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教对民族政策的影响

宗教对民族政策的影响（共10篇）（共10篇）

1.宗教对民族政策的影响 篇一

浅谈民族与宗教问题对西藏政局的影响 摘要：民族与宗教问题已经成为当今世界最普遍、最突出的重要问题，民族与宗教的作用逐渐从隐性转为显性。西方帝国主义不断对我国西藏进行政治、宗教极端主义渗透，肆意挑拨民族关系，又由于**民族分裂集团的存在，他们长期在西藏民族地区搞西藏独立活动，使西藏民族地区的宗教问题变得更加敏感、更加复杂，使西藏分裂与反分裂斗争更加尖锐，给西藏政局的稳定造成了严重的影响。

关键词：民族与宗教问题；西藏分裂主义；西藏政局

一、西藏地区的民族与宗教问题及其特点

西藏民族地区的民族与宗教问题是极具特殊性的。其一是西藏民族地区地理环境的特殊性，西藏位于青藏高原的主体，平均海拔在4000 米以上，而且山高沟深，交通阻塞，形成与世隔绝的封闭状态，使得青藏高原基本上没有民族的迁移和流动，形成了单一民族居住区；其二是西藏民族地区民族构成的特殊性，藏族是少数民族最聚集的民族地区，使得藏民族在自身发展的过程中，不仅形成了独具特色的高原民族文化特点，而且具有浓厚的民族心理氛围。其三是西藏民族地区宗教信仰的特殊性，藏传佛教经发展已经融入到了藏民族生活的各个角落和血液之中，成为藏民族社会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

西藏的民族与宗教问题严重影响到西藏的政治格局，在国外敌对势力的推波助澜下，**集团加紧了西藏独立的活动。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反华势力，出于“分化”、“西化”中国的战略图谋，把西藏作为“和平演变”社会主义中国战略的一个突破口，利用**分裂主义集团，肆意挑拨我国民族关系，煽动地方民族情绪，制造民族对抗，诋毁我党的宗教政策，煽动宗教狂热；利用佛教在西藏的特殊地位，搞分裂祖国的活动，其用心是险恶的，为了欺骗舆论，获取同情和支持，**被推到反华的前台，并被西方反华势力从头到脚地装扮起来，不断挑拨我国境内民族关系、煽动民族仇恨宣传；敌对势力将披着宗教外衣、从事分裂祖国活动的流亡政客**，打扮成“仁慈的宗教领袖”，还为**搞“涉藏问题国际化”和鼓吹“藏独”提供讲台、场所等，美国国会参众两院期间竟还提出了“西藏政策法案”，要求美国政府加强对**组织的支持，促进**喇嘛和北京的对话，拨款帮助西藏流亡人士和组织。西方敌对势力在不断对西藏进行政治、宗教极端主义渗透。

二、**集团影响西藏政治格局的行径

1、公开鼓吹“西藏是独立国家”。**多次妄图称“历史上西藏是个独立国家”，“实现西藏独立的任务落到我们西藏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的身上”。多年来，尽管**多次声称要求与中央政府“谈判”，声称只要求西藏的“高度自治”，但**从没有公开声称放弃“西藏独立”的立场，承认西藏是中国不可分割的领土，反继续到处从事分裂祖国的活动。

2、成立“流亡政府”。20世纪60年代初期，**集团在印度召开“西藏人民代表大会”，制定“建国大纲”，成立了“西藏流亡政府”，并在国外设立“办事机构”，出版发行宣扬“西藏独立”的刊物和书籍，从事“西藏独立”的政治活动。

3、组建叛乱武装，危害国家安全。拉萨曾多次发生针对解放军的游行，分裂

分子提出“西藏独立”等口号；**集团在境外反华势力的支撑下，组建反动武装，进行军事袭扰活动，给国家安全造成严重危害。

4、造谣诽谤，策动骚乱。**叛逃国外后，不顾事实编造了大量诋毁中国的谎言，蓄意挑拨民族关系。分裂分子多次策划、煽动了旨在分裂祖国、破坏民族团结的骚乱事件，并组织非法偷渡、进行间谍活动、制造恐怖事件等分裂活动，严重影响了社会的稳定。

5、与“台独”、“民运”、“法轮功”邪教等敌对势力合流。**多次到台湾地区与台独势力进行勾连活动，策划在台湾地区建立**“流亡政府办事处”，并与“民运”和法轮功邪教分子相勾结，企图将“藏独”思想渗透到境内非藏族地区。

三、**集团分裂势力的新动向

**被国际敌对势力作为实施“西化”、“分化”战略、政治渗透、颠覆和破坏活动的重要工具，更是加紧了独立活动。他们的打算：（1）利用西藏人权做文章，提出西藏自决权问题。（2）力图把涉藏问题同巴勒斯坦、南非问题等同起来

（3）扩大同东欧、波罗的海三国民族主义势力的联系，与我国新疆 内蒙古的分裂分子合作，成立所谓东土耳其斯坦 大蒙古 大西藏的独联体。（4）歪曲诋毁我国的国际形象，以争取得到三、四个国家的首先承认。他们提出要以灵活的策略达到“西藏独立”的目的，一方面调整机构，组建政党；另一方面继续游说，通过游说, 通过广泛出访来引起国际社会关注。

四、中央政府在维护西藏政治格局稳定中的立场

西藏的政治格局严重的影响到我国的民族团结与社会稳定，西藏分裂与反分裂的斗争已不是信教不信教、自治不自治的问题，而是维护祖国统一和反对分裂的问题，是敌我性质的斗争。然而在**喇嘛背国而逃后，中央政府从维护祖国统一和民族团结的大局出发，采取了耐心等待的态度，坚持西藏是祖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旗帜鲜明，针锋相对；既要做好国内工作，又要有效开展国际斗争，争取更多的朋友；只要**集团承认西藏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彻底放弃“西藏独立”主张，停止分裂祖国的活动，就欢迎早日回归祖国的怀抱；但若直接或变相的搞独立，就要坚决打击，以稳定西藏政治格局的稳定，保障祖国的民族大团结。

综上所诉，不难看出西藏的民族与宗教问题已成为影响其政局稳定的不可轻视的力量，在影响社会稳定中的作用越来越突出了，严重影响到祖国的统一与民族的团结。作为新时代的建设者，我们要牢固树立正确的民族观和宗教观，自觉抵制**的民族分裂活动，维护西藏政治格局的健康发展。

[1]郭宝.民族宗教与公安工作[M].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9,75.[2]吴永刚.宗教问题与西部民族地区社会稳定[J].大庆师范学院学报,2008（6）.[3]吴仕民.民族问题概论[M].四川人民出版社，2007,27.[4]王作安.中国的宗教问题和宗教政策[M].宗教文化出版社,2002,63.

2.宗教对民族政策的影响 篇二

关键词：1950年代,少数民族,民族宗教政策,重要影响

一、改变了少数民族地区落后的社会制度及政治面貌

首先, 改变了少数民族落后的社会制度。至1960年, 大多数少数民族地区完成了对旧式基层权力的改造, 传统的土司头人制度、封建部落制度都被新的村、社公共权力所代替, 少数民族村寨一般采取与汉人地区一样的权力形式。在完成民主改革任务的基础上, 逐步引导少数民族地区向社会主义制度过渡。1957年, 《人民日报》报道, 全国3500万少数民族已有近3000万人口的地区, 基本实现了农业社会主义改造, 包括40多个少数民族成份的农牧民, 超越一个或几个社会发展阶段, 跨进了社会主义。其次, 民族区域自治政策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1957年, 正式建立的民族自治地方有:2个自治区、30个自治州、50个自治县。建立了自治地方的已经有31个少数民族, 共约2200多万人口, 占全国有条件建立自治地方的、聚居的少数民族人口的90%左右。其三, 少数民族干部得到大量的发展。新中国成立第一年, 全国仅有少数民族干部1万多人, 1951年就发展到5万多人, 1953年达到10万人左右, 1954年达到14万人, 到1956年9月, 已有少数民族干部21万多人。其四, 少数民族人民的政治权利得到进一步的落实和发展。1958年6月28日《人民日报》报道,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共有维吾尔、哈萨克、回、蒙古、柯尔克孜、满等民族干部62000名, 占新疆干部总数的53.6%, 其中县级以上干部有1300多名, 新疆各级党委委员中, 民族干部占将近52%。县长、副县长中民族干部占将近70%, 自治区主席、副主席和州长、专员、市长等政权机关的主要负责人65%以上都是本地民族干部。

二、推动了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制度的变革与经济生活的繁荣

首先, 改革了少数民族落后的经济制度。1951年至1953年, 先后在内蒙古西部、宁夏、青海、新疆等地进行了土地改革。1958年, 在中南和西南少数民族地区完成土地改革, 1959年在西藏开始土地改革。至1960年, 全国包括西藏在内的少数民族地区的社会民主改革均告完成。这一伟大的社会变革, 彻底消灭了几千年来落后、黑暗、残酷的封建剥削制度。比如, 1956年《云南日报》报道, 云南边疆地区有140万人口的地区完成了和平改革, 废除了领主、地主的官租、地租、高利贷和各种封建特权。在此基础上, 逐步完成对少数民族地区农业等的社会主义改造。其次, 逐步改变了少数民族牧业区传统的“逐水草而居的、单纯经营畜牧业的落后状况”。一般少数民族牧业区都实行了“以牧为主、农牧结合”的经营方式。比如, 1958年5月12日《内蒙古日报》报道, 内蒙古自治区有近90%的牧户实现了“定居游牧”和半定居游牧。在定居点地区建筑了9000多间宽敞的房屋和大批固定的蒙古包。1959年12月, 全国已有200多万少数民族牧民结束了千百年来逐水草而居的游牧生活, 基本上实现了定居, 青海省牧民定居点遍布草原, 甘肃省20多万少数民族居民70%定居。再次, 许多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结构得到了重大改变。1958年, 昔日落后荒凉的内蒙古, 已被初具现代化雏形的钢铁、农业、畜牧业和林业所代替。四川省阿坝藏族自治州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 近年来, 粮食总产量增加近两倍, 牲畜增加了40多万头, 并且从无到有办起了1900多个中小型工厂, 全州改变了贫穷落后的面貌, 藏族人民开始过着丰衣足食的幸福生活。解放后, 水族人民当家作了主人, 生产也逐步得到发展。过去“刀耕火种”的山坡上, 已普遍使用了铁质农具和先进的耕作方法, 1956年粮食总产量比1950年增产五成。使水族人民多年以来“糠菜半年粮”“风来风扫地, 月来月作灯”的悲惨生活改变了, 不少村寨中逐渐出现“户户有余粮, 人人穿新衣”的景象。另外, 随着经济结构的调整, 少数民族工人队伍发展起来。比如, 1959年, 少数民族工人已由1949年的4万多人增加到80多万人。广西壮族自治区有少数民族职工20万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有少数民族职工17万人;宁夏回族自治区仅回族职工就从1949年的79人增加到2万多人;辽宁省的少数民族职工有11万, 比1949年增长了6倍多。

