城务工农民就业培训，提高就业能力，增加工资性收入，改善农村民生；选择适龄人员，开展生产技能加文化基础的农民学历教育工程，提高农民受教育年限；面向全体农民，开展思想道德、时事政策、文化、卫生、科普知识、水情和社会生活等方面的教育培训，提高农民综合素质。

最后，应加大农业成人教育和职业教育院校实训设备的投入与更新，积极建立实习基地，提高农业从业人员的技能。同时，还应加强相关农村成人教育和职业教育院校的师资队伍建设，尤其是“双师型”教师队伍建设。建立多元开放的“双师型”教师队伍建设制度。通过培训转岗、行业选派、企业招聘、社会技能专长人员选聘、高校优秀毕业生录用、企业实践提高等多渠道建设“双师型”教师队伍，改善农村、农业职业教育教师队伍结构，完善农村职业院校师资培训机制，优先支持农村和农业职业学校师资培养培训，提高农村职业学校教师队伍综合素质。高素质的师资队伍是都市农业人力资源开发的有力保障。

参考文献：

[1]陕西省统计局，陕西省第二次农业普查主要数据公报，2008年5月27日http：//www.sxzys.gov.cn/news-2169.

[2]关于加快发展面向农村的职业教育的实施意见，陕教职[2012] 37号http：//www.snedu.gov.cn/news/jiaoyutingwenjian/201212/21/5908.html.

[3]白清平.陕西农村人力资源开发研究[J].特区经济，2011，（8）.

4.农业产业扶贫现状问题与对策 篇四

本文以陕西略阳县乐素河镇小湾村为例以“解剖麻雀”的手法，对当前的产业扶贫工作进行了深入调研，发现产业扶贫存在着“长、短期项目结构不合理，支柱产业无法凸显优势，新型农业主体数量少、带动作用小，农业项目技术支撑不够，一二三产融合链条断缺”等问题，指出“合理布局产业结构，突出特色品牌建设，发挥新型主体带动作用，夯实产业技术措施，重视乡土人才发掘、兴办龙头企业”是做好农业产业扶贫的基本对策。

农业产业扶贫是陕西扶贫攻坚“八个一批”中首当其冲的第一场攻坚战，也是农村脱贫致富的重要基础。当前，抓好产业扶贫要以一产为载体、技术为支撑、市场为导向、产品为抓手，实施集约化农业战略、走“一、二、三”产融合、特色农产品品牌引路、农村互联网拓展营销，进一步把“生产服务、产品加工、市场消费”三位一体有机结合起来，立足县、镇、村情，扬长避短、瞄准优势，切实走一条促进农业健康有序发展、农村生态美丽富饶、农民依托产业增收的小康之路。因此，农业产业扶贫要解决好“扶持谁？谁来扶？怎么扶？”这三个问题。本文就以陕西略阳县乐素河镇小湾村为例，对其农业产业发展状况做了详细调查与分析，旨在摸索产业扶贫的根本途径。

略阳县地处陕西省西南端，秦岭南麓，汉中市西缘，嘉陵江上游，南朝四川广元，西接甘肃陇南康县，地理位置属于陕甘川三省交汇地带，是新阶段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和秦巴片区县域经济发展与扶贫攻坚重点县。全县辖15个镇2个街道办145个行政村20个社区，全县总面积2831k?O，总人口20.1万，总农户34779户，农村人口13.97万，贫困村95个，贫困人口13255户，42997人，分别占总农户与农民的38.1%、30.8%，贫困户和贫困农民超过两个1/3。全县农业产业扶持8452户，30634人，分别占全县总农户和农民的24.3%和21.9%，发展产业的贫困户占总农户的1/4，贫困人口超过1/5。

乐素河镇小湾村是略阳县95个贫困村之一，辖小湾、大湾、蔡家山、冯家坪、杨家坎5个村民小组，共计162户612人；其中，贫困户102户367人，发展产业的87户339人，分别占全村总农户和农民人数的53.7%、55.4%。全村65岁以上老人116人，占19.0%；劳动力323人，占52.8%；劳务输出215人，占35.1%，全村劳动力资源充足。全村耕地面积89.7h?O，人均0.15h?O；林地面积1125.3h?O，退耕还林106.0h?O。

贫困户及产业现状

种植业：全村常年种植小麦、玉米、马铃薯、油菜等作物面积23.3h?O。2017年102户贫困户种植天麻1940窝，猪苓33035窝，种植柴胡7.5h?O，银杏0.37h?O，白芨、梭罗果、黄精等0.33h?O。

养殖业：贫困户养猪28头，牛19头，羊12只，蜜蜂179箱，乌鸡200只。（非贫困户，养蜜蜂15箱）

新型农业主体：全村有博兴中药材合作社、建辉猪苓合作社、云林中药材合作社、云天外农业开发公司等4家新型农业主体，主要发展中药材和略阳乌鸡。累计带动周边20户贫困户发展猪苓栽培15000窝，供应群众略阳乌鸡苗4500只。

产业发展存在的问题

短、平、快与长效项目结构不合理

项目范围小，技术不规范。例如：短期项目魔芋，略阳县农业局投资9.75万元，免费发放7.5t种芋，全村102户贫困户中仅有46户种植，面积2.67h?O，据调查魔芋栽培技术粗放、栽前种芋消毒的有15户，仅占1/3，魔芋软腐病和白绢病潜在流行的风险较大。

随意性种植、市场观念不强。在长效项目猪苓宅配上，102户仅有61户栽植，共栽猪苓15990窝。“猪苓”这种“懒药材”，种植后一般3年可见效，每一窝栽种0.5kg，可收获2.5-3.0kg，虽然市场价格近年有所波动；据调查千品也达70元/kg，鲜品30元/kg，是省事、省力的地方特色药材，致富潜力较大。柴胡种植上，农户几乎是放任管理。

思想守旧、特色种植极少。例如：黄精、白芨、银杏等中药材，仅有6户贫困户栽植，面积0.25h?O。油用牡丹，仅云天外农业开发公司种植5.3h?O。

没有凸显地方支柱产业，忽视了传统养殖

对“略阳乌鸡”支柱产业的认识不到位。略阳乌鸡是国家地理标志品牌，县农业局对小湾村出台优惠政策：对于10元/只的乌鸡苗，补贴8元/只，贫困户只掏2元/只；百味网以不低于30元/kg的价格回收成品鸡。全村乌鸡饲养总量4500只，贫困户养殖200只，不到2只/户。

对“菜篮子”不重视，不能保障日常所需。例如养猪：102户贫困户仅有28户养猪28头，肉食供应，不能自给；牛、羊?B殖更是少之又少，多数农户吃菜靠购买。

养蜂技术落后、产量小效益低。据调查102户贫困户中，有7户养蜂179箱；年产蜂蜜1.5-5.0kg/箱，平均2.5kg/箱，产量小、产值低、效益差。

新型农业主体少而单

一、辐射带动效果不明显

专业单一，技术不规范。目前全村运行的只有3个专业合作社（建辉猪苓合作社，于2016年4月注销），带动5户/社，主打品种都是猪苓。据笔者4月中旬至5月初入户调查，猪苓种植技术无标准、无规范，有大行种植的，也有挖窝种植的，对于椴木和蜜环菌每窝用量是多少，农户众说纷纭。

龙头企业起步晚，示范带动作用小。全村仅有云天外农业开发公司一家企业，目前为村民孵化略阳乌鸡苗4500只，公司后续设施正在完善之中，期望进一步带动更多的农户发展养殖，形成“公司+农户”模式。

无专业化协会组织。镇域土专家和本村能人的技术与经验不能切磋、交流、总结和推广，无法发挥应有的作用。

技术支撑不够，群众发展产业的信心不足

养殖业的疫病恐惧问题。以养鸡为例：据入户走访，农户反映过去养鸡成活率不到80%，因此对于略阳乌鸡养殖项目是瞻前顾后、心存顾忌。

种植业的技术不懂不精。以魔芋种植为例：生产关键技术之一就是“种芋消毒”，虽然县农业局派精兵强将搞技术培训，但是2/3的群众培训后并没有在地里实施这项技术。

特色栽培上犹如盲人摸象。群众对于油用牡丹、白芨、黄精等名贵油料、药材的种植技术是一筹莫展。

技术储备、更新跟不上需要。各级技术部门对于专业细分的产业发展新形势估计不足，许多新领域、新技术干部也是“不懂、不会、不清楚”难以解决当前农业产业扶贫的问题。

产业链条断缺，农产品加工增值无望

村上没有形成“一、二、三”产融合的格局，农产品粗加工、深加工、精加工企业俱无，“互联网+”农业更是无从谈起，农产品缺乏深度开发，产值无法进一步提升。

农业产业扶贫对策的探讨

科学产业布局，发展特色种植。一是分户施策。因户谋划一年与多年发展项目；二是后续服务。集中技术力量指导管护，对46户贫困户种植的2.67h?O魔芋及早联络产品销路；三是横向合作。借助中药材部门对43户种植的7.5h?O柴胡实施技术指导，以管促收；四是实施“精细化”指导，排除群众在黄精、白芨、银杏、油用牡丹种植中的技术难题。“以干部下乡入户分类指导为基础，以各项管理技术措施落实为手段，以促进全面丰产增收促发展，以增加群众货币收入为目的”，切实从“产业布局、跟踪服务、产品销路”上下功夫，做好农业产业发展“一条龙”服务，确保产业扶贫见成效。

