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理十诫

管理十诫（共7篇）

1.管理十诫 篇一

《十誡的愛》讀後感

讀完這本書，我不禁自問，自己夠資格受洗成為基督徒了嗎？神愛世人，但是人卻不能濫用神的愛。十誡是神與人的約定，‘我們遵守神的誡命，這就是愛他了。並且他的誡命不是難守的’。（約壹5:3）

‘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別的神。’（出20:3）每當我把這條律法告訴朋友們時，他們總說：‘上帝真小氣，憑什麼我不能同時參加幾個宗教？’就如妻子與丈夫有婚約，妻子不可同時擁有兩個丈夫；基督徒和上帝也有約法，要確信真神只有一個。雖然我明白這個道理，但卻發現自己在很多方面做得並不足夠。也許是信心不足吧，我不時也會關注一下星座運勢等等。其實這已經違反了第一條誡命。神的約法並不是口頭說說而已，在實際生活中也要遵守。

‘不要妄稱耶和華——你神的名；因為妄稱耶和華名的，耶和華必不以他為無罪。’（出20:7）我不喜歡朋友們拿耶穌的名字自編歌曲，其歌詞還要包含著不敬，不堪入耳。也有的要被審判的人，在上

法庭前把自己的宗教改成基督教，使基督徒的操行在大眾眼裡被貶低了。有邪教打著上帝的名義，騙取錢財，到處施行巫術。有時候想起這些事情，不禁感歎宗教信仰是有多重要。失去敬畏之心的人類，竟如此胡作非為，是有多愚昧！

心中的聖靈一直提醒著我們要遵守神的誡命。在我們想偷偷地摸寫著‘請勿觸摸’的物品時，聖靈提醒我們：這是錯的。在我們準備用奉獻的金錢買一件昂貴的衣服時，聖靈提醒我們：那是神的倉庫的糧。但是魔鬼總是慫恿我們，‘摸一下又不會怎樣’、‘這件衣服真的很適合你’......若是被魔鬼迷惑，十誡就會被我們拋之腦後；若是聽從聖靈的提醒，神的門就會為我們打開。

2.新垃圾十诫 篇二

一、误将垃圾问题视同危机处理

二、不迷信不实万灵丹

三、乐意为垃圾处理付费

四、利用金钱诱导行为

五、切勿轻信象征

六、以大宗垃圾为焦点

七、购买再生及可再生产品

八、鼓励小幅调整家庭行为

九、不要太在意风险

十、教育下一代——消除迷思

考古学和历史文献的记录让我们很容易看到人类垃圾从古至今已产生巨大的变化，无论是其数量、成分,还是处理的办法。作为物质文化的一部分，垃圾完全可以成为区别一个社会与另一个社会，一群人和另一群人的重要特性。尽管近年来由于环保意识的兴起和资源的压力，人们逐渐将许多赞美之词安在垃圾上，如“资源”、“宝贝”，甚至是“金山”，但这并没有改变普通人对垃圾固有的一种不快和排斥之感——人始终不喜欢生活在由自己产生的垃圾的周围。

从古到今，垃圾的处置之道一直存在两种基本模式，一是再利用，二是使之消失于眼前。前者无论何时都只是一种补充形式。“使垃圾消失于眼前”，就是让垃圾不在自己的感知范围之内，也就是所谓的“眼不见为净”或“鼻不闻为清”。这样的办法从古到今，五花八门，但始终离不开三种基本形式，即“埋”、“挪”和“烧”。传统的几种垃圾处置之道在当今都可以找到变相的新形式。卫生填埋取代了没有任何防渗措施的垃圾掩埋；新的焚烧厂也都同时设计了热电联产的功能；废弃物的跨境转移一些已经成为非法，而另一些还成了重要的国际贸易“商品”。

还有一种“使之消失在眼前”的办法我们也不能不提。在史前人类的生活遗迹中，考古人员也发现了许多垃圾，但先祖并没有把它们埋、烧或挪，他们的办法是“走为上”。主动躲避垃圾的行为模式无疑是和旧石器时代人类“狩猎采集”生存模式相对应的。

如果今天的人可以像史前人类那样糟蹋一地就换一个地方的话，也就不会发生北京六里屯居民反对垃圾臭气和焚烧的举动了，因为即使几个有钱人掏得起换个新家的钱，大多数人还是要住在垃圾的附近。六里屯这个重大的环境维权事件的好处这里就不用多说了——一方百姓的权益得到伸张，环保局果敢为民的义举得到歌颂，项目技术层面的问题将会做进一步的讨论。更重要的是它显示出在通往公民社会的道路上，公民团体开始主张自身的合理权益，开始参与公共事务。但也存在让人担忧的一面。事情皆因垃圾而起，但垃圾问题就此结束了吗？与许多其他地方一样，深受垃圾之苦的六里屯居民自己并没有开展起垃圾分类。因为没有分类，垃圾量减不下来，每天成吨的垃圾还是会送往他们身边的六里屯填埋场。虽然填埋场一天到晚不停地往垃圾堆上打“除臭剂”，但居民实际上还是在“闻”由他们自己制造出来的气息（至少是部分的）。焚烧项目是停下来了，如果其最终结果只是转移到别处，那“别在我后院”岂不是造成了污染转移，环境维权岂不是造成了环境的不公平？毕竟如六里屯居民这般“强势”的人群在当今还是不多见的。