三、推进了少数民族宗教事业的健康发展

西北各省、自治区结合本地实际, 于1958年开始了宗教制度的民主改革。西藏的民主改革中, 彻底废除寺庙的宗教特权、封建剥削和封建压迫制度, 包括依法没收叛乱的三大寺 (哲蚌寺、色拉寺、噶丹寺) 占有的牧场;废除寺庙向群众摊派乌拉差役和对群众进行人身奴役等封建特权制度;禁止寺庙强迫群众当喇嘛。通过寺庙的改革, 废除了它的封建特权, 隔断了寺庙经济、政治上与社会各方面 (农村、牧区、城镇) 的联系。同时, 认真执行党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 保护爱国守法的佛教徒, 保护正当的宗教活动, 保护僧尼群众的政治权利和信教自由的权利。总之, 经过宗教制度的民主改革, 保护了宗教人士, 打击了一些宗教人士的不法活动, 使得少数民族的宗教事业朝着健康的方向发展。

四、促进少数民族地区文化教育、卫生事业的发展

首先, 促进了少数民族教育事业的发展。“四川省阿壩藏族自治州的文化教育事业有很大发展。全州已建立11所中等学校和559所小学, 学校数量比1950年增加了近3倍, 入学人数增加了近20倍。”1955年《人民日报》报道, 全国少数民族小学已有27100多所, 民族小学生达246万多名, 专设的民族中学和师范学校有281所, 学生达19.3万多名。其次, 党和政府尽最大的努力, 帮助有语言无文字或者有文字但不完备、不通用的民族创立和改革语言文字。先后为壮、布依、彝、苗、哈尼、傈僳、纳西、侗、黎等10个民族制定了14个文字方案, 帮助傣、景颇、拉祜三个民族改进了4种原有文字。再次, 少数民族地区医疗卫生事业得到了迅速发展。1958年, “少数民族医院和疗养院已达750个, 床位3.4万多张, 医疗保健所1.4万多个。少数民族几百年来人口不断减少的倾向已经完全扭转了过来”。1959年, 少数民族地区的卫生事业机构达到54000多个。

五、促进少数民族人民的翻身解放

通过民主改革, 许多少数民族人民摆脱了压迫, 获得了民主自由权利。凉山彝族自治州千万奴隶和劳动人民获得自由解放, 从1956年2月以来, 全州有310多个乡、65万多人口的地区分两批进行了民主改革。60多万彝族“锅庄娃子” (奴隶) 、“安家娃子” (半奴隶) 和无地缺地的农民, 在改革中获得了解放, 每人分到了一亩到三亩土地。其中有4万奴隶走出奴隶主的家, 开始了自由生活。西藏在民主改革前大约有1万贫民、乞丐和流浪人。在党和政府的关怀、帮助下, 西藏地区原有的几万名“朗生” (家奴) 和贫民、乞丐、流浪人, 开始安居乐业, 过着幸福愉快的新生活。据不完全统计, 到1960年底, 西藏全区已解放“朗生”约3万人, 分得原来属于农奴主的10多万亩土地和大批房屋、耕畜、农具等, 并且成家立业。

六、推动了少数民族人口的新发展

3.宗教对民族政策的影响 篇三

〔中图分类号〕 G643.8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4—0463（2007）12（B）—0063—02

14世纪，欧洲中世纪的封建主义制度开始衰退，骑士制度、神圣罗马帝国和教皇统治的权威走向衰落。这时，作为西方音乐历史发展的一个重要时期——文艺复兴时期开始了。

1517年10月31日，马丁·路德 （Martin Luther，1483—1564年）在维腾贝格宫廷教堂的门上张贴了 《九十五条论纲》，正式向罗马天主教宣战。马丁·路德反对天主教对弥撒聚会领圣餐礼的错误解释以及与这种观念相关的错误做法。马丁·路德认为圣餐聚会只是一种表征，象征上帝向人类施下恩典，而不是人们对上帝的奉献。马丁·路德强烈谴责了教皇买卖赎罪卷的行为。他深信，无人能在上帝的视线里用金钱赚取正义，信仰基督和忏悔是赎罪的唯一途径。因此，赎罪、礼拜教规等作为被上帝宠爱的途径和方式是完全不能被接受的，这只不过是教会为扩充财力捏造出来的。

1512年，被教会逐出后，马丁·路德受到了智者弗雷德里克的保护，这使他有机会着手翻译德文版的《新约》，并开始探索一种新的礼拜仪式。此时，越来越多的地区的人们接受了马丁·路德的思想，并支持当地教会追随马丁·路德的改革。随着改革运动迅速扩张，德国宗教音乐随之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发展时期，这一历史变革对德国的传统宗教音乐和世俗音乐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奥古斯丁的修士生活，使马丁·路德养成了一种虔诚祈祷的生活方式，并在祈祷礼拜的潜移默化中深深地爱上了音乐。同时，马丁·路德也是一位男高音歌唱家和作曲家。1530年，马丁·路德写下了一篇关于音乐的文章，马丁·路德在其中引用了奥古斯丁的话“音乐是上帝给人的一份礼物，因此要学习从音乐中看见创造主，并且藉着音乐来赞美他”。马丁·路德坚信，音乐具有教育和陶冶情操的作用，他认为通过歌咏圣经的经句可以真正理解其中的含意。因此，马丁·路德从宗教改革运动自身的目的出发，有意识地吸取当时的音乐文化，并在此基础上加以发展。他要求所有教徒在礼拜仪式中，参加一定的音乐活动，甚至建议德国歌曲也可以适当地加入到教会礼拜仪式中来。

德国宗教改革在音乐上最重要的成果是会众的赞美诗，即众赞歌（Choral）。马丁·路德重视个人的信仰经历，希望这种信仰经历得到充分的体现。不久他接受德国新教神学家菲利普·梅兰希顿（Philipp Melanchthon，1497—1560）的建议，将注意力转移到大众化的宗教歌曲创作中。在马丁·路德的创作中，分节歌形式的教堂歌曲——众赞歌应运而生。与此同时，出现了大量为圣歌创作的众赞歌调改编曲。起初，众赞歌是供会众齐唱用的，是没有配置和声和伴奏的单声部音乐。它与格雷高利素歌采用相同的记谱方法。在乐谱中，标明音的相对时值，旋律用精确的有量记谱法记写。众赞歌用时值基本相同的音符进行演唱，偶尔随歌词有所变化，在每句尾音上有长短不一的停顿。

马丁·路德认为复调应该作为教会仪式的一部分。因此，早期马丁·路德教派作曲家就开始为众赞歌写复调配乐。其中，著名的马丁·路德教派音乐家约翰·瓦尔特（Johann Walter,1496——1570），在1524年出版的一本曲集中，除了5首拉丁经文歌外，38首德文众赞歌配乐中，多数是多声部众赞歌。这些众赞歌，其中一些是音对音的简单风格，另一些是较为复杂的对位风格。16世纪30——40年代，不断有复调曲集按照约翰·瓦尔特的样式出版。16世纪后期，众赞歌越来越多以康兴纳（cantional）风格出版，第一部康兴纳风格的曲集是卢卡斯·奥西安德（1534——1604）发表于1586年的《众赞歌与诗歌篇50首》。17世纪和18世纪的马丁·路德教派音乐就是从复调众赞歌发展而来的。

在教会的礼拜仪式上，单声部的众赞歌由所有公众齐唱，复调形式的众赞歌由专业的歌诗班进行演唱，常常担任让公众休息和间隔演唱诗节的任务。因此，歌曲在会众和唱诗班之间轮换，在音乐上形成了齐唱与和合唱的轮换。

换词歌（contrafactym）是众赞歌中特别重要的一种。中世纪后期以来，每一首声乐作品咏唱时，都保留了原有的曲调，但歌词或者是全新的诗句，或者是在原词上加以适当的变动，使众赞歌的内容更符合礼拜仪式的主体。在填入全新的歌词时，一般是以世俗的歌词取代宗教歌词或反之。在德国宗教改革时期，受到马丁·路德音乐观念的影响，换词歌一般都是以宗教歌词取代世俗歌词。亨利·雪纳 （Henny Raynor）在其《音乐社会史》中说道“马丁·路德自己拒绝对宗教音乐与世俗音乐作硬性的划分，他也不允许他的追随者们这样做。一首好的曲调无论来自哪里都会在拜占庭仪式中占有位置。……马丁·路德相信，他在众赞歌中采用世俗曲调是将世俗音乐神圣化的一种做法。他不反对大众喜爱的歌曲、名歌手的旋律或任何音乐中，他能够接受的曲调作为宗教歌词的传播媒介。正是由于这一原因，在二百年的时间里，马丁·路德教派的音乐随着时间的流逝而发展，并且使到教堂里的普通大众与当时最新的音乐发展相联系。 ”换歌词中最著名的是《啊，尘世，我必须离开你》，它取材于伊萨克的利德《因斯布鲁克，我必须离开你》。另外，《我的平静心情被一位淑女的风韵打乱》的旋律，于1600年前后被填上了宗教歌词“我心里充满渴望”，后来又配上“啊，头颅，血迹斑斑，伤痕累累”的歌词。百年之后，J.S巴赫又将此旋律变化后用于《马太受难曲》中。