巩固供给基础，狠抓支柱品牌。一是狠抓品牌建设。倡导贫困户养鸡，力促地方名片“略阳乌鸡”这个支柱产业，适度控制户养规模，确保养多少、成多少；二是巩固菜篮子工程。倡导每个贫困户至少养殖1头猪，保证肉食供给；三是狠抓山地养蜂。利用山地蜜源植物种类繁多的优势，倡导每个贫困户至少养5箱蜜蜂，村上成立养蜂专业合作社统一指导。通过“保供给、重支柱、巧发展”加快小湾村脱贫致富的步伐。

培育新型农业主体，示范引领群众脱贫。一是加大扶持力度。对云天外科技公司?o予政策优惠扶持，尽快完善服务设施配套建设，为贫困户养殖略阳乌鸡提供有力的技术支持，携手走“公司+农户+市场”的发展之路；二是倡导专业细分。培育特色专业合作社，引进优良品种和先进生产模式，提供市场信息、促进产业扶贫向“名、优、特”方向发展，响应国家“供给侧改革”号召。三是成立专业协会。在村上现有3个猪苓合作社的基础上，成立猪苓种植协会，协同攻关技术、产品和市场的问题，探索猪苓丰产栽培模式，带动长效项目的实施。

提供技术支撑，确保产业入户。一是实施病虫防控。干部下乡切实指导好动、植物疫病的防控，解除贫困户发展农业产业的后顾之忧；二是实施跨学科指导。干部要与时俱进，开展特色种养殖技术指导，解决魔芋、油用牡丹、柴胡、黄精、乌鸡等生产中的技术难题；三是实施技术培训。切实注重县级师资、镇村干部及贫困户的“三方”技术培训工作，解决技术断链的问题，全程跟进服务贫困户。

5.日本都市农业发展的现状、问题与对策 篇五

(一)资金难充足。

一是银行惜贷。由于企业信用评价体系不够完善，企业与金融机构信息不对称，以及征信工作的不全面，造成银行巨额储蓄不敢放贷，大量具有发展潜力、有行业优势、有广阔市场和受专业政策支持的企业“望储兴叹”，很多好的项目和新开发的产品只能“胎死腹中”。如朝阳纺织2005年因棉花收购旺季资金不足，致使企业放弃了一半的订单生产计划，企业因原料不足只能半停产半开工运行；环星油脂加工企业，因缺1000万元资金，致使日产100吨的扩规项目搁浅，造成数百万元配套生产装置作废的损失；鸿新食品和世贸公司因柑桔采摘旺季和龙虾收购旺季无资金，致使与外商签订的出口合同不能按时足量交货，造成近百万元违诺赔偿损失和信用损失。[找材料 到大-秘-书-网--互联网服务最好的文秘资料站点]

二是担保运作不到位。由于**鑫源亨信两家担保公司面世伊始，资本金不足，运作经验不足，谨慎观望有余，配套风险机制也不健全，致使信用担保对多数企业而言不过是“画饼充饥”而已。

三是利用资本市场融资辅导培训不够。时至今日，在**100多家规模企业中，尚无一家上市公司，就连在中小板上市融资的企业也没有1家，这对一个平原工业强市来说是一个遗憾，但**境内的优质公司和优质资产却并不少见。以**酒业为例，今年按净资产1元增资扩股以后，股本总规模可达到1亿股以上，以日前沪深股市二级市场白酒类上市公司的平均收盘价作参照，每股发行价格价如果定在10元以上(以**酒业的高收益、高成长性应该还不止这个价)，那么一次性融资额至少在20亿元以上，(国有股部分一次性可变现4亿元左右)；如果将**酒业的协作配套企业整合捆绑上市，则上市融资额还要远远高于这个数，况且这些资金不需要支付任何利息，也不需要还本，因此，日前迫切需要上级有关部门加强对我市有条件的企业通过进行上市融资辅导，争取一两家企业上市获得发展资金。

(二)竞争难公平。

一是打假难。**大曲系列白酒已获省多年的著名商标，且已获得国家驰名商标司法认定，“**”品牌凝聚了无数人的辛勤和智慧，也付出了巨大代价，但在省内不少的地方，不法生产厂家走“假冒伪劣”的捷径，打着“**”牌子或仿照“**”的品牌到处招摇撞骗，既损害了“**”品牌形象，又造成了**酒业巨大的直接经济损失。据不完全统计，撇开宜昌市境内几家假冒厂家不谈，仅随州曾都区一个制假窝点，年仿制品达20万件以上，给**酒业造成500万元的损失。枣阳、武汉、襄樊的仿制品也分别达到几万件到几十万件。今年初**酒业打假办在武汉一次就查出假冒包装物上百万件，十堰、孝感、神农架也不同程度地存在假冒现象。此外，省外河南、湖南假冒品也开始泛滥，查处难度更大。

二是价格竞争不公。以**南辉电子为例，南辉电子与宜都东阳光公司的产品、技术、管理及规模在全国化成箔同行业中所占权重都比凯普松电子要大，但在市场上竞争不过凯普松，其根本原因就是凯普松的同类产品在市场的销价远低于南辉和东阳光的价格。业内人士都知道，电价成本在化成箔总成本构成中占有40%以上的比重，而凯普松生产用电价格每千瓦时仅有两角多，只有南辉电价的一半。

三是市场壁垒重重。我们的白酒、啤酒、化肥、水泥等骨干企业的产品，在很多地方限制进入，已经进入了的又限制销售，地方封锁严重，亟待形成一个规范透明的省内统一市场秩序，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公平竞争。

（三）效益难提高。

一是资源匮乏。**境内既无旅游资源，又无煤矿、磷矿、石油及其它金属非金属矿产资源，也无电力资源，发展工业先天不足，成本昂贵。以助力水泥为例，与周边兄弟县长阳三源水泥厂相比，三源水泥厂以300万元买断了矿山5年的经营权，每年的矿石总成本是60多万元，按日前年产量60万吨计算，每吨矿石成本仅有1元，加上该厂建在矿山边，投料皮带传输机就接在矿山上，运输装卸费为零；而我们的助力每吨矿石购进价是13元，每吨到厂运费是15元，合计为28元，与三源水泥厂每吨1元的成本相比，排除长阳本地有小水电的电价优势和生产环节费用、助力水泥每吨成本要高二十多元，占每吨销价的10%以上。这对于微利的水泥行业来说，提高效益谈何容易？我们的三宁化工所需的磷矿石也是一样受制于人，省化的用煤同样也需要长途运输，费用都相当高。

二是原材料涨价带动劳动力涨价。煤、电、油、水、运输价格不断上扬，人员工资上涨，使企业的综合成本不断抬升，利润空间遭到挤压，很多企业只能在微利和亏损边缘上挣扎。

6.日本都市农业发展的现状、问题与对策 篇六

一、国内外发展现状

休闲观光农业最初于20世纪30～40年代在意大利、奥地利等国兴起，以后逐步扩展到美国、法国、英国等国家。到20世纪70～80年代，日本、新加坡和中国的台湾省陆续成为开发热点。20世纪80年代以后，中国大陆开始进行探索性的研究和开发。

在中国，休闲观光农业的兴起迄今虽仅仅只有20～30年左右的历史，但发展势头十分良好。20世纪70年代以来，台湾省针对长期困扰农业的劳动力外流、成本提高和外国农产品倾销等一系列问题，提出了各种对策，其中包括发展休闲观光农业内容。1983年，台湾农政部门制定了“发展观光农业示范计划”，使休闲观光农业的各项工作逐步走向规范化和程序化。1990年，台湾“农委会”在“改善农业结构提高农民所得方案”中，研讨了“发展休闲农业计划”，定下了休闲观光农业的一些基本条件，如面积至少要大于50hm2，而且必须连在一起；有较多农民参加且受益；有当地产品可供销售；有美丽景观可资观赏；有丰富农业活动可让人体验，并且要能维持农业本质以区别于一般游乐区等。近十余年来，台湾继开辟大湖草莓园、木栅观光茶园、北投观光桔园、阳明山观光花园、士林观光农园、昆仑森林草药园和内湖观光草莓园等观光场所以后，又建立了有较大面积的苗栗县南庄乡三角湖休闲中心和台北县双溪乡慈晖休闲农场。到1994年，“农委会”又出台了“发展都市农业先驱计划”，积极辅导各地建立示范性之生活体验型市民农园。此后，市民农园在台湾各地犹如雨后春笋般地发展起来，台湾农政部门及地方政府在资金、技术上大力支持，在经营管理上予以辅导，从而有力地推动了休闲观光农业的健康成长。

