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爱玲作品》读后感

《张爱玲作品》读后感（精选8篇）

1.《张爱玲作品》读后感 篇一

《沉香屑第一炉香》是张爱玲的第一部惊世之作，这篇小说创作于1943年，是张爱玲将残酷之美发挥到极致的作品，此时的张爱玲涉世未深，还仅仅是个二十几岁的年轻女子，然而字里行间却浑然是一种苍凉的感觉，读起来往往令人泛起生生的绝望。

这是一部描写战时香港的中篇小说，写出了属于那个时代的悲剧，在小说的开头，张爱玲写道“请您寻出家传的霉绿斑斑的铜香炉，点上一炉沉香屑，听我说一支战前香港的故事，您这一炉沉香屑点完了，我的故事也该讲完了。”我看来，这似乎不像是一本小说，倒更像是一位历经世事风霜的老者，捧着一杯香茗，摇着藤椅，看阳光洒满周身，身边围着一群年轻的孩子，款款道来。

一个从上海随家来港求学的女孩子葛薇龙，在全家要搬回上海之际，投靠了早年与其父反目的姑妈，她是大富翁的小妾，当初不顾家人反对，与港商结合，而今港商已死，留给她大量财富，现在她要以这些花费她青春时日的钱来玩爱情游戏，以挽回过去的时光，薇龙几不经意地就被这里的殖民地空气腐蚀了，成为姑妈二世，既为姑妈弄人，又为纨丈夫弄钱。

小说的女主人公薇龙是一个清醒的沉沦者，她只是为了她微薄的愿望与幸福，付出相应的代价。她明知环境不好，可是她总想“只要我行得正立得正，不怕她不以礼相待，外头人说闲话，尽他们说去，我念我的书，”可是才三个月功夫，她就已经对这里的生活上瘾了，想要回到原来的环境里，只怕是回不去了。

她几无尊严地固执地爱着乔琪这个花花公子，她贪恋乔琪给她的温暖，乔琪的一个亲吻就让她傻傻地觉得至少乔琪今晚是爱她的，这一点愉快的回忆是她的，谁也不能够抢掉它，这样一个卑微的存活的女子，真是如她自己所说的那样：女人真是可怜，男人给了她几分好颜色看，就欢喜的这个样子，她起初鄙视这样的女子，最后自己却实实变成这样的女子，陷进去，无可自拔。

小说中说道人们常以为自己担负得起这样一种愿望代价的重量，她也以为她可以，可是这年头，没有那一个人是罗曼蒂克的傻子，其实她也不过是可以供人利用的筹码，有人需要她来赚钱，有人需要他来捧场，有人需要她的美色，这俨然是一个时代女性的悲剧。

张爱玲自己曾说道：女人……女人一辈子讲的是男人，念的是男人，怨的是男人，永远永远。这点用到薇龙身上正合适，遇见乔琪，爱上乔琪，此后人生里就只剩下乔琪这样一个根本不值得他去爱的男人，为了乔琪，她毅然嫁给他，却又在各色男人之间周旋，为乔琪挣那铜臭，尽管乔琪娶她只是为了钱，她却依旧不可逆转的爱下去，既无怨言，好像喜欢一个人，会卑微到尘埃里，然后开出花来，眼里心里满满的全是他，而自己只要俯视他就足矣。

她清醒地看到自己的悲剧，她觉得自己跟那些街头的女子区别不过在于“她们是被迫的，自己是自愿的，而这一切不过全出于对乔琪的爱。

张爱玲说道：人生最大的幸福，是发现自己爱的人正好也爱着自己。对薇龙来说，她爱乔琪，几无回旋固执地深爱，而对乔琪来说，葛薇龙与其他他所追逐的女孩子并无两样，没有本质的区别，他们的婚姻只是他游戏人生中的一个计划好的策略行为，他只想利用葛薇龙获得经济上的满足。然而乔琪对于薇龙又是坦诚的，他对葛薇龙所说：“薇龙，我不能答应你结婚，也不能答应你爱，我只能答应你快乐。”可越是这样，薇龙就越是飞蛾扑火般去追求爱情，她自愿付出，只因她微薄的快乐。

薇龙只是一个拼命追求爱情与幸福的平凡女子，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中，她只有靠自己才能实现这一个微薄的愿望，在被酒色财气淹没的灯红酒绿的外表下，她最初对爱的美好幻想逐渐被现实击碎。与其他女生不同的是，她清楚地知道自己的位置，看清了自己所属的环境。并不是所有人都像期望的那样在收获幸福和爱情的同时能够收获到尊严的，但她并不是自甘堕落，而是对爱，对乔琪还抱有希望。她对乔琪所做的一切只是因为对爱毫无尊严的渴求，现实是容不得她以清高和淡泊的姿态生存的。

应该说葛薇龙是那个时期女性的命运的缩影，她的悲剧恰恰是当时中国女性不被重视，没有出路的写照。这在张爱玲的作品中表现的尤为明显，像《茉莉香片》里被聂传庆打死的.言丹朱，《金锁记》里被母亲毁了一生幸福的姜长安，《花凋》里遇到心仪之人却被病魔拖垮得死去的郑川娥，《红玫瑰与白玫瑰》里追求幸福却被振保抛弃的王娇蕊，这些女子哪一个不是只想追求只属于自己的温暖怀抱，想亮着一盏灯等丈夫归来，只可惜那样一个动荡的年代，人与人之间关系的隔膜冷漠甚至冷酷，以及人的孤独无助生活的荒谬暗淡，以及被欲望左右的人的沉沦堕落无奈扼杀了那些单纯的女子，谁又能幸免，谁又能继续以高傲的姿态存活着呢?

2.《张爱玲作品》读后感 篇二

关键词：张爱玲,作品,女性形象,简要分析

张爱玲出生在上海一个没落的清朝贵族家庭中, 父亲是满清遗少, 她的母亲则是一位流过洋的新派女性。父亲和母亲组成了一个特殊而又畸形的家庭, 在张爱玲的成长过程中投下了难忘的阴影, 使她变得敏感和早熟。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 张爱玲笔下的女性形象自然受到了影响。虽然张爱玲通过作品中塑造的女性形象表现出了女性意识, 但是这些女性形象却都不能摆脱最终的悲剧命运。以下是对张爱玲几部经典作品中女性形象的简要分析和总结。

一、用青春做赌注的拜金女———白流苏

《倾城之恋》是张爱玲的代表作。虽然白流苏受过西洋教育, 但是骨子里仍是浓厚的封建意识, 把寻找经济靠山作为择偶的目的和标准。离婚后的白流苏回到娘家, 但是哥哥却一直想着把她从家里赶出去, 白流苏感到了在家中的危机, 认为自己需要一个归宿。一个偶然的机会, 她认识了饱经世故又狡猾精明的留学生商人范柳原。范柳原向来“把女人看成他脚底下的泥”, 而白流苏则是想通过范柳原来满足她的虚荣心, 使自己能拥有一个归宿。于是白流苏不惜放弃自己的“淑女”身份和范柳原一起去了香港, 他们试图通过接触而从对方身上找到自己需要的东西, 两个人开始了一场所谓“爱情”的较量。尽管过程中有着痛苦、无奈和深深的担忧, 但白流苏还是企图对两人之间的较量进行驾驭, 来达到她的目的。如果没有战争, 两人之间可能很难有结果, 正是战争成全了他们, 让两颗自私的心最终走到了一起。

表面上看, 白流苏是一个独立、自由、有地位、有思想的新女性, 而实际上, 她女性的自卑和虚荣, 使她依然摆脱不了对男人和金钱的依附。白流苏是幸运的, 她用她三十岁的青春作为赌注, 保住了她的“淑女”地位和物质生活。

二、被黄金枷锁锁住的女人———曹七巧

《金锁记》描写的是处于封建的没落家庭中被摧残得失去人性的女性形象。曹七巧是一个具有震撼力的女性形象。她本来是一个麻油店主的女儿, 但是后来却被哥嫂合计卖给一个封建家族作儿媳, 丈夫是一个没有活力的瘫子, 畸形的婚姻为七巧安排了一个特殊的位置, 失去爱情却获得了追求金钱和权利的机会。之后, 在金钱和情欲的双重压力下, 七巧的人性受到了压抑, 心理开始扭曲。起初她用黄金梦来抵挡恋爱的欲望, 但当黄金梦变成现实后, 她对爱的追求却无法实现, 逐渐失去了残留在身上的那些人性, 戴上了沉重的黄金枷锁, 致使她变成了一个疯狂的, 甚至是变态的女人。除了钱, 她一无所有, 这样的她怎么能不嫉妒生活幸福的人呢, 哪怕是那些人也只是与自己相比境况好那么一点点也不行。所以她开始了疯狂的报复, 她的儿子、儿媳和女儿成了她的第一批牺牲品。她的报复最集中的表现在对女儿长安和对儿媳芝寿的情感上。她一手摧残了女儿长安的爱情白日梦, 一手导致了独生子长白婚姻的悲剧。

曹七巧是张爱玲笔下的一个血肉丰满, 可憎又让人深感同情的人物。她为了追求金钱、权利和爱情, 最终变成一个被黄金枷锁锁住的女人, 让金钱摧毁了血缘亲情, 甚至摧毁了自己的一生。

三、被逼良为娼的交际花———葛薇龙

《沉香屑:第一炉香》中的葛薇龙原本是一个纯洁而富有个性的女学生。由于家境贫穷, 不得不违拗地向生活腐落的姑母求助。当她第一次踏入姑母的华艳的豪宅, 就深深被“依稀还见的那黄地红边的窗棂, 绿玻璃窗里映着海色那巍巍的白房子盖着绿色的琉璃瓦”所震惊。还未谙熟世事的她, 已经慢慢卷入这种半封建式豪奢腐化的生活氛围。她的姑母年轻时任性的嫁给了一个比她大得多的香港商人为妾, 是一个物质主义者, 她为了金钱而主动献出了青春, 心灵上有一种对爱的失落。她为了“用这女孩吸引男人”而收留了葛薇龙。单纯的葛薇龙逐渐沉迷于靡丽生活。与此同时, 她又忍不住爱上了一个放荡不羁的纨绔子弟乔琪。和张爱玲笔下的许多女子一样, 把找一个有钱的男人作为归宿, 葛薇龙想着“要离开这儿, 只能找一个阔人, 嫁了他。”后来为了重新做人, 她决心回到上海, 但是她发现努力是没有用的。因为她在职业女性和家庭妇女两条道路上都看不到出路和希望, 最后只能在姑母的引导下自欺欺人地与花花公子乔琪结了婚, 等于把自己卖给了姑母和乔琪。

葛薇龙的故事到这里就终止了, 没有再写这位美丽的女学生, 交际花最后的命运。可我知道她已经逃不出自己深陷的泥潭了。

四、救赎悲剧的天使———言丹朱

《茉莉香片》中的言丹朱是一个让人感觉很美好的女孩。她很快乐, 没有什么忧愁, 喜欢和人交往, 对生活中的一切都充满了信心。言丹朱还有纯洁童真的心灵。她对于任何事物都感到广泛的兴趣, 既读科学、又抽时间读文学史等。她善于观察人, 在每个年轻人都渴望憧憬爱情的年代, 尽管不缺乏追求者, 却从不和别人有比友谊更进一步的关系。她并不缺少朋友, 可依然把少言寡语的聂传庆当作了朋友, 希望和任何人都保持良好的关系, 并且孩子气的把别人写给她的恋爱信告诉了他, 还劝传庆试着交几个朋友, , 邀请朋友到家里去玩, 试图改变聂传庆那性格中的致命的缺点, 想调和他与老师的关系, 想帮助他克服心中的死结, 然而言丹朱太天真了, 她不明白她的力量、影响并不是万能的。最后险些被聂传庆弄死在山上。她自己是那样的美好, 但是当她想要救赎他人时却注定遭遇失败。尽管在《茉莉香片》中, 言丹朱不是主要的人物, 但是她的光辉使小说因此而增添了一抹亮色, 使我们看到了在一片乌云后面藏着的一颗闪光的星星, 带给了我们许多的希望。