在北京市十一五垃圾处理规划“四三三”（焚烧、填埋、循环利用三种方式处理垃圾量的比例）战略的笼罩之下，城市垃圾问题已经被约减为污染控制。无论是为垃圾增长设置控制的目标，开展真正的垃圾分类，还是更合理的规划末端处理的组合等等这样的良策，并不在六里屯事件后的讨论和研究范围之内。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与世界上其他地方一样，“焚烧”在中国也成了解决垃圾问题的救命稻草，但和世界其他地方不一样的是，它并没有遭到应有的质疑与挑战。

我们确实已经错过了一些重要的契机，把对垃圾的社会讨论和可持续的综合管理提到日程。奥运会的申办和筹备没能让我们在分类上取得突破，反而造就了一些虚假的示范；《关于消除持久性有机污染物的斯德哥尔摩公约》的国家履约行动的正式开始，也没能让我们及时触及垃圾的问题——已经是二口恶英第一排放大国的中国在垃圾焚烧厂风起云涌之后将如何收拾残局？如今的六里屯和正发生在各地的与六里屯一样的事情能成为新的契机吗？至少我们需要为此而努力。

在此，笔者斗胆提出“新垃圾十诫”，一则为实践提供建议，二则也是为引起大家的进一步思考。

一、从面对他者转而面对自己

只要是人就会产生垃圾，垃圾是社会和社会人的属性。因此要真正的解决垃圾问题，从根本上是要解决人和社会的问题。由此出发，在垃圾管理对策中应确定源头减少、循环再用和末端处理的先后次序的原则。作为下策，末端处理实则是把垃圾作为已经独立于人的他者来对待，只有社会中的一小部分人才能去从事，而效果也最差。作为中策的再利用虽然离不开后端的专业技术和最终的末端处理，但它已要求人们开始调整自己的行为，如进行垃圾分类。少产生和不产生垃圾是最有效和最优先的对策。这一层次则根本要求每个人改变自己的人生态度、生活方式和消费行为，而非在垃圾上做文章。

二、不把垃圾问题推向危机的边缘

拉什杰的垃圾“非危机”说诚然有其道理，但时代在推进，当年的乐观放在当今世界已经不得不做出一些警示性的重新诠释。如果我们承认现在人类物质消耗模式已引发全球性环境危机的话，作为整个物质流中的一个重要环节，垃圾岂能脱得了恶化危机的干系？过分的物质流及其引发的垃圾流给整个地球生命带来的是温暖化（实质就是熵增大的过程）、酸化和毒化的效应。这样的科学认识同样指向我们所倡导的有先后优先次序的垃圾对策——减量是首选的减少物质流的办法，循环利用次之，而末端处理在不同程度上都会加剧地球环境危机的深化。因此把垃圾问题放在全球环境危机的背景下，我们需要具备危机意识。

从目前环保工作的现实看，存在着把非危机问题推向危机的因素。关于垃圾管理的信息不容易被公众得到，关于从过去到现在由垃圾产生的污染和环境影响的关键数据信息也不敢向公众公开。一个社会无法自我意识自己的处境，也就不能采取相应的对策，这本身就已经是一种危机。更严重的是，许多掌握公共资源和政策权利的部门和人士在面对问题时，还堂而皇之地表示，不面对、不采取措施是因为存在更严重的问题，而没工夫弄垃圾的事。试想一下，我们现在哪一件“最严重”的问题当年不是由被忽视的次要问题转化而来的？放任问题的危机化本身也是一种危机。

三、将“大钱”先用在前端

如拉什杰所说，末端的垃圾处理不存在灵丹妙药。每一种垃圾处理的方法都有其局限性或重大的缺陷。然而，前端的措施不加投入和努力并不会自动发挥功效。现今，北京市一个垃圾焚烧厂的投资可达八亿元人民币，而市政管委一年在垃圾分类工作上的专项资金才不过两千万。这样的反差确实反映了我们在垃圾管理思路上的错位。如果我们真的要按照许多权威机构和专家说的那样实践垃圾管理的优先次序的话，就应先体现在资源投入重心的转移上。

四、为垃圾买单

按照垃圾产生量为垃圾交费或税是迟早的事情。需辨明的一点是，税费的目的究竟是什么？目前的环卫工作仍是一项公益事业，政府每年都会给很多的补贴，然而将来垃圾税费的首要目标却不应该是弥补这一部分的缺损，而是实现对垃圾产生量的抑制。这就如同梯级水价或电价一般，不让物质消耗放任自流。设置这样的经济杠杆有一个前提，即大到整个社会，小到一个地方对垃圾的产生量都应有所规划，在此基础上才能制定出有效的垃圾税费计划。

诚如拉什杰在其“十诫”中所强调的，在有以强制性措施出台为标志的社会共识形成之前，公民的自愿行动是一切事情得以向前推进的起点。在现实中，生活垃圾中的一些有毒有害废物，如废灯管、废农药和废油漆，已经可以被专业机构环保处理。垃圾产生单位主动承担这些废物的必要处理费用虽然在国际上是最普通不过的责任，但这种在我国尚属开先河的做法于现阶段确实值得大力鼓励和提倡。