在中国大陆，1993年，《北京市农业区域开发总体规划》中首次出现“观光农业”概念。1996年北京市农村工作会议提出要发展“观光农业”。1998年6月正式出台《北京市观光农业发展总体规划》，同年8月成立了观光农业领导小组及其办公室，制订了观光农业发展计划并建立了《郊区民俗网》。据北京市观光农业办公室调查，1996年京郊拥有119个观光农业景区（点），共接待近300万人次的旅客，获得经营性收入3.2亿元。到2002年，观光农业项目已累计达2246项，全年接待游客3618.1万人次，为1996年的12.1倍，观光农业总收入22.75亿元，为1996年的7.1倍。2002年秋，“观光休闲农业与乡村民俗旅游研讨会”在北京延庆县召开。

在东南亚国家，休闲观光农业已渐成气候。如日本自1985年以后，分别设立了大仁、名寄、石垣等自然农法休闲农场。1988年，泰国社会福利协会及教育部特别教育局，在泰国最大的青少年农业训练中心开设了面积为3hm2的休闲型教育实验农场。巴西在距离圣保罗市大约60km的麦格林市建立了MAO自然农法休闲中心，并于1989年正式对外开放。一个开发休闲观光农业的热潮正在全球范围内兴起。

二、存在问题

近年来，休闲观光农业在中国如雨后春笋般涌现，这既是一种值得欣喜的好现象，但也有很多令人担忧的地方。概括起来，中国在休闲观光农业发展过程中主要存在以下8个方面的问题：

（一）盲目建设，遍地开花：很多地方的投资者为当地农民，当他们认识到身边的环境资源能作为“摇钱树”时，便按照自己的理解或单纯模仿别人的模式仓促上马、开山修道、急于求成。为了降低成本，许多人省略前期的可行性研究、评估审查。由于缺少科学规划及市场定位，造成后期农业旅游经营和管理的困难，更难以进行深度开发。

（二）政府包办，作秀道具：不少农业高科技园区，政府投入了大量的资金，或由政府出面将土地以很便宜的价格承包给企业，或建成后由政府直接养着，作为政府部门的一个作秀道具，造成资源和资金的极大浪费。这一方面是因为干部的考核制度和“业绩观”使然，另一方面是因为某些领导对休闲观光农业理解不透，或决策脱离实际。

（三）管理不善，环境超载：大多数地方没有明确的管理机构和管理办法，休闲观光农业的发展基本上还是以乡村和企业自主开发为主，布局不尽合理。一些地方政府希望借助开发当地农业观光旅游促进地方经济发展，出台了一些低价租赁土地、减免税费等系列政策，激发了投资者的热情，但缺乏对农业旅游资源开发的宏观控制和指导。

（四）档次不高，缺乏特色：目前，中国许多休闲观光农业所在的地方都是在原有的农业基础上自发形成的，经营人员主要以当地农民为主，文化水平较低，服务意识不强。中国疆域辽阔，农业旅游资源类型多样，地域性明显，有利于各地形成自己的特色。但是目前具有地方特色的农业旅游项目尚不多见，同一区域内休闲观光农业项目开发的模式雷同。

（五）良莠不一，效益迥异：目前在一些休闲观光农业发展比较早的地方，如广东，已出现两极分化，有一定规模、有特色、管理规范的企业效益不错，反之则有的刚好能维持，有的则已关门大吉，自行退出。市场是十分残酷的，随着休闲观光农业的进一步发展，必定是大浪淘沙，适者生存，优胜劣汰。

（六）规模较小，项目单一：国外研究表明，当休闲观光农业的半径达到29.5km时，才能发挥最佳效益。但由于受短期利益的支配，中国的休闲观光农业项目大多规模较小，活动单一，没有形成完整的产业链和产业体系。如有的观光果园、垂钓园除供游人观光、采摘、垂钓之外，缺乏必要的休息、娱乐、餐饮等配套设施和服务，致使游客在园区逗留时间短，观光农业的旅游功能未能得到充分发挥。

（七）圈地运动，缺乏规划：政府有必要协调有关部门做好休闲观光农业的发展规划制定。有关职能部门应根据各地不同农事特点、民风民俗，建立相应咨询服务机构，加强与休闲观光农业发展有关的调查研究与经验总结，形成一整套休闲观光农业政策信息服务体系。

（八）规范不够，潜力不足：总体上来说，中国休闲观光农业还处于起步阶段，相应的政策法规还没有出台，或有些地方性的政策法规出台，但还不够完善。在一个地区，如果政府部门不对其进行很好的规范，让其自由发展或自生自灭，势必潜力不足，来去一阵风，几家高兴几家愁。

三、值得注意的若干方面

（一）休闲观光农业的内容和服务项目应区别于旅游度假村和宾馆、饭店

休闲观光农业的内容和服务项目与旅游度假村、宾馆、饭店和一般的游览参观有较大的区别，要紧紧围绕“农业”做文章，体现农村的幽美、质朴、古淳等特色，而不是追求高档化、城市化、现代化。具体地说，休闲观光农业的内容和服务项目可将重点放在以下一些方面：①农村自然景观，如油菜花、溪涧、田间小路、石桥等；②农村人文艺术，如民间花灯花会、狮子舞、剪纸、社戏等；③文物、传统农具和生活用品，如梭油瓶、水车、风磨、蓑衣等；④农村风味食品和野味、野菜品尝，如烤番薯、臭冬瓜、野猪肉、马兰头等；⑤垂钓；⑥农村集市；⑦参观农舍及其室内布置；⑧果园、菜园、花圃、茶园、桑园观光与采摘；⑨家畜家禽喂养；⑩干农活，等等。

（二）休闲观光农业应向多目标利用型、综合经营型和规模型方向发展

台湾在经营休闲观光农业发展的初期，由于缺乏经验，出现了不少问题，一是有些游客对农产品成熟度缺乏了解，幼嫩果实和成熟果实一起采摘，使业主蒙受重大损失；二是由于内容和服务项目单一，或有明显的季节性，影响设施的综合利用；三是当大量游客蜂拥而至时，由于管理人员不足，造成混乱和某些设施使用不当，致使场内物品丢失或毁坏。鉴于以上教训，为避免重蹈覆辙，在开发和建设休闲观光农业时，首先应把多目标利用（健身、教育、休憩、商务等）、综合经营（观光、采摘、购物、饮食、住宿等）和规模化（要求面积较大，成带连片）纳入规划之中。经过近20年的探索发展，目前台湾已涌现出许多成功的休闲观光农业区，如苗栗县南庄乡三角湖休闲中心，堪称岛内经营休闲观光农业的典范。该中心占地86hm2，四周群山环绕，中间有一个三角形的湖泊。内设野餐区、牧场、牛车站、山地文化荟萃、茶艺馆、农家花园等，是一、二日游的好去处。游客可在中心内看瀑布、戏湖水、露营烤肉和品尝农家菜肴。中心备有帐篷、睡袋，可出租给游客使用，生牛肉由当地饲养户直接提供，盆景由当地农民自行种植制作，农产品展售中心供应山区妇女编织的手工艺品。上述设施和服务项目均值得全国各地借鉴。

（三）农业院校要为休闲观光农业培养和提供所需的全面型人才

由于休闲观光农业所涉及的部门较多，相关的专业领域不下十余个，故从事该工作的技术人员应具备广博的知识和比较全面的实践能力。可以说，目前这种全面型人才还没有或相当少。农业院校要顺应形势发展的需要，为休闲观光农业培养和提供所需的全面型人才。该专业可由环境、旅游、生态学、农业、文化艺术、园艺和农学等系或学科合办，挂靠在农业

经济系（或经济与贸易学院）。课程的设置应包括旅游学、园林学、生物学、环境学、农业考古学、作物栽培学、果树栽培学、蔬菜栽培学、民俗学、农产品加工、烹饪等。

四、对策措施

（一）加强宣传，扩大影响

可采用双管齐下的方法，即一是经营者及有关政府管理部门要从农村发展、环境保护、人体健康的高度进行广泛宣传，二是充分利用报纸、电视、广播等媒体介绍休闲观光农业的概念、意义、特点及相关知识，使人们逐渐从单纯的公园和风景点游览走向多元化的集观赏、健身、长见识的休闲观光农业区。新型的休闲观光农业区与现有的公园和风景点一起，将极大地丰富城乡人民的业余生活。

（二）因地制宜地开发休闲观光农业

其一，可在原有农场（或农庄）的基础上，通过必要的投资，把其改建成集观光、采摘、野餐、娱乐、体验农家生活等为一体的综合型休闲观光场所。如浙江省金华市北山生态实验场在上阵垄水库上游，经过数年的努力，将昔日荒山秃岭低洼地建成了鸟语花香、果硕鱼肥、绿树成荫的富庶园。目前，他们正在进一步建设垂钓区、乡村别墅、名特优新农产品和绿色食品基地，以形成垂钓、采摘、观赏、农家菜品赏和农家生活体验一体化服务的休闲观光农场。其二，利用某类农副产品可直接供人品尝的特性以及生产这类产品所具有的临近城市的区位优势，开展以品尝和休闲为主要内容的经营活动。如位于杭州西湖边的龙井一带，可利用杭州市民喜爱喝茶和向往田园生活的心理，在茶园里搭棚造屋，表演茶道艺术，供前来游玩的城里人在品茗龙井茶和观赏郊区茶园景色的同时，能得到祖国传统文化的熏陶。