3.试探张爱玲作品中的女性意识 篇三

关键词张爱玲 女性意识 觉醒 心理弱点

中图分类号:I207文献标识码:A

中国现代女性意识的觉醒,起源于五四时期的女性文学。“五四”以后以冰心、丁玲、萧红为代表的女性作家通过她们的作品共同表达了整个社会对女性的压迫和女性悲惨的生存状况,以及她们渴望平等、自由、独立的精神追求。但是,这些女作家把批判的锋芒对准了以男性为中心的社会伦理和制度,却很少有人对女性自身尤其是对漫长的男权社会给女性造成的精神奴役的创伤有所审视,人们对妇女的同情掩盖了女性自身存在的心理弱点以及“女人的劣根性”。张爱玲却以异常敏锐的心灵开始对于女性自身存在的性别弱点和灵魂创伤进行了自我审视和解剖,并且揭开了“女人的劣根性是男人一手造成的”这一历史迷底。张爱玲小说中的女性,一律是一些精神上为情欲所困惑,物质上为金钱而烦恼的女性。她们生于乱世,平凡又普通。为了生存,各自努力挣扎,却最终摆脱不了悲剧命运。张爱玲并未像其他女作家一样,以写她们的悲剧单纯地来控诉社会的不公,却把笔触深入到女性隐秘的内心深处,挖掘出她们在漫长的男权社会中形成的软弱、自卑、愚昧、麻木等精神弱点和对男性强烈的依赖与屈从等心理痼疾展示在读者面前。这种对女性意识中传统意识的心理展露,是张爱玲对女性意识进化和发展的一个贡献。

张爱玲对女性现实的描述,不断运用的一个中心词就是“苍凉”,她笔下的女性人物亦新亦旧、亦洋亦土、亦强亦弱。即是伦理秩序严整的家庭中的贤淑妇女,又是时刻窥视着金钱、权力、又颠覆着尊卑关系的“恶妇”。张爱玲的各式女性人物都有一个万变不离其中的小环境,那就是家。不少女性依然生活在传统宗法家族深深的庭院中,关于她们的状况,张爱玲在《茉莉香片》中有一个比喻:“笼子里的鸟,开了笼,还会飞出来,她是绣在屏风上的鸟,年深日久了、羽毛暗了、霉了、给虫蛀了,死也死在屏风上。”这就是她们无处可逃、不可更改的命运。在这个家中,女性被安放在一个卑微的从属的位置上,从属的位置使女性从肉体到精神都千疮百孔。从未有哪位作家把女性的从属、屈辱的处境写得如此透骨穿心、悲凉绝望。女性与生俱来的卑微地位,使她们无论走哪条路都危机四伏。这种处境不断的扭曲她们,使她们畸形、变态,谁都有难言的歇斯底里的病症,例如《金锁记》中的曹七巧。张爱玲曾说过,曹七巧是她笔下最彻底的一个人,英雄也好、疯子也好、她的一生可以说是“悲壮”,因为她一生都没有从锁扣中逃离。出身卑微的七巧被哥哥嫁到了豪门姜家,嫁了个残废的丈夫,注定了她的婚姻与幸福无缘。她无论是肉体还是心灵都从未得到满足,可是女人从一而终的封建礼教又使她摆脱不了这样的婚姻。她把唯一的希望寄托于金钱,她为了金钱不得不舍弃女性应有的一切。被黄金的枷锁扭曲了人性:人非人、女人非女人、母亲非母亲,她的心理已变态到丧失本能的母爱,无情折磨儿女的地步。直到她被黄金枷锁锁死了生命,侥幸未死的一双儿女也被她夺走了青春和灵魂。在现代文学史上,表现女性悲惨命运的篇章比比皆是,但是揭示女性灵魂被扭曲到如此令人触目惊心的地步,则是张爱玲的不凡建树。

张爱玲笔下没有完美的女性,所有的女性人物都有为生活所扭曲和丑怪的侧面,呈现其在宗法制度格局中的挣扎和累累伤痕。如果说曹七巧的变态更多归咎于黄金的熏染和异化,《倾城之恋》、《沉香屑第一炉香》中的新派女性流苏和薇龙便源于女性自身的卑弱和虚荣走向庸俗。白流苏是一个离婚女性,但是在她的新式外壳里,依然裹着典型的封建式灵魂。她的择爱仅是为了寻找一个经济靠山,感情为了功利的计算而不断的患得患失。那种充满了铜臭味的虚伪恋爱,全凭着一座城市的毁灭被成全。女性谈爱离不开靠山,寻爱离不开经济,恋爱离不开对男人的依附,已成为一种心理定势,这正是传统意识中女性依赖意识的辐射和反应,女性的骨子里仍然是男性的依附。在这个乱世之中,信念在崩溃,物质支持着人,命运变幻莫测、她们只有把一切押在婚姻上,这种难堪的处境未必完全是外力强加于她们的,更已内化为女性自身的心理欲求,是她们在这个世界上活得安稳、有依靠的保障。相比于白流苏的成熟,薇龙则是一个纯洁向上的女学生,她之所以会变成一个“造钱”的交际花,是为了向她的丈夫——一个放荡不羁的纨绔子弟表示她愿牺牲一切的爱情。为了这种爱情,她从精神到肉体都成为丈夫的奴隶。需要爱情是为了满足虚荣,女性卑弱、虚荣的心理被展露得一览无余。张爱玲笔下的女性,都是这般为男人哭泣着。作为弱势一族,可供她们选择的空间极其有限,在自我定位感和自我危机感的双重胁迫下,她们选择了对男性的顺从。无论是新派、旧派,这些女性都是自觉自愿地甘居于男性的脚下,在感情世界中挣扎。虽然张爱玲笔下的女性世界,并不代表女性的全部,她仅是描述了生活在心狱中的女性的原始心态,是生活在旧时代的最后一批人。但是张爱玲通过她的小说提醒了所有女性朋友,这种女性生涯应该结束了。而这一宣告不是来自于理念的狂热, 而是发自女性心灵中的最真切的呼声。作者写出了女性意识所面临的危机,一种崩溃的危机。毫无疑问, 张爱玲对于她作品中女性的心态是持既同情又否定的态度, 对于女性意识中深层意识的表露, 表现了作者内审的勇气和诚意。她在塑造小说中的女性人物时,比其它女作家更为彻底, 不遮掩, 也不自欺于女性表层意识的认识, 而是直入女性意识的深层,揭示女性本身存在的痼疾和弱点,如同鲁迅严厉的解剖国民性一样,其目的都是发自内心的对女性的深深关切和同情。 也正是这种来自女性自身的审视和关往, 更使张爱玲的小说比之于其它的女性文学更具有深刻性。

张爱玲曾用“生命是一袭华美的袍爬满蚤子”来比喻人生的苍凉,她是能够将女性外表的美丽演绎到淋漓尽致的天才。然而她笔下的美并不是塑造成无懈可击的完美,而是饱含沧桑苦难的、有虫咬般的烦恼甚至包含着丑怪内涵的美。张爱玲运用了一系列的比喻特写小说中的女性人物的丑怪:《花凋》中的川嫦象只“冷而白的大蜘蛛”、《连环套》中的霓喜是“深海底的怪鱼”、《半生缘》中的顾曼璐如一具“红粉骷髅”、她们都是“绝望的妇人”,“令人骇笑的小丑”。以丑怪的形象扭曲了她们华美的外表,暴露了她们生存的真相。张爱玲把生命、人生的表里两层拆开,即写尽了表面的华美,也写尽了内里的苍凉。张爱玲的小说讲述的是20 世纪40 年代的故事,但传统宗法父权和宗法性别秩序仍是一手遮天,女性永远扮演着女儿、妻子、母亲的角色,唯独没有自己。女性在历史场景中,终其一生,总是活在男性的统治之下依照各式各样的身份,在幽闭的状态中默默地生、默默地死。妇女被奴役、被压抑和虐杀似乎是天经地义的。她们的精神麻木愚昧,已习惯于屈辱与卑贱,以至出现了精神病症和畸变。张爱玲小说中,由女性生存方式和女性生命角度出发,对历史社会,对奴役、权力表达了一种女性主义的困惑和批判。她刻意表现女性生存困境时不是温婉多情,而是冲破有形无形的对女性性别意识的限制,对女性命运作出更深刻的内在的探索和展现。

张爱玲作品中女性意识的客观意义是不可忽视的。就女性的解放而言, 如果女性没有对自身心理存在的痛疾的自觉反叛, 女性就永远也不可能迎来真正意义上的解放。女性人格上的独立,不仅是需要经济的独立, 社会的解放, 更需要对千百年来形成的病态女性意识的重建,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张爱玲小说中所张扬的女性意识在妇女解放这一重大课题上也作出了贡献。

参考文献

[1] 杨帆.张爱玲女性意识的审识与解剖[J].娄底:湖南人文科技学报,2005.6.

[2] 于青.并非自觉的女性内审意识——论提爱玲等女作家群[J].合肥:安徽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9.4.

4.张爱玲作品赏析 篇四

那个年代，这是一个故事，凄美而感人，无须过多言语的诠释：这又是一首情歌，潜在的情感穿越各种迷离，一生永不褪色。一生中，只有那句刻骨铭心的话维系着两颗跳动的心，心与心的感应，心与心的默契，如黑夜里的一个亮点，支撑着一个人的理性灵魂。不同的年代，不同的人生经历，造就了爱玲不平凡的写作艺术。所以说张爱玲是中国文学史上的一个“异数”当不为过。文字在她的笔下，才真正的有了生命，直钻进你的心里去。

张爱玲的文字让你得到视觉享受的同时，又不自觉地会有一种触及灵魂的痛意。她能在自己的作品中，将情与理相互融汇贯通。既有将自我全然投入其中的内心体验，同时又保持了超然的——有时是冷峻的，甚至是冷酷的。同时张爱玲对人性也有自己独到和稳定地把握，技巧方面也都相当圆熟，文字则更趋于化境。

张爱玲是世俗的，但是世俗的如此精致却除此之外别无第二人可以相比。读她的作品你会发现她对人生的乐趣的观照真是绝妙！张爱玲的才情在于她发现了，写下来告诉你，让你自己感觉到！她告诉你，但是她不炫耀！张爱玲的性格中聚集了一大堆矛盾：她是一个善于将艺术生活化，生活艺术化的享乐主义者，又是一个对生活充满悲剧感的人；她是名门之后，贵府小姐，却骄傲的宣称自己是一个自食其力的小市民；她悲天怜人，时时洞见芸芸众生“可笑”背后的“可怜”，但实际生活中却显得冷漠寡情；她通达人情世故，但她自己无论待人穿衣均是我行我素，独标孤高。她在文章里同读者拉家常，但却始终保持着距离，不让外人窥测她的内心；她在四十年代的上海大红大紫，一时无二，然而几十年后，她在美国又深居浅出，过着与世隔绝的生活，以至有人说：“只有张爱玲才可以同时承受灿烂夺目的喧闹与极度的孤寂。