4.宗教对美国教育的影响 篇四

姓名：李旭

学号：107040007

4专业：教育学

班级：07级2班

摘要

美国是一个笃信宗教的国家，在发达国家中宗教色彩最浓，而重视教育的思想也始终在民众中处于主导地位，民主、共和的观念在教育领域中深入人心。在美国，作为两种调控社会秩序的手段，受教育的程度定义着人们的行为，而宗教规制着人们的内心世界。本文探讨宗教对美国教育领域的协调作用、共同影响，以及对我国的启示。

关键词：美国；宗教；教育；影响

宗教作为调控社会秩序的重要手段，自从人类进入文明时代以来，就结下了不解之缘。教育在人类文明以来一直没有消失，反而是更加深刻的定义了人类的行为，规范了人类的制度，使人们生活有了秩序，因此有人群的地方就必须有教育；宗教为人们提供了一种心灵上的慰藉，因此有苦难的地方就需要有宗教，以表达人们对尘世的超脱与对来世的向往。宗教与教育彼此渗透、相互影响，并共同维系、推动着人类社会的发展与进步。

一、具有宗教内涵的美国社会

美国是一个笃信宗教的国家，在发达国家中宗教色彩最浓。宗教在维系社会秩序、缓解社会矛盾、帮助贫困民众、稳定社会结构和推动社会进步等诸多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宗教是美国人的精神支柱，更是美国民族的精神源泉。

（一）美国宗教教派众多，呈多元化特点

美国宗教具有一些明显的特点。这是众多学者们长期探讨的一个重要问题，但却观点各异。王恩铭教授认为，美国宗教具有两个特点：一是宗教派别多；二是政治与宗教分离。刘澎教授认为，美国宗教有四个特点。美国宗教最主要、最基本的特点是以基督教新教为主导；美国宗教是多元的；美国宗教具有层层向下的“草根性”，也就是说，各宗教团体把眼睛瞄准基层；美国宗教以各种方式发生变化。本文则重点谈一下美国宗教的多元化特点。

1.宗教种类众多

在美国，各式各样的宗教教派都能生存，全世界各地出现的宗教几乎在美国都可以觅到踪影。这意味着很强的宽容：不仅是主流宗教内部的相互宽容，而且主流宗教对各种非主流宗教也很宽容。美国是世界上宗教最多的国家，至于究竟有多少种，没有一个一致的说法。有的说美国将近有300种，有的说近900种，还有的说有1200种。据统计，从1965年到80年代中期，这短短的十多年时间里，在美国就涌现出近500个新兴宗教。

2.教派的组织形式及崇拜的仪式多样

20世纪60年代以后，美国青年的朝圣活动已不再局限于去教堂、寺庙和礼拜会堂，而是逐渐趋向多元化：“其一是定期参拜自己所信仰的宗教的圣地，表明归属，求得心灵的慰藉；其二是朝拜大众的圣地，这种朝圣近似观光，如参观著名历史人物活动过的遗迹等，这种朝拜能否发挥宗教作用值得怀疑，但至少有了解国家历史的作用；其三是更广义的文化传承作用的朝拜活动，如去迪斯尼乐园等，当然，这种朝拜表面上与宗教无关，但实质上也具有宗教性质。”

（二）宗教对美国人的影响

美国人生活的方方面面都和宗教有着密切的关系。里根总统在1984年1月3日一次有关宗教的讲话中指出：“上帝是我们生命的精髓”，这仅25分钟的讲话就被25次掌声所打断。

1.宗教对美国人日常生活的影响

当今美国的信教人数众多，宗教对美国人的日常生活有着广泛而深远的影响。美国的钞票上印着“我们信仰上帝”，美国的国歌里写有“上帝保佑美国”。刘澎教授曾在书中写道：“美国每10个人中就有大约6个人每天祈祷，有4个人每周去教堂„„今天，美国有1200多家宗教广播电台播放宗教节目，美国的宗教报刊杂志有5000多种，宗教音乐的音像制品销售量远远超过了各种流行音乐。”在美国，周末去教堂的人比看体育比赛的人多，美国人每年贡献给宗教事业的资金要比花费在棒球、橄榄球和篮球这三大联赛上的资金高出十几倍。

2.宗教对美国人思想道德的影响

宗教对规范美国人的思想起了重要的作用。在美国这个高度发达的国家里，竞争激烈、人际关系淡漠，人们很容易产生焦虑和孤独感，也会引发一些社会问题。教会活动使人们相聚在一起，相互交流、互表友爱，为他们带来心理慰藉，产生归属感。宗教信仰可以唤起人们的道德感，劝导他们抛弃恶习和邪念。人们如果真正信仰上帝、敬畏上帝，便会约束自己的行为举止，规范自己的道德操守，做到言语诚实、行为规矩、做人谦逊。宗教信仰可以使许多人戒掉酗酒、吸毒等恶习，经常参加教会活动也能使许多人避免犯罪。

3.宗教对美国人接受教育的影响

宗教对美国的文化教育也产生了不可低估的影响。在美国的大学校园里，活动着大量的学生宗教团体。美国85%以上的私立中小学校的学生就读于教会学校。而且许多美国人都习惯了在周末去教堂接受免费的教育，这不仅包括学习圣经等宗教教义，还包括语言和一些自然科学。周末宗教教育董事谢弗曾说：“战争使人类恶化，追求生活的人正转向道德和宗教教育，宗教教育是表达精神需要的基础。”而且，像哈佛大学、耶鲁大学、普林斯顿大学等许多著名的美国大学最初也都是由教会创办的。

根据我个人的旅美经验，我发现，在绝大多数美国学校的介绍手册上，学校的教堂都变成了本学校的地标性建筑，甚至是大学所处地区的地标性建筑。教堂作为宗教的一种载体，已经变成了美国社会的文化的一种神圣象征。另一方面，在教育领域中，教堂也扮演着神圣不可捍卫并且宗教教育至上的角色与地位。

4.法律调控与宗教影响对美国人接受学校教育的影响

美国的法律规定在乡镇设立学校，责成居民出资办学，并对不出资者给予巨额罚款。还要在人口多的县份，以同样方式设立高一级的学校。城市的行政当局应当督促家长送子女入学，并有权对违抗者处以罚款；如果继续违抗，社会便承担起家长的责任，强制收容和教育儿童，并剥夺其父亲的权利。另外，在美国这样一个崇尚教育文化的国家，对学校、对教师在紧急情况下的责任都有非常明确的规定。没有履行职责的教师虽不算是触犯刑律，但如果教师因为失职而导致学生受到伤害，通常都难逃学生家长的法律指控和赔偿要求。

此外，由于绝大部分的教师和学生都是虔诚的基督教徒，所以教堂也自然而然成为了理想的教学场所。学生们在教堂学习要比在普通教室中上课更加认真、严谨。显然，宗教在学生精神上的隐性约束与控制制约着学生的随意性，虔诚的态度也体现在了学习的有效性。

二、客观理性的看待宗教对我国大学生的影响

宗教作为人类历史上一种悠久而普遍的社会现象，是人类精神生活的组成部分。当前在世界60多亿人口中，信仰宗教的人约占75％。在我国，根据不完全统计，我国现有各种宗教信徒1亿多人，在1亿多宗教信徒中，青年人约占1／3，人数达到了3 000万～4 000万人左右。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近年来青年信教在国内呈逐渐上升的趋势，特别是在高等学校，宗教对大学生的影响越来越大，对于这种现象，我们要客观理性地看待。

首先，宗教中的优秀文化遗产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宗教对大学生有一定的积极影响。我们知道，宗教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蕴涵着丰富的伦理道德思想，宗教中一些有益的理念和教义对大学生的伦理道德的升华具有一定的积极作用。如佛教、道教的五戒、十戒就是要求信徒不杀生、不偷盗、不淫邪、不贪欲，要扬善抑恶等，这些与我们日常所倡导的伦理道德基本相符。此外，“宗教是被压迫生灵的叹息，是无情世界的感情”，宗教对信徒具有心理调适和心灵慰藉的功能，能消解他们现实生活中因遭受挫折所带来的心理压力，起到平衡心理，慰藉心灵的作用，这正好可以满足部分大学生的需要。大学生经常要面对学习、生活乃至社会上各种激烈的竞争和挑战，当他们不能正确看待和处理这些问题和压力时，就很容易产生心理上的孤独感、失落感和焦虑感等，有些大学生就会求助宗教，通过信仰宗教缓解自己对现实的不满、无奈和恐惧，稳定自己的不良情绪，从而达到内心平衡、安宁和和谐的效果。

其次，宗教对大学生的消极影响也是显而易见的。这主要表现为：

1．滋长唯心主义的世界观。马克思主义认为，客观世界决定主观世界，主观世界来源于客观世界，是客观世界的反映。而宗教却认为，神创造了宇宙并主宰着宇宙。对神的信仰和崇拜，是各种宗教信仰的中心和基础。因此，在世界观上，宗教是一种以神灵论为特征的唯心主义的世界观，这种神灵观与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在根本上是相抵触的。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一书中明确指出：“一切宗教都不过是支配人们日常生活的外部力量在人们头脑中的幻想的反映，在这反映中，人间的力量采取了超人间力量的形式”口，深刻地揭示了宗教的唯心主义本质。大学生由于认识分辨能力比较弱，加之对宗教神秘色彩的好奇，一定程度上容易受到宗教唯心主义的影响。

2．滋长消极的宿命论。世界观上的有神论必然导致人生观上的宿命论。宿命论认为人的富贵贫贱、生死祸福，乃至生活中的每一件事，都是神安排的，都是天命注定而不可避免要发生的。既然一切都是“命中注定”的，被神创造出来的，人就应无条件地服从万能的神。宗教宣扬的“宿命论”同马克思主义关于事物发展变化的规律性以及倡导的积极进取的人生观是直接对立的。大学生们如果不能认清事物发展 过程中必然性和偶然性的关系，不能正确看待人生命运的差异和变化，特别是个人在人生道路上时不时遇到的困难和挫折时，就可能容易受到宗教宿命论的消极影响。