（三）休闲观光农业的开发可与生态农业和绿色农产品基地建设结合起来

中国的生态农业于1981年在北京举行的生态工程学术研讨会上首次提出。它不同于发达国家的生态农业，与其它类型的替代农业也有很大的区别。中国的生态农业实质上是一种综合生态因素和社会因素而形成的生态经济农业，是按照生态学、工程学和经济学原理，运用现代科学技术、现代管理手段以及传统农业精华建立起来的，是具有较高的生态效益、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新模式。生态农业建设为休闲观光农业的开发奠定了较好的物质基础和无污染的安全保障。所谓绿色农产品，是指从生产、加工、运输、贮藏到销售过程中无任何有毒有害物质污染，能提供人类生活所需的各种无毒、安全、优质农产品的总称，它可以是粮食、蔬菜、水果、畜禽、蛋类和饮料等食品类，也可以是服装、工艺品、草席、纸张等用农产品加工而成的日常生活用品及轻工业原料，还包括绿肥及饲料类等。在休闲观光农业区内开辟水果、蔬菜等绿色农产品基地，既有利于环境保护，又能为游客提供新鲜、美味、无污染的各类食品，可谓是一举两得。休闲观光农业的开发与生态农业和绿色农产品基地结合在一起，它们之间相辅相成，互利互惠，以不断提高农业生产的生态效益、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推动整个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四）强化管理机构，增加休闲观光农业开发与建设的投入

目前，中国休闲观光农业的开发与建设，总的来说，还处于起步阶段。发展休闲观光农业是一项系统工程，涉及到农业、旅游、文化艺术、卫生检疫、建筑业、科研、食品加工、环境保护、财政及商业等诸多环节或部门，需要各部门相互配合。可组成由各有关部门参与的国家、省（市、区）、地区（市）、县（市、区）休闲观光农业开发领导小组，以加强中国休闲观光农业工程实施的整体协调性。在加强合理布局、统一规划的同时，积极争取多渠道的财力投入，同时要为休闲观光农业的开发和对外开放提供良好的社会环境和优惠政策，并逐步推动形成较明显的规模化效益。

（五）优先在沿海滩涂、高山坡地和生态农业实施区等生态环境条件较好的地区发展休闲观光农业

7.宜都市柑桔产业发展现状及对策 篇七

湖北省宜都市是中国柑桔区划中宽皮柑桔最适宜区。2014年柑桔栽培面积2.11万hm2, 产量62.3万t, 桔柑系列产值27亿元, 占农业总产值的15.5%, 占种植业产值的32.1%, 农民人均纯收入的31%来自柑桔。宜都市是“全国首批园艺产品出口示范区”, 曾荣获“中国柑桔之乡”“中国柑桔产业二十强”县市、湖北“水果大县”等荣誉称号。宜都市柑桔栽培面积在湖北省居第3位、产量居第2位, 品牌建设, 保障体系, 柑桔采收、贮藏保鲜及商品化处理水平均处在全省前列。但是, 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 食品安全警钟的不断敲响, 宜都市柑桔在采收、贮藏保鲜及商品化处理过程中也暴露出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如何解决这些问题已成为宜都市柑桔产业发展的紧迫课题。

1 宜都市柑桔产业发展现状

1.1 培养了一批熟练掌握柑桔采收、贮藏保鲜及商品化处理技术的农民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 宜都市在柑桔产业上先后实施了国家长江上中游水果开发、柑桔“948”、农业科技跨越计划、中国含滴滴涕三氯杀螨醇生产控制和综合虫害管理 (IPM) 技术应用全额示范、柑桔病虫害绿色防控等国家级项目。在实施这些项目过程中, 培养了一批熟练掌握柑桔采收、贮藏保鲜及商品化处理技术的农民[1,2]。

1.2 拥有了一批专业化柑桔采收队伍

近些年来, 宜都市各地都出现了一批专业化柑桔采收队伍, 这些队伍以中年妇女为主, 且大多是自发组成, 松散结合。

1.3 形成了一定规模的加工企业

全市共有产后商品化处理企业82家, 有柑桔洗果、打蜡、分级、包装生产线90余条, 年加工能力100万t以上, 简易贮藏能力5万t以上。全市桔瓣罐头加工企业4家, 年加工能力5万t;拥有柑桔气调保鲜库企业1家, 冷藏库1家贮藏能力4 000 t;柑桔打蜡设备生产厂2家。这些企业在宜都市柑桔产、供、销各环节中发挥了重要作用[3,4]。

2 存在的主要问题

2.1 忽视采前管理

据调查, 有相当一部分柑农在4—8月采取精细管理，忽视采前喷施杀菌剂, 导致贮藏期间菌源基数高, 病害发生严重, 果实腐烂率高。

2.2 恶性早采

宜都市早熟柑桔品种一般在10月成熟, 但个别经销商在8月就开始收购柑桔果实。采收过早, 柑桔果实未达到该品种的固有品质, 除对消费产生不良影响外, 还损坏了宜都柑桔的形象。

2.3 劳动力老龄化, 采收质量下降

目前, 宜都市城乡一体化建设步伐加快, 青壮年柑农外出务工数量占劳动力总数的70%~80%, 种柑劳力老年化突显;精细采柑用工量大, 劳力严重匮乏;部分人对采收质量意识淡薄, 重数量轻质量, 在贮藏和鲜销过程中腐烂严重;受劳动力和自然因素的影响无法确保适时采收, 柑桔果实受冷害和霜冻的现象时有发生。

2.4 安全意识淡薄

采后浸果贮藏过程中, 部分柑农随意加大保鲜剂的使用浓度, 或在农药安全间隔期内销售柑桔的现象时有发生, 给食品安全埋下了隐患。

2.5 贮藏管理不科学

柑农贮藏柑桔, 通常是在晒场和杂屋内进行简易贮藏, 普遍存在没有预贮;堆放不合理, 场地多大就堆多大, 极不利于管理;忽视温、湿度管理, 存在柑桔贮藏后失水较重、风味变淡, 降低商品价值的问题。

2.6 商品化处理水平不高

宜都市柑桔商品化处理虽然有一定的规模, 但处理水平还跟不上柑桔产业发展的需要。一是宜都市柑桔商品化处理以洗果、打蜡为主。洗果、打蜡虽改善了果实外观, 但未能提档升级, 仍属于低水平商品化处理。二是深加工不够。如用柑桔加工酱油、罐头、果酒、果汁、果醋等的企业不多。到目前为止, 只有土老憨集团用柑桔生产酱油和桔醋;柑桔罐头产量还不高, 与柑桔产量不相匹配。三是贮藏能力不够。全市还只有柑桔气调保鲜库企业和冷藏库各1家, 不适应宜都市柑桔产业发展的需要。

3 对策

3.1 加强技术培训

加大采前 (临近采收期) 、采收、贮藏保鲜技术培训力度, 使柑农增强采前管理、规范采收、科学贮藏保鲜意识, 熟练掌握其技术要领, 如采前喷杀菌剂、保鲜剂使用浓度、贮藏技术、农药知识等。彻底改变过去只重视对柑农进行冬管、春管、夏管技术培训, 忽视采前管理、采收、贮藏保鲜技术培训的现象。

3.2 发展壮大专业化柑桔采收队伍

不断总结各地专业化柑桔采收队伍的经验, 完善专业采收队伍, 提高采收人员素质, 同时聘请周边地区的专业柑桔采果队来宜都市采收柑桔, 多渠道发展壮大专业化柑桔采收队伍, 使其逐步走上正规化的道路。

3.3 加强贮藏保鲜设施建设

积极争取政府支持, 增加投入, 加强柑桔贮藏保鲜设施建设。如柑农新建标准化的通风库和企业新建柑桔气调库的, 中央财政支农项目和宜都市政府给予适当补贴等政策来增加保鲜库数量, 提升贮藏能力等。

3.4 积极引进一批深、精加工企业

努力在柑桔深、精加工上做文章。将现有的丰岛集团罐头、土老憨集团柑桔酱油做大做强;不断引进一批技术含量高、附加值高、链条长、拉动力大的企业, 使宜都柑桔加工朝着深、精加工的方向发展。

3.5 制定标准, 规范采收、贮藏保鲜和商品化处理行为

组织柑桔栽培、植保、土肥、农产品安全、执法等多学科的专家, 在认真调查研究的基础上, 科学制定柑桔采收、贮藏保鲜和商品化处理的技术标准。由质量技术监督部门颁布实施, 用标准来规范生产者、加工者、经营者的行为。

3.6 加强监督管理

农业、工商、技术监督等部门分工负责, 协调配合, 齐抓共管, 严厉打击各种违法行为, 让消费者放心, 确保宜都柑桔的信誉。

参考文献

[1]朱国民.论上海市柑桔产业现状与发展对策[J].上海农业科技, 2009 (3) :10-12.

[2]蒋新祥, 周灿芳, 万忠, 等.2008年广东省柑桔产业发展现状分析[J].广东农业科学, 2009 (5) :185-188.