1.纷繁的意象和出色的描写技巧

时至今日，我们应当承认，从五·四新文学诞生以来，就描写城市生活、人生情感的当代小说作家，很少有人像张爱玲那样能够以其完美圆熟的技术、文字的功力、深刻的人生观、犀利的观察与丰富的想像力，即是以炽烈迸发的才情成就于文坛。在那个垦荒与洪流的时代，许多作家的文学语言尚处在胡适之、郭沫若自五四时期创造的直抒胸臆的白话诗体，对创作技巧抱着鄙夷的态度，而象张爱玲这样优美畅达、厚积薄发的文字是很少见的。应当说，张爱玲是避于我们文学发展的潮流之下，向我们展示了文学的另外一些层面的。上述特点可以说是张爱玲作品呈现的最主要特征，在四十年代即被评论家所承认。文字表达中，对意象的扑捉，精当的描写，用比喻通感来写情状物以推进情节和烘托人物心理是张爱玲作品最突出的方面。这其中，包融了她对生活细致的观察，丰富的想像力以及对作品写作背景、人物塑造上的经验和总体把握。这在她的中短篇作品中得到了出色的表现。如在《沉香屑·第二炉香》中的一段情景描写：“……墙里的春天延烧到墙外去，满山轰轰烈烈开着野杜鹃，那灼灼的红色一路摧枯拉朽烧下山坡子去了。杜鹃外面，就是那浓蓝的海，海里泊着白色的大船。”

这里不单是色彩的强烈对照给予观者一种眩晕的不真实的感觉——处处是对照，各种不调和的地方背景，时代气氛，全是硬生生地给搀揉在一起，造成一处奇幻的境界。这不是客观性的描摹，而是以主观意识和想像加入其中，来对作品主题和人物进行环境映衬和心理烘托，表现出主人公面对突如其来的打击时模糊的意识和恐惧的心理。它完全是与作品融为一体，不但起了烘托，而且用于行文的转折（这是主人公在路上的一段情景描写），起到提示和暗示作用。做为作者初期的创作，象《沉香屑·第二炉香》这一时期的作品显然在意象的扑捉、情景的烘托和情节的暗示上过于看重和强调，有些吵，有较重的刀爷痕迹，但另一方面，却显示出了作者在这一方面过人的能力。有些描写于细微处见精神，却又起伏跌荡，如虹飞碧落，给人目不瑕接之感。

2、深刻的心理刻划和充满灵性的通感运用

张爱玲小说对于人物的心理刻划是非常成功的，人物的举动，对话，背景的移换，甚至光线、气味，都反映出心理的进展。“每句说话都是动作，每个动作都是说话”④如《金锁记》中童世舫与长安恋爱的一段，完全用眼光、气味和感觉表达出了人物沉浴爱河的心理状态：两人并排在公园里走着，很少说话，眼角里带一点对方衣裙与移动着的脚，女子的粉香，男子的淡巴菰气，这单纯而可爱的印象，便是他们的栏杆，栏杆把他们与大众隔开了。空旷的绿地上，许多人跑着，笑着谈着，可是他们走的是寂寂的绮丽的回廊——走不完的寂寂的回廊。不说话，长安并不感到任何缺陷。”

尤其是女作家在运用通感方式进行描写上有充满着艺术灵性的表达能力，使作品中人物形象呼之欲出。如写人的感觉：七巧眼前仿佛挂了冰冷的珍珠帘，一阵热风来了，把那帘子紧紧贴在她的脸上，风去了，又把帘子吸了回去，气还是没有透过来，风又来了，没头没脸包住她——一阵凉一阵热，她只是淌着眼泪。”（《金锁记》）

这是一个女人情长气短的窒息绝望。作者把人的感受和心理状态转化为可以感知的行为，很容易引起读者的共鸣。再如一些形象而极具美感的比喻描写成为文章的亮点，使作家的文字具有很强的阅读价值。

3、参差对照的写作手法

“而人生安稳的一面则有永恒的意味，虽然这种安稳是不安全的。而且每隔多少时候就要破坏一次，但仍然是永恒的。它存在于一切时代…… 我写作的题材便是这么一个时代，我以为用参差的对照是比较适宜的。我用这手法描写人类在一切时代之中生活下来的记忆。而以此给予周围的现实一个启示。”

上述引文是作家自己对创作的认识。作家根据自己创作的题材选择了认为合适的写作手法，虚伪中有真实，浮华中有素朴，人物在回忆与真实间徘徊。在今天看来，作家的创作也是相当含蓄而内敛的。她把精力运用到故事的营造中去，写人物的神态、举止、心理活动，特别是善于抓住人物一刹那的心理变化——欢乐时的一丝苍凉，勇敢时的一丝恐惧，作家把这种心理感受如抽丝般自人物心底抽出，一丝一丝，编织起来，在故事的结尾成为一只蝴蝶——永恒的人性灵魂的翅膀，放飞掉。正是基于此，张爱玲的小说创作过程从初期纷繁的意象，浓烈的色彩，多人物的长情节逐渐走向淡化，开始追求简单的故事和不着痕迹的作风。在这一阶段，作家在情节的推动，时间跨度的起转承和上的手法十分高超。比较长的情节之间是一段类似电影蒙太奇式的切换： “七巧双手按住了镜子。镜子里反映着的翠竹帘子和一幅金绿山水屏条依旧在风中荡漾着。望久了，便有一种晕船的感觉。再定睛看时，翠竹帘子已经褪了色，金绿山水换了一张她丈夫的遗像，镜子里的人也老了十年。” 诸如此种的写作手法，使作品呈现出一种宁静、冲淡的美。同样，张爱玲小说的结局也非常精彩，一两句话的收尾，戛然而止，无尽的余韵在后面延伸。

4、营造气氛的高手

由于叙述手段和高超的心理描写技巧的运用，张爱玲的作品中几乎可以随时营造出不同的气氛。作品中的人物在现实背景中随时的“出离”，成为特定情节中的特定人物。《倾城之恋》就是一个极好的例子，作品中范柳原和白流苏在倾城的乱世之中，一旦两人独处，展开他们感情的“对决”，作家只是几句景物的交待，就让他们成为舞台剧中的演员：“一眼看去，那堵墙极高极高，望不见边，柳原看着她道：„这堵墙，不知为什么使我想起地老天荒那一类的话。‟”

5、中西合璧—传统小说语言和意境同现代小说技法的融合

借鉴中国古白话小说的语言和意境，是张爱玲小说的特点，也是历来所为人垢病之处。时至今日，仍然有人对其进行指责，认为这使其作品变得不够扎实，陈腐阴暗。应该说，这种评价有两个问题值得商榷。其一，是看这种学习和借鉴是否值得提倡。自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中国旧有的文化体系被否定和粉碎，重新建构，小说家们从西方文学中汲取营养，以现代口语为基础，形成了新的文化语言。三四十年代是这种语言的成长期，这时从旧的语言中汲取营养，是肯定为文化潮流所不容的。但即使在新的文学语言成熟的今天，张爱玲作品的语言风格依旧向人们提出这样一个问题，我们是否应当向旧的文学语言汲取营养？张爱玲的文学语言直接从古白话小说中汲取材料，形成自己独特的语言风格，晓畅、生动、传神，一如京剧中的西皮流水调，虽有做作的伊呀声，但一如流水般的宛转动人。作品中的有些词在当代语言中已经极少使用，如“匝、挫、浑头浑脑”，但不乏恰切妥贴之处。其二，在评价作家的同时，应该根据其特定的时代和条件，在作家创作的当时，新文学语言并未成熟。相对而言，作家的文学语言已经相当完美圆熟了。诚然作家作品中不乏直接照搬和套用古白话小说中的句子，使语言生硬造做，成为恶俗滥调。但就于整体而言，她的中短篇小说成就已有定论，从一个角度证明了学习和借鉴的成功。即使在文学语言成熟丰富的今天，张爱玲的文学语言依旧属于佼佼者，这给我们留下了思考和学习的课题。

穿梭时光，经历了一次洗礼。你像个老师，为我介绍一个个关于服装，舞蹈，画作的故事；你像个孩子，爱撒撒娇，童言无忌。更多的时候则把我当成知己，“夜深闻私语，月落如金盆”，你说美的东西不一定伟大，但伟大的东西总是美的，我静静地思索着，若有所悟。你喜欢悲壮，更喜欢苍凉，认为悲壮是一种完成，而苍凉则是一种启示，我回应似的笑了笑，也许是吧！

5.张爱玲作品《半生缘》简介 篇五

内容简介：

张爱玲的改写工作历时近一年半终于完成。新长篇先以《惘然记》为题连载于一九六七年二月至七月台北《皇冠》月刊。一九六九年三月，新长篇作为张爱玲作品系列第六种，由治湾皇冠出版社出版，书名确定为《半生缘》。《半生缘》对《十八春》的改写，凸现了张爱玲新的艺术构思，是张爱玲式“倾城之恋美学”的灿烂重现，虽与《十八春》同源共根，结出的却是不同的更为艳异的果实。

内容梗概：

几个平凡的众生男女，世钧曼桢叔惠翠芝，一群随处可见的都市年青人，把那一点点并不离奇的痴爱怨情，缠来绞去地在一张翻不出去的.网里演了那么多年，也就不年轻了。而同时翻天覆地的中国近代社会种种变事：九·一八、一二·八、抗战胜利、国民政府接管、上海解放、支持东北，只是作了他们的背景，隐隐约约给他们的故事刷上一笔**的底色。让读者荡气回肠为之嗟叹的，只是乱世里这几个男女的故事，一点点的痴，一缕缕的怨，脆弱的爱，捂住面孔的无奈。

《半生缘》把张爱玲那种精妙绝伦，回味无穷的语言表露无疑，就像一窗精巧细致的窗棂格纹，少了每一格都不成，只是放在眼里便透着美，但到底美在哪里却又一时道不明。洗尽铅华、略带感伤的笔调，正好用来缓缓叙述这一段漫长的不了情。曼桢与世均注定的情深缘浅，世均与翠芝两个不相爱的人结了婚。叔惠去了后方，翠芝对叔惠情深几许，却是“汉之广矣，谁可泳之?”曼桢怀着自杀般的心情嫁了祝鸿才，流年似水滔滔逝去，那些曾经刻骨铭心的爱，慢慢淡去;那些曾经撕心裂肺的痛，已然远去;而那些曾经摧肝裂胆的恨，也变得轻如飞絮。

作者简介：

6.浅谈张爱玲作品中的女性意识 篇六

摘 要:20世纪是中国文学中的女性意识不断觉醒的年代。张爱玲就是一位女性意识极强的作家,她的文学创作中就呈现出一种真正的女性化写作的风貌。张爱玲女性意识成因中的环境因素和心理因素,张爱玲文学创作中的女性意识。关键词:张爱玲;文学创作;女性意识

张爱玲在中国现代文坛里属于一位传奇式的女作家,她的小说创作为中国现代文学史留下了光辉绚丽的一页。张爱玲小说所迸发的文学才情,她那独特的写作视角,以及她与文**汐的暗合,都使得张爱玲倍受世人的关注。张爱玲是自“五四”以来最为优秀的女性主义作家之一。她脱离了五四时期丁玲、冰心等女作家的写作套路,另辟蹊径,以独特的女性视角观察和剖析宗法男权社会中女人的众生相及她们殊途同归的被压迫命运,体现了一位女作家非比寻常的洞察力和对女性生存状态的关怀。同时,她摆脱了五四以来对男女平等的神话描述,抛弃了那种南辕北辙的女权主义追求,转而在现实生活中寻找女性位置。她抛弃了五四时期男权中心的文化传统,自出机杼,创造出自我独特的语言表达。在张爱玲的小说创作中,作家流露出了强烈的女性意识。作家的这种女性意识并不同于冰心的博爱,也不同于丁玲的冷峻,它更强调一种否定精神,这种否定精神包括了作家对男性权威的否定,也包括了对女性生存状态的否定,它有非同一般的勇气和敢于直面人生的“自审”意识,因此,张爱玲的女性意识受到了许多读者和文学研究者的认同与赞扬。1张爱玲女性意识的成因分析 1.1环境因素