3．对高校学生管理的消极影响。大学生的健康成长成才与高校的科学管理是分不开的。而宗教常会给高校的管理工作带来一些麻烦，影响高校的和谐发展。比如，在我国一些民族高校大学中，就出现过信仰歧视、教派纷争，给校园的稳定带来严重后果。可见，宗教对大学生的消极影响是广泛的，我们要在深刻剖析大学生信教深层因素的基础上，采取各种措施，推进大学生科学信仰的构建。

三、大学生信仰宗教的特征

作为受过高等教育的大学生来说，他们信仰宗教又会呈现出与其他人群不同的特征：

1．文化崇尚多于教义皈依。与其他群体有所不同的是，多数大学生这一群体更注重从文化层面来体会宗教。宗教能够吸引高校学生首先在于其拥有丰富的文化性和自身的艺术韵昧。“宗教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世界上三大宗教都拥有各自独特而庞大的理论体系，都是集文化的大成者。”们都有其产生、发展的历史过程，并且有相对完善的教义、教规、理论，其内容表现出一定的哲理性、伦理性和心理性，“是一个相对独立的文化系统” ；另外，宗教活动场所也充满了艺术性，类似金字塔式的教堂设计，配以音乐、舞蹈、绘画、雕塑等，无论其外部形式还是其内部构造无不给人一种神圣、庄严、肃穆和美的享受，黑格尔说，宗教“经常利用艺术来使我们更好地感到宗教的真理”。其次，宗教蕴涵着深厚的人文精神和终极关怀，关注人的存在、发展、价值、尊严和自由，解决人的精神层面困惑。由此可见，多数大学生对宗教产生的兴趣的原因在于宗教所

具有的文化内涵和艺术韵味。

2．功利冲动多于理性选择。当代大学生信仰宗教的动机大多具有功利性和非理想性特点。在北京某高校调查显示，大学生参加宗教活动的目的，主要是“寻求心灵上的寄托”，“祈求平安，希冀有关好的未来”。认为宗教对人有一定的帮助，能给人以安慰和精神寄托。而对于参加宗教活动的形式又具有很大的随意性，很少人定期参加宗教仪式，甚至有人从未参加过宗教活动，很多人是在遇到事情之后才去求神保佑、诵经祈祷。这表明大学生选择宗教的一个很重要的缘由在于自身的困惑、苦： 和特殊的精神需求，从宗教中寻求和获得的心理安慰的价值取向明确，具有很强的功利性，而对于宗教的理想追求相对比较淡薄。

3．表层认知多于深层思考。宗教信仰，无论是对于信仰者还是对非信仰者来说，它均体现了人的价值选择，体现了一种人生观，这和丌J克思关于宗教本质的认识是一致的。调查表明，许多大学生信教者对真正意义上的宗教信仰认识不足，在社会生活等方面并没有严格按照宗教的仪式、规范、理念行事，宗教在道德、人际交往和人生追求等方面的调整作用相对不明显，大学生所具有的宗教信仰特征不突出，对宗教的认识还停留在感性阶段上，缺乏必要的理性思考，可以说大部分信教大学生不具有完全意义上的宗教信徒的信仰特征。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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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沈碧莲：“宗教：解读美国政治的新视角”，《现代国际关系》，2002（8）

5.浅谈宗教信仰对人性的影响 篇五

东西的宗教哲学思想最大的差异在于对人性之初的认识。东方儒教认为人之初，性本善。而西方基督教则坚信人一生下来就带有原罪，本恶。这两种不同的见解，导致对人类行为上的认识也有着严重的偏差。

东方人在纠正人类行为，首先站在一个完人的立场上，去严格规范。闭门思过，拷问灵魂，其实都是在用一种神的标准，去衡量一个人的行为，这必然导致心灵上的煎熬，以致于最后对自己的完全否认，从而在精神上承受极大的压力。人们经常会说：做人好累。其实这句话应该是：做完人好累。究其原因，是因为你让自己站在神坛之上。

西方人首先就确立了自己是人，而且是有罪的人。人一出生，饿了要吃，冷了要穿，有好的东西就要抢，具有掠夺性和占有性。在人的本质上具有人性和兽性两个方面，人性表现在对事物善恶是非上的辨识，而兽性的表现就如同动物世界里简单的掠夺上。所以西方人在规范人类行为上，虽然也一样如东方思想接近完美，但它更具有宽容性。

人类社会中，规范人类行为的方式上都沿用着两条路线，一是法律，二是道德，法律规范了人类行为上的最低限度，也就是约束人们什么事情不可以做。而道德则有更高的要求，提出什么事情我们必须去做。不违范法律不等于说就是好人，只有在合乎道德和法律的同时，才能确立人的善恶好坏。

法律依靠其特有的强制性，严格的规范人类最基本的行为，而遵循道德守则呢？更多的是依靠人的自觉性和自律性，在这方面东西方文化都不约而同的选择了宗教信仰。西方基督教用赎罪的方式，劝人向善，用帮助他人的手段来谋求宽恕自己罪恶的灵魂。以求得进入天堂。东方佛教宣扬善恶因果，鼓励世人多行善事，以脱离苦难，往生极乐世界。

任何的一种宗教思想，其实都为了让人远离罪恶，让人性中的善在更大程度上压倒恶。人类恶的本质源于自我。当这种自我无限制的膨胀，就演变成极度自我的自私，最后漠视生命，导致犯罪。记得前不久的沈阳街头，一个人昏倒在马路上四天四夜，没有人伸出援助的手，最后导致他离开人世，这就是排他的自私造成的漠视生命的存在，从本质上来说，和马家爵漠视生命连杀四人是没有任何区别的。

我国在解放之初，提出建设社会主义国家，正是由于这样一种强烈的富国强民的迫切愿望和信仰，促使出现空前高涨的社会凝聚力，一切从国家出发，不计较个人得失，使当时的社会风气焕然一新，出现安定稳定的局面。而在六七十年代的浩劫中，人类社会的高度信任经历了一次严重的挑战，夫妻反目，父子成仇，人人自危，人类的自我保护意识在畸形中得到发展，壮大。也正基于此，自私在人性中得到扩张，这在后来的市场经济的负面效应下，人类关系演变成一切向钱看的利欲关系。虽然从表面上看，一样是安定繁荣的社会面貌，可在更深处，却是一种生活在自我自私的条件下的宁静。

6.宗教对民族政策的影响 篇六

摘要：随着农村“宗教热”的盛行，学者们纷纷重视起公共文化供给与宗教信仰之间的关系，本文将公共文化供给分为公共文化设施供给和公共文化活动供给两个方面，根据对温州实地调研的问卷数据建立模型并运用SPSS软件进行回归分析，结果表明，公共文化的影响度，与宗教信仰呈显著的负相关关系。可见农村的公共文化供给不足是农村宗教热的重要原因，因此最后提出了相关政策建议，为农村公共文化事业的建设提供参考。

关键词：公共文化设施;公共文化活动;宗教信仰

一、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国内的宗教迅速发展，掀起一阵“宗教热”。据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在，国内信教比重仅为6.1%，但信教比重却增加到了13.4%。此外，在信仰的城乡分布中，宗教信仰群体更多地集中在农村。的世界价值观调查(WVS)数据显示，农村居民中有明确信仰的比重为23.26%，比城市居民高出了3.19个百分点，显然，农村的“宗教热”相比城市而言更为盛行。由此引发一个问题，为什么农村的“宗教热”比城市更为盛行?对此吴理财、夏国锋(2007)提出自己独特的见解，认为农村公共文化的相对供给不足引致了农村“宗教热”，农村公共文化设施不健全、活动较少等原因导致了农民精神世界的空虚，于是农民将精神寄托转移至宗教信仰，而宗教所宣扬的博爱、互助以及组织活动的规则性等使得宗教类似于一个“精神合作社”，能大大提高人们的组织归属感。那么到底是不是城乡公共文化供给的差异导致了宗教信仰在农村更为盛行的局面呢?为了弄清公共文化供给与宗教信仰之间的影响机制，本文在浙江省温州市鹿城区和龙湾区采取抽样调查的方式，进行了实地调研。本文的结构安排如下：第二节为理论分析，对公共文化供给与宗教信仰之间的关系的相关国内外文献进行回顾;第三节则是进行实证分析，对本文的模型和数据进行了具体说明;第四节为计量结果，基于问卷所得数据进行了回归并得出结果;第五节给出主要结论以及政策建议。

二、理论分析

直接研究城市中公共文化供给与宗教信仰关系的相关文献还比较少。不过，也有一些研究从侧面对二者之间的关系进行了论证。如Putnam(1995)研究了美国社会资本的长期变化过程，认为美国社会资本有不断下降的趋势，并且认为社会资本下降是缘于电视的兴起。如果将宗教参与作为社会资本积累的一种方式，那么，Putnam假说可以用来推断，世俗文化活动参与越多，宗教活动参与就越少。Olken(2006)分析印度尼西亚的数据后发现，看电视时间增加，社会组织参与(包括宗教活动)情况就会下降。Barro的研究则表明，国际上信仰转型发生率的差异可以部分地由不同国家居民受教育水平解释，受教育水平的提高增加了信仰转型发生的概率。但是Alston(1971)对比了信仰转型者与非信仰转型者之间的受教育程度，并没有发现二者之间有显著的差异。不过，这些研究都没有正面回答城市中公共文化供给与宗教信仰究竟是怎样的一种关系。关于农村公共文化供给与宗教信仰的关系方面，相关文献涉猎不少。如吴理财(2007)提出农村公共文化供给的贫乏导致了农村宗教的兴起。关于农村文化与“宗教热”的关系问题，阮荣平(2010)证明农村文化供给对宗教信仰具有挤出效应。在探究基督教文化的过程中，吴理财、张良(2010)表示，农村基督教文化之所以盛行，很大一部分原因在于当下农民的公共文化生活比较匮乏，很多农民正是为了丰富文化生活而信仰基督教的。值得一提的是，也有部分学者持相反意见，如张萍()通过logistic回归进行了模型拟合来分析文化因素对宗教信仰的影响，数据表明，“文化程度低的人更信神”的结论是错误的，至少是不准确的，在我国农村，拥有大专以上学历的中青年人信仰基督教的比例明显高于其他文化程度群体，由此可以推断，不是文化程度越低的人，才会去选择宗教信仰。由此可见，一方面，在公共文化供给缺乏的前提下，文化程度较高的人可能对公共文化产品的需求更强，更不容易得到满足，因此从宗教信仰中寻求慰藉;另一方面，文化程度更高的人相对其他人有更多渠道获得文化产品，因此不容易去信教。为了进一步探讨公共文化供给与宗教信仰之间的作用机制，本文将通过温州城乡的问卷数据进行实证分析