五、不轻信象征

拉什杰著书的那个时代的垃圾问题的象征是塑料制品、一次性用品以及让美国人心有余悸的“莫泊4000”垃圾驳船的“迷航之旅”（该船因找不到垃圾倾倒地而四处游弋）。如今，在我们的生活中，也存在这样的象征，反面的我们谈多了，如塑料袋、一次性用品和废电池。如果我们从综合的角度，应用生命周期分析的方法，这些象征未必就如我们平常所描述的那样可怕。相应的却还有一些“正面”的象征更应让人警惕。当人们一提起白色污染时，就会想到“纸袋无限好”或“可降解最环保”之类的意象。有人甚至更认为“大面积发布袋就可解决塑料袋泛滥的问题”，这简直和减少垃圾的理念背道而驰了。去除这些盲目的象征过程,其实就是倡导一种用综合角度衡量不同物品和行为的环境影响的方法。

六、垃圾分类，厨余先行

目前，无论是纸类还是建筑垃圾中的可回收物在中国都可以得到较充分的回收再利用。与此相对，中国城市生活垃圾中最麻烦的问题是有机（湿）垃圾与各种包装物及塑料袋的混合。将这二者分开既可以提高包装材料如塑料和纸的回收利用率，又可以提高有机垃圾的堆肥质量。这是减轻垃圾末端处理压力的最重要的切入点。

七、购买环保的再生产品

这里笔者不得不在中国的特殊情况下强调再生产品的“环保”二字，因为，再生行业本身就存在重大的污染问题。如何监管和正确引导这些企业显然不是一朝一夕的简单事情。考虑到这样的现实，我们不得不反思现如今已经深入人心的“回收崇拜”——人们觉得回收绝对比填埋和焚烧好，在某些情况下，还异化成大量消费和大量浪费的一种借口。

不过，我们也应看到，再生产业联系着一支庞大的劳动大军和市场。据估计，北京市现在有30万的拾荒劳动大军，垃圾回收再生产业是许许多多人的重要生计，很多并不环保的再生制品也是许许多多人的生活必需品。考虑到这样的现实，减少回收再生过程中的二次污染需要和保证就业、稳定物价和职工健康等复杂的因素结合起来。

八、小幅调整家庭行为

这里强调“小幅”，一方面是想说明我们不能完全指望通过人们的觉悟和意识的提高解决问题。公共问题首先要在公共制度和管理上下功夫。另一方面，“小幅”意味着那些能够产生重大影响的改变其实在行动中只是一些不太困难的小事。比如，在厨房中多设一个袋或桶，把原来混在有机垃圾中的东西分着放；每次到超市买东西先估量一下自己是否能在保质期内消耗掉；选择包装少些的物品；更好地保养电器和各种用具，让它们的寿命长些。意识的提高和行为的调整无疑有赖于舆论环境的营造。在这一点上，拉什杰也发现了问题的关键所在——一时的运动不能收到真正的成效，只有持久性的工作才能最终得以改变。

九、垃圾分类要相信群众

我们这些年总在争论垃圾应粗分还是细分，分几类和怎么分。政府在推行垃圾分类的时候，也总倾向于制定一个统一的标准，让大家学习，然后跟着做。可是，这些方案和标准拿到具体的社区和单位之中，还没有哪个被证明是完全有效的。这种工作思路除了没有充分考虑到各个地区的不同条件外，从根本上就是走自上而下的公共管理的老路。实际上，这样的“标准”限制了我们许多社区的潜力。无疑，“粗分”仍然是有道理的，然而“粗分”不应该成为统一的标准，而应该成为政府施政的底线，配以相应的基础设施和奖惩机制。在底线之上，应充分地让居民自己讨论自己的问题，自己决定垃圾分类的程度。只有群众亲身参与方案的设计和决策，施行的效果才好，才不会变成做样子。

十、教育下一代

让新一代的人树立起环境意识包括“垃圾意识”无疑是非常重要的“历史任务”。教育不仅在课堂和教材中，教育还在受教育者的社会环境中，在他们的亲历与实践中。因此，大人们先树立起“垃圾意识”，养成良好的行为习惯会对下一代有潜移默化的影响。与拉什杰所强调的一样，环境教育工作者应该有很强烈的责任感，不要把整个社会在垃圾问题上的迷思与错觉继续传给新一代人。我们要努力设计出与垃圾有关的活动，比如带领青少年参观垃圾处理设施，让他们与清洁工一起工作，与拾垃圾者进行交谈，这才能让他们切实感受到垃圾的不可承受之重。从另一个角度看，孩子们是垃圾分类的先锋。虽然因种种原因，孩子们的热情很可能被现实浇灭，但大人们任何时候都应给予他们积极的回应，如果把自己的懒惰和沉沦带给了孩子，那是对他们最大的伤害。