[3]鲁礼胜, 程泽新, 李玉华, 等.桃源县柑桔产业现状与发展对策[J].现代园艺, 2009 (10) :4.

8.日本都市农业发展的现状、问题与对策 篇八

关 键 词 日本中小学；校园欺凌；防治对策

中图分类号 G41

文献编码 A

文章编号 2095-1183（2016）04-0064-04

近年来，我国中小学校园欺凌事件频繁发生，给社会造成了不良影响，引起了政府、家长及社会各界的深切关注。教育部长袁贵仁在十二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的记者招待会上强调：“校园欺凌主要是同学之间蓄意、恶意地形成的一些欺凌事件。教育部门，包括我们的公安部门都要高度重视，努力打造平安校园，既要防止外来的伤害，也要防止内部学生之间的伤害。”[1]面对日益严峻的校园欺凌问题，寻找避免校园欺凌发生的对策建议，保障校园安全和学生的身心健康，具有迫切的现实意义。从世界各国来看，日本在中小学校园欺凌问题上的研究起步较早，研究比较深入，取得了较为丰富的成果。借鉴日本处理中小学校园欺凌问题的对策经验，对我国解决校园欺凌问题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一、日本对中小学校园欺凌问题的研究现状

回顾和梳理近年来日本关于中小学校园欺凌问题的研究可以发现，其关注主题和内容主要包括以下三方面。

（一）中小学校园欺凌的定义

2006年以前，日本文部科学省对中小学校园欺凌的定义是：“对比自己弱的人持续进行不同程度的身体上、心理上的攻击，使对方感到严重的痛苦的伤害行为。这种行为发生的场所可以是在校园内，也可能是在校园外。”[2]而在2006年以后，文部科学省在一项全国范围内的大规模调查后，对校园欺凌作了新的阐释：“当该未成年学生受到来自与之交往的人从心理上或是物理上的攻击而感受到了精神上的痛苦的不良行为。这种行为发生的场所可以是在校园内，也可能是在校园外。判断某一行为是否为欺凌是从被欺凌对象的角度来进行。此外，还包括了一种新的欺凌行为，即未成年学生受到来自电脑网络和手机的辱骂、诽谤和中伤等。”[3]2013年6月21日，日本制定了《欺凌防止对策推进法》，对中小学校园欺凌的定义进行了更为全面的归纳：“在校学生（儿童）受到来自学校一定关系的其他学生（儿童）加诸的心理或物理的行为（包括利用网络进行的行为），并因此身心感受到不同程度的痛苦。”[4]

综上可以看出，校园欺凌概念主要包括了三个要素：一是行为主体，一般是与学校有一定关系的人；二是行为客体，即被欺凌对象；三是行为性质，欺凌行为一般具有故意性、持续性，不包括偶然的伤害行为。

（二）中小学校园欺凌类型的划分

日本文部科学省会定期对全国中小学校园欺凌现象进行数据统计分析，并据此不断调整校园欺凌的类型。最近的一次统计和分类是在2013年10月完成的，将校园欺凌问题进行了分类，并统计了相关的发生率。（1）被冷漠、取笑、说坏话、威胁；（2）被团体或集体无视；（3）被轻度碰撞，或者像开玩笑似的拍打、踢打等；（4）被用力地碰撞，拍打或踢打；（5）东西被拿走；（6）东西被藏起来，被偷，被弄坏，被扔掉；（7）被迫去做讨厌的、羞耻的、危险的事情；（8）被对方在电脑或手机上诽谤、中伤。其中，前三项校园欺凌现象的发生概率遥遥领先于其他五个类型。根据日本国立教育政策研究所2004年至2009年连续五年的追踪调查，小学阶段的校园欺凌以冷漠取笑和团体无视两种类型最多，分别为22.6%和27.6%；初中阶段和高中阶段则以团体无视、拿走东西和网络诽谤三种类型概率较高，这实在令人堪忧。[5]

日本教育评论家森口朗根据欺凌的程度将其分为四种类型：（1）孩子们在共同生活中自然发生的欺凌；（2）传统型的交流欺凌，特指那些未达到犯罪程度的欺凌；（3）犯罪型的交流欺凌，如已构成名誉摧毁罪和侮辱罪的网络诽谤和中伤等行为；（4）暴力、恐吓型欺凌，如暴力行为或盗窃等构成伤害罪和恐吓罪等行为。第1种欺凌类型可以让学生自行协商解决，无需教师介入，第2种需要教师直接介入，第3种和第4种类型则需要司法介入，譬如咨询律师或者报警等。[6]

（三）中小学校园欺凌的危害

2015年，日本文部科学省对已经认定的校园欺凌事件进行的统计表明，近年来，日本中小学校园欺凌现象发生频率呈翻倍之势，从2008年的8万余件倍增加到2014年的18万件。这种急剧增长的态势令日本社会非常不安和担忧。2008年至2014年7年间日本校园欺凌事件数量情况详见下表。

如此数量的校园欺凌事件不仅对被欺凌者在身体健康、心理健康、个人发展、价值观念等方面造成了不同程度的负面影响，带来了一系列心理问题，如自卑、抑郁、恐慌、人格障碍、创伤后应激障碍等，还导致了学生不愿上学、不敢交友、学业成绩下滑等问题，更严重的是，由此还带来了自杀、暴力、强奸、恐吓等恶性事件的发生，这给社会、家庭和个人都带来了难以估量的痛苦和损失。

二、日本中小学校园欺凌问题发生的原因

日本中小学校园欺凌问题，是长期以来的社会文化、社会制度等综合导致的结果。总的来说，可概括为集体意识、等级制、考试压力和忍耐文化等四个方面。

（一）过于强烈的集体意识

日本是一个非常重视集体的国家，个人必须无条件服从集体，中小学校园也是如此。由于集体观念深入骨髓，以至任何表现得过于脱离集体规则或者不遵守约定俗成的集体规则的人，都容易引起他人注意，较容易被欺凌。这种欺凌在日本中小学校非常普遍。森口朗指出，“一个集体内部通常会按照受欢迎和‘察言观色能力’的程度来进行排位，在这个排位中，程度越低的人越容易被欺负”[8]。因此，在校园班级和各类小团体中，越是表现得不会察言观色和不受欢迎的学生，就越容易受到欺负。至于为什么会不受欢迎，笔者在询问日本朋友时，得到的答案五花八门，有因为容貌过于出色，也有因为身上有异味，还有因为说话的时候乡音重等等。总而言之，只要表现与集体有不同之处，且不同之处越突出，受到欺凌的可能性就越大。另一方面，欺凌者一方在采取行为时往往也表现为小团体形式，共同去欺凌那些在集体中不受欢迎的同学，并为自己是某个集体的一员而感到自豪。

nlc202309081005

（二）过于服从的等级制度

在日本校园中，上下等级制非常明显，高年级学长往往对低年级的学弟学妹们有相当的权威和影响力，低年级的学生对高年级学长的命令必须无条件服从——尽管有时这些命令会带有欺凌的因素。旁观的同学即使看到这类事情，通常会认为是理所当然的，虽然心里可能有所同情，但还是会选择装作没看见而默然走开，很少有同学会因此去介入并帮助受欺凌的同学。由于严格的等级制，日本校园中高年级学生对低年级学生的欺凌现象十分普遍。

（三）过于沉重的考试压力

众所周知，日本在经历十余年的经济衰退之后，就业率非常低迷，就业竞争异常激烈。而日本企业和政府机关在招聘时又有着根据学校名气程度来判断个人能力的高低，从而决定是否录用的传统。这导致大学毕业生求职压力巨大，这种压力就像传感器一样，一直传到中小学校园。日本中小学学生和家长普遍认为，如果自己没有考上名牌大学，日后自己的就业情况、经济水平和社会地位都无法想象，现阶段一切的学习和努力都是为了最后能通过入学考试进入名牌大学。因此，日本的课外补习业异常发达，中小学生往往下午一放学，就背着书包，搭乘各类交通工具，赶往附近的各大补习机构继续学习。上完几门主要科目后，通常已经是晚上八九点，回家后还要继续完成繁重的家庭作业。这些学生往往一天连八小时的基本睡眠时间都难以保证。沉重的学业压力导致部分学生心理受到创伤，人格产生扭曲，于是将欺凌不受欢迎的学生看成是释放学业压力的有效途径。

（四）过于畸形的忍耐文化

日本社会是一个十分讲究礼仪规范的社会。日本人就算心里十分不满，也不会轻易表现出来，并将忍耐视为做人的一种基本美德。日本学生从小被家长和老师教导，无论面对多少艰难困苦，或者对方的行为多么让自己生气，也要在心里默默地忍耐。这种忍耐文化具有独特的日本民族性，但长时间的忍耐极容易导致严重的心理压力和心理问题。为了发泄这种心理压力，部分学生就会选择去欺凌那些看起来比自己弱小的同学，从而实现心理压力的释放。而被欺凌的学生也因为受到忍耐文化的影响，面对欺凌时选择忍气吞声，不敢反抗和告诉老师，这使得欺凌的一方更加肆无忌惮，对被欺凌者施加长期的、反复的欺凌行为。