三、实证分析

1、模型的建立

本文拟从微观的角度，研究公共文化分别对城市居民和农户宗教信仰的影响程度。借鉴学者阮荣平等(2010)的研究，本文建立了如下计量模型来分析公共文化与城市居民和农户个体宗教信仰的相关关系：R=β0+γZ+βX++μ(1)R表示受访者是否信教(信教=1;不信教=0)。Z表示公共文化产品的影响程度，包括参与公共文化活动、利用公共设施的频繁程度。利用公共文化设施的具体测度指标是每年前往图书馆的`频率(无=0;1-3次=1;4-6次=2;7-9次=3;10次及以上=4)，公共文化活动的具体测度指标是参与公共汇演(广场舞等)的频率(无=0;1-3次=1;4-6次=2;7-9次=3;10次及以上=4)。X是控制变量，主要包括性别、年龄、受教育年限、本人健康状况、家人信教状况、家庭社保水平。表示城乡各自固定效应。μ表示随机扰动项。本模型中公共文化产品的影响程度对居民宗教信仰而言具有较强的外生性。因为公共文化产品的影响程度能通过个体行为所表现出来。而公共文化活动和公共文化设施的供给是由政府以“自上而下”的方式惠及社会。因此，个体的宗教信仰不会很大影响公共文化的供给。再者，当总体的规模较大时，个体因宗教信仰不同而造成的居民参与公共文化活动的频繁性的影响就会变得很小。基于以上的理由，本文将公共文化的影响程度视为个体宗教信仰的外生变量。

2、数据及回归结果

本文使用的数据来源于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的《公共文化供给差异对居民宗教信仰影响》课题小组于在浙江省温州市鹿城区和龙湾区所进行的随机抽样调查，有效回收的城市居民问卷份数和农村居民问卷分别为223份和140份。浙江省是沿海商业发达的省份，一直是中国基督教和佛教新教徒最多的省份之一。选择温州进行调研有以下几点考虑：(1)温州的城市和乡村内均有佛堂或教堂且温州的民俗中有大量的宗教活动。(2)温州经济发展较为早，城市和农村都存在图书馆、公共休闲广场等公共文化活动场所。但由于城乡区域性经济发展不一致，公共文化设施的质量存在差异性，公共文化对城乡居民有不同的影响力度。鉴于上述考虑，温州对于本文所研究的问题具有典型性，能更好地反映公共文化影响对城乡居民宗教信仰的影响。

3、数据及回归结果分析

通过问卷统计，以及表1和表2的数据可知，农村的信教比重明显大于城市的信教比重，其中不管在城市还是在农村，女性群体的信教比重大于男性。在受教育程度上，城市的受教育水平大于农村。在公共文化的影响度方面，两个地区均有图书馆和定期举行公共文化汇演，但是城市的图书馆被利用率显著大于农村，而农村的公共文化汇演更受当地居民的关注。本小组就此情况进行了实地访问和勘察，发现农村的图书馆多建于村委会办公地附近，多以阅览室的形式存在。阅览室的规模均较小，阅读环境较为简陋，书籍更新的频率较小。转观温州市区，大型图书馆就有三座，均是集藏、借、阅、咨为一体的现代化和网络化的环境优美的大型先进的图书馆。本小组来到三楼的人文社科区，人文社科类的图书每个月都有一批新书引进，温州市民可以通过市民卡在网上进行预约借阅。在公共文化汇演方面，本小组发现农村的公共文化汇演的方式更为多样化，由于传统习俗，温州农村通常有舞龙、“迎大佛”等多种形式的文化汇演活动。而温州城市，由于政府管制较为严格，电影多数都是露天放映的，但是由于市区电影院数目繁多，来观看露天电影的人数寥寥无几。在健康方面，城市居民的健康分布状况较广，但是两地均是健康人数占了主要。公共文化的影响度与宗教信仰呈显著的负相关关系。即若城市或农村中，加强公共文化的渗透程度，居民信教的概率将会极大地下降。这一负相关关系具有较高的统计学意义，因为其显著性水平均达到了5%。且对比城市和农村居民的系数，可以看出，城市居民的宗教信仰行为受到公共汇演影响度的挤出效应更大，而农村居民的宗教信仰行为受到图书馆影响度的挤出效应更为强烈。女性的信教概率要显著大于男性。受教育程度在城市居民的信教行为中也是一个显著的要素。表中的数据显示出，在城市中受教育程度越高，对信教的挤出效应更明显。本人健康状况中自我报告为“非常健康”的居民的信教可能性是显著下降的，此在一定程度上支持了“因病信教”之说。其次，家人信教与居民信教具有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尤其在农村里，家人信教行为的影响程度更大。年龄对宗教信仰也有弱的正相关关系，在农村中较为明显，即年龄更大的人更倾向于进行宗教的信仰。

四、结论及建议

1、主要结论

本文在城乡居民的微观角度上，利用居民参与公共文化活动的频繁度来代表公共文化的影响度，就公共文化影响度对居民宗教信仰的挤出效应进行了研究。本文的研究结果与宗教的“精神合作社”假说的预期基本一致。本文的实证结果表明，公共文化活动的渗透程度对居民的宗教信仰行为具有显著的负相关关系，即在居民个体水平，加强公共文化的投放和影响，能够较为明显地降低个体对宗教信仰的选择。此外，通过研究控制变量，可以看出年龄、个人健康水平和家人信教水平对个体的宗教信仰行为有相关关系。其原因可以解释为居民的精神生活还处于匮乏的状态，现今年龄较高的居民的文化水平普遍较低，在退休后，尤其在农村，由于精神生活的空虚，且容易轻信于鬼神之说，踏上信教之路。此外农村的生活较城市而言比较闭塞，宗教信仰祖辈承袭的做法仍是普遍，因此农村信教比重远大于城市。且由于佛教和道教在中国五千年历史中源远流长，它们在农村中被大多数人所信奉，许多农村里建有祠堂，并定期举行祠堂的祭拜活动，导致许多农村居民从一出生便参与宗教信仰活动和皈依宗教。因此，农村中信教行为受家人信教和年龄的影响较为显著。除却居民的主观和不可抗的历史及传统原因，城府在城乡的文化活动投入力度不同，公共文化发展的缓慢，横向比较城市和乡村之间公共文化设施的建设，显而易见，城市的公共文化场所的质量水平普遍高于农村的公共文化场所，因此这些文化场所在各地区所带来的影响程度具有明显的差异，对居民宗教信仰行为产生同方向相关关系但是不同的强弱关系。

2、政策建议

(1)政府继续加大财政投入，推动农村公共文化设施建设。随着新农村建设的开展，公共文化设施建设的重要性日益凸显。然而，城乡的公共文化设施仍然存在较大差异，由此导致城乡之间居民宗教信仰的差异，可见农村公共文化设施建设仍存在较大缺口，政府应当加大投入力度，调整城乡公共文化供给结构，扩展农村的“公共图书馆”建设，推进公共文化设施建设，推动农村公共文化事业的进一步发展壮大。(2)进一步推广公共文化活动。多多举办“公共文化汇演”等公共文化活动，增加公共文化供给，通过模型中的相关控制变量也可看出，精神生活的空虚会导致人民倾向于信教，因此需要扩大公共文化活动的供给，充实农民的精神世界，减少农民的“被迫性闲暇”。(3)建立公共文化诉求机制。农村公共文化供给效率不高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在于公共文化供给的结构失衡、供给无效，很多公共文化设施并不是农民真正需求的，很多公共文化活动并不是农民愿意去参加的，反而农民真正需求的公共文化却没有得到相应的供给。因此，建立起“自下而上”的公共文化诉求机制是十分重要的，应当结合农村当地实际情况，相应地供给符合当地农民特点的公共文化设施和公共文化活动，让农民自己选择公共文化供给模式并通过干群互动来进行农村文化大院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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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阮荣平、郑风田、刘力：宗教信仰选择———一个西方宗教经济学的文献梳理[J].社会，.

