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北大人眼中的清华大学

一个北大人眼中的清华大学（共4篇）

1.一个北大人眼中的清华大学 篇一

<<亲手培养一个北大学生>>读后感

题目吸引了我，所以拿来读。读起来，也很喜欢这本书的内容，边读边做笔记，拿来与大家共享之。俗话说，每一个成功的男人背后都有一个女人，那我要说每一个成才的孩子背后都有一个健康和睦的家庭，那这些家庭究竟是什么样的呢？

第一要务是夫妻和睦，相爱。孩子对于父母关系的敏感度和关注度远远超出成人的想象。如果父母关系出现问题，将会涉及孩子的情绪和心理，问题持久以后会影响到孩子的性格与精神发展，影响到孩子的人生观与价值观，也会分散，干扰甚至破坏孩子对外部世界的兴致与关注。

双亲共同对孩子进行教养，其意义在于双亲在教育中所发挥的互补和配合作用。在养育孩子上，父母之间存在着有意无意的必然分工要求，包括：抚养内容上的分工有身体的养育和精神的养育。管教原则上或管教心理上的分工有红脸和白脸的角色划分。

父母的教育背景，工作经历及家庭所在地等反应的家庭文化资本，经济资本和社会资本的总体情况，是能够提供给孩子的优良成长资源。

这些父母自身都具有比较良好的个人素质，现代的家庭教育意识与观念。身教胜于言传---孩子应该有的品质，他们自身就具备并可以身体力行的给孩子做出示范，使优良

品质的教育不是抽象的，不是说教式的，而是具体力行的。他们懂得学习并尊重孩子发展成长的规律，而不是一厢情愿的盲目让孩子按自己的期望成长；他们具有性别平等意识，懂得培养女儿“巾帼不让须眉”的精神，帮助孩子克服性别的局限；他们懂得孩子的独特价值与个性，从而帮助自己的孩子挖掘自身潜藏的能力，建立坚定的自信心基础；他们懂得全面成长的意义，注重培养孩子意志，心理，品格，能力，学识，人际，交流等多元素质与智能，为孩子全面的健康发展铺平道路；在教育方法上，他们从不会采取不利于孩子成长和心灵健康的方式，他们懂得寓教育于生活之中，寓教育于娱乐之中，寓教育于休闲之中，寓教育于劳动之中--这都是“看似寻常最奇崛”的教育行为。

做父母难，做能给孩子们正确的言传身教的父母更难，做父母也是一门学问。

2.一个北大人眼中的清华大学 篇二

据《华商报》消息, 最近一位网名叫“下梁正”的语文老师, 在该报发表文章, 称自己十分讨厌清华北大这两所名校。他在文章给出了自己的理由:作为一个中学老师, 我越来越不喜欢清华北大了。我的理由很简单:首先, 领导们把清华北大当成了炫耀政绩的两面旗帜, 所以我不喜欢。在校长大人们的眼中, 清华北大就是中国最好的大学 (尽管鄙人觉得他们只是中国录取分数最高的大学) , 自己学校培养的学生如果没有人或者没有足够多的人考入这两所大学, 哪怕实际高考成绩再好, 那也是锦衣夜行、明珠暗投, 实在是令人沮丧而难堪的事情。清华北大现在已经远非正常的大学, 而是各中学追求的最高荣耀奖章, 实际上是被庸俗化了的政绩符号。其次, 领导们把考上清华北大的学生数量作为每一届高考的最重要目标, 甚至是唯一目标, 这我也不喜欢。近年来, 教育主管部门三令五申不准公开宣传高考成绩, 但似乎并不特别禁止宣传考入清华北大的尖子生, 于是乎每年高考成绩揭晓, 闹得动静最大的就是那些有学生考入北大清华的学校, 放鞭炮敲锣打鼓挂横幅贴广告, 就差没有让那些中榜的学生披红戴花游街示众了。以我所在的学校为例, 每年高考揭晓, 学校都会把中榜的那三五八个学生的大幅照片挂在校门口, 着着实实炫耀展示一番, 历经白昼寒暑, 直到第二年都不肯揭下来。每当这时, 我的心就会隐隐作痛:为了这仨瓜俩枣也不知害了多少好苗苗!再次, 校长们为了完成考上清华北大的目标, 各校之间开展“掐尖”大战, 不惜动用各种手段到处挖初中的优秀毕业生, 搞得乌烟瘴气———这些我更不喜欢。还有, 为了清华北大, 领导们指令班主任在填报高考志愿时严格把关, 提出“宁高勿低”的原则, 也就是说, 宁愿让学生志愿报脱掉, 第二年再复读一次, 也不能不报清华北大。这种自私自利以致害人的做法, 我能喜欢吗?!这样做的结果就是, 有一些学生虽然分数考得很高, 足可以考上复旦南开之类的学校却最终硬生生地哪儿也去不了。当然, 还有很多我不喜欢清华北大的其他原因, 比如由此而衍生出的分重点班的问题等等, 我就懒得一一再去说了。总之, 清华北大, 想说爱你们, 真的不容易啊。