人能否与自然达到真正和谐还面临许多挑战，如果垃圾会说话，它会第一个告诉我们。这个地球现在要承载六十五亿的人口，我们的国家也居住着十三亿人，把垃圾总量减到自然能接受的程度恐怕不是那么容易。更何况许多经济新兴国家都在把美国、日本和西欧的生活标准和物质消费模式作为奋斗的目标，在这样刚性的发展趋势下，地球的承载力将持续下降，而负担反而增加。对待垃圾问题，我们毫无乐观可言，一头我们需要彻底改变我们对待自然的态度、生活方式和经济运行模式，另一头我们还要减轻垃圾给人带来的直接危害，毕竟要让现在的人先好好的活着。然而，执行舍本逐末的办法往往证明它是不可执行。当我们在很认真地谈论堆肥、填埋、焚烧这些解决办法时，永远不要忘了事情的另外一头——减量和再利用。只有把两头结合在一起，又分清轻重，我们才有希望。

3.《十诫之生命无常》观后感 篇三

——chenencr7

我们的人生轨迹是自己走出来的还是上主已给我们铺设好的？是什么可以给我们的生命一个保证？是准确运算的电脑程序，是严整精密的数学科学，还是教堂里脸上溅满烛泪的圣像？看完这部《十诫之生命无常》，满载着这些疑问与不解，于是，开始了对这部电影的解读与深思。

这是一部关于理性与信仰的电影。

路上一条冻死的狗，让小波威初识到生命的无常。死亡突兀地出现在自己眼前，让小波威惶惑不已，打乱了原本和谐平静的心灵，不像的阴影笼罩着他。这迫使小波威去寻求解答，但他从他的长辈那里得到的答案竟是迥然有异的。对于小波威的促然提问，父亲有些措手不及，他颇费措辞地给了一个生物学的解释：死亡就是生物的脏器衰竭，肌体功能丧失，躯体失去活力。他的父亲是一个大学数学教授，智识超群，持理性和无神论的生活态度，生在一个天主教家庭但却不信仰宗教，认为信仰只是让某些人更容易的活下去。对于他而言，世界是数理化的，是可计算的，只要能给出初值和边值条件，就能通过构建好的数学模型计算出各种结果。因而这个世界是可把握的，生活可以加以控制。好比通过一个电脑，利用适当的程序就可以自动执行某些家务操作，就像小波威演示给姑母，电脑可以控制门的启合，也可以控制水龙头的开关。

但小波威不满意：“我不是问这个，我问人为什么要活着？”小波威问的是人生的意义，但这个问题是理性所不能解释的。父亲含糊其词：“活着是为了让下一代人更好的活”。理性以一种乐观腔调偷换话题了，可答非所问令人难以满意。小波威的姑姑艾琳娜随后给出了另一种理解：“人生最重要的是你能为别人做事，帮助他们，不管多么小的忙，你会觉得他们需要你，然后，人生就好过多了。” 意思是人活着的价值便是相互关爱。情感是相互的，我们在情感的交互中得到久违的存在感之慰籍。

小波威的姑姑所坚持的是信仰，信仰就是上帝，就像她给小波威所表示的，她把波威抱在怀里，告诉他这就是上帝，上帝是爱。而上帝究竟是谁呢？影片结尾，父亲带着丧子之痛来到神龛前，神像流下了“眼泪”，他后知后觉，上帝并非如此理性，也非那样感性。

这就是影片所讨论的主线，即波威的父亲所代表的理性与姑姑所代表的信仰。对于父亲这类无神论者来说，理性是世界的全部。但是显然他们将数理科学的作用夸大了。影片中也用丧子之痛狠狠的打击了波威的父亲，数学实验室里的活动是在理想条件之下的活动，而任何具体的人类事务，总会遇到许多偶然的、意想不到的情况，受着某时某地条件的限制，实际生活不是用任何原理所构筑起来的。波威的父亲作为一名数学教授来说是非常可悲的，本人也是数学专业的，凡是学数学的人都知道，任何完美的数学模型（例如影片中所使用的数学方程式）的构建都是在简化条件的基础上得出，这种条件是极其苛刻和理想的，在生活中几乎不能达到，数学也要联系实际。此外他计算冰面破裂时的临界体重也令人难以接受，首先是他所代入的边值条件太少，只有地面温度，忽略了其他各种因素的影响，例如气温，空气流速，振动等影响，更别说其他突如其来的自然因素；其次是他所代入的仅仅前两三天地面温度的数据，从统计学角度看，这实在太不科学了，没用庞大的数据完全没有办法体现地面温度变化的规律；另外就是他所

计算得出的结果，建立在完美条件下的模型所得的结果在实际中不会完全可靠，真正令人信服的结果必然是计算的结果在一个区间内，并且是有一定概率的，而非百分百。正如天气预报一样，它的计算也是通过完美的数学模型，但得出的绝不会是某个确切的温度。这确实令人讽刺，正是他所坚持的理性害死了他的孩子，他以为他可以通过理性控制它的世界和生活，但理性却给了他当头棒喝，更讽刺的是，得知孩子不幸冰裂坠湖身亡后，心灰意冷的他却下意识的走到了教堂的神像前，仿佛希望他所不信仰的上帝能够将他的孩子的生命带回，这一刻，他对自己的坚持产生了怀疑。