7.试析宗教对体育发展的影响 篇七

1 体育:宗教起源说

关于体育起源问题,众说纷纭,相关的研究成果丰硕,可以归纳为劳动起源论、军事起源论、游戏起源论、宗教起源论和教育起源论。其中,较有影响力的一种学说是体育的宗教起源论。原始社会后期,由于生产力水平低下,又受到四季和环境的困扰,原始人为求助于自然恩施,祭祀天地而形成的原始宗教活动,并以体育形势进行求助祭拜。早期体育孕育于宗教活动中,体育的发展、演变、分化过程一直依托宗教活动,并获得一定的发展,知道工业革命后则分化成两种不同的社会活动。

体育的很多项目是产生于宗教活动。学者王永华在“论奥林匹克文化的本源与发展”一文中对奥林匹亚早期历史的考察、奥运会起源神话以及古希腊人早期的祭祀活动的研究发现:古代奥运会与古希腊人的宗教信仰有着密切的关系。早期的奥运会作为纪念死去英雄的一种方式,也是古希腊人祭神仪式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又与周期性王位更迭有关。在古希腊人看来,举办体育竞技会是人神沟通的一种方式,不仅可以抚慰亡者的灵魂,取悦神祇,而且还可以得到祖先、英雄和神祇的庇佑。正是基于这种宗教意义,古代奥运会得以创建和发展,从自发的地方性体育竞技会发展成为定期举办的全希腊人的节日庆典[1]。再如,中国的气功、古印度的瑜伽无一不是从宗教来发展而来。

2 体育与宗教异同

原始体育和宗教从一开始就处于混沌状态,在一些民族地区,它们之间的关系仍处于纷繁复杂的局面。一些从事研究民族体育的专家认为,原始的体育活动实际上就是宗教的一种形式,也有人则把原始的传统体育描述成在某些方面类似于宗教而非宗教的一种活动。不管怎样,原始体育与宗教同样作为一种社会现象,既有本质的不同,又有一定的联系。

有些学者在论述宗教与体育二者之间的联系时,明确提出二者之间本质上是相同的。宗教学查尔斯﹒普莱比施教授在六七十年代就提出,原始体育起源于宗教,二者之间没有本质的区别,原始的体育活动实际上就是一种宗教活动。这个观点随后被许多学者所接受。姚重军在关于体育与宗教关系的探讨一文中,再次指出体育与宗教的相似之处。

在看到体育与宗教联系的同时,学者着重研究了二者之间的不同。有些学者从二者的表现形式上予以区分。姚重军指出二者不同在于:(1)体育是一项比赛项目,当时有高低之分,比赛的项目、仪式、参与的人物、场地器材、举行的过程都同宗教中的神圣的、超自然的领域毫无关联。(2)体育活动多是个人活动,有些出于群体表演。这些表演的仪式基本上是辅助性的,着重于目的。而宗教的仪式基本上是表达性的,着重于过程。体育的竞赛无论是参与者还是观众都是输赢分明,大家看的明明白白,清清楚楚,而宗教却被认为是神秘的。民族体育随历史的进程而不断更新,而宗教的信仰是与神圣的事物联系在一起,随历史的变迁其变化进程很缓慢,以至于有些根深蒂固,不易改变。

赵克在现代体育思想:体育与宗教的哲学思辨一文中从辨证为物质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角度探讨二者的不同,指出体育与宗教有质的不同、对人的认识存在根本的对立。体育的理智和力量是一种真实的存在,是对人的本质的认同和升华,相对于宗教来讲更具有积极意义。只有正确认清其相似之处及其之间的差异性,对于发展体育活动才有着极大的指导作用。

3 宗教对体育发展的影响

自从体育孕育到发生、发展,就没有脱离过宗教对它的影响。体育与宗教的关系在不同历史时期、不同民族、国家是不尽相同的,由此形成了相互间关系的复杂性和多重性。主要可以归纳为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宗教对体育发展的促进作用;另一方面是宗教对体育发展的阻碍作用。

中西方宗教形态的差异,对体育的影响产生截然不同结果,有学者在研究中发现西方宗教信仰促使其民族体育向着竞技的方向发展,从而使其体育发展迅速;我国宗教的发展历程决定了民族体育向着表演型、艺术化方向发展。

西方宗教提倡的“诚信、自由、平等、博爱、公平、公正”的伦理道德,与奥林匹克的核心精神是切合的,给体育精神产生了极大的启示和积极影响。中国宗教中佛教、道教的心性学说,宋明理学倡立的天道性命学说对古代体育思想的形成具有较大的影响,与中国古代体育思想所显露的“仁义、伦理、纲常”为核心的道德教育一脉相承[2]。

西方宗教在改革过程中,不同类别的宗教相互融合,给体育的发展带来了很大的影响。宗教间相互渗透对体育的影响既有积极的,也有消极的。不同的宗教类别对体育发生了不同的影响,那些为改革或振兴传统宗教,使之更通俗化,易被平民百姓所接受的宗教改革,对体育发展起着积极的推动作用;反之,在宗教改革发展的历史进程中出现的邪教组织,破坏了社会秩序的稳定,更是有悖于体育精神,宗教改革的不利性阻碍了体育的进步和发展。西方宗教在14~16世纪中进行的改革运动,产生的“灵肉统一关系”观点,为之后重视身体健康奠定思想基础。

4 结语

当前,学者对体育与宗教的相关研究成果相对零散,现有的研究成果集中在体育与宗教的异同、宗教对体育发展的影响,但任何事物的联系与相互作用都不是单向的,体育对宗教的发展同样存在一定的影响。体育与宗教既然有一定的相似性,则在二者的发展过程中,相互吸收营养,促进各自的发展。

摘要：运用文献资料法、逻辑分析等方法,对体育的宗教起源研究、体育与宗教异同研究、3宗教对体育发展的影响分析,认为:体育的宗教起源学说,是体育起源发展研究中重要影响力的学说之一;体育与宗教二者之间的关系是既相互联系,又有差异;宗教对体育发展的影响主要表现在:宗教理论对体育理论的影响、宗教改革对体育的影响、宗教观点对体育的影响、宗教形态的差异导致了中西竞技体育的差距。

8.宗教色彩对中国本土舞蹈的影响 篇八

关键词：宗教 孔雀舞 S型 本土舞蹈

一、宗教色彩下的中国本土民间舞

释迦牟尼在《般若经》中对佛法在世间的传播作出预言：我涅槃之后，此般若经将从中印度向南方传播，此后将从北方再向北方传播。因此从一组涟漪状佛舞文化圈中我们可以看出此圈以中印度为中心，此后向北向南进行扩散。

1.以孔雀舞为例

（1）小乘佛教下的孔雀舞

佛教起源于公元前六世纪至五世纪的古印度，在释迦牟尼去世之后，由于理解教理与戒律等发生分歧，因而分化成为两个部分。即上座部和大众部。上座部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小乘佛教，而大众部就是我们所说的大乘佛教。小乘佛教它以印度为起点向南传播经由斯里兰卡，缅甸，泰国，老挝等国传人我国云南傣族地区。小乘佛教它对人生提出了一种因果报应的理论，宣称人生有生死轮回，若今生不行善积德，死后将会入地狱。正是受到了这些理论的影响，使得傣族人民开始信仰小乘佛教，并对佛万分的虔诚。而对于孔雀这只“神鸟”，其实在小乘佛教传人云南傣族地区之前，自然形态下的孔雀就早以图腾崇拜以及神话传说的形式扎根在了傣族的土壤当中。而后这些关于孔雀的神话传说一直延续到了佛经的故事当中，给孔雀披上了一层佛光的外衣。由此可见小乘佛教可以说是利用了孔雀舞来为它服务，它也并没有排斥傣族地区的原始图腾崇拜，而是与它相融合，并在傣族地区取得了至尊的地位。将自然形态的孔雀转变为了宗教形态的孔雀。小乘佛教它追求的一种智慧空灵脱俗的境界恰恰又与孔雀温顺灵动相一致，这也增加了傣族人民对孔雀的喜爱。

傣族人民在跳孔雀舞时，不单单是在模仿孔雀的动作形态，而是对佛祖的一种崇拜和祈求，舞者将孔雀舞的手型至于胸前时则是在寓意着心中有佛，则是最美。因此在傣族也盛行一种说法：“跳好了孔雀舞也就跳好了傣族舞。”另外傣族舞蹈家刀美兰也曾说过“傣族舞蹈体态横拧三道弯，使庙里的图像就有的。”的确如此，在云南佛寺的壁画中多有孔雀舞的形态。

（2）藏传佛教下的孔雀舞

藏传佛教是由中印度为中心穿过尼泊尔直抵中国西藏，将它作为落脚之地。之后又一分为二，一支生根在青藏高原与苯教文化相会，而另一支从藏南向川西、云南进发，与当地的巫舞相会，形成了藏传佛教舞蹈。

①具有“羌姆”影子的孔雀舞

云南省丽江纳西族自治县在急剧动荡变化的历史中引进了藏传佛教，因此在纳西族的孔雀舞中我们能够发现“羌姆”的影子。“羌姆”即是跳或舞的意思，是藏传佛教各派的僧众们在自己寺院内举行隆重仪式时所表演的一种宗教舞蹈艺术，表演的形式包括了诵经、音乐和舞蹈。内容主要是以驱邪、迎祥、辞旧迎新为主。在羌姆中穿插孔雀舞只能是在扎什伦布寺表演《色莫庆姆》时才能看到。其基本动作有“移动平布”、“小跑”、“左右摇头”、“伸缩脖子”等。另外纳西族信仰的东巴教也是在纳西族的原始宗教上吸收了藏、汉宗教文化所形成。因此东巴教舞与“羌姆”中的舞仪主题类似，都是以“下镇鬼怪，上祀天神，中兴人宅为主，包括舞仪中的”孔雀舞“。

在纳西族，孔雀是降魔镇邪之鸟，专门以邪物为食，动作朴拙粗厉。由于受到藏传佛教的影响，在孔雀舞中甚至许多的手型和步态都呈现出了“羌姆”的风格，服饰多以喇嘛教高僧所穿着的服饰为主。

一边小乘佛教下的“孔雀舞”在为娱佛展现优美灵动的舞姿，表达自身的妩媚多情，而与此大不相同的藏传佛教下的“孔雀舞”却在为了降妖除魔展现自己的粗放。

②藏舞巴塘弦子“孔雀吸水”片段

在西藏的民間舞中也有孔雀舞的舞段，叫做《孔雀吃水》。这是以模仿孔雀动作为主的抒情性舞蹈。在这里孔雀代表的是吉祥如意，例如朝鲜族的鹤。在西藏根本不可能存在孔雀，因此这只“神鸟”也是穿上了佛法的外衣飞进了高原，这样的孔雀舞作为当地的一种民俗通过肢体烙印在了一代一代藏民的身体中。