上海是张爱玲文学生命的起源地和写作场。正是因为上海所具有的远离主流文化的独特环境,促进了张爱玲女性意识的成长。张爱玲注定要以文学来证明自己,因为她除了发展自己的天才之外,别无生存的目标。也注定只有在上海才能成名,因为上海独特的文化环境成就了她的文学品格,是其文学的生长土壤,培育的温室,只是战争的爆发,使张爱玲的创作时间得以提前。上海作为最早的五大通商口岸之一,外国租界和非老城的华界演出了上海的全部现代史,上海文化的本质是中国城市结构向现代化的表征。市场竞争的现实造就了不拘泥、不保守等现代人品格。在文化事业方面,上海的文人自觉远离传统精英知识分子的忧患意识,出现了立足于凡人本位意识的海派文化。商业文明催生出一大批以卖文为生的文人。现代化通讯印刷事业的发达,培养了一个由市民组成的大众读者市场,世俗文化代替了以载道为目的的正统文学。海派知识分子自觉的坚持世俗立场,消解英雄圣人,以日常生活意识和都市市民哲学为其精神特征。可见,上海的文化氛围给张爱玲提供了抛弃浮华,冷静审视的外在环境。女性历史浮出地表的时机为她提供了写作的素材,商业文化中人性缺点的暴露为她提供关于人性劣根性研究的场所,在传统与现代交接的最前沿,人生存处境的尴尬微妙又被张爱玲敏感的心所捕获。1.2心理因素

张爱玲的童年生长环境,父母亲对其性格形成的影响,以及成年以后的际遇等等属于张爱玲自我的独特体验是形成她的女性意识的重要因素。她的身世、性格、际遇等等因素共同决定着其女性意识的特点。张爱玲有一位初具现代个性主义思想的母亲,因不堪丈夫的种种恶习而离家出走,以刚强维持着女人的尊严,这对张爱玲形成现代个人主义品格无疑具有很大影响。但由于生活方式、文化历史等原因,张爱玲的母亲并未参与抚养孩子的工作,而由一个年迈的女佣完成,这也是张爱玲缺少最基本的依赖感的心理根源。在尚未与母亲同住之前,对母亲生活方式的向往,对母亲独立个性的敬佩以及在父亲家里无爱的生活使张爱玲对母亲有一种“罗曼蒂克”的爱。后来与母亲同住,张爱玲心目中高贵美丽的母亲毁了女儿的自尊,毁了女儿对母亲近乎崇拜的爱,这使张爱玲无论何时何处,对人性始终抱一种怀疑态度,有一种清醒的冷静与冷漠。张爱玲的父亲是典型的封建遗少,挥霍祖产,坐吃山空,与妻子关系僵化,与姨太太打架,以及花天酒地,对子女缺少责任心,完全是一个不合格的父亲。也缺乏人最起码的自律意识,这使他不可能担当起为儿女榜样的角色。甚至因为女儿去亲生母亲那里住了几天,就对女儿丧失人性的毒打,将其关在地下室一年多,对女儿的生死置之不理。对于父亲,张爱玲看到了父亲生活的错位状态,除了完全看不起之外,与对母亲所代表的自由利落生活的向往相反,她对父亲的生存状态由衷地觉得可悲。这样的家庭使张爱玲从小生活在一个支离破碎,毫无爱心的环境里,父母本身的自私冷漠等缺点在促使张爱玲早熟的良心发现的同时,形成对丑恶人性冷静旁观和束之高阁的人生观之最初契机。加之性格内向,天资聪颖,使她以少年难得的老成和深刻,抛开亲情的纠缠,而利落的站在人性的高度,对长辈进行审视。2泯灭的母爱

张爱玲对女性的“自审”,有一个重要且极个性化的内容,即对“母亲”的自审。在传统文学创作中母爱涵义总是与圣洁、崇高、温柔、善良等等美好的字眼联系在一起。冰心及与之同时代的女作家群体几乎都是讴歌母爱的能手,在她们笔下,母亲被形容为一个安顿灵魂的温暖怀抱,躲避风雨的安全港湾。她们坚信,母爱才是真正的归宿。而张爱玲却将笔触深入到母亲隐秘的内心深处,用一种审视的眼光冷峻地注视着母亲的心灵痛苦和精神沦落,透视母亲心灵深处中那未被常人察觉的集体无意识的存在,一种心安理得的让权于男权社会而又不惜以葬送母爱为代价的存在。张爱玲的小说中有两类母亲形象,一类像《金锁记》中的曹七巧,《沉香屑·第一炉香》中的梁太太等,她们美丽、残暴而有着被压抑的情欲和疯狂的金钱欲与统治欲;另一类如《小艾》中的席五太太,《鸿鸾禧》中的娄太太,《花凋》中的郑太太等。她们没有鲜明清晰的面貌,原是一群活动在舞台背景深处的可有可无的角色,她们没有自己的思想行为,总是小心翼翼地讨好丈夫、孩子和旁人,随他们的思想滚动而滚动。

《金锁记》中的曹七巧,是一个封建大家庭中常见的女性,但她又非同一般。她已经褪去了“母亲”的伟大而神圣的光环。她既是父权社会的受害者,又是父权社会的合谋者,还是自身人性丑恶的直接表现者。她一生披着沉重的黄金枷锁,不仅压抑着自己的情欲,压抑着爱恋,又亲手扼杀了儿子长白和女儿长安的幸福,黄金是七巧一生的想望,也是她一生唯一指望能得到的东西。她向往健康美好的爱,却被自己的大哥卖断;在姜家,她也曾有过爱的挣扎,但一次是被自己的小叔子拒绝,因为她不是他棋盘上的棋子,一次是经历了漫长的煎熬,终于获得财产之后,拒绝了主动上门的小叔子的示爱,她要保住她唯一实在的东西———黄金。爱,在此时,已是多余而危险的东西,这次拒绝使七巧彻底失去了情爱的机会,变成了完全为金钱所奴役的疯狂女人。“张爱玲将在权力的绵密网络中抵抗着的女性日常的斗争以‘疯狂女人’的形象呈现,讲述了‘家族制度’的机制中,阶级、性别、世代的桥梁———母亲为什么、何时、怎样由被害者变为加害者,权力交替是如何完成的。”

从曹七巧这种残暴和冷酷的“母亲”身上我们可以看到,在父权社会中,即使女人有幸获得了经济大权,她们也已经被异化为男权中的一分子,成为“父权”的代言人。而她们这种对于“黄金”和“权力”的掌握,却是靠牺牲她们的青春,她们的幸福,她们做人的权力换来的。尽管她们穷极一生所得到的金钱和权力已经在手中了,但人性中至真、至善、至美的东西却已荡然无存。她们的眼中不再有美好的事物,唯有的是生存的残酷。她们只能拼命地保住这唯一自己还可以掌握的东西,至于关心与呵护儿女,给他们以温情与爱,则不在她们所考虑的范围之内。而另一方面,她们对自己失去的东西的追逝,却表现在对下一代的变本加厉的剥夺上。长期的压抑已经扭曲了做“母亲”的心,自己得不到的东西,别人哪怕是自己的儿女也休想得到。人的私欲在这里得到无限的膨胀,有道是“虎毒不食子”,可是她们连起码的动物性也丧失了。黄金、权力改变了她们的地位,但可悲的是连自己也改变了,变得自己不再是自己,“母亲”也不再是“母亲”。

张爱玲对文学传统中大量充塞的颂扬伟大母爱的作品抱有反感态度,称其为“滥调文章”。母亲也罢,其他人也罢,作为一个“人”,就逃不了人与人之间本质上的自私、虚伪、冷酷、软弱、自卑———这是张爱玲对人性的基本理解。她把亲子关系还原为普通的人与人的关系,从而对母性做出了极个性化的审视。3盲目的情爱

张爱玲在她的小说中对女性心理痼疾揭示最深、笔力最集中的是女性的“依赖性”,这在女性追求情爱的过程中表现得尤为突出。在她笔下,无论新派还是旧派女性,都摆脱不了对男性的依附心理,旧派女性没有女性自觉,心甘情愿成为男性世界中的附庸,婚姻是她们寻找依靠的唯一手段,也是最终的归宿。新派女性坦然接受现代的物质文明,谈西式恋爱,参加跳舞一类的社交活动,但仍然甘为男性世界中永远的奴隶,她们即便已经挣脱了封建旧家庭,但永远挣不脱以男性为生命支柱的思想意识。

张爱玲笔下的女性,大多数丧失了独自求生的能力,她们皆渴望有所依附,首先解决物质的生存困境。她们除了做“女结婚员”外,别无他长,张爱玲认为:“安稳是人的神性,也可以说是妇人性。”所谓求安稳,就是找一个可以依靠的男人,依托终身。最典型代表是《倾城之恋》里的白流苏。她的曲折而苍凉的恋爱过程,正是一场求安稳的爱情冒险,白流苏与丈夫离婚后住娘家,兄嫂骗取了她的所有积累后就排挤她。后来她与留学生范柳原恋爱,离沪到港,范柳原对她并没有真心,这使她既矛盾又痛苦。曾一气之下回到上海娘家,但排挤依旧,还加上流言和白眼,为了寻求自己的归宿,她只好又投入范柳原的怀抱,当情妇也在所不惜了。白流苏住在娘家,本来就是自己的家,但兄嫂的白眼使她呆不下去,这是她求安稳的社会外力。她的恋爱受了许多委屈,还冒着身败名裂的风险,然而她还是不由自主的往这条路上滑下去,好像有一股无形的力量在推动着她,而这股力量实质就是她对能够有所依附的婚姻的渴望,她必须去寻找男人对她的爱,才能立足于社会,满足她内心的渴求与虚荣,这是求安稳的内驱力。在那动荡的、人心叵测的世界里,她好像作了一个梦似的,她感到天地万物的一切全不可靠,靠得住的还是“睡在她身边的这个人。”

张爱玲在一篇文章中曾感叹:“电车上的女人使我悲怆。女人„„女人一辈子讲的是男人,念的是男人,怨的是男人,永远永远。”女性不仅在物质和生存上形成了依赖性,而且在更高层面的爱情领域也形成了以男性为中心的依赖性。男性的爱与不爱,是她们生命价值的核心。做一个男权社会认定的女人,这是张爱玲笔下的女人最好的归宿。“一个女人,再好些,得不到异性的爱,也就是得到不了同性的尊重,女人们就是这点贱。”白流苏苦苦奋斗的经历可以用四个字来概括,即“争取被爱”,她费尽心机,历经波折,终于胜利了,因而惹得女人们嫉妒和仇恨,倘若她失败了,她将遭到所有人特别是女人的歧视,张爱玲笔下的女人在婚恋中皆埋葬痴情,丧失浪漫,消灭幻想,冷静地争取一个有所依靠的现实。4沦丧的自爱

张爱玲作品中的女性是谈不上“自尊、自爱”的,不仅她们得不到社会的认可和尊重,沉重的是连她们自己根本不会意识到自己应该得到认可和尊重,作为母亲的女人,或者甘于成为“父权”的代言人,即便是有了经济大权后,仍惶惶不安,以极端冷酷的方式对待周围的亲人,以保住自己来之不易的金钱和权力;或者其思想行为完全被丈夫的思想行为所代替,丧失了女性主体意识,只是整个家庭的一个可有可无的影子,这种种行为其实都和女性与生俱来的自卑感息息相关。作为妻子的女人,将婚姻作为幸福的赌注,将男人当作生活和爱的依靠,把依附男人当作自然的思想和行为,这些也与女性与生俱来的自卑感密切相联的。自卑感是女性甘于被异化,被屈辱,自认弱小,产生依赖性的根本原因。