三、日本对于中小学校园欺凌问题的防治策略

日本防治中小学校园欺凌问题主要从立法、校园管理和社会组织参与等多方面入手。

（一）推进立法防治

为全面防治中小学欺凌事件，由日本执政党和在野党共同提交的《欺凌防止对策推进法》于2013年6月21日在日本参议院全体会议上获得通过。从此，解决日本中小学校园欺凌问题上升到了法治化平台，这在日本尚属首次。根据法律的要求，道德教育将作为常设课程；强化学校、家庭、地方社会的责任；对实施欺凌行为的学生加强指导等。[9]

除此之外，这部法律还明确了各级政府和学校在防范欺凌现象产生中承担的责任和义务，并提出了积极的防范策略。各级政府都需根据当地情况制定防止校园欺凌的基本方案，地方公共团体应常设“欺凌问题对策联络协议会”，各类学校也应设置防止欺凌现象的组织，商讨防治对策，建立咨询机制。对于认定为威胁到学生生命安全的欺凌事件，学校有义务立即通知警察局，并马上上报给“欺凌问题对策联络协议会”负责人，该负责人应立即责成专门机构对事件进行调查。为保证调查过程的公平、公正，日本教育委员还设置了由拥有专业知识和处理经验的第三方组成的附属机关来对调查过程进行监管。法律规定，日本文部科学省每年都要组织专家对全国所有中小学欺凌问题进行调查研究，对现行的政策实施情况进行评估。

（二）加强校园管理

校园是学生的主要学习场所，也是欺凌问题的主要事发地。所以，防治欺凌事件，从校园做起，异常关键。根据2014年日本文部科学省对校园欺凌发生情况的一项调查，校园欺凌事件因被学校教职员工发现而得知的概率是66%，被本人及家庭成员投诉而得知的概率是34%。[10]因此，为了应对频繁发生的校园欺凌事件，加强校园预知机制建设非常必要。为此，日本文部科学省给学校提供了相应的政策支持，如在公立中学配置欺凌问题顾问；建立教师研修机制，培养教师发现和处理欺凌问题的能力；在各学校设置24小时不间断服务咨询电话，设立学校咨询机构，增加校园社会工作者队伍的规模，全方位构建对欺凌现象的防治体系。

此外，鉴于英国政府在校园内安装监视摄像头对防止校园欺凌的发生起到了积极的作用。据统计，截止于2012年，英国已经有9成以上的中小学安装了监视器。[11]因此，日本学界积极提倡学习英国政府的经验，要求在中小学校园内的公共场所安装大量摄像头，以此防范并及早发现校园欺凌事件。

（三）吸纳社会组织参与

为借助全社会各方面的有效资源和力量，日本各级政府机关和社会组织建立了大量的服务咨询机构。如日本文部科学省设立的“全国24小时欺凌”求助热线（0570-0-78310），其中，数字“78310”的日语发音与“说出烦恼”的发音类似，较容易让儿童记住；法务省也相应设立全国免费“儿童人权110”求助热线，这些号码都是非常易记和简单的数字，以方便被欺凌者和家长及时求助。与此同时，日本文部科学省还设立了欺凌事件咨询网站和服务窗口，日本律师联合会设立了免费的儿童人权咨询窗口。这些机构均大量聘用心理、法律专业等方面的专家，以供家长和被欺凌者及时了解相关的防治方法和进行法律咨询。此外，日本最大的NHK电视台每周五在黄金时间播出“如何防治欺凌”系列节目，日本最重量级的报社《朝日新闻》也设立了“欺凌君”专刊，刊载了大量有关“友情”“互相帮助”“遇到欺凌怎么办”等内容，以重塑中小学学生的核心价值观。

综上所述，为了有效防治中小学校园的欺凌问题，日本采取了多样化、多渠道、多主体的综合性举措。面对我国日益增多的青少年欺凌问题，我们可以借鉴日本教育的有益方式，提高我国防治中小学校园欺凌事件的有效性。

参考文献：

[1]人民网.教育部长袁贵仁就“教育改革和发展”答问[EB/OL]. （2016-03-10）[2016-03-10]. http：//live.people.com.cn/note.php？id=1113160308164232_ctdzb_001.

[2][3]日本文部科学省.いじめの定義[EB/OL] . （2015-06-10）[2016-1-18]. http：// www.mext.go.jp/ijime/detail/1336269.htm.

[4]いじめ防止対策推進法附則第1条[EB/OL]. （2014-06-28）[2016-2-21].http：//law.e-gov.go.jp/htmldata/H25/H25HO071.html.

[5]国立教育政策研究所生徒指導研究センター .いじめ追跡調査2007-2009 [EB/OL]. （2010-6-01）[2016-1-30].http：//www.nier.go.jp/shido/centerhp/shienshiryou2/3.pdf.

[6][8]森口朗.いじめの構造[M]. 东京：新潮社.2007：100.

[7][10]日本文部科学省.平成26年度児童生徒の問題行動等生徒指導上の諸問題に関する調査[EB/OL]. （2016-03-01）[2016-03-03]. http：//www.mext.go.jp/b_menu/houdou/27/09/__icsFiles/afieldfile/2015/10/07/1362012_1_1.pdf.

[9]小林美津江.いじめ防止対策推進法の成立[J].立法と調査.2013（344）： 24-35.

[11]AFPBB News.学校内に防犯カメラ4万7000台、生徒のプライバシーに懸念[EB/OL].（2012-09-18）[2016-02-25]. http：//www.afpbb.com/articles/-/2901673？pid=9537972.

责任编辑 徐向阳

9.日本都市农业发展的现状、问题与对策 篇九

成都市“农家乐”旅游的发展与对策研究

论文摘要：“农家乐”旅游是一种农民利用自家院落以及周围的田园风光、自然景点，以低廉的价格吸引旅游者前来吃、住、游、玩的旅游形式。它不仅提供了一种新的休闲方式和消费空间，而且还在调整农民的产业结构、增加农民的收入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本文从现状开发角度对成都市“农家乐”进行较为完整的勾勒，从成都市“农家乐”旅游发展背景、模式、存在的问题等方面进行分析，提出一些发展建议，以更好的促进成都市“农家乐”旅游的可持续发展，实现农民的持续增收。

关键词：农家乐；成都；发展；对策

Discussion on the Development of Nongjiale Tourism in Chengdu

Abstract: The situation and problems of Nongjiale in Chengdu are analyzed in the paper.Nongjiale is one motif of the modern tourism.In our country, it originated in Chengdu.It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pattern.Although it began in 1990s, it has developed at a great speed because of Nongjiale being consonant with the development trend of modern tourism, the requirement of dwellers in city wanting to go to nature and the requirement of new economy.It expands the space of tourism and takes lead of increasing income of peasants and prospering rural economy.Depending on the advantageous position of abundant tour resource and culture background, the suggestion for developing the leisure and culture tour and some detail development strategies are brought out in the paper, to optimize industrial structure of the countryside.Key word: Nongjiale;Chengdu;development;suggestion

我国是一个具有多民族特色和悠久农业生产历史的文明古国，有着丰富的农业资源和独特的田园风光，以及淳朴的风土民情和乡风民俗。随着旅游业的迅猛发展，“返璞归真，回归自然”已成现代旅游发展的主题旋律，过惯了都市生活的城市居民越来越渴望能回归自然、享受清新的田园风光和淳朴的乡村风情。因此，“农家乐”利用乡村自然资源和人文资源，成为将第一产业和第三产业有机结合的新型农业旅游形式。如今已花开中国，成为许多大城市周边地区服务市民、致富农民的首选旅游产品，在解决“三农”问题中发挥着特殊的、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一、产生背景

随着人们收入水平的提高、闲暇时间的增多和各种物质条件的便利，休闲旅游成为城市居民的消费新时尚，特别是周末休闲旅游已成为都市人调节生活方式的重要选择之一。这种旅游不同于人文自然景观型旅游，它是融休闲娱乐、文化教育、康体健魄于一体的新型旅游模式，要求能体现出乡村的自然美和田园美。乡村旅游以其清新古朴的田园风光和洋溢的乡土文化气息给都市人一种全新的感受，受到都市人的青睐。

成都是一个具有休闲传统的城市，乡村旅游开始于20世纪90年代初，当地人称之为“农家乐”。“农家乐”以农户家庭经营为主，游客娱乐的主要方式为赏花采果、麻将棋牌、喝茶聊天等。与其他旅游形式相比，“农家乐”旅游的花费低廉（一般20-30元/天），而且离城近，交通方便，是成都市民大众化的休闲方式之一。经过近10年的发展，成都市“农家乐”旅游无论在发展水平、规模、经济总量增长等方面都居于全国领先地位。据统计，成都市所辖的19个区（市）县的“农家乐”达5000家以上，年接待游客2000万人次以上。[1] 成都市“农家乐”旅游的迅速发展，主要有以下原因：