在《孔雀吃水》的舞段中：男女舞者分别分为两队围成圈状以一瞬边的特有步伐前进同时边唱边跳。大家挥动长袖沿着圆圈行进，或转身拧步，或顿挫舒袖，其中还不断的呈现出孔雀展翅、飞翔等舞姿，另外在舞段中还会出现技巧，例如下腰、点步翻身等，正是通过这些舞姿和技巧，我们更能感受到藏民对孑L雀的神往。

2.孔雀之“灵”

（1）从杨丽萍的《雀之灵》中看其宗教体现

苏珊朗格曾经这样评价过杨丽萍的舞蹈，她说“杨丽萍的《雀之灵》使人们迈过了现实世界与另一世界的鸿沟，走向了魔鬼、精灵和上帝的世界”。杨丽萍的孔雀舞并不是单单以她的技艺美模仿孑L雀的灵动去“娱神”。她虽然是从孔雀的基本形象人手，但却又超出了它外在的形态，以其神韵为主进行创作。孔雀作为一只“神鸟”，杨丽萍在创编和演绎它时认为“我就是神”，达到了人神合一的境界去表现孔雀的圣灵，这比单单去娱神的作品无疑是又提升了一个空间。当一个少数民族的图腾信仰或者圣物被编导立足于“人”的精神层面上进行艺术塑造时，那它原本所具有的神性也就消失不见了。

而在杨丽萍的作品中我们能够看出她对宗教的重视以及崇尚。《雀之灵》并没有以美去取代宗教，或者我们可以说是美根本不应该去取代宗教。美只是宗教的一种艺术化的表现形式，《雀之灵》首先它具有了一定程度的思想观念也就是宗教的支撑，而这也恰恰是作品的核心，其次再是艺术化的表现形式——美。它是少有的能将宗教观念与艺术达到统一的作品，这也是《雀之灵》超凡脱俗的原因之一。

杨丽萍曾说过“小时候我的奶奶告诉我，跳舞是为了和神对话；许多年之后我明白了她的话。”《雀之灵》不仅仅是她对生命的感悟，更像是她对图腾背后神秘的宗教力量的探索，不断寻找着自己内心的归属感。而当《雀之灵》被改编为《云南映像·雀之灵》时那种“我就是神”的神性、圣洁一下子就弱化了，取而代之的则是群舞的视觉享受.

二、中国南北“S型”的差异

1.北方——以敦煌舞为代表

（1）宗教文化

在佛舞的文化圈中我们可以看出来敦煌舞受到了北传佛教的影响，即以中印度为中心，北面一路先小乘而后大乘，暂居今天巴基斯坦的白沙瓦，与古希腊、罗马、波斯艺术相汇，形成犍陀罗佛教艺术；而后从克什米尔进入新疆龟兹，化进龟兹舞；再顺丝绸之路进入河西走廊，凝聚成敦煌舞。在唐代，我国古代的历史文化及艺术发展达到了全盛时代，佛、道教的繁荣也推动了当时宗教艺术的发展。

（2）体态舞姿

敦煌舞来源于莫高窟艺术，取材于敦煌壁画中静态的舞姿和彩塑的造型。敦煌舞的“S型”体态，体态基本下沉，主要通过下半身肋、胯、膝反推移，同时膝部作出相应的配合所形成的不同s型三道弯和多道弯的曲线，还包括了直角、柔和、拧身等s型曲线。这样的曲线体态一般呈现柔、韧、沉、曲相结合的特点。敦煌舞从单一的手臂形态到整体的舞姿形态再到运动的轨迹形态都与“S型”息息相关，其“S型”又与中国式的思维密不可分。

中国式的思维可以说是圆式思维，这种思维在道家思想和佛学意识等中都能够得到体现，这种思维习惯也与最初的巫舞行为和轮回传说有关，许多动作的运动轨迹并不是朝着相同方向，相反，而是变换方向。说它是直线又不全是，说它是曲线但它也不是完整的曲线，例如我们熟悉的古典舞当中的“八字圆”，这样形成的“s型”就是敦煌舞的表现手法。

2.南方——以傣族舞为代表

（1）宗教文化

傣族地区受到小乘佛教的影响，其傣族舞蹈当中的手型也是多以模仿孔雀的头、嘴、爪等为主，而其横拧三道弯s型的体态也早在寺庙的图象中就曾出现。这样的体态不仅仅是受到了佛教的影响也与其地理环境密切相关，由于傣族分布的地区属于亚热带气候，那里天气炎热，因此傣族人民喜欢身着短袖窄衣，因而腰间自然呈现出S型的曲线，而下身她们一般喜欢穿长到脚踝的筒裙，使得胯部和上身都显现出明显的三道弯特点。可以说小乘佛教下的体态适用且顺应了傣族独特的地理环境，形成了傣族具有民族特色的“S型”三道弯。

（2）体态舞姿

傣族的“S型”体态主要表现在人体的三个方面即身、手和腿。

身——第一道弯：从立起的脚掌到弯曲的膝部；第二道弯：从膝部到胯部；第三道弯——从胯部到倾斜的上身。

手一第一道弯：从指尖到手腕；第二道弯：从手腕到肘；第三道弯：从肘到臂。

腿——第一道弯：从立起的脚腕到脚跟；第二道弯：从脚跟到弯曲的膝；第三道弯：从膝到胯。

敦煌舞与傣族舞一南一北，不同的地域宗教文化特点造就了“S型”体态不同的风格特征，敦煌舞是多异域民族的融合体，而傣族舞恰恰是民族文化发展自然产生的具有代表性的民间舞蹈。但两种美都是出于自然，也都是民族审美意识的体现。

三、“中国化”的本土现代舞——以林怀民为例

1.林怀民所创作的中国现代舞

林怀民所创作的现代舞作品风格一直在不断变化中，从早期的用西方的舞蹈技法融合中国的京剧的作品，到一些乡土情怀比较强烈的作品，再到宗教味道比较浓厚的东方肢体语言化的一些作品。他始终带着这样一种观点：“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因此在他的作品当中的能看到许多中国的元素，这些元素有些并不是你直观的能够看到的，但它却潜移默化的渗透在了舞蹈作品中。他在一次杨澜的采访中是这样阐述自己独特的舞蹈语言的，他说：“从小要做天鹅皇后，你忽然说你蹲下来，蹲下来蹲马步很奇怪，但是经过了一个适应以后，他们非常喜欢，因为这个东西是他们整体的一个集体潜意识，是集体的一个民族美学的暗示。”他一直在做我们祖先发展流传下来的东西，并将它传承和改善。

2.林怀民舞蹈中的中国元素

林怀民所创作的舞蹈作品中，中国元素一般体现在三个方面：符号、题材和动作。符号呈现在舞台上一般是指舞台的布景，作品的背景音乐，舞者的服饰和他所诠释的形象等从直观上营造一种“中国化”的氛围。从他的题材来看，林怀民所创作的舞蹈作品都是通过中国传统文化取材，像是佛教文化、古典文化或地方文化等。并且他的取材不仅仅是从有形的中国文化人手，他还从无形的却又不乏中国味道的文化中萃取，从简单外在的直接运用提升到了意、神、气、韵的层面。例如《流浪者之歌》就是中国元素一种高明的体现。从动作上来看，林怀民动作的根源就是生命，就是呼吸，就是气。而这里的呼吸指的是气的运行，丹田的吐纳，是一种东方的无我境界与西方现代舞中的呼吸大不相同。

3.仿古宗教祭奠式作品《九歌》

作为林怀民早期创作的舞蹈作品《九歌》，它的创作元素来自古代诗歌中祭奠神的仪式。他运用古代祭祀的形式加入现代的元素去呈现一种仿古祭奠。该剧的创作可以追溯到1986到林怀民在巴厘岛看到的歌舞祭祀。在剧中舞者以融合了东西方的肢体语言，通过《迎神》、《东君》、《司命》、《湘夫人》、《云中君》、《山鬼》、《国殇》、《礼魂》等章节，描绘了情欲、孤独、操控、抗争、死亡与复活。整部剧中一现代男青年出现在每一幕的场景中，看似人为的痕迹却并不显得格格不入，这样的旅人就像是我们自己，诸神的祭祀复活所要传达的精神它们一直都存在在我们身边只不过换上了儒雅的外衣。

舞剧中女巫的这一角色介于人与神之间，在全剧中共有三段抽搐之舞。第一段是在《迎神》中，半裸大红衣裙的女巫在接受过荷花池的洗礼后，在被众素净白衣的舞者鞭挞时，全身不断的抽搐，疯狂的起舞以祈求神灵附身直到死亡，表现出对神明的渴望和呼唤。而她抽搐的动作是颤抖，从腹部开始遍及全身，要有一种超自然的感觉，通过肢体和演绎者的内心诠释出肃杀蛊惑的气氛。在《东君》中东君的出现将女巫复活，她此时的抽搐之舞不再是祈求神灵附体，更多体现的是情欲的渴望和交欢时的高潮。在《国殇》中女巫再次抽搐，她悲愤地抽搐像是在用生命去唤醒死去的人。而山鬼形象的塑造也是充满了神秘的原始气息和动物性，并且也刻意的去模糊了舞者的性别塑造了一种中性的形象，使山鬼的形象更加贴近《九歌》诗词中的本来面貌，而究竟是男是女留给观众遐想的空间。山鬼的动作用力扭曲，带着狰狞的表情极力的去长大鲜红的嘴却没有声音，融入了那片孤寂荒凉的舞台背景中，全剧不断的在祈神，但神却从未降临，只有那样的形象才能塑造远古的时代感和山鬼的神性，这也许是山鬼形象并不具有亲和力的原因之一。

最后一幕的《礼魂》，全体舞者在阿里山邹族原住民演唱的送魂曲中向亡者“礼魂”祭祀，他们祭祀的或许已经不再是哪位神了，而是那些曾经为了我们的美好生活付出生命的英雄。舞台背景从一开始就是荷花的背景，荷花在佛语中有再生和复活的意义，它也象征着英雄的再生。所以说《九歌》的舞台它容纳了远古和未来。