3.一个日本人眼中的改革开放 篇三

1990年至1993年，横堀克己升任日本《朝日新闻》北京支局支局长，1993年至2001年，任《朝日新闻》资深评论员。在几十年的记者生涯中，他始终坚持客观公正地报道中国，积极促进日中友好事业的发展。他曾采访过我国许多知名人士乃至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发表过众多客观报道中国改革开放的文章与评论，在中日两国的外交界和新闻界均享有极高的影响与名望。

2001年4月至2002年3月，从《朝日新闻》退休的横堀克己再次来到中国，任中国外文局《人民中国》杂志社日文改稿专家，从2002年4月起，担任《人民中国》杂志社的高级编辑顾问。2002年9月，横堀克己亲自策划并撰写了一篇题为《翻开历史新篇章——再现毛泽东 田中角荣会谈的情景》的特集，此文获外文局2002年度好文章一等奖。十六大和两会期间，为了能够及时准确地让日本读者了解十六大和两会，横堀克己主动承担了江泽民同志的《十六大报告》和朱镕基同志的《政府工作报告》的译稿工作，同时为《人民中国》网介绍中国共产党历次大会的资料等作了大量的翻译工作。

2003年，横堀克己荣获中国政府“友谊奖”。

中国的改革开放至今已有30年，在这30年中的近一半时间——14年里，我都生活在北京，如今，我仍居住在这里。身为外国人，虽然受到各种各样的限制，但我还是得以置身其中，见证了中国的改革开放。

邓小平的“认真”

最初接触改革开放，是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约10个月后的1979年10月18日。我作为朝曰新闻代表团的一员访问了中国，在人民大会堂见到了改革开放的主角——邓小平副总理(时任)。身着淡灰色中山装的邓小平就改革开放的目的与现状侃侃而谈，连续讲了两个多小时。其间，他抬头望了望天花板上的吊灯，说：

“电灯泡应该能用800个小时，但是，(在如今的中国)有的灯泡只能用二三百个小时，(指着吊灯中不亮的灯泡)有的用上十几个小时就不行了。”说到这里，邓小平放声大笑起来。

当时，中国的工业产品质量很差，甚至有些灯泡只要电压增强钨丝就断。邓小平接着补充说：“即使减少生产数量，也要提高质量，(工业)基础要更加牢固。”

此外，关于引进外资，邓小平这样说道：

“中国希望加快发展。我们希望促进中日两国人民的友好，也希望加速两国的经济合作。为此，吃点亏也是可以的，但要少吃亏为好。”

当时，包括日本在内的发达国家都心存疑虑，怀疑中国为实现“四个现代化”所提出的改革开放路线是否只是一个口号，或者只是一种简单的方针转换。但是，邓小平的发言翔实具体、充满信心。我从来没有听过哪位中国的最高领导人像他这样如此坦率地讲话，事先并没有要求记者提交提问内容，他能够不看笔记，所有的问题都自己作答。我感到，这回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是“认真”的了。

起步稳健

当年，虽然改革开放已经开始，但商品并没有一下子涌进市场。1980年12月，我作为朝日新闻社的特派员赴任北京。我最先买的是被褥和冰箱。买被褥除了需要现金还需要布票，而外国人是无法得到布票的，幸好保洁员分给了我一些，我才最终买到了被褥。