曹七巧表面看起来是个非常强悍的人,但实际上自卑感才是她内在的心理特质。以一个麻油店老板女儿的身份嫁到官宦人家做了“正头奶奶”,尽管嫁的是一个落泊世家的残废公子,但“百足之虫,死而不僵”的权势,以及封建时代根深蒂固的等级观念,仍让她逃脱不了出身低微的自卑。对姜家的人,她在泼辣的嘲骂,无忌惮的牢骚后面,隐藏着充满自卑的奉承与讨好,她和新奶奶亲热,和云泽小姐套近乎,讨了没趣还要赔笑脸。但这一切都没有用,一家人仍往她头上踩,连丫环也看不起她,卑贱的门第永远是她的耻辱。

她的种种行为都源自于她内心深刻的自卑感。她在权势的威压下感到自卑,产生不安全感,她只能寻找“金钱”作为依靠。为了克服这种自卑,寻找到安全,她牺牲了一生的幸福。外部力量和权势能压迫出人的渺小,人内在的物欲也能使人丧失自我,深感自卑。天真美丽的葛薇龙第一次踏进她香港姑妈梁太太的府第,绝没有想到要身着华服出人头地,她只是为了读书,是物欲使她丧失了自我,是自卑使她一步一步走进深渊。深宅幽院,阔太太的气度,丫环的骄横,挤压出了她心中的“穷”字,不由得她不自卑,也激起她对享乐生活的向往,姑妈为她张开了物欲的大网,壁橱里那“金翠辉煌”的衣服使葛薇龙飘飘荡荡,心旷神怡。她不是不懂姑妈的用心,但在强大的物质诱惑面前,道德是脆弱的,她自然地接受了物质的满足来驱逐内心的自卑。

张爱玲笔下的女性既有与生俱来的自卑感,又有来自于自身在强烈的物欲和贪欲下的渺小感,这就决定了她们不可能走上自尊、自爱、自强之路,她们只能依靠男人,依靠金钱,依靠权力去寻求中间的平衡,但恰恰相反,她们只能在自卑、自贱的泥塘中越陷越深,永远也改变不了卑微低贱的地位。

张爱玲在“母爱”、“情爱”和“自爱”等方面对女性意识进行了自审,与致力于揭示“国民性”弱点的鲁迅先生有着传承关系。张爱玲延承了鲁迅先生对“国民性”弱点尤其是女性自身弱点的批判传统。

女性若没有对其奴性心理、依赖性、自卑感等心理痼疾的自觉反叛,任何社会的解放也不能达到女性真正意义的解放,女性人格的独立,不仅需要经济的独立、社会的解放,更需要对千百年形成的女性意识的重建。“自信、自尊、自立、自强”应该是女性意识新的内涵。张爱玲在她的小说中展露女性的心理痼疾,借以表达她对女性主体意识所作的理解和阐述。同时在现实生活中,她也实践着自己标准,始终是自立自强,独立自主走向人生舞台,并且取得成功。时至今日,张爱玲对女权的观照和解构,对于我们今天建立正确和健全的女性意识,提供了很好的借鉴,也使我们认识到人类解放至今天,女性意识的重构与建立,仍然是一个需重视和亟待解决的问题。

参考文献

7.《张爱玲作品》读后感 篇七

1 相关理论与定义

1.1 译者主体性的内涵

根据查明建先生观点:“译者主体性是指作为翻译主体的译者在尊重翻译对象的前提下, 为实现翻译目的而在翻译活动中表现出来的主观能动性。其基本特征是翻译主体自觉的文化、人文品格以及文化和审美创造性。”译者主体性不仅体现在译者对原作的理解、阐释和语言转换等层面上的艺术再创造, 也体现在翻译的文本选择、翻译的文化目的、翻译策略以及译本序跋中对译作预期文化效应的操纵等方面。在文学翻译过程中译者至少需要表现出三种文学身份, 即读者、阐释者和作者 (文学再创造者) 。首先作为读者, 译者需要调动自己的情感和意志, 激活想象力审美力, 将作品“召唤结构”中的“未定点”、“空白点”具体化, 调整自己的“先结构”, 与作品达到“视异融合”, 从而实现文本意义的完整构建。作为阐释者, 译者需要发挥文学鉴赏能力和文学批评能力, 发掘作品的思想, 从审美意蕴分析作品的文学价值和社会意义。进人到语言转换阶段时, 译者主要集中于如何再现原作的思想信息、审美信息和语言风格特征;同时还需要调动作为读者和阐释者所获得的对作品的理解和审美感悟, 使之有机地融人到语言转换中。如果说对作品的解读与阐释是一般性的文学活动, 那么在语言转换中, 译者的文学创造性则最为突出。译者不仅要传达原作内容的基本信息, 而且还要传达原作的审美意蕴。在文学自译作品中, 译者扮演着译者与作者的双重身份, 在翻译过程中体现的译者主体性最为明显, 也是目前翻译研究界在译者主体性方面探讨最多的问题。

1.2 自译的定义

文学翻译不仅是跨文化的语言转换活动, 而且是一种艺术的再创造。文学翻译之所以可以作为一种创造性的活动, 根本原因是在翻译过程中译者主观能动性的投入。这就是文学翻译主体性问题的由来。译者的翻译无疑会或多或少偏离原著, 打上自己时代、历史、民族乃至译者个人风格的烙印。根据坡珀维科 (Popovic) 给出的定义, 自译是指“原作者用另一种语言对原作进行翻译”, “它不应当被看成是原作的变体, 而应是真正的翻译。柯勒 (Koller) 在区别自译与‘真’译时说, 因自译者对文本作出些许改变颇觉合理, 故其信度异于原文, 而普通译者一般不会。自译是译者使用创造性的手法让自己原来的意图得到延伸和传播, 让原语文化和译语文化交流对话, 从而使原作的生命在不同的时间和空间得以延续。自译, 还是原作者通过翻译介入对原文的一种重写, 是一种重构, 反映出译者内心世界一定程度上的思想变化。

这一重写和自译双重并举、缠绵运用的结果, 译者的主体意识在自译作品中得到明显体现。身为作家兼译家的张爱玲, 在其一生的文学创作和翻译过程中, 折射出译家在翻译过程中与作家的意识冲突, 突显了她一定程度上的创作情怀, 这尤以她的变译为突出特征。

1.3 变译的定义

变译, 是一种非常重要的翻译策略或翻译操作方法, 它指“译者根据特定条件下特定读者的特殊需求, 采用增、减、编、述、缩、并、改等变通手段摄取原作有关内容的翻译活动。”, 迄今为止, 共有11种变译方法, 即:摘译、编译、译述、缩译、综述、述评、译评、改译、阐译、译写和参译。因为变译的最终目的是充分有效地汲取原文有用的信息, 所以就要求译者对原文内容有选择性地、部分地翻译, 而不能像在全译中完全地、字对字地翻译。这就给译者提供了为了实现自己的翻译目的而适时适地地选择和采用适合的方法或变体的空间, 他的创造性和主体性比在全译中得以更大程度的释放, 自由度更高, 但也毫无疑问被例如原文、自身素质、社会因素, 更重要的, 被读者的特殊需求所制约。然而在现实中, 因为过于以自我为中心或是对读者的特殊需求的不确定, 一些变译译者滥用或误用变译方法, 他们的译作不但没有实现变译的目的, 反而还成了影响信息传播的障碍。

2 译者主体性在自译作品中的体现

译者的主体性意识在文学作品自译过程中尤其突出, 译者使用创造性的手法让自己原来的意图得到延伸和传播, 让原语文化和译语文化交流对话, 自译, 还是原作者通过翻译介入对原文的一种重写, 是一种重构, 反映出译者内心世界一定程度上的思想变化。本文通过张爱玲的自译作品《金锁记》的中英译本对比分析, 从其采取的翻译策略角度出发, 探讨张爱玲作为作者与译者的主体文化意识。

2.1 关于张爱玲

首先我们应了解一下张爱玲, 张爱玲 (1920年-1995年) , 生于上海, 原名张瑛。张爱玲对色彩、音符和文字都极为敏感, 在她的作品中有所体现;同时, 她的性格中聚集了一大堆矛盾。同时, 张爱玲是中国20世纪文学史上少有的可以自由纯熟地运用双语写作, 并在两种语境读者中均赢得一定声誉的作家之一在从事中、英文创作的同时, 张爱玲还从事翻译工作, 她的翻译作品大体可分为汉译外国文学名家名作, 自己汉英创作互译, 和改编三部分。她先后译有海明威《老人与海》、华盛顿·欧文《睡洞的故事》、劳林斯《鹿苑长春》、《美国诗选) ) (共译) 、《欧文小说选·无头骑士》、《美国文选》、《爱默生文选》、《睡谷的故事》 (共译) 等。而自己汉英创作互译的作品主要是指《秧歌》、《赤地之恋》、《五四遗事》、《怨女》这四部英文创作小说的汉译, 以及《金锁记》等中篇小说的英译。张爱玲在对待自己作品的翻译问题上, 坚持自译, 体现了她对其中英文水平的自信, 也是考虑到只有自己才能更为充分地体味其原作的韵味, 恰如其分地将它传达出来。

2.2 对比《金锁记》中英译本, 分析译者的主体意识

在对《金锁记》的翻译过程中, 张爱玲使用了多种翻译技巧, 以变译的翻译策略为主。现我将通过她采用的翻译策略来分析张爱玲作为译者的主体意识。

首先, 张爱玲对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都甚是了解, 在翻译的过程中她善于处理中西方文化差异, 在保护源语言文化的同时也尽力让目的语读者能读懂。在这种情况下她常使用了阐译和增译的方法进行翻译, 让目的语读者更能明白源语言文化。如:

1) 玳珍道:“当心你那水葱似的指甲, 养得这么长了, 断了怪可惜的!”“Be careful of those nails of yours, as slender as scallions.It would be a pity to break them when you've grown them so long, ”said Dai-zhen.

2) 酸梅汤沿着桌子一滴一滴朝下滴, 像迟迟的夜漏——一滴, 一滴....一更, 二更.....一年, 一百年。真长, 这寂寂的一刹那。Drop by drop, the sour plum juice trickled down the table, keeping time like a water clock at night-one drip, another drip-the first watch of the night, the second watch-one year, a hundred years.So long, this silent moment.

在以上的两个例子中, “水葱”和“夜漏”的英译中, 张采取了增译的翻译方法, 增加了“slender”来强调葱的特征, 说明指甲的修长, 让读者更容易理解。然而, “夜漏”是在中国才有的物品, 张就增加了“keep time”来描述夜漏, 让意思更加明了。这也反映了张为了维持和发扬中国文化的主体意识。

由于中西文化差异和语言特点的不同, 有时很难维持原文的特色, 即使是维持了, 译本在语言形式上也会很冗长或者很啰唆, 而且目标语读者也很难读懂译本。为避免这类情况的发生, 张常采取改译的方法, 使译本能传递原文本的意图, 这样既准确表达了原文的意思, 也使目标语读者能接受译本。如:

3) 小双抱着胳膊道:“麻油店的活招牌, 站惯了柜台, 见多识广的, 我们拿什么去比人家?”Little Shuang said, holding her own elbows, “Why, she was the big attraction at the seasame oil shop, standing at the counter, and dealing with all kinds of customers.What have we got to compare with her?”