这种盲信科学主宰一切，将科学当作一切声音中的最强音，乃至用科学蓝图去改造社会，是二十世纪人类悲剧的来源之一。

而对于姑姑艾琳娜来说，生活的琐碎和无奇迹，抑或说上帝的不显现，但这并不表明上帝不存在。人需要信仰，但不是象父亲所说的那样：信仰只是为了让某些人（智识低下者？意志不坚者？）更容易地活下去。信仰于人应该就像爱之于人一样是自然的，不可或缺的，但对此说不上什么理由。宗教的存在有它的必然性，理性不能解释这个世界的全部，纵使能说明人类甚至宇宙的起源，但宇宙的过去和未来理性又怎么能说的清，但信仰正好可以填补人类不可知的空白，这并非是人类的自欺欺人，正如 死亡对于人来说，是一种未知，它不必谈也无需回避，就像是一种禁忌一样。除此信仰也是生活所继承来的一部分（艾琳娜跟小波威谈到了她的天主教家世），是人们生活得以延续和传承的保证。

经验解决不了的问题，不可能交给大量的统计学样本去解决； 知识解决不了的问题，也不可能交给同样带有局限性的科学。我们走进庙堂，相信某种超乎认知的东西存在，并确定使心灵得到安慰的并非来自彩色玻璃或者精致塑像的美感，所有躬行千年的信仰大概如此，都能在哲学上找到溯源或者在神学上找到圣谕，然后变成为教诲：它不见得在哭泣的时候帮助微笑，却默默履行着时间的义务，并与信者同在。

4.投资十诫之一 篇四

A产品的预期最高收益率可达20％，B产品的预期收益率在5％左右，该如何选择?貌似一道简单的选择题，却让不少投资者轻易踏入了投资的第一个误区。收益与风险是硬币的正反面

在投资的过程中，收益率是投资者们最为关心的一个问题。于是，在很多情况下，收益率成为了众多投资者选择投资产品的唯一标杆。“当然选预期最高收益率20％的产品了。”有的人毫不犹豫便作出了选择，理由也很简单——投资就是为了多赚钱，收益率当然是愈高愈好。

“有时候，客户是简单地把苹果和香蕉进行比较。”一次年前的投资交流活动中，一位银行理财师私下里向记者抱怨说。

这位理财师前不久帮客户林先生做了一套全面的理财规划方案。“在和林先生的沟通中，就发现他的风险意识很强，是个典型的风险规避型的投资者。”根据林先生的风险偏好和承受能力，考虑到林先生的年龄已接近退休，理财师结合他的一些理财目标，为林先生推荐了几款低风险的理财产品。“主要是一些偏债券类的产品，收益率不高，但是比较稳健。”然而，让理财师感到为难的是，林先生对于他所推荐的产品并不满意。

林先生觉得，自己找专家理财的目的就在于找到收益率更高的产品，而理财师为自己推荐的产品年收益率不足5％，实在让自己无法接受。

林先生并非个案，很多投资者在进行投资产品的选择时，往往出现极为矛盾的心理——既害怕风险，又推崇高收益的产品。殊不知，收益和风险是同一枚硬币的正反面，它们相依相存，无法割裂。

夏普比率全面衡量风险与收益

A产品预期收益率较高，但风险较大；B产品预期收益率低，但风险相对较小。因此如果简单地将A、B两款产品进行比较的话，无异于犯了将苹果与香蕉来比较的错误。

那么，是否有一些量化的指标可以将A、B两款产品进行比较，全面衡量不同投资产品的风险与收益，以防止投资者“只注重收益率”的片面选择呢?不妨可以引入投资学中的一个指标“夏普比率”(Sharp Ratio)。

夏普比率又被称为夏普指数，最早由诺贝尔奖获得者威廉·夏普提出。简单地说，夏普比率的意义在于它可以衡量出在承担同等风险的情况下，投资所获得的收益情况。在很多基金评级体系中，已经把夏普比率作为一项综合考虑基金风险与收益的指标。这是因为基金较高的净值增长率可能是在承受较高风险的情况下取得的，因此仅仅根据净值增长率来评价基金的业绩表现并不全面。

如在晨星中国基金排行榜中，从2009年9月开始引入了“最近三年夏普比率”这一指标，以期对基金的风险与收益进行全面衡量。以晨星中国2010年1月末的中国基金排行榜为例，我们可以看到在股票型基金这一大类中，夏普比率居前的基金有博时主题行业股票型基金，最近三年的夏普比率为0，81；国富弹性市值股票型基金，夏普比率为0.8；兴业全球视野股票型基金的这一指标也达到0.8。夏普比率越高，说明这几只基金在承担同等风险的前提下，带来的净值增长率越大。对于投资者来说，以这一指标来衡量基金的业绩管理能力，无疑要比单一的业绩增长率更为全面和综合。因此，我们在进行基金的选择时，与其只着眼于这只基金没立以来所带来的回报率，倒不如查阅一下它的夏普比率。

了解收益率的实现途径

对于银行所发行的理财产品，我们很难获得现成的指标。如果用夏普比率来进行收益与风险的综合考量，这个时候除了关注产品可能产生的预期收益率外，需要关注的一个问题就是去了解收益率的实现途径。