冰箱在当时还没有那么普及。在专门面向外国人的友谊商店里只有两台外国产的冰箱，但上面都挂上了“已售出”的标签。我只能去当地的百货商店，买了一台中国国产的冰箱。翻看日记，写着售价916元。按照当时的汇率换算成日元的话，约是12万日元。我支付的是外汇兑换券。

我突然注意到，我的周围竟聚集了黑压压的一片人。当时，普通工人的月薪不满100元，冰箱是可望而不可及的。想必，是我这个用奇怪的票子而不是人民币购买冰箱的日本人引起了他们极大的好奇心。

北京的大街上街灯很少，霓虹灯更是几乎没有。现在想来令人难以置信，当时的汽车竟然关掉前灯在黑暗中行驶。直到1984年3月以后，汽车才可以在夜里打开前灯，我将这样的新闻传回东京总部，却受到了编辑部主任的斥责：“这之前汽车都在黑暗中行驶?”

我说不是。我想他或许无法相信我所说的话，便小声回答：“汽车是开着小灯行驶的。”

之所以不开前灯，有这样几种解释。一种解释是：从前为防备外国侵略，北京采取了灯火管制，不开前灯是因为受到了当年政策的影响。还有一种解释是：因为大多汽车的前灯光线无法上下切换，“怕晃眼引发危险”所以不开前灯。确实，当年中国国产汽车的前灯大多无法上下切换光线。

最初，中国的老百姓也对改革开放半信半疑。“文革”给人们留下了深深的创伤。但是，随着改革的进展，人们的心理也一点点地发生着变化。我最先注意到的是，中国的女性开始化上了淡妆。在朝日新闻北京支局工作的一位中国年轻女性在蓝色的中山装里穿上了花衬衫，她时常站在镜子前，解开中山装的纽扣，偷偷欣赏一下自己的花衣裳。

自由市场遍地开花，还有人从近郊的农村赶来出售蔬菜和鲜鱼。在那之前的北京，每到冬天，提起蔬菜只会让人想到白菜。道路两旁的白菜堆积如山。鱼也都是冷冻的带鱼。很多骑自行车的人都把买的带鱼挂在车把上。随着自由市场的出现，人们可以买到新鲜的蔬菜和活鱼了，那里洋溢着自由的空气和人们的活力。

外资终于“动真格”

在农村，农业生产责任制得到落实，承包责任制下，农民眼看着一天天富了起来。翻盖新房的农民层出不穷。经济方面，中国引入了市场原理，工人也不再端铁饭碗。经济特区和经济开发区也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出来。

最先对开放政策做出反应的是香港和海外的华侨资本。但是，外资方面特别是日本的企业却迟迟没有动静。日本企业的负责人纷纷询问：“会不会突然哪天政策改变，合资企业就被国有化了呢?”

虽然资本进入了中国市场，但并不是一帆风顺。与中方合作不顺利，外方“被骗”等纠纷也偶有发生。但是，随着中国经济的顺利增长，日本企业也逐渐加深了对改革开放政策的理解。

然而，改革开放也并非一直直线发展。由于中国“反对精神污染”的声音和批判日本教科书的舆论高涨，日本企业担心这会不会对合资企业带来影响。1989年发生的“六四风波”导致西方各国对中国进行制裁，日本企业也暂时放缓了在中国发展的脚步。

1992年邓小平的“南巡讲话”打破了这种困境。巡视完深圳，珠海经济特区后，邓小平对改革开放的成果充满了自信。他指示要进一步加快改革开放的步伐，并在政治局全体会议上将这一政策确定了下来。此时，与中国相关的国际形势也发生了变化，日本解除了此前的对华制裁，真正开始让企业走向中国市场。到这时，日本企业终于“动真格”的了。

1990年我再次到中国工作，看到高楼大厦如雨后春笋般每天都在向空中不断伸展。俗称“面的”的黄色小面包车川流不息，但没过多久就被取缔了，送到钢铁厂当废铁处理。令人眼花缭乱的变化直至今天仍在继续。