原文本中“活招牌” (living shop sign) , 是对七巧的一个形象的暗喻, “活招牌”说明了七巧是吸引顾客到商店购物的原因。张爱玲在翻译过程中, 她并没有直接用中国式的比喻将其翻译为“living shop sign”, 而是在她的翻译文本中, 她对这个暗喻进行了改写, 增添了“活招牌”在此处的内在意义, 使读者更清晰地理解翻译文本, 也使文章读起来更顺更自然。

同时, 张爱玲在处理具有很浓的中国特色专用词时, 用了转译的翻译策略, 不仅使目标语读者能够明白其中的内涵, 也向他们传播了中国文化, 体现了张爱玲对中国文化的理解和对中西文化差异的深解, 同时体现了她作为翻译者的专业性。让我们举例说明:

4) 长馨想着送佛送到西天, 自己再热心些, 也没有资格出来向长安的母亲说话, 只得央及兰仙。Ch’ang-hsing thought she should finish her good deed but, however enthusiastic, she was not qualified to speak to Ch’ang-an’s mother.She had to beg Lan-hsien.

张爱玲翻译“送佛送到西天”的时候, 她没有直接译成“send Buddha to India”, 而是为了表达其中的内涵, 将其转移为“finish her good deed but, however enthusiastic”, 这与她平时翻译习语时所采用保留习语意象的策略不同, 因为这样翻译既可以让目标语读者了解中国文化, 也体现了张爱玲善于利用变译翻译策略。让我们再举例得知, 如:

5) 后来七巧认真得了病, 卧床不起, 越发鸡犬不宁。Later Ch’i一ch’iao got seriously ill and took to her bed and there was more fuss then ever.

第三, 翻译理论家纽马克认为惯用语的翻译是对源文本的信息再现, 但是又会对原文本的意思进行细微的改变。张爱玲在翻译的时候并没有全部采用这个方法, 而是采取译写的策略进行翻译。

6) 七巧道:“那还有个为什么?男人的心, 说声变, 就变了。他连三媒六聘的还不认帐, 何况那不三不四的歪辣货?......”“What’s so strange about that?Men’s hearts change faster than you can say change.He didn’t even acknowledge the one who came with the three matchmakers and six gifts, not to say the hussy that’s neither fish nor flesh...”

虽然英语习语不能与汉语源文本在语义上对等, 但是有时候在英译汉时, 为了使目标语读者更好地理解源语言文本的文化和意义, 译者会采用相对应的英语习语进行翻译。因此, 张爱玲在翻译《金锁记》过程中, 也采取了这种参译的翻译策略。以上的例句中对“不三不四”的翻译就凸显这种情况, 在汉语中, “不三不四”是用来描述那些“不礼貌的、不得体的”人, 然而, 英语中的“neither fish nor flesh”是“neither fish, flesh nor good red herring”的缩略版本, 意为“难以确定、难以分类或者模糊不清”。张爱玲在翻译“不三不四”时, 不是按词的字面意思翻译成“impolite”或者“brattish”而是根据它在文中的意义, 用英语中的对等词组进行翻译, 这样是目标语读者理解了文本的涵义, 也传达了与原文本一致的意义。张爱玲在翻译《金锁记》时, 不仅仅使用了以上的翻译策略, 同时, 为了更好地传播中国文化, 她在翻译一些中国历史人物时, 还采用了变译中阐译的方法, 例如:

7) 七巧道:“怎奈这丫头天生的是扶不起的阿斗, 限得我只嚷嚷:‘多咱我一闭眼去了’, 男婚女嫁, 听天由命罢!”“But this girl was bom an Ah-tou*that can’t be propped up.I get so angry I keep yelling:‘Oh, for the day that I shut my eyes and am gone!’--her marriage will then be in the hands of heaven and left to fate.” (*the inept heir of LiuPei, founder of the Shu Han kingdom during the Three Kingdoms period)

这其中“阿斗”是一个中国历史人物, 但是在此用来比喻没有上进心的人, 但对不了解中国历史的读者来说, 是很难理解其中的意思。因此, 张爱玲没有将阿斗直译为“A Dou”, 而是将其进行阐译, 这样让目的语读者了解中国历史文化, 也体现了张爱玲传播中国文化的主体意识。

3 结束语

总的来说, 张爱玲在翻译《金锁记》时, 运用了多种翻译策略, 以达到让目的语读者读懂中国文化的目的, 也体现了她传播中国文化的主体意识。毫无疑问, 她也是翻译《金锁记》理想译者, 因为没有人同时具备在美国从事十年英语翻译经历, 又如她一样能深刻理解文章的涵义和小说的人物。在翻译过程中, 自译活动对于译者和作者都是非常有意义的, 对于译者主体性在自译中的体现研究很有必要性, 这样译者的三重身份更能体现, 选择合适的翻译策略, 从而可以酌情创译, 也可以通过从其他领域借用或互文一些词语来使译文更加形象生动, 从而指导我们的翻译研究与实践。

摘要：近年来, 译者主体性的研究在国内外发展很快, 而将译者主体性运用在文学翻译时的翻译策略与自译作品结合研究的人并不多, 该文分析了译者主体性在文学自译作品中的体现——选用变译的翻译策略来分析探讨张爱玲在自译作品《金锁记》 (The Golden Cangue) 翻译中作为译者的主体性的体现。

关键词：文学,自译,《金锁记》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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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张爱玲作品》读后感 篇八

摘要：综观张爱玲的小说世界，我们发现其女性形象无不在物质生存与寻找女性自我中苦苦挣扎着。从张爱玲早期创作来看，女性自我意识明显占据主导地位。《霸王别姬》中虞姬自杀则是这一时期的典型。到了创作的高峰期，张爱玲深切体会到在男权社会里女性艰难的生存困境，也意识到在物质生存面前，女性自我的无力感。白流苏、曹七巧等都是这类女性。在张爱玲创作的后期，她冷静地审视和还原了以曼桢为代表的现代职业女性的生存境况和自我意识，在物质生存与自我中找到了相融点，同时也透出现代女性寻找自我归宿的希望之光。

关键词：张爱玲；女性形象；生存意识

Abstract： In Zhang Ailing’s novels, female images were existing in the material living

world and the hard self-struggles of the females.Obviously female self-consciousness was

In the leading position of her early works yuji got her killed was at that poit.when Zhang

Was most successful in her creation of novels, she deeply understood the hard living

Predicament of females in the men-dominant society and the meanwhile she realized the

Female feebleness in front of the materialism world.Bay Luis and ciao Quito were such

Females.In her later creations she calmly re-examined the female such as Man Zhen living

conditions and self-consciousness and restored them, and reached the common point of the

two themes, thus getting the light of the hope of finding the self-position of modern

females.Key words： Zhang Ailing；Female imagery；Existence conscious；

在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上，张爱玲是格外引人注目的。她以无尽苍凉的笔调对女性进行叛逆的书写，通过对一群徘徊在“死世界”边缘的女性的描写，深刻地揭露社会所存在的问题，以及当时女性生存的困境。她作品中的女性是可怜的、可恨的、可悲的。张爱玲也是是一位奇特的作家，她以细腻、冷峻的笔触抒写了一个个“真实”的故事。她在向我们展示其小说女性形象艰辛的生存状态的同时，也阐释了她在女性生存意识见解上的转变。

人们常常认为，张爱玲小说女性形象没有自我，她们的生存方式都极为卑劣。她们大多数不能在获得物质生存的同时主宰自我，而要通过依附男人，借助婚姻来摆脱生存的困境。无可否认，张爱玲小说女性的生存意识十分坚韧。“张爱玲的小说与散文已一再言明她的女性形象是现实狡猾的求生存者，而不是用来祭祀的生活牌位。”[1](p.13)然而，她们在与现实的较量中，往往会不自觉地丢失了女性自我意识。

综观张爱玲的小说世界，我们发现其女性形象无不在物质生存与寻找女性自我中苦苦挣扎着。从张爱玲早期创作来看，女性自我意识明显占据着主导地位。到了创作的高峰期，张爱玲深切体会到在男权社会里女性艰难的生存困境，也意识到在物质生存面前，女性自我意识的无力感。在张爱玲创作的后期，她冷静地审视和还原了现代职业女性的生存境况和自我意识，在物质生存与自我中找到了相融点，同时也透出女性寻找自我归宿的希望之光。从《霸王别姬》的虞姬，到《倾城之恋》的白流苏和《金锁记》的曹七巧，再到《十八春》的顾曼桢，这些女性形象的塑造，她们的选择，无不显露出张爱玲在女性生存意识见解上的转变。她告诉人们：在生存困境面前，什么是女性真正的归宿，女性又应如何寻找自我的归宿。

一、逃避生存的虚无

张爱玲的生命要素带有浓厚的虚无色彩，在梦幻的传奇与世俗的流言人生中，她常有一股寻找虚无的执著。从张爱玲16岁的少作《霸王别姬》中，我们可以捕捉到它浓厚的虚无意识。父母婚姻的不合，使少年的张爱玲生活在虚空的环境之中，思想蒙上一层苍凉的色彩。她同样害怕虚无，但虚无的环境却塑造了她坚韧的性格。在《霸王别姬》里，她坚守女人最基本的性别立场，还原的是凡俗的女性生存状态和细微的心理世界。她以独特的感受，透视了女性在这个男性世界中的从属地位，并对这种生存状态进行了无声的反抗。

在《霸王别姬》里，张爱玲改写了传统文学写滥了的英雄美人模式，变成太阳和月亮的象征模式。虞姬想，如果项王是那炽热的，喷出耀眼欲花火焰的太阳，那么她便是那承受着反射着他的光和力的月亮。当项王垓下突围前在帐中熟睡，虞姬深夜沉思时，怀疑她这样生存在世界上的目标究竟是什么，想到项王无论成功与否，她都仅仅是他高亢的英雄的呼啸的一个微弱的回声。在这里，作者赋予传统的女性虞姬以现代女性思想。这里思维和感知的主体不再是霸王而是虞姬，行为与话语的主体也是虞姬。虞姬作为一个被奴役的女人，对自己不独立的“为了项王而活着”并因为他的富贵而富贵的人生价值目标的反思和否定。很明显虞 姬不愿意继续成为男人的附属品，她要告别这个男权世界对她的奴役。

《霸王别姬》标志了女性主体虞姬的觉醒，她发现了自己存在的可怕真相：毫无意义和价值可言。对于女性的她来说，自我是一个荒诞的存在。她并不是为了自己而活在世上，而是以男人的“玩物”身份存在。这个身份对于女性自我意识已经苏醒的虞姬是难以接受的。她清楚自己面对的不只是一个末路英雄霸王，而是一个强大牢固的男权世界。即使她能够逃脱霸王的控制，她同样也会落入别的男性手上。在生存真相上经过了沉思之后，虞姬选择了自杀来给自己虚无的存在赋予一个同样是虚无的结局，即通过对绝望命运的反抗来显示自己作为生命个体的真实存在。为逃避生存虚无的虞姬，给女性自我安排了一个虚无的归宿。

显然，在张爱玲早期思想里，女性自我意识十分强烈。女性的生存理想也较高。富有自我意识的女性不再是为了活着而活着，而是想要活得有意义有价值。《霸王别姬》可以视为张爱玲小说女性寻找自我归宿的开端。虞姬清醒地意识到自己存在的虚无，她不愿意继续受男人的控制，所以她勇敢地选择了自杀，为自己而死。虞姬的自刎是悲壮的，也是神圣的，它破坏了传统文学中虞姬美丽温顺的形象，同时也是对男权社会的宣战。虞姬自我意识的觉醒，也充分说明了女性的命运根本在于对自我的认知程度和对自我的追求力度。