以目前市场上所发行的理财产品的类型来分，我们大致上可以采用如下的方法。

如对于一些投向于货币市场工具的理财产品，它们获得收益的途径是：将募集来的资金用于购买各种货币市场产品，如国债、银行间票据等等，这些债券、票据的收益便可为投资者带来资金的增值。而一些投向于信托计划的理财产品，往往是将募集来的资金用于某一项目的贷款计划，获得略高于市场水平的利息收益。

直接投资于证券市场，则是近来银行理财产品的主要方向。如一些新募集的理财产品计划，投资标的为A股市场的股票与基金，这种理财产品的收益主要由所投资股票和基金获得的价差收入来体现。当市场表现不利时，这种产品会遭受到较大的损失。

5.投资十诫之七 篇五

家住上海的林先生和妻子月收入总共大约能达到13000元。2008年6月，林先生将金桥的一套房子卖掉，净得82万元，家庭总资产达到102万元，无负债。此后，他们搬到源深体育馆附近的一个小区，花费3000元租了一套两室一厅的房子。此时，该小区单价约1.4万元，如果购买一套88平方米的房子，总价约130万元。林先生的太太建议买下这样一套房子，毕竟有孩子了，以后上学要分学区什么的。但林先生说，他的总负债不希望超过50万元(差不多相当于5年年收入)，如果买130万元的房子，首付70万元(家里留一部分资金)，那么还要贷款60万元，每月还款额4000多元。林先生觉得负债太高。最后拿出了15万元投资股市，其余资金都放在银行存款上。

结果，时不我待。转眼到了2009年年底，该小区单价已经涨到了2.3万元，林先生夫妇那套目标房已经涨到了200多万元，距离林先生的目标反而更远了。还花掉了林先生一家不少的房租。

过度保守时不我待

潘阿姨也有过“错失良机”的经历。2009年1月，女儿请她和老伴去海南旅游。“当时辰光我真的被海景折服了，想要在海南买套公寓以后好做候鸟老人，舒适地养养老。但老伴不同意，结果没想到今年海南房产会这么热，赶上开发国际岛，房价不要涨得太快哦。”潘阿姨想想真后悔。

如今不少人都是“房奴”，大部分收入用于偿还按揭。虽然这样的安排有些“圆”，但还是起到了一定的资产积累、强制储蓄作用。林先生这样“怕负债”的人群倒已经比较稀罕了。

虽然说在投资中有一定风险意识是对的，但林先生年纪尚轻(不到30岁)，风险承受能力实际上是较高的，只是他的心理负担能力不足。对他的家庭而言，有一套产权房其实是比较刚性的需求，有能力利用银行贷款来完成这一家庭理财目标，实际上是不错的。可惜，林先生有点“前怕狼后怕虎”的感觉。现在那些钱大部分留在银行储蓄，也是比较可惜的，收益率实在过低。建议林先生夫妇多作些打算，把家庭资金盘活，把日子过得更红火。

而潘阿姨及其先生，虽然年纪大了，但也有自己的想法和过法。如果看到合适的养老方式或投资，在不影响自身退休生活质量的前提下，也可以动一动，有时候姜还是老的辣，老年人的投资眼光反而不错。

勇于承受适度的风险

林先生、潘老爷子这样过于保守，在自己能力范围内却不愿意合理举债的人士，一旦错过了利用银行杠杆做巧妙投资安排的机会，可能也就意味着错过了让财富较快速膨胀的机会。

不如衡量一下自己的还款能力，看看如果做某一项大投资，是否在自己的可承受范围之内，做到适度即可。

银监会2004年曾经公布了一个《商业银行房地产贷款风险管理指引(征求意见稿)》，其中规定，单笔房贷的月支出须控制在收入的50％以下。于是，我们可以把贷款额不超过收入的五成认为是一种“度”。如果超过了这个“度”，我们就不认为这是个积极的理财行为，而是有风险的理财行为了。

6.美国公务员有“十诫” 篇六

“在美国，联邦公务员是一份既不很吃香又不太丢人，旱涝保收，有比较优越的福利待遇，但没有任何额外收入的工作。不过，如果问美国的孩子长大了想做什么职业，他们的回答五花八门，护士、厨师、幼儿园老师，但是绝对不会说当公务员，也很少有大学生主动向往这个职业。”12月5日，何奇恩在美国费城家中接受了环球人物杂志记者的采访。何奇恩已在美国当了十几年公务员，其作品《我在美国当公务员》一书于近期在国内出版。

何奇恩对记者说：“我只是一个普通人，工作时会全力以赴，生活中是个特别顾家的人。我希望自己过得幸福，同时也尽量帮助别人过得幸福。”

放牛娃的求学路

1960年，何奇恩出生在浙江诸暨安华镇矿亭村，初中毕业后就回家放牛。1977年恢复高考，他开始做起了大学梦。无奈的是，他整个学生时代都在“文革”中度过，学业几乎是空白。第四次高考失利后，何奇恩被乡邻们讥笑为“生定务农的命，癞蛤蟆也想吃天鹅肉”。

怀着执著求学的心，何奇恩六进诸暨中学求师，终于打动了学校领导，让他进入这所重点中学的英文班学习。但是，他第一次英语测试居然只得到9分。面对老师的质疑，他立下军令状，“给我一个月的时间，若跟不上，我自己退学”。无路可走的何奇恩开始疯狂地学习，前半夜路灯下、后半夜厕所里。1981年，他最终考入北京师范大学英语系。