不蹈覆辙

2001年春天，我从朝曰新闻社退休，同时，作为《人民中国》的外国专家再次来到北京。在此之前，我都是以一个外国记者或者说以一个“外人”的视角从外部来观察中国的。自那儿以后，我得以从中国内部来观察中国了。当然，由于我是一名外国人，并不是和中国的老百姓一样生活。但是，正是因为这种“差不多”的生活，使我以百姓视角观察社会的机会大大多于从前。

21世纪的北京比上世纪70年代的北京暖和了许多。冬季降雨也不是稀罕事了。空气中已没有了曾经那种煤炭的气味，天空乍一看也干净了起来。然而，似乎北京的空气质量正在恶化，肉眼看不到的污染也正在加剧。究其原因，或许是因为车流的泛滥以及空调的普及吧。由于全球变暖和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北京正在迅速温室化。

虽然上海和北京已然成为国际大都市，但只要去到沿海地区以外的地方，就能发现那里的经济是多么的落后。农村则更为贫困。很多地方包括农村确实比以前富裕了很多，但贫富差距却明显地在扩大。

河流处处遭受污染，食品安全也令人担忧，煤矿坍塌等死亡人数众多的恶性事故频频发生。还有入学难、就业难、房价上涨、物价升高……老百姓的忧心事数不胜数。

东京奥运会前后的日本也是如此。新干线和高速公路开通了，经济快速增长了，然而空气却遭受了污染，河流变成了臭水沟，水俣病等公害肆虐，煤矿事故……这些都和当今的中国极为相似。

2007年10月召开的第十七届党代会上，胡锦涛总书记强调了“科学发展观”，并在报告中称“科学发展观，第一要义是发展，核心是以人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

4.一个北大人眼中的清华大学 篇四

两年前，我在北京一家公司等候会见时，看到一位秘书小姐隆起的腹部上罩了一个围裙。我问她是不是觉得冷，她回答说：“不是，我怀孕了。”她随后向我解释说，这个围裙里有一些金属线，可以防止电脑对她未出生的宝宝产生辐射。

在我听來，这完全是无稽之谈。但后来我向其他中国朋友提起这段有趣的经历时，才发现，原来“孕妇防护服”是一个已经在中国火了很多年的产业。对于中国准妈妈来说，防辐射服像叶酸一样不可或缺。尽管并没有任何科学证据表明电脑辐射对胎儿有害，但大多数中国家庭还是宁可信其有。

2011年12月17日，中国中央电视台的一档新闻调查节目深入了这个产业，其中出镜的一位专家称，这种防护服可以阻挡90%的辐射，非常有效。这在中国人看来倒没什么，但引起轩然大波的是他的另一个论断：即使穿着防护服，辐射还是可能通过未遮盖部位进入身体的其他部位，比如手臂，此时防护服反而会让身体接收更多的电磁辐射。

节目播出后，中国的微博公民们被“孕妇防护服可能有害”的结论震惊了。两周内新浪微博上有超过180万条评论，不少名人博主也纷纷发表了自己的观点，有质疑专家的，有谴责厂家的，有问责相关政府部门的。防护服的销量据说也因此暴跌。

中央电视台某主播更在微博上幽默地说：“这几天，俺做了孕妇防辐射服调查的同事正在安慰说了实话的专家，有人号称要砍了他。俺同事绷直了颤抖的腿说：放心，要砍也先砍我！”

而对很多中国人而言，此事的重大意义之一在于，至此才第一次知道，西方的准妈妈是不穿这种东西的。此后北京一家媒体关于此事的报道中特意以小标题指出：“外国妇女从未听说过防辐射服”，随后被大量转载。

这家媒体在报道中采访了一位居住在瑞士的中国准妈妈。在中国人眼中，瑞士是一个被理想化的国家，一切干净、精准、理性。这位准妈妈告诉记者说，当她询问瑞士的产科医生哪里可以买到防辐射服时，医生完全不懂她的意思，因为他从未听说过这么一种东西。医生随后告诉她：“电脑对人体的辐射量比太阳光束对人体的辐射量还小。”

这样最简单的科学知识，应该才是专家和政府机构向公众传递的信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