（一）城市居民回归自然的身心要求

随着工业的日益发展和城市化进程的加快，人类的生活环境在不断“钢筋混凝土化”，同其他大城市一样，成都也面临着阳光、蓝天、青草、绿地正在被成堆的垃圾、肮脏的污水、高大的建筑所吞噬，人口高密度集聚，交通拥挤，住宅匮乏的“城市综合症”。面对着城市越来越远离大自然，充满生机的自然环境正在蜕变成片片钢筋水泥堆砌起来的“沙漠”，越来越多的人在城市中感到烦躁和压抑，希望能到大自然中去放松一

下，呼吸一下新鲜空气。“农家乐”旅游的淳朴、悠闲、恬静的特征正好吻合了城市人这种“回归自然”的心态，由此而迅速发展起来。

（二）“双休日”闲暇时间的保证

1995年5月，我国实行了五天工作日，“双休日”的实行，使素来较为发达的成都休闲文化更有了时间上的制度性保证，加之随着居民消费水平的逐渐提高，旅游逐步成为居民的消费时尚。成都又是传统的休闲城市，成都人历来有喜郊游，爱踏青的传统，因此“农家乐”旅游很快成为双休日成都人休闲旅游的一种时尚。

（三）农民强烈的致富欲是推动其发展的内动力

农业是我国国民经济的命脉，发展农业是我国的国策。“农家乐”旅游改变了我国传统农业仅仅专注于土地本身的大耕作农业的单一经营思想，把发展思路拓展到关注人—土地—人和谐共存的更广阔的背景之中，正好契合了长期以来农民渴望脱贫致富的愿望，农民要致富已成为时代强音而成为“农家乐”发展的强大内动力。而今，“农家乐”旅游已成为农村经济新的增长点，在解决“三农”问题中具有重要意义。

二、发展模式

（一）经营规模和结构演变

1．规模

以成都“农家乐”旅游发源地之一的郫县农科村为例，其发展分为三个阶段：1992-1996年，以个体农户经营为主的小规模经营阶段，几乎全村家家户户经营“农家乐”；1997-2000年，外地投资经营户增多，部分“农家乐”形成一定的规模经营；2001年以后，“农家乐”经过重组兼并或联营，形成以大户为主导的规模经营阶段（表1）。“农家乐”规模也从一天仅能接待40-50人次发展到每天可提供400-600人次的餐饮。[2]随着经营规模的演变，成都市周边地区众多的农户加入到“农家乐”旅游的建设队伍中，依托本地资源开发特色区域“农家乐”旅游，并逐步发展壮大，形成了相当规模经营水平的“农家乐”旅游，且带动相关产业走向产业链的发展之路。这在国内的“农家乐”旅游发展中树立了典范。

表1郫县农科村农家乐旅游发展阶段

项目

年 份 “农家乐”总户数年经营收入>25万元的户数 “农家乐”平均年经营收入(万元)

1992-1996年 103 2 5

1997-2000年 60 9 18

2001年以后 23 14 26

资料来源：郫县旅游局

2．经营结构

成都“农家乐”是以本地经营户家庭经营为基础发展起来的。一般是夫妻经营或父母子女等直系亲属经营，家庭经营色彩浓厚。雇佣的服务员也多为邻里亲戚。每到旺季，亲戚、邻里相互帮忙现象普遍。随着“农家乐”的扩展和效益的提高，吸引外地人和城市居民前来租地投资经营的“农家乐”也逐步增多。成都市由城里人租地经营的“农家乐”约占总数的20%以上。

城里人经营的“农家乐”一般规模大，基础设施好，在竞争中的优势日益明显。以郫县农科村为例，2000年，“农家乐”经营户60户，其中10户为外地人投资经营，占经营户的17%；到2003年，经过重组兼并，20多家经营户中，外地人已占有经营户的40%，而且位置好（位于村主干道两侧），规模大，旅游收入占全村的70%以上。本村村民经营的“农家乐”除村长和村支书等几家规模大、设施较好外，其余都比较简陋，位置也比较偏僻。[3]

（二）经营类型

从整体而言，成都“农家乐”旅游为游客充分展示了川西坝子特有的田园风光、民俗风情和古老的巴蜀文化，具有浓郁的农耕“川味”。就局部而言，它又依自然条件和区位的不同，形成风貌各异的特色类型，体现了中国传统的“天人合一”、“顺应自然”、“实用理性”的文化观念。按照所依托资源的不同，“农家乐”也分为好几种：

1．农家园林型

以郫县友爱乡农科村、温江县万春镇等农家乐旅游为代表。这里位于“国家生态示范区”内。是享誉全国的花卉、盆景、苗木、桩头生产基地，“农家乐”发端于此。它荟萃着川西平原农家休闲旅游的主要特色，展现着“农家乐”的巨大规模。

2．花果观赏型

以龙泉驿的书房村、工农村、桃花沟、苹果村等东郊浅丘的农家果园游乐为代表。龙泉山特产水蜜桃，是全国四大桃乡之一，也是枇杷、梨子的盛产地。其果品远销全国乃至海外，果品收入是龙泉驿区的经济支柱。但是，近些年来兴起的以春观桃（梨）花、夏赏鲜果的花果观光旅游，使其旅游收入已经大大超过果品收入，卖果不如卖花，让人先饱眼福、后饱口福，它反映了人们消费观念的嬗变。龙泉驿山水果在提高其科技含量之后又着力提高其文化含量，在传统农业基础上发展起“农家乐”，开启了丘陵山区发达的致富的新思路。[4]

3．避暑休闲型

以远郊区都江堰的青城后山、蒲江县的朝阳湖、彭州市的银厂沟、大邑县的西岭雪山等自然风景区为代表。依附于著名的避暑景点，以整洁价廉的农家旅舍吸引游客，“花费居家度日的钱，享受生态景区的自然环境”。

4．花园客栈型

以新都县农场改建的泥巴沱风景区等为代表。把农业生产组织转变为旅游企业，把农业用地建成园林式建筑，使之成为设施功能齐全、沿用客栈式管理的休闲娱乐场所。

5．养殖科普型

以都江堰、青城山等地为主要代表。都江堰三文鱼养殖基地寓教于“游”，不仅可以品尝价廉物美的新鲜三文鱼，还可以提供鱼类养殖的详细资料，受到广大市民的欢迎。

6．农事体验型

青城山后的绿茶基地就是代表之一。游客享受农家乐服务之余，可以亲自到田间地头采上几斤新鲜的茶叶，融入大自然，在劳动中享受休闲的快乐。[5]

三、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作为国内“农家乐”旅游发源地，成都市“农家乐”旅游发展至今已具相当水平，部分地区因为政府主导有方已成功实现城乡一体化建设，强有力的推动了区域经济发展，在国内树立了先进典范，但由于布局分散，区域条件的参差不齐以及政府在市场引导方面的缺失等主客观因素而导致成都市“农家乐”旅游的发展尚存在管理、产品开发及经营方面的主要问题，借鉴国外发展农家游的先进经验，结合实际提出了相应的策略建议，以作探讨。

（一）存在的问题

1．缺乏统一规划管理

从旅游规划来看，大多数“农家乐”的开发缺乏专项规划，呈现无序经营，遍地开花的状态。从管理角度，虽然有地区农家乐发展政府已重视加强管理、引导、提供资金与技术支持，但大多数地区仍处在经营理念低下、片面追求利润而导致的低价格恶性竞争局面；且由于盲目的简单模仿，不少地区出现建筑风格相似、经营项目以及管理方式的相互抄袭的商业浅层状态，这样只会破坏现实与潜在的市场需求，严重影响“农家乐”旅游的发展前景。

2．旅游产品单一

虽然按照资源依托的不同，而开发出突出特色的经营类型，但大多“农家乐”提供的服务几乎相同，如吃农家饭、农园观光、赏花采果、棋牌麻将、钓鱼、卡拉OK等。旅游产品单一，未形成系列，缺乏对当地自然资源和民俗文化内涵的深入挖掘，策划包装不力，宣传促销乏术，使得一些旅游点虽能兴盛一时，但由于旅游开发的短视行为、诸种设计类型趋同、千篇一律的活动模式，而导致文化延续出现断层，不仅会使游客日久生厌，而且，一些地区开发效益下降，不断衰落，影响“农家乐”发展的后劲。例如，龙泉驿区“农家乐”的发源地书房村自1992年开始出现“农家乐”，到1999年达到高峰，但由于经营模式多年不变，加之周边地区农家乐旅游的蓬勃开展导致竞争加剧，从2000年开始效益下降。据调查，2002年，大多数“农家乐”的旅游收入比1999年高峰期下降了40%-60%。[6]

3．乡土文化的城市化加剧

旅游业是一种顾客直接来到产品产地的产业，旅游发展促进了城乡间的文化的交流，促进了农村的“观念城市化”，[7]带动了乡村文化的进步。面对市场导向的迎合性，随之而来的即是乡土文化的城市化加剧，城市发达的经济孕育产生的强势文化对经济欠发达的“农家乐”旅游区的弱势文化的冲击，城市游客的大量进入使乡村的弱势文化向城市的强势文化靠拢，而致使地方文化资源弱化，渐失本真。