当时，学英语的学生是整個校园中最新潮的，但何奇恩却是最落伍的那个。“我不会跳舞，不会溜冰，不会说普通话，也不会说英语。”一次口语课上，他为了躲避练习在教室与老师玩起了猫捉老鼠的游戏，生生把美籍外教给气跑了。为此，系主任钱瑗女士找他谈话，鼓励他。何奇恩又一次发愤努力，从背英汉词典到参加各种课外实践，最后以优异的成绩毕业留校任教。

1990年，何奇恩辞职赴美与留学的妻子团聚。初来乍到，除了妻子在实验室工作的微薄奖学金和一间宿舍，他们一无所有，何奇恩只好边打工边读书。1996年，他即将获得美国天普大学语言学博士学位，孩子也即将出世，何奇恩却兴奋不起来，因为工作还没有眉目。

1997年底，何奇恩在一份小报上看到条信息：费城老人局要招聘一名难民协调员，他的条件正好符合。通过面试，他当上了政府部门的临时工，合同期一年。从此，何奇恩开始了在美国的公务员生涯。

拒绝了总统助理的邀请

在老人局，何奇恩尽心尽力地为难民老人服务。费城有一半人是非裔，他们主要聚居在贫困区。精明的韩裔在非裔社区做生意，挣了不少钱，自己住在环境更好的郊区，对非裔很少回馈。所以，两者摩擦不断。何奇恩发现，语言文化是他们之间的主要障碍，后来，在何奇恩的建议下，非裔和韩裔互教互学，他们的关系也慢慢地缓和了。

合同快到期了，何奇恩准备打包走人，心里不免有些悲凉。在他原定要离开的日子，费城老人局的表彰会开始了，局长在表彰会上宣布：“今年老人局的年度人物是项目协调员何奇恩博士。”不仅这样，费城老人局同时任命他为少数族裔专员。把最高奖颁给一个临时工，又把这个临时工破格提升到重要岗位，在老人局这是没有先例的。

何奇恩对记者说：“帮别人就是帮自己。帮助人就像播撒种子，种子撒下去有没有收获没关系，只要你真心帮助别人，回馈该来时自然会来。”

一天，何奇恩接到一通含混不清的电话，最终弄清是个非裔的美国女性。虽然服务非裔不是他的职责范围，何奇恩还是找到她的住所，帮助她从药房取来药，并时常去探望她，两人最终建立了牢固的友谊。

这位非裔女士叫乔伊斯，在美国卫生部工作。2001年，经过乔伊斯的推荐，一项几乎是为何奇恩“量身定做”的招聘被发布出来。尽管工资比原来的单位差了一大截，何奇恩还是义无反顾地选择了卫生部的工作，进入美国卫生部联邦医保中心信访办公室担任健康保险专员。

信访办公室的主要工作，是通过回复信件、接热线电话为医保受保人提供咨询以及解决问题。初来乍到，他一筹莫展。“有问题就得问，同事们是不会主动提供帮助的，怕会给你造成看不起你的印象，低估你的能力。”上司帕特诚恳地告诉他。之后，何奇恩花了半天功夫写了第一封信，帕特鼓励道，写得很不错，并请他再发封电子邮件来，可以帮他修改。看到改好的信，何奇恩吃惊地发现：几乎是重写了一遍。“帕特真是用心良苦，没有在信纸上改得面目全非，怕伤害我的自尊心。”渐渐地，何奇恩在拥有几千名员工的美国卫生部脱颖而出。

2006年4月13日，何奇恩与美国总统布什、劳工部长赵小兰、卫生部长麦克雷兰坐在一起，讨论联邦处方药计划。在面对全国的现场电视直播中，布什风趣地说：“这太不可思议了，奇恩到美国还不到20年，现在竟与美国总统讨论国家大事了。”会议结束后，总统助理向他发出邀请，“总统很喜欢你，来白宫吧，加入我们的团队。”但何奇恩拒绝了，理由是“我不喜欢你老板的有些政策”。

职场“零容忍”

针对国内的“考公务员热”，在接受记者的采访时，何奇恩介绍说：“在美国，联邦政府招聘公务员没有全国统一的考试。如果哪个部门有空缺的职位，会把对应聘者的要求发布到互联网上，你如果符合标准，就可以申请参加笔试和面试。”

何奇恩坦陈，自己作为第一代移民，想找的是一份能够安居乐业的工作。加上自己善于与人沟通，他觉得自己选择公务员这份职业是很明智的。“美国联邦政府的公务员分为两种，一种是高级公务员，包括总统、各部部长等，高级公务员是有期限的；另一种是普通公务员，分为15级，这种是终身制的。”何奇恩说。对于公务员的升迁问题，何奇恩称：“我们对升迁并不十分热衷。现在我是13级，14级以上就相当于管理层了。14级和13级工资相差很少，但是工作压力大很多。”