然而，在张爱玲的作品中，虞姬形象是一个特殊的女性典型，因为她后来创作的女性很少有如此清醒的自我意识(认识到个体生存的虚无)与这样极端的行动选择(自杀)。正如张爱玲自己所说：“极端病态与极端觉悟的人究竟不多。时代是这么沉重，不容那么容易就大彻大悟。”[2](p.389)

诚然，虞姬是清醒和勇敢的，她以结束生命，放弃生存的权利来反抗男性控制下女性虚无的生存状态。同时，虞姬也有一定程度上的懦弱。由于女性自我意识的苏醒，她在面对现实残酷的情况下，没有寻找逃脱的出路，而选择死亡来逃避生存的虚无。事实上，处在那样的时代背景，虞姬并不具有为她的生存与自我做出挽救的能力，除非她愿意继续屈从男权的控制。这就是张爱玲早期的女性自我意识与生存意识相冲突的体现。在张爱玲看来，寻找女性自我的归宿是以生存权利的放弃为代价的。因此，张爱玲赋予虞姬的自杀是坚决的，但也是富于浪漫色彩的。即使虞姬“大彻大悟”了，但还是对于虚无生存状态的逃避。由此可见，张爱玲早期的女性自我意识其实也是处于茫然状态的，觉醒后的女性个体在生存上找不到正确的出路。当然在现实生活中，现代女性已经意识到生存权利的珍贵，不会轻易去自杀。残酷的社会现实，使得众多现代女性在寻找自我归宿的征途上不知不觉地迷失了方向。她们奋不顾身地生存下去，却没有找到胜利后的自我归宿感。

二、反抗生存的困境

纵观张爱玲的一生，1943——1945年可以视为张爱玲创作的高峰期。这段时期，正是对现代女性生存境况作了细致的考察和深入的体会，她笔下的女性就具有行为的一致性，她们都把自身的物质生存作为至高目标。由于现实的制约，她们对于生存的要求，已不得不降低到基本的物质层面，即回归于一种原生态的生存方式，活着只能是为了活着，存在只是一种形式而已。她们为了生存，上演着一场场“没有名目的”的斗争。

长期以来，人们投注在张爱玲笔下的女性形象的情感基调虽有悲悯的成分，但 更多的却是抱有一种强烈的厌憎和嘲讽的态度。《倾城之恋》中的白流苏已被公认为情场上的赌徒；《金锁记》中的曹七巧早已成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带着黄金枷的性变态疯子。身为“一辈子讲的是男人，念的是男人，怨的是男人，永远永远”[3](p.373)的女性，她们生活在“已经在大破坏中，还有更大的破坏要来”[4](p.135)的**时代，她们作为传统意义上没有生存能力的个体，为了获得生存，不得不作出各种饱含苦痛的艰难努力。她们有的借助婚姻，有的依靠金钱，有的凭借肉体，手段不一样，但都在为人类最原始的愿望——物质生存而苦苦挣扎。张爱玲在描述这些女性生存状态的时候，指向都是一种基本和实在的物质生活。不管是婚姻还是金钱等，其实都只是她们获取必要的物质基础来维持生存的一种方式和手段。她们无不在与现实的残酷较量中，寻找着生存的基点。生计问题如此紧迫地摆在眼前，以至各种形式的爱对张氏笔下的女性而言都是一件可望而不可及的奢侈品，更不用说寻找自我的归宿了。张爱玲的这种实实在在的生存观有她自身真切的体会，更是她对生活于乱世的弃女及其生存状态的一种独特把握。

《倾城之恋》中的白流苏20岁时遭遇不幸婚姻，她的哥嫂们为了她手里的钱而支持她离婚并接纳了她。

七、八年之后，钱用完了，流苏也成了他们眼里多余的人。这就是流苏所面临的困境。恰巧白流苏的前夫死了，他们怂恿她回去为丈夫守寡，目的是为了继承那边所剩不多的一份家产。流苏不愿意丢下脸面回去守寡，哥嫂们便撕破了假面具，骂流苏是没有廉耻的满身晦气的女人。流苏面临着被驱逐出门的悲惨命运。流苏感到这个家不能住了，此时她是非走不可了，可是走去哪呢？她既未受过教育，手不能提，肩不能挑，很明显她无法养活自己。要想摆脱这种困境，对流苏来说，最好的途径就是婚姻。她凭着残存的青春和美貌，在见到别人给妹妹介绍的男朋友范柳原时，她抛开顾虑，去勾引范柳原。她用她的前途来做一场赌博。如果她输了，她声名扫地，如果赌赢了，她可以得到众人虎视耽耽的范柳原。她将婚姻当成了一项迫不得已的维持自身生存的职业。

其实，以婚姻维持生存，这是中国传统女性普遍的生存模式。它存在于中国现代文学史,最常见于20世纪20年代乡土小说中。这些女性很多被逼地成为了他者的牺牲品，她们有的为婆家挣钱，有的被丈夫典当，有的为哥哥换亲，都沦为了生存的悲剧者。只有流苏，一变畸形婚姻中的被动者为主动者，对她的生存困境进行了勇敢的反抗。然而，这其中的艰辛又有谁能体会呢？流苏在与范柳原的较量中受尽了委屈。在这场较量中，流苏完全丧失了作为女性的自尊。可是流苏曾一度还是没能逃出鲁迅所指出的那两条路，她的赌博失败了，她无家可归，只能无奈地成为了范柳原的情妇。如果不是香港之战爆发，流苏最好的结局也不过是作为范柳原长期的情妇。流苏费尽心机，终于赢得了一个受人尊敬羡慕的富翁太太的地位。收场是白流苏理想中的圆满，更多却是空荡荡的惆怅。她努力抓住了婚姻，在与现实的较量中她赢了，她赢得了物质生存的保障，却丢失了自我。她由此将沦为生存的精神空虚者。她的自我归宿不仅是范太太这个身份，也是在拥有女性自我前提上幸福的爱情和婚姻。然而，对于那个时代的女性来说，根本就没有自我可言。不是女性自我意识没有苏醒，而是经济地位无法独立。白流苏对生存困境的反抗表面上是胜利的，实质上却是从一个生存困境陷入另一个生存困境。

张爱玲小说里的女性大多数都在自以为是地与生存的困境较量着。她们不同于前文提到的虞姬，虞姬因无力于生存的虚无，找不到自我存在的目标和价值而选择自杀；她们则把物质生存摆在第一位，她们的生存意识里不允许她们退缩。她们认为单纯能够活着便是人生的一大使命。当然她们为了反抗苦难，就得抓住 另一些东西。往往她们在困境面前，抓住的无非是物质，却丢失了自我，她们由此而失落不已，自我无处皈依。现实生活的可怕和恐怖在张爱玲的小说中是一般人的意识难以负荷的。张爱玲小说中的女性惟有埋头于眼前的琐事，不断地与困境较量着，从而借助习惯的力量去忘记生命的恐怖，生存的苦难。在苦难面前要寻找自我的归宿，简直需要不可思议的坚强，还有代价。有些女性由此而导致了精神异化。

张爱玲清醒地意识到，男性和女性社会地位的不平等。西蒙·波伏娃说过：“女人始终没有真正作为封闭、独立的社会而存在，她们是人类社会无法分割的一部分，这一群体由男人支配，在社会中位于附属地位。”[5]](p.231)为了获得物质生存，女人要依赖男人，女人追逐婚姻，是想通过婚姻取得一种经济上的保障。可是，婚姻也不能给女性提供安全的保险。事实上通过婚姻获得物质的丰裕也并没有给女性带来寻找自我归宿的转机。继《倾城之恋》后，张爱玲进一步以她的代表作《金锁记》瓦解了女性寻找自我归宿的童话。夏志清先生曾说：“《金锁记》是中国从古以来最伟大的中篇小说。”[6](p.343)傅雷先生认为《金锁记》是“我们文坛最美的收获之一”[7](p.18)，是张爱玲“截止目前为止的最完美之作”[7](p.18)。《金锁记》之所以震惊文坛，是因为张爱玲成功地塑造了曹七巧这一具有典型意义的人物形象。曹七巧在与残忍的生存困境的较量中失去自我，从而导致她人性的扭曲。

出生于开麻油店家庭的七巧，被为了金钱昧着良心的兄嫂不顾她的死活卖给了害痨病的姜家二爷做妻子。名为嫁，实为卖。自从她踏进姜公馆的那天起，她的生存环境便面临着极大的威胁。七巧始终被孤立着，在冷漠的姜公馆，上至姜老太太，下至身边的丫头，都没有一个人同情她，反而轻视她，嘲讽她。她不得不忍受着这些不堪的境况，对于生存的卑微，她勇敢地进行挑战。为了最终成为自我无论是经济上还是精神上的主宰者，她忍受了超乎常人所能想象的辛酸。五年来，她始终衣不解带地服侍不能动弹的丈夫，未有半点差池。她渴望得到大家的同情和认可，以便在姜家找到她的立足点。她一直都以一种较量的姿态来获得她生存的理由。她多么渴望得到季泽的情爱，然而，季泽对她的挑逗和拒绝更加坚定了她挑战不公平现实的决心。在阴森森的姜公馆，她除了姜二奶奶这个名分外，一无所有。在她丈夫死后，她不得不费尽手段来争夺家产。我们来看分家时七巧借以撒泼的那一段话：“我们须比不得大哥大嫂——我们死掉的那个若是有能耐出去做两任官，手头活便些，我也乐得放大方些，哪怕把从前的旧帐一笔勾销呢？可怜我们那一个病病哼哼一辈子，何尝有过一文半文进帐，丢下我们孤儿寡妇，就指着这两个死钱过活。我是个没脚蟹，长白还不满十四岁，往后苦日子有得过呢！”[8](p.56)

曹七巧一语道破了内中实情。从这以后，无奈的七巧带着她一双“纸糊般的小儿女”独自承担起生活的担子。日子漫长得似乎永无尽头，而钱就这么固定的一些，正是这种无所倚仗的恐惧使七巧一下子就抓住了黄金。这是她生存的根本，也是她在世上的唯一倚靠。她以为自己终于独立了，终于成为了自我的主人，开始新的生活。却没想到情感的冲击又一次使她堕入生活的深渊。

在七巧的世界里，她是那么的孤单，她需要的不仅仅是黄金，还有爱，特别是男人的爱。在七巧身为病鬼二爷的妻子的岁月里，她就曾渴望过一丝爱的亮光。在分家以前，七巧还用不着为生存操心，所以她还有那份活力和心思去引诱小叔子季泽，但没有得到季泽的认同。10年后，当季泽无缘无故找上门来，向她表白的时候，“七巧低着头，沐浴在光辉里，细细的音乐，细细的喜悦„„当初她 为什么嫁到姜家来?为了钱么?不是的，为了要遇见季泽，为了命中注定她要和季泽相爱。”[8](p.59)但寡妇的机警使她马上想到了自己赖以生存的钱。然而，她并没立即发作，只用了女性的小聪明拐弯抹角来试探季泽。一经证实，她大失所望，对爱情原本存有的幻想瞬间破灭。