4.冥想禅定的作品《水月》

林怀民所创作的《水月》灵感来源于两个主题，一个是佛教中的“镜花水月毕竟总成空”，还有一个是熊卫先生所创的“太极导引”原理发展成形。在作品中舞者下有水池上有镜子反射，就如同是天地间的对照，运用了太极的动作加上巴赫的音乐，以清冷、冥想式的气氛贯穿整个作品，它反映了表象与本质，着力与不着力，男人与女人的关系，林怀民以佛门偈语与太极导引作为出发点还融入了道教的哲学。

在表现空灵禅定的《水月》中还包含着道教的舞蹈元素。“水月”在佛教中为“空”，在道教中属“无”，为“阴”，为“无极”。在《水月》不间断的8个舞段中，始终暗含着太极阴阳八卦，反映出真实与虚幻，阴与阳之间的关系。它由太极入舞，令《水月》呈现出一幅幅曼妙与阴柔的浮世绘，这一切都在巴赫饱经人生苦难之后所作的乐章，相互呼应起来。

《水月》是空灵之舞的体现，是精神层面的身体体现，是灵魂的一种诉求，它不是自娱自乐，不是工具性的愉悦也不是功能效应，而是一种生命的脉动，使精神的追求。

台北《联合报·副刊》是这样评价《水月》的。“看完《水月》直觉上第一个反应是，身体真美，而这样美丽的身体，真是久违了。这个肉身曾经充满羞耻罪恶，这个肉身，曾经充满悲愤痛苦，这个肉身，曾经充满爱与纠缠，这个肉身，因为种种牵扯，陷入颠倒梦想，在水月中，一一映照着，使这些肉身有了一次凝视自己的机会。看《水月》，其实可能看到的都是自己，种种繁华，与种种看尽繁华之后，舍此身外，别无他想的清明。”

9.宗教对民族政策的影响 篇九

宗教对俄罗斯文学创造方面的影响

俄罗斯人是东斯拉夫人的一支，俄罗斯所信仰的东正教来源于古拜占庭帝国，在俄罗斯文化中，宗教既是信仰又是世界观，是独特的艺术思维方式。俄罗斯人对宗教的信仰，先知的预感，心境的启迪，使命感都体现着对宗教的信仰。以东正教为核心的宗教，深深影响着俄罗斯人的精神生活和艺术文学创作。宗教是俄罗斯民族性格中的“圣经”，是俄罗斯文学艺术的重要精神氛围，也是文学艺术创造作的题材来源。了解反映宗教意识的作品，也许是深入了解俄罗斯人、理解俄罗斯文化的一个重要途径十五世纪的约瑟夫.沃罗斯基（1439-1515）著名的《启蒙者》一书“几乎没有超出解释有争议的经文范围”（《俄罗斯神学之路》第14页）而著名神甫尼尔.索尔斯基（1433-1508）的代表作《背叛信仰》一书，“与其说是独立的论著，不如说只是作为资料汇编或资料链条而编辑的。”（《俄罗斯神学之路》第16页）。直到16世纪，这种情况才有所改变。长期以来，俄罗斯教育中心的内容都是宗教。在相当的一段时期内，俄国的印刷业几乎集中于印刷宗教书籍，因而使得俄国许多代人都是从宗教书籍（《圣诗集》，《日课集》等）学会读和写的。直到十八世纪彼得大帝时代才有所改变。因而使得俄罗斯喜多著名文学巨匠也深受宗教影响，如果戈理，索罗维耶夫等，他们宗教特征都深刻的反应在其作品中，成为影响俄罗斯人灵魂的著作。其中陀思妥耶夫斯基在他的小说《罪与罚》中塑造的人物拉斯科尔尼科夫具有相当的典型意义，体现出作家对俄罗斯现实的宗教神秘主义认识和理想。而果戈理曾受了宗教神秘主义的影响，曾到耶路撒冷作了一次朝拜，足见宗教对俄罗斯人深远影响。

 

10.宗教的产生、本质和国家宗教政策 篇十

宗教是人类社会特有的社会现象和文化现象。宗教不是从来就有的，它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是人类的认识因素、自然因素、社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而劳动实践确是起决定作用的根本前提。能有目的、有计划的劳动、制造和使用工具，是人类和其他动物之本质区别，在劳动实践中，人类的思维方式由简单的具象思维发展出了抽象思维能力，抽象思维能力的形成为宗教的产生奠定了生理上的基础。有了抽象思维，人们对做梦现象无法理解，许多逝去的人和事物在人的梦中出现，久而久之，就产生了灵魂观念，即，人除了肉体，还有灵魂，肉体消失，而精神（灵魂）长存。灵魂是宗教的根本和基础。从这个意义上而言，宗教(灵魂)的产生是人类社会的一大进步，是人类思维方式进步的集中体现。宗教的核心是灵魂（各个宗教的灵魂名称各异，但本质一致，即超自然力量）。对做梦现象的不解是宗教产生的心理基础。人类社会自产生以来，就面临着人类自身的再生产（即种群维持和延续）和生产、生活资料的再生产（为人类的再生产提供物质支持）。在阶级和国家没有产生之前，自然的异己力量是宗教产生的客观原因。由于当时的生产力及其落后，人的寿命普遍偏低，人们在改造自然的过程中又处于劣势，自然现象自然而然的被赋予某些神力，灵魂观念被放大并应用到到万物上，形成了万物有灵的思想。在这个基础之上，形成了自然崇拜、图腾崇拜、动植物崇拜等等。伴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生产、生活资料的剩余，私有制随之产生，阶级、国家出现。社会形成了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两大集团。统治阶级为证明其统治的合法性，往往以“天子”自居，其统治是“天意”而为，以达到要求被统治者绝对服从其统治之目的，统治阶级把宗教作为阶级统治的工具。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宗教是人民的精神鸦片”的说法是成立的。被统治阶级作为弱势群体，面对着统治阶级的压迫剥削，但又无法改变现状，于是将一切希望寄托于宗教、寄托于来世和天国。此时，宗教成为慰藉人们心灵的一剂良药。社会的异己力量的存在是宗教得以存在和发展的又一客观原因。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以得出如下结论：宗教产生的原因，不在天国，而是客观现实。宗教的本质是：“一切宗教都不过是支配着人们日常生活的外部力量在人们头脑中的幻想的反映，在这种反映中，人间的力量采取了超人间的力量的形式”（恩格斯，《反杜林论》）

解铃还须系铃人。宗教产生的原因，也是宗教长期存在的原因。社会主义的中国，之所以宗教现象将会长期存在下去，究其原因，是因为宗教产生和存在的原因还客观存在。即，虽然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人们认识自然和改造自然的能力和水平已经大大提高，但是，许多自然现象今天的科学依然无法予以解释，许多的自然灾害我们依然无法预测和无法避免，生老病死依然为许多人所畏惧和困惑。一些人依然试图去通过宗教的方式去认识世界和解释世界，从中得到精神的慰藉。这即是说，宗教存在的自然因素和认识因素依然存在；我国已经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已

经从根本上消灭了人剥削人的制度。但是，社会上各种矛盾依然存在，不公平问题依然突出，许多人依然寄希望于宗教，也就是说，宗教存在的社会因素是依然存在的。总而言之，宗教有其自身产生、发展和消亡的规律。正是对宗教发展规律的正确认识，我国实行的是宗教信仰自由政策。我国《宪法》第三十六条明确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宗教信仰自由；任何国家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不得强制公民信仰宗教或者不信仰宗教，不得歧视信仰宗教的公民和不信仰宗教的公民；国家保护正常的宗教活动；任何人不得利用宗教进行破坏社会秩序、损害公民身体健康、妨碍国家教育制度的活动；宗教团体和宗教事务不受外国势力的支配。”从宪法第三十六条，我们可以解读出以下内容：第一，就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宗教信仰自由一句，其包括以下几层含义，即，公民有宗教信仰之自由，但其隐含意思是，公民也有不信仰宗教之自由。就宗教信仰者而言，有现在信将来不信之自由，有现在不信将来信之自由，在多个宗教中，公民有自己选择哪个宗教信仰之自由，在同一宗教的多个派别中，公民有权选择任何一个派别信仰之自由。第二，如果国家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强制公民信仰宗教或者不信仰宗教、歧视信教或不信教公民，即构成违宪，情节严重者，有可能以违宪为由，受到法律的处罚。第三，国家只保护正常的宗教活动，非法宗教活动不受保护，且要受到行政和刑事处罚。第四，宗教不能干涉国家的各项社会事务。即，坚决贯彻实施政教分离政策。第五，我国的宗教事务坚持“三自”方针，即自传，自养，自治，我国宗教不受外国教会和政府的支配，其目的，一是为了保证我国教会不受外国势力支配和利用，二是为了维护我国国家主权完整。

宗教没有自己的历史，它的历史必须到社会史中去找寻。古今中外，唯有那些不断适应社会变化发展的宗教才能够取得长足的传播和发展（佛教、伊斯兰教和基督教为其代表）。这个过程，本质上就是宗教与社会相适应的过程。新形势下，江泽民同志提出了“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命题。这个命题的提出有其巨大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首先，作为一个以唯物主义为主导思想的国家，提出了“相适应”理论，充分说明了党和国家对宗教的发展规律的认识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其次，要正确理解“相适应”理论之内涵，必须厘清以下几个问题，第一，相适应的过程中，社会主义的中国是“树”，宗教是“藤”，不是社会主义的中国去适应宗教，这是大前提。第二，是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而不是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相适应。第三，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不是为了消灭宗教，而是为了更好地发挥宗教的积极作用，更好地促进宗教自身和社会发展。

新疆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多宗教并存的地区。新疆宗教的历史可以简单的分为原始宗教时期；以佛教为主的多种宗教并存时期；以伊斯兰教为主的多种宗教并存时期。

原始宗教时期：自然崇拜、灵魂崇拜、图腾崇拜、动植物崇拜、祖先崇拜、萨满教；

以佛教为主的多种宗教并存时期：祆（xiān）教、摩尼教、景教

（基督教的一个异端分支）道教、佛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