在美国当公务员也有些“规则”，从前的同事露丝传授给何奇恩“十不”：不谈论你的同事和上司，不谈论宗教问题，不谈论和性有关的事，不谈论你过去的成就，不刻意地去讨好同事和上司，不随便和人发生身体接触，不向别人借钱，不随便穿着，不高声谈笑，不垂头丧气。“十几年来，我领会贯通这十条真传，倒没有在办公室惹过事。在美国公务员职场中，有一些事情是‘零容忍’的，比如说性骚扰、种族歧视，所收礼物超过15美元，等等。”何奇恩和记者聊起他经历过的一些事。

曾经因为工作一直没着落，何奇恩带着一条上好的真丝头巾，到州政府考试中心找一位曾接待过自己的女职员，想要了解些内部情况。然而，当他取出头巾想要送给那位女职员时，女职员转身就逃回了办公室，关上了门，再也没有出来。显然，她认为这条头巾太昂贵了。

一个炎热的夏天，一名穿得很少的女职员向上司丹尼尔汇报工作。女职员一进门，丹尼尔就把门关上，女职员转身开门夺路而去，直奔局长办公室哭诉，“丹尼尔要非礼我”。局长一边安慰，一边保证彻查此事。最后性骚扰的指控没有成立，但丹尼尔却悄悄退休了。

一次会议上，何奇恩作为亚裔代表、同事尼娜作为拉丁裔代表列席。上司琳达介绍何奇恩时，说了一些赞美的话，但介绍尼娜时，没有说同样的话。尼娜的脸当场变了颜色，会议一结束，她直奔工会代表，指控上司不尊重她，涉嫌种族歧视，代表马上找两人调停。

美国人怎么看待公务员？何奇恩的回答是，有爱有恨。“美国的公务员系统很庞大。一方面，美国人认为，是我们纳税人养着公务员，所以对公务员并不买账；另一方面，美国普通百姓离不开公务员，例如在医疗保险等方面，需要公务员帮助他们解决问题。”

回顾十几年在美国担任公务员的生涯，何奇恩对这个职业有着清醒的认识：“公务员是从事公共事务的员工，只是一个非常普通的职业，既不是公仆，也不是父母官，必须要有一颗为人们服务的平常心。”

7.创业十诫之九 漠视政策的作用 篇七

生长于温州的宁晓斌年纪并不大，三十出头模样，但他已有过两次创业经历。

第一次创业始于2004年4月，坚持了一年半时间。高中毕业后他从老家来上海闯荡，第一份工作就是做房产经纪人。凭着自己的勤奋，他很快就掌握了房产经纪人的业务技巧，加之当时行情火爆异常，中介行业快速发展，他很快便萌生了自己开店的想法。

2004年初，当他了解到自己的一个朋友也有此想法的时候，两人一拍即合，当年4月份便在普陀区的亚新生活广场附近出资3万元开出了第一家门店。生意好得出奇，“我用了一个多月的时间就收回了成本，以后每个月基本上可以净赚五六万元，感觉挣钱就跟玩似的。”宁晓斌说。

这个时候的宁晓斌，突然发现挣钱原来可以那么轻松惬意，毫无难度，一时间让他有些踌躇志满起来。于是2005年春节后，他又在普陀区的音乐广场附近开出了第二家店。

就在他开出第二家店后不久，第一次宏观调控不期而至。因为增加营业税、提高契税征收标准等一系列举措，市场快速进入观望状态，交易状况急剧恶化，此时宁晓斌每个月固定成本如房租、人员工资、水电煤电话等费用，加起来已经超过7万元。而生意却一落千丈。年初一天能够保证1～2单生意，调控政策出台之后，一个月也难以完成一单。坚持了4个多月之后，他只好先关掉一家店。但在随后的半年间，形势还是没有好转起来，于是在半年后又关掉了剩下的一家店。

总结自己第一次创业失败的原因，他将其简单归结为市场行情不好。至于为什么不好，他并未意识到跟调控政策有关。

再次创业仍遭失败

2006年初，宁晓斌又开始了新一轮的尝试。他筹措了2万多元，在普陀区的亚新生活广场附近再次开了一家店。

2006年，股市大涨，不断有股市资金陆续进入楼市，楼市坚冰逐渐消融，并最终在2007年迎来一波巨大的行情。而在这过程中，宁晓斌再一次抓住了机会。就在2007年，全年营收达到400多万元，也就在这一年，他已经开了3家店，手下员工达到了40多人。

2007年国庆节前夕，“二套房贷”政策出台，楼市宏观调控再次收紧，却并没有引起他的重视。随后交易量开始萎缩，中介行业又开始陷入周期性的萧条。但就在2008年初，宁晓斌居然又新开了两家店。接下来能做的，就是跟公司的60多号人一起，苦等行情好转。但是坐吃山空终究不是办法，在坚持了半年之后，他陆续开始裁员、关闭门店，直到2008年10月12日，当他关掉最后一家店之后，第二次创业宣告失败。

点评

同样的错误，宁晓斌犯了两次，不用说，他肯定是漠视政策的典型。创业过程中，创业者比较容易漠视政策或者法规，不能正确认识它，甚至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但不可否认的是，政策能够左右行业的发展，法规则是底线，漠视它们的存在，轻则伤筋动骨，重则遭受灭顶之灾。

处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