在爱情与金钱的较量中，七巧紧紧地抓住了钱，抓住了生存的最基本。此后，“七巧与现实失去了接触，虽然一样的使性子，打丫头，换厨子，总有些失魂落魄的。”[8](p.62)往后，七巧便沿着虐待他人的恶性轨迹一步步地往下滑，一直滑到精神异化的最底层。七巧是可悲的，在她拥有了自己的生存世界之后，她的自我却无法找到归宿。在七巧的意识里，爱是虚假的，只有沉默的黄金最忠实。人们习惯于认为七巧是用黄金锁住了爱情，结果最终锁住了她自己。其实是长期的委屈使她意识到黄金的重要性，是季泽披着爱的外衣来谋取她的黄金使她更紧地抓住了黄金，同时也封闭了自己。在她的生命中，生存被摆在第一位，她十分痛惜生存所需依仗的金钱。至于爱，不管是肉体的还是精神的都是那么的遥远，它被赤裸裸的物质利益远远地隔离了，没有触摸的可能。拥有黄金后的七巧一步步地沦为“疯子”，亲手把自己儿女的幸福给扼杀了。因此，借助婚姻所获得的物质生存并没有给女性寻找自我带来希望之光。

无论是流苏，还是七巧，她们都一度是胜利的。至少她们都用尽所有的力气与现实进行了精彩的较量，在困境中把生存进行到底。她们无奈地为了物质生存而放弃自我的归宿，女性自我意识无不在隐退之中。她们都赢了，但她们没有找到真正的归宿，自我存在的迷惑使她们的结局同样是惘然的。

三、寻找自我的归宿

在《连环套》之后，张爱玲小说的格调开始走向些许温暖，她的作品呈现出一丝光亮。自食其力的阿小始终保持了女性在东家和丈夫面前的自尊与独立意识。她的精明，她的哀愁，都是围绕着她自己在这个世界上的生存而发，而不再是为了某个男人。家茵，她对学生的关怀爱护，对父亲的忍耐，都体现她作为一个知识女性的内涵。她与宗豫之间相互尊重和依恋，并在得知宗豫家有病妻之后毅然离去，自谋生路。她们都有不幸的一面，她们都曾为了生存而苦苦挣扎着。但她们不再为了生存而失去自我。自我价值，自我主宰意识在她们身上得到了很好的体现。

然而，寻找女性自我的归宿并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其中的艰辛只有历经挣扎的女性才能体会到。作于1950--1951年的《十八春》，是张爱玲小说一个分外引人注目的存在。它的出现，淋漓尽致地展示了现代女性寻找自我归宿的苦苦挣扎的历程和最后的解脱。挣扎在生存边缘的女性自我意识，标志着张爱玲对女性生存意识的成熟见解。我们来解读一下，在顾曼桢身上，如何体现现代女性在物质生存与自我中找到了相融点。

《十八春》中的顾曼桢是一位现代职业女性，她出身于上海普通市民阶层，家境贫寒，她的姐姐曾以做舞女来养活全家。自食其力的顾曼桢比别人多了一层不幸：姐姐顾曼璐的舞女身份。这特殊身份给全家人造成了无形重压，对于直接受惠于这种特殊家庭收入的曼桢而言尤其沉重。这团阴影在曼桢心头久居不散。无论在工作时，还是在日常生活中，笼罩在这团阴影下的曼桢都非常敏感，自尊又自卑。小说几次写出她对于家庭身世的不愿触及，她素朴的装束，都映现了她 内心深处的苦恼。这使得她在寻找自我归宿的道路上更加艰辛。按常理，曼桢有一份固定的职业，即使家庭负担大，也不会对她的生存造成威胁。作为一位现代职业女性，她的女性自我是十分重要的。她懂得时时保护自我的尊严和空间，女性自我被放在了她人生的第一位。曼桢与世钧在相处中，彼此产生了爱慕。正当他们准备订婚之际，由于被各自的家庭其他成员所影响，加之他们之间的一些误会，他们的婚姻之梦破灭了。其实他们的婚姻之梦之所以破灭，最关键的原因在于以世钧家庭为代表的传统男权社会的压力和曼桢独立的女性自我意识。对于现代职业女性而言，婚姻对她们来说，已不再是摆脱物质贫乏，带来人生转机的唯一手段了。曼桢没有把婚姻看成是自己唯一的归宿，她对婚姻的态度更多已趋向理想化，她在自我的精神层面要求更高。物质生存与自我的冲突在现代职业女性身上已不是很明显。这个冲突已转向女性自身与无形的传统男权社会的精神斗争。

曼桢作为一位善良的富有责任感的现代职业女性，她渴望幸福，渴望与世钧建构一个幸福的家庭，这便是她所要寻找的女性自我的归宿。可是这个寻找的过程又是如何的艰辛呢？曼桢过于强烈的自我对家庭的责任感无形中也是阻碍他们婚姻进程的一个重要因素。我们从曼桢与世钧在谈及结婚事宜时便可得知曼桢的想法，也可以窥视到作者在曼桢身上所倾泻的沉重感。曼桢道：“还是等等再说吧。现在我家里人也需要我。”世钧皱着眉毛说：“你的家累实在太重了，我简直看不过去。譬如说了婚以后，两个人总比一个人有办法些。” 曼桢笑道：“我正是怕这个。我不愿意把你也拖进去。”世钧道：“为什么呢？” 曼桢道：“你的事业才正开始，负担一个家庭已经够麻烦了，再要负担两个家庭，那简直是把你的前途毁了。” 世钧望着她微笑着，道：“我知道你这都是为了我的好，不过„„我不知道为什么，有一点恨你。”[9]（pp.125-126）

其实曼桢是非常想和世钧结婚的，毕竟他们深深相爱。但是她不想因自己而拖累世钧在事业上的发展。这就足以说明曼桢的自我独立性很强，她并不想把婚姻当成救星。由此也可见现代职业女性在自我意识定位上得到了提升。然而，正是由于女性自我意识的过于强烈，才导致现代职业女性在寻找自我归宿征途上的步履维艰。

对于曼桢这样的现代职业女性来说，她有了一定经济地位的独立。她并不想为了缓解自身的家庭压力而去抓住一个男人，尽管这个男人是她深爱的，她更不愿意成为他的拖累。确切地说，她的这种想法全是出于对他者的体谅而发的。家庭的困窘，使曼桢来不及去考虑自身的归宿。然而，即使曼桢愿意嫁给世钧，世钧的家庭也不可能接受她。世钧父母（甚至世钧自己）对于曼桢身世的猜测、怀疑，甚至不信任，都表明了传统男权社会强加给女性的枷锁是十分沉重的。这从世钧父母对曼桢的态度上便可得知。曼桢对此是十分不满的，她肯定不会为了要嫁给世钧而接受他提出的否认与她姐姐的关系。一来是因为她觉得姐姐为家庭付出了太多，她不能这样对待姐姐。二来是她想以平等的身份嫁给世钧，她更不愿意屈就。正如曼桢所说：“我几时看不起他了，是你看不起人！我觉得我姐姐没有什么见不得人的地方，她没有错，是这个不合理的社会逼得她这样的。要说不道德，我不知道嫖客跟妓女谁更不道德！”[9](p.243)这是曼桢公然对以世钧的父亲为代表的男权社会的控诉和反抗。她的这种女性自我立场的坚定性使得她在寻找自我的归宿上更加艰辛。

曼桢是不幸的，她的不幸并不在于她的女性自我意识过于高昂，而是在于她没有足够的勇气来挣脱传统的女性思维模式对她的控制。从而使她曾一度地失去 了自我，向生活妥协，向责任低头。当然，是曼璐成功地设置的圈套，毁灭了世钧和曼桢本为幸福的情缘，但最终决定曼桢生活之路的仍是她传统的女性思维方式。被祝鸿才强奸后，她感觉到自己已经没有勇气面对世钧，因为自己已经不贞洁了。还有因为舍不得儿子，她又回到祝鸿才的家，过着一种不堪的生活。这种生活状态本不是曼桢所想要的，但她骨子里的母爱逼她走上了这条路。可以说从一开始到这一阶段，她都没有为自己活过。她只是为了责任而活。至于那些涉及自身的幸福更是遥不可及。这样丢失自我的选择，对于女性自我意识较为强烈的现代职业女性来说，是十分残忍的。

显然，作为经济已独立的现代职业女性，曼桢可以放弃对男人的依赖，她可以自己养活自己，她也完全有能力逃离祝鸿才的恐怖世界，但她还是陷入其中。这是曼桢的无奈与悲哀，也是那个特定时代的职业女性所面临的一大难题。这些职业女性，肯定要经过一翻挣扎，才能重新找回被遗忘的自我。值得庆幸的是，曼桢最终从祝鸿才的世界里脱离出来，她勇敢地与祝鸿才离婚，找回了自我的生存价值，拥有了自我的生活。曼桢的挣扎，淋漓尽致地展示了现代职业女性寻找自我归宿的艰辛历程。曼桢是坚强的，她的生存布满困境，她惟有穿过困境，来仰望自我主宰的一片晴空。她历经爱与恨的煎熬，经过生与死的选择，最后她勇敢地生存着。曼桢最终的选择，显示了她在物质生存与自我中找到了相融点。她的选择同时也告诉了我们，现代女性要想得到真正属于自己的幸福，就不能放弃对自我的追求。曼桢的结局，可以视为现代女性寻找自我归宿的曙光。

结语

从《霸王别姬》的虞姬，到《倾城之恋》的白流苏和《金锁记》中的曹七巧，再到《十八春》的顾曼桢，这些女性形象塑造的传递，我们可以看到张爱玲在女性生存意识见解上的转变。是自我归宿重要还是物质生存重要呢？张爱玲以《霸王别姬》回答了人们：女性自我比物质生存更加重要。在张爱玲创作的高峰期，她又以《倾城之恋》、《金锁记》等作品告诉我们：相对于那个时代的女性自我来说，物质生存更为重要。惟有活着，才有寻找自我归宿的可能。到张爱玲的《十八春》，可以说是作者成熟见解的凝聚。通过曼桢的挣扎，我们明白了其实女性自我归宿是生存中一个十分重要的部分，它是女人活着的精神支点。相对于物质生存来说，女人的自我归宿更为关键。如今，很多职业女性已经不再会受物质生存所迫了，即使是窘困，但己不至于为了物质生存而放弃对自我幸福的追求。当然在这个物欲横流的社会，一些职业女性已很难抵挡物欲的诱惑，进而沦为物欲的玩物。她们不是没有寻找自我幸福的条件，而是主动地淡化了追求女性自我归宿的意识。这是十分可悲的现象，也可以说是当今女性面临的一个新的难题。当许多女性迷失于物欲的魔力时，不妨读读张爱玲的小说，或许会得到一些启示吧。

在张爱玲的思想里，死是容易的，生却是很艰难。单纯活着便是一件不简单的事情。这就是张爱玲的生存观。但她更要求精神上的自由和独立，强调自我归宿感的重要性。早期的张爱玲为了宣告走出男权控制的体系，而让虞姬自杀。从这以后，她已跳出了这个价值以外，以一种更冷静、更客观的态度，深切地看到男性价值系统对整个社会的渗透，以至对女性自身的渗透。

张爱玲在对女性形象生存境遇的叙写中，十分赞赏她们在苦难中坚强活下来的那股勇气和力量。白流苏面对家人的“驱逐”，她没有想到死；七巧在阴森森 的姜公馆受尽冷眼，她也不愿意放弃生存；曼祯经历了难以忍受的屈辱后，却依然笑看人间。生命便是受难，能顽强地挑战这种苦难，并从中找到自身存在的意义，这就是生存价值之表现。米兰·昆德拉说过：“最沉重的负担同时也是一种生活最为充实的象征，负担越沉，我们的生活也就越贴近大地，越趋近真切和实在。” [10](p.3)张爱玲也强调人生应该负重，她告诉我们应该勇于面对生活的沉重，同时也要勇于寻找真正的自我，守护自我精神家园的安宁。张爱玲以她沉思的笔调，证明了她在女性生存意识见解上的不平凡。

参考文献：