4．经营水平参差不齐

所谓“飞地化”，是指城里人占据了乡村旅游业中的经营地位，在乡村旅游目的地形成了城里人的“飞地”。[8]由于经营水平的差异，成都市“农家乐”旅游效益差别很大。随着“农家乐”竞争的加剧，城市人口租地经营的比重在逐年增大，而且所经营的“农家乐”大多上规模、上档次，经营收入也较高。真正有农户经营的“农家乐”中，规模较大、效益较好的主要是有过外出工作经历、主动外出考察和接受培训的业主。可见，作为本地化的农户要加大提高经营水平，以保证并促进“农家乐”旅游的发展。

（二）对策

成都市的“农家乐”发展要充分体现出保护生态环境的意识，进行全方位，多层次、具有区域农业经济特点的开发，采取有效和有针对性的措施，使“农家乐”旅游有序、规范、健康的发展起来，真正达到推动区域农业经济发展的目的。

1．科学管理，合理整合资源

成都市众多的乡村旅游地，必须根据区域类型和交通条件，科学规划，统一布局，有选择的重点开发和创新开发，避免相互模仿，重复开发。在布局时要以“农家乐”旅游发展的“两栖性”为出发点，以保护资源，发展生产为前提，不能破坏田园风光、污染环境。要合理规划以整合资源，根据当地的自然、经济、社会条件，考虑到市场需求状况，做好市场调研，准确定位，选好目标市场，因地制宜，开展“农家乐”总体规划，在项目建设上，避免盲目重复建设，要建设具有当地特色的旅游基地。

2．特色分工，突出主题

改变现有的大众化发展模式，转向特色化发展，根据不同地域的区位条件、农业与民俗文化资源而分出不同的主题“农家乐”进行开发，立足原汁原味的农家乡土文化，塑造个性品牌。重点突出蜀地人民“天人合一、顺应自然”的实用理性思想。而在“农、家、乐”上，强调“农”、“家”、“乐”，即经营风格要有农家特色，服务要给游客“家”的感觉，经营项目要提供可参与的特色娱乐活动；在硬件上，追求“外部民俗古朴、内部装修现代化”。

3．特色分类管理

随着乡村旅游经营的商业化、建筑的城市化与设施的标准化，乡村性中淳朴的民风与低廉的价格等受到严重挑战。世界经济合作组织强调乡村性是乡村旅游的中心和独特的卖点。成都的农家乐星级标准作为一种标准化管理，容易导致产品与服务趋同。政府与协会应该推行特色分类管理：形成餐饮、采摘、歌舞、杂艺、农业、节庆等特殊类型的乡村旅游，建设一批特色精品民俗村。“家家达标准，村村有特色”是农家乐发展的目标，在村内应该推广标准化管理，推进土地、接待设施的适度集中与规模化，培养一批土生土长的乡村旅游经营者。

4．提高经营水平

“本地化”是乡村旅游可持续发展的本质。“农家乐”的最大特点是经营者“农游合一”的“两栖性”，体

现了本地居民参与的原则，经营者的本地化最大限度地保证了乡村性，同时促进本地农户经济上的增收、致富。“飞地化”是对这一切的最大威胁。“外来户”的优势：经济势力较雄厚，能够在区电视台做广告；与区里、市里有比较广泛的人际关系；最了解城市旅游者的口味；在经营中广泛雇佣带来的人员而挤兑本地人员的工作机会。在“农家乐”经营中政府要做好当地农户的技术支持与各项培训工作，转变经营理念和经营思路，不断树立品牌意识、规模意识和特色意识，提高经营水平，保证劳力的本地化以促进当地旅游的可持续发展。

5．品牌保护

品牌代表产品的一种视觉形象和文化形象，是旅游地参与竞争的重要载体。旅游经济是注意力经济，旅游产品的品牌和知名度对旅游地的发展至关重要。因此，对品牌的保护也是尤其要加强。

通过分类管理形成一批专业的农家乐经营者，必然会形成品牌。在成都，由于农家乐主要由农民经营，经营者数量众多又是个松散的组织，缺乏商标保护意识，农家乐作为商标在涵盖了糖果、调味品等30个大类别领域已经被一些企业抢注，而成都周边数百个农家乐老板最关心的服务类农家乐商标目前也随时有可能被抢注。因此要注意提高农户经营者的品牌意识，积极注册商标保护“农家乐”的健康发展。[9]

6．形象营销

目的地形象是公众以一个潜在或现实旅游者的眼光对一个地区的评价，是旅游者对一个地区的信仰、印象和想法的总和，代表了大量与地区相关的信息。地区作为旅游目的地的形象是影响目标市场购买决策的主要因素，[10]因此，成都市在发展“农家乐”时应增强形象营销意识，注重形象塑造，个性设计以及形象传播。成都市“农家乐”旅游的强大发展需要庞大的消费群体的支撑，而庞大的消费群体源于对目的地的感知与吸引。对外地游客和外宾而言，民俗和文化是一个卖点，而成都市“农家乐”旅游是两者很好的载体，具有广阔的发展市场。成都要发展成为一个国际旅游城市，如何吸引境外客源是一个必须面临的问题，乡村旅游完全可以成为其主打产品之一。据调查，国际游客对旅游地的文化有强烈的关注，英、美、日、德、法、澳六国的旅游者无一例外的把“与当地人交往、了解当地文化和生活方式”当作出境旅游的三大动机之一，而乡村旅游产品“农家乐”正符合境外旅游者这一需求。将具有特色的蜀文化融入农家乐旅游，作为形象塑造核心，增加产品特色和内涵，设计一些参与式、体验式的探险等旅游活动，对海外旅游市场有很强的吸引力。因此，要建立良好的具有生命力的旅游形象，整合营销，通过有效的方法与途径对他们进行广泛宣传，同时让其他的城市人知道在川西平原上有一片净土，那里能让他们感到宁静与放松，那里有广阔的森林和明净的湖水，有淳朴的风情，有古朴的乡土气息，有高新的农业技能和放松的休闲娱乐、刺激的感官体验等，这些都最适宜他们来享受。因此，“农家乐”的形象营销对成都市“农家乐”旅游发展十分重要。

四、结语

成都市“农家乐”旅游必须加强科学开发、合理规划与严格管理，加强产品的促销力度，使游客、广大农民在“农家乐”中都受益。成都市“农家乐”旅游开发应具备可持续发展的战略眼光，以独特的田园风光和原汁原味的乡土文化为根本，以市场需求为依据，平衡当地经济发展、文明进步与地方文化本真保持的重要关系，以加强“农家乐”发展的后劲，实现农业和旅游的协调、可持续发展。

致谢

在本论文的撰写过程中，笔者获得了专业指导老师们的悉心指导，尤其是本课题指导老师丁晓蕾女士一直以来给予的高度关注，以及在采集资料时同学们与亲友们的大力支持与帮助，在此，笔者一并表示衷心的感谢。参考文献：

[1] 邓文,刘晓鹰.成都市乡村旅游的发展特色——休闲度假与文化旅游[J].旅游资源,2006,(1).[2] 何景明.成都市“农家乐”演变的案例研究-兼论我国城市郊区乡村旅游发展[J].旅游学刊,2005,(6).[3] 何景明.成都市“农家乐”演变的案例研究-兼论我国城市郊区乡村旅游发展[J].旅游学刊,2005,(6)

[4] 周荣华.成都“农家乐”发展现状调查研究[J].社会科学家,2004,(5)

[5] 邓文,刘晓鹰.成都市乡村旅游的发展特色——休闲度假与文化旅游[J].旅游资源,2006,(1).[6] 商务部驻成都特派员办事处.农家乐带动休闲旅游产业链[J].今日中国论坛,2006,(1).[6] 何景明.“农家乐”发展中政府的“缺位”与“越位”[J].旅游学刊,2006,(2).[7] 何景明,马泽忠,李辉霞.乡村旅游发展中问在问题的调查与思考[J].农村经济,2004,(7).[8] 奏统钎.中国乡村旅游发展模式研究——成都农家乐与北京，民俗村的比较与对策分析[J].旅游学刊,2005,(3).[9] 奏统钎.中国乡村旅游发展模式研究——成都农家乐与北京，民俗村的比较与对策分析[J].旅游学刊,2005,(3).[10] 赵西萍.旅游市场营销[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11] Moscardo G,Pearce P L.Presenting destinations:Marketing host communities[J].Tourism in Destination Communities,2003:265-266.[12] Sharply Richard.Rural Tourism and Sustainability-A Critique[J].New Directions in Rural Tourism,2003,(40).[13] 杨建翠,殷继成,鄢和琳.成都近郊农业生态旅游业可持续发展研究[J].四川地质学报,2001,(1).[14] 李琳桂.体验经济时代的“农家乐”发展对策[J].文史博览,2005,(14).[15] 李琳桂.基于循环经济的“农家乐”旅游思考[J].哈尔滨学院学报,2005,(11).[16] 王云才,许春霞,郭焕成.论中国乡村旅游发展的新趋势[J].干旱区地理,2005,(6).[17] 罗晓彬,王汝辉.成都市郊区农业观光策略选择——三圣乡社会调查实证分析[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05,(9).[18] 彭明勇.西部发展生态农业观光旅游初探——以龙泉驿为例[J].成都工商大学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